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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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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观论文

第1篇

军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

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其影响和危害都已经超出了本身所在领域的界限。在军队院校中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育,对于培育学员的系统思维和总体国家安全意识,提高其跨学科、跨领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明确培养目标、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科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

一是明确培养目标。军队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总目标是为军队培养具有战略安全视野、能够运用现代工具手段跨学科分析和有效解决国家和军队面临的诸多重大的现实安全问题的创新型军事人才。在此基础上,军队院校应该根据各自学校的发展定位,对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具体目标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以增强培养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是确立培养对象应该具备的能力素质体系。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对象应该具备以下基本能力和素质:①过硬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②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③精深的专业知识;④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⑤出色的团队领导能力。

三是构建科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理论体系。①根据军队院校的不同优长和特点,科学规划“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培养重点;②梳理现有学科体系,找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课程教学的切入点;③加快“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理论教材的编著,发展和完善具有军队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理论体系。

二、统合军地资源、加强人才培养,努力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人才基础

一是统合军地安全领域的人力资源。“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军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具有深厚“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功底的大师级的教学人才队伍。在涉及国家总体安全的11个重要安全领域――“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2]的研究方面,军队和地方各有所长。加强军地人力资源整合,有助于筑牢军队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人才基础。

二是统合军地安全信息资源。丰富的安全信息资源是保证“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有力推进的基本条件。①通过构建军队内部安全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实现军队安全信息资源合理高度共享与利用;②通过构建军地之间的安全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有效利用地方在安全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建设成果;③建立军地之间关于安全信息资源建设的统筹协调机制,提高军地之间安全信息资源建设和利用的效益。

三是提高军队院校教员队伍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素养。这是筑牢军队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人才基础的主要举措。①以课题研究为牵引,加强自我学习和研究;②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合作;③强化实践应用,促进广大教员“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三、突破思维定式、创新方式方法,形成最优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模式

一是要注重“因材施教”。①“因人施教”,即根据教学对象的个性特征采取有针对性地教学方式方法,从而保证“总体国家安全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②“因层次施教”,即根据教学对象的年级层次和专业特点采取有针对性地教学方式方法;③“因课程内容施教”,即必须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教学课程的不同,采取适合的教学方式方法。

二是要强化“研讨教学”。创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我们在进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学的时候,必须打破传统应试教育模式下师生间被动的你教我学模式,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研讨教学”,使教学对象全程参与到问题的发现、提出、分析和对策解决全过程中来,真正培养学员发现、分析、研究和解决国家和军队重大安全问题的实践能力。

三是要加强“跨学科融合教学”。当今社会,“大批的问题可越过学科的边界互相串联起来,而各学科的众多方法又可相互参证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力”[3]。因此,军校在进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学的时候,必须突破传统的单一学科教学思维定式,树立“跨学科融合教学”观念,即在进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学时,对于同一个安全问题,必须综合军队院校中的不同学科优势,有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数理、信息等不同学科的方法论,对问题加以全方位分析和研究,从而更加有效地探寻其解决之道。

四、注重科学管理、强化服务保障,释放最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培育效能

一是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①深入动员、统一思想。通过深入动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职责。②明确任务、合理分工。根据院校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目标与要求,合理制定“总体国家安全观”教学工作规划,明确具体任务。③加强检查、做好指导。其内容包括教员备课授课情况以及教学场所和设施的检查和维修情况。

二是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效能的评估、反馈与应用。①深化教育效能的评估。通过评估,及时发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各环节中存在的不足。②做好评估结果的反馈。在评估结束之后,也好及时将结果反馈给相关的单位和个人,以便于改进缺点、弥补不足。③强化评估结果的应用。既要表彰先进,推广先进经验,同时又要惩戒落后,查找不足,及时加以修改、完善和提高。

三是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服务保障。①人才保障。只有将本单位的精干力量投入进来,教学质量才有保障;②制度保障。只有相关法规制度完善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工作的开展才能有章可循、有规可守。③物质和经费保障。完善的软硬件设施和充足的经费支持,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85.

第2篇

[关键词] 综合安全观 概括 重要意义 途径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入侵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市场频频暴光如瘦肉精、毒豆芽、塑化剂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纷纷侵扰我国领土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量是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开始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战乱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安宁、社会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而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接班人,他们的成长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恶性事件频频出现。如何教育大学生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大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大学生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高校担负着培养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任务,于是西方敌对势力将高校作为渗透和破坏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目标,与我们争夺青年学生。他们利用各种载体和渠道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试图在高校培养和扶持“内部势力”。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国内安全频频受到新矛盾的干扰。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校园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大学生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新形势下,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认真研究和探索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大学生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为国家安全和发展培养出具有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人才。

(三)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大学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大学生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以及全面发展的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倾向于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疏导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大学生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切实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生存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高校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中,增强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综合安全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国际战略新动态所作出的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所以我们要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实现综合安全观念进课堂、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念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亲和力,激发出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高校文化建设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发展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形成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高校宣传团队要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在校园内开展综合安全观念的教育,让广大学生置身于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念为大学生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引导大学生关注环境安全,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大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学生们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学生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大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深化大学生对综合安全观念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才能成长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多元化发展要求的新一代合格公民。以综合安全观念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给大学生客观而理性地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大学生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和后果,让大学生在实践中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树立远大理想同时代要求统一起来,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为报效祖国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刘从良多元化威胁要求中国军人树立新国家安全观[N]报,2008-07-15

第3篇

【摘要】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大安全时代的一种国家安全大思路,从哲学辩证法和系统思维的高度揭示了当代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至少是五个“总体”的统一,即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总体”、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总体”、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影响因素的“总体”、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各种风险的“总体”、统筹多方力量保障国家安全的“总体”。不同方面的“总体”绝对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有机统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之中。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内部安全 外部安全 传统安全要素 非传统安全要素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A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作了系统论述,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体现了大安全时代的国家安全大思路,对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这次讲话精神,结合关于国家安全的历次论述,笔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五个方面的“总体”。

统一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总体”

这次讲话的一个重要论点和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提法,是对党和政府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观”的重大发展和超越。

关心和熟悉中国国家安全观演进的人都清楚,继西方世界于“冷战”后期开始探索新安全观和新安全治理模式之后,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也开始探索一种反映世界趋势并适合自己需求的新安全观,最终在世纪之交把这种安全观表述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是由于没有涉及国内安全问题,而国内安全又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因而这种“新安全观”,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安全观,只是一种外交观,至多是一种“对外安全观”或“国际安全观”。

与此不同,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非常明显,这样的“总体安全观”,突破了以往“新安全观”只讲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局限,统一了内外两个方面的安全,更符合“国家安全”概念的本义,也更符合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基本形势。

根据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理论,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只有同时既免除外部威胁和侵害,又免除内部混乱和疾患,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安全。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并存,内忧甚于外患,因而讲国家安全时,就不能只讲外部安全或对外安全问题,而必须更重视内部安全或对内安全问题。因此,在讲到“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首先要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这体现了统一考虑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两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对认清我国当前国家安全形势,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总体”

在这次讲话中,体现总体安全观综合国家安全各种构成要素的地方有三处,第一处是提及“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对几个不同“安全”的具体定位,第二处和第三处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其中的两个。

讲话中,在高度概括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后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涉及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六个方面的“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家安全的六个构成要素。

此外,讲话在诠释“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用了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在第一个“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之后,紧接着的是“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第三个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如果说这里的“国民安全”是前述“人民安全”的另一种表述,不算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新要素,那么“国土安全”就是讲话中出现的一个新要素了。更重要的是,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之后,立即通过十一处“安全”对之作了具体诠释。这段原话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这段话中的11个“安全”,前六个是前面出现过的,后五个是此处新提的。

然而,我们不能根据这段话集中讲了11个“安全”,就认定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甚至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安全构成要素上的“总体”。讲话前面提到的“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也应处在这个“总体”之中。当然,“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并不是国家安全的两个不同要素,而是同一个要素的两种不同表述。在“国家安全构成”论域中,人民安全与国民安全没有根本性区别,不仅必须视为同一要素,而且更准确更科学的用词应是“国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不仅需要包括这段话中的11个“安全”,还必须容纳“国民安全”这个最重要的要素。这样一来,总体国家安全观便是综合了上述12个要素的“总体”。

要全面透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方面的“总体”,就不能局限于的这次讲话,而必须结合其关于国家安全的历次讲话来概括,必须结合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关于国家安全的各种论述来认识,甚至必须结合当代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来思考。

