国家经济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1 17:19:26

国家经济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跨国公司对我国的垄断趋势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1．跨国公司对我国各行业垄断情况。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占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美国柯达占感光材料市场至少50％的份额，法国米其林占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此外，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上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如果外资并购造成垄断，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制约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

2．跨国公司的垄断趋势直接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跨国公司的垄断有可能获取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宜对外披露的重要行业信息，增加了国家的潜在风险。如IBM目前已垄断我国银行业大型机市场。作为中国关键经济领域之一的银行业仅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关键产品，又几乎仅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关键产品的服务，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十分罕见的。IBM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垄断，客观上使我国金融运行存在较高的安全隐患。因为，当国家间战略出现冲突时，IBM肯定要服从美国国家战略。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IBM曾一度撤回其全部专家，中断对我国银行业IBM大型机的服务。

3．与跨国并购关联的法律漏洞多，监控机制失灵。当前，我国对跨国并购还只是针对个案，通过行政法规、政策来调控，以防止无法可依而导致的失控局面。有鉴于此，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反垄断作为对外资并购管制的首要任务，并将其确立为外资并购立法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反对垄断、保护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内在要求，在构建我国法律体系时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把反垄断原则确立为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以合理规制外资垄断国内市场，从而促进有效竞争，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二、跨国并购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在跨国并购过程中会产生潜在的市场份额扩大、市场集中程度增加的可能性，造成对一国市场的垄断，解决途径在于由政府来控制跨国并购行为，防止国内市场垄断。政府干预跨国并购也是基于理论。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并购管制作为促进政治、经济独立的手段。

跨国并购的兴起是要素市场，特别是知识市场国际不完全性的市场。跨国并购通过克服这种不完全性，促进了国际专业化分工。可见，跨国并购和国际贸易一样，使国际比较利益得到了有效利用，改善了世界福利。但也应看到，跨国并购的某些行为并不能提高效率，尤其是所形成的垄断或寡头市场结构可能引发限制性的商业活动，并助长低效率，而跨国公司却赚得并非出自高效率的超额垄断利润。

美国管制政策和立法的变化是与美国管制理论的变化分不开的。以博克、德姆塞兹、波斯纳等为代表人物的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该学派不承认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从而特别反对政府对企业合并进行规模上的干预，认为反垄断法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经济效益，因此，对企业合并的分析重点应从市场结构转向经济效益，并以经济效益作为评价和是否干预企业合并的依据。此外，一些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美国青年学者也提出了“新贸易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政府应当在资金、技术上帮助本国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如果这种帮助能够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地位，就会给本国带来更大的利益；政府还应当通过各种办法防止外国竞争挤占本国国内市场。如今，效率分析在反垄断审查中的势力已大于结构分析。

三、美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经验做法

在美国，由于并购法律体系并未对外国人和美国人进行区别对待，而且美国没有独立的外国投资法律体系，因此，对跨国公司并购进行直接管制的法律、法规并不存在，美国的并购法律体系适用于任何企业并购。

（一）美国调整并购的法律体系与执行机构

1．联邦反托拉斯法。美国是最早对公司并购进行法律管制的国家，其反托拉斯法以“有效需求论”为基础，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反对垄断，保护消费者利益。其法律体系主要包括1890年的谢尔曼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及在这之后颁布的若干修正案。

2．联邦证券法。由《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和《1968年威廉斯法》三部法规构成。《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决定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实施证券法案，管理证券交易，监管市场。而《1968年威廉斯法》正是有关并购的联邦证券法的核心，该法对通过证券交易所逐步收购和通告发出收购要约一次性收购作了规定。

3．州一级的并购法律。州并购法律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敌意并购进行限制或惩罚，主要表现在对目标公司的反并购行为予以法律上的承认或支持；规定对敌意并购行为进行惩罚；或者干脆直接通过立法防止敌意并购行为。在执法过程中，普遍的倾向是对外国并购公司施以更加严厉的限制。

4．政府颁布的并购准则。美国司法部为了便于执行反托拉斯法，每隔若干年就颁布一次兼并准则，用于衡量什么样的并购可以被批准，什么样的并购得不到批准。

在美国，执行并购法律的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以及各州的有关部门。

（二）对跨国并购的特殊限制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除了在一些特殊领域，如国防工业、金融、保险、通讯、广播、交通运输等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外，在其他领域，外资进出是自由的。

1．国家安全。外国公司欲并购的美国公司如果涉及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该项并购将受到特殊的审查，执行审查任务的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认为该项并购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就此并购提请总统审查，而总统有权根据“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禁止任何外国人对从事州际商务的美国企业实行吞并、取得或接管。美国国会甚至至今还试图使该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经济安全”领域。

2．航空。外国公司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收购不得超过25％的股份，航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美国籍的董事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二。

3．海运。外国个人、公司或政府在该美国船公司的股份不得超过25％，否则就取消沿海、内河航运权。未经联邦运输部长的批准将在美国注册的船舶出售给外国公司，属于违法行为。

另外，对通讯、金融、原子能等行业也有限制。

美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主要特点是：外松内紧，表松里紧。在宽松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跨国并购的具体实施远比想象的复杂，特别是并购管制中的一些技术问题。

四、西方国家跨国并购管制的经验做法对我国的启示

1．加紧制定以《反垄断法》为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并购与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宪法”，我国可以在反垄断法里规定对外资并购的控制制度，以克服跨国并购的负面影响。通过《反垄断法》规制跨国公司的活动，既能做到遵守WTO规则，又能维护国家利益；既能充分吸引外资，又能控制跨国公司的负面影响，这是当前条件下我国的理性选择。

2．设立跨国并购审批机构。完善的中国并购审查法律体系有助于克服跨国并购可能带来的遏制民族工业、垄断国内市场等负面效应。对认定跨国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国应设立专门的国家并购审批机构进行审查。允许民间行业协会参加，充分吸收市场经验。

3．通过立法确立外资并购待遇标准。我国赋予外资国民待遇的同时，也有必要出台以下限制措施。（1）行业限制。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国防、新闻等部门，必须严格限制或禁止外资以并购的方式进入。（2）目标企业限制。在行业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或者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重点保护的传统技术的企业，应当严格限制外资兼并收购，或者规定较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标准。（3）并购规模的限制。对于交易金额达到相当规模的外资并购项目，应当予以限制。（4）支付方式与支付时间的限制。外资并购一般应由作为并购方的外国投资者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而且应当在并购生效时即支付全部价款。

4．应立法规范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在外资并购的审批范围上，除了对“购买”股权或资产的外资并购方式进行审批外，也应将非按现有持股比例的股份认购、股份消除、认购配股及转配股等致使外商取得企业一定控制权的行业的外资并购纳入审批范围。外资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还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审批，并应遵守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5．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功能在于及时反映国家经济的异兆，适时采取措施，将显性或隐性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确定一个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监测、预测并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形势；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我国防范和应对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

6．合理确定股权定价，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目前最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是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的收购。由于可供参照的价格少，转让的透明度又相对较低，因此可能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由于我国评估业在无形资产评估方面的技术、能力与国际上的差距，国有资产中无形资产的流失可能会相当严重。因此，如何确保评估的科学性、合理性，建立完善、全面的股权市场，是一个重大课题。

7．要建立服务型理性政府。应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提供服务的原则，加快建立健全企业“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从投资审批和管制为主逐步过渡到投资保护、投资指导、投资监管及提供服务为主。政府应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外交渠道，完善对外经济合作业务信息系统，为企业提供搜集投资环境、国别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服务，实现资源共享。积极参与国际多、双边投资框架谈判和区域经济合作，深入研究不同区域经济组织的特点，并利用外交手段促进和保护境外投资，为企业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便利。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走出去”没有监管不行，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参考文献：

［1］胡景岩，王晓红．跨国公司发展与战略竞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1－231．

［2］王晓晔．竞争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382－383．

［3］史建三．跨国并购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185－186．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场。这些金融市场、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4.东南亚国家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均能有针对性地、比较及时果断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应对。它们在第一次经济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应对，先取得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稳定，然后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形势下及时地采取放宽财政金融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敢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与条件，对外资投资流动采取管制的严厉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势稳定的改革经验尤为值得重视。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针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一起因，采取了扩大内需、调整出口市场、加速亚太地区区域内和东盟地区区域内经济合作步伐等政策应对，从而在2002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取得了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2.3%回升到3.6%的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应对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决策财富。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振兴会白皮书：投资篇》，东京，日本贸易振兴会，1997～2002年。

(2)日本经济企划厅：《东亚经济》，东京，日本经济企划厅，1997～2002年。

(3)ASIANDEVELOPMENTBANK,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03,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计有：泰国的以盘谷银行的陈弼臣、泰华农民银行的伍班超、大城银行的李木川、京华银行的郑午楼等四大金融集团为中心的11家华资银行，其分支机构超过了1000家，是实力最强的海外华人金融集团。印度尼西亚林绍良的沙林集团和李文正的力宝集团所合办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资本4130亿盾;李文明、李文光的泛印集团，拥有资本3279亿盾。新加坡以郭芳枫、郭令灿的丰隆集团和李成义集团为代表的13家华人银行，其国外分行达84个，其中李成义集团的华侨银行资产额达28.4亿美元。菲律宾的13家华资银行，其分行超过300家，资产总额为49238百万比索。以及马来西亚的李光前、李成伟的南益集团，黄庆昌的大华银行集团等等。

据估计，目前仅东盟五国(不包括文莱)中华人银行及其他金融公司的资产数约为500亿美元，其中陈弼臣、林绍良、李成义、郭芳枫，郭令灿等金融集团的资产数都超过10亿美元。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的实力由此可见。一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的形成大都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东南亚地区的原住民普遍轻视商品流通领域的经济活动，从事这类经济活动的角色一般都是华侨。他们活动于东南亚地区的城乡之间，在长期的商业经济活动中积累了资本，其中有一部分转化为金融资本，以为华商提供融通资金，适应日益扩大的经济活动的需要。

二战后，殖民主义经济在东南亚崩溃，刚获得独立的东南亚各国由于资本贫乏，不得不借助已经成长起来的华人金融资本来发展民族经济，东南亚各国的华人金融资本因此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的形成和发展(1)过程中，有些华人金融集团通过与当地民族金融资本或外国金融资本相结合、与当地上层人物相结合的方式，使资本得到稳定的增长和积聚，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大金融集团。如印度尼西亚林绍良的沙林集团就是因与印尼政府首脑苏哈托家族结合而发展的。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也因与马来人的国家资本及政治家有密切联系方形成今天局面。在泰国，华人金融集团与王室、政界关系密切，是其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集团的要员出任政界，从政界引退后，又重返金融任要职，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东南亚各国华人金融集团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尽管情况不尽一致，但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

