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1篇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2篇
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中长期汇率理论，或者称为名义汇率理论，主要是购买力平价理论，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值。10年来，使用PPP方法，美元对人民币的比率稳定在1：4左右，绝对购买力平价水平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相差一倍。可见，人民币有长期升值的趋势。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变动由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决定，中国数年的通货紧缩与人民币升值相匹配。短期汇率理论是利率平价理论，着眼于短期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汇率走势决定于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和远期汇率预期。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利率没有市场化，因此，解释力不强，但基本趋势是不错的。转载于中国
以外汇数量为基础的国际收支理论，可解释短期和中期汇率走势。1994年以后，中国连续出现贸易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国际收支顺差越来越大，外汇市场供大于求，自然产生升值压力。引起外资长期流人的因素是中国市场开放的巨大吸引力，可获得长期高回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则刺激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几方面理论和政策实践都指向人民币升值。
不仅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压力还可以从真实经济中找到根据。当我们在长期经济分析中根据“货币中性理论”，抛开货币因素，名义汇率就变成实际汇率。实际汇率定义为：名义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率，或是名义汇率除以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其深层次含义是：在中长期排除货币因素后，研究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生产率和工资变动等非货币经济因素对汇率的影响。最新的汇率理论，把“实际汇率”定义为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
实际汇率：可贸易品价格(%)／非贸易品价格(%)
国际经济学上的“可贸易品价格”，是指可直接参加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在通货膨胀时期，出口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品价格提高是汇率贬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决于工资和地价水平，但在中国并不明显。我国工资在出口产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货膨胀而提高，也不会对汇率有明显影响。其次，是设备折旧和原材料，分为进口和国产两部分。进口价格由国际价格、汇率和关税决定，国内价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费品价格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主要是消费品价格上升，滞后于设备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大约一年。因此，在通货膨胀非常高的时候，比如1994年达到20%，但并不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因为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借并轨的机会一次性贬值了50%，这是一种提前超额贬值。
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连续贬值400%以上，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与此同时却在积累着升值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人民币贬值的所有压力，如国内价格改革、通货膨胀、亚洲金融危机等都已释放完毕，升值压力就马上显露出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长期非货币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其含义有三：第一，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门工资的提高，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提高，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因此，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第二，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其工资水平的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按照“工资生产率弹性”，即工资水平提高与生产率提高之比，中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是最低的。人们可以理解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水平提高比美国慢，却不能理解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美国快。如果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的。中国的原创技术少，但在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则可以迅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本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而工资水平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出口和贸易顺差就会增加，从而产生汇率升值压力。第三，中国和美国如果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因为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变化不会相同。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结构，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历史所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价格很低，必然连续大幅度上升，而不像发达国家的价格体系已经比较均衡。因此，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而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则相对比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而非贸易品涨价。而直接决定汇率的，恰恰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可贸易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上述三个特点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水平上升，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从而产生汇率的升值压力。在大量引进技术和外资时期，可贸易品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相对或绝对下降。如果以非贸易品价格为1，贸易品价格指数相对于非贸易品下降，这就是“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国际资本流入
名义汇率如果不能随实际汇率变动，就称为“汇率错位”，在固定汇率下往往如此。由于长期保持“汇率错位”，在2000年以后，人民币明显被低估，表现在一系列指标上，一旦被国际资本评估机构发现，他们的投资报告就必然会影响许多大的国际投资机构，并引起各国政府如日本和美国的关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引起投机资本进入。仔细观察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反映投机资本流动的“误差与遗漏”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为负数，每年100多亿美元，这表明了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流；但是，在2000---2002年间却突然逆转，变成正数，大约每年100多亿美元，这说明在2000年左右，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人民币升值已经达成共识，并开始大举进入中国。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3篇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因此，外汇储备是实现经济均衡稳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一国经济更易于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一般说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有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当然这并不是说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因为持有外汇储备是要付出代价的。第一，外汇储备表现为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并非投入国内生产使用。这就产生了机会成本问题，也就是如果货币当局不持有储备，就可以把这些储备资产用来进口商品和劳务，增加生产的实际资源，从而增加就业和国民收入，而持有外汇储备则放弃了这种利益。第二，外汇储备的增加要相应扩大货币供应量，如果外汇储备过大，就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货币政策的难度。此外，持有过多外汇储备，还可能因外币汇率贬值而遭受损失。因此，外汇储备应保持在适度水平上。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如下图所示。适度外汇储备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进出口状况、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等。应根据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成本比较等方面的状况把外汇储备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
2、物资储备与国家经济安全
我国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反映了我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也表明国外市场的需求已经成为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评估对外依赖对国内经济安全的影响。
对我国而言，进口产品的结构呈现出资源性产品品种数量不断增大，进口总量不断加大的趋势，这都有可能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此外，我国对高技术及其产品的进口依赖也已经凸现。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态势和产业发展形态上分析，伴随外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战略物资、关键产品和重要技术的进口比重还将不断上升，进口依存度的不断加大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难以缓解。我们必须防止当世界经济发生剧烈波动和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时，由于过度依赖进口，尤其是对某些重要战略资源产品的过高依赖会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难以预测的冲击和影响。这些都说明了建立国家物资储备能够保证的国家经济安全。
除此，发生危机时国家物资储备能够起到显著的社会效用，具体表现在：
1．突发事件发生后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比如，2005年11月26日，江西九江地区发生5.7级地震，给江西九江、瑞昌及湖北部分地区造成房屋倒塌和受损、人员伤亡。根据民政部指示，某省备灾中心迅速启动快速反应机制，国家物资储备局利用某地的救灾储备定点库第一时间做好了应急出库的准备，在第一时间满足了救灾需求。
2．在供应短缺情况下，对供求关系和价格的调整作用。比如，2006年在国家糖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国家物资储备局通过公开拍卖白糖的国家物资储备缓解了供应压力。这都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3、国际经验
(一)美国
美国建立了涵盖64类商品的国家储备体系，其中包括48种稀有金属。美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直接动因是1973年中东战争及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1975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能源政策与储备法》，并经福特总统签字生效。该法决定美国加入国际能源署(IEA)，并授权政府建立10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严重石油供应中断，并满足IEA成员国至少90天石油进口量的储备要求。《能源政策与储备法》赋予总统动用或释放(销售)战略石油储备的权限，并规定只有在发生严重能源供应中断时才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的购买和释放全部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与商业储备的变动关系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石油储备水平呈上升趋势，而同期商业储备则呈下降趋势。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战略石油储备水平虽然从1983年的3亿桶升至目前的6.7亿桶，但商业储备却从3.6亿桶左右降至目前的不到3亿桶。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战略石油储备水平的提高，使商业储备的下降成为可能，也降低了石油行业的商业储备的成本和风险，增加了石油行业从事投资的实力和市场投机的空间。所以政府增加石油储备，对国家来说可预防能源危机，而对石油行业来说在总体上也是有利的。并且战略石油储备动用的数量和时机，也成为影响油价和石油行业利益、制约油市商业投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日本
由于绝大部分资源都依赖进口，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十分强烈，几乎所有的重要物资都实施储备制度。例如，日本储备的物资不仅有石油、天然气、煤炭、铀、粮食、钢铁、众多稀有金属等，而且还有木材、大豆、动物饲料等。其中石油储备作为日本战略储备的重中之重，是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制度，并制订了《石油储备法》等，通过立法来强制国家和企业储备石油。该法规定，政府必须储备够全国使用90天的石油，民间企业必须储备够全国使用70天的石油。
由上面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物资储备的特点如下：
一是物资储备的范围较大。不仅包括重要的原料，如石油、天然
气等，还要包括重要的工业矿物资源，如稀有金属等，具有涵盖所有国计民生商品的储备机制；
二是物资储备的数量较大。如美日等国具有较高的战略石油储备，能够在发生世界能源危机中断供应时维持较长时间的国内供应；
三是注重物资储备对经济的调控机制。西方国家还将大量的物资储备作为经济的稳定器，在供应短缺或中断时能够平抑市场价格，减少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影响，具有较为主动灵活的物资储备机制；
四是实行国家物资储备的法制化。美日将重要的物资储备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立法，保证了物资储备的强制性。
4、结语
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能源总量不小，但人均拥有量较低，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能源消费强度较高。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地增加，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这都导致了对世界商品资源的依赖。而另一面，我国外汇储备今年快速发展，已面临着保持适度外汇规模的压力，因此通过利用外汇储备来支付并建立完备的物资储备体系，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就显得尤为必要。
“十一五”规划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在“十一五”期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实施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加大对替代性能源的开发力度。比如实现石油进口多元化，除继续从中东进口石油外，提高从俄罗斯、中亚、非洲、拉美等地区进口石油的份额。这一切都说明我国已经开始重视物资储备的发展。具体来说，对物资储备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扩大储备品种。在我国建立广泛的国家储备系统，将更为广泛的大宗产品列入国家储备，一方面可以使得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减轻，更重要的是强化了我国的经济安全。
2．为储备立法。规范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行为，从法律上维护国家利益，如国家物资储备局于2004年4月着手起草《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条例》等。
3．发展新能源和替代能源，实施能源多元化供应战略等。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4篇
界定自己与身外的世界，事关一个组织的安全感。产科护士会告诉妈妈，新生儿需要裹紧了睡，因为孩子在边界分明的被包中会觉得就像在母体“内”那样安全。其实她是安全的，但大人操心的是她的安全感。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所以这里谈点心理常识并不牵强。2006年，共和党控制下的美国国会和布什总统为了挽救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不利选情，通过一项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出资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上修建700英里高科技的隔离墙，以防止非法移民越境。有识之士指出，这项法案其实根本就没有安排足够的配套资金；而且即便有资金建成全部隔离墙，也不能根治非法墨西哥移民的问题。但是，布什的虚晃一枪和表面文章打点的就是广大选民的安全感。
对于西欧与北美，移民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自己与他人的界限问题。面对大量的外国移民，传统居民感觉到自己不再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文化制度甚至语言等等，因而感到存在意义上的害怕与无助。于是，有些传统居民诉诸极端的反移民政见或措施。这些极端立场被称作“排外主义”。排外主义听上去是政治概念，而其英文原文 “Xenophobia”和幽闭症、恐高症等心理疾病的名称一样都有phobia(恐惧症)这个词根。排外主义无非是内心对外人之过度害怕在政治文化层面的表达。
中国没有外族移民问题，但中国也有安全与安全感问题，也有界定自身与身外的问题。2006年，这个问题再次以外资政策争议的形式浮出水面。
似是而非
