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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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后改革时代；理论依据；概念特征；基本思路

中图分类号：F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4-0005-09

一、“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直接原因与深层背景

（一）“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直接原因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0一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这一阶段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该《建议》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划定为：到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时期。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把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0一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的说法，2000年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2010年我国是否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改革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是否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如何理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继续深化改革的关系？我们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

（二）“后改革时代”提出的深层背景

1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层面的成就与问题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一，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取得较大成就，产权保护制度、市场竞争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基本形成，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第二，人本主义理念和人力资本经营观念深入人心，人力资本培育机制初步形成，人力资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理念不断提升，改革发展的成果得以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也逐渐形成了以下十个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滞后”问题：一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高；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民间资本在很多行业存在进入限制；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四是农业发展滞后，“三农”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五是社会管理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六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七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八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民间资本日益成为不稳定因素；九是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城镇化水平有待提高；十是宏观调控体制改革滞后，调控效果亟待改善。这十个“滞后”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层面的困境

伴随着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困境。第一，现有改革理论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缺乏解释力度。例如，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业生产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收入分配机制转型不彻底，这些机制自身存在诸多矛盾，但现有理论难以有效解释农业发展问题。第二，现有理论不能对我国深化改革的路径提出系统方案。例如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是国有企业退出，非公有制企业进入；还是国有企业进入，非公有制企业退出；或者是二者交错进行？现有理论没有系统论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在改革实践中政策摇摆不定。第三，在如何评价已有改革、要不要深化改革以及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同，争议较大，理论界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和有效引导。

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认为理论工作者应在理论与对策两个层面有所建树。从理论层面来看，理论工作者应该引导人们从理论的高度理性看待改革前没有，而伴随改革出现的那些深层次问题；引导人们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极端声音；引导人们从高度、广度、深度上重新认识改革，正确认识改革的长期性、普遍性与渐进性。从对策层面来看，理论工作者应引导人们从更高层次上认识改革中出现的“滞后”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及理论层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需要理论工作者加以引导和解决。鉴于此，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

二、“后改革时代"的理论依据与提出过程

（一）“后改革时代”的理论依据

1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

在研究前苏联、中国等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形成了转型经济学这一新兴的经济学学科。进入21世纪以来，大多数转型国家已经完成了基础性改革，进入改革的深化阶段，转型经济学将这一新阶段称之为“后转型时代”。我们所提出的“后改革时代”，正是与“后转型时代”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近年来，国外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例如，热若尔·罗兰（2002）指出，转型不仅仅是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还有更多的东西，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9）认为，中国第3个十年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通过金融业和企业重组减少脆弱性；加大力度拓展中国贫困地区增长的机会，提高社会凝聚力。尼古拉·拉迪（2000）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标志是渐进式改革，下一阶段的改革将面对不可预测的、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为此中国必须要采取更为加速的改革战略。上述观点表明，中国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并针对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系统解决方案。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和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主编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由45位国际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从20个不同领域展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历程。该书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将持续。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ty Naughton）撰写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全面评述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历程，并论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

2 国内学术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划分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进行了一些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20周年作为起点，认为中国此后进入了“后改革开放”时期。第二种观点以2000年为起点，认为2000-2020年中国的改革发展迈入“后改革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三种观点以1997年“十五大”召开为时间界限，即以财产权利安排是否存在动态化作为划分标准，将1997年以后的改革称之为后改革时期。第四种观点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分为前改革时期（1978-1991）、中改革时期（1992-2002）和后改革时期（2003年至今）三个阶段，认为前改革时期是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和试验阶段，中改革时期是市场化改革的塑体造型阶段，后改革时期是以架构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制度为主要目标的阶段。第五种观点以中共“十七大”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为起点，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认为2008-2020年是中国“第三次改革”时期。此外，华民（2005）、范恒山（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2008）、乔榛（2009）等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经验及问题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作了一些探讨，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概念描述，未能提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系统理论，因此我们需要对此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二）“后改革时代”的提出过程

“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与我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长期性理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看，“后改革时代”的提出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长期性与阶段划分的研究。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一书以及其他文章中，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以及改革的长期性进行了研究，这为我们划分“前改革时代”和“后改革时代”奠定了早期基础。

第二阶段：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与绩效评价的研究。20世纪末以来，我们从理论上梳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研究了困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问题，并先后发表了《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深层问题及解决办法》、《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我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长期困扰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十个滞后”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这为我们提出“后改革时代”进行了理论探索。

第三阶段：“后改革时代”的正式提出。2010年前后，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我们结合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并先后发表了《未来30年改革的主题判断和路径选择》、《由“前改革时代”到“后改革时代”》、《后改革时代的主要矛盾、改革趋向及其重点》、《后改革时代的特征分析》、《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取向》等一系列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三、“后改革时代"的概念、特征及其意义

“后改革时代”是区别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的一个概念，也是关于改革阶段划分与深化改革的一种理论。与“前改革时代”相比，“后改革时代”改革的主题、性质、任务与途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改革时代”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后改革时代”的概念界定

从占世界GDP总量比重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致需要一百年时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被列强侵略和奴役的历史，我国从此进入民族复兴时期。1949-1978年，中国处于建立并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期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经济发展波动较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预计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将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此后经济总量将进一步提升。到21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历史视角来看，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任何时代、任何制度形态都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将带有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因素的落后的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而有三重任务：一是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将自然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将落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多重性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1978年底算起，中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致需要70年时间，因此有必要对整个改革时代进行阶段划分（见图1）。我们把从1978年12月到2003年9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前改革时代”，把从2003年10月到21世纪中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中国将围绕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进行深入改革。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不是指改革结束之后的时代，而是整个改革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相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而言的一个专用语。“后改革时代”小于整个改革时代，大于改革阶段，是介于整个改革时代与改革阶段之间的一个特定概念，也是关于改革阶段划分与深化改革的一种理论。

（二）“后改革时代”的特征

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相比，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改革力度相对减弱，我国进入求质量、讲成效、制度相对稳定的时代。在“后改革时代”，如何巩固与共享改革成果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改革的主题、性质、任务和途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如下（见图2）。

第一，改革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在前改革时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当时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成为我国的主旋律，因此“前改革时代”的主题是“发展是硬道理”。在“后改革时代”，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改善，但其他问题的解决却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因而“后改革时代”的主题是“和谐是硬道理”。顺应改革主题由“发展”到“和谐”的转变，“后改革时代”必须在以下四个领域实现转型：其一，从“前改革时代”满足“口”的吃饭问题向“后改革时代”满足“口”的说话问题转型；其二，从“前改革时代”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向“后改革时代”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转型；其三，从“前改革时代”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向“后改革时代”解决人的发展问题转型；其四，从“前改革时代”优先发展经济向“后改革时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型。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疏通以下两个渠道：一是疏通穷人经过努力而成为富人的渠道，二是疏通社会底层群众经过努力而跻身社会上层的渠道。保持这两个渠道的畅通。不仅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关键指标，而且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在“前改革时代”，我国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因而“前改革时代”主要是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改革的性质是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与完善，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在“后改革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所以“后改革时代”不仅要继续调整生产关系，更要对生产力结构进行优化与创新，从而充分发挥先进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体而言，一是对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结构进行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生产流程创新、产品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企业家创新及企业组织创新等；二是通过大中型企业“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我国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三是实现我国经济由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由数量增加到质量提高、由资源消耗到技术推动、由速度优先到效率改善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改革的任务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分离化”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一体化”。“前改革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采取“分离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促使一部分有能力的人从一般人群中分离出来，通过勤劳拼搏先富起来；促使城市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利用优势条件优先发展起来；促使具有特殊优势的地区从其他地区中分离出来，利用特殊优势率先发展起来。这种“分离化”在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得到优先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关系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必须通过“一体化”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与和谐。具体而言，要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全体人民“一体化”共同富裕，从城市优先发展转向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从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转向各个地区“一体化”和谐发展，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际国内的和谐。

第四，改革的路径由完全“市场化”转变为“市场与计划一体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我国采取了政府不断放开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以此来逐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市场化质量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缺位与越位”有关，尚未建立起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职能，政府宏观调控的时机还不准、水平还不高、手段还不丰富。鉴于此，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为了规范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必须实现“市场与计划一体化”，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着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一是区分政府宏观调控和政府办企业的职能，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二是区分国有企业和一般企业的职能，要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实质是政府机构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明确国有企业的职能在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国防与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意义

1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独特性、不同地域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政府主导性，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鲜明的特征。具体而言，一是发展不平衡，多层次、多水平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同时并存；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艰难曲折中发展起来的，具有非规范性；三是非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需要—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新认识，有利于总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有利于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更好地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创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与“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前苏联国家的激进式改革有着本质差别，形成了一种“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同时呈现出制度变迁的政府主导性、动力机制的外在性、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统一性等特征，这就为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与素材。“后改革时代”概念的提出，可以把划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与总结改革经验相结合，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而为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供必要条件。

2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实践意义

“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准确判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处的具体阶段及其基本特征，有利于在改革中抓住主要矛盾，并在解决这些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有利于解决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与现有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理论与实务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依靠粗放型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为此，“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解决影响经济平稳发展的体制障碍，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长期效益。

第二，有利于解决人们对社会和谐的需求与社会管理水平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管理问题大量涌现，集中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区自我服务能力不足、群众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公共安全体系脆弱，这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从而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第三，有利于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矛盾。“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这使得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矛盾逐渐突出。“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快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而规范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

四、“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依据“后改革时代”的特征与长期困扰我国经济改革的“滞后”问题，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如下（见图3）：理顺产权关系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区域协调发展是后改革时代的重要任务，共同富裕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目标。，

第一，理顺产权关系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动力。在“后改革时代”，理顺产权关系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而言，要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而言，要认识到国有企业的特殊职能在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国防与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快推动国有资本向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并且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实现产权多元化；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而言，“后改革时代”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形成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通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理顺非公有制企业产权关系，促进非公有企业上规模、上水平，提升非公有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在“后改革时代”，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是调整生产力结构的重中之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因而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后改革时代”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到集约转变，必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三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后改革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以人为本，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增长与和谐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走集约型发展之路。