(一)东南亚华人金融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正常积累主要来自当地，而且主要用于当地进行扩大再投资。因此无论就其长期历史形成过程或就其内容实质来分析，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都是东南亚民族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国家甚至是主体组成部分。

(二)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在政治上普遍依存于当地的军人、王室及政府，凭借与各国国家资本的结合，在服从并服务于该地区民族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在该地区连续不断的排华反华浪潮中，这些华人金融集团不但依旧能生存，而且发展得相当迅速。

(三)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多数与欧美日等外资有密切关系，得到外国资本扶持，与外国银行合资设立跨国金融公司，结成资金网络，经营国际金融业务。并收买海外金融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范围扩及欧亚美，在世界金融巨子之列中享有一定的国际地位。

(四)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大多具有浓厚的传统的家族、宗族、帮派色彩，但经营方式有所改进。金融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分开，采取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组织起股份有限公司，请专家管理，自动化程度较高，活力很强。三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资金雄厚，业务广泛，拥有一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为世人所注目，是东南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这么说，战后东南亚各国经济建设的每一个成就几乎都同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相对原住民的私营民族金融资本而言，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要强大一些，或者说强大得多。如泰国以盘谷银行为首的6家华资商业银行1982年总资产额为2092亿铢，约占当年泰国商业银行总资产额(3280亿铢)的63%。印尼80年代时华人资本与原住民私营民族资本之比为2.5：l。

可见在东南亚的金融领域中，华人金融集团占有一定优势，而且是明显的优势。但是从整个东南亚金融经济来看，华人金融集团并没有取得支配地位。

也就是说.作为东南亚民族金融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华人金融集团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该地区金融的主宰者和支配者。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根据1981年对全国最主要的70家银行的统计，总资产为12万亿盾，其中国营银行占85%，外国银行占6.5%，私营银行占8.5%。华人银行只占私营银行的一部分。

说明在印度尼西亚，国家金融命脉仍为国家资本所控制。在东南亚其它各国，华人金融资本在整个金融经济中所占比重尽管高低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国家金融资本才是控制东南亚各国金融的主要力量。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出于血浓于水的民族亲缘关系，在捐助中国家乡建设和投资大陆，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贸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良好的作用。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二东南亚各国华人金融集团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尽管情况不尽一致，但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

可见在东南亚的金融领域中，华人金融集团占有一定优势，而且是明显的优势。但是从整个东南亚金融经济来看，华人金融集团并没有取得支配地位。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世界审计组织（INTOSAI）、各国专业团体、专家学者对国家审计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1973年，美国会计学会指出：审计是为确定关于经济行为及经济现象的结论和所制定的标准之间的一致程度，而对这种结论有关的证据进行客观收集、评定，并将结果传达给利害关系人的有组织的过程。1977年，世界审计组织提出：公共资金的管理意味着一种委托关系，因此，有公共财务管理就一定要有审计。审计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及早地揭露背离公认标准、违反原则和法令制度及违背资源管理的效率、效果和经济原则的现象。1983年，英国《国家审计法》中规定，国家审计应对公共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检查，加强对公共资金支出的控制和监督。《世界审计组织战略规划（2011~2016）》要求各国国家审计机关在坚定反腐、加强问责、促进透明、强化良治方面不断努力，以展示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1]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国家审计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审计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秦荣生、[2]唐建新等[3]对国家审计与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剖析了国家审计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途径，以进一步发挥国家审计监测、预防、预警、控制及修复作用。王耘农、李歆、陈永康等人[4]分析了国家审计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定位，从审计原始目标、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国家审计法定职责等方面阐释了国家审计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刘家义[5]提出并阐释了现代国家审计本质上是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个“免疫系统”。之后，宋常、肖振东、段兴民、赵晓玲、尹平、赵彦锋、李健、王会金、王素梅、于玉林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家审计“免疫系统”的本质、功能，提出进一步发挥国家审计防护性、建设性、调控性作用的可行性、必要性和着力点。[6]冯均科、李孝林、李歆、刘家义、蔡春、蔡利等认为国家审计产生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促进国家良治。[7]靳思昌、张立民[8]认为国家审计的客体应定位于公共产品，以履行其对公共受托责任的监督，有效发挥在经济运行中的免疫功能。综上所述，国家审计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是国家审计的本质特征。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如何服务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本文在国内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深入探讨国家审计更好服务经济建设、参与国家经济治理的有效路径。

二、国家审计服务经济建设的路径变迁

国家审计工作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法定职责，确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目标及工作重点，以充分发挥审计的作用。我国国家审计演进路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简称《宪法》）规定，在我国各级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进行经济监督。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下简称《审计法》），对审计监督的基本原则、审计程序、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职责、权限等基本制度作了全面规定。《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审计保证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免疫系统”论是对传统审计理论的创新，也是现代审计发展的理论基础。国家审计以促进公共责任的有效履行为天职，维护纳税人的利益，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世界审计组织第21届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2013）提出了国家审计在国家良治方面的目标，包括维护民主法治、提高政府效能、预防打击腐败、保障国家安全、促进改善民生、推动透明问责等。至此，我国国家审计的目标、内容、职能等理论与实践，同世界审计组织倡导的审计理念完全一致。我国国家审计已经与国际接轨，在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国家审计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现实反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人民对公共权力监督要求的提高，我国现行国家审计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

1.国家审计在服务经济建设中的局限

（1）国家审计对经济权力的监督作用有限在我国的公共权力监督体系中，审计处于重要而特殊的地位，这是由审计“免疫系统”的本质和《宪法》、《审计法》所赋予的职责决定的。托马斯.G.希金斯认为：“独立审计师必须拥有独立性，独立性实际上有两种，即实质上的独立性和形式上的独立性”。[9]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在我国现行审计领导体制下，国家审计机关在实施审计时既不具有形式上的独立，也没有实质上的独立，所以影响了审计对经济权力的监督作用。审计机关对同级政府的制约力度有限，特别是位高权重的政府主要负责人，即使进行监督也流于形式。审计机关通过审查、评价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的公共权力履行情况后所作出的审计处理决定，有时难以得到切实执行，致使“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审计体制未能彻底解决审计问责所面临的困境。

（2）国家审计对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评价作用有限对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进行评价并不是审计的本质职能，但在当前形势下，国家审计被赋予评价职能。我国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公共管理绩效和公共服务能力，应由上一级政府审计机关评价，因此作为最高级的中央政府的工作情况就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评价的理论研究不多，缺乏科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无法为完善制度、体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审计实践中缺乏对公共权力行使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评估机制，法律依据和评价标准也不健全，导致审计人员难以顺利开展工作。审计署对中央部门公共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从2006年开始实施，但2012年开展绩效评价的项目仅381个，涉及资金139.38亿元，仅占部门项目预算的1.5%。[10]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民主和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要求是不相宜的。

（3）国家审计对经济社会的免疫作用有限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经济发展的“免疫系统”功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和危机，审计系统有责任、有义务尽早感受并发出预警信息，防患于未然，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持续健康发展。而目前，我国国家审计目标定位的重点仍停留在对事件的事后审查监督和处理层面，对风险控制或防范的相关标准及规范仍不完善，未能从源头上规避或控制风险，使国家审计免疫作用的发挥受到影响。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各级政府不断增加对基础设施、环保项目和民生工程的投资。为了保障公共资金安全，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防止政府官员利用对上述投资项目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进行权力寻租，审计机关应调整以往事后审计的惯性思维，创新审计路径，将审计重点放在事前介入和事中控制上，加强跟踪审计，对被审计项目进行全过程监控。

2.原因分析

（1）理论根源公共受托责任关系的存在是国家审计产生的基本前提。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1985年在《关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指导方针》中指出：“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是指受托经营公共财产的机构或人员，有责任汇报对这些财产的经营管理情况，并负有财政管理和计划项目方面的责任”。[11]在我国，国家一切财富属于人民，人民作为委托人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委托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受托人），按人民的利益使用、支配公共财产，处理公共事务，并向人民代表大会（委托人）报告情况。人民同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府、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监察部等）委托国家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对受托人行使运用公共权力的状况和结果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客观、公正地判断、评价公共权力行使者行权是否恰当，以决定其继续行使或被解除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我国国家审计模式属于行政型，审计工作的领导权很大程度上由本级政府的领导掌握。在国家审计的审计关系中政府具有多重身份（如图2所示），审计主体和被审计人又同处于一个大的组织结构中，造成审计主体只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很难保证审计的质量和效果。

（2）社会根源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体制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尚未健全，决策系统、调控系统、监督保障系统等各自的职能配套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由高速增长向优化结构转轨，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诸多不和谐因素，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无序、社会分配不公、官民冲突等。这些社会矛盾越严重，就越需要审计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免疫作用，以其特殊的职能，去揭露、参与消除矛盾，保证社会和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为了适应国家治理的需求，国家审计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推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体制根源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审计机构设置在政府内部，实质上是政府内部审计部门，如此的组织结构安排，客观上限制了国家审计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充分发挥监督保障作用的可能性。尽管我国《审计法》第15条对此作了规定：“审计机关负责人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审计机关负责人没有违法失职或者其他不符合任职条件的情况的，不得随意撤换。”但在审计实践中，由于国家审计机关与本级政府及各部门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导致上一级审计机关的权威性与领导作用往往被本级政府弱化。

四、国家审计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路径重构

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审计应更积极有效地服务经济建设，参与国家经济治理（如图3所示）。

1.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审计机关依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市场交易秩序、社会服务是否有效等进行监督，尤其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驱动，社会资本形式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这些都超出了原有制度的约束范围，使权力寻租、市场无序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市场经济自身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在运行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不完全竞争等因素造成资源配置无效或低效等情况。因此，为了维持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必须运用审计监督手段对其进行揭示和处理。

2.监督政府经济权力的运行现代政府应是权力有限型政府。然而，在我国经济领域，政府权力仍然过大，支配大量公共资源，与市场边界不清，影响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按受托公共责任理论和国家审计制度设计的初衷，国家审计机关对各级政府经济权力运行负有监督使命。国家审计监督的目的是创新政府经济治理方式，强化其公共服务意识，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审计机关应进一步加强政府权力审计，对政府及其各部门、国家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审查与评价，从而正确评价政府经济权力运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借鉴美国审计署绩效与责任履行报告框架，构建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满足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对绩效信息的需求，促进各级政府科学配置在经济领域的事权和财权。

