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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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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第1篇

四川读者:刘树义

刘树义同志:

您好!纵观党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可以说,1978年以来的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一座改革的历史坐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会议决定全面拨乱反正,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事业的起点。

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十三届三中全会(1988年9月26―30日):全会要求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1―14日):会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8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即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以及法制建设。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十五届三中全会(1998年10月12―14日):会议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1月11―14日):会议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被称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决定》提出了10个方面的内容: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并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规范市场秩序、转变政府职能、金融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社保体系、深化科教文卫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第2篇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方向 注意事项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

1992年初邓小平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出清晰的理论诠释。同年10月,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和培育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基本框架,强调五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至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方向、进入了新阶段,翻开了新的历史。

二、改革目标已确立,为何还要讨论方向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信徒过于夸大市场经济的作用,把改革开放的成就都归功于市场经济,唯“市场”是瞻,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极尽能事鼓吹私有化,神话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抵制国家调控和政府计划,这种“私有经济主体论”改革思潮在党的十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后势头愈发迅猛。所以,当下有必要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问题,以便做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工作。实质上,“私有经济主体论”思潮反映的是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道路、两个前途之争:一条是在新自由主义等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导引下全面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条则是在社会自我完善和发展理念指导下牢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三、准确把握经济体制改革方向要注意什么?

(一)肯定历史成就和已有成果,增强制度自信

中国外汇储备1978年仅居世界第38位,而从2006年起已位居世界第一;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1978年仅居世界第29位,而到2009年已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2位;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实行以来,中国经济奇迹般地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给人民带来了福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看到并肯定的事实,而部分学者却被任何发展模式都跨越不了的发展阶段性缺陷所蒙蔽,认为改革已经停止,甚至面临崩溃,需要推倒重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进行激进式变革,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和已有成果,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抵制西方“普世价值”篡改改革目标

从改革开放初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停止过对我国私有制意识形态灌输和输出的步伐,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鱼得水”、大放异彩,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更是抓住这一“契机”,大做文章,篡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大肆宣传私有化和自由化,认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只有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私有化才能真正实现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完全接轨。西方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非什么“普世价值”,它否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法立足。正确把握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需要有意识地辨别、排斥和纠正西方“普世价值”,推动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共同富裕等制度和理念的深入人心。

(三)正视问题和矛盾,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报告在表述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并没有回避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坚定地要求我们不断寻求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良方,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相关体制机制。诚然,现有的经济体制还存在很多弊端,而这些弊端恰恰成为新自由主义者攻击的对象和手段。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贫富差距扩大、腐败屡禁不止等问题,一方面是市场化不足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是泛市场化的原因,还有相关法律、法规缺失和不完的善原因,等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可谓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必须得分清好坏,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对于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职能不到位等问题,我们可以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而对于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比如贫富差距、经济波动等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完善的国家都难以克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盲目地寄希望于市场化改革,我们只有深刻认识这些问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才能从根本上治愈这些痼疾,否则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2]王新建,张启鹏,程永康,包容性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辨正[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08)

[3]2010中国统计摘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200

第3篇

关键词:邓小平;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此,本文拟借鉴制度变迁理论,总结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经验,以形成对邓小平制度变迁理论的初步认识和总结。

一、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意识形态与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作为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从共有信念上规定了社会主体实施制度创新的行动域。意识形态预先设定了制度安排模式、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使未来制度安排以某种“先验”的形式存在着。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就意味着某种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在人们之间确立起来了,新的制度安排也就会沿着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被创设出来。

邓小平在领导和设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始终重视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并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从而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为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共有信念。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每一次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都是首先由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而开启和推动的。这些理论创新和突破成为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邓小平制度变迁的理论创新和共有信念的形成,是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首先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的理论创新。针对“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思想路线,为随后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从思想路线上作了准备。

其次,转变党和国家政治路线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政治路线的纠偏和工作重心的转向,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为中国随后的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方向。

再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创新。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铺开和改革开放的推进,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它不再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商品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属性。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

最后,市场经济“手段论”理论创新。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这一精辟论断,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

这些理论突破和创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中国社会共识。它预设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取向。

二、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

随着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突破和理论的不断创新,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取向改革目标模式认识逐渐明晰化。市场化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体制模式。它突破了把市场和计划完全对立的传统计划体制,开始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为市场化取向改革开辟了道路。(2)“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模式。它把商品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种“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其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须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著名论断,澄清了人们的各种疑虑。党的十四大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最终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邓小平提出市场化改革模式,首先在于他科学地区分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左”的思想倾向,曾经把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混为一谈,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时,要么是把改革体制误认为是改变基本制度,反对对体制作任何改革;要么是把体制的改革变成对根本制度的变革,使改革变成“改向”。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随后,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2]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作为具体的运行体制,并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性属性,而只具有体制性属性。这种认识上的突破,是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制度变迁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就其引起的体制变革、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刻性、广泛性和持久性而言,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但这场革命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原则下进行,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首先,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具有革命性的变革,它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补。它要从根本上变革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实现制度创新,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革制和其他方面体制。因此,从制度变迁的广度来讲,“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2]从制度变迁的深度来讲,改革是要彻底破除旧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补。这种脱胎换骨式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将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将会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因为,改革同革命一样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显然,改革和革命在这里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2] 转贴于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是一场革命,主要是从体制变革、制度创新和生产力的解放而言,而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改革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3]

其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作为一场革命性的制度变迁,并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2)改革是通过变革具体体制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要通过变革社会主义具体体制来实现。他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2]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但是,“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因此,必须对体制进行创新和变革。通过对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区分,邓小平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具体化为生产力与具体体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解决这一基本矛盾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改革的对象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这意味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已明晰化。“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四、制度变迁的方式: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

制度变迁和改革如何进行呢?经济学者们把转型国家的改革分为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具有渐进式的特征。渐进改革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进行边际调整。与激进式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的理想化的设计方案不同,渐进式改革在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设计方案,而是采取允许“试错”的方式,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即“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指出,对改革要“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2]

之所以选择渐进式制度变迁,主要是因为:(1)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存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2)制度变迁和体制改革实质是人们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会触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而面临各种阻力,必须充分考虑改革的力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从而使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渐进式调整;(3)人的理性有限性,人们不可能在改革之初就能完全掌握改革全过程出现的各种情形,因而不可能制定一个理想化的完整方案,而只能选择渐进的方式。邓小平指出:“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面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4]总之,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必然要求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

因此,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就是按照“先易后难”的图式展开:(1)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取得经验以后,转入城市。“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入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要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2](2)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改革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在改革之初,首先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改革,然后是承包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股权多元化,从而逐步调整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3)从打破平均主义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改革之初首先打破平均主义,确立按劳分配制度,并随着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出现而逐渐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并且到目前为止改革的中心任务和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从而保持了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有利于防止因改革而引发的社会失控,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并不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实际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有序地推开,比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行政分权等。

五、制度变迁的目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技术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能实现经济增长。无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都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的。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时指出,改革就是革除传统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制,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发展生产力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2]

然而,由于建国后很长时间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准确的认识,加上“左”的路线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并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1978年10月,邓小平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是一场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这里,邓小平开始提出要通过变革经济体制来发展生产力。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2]

当然,改革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 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即是说,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006.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0-373.

第4篇

关键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以人文本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0-01

一、经济制度改革回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大会确定了调整、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迄今为止,这场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一1984年)为改革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是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成功的一个举措。

第二阶段(1984一1991年)为改革的发展阶段。该阶段把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

第三阶段(1992一至今)为改革的深化阶段。在总结了十几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终于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全面配套的阶段。

二、经济制度改革的意义

1978年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正确认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深刻认识原有体制弊端的基础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抓住旧的经济体制中的症结,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部分,改变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环节和部分,建立起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贫富差距扩大。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直接影响是贫富差距扩大,这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存在贫富差距问题。报告称:“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高达50%。”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二者的关系十分关注。他们观察到,中国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力度很大,取得很大成功,但在政治体制方面却力度不大。美国学者利茨坦斯丁观察到,中国是经济改革大大超前于政治改革。他提出要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平衡。

3.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滑坡。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之际,都必然带来价值观的转变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把国外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的消极思想引入中国,给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巨大的冲击和震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价值体系的巨大混乱和价值观的多元化。

四、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1.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

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绩, 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因此应予以高度重视,但不能否定市场经济改革选择的方向。

2.深化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改革

作为计划经济的遗产,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不仅在基础产业、公用事业普遍存在,而且在不少竞争性行业也大量存在。行政性垄断是权力直接进入市场,不仅难以通过市场力量来打破,而且往往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对行政垄断企业的评价、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机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规划和完善。

3.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

经济转轨必然会引起社会利益结构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分化和整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形成合理和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避免抑制和划界社会利益关系方面的过度失衡和矛盾,当前应特别强调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发展和完善社会自治、民间救助和慈善团体,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

4.在宪法框架内稳步推进政治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和环节,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政治改革是应按照宪法精神和框架稳步、有序地进行。中国改革已进入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后期,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诉求需要新的整合机制,社会要求新的基本价值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对政府权力与责任的有效监督,以人民产权保护为基础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证,正在成为起动政治改革的基本内容。政府体制改革在宪法和法制框架内,逐步展开,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完善,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体制保障。

5.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建立法制的市场经济前提下,造就每一个人都能全面发展的体制环境。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就是要坚持为经济主体和广大人民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要强调对结果不平等进行校正和分配调节,使广大社会成员能普遍享受改革的成果。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改革观。

参考文献:

[1]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江佐中.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3]刘伟.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产权制度解释[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4]宋德勇.经济转型问题研究[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5]谷书堂.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1).

