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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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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问题论文

第1篇

关键词:教育安全;问题;现状;反思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17―04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舶来品,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讲的“安全教育”问题。“安全教育”主要指向于保障生命安全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食品卫生教育,学生校内活动安全教育,防触电、防溺水教育,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劳动及日常生活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而“教育安全”概念倾向于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的意义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边境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且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同时,我国从近代开始频繁借鉴、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对我国本土的教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首先,教育安全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综合能力的竞争,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同时突显出这些核心要素的安全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教育作为文化下属的概念,由此可见教育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安全的研究轨迹

围绕“教育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的仅程方平的《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一书中有涉及教育安全问题;就刊发的期刊文献而言,输人“教育安全”搜索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2001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2篇,刊发教育安全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是教育类刊物,且大多数发表在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

“教育安全”源于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后“教育安全”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教育安全”并非本土概念,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势必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在我国,“教育安全”由程方平在2001年的《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中首次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关注。在教育安全研究中,文献法在研究方法中占了绝对优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各国中包含“教育安全”的法案和报告进行翻译和解读;此后基于对国外“教育安全”解读,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开始深入到本土化的研究,即因地制宜地在我国的教育现状上去构建概念,并通过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安全现状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教育学、国家安全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丰富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相对于思辨色彩较重的文献研究法而言,使用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当前教育安全问题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证并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且使得“教育安全”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一定的突破。

二、教育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教育安全的内容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梭型,即两头尖中间宽。最初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在教育研究上,此后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重心由教育延伸到文化安全,扩充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但也出现了研究无重点、泛泛而谈的局面。此后,程方平、王北生这两位学者从教育的安全功能以及西部开发中的若干教育安全问题将国内研究由狭隘的教育问题探究过渡到深层次、广内涵的教育安全问题研究。教育安全研究又重点聚集在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概念本土化以及我国教育安全现实问题研究上。但对教育安全内涵研究的不清晰、不透彻也阻碍了我国教育安全的后续研究。

由于“教育安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我国学者最初的研究处于引进概念阶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主要落脚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教育的安全功能”等概念的理解变化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在教育安全研究文献中涉及次数最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和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三大方面。

(一)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

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教育安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日本为了应对日趋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在《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中指出:“教育安全意味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2013年5月,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提交20t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教育的不足从四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关系国家安全的学科领域人力资源不足;(2)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面对日益高技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3)公民缺乏全球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公民的全球意识上;(4)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影响国家凝聚力、自信心以及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和意愿。报告还对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三大政策性建议:(1)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提高教育目标,加强教育评估;(2)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3)建立“国家安全准备审核”,使学校和决策者为教育的结果负责,并引起公众关注,建议美国教育部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各州共同建立年度教育审核。

(二)教育安全内涵的研究

就当前国内学者针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而言,可谓“百家之言,各执一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程方平提出教育安全是指涉及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安定正负相关的各级各类的教育问题。程方平指出:“在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类问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其其格从要素涉及的广度上丰富了教育安全的内涵,她指出“教育安全”不是在描述某一专门领域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等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姚淑君认为,教育安全的内涵应该涵盖了教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人们全面宏观的把握教育发展。也有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定义相对简单,例如,殷杰兰认为教育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教育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金孝柏认为,国家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的教育,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和。何伟强指出,国家教育安全指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探讨和尝试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从政治立场来解释教育安全,把教育安全与教育、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则从学科角度去阐释,试图用相关学科涉及的教育安全的问题来诠释教育安全的内涵。虽然学者们对教育安全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给教育安全做界定的着眼点主要落在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对本国教育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与威胁上。王露茜和王凌认为,教育安全指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进行演绎。首先,从整个内涵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安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是政府基于对社会现状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考虑的政策规划,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复合概念。其次,值得我们注意并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是单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对其内涵进行诠释是非常片面及单薄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教育安全”中“安全”的标准进行科学、具体的界定,明确作为对立概念“非安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再次,当讨论“教育安全”内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即必须考虑“教育安全”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每个时间点受到当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内涵变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必须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进行思考,故在界定其内涵时势必要谨慎筛选影响因素,务必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适性。但需要表明的是,当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时应找出一个恰当的时间跳点来阐述其表现的独特性。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论述:“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三)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讨论国家安全视域中的教育安全研究时,需要从教育本身安全、国家内部影响和国家外部影响等三个维度来进行表现及对策研究。通过对“教育安全”的内涵分析可以明确“教育安全”应做以下解读:教育自身发展的安全问题,即从纯理论层次宏观的分析教育在价值取向、目标、内容选择、功能上出现的偏差及问题;教育在我国内部实际发展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影响,在地域问题上触发的安全问题;教育基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受到国家外部施加的影响产生的安全问题。国家外部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视野的开阔使人民意识到自身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外来未经筛选的文化冲击下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意识的侵蚀以及人才的流失上。这样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前面提到的以开放、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教育安全”。由于收集到的文献里面还未涉及教育本身安全的研究,就不在此进行讨论了,但这也说明了国内教育安全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

1.国家内部影响下的教育安全。当下,地域因素成为国家内部教育安全的重要触发点,边境地区的教育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即内源性教育安全问题多发于西部及边境地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显示,受国家内部影响的教育安全是基于地域这个基本面上,叠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叠加性的复合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和何跃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地域性的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论述了由于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及政策扶持的相对滞后导致的教育安全问题。他首先论述了学校教育安全本身的问题,即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落后制约下的教育贫困,并以此为结点致力于研究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措施、政策等预防保障措施及建立公平的教育秩序和环境。以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重要因素,将“人的安全”为研究契合点把整个边境教育安全现状提升为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他描述了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教育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及教育财政投入短缺,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低下,教育教学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没有因地制宜地发挥教育优势。与程方平的宏观视野不同,何跃将教育安全研究聚焦在“国门教育”这个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具体问题上,同时具备地缘文化关系和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这两个显著的表现力。何跃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地图。他指出,在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国门教育(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他指出,当前呈现出我国边境人口向边境国家流动教育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跨境民族在本国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上的模糊,引发边境教育危机,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跨省民族的教育缺失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揭露了我国国门基础教育脆弱的根本原因。

2.国际影响下的教育安全问题。由于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和政策扶持的优先性,整个中东部的人民比较开放,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频繁。外源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蔡宝来在《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中论证了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现代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事业,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强大功能。在国际竞争关系下的教育安全研究把教育视为人才生产产业,主要讨论在全球化市场开放的教育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教育背景下,张进清、米晓东等学者论证了在全球化教育多元交流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文化的侵入和扩张对当前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价值观”的否认,通过以、问题等为借口输出“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意识概念以摧残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优惠高校政策”及“托福”考试等收割我国优秀人才资源。此外,余睿论证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流的扩大,更日益突显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低、师资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国内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激化,引发教育安全问题。

就国际影响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大多数学者在对策方面的提议基本从政府的政策监管、学校本身的自我调节出发,出发点主要落实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三、教育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一)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刊发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纵观刊发的论文便不难发现,至今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这也导致“教育安全”在我国表现出“广”的发展而不是“深”的发展,整个研究处于散乱的状态。在2004年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基本落在将概念引入我国的应用,但在概念还没有清晰界定内涵的前提条件下,有学者陆续着手研究我国教育安全的问题、现状、基础和对策等相关问题,研究范围也扩展到地域性、经济性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我国的安全教育研究出现断片的现状(即在这方面我国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遭遇“瓶颈”现象(由于概念不清晰的局限而陷入泛泛而谈的局面,无法深入研究发展),这也正是2012年有学者陆续回归研究教育安全概念的原因。因此,当前教育安全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明确教育安全的内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育安全研究地域性研究欠缺且比较视野不足

1.教育安全地域性研究欠缺。虽然有学者对云南边境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多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引发教育安全的因素交叉,难以找到切人点进行深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应加大地域性的研究,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或地域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目前,中东部较突出的教育安全问题属于外源性,主要是受国外的文化冲击引发的。而西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地复杂的多民族性、地缘性及经济落后重叠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对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2.缺少比较视野。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东西中部的比较研究,即民族单一区对多民族杂居区、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经济发达区对经济落后区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缺乏国内与国外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解读、引进,缺乏对国外与我国之间的研究比较。

(三)开阔研究视角,促进研究多元发展

如上所述,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视角以教育学为主,国家安全学、市场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偶有所见。换而言之,教育安全的问题研究仅在教育学领域收到较高的关注,在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教育作为一门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每个社会人员息息相关的学科,教育安全作为学科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但从教育功能出发就应被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视角能更加多样化,加大相关学科领域对教育安全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更容易发现教育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以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为例,与一般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区别性。一般性的模式是由于外强内弱,发达国家的社会高速发展及教育跃进给相对发展缓慢的国内社会施加的影响;而在我国边境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上,我国在经济、教育及社会意识整体发展上是相对处于优势状态,但在边境教育不重视、教育投入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安全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效,也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探讨教育安全问题。

(四)拓展研究方法,从“单一”到综合

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在教育安全的研究方法中,文献研究法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虽然文献研究法在前期的应用对“教育安全”概念的引入有巨大贡献,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具有国别差异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单纯的文献法很难定位我国的教育安全内涵及描述和发现问题。且目前仅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引用调查法,并取得具有可信度和代表我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因此,日后的研究应更多地从实践层面去研究,引入叙述研究、扎根理论和教育人类学、社会学等在当下受到高度肯定的研究范式。从我国实际情况中进行自下而上的研究,以期为解决与学校、市场经济挂钩的教育安全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需要强调的是,边境多民族地区作为在教育安全各方面问题都相对突出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特别值得学者沉下去做实证研究。

基于研究核心的确定及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发展,相信通过学者们在元研究和质性研究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和不断探索,我国教育安全的研究会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不断互动之中丰满和充实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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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姚淑君.教育安全及其法律预警机制构建之断想[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2005(4):39-41.

[7]金孝柏.教育初论[J].国际商务研究,2004(6):3―7.

[8]何伟强.关于美国国家教育安全战略的政策解读与思考[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叭0(5).

[9]王露茜,王凌.我国的教育安全及其困境思考[J].教育科学论坛,2012(2):8―10.

[10]何跃.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教育研究现状述评[J].学术探索,2009(6):129―134.

[11]蔡宝来.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J].西北师大学~$,20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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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米晓东.全球化背景F-~,J建我国高等教育安全体系的战略选择[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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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余睿.全球化中的高等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135―138.

第2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17―04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舶来品,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讲的“安全教育”问题。“安全教育”主要指向于保障生命安全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食品卫生教育,学生校内活动安全教育,防触电、防溺水教育,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劳动及日常生活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而“教育安全”概念倾向于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的意义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边境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且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同时,我国从近代开始频繁借鉴、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对我国本土的教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首先,教育安全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综合能力的竞争,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同时突显出这些核心要素的安全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教育作为文化下属的概念,由此可见教育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安全的研究轨迹

围绕“教育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的仅程方平的《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一书中有涉及教育安全问题;就刊发的期刊文献而言,输人“教育安全”搜索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2001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2篇,刊发教育安全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是教育类刊物,且大多数发表在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

“教育安全”源于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后“教育安全”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教育安全”并非本土概念,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势必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在我国,“教育安全”由程方平在2001年的《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中首次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关注。在教育安全研究中,文献法在研究方法中占了绝对优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各国中包含“教育安全”的法案和报告进行翻译和解读;此后基于对国外“教育安全”解读,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开始深入到本土化的研究,即因地制宜地在我国的教育现状上去构建概念,并通过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安全现状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教育学、国家安全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丰富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相对于思辨色彩较重的文献研究法而言,使用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当前教育安全问题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证并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且使得“教育安全”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一定的突破。

二、教育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教育安全的内容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梭型,即两头尖中间宽。最初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在教育主权研究上,此后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重心由教育主权延伸到文化安全,扩充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但也出现了研究无重点、泛泛而谈的局面。此后,程方平、王北生这两位学者从教育的安全功能以及西部开发中的若干教育安全问题将国内研究由狭隘的教育主权问题探究过渡到深层次、广内涵的教育安全问题研究。教育安全研究又重点聚集在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概念本土化以及我国教育安全现实问题研究上。但对教育安全内涵研究的不清晰、不透彻也阻碍了我国教育安全的后续研究。

由于“教育安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我国学者最初的研究处于引进概念阶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主要落脚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教育的安全功能”等概念的理解变化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在教育安全研究文献中涉及次数最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和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三大方面。

(一)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

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教育安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日本为了应对日趋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在《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中指出:“教育安全意味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2013年5月,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提交20t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教育的不足从四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关系国家安全的学科领域人力资源不足;(2)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面对日益高技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3)公民缺乏全球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公民的全球意识上;(4)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影响国家凝聚力、自信心以及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和意愿。报告还对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三大政策性建议:(1)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提高教育目标,加强教育评估;(2)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3)建立“国家安全准备审核”,使学校和决策者为教育的结果负责,并引起公众关注,建议美国教育部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各州共同建立年度教育审核。