本刊2004年10月（下）曾发表葛顺奇的文章，全面系统地驳斥外资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论调。然而，在去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即将离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以一番言辞激烈的发言再次点燃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论的不灭之火。此后，一系列社会名流跻身质疑外资的行列。另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比如商务部官员胡景岩和郭京毅，商务部的研究员王志乐和马宇则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口吻反击该论点。
一般而言，就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应该就事论事，重实质，轻形式。不过，有些所谓的公共政策问题本身子虚乌有，那么讨论其之被讨论的形式反而更加能揭示问题的实质。外资―国家经济安全论就是这样一个基于似是而非的话语形式而生成的政策命题。
似是而非的论证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牵强附会。有些人高调批判了外资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之后，为了言之有物，把正面的具体政策建议落到反垄断审查机制上，其它具体措施则乏善可陈。殊不知，反垄断主要关注的是消费者权益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跟国家经济安全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外资企业可能是中国火腿市场的垄断者，但这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除非把火腿进一步附会成民以食为天的民生大事。如果外资真有对国家经济安全那样广泛的威胁，主要依靠反垄断机制来因应就近乎渎职了。然而，在话语层面，反垄断与并购是经常相提并论的；并购当中，跨境的外资并购往往是招人瞩目的。由此，反垄断与限制外资的并购的话语联系易如反掌。至于反垄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那就是言者有心暗示、听者也无心探明究竟，近乎蒙太奇效果的理论飞跃了。
第二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使用大量看上去热闹但完全不说明问题的统计数据。某大学教授在所谓“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里用统计数据和图表显示更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在中国独资而不是与中国企业合资或合作，以此且仅以此证明外资意图保持垄断。这是把投资人追求对个别企业的百分之百控制（即独资）和对同行业市场的控制混为一谈，犯了常识的错误。该教授对外资企业掌握大量知识产权忧心忡忡，于是他呼吁中国政府为了抵御外资对知识产权的“控制”，要制定“知识产权法”。殊不知，我国早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否则连加入WTO都困难。而且，如果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以另眼看待外国人为宗旨，那我们就违背了国际条约义务。类似的，有些忧国人士因为操心国家经济安全，就大而化之地呼吁制定“国家安全法”，而国家安全的法规和机制早已有之。比如，某些类别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程序之一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备案；在上海，外国企业代表处必须设在经过特殊审批的写字楼，安全机制之细腻可见一斑。在战略层面上，那些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外资的政策建议更大的误区在于他们不知道中国之所谓外资其实包括来自港澳台的投资，而这些自家人的“外资”占我国FDI的相当高比例。这里的国家安全意义自不待言。
第三种似是而非的论证方式是不学不问、望文生义。为了证明以产业安全的名义限制某些外资是国际惯例，某知名大学校长称产业安全是WTO“安全例外”原则的核心。实际上，WTO体制下的“安全例外”（GATT的第21条）明确局限于国防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第四种似是而非是正话反说。对于所有谈论“产业安全”的文本，我们可以试着用WORD软件里的替换功能把“安全”换成“竞争力”。半瓶水可以说成是几乎满了，也可以说成几乎空了。说成“安全”，就有了敌我斗争的同仇敌忾。说成“竞争力”，自然就会引来追问：哪些行业因为什么原因竞争不过外资企业？为什么要动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例外将其置于外资不能竞争的保护伞下？谁又将受益于如此保护下的“安全”？既然是市场经济，竞争就是基本法则。这个法则下就可能有个别企业的破产、或整个行业的全军覆没。个别行业的难以为继，一方面往往未必由外资竞争所致；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社会效益也未必不是好事。因此，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抽象地谈维护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遮盖了问题的实质：什么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而又有基于公共利益获得额外的政策倾斜的理由？
醉翁之意不在酒
经不起推敲的观点何以能在朝野得到这样广泛的响应？因为这样的观点听着自然顺耳。把“涉外”与“安全”联系起来不用费力，因为这样的联系本来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液里；把它们在具体政策问题领域中分析、区别开来却至少要动用常识和理性。
“国家经济安全”的提法在执政党的十四大报告里还没出现，尽管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谈及“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其中第三段：“……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十六大报告同样在第七部分谈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时，提到“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看来,“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话语的出身就不好，从一开始就是限于外资和对外开放语境下的紧箍咒。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不是一定只有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才存在？当然不是。远者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国家经济安全”这个词）显然与外资外贸无关，近者有“非典”几乎造成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也与外资外贸无关。我们可以轻易罗列一系列国内环境、人口、教育、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非涉外因素直接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但是，这些都不会令朝野兴奋。攘外，只要是攘外,不论是真的还是嚷嚷的，却一定不乏“同去、同去”者。
自2002年十六大之后，外资主管部门的法规文件几乎都念叨着“国家经济安全”的诫语，有的在法规的操作性条款里，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规开头的立法宗旨部分。2006年出台的六部委“关于外资并购的规定”和稍后国家发改委的“十一五利用外资规划”里都非常突出地谈到利用外资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六部委的规定甚至苦心孤诣地针对外资并购“中华老字号”设立额外的通报与备案机制。孤立地看，这本无可厚非，但放眼横看才会看到真正的门道。自2002年末，国资主管部门颁行的法规无论是关于资本市场改革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的，还是关于国有产权评估与转让的，无论是关于产权无偿转让的还是向管理层有偿转让的，都闭口不提国家经济安全。此处无声胜有声！真正占据重点行业和垄断行业的主要是这些国有企业，而管好国有企业却被当作企业治理层面的“保值增值”问题，完全避开经济安全这样的宏大话语。相对于我国高度成熟和成功的外资政策与实践，国资改革起步晚、难度大、触及深、影响广，指导性理论几乎为中国独创，缺乏其它国家的经验作为借鉴。如果国资体制改革不能顺利推进，会直接带来政治社会稳定性的问题，从而引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如此重大的风险暴露面于不顾，只对着外资领域耳提面命地念叨经济安全，难免令人闻到一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安全感
毫无疑问，2006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对于基本顺利地走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5年过渡期的中国，2006年是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此后，中国不再有适用于过渡期的那些操作性、时间性非常强的具体开放措施的约束，而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的谈判进展缓慢，以多边机制为初衷的世贸组织的影响力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蚕食。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攀升，一方面，中国的作为与不作为皆对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实际效力构成日益增加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内需规模之大已经使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往30年任何时候更能够躲进自家成一统，管它外面春夏与秋冬。国际上，正如美国财长鲍尔森所坦率承认的，当前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甚嚣尘上，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觉得很不公平；他们觉得发达国家在开放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鼓吹开放，当开放伤害自己利益的时候就背信弃义，重新树起保护主义的壁垒。所有这些国内外的利益格局和舆论环境都为中国经济重心在2006年后向内转提供了理由、原因、诱惑和便利。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产业竞争力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代表着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优化配置，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既为一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机遇，也让其幼稚产业暴露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当中，甚至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安全方面的威胁更加凸显，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对外经济开放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指一国产业在对外开放时保持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保持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主体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处于产业劣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业遭受着来自发达国家产业竞争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外资和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外资垄断的情形。经济全球化并不像鼓吹者宣扬的那样，让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协同发展，反而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只有关注产业安全问题，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谋求发展，为我国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
2.国内外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随着对外政策逐渐放开，我国产业安全的状况愈发让人担忧，产业安全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虽然我国一直保持逐渐放开的对外开放战略，但受到的外来冲击越来越大，这也使得政府和理论界对产业安全的关注程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只是在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大的同时，我国产业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只有具备产业安全的思维、理论和战略准备，才能确保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时间较短，很多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见解，研究呈现百家争鸣、各持一词的现象，国内研究中出现了较多的概述类文章，为厘清产业安全研究思路和展望未来研究方向，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何维达、潘玉璋和李冬梅[1]（2007）系统回顾了我国产业安全的背景，产业安全理论和产业安全研究现状，从产业安全定义、成因、产业安全评价和产业安全调节四个方面进行总结，认为产业安全定量化的评价，以及产业安全预警系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李孟刚[2]（2006）在梳理了以往产业安全研究后，运用合向创新法构建了产业安全理论体系，比较分析了影响产业安全的各种因素，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提出产业安全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赵惟[3]（2005）从产业安全理论和概念为主线，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综述。金成晓、余志刚和俞婷[4]以中国加入WTO的时点为分界，分两个阶段综述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并指出了目前产业安全研究出现的几个趋势。以上是对国内产业安全研究的综述的主要文献，专门综述国外产业安全研究为主要的产业保护手段。具有代表性的是高德莱提出的保护贸易理论模型，认为国际贸易绩效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关于国外产业安全研究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前提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得到了发展，布兰德、斯潘塞、克鲁格曼等人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不同于以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政府适度干预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利润转移理论[5]和外部经济理论[6]。斯潘赛[7]（1980）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扶持产业的论述更为详细，总结了扶持产业应具有的特点。科特勒的产业吸引力因素理[8]对于选择贸易政策扶持的战略性产业也有参考作用，总结了产业竞争力因素。除了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的诸多学者也对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迈克尔·波特[9]（2004）人称“竞争战略之父”，对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有丰富的研究，他的“砖石模型”、“五力模型”和“三大战略”是有关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经典理论。
4.我国产业安全隐患
4.1 我国产业布局分散
我国行业的地方支持明显，也存在严重的地区封锁现象，大多数国内企业都只在一个省市周边发展。相反外资大型企业遍布我国各大城市，如今正在向二、三线城市发展。
4.2 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本土优势是我国企业优于外资企业的天然优势，任何地方都有其长期存在的文化和消费习惯。但如今，外资企业除了大量聘用中国员工外，还积极任用中国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国区域进行管理和规划，我国企业的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4.3 竞争环境不公平
在以往吸引外资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实行了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这种“超国民待遇”使我国企业竞争环境不再公平，如今已得到改变。外资企业利用其规模优势，压低生产商价格，并利用资金优势是价格低于成本进行恶性竞争。
4.4 产业安全保护政策和措施不完善
由于以往对产业安全不够重视，我国企业没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发展。如今我国对产业安全问题有了足够重视，取消了外企的“超国民待遇”，但相关产业保护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刚刚开始，尚不完善，可以向国外产业保护学习借鉴。
5.政策建议
没有绝对的贸易保护，也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以西方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对产业安全研究与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重商主义，普遍认为对重要产业以及幼稚产业进行保护非常有必要，并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产业保护及防范体系，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第一，尽快出台反垄断法，设立跨国并购审批机构，制定幼稚产业保护条例，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外资控制我国产业的有效手段是制定反垄断法，以此来规制跨国公司的活动这样既可以促进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第二，科学理智地把握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开放和共赢的关系当前既要努力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战略重组的步伐，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
第三，优化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以新兴产业为依托，以战略性产业为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应根据自身资源和要素供给特点，以及本国产业发展现状和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优化我国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维达，潘玉璋，李冬梅.产业安全理论评价与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24）：92-97.
[2]李孟刚.产业安全理论研究[J].管理现代化，2006（3）：49-52.
[3]赵惟.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研究综述[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5（3）：25-27.
[4]金成晓，余志刚，俞婷.我国产业安全研究的历史与发展动态评述[J].财经问题研究，2010（7）：26-32.
[5]James Brander.A strategic Trade Policy[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5，（3）：1395-1455.