3.促进财政的可持续性促进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国家审计服务国家经济治理的主要方式之一。从理论上讲，只要政府债务增长率控制在经济增长率范围内，财政就拥有偿债能力。多玛[12]提出存在一个最优债务负担率，只要一国债务水平小于或等于最优债务负担率，政府就有偿债能力，财政可持续。要保证我国财政的可持续，必须完善财政制度，提高政府债务管理水平，加强对财政支出的审计监督。审计机关要严格审查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促进改革与重构收付实现制的预算报告和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评价政府拥有的经济资源能否满足其未来应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改进预算管理模式，尝试引入中期预算框架，用审计成果倒逼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使预算模式符合完整性、准确性、程序性、详尽性、公开透明、约束严格等要求，体现财政收支的集中统一和预算的有效监督特征。

4.保障金融安全国家审计是金融领域的“免疫系统”，审计机关通过典型调查和普遍摸底双管齐下的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政策、结构调整计划、资产负债损益和贷款投放进行审计监督，重点分析贷款用途和偿债前景，抓好贷款的流向追踪和主体的合规性，揭露我国金融领域潜在的问题及导致其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促使其加强内部控制，重视危机预防与应对，有效提升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增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审查，跟踪金融创新，健全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发挥国家审计对金融风险的“减震”功能，维护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从2006~2012年，审计署通过对国有金融机构审计，收回违规发放贷款或挪用贷款等违规使用资金共计1731.28亿元，对相关违法违规人员予以处理。2013年审计署查出问题后，相关监管部门和银行制定完善制度100多项。

5.维护公共资源保值增值维护公共资源与公共利益是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审计机关应严格审查国库资金收付，建立财政资金结转结余定期清理制度，防止被侵吞、挤占、挪用和浪费，对“小金库”进行专项治理。对土地出让金收支和耕地保护以及保障性安居工程、矿产资源出让等进行审计，避免公共资源损失，揭露、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政府公共项目投资审计，对资金、物资的筹集、分配、拨付、使用和效果全过程进行跟踪，积极探索项目招投标审计监督，保障重大投资项目和重大突发性公共事项应急处置、预防预警、恢复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推动相关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恢复和发展。

6.促进反腐倡廉建设腐败本质上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也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威胁之一。近年来，审计署查处的重大违法违规案件整体上有增加趋势，仅2012年，审计中发现并移送司法机关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175起，涉及630多人，[14]发挥了国家审计反腐败“尖兵”和利剑的作用。但截至目前，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尤其是对高层领导干部履责的审计覆盖率仍然不高。审计署每年实施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一般为30个左右，而全国应纳入审计范围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只有380人，审计考核评价体系也不健全，审计结果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国家审计机关应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分类管理办法，加大对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审计力度，完善经济责任审计考核评价机制。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防止，促进民主政治和改革开放。各级审计机关应逐渐加强与司法机关、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调配合机制，联合打击经济犯罪。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需要通过相关的组织和机构来予以实施。这些组织和机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了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这一重要的有机体。目前，我国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组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调控系统。第二，决策系统。第三，信息系统。第四，管理系统。第五，监督系统。

二、国家审计的本质和显著特征

（一）国家审计的本质

从本质上来说，国际审计是一种具备独立性的经济监督和控制行为，是国家权力、人民权力、经济权力、法律权力的监督。

（二）国家审计的特征

国家审计主要具备以下特征：第一，独立性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第二，专职人员或者专门的机构是审计的主体。第三，审计经济责任的履行者或者承担者是国家审计客体。第四，其客体的经济财务状况是审计的主要对象。第五，经济鉴证、经济监督和经济评价是国家审计得主要职能。经济监督是国家审计得基本职能。第六，审查、签证、评价企业财务收支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真实性是国家审计的主要目标。

三、宏观经济管理中国家审计的地位与作用

（一）国家审计在国家经济监督体系中的价值

国家审计机关属于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行政的机构，它专门负责国家经济的监督，是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监督相对应其他经济监督部门层次更高、内容更为广泛、综合性更加强，在我国经济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超脱的监督关系。国家审计监督是由审计人、立法机关或者政府组成的委托人、部门或者单位（被审计人）组成的三方关系。这种三方面关系中，审计人不会参与到被审计人的经济活动中，不会涉及到利益关系，有利于审计人超脱地位的形成，显著提高了审计的独立性。比如：税务部门是税务监督的监督者，单位或者企业是被监督方，税务部门通过制定、执行相关税务法律法规，征收纳税单位或者企业的税款，并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检查。当审计涉及到税收相关问题的时候，审计部门参照税务法对被审计人（企业或单位）进行纳税监督和检查。这一过程中，审计人不会参与到征税纳税的具体活动中，并及时将审计意见报告给委托人或者授权人。

2．权威的监督效力。审计监督可以对经济监督相关职能部门实施监督权力，其他监督部门不具备这种权力和职能。专业经济监督不能够监督与自身相关的经济活动。比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制定或执行市场管理条例、法规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税务部门、银行等其他部门无法对其进行监督和控制。然而，审计部门既可以监督所有经济活动，也可以监督其他相关监督部门，从而有效确保其他监督部门正确使用监督权力，有效避免了监督权力的滥用。

3．法定的监督地位。国家审计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和法定性。我国1995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及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审计法实施条例》均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监督权限和职责。与此同时，根据我国国务院办公厅相关文件中也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是受干部管理部门委托，有权对国有企业领导进行严格的经济责任相关审计，并把审计结果作为企业领导干部升职或者贬值的重要参考。

4．广泛的监督范围。专业的经济监督部门的审计监督范围和内容主要取决于委托人或者授权人的实际需要。因而，在国家宏观经济监督中，国家审计更能够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广泛范围，实施全面、系统、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二）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的作用

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预算管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国家审计是为了满足国家预算管理相关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本质意义上来看，国家审计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国家预算管理。认真了解和分析当前世界各国的国家审计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审计是国家顺利开展预算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国家预算管理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国家预算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第一，预算编制。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并批准预算。第三，预算执行环节。第四，决算草案的编制。第五，预算监督环节。第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决算等。我国现行《预算法》和《审计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审计在国家预算管理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国家审计机关对国家预算工作进行监督和审计，是国家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不断深化间接宏观经济调控的有力武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宏观调控。具体调控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三种。我国财政、金融部门均拥有大量财政和信贷资金。这些财政和信贷资金是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国家审计机关则负责审计和监督财政、金融等其他相关部门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资金，从而确保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实施。审计监督是目前层次最高的一种综合性经济监督，确保国家宏观调控相关政策认真贯彻并有效执行是其核心任务。因此，审计监督为我国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审计主要目的有以下三点：第一，规范我国财政及财务管理的相关制度。第二，建立并完善经济秩序。第三，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通过有效的审计和监督，一方面可以严查违反经济法规的不法行为，确保我国国家政令有效统一，另方面，还可以立足于审计结果为宏观经济管理提出可行的建议或意见，从而为政府相关经济决策可提供可靠依据，促使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3．国家权力制约体系的核心内容。国家权力制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监督。第二，国家审计机关实施的审计监督。第三，检查机关实施的党纪监督。第四，社会大众舆论监督。第五，检察机关实施的检察监督。第六，人民法院实施的审判监督。第七，行政检查机关实施的检查监督等。审计监督凭借其专业性、独立性、公正性、公平性成为国家权力制约体系中最具代表的一种监督。众所周知，依法治权的核心在于有效制约财政权力。因此，要想建立并完善国家相关权力制约体系，必须不断加强并完善国家财政权力相关机制。国家审计作为我国综合经济监督的最高层次，有效实现人民经济管理权力是其根本目的。这就要求国家审计部门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其监督与制约职能。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制约和监督财政审计的财力征收和分配，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第二，制约和监督固定资产投资与行政事业的审计工作，有效提升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第三，监督并制约经济责任审计相关的决策权，确保决策权力的有效使用，有利于决策机制的不断完善。第四，监督并制约金融资金相关运作，从而降低金融风险的发生率。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国家干预市场调节【论文摘要】如何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从而使其发挥最大效益，利用经济法来对国家干预的行为从法律角度进行规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因此，对于国家干预和经济法之间的关系探讨也极为必要。法律规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的调节机制由于自身缺陷并不完全可靠，国家干预从宏观方面把握全局，促进经济发展，若二者相辅相成，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与国家干预同属上层建筑，是一种实在的行为规范。一、关于国家干预 1.历史演变现代意义的国家干预是随经济理念的演变产生的，大致经历了自由主义经济理念阶段，国家干预经济理念阶段，自由主义、国家干预结合的经济理念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体现干预经济的法律来保障资本原始积累，随后英国“反谷物法同盟”、“重农学派”提出了“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18世纪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看得见的手”理论，认为人是追求利益的利己经济人，通过竞争和价格来实现生产要素配置，国家是“守夜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不断深化，冲突层出不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基于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市场经济需要“有形之手”，如制定政策、法律来弥补不足。由此，全面干预经济理论被推上顶峰。70年代后，经济衰退、失业增多、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滞胀期”来临，自由主义观念重新抬头，以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经济思潮。 2.国家干预的含义国家干预，是指由国家机构，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总体决策、调控和指导的各种活动，包括介入、调节、协调、调控等内容，结合了指令性和指导性的调整方法，以政府干预、间接干预为主，既有法律手段，又有行政手段。国家干预同样存在缺陷：缺位的干预不足、越位的干预过度。前者是指调控方法不适当，力度不足、手段较少造成的难以克服市场失灵的情况，常出现在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后者指干预的范围和手段超出了合理框架，抑制了市场机制运行，常出现在经济状况较为恶劣的情况下。国家干预要求“适度干预”，包括范围适度和手段适度，同时需要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等共同作用。总之，我们在承认市场基础性作用缺陷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干预也不是没有问题，只有做出较好的调整，才能弥补并匡正二者的不足。二、关于经济法 1.经济法产生的必要性萨缪尔森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诚然，市场功能优势显著，但同时又存在缺陷。市场失灵就是缺陷的直接后果。自发性、短期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使优化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出现垄断等混乱现象，主要表现有：市场的不完全、市场的不普遍、信息失灵、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和存在经济周期。治愈“失灵”需要完整可行的法律规制，经济法的产生及时适应了需要。 2.经济法的含义现代经济法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形成完善的，其空前发展标志着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界百家争鸣，主要观点有调节论、协调论、管理论以及国家干预论等，但均将经济法本质定位在国家对经济关系的干预上，并将平等当事人的合同关系排除在外。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指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它不同于行政法的“国家本位”和民法的“个体本位”，它以“社会本位”为指导思想，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三、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1.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法律形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手段并不单一，我国综合运用了经济、行政、法律、政策等多种方式。经济手段指由经济利益驱动实现，还未上升为法律规定的，以计划、税收、利率、汇率、工资、价格、补贴、经济惩罚等方式为代表的措施。行政手段是国家行政机关通过命令、指令、决定等直接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活动，但其使用易产生行政官员及行政机关随意行为的弊端。法律手段就是用法律来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经济活动。经济法是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主要形式，它需要国家运用宏观和微观结合的干预手段来保障国家、社会、个人利益的协调统一，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全面均衡推动市场有效运行；它具有公私法混合的性质，平衡了市场利益结构，又借国家权力限制私权，达到最优化形式；它还可以规范政府的宏观和微观的活动。 2.经济法也是干预“国家干预”的法国家干预克服了市场失灵的弊端，但它会产生无效干预，过度干预。除此之外，还有权力寻租、官僚主义、政策滞后、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失灵现象。政府干预是国家干预的主要形式，政府自身是由作为人的成员组成，其机构及成员也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做出的决策可能有损公益，所以在经济法执行国家干预经济职能的同时，还要干预“国家干预”，这与许多学者所提出的经济立法“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相一致，所以经济法也是干预“国家干预”的法。四、经济法对国家干预的法律规制为克制国家干预过程中的缺陷，经济法应就干预的主体、范围、时间、地域以及手段和责任做出规定。首先，应遵循干预有据、干预有度以及干预有效的原则，以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准，坚持适度干预原则，将干预功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次，应对主体做出规定，以政府干预为主，但又不限于此，基于政府工作的庞杂性与具体性，应明确各级政府机关及职能部门的职权划分和范围。第三，明确范围和责任。对象上应注意时机和范围，不缺位，不越位，需要时才能“出手”。第四，规范国家干预的手段方法。充分的运用立法手段，如对不正当竞争、限制竞争行为、社会保障、环境资源的合理应用和保护进行规范，将多种手段完美结合。综上所述，经济法与国家干预联系密切，须注重经济法对国家干预的规制，有效结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以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格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稳步发展。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几点启示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振兴会白皮书：投资篇》，东京，日本贸易振兴会，1997～2002年。