(二)教育安全内涵的研究

就当前国内学者针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而言,可谓“百家之言,各执一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程方平提出教育安全是指涉及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安定正负相关的各级各类的教育问题。程方平指出:“在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类问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其其格从要素涉及的广度上丰富了教育安全的内涵,她指出“教育安全”不是在描述某一专门领域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等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姚淑君认为,教育安全的内涵应该涵盖了教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人们全面宏观的把握教育发展。也有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定义相对简单,例如,殷杰兰认为教育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主权组成部分的教育主权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金孝柏认为,国家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的教育主权,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和。何伟强指出,国家教育安全指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探讨和尝试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从政治立场来解释教育安全,把教育安全与教育主权、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则从学科角度去阐释,试图用相关学科涉及的教育安全的问题来诠释教育安全的内涵。虽然学者们对教育安全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给教育安全做界定的着眼点主要落在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对本国教育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与威胁上。王露茜和王凌认为,教育安全指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进行演绎。首先,从整个内涵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安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是政府基于对社会现状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考虑的政策规划,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复合概念。其次,值得我们注意并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是单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对其内涵进行诠释是非常片面及单薄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教育安全”中“安全”的标准进行科学、具体的界定,明确作为对立概念“非安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再次,当讨论“教育安全”内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即必须考虑“教育安全”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每个时间点受到当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内涵变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必须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进行思考,故在界定其内涵时势必要谨慎筛选影响因素,务必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适性。但需要表明的是,当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时应找出一个恰当的时间跳点来阐述其表现的独特性。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论述:“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三)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讨论国家安全视域中的教育安全研究时,需要从教育本身安全、国家内部影响和国家外部影响等三个维度来进行表现及对策研究。通过对“教育安全”的内涵分析可以明确“教育安全”应做以下解读:教育自身发展的安全问题,即从纯理论层次宏观的分析教育在价值取向、目标、内容选择、功能上出现的偏差及问题;教育在我国内部实际发展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影响,在地域问题上触发的安全问题;教育基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受到国家外部施加的影响产生的安全问题。国家外部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视野的开阔使人民意识到自身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外来未经筛选的文化冲击下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意识的侵蚀以及人才的流失上。这样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前面提到的以开放、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教育安全”。由于收集到的文献里面还未涉及教育本身安全的研究,就不在此进行讨论了,但这也说明了国内教育安全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

1.国家内部影响下的教育安全。当下,地域因素成为国家内部教育安全的重要触发点,边境地区的教育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即内源性教育安全问题多发于西部及边境地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显示,受国家内部影响的教育安全是基于地域这个基本面上,叠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叠加性的复合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和何跃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地域性的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论述了由于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及政策扶持的相对滞后导致的教育安全问题。他首先论述了学校教育安全本身的问题,即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落后制约下的教育贫困,并以此为结点致力于研究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措施、政策等预防保障措施及建立公平的教育秩序和环境。以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重要因素,将“人的安全”为研究契合点把整个边境教育安全现状提升为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他描述了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教育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及教育财政投入短缺,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低下,教育教学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没有因地制宜地发挥教育优势。与程方平的宏观视野不同,何跃将教育安全研究聚焦在“国门教育”这个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具体问题上,同时具备地缘文化关系和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这两个显著的表现力。何跃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地图。他指出,在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国门教育(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他指出,当前呈现出我国边境人口向边境国家流动教育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跨境民族在本国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上的模糊,引发边境教育危机,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跨省民族的教育缺失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揭露了我国国门基础教育脆弱的根本原因。

2.国际影响下的教育安全问题。由于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和政策扶持的优先性,整个中东部的人民比较开放,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频繁。外源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蔡宝来在《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中论证了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现代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事业,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强大功能。在国际竞争关系下的教育安全研究把教育视为人才生产产业,主要讨论在全球化市场开放的教育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教育背景下,张进清、米晓东等学者论证了在全球化教育多元交流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文化的侵入和扩张对当前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价值观”的否认,通过以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为借口输出“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意识概念以摧残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优惠高校政策”及“托福”考试等收割我国优秀人才资源。此外,余睿论证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流的扩大,更日益突显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低、师资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国内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激化,引发教育安全问题。

就国际影响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大多数学者在对策方面的提议基本从政府的政策监管、学校本身的自我调节出发,出发点主要落实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三、教育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一)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刊发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纵观刊发的论文便不难发现,至今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这也导致“教育安全”在我国表现出“广”的发展而不是“深”的发展,整个研究处于散乱的状态。在2004年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基本落在将概念引入我国的应用,但在概念还没有清晰界定内涵的前提条件下,有学者陆续着手研究我国教育安全的问题、现状、基础和对策等相关问题,研究范围也扩展到地域性、经济性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我国的安全教育研究出现断片的现状(即在这方面我国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遭遇“瓶颈”现象(由于概念不清晰的局限而陷入泛泛而谈的局面,无法深入研究发展),这也正是2012年有学者陆续回归研究教育安全概念的原因。因此,当前教育安全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明确教育安全的内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育安全研究地域性研究欠缺且比较视野不足

1.教育安全地域性研究欠缺。虽然有学者对云南边境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多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引发教育安全的因素交叉,难以找到切人点进行深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应加大地域性的研究,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或地域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目前,中东部较突出的教育安全问题属于外源性,主要是受国外的文化冲击引发的。而西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地复杂的多民族性、地缘性及经济落后重叠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对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2.缺少比较视野。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东西中部的比较研究,即民族单一区对多民族杂居区、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经济发达区对经济落后区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缺乏国内与国外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解读、引进,缺乏对国外与我国之间的研究比较。

(三)开阔研究视角,促进研究多元发展

如上所述,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视角以教育学为主,国家安全学、市场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偶有所见。换而言之,教育安全的问题研究仅在教育学领域收到较高的关注,在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教育作为一门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每个社会人员息息相关的学科,教育安全作为学科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但从教育功能出发就应被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视角能更加多样化,加大相关学科领域对教育安全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更容易发现教育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以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为例,与一般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区别性。一般性的模式是由于外强内弱,发达国家的社会高速发展及教育跃进给相对发展缓慢的国内社会施加的影响;而在我国边境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上,我国在经济、教育及社会意识整体发展上是相对处于优势状态,但在边境教育不重视、教育投入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安全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效,也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探讨教育安全问题。

(四)拓展研究方法,从“单一”到综合

第3篇

9.11事件后迅速流行起来的“非传统安全”理论,质疑以国家行为体为中心、以军事、政治、外交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它更为强调诸如联合国、世贸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跨国犯罪集团、国际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角色作用,更为注重文化、宗教、信息、能源、金融、粮食、环境等社会领域的安全问题。但因其自身概念体系模糊、研究议题泛化等缺陷而又备受学界的诟病,实际上也难以准确标定国家安危的整体状态。

为弥补传统安全理论在解释范围方面的不足和非传统安全理论在理论化方面的缺陷,学界开始思考国家安全理论建构的新路径,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新近出版、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姜维清研究员完成的《交织: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一书,正是当下国家安全理论探索的一次有益尝试。姜维清博士在多元化的安全现象和抽象的理论体系之间寻找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力图用“交织”概念完成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理论板块的调整及拼合。

《交织》一书分为四个部分。卷首语、第一、第二章主要介绍当前国家安全的复杂性和现有安全理论的局限性;第三、第四章全面论述了“交织型”安全问题,包括其构成方式、内在特性和外在表征,从而系统阐明了既不同于传统安全威胁、也不同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所谓“国家安全第三种威胁”问题;第五章是案例分析,作者以信息安全和核安全为案例,检验证明了自己提出的“交织”安全理论;在第六章,作者倡导对国家安全研究进行理论视角的转换,即“从国家安全的要素研究转向国家安全的要素关系研究”。

《交织》一书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国家安全威胁不仅体现在“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两类具体问题上,还体现在各种问题所形成的结构关系上。如“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二者既然同处国家安全的整体之中,就必然存在着总体平衡和特殊组合的问题,以及相互引发、相互转化、互为表里等内在关联性问题。

其次,《交织》体现了一定的理论勇气。它明确指出了传统安全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理论的研究盲点,直面正视了当前国家安全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灰色”问题或称“模糊”问题,即国家行为体在金融、文化、互联网信息、能源、环境等所谓“低级政治领域”的安全行为问题,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军事、意识形态、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的安全行为问题,前者如西方情报机构暗中操作艺术流派、艺术家的可能性,后者如国际恐怖组织深度介入国家间对抗的可能性。书中着力描述了这样一幅图景:数以万计的身着军装的“网军”、不计其数的各种利益集团的情报人员、传统意义上的“黑客”在国际互联网空间鱼龙混杂,其身份、目的、行为交叉重叠、错综复杂,模糊了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性质分野,也打破了问题的“国内”、“国外”界限。对此安全现象的描述最为具体、形象从而有力地支撑了“交织”这一核心概念。

第4篇

【摘要】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大安全时代的一种国家安全大思路,从哲学辩证法和系统思维的高度揭示了当代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至少是五个“总体”的统一,即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总体”、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总体”、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影响因素的“总体”、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各种风险的“总体”、统筹多方力量保障国家安全的“总体”。不同方面的“总体”绝对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有机统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之中。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内部安全 外部安全 传统安全要素 非传统安全要素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A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作了系统论述,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体现了大安全时代的国家安全大思路,对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这次讲话精神,结合关于国家安全的历次论述,笔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五个方面的“总体”。

统一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总体”

这次讲话的一个重要论点和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提法,是对党和政府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观”的重大发展和超越。

关心和熟悉中国国家安全观演进的人都清楚,继西方世界于“冷战”后期开始探索新安全观和新安全治理模式之后,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也开始探索一种反映世界趋势并适合自己需求的新安全观,最终在世纪之交把这种安全观表述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是由于没有涉及国内安全问题,而国内安全又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因而这种“新安全观”,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安全观,只是一种外交观,至多是一种“对外安全观”或“国际安全观”。

与此不同,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非常明显,这样的“总体安全观”,突破了以往“新安全观”只讲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局限,统一了内外两个方面的安全,更符合“国家安全”概念的本义,也更符合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基本形势。

根据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理论,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只有同时既免除外部威胁和侵害,又免除内部混乱和疾患,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安全。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并存,内忧甚于外患,因而讲国家安全时,就不能只讲外部安全或对外安全问题,而必须更重视内部安全或对内安全问题。因此,在讲到“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首先要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这体现了统一考虑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两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对认清我国当前国家安全形势,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总体”

在这次讲话中,体现总体安全观综合国家安全各种构成要素的地方有三处,第一处是提及“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对几个不同“安全”的具体定位,第二处和第三处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其中的两个。

讲话中,在高度概括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后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涉及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六个方面的“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家安全的六个构成要素。

此外,讲话在诠释“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用了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在第一个“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之后,紧接着的是“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第三个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如果说这里的“国民安全”是前述“人民安全”的另一种表述,不算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新要素,那么“国土安全”就是讲话中出现的一个新要素了。更重要的是,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之后,立即通过十一处“安全”对之作了具体诠释。这段原话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这段话中的11个“安全”,前六个是前面出现过的,后五个是此处新提的。

然而,我们不能根据这段话集中讲了11个“安全”,就认定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甚至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安全构成要素上的“总体”。讲话前面提到的“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也应处在这个“总体”之中。当然,“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并不是国家安全的两个不同要素,而是同一个要素的两种不同表述。在“国家安全构成”论域中,人民安全与国民安全没有根本性区别,不仅必须视为同一要素,而且更准确更科学的用词应是“国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不仅需要包括这段话中的11个“安全”,还必须容纳“国民安全”这个最重要的要素。这样一来,总体国家安全观便是综合了上述12个要素的“总体”。

要全面透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方面的“总体”,就不能局限于的这次讲话,而必须结合其关于国家安全的历次讲话来概括,必须结合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关于国家安全的各种论述来认识,甚至必须结合当代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来思考。

例如,在2012年的十报告中,讲到的“安全”就依次包括了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安全、企业安全、人民生命安全、人民财产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生存安全、发展安全、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安全、军事安全、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19个。这19个“安全”,多数是在报告中被直接表述为“××安全”的,如“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国际安全”等,也有一些是在某个复合概念中包含的“××安全”,如原文中的“食品药品安全”一词包含了“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原文中的“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一语包含了“海洋安全”、“太空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但无论原文中直接表述的“××安全”,还是我们根据复合语句解析出来的“××安全”,除了与这次讲话中的“12种安全”一致的外,其他“安全”是不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是不是也应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之中,以及在这个“总体”中处于什么位置,与其他要素是什么关系,这都需要深入思考,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给出科学解答和合理解释。

事实上,在10多年来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我们曾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助于深入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点。例如,就“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两个概念来说,虽然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同语境中选择不同的表述,但从理论上看,用“国民安全”比“人民安全”更为科学。

再如,对于“国土安全”,10多年前我们也是这么用的,但是现在我们倾向于使用更符合当代国家安全现实的“国域安全”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当代国家的生存空间,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领陆、领水、领空“三领”范围,也不局限于“三领”加上“底土”这样四个方面,而是还包括了与传统领土概念完全不同的网络空间、太空空间,以及更特殊的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国家安全的空间范围就包括了七个领域,即传统“国土安全”包括的领陆安全、领水安全、领空安全、底土安全,以及非传统的网域安全、天域安全、经济海域安全。

再说“核安全”,其实并不是与国民安全、国域安全、政治安全等处于同一个等级的安全要素,而是一个国家安全二级构成要素或三级构成要素,分别处于资源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之下。首先,核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能源,它的安全是资源安全下的能源安全中的一种特殊能源安全。其次,核武器作为一种现代军事装备,它的安全又是军事安全所必然包括的内容,是军事安全下的二级安全要素。再次,核技术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它的安全也是科技安全的内容,具体属于“科技应用安全”的范畴,这便成为科技安全中的三级安全要素了。

由此可见,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出发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就会有更深入更科学的理解。

关注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影响因素的“总体”

这次讲话中,有两处含义不同的“内外”,一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中明确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二是“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中包含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从国家安全学理论来理解,第一个“内外”指国家安全本身是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统一,对此笔者前面已经分析,指出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总体”;第二个“内外”指影响国家安全的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又一个“总体”,即第三个“总体”。