[6]Akanmatsuk.A hia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TheDeveloping Econmies，1962（1）：45-56.
[7]Bruce Zagaris.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M].U.S.ApraegerPublishers，1980：78-84.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家审计 审计“免疫系统” 经济社会系统
在2007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刘家义审计长首次提出“现代国家审计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个‘免疫系统’”的观点。这一观点把经济社会系统比作人体系统，而国家审计则是这个人体系统的子系统——“免疫系统”。
一、耗散结构理论和Brusselator模型
（ 一 ）耗散结构理论 （1）熵与熵定律。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把“熵”的概念引入到热力学定理中，认为熵是物质系统中能量衰竭程度的量度，并指出对于任何的热力学过程，系统的熵值总趋于增大。后来，玻尔兹曼认为熵可以作为系统无序度的衡量，在一个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的封闭系统中，系统的熵值总趋于增大，而使系统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最后走向灭亡，这就是熵定理。（2）耗散结构理论。在热力学中，普利高津按照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将系统分为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开放系统存在着热力学平衡态、衡态和远离平衡态三种状态。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外部环境不断的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引入负熵流，抑制系统内部的熵增，产生自组织现象，使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自发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这种结构被称作“耗散结构”。耗散结构形成需要四个条件：系统必须是开放的；系统必须远离平衡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是通过随机涨落来实现的。
（ 二 ）Brusselator模型的基本形式 “布鲁塞尔器”（Brusselator）是普利高津领导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研究发现的，用来研究耗散结构演化和系统自组织行为的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布鲁塞尔器”（Brusselator）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A■x…（1）；B+x■y+D…（2）；2x+y■3x…（3）；x■E（…4）；其中，A、B为初始反应物，D，E为反应产物，他们保持不变，x，y为中间组分，他们浓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不考虑逆反应过程，建立求解模型的动力学方程：■=k1A-k2Bx+k3x2y-k4x■=k2Bx-k3x2y…（5）；假定其动力学常数为1，且不考虑扩散现象，则（5）式可以转化为：■=A-Bx+x2y-x■=Bx-x2y…（6）；另■=0，■=0，则式（6）的定态解为：x0=A，y=■…（7）；普利高津发现，只要控制初始反应物A、B的浓度，如果满足条件B>1+A2，就能够使系统失稳，然后向耗散结构过渡。
二、审计“免疫系统”论概述
（ 一 ）审计“免疫系统”论与国家审计职能的转变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对公众利益直接产生影响的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作为受托方的社会公众，迫切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是政府传统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这就需要出现新的公共受托责任——公共受托社会责任。审计伴随着公共受托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公共受托社会责任的出现，要求国家审计必须转变观念，从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双重角度提出新的审计理念。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审计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提出审计本质上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的理念。这一理念把国家审计看作是经济社会系统的“免疫系统”，通过及时预防、揭示和抵御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的各种障碍、矛盾和风险，发挥国家审计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的功能。公共受托责任的转变对国家审计的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审计目标从评价政府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转变为识别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类风险，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审计“免疫系统”论要求审计机关把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作为审计机关的第一要务。国家审计不仅要关注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安全等传统经济安全问题，还要关注生态环境安全、民生安全等社会安全问题。国家审计系统要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及时关注经济社会系统的障碍、矛盾和风险，以此来确定审计工作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开展审计工作，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由此，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把政府审计的职责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运行领域，国家审计的职能从经济监督拓展为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
（ 二 ）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国家审计的新要求 国家审计系统能否正常运转，取决于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审计能力等子系统。审计“免疫系统”论下，国家审计系统是经济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如果把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和审计能力看作是国家审计的内部子系统，则国家审计所处的经济社会系统就是它的外部环境。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国家审计首先要协调内部子系统形成系统合力，减少系统内部矛盾产生的熵值；其次要响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及时与经济社会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确保引入足够的负熵流，抑制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这样国家审计系统才能形成和保持耗散结构，从而表现出免疫系统功能的特性，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如果国家审计不能减少系统内部的矛盾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就会导致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国家审计无法发挥免疫系统功能，无法确保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因此，审计“免疫系统”论是适应经济社会系统变化提出的新理论，同时也对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1）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文化的要求。审计职能的转变要求审计文化应该建立起与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相适应的审计意识。要树立政治效益意识，审计人员要关注国家政策，通过审计监督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实现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要树立服务意识，使国家审计服务于经济建设、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要树立大局意识，从宏观性、全局性的角度考虑问题，把注意力放在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的大局上；要树立批判意识，国家审计应该批判性的对待审计工作，及时发现经济社会系统中的障碍、矛盾和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化解；要树立责任意识，国家审计有能力，也必须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这是党和人民赋予审计机关的神圣职责。（2）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组织结构的要求。审计机关是以科层制为其组织形式，由审计署、省、市、县四级审计机关组成。从纵向来看，如果把一个国家看作系统，省、市、县就是国家这个系统的子系统，这些不同的行政区域都组成了一个小的经济社会系统，审计机关从上到下的组织结构设置，涵盖了我国所有的行政区域，审计的“触角”伸向了每一个小的经济社会系统，确保审计能够维护地方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提出，把审计职责拓展到社会领域，这就要求审计组织结构从横向的角度使国家审计覆盖经济社会系统的主要行业，不仅涵盖财政、金融、企业等传统的经济部门，还应该包括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部门，使审计的“触角”伸向经济社会系统中的社会性事务，确保行业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在这种状况下，审计组织结构才能形成横纵交织的网络，充分涵盖经济社会系统的主要方面，使地方经济社会系统和行业经济社会系统都置于审计的监督之下，确保经济社会系统整体的安全运行。（3）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能力的要求。审计能力由审计人员、审计技术和审计经费组成。首先，审计免疫系统的提出对审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能够认真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围绕政府工作的重心来确定审计重点，为经济社会系统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要求审计人员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修养，能够在审计活动中独立、依法、公正地行使经济社会监督权，抵制寻租行为，维护审计人员良好的社会形象；要求审计人员能够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及时发现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的障碍、矛盾和风险，主动或协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预防和打击各类违法违纪经济案件，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其次，审计技术是审计能力提升的技术保障。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组织传统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和会计模式发生了改变。审计“免疫系统”论要求审计部门能够适应这些变化，能够把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应用到审计实践中，提升审计的效率和质量，以确保国家审计能够充分发挥免疫系统功能；最后，审计经费与审计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没有审计经费作保障，审计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审计“免疫系统”论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保证审计部门审计经费的充足，确保审计部门有足够的经费来开展审计活动。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归结起来，就是要求各子系统把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作为系统目标，通过各子系统的协调配合，形成系统合力，使国家审计系统涌现出新的特性——“免疫系统”特性。
三、审计“免疫系统”论与经济社会系统演化
（一）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 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对经济社会系统演化具有推进作用，能够促使经济社会系统形成耗散结构，下面我们用布鲁斯尔器模型来证明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对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作用。首先对布鲁塞尔器的各个符号进行转义，将A、B、D、E、x、y所代表的意义转换为影响经济社会系统安全的各种概念。设：A、B为影响经济社会系统安全的审计条件，A为审计条件1，即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不断增加，降低了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效率，表现为较低的审计质量，B为审计条件2，即国家审计系统从外界环境引入负熵流，降低了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的熵值，提升了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效率，表现为较高的审计质量；D、E为A、B作用下经济社会系统形成的两种状态，D为经济社会系统状态1，即经济社会系统安全隐患减少，E为经济社会系统状态2，即经济社会系统安全隐患增加；x、y为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和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
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如下：A（审计条件1）■x（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8）；B（审计条件2）+x■y（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D（状态1）…（9）；2x+y■3x（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的演化）…（10）；x■E（状态2）…（11）；
式（8）的含义是在审计条件1下，国家审计机关没有形成良性的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缺乏独立性且结构不合理，审计能力低下，不能适应国家审计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系统内部矛盾激增。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低，不能揭示经济社会系统中被审计单位的安全隐患，因此，会导致被审计单位无视审计机关的存在，从事违规违法的经济社会活动，严重危害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也就是说，在审计条件1下，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就会增多。
式（9）是指在审计条件2下，国家审计系统从外部环境引入负熵流，审计系统内部熵值降低，形成了较好的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和审计能力，国家审计系统形成有序结构，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较高，能够部分揭示经济社会系统中被审计单位的安全隐患，被审计单位迫于审计的威慑力，不敢从事违规违法的经济社会活动。因此，部分具有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迫于审计的威慑力，转变为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发挥了审计的经济社会监督职能，经济社会系统处于较安全的状态。
式（10）是交叉催化作用，这个式子说明在审计质量较低的审计环境下，大多数被审计部门都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国家审计系统并不能发现他们存在的问题，因此，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即使是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也会被同化，采取各种违规违法措施，获取更多的经济社会利益，转变为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
式（11）是自催化作用，指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在条件k4的催化下，使经济社会系统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
式（8）—（11）说明，由于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存在的矛盾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不协调，导致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不断增加。虽然国家审计系统能够从外部环境吸收一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引入一定的负熵流，但是这些负熵流并不能抵消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因此，国家审计系统较难形成有序结构，表现为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不高，不能够发挥好审计的经济社会监督职能，促使经济社会系统出现较多的安全隐患。在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只有当B>1+A2时，经济社会系统才能形成自组织的耗散结构。
（二）国家审计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 李崇阳等的研究表明经济社会系统具备耗散结构的基本特征，因此，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机制与化学反应方程的动力学过程具有相似性，都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都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都是通过随机涨落来实现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因此，可以应用布鲁塞尔器模型来研究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对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作用。A、B、D、E、x、y的含义与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的含义相同，E的含义是经济社会系统具有较高安全性的一种状态。A（审计条件1）■x（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12）；B（审计条件2）+x■y（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D（状态1）…（13）；x+2y■3y（具备免疫系统功能的演化）（…14）；y■E（状态2）…（15）。
式（12）的含义与式（8）基本相同，在审计“免疫系统”论下，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能够形成统一目标——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虽然国家审计内部熵值也趋于增大，但内部子系统在统一目标的指引下，能够减少内部矛盾，抑制熵增。
式（13）的含义与式子（9）基本相同，在审计“免疫系统”论下，国家审计的职能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拓宽了国家审计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接触面，国家审计系统能够充分地从外部环境中吸收物质、能量和信息，充分引入负熵流，使国家审计系统形成耗散结构。国家审计功能不再是揭示安全隐患，而是把预防、揭示和抵御三项功能结合起来，对经济社会系统的监督力更强。
式（14）的含义是，在审计质量较高的审计环境下，被审计单位认为审计机关能够及时准确的预防、揭示和抵御其存在的安全隐患。因此，迫于审计的威慑力不敢从事违规违法的经济社会活动，即使有也会被同化，转变为不存在安全隐患单位。
式（15）的含义是，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在条件k4的催化下，使经济社会系统处于一种安全的状态。
式（12）-（15）说明，在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和外部环境的作用下，虽然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趋于增大，但是，国家审计系统能够从外部环境引入足够的负熵流，抑制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能够形成有序结构，表现为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较高，国家审计能够发挥“免疫系统”功能，促使经济社会系统表现为一种安全的状态。不考虑逆反应过程，建立求解模型的动力学方程：■=k1A-k2Bx+k3xy2■=k2Bx+k3xy2-k4y… （16）；假定其动力学常数为1，且不考虑扩散现象，则（16）式子可以转化为：■=A-Bx-xy2■=Bx+xy2-y …（17）；另■=0，■=0，则式（17）的定态解为：x0=■，y0=A…（18）。系统能否形成耗散结构，取决于这些定态解在何种条件下失去稳定性，失稳的条件就是判断系统从无序进入有序，形成耗散结构的临界值。在定态解（x0，y0）附近进行线性稳定性分析：设f1（x，y）=A-Bx-xy2f2（x，y）=Bx+xy2-y…（19）。则f1（x，y）=f2（x，y）=0。令x=x0+？驻x，y=y0+？驻y，？驻x，？驻y是相对于定态解的微小偏离，把x=x0+？驻x，y=y0+？驻y带入函数f1（x，y），f2（x，y），得到：f1（x0+？驻x，y0+？驻y）=f1（x0，y0）+f1x（x0，y0）？驻x+f1y（x0，y0）？驻y=f1x（x0，y0）？驻x+f1y（x0，y0）？驻y…（20）。同理：f2（x0+？驻x，y0+？驻y）=f2x（x，y）？驻x+f2y（x，y）？驻y…（21）；将（20）、（21）带入（19）得：■=f1x（x0，y0）？驻x+f1y（x0，y0）？驻y■=f2x（x0，y0）？驻x+f2y（x0，y0）？驻y…（22）；由式（19）有：f1x（x0，y0）=-B-y2|y0=A=-（B+A2）…（23）；f1y（x0，y0）=-2xy|x0=■，y0=A=-■…（24）；f2x（x0，y0）=B+y2|y0=A=B+A2…（25）；f2y（x0，y0）=2xy-1|x0=■，y0=A=■…（26）；把（23）、（24）、（25）、（26）带入（22）得：■=-（A2+B）？驻x-■？驻y■=（A2+B）？驻x+■？驻y…（27）；线性化的微分方程（27）的特征方程为：？姿2-[■-（A2+B）]？姿+（A2+B）=0…（28）。
令？棕=■-（A2+B），T=A2+B>0，经济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棕，也就是说系统的稳定性由A、B两个因素来决定，下面分别进行讨论：当？棕4T，特征方程（28）的两个特征根都小于0，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序参量值的动点趋近于定态解（x0，y0），此时的动点叫做稳定结点，经济社会系统趋向于稳定。当？棕4T，特征方程（28）的两个特征根都大于0，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序参量值的动点远离定态解（x0，y0），此时的动点叫做不稳定结点，经济社会系统趋于不稳定。当？棕>0，？棕20时，经济社会系统才能失稳。由？棕>0得出，要使经济社会系统出现自组织耗散结构，必须满足以下条件：0