例如,在2012年的十报告中,讲到的“安全”就依次包括了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安全、企业安全、人民生命安全、人民财产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生存安全、发展安全、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安全、军事安全、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19个。这19个“安全”,多数是在报告中被直接表述为“××安全”的,如“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国际安全”等,也有一些是在某个复合概念中包含的“××安全”,如原文中的“食品药品安全”一词包含了“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原文中的“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一语包含了“海洋安全”、“太空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但无论原文中直接表述的“××安全”,还是我们根据复合语句解析出来的“××安全”,除了与这次讲话中的“12种安全”一致的外,其他“安全”是不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是不是也应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之中,以及在这个“总体”中处于什么位置,与其他要素是什么关系,这都需要深入思考,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给出科学解答和合理解释。

事实上,在10多年来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我们曾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助于深入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点。例如,就“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两个概念来说,虽然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同语境中选择不同的表述,但从理论上看,用“国民安全”比“人民安全”更为科学。

再如,对于“国土安全”,10多年前我们也是这么用的,但是现在我们倾向于使用更符合当代国家安全现实的“国域安全”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当代国家的生存空间,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领陆、领水、领空“三领”范围,也不局限于“三领”加上“底土”这样四个方面,而是还包括了与传统领土概念完全不同的网络空间、太空空间,以及更特殊的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国家安全的空间范围就包括了七个领域,即传统“国土安全”包括的领陆安全、领水安全、领空安全、底土安全,以及非传统的网域安全、天域安全、经济海域安全。

再说“核安全”,其实并不是与国民安全、国域安全、政治安全等处于同一个等级的安全要素,而是一个国家安全二级构成要素或三级构成要素,分别处于资源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之下。首先,核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能源,它的安全是资源安全下的能源安全中的一种特殊能源安全。其次,核武器作为一种现代军事装备,它的安全又是军事安全所必然包括的内容,是军事安全下的二级安全要素。再次,核技术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它的安全也是科技安全的内容,具体属于“科技应用安全”的范畴,这便成为科技安全中的三级安全要素了。

由此可见,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出发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就会有更深入更科学的理解。

关注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影响因素的“总体”

这次讲话中,有两处含义不同的“内外”,一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中明确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二是“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中包含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从国家安全学理论来理解,第一个“内外”指国家安全本身是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统一,对此笔者前面已经分析,指出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总体”;第二个“内外”指影响国家安全的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又一个“总体”,即第三个“总体”。

在多年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中,笔者既从概念上把国家安全界定为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统一,又从结构上把国家安全本身分为12个基本构成要素,同时还把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分为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又把社会因素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这样的划分与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述两个“总体”和现在所讲的第三个“总体”,而且也有助于理解后面要进一步说明的第四个和第五个“总体”,因而我们把这种划分图示如下。

在这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显然,这里是在分析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时讲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因而可以肯定其所讲就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

当前我国面临的这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内外因素都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是否可以包括国内外各种自然因素呢?笔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指导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就必须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都包括进来,其中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

当然,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下的影响作用并不相同,因而需要根据其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其他要素和因素的不同关系,因时因地进行具体分析和具体处置。例如,在当前情况下,自然因素中的气候问题、人口问题,比国土面积、地理位置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重要得多,也要复杂得多。再如,在我国内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都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复杂因素,处理好了对国家安全会有积极影响,处理不好对国家安全会有消极影响。还有,我国当前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中越关系、中朝关系等,都变得比10多年前复杂很多,而且还可能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问题,都需要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予充分关注,高度重视,认真应对,谨慎处理。

因此,这些既包括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又包括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各种影响因素,便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不能没有的第三个“总体”。

重视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各种风险的“总体”

与影响因素相比,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需要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这次讲话中所说的“增加忧患意识”中的“忧”与“患”,所说的“做到居安思危”中的“危”,都是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对于这样的因素,在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中,把其先分为“天灾”与“人祸”,并在此基础上又把人祸分为“内忧”与“外患”。

无论仅就中国而言,还是从全球范围来讲,10多年来“天灾”危害国家安全的实例不在少数。在2003年“非典”发生之前,我们就根据历史教训把“疫”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天灾之一,并把其纳入到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之中。但是,当笔者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以图示的形式讲到这点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似乎“疫”已经完全成了历史,不再可能威胁到当代人的生命和当代任何国家的安全。然而“非典”的暴发给人们上了非常生动而残酷的一课。人们终于看到现实完全可能重复历史,如果稍有疏忽与懈怠,“瘟疫”还会夺去我们的生命,还会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正是在这个时候,笔者利用被隔离在家的一个月时间,进一步思考了天灾对国家安全的危害问题,写成了《“非典”呼唤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观》一文,呼吁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观”。时隔不久,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袭击美国,不仅给美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直接冲击了美国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安全行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行动。自然灾害危害国家安全再次成为人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至于以人祸为主的内忧外患,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也十分复杂严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国际国内的恐怖主义,当前都正在严重威胁和危害着我国的国家安全,都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当然,对这些威胁和危害因素,既可以从“内忧”与“外患”的角度进行划分,也可以从“天灾”与“人祸”的角度进行划分,但对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更有意义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划分,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说明”时所作的划分,即把其分为“可以预见的风险因素”与“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当时,指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显然,与“可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比较,那些“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冲击和危害可能会更大些,起码会更难处理。为了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领域“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国家安全危机管理就成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无论从哪个角度划分,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必须重视这些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把其放入它的“总体”之中。

统筹多方力量的保障国家安全的“保障”

的这次讲话,既从概念上分析了国家的内外两方面安全,又从构成上分析了国家安全的传统要素与非传统要素,同时还指出了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但讲所有这些问题的目的,都是为了当前更好地保障我国国家安全。

英文中的“security”一词,不仅有汉语“安全”的含义,同时还有汉语“安全保障”或“保障安全”的含义。因而在此类机构及法律的命名上,用“国家安全保障”就比用“国家安全”更为准确、更名副其实。无论是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设,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际运行,都必须落脚到国家安全保障上。在我们建立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国家安全保障问题,而且对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作了一定程度的解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说明”中,以及这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讲话中,也对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作了比其他问题更多的论述。

曾深刻指出:“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同时又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里涉及的“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如此等等,都是国家安全保障中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也都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最需要“观”到的内容。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论述,既揭示出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三个构成要素,同时更明确地把传统的军事保障,以及非传统的文化保障、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把它们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此外,关于“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论述,以及“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又超越了仅仅依靠自身力量保障本国安全的传统安全保障思路,把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通过在非传统的共同安全思路下打造命运共同体,把国际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种保障和条件。这种“总体保障观”的最集中体现,是这次讲话中对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提出的要求,即“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

这样一些保障措施和保障活动,既有各种传统的“硬实力”与“硬保障”,也有各种非传统的“软实力”和“软保障”。讲话事实上的软硬兼顾、多方统筹,深刻反映了当代国家安全的复杂性,对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最重要的“总体”。这方面,除各种应急性任务和工作外,还有大量的基础性的艰巨工作需要立即着手来做,其中既包括中央已经提出多年的“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或2013年阐述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责时用不同术语强调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同时也包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责论述中首次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当然,根据国家安全的现实发展和实际需要,加强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推进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中开设国家安全专业,似乎也是国家安全的“总体保障”不应排斥的内容。

第4篇

论文摘要: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国家安全思想是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各自对“安全”思想内涵的理解不同。科学认识“安全”思想是研究国家安全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十多年前,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世界战略格局重组时,许多人曾预言,人类社会正在从非理性的对抗走向建设性的对话,从无休止的冲突走向互利性的合作,世界可能比以前相对安全。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一度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总的安全环境是好的。然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现实无情地昭示人们:国际形势空前复杂,人类社会很不安宁。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也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需求和压力在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人了新的时期,新旧矛盾交错而复杂。中国加人WTO,既要参与又要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对我进行“分化”、“西化”,进行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9·11”昭示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新世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因此,在新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重视国家安全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全面应对新世纪的新挑战。

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安全思想和国家安全思想在历史上的出现,相对于“安全”及“国家安全”概念,要早得多。早在中国古代重要历史文献《易经》中,就包含着安全的思想,其“泰卦”中的“泰”字,就有通达、安全之意。《易经》中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尚书》也有类似的提法:“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也。”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安全思想,有了国家就有了国家安全思想。所以说,国家安全思想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的。国家安全思想又是一个相对的“文化”范畴,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安全”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或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家安全会有不同的认识,会追求不同的安全目标,采取不同的安全手段。