在多年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中,笔者既从概念上把国家安全界定为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统一,又从结构上把国家安全本身分为12个基本构成要素,同时还把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分为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又把社会因素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这样的划分与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述两个“总体”和现在所讲的第三个“总体”,而且也有助于理解后面要进一步说明的第四个和第五个“总体”,因而我们把这种划分图示如下。

在这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显然,这里是在分析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时讲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因而可以肯定其所讲就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

当前我国面临的这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内外因素都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是否可以包括国内外各种自然因素呢?笔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指导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就必须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都包括进来,其中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

当然,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下的影响作用并不相同,因而需要根据其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其他要素和因素的不同关系,因时因地进行具体分析和具体处置。例如,在当前情况下,自然因素中的气候问题、人口问题,比国土面积、地理位置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重要得多,也要复杂得多。再如,在我国内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都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复杂因素,处理好了对国家安全会有积极影响,处理不好对国家安全会有消极影响。还有,我国当前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中越关系、中朝关系等,都变得比10多年前复杂很多,而且还可能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问题,都需要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予充分关注,高度重视,认真应对,谨慎处理。

因此,这些既包括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又包括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各种影响因素,便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不能没有的第三个“总体”。

重视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各种风险的“总体”

与影响因素相比,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需要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这次讲话中所说的“增加忧患意识”中的“忧”与“患”,所说的“做到居安思危”中的“危”,都是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对于这样的因素,在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中,把其先分为“天灾”与“人祸”,并在此基础上又把人祸分为“内忧”与“外患”。

无论仅就中国而言,还是从全球范围来讲,10多年来“天灾”危害国家安全的实例不在少数。在2003年“非典”发生之前,我们就根据历史教训把“疫”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天灾之一,并把其纳入到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之中。但是,当笔者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以图示的形式讲到这点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似乎“疫”已经完全成了历史,不再可能威胁到当代人的生命和当代任何国家的安全。然而“非典”的暴发给人们上了非常生动而残酷的一课。人们终于看到现实完全可能重复历史,如果稍有疏忽与懈怠,“瘟疫”还会夺去我们的生命,还会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正是在这个时候,笔者利用被隔离在家的一个月时间,进一步思考了天灾对国家安全的危害问题,写成了《“非典”呼唤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观》一文,呼吁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观”。时隔不久,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袭击美国,不仅给美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直接冲击了美国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安全行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行动。自然灾害危害国家安全再次成为人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至于以人祸为主的内忧外患,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也十分复杂严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国际国内的恐怖主义,当前都正在严重威胁和危害着我国的国家安全,都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当然,对这些威胁和危害因素,既可以从“内忧”与“外患”的角度进行划分,也可以从“天灾”与“人祸”的角度进行划分,但对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更有意义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划分,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说明”时所作的划分,即把其分为“可以预见的风险因素”与“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当时,指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显然,与“可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比较,那些“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冲击和危害可能会更大些,起码会更难处理。为了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领域“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国家安全危机管理就成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无论从哪个角度划分,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必须重视这些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把其放入它的“总体”之中。

统筹多方力量的保障国家安全的“保障”

的这次讲话,既从概念上分析了国家的内外两方面安全,又从构成上分析了国家安全的传统要素与非传统要素,同时还指出了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但讲所有这些问题的目的,都是为了当前更好地保障我国国家安全。

英文中的“security”一词,不仅有汉语“安全”的含义,同时还有汉语“安全保障”或“保障安全”的含义。因而在此类机构及法律的命名上,用“国家安全保障”就比用“国家安全”更为准确、更名副其实。无论是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设,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际运行,都必须落脚到国家安全保障上。在我们建立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国家安全保障问题,而且对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作了一定程度的解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说明”中,以及这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讲话中,也对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作了比其他问题更多的论述。

曾深刻指出:“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同时又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里涉及的“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如此等等,都是国家安全保障中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也都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最需要“观”到的内容。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论述,既揭示出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三个构成要素,同时更明确地把传统的军事保障,以及非传统的文化保障、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把它们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此外,关于“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论述,以及“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又超越了仅仅依靠自身力量保障本国安全的传统安全保障思路,把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通过在非传统的共同安全思路下打造命运共同体,把国际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种保障和条件。这种“总体保障观”的最集中体现,是这次讲话中对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提出的要求,即“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

这样一些保障措施和保障活动,既有各种传统的“硬实力”与“硬保障”,也有各种非传统的“软实力”和“软保障”。讲话事实上的软硬兼顾、多方统筹,深刻反映了当代国家安全的复杂性,对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最重要的“总体”。这方面,除各种应急性任务和工作外,还有大量的基础性的艰巨工作需要立即着手来做,其中既包括中央已经提出多年的“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或2013年阐述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责时用不同术语强调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同时也包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责论述中首次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当然,根据国家安全的现实发展和实际需要,加强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推进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中开设国家安全专业,似乎也是国家安全的“总体保障”不应排斥的内容。

第5篇

关键词:综合安全观;概括;重要意义;途径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045-03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安全面临着不定因素的挑战,军队政治工作者必须主动跟进,引导官兵牢固确立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综合安全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①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了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空袭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外市场接连曝光如瘦肉精事件、毒黄瓜事件、塑化剂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时不时侵扰我国领土、领海、领空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储量能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纷战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安宁、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而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这次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军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②军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护卫者,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因受金钱诱惑有少数军人走上了窃密卖密的违法犯罪道路;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自然灾害频频出现,给军人的思想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如何教育军人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军人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内发展和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军队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军队的安全稳定与国家的安全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军人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他们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对军队建设目标和军事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有新思想的引领。“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③综合安全观是党中央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上提出的新思想,是对军队安全稳定工作的新指向。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认真研究和探索在军队文化建设中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军人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把军队的安全威胁置身于国际国内大环境下综合考量,培养出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做好军队的安全稳定工作,提高军队战斗力。

(三)提高军人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国的完整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军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官兵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这些军人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疏导官兵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他们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军队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学习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军队思政学习中,增强针对性

军队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承担着对军人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军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所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引入军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实现综合安全观进营区、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现实生活实际和军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官兵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吸引力、说服力和亲和力,引导官兵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深化对有效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军队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好国内安全,也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积极适应职能任务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确保在各种复杂形势和环境下都能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④。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军队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军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军人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军营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军人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应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开展综合安全观的教育,让广大官兵置身于良好的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为他们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官兵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官兵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军队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官兵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念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军人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才能深化官兵对综合安全观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成长为能应对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的国际复合型军事人才。以综合安全观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军人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客观而理性地向官兵们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官兵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让军人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新的历史使命,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统一起来,加强个人综合素质的锻造,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安全而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作者单位:曹华 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

邹敏 河北保定66393部队后勤部战勤处

姚正荣 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干部处

作者简介:曹华(1974― ),女,湖南长沙人,法学博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邹敏(1972― ),男,湖南醴陵人,处长,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姚正荣(1974― ),男,湖南望城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

参考文献:

[1]刘从良.多元化威胁要求中国军人树立新国家安全观[N].报,2008-07-15.

第6篇

关键词:农电安全生产;管理;实践

安全生产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也是我国基础施工建设中必须要遵循的原则,我国电力运输行业近几年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尤其在农电安全方面。目前,对农电安全的保护已成为电力行业生产管理的重要环节,电网运行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几年,我国开始注重发展农电工程,但是,由于农电安全生产是农业与电力的有机整合,因此,会涉及很多的交叉问题,使农电安全生产的管理工作变得非常复杂,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农电企业的安全生产。要想有效的处理好这些问题,就要提高供电安全人员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并从多个角度来避免农电安全生产出现违规现象。确立农电安全生产制度,并优化制度体系。

1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配电线路质量问题。农电生产与线路质量的关系非常紧密,由于受到自然环境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使我国供电企业农电基础设施建设中,配电线路的质量经常出现问题,这些质量问题在材料配备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这些问题给农电的安全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严重时会威胁到农电安全生产人员的人身安全。1.2供电规范化问题。供电企业承担着电力资源的运输和持续平稳供应。由于供电企业涉及民生和我国农业的发展,所以,在供电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依法经营,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认真履行职责,并进一步落实规范化的运输,保证运输过程中能够稳定、安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各项服务,这是我国供电企业在落实供电工作过程中必须执行的准则。从当前的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现状看,很多方面都没有达到精细化管理标准,且粗放模式与管理模式中都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供电企业的经营。除此之外,在供电企业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过程中,很多环节都没有系统的监管,增大了供电工程的改造难度,而且施工环境也比较复杂,这些都是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管理中必须解决的问题。1.3农电安全生产人员综合素质的问题。供电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和电力的持续供应都与职工队伍的能力有关联。虽然很多电力企业在生产体制上已经有了较大的转变,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电力工程队伍的素质也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一部分供电企业安全生产技术人员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习和技术训练就上岗工作,这些工作人员在实际的农电安全生产过程中,忧患意识并不明显,不能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给供电企业的安全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2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管理

2.1创建科学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要建立严格的发展规范和规章制度,并按照这一规章制度来发展企业。对于国家基础建设行业—农业而言,健全的制度体系是必不可少的,针对当前我国农电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国家要对已经落实的规范和制度进行数据上的支持。在农电安全生产中,还要明确各级人员在岗位中的职责,通过工作标准来建立统筹安全职责,并进一步规范制度体系,通过制度体系的落实,更好地促进农电安全生产。2.2注重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原则。安全生产以及安全管理的核心在人。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手段和整体素质。要求供电企业要建立完善的员工激励机制,定期做好培训和检查工作,使农电生产人员将心思都放在安全生产中,达到提高农电安全生产的目的。2.3提高供电生产现场的安全指数。针对很多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供电企业一定要进一步强化规章制度的落实问题,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并定期对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保证生产管理人员对农电生产的安全管理。2.4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管理环境。在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管理环境之前,首先要提高农电生产人员的安全意识,培养安全管理人员人人关注安全的文化氛围。利用当前的网络宣传手段向员工灌输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安全观念,通过安全巡查,及时发现农电生产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严格落实奖罚考核制度,将安全生产与员工的安全意识连在一起,使农电安全管理人员能够自觉的注重安全问题,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在提高安全意识的时候,供电企业可以借助广播、媒体、报纸、网络平台等多种渠道来推广农电企业安全生产的相关法规,积极推广标准化作业的理念,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内部讨论,从中发现农电安全生产规范中不足的地方,并及时予以改正和完善,除此之外,还要对安全生产的标准进行规范管理,不断提高农电系统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技术水平。通过促进工作人员安全生产的理念,达到推动供电行业规范化生产的目的。

3结语

针对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的现状,安全生产一定要结合农电工作的实际需求,要在当前农电安全生产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处理已经出现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还要统筹兼顾,认真夯实农电安全生产环节中的各项基础施工工作,在整个农电安全生产过程中都要以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前提,严格执行国家的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供电企业农电安全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农电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作者:范大鹏 单位:国网吉林省通榆县供电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刘建国,孟宪利,田玉清,等.煤炭供电企业现场标准化作业管理系统的构建与实施[C]//2009煤炭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集,2010.

[2]丛连日.供电企业Intranet网络系统构建[C]//华东六省一市电机工程(电力)学会输配电技术研讨会2002年年会山东电机工程学会交流论文集,2002.

[3]安文斗,孙才新,王杰,等.基于配电GIS的供电管理信息系统(MIS)的研究[C]//电工理论与新技术2004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

[4]贾亚军.电力体制改革中供电企业的安全管理[C]//安全生产与可持续发展论文选,2004.

[5]杨如康,刘润珍.供电企业强化营销管理的措施研究[C]//2008年云南电力技术论坛论文集,2008.

[6]明晓明.浅谈供电企业信息一体化建设[C]//第三届安徽自然科学学术年会安徽省电机工程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05.

[7]向晓东.供用电合同相关法律问题分析[C]//律师事业与和谐社会—第五届中国律师论坛优秀论文集,2005.

[8]周益忠.浅谈县级供电企业信息安全问题及解决对策[C]//第三届浙江中西部科技论坛论文集(第四卷电力分卷),2006.