第5篇

他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对传统经济体制及经济理论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末,董辅礻乃对传统经济体制及经济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传统国家所有制的批判。1979年1月发表的论文《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中,董辅礻乃指出传统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四大弊端:(1)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难以实行独立自主经营;(2)国家行政组织直接指挥企业的经营活动,以政代企,容易产生;(3)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只对上级机构负责,往往不关心行政指令的经济合理性;(4)企业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劳动者不能从经济利益上关心本企业的经营状况。

董辅礻乃还指出农村集体经济采取“政社合一”的所有制形式,使集体经济从属于国家的行政组织,具有变相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特点。

二、关于所有制改革。董辅礻乃认为,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内容,不改革所有制,经济体制各方面的改革都不可能成功。国家所有制形式本身是排斥商品生产的,国家所有制使国有企业不能成为独立经营的商品生产者,不能自负盈亏 ,患有预算软约束的先天痼疾。

董辅礻乃在《再论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1985)等论文中指出,有些人主张扩大企业自,只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式,不改变全民所有制,赞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改革,只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经营方式,不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以为变革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不愿意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触及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出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改革视而不见,这种认识对改革的深入进行是不利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变革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是不必讳言的。

三、关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改革一开始,董辅礻乃就主张废除指令性计划,指出指令性计划体制存在严重缺陷,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标榜的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功能。

董辅礻乃主张彻底否定指令性计划,不同意当时占有主导地位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等提法,也反对把双重体制的并存作为改革的目标,明确指出资源配置只能由一个机制即市场机制来全面调节,在市场经济中起作用的指导性计划已不是传统意义的计划,而是以市场为基础,以市场为中介,对市场的一些不足及失效起补充和纠正作用。

第6篇

鉴于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文化体制改革,我们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就应当在理清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中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提高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未来的中国文化建设提供现实指导。

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早期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体制是在参照苏联模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基础上确立的。从新中国建立到“”前的 17 年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确立,为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 17 年,文化建设虽然存在着一些短时期的错误和缺点,但“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2]。

1966 年开始的“”使文化领域成为重灾区。以、为首的权力集团首先从文化艺术领域着手,全面否定了建国 17 年来的文化成就和党的文艺革命传统,迫害了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使中国的文艺园地一片凋零,只存有几个革命的“样板戏”。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文化体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发展基础上奠定的,是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虽曾为建国初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初步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但它毕竟是一种不成熟的文化体制,带有很大的探索性质,随着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必定要进行相应改革。

二、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过程

伴随着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适应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新时期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基本前提下,对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得到了一定的教训。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初步发展

1978 年至 1992 年,文化体制改革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展而进行的,主要是对传统高度集中计划体制下的文化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探索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新机制。在 1979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指出“: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衙门作风必须抛弃。”[3](P213)这就为新时期的文化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1983 年 6 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要有领导有步骤的推行文化体制改革,正式揭开了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1985 年 4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分别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提出合理调整布局结构,精简人员编制,改革领导和管理体制,加紧培养艺术人才等改革设想。1986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深刻阐明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对推动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1988 年 5 月,全国文化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实行“双轨制”改革。[4](P291)1988 年 9月,国务院转发了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在这两个文件精神指导下,经过改革,我国的艺术表演团体逐步打破了旧体制的模式,由计划体制下国家统包统管的形式逐渐向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各种不同的经营管理方式转变;布局不合理和队伍偏大的状况在总体上也有所改变。1989 年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双轨制”运行机制,既要扶植全民所有制艺术团体,也要扶植多种所有制艺术团体。这一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对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的摸索,主要模仿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改革措施,以调动文化单位发展的积极性,但还没有彻底清除实质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力推进阶段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召开前,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认清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1992 年 10 月,随着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推进。1993 年 9 月,文化部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对文艺表演团体进行了以调整布局结构、搞活内部经营机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1996 年 10 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建议》,针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方针和任务,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1997 年 1 月,中共中央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针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做出了新的部署,指出文艺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起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遵循文艺发展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中共十五大后,文化体制改革继续大力推进。1997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5](P35)1999 年 3 月,文化部制定的《文化部文化立法纲要》调整了文化行政部门与文化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内部管理改为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外部管理。2000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标志着我国在文化体制改革认识上的重大突破。2000 年 10 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要求完善我国文化产业市场的规范与管理,这对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具有决定性作用。2001 年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总结了前些年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对今后继续深化改革的新思路,即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 5 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

(三)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阶段

进入 21 世纪,我国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2002 年中共十六大后,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程明显加快,各项试点工作顺利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200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6](P32)。2003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确定北京、重庆、广东、深圳等 9 个省市和 39 个宣传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并随后在全国推广。2003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大国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投入,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2004 年9 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命题,反映了中共对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2004 年 10 月,文化部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提出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制度,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进入的文化产业领域,大力营造非公有制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200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和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文化企业改革、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整、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总体要求;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文化领域宏观管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7](P125-137)这是指导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2006 年 3 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扩大改革试点范围,极大促进了新时期文化事业的大发展。2007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提出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新阶段。

三、对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深化过程的认识和启示

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体制改革,可以分为早期文化体制确立和文化体制改革展开与深化两大阶段。其中,改革开放后的文化体制改革又可以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为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20 年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被动式”文化体制改革阶段和新世纪“主动式”文化体制改革阶段。从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相当宏大的系统工程。搞好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准确把握改革的基本原则,遵循科学的思路,进行精心的运作,才能真正收到成效。

首先,必须坚持和巩固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文化体制改革都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利于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市场经济取向与坚持党的领导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决不能削弱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无论文化体制改革怎样改,正确的舆论导向绝对不能变。

其次,必须坚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改革过程中,必须树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发展观,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认真总结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改革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多种形式的探索和试验。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整合文化资源、文化队伍、文化力量,建立适应新的形势任务要求的文化体制。

第7篇

论文关键词:唯物史观;经济体制改革;宪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般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到深层、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变迁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流转制度的人宪到所有制改革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人宪。从市场导向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宪到收入分配改革与分配制度的人宪都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纵观这一历史进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从唯物史观角度研究总结我国经济改革成果人宪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更好地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修订的关系。

一、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恢宏磅礴的全社会参与的实践活动.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人宪体现了宪法的修订,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2O世纪7O年代末,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在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点燃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火,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很快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同样地,乡镇企业主要从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中生长出来,市场经济在经济特区试验开路.温州人民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创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改革试验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对这些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最终确认.体现了宪法对这种创造精神的尊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我们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总是满怀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历史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的,人民群众是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才能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不断获得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动力;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才能不断获得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思路与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二、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通过量变到质变,叉从质变到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遵循了这一辩证法则。我国从改革一开始走的就是“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渐进,即先确定一个基本取向和大致思路,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推进且可以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而核心、由局部到全国,根据条件和可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逐步推进。具体地说,我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放权后改制、先双轨后并轨、先试点后推广、先探索后规范、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先局部开放后全方位开放等方式进行。实践表明。渐进式改革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对改革实践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和降低改革风险,有利于在改革的同时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条低成本、震动小而成效较大的成功之路。

我国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入宪法,也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的。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实践中某一体制发展完善了,时机成熟了才把其写人宪法.赋予其宪法地位,并不断修订完善。如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宪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订完善的。再如: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从l982年宪法规定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合法范围内存在与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再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法律范围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渐进式的特点。

三、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识我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地去改造世界。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国情是客观存在.第一性的东西,国策和宪法,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国情的反映。国情决定国策、宪法,国策和宪法要符合国情。党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充分体现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能够人宪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国宪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党中央果断地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其后,1982年宪法和l988年修正案也随即将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了进去。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观点,由此推动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统一了全党认识。最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其写入。2O世纪9O年代中期,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展开了。这次思想解放.丰富了我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内涵的认识。明确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等方面;创新了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明确了股份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93年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都对这些思想结晶进行了确认。进入新世纪。围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解放方兴未艾,这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宪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

四、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第8篇

论经济学的范畴。但是与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不同,改革理论并不是以解释世界为目的

的实证性理论,而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己任的规范性理论。所谓经

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现实服务等说法,都反映了改革理

论的这种性质。

   

一、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特点和发展概述

    改革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实践性

    尽管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是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非常紧密的

互动关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方面,理论研究的问题来自

改革实践,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答的认识和理论性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改革的不

断深化,理论的兴奋点也随之迅速转移,而相关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往往就

会被人们所忽视,较少受到研究者继续关注。另一方面,改革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为改

革实践开拓出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推动和引导着改革实践不断地向前发展。在一定意

义上可以说,经济改革理论是经济改革本身的一个构成因素,是改革中的一种现实力

量。因为,改革固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但又不仅仅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

而且还是社会意识和理论观念的一场革命。人们对待改革的态度通常首先是由利益关

系所决定的,但是又不仅仅受其自身利益所决定,而且还要取决于人们对改革措施是

否符合社会公正的价值判断。这就是说,包括社会公正在内的某些基本价值,即意识

形态,是决定公众是否支持改革的一个变量,而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的发展变化,则

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改革理论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与政治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密切联系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指导思想

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观

念。政治经济学因此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对象,它同时具有了政策制定的观念和理

论依据、对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的手段等多重功能。因此,任何理论上的真正突破都

不可能光靠学者的研究工作就能实现,而是要得到政治权威的肯定才能最终完成。然

而,这决不意味着经济理论只是政治的奴仆和附庸,因为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和变化,

又需要理论研究加以论证才能获得观念上的合法性。因此,经济理论特别是改革理论

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有其独立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

济的矛盾和弊端诚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人们虽然能够感受到却不能深刻地理

解,只有经过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将其清楚地揭示出来以后,人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它

。而且,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具体办法,即改革的方向和方案,更是需要通过艰苦的研

究和探索才能发现或者设计出来。政治经济学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给改革理

论增添了特殊的困难。一个经济学家进行改革理论的探讨和创新,往往要承担政治上

的风险,越是在改革的早期阶段,这种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困难和风险也就越大。因

此我们认为,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地越过许多激流和险滩,比

较平稳顺利地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取得今天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学家特别

是其中那些先驱者和一些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功不可没,应当和政治家的英明决策一样

彪炳史册。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历史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政

治报告确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别是三座里程碑,标志着中

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

革道路确认阶段、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阶段。而改革理论的发展,情况则要复杂的多

。按照思维的逻辑顺序,改革理论需要依次研究和说明改革的必要性、界定改革的范

围和性质、确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制定改革的战略和基本策略,这些问题之间是一

种逐层递进的关系。但是,中国的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实践的迅

速发展和决策的迫切需要,对于上述重大原则问题的理论研究,根本来不及分层次解

决,就在多条线索上同时展开,交错进行。改革理论研究一方面由于受到实践发展的

影响和制约,在各个阶段分别有不同的重心;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的探索

和争论在时间上的延伸,都超出了相应的改革阶段,并且存在着反复的现象,因此改

革理论很难从时间上划出清晰而截然的发展阶段。

    综观25年改革理论的发展,总体上,是沿着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新认识这条

基本线索展开和逐步推进的(注:邓小平多次强调:“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也要解放思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

版社1994年第2版,第312页)。“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

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

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

文选》第3卷,第137页)。),是一个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逐步突破和不断扬弃的过

程,同时也是一个对市场经济重新理解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把生产资料公有

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基本特征,也即社会主义的制度

属性。在改革的初期,理论界首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形式和体制模式的角度,对

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的讨论和重新评价,得出了社会

主义也是商品经济的结论,接着又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从而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彻底摒弃。对于公有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虽然没

有像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争论那么集中,但是却贯穿在改革和转型的全过程。这方

面的理论突破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

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提出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混合经济,重新定义了社会

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否定了企业的国有国营形式,提

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三是把所有

制关系的研究深入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首先提出了两权分离,进而引入了西方

经济学关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在收入分配领域,一是克服了过去长

期存在的以按劳分配形式表现的平均主义观念,开始注重效率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间的

关系问题。二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肯定了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注:谷书堂

教授首先提出了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观点。见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

版社1988年版;又发表在《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在

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

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

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改革理论的发展沿着时间顺序又可以梳理出四条具体的线索,本文在以下各节分别加

以论述。

   

二、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

    在改革启动与程序设定阶段,改革理论首要的任务是要解决改革的“合法性”问

题(注:改革“合法性”问题是周振华首先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见周振华:《体制变

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因为改革是对原有制度结构和秩序的颠覆性改变,如果不能得到社会主流观念

的认可或者足够强大的支持,就会处于“非法”状态无法启动。解决改革“合法性”