(2)日本经济企划厅：《东亚经济》，东京，日本经济企划厅，1997～2002年。

(3)ASIANDEVELOPMENTBANK,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03,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4)张蕴岭、孙士海：《形势与热点问题透视》，载《2002年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汪慕恒、周明伟：《2002年亚太发展中地区经济回顾与展望》，载《厦门特区论坛》2003年第3期。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企业管理新经济时代大市场新型企业企业家经济特点运作塑造平行挑战

21世纪是一个新经济时代，它催生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家和新的企业管理。2o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重要主题，就是新企业、新领导。中国要在新的世纪向新经济时代迈进，必须全面和充分认识新经济时代的新式企业经营管理，并依据其内容、特点及要求培育和塑造新型企业家。

1．快速适应、创造和过渡式的经营管理

在新经济时代，科技、产品和市场变化非常快，企业在变化无常的条件下生存，这要求企业快速适应。虽然发达的信息系统和互联网，使企业的快速适应具有技术基础，但是这对企业家仍然是一个挑战。因为信息量很大，而且许多信息还可能充满矛盾，会使企业无所适从。这就要求企业家对信息具有很高的敏感性，有透彻的分析能力，能够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但是，在高度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条件下，企业要保持与众不同的经营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经营方式，都会通过信息网络迅速地传递出去，迅速被模仿和被利用。这就要求企业家把适应与创造统一起来，而且要使这种统一成为持续不断的过程。同时要求企业家敢于冒险投资和积极创业，又善于适当地控制和化解风险。德国贝本豪森科学和政治基金会国际政治和安全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夫·贝尔特拉姆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过渡时代，一个不能维系长久的时代。我们今天拥有的不是、也不会成为一个具有清晰的坐标和等级的“体系”，没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之后将出现什么。在新经济时代的企业也一样，很少会有一个清晰的坐标和等级的体系，也不清楚以后会出现什么，会演变成为什么。这就需要实行过渡式的管理。所谓过渡式的管理，就是不把现成的作为确定的来管理，不维持现状，主动改变现实存在，不断开拓和创造未来。但是，企业管理必须建立和维持企业的组织和秩序，而秩序又必须是现实存在的和确定的。这就给企业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把变动与秩序统一起来，使企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建立和维持秩序，在建立和维持秩序中进行变革和创造。

2．战略伙伴关系、舍伙经营和集体管理

在新经济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企业与供应商和用户的关系，一方面是大大地拉近了，似乎是面对面的直接关系，可以直接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又大大地复杂化了，是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混合关系。这种既直接又复杂的关系，要求企业既不以自己为创世主，也不以消费者或用户为上帝，而是平等相待；既充分尊重、理解和服务用户．又充分掌握主动权，发现和创造需求，以发展全新的事业。企业家以能够增进社会福利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企业发展为根本使命。这其实就是要求企业家在用户、供应商各方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伙伴关系。发达的互联网联系，不仅给供应商和用户提供了选择的巨大空间和余地，而且企业自己也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和余地。但是，伙伴关系需要维系，要有稳定性。而稳定与选择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企业家必须解决这个矛盾。

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伙关系，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而往往是由买卖的合作关系转变和发展成经营的合伙关系，实行合伙经营。与用户之间的合伙关系也往往包括合伙经营的内容，对于用户来说，企业的先销售后生产就是参与生产经营。不仅资本所有者之间是合伙经营关系，而且资本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问也是合伙经营关系，甚至连经营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之间也可以说是一种合伙经营关系，员工也参与经营。这对企业家来说是一种新的要求和挑战，即既要实行基于权力不对称的控制和监督，又要实行权力平等的合伙经营。

企业的这种复杂、不确定但又必须相对稳定的合伙经营关系，需要实行与之相适应的“集体管理”：这里所说的集体管理不同于我国现实存在的那种名义上是集体决策和个人负责而实际上往往是个人决策和大家不负责的所谓集体管理。新经济时代所要求的集体管理，其实质是战略伙伴的集体管理，它的主要特点是超越于一般的分工协作关系，实行基于和超越专业的全局管理和协同管理。美国学者马西娅·维克斯说，21世纪的首席财务官应该是战略家、交际家、商人和金融家，还应该是信息技术和风险管理的专家：该杂志同期发表安迪·莱因哈特题为“从机房主管到显赫角色”的文章。文章说首席网络官不仅负责管理信息系统，制定长期的信息战略，而且还要创建并管理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电子商业关系网。只有这样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网络官，才真正是首席执行官的战略伙伴，才能真正有效地实行集体管理。

3．水平式、移动性和模糊化的经营管理

在旧经济时代里，企业生活在垂直的世界里；而在新经济时代，企业生活在平行的世界里。这对企业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既要按照平行的组织和方式运作，又要有效地控制庞大的公司。虽然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此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是企业家自己还必须具有相应的素质和能力，并要求企业家塑造相应的企业文化。同时，与水平式的企业组织相适应，企业家必须实行移动式的管理。努斯鲍姆说，未来公司的总部可能设在飞机上。即使现在，首席执行官在飞机上办公的时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会议越来越多在机场举行，头等舱和公务舱被当做办公室。从无形的角度看，则是交流式管理。实行交流式的管理，对企业家来说是一种新的要求，要求企业家在与员工进行广泛的交流中实现管理。这要有更高的境界、技巧和艺术。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发表文章指出，信息革命的实质是改变各种关系，并模糊、重新设定或消除时间和空间的内部界限。例如，“此处”与“彼处”的界限，“国内”与“国外”的界限．“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强大力量与软弱力量之间的界限，都已经或将开始消除，或不再明显。这需要企业进行模糊化经营管理。它对企业家来说，是一项新的任务。一方面，企业经营管理必须要有区分和界限，没有“我们”与“他们”、“此处”与“彼此”、“国内”与“国外”的界限，就无法进行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这种种界限。

4．包容性大市场经营和生态化环境经营

在新经济时代，进入市场的商品，不限于有形商品，也不限于技术、专利、商标和品牌等无形资产，进入市场交易的还有信息、知识、创意、理念等要素，因而是前所未有的大市场，是我们以往难以理解的大市场。不仅如此，这样的大市场还包含着看似矛盾和冲突的内容。这就需要企业家有广阔的视野，要善于从看似矛盾和冲突的东西背后发现其统一的基础，善于发现统一的方式，要有实现这种统一的操作能力。总之，要有驾御包容性大市场经营的能力。

在新经济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要求企业把经营与环境联系起来。目前，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环境工作已经与财务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市场活动能力并列，成为企业的竞争力之一。尽管经济、知识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为环境经营创造和奠定了基础，但是企业的环境经营仍然面临很多问题，这对企业家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求企业家具有远见卓识，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环境风险，对企业的环境影响提出预测；其次，要求企业家根据新的经济标准，建立和实行环境会计；再次，要善于采取有效的措施与方法，解决环境成本与环境效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如此，在新经济时代，还要求企业内部组织环境的生态化，以及与供应商和用户关系的生态化，要求企业家实行生态化的组织和经营管理。

5．知识经济的经营管理

新经济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是以高科技知识为主导，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时代。21世纪的企业将通过创造知识赚钱。这就要求企业实行知识经营管理。知识不同于物质，物质是有形的和确定的，看得见和摸j导着，而知识是无形的和不确定的，没有明确的边界，看不见和摸不着；知识具有传播性、共享性和公益性，其使用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排斥私人占有。如果说物质经济是看得见的、明确的和私人性的经济，那么知识经济就可以说是看不见的、模糊的和公共性的经济。尼尔·格罗斯指出，知识运动正在彻底打乱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组织机构。知识经营管理根本不同于物质经营管理，既有比物质经营管理广阔和深远得多的存在空间和发展余地，又要比物质经营管理困难得多，要把各种不同的知识统一起来配置和经营，要使知识得到充分的经济利用；要管理活的、千姿百态和变化万千的知识，对企业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要求企业家具备更高的知识和能力。

