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章网 精品范文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范文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国家安全形势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

第1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16-05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 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 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 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 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 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

[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3]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2007,(1).

第2篇

关键词:东亚安全;安全困境;安全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044-04

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世界安全理论体系。但是自二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安全的紧张形势并没有因为世界安全理论体系的建立而缓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东亚既有安全格局的解体使东亚地区陷入“安全困境”之中,这使得对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讨论与创新成了东亚安全研究领域的新方向。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给东亚安全增添了新的变数,而东亚地区持续升温的领土争端问题及朝鲜核问题使安全困境不断加深。为此,许多学者贯古通今、高瞻远瞩,从多个角度解读了东亚的安全形势,并提出了一些极富建设性的安全机制建设路径。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东亚安全形势研究”、“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四个方面对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

一、东亚安全形势研究

国内学术界关于东亚安全的研究成果初见于苏联解体之后,东亚地区原有的安全格局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被打破,并涌现出新的安全问题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一)对东亚安全形势的综述

目前能够找到的对东亚安全形势最早的综述类文章刊载于1993年11月发行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田新建在他的文章《东亚安全的分析与展望》中对两极格局终结之初的东亚安全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展望。他认为,东亚地区的集团意识逐步削弱,自主观念和地区意识不断增强,对话和合作在解决地区性问题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在看到以上利好因素的同时,作者也观察到了在新格局下不断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朝鲜半岛核问题、北方四岛问题、美日与美韩的同盟体系和东亚地区的经济问题等。这些问题在后来的东亚安全形势发展中的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两极格局终结到9・11事件发生,东亚地区接连发生了几起危及地区安全的事件。朝鲜于1993年3月12日宣布推出《核不扩散条约》,而后在1998年夏季试射了“大浦洞”导弹,朝鲜半岛形势骤然紧张。美日两国于1997年6月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引入了“日本周边事态”的新概念[2]。东亚地区大面积的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甚至引发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动乱。面对这些影响,宋城在《世纪之交的变局――东亚安全形势综述》(刊载于1999年1月《亚非纵横》)中认为它们没有给东亚的安全形势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而东亚地区能够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金融危机在给个别国家的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从而使保障东亚安全的措施显著增多。此外作者还看到,虽然东亚地区的热点问题热度依旧不减,但是各国对这些热点问题的控制力增强,东亚安全形势总体向好[3]。同样对东亚安全形势发展持乐观态度的还有著名学者杨成绪,他在《东亚安全问题的分析》(刊载于1994年3月《国际问题研究》)一文中也详细阐述了当时东亚安全形势的利好因素[4]。

911事件之后的10年,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冷战后第二次重大调整,出现了一些新形势和新特点。东亚地区中韩等国经济持续崛起使全球的经济权力重心向东亚转移,各主要大国开始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中国与这些大国的战略竞争开始超越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明显扩展到海军力量、海洋影响力以及争夺海洋势力范围等一系列新领域。一些担心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危险的国家为了寻求安全保障,纷纷表现出对美国主导的东亚安全秩序的依赖[5]。

另外,朝鲜半岛局势在这10年间愈加复杂,朝韩之间的矛盾出现激化。朝鲜分别于2009年和2013年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2010年3月朝韩发生“天安舰”事件;2010年11月3日朝韩又发生了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鲜不断做出危险动作造成朝韩两国的多次摩擦使朝韩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半岛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为了回应朝鲜的行动,美韩两国在对朝进行制裁的同时调集军队开展军事演习,美国借军演之机扩大自己在东亚的存在给东亚安全增添了几分复杂性。

(二)对东亚安全困境的研究

“安全困境”使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指国家行为体间因缺乏互信,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目的而扩充实力的国家行动。许多学者认为目前东亚安全形势的紧张与该地区陷入安全困境有关,东亚的安全困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亚地区多数国家的军费在冷战后连年增长,出现了开展军备竞赛的趋势。东亚地区国家的防务开支平均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军费开支增加最快的地区。日本借口与中俄韩的岛屿争端和防御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扩充自卫队的力量,加强夺岛能力和导弹防御能力。日本在2013年下水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最大满载排水量已经达到了2.75万吨,并且可以搭载F-35垂直起降战机,这种军舰实际已经完全超出了日本自卫的需要。台湾地区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统独之争”从美国购进大量先进武器,使台海地区的军备平衡维持在较弱的水平。东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势头虽然一度因为金融危机而放缓,但随着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东盟内部也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6]。

第二,东亚国家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冷战之后遗留下来的国家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仍然是建立国家间互信的最大障碍。美日韩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朝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鼓吹“中国”,并把朝鲜定义为“邪恶轴心”、“无赖国家”。日本不断做出损害中韩人民感情的事情,中日和韩日之间因为历史原因难以建立互信。中日关系的冷淡和韩日在美国主导军事同盟下的貌合神离严重影响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第三,美国主导东亚安全体系带来两方面作用。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拥有韩、日、菲、泰4个盟友。这5个盟国都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共同防御或集体防御的联盟,对维护东亚的安全稳定具有积极意义[7]。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在东亚地区制造事端,增加了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的难度。美国明确表示在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却宣称日本拥有对的行政管辖权和争端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纵容日本扩充军力解禁集体自卫权。东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局面并不是美国和几个盟友能够造就的,它需要东亚地区所有国家的合作。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损害了一些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样一来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不可避免。

二、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对东亚安全问题的研究

(一)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国际关系学院的李松寒和王森就从这两个视角出发对东亚安全进行了分析。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运作的推动力是权力。东亚地区国家自然是处在一个“无政府”的环境下,都对权力的分配状况及其变化非常敏感。近年来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进行战略东移,符合现实主义中“权力平衡”政策的构想。在东亚地区不能出现一个权力过大的国家,必须有一方对这个国家的权力予以制衡。日本在地区事务上强行引入美国势力的做法明显是“霸权稳定论”的反映,认为美国有助于威胁各种潜在危险的发生[8]。

新自由主义也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下,但这种无政府状态不同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一切对外活动都受到国家利益的支配,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掌控权力。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对东亚安全的看法比现实主义乐观得多,它在看到各国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的同时也看到了各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可能性[8]。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在追求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开展军事行动的代价加大,因此东亚地区的国家应当更倾向于进行安全合作而不是军事对抗。

(二)建构主义

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大理论流派在解决东亚安全问题上存在一些漏洞,无法为东亚安全问题找到出路,如现实主义理论下的霸权稳定论认为美国势力的介入东亚地区会平衡地区力量,而现实却导致了东亚的安全困境。面对这些问题,有学者开始用建构主义理论来审视东亚安全问题。

建构主义并不认为东亚地区现存的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和事实,相反安全困境正是东亚地区国家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既然东亚国家可以建构起安全困境的状况,那么他们也可以建构起维护东亚安全的机制。在对地区形势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不同的规则可能产生不同的建构结果。东亚至今没有建立起能够有效维护地区安全机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欧洲式的硬机制性的安全合作途径,如共同的法律、条约、组织等机制[9]。

虽然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缓慢、文化和政治体质差异给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带来一定的阻碍,但一些东亚地区特有的优势也给未来建构这种机制带来可能。如东亚国家普遍崇尚“和”的观念、历史上合作维持地区安全的传统等。建构主义正欲利用这些优势来“建构”东亚安全机制,实现该地区的持久稳定和平。

三、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研究

东亚地区大国林立的特征加大了维护地区安全的难度,一些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着决定性影响。冷战后,东亚地区中俄美日四国之间的关系牵涉重要的安全利益,虽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像在冷战时期那样剑拔弩张,但也没有对东亚安全合作产生太多的促进作用。由于东亚地区能够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只有美日两个国家,国内学者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

(一)美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美国不是一个东亚国家,但它在东亚地区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美国自二战结束后就很重视同日本的关系并与它结成了军事同盟。美日同盟在美国的主导下经历了几次变革:1951年美日两国签订允许美国在日驻军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1966年美日签署了《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1978年美日又制定了《美日防务合作指针》,规定了“日本有事”时美日的分工;冷战结束后的1996年美日在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同时还签订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突破了美日同盟专守防卫的职能。日本从美国冷战时期的“桥头堡”,变成了21世纪遏制中俄的战略支点。

美日同盟在对东亚安全的维护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在日本境内驻扎大量的军队对日本构成了有效的监视,至少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美国对日本形成了有力的限制,这本身就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对于可能发生的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来说,美国也有强有力的管控手段,美国有能力制止日本与一些国家发生有损东亚地区局势的摩擦和冲突。

在奥巴马宣布“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国开始放纵日本在东亚地区挑起事端。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称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显然是默许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扩张,两国因为有强有力的同盟存在而降低了对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兴趣[10]。美国担心如果东亚地区建立起完整的区域安全机制,自己会被排除在机制之外而失去对东亚的控制。美国既然可以依靠在亚洲的若干军事同盟实现自己在东亚的利益,它们绝不会冒着被排挤出东亚的危险来支持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

(二)中美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特点是合作与冲突并存。进入21世纪之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安全领域的合作有了许多进展,两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解决朝核危机上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中美两军交流次数增多,中国还应邀参加了美国主导的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不过,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冲突令人们难以对中美未来安全合作的前景持乐观态度。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之间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这些冲突都曾经给中美关系造成很大的破坏,从这些冲突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远多于合作。

中美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东欧剧变让两国原有的为抵抗苏联霸权主义而建立的安全合作关系不复存在。中国一贯主张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与美国谋求东亚地区霸权的野心格格不入,除朝核问题外两国在各自的东亚安全战略上合作的空间很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美国感到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倍增,尽管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固有的冷战思维和根深蒂固的“国强必霸”观念还是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国不仅鼓吹“中国”来强化与东亚地区盟友的关系,还野蛮干涉以为代表的中国内政,企图从内外两个方面削弱中国的实力。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中国的国家利益开始扩展到美日的传统利益区,中美之间会不会因为利益分歧引发新的摩擦还有待关注[11]。

(三)中日关系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东亚安全形势关乎两国的切身利益。两国双边关系对东亚安全形势有决定性影响。但21世纪以来由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在上的错误立场和两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中日关系并没有为推动东亚安全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日本一直在宣扬“中国经济”和“中国军事”,近年来又在领土问题上不断逼近中国的底线,这使得两国安全合作陷入停滞,也成了阻碍东亚安全建设的最大障碍[12]。

日本当今的安全战略目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日本想借美日同盟的力量拓展自己的安全空间,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日本也对美国企图称霸东亚的意图有所不满,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军事管控,日本想通过提高防卫独立性、自主性摆脱美国的限制[13]。为了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战略目标,日本必须不断为自己的军事膨胀寻找借口,于是日本在炒作“中国威胁”的同时还故意挑起与中俄韩的领土争议,以此裹挟美国寻求“松绑”。目前安倍内阁试图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提升自卫队夺岛攻击能力的做法增加了东亚地区擦枪走火的可能,这些做法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四、建立东亚安全机制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深入分析东亚安全形势与影响东亚安全的大国关系之后,对东亚安全合作的现状做出了如下总结:第一,东亚地区缺乏有效地安全合作机制,目前最早建立的东亚地区安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因为缺少大国的主导而作用甚微。第二,东亚地区难以找到安全利益的契合点,东亚地区有不少国家试图扩大现有的安全空间势必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难以达成利益共识。第三,东亚地区军事同盟的存在让安全合作困难重重,东亚地区存在着以美国为主导的若干个军事同盟,同盟内的国家更愿意依靠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而不是地区安全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安全[14]。从这些现状来看,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成为了一个短期内难以破解的难题。

面对这个难题,许多学者对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构想。学者杨值珍在他的论文《东亚安全合作呼唤新安全观》提到了要缓解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就必须从信任方面着手,在东亚地区推行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东亚国家应当减少对他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加强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抛弃传统的冷战思维,从依赖军事联盟维护自身安全转变为通过合作寻求地区安全的稳定。

一些学者还关注到了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机制。在东亚地区的若干安全机制中,东盟地区论坛是现有的最为成形的安全机制。在其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坚信东亚安全论坛会成为推动东亚安全的最有效机制。经过10多年的运行,东盟地区论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些问题无能为力。东南亚地区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主导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地区大国也不愿意把在论坛上取得成果付诸实践。另观其他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和香格里拉对话都存在和东盟地区论坛同样的问题,这种仅仅通过建立互信而保证地区安全的机制在东亚似乎并不奏效。

东亚地区大国的利益交织纷繁复杂,只有通过厘清国家利益,找到各国共同利益契合点的方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东亚安全机制。如何突破现有的安全形势的束缚,在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安全机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东亚安全机制进行创新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未来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田新建.东亚安全的分析与展望[J].战略与管理,1993(11).

[2]朱利群,肖月.简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宋城.世纪之交的变局――东亚安全形势综述[J].亚非纵横,1999(1).

[4]杨成绪.对东亚安全问题的分析[J].国际问题研究,1994(3).

[5]朱锋.东亚安全局势:新形势、新特点与新趋势[J].现代国际关系,2010(12).