第7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国家利益;文化安全;文化建设;基准线设定;原则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1)05-0013-04

国家对于我们即是一种切身利益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想象的共同体。所以,维护国家的利益不仅涉及到对国家政治的捍卫,同时,还包括着文化精神的认同与对文化传统的承传。如今,我们看到了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我们也切身体验到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难以置信的文化问题,我们从内心里感到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面临着历史性的裂变。客观地讲,我们文化的传统出现了断层,文化的精神产生了蜕变,文化的价值在逐渐的流失,我们的国家文化安全出现了生态危机。为此,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即成为捍卫国家生存安全不可忽略的战略任务。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域

任何一种学术概念在确定它的内涵之前,首先,要明确它的使用范围,划定它所适用的意义域,这样才能够准确地判定它的内涵和外延。我们有许多所谓的学术论争,有时在没有划定一个概念的使用范围时就争辩起来,其实,争论的话题根本可能就不在同一个框架内。目前,关于文化安全的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对于一般性的艺术理论问题与文化问题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也许是件好事,可是对于国家文化安全这样一个事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核心命题,这样一个涉及到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概念,这种各说各话的状态未必就是好事。就像国家对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明确定位一样,对于文化安全的核心理念应当通过国家的权威机构在官方的文件中给予明确的界定,在理论上划清其基本内涵与外延,以便在国家的管理机构方面参照执行。特别是防止在公共事务中因概念的混淆造成政策表述与现实运作上的偏差与失误。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对文化安全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文化安全主要是一国精神财富的安全,其中包括一国的民族信仰、文化传统、道德、精神和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内容。”

“文化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保证文化性质得以保持、文化的功能得以发挥,文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犯的功能状态。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

“文化安全是指国家防止异质文化对民族文化生活渗透和侵蚀时,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被重塑和同化的安全。文化安全时相对于“文化渗透”“文化控制”而言,是一种相应的“反渗透”“反控制”“反同化”的文化战略。”

“文化安全是一国在文化、精神生活方面不受外来文化的干扰、控制或同化,从而保持本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民族性以及本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

“国家文化安全首先是就国家意义而言,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神圣不可侵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等等。”

鉴于以上关于同家文化安全内涵的不同表述,我们认为有几个与之有关的问题需要补充。首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并不是一种防御性的“反向战略”,文化安全的核心战略是对主流文化价值的体系建构与对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它应当是一种典型的“正向战略”。单纯的防御可能一时能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可是并不能够永久地固守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同,要想使我们的精神家园长治久安,必须有赖于我们自身文化安全体系的历史性建构。其次,在当今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由于各种传播手段的广泛采用,每个国家的文化疆域都呈现为一种开放的、透明的状态,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面临着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的时代命题。

所以,不能够片面地强调民族文化的自足性与合理性,特别要避免文化的保守主义和本位主义,那种中国文化什么都好,异域文化什么都不好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必须得到纠正。在维护文化安全的过程中要保护本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发展,同时又要兼顾与异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惟此,才能够真正实现国家文化的安全。为此,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涵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得到确认,文化的利益得到保障,文化的传统得到传承,文化的价值得到认同,文化的精神得到传播,文化的资源与遗产得到保护的均衡状态。这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如果一个国家在以上领域存在诸多“缺项”,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就到了危机的境地。

二、国家文化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差异性与相关性

自人类以疆土为界划定国家的地域归属以来,国家的领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最神圣的!哪怕是一棵小草、一寸土地,都不能容许他人的践踏和蹂躏!因为领土不仅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还维系着整个国家的威望与尊严。为此,捍卫国家的领土,便成为每个公民神圣与崇高的职责。然而,一个国家除了她的自然疆域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需要捍卫的文化疆域,一个同样需要建设的精神领土。这些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所形成的没有边界的精神领域,我们可以把它们比喻为“文化’7丁山”。这个文化江山的核心地带就是国家的文化和文化利益,它是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集中体现。

目前,国家文化安全被划归到“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内,这就是说,在原有的国家安全框架内,文化安全是一个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处于平行地位的安全地带。同时,文化安全又与以上不同的安全类型相互交叉、相互重合,这样就要求我们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分析,必须采取一种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理论方法,打破学科与部门之间的壁垒,建立兼容并蓄的研究体系,把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学术高地。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与传统安全相比,国家文化安全有着诸多的特殊性,它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与危害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安全的事件相比,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事件具有良性与恶性之分。

良性的文化安全事件并不危及国家的核心利益,许多属于发生在思想领域的倾向性问题。对这类问题要辨别是非,因势利导,不要把一般性的思想问题动辄就上升到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领域里来看待,避免因过度敏感而引起文化安全问题的泛化,产生处置失误。固然,有些一般性的文化安全事件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疏导和控制也会转变为恶性事件,并且升级为一种危及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问题,因此,要尽量避

免类似问题的性质升级,矛盾激化,事态蔓延,防止造成社会动乱,破坏国家的稳定和平。对于恶性的文化事件,则要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遏制其蔓延,并且通过相应的手段消除其恶劣影响。

2、与引发军事冲突显在的、有形的因素相比,诱发文化安全事件的文化冲突则是潜在的、无形的,其影响往往具有渐变性、延续性的特点。

它有时蛰伏在社会的深层,一旦条件成熟便会酿成危及国家安全的突发事件。与政治、军事冲突相互一致的是,在时间维度上文化安全冲突具有短期与长期之分。有些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事件,尽管在特定的时间内极具危害性和破坏性,但一旦被遏制之后就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烟消云散;而有些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因素则不然,甚至会随着历史的变化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恶性事件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国家应该建立完整的文化安全预警机制,把不安全因素遏制在积聚时段内,防止其在某一时期突然爆发,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与军事冲突相同的是,文化安全的事件通常也具有必然与偶然之别。

3、与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同样严重的是文化安全事件往往会随着事态的发展和蔓延扩展到其他领域,甚至以极端的、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为此,文化安全的防范不仅仅局限在文化领域,有时候需要不同的行业相互协同,不同的领域综合防范。对于文化安全事件的防范要破除画地为牢式的思维定势,打破行业和地域的界限,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全因素的产生与发展的土壤。

4、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时常是内部与外部兼而有之,而军事安全的威胁却主要来自于外部。

这种内外兼具的特点使国家文化安全的防范更为复杂,更为困难。特别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点领域时常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它的基准线的设定也因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调整。为此,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是一个具有国际性、时代性、历史性的命题。

对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特别关注的丹尼尔・帕特里克曾经说:“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在特定的政治制度确定之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发展与繁荣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了。文化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及时发现文化领域存在的安全隐患,并且相应地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防止中国社会的长堤在文化的领域首先决口,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国家文化安全基准线的设定

与国家的历史相比,文化的历史是一种更具有延续性和恒久性的人类存在形式。所以,文化安全对国家的安全是一种内在的支撑力,它就像钢筋对于建筑,尽管我们在表面上看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对于一座建筑的安全却至关重要。这就像我们必须对长江设定一个安全警戒水位线一样,我们在文化领域也要设定一个安全基准线,如果我们不设定这样一个基准线,对相关的问题就难于制定有效的应对与防范机制。在基准线确定之后,对于超过这个基准线的问题要采取相应的排除措施,而对于接近这个基准线的问题要进行控制与疏导。虽然文化领域出现的问题,并不像自然领域出现的问题那么一目了然,可以精确控制。可是,应对文化领域的问题与应对自然流域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应当相互借鉴。最起码不能够忽视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问题――由于我们对看不见的问题往往不容易采取像对看得见的问题那么断然的举措,所以,越是看不见的领域现在越应当特别关注,才可能防患于未然。

国家文化安全基准线的设定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确立国家文化安全的总体取向原则――尽管中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根据不同的行政部门对相关的事务进行归口管理,按照这种归口管理的逻辑,特定的社会问题必定会有一个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来把关。

比如广播影视、新闻出版、舞台艺术、造型艺术、互联网等行业,分别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来管理,现实的问题是并不是我们把文化的相关问题划定在某个行政管理部门就可以心安理得了。有时随着文化安全问题的延伸、扩展它会演变成为意想不到的对抗性事件,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直至危及国家的政治安全体系。所以,文化安全问题不是一个隶属于某个政府管理机构、依靠简单的行政措施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社会体系的建构,不能够用行政管理的思路进行责任分割,它更多的是需要各个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相互协调,分工合作,甚至需要国家的高层管理机构制定相关的政令来强化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有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够见诸于实效。有些问题在这种特定的管理框架内是可以进行监管与控制的,而有些问题如文化安全的问题恰恰不是一种可以按照某个行政管理部门来解决的单一问题,它和经济、政治、法律、艺术、教育、宗教等问题相互交汇在一起,是一个涉及到多个领域、多种行业、多重层面的文化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把文化安全问题孤立化、绝对化势必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全面、客观的判断,轻者使我们的文化安全研究变成一纸空文,重者使国家的文化安全失去治理的历史机遇。所以,文化安全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国家总体利益之上,而不能把它仅仅限于某个领域、某个行业、某个学科上。

其二,确立以国家文化安全的差异分类原则――根据国家安全的体系设计,文化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

在这个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主要是指国家的政治安全,它是一个包括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所有上层建筑在内的稳定状态,它是一个比一般性的文化更高端、也更关键的地带,它的维护必须设定专门的国家权力机构通过包括国家的政治、行政、司法、警察乃至军队在内的全部力量来实施维护,对于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必须绳之以法,而对于一般有损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言行则主要是采取疏导与教育的方式。意识形态安全与我们讨论的文化安全并不在国家同一个管理范畴内,在学科体系的划分上也并不在同一个门类里。国家的政治安全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广义的意识形态安全在学科体系上属于政治学领域,文化安全的研究则是一个以文化学为主,以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国际政治等学科为辅的理论范畴。在国家权威机构的理论表述中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是分别进行表述的,这意味着在国家的执政理念中两者存在内在的差异。所以,尽管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着相互“接壤”的地带,但是,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范围并不能够全面覆盖意识形态安全的区域,我们不能够把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相提并论,特别是不能简单地把文化安全研究意识形态化,这样会混淆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我们要强调的只是对那些在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要特别关注、重点研究,而不是把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混为一谈。

其三,确立国家文化安全的相对原则――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策略上,我们不能祈求文化领域的绝对安全,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不安全因

素都消除殆尽――就像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细菌都全部清除一样;更何况一个从来没有闹事的国家未必就是一个最安全的国家;一个从来没有犯罪的国家也未必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国家。

我们不能把任何“非安全事态”都看作是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对国家政权的颠覆。有些文化安全事件,即便在短期会对国家的文化安全产生某种不良影响,可是,这种事件的发生会使郁积已久的心理压抑得到释放,进而避免某些破坏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这种事件的出现会使我们这个社会的肌体产生特定的抗体,来抵御非安全因素对它的侵染。反之,如果生长在“无菌真空状态”下的社会肌体,可能会经不住病菌的感染而变得衰弱,所以,文化安全的绝对安全状态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追求目标,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某些文化安全事件会引起人们对相关社会问题的警醒,尽管也会引起不良的社会影响,但是某些问题暴露在公共文化视野内之后,必然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进而促进对于同类问题的警觉,如果措施得当能够将潜在的问题有效化解。为了获得社会的稳定,正确地应对某些非安全事件,直至使这些阴影在阳光的照耀下化为乌有,进而使文化的安全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我们的意思是,国家对文化安全的基准线不适宜设定过低,对于公众的负面情绪要在分清性质的情况下,使其得到正常的表述,否则,如果对一般的现实矛盾得不到缓解,就会产生反向作用力,引起公众不满,诱发恶性事件。

第8篇

论文题目:试论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

一、选题的意义

进一步加强国家审计监督工作建设,提高政府资源合理使用效率,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财政审计,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通过企业审计,揭露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以及决策失误给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维护国有财产安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提高干部队伍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计工作应适应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顺应审计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审计工作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审计工作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途径、方式;国家审计如何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等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显得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有学者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学者开始重视日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安全问题。最早使用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该报告中经济安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80年代,美日两国学者相继出版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报告。直到90年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才引起国际政界要人、战略专家的关注,此时,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逐渐融入到很多主权国家的国家战略或政府政策之中。

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维持那些有利于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从而维持一国公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维持一个对创新和国内外投资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益的环境所必须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本国经济不受外国严重剥夺的威胁,也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使用经济等手段进行操纵的状态。相反,经济不安全就是易于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或伤害的状态。这部分学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安全指的是保护本国免受外国暴力威胁和伤害,那么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保护本国经济使其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和伤害。

此外,左根和阿什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地区间收入差距、乡村向城市移民、大量失业、社会稳定、粮食短缺、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他们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和有效治理在经济安全中的极端重要性。两位学者认为,经济安全的核心不仅包括有效的商品、金融和劳动市场,还需要良好的工业结构和有效的规制制度。

国内:左敏(2011)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现实目标。本文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和体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局限,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应按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重新定位审计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即以落实权力主体经济责任为主攻方向,强化对公共资源整体性的监督,保障公共资源安全;强化对公共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安全;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管理安全;强化对国际竞争引致公共风险的监督,保障宏观经济安全。刘博,安广实(201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长期关注的问题。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和总结,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进行了展望。雷家骕(200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领域应包括战略资源和能源供给利益、产业生存与发展利益、金融系统运行与发展利益以及财政收支与运行利益四大方面;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领域包括科技发展、信息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稳定性、公共安全、周边事态、国际关系七大主要方面。王梓薇(2008)认为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研究的不足,文章以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就国家经济安全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归纳了国外学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要进展,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乔瑞红(2009)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政府审计只有把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任务,才能有深度、有高度。本文论述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阐述了两者关系,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途径。

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2009)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政府审计应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国家重点行业的运行、国家金融安全、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监督、预警和服务作用。政府审计应贯彻全面审计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以审计信息、审计报告为载体,实现审计功能结构的调整变革,保持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廖义刚,韩洪灵,陈汉文(2008)认为政府审计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性质。本文以洛克、奥尔森和巴泽尔的国家理论模型为基础,从本源上追溯了不同国家形态下政府审计的职能及相关特征差异,并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说。本文的结论将为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战略作出合理安排提供一个得以支撑的思想框架和较坚实的理论基础。王世谊,刘颖(2009)认为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监控作用、预警作用和保护作用。政府审计发挥作用途径主要包括:增强排险功能、规范功能、促进功能、免疫系统功能和守护功能。政府审计发挥作用主要方式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为支撑,以探索创新精神为动力。蔡春,李江涛,刘更新(2009)认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引起了高度关注。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审计历史层面、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国际经验层面以及现实层面五个方面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从基本层次与衍生层次两方面剖析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机理,并从创新审计模式与构建经济安全审计预警系统两方面探讨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问题。官银(2010)认为政府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对实现经济调整、政策执行具有监督职责和预警作用,可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性资金的绩效管理、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可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实施。因此,政府审计应创新审计理念,构建审计预警机制,实施绩效审计,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确保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汤小莉,逯颖(2011)认为政府审计是公共财产的卫士;它的特殊的身份,使它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审计也在不断拓宽审计监督范围的边界,正朝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向延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发布国家经济安全审计评估报告、制定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标准等方式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审计监测预警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肯定了一国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保证基本福利水平,使其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威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国家经济安全还需要在有效保障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合作以及获取收益的能力。