6．人本化、个性化和人格化经营管理

如果说旧经济时代是以物为本的经济时代，那么新经济时代就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相对于物质经济而言的，是人本经济。在新的经济时代，企业通过创造知识赚钱，创造性的人才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企业必须实行人本化经营管理。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根本不同于以物为本的经营管理，人有欲望和本能，人有意愿和意志，人有思想和意识，人有情感和情绪，人要求独立和自由，人也要求相互帮助和支持，等等。以物为本的经营管理，可以不考虑或很少考虑人的这些内涵、特性和要求，但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就必须充分考虑、合理解决和有效满足这些要求。

人是有个性的，人的个性化与社会化密切相关，社会化越发展个性化就越充分。信息和网络技术为人的社会化提供了客观基础和条件，因而在使人的社会化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使个性化充分发展。新经济时代可以说是个性化的时代，除了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及其个性化的定制生产供给外，主要是员工的个性化。尼尔·格罗斯说，伟大的思想都来自独特的个人，这些人不倾向于协同工作。最有雄心壮志的人员——不妨把他们比作鹰——往往不愿意共同分享知识专长。但企业是一个团队，必须进行合作，要让鹰按队形飞行。这就需要企业学会个性化经营管理，这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经济时代，企业实行人本化和个性化的经营管理，其实质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经营管理。以物为本的管理，是把劳动者作为单纯的生产手段，或者说是把人作为物来经营和管理。人力资本管理虽然使劳动者拥有自己劳动能力资本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但是仍然受以物为本的束缚和限制。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就必须实行人格化经营管理。人格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同时，人格化经营管理还会使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既具体化，又简单化。超级秘书网

“人”的概念是既高度抽象，又非常复杂。而人格是具体的，欲求、动机、思想、情感、灵魂、知识、能力、道德和品行等都包含在人格中，但又有明确和统一的结构，因此是简单的。所以，人格化经营管理可以使复杂的人本化和个性化经营管理简单化，这符合经营管理的便利和有效原则。这方面，虽然中西方实业界已经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尤其是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做得比较成功，但是大多数人还不适应和不合格，经常“颠三倒四”和“忘情负义”，更缺乏系统和完整的理论，还是处于白发性和经验性的阶段。

7．超权和全球性本地化经营管理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现在通行一种划分国家的方法，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变化中的世界分为三种类型的国家，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苏联东欧国家)。本文使用“发展中国家” 概念主要是从世界经济层面分析问题。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物，也是当代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现实状况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日益边缘化了。发展中国家要力争让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变得符合自身利益，促进全球化朝着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进行反思。只有准确把握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程，才能找到实现共赢共存的全球化、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现实路径。一、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巧妙地进行了全球布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着准确论述。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推动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1](P388)。全球化绝非自然产生，“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P28)。因而，经济全球化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3](578-579)这种被西方发达国家建构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按照如下方式展开。

(一)借重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议程维系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跨国公司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推手。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有祖国，它们在全球性的商业活动中一般都得到母国的资金支持以及商业的、政治的甚至军事政策的庇护。它们凭借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携手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最新的形式连接起来，以达到通过塑造和控制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求和欲望来影响全球市场和鱼肉全球百姓的目的。例如，在农业领域，它们窃取甚至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种子资源，控制粮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种子产业，操控全球的谷物贸易，利用转基因食品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市场。在工业领域，它们牢牢控制了全球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或部门，同时利用国际金融炒家操控全球原材料和能源市场，打压发展中国家有竞争力的民族产业;利用“转移生产线战略”，有意将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生活领域，它们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专制政府沆瀣一气，压制人民追求民主权利和要求改善民生的各种努力;有意将母国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输入到发展中国家以进行文化渗透，等等。总之，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议程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利润回流西方的单行道，推动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 (二)利用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整体利益。迄今为止的主要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处在被动接受的处境之中。

美国等发达国家操控着不合理的多边贸易体制，这为发达国家搜刮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打压发展中国家某些产业提供了极大便利。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世界贸易组织干预美国的立法程序，WTO成了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公司利益的工具。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大的股东和拥有否决权的唯一国家，美国等西方七国垄断了几乎一半的投票权，根据成员国提供的资金数额来分配投票权的机制意味着富国在投票权上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4](P45)IMF的领导人通常由美国指定一个代表担任，所有IMF的执行主管都是欧洲人，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管理层之外。世界银行(WB)成立以来的九任行长都是与洛克菲勒家族或者与美国的几大公司有着联系的美国人担任。[5](P169-170)WB和IMF都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它们相互协调、保护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不受侵犯，奉行唯金融寡头利益是从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6](P169)而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缺乏，制约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国家在这些组织中的话语权。 (三)通过“国家瘦身运动”削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自主权。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鼓噪“民族国家过时论” 和国家主权“弱化论”，建立起服务于资本全球化利润至上逻辑的政治战略。为此，它们在国内取消西欧式福利国家制度，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精简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有意保持一定的失业率;在国际上取消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政策，将资金主要不是投向生产领域，而是投向信贷和金融领域。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政府调控本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难度，而且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这说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通过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保障资本的跨国流动畅行无阻，因为追逐资本利益要求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7](PXIV)西方发达国家还依靠国家的力量成功地使其经济发展不易受到来自弱势力量的竞争对手的挑战。

例如，在长达200多页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文件中，只有一页谈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其他地方都是在大谈特谈美国资本主义不容许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欧盟坚持要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的工业品，而它们自己却对本国的农产品进行补贴并不断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征收重税。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动辄指控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8](P29)西方发达国家还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它们还通过“颜色革命”培植对国际垄断资本言听计从的政府。总之，在新自由主义政治战略的背后，暗含着发达国家不可告人的目的，即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拜倒在跨国垄断资本的铁蹄下，假借他国政府之手豪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劳动成果。 (四)推行“媒体帝国主义”，构筑阻隔发展中国家的屏障。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大力蚕食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阵地，试图从根基上销蚀发展中国家人民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书籍、刊物、广告等手段进行文化产品的倾销，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发展中国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文化消费倾向。同时，锻造隐形的信息交互网络，向发展中国家“倾销”信息，如数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把持这些信息交互网路的主要端口;西方的商业公司是主要的新闻提供者和购买者;传媒产品的趋同化和数字化又强化了西方媒体的强势地位。这种信息交互的“单行道”协助西方搞“图像外交”，结果使新闻报道过程出现失衡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很难被听到。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还有意塑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美国媒体对穆斯林世界的报道向来有失公正，这使得美国64。9%的人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9](P369)“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媒体竞相炒作;“种族清洗” 被西方媒体用来描绘波黑的种族冲突;中国的台湾地区被西方媒体定格为“自由、民主的独立国家”;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常常被西方媒体进行妖魔化报道，等等，都达到了扭曲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掩盖西方国家的政治图谋的目的。总之，西方媒体动用一切手段有意塑造有利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的舆论氛围，同时消解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抵制情绪，以达到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目的。 (五)利用美国的军事机器维系西方列强的整体利益。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强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存在，绝非只为维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系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利益。

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在不发达地区的表现就像是个战争罪犯。资本主义使用驱逐、大屠杀、强迫劳动和贩卖奴隶等方法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如果说跨国公司打开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大门是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话，那么美国动用军队开拓全球市场，其战略意图就图穷匕见了。美国军队在维护西方列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和威慑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20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屡次采取“杀鸡儆猴”的军事行动就是证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将一些地区强制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再通过人深化对这些地区的剥削。在中东，以色列被看成是西方列强在发展中国家的心脏地带建立的一个资本主义飞地。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将以色列看成是西方的“特洛伊木马”[10](P90-93)。美国的军队征服行动是造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动荡、贫困的根源之一。总之，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精巧布局经济全球化，在事实上造成了生活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工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这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带给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境遇。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几百年全球化进程，我们发现，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上下降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三个著名的“从属于”概括了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P277)发生于20世纪中叶的民族解放运动让资本主义世界感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民族独立和寻求多种发展道路的呼声。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展示了蓬勃向上的景象：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不结盟运动联合自强，改变了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大国决定世界事务的局面;维护发展中国家集体权益的77国集团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联合国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抗击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舞台。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回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数增加了，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难度也相应增加了。联合国长期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联合国要产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决议已变得相当困难，产生强有力的谴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决议更是难上加难。结果，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他们的权益常常“被代表”。第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综观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方面，而且在几乎关乎全球发展的每一个显示器上都可以找到这种差距。

例如，居住在西方富庶地区的9亿人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86%，他们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79%，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58%，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7%，拥有的电话总量占世界电话总量的74%。相比之下，世界最穷的12亿人口只能分享世界消费总额的1。3%、世界能源消费总额的4%、世界鱼和肉消费总额的5%和世界电话拥有总量的1。5%。[12](P77)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危机，结果造成大多数人的生存环境全面恶化;全球资本流动显示了巨大的不平衡性，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资本流动多，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则少很多。实施贸易开放政策的结果差异很大：在非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性，而在经合组织国家，贸易开放降低了工作的不稳定性。[13](P41)可见，同在“地球村”，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成了发展中国家减少贫穷和实现发展的关键性障碍。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的剥削程度加深了。20世纪中叶以来，已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和高科技发展时期，为了继续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跨国采购和生产以获取巨大收益，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商品的生产链。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上的强大优势掌握着全球商品生产链中最能获取利润的部分，结果导致“生产遍及全球，利润流回西方”。