[6]杨丹志.东亚安全困境及其出路[J].现代国际关系,2003(9).

[7]王志伟.东亚安全的基础、困境与出路[J].延边大学学报,2007(8).

[8]李松寒,王森.东亚安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评析[J].学理论,2012(8).

[9]赵光勇.“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东亚安全合作的建构主义转向[J].延边党校学报,2009(4).

[10]杨扬,王文余.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秩序的建构[J].亚非纵横,2012(3).

[11]李景治.中美日关系与东亚安全[J].教学与研究,2006(3).

[12]罗志刚.大国关系与东亚安全合作[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第3篇

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代理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P126

[2]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80

[3]马纬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90,292

[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鲁毅、顾关福.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C].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7]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

第4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004-02

党的十以来,顺应时展要求和国家利益需要,坚持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加以思考,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运筹,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2014年4月15日上午,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观中提到“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主要存在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

而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也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对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安全现状的分析,有利于认清楚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从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从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状况两方面来阐述。

一、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

1.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繁荣的背后带来了很多问题。社会两极分化拉大,贫富差距明显,区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不够。人民面对教育成本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压力,部分人并不是利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财富,而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获得大量财富。但同时社会还有一些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的人需要帮助。这些问题使部分群众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使党的形象和威信受到严重破坏,一些群众开始失去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2.部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低,功利主义倾向突出

一直以来,党都是先进理论的引入者和教育者。而作为教育者的党员干部,现在的意识形态素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严重不足。一些干部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突出。而意识形态则成了抽象的政治概念和标语化的口号,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今社会的问题结合起来,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员内部的精神力量和行为准则。党员干部追求短期的效用,而没有从培养党员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素质这一远大目标作为指导,使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不成体系,并不能化为内在的动力和行为准则。所以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应提升党员干部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针对性地聘请专业老师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使其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使其增加同当今社会思潮对话的能力。例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等。党员干部要有能力从理论上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以拆穿它分裂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政治理念,形成稳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

3.部分高校师生存在意识形态安全危机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脊梁,把握着未来发展的趋势,担负着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但是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容乐观。2014年11月13日,辽宁日报记者走遍大半个中国,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重点高校教育城市的20所高校,用了半个月时间,听了将近百堂专业课。在对多地区高校文科课堂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文中概括出三种问题:“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解密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同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二是缺乏政治认同。将中国社会中出现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问题归结为理论错误。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教学生利用“厚黑学”明哲保身。”[1]此文客观反映了我国高校中存在的师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够,信仰缺失。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教师是关键。如果教师都教给学生如此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信仰、处事原则,那么怎么确保我们可爱的学生们能有崇高的社会主义信仰和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呢?高校师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机责任在老师。所以应严把教师政治素质关,把政治立场作为聘用教师的主要标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应该是信仰教育。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以文化软实力为重点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对此,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国际国内形势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定位,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1.文化产品输出

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文化输出大国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以图书刊物、音像制品、网络产品为代表的大量文化产品冲击着我国文化市场。国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随着未曾筛选的文化产品汹涌而来。青少年群体是我国未来的希望,然而青少年大多比较感性,思想上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他们喜欢新鲜事物,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产品所包含的价值观。这些文化商品一边收获巨大的经济利润,一边传播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好奇和模仿。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被侵蚀、我国文化独立性被破坏、甚至我国文化有被同化的倾向。大量外国文化产品的输入,冲击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归属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我党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我国也应不断加强文化产品的发展,增加文化产品输出。通过文化产品向世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扩大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粉碎西方利用文化分裂我国的目的。

2.宗教渗透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学术工作的逐步恢复,基督教的研究也随之复苏。由于教内人才的奇缺和教外人士的兴趣,所以研究者以教外学者为主,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也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色。在90年代,基督宗教研究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继续发展。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经超过1949年起30年间那些毫无学术性科研的书文好几百倍,还有哲学、伦理、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甚至教义神学等方面的研究。除了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之外,研究人员也已从少数社会科学院内的研究者,向高等院校的教师扩展。”[2]

在西方分裂势力主导的意识形态高校渗透计划中,利用文化宣传宗教已经成为一种隐性形式。一些宗教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学术交流”的旗号,资助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翻译出版以宣传宗教为目的的图书,并且组织开设带有宣传教义性质的研讨课和讲座,这一类的利用文化宣传宗教,是境外敌对势力争夺我国大学生的重要举措。

3.利用各种名目基金、智库、网站掌控我国社会思潮

西方国家和其私人资本大财团出巨资,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政治理论人才,以“学者”和“思想家”的身份对外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权。由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2013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国家级有组织网络攻击频发,我国部分重要网络信息系统遭受渗透入侵,2013年CNCERT监测发现境内1.5万台主机被APT木马控制。2013年,境内6.1万个网站被境外通过植入后门实施控制,较2012年大幅增长62.1%;针对境内网站的钓鱼站点有90.2%位于境外;境内1 090万余台主机被境外控制服务器控制,主要分布在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其中美国占30.2%,控制主机数量占被境外控制主机总数的41.1%。”这些由境外控制的网站目的就是通过国内网站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实现对我国“不战而胜”的政治解构的战略意图。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夸耀资本主义的思潮迭起,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

尤其2014年发生的非法“占中”活动,就是香港少数激进团体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围绕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精心策动的一场香港版的“”。策动“”是一些西方国家打着“民主化”的旗号、颠覆他国政权的惯用伎俩。随着我国不断发展,其对我国的渗透破坏指向越加明显,活动越加猖獗,加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较量更加激烈,成为我国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面临的重大现实危险。

参考文献:

[1]辽宁日报编辑部.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N].2014-11-

第5篇

【关键词】文化安全;全球化;挑战;对策

经济全球化不断的加深和推进,文化全球化也加快了发展步伐。 随着国际社会信息化、全球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开始凸现,开始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一、文化安全概述

(一)文化安全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亦凸显了出来。文化安全是资本主义文化扩张下弱势文化维持自尊的自然反应,也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开展实践活动的重要手段。” 学者胡惠林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文化生存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2]笔者认为,文化安全主要是一个国家代表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健全其自身的功能、机制的能力和防范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以及在这种能力下所得到的一种状态。所谓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问题和如何防御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负面因素影响的问题。[3]

(二)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是维护国家稳定的精神基础,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军事安全不可替代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始终把国家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研究c建设已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全球化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的挑战

全球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本质上也是‘资产阶级国内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国际化’”[4]全球化给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带来的挑战

汉斯摩根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是最巧妙的,并且如果它能顺利开展,则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一大进步。其宗旨不是侵略国家,而是对人心的俘虏和征服。”[5]意识形态安全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冲击和影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不能使用武力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技术交流和文化交流等方式,输入其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并用“普世价值”和“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为其文化侵略做辩护,企图在无形中消灭社会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利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为借口,喧嚷“中国”、“新民族主义”、“人权高于”、“政教合一”等,对我国的民主建设和意识形态横加指责和无端干涉,借机推行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为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企图打开突破口,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二)网络化和信息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和冲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以及及相关衍生物的快速发展使全球进入网络化与信息化时代。据统计,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设立了近百个中文网站,对中国实施全方位、全天候、不间断的舆论战,企图利用网络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对华文化渗透,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传统文化。[6]中国互联网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逐渐成为各阶层人民群众表达思想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与西方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重要战场。由于我国整体上对网络舆情研究人员的不足,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深度处理和监管的技术不够完善,导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境外反动势力借助网络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极端分裂思想和宗教极端主义,特别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学生进行盏惑和煽动,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三)境内外“”的渗透与破坏

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势力被称之为“”。民族分裂势力是指奉行民族分裂主义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是多民族国家某些民族中的少数人为进行民族分裂、企图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而形成的行动组织或团伙。宗教极端势力是指以宗教为幌子,传播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及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是指奉行暴力恐怖主义、以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对非武装人员人身安全进行威胁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的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残杀无辜,制造社会恐慌。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境内外“”不断调整策略,在继续加紧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同时,通过广播电台、网络传媒、邮寄反动宣传品和地下讲经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向境内进行反动思想渗透,利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歪曲、篡改历史,大造民族分裂舆论。同时还加紧向高等学校渗透、向教育渗透,与我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主动权,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三、保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对策

(一)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文化安全涉及到国家文化、民族凝聚力、综合国力以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国家文化安全意识,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防止和克服任何轻视国家文化安全的行为,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特别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全球化,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文化分裂主义相对猖獗的形势下,要把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纳入到整个国家安全工作中去,作为加强和维护整个国家安全的有机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积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特别是“西化”渗透,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加强自身的经济文化建设,提过国家的整体实力。国家实力的提升有助于增强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此之外,还必须通过改善国际环境,为意识形态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的国际环境。我们国家要继续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观,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谋求互利共赢。

(三)进一步建设与加强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

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就是要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检测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系统,通过一些关键稻莸募笆辈杉和分析掌握国家文化安全状况,评估国家文化安全级别,定期不定期就国家文化安全状况和趋势进行预测,向有关部门或公众安全信息。[7]建立国家文化

安全预警机制,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用于表征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指标体系。这套体系应当主要包含对地理区域的认同、对本国的感情、对国家成就的自豪感、对移民流入的看法、对文化多样性的看法等指标因素。通过对这些主要因素数据的研究与把握,可以了解一个地区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消长情况。如果数据分析显示在上述方面出现了问题,与政府所期望的有很大差距,就可以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干预,直到它们恢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程度为止。

参考文献:

[1]沈仕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1-85.

[2]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15.

[3]叶金宝.文化安全及其实现途径[J].学术研究2008(8).

[4]仲崇东.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J].新视野,2001,06:43-45.

[5]汉斯摩根.国际纵横策论 [ M ]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90.

第6篇

关键词:西方文化渗透;意识形态安全;影响;对策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每一个国家都置于全球性空间之中,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是经济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信息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甚至在政治、文化领域的趋同趋势更加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更加热衷于文化渗透这一温和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与迫害。文化渗透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它只是不断地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程度上有所加深,在范围上有所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全面加速阶段,从经济领域开始并日益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不仅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新秩序”,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同样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族、宗教、人权为借口,以“西化”、“分化”为目的,以“社会主义失败论”、“趋同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论”、“中国”等为依据,对我国横加指责和干涉,试图在意识形态上遏制我国,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全球化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由于文化的多元发展态势会导致人们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迅速,尤其是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一些西方国家带来巨大压力,从近年来在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中国”、“中国崛起”等词汇便可见一斑。在经济等硬实力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却缺少相应的重视,面对这种情形,西方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步伐愈演愈烈,企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温和手段来建立其“文化帝国主义”,妄图在全世界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实现其世界霸权。西方国家将文化渗透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且阻力最小的手段与工具来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的目的,这已经对我军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和带来严重威胁。

一、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一是鼓吹“普世价值”来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的目的。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凭借其强势的话语霸权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鼓吹、兜售“普世价值”。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烙印,主要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博爱等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践行“普世价值”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主张实现“普遍”意义上的真正民主,即多党执政与全民参与;抨击中国的民主制度,渲染社会不公,宣传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旋风席卷了我国政治界、学术界以及民众社会等各个领域,营造出一种全世界共同进步、自由发展的氛围;而这种“普世价值”带有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倾向,以分化为手段,西化为目的,将中国纳入到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体系中,企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温和方式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

二是以经济交往为载体进行隐性文化渗透。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总是结构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经济发展领域的优势主导地位,借助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契机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以经济活动为载体来进行隐性的文化渗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进一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中,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一方面将先进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输入到我国,通过技术合作、建立外资企业来实现双赢,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与广阔市场;另一方面,力图将中国置于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之中,迫使中国按照“全球规范”进行经济活动,制定不公平的、不利于我国优势产业发展的贸易条例,打压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任何经济活动、科学技术都会暗含一定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要素,西方国家利用中国对其发达技术的依赖来进行价值观念渗透,植入西方意识形态。

三是利用现代媒介手段进行文化渗透。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应用的广泛普及,大众传媒的影响日渐深远。西方国家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同时广泛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介来宣传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此来动摇我国传统文化根基、冲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众信仰缺失甚至产生信仰危机。近年来,美国利用其在互联网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了文化渗透的主要平台与工具。通过互联网各种新闻、信息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宣扬其自由、民主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书籍、广告等)的输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公开的或者隐蔽的推销其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受其影响颇深,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向度等在悄然发生变化,原有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欧美大片充斥着各国的各大影院,并且受到了强烈的追捧,好莱坞、迪斯尼、梦工厂的各大影片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给人们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将西方的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渗透给国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价值理念在广大民众之中传播开来,这种文化渗透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此外,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猖獗、信息网络攻击、难民与环境问题、社会动乱、非法移民等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大量存在,[1]这也使得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愈加艰巨。