问题,就是要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理论证明,对改革的性质和对象范围做出

科学界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探索和设定,从而造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舆论氛

围。

    在我国,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的理论探讨,最初采取了对价值规律作用问题

探讨的形式。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文章:《按客观经济规律

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此为开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小高潮,其中的要害则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对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既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延续,又是改革理

论探索的先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规律是一个与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

相联系的范畴,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异质因素。所以,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作用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对价值规律的理解问题。价值规律问题的背后涉及的

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是坚持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革命性

改造的争论。

    自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我国学者关于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的理论争

论,持续的时间最久,发表的论著也最多[1](p.417)。早在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

就对价值规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提出了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即

价值决定,就是价值规律;时间节约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并且是“社会主义社会价

值规律问题的核心”[2];因此,价值规律不仅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发挥作用,而

且还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等观点[3]。70年代末期,孙冶方

坚持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4]。当时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对

其理论的评价上。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讨论的核心,则是价值规律与计

划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是否起调节作用。这一时期一般都是强

调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一致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1979年4月在无锡举行的社

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理论讨论会以后,多数人在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

同时,也都承认了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起调节作用。

    对于改革性质和对象范围的界定,最初的提法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或“国民

经济管理体制”,1980年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经济体制”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是理

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因为国务院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为国家直接领导改革的专

门机构,人们也就开始用“经济体制”这个简化的词语替代原先冗长的提法。然而这

种不经意间的演化,却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规律性。经济体制

作为与经济制度或者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的概念,最初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制

度、原则和方式等等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5](pp.278~279)。

它反映出当时中国改革目标的有限性,同时明确表达了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在文革十年动乱之

后,人心思变,具有很强的改革动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要求维护传统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给改革划定严格范围,设置禁区的强大势力。所以,在1978年底做出改革的

决定之后,便于1979年3月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凡是涉及到所有制

结构调整或所有制形式变化的重大改革,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济特区、股份制等

等,都会遇到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异常激烈的争论。所以有人认为,改革一方

面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是前进,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调整的角度看则是“退却”,

因此在提出改革前进目标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划定了退却的“底线”[6]。由于经济

体制是一个新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完全确定,这就为各种社会力量、各种观点

提供了一个可以展开重复博弈的概念框架。随着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体制的涵义演化和

范围的扩大(注:周冰:“经济体制是一个经济机体为了配置资源和对其成员分配利

益所必然具有的、组织协调内部各种经济要素和全部经济活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改革

也就逐步向前推进和深化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被普遍使用,反映出中国的改革和改

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渐进式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改革理论的第一个重要突破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它为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也为改革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不能相容的。斯大林根据苏联计划经济的

实践提出,由于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中还保留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但它是特殊的商品,仅存在于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生产资料便

不是商品,仅在形式上保留着商品的“外壳”[7](p.578)。中国自50年代起到文革

前,尽管有少数人提出过一些有独立见解的看法,但是斯大林的影响还是起着支配作

用。

    从1979年开始到80年代初,许多学者都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

,或者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观点(注

:1979年,谷书堂、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陕西人民出版

社1979年版)中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这虽然与传统

理论发生了尖锐冲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初步论证。1982年初,一位领导人发

表谈话,强调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后的两年中,社会主义经济是商

品经济的观点受到了指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学术界仍然有人

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8],肯定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

征[9],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10][11]。到1984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

经济的观点重新得到较多经济学家的肯定。直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才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作为一

种社会观念的根本转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才完成。1990年,谷书堂和常修

泽发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纲》,可以看作是为这个过程最终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

(注:在1989年反“自由化”以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一时又成了理论上的禁忌。

谷书堂和常修泽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1990年第9期。)。

    到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

。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是在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人们从当时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出发

,对计划和市场关系深入探索的一种倾向性、过渡性的理论形态。由于国有经济体制

内的改革没有重大举措,而农村包产到户后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支撑了国民经济

的高速增长,在改革实践的推动和借鉴国外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双重作

用下,相当一批改革经济学家超越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主张市场取向

的改革。相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而言,它更突出市场、市场调节、市场机制在社

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大量的经济活动应该由市场来引导,肯定生产要素

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这一过渡性改革理论为深化改革指出了方向,也为改革

突破传统思维定式,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设计改革目标迈出了第一步[12](p.45)。

    随着改革开放,学术上的封闭状态也开始改变,东欧改革经济学著作被大量翻译

介绍进来,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被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代

替。在改革启动和程序设定阶段,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同样的起伏和曲折过程。1979年无锡会议后,多数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利用

市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提出国民经济管理实行指令性计

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形式结合。理论研究和争论的重心转移到市场与计划

结合的方式和如何看待指令性计划两个问题上。1984年前后,随着比较经济学的引入

,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体制模式,把改革划分成宏观调控、市

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以市场取向的改革理论为基

础,1987年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

社会的”,提出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它距离确认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即将要迈出的这一步又是非常的艰难。1989

年政治风波后,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

,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观点展开批判。但是,薛暮桥、吴敬琏等人依然坚定地坚持市场

取向的改革主张,与攻击改革路线的言论坚决进行抗争[13](p.125)。1991年,吴

敬琏和刘吉瑞出版了《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

和主张。改革实践的效果对改革理论的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到1991年,“以计划经

济为主”的理论已经没有多少追随者了,但是经济理论的突破还需要通过政治程序来

完成。1992年1月和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公开发表,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热烈响应,这才将阻拦改革继续前进的意识形态障碍最终清除掉。1992年10月,中

共十四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探索和反复激烈的争论,中国经济改革

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确立起来了。

   

三、中国改革道路的探索:双轨制与过渡性制度安排

    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全面展开,中国改革进

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确立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理论

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改革战略的选择问题,其中除了上一节已经论述过的改革目标模式

的探索之外,主要包括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策略和主要步骤等问题的选择和设计。

改革实践呼唤着新的经济理论,改革也为理论探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一时期,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对社会主义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须进行革命性

的根本改造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虽然继续固守僵化的传统观念公开反对改革

的言论基本上听不到了,但是在对改革本身的理解,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上,存

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在改革

启动阶段,政治决策者事实上设定了渐进式的“改革程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

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践先行的探索策略对改革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理论

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围绕着改革战略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的不同流派[12]

。不同改革理论流派的争论集中在改革的主线或“突破口”的选择问题上,形成了不

同的改革理论。

    中国学者是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向国外各种经济理论进行学习、借鉴、吸收和

应用的。受西方经济学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经济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

期,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两个比较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理论派别:一个是以吴敬琏为代

表的“协调改革派”。它是在继承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等人批判传统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无流通论”[14]和薛暮桥等人强调以流通领域的改革为重点[15]

[16],主要吸取新古典经济学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提出

“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战略上积极提倡企业、市场、宏观调控

三方面改革的大配套。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认为当务之急是以

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尽快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机制,避免双重体制久

拖不决的局面[17][18]。另一个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提出了企业改革

主线论的主张。厉以宁的理论主要是在吸收了国外非均衡经济学包括科尔内的短缺经

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厉以宁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状态下,要使市

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以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改革的主线应

当是通过股份制道路来构造新的企业制度,重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关系[19][20]

[21]。这两种改革理论和思路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都没有被中国改革

的实践所接受。在依旧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政经学的传统语境提出的其他改革思路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琢提出的以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宏观先改的思路[22][2

3][24],但也没有成为改革实践的指导思想。总之,在中国比较激进的和试图寻找单

一改革主线或突破口的各种改革思路,不论是以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也不论

产生了多大影响,最终都没有能够成为指导改革实践的济世良方。

    以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为主要代表,在他们周围聚集的中国社科院的一批著

名学者,提出采取“渐进式”加“小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25],实行企业改革

和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双向协同”[26](pp.58~69)。他们改革理论的鲜明特色是

把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结合起来,主张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模式转换

“双向协同”[27]。他们认为,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和改革策略时,既要考虑

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换,又要考虑保持经济运行过程的连续性和不同体制模式

之间的继承性[28](p.46),并且应当以实例研究为背景,从中汲取营养[27](pp.6

1~62)。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改革只能逐步进行,在近期内采取“改良模

式”来过渡是必要的。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既有其客观

的必然性,也是应当采取的战略选择,并不是主观决策的失误[27](pp.29~30,pp.

406~411)。他们的理论和对策选择,以稳健务实的风格见长,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

响,许多同中央的经济政策抉择相一致,有的已经直接转化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政策。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其中生产资料

价格双轨制是一个关键。80年代中期,改革全面启动之后,价格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

制改革和理论争论的焦点。计划价格和指令性计划、实物分配是行政计划体制管理经

济的三位一体的手段。由于国家统一制定的计划价格长期固定,形成了严重的扭曲。

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计划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甚至也不能

体现国家的政策,因此改革势在必行。从体制转型的角度来看,价格是市场机制配置

资源的枢纽,因此价格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调节转变的一个关键。

    当时,为要进行价格改革而进行了理论价格的测算,学术界曾就社会主义经济中

价格形成的基础展开了热烈的理论讨论。这在当时从劳动价值论和计划管理的思维出

发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成

果[29](p.276)。原因在于计划价格结构扭曲的问题,虽然表面上是价格体系不合

理,而根子则是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因此不改革国家用行政方式垄断定价的价格管

理体制,由企业和消费者自主决策和自发形成价格,价格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当时,一方面,找不到一种有充分解释力和科学依据的理论价格的计算方法,因此只

能是根据现实情况对矛盾特别突出的问题分系列分别处理。另一方面,由于价格调整

涉及到广泛的利益补偿问题,财政的承受能力在事实上成为制约价格改革的决定因素

。而当财政拿不出钱时,价格改革就难以进行。巨大的改革成本使这种以“调”为主

的改革方式遇到了死结。俄罗斯正是在前苏联几次价格改革失败之后,才转而接受“

大爆炸”的全面自由化改革的。中国之所以能在价格领域走出渐进式改革的路,破题

的一着是实行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曾经引起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配给体制向商品体

制过渡阶段,许多国家都曾在消费品方面实行过双轨价格,中国的特殊之处是在生产

资料方面也实行了双轨制价格(注:自1979年以来,国家就开始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

的改革,单一的计划体制和物资管理体制被打破,一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了市场调节。

1979年先在电子、机械行业对一部分产品实行浮动格。1983年允许石油产品计划外部

分按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销售。1984年起,对37个统配煤矿实行超核定生产能力的煤

炭加价25%~50%销售。1984年5月20日,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

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属于企业自销的(2%)和完成国家

计划任务后的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国家牌价基础上上下浮动20%的范围内自主定价

。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联合下达了《关于放开生产资料超产自产品

价格的通知》,取消了上述浮动20%的限制。至此,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

重要的生产资料都同时存在着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有的学者认为,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在中国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29][30][31]。由于中国在传统计划

经济时期广泛存在着的“计划外”经济,例如乡镇(过去的社队)企业,对它们的绝

大多数产品价格历史上国家就没有管死过,而是一直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有的人认为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历史上就已经存在的[32]。

