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区域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34-03

区域政策是区域经济政策的简称，又称地区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区域政策的提出依据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干预主义，致力于解决区域问题与协调区域利益矛盾。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催生了一个个特殊经济区，特殊经济区的发展又推动了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特殊经济区的最新表现形式。

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演化

区域政策是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的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区域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层次上影响着区域的发展。由于区域政策是一门动态性很强的学科，在不同的体制背景、不同的发展阶段下，会有不同的区域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制定了不同的区域政策。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转型，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从抑制城市化向快速发展城市化转型，从城市经济向城乡统筹转型，从区域优先向区域创新转型，这一系列区域政策的演进与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改革开发放后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向东倾斜、沿边沿江重点开发、协调发展、全方位改革试点4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主要以大量优惠政策带动区域发展，后一阶段则需要“内源式”制度创新推动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齐头并进。其具体的划分可以通过表1体现。

二、我国特殊经济区建设

（一）特殊经济区的概念

特殊经济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特殊经济区一般指一定经济区域在某一方面或多方面有别于一般经济区；狭义的特殊经济区则指一个国家为达到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等目的，在其管辖范围内专门划定并实施特殊政策，形成有特殊功能的经济区域。在中国，狭义特殊经济区指深圳为代表的5个经济特区，广义特殊经济区则包括：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开发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

（二）我国区域政策与特殊经济区的关系

区域政策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特征：第一，地区倾斜——即对选定地域单位予以利益补助，只有当各区域受到不同水平的政府支持的权利让与时，区域政策才存在。第二，区域政策的集中化——区域政策始终是一个“来自上面”的政策，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中央政府才持有的特权。这两个特点是中国区域政策的灵魂。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指向东部沿海地区，由中央政府对于沿海地区施以大量的优惠政策。随着重点发展区域的变化，中国区域经济政策也根据所选区域的特点和现状而动态变化。

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动态发展，特殊经济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并且与改革开放政策体现出一种共时性特征。共时性的本意在于说明是非因果关系事件在时间上的神秘同步性，这里我们用来指特殊经济区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的同步性。特殊经济区在中国的发展，表现为与改革开放的静态共时性特征。从最早的经济特区，一直到现在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特殊经济区的设立和发展始终与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

中国的特殊经济区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一路发展至今，经历了东部优先发展、沿边沿江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几个阶段。现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特殊经济区也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即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三、特殊经济区新形式——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改革开放30年，特殊经济区的发展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从最初经济特区自上而下“摸着石头过河”，率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到浦东新区建设时由中央政府直接宣布和推动的重大举措，再到如今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出给予“先行先试”，渡让部分中央权力到地方政府，将改革范围延伸到经济领域以外，已经触及改革的“深水区”。可以说，改革已经到了最重要的阶段。

（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

1.设立原因。经过近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绩，“特区”也一直是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在如今特区的特殊政策淡化之后，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各方面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有了一个基本框架，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体制障碍逐渐体现出来，出现了新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致使现在的改革不再具有明显的“红利性”，而且往往是出台一项政策如果使一部分人受益，就会使另一部分人受损。继续改革所面临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大大增强，因而对于改革的配套性、综合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一种适应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及其与之对应的改革发展模式——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运而生。

2.设立目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求在质上的转变，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力求综合地解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出现的复杂问题。每个试验区由于其位置和设立初衷的不同，都有各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希望解决的问题。例如，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制度完善、运行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天津滨海新区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是为了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路径；成渝试验区的发展目标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厦门市是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义乌市是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是金融改革试验区。而在各分区目标之上，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还有一个最终目标，通过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形成一种制度自发创新的机制，制度空间内的参与主体通过权衡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决定有利的制度产生，取代原有的缺乏效率的制度，而克服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阻碍经济运行效率最大化的体制障碍，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涵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学术界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含义应该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国家所建立的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动力，以全方位或专题性改革试点为主要特征，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试验区。”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国家层面”。将试验区上升到国家层面，基于试验区“先行先试”的自主制度创新权，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对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第二，“综合配套改革层面”。指改革不再是若干分散的单项改革，而是综合配套改革、专题性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交互关系，以期实现多层面、立体式协调发展。第三，“试验区层面”。指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试、先行”，选出特定的经济区在社会经济与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改革试验，通过“试验”积累经验，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全面铺开，着眼于“制度创新”，以“立”为主，以全面制度体制建设的方式推进改革，即能减少风险，又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经济特区的异同

1.二者相同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对以往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它和以往经济特区都是通过改革试验来摸索进一步发展的经验，都是要解决一个在不清楚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将要遇到风险的情况下，如何通过逐步探索和“试错”来不断前进的问题，即如何“过河”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改革都是以具体国情为出发点的，这就决定了不管是以往的改革形式还是最新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其设立之前都没有完全可供借鉴的模板，都是采取选择一些试点城市或者区域进行“试错”，经过试点成功后再推广。