二、当前军队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西方意识形态联合行动的压力。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为了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2]“冷战”时期,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英国前外交大臣贝文就主张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一种以实力、金钱和果敢的行动来支撑的理解,“一种西方的精神联盟”。这与美国主张制造“精神压力”促进“和平演变”的办法是一致的。剧变证明,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比军事战争和经济封锁更有效。可以说,“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战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是“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中国。[3]西方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财团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思想理论精英,以学者和思想家的面目传递政府和大财团的声音,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霸权。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的思潮花样翻新,通过图书、杂志、报纸、网络、会议、电影等等,大量输入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在哲学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主张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否定本质和规律的存在。在历史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客观规律,“历史终结论”则狂言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才是规律,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这些都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甚至别有用心地宣扬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与虚伪性,“普世价值论”则竭力美化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宣称其是值得人类普遍遵循的最终价值。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指出它不过是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仅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主张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所谓“价值社会主义”。目前美国一些议员和智库正在推进渗透理论研究,希望利用中国处于社会矛盾迸发的转型时期搞乱中国,而我们很多人政治警惕性相对不足。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4]

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5]当前,资本主义虽然遭遇了严重危机,但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必将在较长时间内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压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继续巩固和扩大已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的支配地位,并逐步将这种“经济强势”转化成为“政治强势”地位,促使作为其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在更广泛的地区得到认可,进而建立起确保这种价值体系的政治制度系统,实质上构成了“新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6]《2011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2011年美国以9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885万台主机,有3300多个IP控制境内3400多家网站。目的就是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实现对受众国“不战而胜”、政治重构的战略意图。随着经济全球化内部风险的持续释放、西方国家转嫁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军的意识形态安全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三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扩展带来的挑战。他们鼓吹超越阶级的代议制民主,其实质是以两党或多党之间的斗争来掩盖阶级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各党派之间的争论和博弈是在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前提下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解决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地区许多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打起了社会主义旗号,但在20世纪后半期又纷纷放弃原来的旗帜。西方意识形态代言人之一的萨缪尔・亨廷顿美其名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更令西方世界欣喜若狂,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化浪潮”也是将中国最终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重要途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精英总是通过欢呼多党制、指导思想多元化,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鼓吹人类意识形态将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四是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对意识形态安全已经产生负面影响。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和速度都空前加大了。比如,新自由主义创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的影响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新自由主义“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7]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界、政界和学界。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主张中国经济体制全面私有化、彻底市场化。一些领导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把“借鉴”当作照搬,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市场化的最终归宿就是在中国搞私有化。学界也有人主张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来“驾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和否定国家干预。在价值观念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倡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了中国、、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封建迷信等消极现象抬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导向力削弱。

总之,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两大方面的问题。在外部挑战中,有客观经济发展趋势带来的,但更多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主观故意。在内部挑战中,既有本土因素产生的思潮,也有外部思潮的国内化。因此,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需要引起全党和全军的高度重视。

三、维护当前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途径

一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军永不变的军魂,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切实落实在行动上,以行动来检验。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当前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无论军队建设内外环境如何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样调整,都必须始终坚持不渝。守不住这个根本的问题,军队就会变质,战斗力就不可能生成。

二要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这是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和铸魂工程。当今社会价值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敌对势力加紧了对我军内部的思想文化渗透,我们要有的放矢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始终保持政治坚定和思想道德纯洁,增强政治免疫力。当前一些人出现的问题都是由于信仰缺失和精神迷茫造成的。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培养军人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大无畏精神。

三要注重培养战斗精神。军队想要能打仗、打胜仗,光靠硬件设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强大的战斗精神。要加大战斗精神的培育,教育引导官兵继承和发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时刻准备为祖国和人民去战斗。目前我军的战略战术、体制机制、武器装备等条件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战斗精神的培育关系到一支军队的士气。曾说过:“战斗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准确而生动的概括体现了战斗精神的本质。

制约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尽管很多,但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决问题,决不能放弃对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的占领。必须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都有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考量,在实践中也有大量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机构和平台,这为明确制定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战略之魂。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有利于形成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配套的一体化战略格局。在军队内部要进行意识形态安全的整体战略布局和战略安排,培育一支宏大的高水平的军官队伍和理论队伍,发展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文化智库,打造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平台,提升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战术,对军队意识形态危机进行战略管控,构建军队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体系等等。在军队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着力进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顶层竞争的同时,一刻也不能忽视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强大的基础性工作,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切实把军队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大发展的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和频繁的背景下,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在军队意识形态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日益凸显。军队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维护好军队的意识形态安全,对于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注释]

[1]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第2页,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田改伟:《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4]:《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7篇

关键词:信息安全 国家战略 安全观 网络空间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17-0022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国家安全是指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领土、社会制度、社会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国家安全观着眼于军事和政治领域,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是其核心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成为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安全体,并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高速传导性的“链式”安全结构。其中,网络信息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是该“综合性”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链式”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保障,更是网络时代下其他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汇和纽带。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已然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层面,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战略的制高点和新载体。例如美国等国已经将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战略目标陆续融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

因此,为适应全球安全格局的变迁和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亟待总结和提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以此来诠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本文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几方面,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客观形势

理论建构是为了客观描述现实并科学指导实践。当前,全球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发展格局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需要诠释的形势背景。综合来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格局出现形态复杂、边界拓展、重心转移等趋势,具体表现为:

1、非传统安全威胁改变国家安全形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直接冲突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且影响广泛,并以跨国性、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围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使得国家安全形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在复杂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防范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网络空间的兴起重塑国家安全边界

人类社会疆域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当前,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软件、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全球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共同筑就了一个不断扩展、高度多元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空间承载着各国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潜能,并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范畴,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保障和拓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网络疆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3、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决定国家安全前途

全球信息革命浪潮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重构效应显然比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而强大,也更加自发而无序,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安全重心从抵御外敌威胁转向消除内部隐患。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我国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澎湃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同时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效应纳入到安全范畴,最终推动全社会的良性变革,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现实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不仅是理论探索的需要,也是顺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网络社会的建设和安全管理,回应国内外各种关切和质疑,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推动国家综合安全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深化

尽管我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凝聚共识和扩展共识,以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为此,在2011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绘就了我国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理论的框架。而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趋向完备和深化。

2、指导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制定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国家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中已经形成的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法规的“金字塔”型缜密结构,我国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体系在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仍不明晰。因此,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提炼国内外信息安全宏观管理的思想、经验和方法,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管理创新,指导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规划和实施,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格局。

3、提供跟踪全球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框架

全球网络信息空间是各国通向信息社会的共同载体,当前各国均力求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际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全球安全合作与博弈并存。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即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历史、抽象地分析各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意图、影响,研判全球信息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索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建立适应国内外环境的网络安全治理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但仍然未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形成符合本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治理需要的话语体系,导致在管理实践中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明确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基本方略,塑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最终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思想源流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仅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规划,更是一个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体系。因此,从国内外各相关学科汲取思想源流,支撑并融入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基础。本文简要介绍可供资鉴的国内外相关思想源流,为后续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1、军事领域的“信息战”理论

信息战是为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而进行的斗争,亦指战场上敌对双方为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通过利用、破坏敌方和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而展开的一系列作战活动。1992年美国国防部颁发的《国防部指令》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掀起了世界性的信息战理论研究热潮。在该领域,美国和中国均走在了世界各国研究的前列。如今,信息战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日趋成熟,成为现代战争和高烈度对抗的主要模式,因此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2、政治法律领域的“信息”理论

信息是在国家概念上演化而来的,是信息时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从政治视角看,信息是国家具有允许或禁止信息在其领域内流通的最高权威,包括通过国内和国际信息传播来发展和巩固本民族文化的权力,以及在国内、国际信息传播中树立维护本国形象的权力,还包括平等共享网络空间信息和传播资源的权利;从法律视角看,信息是指国家在信息网络空间拥有的自和独立权。它具体包括: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控制权;一国对本国信息输出和输入的管理权,以及在信息网络领域发生争端,一国所具有的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信息资源共享权。当前,国家信息作用日益凸显,相关理论更加丰富成熟,成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3、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外交”理论

“公共外交”的概念于1965年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目标是影响公众态度,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公共外交”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而传统外交则主要通过国家领导人及相应机构影响外国政府。长期以来,美国是“公共外交”理论的最佳实践者,通过“公共外交”美国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宣传输出。如今,网络信息空间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场地。因此,无论是出于应对威胁或是构建我国“软实力”的需要,“公共外交”思想和方法都应该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予以应用和体现,并成为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

4、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理论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旨在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并能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全球传播体系。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从而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实践成效并不明显。尽管如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成果仍具现实意义,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5、战略管理领域的“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最初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具有对抗或竞争性质行为的理论与方法。当前,博弈论在战略规划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核心价值在于分析对抗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方案,并研究其优化策略。当前,国家信息安全领域的斗争无一不具有显著的博弈属性,如国家间的信息对抗、密码的加密与破译、病毒的制毒与杀毒、网络思想文化的保护与渗透等等。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认识和分析各类信息安全问题,并通过博弈论方法寻求信息安全最佳解决方案,是优化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思路。如今,博弈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信息安全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借鉴博弈论的指导原则和原理方法研究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科学、有效的途径。

6、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治理”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自组织、合作、去意识形态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该模式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简称“公共治理”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治理”理论在许多方面与网络空间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因此西方国家也较早的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了互联网管理领域。尽管“公共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和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方面,但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仍可以提供重要借鉴,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

通过客观形势分析、现实价值评估和思想源流梳理,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具备了构建条件。它由战略的内涵和目标、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的内在机理和战略的理想模式等有机组成。

1、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信息安全的本质内涵是维护信息系统或信息传播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类威胁、干扰和破坏,保障信息资源的保密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安全属性。但是,当信息安全上升到战略层面,信息安全战略与综合性国家安全战略则高度融合,集中反映在:网络信息空间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载体;谋取信息优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现代信息技术成为维护或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是指:国家为保障综合性国家安全,消除基于信息网络空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家间信息战、意识形态渗透、低俗文化传播、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黑客攻击、关键生产领域信息系统运行风险、社会危机酝酿和传播、网络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网络病毒和垃圾邮件泛滥等等),运用各种国家资源和技术手段而进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全过程。根据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积极应对国内外各类信息安全威胁和挑战;确保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和信息内容的安全性;促进国家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全社会信息安全的能力和素养,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公众权益的实现。

2、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由国家信息安全观、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国家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资源及其运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等五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安全观是国家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哲学,是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即维护和谋求国家信息安全利益的指标性任务,反映不同阶段国家信息安全总体发展愿景;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是指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和国家战略目标判定信息安全威胁的来源、范围、性质和等级;信息安全战略资源既包含狭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也包含广义的自

然资源、人才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等;而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法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完成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保障。

3、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并科学平衡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普及不断催生新的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安全成为信息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国家信息优势的积累。因此,信息化与信息安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二元目标需要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管理和技术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同步发展关系。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安全技术得以实现,支持信息安全先进技术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是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通过法规、政策、教育、制度等完善安全管理,实现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更不能忽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技术与管理的双轮驱动,过度偏重某一方面的发展必将导致战略的失效。

第三、成本与收益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综合平衡关系。信息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保障成本的持续投入,而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安全收益通常无法客观测度,过度的安全保障必然导致成本畸高和效率低下。因此,寻求成本、收益、效率的综合平衡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确定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科学的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和安全等级标准等。

第四、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动态交互关系。信息安全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威胁与挑战,通过国际合作防范和应对信息安全威胁是理想途径。但是,由于各国在国家利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不一致,各国信息安全战略始终难以协调甚至存在对抗。就我国而言,一方面要立足国家利益和基本国情制定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另一方面要立足全球层面,推动本国信息安全法律、政策与国际的接轨,推进平等互利的“国际信息安全新秩序”的形成。

4、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想模式

第8篇

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网络宣传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061 ― 04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互联网的发展和壮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从现实世界转移到了虚拟网络,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成为了主要阵地。对此,在多个场合不断强调,要求我们牢牢掌握网络舆论战场的主动权,确保国家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我们要争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话语权,占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制高点,提高我国的网络文化软实力。

一、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内涵

(一)话语权

话语权是通过创造、表达、设置、传播和运用一定的话语来影响和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权利和权力,这一概念揭示并凸显了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话语交往现象背后的权力意义世界。〔1〕话语权作为一种国家力量,是一个国家自发提出、表达、传播和运用本国文化优势、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主导本国文化发展、保障本国文化权益、根本利益的权利和权力。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最根本的部分,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和国家文化的重要指标,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特别是当今时代,网络十分发达,话语权以从人民现实生活中逐步扩大到了互联网,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网络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创制了“意识形态”这一新概念,试图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2〕。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象、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如世界观),存在于共识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神秘特殊的意识形态)、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它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a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

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首先意识形态具有现实性,它不是空洞的存在,其存在是具有指向性的,要么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要么是为了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其二,意识形态具有总体性,它并不是单独的存在,它是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艺术、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等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引领着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过程。其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碰撞的产物,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最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虽然是被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其自身具有特有的发展规律。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类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即网络意识形态,