一、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思想

从词源上讲,“安全”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确定”( sure)和法语的(suf)。在牛津大词典中,其定义为“拥有或足以提供信心,保障和确定的状态”。以此观之,免于安全之困就是拥有发现事物可预见性与认识客观事实的知识和信心。

在现代西方语系,特别是在英语语系中,安全的词汇有两个,分别是Security和Safety,含义都是免于恐惧担心和危险等的状态或感觉,即免于怀疑和不确定。在法语中,表示“安全”含义的也有两个词,即Security和surety,分别表示“感觉”和“状态”。综合来看,“安全”在西方语系中,也表达了两层含义,一种是主观感觉,一种是客观状态,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动词“使安全”( to secure)最初也是用来描述人的,后来被用于国家。

现代意义上侧重于国家军事和外交含义的“安全”一词,只是到了18世纪末才被广泛地使用。当时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盛行,在霍布斯、卢梭和孟德斯鸿等人看来,个人出于寻求安全和自由的目的,通过契约结成国家来保障自身的安全与自由。

西方政治思想中,安全思想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指个体的生命,心灵、躯体及其(主要就人类而言)外在所有物不受任何力量、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损害。西方安全思想最早可追溯于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之本的自然法(Natural Law)观念中,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依据,它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的根本原则:一是各有其所有,二是各偿其所负。”还认为:“‘他人之物,不得妄取;误取他人之物者,应该以原物和原物所生之收益归还物主,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等,都是自然法”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不存在最高权威时,人处于“纯粹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 )”中,自然状态是这样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人们只被强烈的自然情感所控制。由于自然状态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个体都会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正如处于“自然运动”中的其他类型的自然体之间的冲突一样。由于这些原因,自然状态中的生活的确是“贫穷、鳗龋、残忍以及短寿”的,对权力进行角逐的斗争也是根本性的。因此,霍布斯形容这种自然状态是充满暴力和战争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a war, as is of 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所以,霍布斯最后认为:虽然有多种自然法的原则存在,如果没有某种权威使人们必须遵守它,自然法不过形同虚实,人们仍会互相冲突,安全仍不能得到保障。因此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与安全的需要,在理性的启迪下,人们便订立契约,各人都放弃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交给某人或某个集体,让他或他们拥有权威和力量来管理社会……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在这里,霍布斯指明国家创建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和平与安全。

此后,洛克对格劳秀斯的自然法观念,进行了深刻的个人主义改造,也对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进行了攻击,洛克把自然状态看作是“和平、美好意愿、互助以及保存”这样一种状态,并认为,自然权利本质上有三种:生存权、自由权及财产权。洛克断言,人自己的财产权和尊重他人财产的责任同时存在,人的这些权利和责任的产生并不是利维坦所决定的。但是,生存和自由的权利不可能被证明,因为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公理。由此,安全可以得到它最明确、最简洁也最基本的哲理界定:个人安全即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无虞侵害和剥夺,只要其实际行使不侵犯其他个人同等的当然权利;国家安全依照个人/国家之比拟,即国家安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国内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它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同等的当然权利;国际安全即在国家普遍安全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处于类似洛克式“自然状态”的那种和平、有秩序和较有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英国学者曼戈尔德(Peter Mangold)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从词源上讲,“国家安全”是个美国概念,尽管在第四任美国总统麦迪逊( J·Madison )的著作中可找到有关的思想,但它的出现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据他考证,“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943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 US Foreign Policy)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提法才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的标准概念,成了取代诸如军事事务、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较陈旧词汇的新提法。“安全”一词从指称个人的福利,转移到了国家的专利,个人反倒成了它的手段。国家利益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罗斯福新政时指国民福利,发展到了冷战时期专指国家安全。

阿诺德·沃尔弗斯对安全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也就是说,安全(security)通常是指没有危险,免于恐惧。安全指以下三种状态:一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二是主观上不产生恐惧,三是后果上不蒙受损失,反之,都是一种不安全。具体到国家安全领域,安全就是指国家不存在威胁,免于恐惧,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国家安全包括国家内部安全和国家外部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主要是指国家的生存不受威胁。就国家外部安全而言,主要是指不存在军事威胁和军事人侵。可以说,战后至今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视权力为国际政治本质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国家安全观,即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连同自由主义的制度安全观、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观,是目前在西方国际政治领域主要存在着的三种安全理论。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原来被冷战掩盖的各种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复杂化、多样化。针对冷战后安全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的概念,以示区别于冷战时代的“传统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等概念的提出和思想的发展,大大丰富了国家安全思想的哲理内涵。这些概念涉及的很多问题尚无定论,甚至是学术界根本未仔细讨论过的,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阐述国家安全思想,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内涵,如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等理论中,都包含着重大的安全意义;列宁在亲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更是在多方面的理论论述中阐述了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如国家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新经济政策”理论等。

中国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中国面临的不同的国内外环境适时提出了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安全观是特定国家对自身所面临客观状况的主观认识,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对自身所处的安全环境和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的感受,并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思维分析结果所得出的主观看法。”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他在冷战愈演愈烈东西方争夺最激烈的时期,强调我们的国家安全主要是政治上的生存安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相对缓和,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由此提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是以重视经济发展为主的综合安全观。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可归纳为国家利益、经济发展、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际和平等五个相互关联、逐步递进的逻辑层次,即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立足于国家利益,要以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为固本之源,要努力维护政治安全、实现国内稳定,要提升军事力量、大力反对霸权干涉、维护国际和平。

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国内状况的实际出发,在继承前人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在“七一”讲话、杜尚别讲话、十六大报告等各个场合的论述,逐渐形成了“合作协调中的共同安全观”,即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上是主权安全,在安全内容上是综合安全,在安全途径上是合作安全;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和平的、合作的、普遍的安全观;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是对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思想,主要是指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安全,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只有在双边以及多边的层次上不断推进平等对话,以平等协商的方式消除紧张局势,促进共同繁荣和稳定,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强化了政治理想主义认识,代表了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崭新观念。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这种安全思想,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又与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新安全观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将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有机结合起来,既突破了传统的安全观,具有涵盖领域广、涉猎内容多的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特征,又突出了主权安全在我国国家总体安全中的特殊地位,是既适应世界潮流又符合我国复杂环境现实的大安全观念,显示出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既有着足够的重视,又绝不被西方的安全议题和价值取向牵着鼻子走的鲜明立场。它不仅突出了经济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有机地结合起来,同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基本内容的冷战思维针一锋相对。因此,它又是和平的、合作的安全观念。这种国家安全观念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国家安全的整体水平,也必将有助于扩大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5篇

讲文化安全,就不能不讲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阶层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的思想倾向。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展,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西方的政治理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伴随而来,致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当前,国内社会思潮多种多样,性质各异,这里讨论的思潮是指与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思潮。

经过几十年的生成和演化,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错误思潮,比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儒化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质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错误思潮散布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思想观点既相对独立、有所侧重,又相互联系、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反映当下思想界各种非主流思想众声喧哗的纷乱图谱。

错误思潮的泛滥直接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冲击和解构人们的文化自信。关于文化自信,讲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文化自信直接受到了上述错误思潮的冲击和侵蚀。

在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儒化思潮的冲击不容小觑。儒化思潮又叫文化复古主x思潮,这股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被证明是失败的,西方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出路就是“尊孔崇儒”,重新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一些极端观点还主张“去马归儒”、回归“孔孟道统”,甚至提出确立儒教为国教,要“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儒化社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原则是明确的,始终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态度。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主要受到来自思潮的冲击。否定唯物史观,坚持唯心史观,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其突出表现:一是“告别革命”论,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争史,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二是做“翻案文章”,美化中国近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历史人物,颠覆我们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三是以“还原历史真实、揭示秘闻真相”为由,在历史支流中寻找所谓“阴暗面”和“空白点”。比如,借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和错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借晚年的错误而否定其一生,大搞“非毛化”“反毛化”,等等。近年来,一些人将“虚无”的矛头对准了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比如,有人污蔑和诋毁“狼牙山五壮士”,污蔑和诋毁,以至于这些先烈和英雄的后人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的做法,会有效遏制这股“去史灭国”思潮的蔓延。

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也受到诸多思潮的冲击,其中以“普世价值论”思潮的冲击为最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思想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体现了当代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然而,“普世价值论”主张者抹杀不同社会制度下价值观的界限,混淆价值的一般性和具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具体价值说成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人类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要求我国“从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不能用“中国特色”拒绝“普世文明”,有的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可见,“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危及我国文化安全的政治问题。这股思潮影响广泛,社会上对其认同者不少,既需要在学术上进行澄清,也需要从政治上加以揭露。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关乎道路安全,关乎政治安全,关乎政权安全,关乎制度安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进行有效维护、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科学论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除了前述几种思潮外,还有一些思潮比较集中地攻击党和国家的核心制度。比如,民主集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否定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新自由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民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等等。

上述种种错误思潮看似分布的领域不同、针对的对象各异,但究其政治实质,它们的指向是相同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任其肆意传播,必然动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冲击国家文化安全,进而危及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毫无疑问,文化安全属于“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问题”之列。

第6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16-05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 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 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 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 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 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

[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3]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2007,(1).