2.二者的差异。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对以往改革模式的深化和反思，它们之间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一是设置区域不同。试验区域的选择，既根据体制改革的需要，又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需要。试验区与以往的改革在区域安排上都不具有随机性，而是按照一定的条件和规则进行选取。改革初期资源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也为把失败的影响降至最低，初期经济特区位置没有选择在经济实力较强的区域，而是选择在了经济水平较低的、偏居一隅的地区。另外，发展外向型经济，特区就需要放在沿海地区。作为国家或区域新的经济增长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区域选择应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承受得住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冲击和改革的成本，并且在全国或区域性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综合优势，具有极强的区域创新能力，这就又要求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选址靠近或者直接位于科技实力雄厚的地区。

二是给予政策不同。经济特区之所以“特”，在于国家赋予了这些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特殊的关税政策、所得税政策、外贸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土地使用政策、人员出入境政策、比较大的经济活动自等等。试验区与老经济特区相比较，其共同点都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推动局部优先发展，而后带动区域发展的创新发展模式，但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没有获得中央给予的实体优惠政策。例如，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没有，而与此同时赋予了“先行先试权”。赋予制度创新方面先试先行的优先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乃至行政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

三是设立背景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国际化程度极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国民经济有序发展”，而与市场脱节的计划，常成为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扰乱因素。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际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人民生活都大大提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单项式改革所引发的新的矛盾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成为了阻碍继续改革的社会矛盾。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等问题制约着经济的继续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分门别类试验及促进这些方面的改革，如探索“统筹城乡”的成渝试验区，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

四是最终目的不同。我国最初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希望凭借优惠的经济政策和鼓励措施来吸引境外投资者进入特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进一步带动中国经济，借此国家能够观察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并评估经济特区实验所带来的得失。而新特区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改革”，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于改变多年以来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累经验，为全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示范性和带动性作用。

五是发展初始条件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了“优先发展内地”，向“三线”地区倾斜的区域政策。奠定了西部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基于政治导向的区域政策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问题，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边缘化和各大经济区封闭发展、重复投资及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问题。经济特区设立在当时较为落后的沿海地区，这就造成了特区设立之初面临着大量的问题，资金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几乎没有，国内质疑不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需要试点城市对于改革成本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又需要对所在区域甚至全国产生影响和示范作用。因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选城市或区域都是具有极强经济实力，城市建设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地区，并且试验区可以说获得了自上而下的支持。

六是对周围地区的影响不同。经济特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家总体资源向特区内部的聚集，由此带来特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了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相对剥夺了其他地区的发展资源和机会。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发展的同时特别侧重区域协调和城乡一体化的概念，以不侵犯其他地区利益为原则，通过较强的辐射作用带动和影响周围地区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宏伟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 改革 关系

一、经济体制及其改革

经济体制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制定并执行经济决策的各种机制的总和。通常是一国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及运行方式，是一定经济制度下国家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具体形式。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包括生产、分配、流通）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管理方式、机构设置的整个体系。经济体制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所有制关系、经济决策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分配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同志在十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政治体制及其改革

政治体制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及相关法律和制度，简称政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政体包括了一个国家纵向的权力安排方式，这也叫做国家结构形式；它还包括了各个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这通常称作政权组织形式。政治体制改革是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同志在十报告中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

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的重大课题， 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下，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中， 如何协调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和前进的步伐， 如何使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正日益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具体来讲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市场经济来实现，而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合理、高效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来保障。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上层建筑的改革是为了适应相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从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不难看出：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任务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每一次认识的深化也必然会带来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对现有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使之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导航器，是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正确道路的唯一保证。

政治是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能和功能。它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反作用，一定条件下与经济相比占据首要地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对社会的必要的协调和管理。对中国当前情况来说，政府是经济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正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得以建立。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能割裂。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后者必须与前者紧密结合、协同发展，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明显滞后，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后者对前者的强大保障功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能顺利地进行。

总之，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但是各方面的改革不可能同步进行，而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的改革。邓小平提出的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要审慎从事”，这为我们提出了一条可遵循的原则，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使其能够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从而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道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都必须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和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参考文献：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3篇

一是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相结合，以渐进式改革为主。学术界普遍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是激进式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渐进式改革。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同样存在非渐进式的一面。如果说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渐进式的，那么，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则是“快步走”的形式。中国的改革设计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以家庭生产组织为特征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代替。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也有“革命性”的一面。中国的改革选择了计划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来突破，以实施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松农村生产管制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是以渐进改革为主的改革，最典型的特色是“摸着石头过河”，其特点是由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在不断探索中确立改革目标。

二是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以体制外创新“倒逼”体制内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体现的是“两手抓”：一方面抓旧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抓许多新体制的创新，新增长极、新兴部门、新兴产业不断出现，新生部门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成功之处是在旧体制以外培育了一种新的体制，一大批新的增长点不断出现。最典型的体制外改革就是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植市场经济主体。三十年前，我国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不到1％，目前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非公有制经济在城镇就业中的份额占到近75％，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占到近70％，民营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体制外出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能人，有城市边缘人口创业的代表，还有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的原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崛起，使国有企业在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备受竞争压力，从而“倒逼”国有企业改革。体制内改革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产权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改革，以及股份制经济的发展。