它是网民看待网络世界的有机的思想体系,代表着网民的利益,指导网民的“行动”,并通过虚拟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同时也关乎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最终影响着现实社会中个人的意识形态。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的网络用户量大国,占领网络意识形态的至高点,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因为网络意识形态如此的重要,那么我们必须对其进行保护,维护其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战略防御的过程,其目的是国家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帮助我们鉴别外来的意识形态,抵御不良意识形态,使得我们可以尽可能少的受到不良网络意识形态的侵蚀。同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也是为了保障和维护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文化权益。

现阶段,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着十分突出的问题和挑战。首先,互联网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开创了新的传播方式。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报纸、书籍、期刊等途径,这些途径传播速度慢,受众群体范围小,消息相对滞后;相反,通过网络的传播途径具有新的特点,传播速度快,受众广泛,消息更新及时。其次,互联网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例如恐怖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些意识形态的传入,对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冲击。最后,由于这种冲击的存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形成的价值观,价值功能也大大地被削弱,各种不当的价值观、价值言论层出不穷。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3〕

(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

综上所述,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内涵就显而易见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是国家利用经济、政治、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发表言论进行鉴别和抵制不良外来文化,维护国家自身的主流意识形态、根本利益、文化权益的权力和权利。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中的扩展。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如果我们不能够与时俱进的话,那么这场意识形态的大战我们必将失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必须牢牢的抓住现在的互联网革命的机会,抢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制高点,先机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想抢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我们首先需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打好意识形态的根基,充分发挥理论优势,做好现实生活中的理论传播。其次,我们要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做好五位一体建设,这些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意识形态是对于他们的反映。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所面临的新情况和突出问题

(一)新情况

网络意识形态相比较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这些新情况的出现打破了过去的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稳定的格局。随着我国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用户数量的进一步增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领域所出现的新情况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面对这些新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些新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日新月异,复杂多样。传统意识形态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电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等手段,这些传播手段具有传播速度慢,覆盖范围小,更新不及时的特点。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更新速度迅速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朋友圈、微博等社交软件对于社会舆论的作用,例如小月月事件,聂树斌事件等。这些社交软件,舆论平台,使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正面的交锋,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参与者不多数是学者、政治家,而网络意识形态的参与者是各行各业的人,群众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大家谈论的话题内容和形式也在进一步扩大,其中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意识形态的碰撞就会引发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思考。

二是网络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频率加大了。主要表现为:当舆论遭遇社会热点事件之后,体现不同意识形态的舆论论争出现了频发的态势。例如2016年发生的,我国实行全面二胎政策、英国脱欧、人民币加入SDR、中国发射首颗量子卫星、中国女排再夺冠,每一个事件都引起了群众的广泛热议,其中不乏有许多言论涉及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无论是家庭小事还是国际社会大事,这些事件在网络上都会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国家治理、国家制度的问题,持续不断地引发着舆论战。这些舆论战深刻的打击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促使我们保护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

三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价值功能减弱。互联网时代以前,我们接触的意识形态,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到其他的意识形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国民数量的飞速增长,人们在网络了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的碰撞,使人们开始怀疑原来所固有的思想。当然,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对我国人民进行其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宣传,分裂我们的团结,诱导我们的思想,实现其目的。一部分人改变了原来的思想,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开始诋毁,污蔑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网络世界中,我们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功能,正在逐渐的减弱,减速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在年p人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打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这一战。

四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存在向政治事件转化的动向。〔4〕网络的舆论宣传必然会导致线下的群众性事件的发生。例如聂树斌案件,随着网上媒体的大力宣传,原本媒体是想要告诉公众司法的权威性,正义可能会来的迟一些但不会不来。但是,人们却把怒火发在了法官身上,煽动舆论,激发大家的愤怒情绪来抵制政府,诋毁司法体系。2015年5月的庆安事件,其维权群在网络中散布谣言,在线下聚众闹事,干扰了社会治安,动摇了社会稳定。这样的事件如果一个个无休止的重复下去,那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和恐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严肃对待。

网络意识形态的新情况可以总结为以下特征,一是虚拟和现实相统一,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体和传统意识形态的主体相一致,网络话语权的思想体系归根到底还是需要传统意识形态的根基。二是超时空性,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削弱了传统媒体的宣传力度,有利于传播主体表达自己的话语权。三是意识形态多元化,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碰撞,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传播变得更为艰难和复杂了。掌握新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拥有主动权。

(二)突出问题

一是针对自身而言,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十分缓慢,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网络时代信息飞速发展,理论的发展无法跟上经济、政治发展的脚步,就会导致话语权的减弱。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实现主要是依靠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话语理论的创新来进行支撑。中国的经济突发猛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也是不断攀升,但是由于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不足,并没有将发展优势有效的转化为自身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优势,进而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从网上到网下都被削弱了。其次,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发展缓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政府网站,更新速度很慢,有的甚至是多年停更,政务的不公开,使百姓对国家和政府失去了信心,进而使国家的意识形态失去了民心。党政宣传部门,对于网络宣传工作懈怠,有些上了年级的工作人员不会使用网络进行党政宣传。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二是针对外来文化,信息和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烈冲击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所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际中的特有形式,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中徘徊。”〔5〕互联网已经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文化帝国主义利用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我国人民进行渗透,其目的是实现政治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的渗透,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国家企图以一种西方的普世价值来代替世界的多元文化。这些强有力的文化渗透,对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建设产生了强力的冲击。由于这些思想的传播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被边缘化了,甚至有些人公开发表一些诋毁国家,诋毁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些人群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由线上转移到线下,呈现出来组织化的趋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盲目的追求个人利益,这些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更能被他们接受,这样的态势强烈的冲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两级分化的趋势,社会产生了阶级的分层,这种分化使人们的价值选择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摇摇欲坠。

三是互联网技术和管理存在许多的问题,急需改善。网络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斗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媒介的不同,网络相对于过去的传统媒介来说更为复杂,需要更多的技术操作和有效科学的管理经验。我国虽然是互联网大国,但是互联网技术我们还是相对落后的,在互联网技术涉及的各个领域我们都不难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子。提高互联网技术水平,鼓励和扶持互联网技术创新,无论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进攻还是防御阶段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技术上处于弱势地位,那么我们在话语权上也只能是被动的地位了。先进的互联网技术需要人才来实现,人才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行之有效的管理就是加强对于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加强舆论的监督和信息鉴别管控能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意识形态的受众,最重要的主体还是青少年,我们必须牢牢的抓住这个重点问题。

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实现途径和防御战略

一是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升和创新工作。首先,我们要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分析,在生活中,甚至在一些学术领域内,我们总是会无意中对这个名词进行放大或缩小的解释,这么做是十分不理智的,这样做不利于我们积极有效的应对意识形态问题。由于我们自身认识的偏差,会使我们难以掌握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动权,使我们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在复杂的网络世界。

其次,我们需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是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最有力的武器,网络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离不开思想的碰撞和理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科学性和前瞻性。目前,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速度要远高于我们的速度。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的国家,其对于抢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制高点,作用是根本性的、全局性的。理论的创新需要人才的培养,对马克思理论学科的高度重视和建设投入,是理论创新的根本保障。

最后,我们要确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正如列宁所说的“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6〕。我们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大众化方向,理论要说服人,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必须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与网民的生活话语紧密结合、有效转化,尤其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一定要贴近生活。党要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作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在网络意识形态中要想掌握话语权,就必须牢牢抓住群众的心,群众的思想。

二是提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力。我们如果需要在网络中传播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第一步需要建立安全高效的网络信息传播平台。传统媒体需要与新媒体高度融合,将传统媒体网络化,以网站作为支撑点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发挥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经验根基。网络安全部门要进行网络信息的规范化审查,进行鉴别网络信息的优劣,对不合规范的网络信息进行监控,对于情节恶劣,言辞危害性较大的发言人进行处罚。党政宣传部门要利用起网站这把有力的武器,迅速调整状态,运用网络媒介M行意识形态的宣传,树立和加强网络宣传的理念。

第二步是组建精英化的网络宣传工作队伍。网络宣传平台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宣传的主战场,操纵这个战场的战士必然是一支精英化的队伍。精英化的队伍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能力,其一是熟练的操作互联网的技术能力,其二是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信仰。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熟练的互联网技术是始于敌人争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最有力的武器,可以帮助我们躲避敌人的攻击,必要时候进行有力的还击。但是,强有力的技术需要有一个价值观的引导,需要意识形态武装其头脑,才能更好地利用技术武器。

第三步需要扩大我们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我们不光要守住自己国内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我们还需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播出去,这是争取意识形态安全话语权的必经之路。国家的话语权最主要是在国际交往之间的话语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目前,世界各国不光是在经济领域寻求全球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希望自身可以对世界各国产生影响和引导。话语权的建立立足于全球化视野,我们需要向世界表达中国思想,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的意识形态。伴随着经济、政治、国际地位的迅猛发展,今天的中国也应该足够的自信去宣传中国的软实力。

〔参 考 文 献〕

〔1〕骆郁廷,史姗姗.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J〕.理论探讨,2014,(04).

〔2〕俞吾金.意识意识形态:哲学之谜的解答〔J〕.求是学刊,1993,(01).

〔3〕姚元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探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

〔4〕李艳艳.如何看待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势〔J〕.红旗文稿,2015,(14).

第9篇

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代理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P126

[2]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80

[3]马纬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90,292

[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鲁毅、顾关福.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C].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7]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

第10篇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主体的大学生,其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对国家是否安全有着更直接的影响。面对现代大学生相对淡薄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大学生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1.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大学生往往认识不到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思想上麻痹模糊,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有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防意识淡漠、国家安全意识不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减退。一些大学生把国家安全看成是国家军队与安全部门的事,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有些大学生在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态势下,推崇急功近利及实用享乐主义。这无疑会削减主流价值的原则性,最终导致社会价值的散乱,使国家精神意识方面的安全问题面临消解的危险。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加强,一些发达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近来美国与我周边国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使中国国家安全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最近有媒体报道日本有20余人把户籍迁往钓鱼岛,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岛民,并表示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1]。但当代大学生对此严峻的国际环境,大多缺乏清醒的意识。面对国家安全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更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2.为培养合格接班人,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从近几年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大学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学生在得到国外有些公司及机构资助自己出国进修,或推荐国外科研机构做学术研究时,就只看到友谊的一面而忽视国家安全。把一些认为无关紧要的资料或文件随便对外泄露。更有一些毕业生由于受金钱侵蚀,主动把国家重要文件出卖给境外机构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留学海归无视国家法律,回国后不惜余力拉拢、腐蚀在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重要岗位的同学或老乡。为境外机构收集情报资料,使中国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等遭受泄密重大损失。有些大学生对老同学、老乡需要一些资料、数据,明知违法但认为情面难却而所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如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2]为此,必须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使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二、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责任心 

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在新形势下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虽然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空间距离,但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仍然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信息的沟通、经济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文化的完全融合。和平发展的世界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存在。高校要切实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要教育大学生明确维护国家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党和国家对每个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青少年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意识教育。早在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3] 两年后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4]在以后的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4年8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也提出了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牵头,分别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课程改革与完善。对其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增加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的内容章节,目的就是着力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与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可见,党和国家关于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的一系列要求,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及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补充和完善的。这也正是当下高校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力理论依据。高校在实施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中,首先要增强学校党政干部与教师员工的政治敏锐性,以此提高责任意识。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看成自己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来实行,使各部门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责任。 

    (二)齐抓共管分工合作,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教育实效性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下,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由来已久,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要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注意三个结合。 

1.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爱国主义包含着情感、思想和行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中,情感是基础,思想是灵魂,行为是体现。” [5] 所以教师必须以三个基本方面为教学目的。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的教学中,应根据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新形势的需要,在讲授爱国主义章节内容时可结合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来展开。通过爱国主义这条主线,把增强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上可以达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效果。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安全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主题。对大学生来说是否爱国不仅仅是道德要求,同时还是政治要求和法律要求。使大学生认识到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国家意识,因而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就很难在理性层面和整体意义上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激发大学生爱国情感的同时,更要激发起他们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2.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国防知识教育相结合。目前高校的国防教育仍然是以单纯军事技能和军事常识的传授为主要内容,而没有将国家安全涉及的有关内容融入到国防教育课程中去。在课程设置上两门课分别有武装部的军事理论教研室和社会科学部的思政教研室承担,基本上是以各自为政的教学模式展开。这就要求高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军事理论》课中,加强联系与沟通,使两门课的教学内容既达到有机融合又克服无谓重复。在《军事理论》课中,教师除了系统论述世界军事、中国国防、军事思想、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战争这五大领域的前沿问题外,更要让大学生了解和体会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激发起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与爱军情感。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则侧重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等。在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意识的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来报效祖国。国家安全教育只有紧扣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及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来展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求得教育的实效性。 

3.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必须与多渠道相结合。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应该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通过授课要求大学生“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掌握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6]。但是,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意识为主的国家安全教育并不是一时一事的突击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情况通报,而是一种政治性、战略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 [7]。因此,必须坚持主渠道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多渠道的潜移默化教育相结合。高校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党团组织的作用。在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学校可利用社团活动、学术报告、外出参观等形式渗透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引导大学生正确科学地理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逐步增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新国家安全观念。使每个大学生都清楚的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事关每个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1]日本已有20余人将户籍迁至钓鱼岛[n].环球时报,2011-02-28.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2007:4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z],1994:20. 