第7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17―04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舶来品,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讲的“安全教育”问题。“安全教育”主要指向于保障生命安全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食品卫生教育,学生校内活动安全教育,防触电、防溺水教育,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劳动及日常生活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而“教育安全”概念倾向于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的意义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边境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且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同时,我国从近代开始频繁借鉴、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对我国本土的教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首先,教育安全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综合能力的竞争,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同时突显出这些核心要素的安全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教育作为文化下属的概念,由此可见教育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安全的研究轨迹

围绕“教育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的仅程方平的《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一书中有涉及教育安全问题;就刊发的期刊文献而言,输人“教育安全”搜索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2001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2篇,刊发教育安全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是教育类刊物,且大多数发表在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

“教育安全”源于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后“教育安全”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教育安全”并非本土概念,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势必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在我国,“教育安全”由程方平在2001年的《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中首次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关注。在教育安全研究中,文献法在研究方法中占了绝对优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各国中包含“教育安全”的法案和报告进行翻译和解读;此后基于对国外“教育安全”解读,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开始深入到本土化的研究,即因地制宜地在我国的教育现状上去构建概念,并通过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安全现状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教育学、国家安全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丰富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相对于思辨色彩较重的文献研究法而言,使用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当前教育安全问题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证并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且使得“教育安全”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一定的突破。

二、教育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教育安全的内容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梭型,即两头尖中间宽。最初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在教育主权研究上,此后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重心由教育主权延伸到文化安全,扩充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但也出现了研究无重点、泛泛而谈的局面。此后,程方平、王北生这两位学者从教育的安全功能以及西部开发中的若干教育安全问题将国内研究由狭隘的教育主权问题探究过渡到深层次、广内涵的教育安全问题研究。教育安全研究又重点聚集在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概念本土化以及我国教育安全现实问题研究上。但对教育安全内涵研究的不清晰、不透彻也阻碍了我国教育安全的后续研究。

由于“教育安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我国学者最初的研究处于引进概念阶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主要落脚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教育的安全功能”等概念的理解变化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在教育安全研究文献中涉及次数最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和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三大方面。

(一)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

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教育安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日本为了应对日趋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在《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中指出:“教育安全意味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2013年5月,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提交20t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教育的不足从四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关系国家安全的学科领域人力资源不足;(2)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面对日益高技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3)公民缺乏全球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公民的全球意识上;(4)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影响国家凝聚力、自信心以及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和意愿。报告还对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三大政策性建议:(1)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提高教育目标,加强教育评估;(2)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3)建立“国家安全准备审核”,使学校和决策者为教育的结果负责,并引起公众关注,建议美国教育部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各州共同建立年度教育审核。

(二)教育安全内涵的研究

就当前国内学者针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而言,可谓“百家之言,各执一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程方平提出教育安全是指涉及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安定正负相关的各级各类的教育问题。程方平指出:“在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类问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其其格从要素涉及的广度上丰富了教育安全的内涵,她指出“教育安全”不是在描述某一专门领域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等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姚淑君认为,教育安全的内涵应该涵盖了教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人们全面宏观的把握教育发展。也有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定义相对简单,例如,殷杰兰认为教育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主权组成部分的教育主权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金孝柏认为,国家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的教育主权,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和。何伟强指出,国家教育安全指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探讨和尝试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从政治立场来解释教育安全,把教育安全与教育主权、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则从学科角度去阐释,试图用相关学科涉及的教育安全的问题来诠释教育安全的内涵。虽然学者们对教育安全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给教育安全做界定的着眼点主要落在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对本国教育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与威胁上。王露茜和王凌认为,教育安全指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进行演绎。首先,从整个内涵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安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是政府基于对社会现状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考虑的政策规划,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复合概念。其次,值得我们注意并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是单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对其内涵进行诠释是非常片面及单薄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教育安全”中“安全”的标准进行科学、具体的界定,明确作为对立概念“非安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再次,当讨论“教育安全”内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即必须考虑“教育安全”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每个时间点受到当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内涵变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必须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进行思考,故在界定其内涵时势必要谨慎筛选影响因素,务必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适性。但需要表明的是,当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时应找出一个恰当的时间跳点来阐述其表现的独特性。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论述:“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三)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讨论国家安全视域中的教育安全研究时,需要从教育本身安全、国家内部影响和国家外部影响等三个维度来进行表现及对策研究。通过对“教育安全”的内涵分析可以明确“教育安全”应做以下解读:教育自身发展的安全问题,即从纯理论层次宏观的分析教育在价值取向、目标、内容选择、功能上出现的偏差及问题;教育在我国内部实际发展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影响,在地域问题上触发的安全问题;教育基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受到国家外部施加的影响产生的安全问题。国家外部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视野的开阔使人民意识到自身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外来未经筛选的文化冲击下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意识的侵蚀以及人才的流失上。这样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前面提到的以开放、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教育安全”。由于收集到的文献里面还未涉及教育本身安全的研究,就不在此进行讨论了,但这也说明了国内教育安全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

1.国家内部影响下的教育安全。当下,地域因素成为国家内部教育安全的重要触发点,边境地区的教育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即内源性教育安全问题多发于西部及边境地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显示,受国家内部影响的教育安全是基于地域这个基本面上,叠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叠加性的复合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和何跃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地域性的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论述了由于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及政策扶持的相对滞后导致的教育安全问题。他首先论述了学校教育安全本身的问题,即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落后制约下的教育贫困,并以此为结点致力于研究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措施、政策等预防保障措施及建立公平的教育秩序和环境。以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重要因素,将“人的安全”为研究契合点把整个边境教育安全现状提升为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他描述了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教育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及教育财政投入短缺,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低下,教育教学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没有因地制宜地发挥教育优势。与程方平的宏观视野不同,何跃将教育安全研究聚焦在“国门教育”这个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具体问题上,同时具备地缘文化关系和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这两个显著的表现力。何跃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地图。他指出,在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国门教育(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他指出,当前呈现出我国边境人口向边境国家流动教育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跨境民族在本国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上的模糊,引发边境教育危机,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跨省民族的教育缺失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揭露了我国国门基础教育脆弱的根本原因。

2.国际影响下的教育安全问题。由于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和政策扶持的优先性,整个中东部的人民比较开放,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频繁。外源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蔡宝来在《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中论证了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现代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事业,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强大功能。在国际竞争关系下的教育安全研究把教育视为人才生产产业,主要讨论在全球化市场开放的教育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教育背景下,张进清、米晓东等学者论证了在全球化教育多元交流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文化的侵入和扩张对当前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价值观”的否认,通过以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为借口输出“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意识概念以摧残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优惠高校政策”及“托福”考试等收割我国优秀人才资源。此外,余睿论证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流的扩大,更日益突显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低、师资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国内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激化,引发教育安全问题。

就国际影响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大多数学者在对策方面的提议基本从政府的政策监管、学校本身的自我调节出发,出发点主要落实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三、教育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一)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刊发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纵观刊发的论文便不难发现,至今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这也导致“教育安全”在我国表现出“广”的发展而不是“深”的发展,整个研究处于散乱的状态。在2004年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基本落在将概念引入我国的应用,但在概念还没有清晰界定内涵的前提条件下,有学者陆续着手研究我国教育安全的问题、现状、基础和对策等相关问题,研究范围也扩展到地域性、经济性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我国的安全教育研究出现断片的现状(即在这方面我国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遭遇“瓶颈”现象(由于概念不清晰的局限而陷入泛泛而谈的局面,无法深入研究发展),这也正是2012年有学者陆续回归研究教育安全概念的原因。因此,当前教育安全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明确教育安全的内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育安全研究地域性研究欠缺且比较视野不足