第三，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市与乡村分割、经济与社会失衡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后改革时代”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在此背景下，消除城乡分割和经济社会失衡，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就成为“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包括城乡一体化和经济社会一体化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城乡发展来看，就是要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居民收入来源等方面逐渐缩小差距，消除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就是逐渐改变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深入实施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实现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第2篇

【关键词】供给侧管理 结构性改革 经济转型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

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降速，虽然我国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经济步入新常态。仔细分析，可以洞察我国经济增长近年来发生的内在变化，经济新常态比较好地归纳了这种变化：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现阶段，以结构性产能过剩为特征的“供给失灵”是经济新常态的典型特征。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显著下降，表面上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的“供给失灵”。一方面，以钢铁为代表的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居民的有效需求受供给侧制约不能得到满足，国内消费和国内生产之间的脱节现象日益明显。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助力需求端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化解过剩产能，提升有效供给能力，这都是相对于需求端而言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脱离对需求端的认识，既不能忽视需求侧的现实需求，还要满足需求端的变化，更要通过创新引领主动调整供给端达到引领需求端的目标，形成“供需平衡”的理想状态。

第三，大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基数在相应减少，这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加之，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已超出了其合理的利用范围，我们必须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这是人与自然的必然选择，由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确保健康可持续发展。

概而言之，就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扬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可以说，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需要充分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加、减、乘、除”。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加法”，其核心目标就是转变以往以出口和投资需求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扩大消费需求，优化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化解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造成的“供给失灵”问题，使供给与需求协调平衡。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减法”，即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压缩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解决中低端产品过剩，同时，从制度改革层面，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激发其经营活力。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乘法”，即通过鼓励创新，使其发挥对经济拉动的乘数效应，通过培养引进创新人才，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挥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技术在经济中的作用，构筑以创新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除法”即以科学宏观调控体系为基础，排除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如去除财政和金融领域积累的风险。同时，也包含破除垄断、放松管制、减税，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等制度性问题，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

三、影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分析

经济理论认为，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五个：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容易地生成和体现出来，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两项的贡献更大，并且极其关键，所以我国后续经济增长动力的构建，应由五大要素动力源合乎规律的优化重构而成的混合动力体系来推动。

第一，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我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但是，据学界测算，在2011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2012年后社会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每年净减少数百万人，以低廉劳动“无限供给”为特征的劳动适龄人口充裕状况对于我国经济的贡献和支持，颓势已现，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这些信号告诉我们，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人员素质及改变我国长期推行的人口限制政策，以此来对冲劳动力人口下降及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风险。

第二，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耗用巨大，生态环境恶化。我国土地及其它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不健全，导致土地使用费用昂贵，大幅提升企业用地成本，使企业难以通过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特别是新型科技型企业要素成本过高，难以为继，这与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形成背离，与此同时，传统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难以支撑后续经济增长，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相应问题，从根本的角度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金融服务发展滞后，不能很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多年来，我国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特别是小微企业更是如此。我国银行体系的服务面比较单一，没有全面覆盖各个层面的企业类别，对中小微企业的长尾客户服务不足，加之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融资不畅，负担较重，难以阔步向前。与此同时，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企业直接融资存在制度。对此，也只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多层次、高效的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第四，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动供给仍严重滞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现阶段，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职能的优化与制度变革的进程，仍处于滞后状态，关键领域的改革不到位，如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金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均慢于社会预期，而这些改革直接与个人、企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第五，教育体制僵化，人才培养跟不上市场需要，科技创新驱动力弱。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必须强化创新驱动，但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教育体制下的人才培养模式跟不上市场发展需要，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缺乏科技创新的原创活力。近年来，虽然各大科研院校和机构的科研人员的数量和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但成果转化率不高，难以形成真实生产力。同样，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由此加快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四、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第一，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当前，面对我国劳动力人口明显下降、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趋势，必须果断调整人口政策，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劳动力保障，与此同时，一方面要提升教育质量，教育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优质教育服务，为我国实施人力资本战略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要适度放开移民政策，积极引进高端、优质的创新型人才。

第二，拟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及资源的供给机制，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减轻环境破坏压力。土地及自然Y源不可再生，科学合理制定土地及自然资源的供给制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自然资源的粗放式开发利用，减轻环境破坏的压力，使利用资源的效率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提质增效营造基础环境。

第三，全面实施金融改革，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针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全面推进金融改革。积极探索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有序放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资质，如现阶段发展势头强劲的互联网企业，利用他们先进的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应加大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监管，让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充分发挥其投融资职能，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第四，充分发挥制度性改革，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结合当前企业实际情况，以“负面清单”为导向，进一步简政放权，让企业充分融入市场环境，以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提升企业经营活力，释放其潜能。同时，政府应加快完善制度变革的进程，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应加快改革的步伐，在制度方面为企业减轻负担，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激发企业活力。

第五，加强教育体制改革，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人才供给。经济转型升级成功的关键在于人才，人才是供给要素中的核心资源，高素质人才是推动我国创新驱动的根本保障，人才机制的改革，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来支撑，培养引进高端创新型人才，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人才供给。

第六，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供给和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一体两面，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定需求侧的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加强消费需要，也是化解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的“供给失灵”问题的有效途径。供给能够创造需求，需求也会倒逼供给，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离不开两者的协调平衡和良性互动。

五、总结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降速，虽然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中央将这种形势概括为经济新常态，也开始借此契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途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五大要素（动力源）出发，全面优化重构而成的新混合动力体系，从根本的角度转变我国长期依赖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新战略引领新发展，新思维带来新转变，概而言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途径。

参考文献

[1]贾康.“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6）：12-21.

[2]刘霞辉.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J].经济学动态，2013，（10）：9-19.

第3篇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推进，向纵深方向展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1979年前后，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安徽、四川等省的一些农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从1983年起，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制度。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农村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决定进一步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是改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一阶段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明显地趋向以市场为导向。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澄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和以往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郑重宣布，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明显地发挥着基础性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前2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至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巨大成就的取得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它破解了社会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矛盾，成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和谐发展。

（一）解放生产力与解放人的结合

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的生产数量、产品种类、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另一方面，个人实际上也是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是由劳动人事机构计划安排，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阻碍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由此形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直接后果就是造成1959—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重大损失和倒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之所以选择在农村，这是由于：一方面，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但旧的体制束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改革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农村由于其固有的体制弊端，无法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当时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农民的积极性对生产影响很大。现实迫使人们摒弃，代之以具有激励作用、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获得空前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从1979年到1984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年均增长7.98%。在城市，改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实行政企分开，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改革企业的经营方式，运用经营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努力使国有企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等。这一改革给企业经营机制带来巨大的变化,企业从僵化的经营方式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为了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开辟道路。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岗位责任制以及各种竞争机制等一些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最大的优点是确立了人在产权上、在经营决策上、在选择职业上的主体地位，使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成为自己经济活动的自主的主体，激发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人的解放，人在经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

（二）发展生产力与发展人的结合

1.发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

社会主义的建立，不是以其革命的口号、鲜明的阶级性而产生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是以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而得到人民的拥护。邓小平在其曲折、坎坷的领导生涯中，特别是1978年复出以后，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深刻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并且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这种经营管理方式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更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农村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很缓慢。到“1978年，全国还有1亿农民未解决温饱问题。“”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势，又尊重了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摆脱了农业长期徘徊的困境，解决了农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

2.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高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但是发展生产力不是改革的最高目标。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一切社会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革也不例外。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基础。“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最终落脚点，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其基础条件。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具有最高的价值目标意义。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重视生产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还高度重视生产力的主体———人的作用，他深刻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的重要宗旨，注重在改革中维护和增进人民的物质文化利益，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质。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改革开放的总目标之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努力改善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概括地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党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以后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宝贵经验。

三、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的现实途径

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但是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凸显，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等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必须吸取宝贵历史经验，探索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的现实途径。

（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必须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保证人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要达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经济建设上必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逐步改善人们的吃、穿、住、行的条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进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从而为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准备必要的条件。

（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动力之源

人是生产力中决定性的因素，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越高，也即是人的发展越全面，越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我们必须全面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质，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提高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动力之源。

第4篇

混合所有制本质：产权问题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产权的基本功能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直接相关，良好的产权使得经济体系具有内在的激励机制：一是降低交易费用；二是收益预期得以稳定；三是当产权行使成本向零收敛时，个人投资收益可以较为充分地接近于社会收益。自从科斯、斯诺等开创性地建立产权理论框架及其经济增长与结构影响体系以来，产权的界定、调整、变革和保护就被认为是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亦是发挥改革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产权改革，相对于企业的流程再造、组织创新、管理优化等环节而言，对产权的改革是最本质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中强调，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本质上亦是产权的调整、改革和重组。

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大致存在两种相对具有分歧意义的观点：一是发展基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发展混合经济作为夯实国有资本、巩固公有经济以及强化国资主导的一种有效方式。二是发展基于民营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发展混合经济作为强化私人资本参与国民经济、削弱国有资本垄断地位、夯实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一种有效途径。

国有资本以及国有企业在效率和公平两个层面都遭受国内各界的诸多诟病，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第二种改革方式似乎获得更多的认同。这个逻辑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但更加强调非公有资本的能动性、创造性和高效性，强调非公有资本应该在国企改革和经济发展领域发挥出更大作用。

但是，在实践中，第二种改革方式与第一种改革方式并非是割裂的方式。第二种方式似乎是改革的路径，而第一种方式则是改革的真正目标。通过引入私人资本等其他“混合要素”，使得整个经济体系主体更加多元化、信息更加透明化、配置更加高效化。但是，发展混合经济仍然要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实现国有资本的放大功能和保值增值，提高其竞争力。要有利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此项改革的目的，可能是通过适度地引入其他所有制资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应该坚持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