[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学习材料[z],1996:10. 

[5]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6-193. 

第11篇

[关键词]国际政治;中国特色;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017 — 02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形势总体保持和平,但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等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凸显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涵义已经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其内容涉及到政治、国防、经济、安全等领域。

一、当前的国际形势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摆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的课题。各种形式的国际安全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主题。

首先,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比较突出。美国是想建立单极国家的典型代表,它对伊拉克的战争激化了美欧矛盾,当前正成为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中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由于国际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多极化将是一个曲折、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间可能出现多次反复。其次,国际恐怖与反恐怖的较量较为突出。自美国“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凸显为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恐怖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背景,简单的武力打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恐问题。第三,世界经济领域内的各种矛盾比较突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等问题上争执不下,导致南北矛盾进一步突出。同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导致大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也逐渐增多。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涉外经济争端也出现增多趋势,这既是国际政治经济矛盾的反映,也是我国入世后面临的外部经济压力的表现。

二、国际政治安全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问题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话题。虽然自人类社会建立国家以来,国家安全就始终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但是在新形势下,针对新的情况和特点,国家安全战略应该具有新的思路和内容。

(一)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主要内容

我国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充分吸收了古今中外国家安全战略的优秀成果,是历代领导人在领导我国国家安全工作方面理论贡献和成功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综合安全”思想的体现。它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四个方面。

1.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它分为国际政治安全和国内政治安全两大部分。这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历史证明,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与矛盾。面对安全威胁更加多样化的挑战,单个国家的行动往往难以奏效,国际合作才是比较有效的手段。寻求安全的手段趋向多元化,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所以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塑造新型的安全观,从而获得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营造人类共同繁荣的未来。中国既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也是积极实践者。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提高了军事透明度,不断增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军事互信,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近国家的边界问题,积极参加国际维和、国际安全合作和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我国以自身经验证明了新安全观的可行性,也正在为推动国际社会建立新的安全观做出不懈的努力。

2.国防安全

国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柱石。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变革,被称之为“新军事变革”。这场新军事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实质就是信息化革命在军事领域的反映。高科技军备竞赛像发动机一样,始终未曾止步。我国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不进行军事扩张,不在国外驻军或建立军事基地。我国拥有少量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我国是所有核大国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为适应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我国不断充实和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加紧军事斗争准备,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推进人才战略工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3. 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包括粮食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

首先,粮食安全是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安全问题。随着我国人口继续增长,工业建设用地量不断增加,耕地数量继续减少,制约了粮食增产潜力。我国从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考虑,只有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其次,金融安全是我国经济运行安全的核心。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内稳定,我国始终重视维护本国的金融安全。一方面,力求稳妥,避免因调整汇率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我们确立的目标是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在,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汇率改革的方案,使汇率对于市场更富有弹性。”①

第三,能源安全是当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目前国际市场油价持续攀升,“高油价时代”的到来,使能源主产地和能源通道安全等问题进一步凸显。为解决能源安全这一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国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加大海外通过国际合作开采石油的力度等,以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4.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当前国际互联网的泄密现象非常严重且呈上升趋势。斯诺登事件让整个世界震惊。我们既要充分利用信息化的发展来带动我国的工业化,同时也要注意可能的安全问题。依法加强信息安全的统筹管理,加快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立法,逐步建立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是确立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以及有关规划、政策及技术规范的基础。

(二)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特点

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综观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主要有以下三个明显特点:

1.安全问题多元化

由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等引起的传统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同时,各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迅速上升。恐怖主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不断扩散、跨国犯罪、环境污染、传染病流行、走私等都逐渐成为影响人类安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它们与传统安全问题互相交织并彼此转换,给国际安全环境带来新的挑战。

2.安全利益全球化

当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的时代下,世界各国利益相互渗透较以前更为突出。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饥荒以及战乱或恐怖袭击往往都不再只是当事国和所在地区的安全问题,而是影响到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要想解决国际上的重大安全问题,就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只凭自身力量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

3. 安全威胁复杂化

不管是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各种安全问题,都有其错综复杂的产生原因和深刻的社会根源,其性质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共存,相互作用,安全威胁复杂多变,国际安全环境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对付任何一种安全威胁,都不能仅仅靠某种单一的手段,必须标本兼治。

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创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符合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安全威胁多样化的需要。中国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发展才是持久的发展,才有利于本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

第一,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也是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国文化历来热爱和平,主张“协和万邦”。从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中华民族向世界传播的都是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友好心声。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早在1954年就曾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都继承中国宝贵外交遗产,延续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外交原则、框架、机制、安排等。中国新外交继承而且努力完善关于世界和平的基本原则。自十到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中国新领导层的外交表达和行动,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初显甚至预示未来几年中国外交的特征与趋势。

第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符合基本国情,也是从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的必然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现在我国还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因素。求和平、促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就必须顺应世界发展的大势。中国的和平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不仅积极参加国际反恐合作,而且自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到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灾难后展开大规模援助行动,中国在国际上也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将通过自身的发展,推动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不断前进。

四、结语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基础,它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必须把保障国家的安全战略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之首要任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国家安全为核心,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且还有利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并妥善应对安全威胁多样化的挑战,共同维护国际的安全和发展。

〔参 考 文 献〕

〔1〕何兰.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2〕熊光楷.国际形势与安全战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第12篇

关键词 网络媒体 公信力 政府监管 传统媒体

当前,网络媒体日益呈现全球化、全民化、移动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媒体形态。网络媒体极大拓宽了社会联系渠道,社会公众表达、建议、批评、监督的方式日益多样,网络问政、微博微信反腐成为热点,党和政府也主动运用网络媒体,纷纷通过开设微博、微信等,积极推行网络政务公开,提高服务社会能力。同时,网络媒体带来了崭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平台,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方便,并不断催生出新的网络文化。2013年5月15日,新华社发布新媒体产业报告《崛起的中国新兴媒体—中国新兴媒体发展报告(2012-2013)》。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超过42%,中国手机用户已突破11亿,平均每10人拥有8部手机,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网络媒体用户第一大国。

然而,由于信息发布门槛降低,网民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网络防范虚假信息手段能力不足等原因,网络媒体中,虚假信息混淆了人们的视线,甚至误导大众,干扰正常网络信息传播秩序,严重影响网络媒体公信力,进而影响网络媒体整体形象。因此,如何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传播趋势和引导规律,增强网络舆论引导力,大力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重要课题。

发挥政府监管作用,构建网络媒体公信力

安全性是构建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基石。既然网络是现实社会的延伸,那么现实社会的安全体系必也将在网络媒体中得以体现,否则一个充斥谎言、色情、暴力、毒品的空间将永远无法与现实社会接轨,甚至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反作用。而建立安全的网络空间环境,则需要从加强国家立法、政府监管、技术防护等多个方面入手,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1、加快国家立法

网络空间是继海、陆、空之后,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互联网主权是一种新的国家主权形式。事实上,网络安全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美、英、法、德、俄等主要国家都制定了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澳、加、荷、捷等国家相继跟进,旨在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发布网络安全战略,40多个国家组建了网络安全组织。美国早在1987年就制定了《电脑犯罪法》,2011年又颁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统一部署网络安全,全面提升在网络空间的行动力和控制力。2013年2月,欧盟颁布《网络安全战略:公开、安全和可靠的网络空间》提出五项战略重点。可以看到,加强战略部署,维护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惯例。目前,我国政府虽然针对网络安全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和行政法规、规章,但在预测、反应、防范和恢复能力方面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库保护、数字媒体、数字签名认证等信息空间正常运作所需要的配套法规尚不健全。2010年6月,《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指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信息网络立法,尽快制定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各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面在信息安全保障上的职责,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排除国内外敌对势力和不法分子的干扰、破坏和攻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2、加强政府监管

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管理。政府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有义务也有权力对网络舆论的主基调进行有效监管。政府要做网络舆论空间的守护者。网络时代,网民对于国际环境,国内形势,社会风习,或其他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认识。面对近6亿的上网群体,如果政府不能正确的对网民群体过激行为进行合理的疏通和引导,不构建更多、更宽的平台来吸引意见的集中讨论和怨气的有效释放,而只采取“堵、藏、捂、掖”的单边行动,或者对网民的表达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持否定甚至是高压打击的态度,将有悖于信息时代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其次,政府要做网络舆论规则的制定者。网络时代是全民麦克风时代。政府必须依法制定清晰而明确的网络舆论表达规则,让网民在充分享受自由表达个人观点见解的同时,遵守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政府要做网络舆论方向的引导者。网络媒体行业自律组织,不论是促进互联网发展,净化网络环境,还是保障网络的安全运行,都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政府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互联网协会各级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行业自律,协助互联网络协会制定并实施行业自律措施,以促进网络舆论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要组织宣传部门利用网络热点事件,第一时间主动设置网络舆论议题,正确引导由热点事件、敏感事件而引发的网络舆论。

3、注重软件防护

以技术手段保障网络空间安全,是目前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在这方面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强高端核心路由器、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核心技术与产品的研发支持能力,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与设备,在基础技术与关键产品上做到安全可控,提高我国网络空间国际竞争能力。同时,加大对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投入,提高我国对新兴技术的掌控能力,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产业链条。二是加强核心技术研究。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新兴技术的安全保障,特别是要加强对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漏洞分析研究工作,建立信息技术的安全检测与审核制度,对进口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进一步完善等级保护制度和标准,继续做好等级保护定级工作。加快网络防护、入侵检测、实名上网等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并与新兴技术结合起来,提高新兴技术在应用过程的安全防护能力。建立新兴技术的信息安全预警机制,成立专门的机构对新兴技术的信息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和研究。三是加强网络安全部队的建设。建设网络强国,必须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

借助传统媒体优势,打造网络媒体公信力

根据2013年4月27日“首届中国传媒公信力论坛”发布的中国传媒公信力数据。在绝对公信力上面,报纸与电视居于前两位,在相对公信力上,电视、报纸、网络居于前三位。出现这样的结果,得益于传统媒体的人才、技术、品牌等优势。事实上,我国国内众多传统媒体或媒体集团创办的新媒体,包括网站、微博、微信等,无不是借助和发挥所属传统媒体的人才、技术和品牌优势才得以发展壮大,其公信力也较其它社会性的网络媒体强得多。因此,网络媒体在提升自身公信力的征程中,必须学习和借助传统媒体的经验和优势。

1、借助传统媒体内容优势

内容是传媒业的灵魂,没有内容,媒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渠道起家的网络媒体,只有以内容为基础,以渠道为平台,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才能加快自身的发展。从现实来看,传统媒体有着网络媒体暂时还无法比拟的内容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拥有从政治层面获得重要新闻信息的优先。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在提供调查性新闻报道、解释性新闻报道等方面具有网络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因此,网络媒体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借助于传统媒体的内容优势,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移植和嫁接传统媒体内容为我所用,以提高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美国多所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即便是最好的新媒体,其生产内容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还依赖于传统媒体。

2、学习传统媒体的把关优势

网络媒体的泛众化、多元化,导致了网络中信息数量的爆炸式增长,而且这些无数的信息中又夹杂着大量的垃圾信息,这使得许多受众难以承受这样的信息重负。实际上,当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量不足和不及时时,人们才对网络传播的大量信息抱以兴趣和希望;而当网络传播的信息量大大超过需求时,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那些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实用信息。这就对网络媒体的信息采编和把关提出了高要求。从现实情况来看,传统媒体所具备的把关能力和舆论整合功能是目前许多网络媒体所不具备的。换一句话说,网络媒体发布信息的准确度和可信度是网络媒体的弱项。也正因为如此,网络媒体可信度和公信力不如传统媒体,而且一些色情信息、暴力信息、虚假广告、谣言等无时无刻不夹杂在网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网络形象。另外,网络媒介信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信息内容的碎片化,分散了舆论的整合性,使舆论引导功能受到严重的挑战,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变得越来越弱化。因此,网络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学习和吸收传统媒体新闻采编把关办法,能够整合社会良性舆论、荡涤社会有害信息,从而形成社会主流舆论、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引导功能。

3、借助传统媒体的人才优势

提升网络媒体舆论公信力,关键在于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因此,打造一支专业化人才队伍,是网络媒体公信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经过长期的发展,国内传统媒体,尤其是以党报党刊为龙头的主流媒体,都培养和积聚了一大批优秀的传媒人才,他们普遍受过正规教育和专业训练,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较高,具有较高的新闻宣传理念和丰富的新闻传播经验,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新闻采访、调查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根据需要,娴熟的生产出富有智慧、击中时弊、引领社会的新闻产品。在新闻采编、策划报道、媒体管理上的制作、运营经验老道,尤其具有对新闻舆论影响力的把控能力,能够通过娴熟的编排技巧使新闻横有宽度、纵有深度。因此,网络媒体要寻求突破,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借助传统媒体人才队伍的成熟经验和成功模式。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越来越认识到建设具有专业水准的新闻采编队伍的重要性,频频向传统媒体的采编、策划、管理人才伸出橄榄枝,以提高自身的软实力。这种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人才流动,既给予传统媒体巨大的冲击,也给网络媒体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当然,新旧媒体之间人才流动的内在动力,还源自两种媒体形态的各自特点,网络媒体需要传统媒体的人才和经验,传统媒体也将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手段。正因为如此,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融合发展理论,已经开始被业界普遍所接受。