1.教育安全地域性研究欠缺。虽然有学者对云南边境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多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引发教育安全的因素交叉,难以找到切人点进行深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应加大地域性的研究,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或地域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目前,中东部较突出的教育安全问题属于外源性,主要是受国外的文化冲击引发的。而西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地复杂的多民族性、地缘性及经济落后重叠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对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2.缺少比较视野。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东西中部的比较研究,即民族单一区对多民族杂居区、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经济发达区对经济落后区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缺乏国内与国外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解读、引进,缺乏对国外与我国之间的研究比较。

(三)开阔研究视角,促进研究多元发展

如上所述,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视角以教育学为主,国家安全学、市场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偶有所见。换而言之,教育安全的问题研究仅在教育学领域收到较高的关注,在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教育作为一门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每个社会人员息息相关的学科,教育安全作为学科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但从教育功能出发就应被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视角能更加多样化,加大相关学科领域对教育安全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更容易发现教育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以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为例,与一般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区别性。一般性的模式是由于外强内弱,发达国家的社会高速发展及教育跃进给相对发展缓慢的国内社会施加的影响;而在我国边境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上,我国在经济、教育及社会意识整体发展上是相对处于优势状态,但在边境教育不重视、教育投入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安全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效,也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探讨教育安全问题。

(四)拓展研究方法,从“单一”到综合

第8篇

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代理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论文发表,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P126

[2]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80

[3]马纬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90,292

[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鲁毅、顾关福.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C].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7]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

第9篇

关键词:大学生 国家安全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233-03

一、问题的提出

从我国外部环境看,国家的安全形势面临较大问题,国家安全情况多变而复杂,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第一, 在当今的国家安全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全球化以前,国家的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中的比较传统和重要的国家安全,那么在当今时代,国家的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传统国家安全中的军事安全则面临地位日益下降的趋势。国家的经济安全因素在一国的国家安全中地位日益凸显,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领域一直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国家也会把经济发展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和首要任务。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以使国家的安全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予以保障,免受他国的经济威胁,从而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第二,在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影响国家安全的主体范围在不断扩大。伴随着国际主义的观念在全球的传播与日益盛行,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过程中,在国际舞台上,除了国家之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的影响日益加大,其在国际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其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日益深远的影响,成为维护国际安全不可忽视的考量因素。可见,非国家主体在国际社会上也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考量国家安全问题时,除了看到传统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之外,还要看到那些来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带来的影响与挑战。第三,国家间在争夺国际规则的主导地位,国家间的国际规则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表现得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任何国家与别国发生冲突与矛盾都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国家间实现力量的平衡、协调,为了各国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各国经过相互之间的复杂的、长期的斗争与协调,在国际间逐渐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国际社会的规则。这些国际间的规则与制度,如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协议、国际惯例等使国家之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有了国际规范的保障,大大提高了国家间相互交往的效率,促进了国家间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样,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则的竞争,而不是表现在直接的武装斗争与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反恐问题、能源问题、国际犯罪等问题都需要国际间形成合力去治理,这些因素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里,如何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一个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当今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使得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与危机。我国的大学教育承载着造就和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爱国敬业的高级人才的重大使命,通过有效的教育方法大力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理念毋庸置疑地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正视新时期所提出的新要求,寻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径。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情况多变,不容乐观。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不断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不断进行和平演变,而中国高校的青年大学生无疑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对象和首选目标。当今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国际网络环境一体化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极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影响与误导,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面临着重大的冲击。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上,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长远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战略的高度、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去认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合理有效的途径与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以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不再淡薄,使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其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正是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绝好平台,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相对来看,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一,青年大学生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感受到的是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思想文化都受到时代的深深影响。面对丰富多彩的开放世界,青年大学生往往不容易想到世界的不好、不安的一面。在传媒误导之下,青年大学生只会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表象,很难看到世界各国之间隐藏在合作、共赢背后而须臾不停的斗争、矛盾与冲突。这样,青年大学生就会忽视国际社会所存在的不安定因素,看不到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对我国所面对的西方敌对势力、周边国家的威胁与不稳定因素缺乏认识,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二,青年大学生由于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往往缺乏对那些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的警惕性,缺乏保密意识。在我国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改革开放脚步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我国的国际交往活动也日益增多,青年大学生较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误导,以为国际社会形势一片大好和歌舞升平,而极易在不知不觉中泄露所知道的国家秘密,从而危害到国家安全。第三,当代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危机认识不够,缺乏危机意识。由于危机意识的淡薄,对国家安全状况缺乏足够的认知,一旦出现国家安全方面的突发事件,青年大学生往往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应对突发事件时会产生过分恐慌、紧张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状态对社会能产生影响,容易蔓延、扩大而导致社会群体性恐慌,从而不利于国家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第四,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内容认识不到位,缺乏全面而清晰的认识。例如,很多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军事、国防、、领土、秘密、情报、间谍等方面的认识,而对诸如信息、科技、文化、金融、网络等方面的安全缺乏认识。这样,青年学生往往能够认识到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安全、军事安全等问题,而对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科技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等新的国家安全问题缺乏警惕,不能把相关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与日常社会生活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国家安全离自身存在较远的距离,与自己毫不相关,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与责任感。可见,虽然国家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而严峻,但是,面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这样,加强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培养和提高其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崭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具有极大的现实紧迫性。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伴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对高等教育中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提出了较高的新的要求与挑战。严峻而复杂的国家安全现状需要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情况进行切实的改革,作出与时俱进的有效应对。可以说,随着国际社会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强化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增强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是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与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有些高等学校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也存在片面、模糊的认识,比如,对国家安全仅仅停留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方面,而对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国家安全内容认识不足。有些高校仅仅通过向青年大学生进行一些国防教育或形势政策教育的途径,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把国家安全教育简单化。有些高校则把对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等同于进行几次关于国家安全的宣传和讲座,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看成是可以突击完成的任务与活动。而面对青年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普遍模糊和不足的现状,一些高等学校的所谓的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往往达不到使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复杂、严峻状况有切身的感受和共识。因此,毋庸置疑,高等学校要转变观念,要从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认识到对青年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国家安全教育所包含的内容呈逐渐增多之势。在国家安全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国防安全教育、军事安全教育的内容,也属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容,可以说,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与其在整体上是趋同的,二者有融合的可能。在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不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行性。

国家安全的观念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上的国家安全观念受到多种新时代的因素的影响,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观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增加了诸多新的因素。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内容。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涵盖着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外交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等内容。新时代国际上的诸如信息网络安全、金融安全、恐怖活动、环境保护、能源、人口等新的问题和因素,使得国家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待于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而这些问题,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课里自然都是应该进行教学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与内容从整体上与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是根本一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应是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内容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考查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应该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能性。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有利于真正使国家安全教育保持长期性、持久性,有利于让大学生真正形成正确、合理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国家安全观念。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与高校政治理论课具有内容上的一致性

如上所述,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有关爱国主义方面的重要教学内容,这使得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基于内容的一致性。当今时代,中国青年大学生成为西方国家与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要对象与目标。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决定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大学是西方国家进行宣扬其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重要的首要的阵地。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青年大学生十分容易接触到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书画资料、影音作品等,青年大学生极易受到西方社会宣扬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会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收到不可想象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西方国家却试图用全球化的思想使其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国际化、全球化,从而在全球竭力宣扬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时对与其相异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进行攻击、诋毁、破坏。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商业交易的背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潜在的威胁。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上,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改变错误的观念,纠正其不良思想,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念,增强其国家安全意识,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行性。

(三)互联网技术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

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上进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澄清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攻击、诋毁,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国家安全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挑战。互联网使得国际间的信息传播变得迅速、及时,任何一条信息都可以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这种国际化、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技术,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与信息的威胁和挑战。西方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传播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的各种信息,并且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权等领域大肆渗透和宣扬,对中国的相关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进行攻击、诋毁、丑化,对中国民众进行煽动、蛊惑、歪曲事实、妄加评论和任意干涉。由于青年大学生是网络上的主要人群,其又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对西方文化具有探索、了解的欲望,也会最直接地接触到反映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商品与文化资源,从而成为最容易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群。而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一般具有强大的网络技术优势,其凭借技术工具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将网络犯罪、网络谣言、网络恐怖信息向青年大学生扩散和传播,使得青年大学生丧失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自豪感,从而认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某些价值观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通过互联网络中的正面信息,使学生去伪存真,认清问题的实质,看清事实的真相,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具有技术方面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方面,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理论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较强的现实可能性,有利于培养合格的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建设者。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方面,以培养和提升青年大学生的国家观念、安全观念、法律观念、环境意识。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使青年大学生树立民族国家观念、国家安全观念,将国家安全视为最高国家利益,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自己的义务,积极主动地通过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但是,在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与因素的限制,效果并不明显。囿于教学规模、教学力量、教学经费、教学目标等因素,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缺乏在大学生中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笔者认为,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基本路径是在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平台上,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适当加强并不断推进,直至最终形成健全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是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备案课题《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JC121505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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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边和平,闫淑楠.构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独立体系的背景分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11)