三是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带动了存量改革。中国改革的独到之处和成功所在就在于走了一条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道路。改革的方向是坚持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以体制外的改革“倒逼”体制内加快改革，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改革三十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增量改革能够避免过高的调整成本，使改革即时受益，取得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也力图对存量进行再配置，如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等等。尽管这些领域改革调整的摩擦成本较大，改革的阻力和难度也较大，但在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思路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很大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经济的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1998年全部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只有213．7亿元，2006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9万亿元，利润总额达1．2万亿元。一半以上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了多元股东的股份制改造，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四是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初期是以改革促开放，后期是以开放促改革，海外华人、华商在开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效地开拓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了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商投资热潮不减。可以说，外向型经济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商，尤其是港澳台商，利用民间商贸网络率先投资中国市场，对推动中国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商务部的统计，在中国累计批准设立的50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华商企业约占70％；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是华商投资。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国封闭状态、推动了对外开放、使中国走向世界，那么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则对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进改革的巨大外部力量。为了适应国际经济新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国内各种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4篇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改革

一、国家综合配套试验区的设立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社会活动改革的试验区，是各种改革开放措施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新举措的试验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色。改革开放以来，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先后成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沿海经济技术开放区，赋予这些区域以特殊的政策优惠措施，使其经济在短期内实现腾飞，并带动了周边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试验区制度创新动力机制构建

通过制度创新改变不适应的制度，可以改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具体而言，基于上述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动力分析，其动力机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综合配套改革的配置变革机制。制度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有效率的制度具有资源配置的优化功能，有利于要素和资源的优化组合，使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通过界定要素和资源的产权、有效率地安排制度还可以提升生产要素自身的生产力和潜能，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发生重要作用。第二、综合配套改革的激励机制。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制度能够对经济主体起到激励的作用。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特点

在我国加入WTO、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竞争体系、社会改革进入全面、系统的深化阶段的背景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运而生，与以往的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相比，它的特点集中体现为：

改革的驱动力从国家政策支持转向地方制度自主创新。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前推行的试点改革都是伴随着国家给予区域性的优惠政策，导致的结果是试点改革过分依赖政府优惠政策，是一种外力推动型的发展模式，改革的成功与否则是看资源和要素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在试点区域的高度集中，一种以邻为壑的剥夺式发展。

改革的深度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复杂的综合改革。综合配套改革与以前的试点改革最大的不同就是摒弃传统的以吸引外资为核心带动经济发展的观点，而转变为注重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体制机制创新，相比较属于深层次的改革，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重视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综合配套改革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通过破除传统的改革框架、理念、思维努力形成生态的、全面的改革思路，推进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

第二，大力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目的不仅包括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包括破除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通过综合性的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互补高效的行政管理模式，具体还要求在进一步理顺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还要在政府管理手段方面进行创新。

第三，着重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紧紧围绕在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目标，通过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全体成员的公平分享。

四、综合配套试验区的发展现状、问题及成因

（一）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现状

经过长达近3年的渐进式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形成的，旧体制在经济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影响，不可能经过一瞅而就。从经济特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发展战略的转变时是时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渐进性和层次性。

（二）实践障碍与问题

1.行政授权不到位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行政管理权限级别虽然较高，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矛盾较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行政管理权限一般都是在发展需要的时候，呈块状下放权力，因而缺乏整体性的协调管理力度。

2.旧体制复归趋向严重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的管理体制是在上下交错的复杂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因而必然会遭遇各种因素的抵触。

3.经济社会矛盾交织加大改革的难度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主要结构性矛盾主要有经济持续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逐步扩大；城乡结构失衡，城市化水平较低；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建设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仍然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基本公共服务提供需要进一步加强。

4.处于试验阶段，离全国推广还需时间

国家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了将这些成功经验迅速地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开来。但是，目前在讨论试点如何进行改革的时候，似乎很少涉及经验推广和普及的方式、路径和措施等问题。

五、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发展态势与展望

国家对综合配套改革的发展思路逐渐由选择布点转变到对已有布点的完善，使得试验区真正产生示范效应实际上，这次国家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不再突出优惠政策的作用，而给予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使得这些试验区最有可能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掌握主动，成为未来区域成长瞩目的地方和我国新时期改革的中心节点展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发展态势，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以后的改革道路上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改革的领域应该体现包容性现阶段，其本质就是国家政府应该为社会全体居民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并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均等分享的机制，进而获得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改革；辩证关系；未来趋势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01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对此，有关学者积极探讨，以寻求答案。结合改革三十年的已有经验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政治改革中存在着一些固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发展，对此研究出一条政治经济改革的出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将对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辩证关系进行举例分析，以此来寻求其二者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要求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我们要做到的就是首先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中包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然后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战略。最后要深化各项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与之相比较中国经济改革就显得波折一些。它要求我们要推进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促进全民可持续发展，其次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然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完善体制机制。这一系列具体措施无一不与中国政治改革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切忌不要割裂开来。

二、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辩证关系

我们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同时需要努力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说来就是，一个国家的稳定繁荣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内部环境作支撑。一个动乱的国家是难以有一个长足的经济发展的。我们要以民生为根本切入点，无论怎样都要以民生作为出发点，以保障民生作为根本目的。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同时我们要加强廉政建设，将廉政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保证政务廉洁。要知道，政治腐败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举个例子来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廉政建设发展较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后，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但是在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中国政府官员出现大面积腐败。中国改革赖以依靠的改革动力已经逐渐消失。这样看来，我们无论在什么时期，发展经济都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互相促进最后达到全面共赢。