维护网络舆论高格调,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

网络媒体的“正能量”,是其公信力的源泉。健康良性的网络生态舆论环境,有利于构建健康文明的社会。网络媒体的宣传和引导,是公民意识培养和网络公民道德风尚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为构建和谐政府、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网络舆论环境,是网络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网络媒体提高自身公信力的根本所在。

1、坚持网络舆论高格调

网络媒体在社会公民人格构建中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积极构建“为民、法治、安全、文明、诚信、创新”的网络空间刻不容缓。一方面,网络媒体营造积极向上、和谐文明的网上舆论氛围,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管理,为用户提供高品位、高格调、高质量的信息和服务,引导受众选择健康有益的网上信息;坚持自我约束,建立、健全网站内部管理制度,规范信息制作、发布流程,强化内部监管,增强网站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社会责任感;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网络高格调归根结底是网民受众的高格调,所以网络高格调有待于网民素质的提高。因此,每个网民受众都需要从我做起, 提高自身修养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侵扰和不良影响,同时, 绝不向互联网发布虚假有害信息,特别是不在网站社区、论坛、BBS、聊天室、博客中发表、转载违法的、格调低下的言论、图片、音频、视频信息,自觉维护广大网民受众的合法权益,积极维护网络正能量,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

2、探索网络传播新路径

网络媒体要建立适应新媒体传播形态的新机制、新规则,积极探索新媒体传播规律,完善新闻传播管理机制,努力打造一支一流的、职业化现代传播队伍。坚持走新闻专业化道路,逐步形成以专业记者、专业编辑、专栏作家、知名评论员等高级专业化人才队伍为主,多层次人才聚集的格局。鼓励新闻从业人员充分利用自媒体,把握信息网络化时代的特点,及时掌握网民的思想动态、心理变化与利益诉求,同时对受众参与地域范围、受众间的交互性和受众与媒体间的交互性,以及网络媒体可掌控程度进行研究,保证舆论在网络形态的传播中始终保持道德风尚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增强官民间沟通、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形象的积极作用。

3、推进网络队伍职业化

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与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一样,都担负着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推动人类文明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网络媒体从业人员遵守职业准则和职业道德。特别是在互联网自身即时、海量、开放的特点下,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需要更高的职业操守来抵制利益的诱惑,坚持以客观真实、专业规范的理念报道新闻。从目前情况看,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专业来源比较广泛,在职业入门时又没有经过基本的职业教育和职业门槛的考试检验,这些从业人员在工作中遇到某些情况,特别是在一些外界压力诱惑面前,难免会不知怎么应对,甚至做出有违职业伦理和专业要求的错误行为。因此,必须把好从业门槛关,并且通过加强监管和从业门槛的制度建设来规范网络媒队伍建设,推进网络媒体工作者职业化、规范化。同时,要加强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制定和完善网络媒体的职业道德规范。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应该结合职业特点,不断提升自身的伦理道德修养,并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约束和修正自己的行为,从而具备高尚的品格和崇高的人生价值观,自觉地避免不良传播行为,为网民提供真实客观、积极健康的信息,从而提升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本文系安徽省社科联2013年课题】

第13篇

关键词 全球化时代 国家形象 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16-23

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等手段来调动、挖掘、协调、整合各种战略资源来追求和塑造国家理想形象的科学与艺术。国家形象战略的核心是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属于国家软权力的范畴,是国家的文化表现形态,代表着国家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国家形象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也是其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盛衰都和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密切相关。而现代民族国家也已将在国际社会建设、塑造和推销自身的国家形象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项战略选择。”[1]

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国家形象战略对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突出。“国家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较量,国家形象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变量,它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实现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参与程度以及凭借自身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能力。” [2]国家形象战略不只是对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对国家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因为国家形象的树立对于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意识形态的维护、民族文化的保护、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对于国家安全利益、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维护也有着特殊意义。良好的国家形象在特定条件下既能胜于军事和国防手段来维护传统安全,也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来维护本国的非传统安全。国家形象战略实施与国家利益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家形象战略实施首先是要对战略资源有整体把握;其次要有国家身份的明确定位;再次是确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战略目标――国家利益;最后是综合运用各种有效手段,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战略实施,最终达到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

当今,世界各国都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根据国内外局势来规划和制定国家形象战略,竞相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借助于各种形式、各种途径的国家形象传播,积极进行国际对话,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力求把握机遇,规避风险,寻求利益,谋求发展。那么,国家形象战略对国家利益的实现到底是如何作用的?国家如何制定正确的国家形象战略以最大限度地谋取国家利益?这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本文采纳学术界对国家利益划分常用的方法,分别探讨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关系。

一、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政治利益

国家的政治利益是国家形象战略的政治目标,国家形象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是实现国家形象战略政治目标的基础。国家形象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吸引力,糟糕的国家形象会遭到世界人民的抵触和反对,以至于失去政治独立甚至丧失国家。因此,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有效实现国家的政治利益。

(一)国家形象战略是维护和巩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政治合法性早已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关键术语。起初诸多关于合法性的讨论是就国家内部而言的,而今,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研究越来越多,合法性理论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学分析的重要工具。“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政治权力的体现者也主要是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所以,政治合法性问题反映的是国际社会对一定国家政治权力认同的情况。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就是指一定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权力根据国际社会中一定的标准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3]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对外使用实力、不断地影响他国的行为”的方式已经变得复杂化,不再是单纯停留在追求军事、经济等硬权力上,而是日益增加了对软权力的推崇和重视。作为一种软权力,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拓展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其特点就是排斥暴力,强调非强制性;提倡合作,注重吸引力。而国家形象战略就是在国际竞争中通过国家形象的博弈来提高非强制性的吸引力以维护和拓展国家的政治利益。换言之,国家形象战略所追求的是合法的政治权力。

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是以同意或不反对为特征的,这与国家形象战略所强调的非强制性和吸引力是一致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提高和获取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中进行政治社会化;第二,国家的权力运作适应国际社会中的规则和程序;第三,国家应使自己的政治产品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即增强自己的有效性。[4] 这三种途径与国家形象战略具有一致性。

这是因为:其一,形象好的国家,容易在国际社会中推行本国的意识形态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反之,该国的意识形态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抵触或反对,从而导致合法性危机。另外,国家形象战略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调整、宣传和美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其二,国家形象战略的另一政治手段是在国际机制与规范的博弈中树立良好形象来获取政治利益。原则、规则和程序是国际制度的体现和核心,体现了有关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在多边外交中只有遵循这些规则和程序,才能树立良好形象,从而获得政治合法性。其三,责任外交也是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与政治合法性所要求的“政治产品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有很强的一致性。各国都早已意识到了树立负责任国家形象的政治意义,既维护本国利益,又注重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在环境保护、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明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产品能够满足多数国家的需求,就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二)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赢得国际威望的重要手段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利益的基础,而国际威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国国家政治利益的拓展,国家形象战略的政治目标除了维护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以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赢得国际威望和国际尊重,提高国际地位。

美国学者傅立民认为,“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把国内的道德、知识、科学、艺术、经济或军事等成果向他国投射(project)而获得一种理想的国际形象(foreign image,国家的对外形象)”[5] 。

国际威望是国家政治利益的重要内容,而国际威望的树立和国家形象战略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美国就是由于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导致了国际威望的降低。原因何在?问题不在于它的传播能力和综合实力。根本问题是出在其国家意图和国家行为上。美国对伊战争虽然展示了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权力的强大,但作为软权力的国家形象却一再下滑。美国这种国家形象软实力的“内伤”短期内虽然不会撼动美国霸权,却是对其世界领导地位长期、无形地侵蚀,大大降低了它的国际威望。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与国际威望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发生有损于国家形象的行为,必然会影响到该国的国际威望,动摇其原有的国际地位。所以,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都把国家形象战略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运筹,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合适手段来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增强政治权力,赢得国际威望,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二、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经济利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对内,维护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维护本国领土和领海的资源和能源,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实现国富民强;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应地位,保障对外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关系的稳定发展。”[6]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经济利益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良好的国家形象会增强其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从而提升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国家形象战略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

(一)国家形象战略通过树立国家品牌形象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品牌形象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国家品牌形象指的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国家品牌形象,就是把国家当作产品的品牌来塑造和宣传,它与总体国家形象战略内容是重合的;狭义的国家品牌形象是与国家的知名企业和产品密切相关的。因此,可以把国际公众对某个国家的产品形成的总体印象称为国家品牌形象。

一个国家产品的品牌和国家形象是紧密相连的,换言之,一个国家产品的品牌就代表着该国的国家品牌形象。所以一个国家一旦某一产品在世界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自然会带动国际消费者对这个国家其他产品的接受和认可,从而促进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即使后来有了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如果以前国家品牌形象不理想或很糟糕,产品的出口会受到限制和影响,必然会使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即产品的好坏和服务质量是国家品牌形象树立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国家品牌形象的好坏也影响着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和销售,从而对一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历史和现实证明,国家品牌形象的好坏决定着一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的成败。所以各国政府和企业不惜成本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来宣传和打造国家品牌形象,目的是以此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国家品牌”作为一种公共外交战略,西方国家二、三十年前就使用过。英国品牌专家西蒙•安霍尔特被公认为是推广“国家品牌”的先驱。他把早年为可口可乐和雀巢公司开展全球商业宣传工作的经验运用到一些国家客户身上,帮助其树立“国家品牌”。[7]

如今国家品牌形象的意义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表明,在全球各大国的国家形象中,品牌所占比重在不断加重,其中以日本、德国和美国领先,分别为38.5%、36%和34.3%。[8]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地位,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改变这个国家的国家品牌形象在国际民众心中的印象开始。

(二)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投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虽依然依托于母国,但他们却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采购与销售。对一个国家来说,吸引外资或对外投资能促进其改善经济结构,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投资不仅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变动的助推器,也是国际经济力量新重心出现的催化剂。

国家形象战略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投资环境,又称投资气候。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它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好的投资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外可以增强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对内可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激发创业热情。投资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投资者的信心度;关系着投资是否安全、能否有效运行;关系着资本职能能否充分发挥,资本能否最大限度地增值。因此,投资环境的建设和改善,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创业,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9]

国家形象不仅会影响引进外资的数量,也会影响到外商投资的质量。改善国家形象(尤其是与腐败相关的形象)有利于提高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投资质量也会同步得到提高。最优质的投资通常更愿意投向那些商业环境口碑好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商业环境廉洁、可靠,商业氛围通过法律法规得以规范,而不是依靠严重腐败的人际关系网络。[10]

国家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投资环境的优劣。从物质层面来看,一个自然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的国家肯定在吸引外资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从制度层面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优越,民主法制健全,机构精干,富有效率,社会稳定,这样的国家形象,就有利于打消投资者的疑虑和戒备,必然会带来投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从文化层面来看,如果一国国民普遍受教育水平很高,国民素质得到提升,也就代表了该国高度文明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必定会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因为该国能够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目前,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状况已经成为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方面。良好的国家形象必定会降低投资风险,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促进国家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拓展国家经济活动空间。反过来,通过投资者的成功和亲身体验也必然会促进国际社会对该国国家形象的正向认同,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三、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文化利益

国家文化利益的核心是文化、文化权力或文化软权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视文化为推行国家战略的重要渠道和特殊领域,把思想文化渗透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力量加以利用,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文化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也是国家形象战略的手段。因为,国家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国向国际社会自我价值的展示。国家形象往往是通过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途径塑造和形成的。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为了避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都积极实施文化战略来树立国家文化形象以维护和拓展本国的文化利益。

(一)通过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以提高国家文化的吸引力

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精神体现,直接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和释放影响力。一个国家如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能有助于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驰骋。

通过文化手段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来提高文化吸引力,是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手段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是加强本国文化建设,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政策来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政府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提高民族凝聚力等。对外是加强文化输出,扩大文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它通过三种途径来展示和塑造本国文化形象。第一,政府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政府间签订各项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洽谈文化业务、召集和参与各项国际文化会议等;第二,一国政府面向国际公众展开的文化活动。这个途径主要是借助国际传播手段来完成的,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等传播手段来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以达到树立良好国家文化形象的目的;第三、民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主要指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民众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如学术团体或协会组织的国际会议、比赛、展览,高等学校间组织的学术交流、交换留学生、民众自发组织的国际旅游等等,都属于这一途径。通过本途径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前提是要提高国民的文化道德素质。

(二)通过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来提高国家文化的“免疫力”