[3] 徐奎.全球化浪潮与国家安全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03)

[4] 郑声文.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J].青年探索,2006(02)

第10篇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第11篇

【论文摘要】: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国际关系学领域,需要更多学科的关注。新安全观是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安全观的产物。现代安全观的前提条件是,在绝对信任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和人们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绝对信任。但资本的全球化使现代安全观的存在条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人们理性无法控制的风险后果,民族国家无力保障社会和人们的安全,个体对本体性安全充满焦虑。然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中,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其根源在于,作为其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态尚未确立。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主权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宪政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宪政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推翻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代理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苏东剧变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主权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毒品、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 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 参见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2-143页。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中,该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全面综述了国外相关学者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还从现实主义的立场阐明了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及其仍然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的理由。从近两年来有关非传统或新安全观主题的研究来看,国内其他相关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不出其右.

[2] 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 乌尔里希o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4]齐格蒙特o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第7页。

[5]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6] 马丁o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9页.

[7] 乌尔里希o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8] 安东尼o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24页.

[9] 转引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6页.

第12篇

【论文摘要】: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国际关系学领域,需要更多学科的关注。新安全观是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安全观的产物。现代安全观的前提条件是,在绝对信任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和人们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绝对信任。但资本的全球化使现代安全观的存在条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人们理性无法控制的风险后果,民族国家无力保障社会和人们的安全,个体对本体性安全充满焦虑。然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中,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其根源在于,作为其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态尚未确立。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

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剧变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 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 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 参见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2-143页。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中,该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全面综述了国外相关学者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还从现实主义的立场阐明了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及其仍然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的理由。从近两年来有关非传统或新安全观主题的研究来看,国内其他相关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不出其右.

[2] 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 乌尔里希o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4]齐格蒙特o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第7页。

[5]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6] 马丁o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9页.

[7] 乌尔里希o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8] 安东尼o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24页.

[9] 转引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6页.

第13篇

【论文摘要】: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国际关系学领域,需要更多学科的关注。新安全观是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安全观的产物。现代安全观的前提条件是,在绝对信任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和人们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绝对信任。但资本的全球化使现代安全观的存在条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人们理性无法控制的风险后果,民族国家无力保障社会和人们的安全,个体对本体性安全充满焦虑。然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中,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其根源在于,作为其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态尚未确立。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

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剧变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参见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2-143页。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中,该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全面综述了国外相关学者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还从现实主义的立场阐明了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及其仍然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的理由。从近两年来有关非传统或新安全观主题的研究来看,国内其他相关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不出其右.

[2]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乌尔里希o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4]齐格蒙特o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第7页。

[5]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6]马丁o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9页.

[7]乌尔里希o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8]安东尼o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24页.

[9]转引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6页.

第14篇

在国际政治中,强大的实力的确是一项值得羡慕的资产。因为,在一个缺乏中央权威的无政府世界中,实力不仅是维护自身安全与福祉的重要资源,而且是推进国家其他目标的坚强后盾。然而,正如一些新现实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强大的实力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它有可能招致他国的敌意与制衡。强国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在运用自身实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同时不招致他国的嫉恨与敌意?从根本上说,这不仅涉及一国寻求什么样的安全战略目标,还关乎它在实现这些目标时所采取的手段。对于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它们在制定战略目标时能否克服权力的傲慢而“谦卑内敛”,在实现战略目标时能否抵制诱惑而不滥用权力,则显得尤为重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朱明权先生最近出版的《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简称《领导》)一书系统考察了冷战后美国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该书从理论、历史和政策三个视角解读了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及其背后的根源。通过论述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作者试图回答:在一个权力失衡的世界中,权力优势的国家如何运用它们的权力?在选择和决定某种安全战略时,哪些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安全战略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各自产生了何种影响?

一 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解读

从理论高度来挖掘和解读冷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领导》一书的一大特色。在论述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时,作者并未开门见山地探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而是用了近两章的篇幅(第一、二章)来论述形成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安全问题”的不同观点,以及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安全观与自由主义安全观的激烈对垒,可以看作是理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展轨迹的理论框架。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与分歧由来已久,在关于国际关系的本质、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实现和维护等基本问题上,它们都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观点。新现实主义认为,由于人性的原因或国际体系的特征,国家间的关系注定是“零和”性质的,“一国之所得即他国之所失”,国家间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新现实主义认为,要确保国家的安全,就必须依靠本国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新自由主义则认为,人性并非一成不变地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也并非意味着无秩序,国家间关系并非“零和”游戏,可以通过国际机制来缓解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实现国际合作和确保国际安全。

作者指出,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不同世界观中,实际上已经可以发现它们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不同处方:前者更强调国际政治冲突的一面,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强调武力在实现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而后者则更多地强调国际政治中合作的一面,对国家利益的界定相对宽泛,认为可以通过国际机制来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减少国际冲突。

除了不同的理论取向会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外,作者指出,安全观对决策者战略制定的影响更为显著。所谓安全观,“是指个人(特别是政策制订者)、组织(特别是政党)和政府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观念和设想”。实际上,决策者的安全观与其理论取向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前者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一个具有新现实主义理论取向的决策者的安全观,可能会与持有新自由主义理论取向的决策者的安全观有很大的不同,尽管这种联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

冷战后,由于战略环境的巨大变化,美国国内出现了安全观的“激烈竞争”。作者指出,大体来说,这种竞争主要出现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阵营中,而每一种安全观的内部又包含了不同的变种。保守主义安全观可以细分为孤立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而自由主义安全观则可划分为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

作者指出,总的说来,保守主义安全观与上文提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可以说它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保守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概念是利益和权力。保守主义安全观对国家利益有比较严格的界定,主要关注的是本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保守主义安全观还十分看重权力的作用,认为权力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工具。从思想渊源上说,保守主义安全观实际上更多地继承了19世纪欧洲政治家如梅特涅、俾斯麦的冷漠的现实主义政治。一般而言(新保守主义是个例外),它反对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道德主义,反对“到国外去寻找魔鬼加以摧毁”。

在保守主义安全观的大家庭中,新保守主义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支力量。它是保守主义安全观在保守方向上的极化。它“仇视和排斥它所认为的一切极权主义政权,以转变这些政权和重建其国家为己任,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可以说,新保守主义安全观实际上是一种糅合了现实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理念的大杂烩。它既强调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迎来了它的第一个春天,在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的影响死灰复燃,甚至“劫持”了布什的外交政策。

自由主义安全观则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由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概念是共同体和民主。自由主义安全观并不认为“威斯特伐里亚世界”是纯粹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存在着一个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以大国协调、特别是以国际机制为主要特征,它们维系着国际的秩序与安全。与共同体观念相联系的是,自由主义安全观对民主国家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认为它们更容易和平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之中,民主国家的扩大,将更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历史上的威尔逊主义以及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设想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在对上述诸多安全观进行梳理、比较后,作者还特别指出了自由主义安全观与新保守主义安全观的异同,指出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安全观在是否要促进和扩大美国的价值、规范和制度问题上并无分歧,差别只在于,这一目标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位置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上。新保守主义安全观将、专制政府当作一项突出的国家利益,并不惜以军事力量加以实现;而自由主义安全观则避免使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二 冷战后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争论

作者指出,冷战后的美国,不仅存在不同安全观的“激烈竞争”,人们对于美国应采取何种国家安全战略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福祉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作者依据巴里・波森(Barry R.Posen)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L.Ross)等多位数学者的划分,将冷战后美国国内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争论归结为四种不同安全战略模式的争论,即“新孤立主义”(Ne―oisolationism)、“选择性介入”(Selective Engagement)、“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以及“美国至上”(Primacy)。这些不同的战略处方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对威胁的判断以及对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之手段的选择,都有着极为不同的观点。