混合所有制：中国的实践

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微观层面指的是，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成企业的一种经济形式；从宏观角度看，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个经济社会中多种经济成分相互依存、渗透和融合，共同构成该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广义地讲，凡是非单一所有制性质的企业都属于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混合所有制在当时也是炙手可热的话题。只是当时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本质上是股份制改革。混合所有制从范畴上讲应该要广于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强调的是出资主体的多元性，即资本的出资主体，而股份制强调的是资本的组织形式。混合所有制可以组织成为股份制公司，还可以组织成为其他形式的企业。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更多是以股份制改革为主导。但是，股份制改革本质上就包括引入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过程。只是当时改革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权，股份制改革之后基本仍然是国有资本绝对控股或者相关控股的格局。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启的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快。股份制改革涉及多方的利益主体，本应该是一个利益博弈的复杂过程，但是，当时国有企业改革以迅猛之势加以推进。比如江苏南京在2000年年底宣布，其后一年左右将出售80%的国有中小企业股权；吉林省在200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816户国有工业企业的改制任务。

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迅速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问题亦值得人们反思：

一是政府主导性强，使得部分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政治动员式改革。但最后发现，改革的根本目标并没有实现，不得不进行二次改制、三次改制。

二是改革程序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公开性。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的重要体现，部分改制过程中并没有经过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改制程序，使得改制的结果缺乏公平性。

三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国有资产贱卖和寻租问题。由于改制速度快，部分企业没有来得及进行合理的产权价格评估和定价，“像卖破烂被一卖了之”，国有资产流失成为一个显性问题。

四是出现了一定的社会问题。1995?2003年，国有单位职工减少近40%，国有制造业职工减少了74%，使得当时的失业问题较为凸显。

五是国有企业改制出现反复。后来以做大做强、资源整合等目的为借口，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但这反而是强化了国有资本的市场主导性，并一定程度上造成“国进民退”现象和国有资本利益边界的扩大化。

回顾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及其存在的诸多问题，对于如今积极发展所有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破坏性创造”，而是内生性诉求、改良式发展和渐进性过程。

混合所有制改革：分权法原则

诺斯曾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表现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纵观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国有资本改革持续且坚定地遵循了分权法的基本原则。即使是当前我们所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亦仍然坚持了分权法的基本原则，而不是走俄罗斯的彻底私有化道路，混合所有制仍然是延续过去的政策框架。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中国为了避免出现俄罗斯休克疗法中的国企改革问题，主要是践行了以分权法为基础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分权法是将一家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的股权在国家股东和私人股东之间进行分配，国家股东仍然可以代表国家对企业进行有效影响，在股份制改革中实际上是国家股东和私人股东之间的内部分权。与分权法相对的是外部控制法，外部控制法是将一家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的股权全部转变为私人股权，政府对这家企业的控制只能从外部实现，而不能再以股东的身份对企业实行内部控制。

本轮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被认为是新型发展模式的重要基础，在于其对企业产权结构以及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潜在影响，而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三个允许”：一是允许更多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三是允许企业员工持股。这意味着：第一，私人资本可以和国有资本一样，成为地位平等的企业权益资本；第二，私人资本可以适度打破国有资本及其项目的垄断性；第三，员工个人可以成为国有企业的股东。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强调了非公有资本的重要性，甚至是个人的资本权利。可同时，混合所有制具有私有化的成分，但其本质上不是私有化。“三个允许”扩大了非国有资本的权利范畴，但是仍然保持了国有资本及其潜在的影响力甚至控制力。混合所有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分权法原则的改革进程，而不是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控制法原则。但由于混合所有制具有私有化的要素，因而要严防过度的私有化。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期待以“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系，以创造一个“广泛的私有者阶层”，同时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和监管机制来实现“外部控制”，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本功能。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遵循了其1992年制定的“私有化纲领”。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私有化纲领”要有效打破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地位，通过出售国有和地方财产，形成一个广泛的私有者阶层，并最终建立一个以私人所有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当时为了迅速完成私有化进程，俄罗斯甚至通过发行股权认购证的方式，将国有资产卖给广大公民。俄罗斯政府还以立法的方式规定了私有化的目标，即到1995年年底，私有经济成分占比不应低于60%。

但是，在迅速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透明的信息披露、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真正的机会平等很难实现，加上私人财产保障制度和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俄罗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俄罗斯国内的个别人成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主人，而“广泛的私有者阶层”并没有因此出现，橄榄形社会阶层体系亦没有建立，而原有国有企业的“外部控制”目标则最终成为了一种内部人控制机制。俄罗斯外部控制法原则下的国企改革造就了一批超级富豪和利益集团，随后引发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以至政治问题，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则被大大削弱。因此，俄罗斯基于外部控制法原则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不成功的。

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基本原则

混合所有制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但是，基于混合所有制的本质、国内改革的经验以及俄罗斯等国的外部启示，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应该坚持市场化、主导性、匹配性、自愿性、公开性和规范性等基本原则。

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最为基础的是，不同所有制主体的相互交叉与融合，而实现这种结果的必然过程，就是产权的交易。要完成产权的交易，产权的价格确定则是最为核心的工作。不管是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是国外的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及其定价机制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最容易遭受诟病的问题。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的过程中，产权定价应该遵循基本的会计准则和市场标准，比如以市盯价。如果民营资本以低于净资产价格引入国有资本，则民营老板可能被冠予“志在千里”的名声；但是，如果国有资本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引入其他所有制资本，无疑会被打上“资产贱卖”和“利益输送”的标签。比如，一个注册资本金只有几千万元的民营企业获得具有千亿元资产的国有企业超过15%的股权，对普通公众来说，可能会对交易定价提出巨大的疑问。混合所有制发展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和产权转化机制，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不要把“混合”搞成“贱卖”。

混合所有制的第二个问题是国有资本能否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或主导作用。假定一个国有企业引入4个其他所有制资本，5个股东股权均分各20%，那么国有资本股东从100%控股到只有20%的股权，如何发挥国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在重大决策的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标准可能国有资本都不够资格否决议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不是为了削弱国有资本的主导性，而是为了在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夯实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混合所有制第三个重大问题是不同所有制主体的匹配性和融合性。混合所有制目的是为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多种资本优势的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应该对产业分布、竞争状况、功能定位、所有制结构等进行分类管理和引导，对一些“混合”主体进入要注重匹配性和融合性。放宽准入门槛不等于没有门槛，要注意区分不同行业的属性、相关性以及融合性。不熟悉实际情况的公众可能无法理解一个以信息产业、资源能源、酒业等为核心业务的大型国有企业与一家装修公司“混合”的意图何在，能否发挥混合之后的优势互补和有效融合。混合所有制第三个关键是不要把“混合”搞成“混搭”。

混合所有制第四个重大问题是要尊重非公有资本的自愿性。混合所有制更强调双向性，私人资本可以参与到国有企业和项目之中，国有资本亦可以参与到私人资本及其项目之中，实现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但是，目前针对如何引入非公有资本、如何协调国有与非公有资本关系、如何平等对待非公有资本的权益等缺乏一个整体框架。政府以及国有企业不应该利用行政力量或者竞争优势逼迫非公有资本与国有资本的“混合”，把“混合”变成“吞并”。

混合所有制第五个问题就是信息公开原则。既然国有资本想引入非公有制资本，或者民营资本想引入国有资本以实现资源配置优化，那么应该秉承公平、公正和公开的信念进行信息披露，一是使得所有相关主体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加强决策，二是有利于相关方交易成本的降低，三是形成一种公共的监督机制。目前，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公众和舆论可以通过不同的信息渠道来获得混合所有制变革中的各种交易情况和信息，可以甄别交易的公平性。与其在“黑盒子”里面操作，不如进行信息公开。为此，不要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变成内幕交易。

最后，混合所有制应该有一个制度框架、基本规范及标准指南。中央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应该对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制度框架，就重点问题设置基本规范，就关键指标设立参考指引。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混合所有制的基本制度安排，特别是国有资本功能定位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二是应该明确哪些行业可以成为“混合”经济，或者设立“负面清单”，说明哪些是不可以进行“混合”。三是设置不同所有制资本相互“混合”的基本规则及其配套机制，比如平等、公开、匹配性等。四是设立产权及资产转让或变更的基本财务规范和指标体系，特别是资产定价机制。五是强化监管机制建设，侧重资本监管和功能监管。最后，应该严防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沌”经济。

第5篇

关键词：国有企业　财务行为　产权制度

一、市场经济中企业性质与财务行为

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私人产权的基本含义是财产的归属主体是私人，并且对所有权利行使的决策完全是私人作出的。私人产权是给予人们对体现在物品上的那些必然发生矛盾各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对物品的可能用途施以人为的或强加的限制，而是对这些用途进行选择的排他性权利。排他性是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特征，私人产权的排他性意味着所有者有权选择用财产做什么、如何使用以及给谁使用其权利，所有者(或者他授权代表他的人)决定用财产做什么，其占有由其决定产生的收益，承担由此而来的成本，使“收益和成本向个人集中”。私人产权的排他性将选择如何使用财产和承担这一选择后果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外部性内部化”。私人产权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求带来最高价值资源的使用方法。然而在私人产权条件下，要想使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使资源配置有效率，就必须使个人能自由缔约，即要使人们在处置其产权上享有尽可能大的自。即私人所有权为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激励，而契约自由则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可能。由此决定了标准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厂商”；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能够提供“充分信息”的竞争性市场；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激励与约束并存”、“所有者与经营者共享”的权利安排。企业作为“厂”商，必须能够自主地进行生产，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性质是“专业化的生产单位”；企业作为“商”必须能够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经营者”或“市场主体”，其性质是“契约的联结”。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利润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企业追求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以及净现值的最大化；在融资上企业追求最优资本结构和最优融资顺序；在利润分配上，企业则注重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也相应地提高。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市场经济制度(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所内生决定的。