国家审计系统不具有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为：B>1+A2。由于A2>0，令t=1+A2，t的最小值为1，即，B>1。也就是说至少需要B>1，经济社会系统才能失稳，向着有序结构演化。国家审计系统具有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为式（29）。令：z=■[■-（2A2+1）]（30）；当0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国家审计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更容易形成耗散结构，更容易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然而，国家审计系统免疫功能的实现，主要受A（审计条件1）、B（审计条件2）的影响。审计条件1受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的影响，审计条件2受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只有通过减少内部系统的矛盾，引入负熵流，才能降低审计条件1对被审计单位产生的影响，提升审计条件2对被审计单位的影响，使得国家审计系统形成自组织的耗散结构。
本文由此提出以下建议：国家审计部门应该在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指导下，围绕“充分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维护经济社会安全运行”的目标，组织和开展审计工作，形成审计合力，积极减少审计内部子系统（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审计能力）存在的矛盾；通过积极关注国家方针政策、公众需求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产生的各类问题，协调纪检、监察、司法、税务、工商等行政部门以及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等社会审计资源，及时与人大、政府、企业和公众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使国家审计系统引入足够的负熵流，形成和保持耗散结构，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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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主权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维护权、经济发展权、经济安全权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了 国际经济 组织、 跨国公司 的挑战。国家必须从经济安全、化解外资风险、加强国际合作的角度维护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给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内涵，正视其面临的挑战，采取措施维护经济主权，成为当前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此，本文以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体现为切入点，探讨经济主权面临的问题。
一、 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内涵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国家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主权这个新概念得到广泛 传播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给予这个问题以高度的重视。在传统的 政治 安全以外，经济主权的提出表明国际关系的重点开始向经济领域转移，国家经济安全显得日益重要。
经济主权出现以来，对于其体现及其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主要有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从国家经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认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的提法，即经济主权是指“所有公民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的权利”…；另一种是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的观点，即经济主权是指“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自主权”，“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 和处置权在内，并可自由行使此项主权”。二是从经济发展权的角度来认识，认为它是指“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权益”。三是从国家处置内外经济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主权主要体现的是发钞、征税和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_4 j。四是从保护 民族 经济能力、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谈经济主权问题，认为“国家经济主权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完整权及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自主 管理 权。比如，如何调适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国际巨型 投资 之间的诸种关系等，都需要相关 法律 规范的确立、健全、完整和切实践行”。
以上人们对经济主权的认识，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经济主权的表现及其内涵，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们对国家主权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更为完善的提法应是，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 历史 发展的产物，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是一国“所有公民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处置他们的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它主要体现在发钞征税和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等方面”。笔者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思考，也正是以此为基点，着重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主权面临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是多领域的，最重要的是体现在经济主权方面，尤其是发展
三、 经济 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维护
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主权提出的挑战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已成为国家主权的主要内容之一，维护国家主权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首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概念出现于 20世纪80年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经济安全引起全球各国的重视。一般认为“所谓经济安全，指的是在与 政治 安全、军事安全相区别的经济领域 里，各国为实现本国的经济独立、内部发展的可持续 、各个部门的平衡等 目标所确立的保障和过程，涉及 金融 安全、贸易安全、 投资 安全，避免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本国经济开放的速度和范围等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经济安全，国家的经济主权就无从谈起，维护经济安全就成为维护经济主权的重要任务。各国不仅在维护经济主权的考虑中，重视把经济安全战略纳入统一的国家整体安全战略之中而且都对经济安全保持了高度的戒备和警惕。越来越多的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参与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本国经济发展处于国际动态 环境 之中，政府调控难度加大，受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深，不注意经济安全，世界经济动荡就会使国家经济陷入混乱。因此，各国都注意采取措施防范经济风险，维护经济主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应注意防范外国资本投机，以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其次，化解外资风险。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际资本流动量增大，各国都坚持对外开放，加大力度吸引外资。外资的大量涌入，为本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解决了资金问题，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往往是一国的经济速度是数量型、粗放型增长，结果导致国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流入量，宏观经济决策力下降，使本国经济形成虚假泡沫，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爆发在东南亚的 金融危机 ，就与外资的流动有关，这个惨重的经验教训，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在引进外资时，要重新审视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措施防止对外贤的依赖，尽量避免泡沫经济的出现。再次，注意进行国际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单靠自己一国的努力难以实现。经济安全往往和政治军事安全相互交织，日益成为跨国界的世界性的综合因素构成的复杂的整体。这就需要通过全世界不同发展程度、不同 社会 性质的国家共同合作，达成一致共识，共同努力。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密切相关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得不到保障，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应注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性，积极参与 国际经济 机制的重建和改革，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不断提高维护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的能力。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日益重要，成为各主权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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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地缘政治理论；国家安全；文化区域；地缘文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布热津斯基指出：“地缘政治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1]。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需要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可以从其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展开。从诞生之日起，地缘政治学就包含着为国家安全战略而运用地理学的内涵。有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奥图泰尔把地缘政治战略作为国家安全大战略的同义语，认为地缘政治学体现了大战略的思维方法，而不是治理国家艺术的日常的策略性操作[2]。
地缘政治理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途径，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它把现实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现实要素是国家制定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有利于国家安全，反之就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些地缘政治现实要素既是本国自然环境基本特点的重要体现，也是该国制定和实施其对内对外战略的基础性依据，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国家对外部世界的特定需求和自身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3]。第二，地缘政治学理论纳入了国家安全进行思考，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现有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者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影响。第三，地缘政治学渗透在各个国家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中，即国家间竞争乃至全球性竞争[4]。
纵观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史，不同地缘政治格局下，国家安全战略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变换。每一次国家安全战略的改变都离不开当时地缘政治理论的指导。本文通过梳理地缘政治学自诞生以来的理论演进，评述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地缘政治学所蕴含的国家安全观，并结合最新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探讨立足于国家安全战略构想的地缘文化战略的必要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 地缘政治理论与国家安全评述
纵观安全研究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代表的传统安全研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宽泛安全研究；三是冷鸾崾至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高举“非安全化”大旗的批判安全研究。但诚如著名的安全研究专家巴瑞・布赞所言，对于“安全”的研究似乎“未能被深入分析”[5]。地缘政治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使命[6]。因此有必要结合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对国家安全进行评述。国外学界将地缘政治理论总结为经典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流行地缘政治学和反地缘政治学四大发展流派，后三者可以被划归为新地缘政治学，这些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地缘政治产物，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宏观设计并反映特定时期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7]。以下重点对经典地缘政治学和新地缘政治学所强调的国家安全的内容与尺度进行分析。
1.1 经典地缘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早期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契伦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都立足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主要观点都是通过生物学类比的方式将国家视作一个需要不断扩张的有机体，以国家为中心并以追求霸权为终极目的。其后“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空权论”等经典理论学说中，资源环境是这些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围绕各种资源，人类对地理的控制手段经过如下演变阶段：从“陆权”到航海技术发展后的“海权”再到航空技术支撑的“空权”，以至于现在的外太空。
经典地缘政治学说的国家安全是围绕地理空间资源的控制展开的。具体而言包含三层含义：第一，通过对地理空间的控制，谋求霸权或国际关系主导权。包括统治或领导世界的能力，在全球或地区格局中的主导或优势地位，以及通过空间实现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控制能力等。第二，通过对资源、贸易、市场、运输线、领土、海洋等关键地理要素的占有或控制，既加强国际政治权力，又获得国家现实利益。第三，通过建立地域安全体系，如建立势力范围、缓冲地带等，或做出均势格局安排，谋求有利于自身安全的地缘环境。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了地理距离及地形地貌因素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但是地理环境在人地关系不应该是决定性作用，而要注重人对环境的适应与利用方面的选择能力，这种选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国土之上的“人心向背”，仅守住故土，而失去了人心，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看似完整的国家未必安全。
经典地缘政治学中“安全”的核心内容是军事和政治安全。从尺度上看，强调的是国家尺度的安全，以民族国家为轴心，以维护和国家利益为宗旨，强调用军事手段解决来自他国的军事性威胁[8]。这在战争期间，以地缘对抗或大国争霸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因此遭受质疑，如研究内容过于狭隘，过分聚焦于军事领域，对非军事领域关注太少；研究尺度过于放大，关注国家间的冲突，对众多地区性冲突缺乏普适性[9]。
1.2 新地缘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国家利益已经很大程度上可避免或淡化。国家、地区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与文化关系；地缘经济上的合作或对立，也可能强化政治上的合作或导致政治、军事、文明上的冲突[10]。地缘经济时代，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中的地位大大提升，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此时的国家安全不再拘泥于以军事实力作为竞相角逐的主要手段，而转向以国际投资、自由贸易等经济手段作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地位的主要途径。对应于这种理论的国家安全很看重经济力量以及以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实力之对于国家安全保障的作用。这在索尔・科恩的“多极世界模型”、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论”中都有论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非领土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加速改变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同时以流行地缘政治为代表的相关理论安全研究的重心墓家转移到人的关怀上，开始关注价值、情感与文化等非物质层面对地缘决策的巨大影响作用。研究方法上充分汲取了文化研究的成果，关注电影、杂志、广播等不同媒介中受众对地缘话语的反应，不同行为主体的实践作用得到认可[11]。而康拉德提出的“反地缘政治学”更是宣称地缘政治学已寿终正寝[12]。能动体理念、人性动机和后天改变让全球地缘结构充满了可能性。反地缘政治学挑战了由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决定、并由政治经济精英操控的地缘格局，解释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地缘政治背后非正义的政治逻辑[13]。
新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内容更加宽泛化，按照巴瑞・布赞的观点“21世纪全球安全研究的新范式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安全领域”。军事安全是有关武力性胁迫的关系；政治安全是有关权威、管理地位和承认的关系；经济安全是有关贸易、生产和金融的关系；社会安全是有关集体认同的关系；环境安全是关于人类互动和周围生物圈的关系[14]。安全研究的转向除了内容上的拓宽之外，也包含尺度上的纵深。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指向一种国家层次的现象，但个人、地区和体系层次间不胜枚举、坚实确凿的关联，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此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15]。此外，新地缘政治学中越来越关注“文化”的作用，尽管在五个安全领域中并没有直接提及文化安全，但是新地缘政治学中不同地缘政治学流派对安全的研究已经由物质主义上升到文化建构主义，价值、情感与文化的作用日益强化[16]。
2 国际地缘板块变化新动因：文化区域失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网络的构建，地缘政治的地缘要素概念从传统的海、陆、空三维“现实空间”扩展到以经济、文化、信息轮廓为界的“虚拟空间”[17]。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更加多样化。一方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等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危害程度都不亚于一场战争。另一方面，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使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趋于隐性化，如黑客攻击、文化渗透等。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增大了。与此同时，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文明间的冲突取代民族国家间的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目前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基本上是“文明的断裂带”之间的冲突，并以冲突的双方为基点，汇聚着相同或相似的文明。这种文化认同驱使的联盟阵营之间的冲突与失衡，是当今国际地缘板块变化的新诱因。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逐渐深入到地缘政治学科的研究视野，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视为新地缘政治学中关于文化安全的集大成者。亨廷顿指出，“人类历史在更宏观的尺度上是文明的历史”，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将重新上升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18]。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对这种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认识到的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意义的一种扩大化表述，文化被视为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根本力量。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定的政治界线将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线趋于一致，以共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文化区域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19]。