冷战甫一结束,美国国内就出现了要求美国从欧亚脱身、进行战略收缩的呼声,新孤立主义安全战略集中反映了这一要求。新孤立主义战略的鼓吹者认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只有两种,即自身的安全和繁荣。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冷战后有利的战略环境,使得美国不存在真正的安全威胁。因而,美国没有必要频繁介入国际事务,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美国应恢复并维持自身的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放弃那些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从欧洲和亚洲抽身,“不必继续实行昂贵的前沿部署”,不必维持庞大的军力规模和军费开支。

与新孤立主义那种“孤傲”的战略处方不同,合作安全战略鼓吹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该战略的提倡者认为,当今世界处于高度的“战略依存”之中,任何地区发生战争、冲突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都可能危及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利益也不仅仅是狭隘的自身安全与福祉,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与美国的利益“处于无法逃脱的相互依存之中”。该战略还认为,冷战后大国间的安全竞争已经不是严重的安全问题,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环境问题、种族冲突等“非传统威胁”的危险则上升。这些问题的解决,靠“单边”或纯武力都不能奏效,必须依赖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集体行动。鉴于冷战后威胁的性质,合作安全战略特别重视军备控制以及防扩散,同时也提倡对地区潜在冲突实行“合作式的”预防性介人。

选择性介入战略则介于上述两种战略之间,既不同意从世界抽身,也反对广泛的国际介人。该战略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划分为核心利益及“值得谋求的利益”,前者包括美国的本土安全、欧亚大陆的和平以及波斯湾的石油资源;后者包括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促进民主与人权以及全球环境保护。该战略主张,美国应聚焦于核心利益,必要时不惜采取军事手段,但不应为了“值得谋求的利益”过分浪费资源。在威胁认知上,该战略较新孤立主义战略悲观,认为“无赖国家”、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波斯湾地区的征服战争甚至大国间的战争都是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该战略认为,美国领导下的多边主义,特别是美国的传统联盟网络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合适工具。

美国至上战略是最为雄心勃勃的一种战略。它认为,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属于“明确的单极”,美国居于无人能比的霸权地位。美国的霸权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多极则是不稳定与动荡的来源。因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防止“同辈竞争者”的出现,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同辈竞争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周边地区的动荡”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该战略还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怀疑”,鼓吹单边主义,主张美国“应当敢于使用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上维持霸权”,支持维持较大规模的军事力量。

在对四种不同的安全战略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后,作者从安全观、威胁认知及手段等方面简要概括了它们的异同。作者指出,新孤立主义、选择性介入及美国至上战略实际上都基于保守主义的安全观,都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取向(选择性介入则部分搀和了自由主义理论);只有合作安全战略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安全观和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对威胁的认知上,新孤立主义、美国至上战略相对乐观,而选择性介入和合作安全则要悲观得多。在手段方面,新孤立主义和美国至上都主张单边主义,前者要急剧削减联盟义务和承诺,要削减军事规模和防务开支;后者则不相信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主张依靠美国强大的实力来实现政策目标。作者还认为,除了新孤立主义对介入国际事务持高度怀疑态度外,其他三种战略都主张国际介入,区别只是在介入的方式以及介入的程度上。

作者指出,虽然冷战后人们一度对美国是否要持续介入国际事务产生过疑问,但很快“朝野上下”就取得了共识:美国应当继续介入世界,实行国际主义。因而冷战后的战略争论很快就转入到美国应如何介入世界这一问题上来。换言之,冷战后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争论更大程度上是在后三种战略模式中进行的。作者还认为,这三种战略对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在这一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的看法,并无本质上的分歧,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实现这一秩序以及维护美国地位的手段上,具体地说,就是美国应当奉行领导世界的战略,还是应当奉行支配世界的战略。

三 从领导走向支配: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实践

从“领导还是支配”这一战略视角来考察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实践,构成了本书的又一特色。作者指出,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不仅较好地概括了冷战后美国国内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争论,而且也反映了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实际推行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本质分歧。所谓领导世界,指美国在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基础上,带领其他国家朝既定目标前进。本质上说,它是通过说服和吸引来推动国际合作。领导世界战略追求的是相对安全,对安全环境的看法相对乐观,重视软权力的作用,对使用军事力量持较为谨慎和克制的态度。它更多地体现了自由主义安全观以及自由主义理论取向,主要包含了上述的合作安全战略,也部分含有选择性介入战略的成分。所谓支配世界,指美国处于压倒其他一切国家的地位,“以力压人”,统治和控制世界。支配世界战略追求的是绝对安全,对安全环境持悲观看法,更加迷恋自己的硬权力,甚至在行使软权力时也采取了刚性方式。它主要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安全观和现实主义的理论取向,上述的美国至上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战略诉求。在接下来的三章中(第三、四、五章),作者就是从“领导还是支配”这一战略视角来具体考察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的战略实践。

作者指出,冷战结束后,老布什对国内一度升温的新孤立主义思潮迅速做出了否定性的反应,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负有“保证国际平衡与稳定的关键责任。”在1991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老布什勾画了“世界新秩序”的蓝图,宣称美国“将按照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在这一新秩序中,将“禁止使用武力解决争执,”而一旦这一原则遭到破坏,各国将形成一个由共识集聚在一起的“世界共同体”,并由联合国对侵略行为采取“集体行动”。老布什宣称,为了使建立世界新秩

序的“特殊可能性”得以实现,“美国的领导不可或缺”。他还特别强调了美国价值观及在全球推广这一价值观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联系,国内生活和对外政策的联系,权力和目标的联系”。概言之,在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战略中,世界已经不再“分裂”,而是一个“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主导价值观是西方的或美国的。“共同体”的安全将由建立在大国合作基础上的联合国维护。美国是这一新秩序的领导。

作者指出,如果说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仅仅折射出“领导世界”战略的大致轮廓,那么克林顿执政时期奉行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则充分体现了“领导世界”战略的蓝图。克林顿的“参与和扩展”战略着重强调了三个方面:扩大民主和民主共同体;重塑国际安全机制;实行大国合作和多边主义。该战略认为,只要民主价值观在世界不断扩展,民主共同体日益扩大,以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为基础,联合国、欧安组织等集体安全组织同时得到重要发展,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得到有力促进,那么美国的安全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将得到有效的加强,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将会最终确立。该战略对民主的强调,对大国合作及多边主义的倚重,都鲜明反映了自由主义安全观的诉求和“领导世界”战略的精髓。

然而,作者指出,即便在大力推行“领导世界”战略的老布什及克林顿政府时期,“支配世界”战略的幽灵也时隐时现。在老布什时期,1992年被泄漏给报界的政府年度防务计划指导文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文件宣称,在一个注定要面对多个竞争者和冲突的世界中,美国的潜在对手既包括过去的敌人,也包括过去的盟国。美国必须具有足够能力去阻止任何竞争者对美国全球支配地位的挑战。虽然该指导文件最终胎死腹中,但这一插曲本身依然表明,甚至在老布什的班子里,仍然有一批“支配世界”战略的支持者。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绕过联合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对一些国际条约的态度(如拒签《禁止反人员地雷条约》等)及“无赖国家”的提出等,都迎合了“支配世界”战略的诉求。

这一滑向“支配世界”战略的倾向在小布什上台之初更为明显。小布什一上台,便对克林顿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增加防务预算和重整军备,对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协议说不,反对多边主义,推行单边主义。但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小布什还没有明确推行“支配世界”战略,而是处于战略“摇摆期”。

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决定性地结束了小布什的战略徘徊,“支配世界”战略最终得以确立。九一一恐怖袭击不仅使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情绪急剧上升,也导致小布什班子中新保守主义势力影响扩大以及小布什本人安全观的进一步保守化。小布什开始更多地从“善恶两分”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认为美国代表了正义和自由,而恐怖主义及其同路人则是邪恶与专制的化身。在这一善恶搏斗中,美国必须果敢坚毅,承担起管理世界的责任,重新恢复世界的秩序。这一保守主义倾向急剧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布什主义”的提出和实施,后者完整地体现了“支配世界”战略的主旨。

作者指出,布什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学说和观念,还是一种真正得到实施的政策。美国的超强实力是布什主义的物质基础,新保守主义及强硬民族保守主义则是其思想基础。从内容上看,它主要包括政权更迭、先发制人、单边主义以及美国至上。

政权更迭是布什主义的重要内容。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小布什开始将政权更迭提上反恐议事日程。他认为在反恐战争中,仅仅打击和摧毁恐怖训练营是不够的,必须斩草除根,铲除恐怖主义赖以孳生的土壤。而那些“无赖国家”及“失败国家”,正是孳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为此,美国必须对这些国家实行“政权更迭”,从外部植入民主,建立“民主和平区”。此外,由于恐怖主义威胁的性质及那些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对理性的无动于衷,美国传统的遏制战略已经无法有效保护美国的安全,因此,在必要时,美国必须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将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坐等威胁找上门来”。这要求在涉及美国核心利益时,美国必须敢于“单干”,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护安全,而不是寄希望于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