1.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具有各自独立的内涵，但二者所关注的问题有其共同性。具体说来，政治改革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而经济改革要求我们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改善民生。二者都是在为改善民生，提高发展水平做努力。现如今，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完善，仍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们无法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这时就要求我们要努力做到加强社会主义保障制度，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切实的保障，以求改善民生，促进全民发展。

2.经济政治改革发展具有同步性。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国家大力开展政治经济改革。同时由于政治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其联系，因此在发展的时候也有同步性。中国社会发展的改革是有一个总体性，全局性的目标，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发展。举个例子来说，我国在建国初期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但是在那时我们也仍没有停下政治改革的步伐。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提出来依法治国等基本方略，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强调了二者的辩证关系。

三、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未来趋势

当前，中国正朝着一个健康积极的态度向前发展，我国改革3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和取得为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全面提供了基础。那么，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未来趋势有以下2个特点。

1.政治与经济改革相互依赖性增强。由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因此在未来几年内，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依赖性将会增强。改革三十年来，我们都是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任务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每一次认识的深化推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具体说来，我们提出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同时在政治上我们提出了依法治国战略，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联系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要加强廉政建设，提高自律性，依法行政，在一定程度上建设透明性政府，以此来提高政府的服务力。

2.经济政治改革的困难增多。由于影响政治经济的改革因素激增，如西方国家的干涉，周边环境的不稳定因素等，造成我国改革发展之路越来越困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国的政治发展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相似的是，在经济改革方面也出现了类似影响，因此经济政治改革举步维艰。比如，对于改革的认识，对于中国发展形势的判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对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的预测，不同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些都加剧了我国改革的困难程度，因此决策者需要擦亮双眼以便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得到发展。

结束语

在我国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密切关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不能将他们二者分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在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意识到经济改革的重大作用，将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在我们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政治体制，最终达到双赢。

参考文献：

[1]黄卫平，陈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及其成因浅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8（03）.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6篇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 战略 思考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7（b）-0186-02

我国的发展随着新世纪的改革步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一重要时期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尤为重要。在此新形势下，新的任务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了更高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我们必须遵循我国的基本国情，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全局和战略上进行规划和部署；既要确定战略目标，也要明确基本任务和对策。

1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客观性与必然性

首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由其基本矛盾决定。现阶段，我国身处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初级阶段的长久性，制度尚未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进一步的改善，现如今的社会还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小生产主义等腐朽思想所牵绊，民主法制尚未完善。我国基本国情人口众多，各区域发展不协调，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所以，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当下，人们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多，社会生产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我国根本任务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全党、全国中心工作在于经济建设，我国若想解决全部问题，必须依靠自身发展。在新历史条件下，必须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大力推进社会改革。按照恩格斯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并非一成不变，而应将其等同于其它社会制度，将其看作动态改革、变化的社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在党高度领导下，全面实行民主，完善民主法制，有效转变政治职能，构建创新型政府，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体制。

其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客观要求。近些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有自己独有的特点。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满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企业制度逐步形成与完善。紧密结合生产市场，实现国际、国内市场的互相衔接，优化配置资源。目前，我国市场体系正逐步统一、开放，政府经济职能也进一步转变，强化宏观调控政策，通过间接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日趋成熟。促进分配制度改革与按劳分配，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共同，有效兼顾公平和效率，建立收入分配制度日益形成。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实行多层次化，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保障。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健全、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国情发展的需要，促进建立创新型管理政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创造动力，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组织保障。

第三，处于新历史条件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规律性、基本特点。在1982年，我国开始改革政府机构，如今已历时五轮改革，为提升改革自觉性，必须充分认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特点。根据以往改革经验，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能正确认识其规律、特点，造成改革失误、改革不到位。通过实践表明，只有抓住改革的特定，知道改革的规律，改革才能成功。我国实行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适应于社会主义基本特点，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而大力推行政府改革。所以，必须不断完善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特点，转变传统行政体制。但转变传统行政体制的历程较长，改革必须不断深化，坚持渐进性原则，与政治、经济等体制改革实行配套改革。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具备协调性、配套性特点。行政体制改革需由中央统一规划与部署，重视地方政府的区域特点，由上至下、由下至上的实行改革，具备互动性的特点。同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中，行政体制改革呈复杂性特点。行政体制改革需坚持马克思理论为指导，促进开拓与创新，坚持与时俱进，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呈创新性、特色性的特点。

2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

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改革措施，是公共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政府管理的体制、制度以及机制方面都需要全面的推进和管理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杨、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快速发展推动下现代行政管理体制也在进行不断的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正在不断的发展，行政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并最终形成了以公共行政体制为一般模式的政府管理制度。

适应市场经济需求是公共行政体制的一个重要体现，其公共权力的行驶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等，都是在为满足社会需求形成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公共行政体制组要是将公共性、公正性与服务性展现出来。公共行政体制的基本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公共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集中在外部性最强、公共性最强、弥补市场失灵、政府最有比较优势的公共领域，履行公共管理职能，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政府必须集中精力提供公共教育、公共科技、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降等公共服务。