三、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简述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通过定义,引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国家审计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

第二部分:介绍国家审计与国家安全经济的关系,简要分析了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第三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对国家审计的几个主要作用分条简述,为下文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打下铺垫。

第四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路径选择,对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式方法分条描述,进行总结性的归纳整理。

四、进度安排

1月5日前在广泛搜集和阅读相关资料的前提下完成开题报告

1月6日至2月28日完成论文初稿

3月1日至4月30日完成修改稿

5月中下旬定稿并提交相关资料

五、参考文献

[1]宋常.“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1):4-11

[2]左敏.国家审计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11.(4):8-13

[3]杨建荣.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一个基于新兴古典理论和公共受托责任的分析[J],审计研究,2009.(05):9-11

[4]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95-99

[5]乔瑞红.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关系[J],现代财经,2009.(06):68-71

[6]官银.政府审计: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11):11-12

[7]张维.国家审计、风险管理与经济安全[J].学术论坛,2011.(11):107-111

[8]李健,冯均科,侯兴国,曹广明.政府审计监督与国家经济安全[J],现代审计与经济,2009.(05):7-9

[9]刘博,安广实.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综述与展望[J],财会月刊,2010.(18):71-72

[10]刘成立.政府审计“杀毒”功能与国家经济安全[J],财会月刊,2010.(27):66-68

[11]蔡春,李江涛,刘更新.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审计研究,2009.(04):7-11

[12]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12-16

[13]王梓薇.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J],生产力研究,2008.(23):165-167

第9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安全 影响因素

引言

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国家经济安全的思想源远流长,自从国家诞生之日起,只要涉及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思想或行为,都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萌芽;国家经济安全的由来是国家安全演进,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延伸和发展,也是当代日益突出的新主题。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有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首先使用“经济安全”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在该报告中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等并列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美国首先明确把经济安全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继美国之后,俄罗斯、日本和欧盟等国家也纷纷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加强对经济安全的维护。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逐步加深,经济安全这一有关国家发展、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其不可或缺性日趋凸显。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引起高层的重视。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分别提出:“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2007年9月28日进行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最后一次集体学习的题目是“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十七大报告中论及“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时,特别强调要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而言,经济安全问题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被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所关注。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问题如什么是国家经济安全、我国是否存在经济安全问题、我国经济安全问题存在于哪些经济领域、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怎样的手段等,无论理论界还是行政部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争议。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均被广泛关注,是因为缺乏安全的经济体尤其是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发展质量将存在严重的问题。对于国家是否存在经济安全问题其衡量标准虽大体相同,但根据时间、空间、重点领域之差异,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外延、评判标准亦在发生着丰富与发展。

经济安全的基本内涵

当前学术界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有三类观点。第一类是悲观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很不安全;第二类是乐观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无忧;第三类是中间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存在部分隐患,但总的来说是基本安全的。通过对文献的阅读研究发现,对我国经济安全现状的争论就本质上来讲与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判定以及对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的理解不同有关。在理解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概念以及研究方向上学术界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将经济安全问题的泛化,认为凡是威胁到国家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因素都属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范畴,使得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难以深入且容易导致研究成果与实际情况发生偏差;二是国家经济利益泛化,把许多产业、企业层次的利益都看成是国家经济利益,导致不同利益集团把本领域的问题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使得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不能得到准确的反应国家经济问题的信息,甚至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破坏作用;三是生硬的照搬而不是有效的借鉴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缺少对我国特有国情合理的理解和观察,使得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合理性被严重削弱;四是注重了经济安全的具体研究与抽象研究,但缺少具体与抽象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比如如何提升、通过怎样的手段提升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偏少。诚然,学术研究与争论不可避免,且在某些时候在某种程度有助于探求事物的本质与真相,但是在理论界定上过多的不确定将不利于对实践的指导,将不利于通过必要而有效的手段使我国经济安全在重点领域乃至国家层面上的提升。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应选择符合我国时代背景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分析和研究对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内容进行界定,选择必要的手段提升国家经济安全,界定其重点领域以期达到经济安全之目的。

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其在国家安全中所处的地位和内涵是不同的,所以,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性和历史性造成的,同时各国的经济安全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是指各国都存在的,个性是指对每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只要国家存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经济安全的个性就大于共性,所以讨论和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提出就不能脱离国家的现实经济制度和所处历史阶段。所以,国家经济安全应该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因素:一是国家的经济不受侵犯;二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经济风险处于可控制的状态。

中国经济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全球化使得我国无法回避经济安全问题,对外开放是顺应国际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战略措施,应对经济安全问题也只能以继续对外开放和深入参加经济全球化为前提,不能因为对外开放可能产生经济安全问题就简单排斥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做旁观者。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并不总是对立的,对外开放从根本上是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的。但当对外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之间产生冲突,原有的开放具体政策和措施损害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时,对外开放应该服从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要求做出调整。调整对外开放的措施和具体政策,不等于回归到闭关自守的状态,也不等于排斥对外开放,而是为了更好地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根本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着眼于国家根本利益,着眼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为国家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服务。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大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起步阶段,“入世”以来对国际市场形成了较高的依存度,使得我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使我国对外开放风险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较高水平。对于我国这样“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正在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大国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的外源性风险大于内源性风险。所以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主要来自市场、企业、金融和信息四个主要方面,具体表现为:

跨国公司利用雄厚资金实力和先进技术挤占了我国市场,会威胁我国产业安全,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国际游资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不成熟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冲击,加大了我国金融风险存在的威胁;许多国家使用所谓的贸易壁垒政策和措施遏制我国,这将在很长时期内对我国的贸易安全构成威胁;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变化,国家经济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移,加大了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先进制造业、战略资源等的安全都能构成巨大的威胁;信息是一个特殊的因素,尤其是经济信息,一旦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异常,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将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巨大的危害。

综上所述,为提高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必须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

我国经济安全的重点问题领域分析

为了能较全面地反应我国经济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评价指标的选取要具有规范通用、采集便利和统计持续的特点,所有指标都能够在统计、经济和相关部门中采集,要选择一些对经济安全运行有重大影响的前瞻性指标,特别是要选择一些反映国家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数据采集、测算方式和评分标准在操作上简单可行,便于进行评价,从多个维度着手,既有客观评价以保证评价的公正性,又有主观评价以准确把握国情,可二者结合以保证分析评价的层次性和全面性,来确定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

国家经济安全在内容方面包括产业安全、能源安全、贸易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财政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地区安全等。通过对国外法、专家法和指标评定法的综合,本文认为: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领域目前是以贸易安全、能源安全、财政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为主,科技安全、粮食安全次之,地区安全、信息安全最后。

贸易安全的重要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即已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贸易安全关系到我国国家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经济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能源安全的重要意味着能源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在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方面已经起到并且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起到不可替代的催化剂作用,能源安全日益成为国家生活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和瓶颈;财政和金融安全是国家实现职能的需要,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与各有关方面之间的分配关系,财政和金融安全直接关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产业安全的重要意味着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安全离不开支柱产业的支持,国家的支柱产业是国家经济活动的命脉,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来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借鉴美、俄、日、印等国经验,本文建议国家应成立经济安全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由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和行业协会商会及民间机构等方面代表组成,统筹贸易安全、能源安全、财政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科技安全、粮食安全、地区安全、信息安全等,负责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日常监督和审查工作,制定和运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系统,完善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贯穿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评估与预警系统之中。

参考文献:

1.叶卫平.国家经济安全的三个重要特性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1)

2.高昊,张一弓.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比较探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0(2)

3.张一弓,高昊,崔俊富.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演进及内涵[J].财经问题研究,2010(3)

4.高昊.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分析述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S1)

5.尹正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J].当代财经,2002(4)

6.徐开金,严岭.国内经济安全理论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2(11)

7.顾海兵,沈继楼.中国经济安全分析:内涵与特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8.顾海兵,张一弓.后30年: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总体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1)

第10篇

【关键词】食品安全意识;食品安全教育;存在问题;应对措施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事件层出不穷,为了防止这些事件再次发生,国家也出台了新的《食品安全法》。应运着这样的局势,许多学者开始对食品安全这一话题进行研究。这一话题的研究也就必然会追究到底是谁的责任,因此教育被指证为嫌疑人之一。所以本文就小学生本身存在的问题和食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措施做出了阐释。

1小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主要存在的问题

1.1食品安全知识较浅

我们在调查500名小学生当中,有的小学生对食品安全相关概念的概念较模糊,极少部分人认为食品安全并不重要。甚至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相关概念,比如只有54.46%的家长知道“QS”的概念,有10.89%认为食品与健康有关系,但关系不大。。由此可见他们是多么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还有待提高。也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多么容易受到是问题食品的侵害。

1.2缺乏正确的购买行为

在调查中显示,当问及一般去哪里购买食品时,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超市,有6.7%的同学选择去小卖部,还有0.84%的同学选择去路边摊购买小吃。也就是说100人当中就有6.7人会选择去小卖部购买食品,还有极少的一部分人会去路边摊购买食物。而那些选择去路边摊和小卖部的小学生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个购买地点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在问及选购过程中,你会首先注意哪方面的信息和选择哪类食品时,他们的回答都很专业,66.67%的同学都会选择绿色食品,然而事实是他们眼中的“绿色”就是颜色。只有极其少部分的同学会知道绿色食品的含义。他们在选购时,有82.18%的小学生选择了首先注意“三期”,但事实上,小学生基本都是挑自己喜欢的零食,根本不会看“三期”,甚至有的同学都不会看这些信息。

1.3维权意识较弱

问卷中提及如果遇到问题食品怎么办时,有40.67%的小学生选择自认倒霉,直接丢掉,也有一部分学生(21.80%)会去找店主换另外一份,但1.05%的同学会选择继续食用,还有39.29%的同学会到有关部门去反映这件事。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小学生对于问题食品时是无奈的、束手无策的,只能自认倒霉。

2小学生食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2.1学校

2.1.1针对性不强我国食品安全教育还是保持原来的道路,主要宣传食品安全科普知识以及相关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但是形式比较单一,多为老师讲解,而且宣传资料多为文字资料,或者只是口头讲诉。一般图文并茂的、浅显易懂的材料比较少,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老师讲解的知识也是不分年龄段的,所以时常有小朋友不理解的现象。

2.1.2学校教育体制不健全近年来,问题食品事件多次发生,不管是“三鹿奶粉”还是“地沟油”,这一件一件的食品安全隐患都直戳我们的脊梁,让我们对食品心生畏惧。所以我们的社会不得不提高防范意识,当然我们的学校也紧密联系社会时政,开展了食品安全的教育。就目前来看,重庆地区大多数学校并未将食品安全教育纳入正规的教育体系中,并未开设相关课程。大多数的学校都把这些内容掺杂在了综合实践活动课中或者在朝会、少先队活动中。因此大多老师都是经验之谈,并非专业的老师,对食品安全知识并不是那么擅长。所以也就导致他们讲得较少甚至不讲的情况。

2.2家长

2.2.1家长自身的能力有限家长的文化程度也是影响小学生食品安全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俗话说得好“家长是孩子学习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文化模式对个体的影响便成为个体以后接受教育的基础。有调查显示,在对孩子食品消费的行为方面,发现家长文化程度不同,和孩子讨论零食利弊话题的频率不同,教育孩子如何选择安全零食的频率也不同,文化程度越高,频率越高,但是总体频率不高。我们调查的304份问卷中,只有49名家长具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初中及以下的占了28%左右。所以家长的文化程度较低,可能在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方面比较欠缺。

2.2.2教育频率家长对孩子进行食品安全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和孩子谈论食品的利弊,教孩子如何选择安全食品,教他们面对问题视频后如何维权等等。但有的家长总是以工作忙为理由,缺乏对孩子进行食品安全教育,有的家长比较有心,专门讲解,而且还找来一些相关图像资料。但据调查显示,家长对孩子进行食品安全教育的频率不高。

2.3社会

2.3.1缺乏专门的食品安全教育机构李书国认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常识普及教育是塔基,创新型研究人才教育是塔尖,形成系统的食品安全教育体系。但在我国消费者缺乏了解相应的渠道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相关知识。以前也有大量的部门都开展了相关活动,花费了财力、物力、精力,但效果甚微,这种分散作战的教育效果

2.3.2食品安全教育纸上谈兵近几年,问题食品一次又一次的拉响警报,大多数的人员开始为食品安全开始担忧,人们也开始将食品安全这一话题提到饭桌上,使其成为热门话题,加之新的《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也表示了政府一方的决心。这也就意味着人们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然而在人们的口中,往往谈论的是“三聚氰胺毒奶粉”、“僵尸肉”、“地沟油”、“染色馒头”等等这些已经发生的问题食品事件,也在谈论产生这些事件的原因,还有抨击食品安全有关部门的无能与腐败。但是很少有人谈论如何防止问题食品的再度发生,更少的人会想到食品安全教育这一重大问题。食品安全教育不仅能使人们了解更多的食品安全知识从而提升消费者对食品问题的辨析能力,也能够监督完善企业生产制造过程,促使食品安全稳定健康的发展。总体来说,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小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研究相对较少。国民并未将纲要落实到行动上,还处于纸上谈兵或者流于形式化。

3应对措施

3.1学校

3.1.1开设专门的食品安全选修课在2001年,食品安全专业在我国首次开设,但对象是高校的学生。而作为小学生,缺乏这样一门课程。各个学校可以根据当地的特色,开发地方课程。比如涪陵盛产榨菜,当地学校就可以以榨菜为主题,开展综合实践课程。了解榨菜种植过程,与当地榨菜生产商联系,参与制造榨菜过程,以及后续的包装等过程,学生参与整个种植、生产、包装等过程,了解相关程序相关食品安全知识。