这种文化冲突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扩张，其主导的“西方霸权文化”基于全球“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美国价值观为价值观”的一系列文化“新干预主义”理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占领对方的文化市场和信息空间，进而带来对其他国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但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不断式微，第三波民主也随之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正陷入困境，西方世界逐步没落而非西方世界正全面崛起，在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背景下[20]，原本西方对非西方世界“一边倒”的文化倾销，演变成为不同文化间的激烈对抗，加剧了文化区域间的冲突和文化板块失衡，甚至导致文化体系的重构、文化认同混乱，并造成了以下新的地缘板块变化现象。
一是直接造成民族国家内部族群分裂、冲突和动乱。体现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是，2010年末，始自突尼斯的中东政治动荡潮很快波及叙利亚，使得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危机。复杂的民族和教派构成，使得叙利亚内部的文明差异显著，难以建构民族认同感，而这也是当前叙利亚危机的本质所在。二是跨境民族结成网络文化联盟或组织，为了“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而进行全球性的迁徙。所谓的“跨境民族”，是指地域临近、属于世居或规模迁移所成，一般在边界线两侧或附近区域，在族群、语言、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领土）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统一文化民族或种群[21]。如科索沃问题是跨境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典型事例。三是形成了以网络为平台、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建立的“虚拟国家”。当虚拟国家影响力渐大、呼声较高，就会产生国家的利益需求，从而会寻找某个国家控制力薄弱的地区，试图组成国家，形成区域性的武装力量。当今全球广泛关注的“伊斯兰国”（ISIS）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代表。巴格达迪领导下的“伊斯兰国”是一个存在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22]，它通过网络宣扬极端宗教教义，面向全球招募人员，并在2011年阿拉伯地区动荡之后中东脆弱而混乱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愈演愈烈。
上述三种因文化体系和文化区域重构而引发地缘板块变化的现象说明，信息技术助推下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加快，使不同地域人类社会生活全方位沟通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文化发展处于一种不良状态之中，一些文化持续扩张，咄咄逼人，另一些文化则在衰落，甚至消失。这种全球出现的普遍性文化分裂与重组所造成的文化区域失衡发展，造成了全球文化冲突激化和精神危机。因此新时期下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应该认真对待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将其合理地与地缘政治板块进行重组，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3 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构想：立足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
基于前文的基本逻辑思路，本文提出在充分考虑文化区域内部文化特色和文化认同基础上，不局限于地理空间要素，塑造直指人心归属、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为导向的国家安全观构想。这里的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指的是由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或共享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倾向的若干社族群所构成的地理区域。与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同，只有将“人心向背”的因素纳入文化区域的考虑范畴，认为社会群体最终将使那些反映了社会目的的地区得到承认，这些区域才称得上文化区域。正如罗兰・罗伯森指出的一样：“文化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问题研究的许多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23]。文化区域的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动，其重构也会造成地缘政治和经济的重构。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关系及国际地位。基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将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抉择。
3.1 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
文化区域形成的基础在于文化认同形成的凝聚力。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而心相通在于文共识”。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文化认同是影响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后冷战时代文化与政治高度交融，文化因素在解决政治冲突、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大幅上升，文化区域的变化与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变动。从理论层面看，在现实利益之外，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文化这一长期分离、隐藏于政治、经济等因素背后的因素，构成了引起地缘政治和经济板块的深层次动力。这对当代国际政治现实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冷战时期就开始实施的“和平演变”等对外文化战略，事实证明，其利用文化手段推行的西方价值观念的胜利，人心的征服，明显改变了竞争的力量对比，为美国称霸世界奠定了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相反的例子是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产生了普遍的文化失落，国民士气低落，国家竞争力明显下降。
3.2 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
从19世纪的争夺海上霸权，到二战结束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再到现如今的“人心之争”的文化渗透，国家安全经历了从“空间管制”到“经济主导”再到“文化区域”的由“实体疆域”向“虚拟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网络作为新的交互方式得到迅速普及，成为虚拟世界“入侵”旧系统的重要路径之一，造成了传统战略互动理论解释力下降的局面。从1991年的“沙漠风暴”到2011年以“茉莉花革命”为代表的“网络风暴”，网民暴动成功了国家政权的背后，是世界进入了网络时代后，战争形态从战场信息化到社会网络化的巨大变迁[24]。一旦文化区域既有的文化根基被瓦解，人心散了，纵使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指导下固守住的领土仍在，空留着无根的土地又有何用？香港非法“占中”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半场政治危机，是因为此事无论从性质或深意都属于从区域人心挑起的、威胁国家安全的“文化革命”。由此不难看出，以争夺民心为主要宗旨的“文化革命”、“”，将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颠覆威胁。因此，新时期新形势下，通过网络传播、文化渗透，旨在“稳民心、争人心”的文化全球再布局，重构符合国家利益的文化区域将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诉求。
3.3 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
回顾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多是从空间视角和权力视角出发。从空间视角研究地缘政治的核心在于分析国家利益的空间性，即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哪些位置，并据此分析国家之间的空间关系，包括国家冲突的空间表现，空间争夺的重点地区，空间敌对以及盟友的划分等，最后是安全空间的构建。从权力视角研究地缘政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力的界定及其产生，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来源。早期有关权力的来源研究主要认定权力来源于地理、军事等物质因素，后期文化因素日渐上风。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约瑟夫・奈拓宽了权力的来源，指出部分权力还来源于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并将权力细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约瑟夫・奈明确指出“软实力的实体是国家，其载体或曰来源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国内外政策等等”[25]。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战略导向，是从文化价值观、文化资源、公共文化民生、文化产业等各方面，建立与国家综合实力相适应的精神支柱、资源基础、服务体系、支柱产业，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促进国家安全。
4 结论与讨论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到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伴随着安全研究的转向，研究内容从军事、政治安全领域转移至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议题，尺度从国家尺度拓展为全球高尺度与社群、个体等低尺度兼容，视角也从安全属性的客观性的角度向主体性及主体间性转移，文化安全议题始终夹杂在转向过程中。随着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流行地缘政治理论及反地缘政治理论日渐成熟，次文化区域冲突日益频繁、民族国家内部分裂和“虚拟国家”的诞生等地缘板块新变动，文化安全议题由隐及明，地缘文化战略理应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显学。正如拉兹罗提到的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事关国家安全的地缘战略中再也不能回避或者弱化地缘文化的战略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进而全力开发、调动各种国力资源，这其中当然包括以文化为代表的无形资源。地缘文化战略理论的大发展非但不会对地缘政治理论构成挑战，相反它使这一理论面临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即实现一国地缘战略的手段变得丰富多样而且强有力。
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现有的力量格局，全球性、区域性大国之间的位势和关系正被重塑。一直以来，中国的地缘战略就融合了历史渊源、地缘关系、种群共源、文化共性等因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积极参与世界秩序构建的勇气和责任，也将地缘文化战略提到了新的高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缘文化战略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并且中国文化软实力构成中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等国家文化战略资源融合度较低。因此，重塑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的地缘文化战略，对提升中国在国际地缘格局中的地位和战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当前中国地缘文化战略的最佳实践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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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ultural strategy and schema of national security
WEI Wen-ying1， DAI Jun-cheng2， LIU Yu-li3
（1.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 China； 2.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生态环境安全； 经济安全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3-0030-03
截至2006年11月底，中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6 766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全球500强企业已有约480家来华投资兴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就业机会的创造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投资理论分析
现有投资理论没有很好地考虑环境保护问题。现有投资、技术转让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追求狭义的经济比较利益而没有考虑广义的社会生态环境效益，结果是一方通过国际投资获得了利益，另一方付出的生态环境成本很高，很可能大大超过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结果牺牲了可持续发展，其中一些投资理论本身就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该理论被用于解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动机。该理论认为产品生命周期是产品生命运动的普遍现象。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产品阶段，少数在技术上先进的国家首先推出新产品，生产新产品的企业是个垄断者，它在国内生产并满足国内的需要，也有一定量的产品向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相近的国家出口；二是产品成熟阶段，消费者对产品已有较深的了解，需求的价格弹性逐渐增大，同时国内的其他企业开始模仿，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对此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于是，该企业便向国外寻求出路，选择那些经济水平、消费结构类似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三是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完全成熟，生产工艺等已完全标准化，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原投资国又在发展中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其产品被出口到母国［1］。可以说，这一理论也为污染密集产业的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是国内已淘汰、高能耗、高耗原材料、高污染的产业，然后再将干净的产品出口到母国。
（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小岛清认为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而这些产业在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日本转让的多以适用技术为主，符合当地需要，投资也大多采取合资形式，这种投资扩散效应大，不但发展了当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了出口，而且为东道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培训了人才，因此，边际产业扩张对双方均有利的这一理论实质上等于直接主张以直接投资形式转移污染密集产业。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负面影响
（一）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实施“生态侵略”战略
新一轮生态侵略的迫近将使我国环保面临新的威胁。长期以来，一些国家以邻为壑，损害本国管辖范围以外的别国的环境，大肆开发利用别国的自然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和危害环境的工业、设备、产品和有害废物，进行“生态侵略”。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遭受“生态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一般要比发达国家宽松，许多企业为了追求引资数量而置生态环境于不顾，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普遍存在。相比而言，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较高，一些外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逃避母国或第三国严格的环境治理规定，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我国，主要包括化学、能源、橡胶塑料、制药、制革、纺织印染、造纸、建材等行业，给我国环保工作留下新的隐患。
（二）外商投资给我国带来臭氧层损耗物（ODS）的生产和消费转移问题
发达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求很高，环境标准日益提高，环保法规日趋严格，它们根据《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制定了实施条例，逐步停止生产和使用受控物质及其相关产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把受控时间推迟到2010年，这促使部分外商利用时间差将受控物质及相关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我国，以延长其产品的生命周期，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了大量的冰箱生产线，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必须淘汰的生产线。尽管制冷行业和气溶胶行业的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大多数目前已开始注意保护臭氧层问题，有些企业在采用替代品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许多中小外商投资企业对保护臭氧层不重视，措施不力。例如，有不少来自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3期2007年第3期(总第147期)曹秋菊：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研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将ODS生产和消费转移到我国，并集中于清洗、制冷和泡沫行业［2］。
三、外商直接投资恶化我国的生态环境并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影响
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和投资，将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
（一）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一般理论
1.生态环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栖息的家园，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物质承担者。生态环境的影响极为广泛，一旦一国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覆巢无完卵”，失去生存条件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也就是说，生态一旦被破坏，就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大家全是输家。
2.生态危机后果极为严重，相当一些生态过程一旦超过“临界值”将不再逆转，受到人类破坏的大自然的报复往往再也不给人类改正的机会，让后来者没有纠正错误，重新选择的余地，或者要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来进行恢复和治理工作。目前，淮河流域污染治理的费用已远远超过沿岸中小排污企业创造的价值，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
（二）生态环境恶化降低我国经济安全度：实践考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公众环保意识的淡漠，以发展和保护互为条件的理念还没有被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加之西方国家的“生态侵略”，致使资源被掠夺性地开采和破坏，环境严重污染，水土严重流失，一系列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危害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些问题和危害已直接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影响了我国经济安全。
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要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环境为重要的基础条件。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2004》绿皮书，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05%。生态环境破坏给我国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加剧了社会贫困，影响了社会安定，宁夏、内蒙等地沙化严重地区，农民被迫远走他乡。近年来洪涝、干旱、沙尘暴的频繁性，可以说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后果。
四、完善外商直接投资体制维护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对策
生态环境的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存亡。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呼吁全社会重视生态环境安全。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的脆弱性，已经不允许我国走传统的掠夺式的灰色道路，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
1．进一步完善体制政策环境与产业准入政策。通过制定不同行业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强化招商引资的结构导向作用，要通过产业导向等途径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更多地引向需求增长快、生产污染较少的领域。新批工业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均按新的准入标准予以审批，已批项目也要按新的标准要求提出达标的时间表，并对此承诺负有经济责任。内资企业也要按国民待遇的要求逐步与外资企业的标准接轨。不同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公开透明，受到全社会监督；各地招商引资的数量与质量差异，也要受到全社会监督［3］。
2．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法治在促进和保障一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与保护生态环境有关的法规，切实执行《水土保持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法》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资源掠夺、污染转嫁和生态侵略，使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外来生态安全问题通过生态安全评价、预警、生态安全标准等制度得以防范，并依法打击各种破坏资源和环境的违法行为［4］。