    然而,所谓历史的“必然”并不会自动地成为现实,它必须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

能具体地实现。首先,把虽然事实上存在着,但却并非是自觉意识的价格双轨制变成

一种理论和政策上的自觉,其中就凝结着中国学者的创造性贡献;其次,生产资料价

格双轨制的提出,意味着价格改革思路的转换,即从先前的以“调”为主转变为“调

放结合”、以“放”为主[33][34]。双轨制成为一个理论概念和一项明确的政策主张

,既没有前人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国外经验可以借鉴,它完全是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家

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结果。尽管对于价格双轨制人们褒贬不一,但正是由

于实行了双轨制才使中国的价格改革得以突破财政约束的困境,开创渐进式改革的新

局面。因而被国外有的学者称为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布鲁斯语)[25]和“天才的

解决办法”[35]。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所有制和企业改革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现实中则是传统计划经济

的制度基础,虽然由于改革在起步阶段设定的程序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渐进式改革

,把改革的范围规定为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相对于其他方

面的改革,所有制改革被严重地滞后了。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探

索却没有因此而滞后,并且贯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始终。自1979年以来,在所

有制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为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必

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首先是重新确立生产力标准,否定把“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先进与否的标

准和“公有制目的”论,为所有制改革奠定了观念前提和理论基础。因为“一大二公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并且影响很深,在实践中危害很大,所以在改革

启动阶段,自然就把它作为要破除的“左”的思想提了出来[36]。但是直到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和中共十四大召开,生产力标准才真正开始在理论研究和经济决

策中成为主流意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有的经济学家,例如周叔莲,提出要打破对

传统国有制的迷信思想,包括片面地把传统国有制当成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不当成手段

的迷信的观点[37],依然引起了争论(注:《当代思潮》1994年第1期和《真理的追

求》1994年第2期上都发表了批判周叔莲的文章,说他是“拐弯抹角的私有化”的理

论。袁木也说,这个观点不妥,不要再提这个观点了。见袁木:《关于国有企业的若

干基本认识问题》,《经济日报》1995年2月7日。肖灼基则把所有制是手段,生产力

才是目的的观点,看成为一个理论突破。见肖灼基:《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中外管理》1998年第2期。)。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的“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在中共十六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生产力标准最终确立

为统治的思想,把公有制本身当成社会主义目的的传统观念才被彻底革除。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鼓励非国有经济成

分的发展,二是推进传统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权力分解。改革初期,鼓励非国有经济

成分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应对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1979年7月,薛暮桥先后在

《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就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革劳动管理制度发表谈话,主

张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使这种几乎被理论遗忘了的所有制形式重新受到重视[1](p

.180)。80年代初,我国学者提出了所有制结构的概念,有人提出所有制外部结构和

所有制内部结构,还有人提出要区分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29](p.

151)。理论上提出所有制结构的概念,突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只能是又公又纯的观

念,明确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为所有制

结构的调整即进行所谓“增量改革”[38](p.153)创造了条件。董辅réng@①提出

社会主义应当是混合经济的观点(注:在80年代初,董辅réng@①就提出社会主义

经济应当是“在保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发展多种非公有制(个体、私营的、

混合的私有制等)”(见董辅réng@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上卷,经济科学出

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到了1992年,他又进一步将自己的观点形象地概括为“

八宝饭”理论。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好象一盆八宝饭,八宝饭是以糯米为主要成分

的,其中还有豆沙、红枣、莲子等食品。……只有把糯米饭、豆沙、红枣、莲子等等

组合起来,并以糯米饭为主要成分才是八宝饭。”同上书,第415~416页。)。有的

学者认为,混合经济应当是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39]。80年代中期出现了民营经济

的概念,既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又回避了私有化的禁区。一些

经济学家竭力主张体制外的经济成长,即发展民营经济是发展市场经济,进而推动公

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重新定义,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2002年中

共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强调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二者统一起来,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改革在1978年底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

同时就启动了,但是步子一直迈得不大,到90年代中期以前,产权制度改革也没有真

正迈开步伐,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如何增强现有企业的经济活力。最初的企业改革理

论围绕着改变传统体制下企业国有国营的形式,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取得了突破,主要有以下四种理论:第一,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独立的

商品生产者的理论。1979年,有人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观点[4

0],引发了经济学界围绕着全民所有制企业究竟是不是商品生产者,是完全独立的还

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展开的理论争论。经历了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同样的跌宕

起伏之后,到1984年,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的理论成为企业改革的理论

基础。第二,强调企业独立地位和自主权的“企业本位论”[41]。从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的当时开始,就有经济学家先后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要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

性和给企业必要的权力,强烈要求改变企业只是一个“算盘珠”的被动局面[42][43]

。1980年,蒋一苇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受到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从而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跳出过去多次体制改革中单纯进行

行政性分权,走向经济性分权的理论依据。第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我国过去

一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当作一回事,对此,董辅réng@①首先提

出了质疑。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注

:董辅réng@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改变国家所有制这种形式”。见董

辅réng@①:《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

《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经济

研究》丛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两个

概念的可分性,开创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研究的先河。第四,所有权和经营权“两

权分离”的理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就对所有制范畴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注: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绍智。见苏绍智:《试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

支配权和使用权》,《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但是理论讨论还没有充分展开

。80年代初,所有制概念内含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四权及其相互关系

问题,再次成为理论讨论的一个热点,并且把后三权归并成与所有权相对的经营权,

形成了两权分离的理论[44][4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改革思

路,成为实行企业经营承包制的理论基础。

    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7年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之后,在上述最初的企

业改革理论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形成了经

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自70年代末,对于公

有制企业特别是其中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人们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实践

中也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经营模式。所谓经营权主导改革,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一批经

济学家坚持的以企业承包制为方向的改革思路(注:这一改革思路的代表性著作是杨

培新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三联书店1988年版)和《承包制——企业发

达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两本专著。坚持这一主张的学者还有宋廷明、

李忠凡、何建章等。)。他们认为,公有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

,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将经营权转移到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

制,从而形成新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承包

制着眼于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以及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使企业和国家在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之外,建立了平等的契约交换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企业行为短期化和行为不规范,负盈不负亏,使得财政收入

固定化和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等等一系列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承包

制以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强调强化经营权,弱化所有权,虽然在短期内也能

带来企业活力,但是这种改革由于忽视产权必然引起经济行为的混乱,并且隐含着巨

大的风险[46]。承包制虽然遭到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并且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它

能够在中国普遍推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承包制反映并且适应中国渐

进式改革的约束条件: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既不能全盘否定

国有制,也不能实行私有化,在市场发育很不健全的条件下,实际也不可能立即采用

与发达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股份制这种财产组织形式。承包制正是由于不规范,才

能以其强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易于和现行的管理体制衔接,操作难度小等优势,成

为双重体制下企业改革模式的必然选择。围绕承包制所展开的种种理论争论和分歧始

终存在,在承包制发展的后期已经变得非常激烈。这种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在于:中国

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沿着承包制的方向前进,进行经营权改革,还是推行股份制,变

革产权制度;承包制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过渡形式,还是目标模式。

    股份制是由厉以宁在1980年最早提出来的(注:在1980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

家劳动总局召开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厉以宁在发言中提出了股份制的改革意见。)

。到1984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中国考察报告[47](p.13)和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再次

提出这个问题,便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48][49][50][51][52][53][54]。由于受到

意识形态的严重阻碍,股份制改革迟迟没有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实行。在中国经济

改革过程中,凡是触及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理论和政策建议,都会引起意识形

态领域感情异常激烈的尖锐争论,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建立经济特区以及股份制,

概莫能外。而这些争论的核心都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股份制问题上的争

论,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股份制,更为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从更

深层次来思考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

境、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基石[55][56][57][58][59][60]。产权概

念的提出(注:中国最早使用“企业产权”概念的文献,是刘军、陈乙的《企业产权

与企业行为趋向》一文(《经济学周报》1985年10月13日)。),一方面把过去对所

有制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细化为具体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问题;另一方面

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所有制这个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为所有制

改革理论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61][62][63][64][65][66]。中共十五大报告中

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国

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才真正迈开了步伐。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原因,从表面看是因为国有企业缺乏效率,而其根源是

公有制和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出现

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与其他各种经济主体相比,国有企

业的经营机制不活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公有体制内

部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和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分化,形成了新

的利益格局和矛盾,原有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国有企业已

经无法在过去的制度基础上继续运行下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将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

所有制改革推到了前台(注: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仍然存在着

分歧。1995年8月16日《中国商报》在同一天发表了林毅夫:《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是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张维迎:《从所有权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与林毅夫教授

商榷》两文,展开争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是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要突破。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

和制度基础,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改变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制度,只

有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稳定、健康、持续发

展的制度基础。

   

五、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个引进和翻译现代经济学理论著作的热潮,

新制度经济学和与公共领域相关的最新的经济学理论,例如,交易费用理论、寻租理

论、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机制设计

理论、新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等都先后被介绍进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对

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批判”转为有选择地“吸收”和“

借鉴”,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

体制改革,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19][67][68][69][70][71][72][73][74]。

特别是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剧变后,都采取了迅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策,这种现象

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投身其中,形成了一个

专门研究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一些学者开

始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作整体性的深层次的思考,逐渐形成

了一个新的理论流派——转型经济学。盛洪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75]

的出版标志着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出现,林毅夫等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

改革》[76]和樊纲的《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38]则是这个理论流派或理论

分支形成的重要标志。90年代后期到世纪之交,转型问题的研究突飞猛进,出版和发

表了大量以转型或过渡为题目的学术论文和专著[77][78][79][80][81][82][83]。20

02年,热若尔·罗兰来中国讲学和他的《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译本的出版,起了进

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向着学科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大学讲堂上讲授(注:2001年南开大学周冰教授开始招收

转型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并且出版了专门的教科书[84]。

    转型经济学或者说过渡经济学,虽然与改革理论同样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研究

对象,但是又不同于改革理论,二者的区别首先在于: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不同。转

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它的目标不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

而是要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的客观事实做出科学的阐释。例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

所组织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系列,目的就是要“将这一变革过程记录和描

述下来”[85](p.311)。而改革理论主要是以指导改革实践为目的的应用性研究,

是要在事前提供服务于改革决策的实施对策。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中国

学者在改革理论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向国外学习,借鉴吸收东欧和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

和经验,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的母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

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和综合化的趋向。而中国的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

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其影响和声誉日隆,一

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才逐渐加入到转型经济研究的行列中来。

    总结25年改革理论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理论是在与实践的相互作用

中发展的,它前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改革实践的深化提出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那些

不能按照老办法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永远都是理论发展的活的源头。经济理论发展

方向的变化往往是由于现实的危机促成的,因为一种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成为社会观

念之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有当按照原有思路发展的实践已经或者几乎走到了尽

头,无法继续延续下去时,才会转而接受新的理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关头,理

论创新至关重要,因为,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的,理

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理论并不是实践的简单直接的反

映,它的发展也不是单纯由实践所推动的。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理论创新既

不能脱离既有学术思想的传承,同时又需要与外界交流的思想碰撞激发的灵感,它是

在问题意识主导下,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由学者的创造性研究工作来具体

实现的。事实上,改革理论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在与传统理论的斗争和不同理论观点