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生产全球化的逻辑里，利润至上才是最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承受着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例如，一双耐克鞋的生产成本在印度尼西亚大约是12美元，公司支付的劳动工资是每双12美分，而经过公司倒手后的销售价是每双130美元。一名印尼女工每天的收入只有2。26美元，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加班工作常常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抱怨工作条件差或者没有完成定额就可能挨骂或被克扣工资。[14](P158)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剥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东欧地区劳工，已成普遍现象。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的依附程度加深了。当今世界的种子市场牢牢把控在近十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除了通过收取专利许可费的方式直接剥削外，还披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外衣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剽窃发展中国家的优质农产品的知识产权。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家农业跨国公司巨头控制着全球农业生产链的上游，操控着全球粮食价格和食物供给，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处于受制于人的窘境之中，而更加有利于粮食跨国公司巨头操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进而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户对种子公司的深度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如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粮食骚乱以及随后引发暴乱，2005年以来因粮食价格上涨在发展中国家数十个国家发生粮食骚乱。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依赖还易受本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而诱发粮食恐慌，直接威胁到农民的生计，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这又会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第五，发展中国家的资财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西方劫掠了。20世纪中叶，金融资本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现了肆虐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功能。60年代，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启动的国家发展计划因各种原因破产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它们的跨国公司乘机给非洲的经济套上各种“金锁链”。其中，附加了多种条件的经济发展型对外援助最终给非洲人民带来灾难性结果———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强化金融霸权机制，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力度;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由发达国家制定，这种机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金融深化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入全球金融体系中来，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开放资本项目账户，这大大增加了本国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巨大风险和损害，特别是增加了转型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结构脆弱性;对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直接进行剥削，这使得债务国不得不承担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和遭受资本外流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982年增加到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在这一时期，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债务将近占第三世界债务的75%。[15](P41-44)坦桑尼亚偿还债务的支出是其基本医疗保健支出的9倍，是其基本教育支出的4倍。[16](P23)8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速控制和占领转型国家与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金融操纵成为聚敛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新剥夺手段。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着国际能源、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发展中国家辛苦劳动或者出卖资源所取得的财富，借助国际金融炒家之手流到发达国家。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使发展中国家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经济成果遭蚕食。非洲的索马里、刚果、苏丹、利比亚、卢旺达的经济水平退回到30年前的状况。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都是结构调整计划中的失败者。总之，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严峻的发展环境，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此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行动起来，努力进行调整，才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使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分享全球化的成果，逐步实现共赢共存的全球化。三、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目标。不断完善社会生产方式，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展现了社会主义这一生产方式变革带给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广阔前景，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破解困局提供了经验。中国从被动拖入全球化到主动融入全球化，再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正是因为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成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国近30年分阶段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都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完善。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正是错过了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最佳时机，这导致后来生产力的发展总是难以摆脱生产关系的掣肘，甚至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尴尬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转型国家由于错误变革了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制度蜕变到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带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公平、民主、平等的发展愿景。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左翼领导人虽然主张通过推动国家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但对变革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再加上缺乏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措施，这使得拉丁美洲的发展既受到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系的掣肘，又受到具体发展体制的羁绊。把握参与全球化和规制全球化这两个基本点，是发展中国家努力走出困境的当务之急。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全面应对全球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航船上生存。

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警惕和抵制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经济上，要坚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特别注意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文化上，要保护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发展文化生产力，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特别是美国文化霸权。同时，发展中国家还要不断积累参与、制定和修改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打破西方大国和国家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霸权的实际本领，学会利用制度保护自身利益。在国际贸易领域，走出WTO框架内多边贸易体制的现实困境，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完善WTO的现行机制，做世贸组织的推进者;强化WTO争端解决机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完善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机制;改进并加强网络在线活动，特别是促进WTO秘书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协商与对话，同时把一部分议事程序对公众开放，接受成员国共同监督;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程序的局面。在国际货币领域，反对美元在该体系中的霸权，继续反对石油美元;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投票权民主化方面的改革(如改革基金组织的管理层结构、大幅度增加IMF的基本投票权并建立使基本投票权保持在合理水平的机制);继续反对IMF为成员国提供贷款时要附加条件等做法;在国际金融领域，敦促世界银行将贷款计划与其发展目标吻合起来[17](P3);继续推进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反对世界银行议程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独断专行的行为[18](P45)，特别是反对世界银行要求受援国减少政府在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等做法。

总之，只有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有光明的前景。逐步改变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游戏规则，这是冲除发展中国家发展障碍的关键之举。发展中国家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着分享全球化成果的内在动力，因而始终存在改变现行游戏规则的积极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9](P617-618)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无论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还是国际投资领域，有利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的存在，不仅为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对发展中国家转移金融危机的后果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也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当今世界三大主要国际性金融和经济组织操控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之手，现行的游戏规则维系着西方跨国公司以及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各种花样翻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明目张胆的经济霸权主义、遍及投资领域的经济实用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交往方式的落后使得人道的、民主的、平等的全球化对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仍然是梦想。因此，唯有循序渐进地采取针对性措施，探求能够融合多国国内规则的国际新规则，才能改变国际经济交往中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南北差距。全面推动南南合作，这是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困境的务实之策。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它们进行合作的坚实政治基础，“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合作”[20](P817)。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一、问题的类型

现代公司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将许多分散的资本加以集中，并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运作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公司制相对于合伙或独资企业而言，集聚了更充裕的资本，所以公司制企业在寻求项目投资和生产营运时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在实现上述利益的同时，公司所有者也将资产的营运权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当股东将经营权赋予经理人员时，经济意义上的委托—关系便出现了。作为人的经理人员负责制订决策以增加股东的财富。股东将公司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他们期望经理人员努力工作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经理们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他们将公司视为获取报酬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他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标，有时会以牺牲股东财富为代价制订决策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对股东来讲，防止经理人员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唯一办法是设计有效的雇佣合约，指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应该采取的特定行为。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股东能合理地设计上述合约，但是现实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股东并不完全了解企业的管理活动与投资机会，作为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理阶层就可能采取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股东也就必须承受由经理人员最大化自身利益行为所引致的成本，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问题。问题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行为的“弱无效”有可能导致股东价值的显著减损。我们将问题归纳为以下四类，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而言，不同种类的问题对其造成影响的程度不同。

1.努力程度问题。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工人通常会偏好闲暇所带来的利益，直至闲暇所带来的边际利益等于丧失收入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止。对于经理人员而言，上述理论同样适用，因为他们也是受薪雇员，也同样会产生以努力程度为基础的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研究证明，经理人员拥有的公司股份越少，他们在工作中偷懒的动机就越大。对于给定水平的偷懒程度而言，经理人员自身遭受的成本会随持股权份额的增大而增加。所以，持有更少的股权可能使经理人员偷懒的动机更强，这可能会使股东价值遭受更大的潜在损失。偷懒程度是不能直接加以量化的，因此该领域中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观察经理人员的可见行为并以此作为偷懒问题发生的证据。研究者们检验了经理人员的外部行为是出于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考虑，还是因为经理人员对收入、特权或个人名誉的追求。Rosenstein和Wyatt（1994）发现，当一个公司的经理人员被聘为另一个公司董事的消息时，公司的股价趋于下降。上述证据与“经理人员有时会为个人利益而制订决策，此类行为会使他们所管理公司的价值遭到减损”的观点相一致。

2.任期问题。一般来讲，经理人员都有一定的任期。相对于经理人员任期来说，公司有更长的生命期间，股东们关心的是未来期间的现金流。而经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要求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期的现金流。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他们任期的有限性与股东持股期的无限性（如不将股票抛出的话）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比如，经理人员可能偏好投资于具有较低成本和能够更快取得成效的项目，而放弃更具获利性但是成本较高且需长期见效的项目。公司应投资多少研究发展费的决策就是此类问题的一个例子，研发费的支出削减了会计收益从而减少了经理人员的当期报酬。因此，临近退休的经理人员可能会承受研发费的成本而未能享受其所带来的利益。Dechow和Sloan（1991），Murphy和Zimmerman（1993）的证据都表明，当经理人员接近退休时，研发费的支出随之减少。当资本市场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确认公司新项目的价值时，经理任期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DeAngelo和Rice（1983）指出，如果项目初期对于资本市场表现得无利润，经理人员可能拒绝有吸引力的项目，因为他们害怕由敌意收购所带来的职位丧失。

3.不同风险偏好问题。资产组合理论指出，持有资产的多样化有效地分散了公司特定风险，但是不能消除系统风险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所以，具有多样化投资的投资者主要关心的是系统性风险。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并没有很好的多样化自身资产，他们财富中的很大比例与他们所在公司的成败息息相关。当报酬中很大一部分由固定工资组成时，经理人员的风险偏好可能更接近于债权人，而不是股东。财务危机或破产的发生通过对经理人员的名誉造成影响会极大地减少经理人员的净价值，增加了他们另谋职位的难度。经理人员可以有效地应对威胁公司生存的事件，但当情况发生好转时，他们报酬的增加却有上限，奖金数目经常为工资的特定百分比或是一个固定数目。研究者们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所拥有的小额股权对于激励他们最大化股东财富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Jensen和Murphy（1990）发现，平均而言，CEO报酬（包括选择权）对公司价值变化的敏感性是0.00325.也就是说，公司价值每增长1000美元，CEO的报酬仅增长3.25美元。经理人员的处境更接近于债权人，当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时，他们会失去更多，但是当公司收益上升时，获得的利益却很少。因此相对于股东而言，他们具有更小的风险偏好性。为了获得他们的风险偏好，经理人员会利用公司的投资与财务政策减少公司所面临的全部风险。比如，他们可以选择扩张已存的生产线，利用已知的技术等具有更小风险的行为，而不是投资于具有开创性的产品、科技与市场。经理人员也可能寻求购并扩展公司的产品生产线，或扩张进入另一个行业，这样可以减少他们所在行业（或公司）的特定风险。在一个多样化经营的公司中，一个分部的较差绩效可以其他分部的较好绩效所抵减。如果这些抵减效应减少了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可以减少他们失去工作的可能性。近来对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相同的行业中，多样化经营公司的股东收益小于非多样化经营公司的收益。这些研究表明，经理人员可能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投资决策，他们可以从公司多样化战略中获取较多的利益。经理人员也能利用财务政策去影响公司现金流的变动性与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为杠杆作用放大了经营绩效的波动性，相对于股东偏好而言，经理人员可能使用更少的负债融资，对于他们来说，债务融资的成本超出了利益。最后，处于成熟期公司的经理人员可能选择低股利支付政策，这能使公司利用内部融资，类似的政策不仅可以使杠杆作用较低，而且还可以避免债权人的过多干涉。

4.资产使用问题。公司资产的不正确使用与用于个人消费也会带来成本。在职消费可以使公司吸引具有丰富经验的经理人员。然而，如果津贴过度，则会使股东财富遭到减损。经理人员仅仅负担此类支出成本的一部分，但是却获得了全部的利益，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比股东所希望的更多的在职消费。经理人员也有动机进行无利润的投资以增大公司的规模，从而增大了他们的报酬与特权。来自一些对美国公司CEO报酬的研究（比如Murphy，1985）发现，对于样本CEO报酬而言，公司规模（用销售额表示）比经营绩效具有更高的解释力。Jensen（1986）指出，经理人员具有过度投资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通过此种方式他们可以获取超额现金流，Jensen将超额现金流定义为公司所有具有正净现值的可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与需要投入到其中现金流之间的差额，他还指出最可能产生超额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是具有有限增长机会的盈利公司。