3．发展循环经济和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是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根本出路。循环经济是基于生态经济原理和系统集成战略的减物质化经济模式，其“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5］。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中，通过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科技、教育等手段，动员和激励全社会节约和高效利用各种资源，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支撑全社会较高福利水平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
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利用，是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措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面对经济全球化下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转移，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对维护国家资源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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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ward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curity in ChinaCAO Qiuju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Hunan Business College, Changsha，Hunan 410205,China)Abstract： There are some theories on developed countries exporting pollution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called “ecological aggression", by investment. With the deepen of utiliz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es with heavy pollution and high resource consumption were transferred to China vi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ich affected both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curit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olicy system, strengthen legal construction, protect and fath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law, develop cycle economy and construct resourceseconomized society.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国家安全；国内结构；决策机制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1］，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2］。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论文下载。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主权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右派、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主权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结 论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是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加强，国际力量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更深入到国家内部结构，通过国内政治过程与社会结构，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制度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外延在扩大，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在非传统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领域，不仅存在国家间经济安全，而且存在着国内—国际互动过程中的制度安全问题。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受此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面对国际力量与国内社会的双层压力，这严重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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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教育安全；问题；现状；反思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17―04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舶来品，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讲的“安全教育”问题。“安全教育”主要指向于保障生命安全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食品卫生教育，学生校内活动安全教育，防触电、防溺水教育，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劳动及日常生活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而“教育安全”概念倾向于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的意义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边境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且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同时，我国从近代开始频繁借鉴、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对我国本土的教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首先，教育安全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综合能力的竞争，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同时突显出这些核心要素的安全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教育作为文化下属的概念，由此可见教育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安全的研究轨迹
围绕“教育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的仅程方平的《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一书中有涉及教育安全问题；就刊发的期刊文献而言，输人“教育安全”搜索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2001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2篇，刊发教育安全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是教育类刊物，且大多数发表在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
“教育安全”源于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后“教育安全”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教育安全”并非本土概念，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势必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在我国，“教育安全”由程方平在2001年的《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中首次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关注。在教育安全研究中，文献法在研究方法中占了绝对优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各国中包含“教育安全”的法案和报告进行翻译和解读；此后基于对国外“教育安全”解读，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开始深入到本土化的研究，即因地制宜地在我国的教育现状上去构建概念，并通过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安全现状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教育学、国家安全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丰富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相对于思辨色彩较重的文献研究法而言，使用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当前教育安全问题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证并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且使得“教育安全”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一定的突破。
二、教育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教育安全的内容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梭型，即两头尖中间宽。最初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在教育研究上，此后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重心由教育延伸到文化安全，扩充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但也出现了研究无重点、泛泛而谈的局面。此后，程方平、王北生这两位学者从教育的安全功能以及西部开发中的若干教育安全问题将国内研究由狭隘的教育问题探究过渡到深层次、广内涵的教育安全问题研究。教育安全研究又重点聚集在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概念本土化以及我国教育安全现实问题研究上。但对教育安全内涵研究的不清晰、不透彻也阻碍了我国教育安全的后续研究。
由于“教育安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我国学者最初的研究处于引进概念阶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主要落脚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教育的安全功能”等概念的理解变化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在教育安全研究文献中涉及次数最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和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三大方面。
（一）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
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教育安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日本为了应对日趋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在《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中指出：“教育安全意味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2013年5月，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提交20t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教育的不足从四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关系国家安全的学科领域人力资源不足；（2）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面对日益高技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3）公民缺乏全球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公民的全球意识上；（4）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影响国家凝聚力、自信心以及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和意愿。报告还对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三大政策性建议：（1）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提高教育目标，加强教育评估；（2）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3）建立“国家安全准备审核”，使学校和决策者为教育的结果负责，并引起公众关注，建议美国教育部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各州共同建立年度教育审核。
（二）教育安全内涵的研究
就当前国内学者针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而言，可谓“百家之言，各执一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程方平提出教育安全是指涉及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安定正负相关的各级各类的教育问题。程方平指出：“在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类问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其其格从要素涉及的广度上丰富了教育安全的内涵，她指出“教育安全”不是在描述某一专门领域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等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姚淑君认为，教育安全的内涵应该涵盖了教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人们全面宏观的把握教育发展。也有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定义相对简单，例如，殷杰兰认为教育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教育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金孝柏认为，国家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的教育，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和。何伟强指出，国家教育安全指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探讨和尝试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从政治立场来解释教育安全，把教育安全与教育、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则从学科角度去阐释，试图用相关学科涉及的教育安全的问题来诠释教育安全的内涵。虽然学者们对教育安全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给教育安全做界定的着眼点主要落在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对本国教育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与威胁上。王露茜和王凌认为，教育安全指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进行演绎。首先，从整个内涵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安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是政府基于对社会现状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考虑的政策规划，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复合概念。其次，值得我们注意并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是单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对其内涵进行诠释是非常片面及单薄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教育安全”中“安全”的标准进行科学、具体的界定，明确作为对立概念“非安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再次，当讨论“教育安全”内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即必须考虑“教育安全”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每个时间点受到当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内涵变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必须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进行思考，故在界定其内涵时势必要谨慎筛选影响因素，务必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适性。但需要表明的是，当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时应找出一个恰当的时间跳点来阐述其表现的独特性。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论述：“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三）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讨论国家安全视域中的教育安全研究时，需要从教育本身安全、国家内部影响和国家外部影响等三个维度来进行表现及对策研究。通过对“教育安全”的内涵分析可以明确“教育安全”应做以下解读：教育自身发展的安全问题，即从纯理论层次宏观的分析教育在价值取向、目标、内容选择、功能上出现的偏差及问题；教育在我国内部实际发展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影响，在地域问题上触发的安全问题；教育基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受到国家外部施加的影响产生的安全问题。国家外部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视野的开阔使人民意识到自身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外来未经筛选的文化冲击下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意识的侵蚀以及人才的流失上。这样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前面提到的以开放、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教育安全”。由于收集到的文献里面还未涉及教育本身安全的研究，就不在此进行讨论了，但这也说明了国内教育安全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
1.国家内部影响下的教育安全。当下，地域因素成为国家内部教育安全的重要触发点，边境地区的教育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即内源性教育安全问题多发于西部及边境地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显示，受国家内部影响的教育安全是基于地域这个基本面上，叠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叠加性的复合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和何跃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地域性的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论述了由于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及政策扶持的相对滞后导致的教育安全问题。他首先论述了学校教育安全本身的问题，即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落后制约下的教育贫困，并以此为结点致力于研究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措施、政策等预防保障措施及建立公平的教育秩序和环境。以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重要因素，将“人的安全”为研究契合点把整个边境教育安全现状提升为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他描述了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教育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及教育财政投入短缺，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低下，教育教学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没有因地制宜地发挥教育优势。与程方平的宏观视野不同，何跃将教育安全研究聚焦在“国门教育”这个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具体问题上，同时具备地缘文化关系和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这两个显著的表现力。何跃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地图。他指出，在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国门教育（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他指出，当前呈现出我国边境人口向边境国家流动教育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跨境民族在本国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上的模糊，引发边境教育危机，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跨省民族的教育缺失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揭露了我国国门基础教育脆弱的根本原因。
2.国际影响下的教育安全问题。由于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和政策扶持的优先性，整个中东部的人民比较开放，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频繁。外源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蔡宝来在《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中论证了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现代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事业，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强大功能。在国际竞争关系下的教育安全研究把教育视为人才生产产业，主要讨论在全球化市场开放的教育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教育背景下，张进清、米晓东等学者论证了在全球化教育多元交流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文化的侵入和扩张对当前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价值观”的否认，通过以、问题等为借口输出“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意识概念以摧残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优惠高校政策”及“托福”考试等收割我国优秀人才资源。此外，余睿论证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流的扩大，更日益突显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低、师资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国内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激化，引发教育安全问题。