的争论中实现的。因此,观点分歧和理论争论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有不

同观点的自由讨论和争鸣,才能避免实践中的片面和偏颇。在这里,政治上的宽松环

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是必须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从经济改革理论到转型经济学的发展预示着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实证性的纯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的对策研究的分工和分

化 学术研究上的分工和专业化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

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转型经济学主要进行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

决策保持着一定距离,这同改革理论在理论属性和风格上大异其趣,二者在中国经济

改革实践与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不相同。如果说改革理论为推动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转型经济学将会为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水平,引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理论经济学的国际化和理论基础的综合化 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是指在

经济学研究中使用国际经济学通行的表达方式,在研究方法乃至书面格式上遵循国际

通行的学术规范。转型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理论经

济学发展深化导致学术性的纯理论与应用研究分工分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术

开放受到国外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学术论坛的需要。

进入9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极力倡导经济学研究

遵循国际经济学的共同规范(注:《经济研究》编辑部和上海三联书店是推动这一潮

流的最早和主要的学术阵地。1991年,上海三联书店在其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

前言”中说:“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分创办的《经济学季刊》也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规范化为号召。见其

《发刊词》2001年10月,第1卷第1期。),转型经济学是这股潮流中的排头兵。中国

经济学在日益走向国际化,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心态对待人类遗留下来的经济

学理论资源,其中比较显著的趋势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

论结合、融合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将矛盾分析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中

国经济的现实问题(注:樊纲主笔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0年版)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刘世锦的《公有制经济

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比较》(《经济研究》1990年第12期)则是另一个例子。)。

    第三,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本土化与理论的原创性 尽管我们说,经济学是一般的

,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中国的经验,经济学就缺少了

一般性。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来说,中国目前面临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自然地会成为

首先关切和研究的对象;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功,构成

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挑战,这使得对中国改革经验和特色的解释具有了普遍的理论意义

。诚然,中国的转型经济学是在学习和吸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

成的,但它却不是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分支在中国的应用,而是中国学者自觉地将中

国的体制改革和转型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自主理论探索的产物。从中国角

度提出的一般性问题,正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希望做出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和产生世界

级经济学家的丰腴园地。

    第四,转型经济学和转型期经济学并行发展 中国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的经济

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虽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是尚未完成。处在转

型期的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背景。转型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组

织的结构性变化,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因此转型经济学在中国

的发展不仅有着现实的需要,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尽管转型和制度研究是经济

学的主要内容。但毕竟不是唯一和全部内容,中国的经济发展、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

,都是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而所有有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均须

放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转型期经济学的发展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

并行不悖,而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将为中国转型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制度框架和理论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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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这里,我围绕全会提出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几点要求。

第一,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第二,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全会决定提出的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

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第三,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全会决定用“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

当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0多年来,我们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第五,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

中央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态势,认为这个问题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这次全会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我们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多从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大局、从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

这样讲,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六,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全会决定归纳了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我们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第10篇

关键词:改革;反思;两种改革观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05JJD71013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新城(1934―),男,江苏常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与苏联、东欧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5―0001-05

收稿日期:2006―03―10

自2004年夏天以来,我国社会上掀起了反思改革的浪潮,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国的改革始终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前进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展了近27年了,集中回顾一下改革的历程,总结一下,哪些是成功的经验,哪些是值得改进的地方,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使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同志在人代会上海团会议上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引进外资结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同时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一段话,实际上指明了反思并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基本方向。我想就反思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原则分歧,谈一点看法。

一、当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不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有人认为,当前反思改革中出现的分歧是要不要改革的分歧,仿佛一方坚持改革,另一方则反对改革。这种说法,在以前我们也见到过。有的人提出一套改革的主张,却不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看法,谁不赞成他的主张,他就是反对改革。他们摆出一副“唯我独改”的架势,力图用“反对改革”这顶大帽子堵住不同意他们改革主张的人的嘴。

其实,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没有多大分歧,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反对改革的派别。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而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需要不断改革,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尽管矛盾的性质已经与其他社会制度不同了),必须通过改革不断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思想,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提出来了,并在全党形成了共识。这一思想的确立,就为改革的必要性奠定了哲学基础。正因为这样,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党内和社会上比较容易接受,没有多少阻力。这一点,邓小平有过明确的判断。1987年邓小平同志回顾近8年的改革历程时指出:“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从实践上回答了改革的必要性,赢得了广大人民普遍的认同。在1989年的中,邓小平就做过这样的分析。他说:“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可见,关于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就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已经解决了的。

当前在反思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坚持改革的正确的方向,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还是把社会主义制度改成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有人概括为是“社改派”与“资改派”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到改革面临进一步深化的新形势的今天,有关改革的方向的争论更加激烈罢了。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就再三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必须按照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个方向进行。而“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正因为存在这种分歧和斗争,有人担心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用空话而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

对于改革的政治方向的分歧,把它概括为两种改革观的争论。1989年,为了扭转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制造的混乱,他在庆祝建国40周年的大会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1991年他又重申这一点。他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

两种改革观的分歧的核心是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善其具体实现形式,还是借口“改革”,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尽管有人极力想模糊甚至否认两种改革观的存在,但这两种改革观是客观的事实。从国际范围来说,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它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巩固和加强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指引下的改革以及当前俄罗斯的改革,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它导致社

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复辟,同时也导致了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从国内来看,在改革进程中,主张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一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也屡屡见诸报刊。如果按照这一思想去进行改革,其后果是不言自明的。两种改革观的斗争一直存在,于今尤烈。当前反思改革,重要的不是就某些具体措施进行探讨(这是需要的,但通过总结经验比较容易解决),最根本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决批判资本主义化改革的错误主张。

二、我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

两种改革观,来源于改革的两种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以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反思改革时,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下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尽管有人竭力反对从指导思想的角度来反思改革,主张非意识形态化,然而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像改革的方向、走什么道路这一类政治性问题,必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

有人认为,我国的改革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改革取得的成就说明新自由主义是正确的,因而在反思改革的争论中,他们提出,不能批判新自由主义,谁批判新自由主义,谁就是反对改革,是“瞎折腾”。例如有的经济学家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按照新自由主义一套进行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势必伤害改革开放,批到我们自己的头上来。”这就涉及一个原则问题:我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反映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国际性思潮,它体现在政策上就是有名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非调控化。西方国家竭力把新自由主义推销到中国来,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其目的是想把中国的改革引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有力工具,这一点,我们从原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改革中看得很清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决抵制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始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改革之名,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图谋保持高度的警惕。我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总结和吸取了原苏联和俄罗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改革的教训,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环节,从而保证了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稳定。

我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我国改革的历史过程就十分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强调要运用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的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最终明确了改革的总体目标。进入21世纪,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又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加深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回顾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的历史,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一步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而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日益丰富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对改革进行了总体设计。他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尤其是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了我国的改革实践。总结我国改革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改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有人荒唐地提出,我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下提出来的。例如有人说,建立和建设现代市场制度,没有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还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尤其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仿佛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实施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在改革中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并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总结多年来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而不是照搬新自由主义的结果。

但是,毋庸讳言,我国的改革的确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界泛滥,几乎成为主流,马克思主义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某些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甚深的经济学家也对改革的实践起了很坏的作用。近年来,在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新自由主义的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前提和核心观点,例如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永恒、市场经济万能、政府职能最小化等等,几乎被当成不言而喻的真理,到处搬用。有人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声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收获,也许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私有制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并按此制定政策。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在改制的旗号下廉价出卖国有企业的浪潮,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把私有经济当作经济的主要增长点,结果导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遭到严重削弱;在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甚至要求非经济领域(例如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乃至某些政治领域)也实行市场化的倾向。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因而值得我们反思。当前,必须提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任务,目的是排除新自由主义对改革的干扰,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三、反思改革不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而是反对歪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

在反思改革中,我们集中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干扰。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的理由是,新自由主义是主张市场经济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他们声称,反思改革就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但颇能迷惑人,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市场经济,我国改革也要求把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

体制,两者有若干共同之处。在改革中,我们也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益的东西,借鉴西方国家实施市场经济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做法。但是,就指导思想来说,即就改革的方向、原则和目标来说,我国的改革同新自由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要搞市场经济是一回事,搞什么性质的市场经济、怎么搞市场经济则是另一回事。在反思改革时产生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不是要不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在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搞什么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还是实行私有化;二是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经济万能论。这两条恰恰是我国进行市场取向改革时,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改革观对立的地方。决不能认为凡是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就必然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也决不能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要警惕某些人故意制造理论混乱,在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划等号,利用人们对改革的认同感,在“不要否定改革”的旗号下,或者在“反对改革”这根棍子的吓唬下,抵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下面我们就这两个问题作一点分析。

1.关于市场经济的性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性质上说,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市场经济是发达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它是适应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发展生产的一种方法、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市场经济具有它自身固有的内容,例如,市场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形成,作为经济运行主体的企业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拥有完整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有它自身固有的规律性,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都客观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这些规律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及时协调生产和需求的关系,实现优胜劣汰。所有这些都是任何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它是市场经济的共性,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我国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就必须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的内容和规律性相适应的体制。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市场经济既然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方法、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就必然有一个由谁来使用、为什么目的和为谁的利益来使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必然有一个它同哪种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任何运行机制都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存在和运转的,而不可能脱离社会基本制度独立地存在、孤立地运转。市场经济这种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性,在理论上可把它抽象出来加以研究,但在现实生活中,它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从哲学上讲,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不可能有脱离特殊而独立存在的一般、脱离个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现实存在的市场经济,当它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它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它同哪一种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问题。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我们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

新自由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他们主张、甚至只承认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反对、甚至根本不承认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看到,宣扬这种理论是有其政治含义的。新自由主义是这样的三段论式:市场经济是最好的制度,要使经济具有效率,必须建立市场经济;而公有制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结论自然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必须彻底否定公有制经济,实行私有化。例如有人提出,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应该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有人在市场经济的旗号下,鼓吹所谓“民本主义”,即“民有、民营、民享”的“新三民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有人公开喊出“市场经济增长一份,国有经济就萎缩一份”,“市场经济建成之日,就是国有经济消灭之时”的口号。然而否定了公有制,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政治结论。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批判了这种思想。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来他又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我国改革正是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开展的。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的: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补充;在分配关系方面,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在宏观调控方面,加强国家的调控职能,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简要地说,就是要把公有制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地结合起来,二者不能割裂,也不能偏废。

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建立,还是在私有化前提下建立,是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与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根本区别所在。

2.关于市场经济的模式

我们要建立的是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而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调控、主张市场经济万能。从市场经济的模式来说,两者也有原则的区别。

新自由主义最突出的是鼓吹市场经济万能论,反对国家任何干预。新自由主义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地调节经济活动的思想,以及萨伊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整个经济会自动导致平衡的思想,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顺利地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使得经济资源获得最佳配置,为个人谋得最多的福利,并防止严重的全面的经济危机的发生。在政策上,新自由主义要求创造一切条件,让市场自发地发挥调节作用,反对政府对国民经济的任何调节,主张政府职能最小化,同时反对社会福利制度,反对工会维护工人