二、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国有制下政府必定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产权主体，政府要履行所有者的职能，即对国有企业负责人实施监督管理，选拔、任用、评价、考核、奖惩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对国有企业重大事项实施监督管理，包括国有企业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增减资本、股权转让、投资和融资等重大事项；对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扩大国有资产的再生产，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产品等。另一方面，作为政权主体，政府则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即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等来提高效率；通过税收和支出项目等手段，向某些团体进行有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平等；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鼓励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法制等。其结果必然是“政资合一”和“政企合一”，国有产权的性质不能不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使原本是经济性的产权高度行政化。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系列的附属物，是政府这个超大型科层组织中的小科层组织；传统国有企业的性质是“行政性的经济组织”或“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同时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或“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因此，传统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定是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经营管理者没有经营权。而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的后果则是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亦即“既不负盈，也不负亏”。由此决定传统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独立从事财务活动的市场主体，其财务目标只可能是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产值指标。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重产值、轻效益”，囤积各种投入品；没有风险意识，没有货币时间价值观念，没有资本结构的概念；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都十分低下。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传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国有制和指令性计划)所内生决定的。

三、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则是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首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开始了初步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其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确立，标志着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第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第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使市场化改革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市场取向不可逆转；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的“双轨改革”、“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边际改革”、“局部改革”、“补贴改革”、“特许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改革。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则是“放权让利”，其间经历了初步的放权让利、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这一“市场取向”和“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从改革前“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变为竞争性的市场，国有企业逐步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但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并未涉及，国有制仍维持不变。由此导致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然从改革前的“国有国营”变为“内部人控制”；国有企业的性质必然从改革前的“国家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或“行政性的经济组织”变为“内部人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软预算约束也必然从改革前的“父爱主义的既不负盈、也不负亏”变为“母爱主义的负盈不负亏”。国有企业在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和财务主体的同时，却仍然面临着软预算约束。由此决定国有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留利最大化”或“内部人收益最大化”。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具有“投资偏好”，企业甚至有可能在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也进行投资；在融资上则具有“融资偏好”，企业无论是否有好的投资项目，都绝不会放过融资的机会；而在利润分配上则表现为“少分多留”，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却不断下降。据此，我们

不难得出结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国有制和市场化改革)所内生决定的；其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与财务行为的合理化

第6篇

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结构性失衡，必须摒弃单纯依靠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从供给侧想办法，通过去除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新平衡。

供给侧是指与需求侧相对应的生产端、供给端；结构性是指供给结构的配置组合；改革是指对原有的扭曲资源要素配置、束缚资源要素供给以及供给结构调整的制度进行革新。这三方面有机统一，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完整内涵。

落实重点任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下一步，要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大力推动“一提一创一培”（提质量、创品牌和培育新动能），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争经过5年努力，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创新发展动力持续增强。

深化改革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同时，健全完善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推进机制，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重要支撑和组织保障。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部署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

“十三五”时期是我省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跨越的决胜阶段。这一时期，我省经济发展步入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即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逐渐由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逐渐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具体到我省的经济发展现实来看，目前已从连续多年的两位数的高增长逐步过渡到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当中既有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外部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更与经济运行中长期积淀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失衡密切相关。

当前经济运行主要面临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性供需失衡，现有供给体系不能适应消费升级需要，出现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居民消费外流并存局面。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增加的货币很多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三是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投机需求旺盛，房地产高收益进一步诱惑资金脱实向虚，并推高实体经济成本。

这“三大失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其中，实体经济的供需结构性失衡起着主导性作用。如果只是简单采取扩大需求的做法将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因此，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结构性失衡，就必须摒弃单纯依靠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从供给侧想办法，通过去除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新平衡。

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内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是中央对新常态下“怎么干”的具体要求和精准施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理解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谓供给侧,是与需求侧相对应的生产端、供给端，与提供产品和服务相关联，包括对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方式和投入结构的安排，以及对促进要素有效供给、质量提升的制度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管理，它也重视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更强调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所谓结构性，是指供给结构的配置组合。改革是指对原有的扭曲资源要素配置、束缚资源要素供给以及供给结构调整的制度进行革新，用改革的办法，调整供给结构，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三方面有机统一，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完整内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丰富多样、日益增长、不断升级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通过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通过加快推进基础性和关键性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同时通过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落实重点任务是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注重加减并重、增存并举，将化解过剩产能、减少无效供给与培育新动能、创造新供给有机结合，全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

下一步，要以提质增效为“主攻方向”、做强做大实体经济为“主战场”、强化创新驱动为“主引擎”、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遵循“市场主体、政府引导”“供需衔接、双侧发力”“增存并举、有破有立”“问题导向、精准施策”的原则，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大力推动“一提一创一培”，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争经过5年努力，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创新发展动力持续增强，“三去一降一补”“一提一创一培”取得明显成效，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相互融合、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促进的格局基本形成，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的体制机制基本建立，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政策体系逐步健全，与各类需求相匹配的多层次、宽领域、高效率供给体系日趋完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和坚实的经济基础。

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充分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持续用力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因城施策解决商业地产和部分市县商品房库存过多等问题，降低企业杠杆率，推动企业降本增效，补齐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短板。应该讲，我省“三去一降一补”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下一步任务更加艰巨，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新的进展。

分类推进去产能。过剩产能挤占信贷、土地、劳动等资源，却不能提供有效供给，客观上造成资源的浪费。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给效率，应持续化解过剩产能。下一步，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采取市场化手段化解其他过剩产能。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环保、能耗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创造条件推动钢铁等行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到2020年，全省实现工业重点行业落后产能基本退出，僵尸企业处置基本完成，过剩产能市场化退出机制基本建立。

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房地产业既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又是满足城镇化进程中新市民住房需求的重要保障。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更好满足新市民居住需求，实现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下一步，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加强土地供应分类管控，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契机，鼓励农民工等新市民在城镇购房，把棚户区改造和去库存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力度，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商业房地产库存。

积极稳妥去杠杆。过度加杠杆不仅拖累企业发展，控制不好还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当前，部分实体企业高杠杆制约了其盈利能力的提升，蕴藏了一定的债务违约风险。应坚持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稳妥有序推进实体经济降杠杆。下一步，要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点，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发展股权融资、开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进一步降低企业杠杆率。到2020年，全省直接融资将突破3000亿元，在融资中的占比超过35%，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和银行业机构不良贷款率得到进一步降低。

多策并举降成本。企业综合成本直接关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区域经济高成本既不利于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又不利于吸引外来投资，失去企业、失去投资最终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源泉。为保持我省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应打出“组合拳”，切实降低实体企业综合成本。下一步，要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快电力油气等能源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发展多式联运等现代物流运输组织形式，降低物流成本。力争到2020年，全省实体经济企业要素成本明显降低，涉企税费逐步下降，经济效益处于西部先进水平。

全力以赴补短板。补短板作用于供需两侧，具有“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补短板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做加法，精准对接发展需要，提供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补短板本身也会增加投资、扩大需求，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当前，无论从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从稳定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来讲，都需要加快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下一步，要以“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为引领，以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为重点，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到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剩余83个县摘帽、9064个贫困村退出、272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以长江经济带立体综合交通走廊和出川大通道建设为重点，优化省域综合交通网络，加紧基础设施建设，到2020年，实现所有乡镇通油路、建制村通硬化路，铁路营运里程达到6000公里以上，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8000公里；要加快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2020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以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以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成熟，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左右，群众就医负担明显减轻，居民健康水平明显提升；要严守环境质量“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打好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0%，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取得新成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减少，实现“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

着力推进“一提一创一培”。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大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做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减法，更要做好创新驱动、新动能培育的加法，通过“提质量、创品牌和培育新动能”，打造我省经济增长新引擎，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全面提升质量。适应消费升级需要，应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把质量的要求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质量先行赢得发展主动。要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引导企业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弘扬工匠精神，培养企业全员质量主体责任意识，提升质量行为能力。要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推进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实施重点产品质量对标提升行动，鼓励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支持企业按照高标准加快推进技术改造，以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为重点，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到2020年，全省质量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质量竞争力指数排名保持在全国前10，基本形成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

全力创建品牌。推动品牌建设有助于企业产品价值提升和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创品牌要完善企业主体、政府推进、部门监管、行业参与、社会监督的品牌工作机制，严格四川名牌、四川省著名商标、天府质量奖等评选和认定标准，加强“四川造”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提高“川字号”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商标注册、管理和使用、保护水平。以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经开区、高新区等为主体，加快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附加值高的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到2020年，力争培育四川制造品牌企业100家以上、国家级知名品牌示范区20个、国家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10个以上、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6个，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技术、产品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

大力培育新动能。下一步，要打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攻坚战，加快国家授权的30项先行先试改革举措和“9张清单”落地落实，着力打通军民融合、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金融结合“三个通道”，夯实创新平台、创新产业、创新人才“三个支撑”。扎实推进创新创造，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着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成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四川行动计划》，做大做强“双七双五”产业，着力培育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经济新产业，发展分享经济、数字经济。打造百亿企业、千亿产业、万亿集群，提升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实施“创业四川行动”，积极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实施创业引领计划，鼓励川籍企业家、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海外高端人才、大学生、民间能人在川创业。加强产权保护，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到2020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2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8%以上，形成一批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排头兵企业。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川农业大省这个金字招牌不能丢。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强调“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市场需求导向，主攻农业供给质量，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着力抓好建基地、创品牌、搞加工等重点任务，实施“十大行动”，建设“四区四基地”，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科学规划产业布局，明确功能分区，促进粮经饲统筹、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川酒、川茶、川菜、川果等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助农增收新产业新业态，打造全国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农村改革示范区、农业休闲养生示范区和全国优质粮油产品生产基地、优质特色农产品供给基地、优质商品猪战略保障基地、优质农产品加工基地。