（2）公共权力运行。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在行政权力体制上，实行民主政府制与责任政府制。政府必须对议会负责、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的制约，从而保证政府对立法机构、对法律、对人民负责。

（3）公共组织体系。政府公共管理职能需要在适应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公共服务，在政府组织管理上大面积实施大部制，并将政府的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加以分离。

（4）公共财政体制。政府财政的公共化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之一，也就是实现了财政收人的公共化与财政支出的公共化。矫正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服务以及调节资源配里和稳定宏观经济都是公共财政的主要功能。

（5）公共治理结构。当代行政管理体制由以往的统治方式转变成为治理的方式，首先来讲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其基本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上的主体多元化，公共服务主体由单一的政府扩展到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二是公共权力结构上的分权化和自治化，实行地方自治、基层自治与社区自治。

（6）公共效能管理。有确定目标的进行管理活动是公共行政的重要表现，再其过程中必须遵循经济、效能与质量为原则。政府要完善公共服务流程，要拉近政务公开与电子政务的距离，进而有效的实施政府绩效管理与行政问责制。

3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首先，坚持核心问题导向，实行政企、政事、政市、政资等四个分开，方可使市场基础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对于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思想，强化行政审批改革，积极履行政府许可法，促进政府权力的进一步规范。根据权贵统一原则，对职责范围进行合理划分，明确各部门、各岗位、各层级的权责。政府不能垄断包办企业、代替市场主体行为，坚持该管则管、可管则管，不应该管、管不了的事情，由企业负责的事情，必须交由企业自主决定，使社会组织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其次，健全经济调控，进一步强化宏观调控，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与调控体系。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要发展管口，城镇化、农业化、工业化正在逐步完善，产业、地区与城乡的关系正在变化，经济发展将要迎来崭新的一页，对于环境与资源、人口与就业等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促进经济快速、良好发展，避免出现较大经济波动，必须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提升政府针对性、有效性与预见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必须认真履行宏观调控政策，将国民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内容，作为改革基本目标。正确处理好发展与改革之间的关系，将国民经济发展作为改革主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协调平衡，优化产业结构，有效控制供给与膨胀问题。尤其对于国家计划、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为降低微观经济干预，严格政府投资行为，有效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把准调控重点、调控时机与调控力度，科学化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间接调控为主，行政手段手段为辅。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重要时期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尤为重要。在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曾强调，必须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明确规定了行政体制改革要求。在未来发展时期内，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十七大与十精神，科学领导与积极推进改革，促进社会经济稳健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 唐铁汉，李军鹏.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6）.

[2] 王诚.简政放权：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C]//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2006.

[3] 李阳.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与阳光政府的制度创新[C]//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1年年会暨“加强行政管理研究，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研讨会论文集.2011.

[4] 连一然.浅谈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C]//吉林省行政管理学会“政府管理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学术年会论文集（《吉林政报》2010・专刊2）.2011.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7篇

一是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相结合，以渐进式改革为主。学术界普遍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是激进式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渐进式改革。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同样存在非渐进式的一面。如果说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渐进式的，那么，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则是“快步走”的形式。中国的改革设计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以家庭生产组织为特征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代替。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也有“革命性”的一面。中国的改革选择了计划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来突破，以实施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松农村生产管制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是以渐进改革为主的改革，最典型的特色是“摸着石头过河”，其特点是由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在不断探索中确立改革目标。

二是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以体制外创新“倒逼”体制内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体现的是“两手抓”：一方面抓旧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抓许多新体制的创新，新增长极、新兴部门、新兴产业不断出现，新生部门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成功之处是在旧体制以外培育了一种新的体制，一大批新的增长点不断出现。最典型的体制外改革就是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植市场经济主体。30年前，我国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不到1％，目前已经超过了2/3。非公有制经济在城镇就业中的份额占到近75％，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占到近70％，民营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体制外出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能人，有城市边缘人口创业的代表，还有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的原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崛起，使国有企业在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备受竞争压力，从而“倒逼”国有企业改革。体制内改革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产权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改革，以及股份制经济的发展。

三是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带动了存量改革。中国改革的独到之处和成功所在就在于走了一条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道路。改革的方向是坚持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以体制外的改革“倒逼”体制内加快改革，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改革5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增量改革能够避免过高的调整成本，使改革即时受益，取得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也力图对存量进行再配置，如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等等。尽管这些领域改革调整的摩擦成本较大，改革的阻力和难度也较大，但在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思路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很大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经济的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四是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初期是以改革促开放，后期是以开放促改革，海外华人、华商在开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效地开拓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了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50年，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商投资热潮不减。可以说，外向型经济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商，尤其是港澳台商，利用民间商贸网络率先投资中国市场，对推动中国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商务部的统计，在中国累计批准设立的50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华商企业约占70％；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大约有2/3的资金是华商投资。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国封闭状态、推动了对外开放、使中国走向世界，那么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则对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进改革的巨大外部力量。为了适应国际经济新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国内各种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五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50年，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应该说，中国的改革是将政治改革结合到经济改革中，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涉及了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涉及了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机构职能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选择和进程的把握必须与经济体制所处的阶段性相匹配。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将继续深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的思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使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8篇