利益的活动。上世纪70年代下半期以后,随着滞胀现象的出现和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万能论”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国际思潮。我国某些经济学家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贩卖新自由主义这一套,一时间在我国经济学界中,迷信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万能论”,似乎成为改革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点分析。

应该看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一样,只是发展生产的一种方法、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方法、手段,我们必须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使用,即: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就用;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就不用。切不可陷入迷信,仿佛任何情况下都只能用市场经济,仿佛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大家知道,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突破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这种思想束缚,明确指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范畴。他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邓小平同志是主张计划与市场这两种方法、两种手段都应该用,一切从发展生产力这一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拘泥于一种方法,一种手段。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权衡利弊,决定采用那种方法、那种手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多年经验后指出,“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在宏观领域,为了保持总量平衡和调整产业结构,可以多用一些计划手段;在微观领域,为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使企业充满活力,应该充分利用市场这种手段的作用。那种迷信市场、把市场经济说成是万能的思想,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我们说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的是要把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机制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作用,并不是说只要市场经济一种手段,完全抛弃计划经济手段。把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市场取向改革,不等于主张“市场经济万能”,不等于彻底否定计划经济的作用,更不等于要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都实行市场原则。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宣扬市场经济万能论,不仅仅是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新自由主义一面宣传市场经济万能,一面竭力丑化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说成是“万恶之源”。他们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等同于社会主义,从而通过批判计划经济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例如,哈耶克就说过,经济计划化所固有的经济集权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极权,从而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和社会的农奴化。由此他攻击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我们在国内也可以看到某些经济学家采用类似的手法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明为批判计划经济体制,实为批判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暗度陈仓”的做法屡见不鲜。

第11篇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改革战略?

制度变迁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从一种制度方式向另一种制度方式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与整体设计问题,仍是制度经济理论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3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的制度变迁(改革)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值得研究总结。毋庸置疑,决定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这里面最值得人们总结的是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战略。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改革战略。?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改革战略?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成功、挫折、曲折和反复,大多数人盼望能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形象的说法,对初期改革战略做了精辟注解。中国改革首先发生在农村,且以包田到户这种形式出现。土地是一种比较单一和固定的生产资料,和每家每户劳动力相结合,就能构成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全国所有农户大同小异,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基本上都是如此做的。包田到户这种农民打心里想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世间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包田到户和大集体相比,不仅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会给农民自由(这一点过去大多数人在分析农村改革的动力时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这种既容易改革又符合人性的改革,一旦时机成熟就自然“忽如一夜春风吹,遍地改革悄然来”。?

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当初的农村改革,除了惊叹它的历史影响外,还一定要看到它对以后中国其它改革所做的铺垫作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的推开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果农村还继续实行大集体制度,中国不会有几亿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担当起当代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深化农村改革,这显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统筹城乡改革为举措,深化农村改革的又一个突破。?

二、“先易后难”改革战略?

人们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还能发现一个改革原则,这就是先易后难的改革次序选择原则。中国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比,农村改革相对容易,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给城市改革提供一些经验,如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企业承包经营制就是其表现,而且稳住了农村这一头,城市改革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会有吃下了定心丸的感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个体户就是最早形式的“体制外改革”产物。中国城市真正大面积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及扩大企业经营自开始的,这一改革在初期阶段比较成功,曾极大地调动了城镇企业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曾经困扰人们多时的双轨制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国有企业全面推开了以承包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标志的改革,但双轨制问题未有解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 “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在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以后,双轨制体制问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迎刃而解。?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经济改革很长一个阶段里,改革是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变经济管理体制这类相对容易的浅表层次上进行的,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企业承包经营制等。这些改革相对容易,其改革阻力和引发的社会振荡也相对较小,不容易出大问题。真正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所有制调整与改革问题,特别是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极易引起社会争论,因此在改革实践中慎之又慎,甚至一拖在拖。实际上这类改革是在经历了十几年“转换经营机制”后,发现产权改革是饶不过去的,才不得不进行推进的。如1992年以后进行“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就触动到产权这类深层次改革问题。这也就是所谓改革难度越来越大,“骨头越来越难啃”。总之,从“机制”性改革到“制度”性变迁的选择和转换,正是中国先易后难改革次序选择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改革战略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并且这一改革战略在以后中国多方面改革中普遍得以实行。?

三、 空间布局上的非平衡演进战略?

如果没有当初创立深圳经济特区,很难想象今日中国改革会是个什么样子。深圳特区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摇篮,随后有珠海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各地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开发区,其中上海浦东新区是最成功的典型。特区包括开发区,在中国30年改革进程中是浓彩重抹的一笔,今天回过头看经济特区包括开发区的建设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它决不亚于当初的农村(包田到户)改革,它对促进中国经济腾飞功不可没。?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并没有把握,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一项崭新事业。经济特区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一块改革试验田,建立特区搞改革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起示范推广作用,如果失败了就可以把它关掉,这显然是一个正确而可行的改革策略。经济特区和后来的开发区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孵化器。中国先后搞过沿海开放区的建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渤海区建设等,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的梯度推进态势;与此同时,各地又以城镇为中心,兴建开发区,以此向周边地区辐射。如此空间布局上的“雁阵式”(非平衡)改革和发展战略,已被事实证明对促进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成功的。现展经济学中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这些理论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实用性,都没有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具体途径。相反,中国筹划改革试验区(经济特区)的方案,区域布局方案,不仅具远见卓识,而且极具操作性。?

与创办经济特区构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几千年来,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再强化人们的平均思想,如“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改革开放打破这一教条需要智慧、勇气和胆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适当拉开差距,可以使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起示范作用,以此极大地刺激更多的人发家致富,从而使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致富动机和社会能量,以排山倒海之势释放出来。所以,改革开放战略太切合中国实际了。创设改革试验区,规划空间布局的梯度推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然而这些政策完全可以达到那些现展理论要达到的目的。仅就于此,人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与伟大。?

四、 以开放促发展促变化战略?

近些年,人们在总结中国改革战略时认识到,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一项改革战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近现代史教训后做出的一个大胆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 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从总体上融入世界经济,走出去引进来不仅可以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实现资源更高层次的最佳配置,而且能直接利用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跨越技术发展的多个阶段),从而实现超越式的发展,这一点是解释中国为何在如此短时间里实现经济起飞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另外,以开放促改革也是中国30年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jp+1〗中国改革一开始大多是由内在需要推动的,即所谓“内生性”机制,但也有一些改革是借助外部力量推动的,有人称它是经济改革的“倒逼”机制。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以及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是被迫要求“按国际规则办事”而逼出来的。据统计,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共修订了3 000多部法律法规。可以说加入wto,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算真正由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入制度化开放阶段。对外开放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有助于拓展改革思路,有助于借鉴并吸收其它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外开放后,人们会明显感受传统体制与国际社会经济运行规则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认识国外先进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属性;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中国旧体制的弊端,进而提高改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所以,开放使人们打开了眼界,开放使人们杨长避短,开放使人们从“拿来主义”中受益,开放使人们拥有了世界市场,开放“督促”人们进步。?

五、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变革。”[2]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改革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深刻变革,把握改革基本方向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改革的根本方向搞错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对改革加以定性,这不仅是一个根本战略问题,而且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最终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解放生产力。然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此,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等,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方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第二次革命(或改革)的基本性质。?

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共产党纷纷下台、国家“颜色”发生改变,导致社会陷入混乱、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历史后果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是极富远见的。正是这一改革战略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改革之路不仅走对了,而且也已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成功榜样。?

六、愈改愈清晰的市场取向改革战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这一目标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可以说相当曲折,并有诸多争论。但是,在最终确立这一改革目标之前,似乎有一点自始至终未发生太大偏离,这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坚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改革取向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程,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有不同说法:(1)1992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历史进程,随着人们对计划经济种种弊端的反思,理论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是商品经济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品经济不是想取消就能取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须搞商品经济,而且只有搞商品经济,才能较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场争论当时尽管很激烈,但最终还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形式,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了“统一声音”的定调。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这一提法应该说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模式上基本一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目标模式选择上终于有了最后的定论,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也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把市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称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4],凭着直觉揭示了市场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今天,人们对市场及市场机制的认识显然比那时深刻得多。首先,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动力激励机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产生这种激励机制,因为它抹杀了个体的物质利益之所在,使人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指令而从事生产和经营。市场经济承认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及创造,能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能量充分地激发出来。其次,市场机制具有高效的信息传递功能。在计划经济下,信息传递是纵向的,环节多、速度慢、成本高,并且易出现扭曲和失真。在市场经济下,信息主要是在各经济主体之间横向传递,其距离短且及时,不易失真。由于价格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价格变化,就能及时安排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第三,市场机制能保证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要素具有凝滞性,常常出现“货到地头死”现象,特别是在价格固定情况下,资源配置仅仅是一种“技术性”安排,即实物性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充分流动,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资源得到真正最优配置。?

七、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战略?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这一特征几乎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中外许多专家及政府官员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认定它是导致中国成功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改革的探索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就自然成为改革的必然选择。第二,改革的艰巨性。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各行业参差不齐,要让全国的改革“齐步走”,不仅不合适而且根本办不到。由于改革涉及整个旧体制的重新调整,不仅要进行农村改革,而且要进行城市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只有一步一步突破,一步一步改革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第三,考虑社会稳定问题。改革一般会涉及利益调整,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尽可能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和矛盾,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因此,渐进式改革战略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总之,渐进式改革之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色,渐进式改革之路从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今天,也许中国要庆幸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道路,但也不应忘记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大胆推进新的改革。?

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必须遵守的一条基本规则。如果把改革的局部推进称作是不平衡战略,把改革的配套进行称作是平衡战略,那么从总体上平衡战略和不平衡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平衡战略要以不平衡战略为突破口,不平衡战略要以平衡战略为依归,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如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分税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外贸外汇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大规模改革的同时进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能是配套改革的要求。此外,配套改革还表现在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文化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防安全体制体制改革等,这同样是配套改革之所在。因此,改革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就是较好地把握了改革的辩证法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指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

八、改革、发展、稳定三原则的战略?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分析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应明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源源不竭的活力,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应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协调进步,惟其这样,经济改革才能深化,经济发展才有意义,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收益。如果说经济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是对发展理解的横向拓展,那么可持续发展则是对发展理解的纵向拓展。当前,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显然这将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涵义。?

应明确稳定是改革的保证,改革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就无从谈起,发展就更谈不上。稳定,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并保持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以及有关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其次是经济上的稳定。经济稳定主要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都丝毫不能大意。更何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难度相当高。所以,稳定要保障社会稳定,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重视社会稳定问题。?

观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应忽视两个前提事实: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日后进行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二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没有这一时期的成功、挫折、失败和反复,就难有日后中国毅然决然地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如果不看到这些,人们的判断将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255.?

[2]邓小平.邓小平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5.?