优化农业产品体系。发展优质专用农产品，积极供应特色农产品，探索发展功能农产品，做优“川字号”品牌。完善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规范和标准，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优化农业经营体系。落实“三权分置”政策，多种形式放活土地经营权，推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发展现代草原畜牧业。开展生态退化区恢复和治理。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开展土壤改良、地力培肥与治理修复，推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

深化改革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

造成当前经济运行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基础性关键性改革不到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导致要素自由流动受阻、资源配置扭曲。有效破解上述问题，必须深化基础性关键性改革。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推行公平竞争审查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引导国有资本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推行契约化管理，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国资监管体制，实现国有资产管理由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转变财政支持发展方式，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加快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企业投资项目管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着力破解民间投资市场准入的“玻璃门”“旋转门”和“弹簧门”。深化政府投资管理改革，进一步明确政府投资范围，优化政府投资安排方式。

第7篇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第8篇

关键词：讲话精神；“供给侧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4-0011-03

2015 年11 月10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思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方向性转变，重心从需求调控变为供给调控。2016年5月1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供给侧改革”讲话的精神，其实是一个思想体系，前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进行，性质是“结构性改革”，关键是“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目的是“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因此，学习讲话，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要用整体性思维推进“供给侧改革”。

一、遵守前提

讲话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供给侧改革”。其含义就是要稳中求进。

“供给侧改革”与“扩大总需求”并不矛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些都要求“扩大总需求”。人民群众的需求不仅是对产品品种、数量及其质量的需求，还包括对产品生产过程的关注，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不是缩小反而要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梦的实现、全面小康的建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随着大国外交、全面外交和“世界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对上游产业、高端产品和现代化服务的要求不断增加，总需求必然扩大。采取“供给侧改革”，顺应形势发展，淘汰中低端产品和低档服务供给，提供高端产品和现代服务供给，最终是为了扩大总需求。

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处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第一是“经济增长换档期”。经济速度下滑，从过去高速发展到现在减速为6.5%。第二是“结构调整期”。经济速度问题其实是结构问题，长期依靠“需求侧” 拉动经济发展，久而久之形成粗放式发展模式，使得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破坏生态环境，经济下行压力大。第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即动力转化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我国政府采取“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强刺激政策，以扩大需求、保证增长。结果经济增长了，但是副作用很大，出现投资回报递减、资产泡沫，使国民资产负债率杠杆越来越高。在这个时期，继续依靠“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必然受阻，总需求受到影响，所以采取“供给侧改革”是势在必行。但是，“供给侧改革”是长期性刺激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无法短期见效。因此，在它的作用没有明显发挥前，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适度扩大总需求并进行改革，否则就会“栽跟头”。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进行供给侧改革，转换经济发展动力，当务之急是“稳增长，调结构”。我国经济基本面和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局面没变，经济发展潜力大。但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攻坚克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如经营困难型企业数量增多、调结构难度大等。首先是保持稳定增长速度，在经济平稳运行中为“调结构”赢得时间；同时，不以GDP论英雄，追求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其次是“需求侧”手段还有发挥作用的地方，如社会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需求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在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大。消费仍然是增长的基础，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关键，出口仍然对增长有促进作用，必须综合运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种手段。提出“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进行“供给侧改革”是非常正确的，既立足于实际又指明了改革方向，抓住了稳定与发展的关键，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在稳中求进中推进“供给侧改革”，要做到稳增长与调结构同步进行。第一，要正确处理“稳”和“进”的关系，既要稳中求进，又要进中求稳。第二，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消除体制机制弊端，攻坚克难，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第三，要发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资源环境在内的全生产率要素作用，为“供给侧改革”提供长期动力。

二、正确认识

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就是要下决心进行“结构性改革”，要求明白“供给侧改革”性质、目的和紧迫性。

“供给侧改革”的性质是“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侧”这一源头着手，从生产、供给端着手，进行结构性调整，提质增效，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是系统性改革，涉及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环境等各种要素，涉及制度创新、市场决定作用的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调动，核心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供高质高端产品和现代化服务。要求在微观上激励市场主体积极竞争，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良好氛围；在宏观上要提供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包括制定公平公正市场竞争规则，降低企业成本、减少政府干预，补上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方面的短板，改善民生。上述这些都是长期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搞好经济运行、科学宏观调控的要求所在，其目的是通过这项改革调动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全要素生产效率作用，主动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扩大有效供给，“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需求侧”和“供给侧”是宏观调控的两种手段，这两种手段的调整都对经济结构产生深层次的影响。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协调的一面。在供需关系中，要求这两个方面协调发展，但是不同时期有所侧重，否则就会出现结构性失衡现象。当经济萧条或过热时，采取“需求侧”手段，从扩大或抑制需求出发，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短期调控。采取积极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可通过乘数效应对总产出产生拉动作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但是，长期采取这一手段，势必产生金融危机、政府债务危机。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少总需求，给经济发展过热降温。但是，长期采取这一手段，最后会出现需求不足，影响经济持续发展。采取“需求侧”手段，短期成效好，却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造成一方面需求得不到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和现代化服务无法提供。因此，要使经济发展动力强劲，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采取“供给侧”手段，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提供高质有效供给。

当前，我国出现严重的供需关系结构性失衡，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采取“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这一“需求侧”手段，曾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使得改革开放后30年高速发展，但是需求始终是短板。特别是采取这一手段刺激起来的部分需求被转移到国外、如曾经出现到日本买马桶盖，到香港、新西兰买奶粉，到欧洲买奢侈品，到美国、加拿大购房的现象。一些国人因为到国外扫货，被称为“购物狂”。如果继续采取这一手段，将无法改变“供需错位”“无效供给”“过渡供给”局面。即使能上天登月、极度深潜，也无法提供人民群众需要的满意的既环保又高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满街的汽车，却没有几个是自主品牌；房地产过度开发，成为“鬼城”；钢铁产能过剩，关键材料仍然依靠进口；人们一方面对国内教育、医疗、金融、旅游怨恨不断，另一方面又到国外消费。“无效供给”、“过度供给”造成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太多、信贷杠杆难释放、地方政府负债率高、企业成本上升、有效需求成为短板。

三、把握关键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从产业、产品、服务着手，进行结构性调整，提质增效，那么搞好这项改革就必须把握指出的“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一关键。“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成为2016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要求完成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五大工作任务。“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应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任务，供给老百姓最需要的产品。痛下决心，淘汰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等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产能。通过适度限购、二孩政策、户籍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等多方面措施，减轻房地产的库存压力。反对企业采取投资加杠杆的运作模式，加快金融运作，通过地方债自发自还、债转股、资产重组等多种方法化解呆账坏账，去金融杠杆。

第二，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改变生产率低、技术落后状况，提供高端产品和现代化服务供给。首先是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现代化服务行业发展，构建产业新体系。其次是优化产业结构，搞好现代服务。以信息化、智能化为依托，进行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发展“互联网+”“工业4.0”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发展现代农业，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之路。提高第三产业在三产中的比重。虽然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50%，但是仍然不够。扶持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产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实行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共享，实现互联网与经济社会相互融合，进行产业组织、供应链、购物链、消费链创新。再次是加快制造业强国建设。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掌握关键领域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疗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的核心技术。最后是创新消费模式。通过畅通消费渠道，推动消费升级和消费产品结构调整，培育新消费，使人们成为“全渠道消费者”。

第三，创立新服务型政府，提供高效公共服务、高质公共产品，“降成本、补短板”。要求政府制定政策，确保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制定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企业参与竞争的积极性，提供企业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的平台。降低行业准入条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打破区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减少政府对价格的干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鼓励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使直接融资比重增加、企业融资渠道畅通、市场筹资功能多样、互联网金融融资作用充分发挥，解决“三农”和小微企业的筹融资问题。制定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降低企业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在内的制度易成本。出台刺激经济政策，加大对水、电、路、通讯的投入，加大对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投入，解决如入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补好改善民生问题的短板。

第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瓶颈问题。首先是发挥科技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引领作用，利用先发优势， 赶超发达国家科技水平。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其次是要求企业、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作出贡献。企业是创新主体，具有主导作用，要开展基础性前沿创新研究，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推动设备更新和新技术应用，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者。政府要把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重大科技项目，组建重大创新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建设技术创新中心，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给予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的自，调动其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最后是把握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与转化的关键环节。创立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共同发力的创新模式，建立完善财政投资、产业升级、科学研究、推广应用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创新机制。创新发展市场环境，创新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有序流通。由此，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服务水平低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瓶颈。

四、立足长远

“供给侧改革”是系统性、长期性的经济结构改革，关系全局，必须立足长远，以“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第一，特色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按照“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价格、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十三五规划”和“中国制造2025”，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第9篇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 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 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 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 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 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 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 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 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第10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内外风险因素