就国际影响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大多数学者在对策方面的提议基本从政府的政策监管、学校本身的自我调节出发，出发点主要落实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三、教育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一）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刊发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纵观刊发的论文便不难发现，至今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这也导致“教育安全”在我国表现出“广”的发展而不是“深”的发展，整个研究处于散乱的状态。在2004年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基本落在将概念引入我国的应用，但在概念还没有清晰界定内涵的前提条件下，有学者陆续着手研究我国教育安全的问题、现状、基础和对策等相关问题，研究范围也扩展到地域性、经济性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我国的安全教育研究出现断片的现状（即在这方面我国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遭遇“瓶颈”现象（由于概念不清晰的局限而陷入泛泛而谈的局面，无法深入研究发展），这也正是2012年有学者陆续回归研究教育安全概念的原因。因此，当前教育安全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明确教育安全的内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育安全研究地域性研究欠缺且比较视野不足
1.教育安全地域性研究欠缺。虽然有学者对云南边境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多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引发教育安全的因素交叉，难以找到切人点进行深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应加大地域性的研究，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或地域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目前，中东部较突出的教育安全问题属于外源性，主要是受国外的文化冲击引发的。而西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地复杂的多民族性、地缘性及经济落后重叠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对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2.缺少比较视野。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东西中部的比较研究，即民族单一区对多民族杂居区、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经济发达区对经济落后区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缺乏国内与国外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解读、引进，缺乏对国外与我国之间的研究比较。
（三）开阔研究视角，促进研究多元发展
如上所述，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视角以教育学为主，国家安全学、市场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偶有所见。换而言之，教育安全的问题研究仅在教育学领域收到较高的关注，在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教育作为一门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每个社会人员息息相关的学科，教育安全作为学科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但从教育功能出发就应被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视角能更加多样化，加大相关学科领域对教育安全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更容易发现教育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以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为例，与一般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区别性。一般性的模式是由于外强内弱，发达国家的社会高速发展及教育跃进给相对发展缓慢的国内社会施加的影响；而在我国边境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上，我国在经济、教育及社会意识整体发展上是相对处于优势状态，但在边境教育不重视、教育投入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安全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效，也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探讨教育安全问题。
（四）拓展研究方法，从“单一”到综合
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在教育安全的研究方法中，文献研究法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虽然文献研究法在前期的应用对“教育安全”概念的引入有巨大贡献，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具有国别差异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单纯的文献法很难定位我国的教育安全内涵及描述和发现问题。且目前仅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引用调查法，并取得具有可信度和代表我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因此，日后的研究应更多地从实践层面去研究，引入叙述研究、扎根理论和教育人类学、社会学等在当下受到高度肯定的研究范式。从我国实际情况中进行自下而上的研究，以期为解决与学校、市场经济挂钩的教育安全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需要强调的是，边境多民族地区作为在教育安全各方面问题都相对突出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特别值得学者沉下去做实证研究。
基于研究核心的确定及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发展，相信通过学者们在元研究和质性研究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和不断探索，我国教育安全的研究会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不断互动之中丰满和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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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全球化时代 国家形象 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16-23
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等手段来调动、挖掘、协调、整合各种战略资源来追求和塑造国家理想形象的科学与艺术。国家形象战略的核心是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属于国家软权力的范畴，是国家的文化表现形态，代表着国家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国家形象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也是其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盛衰都和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密切相关。而现代民族国家也已将在国际社会建设、塑造和推销自身的国家形象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项战略选择。”[1]
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国家形象战略对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突出。“国家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较量，国家形象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变量，它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实现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参与程度以及凭借自身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能力。” [2]国家形象战略不只是对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对国家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因为国家形象的树立对于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意识形态的维护、民族文化的保护、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对于国家安全利益、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维护也有着特殊意义。良好的国家形象在特定条件下既能胜于军事和国防手段来维护传统安全，也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来维护本国的非传统安全。国家形象战略实施与国家利益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家形象战略实施首先是要对战略资源有整体把握；其次要有国家身份的明确定位；再次是确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战略目标――国家利益；最后是综合运用各种有效手段，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战略实施，最终达到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
当今，世界各国都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根据国内外局势来规划和制定国家形象战略，竞相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借助于各种形式、各种途径的国家形象传播，积极进行国际对话，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力求把握机遇，规避风险，寻求利益，谋求发展。那么，国家形象战略对国家利益的实现到底是如何作用的？国家如何制定正确的国家形象战略以最大限度地谋取国家利益？这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本文采纳学术界对国家利益划分常用的方法，分别探讨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关系。
一、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政治利益
国家的政治利益是国家形象战略的政治目标，国家形象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是实现国家形象战略政治目标的基础。国家形象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吸引力，糟糕的国家形象会遭到世界人民的抵触和反对，以至于失去政治独立甚至丧失国家。因此，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有效实现国家的政治利益。
（一）国家形象战略是维护和巩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政治合法性早已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关键术语。起初诸多关于合法性的讨论是就国家内部而言的，而今，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研究越来越多，合法性理论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学分析的重要工具。“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政治权力的体现者也主要是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所以，政治合法性问题反映的是国际社会对一定国家政治权力认同的情况。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就是指一定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权力根据国际社会中一定的标准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3]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对外使用实力、不断地影响他国的行为”的方式已经变得复杂化，不再是单纯停留在追求军事、经济等硬权力上，而是日益增加了对软权力的推崇和重视。作为一种软权力，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拓展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其特点就是排斥暴力，强调非强制性；提倡合作，注重吸引力。而国家形象战略就是在国际竞争中通过国家形象的博弈来提高非强制性的吸引力以维护和拓展国家的政治利益。换言之，国家形象战略所追求的是合法的政治权力。
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是以同意或不反对为特征的，这与国家形象战略所强调的非强制性和吸引力是一致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提高和获取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中进行政治社会化；第二，国家的权力运作适应国际社会中的规则和程序；第三，国家应使自己的政治产品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即增强自己的有效性。[4] 这三种途径与国家形象战略具有一致性。
这是因为：其一，形象好的国家，容易在国际社会中推行本国的意识形态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反之，该国的意识形态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抵触或反对，从而导致合法性危机。另外，国家形象战略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调整、宣传和美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其二，国家形象战略的另一政治手段是在国际机制与规范的博弈中树立良好形象来获取政治利益。原则、规则和程序是国际制度的体现和核心，体现了有关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在多边外交中只有遵循这些规则和程序，才能树立良好形象，从而获得政治合法性。其三，责任外交也是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与政治合法性所要求的“政治产品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有很强的一致性。各国都早已意识到了树立负责任国家形象的政治意义，既维护本国利益，又注重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在环境保护、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明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产品能够满足多数国家的需求，就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二）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赢得国际威望的重要手段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利益的基础，而国际威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国国家政治利益的拓展，国家形象战略的政治目标除了维护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以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赢得国际威望和国际尊重，提高国际地位。
美国学者傅立民认为，“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把国内的道德、知识、科学、艺术、经济或军事等成果向他国投射（project）而获得一种理想的国际形象（foreign image，国家的对外形象）”[5] 。
国际威望是国家政治利益的重要内容，而国际威望的树立和国家形象战略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美国就是由于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导致了国际威望的降低。原因何在？问题不在于它的传播能力和综合实力。根本问题是出在其国家意图和国家行为上。美国对伊战争虽然展示了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权力的强大，但作为软权力的国家形象却一再下滑。美国这种国家形象软实力的“内伤”短期内虽然不会撼动美国霸权，却是对其世界领导地位长期、无形地侵蚀，大大降低了它的国际威望。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与国际威望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发生有损于国家形象的行为，必然会影响到该国的国际威望，动摇其原有的国际地位。所以，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都把国家形象战略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运筹，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合适手段来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增强政治权力，赢得国际威望，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二、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经济利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对内，维护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维护本国领土和领海的资源和能源，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实现国富民强；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应地位，保障对外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关系的稳定发展。”[6]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经济利益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良好的国家形象会增强其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从而提升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国家形象战略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
（一）国家形象战略通过树立国家品牌形象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品牌形象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国家品牌形象指的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国家品牌形象，就是把国家当作产品的品牌来塑造和宣传，它与总体国家形象战略内容是重合的；狭义的国家品牌形象是与国家的知名企业和产品密切相关的。因此，可以把国际公众对某个国家的产品形成的总体印象称为国家品牌形象。
一个国家产品的品牌和国家形象是紧密相连的，换言之，一个国家产品的品牌就代表着该国的国家品牌形象。所以一个国家一旦某一产品在世界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自然会带动国际消费者对这个国家其他产品的接受和认可，从而促进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即使后来有了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如果以前国家品牌形象不理想或很糟糕，产品的出口会受到限制和影响，必然会使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即产品的好坏和服务质量是国家品牌形象树立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国家品牌形象的好坏也影响着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和销售，从而对一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历史和现实证明，国家品牌形象的好坏决定着一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的成败。所以各国政府和企业不惜成本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来宣传和打造国家品牌形象，目的是以此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国家品牌”作为一种公共外交战略，西方国家二、三十年前就使用过。英国品牌专家西蒙•安霍尔特被公认为是推广“国家品牌”的先驱。他把早年为可口可乐和雀巢公司开展全球商业宣传工作的经验运用到一些国家客户身上，帮助其树立“国家品牌”。[7]
如今国家品牌形象的意义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表明，在全球各大国的国家形象中，品牌所占比重在不断加重，其中以日本、德国和美国领先，分别为38.5%、36%和34.3%。[8]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地位，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改变这个国家的国家品牌形象在国际民众心中的印象开始。
（二）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投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虽依然依托于母国，但他们却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采购与销售。对一个国家来说，吸引外资或对外投资能促进其改善经济结构，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投资不仅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变动的助推器，也是国际经济力量新重心出现的催化剂。
国家形象战略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投资环境，又称投资气候。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它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好的投资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外可以增强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对内可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激发创业热情。投资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投资者的信心度；关系着投资是否安全、能否有效运行；关系着资本职能能否充分发挥，资本能否最大限度地增值。因此，投资环境的建设和改善，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创业，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9]