第12篇

从视频《一带一路看库车》由库车的变化看中国的变化,由库车经济体制改革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导入。

在课程的结构上,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改革的探索与深化及对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认识,逐步推进。

二、学情分析

本次授课对象是高一学生,更加关注学生历史学科素养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选用更接地气的史料,激l学生的兴趣。

三、教材分析

教材主要从“伟大的历史转折”、“经济体制改革”等三个子目展开,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环节,因此在设计过程中根据课标做了大胆的整合、取舍,分别从改革的背景、改革的探索与深化、对改革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入手,但在内容上与教材基本一致。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识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史实及伟大意义、经济体制改革及深化。

(2)理解改革内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3)辩证的看待经济体制与改革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借助库车大事记和历史变迁的史料分析探究归纳。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使学生意识到生产关系只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4.重、难点:

(1)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难点: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教学方法】

依托库车大事记这一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史实,创设情境让学生感知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以小大见深入了解我国经济体制的理论及意义。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

由视频《一带一路看库车》思考库车的变化得益于什么?我们从库车的变化看中国变化,从库车的经济体制改革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一、改革的背景

大事记1:1956年3月库车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师: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在我国确立。为什么计划经济确立起来却要变革呢?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大事记2:1958年9月10日,库车第一个――东风成立。10月1日入户农户31610人,占总农户的99.94%。

师:和全国一样库车的化运动搞的轰轰烈烈,有什么特征?

――“一大二公”

这种体制之下的带来的什么样问题?

――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国民生计发生严重困难。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冒死要包产到户。农村存在这些问题,城市情况又怎样?

大事记3:库车县水泥厂是1976年成立的国有制企业,水泥生产能力只有7000吨,从1976年至1981年一直处于亏损状况,政府连年补贴。

师:通过库车水泥厂的状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经济体制上存在着什么问题?

――政企不分、企业缺乏活力、劳动者没有积极性

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大事记4:1978年12月中共库车县委政策领导小组成立。下设落实政策办公室复查“”的案件3496件。

这反映的什么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这次会议上还有哪些内容?

(1)思想路线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2)工作中心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

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

1.必要性: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

2.可能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二、改革的进程:

(一)改革的探索:

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大事记5:1982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以“棉花大王”为题,报道了库车牙哈公社村民热合曼・克比尔种棉花2.5亩,亩产皮棉128.5公斤的事迹。

合作探究:相比较体制下,牙哈公社出现哪些变化?

大事记6:1980年库车部分社队实行包产到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推行到全县。

请归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特点

――包产到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结合变化并根据材料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

材料三:1980―1990年全县农业产值每年递增10.82%,农民收入从1980年的长期徘徊在百元上下,增至1985年327.7元,1987年472.82元......。

――极大调动农民积极性,农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

2.城市经济体制。

材料四:1985年政府简政放权,水泥厂采用先进的回转窑工艺,生产能力提高到2.5万吨。同时,企业打破职工吃大锅饭的局面,实行按劳分配,1986年企业开始盈利,1990年产值575.33万元,实现利税49.46万元。

根据材料归纳城市经济改革的内容?

管理体制上: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

分配体制上: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中心环节:增强企业活力

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

意义:

增强了企业活力,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成就非常显著。下一步该如何发展?

(二)改革的深化。

自主学习: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如何建立起来的?

1.背景:

国内:

(1)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

(2)南方谈话奠定思想基础

(3)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发展

国际: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受挫

2.过程。

(1)提出:邓小平南方谈话

(2)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十四大

(3)基本框架确立:十四届三中全会

(4)理论进一步完善:十五大。

(5)基本建立:21世纪初

3.意义:

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对改革的认识

1.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改革

2.生产力的进步必将推动进一步改革。

【本课小结】:

今天我们通过库车大事记,从库车的变化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由库车的经济体制改革看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感受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意识到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改革,伟大中国梦的实现更离不开改革。

【板书设计】

一、改革的背景:必要性、可能性

二、改革的进程:探索、深化

三、对改革的认识

【教学反思】

第13篇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改革战略

制度变迁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从一种制度方式向另一种制度方式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与整体设计问题,仍是制度经济理论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3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的制度变迁(改革)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值得研究总结。毋庸置疑,决定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这里面最值得人们总结的是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战略。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改革战略。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改革战略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成功、挫折、曲折和反复,大多数人盼望能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形象的说法,对初期改革战略做了精辟注解。中国改革首先发生在农村,且以包田到户这种形式出现。土地是一种比较单一和固定的生产资料,和每家每户劳动力相结合,就能构成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全国所有农户大同小异,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基本上都是如此做的。包田到户这种农民打心里想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世间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包田到户和大集体相比,不仅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会给农民自由(这一点过去大多数人在分析农村改革的动力时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这种既容易改革又符合人性的改革,一旦时机成熟就自然“忽如一夜春风吹,遍地改革悄然来”。

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当初的农村改革,除了惊叹它的历史影响外,还一定要看到它对以后中国其它改革所做的铺垫作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的推开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果农村还继续实行大集体制度,中国不会有几亿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担当起当代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深化农村改革,这显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统筹城乡改革为举措,深化农村改革的又一个突破。

二、“先易后难”改革战略

人们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还能发现一个改革原则,这就是先易后难的改革次序选择原则。中国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比,农村改革相对容易,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给城市改革提供一些经验,如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企业承包经营制就是其表现,而且稳住了农村这一头,城市改革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会有吃下了定心丸的感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个体户就是最早形式的“体制外改革”产物。中国城市真正大面积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的,这一改革在初期阶段比较成功,曾极大地调动了城镇企业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曾经困扰人们多时的双轨制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国有企业全面推开了以承包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标志的改革,但双轨制问题未有解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 “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在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以后,双轨制体制问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迎刃而解。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经济改革很长一个阶段里,改革是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变经济管理体制这类相对容易的浅表层次上进行的,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企业承包经营制等。这些改革相对容易,其改革阻力和引发的社会振荡也相对较小,不容易出大问题。真正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所有制调整与改革问题,特别是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极易引起社会争论,因此在改革实践中慎之又慎,甚至一拖在拖。实际上这类改革是在经历了十几年“转换经营机制”后,发现产权改革是饶不过去的,才不得不进行推进的。如1992年以后进行“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就触动到产权这类深层次改革问题。这也就是所谓改革难度越来越大,“骨头越来越难啃”。总之,从“机制”性改革到“制度”性变迁的选择和转换,正是中国先易后难改革次序选择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改革战略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并且这一改革战略在以后中国多方面改革中普遍得以实行。

三、 空间布局上的非平衡演进战略

如果没有当初创立深圳经济特区,很难想象今日中国改革会是个什么样子。深圳特区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摇篮,随后有珠海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各地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开发区,其中上海浦东新区是最成功的典型。特区包括开发区,在中国30年改革进程中是浓彩重抹的一笔,今天回过头看经济特区包括开发区的建设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它决不亚于当初的农村(包田到户)改革,它对促进中国经济腾飞功不可没。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并没有把握,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一项崭新事业。经济特区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一块改革试验田,建立特区搞改革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起示范推广作用,如果失败了就可以把它关掉,这显然是一个正确而可行的改革策略。经济特区和后来的开发区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孵化器。中国先后搞过沿海开放区的建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渤海区建设等,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的梯度推进态势;与此同时,各地又以城镇为中心,兴建开发区,以此向周边地区辐射。如此空间布局上的“雁阵式”(非平衡)改革和发展战略,已被事实证明对促进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成功的。现展经济学中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这些理论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实用性,都没有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具体途径。相反,中国筹划改革试验区(经济特区)的方案,区域布局方案,不仅具远见卓识,而且极具操作性。

与创办经济特区构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几千年来,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再强化人们的平均思想,如“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改革开放打破这一教条需要智慧、勇气和胆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适当拉开差距,可以使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起示范作用,以此极大地刺激更多的人发家致富,从而使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致富动机和社会能量,以排山倒海之势释放出来。所以,改革开放战略太切合中国实际了。创设改革试验区,规划空间布局的梯度推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然而这些政策完全可以达到那些现展理论要达到的目的。仅就于此,人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与伟大。

四、 以开放促发展促变化战略

近些年,人们在总结中国改革战略时认识到,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一项改革战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近现代史教训后做出的一个大胆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 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从总体上融入世界经济,走出去引进来不仅可以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实现资源更高层次的最佳配置,而且能直接利用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跨越技术发展的多个阶段),从而实现超越式的发展,这一点是解释中国为何在如此短时间里实现经济起飞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另外,以开放促改革也是中国30年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JP+1〗中国改革一开始大多是由内在需要推动的,即所谓“内生性”机制,但也有一些改革是借助外部力量推动的,有人称它是经济改革的“倒逼”机制。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以及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是被迫要求“按国际规则办事”而逼出来的。据统计,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共修订了3 000多部法律法规。可以说加入WTO,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算真正由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入制度化开放阶段。对外开放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有助于拓展改革思路,有助于借鉴并吸收其它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外开放后,人们会明显感受传统体制与国际社会经济运行规则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认识国外先进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属性;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中国旧体制的弊端,进而提高改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所以,开放使人们打开了眼界,开放使人们杨长避短,开放使人们从“拿来主义”中受益,开放使人们拥有了世界市场,开放“督促”人们进步。

五、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变革。”[2]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改革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深刻变革,把握改革基本方向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改革的根本方向搞错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对改革加以定性,这不仅是一个根本战略问题,而且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解放生产力。然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此,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等,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方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第二次革命(或改革)的基本性质。

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共产党纷纷下台、国家“颜色”发生改变,导致社会陷入混乱、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历史后果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是极富远见的。正是这一改革战略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改革之路不仅走对了,而且也已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成功榜样。

六、愈改愈清晰的市场取向改革战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这一目标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可以说相当曲折,并有诸多争论。但是,在最终确立这一改革目标之前,似乎有一点自始至终未发生太大偏离,这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坚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改革取向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程,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有不同说法:(1)1992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历史进程,随着人们对计划经济种种弊端的反思,理论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是商品经济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品经济不是想取消就能取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须搞商品经济,而且只有搞商品经济,才能较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场争论当时尽管很激烈,但最终还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形式,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了“统一声音”的定调。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这一提法应该说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模式上基本一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目标模式选择上终于有了最后的定论,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也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把市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称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4],凭着直觉揭示了市场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今天,人们对市场及市场机制的认识显然比那时深刻得多。首先,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动力激励机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产生这种激励机制,因为它抹杀了个体的物质利益之所在,使人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指令而从事生产和经营。市场经济承认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及创造,能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能量充分地激发出来。其次,市场机制具有高效的信息传递功能。在计划经济下,信息传递是纵向的,环节多、速度慢、成本高,并且易出现扭曲和失真。在市场经济下,信息主要是在各经济主体之间横向传递,其距离短且及时,不易失真。由于价格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价格变化,就能及时安排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第三,市场机制能保证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要素具有凝滞性,常常出现“货到地头死”现象,特别是在价格固定情况下,资源配置仅仅是一种“技术性”安排,即实物性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充分流动,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资源得到真正最优配置。