3.1.2经常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活动学校可以开展一系列的食品安全活动,第一开展“食品安全月”,这段时间期间利用宣传栏、电视、广播、黑板报形式宣传食品安全知识,比如如何购买零食,如何鉴别实物的好坏,以及宣传相关条例,比如《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等;第二开展“最爱厨房”,每周有一次课时间专供学生自己做饭,学生自己从家里带食物,由老师负责教如何做,如何鉴定食物的生熟等等;第三“食品安全我知道”的竞答游戏,在游戏中普及学生的食品安全知识及态度和正确行为;第四举办“专家支招”讲座,学校请一些有关食品安全教育方面的专家,讲解简单的基础的食品相关知识。这些活动都有利于小学生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对基础的食品安全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能正确购买食品和鉴定食品的好坏并知道如何维权。

3.1.3家校合作家庭与学校是学生最主要的两个生活世界。儿童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发挥家庭和学校各自的独特影响,还需要实现这两个生活世界的沟通与协调。同样的在食品安全方面,家长和学校也需要紧密合作。比如学校可以开展有关食品的亲子活动。在活动中学习,也加强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另外在学校老师教授的食品安全知识也可以传到家长群里,与家长全面互动,努力提高家长的食品安全意识,这样家长也能正确的教育食品安全知识。

3.2家长

3.2.1拓展知识面家长的知识面和知识水平对孩子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现在有些家长只重视孩子的衣、食,不注意知识的影响,而当代孩子知识面广,求知欲强,促使大人必须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引导孩子。家长只有提高自己的知识面才能有效的回答孩子提出的有关问题。家长提高知识面的方法主要是自学,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权威文章,利用网络查阅资料,常关注食品安全方面的新闻,增加食品安全知识。

3.2.2开展亲子活动家长在家里可以和孩子多交流食品安全知识,比如经常提醒孩子怎样购买食品,经常带孩子去正规场所购买食品,教孩子如何鉴别食物好坏,一起看食品食品,也开展一些列的亲子游戏,比如卡片游戏,竞答游戏。

3.3社会

3.3.1社区集中学习食品安全知识社区是居民比较集中的地方,社区不仅仅只是关注居民的生活,还应该承担起宣传的职责,为居民集中学习提供一个场所,学习的主要方式包括播放有关食品的视频,由社区的宣传人员学习深层次的食品安全知识,为大家讲解。

3.3.2落实政策2015年10月1日新《食品安全法》正式出台,被誉为“史上最严法律”,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国家首次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这一战略将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再次提升。国家从法律和战略角度为我们引航,重庆市也在2016年1月20日召开了“食品安全,法制与科技同行”的论坛。既然国家在努力,市区县在努力,我们也应该努力,努力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努力学习相关知识,实施战略,落实政策。商家在生产上严格依照国家标准选取安全的原材料,安全投放辅助剂,改善生产环境。销售商不违规作假,从正规商家进货。消费者正确选取安全食品,对于不法商家要举报,有关部们要依照法律法规严格整治不合格厂家,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保障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食品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到储藏、运输,直至销售,只要这些环节上的的每一位参与者都能不谋取私利,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投放,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消费者也能积极举报,正确维权,那么食品质量也能得到提高,我们就不那么容易暴露于问题食品中。

参考文献

[1]付苗苗,牛桂芬.中小学食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西部科技.2014,3(13).

[2]谭小春.父母文化程度及地位对儿童参与体育行为的影响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1.

[3]周敏,漆光紫.百色市右江区城区小学生家长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的现况调查[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13(06).

[4]李书国,李雪梅.食品安全之内涵及我国食品安全教育体系的建构[J].食品与药品,2005,17(12A).

[5]郭雨,叶良军.我国食品安全教育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宿州学院学报,2014,1(29).

[6]黄河清,马恒懿.家校合作价值论新探[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12(29).

[7]王德忠.浅谈家长对孩子心理因素的影响及培养[A],96全国优生科学大会大会学术讲演与大会论文摘要汇编[C].1996.

第11篇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当今世界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食品安全不仅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还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均将食品安全监管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来抓。但是,近年来,人们赖以生存的食品所引起的灾难性事件层出不穷,苏丹红事件、瘦肉精事件、阜阳奶粉事件、金华毒火腿事件、喷药多宝鱼事件、吊白块腐竹事件、假牛肉事件、染色馒头事件,特别是三鹿奶粉事件,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食品安全问题已升级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府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它对百姓的身心造成伤害,对创建和谐社会产生副作用。人民公众要求并呼吁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每年两会期间都有很多议题是关于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如今已不再是简单的一种卫生、化学或生物问题,而是涉及到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多样性、复杂性问题。现今世界,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对其都投入了大量的研究,中国政府也对其越来越重视。本文以无锡的食品安全监管为研究对象,从无锡的监管体制出发,结合近年来无锡在食品监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来揭示出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并从理论角度来阐述政府监管失灵的原因,最后从法律法规、监管职能、技术标准、信用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从而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2)现实意义

导致无锡现在食品经营单位数量多,规模小。那些地下加工、无证无照小作坊大量存在,这也给无锡的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无锡的食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无锡市委、市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历来高度重视,每年都会采取很多措施,花很多钱,用于食品安全监管。但是,由于现行的食品安全体制存在着职能交叉、权责不清、标准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无锡食品安全问题也时常发生。如何面对现状,采取有效措施,探讨一条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对于保障无锡快速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借鉴国外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先进方法,结合无锡现在通用的食品监督管理体系,提出一系列措施用于解决食品监督管理问题,对无锡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3、研究思路与施

鉴于上述目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来阐述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再以无锡为例,列举多个发生在无锡的案例来深层次剖析现行的食品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再结合国外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最后提出完善我国食品监管体制的一些措施。

4、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实证分析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搜集、查阅我国相关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监管相关著作、文献。搜索一些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以及食品安全改革的相关资料,初步了解了了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动态、前沿进展,对前人己取得的成果及研究现状有了较深的了解,也为本文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第12篇

关键词: 一带一路; 西部高校大学生; 国家安全意识; 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7.01.022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7)01-0119-05

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大局。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1]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精神防线,提升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是夯实国家安全群众基础的重要举措。目前“一б宦贰币殉晌我国顶层战略设计,西部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这一战略的推进实施契合西部地区的共同需求,有助于推动西部经济转型升级。而西部地区同时又是国家安全斗争的前沿阵地,西部高校历来是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渗透的重点对象,西部高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无疑在当前和今后将对“一带一路”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调查工具与研究样本

为调查“一带一路”战略下西部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现状和特征,笔者在文献研究①和专家咨询(共咨询了4位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专家,均为正高级职称,2名来自西安交通大学,1名来自东南大学,1名来自武汉大学)的基础上设计了《西部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调查问卷》。经过小范围试测、专家审核修缮等环节,最终形成了包括26道题目的正式调查问卷。问卷从国家安全形势认知程度、国家安全政策了解程度、国家安全责任意识、国家安全法制意识、“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认知程度等维度来设计测项,运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笔者于2016年3月至4月在陕西省6所高校针对在校大学生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进行了问卷调查。6所高校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为“985工程”高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为“211工程”高校,西安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一般本科院校。共发放问卷1650份,回收问卷1476份,其中有效问卷1325份,有效率为89.77%。调查样本中,男性大学生为708名,占53.43%,女性大学生为617名,占46.57%;大一学生402名,占30.34%,大二学生341名,占25.74%,大三学生270名,占20.38%,大四学生312名,占23.55%;人文类专业大学生376名,占28.38%,经管类专业大学生385名,占29.06%,理工类专业大学生457名,占34.49%,医学类专业大学生107名,占8.08%;387名大学生来自“985工程”高校,占29.21%,432名大学生来自“211工程”高校,占32.60%,506名大学生来自一般本科高校,占38.19%。

二、西部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一)对我国国家安全形势的认知情况

在问卷中设计了2道题目来调查西部高校大学生对国家总体安全形势的认知情况,作答情况见表1、表2。当前我国正处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时期,国家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2]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安全形势较为严峻,不同领域的可预见和难预见的风险因素显著增多且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部压力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外部压力相互叠加。从表1、表2可见,西部高校大学生对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总体状况的认识是基本准确的。

(二)对国家安全内涵与内容的认知情况

问卷中设计了2道题项来调查西部高校大学生对国家安全内涵和所涉内容的认知情况,回答情况见表3、表4。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对“国家安全”的概念做出了权威界定,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重大利益“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维持“安全状态的能力”。2014年明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十一种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3]可见,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所涉内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全面,国家安全问题已绝不仅仅体现为军事、政治方面的传统安全问题,而是一个复杂、动态的大系统,一个有机的体系。而从表3、表4可见,接近半数的西部高校大学生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过于狭隘,未能从“总体安全”、“大安全”的维度上去思考和认识国家安全问题;四成以上的学生对国家安全内容的认识过于片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具体内容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三)对国家安全重要意义的认识状况

问卷中设计了3道题目来调查西部高校大学生对国家安全重要意义的认识,回答情况见表4、表5、表6。可见,总体而言西部高校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以及国家安全同个人发展的关系的认识是较为充分的。

(四)对我国国家安全环境和安全政策的了解情况

问卷中设计了8道题目来调查西部高校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环境、安全政策、安全动向的了解程度。8道题目均为常识性题目,分别为“在我国,什么部队担负国家赋予的国家内部安全保卫任务”、“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哪年”、“2015年12月31日起,中国人民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什么”、“2013年11月我国宣布在哪一海域划设防空识别区”、“在扩张型、自卫型、联盟型、中立型四种国防类型中,我国的国防属于哪类”、“我国目前设置了哪几个战区”、“我国国家安全教育日是哪天”、“目前哪国非法占领我国南海海域岛屿数量最多”。8道题目的平均正确率为51.27%,男大学生的平均正确率为59.45%,女大学生的平均正确率为41.89%。这些题目并非专业性强、难度高的测题,稍关心国际形势和国家大事的同学即可做出正确回答,然而调查发现学生的作答情况并不理想。这反映出当前西部高校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环境、安全政策和安全形势走向的关注程度并不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关注和了解程度更加不足。

(五)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

问卷中设计了3道题目来调查西部高校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题项及回答情况见表7。从调查结果可见,整体而言,西部高校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是较为强烈的,能够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自身联系起来,将其视为自身的重要责任。

(六)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意识和行动意识

问卷中设计了3道题目来调查西部高校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制意识和行动意识,具体情况见表9、表10、表11。可见,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示没听说过《国家安全法》和《国家法》,半数以上的学生表示虽听说过但不了解具体内容,四成以上的学生表示不知道《宪法》中规定“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反映出西部高校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制意识较为薄弱。《国家安全法》第 77 条规定,公民应当履行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的义务。而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虽然表示面对威胁国家安全的事件时应该采取行动,具有较强的行动意识,但在行动方式的选择上较为茫然。

(七)对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情况

问卷中设计了“您认为对我国而言,正面临哪些方面的安全威胁?(多选,请按严峻性排序)”一题来调查西部高校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情况,具体情况见表12。调查显示,大学生对当前国家正面临的军事、政治、国土等领域的传统安全威胁能够保持清楚的认识和判断,而对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关注不足,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知程度并不十分充分(认为我国正面临文化安全威胁、科技安全威胁、信息安全威胁的学生比例均不足半成)。

(八)对“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安全问题的认识情况

问卷中设计了3道题项调查西部高校大学生对“一带一路”战略的了解程度,具体情况见表13。这3道题目均为难度系数不高的常识题目,可学生的回答情况不够理想,平均正确率仅有20.67%,可见学生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关内容了解程度颇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传统地缘政治和宗教、民族、制度、文化等诸多矛盾复杂交织的地区,是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极为突出和严重的地域,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面临的风险,除包括因国际形势变化所引起的地区政治安全风险外,也包括长期困扰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传统安全风险。[4]而对于“你认为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否严重”一题,仅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比较严重,会面临某些安全风险”,多达半数以上的学生认为“比较安全”或“非常安全”(见表14),这说明西部高校大学生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问题的认识程度并不充分。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西部高校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呈现出“强弱面并存”、“优劣性参半”的显著特征:就整体情况而言,学生对我国总体安全形势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能够较为充分地感知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行动意识较为强烈、对国家传统安全威胁的认识较为充分;但另一方面,却又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和所涉内容的认识不够全面、对国家安全政策与安全环境关注程度不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意识较为薄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知不够充分、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问题认识程度不够充分。

三、强化西部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笔者认为,为强化西部高校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当前应着重从如下几方面入手加强工作。

(一)以《国家安全法》为依据完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机制,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目前高校存在多种安全教育形式和渠道,如军事训练、军事理论教学、人身安全教育、法律基础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等,但总体而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渠道融合不到位、认识高度不到位、理论研究不到位、保障机制不到位,影响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成效。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和西部高校应切实重视和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以《国家安全法》为依据和准绳,完善国家安全教育机制,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高校应进一步整合已有资源、开拓教育渠道、构建课程体系和队伍体系,进一步完善健全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领导组织机制、构建长效落实机制、建立特色教育机制、完善自我教育机制,坚持体制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扎实推进新时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