关键词：渐进改革　增量改革　摩擦成本　实施成本

一、我国渐进改革的显著特点

(一)“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市场主体的培育过程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市场主体的逐渐培育过程，包括新的市场主体――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的逐渐改造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市场机制的培育过程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逐渐培育过程，如先后引入了动力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直至建立起市场定价机制，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三)“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的双轨制做法

“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一系列双轨制做法，如所有制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决策双轨制、用工双轨制等。双轨制表明了我国改革的渐进性质，准确刻画了我国改革的重要特点和优点。

(四)“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社会制度完善的量变态势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呈现出渐进的量变态势。渐进式改革，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约束下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五)“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改革的局部推动特征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改革通过局部逐渐推进，如先农村后城市，先特区后沿海、再内地，先微观后宏观，先经济后政治等。

二、我国渐进改革的动因

(一)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在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前提下确定的

斯坦利・费舍尔认为，一个典型的进行改革的经济必须在六大领域做出重大变革：即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与市场改革、企业改革、贸易自由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创立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与制度框架。同时大部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六大变革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实行私有化成为一些国家改革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原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都走向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在目标上与这些国家显然不同。

我国的经济改革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基础和依托。尽管我国是在改革进行10余年后，即1992年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但在此之前各阶段的实际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从本质来讲，这一主线没有改变过。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体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终确立，只不过反映了对改革目标不同程度的认知过程。因此我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不断嵌入和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是市场逐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到位”的过程。这种制约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只能选择渐进道路。

(二)经济制度的制约决定了渐进改革的道路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即发展生产力和达到共同富裕，需要以按劳分配和公有制为条件。改革实践证明，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并在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目标，恰恰是目前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从改革的具体措施看，由于我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在具体改革中，必须面对和消化过去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以保持基本制度的完整性和过渡的平稳性。

(三)渐进改革还与我国经济改革的内容有关

实践证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很迅速，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很困难，需要充分的时间来调整和完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形成并发挥综合调整作用，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艰辛过程。具体表现为：1　市场机制的作用要以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的充分发育为前提，而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的充分发育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自然过程，特别是在我国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就显得尤其困难。2　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要适应市场机制的特点进行改革，从过去的直接调控转化为间接调控，需要改革原有的直接调控体系，调整调控对象，积极探索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方式。这显然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摸索和经验总结。3　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对市场信号做出积极反应，要以本身经营管理体制的转变和组织结构的变革为前提。这种机制的转变和结构变革是在原有企业机制和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三、探索渐进改革的理论依据

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不仅在于新体制的运作效率明显高于旧体制，而且在于实行制度改革的预期收益减去为改革付出的代价仍高于旧体制的净收益。因此，改革成本成为衡量改革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准。

(一)改革的实施成本

实施成本是体制转换前、转换过程中及新体制完善阶段对时间和物质的消耗，可以看作是克服客观障碍而产生的费用。实施成本一般包括以下几项内容：1　创造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的成本，“必要条件”包括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必要的经济秩序、消除经济发展的深层阻隔等；2　体制方案的设计、比较、选择、试错、、调整修改过程中发生的费用；3　因违反经济规律出现重大失误而遭致的经济损失；4　传递有关旧体制非均衡和和体制创新(转化)潜在收益信息促使旧观念旧意识变更、新意识新观念形成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5　社会全体成员为学习和适应新体制所花费的时间和资源以及因社会成员不再采用旧体制但新规则还不完善，或者人们一时还不能适应新规则，新规则还不能发挥效用而导致的经济生活的混乱和经济效率的损失；6　制订、实施确保市场经济发挥效用的法律、法规，如维护经济主体的财产权利、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所需要的费用；7　新体制完善的成本，包括确立保障新体制合法性的法律制度的成本以及规范新体制组织与运行方式的成本。

我国改革是增量改革，即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内，让市场机制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发挥作用，从而使增量部分不断扩大，计划经济的存量比重逐步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实施成本。我国的增量改革创造了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1　改革前做了一系列重要工作来恢复经济秩序，经济秩序的恢复是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2　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使了生

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生产剩余的产生，为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创造了必要条件。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又导致城市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为国有企业改革创立了条件。3　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崛起一方面促进了竞争机制的发挥，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从而避免了强行纠正经济结构的成本。4　社会环境因增量改革方式大大缓冲社会阻力而得以保持相对稳定，从而避免因社会动荡而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损失。此外，增量改革还起到示范、传播新体制经济潜在信息的作用，有利于人们头脑中旧意识、旧观念的改变及新意识、新观念的确立，从而可节省在变更旧观念、确立新观念方面所需要的实施成本。