二、成本的治理机制

许多机制都能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取向，限制经理人员自利行为产生的成本。

1.持股权。让经理人员拥有一定比例的持股权，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最直接方法。拥有大量公司股权的经理人员相应承受着经理层决策所带来的后果，持股比例大的经理人员工作得可能更加努力，相对持有较少股份的经理人员来说，他们可能作出更符合股东利益的投资决策。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在持股权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尽管联系可能是非线性的。Stulz（1988）的研究表明，经理人员拥有适度的持股权可以缓和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Smith指出，绩效改进是由于持股权增进了经理人员创造财富的动机，进而提高了营运效率。Agrawal和Mandelker（1987）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相对于债务水平减少的公司而言，债务水平增长公司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拥有更多的股票，这表明更大比例的持股权缓和了不同风险偏好问题。Schooley和Barney（1994）指出，经理人员持股权会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他们发现较大比例的持股权增加了经理人员分配超额现金的动机，而不是将其用于投资，在CEO持股比例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4.9%的公司具有更高的股利支付比率。

2.报酬合约。报酬合约是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的关键机制，一项有效的报酬合约将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经理人员提供做出股东偏好决策的激励。在经理人员作出大量不容易被董事会或投资者所监控决策的公司中，有效的报酬合约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比如，新产品的发展、新市场的进入等。相对于处于成熟期的公司而言，处于迅速增长阶段公司的经理人员有更多的机会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缺乏及时与可靠的信息，使得评估处于增长中公司经理层决策的质量是非常困难的。设计经理人员报酬合约的问题在于，怎样使报酬具有充分的数额与合理的结构以吸引和留住有能力的经理人员。报酬合约一般包括薪金、奖金与股票期权。A.薪金。定期的绩效评价作为经理人员提升、降级与解雇的标准。实证证据表明，美国公司并没有有效地使用薪酬机制。Medoff和Abraham（1980）在一项对美国两大制造业公司7629个绩效等级的研究中，发现具有最低绩效的雇员收到的薪水仅仅比具有最好绩效的但具有相同级别的雇员少7.8%.Warner，Watts和Wruck（1988）发现仅仅当公司处于最低的绩效水平时，高级经理人员被解雇的可能性才显著增长。Bakeretal.指出在薪水与绩效之间的弱相关是经常的，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固定薪金支付系统：a.将重点放在支付数额上；b.缺乏对做好工作的内在激励；c.使雇员仅关心手边的工作；d.会挫伤雇员的士气。一些用于减少成本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首先，选择合适的绩效计量指标是困难的，不恰当的计量方式会使经理人员过于狭隘地集中于某一活动，或寻求起反作用的行为。第二，当经理人员的任期快要结束时，绩效评价的事后处理过程成为更无效的。对于任期内工作较短的经理人员来说，未来雇佣收入的现值是大的，重新谈判是一项减缓努力与任期问题的有效机制。但是对于任期内工作时间较长的经理人员来说，重新谈判的控制作用是较小的，工作时间长的经理人员趋向于是更重要的决策制订者，对于努力与任期问题而言，未来薪水的变化控制力较弱。最后，因为一个固定报酬流的现值依赖于公司的偿债能力，在报酬计划中包含大量的固定薪水会增大不同风险偏好问题。B.奖金。奖金也是以绩效指标为基础的报酬，它可以削减成本。在这些计划之下，如果达到了提前规定的绩效指标，经理人员可以收到现金、股票或二者兼而有之。将报酬与绩效指标相衔接会使经理人员工作更加努力，在制订投资决策时会以长期视角看问题，削减过度投资，合理利用财务杠杆。但奖金也有它自身的问题。首先，因为它基于会计数字，经理人员可以进行盈余管理来获取较高的奖金。其次，绩效指标的选择可能使经理人员仅仅关注会提高该指标的活动上，比如以销售额为考核指标会使经理人员以牺牲利润为代价促进销售。C.股票期权和有限制的认股权。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能够解决任期与努力问题，因为股价与期权的市值与未来现金流的现值正相关，同时它也能减缓不同风险偏好问题，因为期权价会随资产收益率的增长而上升。Mehran（1995）的研究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报酬使美国公司的持股者受益，他证明了在制造业公司的绩效与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之间存在正相关。然而，这种报酬制度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当股利上升时，期权的价值下降，这增加了经理人员限制股利的动机。此外，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使经理人员的报酬具有波动性。如果经理人员报酬的不确定性增长到足够高的程度时，他们就可能要求更高水平的报酬。这表明在控制成本方面，以期股和有限制的认股权可以作为持股权的替代机制。[1][2]

3.董事会。一般来讲，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批准或同意主要的管理决策，并监控这些决策的执行、聘用和解雇经理人员以及为他们制订报酬水平。尽管董事会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机构，但是董事会并不总是利用它的职权为股东利益服务，当董事与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董事会可能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制订决策。一些研究者指出，当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增加时，股东与董事会的利益协调更容易进行。Weisbach（1988）指出，相对于外部董事来说，内部董事很少会对CEO提出异议，因为CEO对他们的职务有重大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内部董事（包括CEO）有动机维护超过市场水平的报酬或超额在职消费。在一些情况下，外部董事可能不比内部董事更有效。Mace（1986），Lorsch和Maclver（1989）指出，美国公司的CEO经常决定着董事的提名过程，这样CEO就可以提名支持自己决策的外部董事。公司之间相互兼任的董事关系也会减少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如果CEO兼任公司董事，外部董事可能害怕报复而决定不去弹劾CEO.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谁能更好地代表股东利益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Bhagat和Black（1997）发现，来自美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并不支持独立外部董事影响未来公司绩效的观点。然而其他的一些实证证据表明，外部董事能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比如，Rosenstein和Wyatt（1990），Hermalin和Weisbach（1988）都指出，在美国公司中外部董事是基于股东利益而被提名的。Rosenstein和Wyatt指出，当公司任命外部董事时股价表现出显著的上升反应，这表明市场预期股东将从外部董事的任命中获益。Hermalin和Weisbach发现，在公司绩效下降之后，相对于内部董事的任命而言，外部董事的任命数增长，这表明外部董事被认为更可能接受提高公司绩效的挑战。关于董事会决策的股价反映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市场对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董事会的决策反应更好，市场对内部人控制董事会的决策表示怀疑。比如，Byrd和Hickman（1992）发现当决策更可能是由外部董事比例占优势的董事会作出时，在收购竞价公告日前后的非正常竞价收益的数额是非常大的。类似的结果也被经理层收购（Leeetal.1992）和采纳毒丸计划（Brickleyetal.）的研究所证实，他们都发现当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有投票控制权时，这些情况下的非正常收益非常大。一些其他的研究还表明，外部董事的比例与动机报酬计划的使用正相关，外部董事更可能采取决策替换具有较差绩效的CEO.比如，Mehran发现具有更多外部董事的美国公司实行了更多的以持股权为基础的报酬计划；Weisbach（1988）发现如果外部董事具有投票控制权，具有较差经营绩效的CEO更可能被解雇；Borokhovichetal.（1996）的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比内部董事更可能作出由来自公司外部的经理人员替换具有较差经营绩效CEO的决策，他的研究表明当需要时外部董事更情愿支持公司政策的重要变化。[1][3]

4.经理市场。Fama（1980）指出，经理市场通过一个对于经理人员过去绩效的“事后处理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成本。他认为如果目前绩效会影响经理人员的未来工作机会，经理人员就会有动机控制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的自利行为。Fama和Jensen（1983）将这种观点应用于外部董事的劳动力市场，他们指出更多的外部董事关心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名誉，因此他们在监控经理人员的行为中是努力的。Gilson（1990），Kaplan和Reishus（1990）报告了与Fama和Jensen的理论相一致的证据。Gilson发现外部董事作出的决策会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声誉，在从陷入财务危机公司辞职的董事中仅有少于三分之一的人在其他公司谋得了职位。Kaplan和Reishus也发现，经理人员的绩效会影响他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外部董事的声誉，相对于没有削减股利的公司而言，他们发现处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在以后有更少的可能成为其他公司的外部董事，该证据的一个解释是，任职于削减股利公司的经理人员被看作业绩较差因此被邀请加入其他公司董事会的可能性减少。

5.公司控制权市场。Marris（1963）和Jensen（1986）都指出，当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无效时，公司控制权市场能够用于缓和冲突。上述理论基于市值已经反映了预期成本的观点，即当投资者预见到经理人员的无效管理时，公司的股价下降。市值的下降吸引了潜在竞价者的关注，竞价者相信他们能通过收购公司、改变其战略、改进其运作效率或消除公司无意义的行为获取利润。一些来自美国市场的研究提供了接管会增进靶子公司效率的证据，从1976年到1990年，在购并中支付的平均金额是目标公司购并前价值的41%.Martin和McConnell（1991）发现目标公司在被接管后，CEO的收益率增长，与接管以前的绩效相比该增长对于目标而言是相当之高，他们的结果与接管市场培训了较差经理人员的假设相一致。Healyetal.（1992）发现在购并之后公司绩效得到改进，而且绩效改进不是由于削减对于研发费或资本支出的长期投资来获得的。Morcketal.（1988）指出，敌意竞价的目标来自衰落或面临严重变化的行业。Jensen（1986）引用石油行业的公司作为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行业可获利的投资机会减少，许多石油公司因此而持续地进行昂贵的勘探计划或在石油行业之外作出投资。Jensen指出公司管理人员有强烈的动机避免公司收缩，他们想要维持他们的控制范围并且他们的报酬可能与公司规模相关，他们不想在任职期间发生解雇和工资减少的现象。对于上述公司而言，只有外力充分的大才可以克服这些偏差，此时公司控制权市场可以帮助削减阻碍必要公司变化的惯性力量。

6.机构持股者。Shleifer和Vishny（1986）指出，单个股东监控经理人员并不是最优的。原因之一在于监控经理人员的单个股东承担了全部监控成本，而仅仅获得了取决于自身股份额度的利益。因为监控利益在所有持股者之间按比例分享，拥有较少份额的持股者有动机搁置监控并希望其他股东进行监控投资。这个“搭便车”行为表明如果不存在协调股东行为的机制，在公司中就存在对经理人员的较少监控。搭便车者会对批量持股者造成较小的影响。批量持股者会从对经理人员的监控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并且会超出他们的成本。而且，批量持股者经常是职业投资者，他们在评价公司绩效时是更专业化的，他们的监控成本比单个持股者是更低的。所以批量持股者的出现增加了监控的可能性，减少了成本，增加了公司价值。