一、正视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不确定风险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机遇空前，挑战亦空前，变得异常错综复杂。2018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部分行业利润高增长并带动制造业投资有所回升，就业和价格水平基本稳定，房地产市场过热现象也得到初步抑制；同时也稳中有变，受家庭债务持续累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外部贸易壁垒增多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滑，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民营企业经营面临困难较多，而国有僵尸企业又出清滞后，这就使得社会资源出现错配，劳动力市场活力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下降②。因此，宏观经济的下行背后是微观经济的困境，是内外部不确定风险的叠加和积聚。正如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18年报告中给出的预测，包括内需和外需在内的总需求不足使得企业经营困难进一步增大，短期债务超预期增长，流动性风险持续累积。受实体经济的拖累，商业银行的尾部风险居高不下且风险溢出率持续走高，银行利息收入增速下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政府经济工作任务清单中的一个优先项。与此同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增速见顶，地缘政治风险加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消失，外汇储备规模出现波动。在诸多内外部风险因素中，中美关系正成为最大的不确定风险，其博弈互动走向不仅具有双边影响，而且具有世界影响。中国需要找到消除双边关系紧张和排除双边战略误判的途径，否则很可能会朝更负面的战略竞争乃至全面对抗方向发展，一旦演变成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等多方面的敌对，势必将影响到世界和平和中国发展崛起的大局。其实，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也可以是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比如，美国之于英国、日本之于美国。按照孙子兵法，最佳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像攻城一样的强行进攻是下策。所以，应该想办法尽可能与美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务实谈判，寻找和凝聚双方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存异求同，而不是有意无意的忽视或相互指责的敌视，彼此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①。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如处理不好其负外部性巨大，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也面临巨大既得利益的掣肘，可利用中美经贸摩擦对市场化改革形成倒逼。解决和缩小中美经济和贸易间各自的诉求，从长远看，对两国和世界经济大有好处，中国经济过去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在显著的程度上是由中国加入WTO所要求的体制机制以及与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接轨这种倒逼才得以实现的。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思想解放，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真正地从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进行全方位改革，逐步真正融合到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大潮中去，这些都需要进行结构性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不能完全不主动而是被内外部倒逼去突破旧的制度框架，这样的改革成本会很大。改革也需要主动地去改掉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的不合理规章制度。所以，改革开放是有特定内涵和意义的。现在改革两个字已经被泛用了，不少学者和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将改革往回改，往回走，或只说不做，或说一套做一套，也都称之为改革，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谓改革就是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制度及其规章制度和政策进行改变，对体制、机制和制度进行转型变革才能称之为改革。具体到中国情景，就是要将原有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过多主导、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过多干预和参与竞争性行业，改为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比如，一旦真正要被逼立即实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由于效率和创新力方面的不足，对中国来说难度和挑战是相当大的，是非常难于竞争的，要能适应新局面和具有竞争力，就必须下决心主动而不是被动地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经济全球化开放，通过真正的改革来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当然，市场经济只是一个国家经济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不辅以其他必要条件也可能会出现经济失败，现实中显然不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成功的，但这不代表着市场经济的失败，不能将其他额外必要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而造成的经济失败归咎于市场经济。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其重要使命，一是明道，为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鼓与呼；二是优术，就是应将改革和开放的内在逻辑、可行路径与方式方法讲清楚，充分考虑怎样做成事情而又没有或很少负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其分析建议就应该是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位一体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真正具有科学性、可行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及思想性的科学依据和支撑。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复杂局面的重要抓手

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面，国内很多智库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和智库建议，可谓是五花八门，但大多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和量化分析，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不足，难以精致化，导致市场化改革无法真正深入，给予政府无限作为或不科学作为的空间，几十年来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唯有从深层次上进行市场化改革，才能避免这种“乱、收、死”的现象。实际上，关于这一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得非常明确，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中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没有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所需要的是平衡的、充分的、良性的、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何为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概括得非常精准，符合新时代的发展定位。首先，中国要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其次，中国要做到经济不同层次和部门及行业间的协调发展。再次，经济社会发展是多方面的，既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到生态问题，等等。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济在发展的同时，绿水青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质、空气、环境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污染。第四，开放也很重要，这个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第五，共享的含义是社会创造的财富分配要均衡，不能由少数利益集团垄断。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所面临主要矛盾、应对外部世界复杂局面和不确定性的根本依靠，从而需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在要求。1.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发展模式，在一国经济起飞和爬坡阶段，无疑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由于初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激励扭曲，使得一旦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即使是粗放式的要素驱动模式也能够带来巨大增长绩效。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和约束条件会发生变动，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会发生作用，传统模式的增长红利面临衰竭。当前，中国就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快、资源和能源短缺、环境容量濒临警戒线等严峻形势，这些都意味着单纯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市场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优化来勃发创新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2.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变到为民生而竞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的制度安排下，调动一切资源竞争性地推动经济增长，解决了超过7亿人的脱贫问题，比整个欧盟2017年的人口规模还多2亿多，为打好扶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依然十分突出。当前，中国存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食品药品安全隐患较多、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等民生问题，这些都迫切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提高有效供给能力，精准匹配市场供给需求，从解决基本生活需求转向解决改善生活需求的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起码要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职责①。3.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使微观主体有活力，提质增效促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整体上依然面临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创新层次水平不高，在微观层面关键部件、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外依赖度较高；企业税费负担相对较重，要素成本高，管理水平不高；经济时有脱实向虚的严重现象，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因此，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使人力资本提升、管理优化和技术进步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放水养鱼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现代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进而，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呢？高质量发展不应靠政府全面深度干预、靠财政补贴输血式的产业政策来实现，不仅实现不了，并且弄不好会造成外部的强烈反弹，给国际社会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进而遏制中国造成口实。要解决高质量发展和五大新发展理念的落实问题是有难度的，也就是要解决科学性的问题。既要保证经济的稳定、不下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下降，同时又要通过改革创新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处理好短期风险防范化解的财政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处理好短期的发展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关系，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做到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动态联动。想把一件事情办成，无论是一个国家、地区或者单位的发展，都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的理念非常重要，过去一个时期出台的许多政策在解决某个或某些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副作用。例如，一味强调经济发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贫富差距、生态环境方面，结果让不少人以为这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从而反对改革、反对市场化，无法形成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共识。实际上，这不是市场化改革的错，而是在改革中，没有很好地进行科学论证，没有实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代性、前瞻性与可行性这“六性”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在五位一体的动态联动中，改革尤其是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仅不能动摇，而且应该继续往前，走向深入，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是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只有以市场化的改革促发展、促稳定、促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治理现代化。与此同时，从历史经验看，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要靠倒逼才得以推进的，从而需要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和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尤其在市场准入、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有所突破，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11篇

[关键词]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难点 切入点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3-0301-01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

1、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制约各项改革的突破口和瓶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各项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也更大了。特别是在深化全面改革的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又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因此如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各项改革就很难深入。

2、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强，这与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形成矛盾。我们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过渡期，在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不断提高，期望值也不断增强。但是，我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同时，由于财力有限，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只能逐步增加和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只能逐步加快步伐。这种状况，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值形成了反差。同时，人民群众不仅要参与改革也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希望尽快获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求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既要引导群众参与改革，又要教育群众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3、政府管理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管理的方式向主要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间接管理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更新政府管理的理念，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官本位的思想，实现由政府主体向市场主体的转变。其次，要改变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做法，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实行依法行政。再次，要尊重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

4、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难题。一方面，宏观调控的权力在中央，必须从全局出发，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一方面，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要做到这样，必须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正确处理和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合理性问题、制度性问题及规范性问题等。而解决这些问题，既涉及党政关系，政企、政资、政事、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关系，也涉及机构设置和减少行政层级等问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统筹兼顾。

5、新形势下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成了改革的对象，对政府自身的要求高了。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作为改革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握有行政权力，处于主导的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入，角色发生了变化，本身成了改革的对象，需要大幅度地减少和放弃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这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为目标，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切入点。

1、服务型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目标模式，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要着眼于完善这一目标模式。服务型政府不仅仅是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强调，更重要的在于，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政府管理的目标模式，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本质、政府职能作用和政府管理方式的一种实质性概括。从政府管理的本质属性来讲，我国政府的实质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从政府作用的范围来看，我国政府的职能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其中，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的核心与实质。从政府管理方式来讲，我国政府要优质、高效、规范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同时加强政府服务型机关建设。

2、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益探索，理论界和各级政府对建设服务型政府已经达成共识。

3、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化解社会矛盾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总抓手。公共服务具有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完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制度，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均衡的根本措施。建设服务型政府也是对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进行有效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能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达到抑制消费或拉动需求的目的。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的社会经济增长阶段，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和平台的发展阶段，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要注意全面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否则，将导致发展的中断与停滞。

第12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矛盾；改革；民主法制；共产党

一、中国经济矛盾解决的惟一途径：改革

《辞海》中对改革的定义为：改革即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常见的如技术改革、文字改革、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刘永佶在其所著《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对改革做过如下论述：改革是实在的活生生的人所构成的不同社会阶级、社会势力之间的一种斗争形式，是新势力发展壮大并抑制和克服旧势力的过程。它表现为制度、体制、结构及其机制、经济管理、对外经济关系等多层次的变革。改革是有阶级性、方向性的。劳动社会主义所倡导之改革是向前进的，它的方向便是人性的升华。读完该书，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对立的改革观：一是由新的、集合了现代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劳动社会主义引导的社会变革：二是旧势力代表人物所倡导的改革，内涵在于维护旧势力，增强旧势力。

以上所提之改革观，第一种能真正体现人性的升华和发展，是当代中国所需之改革：第二种改革企图改掉那些有利于劳动者的法律和规章，削弱乃至消除劳动者权力。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新的改革观与其作斗争的过程，这种旧的改革观所引导的“改革”在短期内也可能取得一定的经济增长成绩但是不能发展经济，更不能促使公有制向高一阶段的转化。这种改革的结果只能是使少数既得利益者在获得更大利益的同时，为进一步巩固其势力而削弱劳动者权力，从而导致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进一步下降。进而淡化和消磨劳动者主体意识。

中国初级公有制的局限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相对低下，其缺陷则是虽对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有所原则规定，但并没有完全落实于权力体系上。所有这些不仅是劳动者较低劳动素质技能的表现，也是残存的行政集权体制作用的结果。中国的改革，是劳动者提高其社会地位和素质技能总要求的集合，也是人性升华的大趋势。初级公有制的局限和缺陷，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突破和克服，其要点在于明确和强化劳动者的劳动力和对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其社会责任感和劳动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再次证明，只有第一种改革观才是真正的劳动社会主义的改革观。劳动者是中国的社会主体，这是中国革命过去所取得的一切伟大成果，也是当前中国改革的根据所在。中国的强盛和发展，就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而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唯一的途径就是确立其社会主体地位。

二、确立并保证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抑制与克服官僚资本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从行政集权制对公有制经济的约束，到官僚资本的再生并成为危害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相对立的矛盾方面，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正如刘永佶在书中所言：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来自美国的资本垄断与“和平演变”，而是来自中国国内的官僚资本。这是中国历史传统下来的官文化在不得不保留的行政集权体制中作用的体现，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原因。