国家形象不仅会影响引进外资的数量，也会影响到外商投资的质量。改善国家形象（尤其是与腐败相关的形象）有利于提高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投资质量也会同步得到提高。最优质的投资通常更愿意投向那些商业环境口碑好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商业环境廉洁、可靠，商业氛围通过法律法规得以规范，而不是依靠严重腐败的人际关系网络。[10]
国家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投资环境的优劣。从物质层面来看，一个自然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的国家肯定在吸引外资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从制度层面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优越，民主法制健全，机构精干，富有效率，社会稳定，这样的国家形象，就有利于打消投资者的疑虑和戒备，必然会带来投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从文化层面来看，如果一国国民普遍受教育水平很高，国民素质得到提升，也就代表了该国高度文明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必定会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因为该国能够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目前，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状况已经成为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方面。良好的国家形象必定会降低投资风险，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促进国家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拓展国家经济活动空间。反过来，通过投资者的成功和亲身体验也必然会促进国际社会对该国国家形象的正向认同，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三、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文化利益
国家文化利益的核心是文化、文化权力或文化软权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视文化为推行国家战略的重要渠道和特殊领域，把思想文化渗透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力量加以利用，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文化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也是国家形象战略的手段。因为，国家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国向国际社会自我价值的展示。国家形象往往是通过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途径塑造和形成的。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为了避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都积极实施文化战略来树立国家文化形象以维护和拓展本国的文化利益。
（一）通过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以提高国家文化的吸引力
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精神体现，直接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和释放影响力。一个国家如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能有助于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驰骋。
通过文化手段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来提高文化吸引力，是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手段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是加强本国文化建设，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政策来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政府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提高民族凝聚力等。对外是加强文化输出，扩大文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它通过三种途径来展示和塑造本国文化形象。第一，政府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政府间签订各项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洽谈文化业务、召集和参与各项国际文化会议等；第二，一国政府面向国际公众展开的文化活动。这个途径主要是借助国际传播手段来完成的，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等传播手段来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以达到树立良好国家文化形象的目的；第三、民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主要指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民众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如学术团体或协会组织的国际会议、比赛、展览，高等学校间组织的学术交流、交换留学生、民众自发组织的国际旅游等等，都属于这一途径。通过本途径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前提是要提高国民的文化道德素质。
（二）通过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来提高国家文化的“免疫力”
一个国家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都是国家文化利益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作为外交手段和工具的作用日益突显，文化的软实力作用是其他力量难以比拟和取代的。从文化手段在外交中运用所产生的效果来看，它既可正向促使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也可反向行使破坏国家间合作和信任；既可用于国内获得民众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支持，也可用于国外腐蚀他国民众的思想。由于文化在数量上的强势与弱势，在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交流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些国家在对外行为中将借助文化优势而对一些文化弱势的国家进行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以使之成为颠覆、侵略、奴役他国的工具。[11]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弱势文化国家竭尽全力保护本土文化，积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强势文化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试图同化弱势文化。目前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已司空见惯。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要避免本国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和侵蚀，保证本国拥有独立完整的文化。文化是一国的根本，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它的强弱关系到一国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精神动力的存亡。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免疫力”，必定会招致被侵害和腐蚀的恶果。如何在国际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发挥优势，立于不败之地，使本国的文化得到很好的维护，是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战略面临的重大课题。
国家文化形象作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展示，其本身就蕴涵着国家的文化实力及“文化免疫力”，形象好的国家必定有着很强的文化实力背景，形象差的国家一般文化实力较弱或者在文化建设方面存在不尽人意之处。可想而知，一个士气涣散缺乏凝聚力的民族、一个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的民族、一个文化产品匮乏和文化产业落后的民族不可能带来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另外，如果一个国家有好的文化形象，那么该国的文化自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被异化和侵蚀的可能性就小，就意味着“文化免疫力”存在。反之，糟糕的国家文化形象必然会给其国家文化带来负面效应，不仅遭到国际社会的拒绝和抵制，而且易被外来文化入侵和同化。
四、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安全利益
安全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其它利益也就无从谈起。在全球化时代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缠绕的背景下，各类国家的安全观念、安全政策以及国际安全体系经历了缓慢却又极其深刻地嬗变。从各国目前奉行的安全观来看，“新安全观”或“新国家安全观”主要涵盖“人类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等内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下降，非传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12]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形象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雷默认为，“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将巨大摩擦产生的成本降低到很小，而负面的国家形象则能使小冲突的成本放大好几倍”[13] 。 总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的非传统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强化并正确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一）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构筑国家间安全互信机制缓解安全困境
国家形象与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在某种条件下国家形象可成为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根源。“国际上的冲突，背后都有一个世界形象的冲突，而大致相近的世界形象则成为沟通合作的基础。”[14] 为什么相近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合作，反之会引发冲突？究其原因就是国家形象对国家间的互信机制有重要影响，它既可能带来友善、亲和、友谊等积极影响促进构筑国家间互信，也可能引发敌意、排斥、竞争等消极影响产生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产生军备竞赛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密不可分。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其他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实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国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和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 [15]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其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如何避免和消除安全困境仍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安全困境是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一种形式，从对囚徒困境的分析中可知，安全困境并不决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经过多次博弈，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如果双方相互信任并进行合作，那么可以采取“次优的战略”从而获得“次优结果”的利益。[16]
如何使第二个国家相信第一个国家，正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与任务。这里存在一个国家形象与国家意图的问题。国际交往中的真理之一是，当你想知道其他国家会采取何种行动时，揣摩对方的利益和真实意图是至关重要的。负面的国家形象不仅难以让其他国家相信你的意图，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它们对你的误解，原本值得赞赏的国家利益也会因为可怕的偏见而变得阴暗。[17]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安全状况息息相关。一个国家判断自己是否安全，一方面是根据本国现有的实力或权力，也就是说本国在国际格局中处于何种地位；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国家的判定，认为某国的权力变化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此国的权力上升是否会对本国构成威胁。这里存在一个关于国家意图判断的问题，“国家的意图就是指一个国家真实的长远战略目标及其实现途径”[18] 。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安全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意图，如果他国的意图是善意的，本国就处在安全状态。如果他国的意图是邪恶的，本国就会面临威胁。那么，如何判断他国的国家意图？理想的答案之一就是国家形象，因为，从国家形象自然而然就能推断出国家意图。由以上推论可以确信，国家形象战略对增进互信和消除安全困境有着重要意义。
（二）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相辅相成
国家安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经典现实主义安全理论阶段，二是新现实主义安全理论阶段，三是后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阶段。学者们称后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理论。[19]
目前，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还存有争议。较普遍的看法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与传统安全相对应的一个领域，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国家和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比如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有组织犯罪、走私和买卖、计算机‘黑客’袭击、形形的海上危机事态（油轮泄露和海盗行为等等）、艾滋病和‘非典’等严重传染病的阴影，等等”[20] 。
非传统安全理论体现了人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全新认识，与传统的安全理论相比，其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安全主体多元化；第二，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丰富化；第三，国家安全的威胁多样化；第四，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复合化；第五，安全的整体性（或不可分割性）突出化。
之所以说国家形象战略与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相辅相成，是因为，首先，国家形象本身就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国家形象是国家安全利益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安全在国家安全利益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国家形象的好与坏会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对方眼中的形象就影响了各方对外政策的制定，从而造成双方长期的相互威胁。又如冷战后西方国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歪曲，大肆宣传各种版本的“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利益。
其次，国家形象也是影响其他非传统安全利益的重要变量，如果国家形象受损或被诋毁，国家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等就会受到连带性的威胁。例如，国家形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国家产品的品牌和国家投资环境，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甚至会增加金融风险。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很多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国家形象（尤其是与腐败和稳定性相关的形象）与过去近百年发生的货币危机之间有很大的联系。另外，银行危机也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21]又如，如果国家形象不佳，必定要影响到该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从而使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再次，国家形象战略所涉及的领域大部分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从国家形象战略所涉及的领域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强调的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科技等内容是一致的。从国家形象战略的手段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强调和追求的以合作、对话、协商等渠道来实现安全也有相似性。从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追求的本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目标也有很强的一致性。
总之，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形象成为极重要的国际关系博弈的变量，国家形象战略无疑也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注释：
[1] 吴友富：“构建中国国家品牌形象”，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30日。
[2] 傅新：“综合安全与国家形象”，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
[3] 周丕启：“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3期。
[4] 同上。
[5] Chas. W. Freeman, Jr., Arts of Power: Statecraft and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7, P. 41.转引自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6]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7] 杨晴川：“前版批评后版表扬，美报纸大做国家形象广告”，省略/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582，中国公关网，2007年8月28日。
[8]“中国民族品牌哪里去了”，载《环球时报》，2007年8月27日。
[9] 唐恬恬：“中芬投资环境的比较分析”，载《中国锰业》2007年第1期。
[10]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11] 张骥等：《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12]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301页。
[13]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25页。
[14] 张剑荆：《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对力量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15] [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6] 同上，第19-21页。
[17]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35页。
[18] 王学东：“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
[19] 黄金元：《全球化时代大国的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248页。
[20]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第286页。
[21]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32―33页。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国家安全；国内结构；决策机制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1］，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2］。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国家安全中的国际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影响国家安全的途径，以期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得到全面理解，并开拓经济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结论
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是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加强，国际力量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更深入到国家内部结构，通过国内政治过程与社会结构，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制度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外延在扩大，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在非传统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领域，不仅存在国家间经济安全，而且存在着国内—国际互动过程中的制度安全问题。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受此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面对国际力量与国内社会的双层压力，这严重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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