(二)改革的摩擦成本

实施成本是克服客观障碍而产生的费用，而摩擦成本可视为因人为(主观)设障而引致的成本。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此过程中总会有人受到一定的损失。1　体制改革使一些人失去旧体制下的种种既得利益，既包括权力、地位、特权等少数人才有的利益，也包括“铁饭碗”、“大锅饭”等多数人享有的利益。若这些既得利益者不能从体制转换中得到相应的补偿，他们就会反对改革。2　改革虽说能使绝大数人获益，但也存在相对获益水平高低的问题。从相对收入的角度看，只要有人在社会收入的结构中与他人相比，收入相对水平下降或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他们也会反对改革。3　即使考虑“补偿”的因素，人们可以把改革的收益拿来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首先，补偿应该超过受损者原先的相对收入水平，否则没任何意义；其次，改革是一个总过程，“投入”与“产出”间存在一定时滞，可能使受损者不能及时得到补偿。正因为以上如此，改革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必然存在巨大阻力。这种改革阻力会造成多种形式损失，因这些阻力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时间和物质的损失)即为改革的摩擦成本。

如上所述，我国的改革属于增量改革，增量改革不仅减少了我国改革的实施成本，同时有效控制了摩擦成本。原有的体制条件拥有数量众多的受益主体，如果改革一开始就针对旧体制的核心部分(存量部分)，无疑会触及这些既得利益主体，遭受很大阻力，从而产生巨大的损失。摩擦成本的上升可能会阻滞改革的深入，甚至使改革中途夭折。而我国的改革始于体制的部分(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乡镇、私营企业的崛起为表征)，避免了对旧体制核心的直接冲击，从而极大减小了摩擦成本，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此外，增量改革还能有效缓冲由“投入”和“产出”间的时滞所引致的阻力，因为在增量改革方式下，新体制经济迅速成长会使社会内部产生越来越强的经济实力，能为受损者提供及时的补偿。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9篇

历经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逐步转轨为市场经济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既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也受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最深。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包括大型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至今并不完全尽如人意。如何进一步深化大型国企改革，实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蓝定香同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有大型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难点研究”，集中研究了国有产权改革问题，已于2012年7月顺利通过评审鉴定，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研究》。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探寻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理论基础，中篇梳理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过程，下篇分析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化改革的未来走向。

该专著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基本方向是：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即多种所有制性质股权混合的股权结构，并有对控股股东进行制衡的一个或多个大股东。改革的总体方式是：增量型方式、存量型方式和股权置换型方式三种类型，并对各种具体的改革方式作了详细分析。改革的重点是：从宏观上看，非公共性领域大型国企应该最先改，然后是半公共性领域，再后是公共性领域；地方国企应该先改、快改，然后是央企；经营状况越差的企业越先改；规模较小的大型国企先改，规模大的特大型、航母型国企缓改；国有股比例越高的企业应该越先改，即国有独资企业（公司）特别是非公共性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应该最先改，然后是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国有相对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当然，这种改革的先与后、重点与非重点并不是绝对的。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应当是条件成熟一个改一个。从微观来看，改革的重点主要是集团（母）公司。该专著还专门研究了集团公司产权多元化改革问题，指出其改革的难点是：形成共识难、国有经济的定位和规模以及范围确定难、消除国资管理体制的制约难、国有产权流动重组定价难、垄断领域改革难、大型国企控股权解决难、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产权改革难等。

该专著从大型国企国有股权特殊的委托—关系及其存在的“委托问题”出发，从股权控制力耗散的独特视角研究国有股权控制力，得出个人股权控制力>法人股权控制力>国有股权控制力的结论，许多观点都具有创新性。

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大型国企国有产权的“委托问题”》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4期摘要转载；《股权控制力耗散与大型国企的产权改革》发表在《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第5期，被摘要收录到《中国经济学年鉴2011》；《产权与企业——马克思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企业产权的研究比较》发表在《理论月刊》，被《经济学文摘卡》2006年第3期摘登。该课题的顺利结项及其专著《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研究》的出版，表明该项目在总结我国国企改革30多年实践和理论成果基础之上，通过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并已获得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关注。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10篇

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在此，从人类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改革开放的历史定位。他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对当代中国而言，改革开放绝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工具性手段选择，而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必然选择。可以说，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快速发展、欣欣向荣的动力和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一个时代的最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标识性符号。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就成为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舸争流的国际竞争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重要法宝，成为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自己的方向和总目标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历史已经证明，闭关锁国只能是自我封闭，窒息社会的创造活力。历史也证明，放弃或隔断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传统，搞所谓“休克疗法”，同样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那些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国家梦寐以求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反而成为一些西方大国经济上的依附。那些试图通过“”走向“春天”的国家，反而陷于混乱而进入“隆冬”。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了改革的初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使中国变成“他者”，而是要建设一个更加文明富强的中国。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不断创新，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从而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更有质量，让社会治理更有水平，让全体中国人民都有更多的获得感。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牢把握改革的重点和节奏。中国的改革既注重重点突破，也注意把握节奏、有序展开、全面推进。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它是有重点、分步骤地有序展开的。强调，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仍然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经济发展是更根本的，只有打牢经济基础，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才有坚实的支撑。因此，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也一直是改革的重点。这既保证了中国改革稳妥而顺利地推进，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推进，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不是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了、变化了，其他方面也必然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也就必须跟上。这就是强调的，我们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也表明，我们的改革已经按照原来的战略步骤，进入了全面推进、系统展开的阶段。当前，我们正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保持坚持改革的勇气和韧性。改革往往都是从易到难，这是符合实践规律的，也是正确的。在改革初期，通过推进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改革、城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社会保持稳定、改革有序展开、人民享有改革成果，从而坚定改革的决心；而且通过进行容易成功的改革，也可以为复杂的较难的改革积累经验。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方面毕竟是相互联系的，我国改革推进到现在，再进行任何领域的改革都需要与其他领域相协调才能推进，靠过去那种单兵突进的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了。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的利益差异越来越错综复杂。我们的改革需要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必须要涉深水区、啃硬骨头。邓小平曾经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现在到了改革攻坚期，这个“革命”触及的利益和矛盾更广泛、更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党要有勇气、有担当、有毅力，继续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伟业。正如强调的，“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为改革开放提供法治保障。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中国的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定型；我们也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要通过开放实现与其他国家经济上的互联互通，文化上的交流互鉴。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法治的保证。中国的改革，也不是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重大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改革与法治是相互促进的：改革可以使国家法治体系更加完善，法治可以让改革获得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于法有据的改革，才能行稳致远。实际上，我国改革的过程也是摒弃封建专制意识、树立法治思维的过程，是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和法制体系的过程。因此，完善法治体系、建立法治文化，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关键在于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弘扬宪法精神，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这些法治目标本身就构成极其重要的改革内容，既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前提，也是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