公有制经济与官僚资本作为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其本质性的要素，一是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二是行政集权所滋生的“公仆变主人”。发展公有制经济，主体内容就是在确立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提高其素质技能，但这并不等于官僚资本自然而然的被抑制和克服。这里，必然也必须有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对官僚资本的主动进攻。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在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和素质技能的同时，将抑制和克服官僚资本作为主要对象。民主法制此时就成为劳动社会主义势力与官僚资本斗争的战场也是主要武器。民主法制不仅是一种关于政治体制的理论界定，更是现实的由经济政治矛盾的斗争而形成的制衡社会关系的制度和体制，它必须有厚实的社会基础。劳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在当今中国是具备这个社会基础的，但要实行起来却也有相当的困难。

三、明确代表中国劳动者提高社会地位和素质技能强烈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法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13篇

政府转型已经成为新阶段改革攻坚的重点

去年，我国从投资体制、财税体制、行政审批等多方面开始推进政府改革。但在打破GDP政绩观方面，由于一些政府部门自身利益局限和制约，实际进展仍有一定困难。把政府转型作为下一步改革攻坚的重点，还需要突破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的障碍。

正确认识加快政府转型与解决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关系。去年我国宏观调控反映和暴露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等三大问题，凸显政府转型的滞后，其根本在于体制问题、制度问题。第一，盲目投资和低成本扩张的根源在于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第二，土地市场混乱的根源在于土地制度改革与土地市场发育的滞后；第三，信贷问题是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直接结果；第四，电力短缺与垄断行业改革滞后有很大的联系；第五，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反映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解决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快改革，有效地推进政府转型。

正确认识加快政府转型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关系。当前，推进各项经济体制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转型的实际步骤。例如：推进国企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为各类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投资体制改革的本质涵义是什么？就是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投资权限，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更大的自主投资的空间。要形成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土地市场，就需要在这些生产要素市场中弱化政府的行政干预。另外，电信、铁路、电力等基础产业要开放市场、打破垄断，首要条件仍然是政府职能转变。也就是说，政府转型不到位，这些改革很难取得突破和进展。

正确认识加快政府转型与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关系。客观地说，市场经济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正确结合的结果。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经济，就会滋生腐败，从而形成坏的市场经济。大量事实证明，政府直接掌握经济资源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过多，就会抑制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容易形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还会使某些集团性、体制性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扩大。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具实质性的步骤在于加快推进政府转型。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是改革攻坚的基本目标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曾经对经济快速增长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去年宏观调控暴露出的问题，凸显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非改不可。

市场主导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客观需求。去年的宏观调控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一是虽然大部分的商品市场和一般的要素市场都已放开，但政府对土地、资金等重要生产要素仍然具有很大的主导权；二是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各级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资主体的角色；三是金融领域和基础领域尚未打破国有垄断与行政垄断的状态；四是这两年虽然大幅度废除了行政审批事项，但是在宏观调控中某些实际的审批权控制得更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造成了资源价格扭曲、资源的浪费和粗放型增长，而且还会由此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弊多利少。

市场主导是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客观需求。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中，既成为生力军，也成为主力军之一。也就是说，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的背景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已发生重要变化。因此，政府应当由构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向创造并维护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转变；由放开商品价格、培育市场向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转变；由经济建设和投资的主体向公共服务主体转变。

市场主导是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客观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够解决市场经济自身的局限性和缺陷，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2004年，我国政府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十六”字要求，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实践证明，经济调节的主要措施是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主要是制定和完善经济运行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社会管理主要是运用公共政策来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调节、市场监督和社会管理，其本质都是公共服务。强化公共服务理念和公共服务职能，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基础和前提。

改革已进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攻坚阶段，政府转型是妥善解决改革与多数人利益的关键

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我国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从根本上说，改革本身就是为了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多数人在改革中不断获益。要从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出发，加快推进政府理念创新和转型。

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使多数人能够不断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又是新的改革观的本质内容。老百姓既是改革的主体，也是分享改革成果的主体。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在实践中的基本要求是：要明确人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起点；人民广泛参与改革，改革才能成功；成功的改革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任何改革都有受益者和受损者。扩大受益者，减少受损者，并使受损者得到相应的补偿，改革才会成功。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弱势群体有所增多，改革与多数人利益的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上，放到社会再分配上，放到着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上。

政府要尽快实现由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重点关注社会和谐发展的转变。经验证明，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约束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可能导致发展的中断。因此，要高度关注由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导致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前，政府应着眼于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就业工作体系，把扩大就业作为各级政府主要工作职责之一；二是要制定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三是要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当前，最迫切的是要解决好农村的义务教育和广大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社会开始从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过渡。在这个时期，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一个利益均衡机制，通过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来消除社会矛盾。对此，我有两点基本性判断：第一，有组织的理性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因素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社会民间组织，形成在党领导下的协商对话制度，远比非理性的个体行为要好得多。第二，在社会矛盾尚没有可能转化为政治矛盾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不仅有利于协调具体利益关系，而且还有利于化解社会危机和保持社会稳定，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改革正处在新的攻坚阶段，加强政府对改革的统一领导和综合协调至关重要

近年来，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着力推进改革，以进一步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有的改革实践证明，每当改革处在重要时期，政府对改革的领导和协调尤为重要。

改革尚未完成，还有很长的路。当前，改革面临的都是一些触及面宽、涉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的改革，都是前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想改而未改，改了未改好或未改到位的某些重要改革。改革已经到了真正啃“硬骨头”的阶段，尤其是改革进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新阶段，难度加大，复杂性加深。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广大群众的改革动力不足。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协调，既非常必要，又十分迫切。

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许多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需要在长期的发展中去解决。问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都面临着相当多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通过经济增长来缓和、消化和解决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的矛盾和问题，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会加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

第14篇

关键词：深化改革；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

Abstract:TheeconomicstructuralreforminChinaisthedirectmotiveforceofsocialistdevelopment,inparallelwiththeself-improvementandinnovationofoursocialistsystem.Wemustneverwaverinconsolidatinganddevelopingthepublicownershipeconomy,encouraging,supportingandguidingnon-publicownershipeconomy,equallyguarantyingproperty,inordertofosterthefaircompetitionsofallkindsofeconomicsystemsofownership,andinteractivelypromotedifferentpatterns.Thoroughintensifyingthereform,thetendencyshouldbebreakingthesystematicobstacles,perfectingthebasiceconomicsystem.

Keywords:intensifythereform;economicstructure;basiceconomicsystem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何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必须建成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

关于中国改革的性质问题，邓小平同志有两个重要判断：一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二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前者是讲这场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关系，即改革的动机和结果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后者是讲这场改革与传统体制的关系，即改革相对于传统体制而言，不是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旧体制进行根本否定；不是改良，而是根本变革，是对旧体制发动的一场革命，即邓小平说的“革体制的命”，“是带有革命性的改革”。

改革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即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在国外没有区别，而在我国把它们区分开了。这种区分有个好处，即从体制入手进行改革，进而实现制度的创新。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经济体制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制度是体现生产关系的性质，它具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标志，如果改变了这些特征，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改变了。

从我国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所以必须坚持；但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了，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改革。并且这种不适应，已经不是经济体制的个别方面、个别环节，而是经济体制的整个模式。所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因此，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能撇开基本经济制度而去抽象地谈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改革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创新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实践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已经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所有制关系的创新和完善。由单一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现了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二是分配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从单一的分配方式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三是从与计划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变为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是说，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之，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体制的改革，来完善制度；通过制度的完善，再进行体制改革。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在改革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1]其实，这“两个毫不动摇”是十六大提出的。十七大报告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是对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指导我国今后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方针。这里提出的“两个平等”，即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是所有制理论的最大亮点，是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飞跃。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而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认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为主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量的要求；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质的要求。因此，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必须要既有量的优势，也要注重质的提高。在量和质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我国宪法总纲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构成的体制。这样一来，就分不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了。所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十五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十六大的“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再到十七大的“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非公有制经济终于走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前台，由制度外转变为制度内。1999年和*年，两次宪法修正案，都以最高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已经取得巨大发展，一些重要领域包括垄断行业，已逐步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但是从整体上看，进一步发展还存在着种种制约和障碍。当前非公经济的发展面临困境，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非公经济发展面临着行业垄断的问题，即“玻璃门”现象还存在。二是融资难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很难从银行融资，这就影响企业做大做强。由于在金融支持上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导致更容易遭受投资周期的冲击。

目前，发展非公经济，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解决准入上的不平等，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打破一切限制非公经济发展的“玻璃门”现象。二是解决资源配置上的不公平，革除一切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三是解决价格、税收、融资方面的差别待遇，改变一切束缚非公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四是清除舆论环境上的歧视，冲破一切妨碍非公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通过以上四点，解决公平准入问题和改善融资条件，从而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

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我国《物权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平等保护物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相同的权利、遵循相同的规则、承担相同的责任。坚持平等保护物权，特别是像保护国家、集体的物权那样平等保护私人物权，有助于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平等保护物权，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基础，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第15篇

    若以俄罗斯等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初期的条件远不及俄罗斯。若将中国1978年与俄罗斯1990年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经济发展条件相比，第一，中国实际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俄罗斯水平，据世界银行估计（1996年），中国人均GDP的PPP（实际购买力平价）美元值为1000美元（1990年美元），俄罗斯为6440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GDP水平的6.4倍；第二，中国农村人口大大高于俄罗斯水平，中国为82%，而俄罗斯为26%，是一个城市化与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第三，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就业比重大大高于俄罗斯，中国为71%，俄罗斯为13%，中国还面临着如何解决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第四，中国人力资源条件大大不及于俄罗斯的情形，中国成人文盲率为31%（1982年数据），俄罗斯为2%，中国15岁以上平均人口文化程度为4.6年（1982年数据），而俄罗斯在10年以上，即使将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与俄罗斯相比，也是差异甚大。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避免了俄罗斯生产力大幅度倒退（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89年下降了40个百分点）、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中俄两国改革初期的条件差异甚大，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各为不同，而所获得的改革结果大为不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94年与1978年相比，人均GDP增长了1.51倍,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6.3%；俄国1994年与1990年相比,人均GDP下降了28.4%,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7.0%。(World Bank,1996)