(二)拓宽教育思路,丰富教育内容,培养大学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调查结果表明,西部高校大学生对国家安全内涵和所涉内容的理解是较为片面和狭隘的,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认识并不十分充分,究其原因,可能既与传统思维定势和固有观念的影响有关,也与当前的国际局势和我国的周边安全形势有关。美国军事战略中心东移、中日争端、我国与越南及菲律宾等国之间的南海争端、日本及印度等周边国家大力加强军备建设并频繁军演等都让大学生切身感受到了“军事安全”、“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的重要性,体会到了国防巩固、军队强大的现实意义。目前应积极拓宽教育思路,丰富教育内容,引导大学生从“总体安全”、“C合安全”的视角认识和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军事理论》、《形势与政策》、《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应融入文化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将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生态恶化、跨国犯罪、走私贩毒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纳入自身的教学范围和视线,并注重挖掘隐性课程的国家安全教育功能,积极培养大学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三)多管齐下,引导西部高校学生积极关注国家安全环境、安全政策、安全动向

当前应积极拓宽教育渠道,多管齐下,激发西部高校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兴趣,引导大学生密切关注国家的安全环境、安全战略、安全动向。在通过课程教学的同时,可采取课外参观实践、社团活动、案例讨论、国家安全知识竞赛、演讲辩论、宣传栏展示等形式进行教育;在发挥传统媒体教育功能的同时,可利用自媒体平台,通过微博、微信、Qzone、BBS讨论区等载体传递有关国家安全重大事件、国家安全最新动向等方面的信息。重点应提升女大学生对这方面问题的兴趣和关注程度。

(四)采取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意识

应切实增强西部高校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意识,使学生认识到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使学生了解到在面对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时应做出合乎法律要求的行为选择。大力宣传和普及《国家安全法》、《国家法》,使大学生了解《国家安全法》、《国家法》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和《宪法》、《刑法》、《爱国主义教育纲要》中对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等方面的规定,使大学生能够认清国际形势、国内局势和各种国内外冲突与矛盾的实质和根源,明辨是非、理国。在教育过程中,应采取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结合大学生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件(如“棱镜门”事件、“5・22”新疆事件等)展开教育,既要注重开展集体式的宣传培训,更要注重在大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进行浸润式的传播渗透。

(五)切实重视“一带一路”战略的宣传,使大学生熟知其内涵与内容、了解其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

西部高校应重视“一带一路”战略的宣传教育,使在校学生熟知其内涵与内容,真正明白“一带一路”是中国之路,更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发展共赢之路。同时应引导学生客观地认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风险、了解管控安全风险的“良方”,这是西部高校积极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西部能量”、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大格局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本文以描述性研究为主,仅对西部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总体状况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初步的评价和判断,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很多深层次的因果关系、逻辑进程的总结与分析都未深入展开。关于西部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逻辑结构与层次维度、不同类别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差异、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影响因素等问题是下一步值得充分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螅2014-04-16(1).

第13篇

    【论文摘要】: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国际关系学领域,需要更多学科的关注。新安全观是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安全观的产物。现代安全观的前提条件是,在绝对信任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和人们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绝对信任。但资本的全球化使现代安全观的存在条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人们理性无法控制的风险后果,民族国家无力保障社会和人们的安全,个体对本体性安全充满焦虑。然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中,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其根源在于,作为其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态尚未确立。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主权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宪政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宪政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推翻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第14篇

[关键词] 南海问题;南海价值;地缘安全

[中图分类号]D8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4-0042-07

南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了南海的价值。南海的价值决定了南海地区是国际关系中竞争、冲突和合作的焦点地区之一。冷战后,经济安全在国家外交中分量的提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并生效和中国崛起引起周边国家的疑惧促使南海的价值更加凸显。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关联性。近年,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当事国的理论依据或批驳或评析、对争端国采取的政策进行分析以及各国对解决南海问题模式的设想等几个方面,而对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的论述还较鲜见,本文就着重论述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关系问题。

一、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

南海在中国地缘安全的战略地位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近代以前,南海是中国地缘安全的屏障。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南海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通道。新中国成立后,南海成了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人类社会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存在和发展的,作为一种天赋的和恒定的因素,地理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与面貌。”[1]1法国年鉴史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的地理要素恒定地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2]南海不仅仅作为一个地理位置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超越纯自然层面而上升到安全层面,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地缘政治的重要问题。由于地缘政治存在明显的边际效应,把国家的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考虑国家战略问题是必然的逻辑结果。一国的地缘位置、战略疆域对国家安全有直接的战略意义。善邻能够使双方国家利益倍增,安全感上升;恶邻使双方国家利益倍减,安全感下降。

地缘安全是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其内涵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互动,包括其过程及其结果;第二,国家安全在地理空间中的存在及其运动;第三,国家等行为体利用地理要素或在地理空间中维护其安全。[3]所以,地缘安全就是运用地缘政治理论评估、衡量和预测一国的安全情势。由于地理位置和邻国的非自由选择性,地缘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一般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界定地缘安全:一是一国的安全不受外来势力威胁的状态;二是一国有能力保护本国不受外来力量的威胁。因此,地缘安全可以具体化为:国土完整、运输通道的畅通无阻以及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所以,中国要保证南部地缘安全必须具备以下能力:中国保护自己国土安全的能力、中国维护南海海上通道安全的能力和中国持续改善地缘环境的能力。

著名学者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认为,在战略中,像在房地产中一样,地理位置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4]107著名的海权论代表人物马汉认为,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位置、军事力量和资源。在这三个条件中,地缘位置是最重要的,因为另外两个条件可依赖人力予以补充或增进。一个地方若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就会成为战略要地,并可能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5]127129

地缘政治学家很早就开始注意南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豪斯浩弗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曾大胆地预言:“印度洋―太平洋空间”将会是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注定要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事务的支配者。[6]由此推断,作为“印度洋―太平洋空间”的南海应该成为未来的权力中心,只不过当时的南海没有足够的魅力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战略地位已被地缘政治学家所关注。虽然斯皮克曼不同意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而独创“边缘地带说”,但二者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即都着眼于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的争夺。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中最受重视的应该是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他说:“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处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作是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泛缓冲地带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安全问题的基础,因此,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控制的核心地区。”[7]显而易见,南海处在斯氏所说的边缘地带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地缘政治学命题:控制南海的国家将控制东南亚。这是因为控制了南海就控制了南海众多的周边海峡;控制了这些海峡,就能控制南海上的多国赖以生存的国际航道;控制了这些国际航道,就成为南海地区的海上强国,就能控制东南亚。[8]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8月第30卷第4期李国选: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对中国而言,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有三:一是南海的石油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二是南海对中国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具有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9] 三是南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运输通道和领土安全的标志。进一步来讲,南海是中国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和华南大陆的海上战略屏障,是中国走出近海、进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理想地区。南海有中国260多万平方公里的可管辖海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之地,是中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空间。

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南海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系亚洲大陆和大洋洲的交通要冲,被称为“亚洲的地中海”。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要道,[10]并且是大国较量的场所。所以,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突出:一是南海中属于中国的领海是中国陆地国土的延伸;二是它是中国南部重要的运输通道;三是它是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环境改善的关节点。充分而合理地开发南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南海问题削弱了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南海和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的联系。

二、南海问题的现状与趋势

多种因素导致南海问题的产生:一是经济因素。南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世界上重要的贸易通道,这对南海争议各方的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二是法律因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和生效促使南海价值凸显。三是中国自身的因素。中国淡薄的海洋意识和战略的轻重缓急顺序使中国忽略了对南海的管理与经营。

一般而言,南海问题主要是指某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归属上的争议。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沙群岛归属;二是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如何划分。第一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决定着第二个问题,因为解决了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可以划分南海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11]所以,南海问题主要是指南沙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和以海洋划界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权益争端。[12]

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与南海争议国之间的与海洋划界争端,而且背后有美国、日本与印度等国的介入,多种国际政治力量汇集于南海地区。南海问题不但涉及到法律问题,而且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问题。

目前,南海问题日趋复杂,主要表现为:第一,多方占领。与中国存在南沙争议的周边国家处于事实上的有利地位。它们在南沙群岛海域控制的岛礁数量要比中国多得多,其中越南控制了29 个岛礁、菲律宾侵占了9 个、马来西亚占据了5 个、文莱宣称对南通礁拥有但并未占领,但扬言要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仅控制着8 个岛礁。[13]第二,扩充军备。近年来,南海争议国为巩固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加快了海军建设步伐,不断更新武器装备,不惜重金购买军舰,提高立体作战能力。南海地区出现了世界上少有的“逆裁军”现象。第三,法律宣示。近年来,有关争端国企图把其占领中国的南沙岛礁合法化。一是利用国内法的形式将其攫取的非法利益“合法化”。如菲律宾国会就在2009 年2 月17 日通过了“领海基线法案”,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二是利用国际法主张其在南沙区域的“权利”,如越南在2011年5月就再次向联合国重申了其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全部。2013年菲律宾准备仲裁与中国的南海争议。第四,大国插手。南海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引起区外大国的关注。美国、日本和印度基于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计量,利用各种手段不同程度地干涉南海问题。

美国的“积极关注”、印度的“东进”、日本的“南下”以及有关争端国的“背信弃义”,使南海问题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海洋争端。南海是世界主要大国力量、意志和利益的交汇点。很明显,中国求解南海问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是中国根本解决南海问题与发展睦邻关系的悖论;二是中国恢复南海和需要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的悖论。

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南海问题的基本表现形式由南沙争议逐渐演变为南海海域实际管辖争议;第二,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国际化、扩大化态势进一步凸显;第三,南海问题将成为中国多边外交法理斗争的新热点;第四,南海问题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将是中国今后不得不长期应对的重大外交课题。[14]

南海问题争议的多元化、力量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它在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更为严重的是,南海问题的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这些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合作国际化、南海争议国与域外大国政治合作国际化、南海争议国与域外大国军事合作国际化、南海问题中舆论因素的国际化。所以,南海问题外在环境恶劣,内在结构复杂。

三、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

南海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南海的价值,南海问题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价值,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一)南海问题危及中国南部领土的完整性

领土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依托和基础。所谓领土安全,其内涵是指领土与领土不受侵犯和威胁,领土不被占领、不被分裂、不被分割或兼并;其外延包括国际法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与管辖权不受侵犯和威胁。[15]南海问题使中国的国家主体性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管辖的国土。但目前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土并没有得到合理与切实有效的维护。周边国家也通过非法的军事占领和无序开发南海资源以造成“实际控制”的事实,这是对中国领土安全的严重威胁。随着争端国对南海资源单方面开发的力度加大,南海问题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将提出新的挑战。

中国解决不好南海问题,就意味着中国不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南海中属于中国管辖的海域。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土地的丧失或获得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保障问题。土地的基本作用表现在:第一,进可攻、退可守的土地是战略要地,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第二,退一步来说,尽管这块土地不是战略要地,但至少可作为与别国的缓冲地带;第三,土地的多寡本身就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基本标准之一;第四,这块土地上的产品能增强国家的经济总量。[16]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一个适宜人居的小岛,以12海里领海计算,可获得1500平方公里面积的领海区。再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距离计算,可获得43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南沙海域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岛,实际价值却不可小觑。

虽然现在科技十分发达,但土地的作用没有削弱,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所增强,土地依然是人们的生活保障。因此,领土的丧失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南海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中国资源的宝库,是中国蓝色国土扩展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空间。南海问题的存在,削弱甚至抵消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价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既不能武力收复被南海争议国占领的中国的岛礁,又不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恢复中国的南沙被占岛屿的。很显然,中国南海领土安全问题将不会在短期内解决,这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极其不利。[17]

(二)南海问题制约着中国向外发展的战略航道

一般而言,接近海上通道的程度决定地区的战略价值。如果地区的位置处在两条航道之上,或者说,接近于它们的交叉点,那么该地区的战略价值就会大大增加。交叉口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中央位置,以此为基地,到各个方向进行活动都十分便利。[5]129

南海与周边六个海峡相联系,这六个海峡是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吕宋海峡、巴拉巴克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因此,控制南海的制海权,就控制了南海地区的重要航道,就控制了南海地区的经济命脉。

南海是多个国家的“海上生命线”。 南海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通要冲,是西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重要通道,是中国通往南亚、非洲、中东和欧洲的海上必经之路。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轮均航行经过此水域,每年来来往往的大小船舶总计在4万艘以上。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的油轮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经过南海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是全世界液化天然气总贸易量的2/3。这条供应线对中国最为重要,是中国海上的交通大动脉。

南海问题的存在使南海通道的状况日益复杂化。南海问题的存在使中国管控南海通道的能力削弱,而且中国与相关争端国很难就南海问题进行长期而有效的合作。涉及到南海争议的国家,都想方设法谋取更多的南海资源区域,并使之最大化,并且这些国家都表示不惜使用武力来保卫它们的近海利益。“最要命的是,世界上三个主要军事大国――美国、中国和日本――都在该地区占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军事手段来保卫这些利益。”[14]141南海问题的存在使有关国家在维护南海通道安全方面缺乏真正有效的合作,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海上袭击比以前具有组织性与协调性;南海地区水域的海盗、有组织犯罪和潜在的海上恐怖主义存在着合流的可能;武装分离主义运动与恐怖组织的联系密切。[18] 所以,中国现在还不能完全维护南海通道的安全。这对当代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中国不能掌握自己在南海航道上的命运,而是要依托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南海海上世界。[19]293南海问题严重影响中国南部战略通道安全,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

(三)南海问题影响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

地缘环境是指“国家这一主体和由这样的主体构成的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各种空间背景和条件的总和。”[1]40地缘环境受到经济、军事等权力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如国界的变动、联盟的形成、势力范围的划分和缓冲地带的建立等。地缘环境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地缘安全。

地缘安全环境改善的程度可以用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的比值来衡量。安全边界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19]7由此很容易地就得出结论:安全边界线离边界安全线越远,国家就越安全。如果比值大于1,国家就安全;如果等于1,国家就有安全的隐患;如果小于1,国家就极不安全。任何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安全边界线和边界安全线。因此,国家的地缘安全程度不能用是否受到外敌的入侵来衡量,而应该看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内推延的广度和深度。