美国至上则是布什主义的核心。无论是进行政权更迭,还是实施先发制人的行动,抑或是实行单边主义,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确保美国的霸权或至上地位。这一至上地位建立在美国的实力、特别是超强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谨防任何潜在“同辈竞争者”的出现。

布什主义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具体的实施,而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国内外轩然大波及对国际秩序的负面影响,也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支配世界”战略的弊端。它导致了美国与其他大国、甚至是盟国间关系的疏远和裂痕;它以武力萨达姆政权以及在中东推进民主的做法,还引起了穆斯林世界的疑虑和反感,甚至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最后,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遭遇的一系列困境也表明,以武力推进民主或以暴易暴式的反恐,非但无法有效铲除恐怖主义孳生的土壤,反而很可能导致“愈反愈恐”。

第15篇

[关键词] 核心价值观 意识形态安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关键所在。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信息网络化的推进,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高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具有重大作用。

一、国家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集中体现了特定利益集团经济利益的价值向度和精神追求,是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思想保证。国家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与精髓所在,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只有核心价值观这个内核稳定,才能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一)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之一:对信仰与实践关系的回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的解放两个维度,揭示了社会形态的沿革迄今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以及人对人的依赖性、人对物的依赖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不同形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和精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方向,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共促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需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弘扬核心价值观来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之二:对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回答。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这个美好的“中国梦”,凝聚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希望。中华民族百年的奋斗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绝不能存在任何的质疑和动摇。为此,必须在总结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基础上,从中国现实出发,唱响共产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好的主旋律,朝着理想目标而努力。

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有的西方强国不愿意看到一个不断崛起的强大中国,从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推出了许多遏制措施。加上全球化、市场经济、不同社会思潮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大众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多样化并存,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明显增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地位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表达国家核心价值诉求,为社会成员指明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强化实现中国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之三: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回答。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个体是社会有机体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意识形态从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上,为个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意识形态通过肯定和维护自身的思想观念,反对和排斥不利观念,为社会治理提供“合法性”依据。意识形态是社会精神支柱,其昭示的奋斗目标,对个体具有巨大的激励和凝聚功能,发挥着精神驱动作用。人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56。由于个体的社会身份、社会环境、社会阅历不同,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选择、价值判断差异性很大,特定时期有的个体甚至出现价值迷惘、价值混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核,反映了社会存在和经济发展的价值追求,体现着人们对于当今社会和未来社会发展的精神追求,凝聚着国人的历史共识和实践总结。要通过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功能、引领功能、整合功能和创新功能,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塑造良好的道德风尚,规范个体言行,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激励和号召人们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而努力。

二、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变化,特别是互联网、微博、微信、QQ群等新媒体发展的影响,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培育不断受到多方的影响和冲击,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对着来自多方的挑战。

(一)西方政治模式和社会思潮的冲击。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和攻击一直没有停止过,始终企图同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没有出现西方发达国家希望看到的如同苏联一样政治上的蜕变。随着美国总体国力的衰落,其在全球的一超独霸的领导地位有所下降,加之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实际影响力也有所下降。国家实力变化后,有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把对华政策重点由“颠覆”转向“渗透、遏制”,实行“和平演变”,借自由、民主、博爱、人权、宗教为幌子,打着“中国”“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的旗号,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大肆责难非议。同时,还炮制出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第三条道路等等多种理论,攻击异己,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国高校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渗透,妄图达到影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最终影响我国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走向之目的。

(二)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全球化步伐的推进,网络技术的发展,手机新媒体的革新,高校已绝不再是世外桃源。在全球化的国际交流合作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科学技术、现代化管理等层面的优势,在经贸往来、科技教育文化合作交流中,通过其影视动漫、流行歌曲、体育休闲、广告营销等多种文化娱乐节目,借助现代化的“声光色电”组合,内置“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镶嵌着精致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金钱崇拜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超前消费、透支未来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冲击着高校大学生的眼球,冲击着年青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冲击着高校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民主政治价值模式的理解。青年大学生在消费西方的商业品牌、影视文化节目的同时,实质上也易被西方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思维方式所消费,甚至会产生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交往中,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其民主人权模式和价值观扩张,对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产生强大冲击,悄然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三)社会复杂变革负面因素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亦进入问题叠加期和矛盾凸显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很多变化。有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紧不硬,要求不严,标准不高,讲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认识模糊措施不力。极少数领导干部包括高校的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长泛滥,有的甚至腐化堕落变质。极少数高校教师缺乏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宣扬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新闻自由”,传播民主社会主义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我国民主政治模式,否定核心价值观,否定党史国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英雄人物,对年青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严重影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四)境外宗教渗透扩张的冲击。宗教渗透是境外敌对势力对付社会主义的常用手段。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宗教渗透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境外宗教渗透势力通过学术交流、教育出版、秘密传教等方式,利用广播电台和互联网进行传教布道,除了城市乡村以外,还把触角伸向高校,有的外籍教师甚至利用讲学进行秘密传教。基督教、伊斯兰极端主义,都把大学生作为重要的渗透对象。有的基督教在高校秘密传教,吸引年青大学生入教。进入21世纪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威胁国家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现实力量。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发展和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与新疆接壤的地区活动猖獗。伊斯兰极端主义利用网络、手机短信等,在高校学生特别是维吾尔族学生中秘密发展成员,实施分裂颠覆恐怖活动,严重危害高校的安全稳定,直接危害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三、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有效保证。要多管齐下,采取有力措施,以培育践行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为着力点,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一)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主渠道作用。同志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p153要重点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宣传教育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是要深入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从其基本内容、真理与价值的关系、价值选择、价值评判、行为取向、价值意蕴等各方面来深入解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化、具体化。二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要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各门课程的教学,系统地讲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中国梦,做到入脑入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确立科学的人生目标,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正确认识人生价值,自觉抵制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侵蚀,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三要加强思政课的教学改革,通过积极探索创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现在教学形式与方法创新中,灵活运用灌输法,变理论灌输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增加理论的说服力、吸引力、感染力。要加强师生互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互动参与。要发挥实践教学的重要载体作用,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努力使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践行者和有力传播者。

(二)大力加强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既要注重课堂教学,更要注重把触角延伸拓展到学生的日常生活领域。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领域,其现实空间主要在学校,虚拟空间在网络空间。“生动鲜活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是增强理论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保证,是推进理论大众化的内在要求。实践证明,说空话、讲套话,只会让理论远离群众。”[3]改革开放以后,大学校园早已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城乡差距、权力寻租等社会问题,经常成为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谈话内容,影响大学生心态变动、价值评价选择和价值观的变更。要在教室、寝室、运动场、图书馆、大礼堂、食堂等大学生主要的学习、运动、生活空间,通过宣传栏、校报、板报等多种载体,借助演讲朗读、诗词歌咏、漫画海报等多种形式,开展鲜活多样、富有特色、容易被大学生接受的宣教活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领域中,体现在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运动娱乐、消费饮食、文化活动等微观生活领域,体现在其平时说话聊天、交朋结友、唱歌上网、观看电视电影等最基本的日常行为生活,真正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最普遍的日常生活领域绽放出美丽之花。

(三)积极利用网络与新媒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大学生已习惯浏览网络,使用微博、微信、QQ等新媒体。而网络和新媒体,海量信息良莠不齐,有的网络语言耸人听闻,有的网游软件暴力色情,有的意见表达毁人“三观”,强烈冲击着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对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必须高度重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积极利用好网络和新媒体平台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要注重网络阵地建设,加强网上网下协同互动转化。要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找到符合大学生感兴趣和适合其接受的方式来形象生动表达,提高叙事的表达力、吸引力与感染力,不能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表面上高大上,实则空洞说教、虚无缥缈。二要加强网络队伍建设,强化网络法制和道德教育。要教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学会理性表达,促使学生实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健康上网,使大学生在网上也自觉担负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员、践行者的历史使命。三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净化网络环境。对在网络发表影响国家社会稳定,涉及违法犯罪言行,要报公安机关;对不利于唱响主旋律、带有杂音色彩的网络舆情采取冷冻措施,疏导消除;对一些有疑惑、有抱怨的舆情,要解疑释惑、化解矛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