七、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战略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这一特征几乎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中外许多专家及政府官员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认定它是导致中国成功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改革的探索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就自然成为改革的必然选择。第二,改革的艰巨性。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各行业参差不齐,要让全国的改革“齐步走”,不仅不合适而且根本办不到。由于改革涉及整个旧体制的重新调整,不仅要进行农村改革,而且要进行城市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只有一步一步突破,一步一步改革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第三,考虑社会稳定问题。改革一般会涉及利益调整,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尽可能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和矛盾,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因此,渐进式改革战略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总之,渐进式改革之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色,渐进式改革之路从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今天,也许中国要庆幸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道路,但也不应忘记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大胆推进新的改革。

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必须遵守的一条基本规则。如果把改革的局部推进称作是不平衡战略,把改革的配套进行称作是平衡战略,那么从总体上平衡战略和不平衡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平衡战略要以不平衡战略为突破口,不平衡战略要以平衡战略为依归,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如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分税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外贸外汇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大规模改革的同时进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能是配套改革的要求。此外,配套改革还表现在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文化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防安全体制体制改革等,这同样是配套改革之所在。因此,改革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就是较好地把握了改革的辩证法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指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

八、改革、发展、稳定三原则的战略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分析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应明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源源不竭的活力,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应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协调进步,惟其这样,经济改革才能深化,经济发展才有意义,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收益。如果说经济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是对发展理解的横向拓展,那么可持续发展则是对发展理解的纵向拓展。当前,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显然这将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涵义。

应明确稳定是改革的保证,改革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就无从谈起,发展就更谈不上。稳定,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并保持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以及有关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其次是经济上的稳定。经济稳定主要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都丝毫不能大意。更何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难度相当高。所以,稳定要保障社会稳定,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重视社会稳定问题。

观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应忽视两个前提事实: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日后进行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二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没有这一时期的成功、挫折、失败和反复,就难有日后中国毅然决然地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如果不看到这些,人们的判断将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255.

[2]邓小平.邓小平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5.

第14篇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分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影响,新中国基本上照搬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这些体制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发展,高度集中的体制逐渐不适应国家发展的新要求,难以解决建设中的新问题。

在1956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开启了中国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十年“”内乱。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政治运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经济发展步入混乱,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缓慢,“”后期国民经济有所倒退。1976年“”结束时,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崩溃边缘。究其原因在于,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较低。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势在必行。

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土地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邓小平以其超人的政治勇气在中国启动了经济改革。经济改革自下而上,渐渐扩大到全国范围内,从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改革开始,渐渐过渡到城市的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自主性,允许个体、私人经济发展。这次改革没有经验可循,是“摸着石头过河”,走的是渐进式的改革之路。

(二)俄罗斯经济改革前的背景

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以前的苏联时期,一直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模式形成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一度发挥过积极作用,为苏联国家工业化、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自50年代中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到70年代末苏联经济已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到1990年,苏联经济危机开始爆发,广大人民群众对苏共、对改革丧失了信心,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仰,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苏联剧变”。独立后的俄罗斯彻底抛弃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走上了经济改革和转轨之路。

(三)中俄经济改革背景的差异分析

中俄两国经济改革的背景既有相同的历史起点,又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在经济方面,中俄两国在历史上都实行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都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尤其是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已经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但具体到改革的实践中,中俄经济改革的前提不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步伐也不一致,并且经济改革的目的和国际背景也不同。虽然中俄两国在转轨前有着极为相似的制度背景,但事实上两国转型的初始条件还是有差异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差异存在,才导致两国改革道路选择的不同。

二、中俄经济改革模式性的差异

(一)中俄经济改革性质的差异

中国经济改革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1992年,中国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提出,包含两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明确的制度约束性,即改革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二是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强调用市场经济体制置换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强调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环节。因此,中国的改革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体制改革。

而俄罗斯经济改革是为了彻底“告别过去”,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改革之初,俄罗斯选择了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这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在改革刚刚起步的1992年就爆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在经济上有求于西方国家。美国及其盟国派遣的专家顾问组直接为俄罗斯设计了初始阶段的改革方案,并起草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另一方面,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苏联解体,苏共退出执政舞台,新掌权的政治精英们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惜一切代价巩固自己的政权,力求达到所谓的“不可逆转点”。这两方面决定了俄罗斯在改革之初,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改革的理论指导,大规模地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休克式”地一次性放开价格,开放国内市场,急剧减少国家投资,坚持国家退出经济活动领域,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二)中俄经济改革内容的差异

中国经济改革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因此自始至终否定私有化。中国政府1992年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就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作了新的解释,提出: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此后,1999年十五届三中全会虽然对所有制改革、改造、改组作了一些补充规定,但仍然十分强调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俄罗斯在关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则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即要清除计划经济的弊端,只有取消公有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实行全盘私有化。这就决定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是:变国家计划经济为自由化市场经济;变公有制经济为私有化经济。俄罗斯的自由化改革在于铲除计划经济在俄罗斯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国民经济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对改革全局和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决定性、基础性影响的是所有制的改革,即私有化,这是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核心”,也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区别之一。俄罗斯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发源地。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基本上是单一的国家所有制,有些行业国家所有制占到100%。俄罗斯政府强制推行私有化,结果在实行私有化的第一阶段――证券私有化时,遇到了大部分人的强烈抵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国家垄断性经济,使国有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达到自由竞争、自主经营、风险决策。所有这些都是制约俄罗斯迅速实现私有化、向市场经济过度的重要因素。

(三)中俄经济改革方式的差异

中国经济改革是在政府强有力的

领导下,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的,总的来说,向市场经济过渡采取的是渐进的方式。渐进式改革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的原则,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避免了社会大的动荡。实践证明,渐进式改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俄罗斯经济改革是在所有制领域以迅速实现私有化为其主要方式,因此,必然会选择激进的方法――“休克疗法”,先使社会处于“休克”状态,然后再实施大的手术,以便使改革的资本主义方向不可逆转,而没有考虑到体制转换中必要的继承性和过渡性。因此,俄罗斯的改革不仅没有带来期待已久的经济奇迹,反而以牺牲了整整10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代价。

三、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教训及启示

(一)改革必须注意社会承受能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休克疗法”催毁了俄罗斯改革的社会基础,突破了社会所能承受的底线。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崩溃,社会的频繁动荡、民众的强烈不满,都表明其改革的实质是由政治寡头导演的社会,广大民众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的改革突出了从社会的承受能力出发,设计和实施改革的理念,渐进模式提高了改革的认同度,为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渐进式改革的立足点在于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把社会发展放在首位,明确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稳定则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二)改革必须立足本国基本国情

在改革前的苏联时期,俄罗斯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政府,导致企业过度依赖于政府的计划、安排、指导,老百姓长时间没有“市场”和“商品”的概念。这些具体国情是影响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关键因素,但从经济改革伊始就被忽略掉了。美国及其盟国专家顾问组设计的改革方案,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再加上叶利钦的政治目的,从而制造了俄历史上空前的灾难。

而中国的改革是根据人口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实际国情,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出发点,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项政策。首先开展农村改革,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其次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稳妥地保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15篇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有物质性、人本性、实践性等特点。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我们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全面深化改革,要坚定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最终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全面深化改革:理论价值:实践导向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2596(2015) 08- 0049- 03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的研究决定,自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也就此展开。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哲学基础,有其自身的科学性,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我们认识和进行改革,因此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和实践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进行理解。

一、物质性、人本性、实践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以外的另一个重大发现,它是在批判继承旧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物质性、人本性、实践性是历史唯物主义三个重要的维度,也涵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

历史唯物主义最大一个特点在于它的物质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的重点之所在。作为实践的主体的人是物质的,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样我们的思维也受到物质的影响。

作为实践的主体的人是物质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物质演化链条上重要的一环。连主体都是物质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世界也不言而喻就是物质的。

直接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只有先活下来才能够去从事实践活动,历史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因此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必要的。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不仅我们的生产是物质的,我们的思维也受到物质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马克思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实践抽象为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这样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也无不反映着物质基础。1859年,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性。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性

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活动离不开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构成了历史本身,整个历史活动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都在于人,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是历史的出发点,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创造的前提是人的存在,人自身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生产、实践能力使人类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人的实践构成了历史的本身。“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当然人们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会受到既定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制约。

除了创造历史的主体和人类的实践以外,整个历史发展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除了物质层面的需求以外,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人除了生存还需要获得生存价值。整个历史的创造抑或是实践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能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将历史发展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人们认识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的理论工具。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功能无不体现了实践的特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实践性。马克思指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最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深层基础是工业实践,同时这与马克思本人的实践活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实践,通过解决现实问题促进现实的发展来得到丰富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实践性。马克思指出,唯物史观,“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也就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

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并由此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人们通过实践来认识和解释世界,实践构成了历史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功能体现了实践性。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能够指导不断变化的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实现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历史唯物主义在科学解释现实的基础上,也在使现实朝更好的方向前进。

二、历史唯物主义之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的物质性、人本性、实践性等特征,充分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其应用价值。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目标抑或是内容无不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浸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显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历史唯物主义对全面深化改革在理论上有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一)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的35年以来,我们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迅猛的发展。现今不论经济还是政治文化等都要求要进一步进行改革,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我们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而这在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要求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在现实上,我们面临着科技带来的世界不断的变革的新情况和新形式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这些现实。这要求我们要根据现实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进而根据决定加以实施,促进社会朝更美好的方向前进。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改革的正确性,已经证明了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实践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理论又需要不断地运用于实践中去,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性影响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哲学基础,它要求要做到以人为本,能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所在,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增进人民福祉和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本性的有利体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当然也是每个阶段的目标,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总目标的制定,能够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同样也是其人本性的体现。

(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

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协调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让改革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的制定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影响全面深化改革内容的制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是采取均力,而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经济的发展会影响到其他四个方面,通过经济的牵引作用,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使各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的发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忽略其他方面的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会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影响,因此也要重视其他方面的改革。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就要求要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基础上,协调好与其他四种改革的关系,形成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促进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导向

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在理论方面的指导是科学的,同样在理论的实践过程中也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指导做出决定的初期,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始终,指导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协调好各项改革的关系,实现改革的有效进行,最终使发展成果惠及到全体人民。

(一)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当今世界的思想是多元的,我们应该坚定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已经在过去35年的改革过程中得到了检验,在接下来的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更应该牢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始终。当然,对于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应该要正本清源,科学地加以认识,对历史唯物主义有误解的地方要及时地加以改正,同时应该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

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应该攻坚克难,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势必会触动到很多人的利益,在改革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是维持现状还是勇于改革,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继续改革。我们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该要做到坚持改革,对于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坚决地予以整改,要有改革的决心,同时改革中应该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利益,对于不可避免的损害要尽全力降到最低并且加以补偿,使改革真正有效科学地深入进行。

(二)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协调五位一体关系 “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应该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应该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做法在改革开放以来就得到了证明,我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到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很大的作用。在以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该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中,我们不能仅仅只抓也不可能只抓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条主线,还要协调好与其他体制改革的关系,要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前提下牵引其他体制的改革,使改革的各个部分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以人民为全面改革主体,增进全体人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