南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国走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空间,中国的安全边界线和边界安全线几乎到了重合的地步。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国际化和多边化不利于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改善。南海争议国为了保持其在南海的实际存在和利益,借用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中国不得不与这些国家打交道,防止它们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进一步联合。 “岛链”是美国在冷战期间为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而构建的岛屿基地圈,冷战后成为防范和制约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和2009年的“无瑕号”事件,都是美国利用岛链战略,窥探中国的“远程军事投射能力”的尝试。南海问题的存在使美国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岛链战略仍然有效。2009年以来,南海风云再起,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环境影响明显加大,中国南部地缘环境低频度震荡增加,严重恶化了中国南部的地缘安全环境。

蕴藏丰富资源的南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力量,为它们可能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国际社会对石油的争夺在21世纪显得更加激烈,很有可能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冲突。南沙群岛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鱼类资源,这些是周边国家冲突的主要原因……” [20]显而易见,这对中国南海地缘安全的影响既是潜在的,又是现实的。

四、化解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负面效应的基本路径

研究理论是为了分析现实,分析形势是为了解决问题。分析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作用,是为了寻求中国解决南海问题之道。笔者认为,化解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改善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地缘环境

安全合作有利于解决南海争端。争端是一种零和博弈,由于的特殊性,以及南海各方利益的交叉性,因此在解决争端时,传统的军事解决手段已经不合时宜,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争端,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激化,而通过安全合作,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兼顾各相关方的利益,这样才能为真正解决南海争端提供前提条件。[21]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须依靠良好的地缘环境,或与周边国家结为利益共同体;或建成战略缓冲区,避免与现有大国直接碰撞;或将周边国家建成自家后院。南海地区是中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地区。在该地区,以各国或集团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为标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中国,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要尽可能享有南海原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内的利益;二是东盟及其相关争端国,它们是既得利益者,一方面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尽可能扩大和巩固已占岛礁海域的控制权;三是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它们介入南海问题的基本目的是分享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目前的情况是,美国、日本、印度和东盟共同对付中国的格局日趋明显。所以,中国要“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破解美国安全网的围堵。”[22]中国防止后两个层次战略力量的进一步联手,就抓住了改善南海地缘环境的关键。

博弈论认为,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任何国际事件的演化,都是相关各方对潜在风险和预期收益进行理性博弈的产物。根据不同的战略结构,博弈者采取不同的策略,目的是用集体行动取代个体行动,使个体在集体行动下的利益大于单干时的利益,最终实现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该战略理论指导下,共同合作的战略是最优的。[23]

所以,中国必须积极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坚持与有关争端国共同开发南海的有争议的区域,防止南海争端失控。中国必须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与美国、日本和印度打交道,处理好双边与多边关系。中国应主动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增长点,扩大交流与对话的渠道,增信释疑,着力培育在南海地区的共同利益。中国要力所能及地承担起提供南海地区公共产品的责任:如保持南海的航行自由,保持南海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打击南海地区的海盗和恐怖主义,防止南海地区军备竞赛继续升级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该地区的扩散等等。

(二)保持军事威慑力,增强解决南海问题的硬实力

实力对等的国家间才会产生文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丛林法则仍是国家间政治的铁的法则。实力孱弱者有权利但没有能力分享国际社会中的文明。[19]11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更需要中国加强自己的实力。长期的和平生活使很多中国人忽视了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巨大负面影响。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如果这些物质财富没有强大的力量基础,只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物,很可能会在残酷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失去。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基本结论。

力量远胜于财富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国家力量是开发新的生产资源的动力,可以创造出巨额的物质财富;二是没有强大的力量,国家不但不能获取新的物质、信息和能量来发展自己,而且会失去自己拥有的一切,不但财富难以保持,而且国家的生产力、文化、自由,甚至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失去,这种情况已被历史一再证明。[24]4647

当然,国家财富的增长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要注意将财富适当地转化为武力,因为国家强盛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积累,还在于财富在国家政治中转化为武力的数量、质量及有效运用。[24]102在南海问题上,正是中国海军力量的不足,才导致南海争议国大肆掠夺原属于中国的财富。军事力量的提升不仅可以保障中国维护南沙群岛完整的物质基础,而且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也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重视海洋意识,提升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软实力

现代海洋意识应包括海洋国土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和海洋安全意识。海洋国土意识要求人们把属于自己的海洋当作国土的有机组成部分。海洋经济意识就是有利用海洋资源为国家谋利益的意识。海洋的安全意识就是通过海洋来保障陆地安全,同时保卫自己的海上权益的意识。[25]

中国现在的海洋意识淡薄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通过多年,生效也有一段时间了,但仍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26]更谈不上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利用海洋保障自身的安全了,也不能看到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造成的潜在与现实的危害。

海洋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后空间。 “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 [27]

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和善待海洋。可以说,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在南海。但是,南海问题限制了中国开发南海,限制了中国向太平洋与印度洋拓展发展的空间。早在50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者地密斯多克利就曾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历史也反复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向海而兴,背海而衰。

美国一著名学者指出:“一国影响力的大小,不仅在于战略力量和经济力量,而且还在于它的价值观和思想方面的‘软力量’。”[4]22 中国海洋意识的淡薄,是南海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维护南海权益的物质力量,而且还要增强捍卫南海权益的精神力量。拿破仑曾说过很有意义的一句话,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剑与精神,从长远看,精神总能降服剑。”[28]

因此,我们回应南海问题的消极影响不能一味地依靠武力之“剑”,更重要的是具备海洋意识之“精神”。海洋意识是我们认真对待南海问题的逻辑前提。

中国首先要加强区域合作,改善解决南海争端的地缘环境。同时必须加强自己的实力,一是硬实力,主要是海军实力;二是软实力,主要是海洋意识。中国应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完美结合的力量和平地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最优选项,也是考验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五、结论

南海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利益,主要是国土完整、贸易与运输通道及地缘环境。南海问题拖得越久,中国南部地缘安全面临的威胁就越大。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影响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南海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显著的变量之一,其解决得好坏决定着中国能否持续、快速、健康与和平地发展。走向海洋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选择,东海和黄海由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存在,使中国走向海洋的难度极大,因此南海就成了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选择。但南海问题的存在阻碍了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所以,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第一步。中国需要提高南海问题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应把解决南海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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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一、从命题上看:主题鲜明,意义重大。

继去年的弘扬黄河精神、乡土文化问题之后,广受人们关注的社会道德问题(省级、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本文称A卷)和安全文化教育问题(市、地级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本文称B卷),又成为2012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申论试题,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众所周知,社会道德问题和安全文化教育问题,一直是我国近年来社会热点话题。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保障公共安全,加强安全文化教育,树立“生命第一”理念,都将为我们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推进社会经济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无疑,这又是抓住热点,围绕发展,唱响时代主旋律的考题。本次将此话题引入申论试卷,堪称是重大命题。因为这样的命题,使试卷主题十分鲜明,使考生一下子便能抓住材料的中心。这完全是命题者思想解放,站在国家经济科学发展全局的制高点上,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对待国家公务员考试使然。两份申论试卷反响强烈,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应试考生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无声的“动员令”,意义重大深远,不可低估。

一是让大家共同面对,共同思考。一年一度的国家录用公务员考试不能不说是“大考”,在考场上是在考考生,可是考试一旦结束,这种考试就必定打破了原有的局限性,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那么,这自然就引起了国内不同人群的思考。正是这种无界限的让国人共同面对,共同思考,将唤起人们的忧患意识,让人们都来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共同写好“申论”这篇大文章。笔者认为,这种令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来广泛地思考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发展中社会道德滑坡、管理混乱的矛盾复杂纠结的背景下,尤为难能可贵,这要比靠行政命令好得多。无疑,这应该是命题者的初衷。

二是让大家共筹良策,共谋发展。如何弘扬和传承中华美德,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如何树立“生命第一”的理念,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面对眼前这么大的考题,应该怎么办?别无选择,只能是积极应对,采取有效措施。可是良策何来?只能是走群众路线,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共谋发展大计。只有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创新,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笔者感到,这正是申论命题的题中之意。

二、从资料上看:合理调整,更趋科学。

一是内容精当,字数稳定。A卷资料以社会道德为中心,正负面材料充分对比,在列举现实事例之后,突出正面先进事例,呼唤中华美德,讴歌社会主流;B卷资料围绕“公共安全”问题一一列出,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人们缺乏必要的危机意识和“自救”避险能力,体现了由于规划建设中管理监管缺失导致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等等。最后引出古代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关于人类灾难的哲学思考。两卷资料选择精当,内容集中,通俗易懂,说服力强,为考生答题提供了方便。A卷给定资料共9则,全文6200字;B卷给定资料5则,6700字。与前几年相比,字数相对稳定,资料容易把握,应该说,这是申论考试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二是紧凑有序,层次分明。申论试卷的给定资料,往往都比较零散,是未经加工或半加工的“语言文字的碎片”, 上段与下段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所以有的人一打开试卷,就如堕入云里雾中,觉得眼前的文字“乱糟糟一片”,不知从何下手。然而,2012年两张申论试卷的给定资料却一改这种情形,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相对来说,资料结构紧凑,清晰自然,排列有序,看不到零散与混乱。整个资料逐次展开,自然顺畅,层次分明。斧凿的痕迹甚少。给定资料这样调整,更趋科学、合理。

三是中心明确,段意清晰。以往的申论考试,要想把握试卷给定资料的中心内容或其反应的主要问题,都是考生最为感到棘手的事情。无论是针对整个给定资料,还是针对其中的一个子资料,都需要考生花费相当一番工夫,所以考生一直把其看作是申论考试的一个难点。可是,2012年两份申论试卷的给定资料,只要认真读下去,便直接“可圈可点”,无须翻来覆去地审读。因为每一则资料的中心都非常明确,并不费解,而且内容相对集中。除个别外,段意均在每则资料的第一个自然段中,清晰可见,以下各自然段便围绕这一段意展开。命题者这样设置给定资料,更能测试出考生真实的能力和水平。

三、从测点上看:考查实践,突出能力。

1. 题量稳定,难度适中。一是试卷题量相对稳定,2012年申论试题延续前两年的设计,A、B卷均是四道大题,第一题中包含两道小题,考生答题文字在2100字左右,难度适中。联系构建试题的诸多因素,这种布局相对科学,可视作题量似有稳定之趋势。二是试题命制悄然变化,过去试题命制对应的资料指向并不具体,而是泛泛而指,即笼统写作“参考给定资料”,范围之大自然增加了考生应试的难度,而去年的试题,除A卷第一大题第1小题外,A、B卷试题均是一道题对应一则资料,这无疑为考生答题提供了诸多方便。三是试题题型有所创新,考题中出现了反驳观点题,A卷第二题让考生根据给定资料,反驳“网民A”的观点,这种驳论题型新颖,对于考生来说,回答有一定难度。应用写作题文种多变,A卷第一题第2小题让考生写一则“编者按”,B卷要求根据“给定资料”,从“安全文化理念”、“增强安全意识”、“日常安全须知”三个方面为社区的宣传栏写一份宣传稿,文种每年每卷虽有变化,但未离开应用文范畴,这样既看出对应用文写作的重视,贴近公务员工作实际,也体现了命题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2. 应用写作,多元突出。自2010年申论变多年延续的“同卷不同题”为按报考层次两卷分立始,至2012年连续三年,应用写作题变化颇大,即每年每卷中均有一道应用写作题,出现文种多元化趋势。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以一道题替代作文题。2003年、2004年申论作文题,是让考生写一份“讲话稿”、“报告”,成为申论的“作文题”。而从2010年开始,连续三年命题均以一道题的形式独立出现,替代了当年应用写作的申论作文题。毫无疑问,这样命题,既考查了考生的应用写作能力,又保证了对考生议论文写作能力的测试。第二,是以内容重点替代全文。非常清楚,以前的应用写作题均是申论作文题,这就要求考生,从头至尾写出“讲话稿”与“报告”的全文。而如今的命题方式,是以内容重点替代全文。如2010年国考A卷第三题,要求考生拟写《关于将半岛蓝色经济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报告》的内容要点,再如2011年国考A卷第三题,让考生编写宣传手册,要求分别列出每个部分的内容要点。用内容重点替代应用写作全文,更能突出应用写作中各文种主体的写作要点。这样设题,独辟蹊径,彰显精要,测点清晰。第三,是以要求替代一般写作。三年来的应用写作命题,不是笼统地让考生去写某一个应用文,而是命题时就某一个应用文文种提出明确的要求,让考生去写。如2012年国考B卷第二题:A市F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居民安全文化教育”活动。请根据“给定资料”,从“安全文化理念”、“增强安全意识”、“日常安全须知”三个方面为社区的宣传栏写一份宣传稿。这种命题不是让考生写一般的应用文,而是以命题要求替代一般应用写作,这无疑就扩大了应用写作文种的内涵,而且突出了这一文种的特点,使考生的答题思考更加集中,更具针对性。

3. 作文要求,难度趋大。我们必须看到,在应用写作试题“独立”成题脱离申论作文之后,作为申论作文的议论文就独自挑起了这根“大梁”。考生不难发现,申论议论文的写作难度也随之增加。具体说来,首先,选题难度不断加大,如2011年A卷是如何弘扬黄河精神,2012年A卷是呼唤中华美德,此种选题不可谓不大,令很多考生无所措手足。其次,试题形式发生变化,如2012年B卷同2011年形式相似,仍然是从一段“给定资料”画线部分具有很强理论色彩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