7.债权人。作为“准固定收入”的要求者，经理人员偏好低杠杆。假定其他情况相同，更低的债务水平降低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伴随的工作职位丧失。一些研究者指出，高水平的债务削减了成本。因为债务支付是法定的，它强迫经理人员支付可能被错误使用的基金。债务也使经理人员面临更多的市场力的监控。在一个无债务或低债务的公司，懒惰的经理层可以减少持股者的收益而不影响经理人员的福利与职位。当债务水平升高时，经理层、较低的利润与现金流会使企业不能偿付到期债务，从而陷入财务危机，这时债权人会在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替换绩效较差的经理人员。[1]

三、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几点启示

上述几种治理机制对于完善英、美等欧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人文、法律环境的不同使得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之有较多差异，但是就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而言，仍对我国具有颇多的借鉴意义。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1.法律措施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并制定出相关法律的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导致垃圾的大量排放，使垃圾的处理问题日益突出.1972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联邦废物管理法》，将各种废物的收集和处置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该项法律的颁布改变了西德人的生活习惯，一般生活垃圾，塑料容器以及纸类等开始被分门别类地回收。随着西德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1986年联邦政府制定了“避免产生废物、废物再利用及安全处理原则”，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废物的认识从“怎样处理”上升到了“怎样避免产生”的高度。德国循环经济理念的导人体现在1991年颁布的包装废物管理条例》中，该条例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明确了商品生产和流通业对包装废物回收和循环利用的义务。

1992年德国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车；1994年颁布了(循环经济与废物清除法》，后经过数次修改，于1996年10月以((循环经济·废物管理法》正式生效。该法使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过去的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提出“本法律的目的是促进循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废物按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进行清除”；确立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即任何生产过程首先要尽量避免或减少废物的产生，对于无法避免而产生的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和废纸、旧电池、旧汽车等，要求尽量采取循环利用的措施，以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规定了产品制造者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的责任，对于某些特定的产品，只有明确了回收的可能性后，才允许投放市场。

日本是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也是国际上较早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发达国家之一。其所有的相关法律文件，集中体现为“三个要素、一个目标”，即减少废物，旧物品再使用，资源再利用，最终实现资源循环型社会的目标。日本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健全，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基础层面是《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二层面是《废物处理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这两部综合性法律；第三层面是(《容器包装再利用法》、((家用电器再利用法》、建筑材料循环利用法》、食品循环再利用法》及((绿色采购法》五部专业性法规。1991年制订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完善了汽车及家电循环利用的判定标准以及事先评估、信息交流等体系。1993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中增加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循环利用等内容，并将此作为国民的义务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1994年政府又根据该基本法制定了(环境基本计划》，决定将建设循环型社会作为环境政策的长期目标之一来实施，并把实现低环境负荷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体系作为目标。日本把2000年定义为“循环型社会元年”，不仅新制订了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建筑材料循环利用法》、《食品循环再利用法》、《绿色采购法》，还修订了《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并更名为《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I修订了1970年制定的(《废物处理法》，加强了控制废物产生和不正当处理的措施.?,002年制定了《汽车循环利用法》，在此基础上，又于2003年3月制定了建设循环型社会的长期指导方针《推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

2.经济措施

税收创度。日本的“再循环利用设备特别补偿办法”规定:对废纸和废饮料瓶类制品再商品化设备制造业、生态水泥制造设备、废家电再生处理设备除按一般规定给予退税之外，还按商品价格的25%进行特别退税。对废塑料制品再商品化设备制造业、建筑废物再生处理装置、废木材破碎及再生处理装置，除按一般规定给予退税之外，还按商品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美国亚利桑纳州规定，企业分期付款购买再生资源及环保设施可减税(销售税)10%;在美国康奈狄克州，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除可获得低息风险资本小额商业贷款以外，州级企业所得税、设备销售税及财产税也可相应减免.荷兰政府的目标是在10年内把全国废物产生量减少90%,其措施除了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外，对产生废物的人和企业都要征税，采用清洁生产或建立污染控制设备的企业，其投资可按1年折旧(通常折旧期限为10年).丹麦率先实行了“绿色税”制度，对生产原材料征收材料税以促进少用原生材料、多利用再生资源。德国已经开始征收生态税，对除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外的能源都要征收生态税，间接产品也不例外，例如1升汽油的价格为1.7马克，再加6芬尼的生态税。

共瓜侧度。美国于1995年设立了“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对那些把绿色化学原理与化学品的设计、制造、使用相结合的突出化学技术进行奖励，充分体现了美国对环境保护方面创新性工业研究成果的重视。日本的许多城市实行了资源回收奖励制度，对社区、学校集体回收旧报纸、旧包装箱的行为给予一定的奖励，以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回收可再利用的资源。近年来，欧洲不少城市采取了付费交投包装废物的办法，这是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办事，受环境意识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使，许多消费者乐于这样做。

绿色采劝翻度。日本的《绿色采购法》规定，国家机关必须率先采购环境负荷小的产品。其目的是通过不断扩大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来提高资源再生产品企业的知名度，以促进企业扩大生产量，降低成本、降低价格、最终形成资源再生产品的良性循环。现在日本各行政机关纷纷制定了绿色采购方针，有166种物品被定为政府优先选择购买物品，其中以100%废纸为原料、白色度不足70%的复印纸被定为最优先购买物品，到2001年，政府特定购买物品的采购比例已达到了92.6%。美国各州也陆续制定了再生资源产品政府优先购买的有关政策法规，通过行政干预各级政府的购买行为，促进政府优先采购再生资源产品，同时规定审计机关有权对政府各部门购买再生产品情况进行检查，对未能按规定购买的行为将处以罚金。

收费侧度。日本颁布的《家用电器再利用法》规定，制造商和进口商对制造、进口的家用电器有回收、再商品化的义务，并规定了4种废旧家电的处理费，其中每台电冰箱为4600日元，每台空调器为3500日元，每台洗衣机为2400日元。生活垃圾收费是减少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对每袋生活垃圾的收费增加1.5美元，城市垃圾总量可减少18%.现在，日本的3250个市、区、村中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为2535个，收取工业废物处理费的为2833个，有效改善了日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德国的《包装废物管理条例》颁布以后，从1991年到1995年，制造商们为了减少处理包装废物所付的费用，纷纷将包装减少到最低限度，全国包装废物的总产生量减少了12%01991年，德国成立了进行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的DSD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在1997年的包装废物回收率为89%，循环利用率高达86%。相当于从每一个德国公民手中回收废物73.7公斤。循环经济使德国在GDP增长两倍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了近75%0

3.教育措施

教育措施主要包括理念的确立、研究人员的培养、各类人群的教育等。生态环境理念的确立和带有创新意识的专业人才培养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近几年来，日本政府积极开展对基础研究人员的培养和教育，促成各学术团体和研究型机构业务的开展，并从科学技术研究基金中拨出专项基金鼓励科研机构进行废物处理及3R化应用技术的开发研究。

各类人群的宣传教育重点是充分发挥社团法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通过广泛的宜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生态环境意识，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推动绿色消费的进行。从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运动到21世纪的循环经济，世界上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已经经历了三个历祖第一是以政府命令为主导，通过行政手段的方式来实现污染控制;第二是基于市场手段的经济刺激作用，注重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和技术创造力来实现废物的处惫第三是在进一步完善政府和企业作用的基础上要求实行信息公开，其实质是实现了公众监督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

日本特别注重公众的参与。1998年笔者曾在大宫市参加过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发起，东京大学小林教授做的市民环境家计薄讲座。讲座强调了家庭参与环境保护和资源再利用禽要做到的几个方面:有计划的购买食品，在食品有效期内用完，适量烹饪，不剩饭。自备购物袋，利用简易包装，购买简易包装产品;协助地方公共团体和商店、回收团体进行资源性废物的分类回收，争取每人每天从家庭排放的垃圾且比上一年度减少15%。名古屋市的非政府组织还发动市民开展义务收集公共垃圾活动，并发放介绍垃圾分类处理和再生利用的宣传小册子，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废旧资源回收和垃圾减量工作。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特别注重将正确处理垃圾的知识纳人各级学校教育中，从学生抓起，让每个人从小就充分意识到正确处理垃圾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蒙特利尔市特别注意制作多国文字并适应不同阶层人员的宣传材料。所制作的宣传品既有趣味性，又有持久性，宣传品的载体形式多样，使人每天看得见记得住。

4.技术措施

循环经济主要是通过采用高新技术引导各行业推广3R技术、清洁生产和废物资源化。日本北九州市的生态型城市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效果得益于3R化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通过高新技术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实施清洁生产运动，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利润和环境改善的双重目标。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四年后不仅减少了84%的污染物排放，还取得了2125亿日元的经济效益。现在北九州市不仅摘掉了闻名于世的重污染工业区的帽子，而且城市的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6倍。

日本东京电力株式会社和财团法人千叶县都市公社联合在千叶县的幕张新都心高新技术开发区投资约69亿日元，建成了地表水水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并于1990年4月开始投人使用。该技术利用污水处理厂排水水温夏季约为250C、冬季约为17℃且比较稳定的特点，将污水处理厂排水中蓄积的热能通过蓄热式热泵系统为49万平方米的区域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空调源。在每年提供1290亿大卡热量、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减排了6800吨二氧化碳、2.9吨氮氧化物。作为一种高效节能、符合循环经济3R原则并能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的热泵空调技术在建设日本的循环型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环境产业化”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绿色高新技术支持。

5.市场措施

市场措施主要是通过健全可循环利用资源的交换、收集及回收利用市场来完成。日本的废物交换情报网络系统非常发达。在日本既有社团法人机构的“循环经济研究会”每周定期发表有关循环经济方面的信息，同时各地的有关部门也相继建立起废物交换情报网络系统，日本的各市区村几乎都有专门发行二手货信息的报纸及时向市民信息并组织旧货调剂交易，以利于市民进行资源循环再利用。这样的社会中介机构可以使市民、企业、政府形成一体，通过沟通信息、调剂余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国家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

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

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

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 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 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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