    为什么中国比较成功地推动了经济改革呢？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独特道路是什么？近年来这些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做了大量研究，比较一致性的看法是：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而俄罗斯等国采取了“激进”式的改革方式。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1997年）认为，支持中国自1978年以来持续高增长有四个重要条件：第一，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第二，经济结构的变革；第三，选择了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务实和渐进的改革；第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王辉博士所著的《渐进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之路与人力资产》（美国兰德公司，1994年）一书，是在众多研究中独树一帜。该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从新的理论视角──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必然要选择“渐进”改革的方式？这种渐进改革会导致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决定制度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这一决定因素是人力资产的话，那么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它们有什么不同特征，又是如何发生转化，实现再升值？为什么要强调人力资产升值的“渐进”性，它与“渐进”改革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联系？作者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研究使我们对如此惊心动魄、复杂纷繁的改革过程及其发展逻辑有了本质性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改革具有何种性质呢？如何准确的评价呢？作者把中国的改革视为一场“渐进革命”。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使其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演进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显示出一种渐进变化的方式，以及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的变化的累积效果。按照作者的话来说，“表面上”，它（指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实质上它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

    从1978年改革以来的十几年来，这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即使计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时间，也不过只相当于这一历史时期的1/3，然而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请让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事实：1978年农民出售农产品总额中，政府定价的部分占92.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部分占有97%，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总额中，政府定价占100%。[2]到目前为止，上述产品的政府定价只占10%左右，与西方国家基于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差不远。1978年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1/4，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达3/2，而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由78%下降至1/3；[3]1980年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足1/5，到1995年已提高至45%，[4]即使是国有企业，除了少数大中型企业还受到政府不同程度干预之外，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转向或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如居民房租，水电器费用等）之外，消费者采购基本是面向市场，并受价格信号的影响。绝大多数生产者和供给商不仅要受到价格信号的诱导，而且还受到消费需求市场的制约。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1997）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饬街肿?偷暮狭????看蟮男?泻湍媪鞯睦顺保??鞘强赡芷苹滴榷ǖ那痹谝蛩兀??易苁悄岩栽げ狻5ナ怯芍噶钚约苹??孟蚴谐【?米?途褪潜浠媚?獾模喝嗣乔籽勰慷昧饲八樟?投?饭?业木?帽览！M???酉绱逍偷呐┮瞪缁嵯虺鞘行偷墓ひ瞪缁岬淖?鸵灿行矶喾缦铡T诟辉9?抑校?庖蛔?陀昧思父鍪兰偷氖奔洹6?谥泄??庖唤?瘫凰醵涛?淮?嘶蛄酱?说氖奔洹?5]可以认为，这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早已超过改革初期决策者的预想，或者说决策者变得比较聪明了，采取了渐进方式，通过不断调整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减小风险，减小阻力，减少动荡，使改革较为平稳地进行，有力地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正如作者所说，中国改革的实践已向世界证明，渐进改革能够取得革命性的效果。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的方式呢？作者首次提出决定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及其方式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产，相当深刻地揭示和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是作者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和处理原有体制下形成的庞大的各种资产问题及转化途径。作者把它们分为三类资产：一是物质资产，诸如国有企业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已及土地等资产；二是制度资产，诸如工业组织、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官僚行政体制等；三是人力资产，即包括各种人──改革的决策者和其他政府官员、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工人、农民、个体户等，也包括他们的知识、经验、技能、习惯和价值判断。几乎在处理所有资产转化过程中，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处理物质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并把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地归结为国有资产的转移、增值和股份制改造上；同样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处理旧的制度资产，如何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很少有人重视人力资产的转换与再升值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制度选择是在一定制度和人文环境中发生、发展、进行的。无论是什么制度，都是由所有参加人制造出来的。中国改革中最深远意义的变化是与经济体制中人力资产有关。人的素质最大程度地决定了改革的环境与改革的进程。人不仅是发动改革、决定如何改革的可变因素，而且也是改革的重要约束力。不同的人群，人力资产及其价值是不尽相同的；同样的人群，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数量和质量特别是知识与经验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不尽相同。这些差别本身与人力资产形成的特征有关。正是这种差别导致改革进程变化有别，改革的成效大为不同。因此，作者的重要结论是，在原有体制下的所有资产，人力资产在变革时代处于所有资产转化的中心，也是整个体制导致变化的决定因素。这就为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为什么中国改革必然采用了渐进方式提供了较强的理论解释。

    渐进改革取决于改革中人力资产的变化积累过程。处理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质资产和制度资产，就象东欧和前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宣布“私有化”，一下出售国有资产，打破原有的经济制度。但是，把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具有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转化为适应市场经济并提高他们的潜在价值，是不能靠一个政治宣言和一个政府法令就可以立即实现，它需要不断实践摸索的过程，更需要花费时间。作者明确提出，人力资产形成、转化、升值必然须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过程。新体制下的人力资产并不是凭空产生或由外部输入的，它恰恰基于旧体制下已经存在的各类的人力资产及其转换。首先，决策者需要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的“试错法”和“边干边学”过程。诚如邓小平所言“摸着石头过河”（有人称“猫论”或“摸论”），采用实验、试点的方法，取得实际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广或扩散，循序渐进地促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本身成为渐进改革的一部分。领导人的人力资产存量──即他们对改革的知识、经验、理论的积累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历了一个“由少积多”、“由浅入深”，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认识过程，甚至还包括“跌跟抖”、“翻车”、“下台”的痛苦教训，同时也学会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大大地降抵了社会和个人政治风险，改革同期的变化幅度趋于明显缩小。其次，政府官员需要学习甚至借鉴他国建立市场、保护市场、促进公平竞争、诱导企业行为、维持秩序、增加社会公益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知识与经验；再有，企业和企业家需要学习如何适应市场需求、克服不确定因素、降低各种风险、建立新型经济组织结构、吸引新技术和新知识，改进管理方法等知识与经验，官员公务员化、专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程度明显地超过历史任何时期，也超过许发展中国家；还有，十分分散的亿万农户、十几亿消费者需要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逐渐熟悉利用法律保护个人合法权益，这一切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也都需要经经历必要的学习过程和认识过程。这就决定了受各类人力资产变化约束的改革进程必然要是“渐进”的，改革结果必然是“量变引起质变”。

    作者强调了人力资产转化及再升值对政策的重大意义的作用。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在所有的资产中，与其说物质资产配置不合理，不如说人力资产配置最不合理，使用最不恰当，既压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压抑了消费者的积极性。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不对人力资产进行重新调整、改造、转化，就不可能实现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积极引进最先进的国外技术，大规模吸引外资，甚至可以按照西方公司彻底制改造国有企业，但是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管理经验的企业家，国有企业就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竞争意识的职工，同样也无法适应经济结构变动而引起的“下岗待业”。所谓人力资产的转化，按照作者的定义，是指“完成人的特性从一个经济体制到另一个体系的根本性转变”，“由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中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产转变为适应自由选择和有序竞争的人力资产”。在两种不同体制下人力资产的特性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具有塑造、分配、单一、指定、管制、服从等特征；后者更多是由市场经济所决定，具有个人适应、选择、多样、调整、自由、竞争等特征。由于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特性有本质性差异，因而人力资产的效益相差悬殊。前者构成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浪费，长期低效使用和分配；后者构成经济增长的最大资源潜力，有效地“发多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新体制减少了对人的选择与决定的限制，激励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提高人对知识与经验的需求，因而这一人力资产转化之后，必然引起更大范围的再升值，即“人的能力、技能及其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整体价值的提高”，是人力资产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资源。仅仅是人才还不能构成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资源，只有使人才完成这一根本性（以渐进方式演进的）转变，才能成为发展最主要的资源。

    如何促进人力资产转化和再升值呢？或者说如何使新的人力资产成为新制度生存与发展进而发挥作用的基础呢？作者将人力资产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相对固定的人力资产，如经验、知识和技能；二是新增加的人力资产，包括学习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人力资产转化与再升值主要依靠新增加的人力资产的迅速扩大。这包括三种途径：首先，促进分散化决策。因为原有的计划官僚体制控制和削弱了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和农户的灵活性及其对市场变化作出反映的能力，而市场经济则是促进企业、农户和消费者扮演主要角色，自主决策，灵活反应。其次，促进多样化实验。因为在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根本不存在“先知先觉”的天才，也不存在“全知全觉”的圣贤。采取多种实验能让人们更快、更好地取得、加工和理解改革所需要和产生的信息。这就需要宽松的政策辩论环境、宽容的自由讨论、相互对话沟通的环境。再有，促进开放式信息交流。因为中国不仅是工业化的后来者（late--comer），而且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作为后来赶超先行者最主要的途径是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息交流对中国改革至关重要，来自成熟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独特? 肪程跫?赂母锷杓频闹匾?慰祭丛础？?攀降男畔⒔涣鳎?不岽俳?稚⒒?霾吆投嘌??笛椋?嗣怯刑跫?梢岳?媒衔??诺男畔⒔换焕囱罢摇⒀瘛⒈冉细髦痔逯疲?佣??铀偃肆ψ什?淖??驮偕?倒?獭?/P> 

    最后，需要向读者介绍的是，王辉从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改革过程，对许多重大事件有亲身的感受，熟悉各种重要文献及其背景；而后赴美国著名的重要思想库---兰德公司（RAND）研究生院作为第一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受到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并广泛接受社会科学最新成果，以“远距离方式”观察中国改革进程及其复杂性，创造性的解释和说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和革命结果，从新的视角“人力资产”理论做了深刻的概括。没有作者的丰富的改革体验，没有吸收当代科学的最新理论，便没有这部书的新观点和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