一个国家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都是国家文化利益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作为外交手段和工具的作用日益突显,文化的软实力作用是其他力量难以比拟和取代的。从文化手段在外交中运用所产生的效果来看,它既可正向促使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也可反向行使破坏国家间合作和信任;既可用于国内获得民众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支持,也可用于国外腐蚀他国民众的思想。由于文化在数量上的强势与弱势,在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交流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些国家在对外行为中将借助文化优势而对一些文化弱势的国家进行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以使之成为颠覆、侵略、奴役他国的工具。[11]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弱势文化国家竭尽全力保护本土文化,积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强势文化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试图同化弱势文化。目前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已司空见惯。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要避免本国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和侵蚀,保证本国拥有独立完整的文化。文化是一国的根本,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它的强弱关系到一国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精神动力的存亡。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免疫力”,必定会招致被侵害和腐蚀的恶果。如何在国际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发挥优势,立于不败之地,使本国的文化得到很好的维护,是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战略面临的重大课题。

国家文化形象作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展示,其本身就蕴涵着国家的文化实力及“文化免疫力”,形象好的国家必定有着很强的文化实力背景,形象差的国家一般文化实力较弱或者在文化建设方面存在不尽人意之处。可想而知,一个士气涣散缺乏凝聚力的民族、一个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的民族、一个文化产品匮乏和文化产业落后的民族不可能带来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另外,如果一个国家有好的文化形象,那么该国的文化自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被异化和侵蚀的可能性就小,就意味着“文化免疫力”存在。反之,糟糕的国家文化形象必然会给其国家文化带来负面效应,不仅遭到国际社会的拒绝和抵制,而且易被外来文化入侵和同化。

四、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安全利益

安全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其它利益也就无从谈起。在全球化时代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缠绕的背景下,各类国家的安全观念、安全政策以及国际安全体系经历了缓慢却又极其深刻地嬗变。从各国目前奉行的安全观来看,“新安全观”或“新国家安全观”主要涵盖“人类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等内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下降,非传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12]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形象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雷默认为,“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将巨大摩擦产生的成本降低到很小,而负面的国家形象则能使小冲突的成本放大好几倍”[13] 。 总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的非传统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强化并正确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一)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构筑国家间安全互信机制缓解安全困境

国家形象与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在某种条件下国家形象可成为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根源。“国际上的冲突,背后都有一个世界形象的冲突,而大致相近的世界形象则成为沟通合作的基础。”[14] 为什么相近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合作,反之会引发冲突?究其原因就是国家形象对国家间的互信机制有重要影响,它既可能带来友善、亲和、友谊等积极影响促进构筑国家间互信,也可能引发敌意、排斥、竞争等消极影响产生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产生军备竞赛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密不可分。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其他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实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国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和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 [15]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其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如何避免和消除安全困境仍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安全困境是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一种形式,从对囚徒困境的分析中可知,安全困境并不决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经过多次博弈,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如果双方相互信任并进行合作,那么可以采取“次优的战略”从而获得“次优结果”的利益。[16]

如何使第二个国家相信第一个国家,正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与任务。这里存在一个国家形象与国家意图的问题。国际交往中的真理之一是,当你想知道其他国家会采取何种行动时,揣摩对方的利益和真实意图是至关重要的。负面的国家形象不仅难以让其他国家相信你的意图,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它们对你的误解,原本值得赞赏的国家利益也会因为可怕的偏见而变得阴暗。[17]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安全状况息息相关。一个国家判断自己是否安全,一方面是根据本国现有的实力或权力,也就是说本国在国际格局中处于何种地位;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国家的判定,认为某国的权力变化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此国的权力上升是否会对本国构成威胁。这里存在一个关于国家意图判断的问题,“国家的意图就是指一个国家真实的长远战略目标及其实现途径”[18] 。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安全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意图,如果他国的意图是善意的,本国就处在安全状态。如果他国的意图是邪恶的,本国就会面临威胁。那么,如何判断他国的国家意图?理想的答案之一就是国家形象,因为,从国家形象自然而然就能推断出国家意图。由以上推论可以确信,国家形象战略对增进互信和消除安全困境有着重要意义。

(二)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相辅相成

国家安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经典现实主义安全理论阶段,二是新现实主义安全理论阶段,三是后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阶段。学者们称后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理论。[19]

目前,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还存有争议。较普遍的看法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与传统安全相对应的一个领域,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国家和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比如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有组织犯罪、走私和买卖、计算机‘黑客’袭击、形形的海上危机事态(油轮泄露和海盗行为等等)、艾滋病和‘非典’等严重传染病的阴影,等等”[20] 。

非传统安全理论体现了人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全新认识,与传统的安全理论相比,其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安全主体多元化;第二,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丰富化;第三,国家安全的威胁多样化;第四,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复合化;第五,安全的整体性(或不可分割性)突出化。

之所以说国家形象战略与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相辅相成,是因为,首先,国家形象本身就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国家形象是国家安全利益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安全在国家安全利益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国家形象的好与坏会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对方眼中的形象就影响了各方对外政策的制定,从而造成双方长期的相互威胁。又如冷战后西方国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歪曲,大肆宣传各种版本的“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利益。

其次,国家形象也是影响其他非传统安全利益的重要变量,如果国家形象受损或被诋毁,国家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等就会受到连带性的威胁。例如,国家形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国家产品的品牌和国家投资环境,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甚至会增加金融风险。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很多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国家形象(尤其是与腐败和稳定性相关的形象)与过去近百年发生的货币危机之间有很大的联系。另外,银行危机也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21]又如,如果国家形象不佳,必定要影响到该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从而使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再次,国家形象战略所涉及的领域大部分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从国家形象战略所涉及的领域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强调的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科技等内容是一致的。从国家形象战略的手段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强调和追求的以合作、对话、协商等渠道来实现安全也有相似性。从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追求的本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目标也有很强的一致性。

总之,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形象成为极重要的国际关系博弈的变量,国家形象战略无疑也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注释:

[1] 吴友富:“构建中国国家品牌形象”,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30日。

[2] 傅新:“综合安全与国家形象”,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

[3] 周丕启:“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3期。

[4] 同上。

[5] Chas. W. Freeman, Jr., Arts of Power: Statecraft and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7, P. 41.转引自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6]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7] 杨晴川:“前版批评后版表扬,美报纸大做国家形象广告”,省略/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582,中国公关网,2007年8月28日。

[8]“中国民族品牌哪里去了”,载《环球时报》,2007年8月27日。

[9] 唐恬恬:“中芬投资环境的比较分析”,载《中国锰业》2007年第1期。

[10]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11] 张骥等:《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12]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301页。

[13]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25页。

[14] 张剑荆:《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对力量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15] [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6] 同上,第19-21页。

[17]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35页。

[18] 王学东:“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

[19] 黄金元:《全球化时代大国的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248页。

[20]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第286页。

[21]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32―33页。

第14篇

关键词: 公安院校 大学生 《形势与政策》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高等学校大学生的必修课,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公安院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公安高级专门人才、科研人才和公安院校师资力量的重要基地之一。它遵循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贯彻公安教育为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从严治警、从严治校”的方针,着力实施素质教育,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努力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各民族公安人才。

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重要的方面。新世纪新阶段,公安院校要根据大学生思想与学业实际,以丰富生动的内容和学生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让大学生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大事,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大学生中入脑入心。

二十一世纪是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世纪,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公安机关必须为我国知识不断创新营造有利环境,要利用法律手段、良好的素质、精湛的专业化技能为知识经济时代服务。公安院校是公安教育的主要承载者,全面贯彻科技强警的战略思想,深化公安教育改革,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落实到整个公安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是历史赋予其的使命。公安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公安院校的素质教育,思想政治素质是根本,科学文化素质是基础,公安业务素质是实质,身体心理素质是保障,警务实战技能素质是本领。例如公安院校的边防管理专业主要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坚定的政治立场及过硬的业务素质的边防管理、检查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他们必须掌握边防管理的基本理论,掌握国(边)境检查、管理中的专业技术,具有处理边防问题的能力,熟悉党和国家对国(边)境管理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公安院校在构建综合素质教育体系中,要建立具有鲜明公安特色的专业结构体系,加强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意识的关系,全面素质教育与发展个性教育的关系,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关系。

公安院校学生大部分未来都走上警察岗位,学生思想活跃,关心国内国际时事,这是在公安院校有效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基础,工作做好了,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公安院校作为公安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准确把握时代建设和发展的脉搏,坚持与时俱进,在提高人民警察学历教育、实施业务培训,尤其是加强思想政治素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因此,公安院校更应加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

面对国内外各种思潮,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

近二十年来,党和国家对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越来越重视。1987年5月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规定,《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应当列入教学计划。1987年11月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决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设置《形势与政策》课程,该门课程为必修课。1996年10月的《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意见》要求,把《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管理纳入思想品德课的课程管理体系,列入大学教育全过程,保证平均每周不少于一学时,实行学年考核制度,成绩列入学生成绩册。2004年11月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对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地位、作用、做法等提出了更加明确、更加系统、更加规范的意见。党和国家对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重视程度,表明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具有重要性。公安院校更应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视。

随着全球化脚步的逐步加快,不仅给各国的发展拓宽了空间,而且为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在此机遇下,将会促使学生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扩大知识范围;将会更加丰富教育内容,从而进一步推动思想教育方法、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的现代化。公安院校学生的素质至少要达到下列四项标准:一是立场坚定。即政治立场坚定,思想道德水准高;二是学会学习,这是公安院校学生素质发展的根本和首要目标,有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三是强身健体,身体素质是政治、业务、心理、文化素质的载体,公安院校培养的学生将面临艰苦条件,甚至是血与火的考验;四是学会合作,公安人员的工作特点是与各类人员打交道,要有大局意识。其中第一项标准:政治立场坚定就是要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来达到。公安院校培养的是预备警官,学生参加工作后从事的是公安工作,因此学生应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大事,而公安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正是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社会现状,更好地从事警察职业。

理论教育不能代替《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其根本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把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联系当前的国内外大事,以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等,这个“实际”具有现实性、鲜明的政治性和直接的针对性,可以使青年学生从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过程中明确立场,从而逐渐培养正确的政治意识、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公安院校是培养公安机关需要的专业人才的基地。要办出“产业特色”,必须进一步确立“学生是主体”的理念,改变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观。正确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废除教师“一言堂、满堂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模拟式、操练式等方法精心组织教学。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

参考文献:

[1]胡旭阳,费英勤.有效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践探索.思想教育研究,2005.6.

第15篇

关键词:中国新安全观;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1-0009-08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是对冷战思维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观关于安全问题狭隘理解的重大突破,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研究结合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的重要体现。它在否定传统安全观思维模式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世界新安全观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合了中国在国家安全上的传统追求,在保持与世界大国新安全观研究的同一性基础上,对实现安全的重要保障、有效途径、最终目标等方面做了创新性的诠释和阐发,从而使中国的新安全观具有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非凡特质和独特鲜明的理论意涵。

一、相互安全:安全政策实施的必要前提

相互安全从根本上说就是相关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思维模式不应受到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束缚,是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相互确保安全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苏关系由对抗趋向缓和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两国政治学者把相互安全共同视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这与中国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政府认为,相互安全是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实现的基础和必要前提,相互安全的获得不是建立在彼此结盟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国家间彼此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模式。采取一方安全利益的实现以牺牲他方安全利益为代价的传统模式,不仅给他国安全带来严重危害,自身的安全最终也无法真正保障。中国政府强调,相互安全的关键是实现双边安全,尤其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双边安全更是相互安全关注的重点。要通过对话增加彼此信任以确保相互安全,即使国家间发生冲突,也坚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通过和平方式加强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相互协调关系,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实现安全利益上的合作。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势头,从而使周边国家萌发的“中国”逐渐被“中国机遇论”所代替,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积极有利的安全环境。另外,相互安全的实现不能离开相对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这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协作,尤其要转变固有的安全思维定势。强调:“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应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确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安全机制,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所谓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上。”[1]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为营造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而中国新安全观也正是对这种国际多边安全和整体安全环境追求的反映。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国际安全环境新机制的“上海五国”协商机制的确立就是确保相互安全的一个典型例证,为地区国家之间确保相互安全以及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的创造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综合安全:安全内涵的重要特征

在内涵上,中国新安全观是在继承亚欧国家综合安全思想基础上而形成和完善的一种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把作为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文化、信息、环境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安全的行为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扩展到更大的层面。综合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容纳了非传统安全的内容,是对国际政治关于“高阶政治”和“低阶政治”简单分野的重大突破。因此,它可以被视为国际安全理念的一种创新思维方式。综合安全的战略思想现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应用,其思想蕴涵的动态性和包容性使这种安全理念和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或者说使很多安全理论都能在综合安全中找到踪迹。因此,这也可以被视为综合安全的生命力价值之所在。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在吸收日本、西方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观思想及其实践认识的积极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传统追求和安全实践而对综合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安全观极大地规避了日本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理念的种种不足,把综合安全思想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安全领域,是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革新的重要成果,符合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新安全观除了继续重视传统的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之外,还特别强调应把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多领域安全融入到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推动下,国际安全形势及其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转折性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除了传统的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不断上升。因此,必须运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多元化解决的途径和手段,综合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威胁,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更好地促进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具体来说,中国新安全观作为一种综合安全观,其突出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依然强调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仍未改变,但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凸显,与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交织,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冷战后的国家安全维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只强调传统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都无法应对现实安全的种种困境。因此,中国的新安全观在高度重视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安全重要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的成功仍离不开中国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这个坚强后盾。实现国家的军事安全就是要加强其军事实力、国防实力和战备实力建设。很多西方学者都把军事实力作为衡量大国的一个重要方面。约翰・米尔斯海默在界定大国概念时就充分考虑了军事实力的要素。他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2](p.2)中国正处在由大国向强国发展的进程中,军事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国家意志实施、外交政策施行和政局稳定维护等诸方面的作用发挥是其他手段所无法代替的。强调:“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3]由此,在全面考量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基础上,确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强调国防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中的重要性,并努力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彼此促进机制。同时,还对现实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中国的国情和军情进行了新的审视,不仅规划了我国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还强调了改革创新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除此之外,他对国家、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也进行了着重分析。“要坚决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努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涉及发展中国家权益、涉及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4]

(二)确立经济安全作为国家综合安全的战略核心地位

经济安全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产生间接的影响。对于布赞而言,“当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由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引发的时候,人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它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对经济的影响”[5](p.97)。简单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就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免受威胁或破坏以及利用各种有效手段保护重大经济利益免受损失和潜在威胁的一种状态。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日渐加强,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因此,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实现综合安全的一项战略核心任务。认为:“经济优先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6](p.314)“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7]。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与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向经济安全的转变是一致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符合时代特色和中国自我安全定位的安全观。充分强调了涵盖金融安全在内的经济安全是综合安全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国家安全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只有实现经济安全,国家的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一再告诫,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必须把金融安全置于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同时,一国即使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存在优势,也要为别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

(三)强化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在新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在新的安全观思想中对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全球化的发展使科技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也使科技安全成为了国家安全总体态势的一个决定性要素之一。从国际安全角度讲,科技安全主要不是强调狭义的科学技术系统的安全性理解,而是侧重广义上的内涵,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特别是国际大环境中以国家价值准则为依据的对科技系统与相关系统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国家安全态势的一种动态描述”[8]。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而构成综合国力的两大中心要素除了经济外,另一个就是科技。随着科技在军事、经济等领域作用的增强,科技的“双刃剑”特性也充分显现出来。科技不仅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军事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也经常被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或极端势力利用,给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科技的双刃性可以概括为“科技的安全困境”。可见,科技安全在国家安全的维护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立足中国国情,对科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创新性思考。他认为,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的关键。同时,一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要以和平利用为目的,以促进人类的安全为宗旨。

文化安全是一国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文化安全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要素,在国家安全的多层次内涵中是最稳定的部分,因此,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最容易被忽略。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短期内很难造成对国家安全利益威胁的直接后果,但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影响是深远的,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发展前途。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日渐深入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西方国家借助各种途径强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文化殖民主义论调欲达到对其“和平演变”的目的。正如尼克松所指出的,“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9](p.110)。社会主义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出现的重大挫折以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方向产生极大的冲击。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入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的指导,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力地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信息网络安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基础,是综合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首次将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一起作为今后我国安全维护的四大重点。信息安全是指“维持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系统不受内外环境威胁、干扰、破坏而正常运行的状态”[10](p.157)。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信息安全的保障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信息安全不再是一个信息化本身、业务工作和技术问题,而是上升为与国家军事、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安全密切相关的一个实质内容和核心要素。网络安全是与信息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意味着政府应承担和加强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重点保护使其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近几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在中国也变得尤为突出,日益成为挑战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信息威慑”和“信息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实施限制性的信息控制与输出,意在达到比冷战时期核威慑更有效的目的,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约瑟夫・奈认为,信息技术很可能会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软权力资源,在信息时代条件下,谁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会对未来的世界格局占有支配地位[11]。实际上,处于信息网络时代的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信息安全的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应把保护自己虚拟的信息边界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的重心和目标。以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信息网络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新威胁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对其防范措施进行了积极探讨。强调,信息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绝不容忽视,为此,要特别注重加强信息网络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来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管理。同时,为主动迎接信息网络化的严峻挑战和争取获得更大的信息生存空间,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信息网络的交流与合作,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信息网络安全维护的经验,以尽快实现中国信息安全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任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对人类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生态危机所致的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模式差异明显,运用传统的军事等手段解决只能加速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必须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有限视野,探索新的防范和应对手段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或终极安全,相比较而言,环境安全是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词汇[12](p.345)。环境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较丰富和广阔,除了包括生态安全外,还包括军事环境安全、经济环境安全、政治环境安全等多种安全内容。如果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来讲,生态安全的表述更直接一些,就像布赞等学者所强调的“生态问题是最纯粹的环境事务领域”[13](p.130)。所谓生态安全就是指人类和国家依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处于一种免受污染和破坏的良好状态,具有跨国性、紧迫性和代际性。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断深化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而缺乏采取有效治理的历史,由此导致了在开发利用自然界取得成果的同时也给自然界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人与自然对立的结果必然是遭到自然的无情惩罚,如全球普遍出现的大气污染、气候异常、土地荒漠化、水资源匮乏等问题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这种失衡的生态环境可能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动荡,威胁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协调发展的坚实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国家和整个人类安全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强调:“有些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等,已跨越国界,成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14](p.760)“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15](p.295)为保障生态安全,中国政府不断强调要在坚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加大生态立法和执法力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并积极拓展国际生态环境合作,从而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空间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共同安全:安全追求的最终目标

中国的新安全观不仅要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也要对他国的正当安全保持适度关切,其实质就是促进人类的共同安全。1985年联合国发表《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对共同安全的概念做了如下理解: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共有的安全关系,任何国家自身利益的获得不应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因此,共同安全倡导裁军、削减核弹头以增加国家间的互信,建立更稳定的国际秩序,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在增加国家以及国际的资源再分配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应当说,共同安全的提出对于转变传统的冷战思维产生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美苏关系的缓和、军控谈判等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都是在这一安全理念的推动下展开的。虽然共同安全思想最初是为了摆脱冷战的困扰而提出的一种解决途径,但它符合国家和整个人类长远发展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冷战终结后仍然受到世界的追捧。

中国的新安全观把追求共同安全作为最终目标,要求各国也应追求共同安全,从而实现个人、非国家行为体、国家和国际社会共享的安全局面。中国新安全观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扩展和日益加深,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尤其是跨国性特征日渐突出,一国的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与这个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各国的安全有其独立性的一面,但不具排他性,要受到世界安全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零和”安全诉求既危及他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系统安全,也危及国家自身的安全,追求这种安全模式将使自身失去安全。因此,“零和”安全诉求不能给国家自身和地区带来持久的安全环境。集体安全机制是一种传统的多边安全机制,实质上就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即大家共同反对威胁集体安全的国家。这一安全机制深受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的支持。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就是通过发展军事联盟及增加军备来维护国际安全,最终由于缺乏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而被迫解散。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作为一种全球性安全机制发展至今,其生命力在于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来保障国际安全。但是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态势,南北差距继续加大,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困扰着人类。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安全机制,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安全现实。

中国在探索新的安全机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16]“要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应该通过对话增加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17]为此,中国政府反复重申实现共同合作的立场,即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国家之间的平等;反对把自己的安全利益置身于他国安全利益之上,既要努力实现获得国家自身安全利益,也要积极为他国安全利益的获得创造条件;反对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分离,坚持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有机结合;反对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坚持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反对以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坚持共同安全的获得是以维护共同利益为重要基础。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共同的安全利益、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依附是构成共同安全的三个基本条件[18]。

共同安全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把“普遍和全面的裁军”视为最终目标,这与一个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安全而发展防务力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共同安全容易成为一个口号,很难成为一个内容明确的政治纲领。在冷战终结后,各国主要从安全的实现途径上探索,即把探索合作安全作为实现国家共同安全总目标的主要路径,由此,“合作安全”成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又一重要安全模式。

四、合作安全:安全实现的有效途径

中国合作安全的构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及其逐步加深而构建的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合作安全”是由加拿大前外长克拉克于1990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安全理念,即在合作中实现安全。他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的新情况使各国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以取代均势抗衡的冷战格局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了发挥合作安全模式的安全效应,克拉克首先发起了“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的倡议。在倡议中,他建议中国、美国、苏联、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朝鲜七个环太平洋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安全对话,对国家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从而实现北太平洋安全共同体,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促进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地区安全,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也适时提出了召开“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重要倡议。他指出,合作安全可以概括为“用磋商而非对抗,用友好而非威慑,用透明而非秘密,用预防而非纠正,用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19]。从此,合作安全理念逐渐成为了被亚太地区乃至被整个世界公认的具有主导性的国家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安全模式。

中国新安全观就是以合作促安全的一种合作安全观,关注的基点是亚太地区的安全获得与维持,具有较浓的亚太色彩。但中国的合作安全思想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哲学精髓,即以“和”制“合”,实现和谐相济、合而有序、协调平衡。因此,中国的合作安全理念还具有较强的自身特色。中国的合作安全观的目的就是实现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具体说,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共同的利益追求是实现安全合作的首要条件

国家间安全合作是对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追求的结合。对于参与安全合作的各方而言,对国家自身安全利益的追求是驱使其参加安全合作的动力所在。如果自身利益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各方没有形成以共同安全利益为物质前提的“共赢思维”,而是以所谓的一国实力优势为条件,形成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的“零和思维”,合作安全只是无法实现的一句空话。由此可见,国家间实力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各方只要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就会最终摆脱国家安全合作的困境,进而实现安全合作的理想追求。“历史证明,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体制不能营造和平。在新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更有悖时代潮流。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20]

(二)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石

国家间不断加深的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根本动力和政治基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促进双方多领域的合作。相互依赖条件下存在竞争性的零和与合作性的正和两种可能性的状态,但在一定的国际机制约束下,相互依赖必然会加强国家间的互信,形成持久与稳定的安全合作。因为这种相互依赖能消除弱小国家对大国实力的种种猜忌和恐惧,而把大国的发展和影响视为一种机遇,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化。同时,大国在国家间相互依赖中也会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价值观,这为大国树立和平的形象和发挥应有的责任提供了舞台和途径。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战略与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到冷战结束后向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逐步拓展使双方充分认识到彼此相互依赖对自身安全利益和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当前的东亚,包括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已经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种相互依赖不是单纯一国对另一国的相互依赖,而且也不是某个经济或者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而是一种复合相互依赖。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诉诸武力来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成本太大,使得哪一个国家都不敢随便运用武力……任何一个国家称霸该地区都是不自量力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21]

(三)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实现安全合作的制度保证

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保障合作安全的基础。合作安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也只能是以一种共同参与的模式体现出来。合作安全的获得与维持应以不断发展完善的多边机制作为重要路径。合作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结构,又要凸显多边主义发展过程的广泛性、灵活性与非正式性,以努力构建一种以制度化多边机制为保障的安全环境。这种安全结构能够对中小国家产生吸引力,为其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因为他们可以在多边主义机制下,发挥自身特有的优势,维护其国家利益和确保国家安全。另外,多边安全机制不仅仅是一种预防机制,而且应把危机治理机制的建立作为追求目标,以提高对区域内的不安全问题的有效预防和处理能力。

总之,冷战终结后,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在吸收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新安全观中的精华基础上,兼收并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虽然这几个安全概念对安全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定义,具有多元性的内涵。同时,一国在安全感上的认知和需求甚至可能要比一些具体的安全措施重要。其次,在国家安全面临种种新的威胁下,依靠实力优势、军事联盟或增加军备等手段已不是国家和地区获得持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路径。再次,国家安全只有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安全的获得与维持才能长远持久,安全共赢才能最终实现。最后,国家安全应与区域安全、国际安全实现良性互动,通过各方采取共荣共存原则和全面参与、开放合作等途径探求种种安全挑战的解决之道,安全威胁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可以说,对以上几个安全概念思想精髓的合理运用并进行的创新阐释正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意涵之所在。中国新安全观是与时俱进的国际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持久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间新型关系的确立以及致力于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91023.

[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3].关于二十年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N].报,19990108.

[4].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80829.

[5][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M].王忠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新华社.中俄高级会晤结果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19981124.

[8]严兴文.试论的文化安全思想[J].学术交流,2006,(12).

[9]陶文钊,等.中美文化交流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蔡翠红.信息网络与国际政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11]Nye,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J].Foreign Affairs,1996,(3/4).

[12]Norman Myers.Ultimate SecurityThe Environmental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M].New York:W.W.Norton,1996.

[13]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14].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15]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6].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0907.

[17].增进睦邻友好共创光辉未来――在泰国国家文化中心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90904.

[18]阎学通.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安全合作构想[J].现代国际关系,1997,(11).

[19]Evans,Paul M.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Asia Pacific: The Asian Connection[J].American Asian Review,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