总之，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始终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跃上新台阶。社会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就永无止境、永远在路上。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11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新阶段，进入经济市场化迅速展开的阶段。此前的改革就主要方面来说，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或市场因素。因此，这10年来改革最大的成功，就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已经确立。就突出方面来说，一是基本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非国有经济在产出意义上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3，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机制基本形成；二是市场体系初步建立，由市场供求形成价格的商品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土地、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并正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三是初步形成了政府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框架，为政府间接管理和调控经济奠定了方向性的基础，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手段运用日趋成熟；四是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为推动经济市场化提供了重要动力，外向型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和体制转轨进程明显较快。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在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主要体现在新体制因素的引入、成长与拓展方面，而在旧体制的核心部位要实现向新体制的转轨依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渐进性改革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反映了改革在各个领域进展的不平衡。比如说，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等等。从现实情况看，改革有待完善的重点领域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二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三是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使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规范政府干预市场和介入经济活动的行为，使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五是加快推进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合理的社会公正调节机制。六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协调发展体制的形成，以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

所谓体制，简单说就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改革滞后的部分，如城乡体制分割、金融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宏观领域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一些深层次矛盾难以有效缓解，并且逐步积累起来。当前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等问题，都与经济体制不完善和改革进展不平衡有关。

例如，我国目前的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特征，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财政实际上无法摆脱承担国有银行体系和国有企业经营风险的角色，从而制约了财政支出和政策安排向社会公共领域的转变。突出的表现是，在非国有经济对工业增加值、社会就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进出口等方面的贡献已经明显超过国有经济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并没有充分反映现实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和要求，非国有经济的作用和利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国有银行和国有投资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制由于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特别是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支撑的非国有经济难以获得应有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各种名义上的非国有金融机构实际上大都具有政府背景，其运行机制普遍具有较强的行政干预特征，不仅难以“导出合理的金融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而且往往会引起信用关系的混乱。

又如，行政性垄断依然是阻碍市场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过度扩张，国有经济几乎遍布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因而行政性垄断不仅在基础产业、公用事业领域普遍存在，而且在许多竞争性行业中也大量存在。行政性垄断使权力直接介入市场，不仅难以通过市场力量来打破，而且往往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碍。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以制度创新为重点

十六大指出，改革要“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这表明，我国的改革已进入以宏观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为重点的新时期，将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前一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机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下无法孕育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改革必须以权力的分散为基本前提。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大规模推进，多元化产权主体竞争格局和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基本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已经确立，改革的重心必然要适时转移，宏观体制改革的深化越来越成为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心。我们已经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但完善这一框架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要以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这也是与前一时期改革的重要区别。也就是说，今后一段时期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将更加强调“重在建设”。

如果说前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是使被旧体制束缚的社会生产力得以释放，今后的改革则将致力于形成和完善能够使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经济有效运行的市场机制，创造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提高社会整体创新能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最终实现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标志。没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重大进展，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就不可能被清除，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不可能实现。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核心或本质是政府改革及其职能转变。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的改革，将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基础上，对社会整个公共部门与管理部门进行全面的综合改革。改革不仅将重新塑造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关系，而且将使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建立在规范的制度约束基础上，从根本上改进和完善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形成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总的来说，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被证明是适应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宏观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基础已经确立，但计划经济的思维和管理方式仍然在现实中存在一定“市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不排斥政府干预的体制，这一点很容易成为复归或强化旧体制的根据。因此，宏观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应该明确，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对经济的行政性控制，各种经济杠杆或手段都是为这种控制服务的，这种控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有着本质的区别。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的前提是政府与市场功能的科学、合理界定，政府干预不仅不能违背而且必须服从市场规律。也就是说，政府宏观管理与调控不是配置资源的前提，而是必须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前提，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市场，不是政府。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管理与调控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授权来进行，并且一般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目前，各级政府和部门中有一些强调自己的“宏观管理和调控”职能，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性控制的翻版。因此，应通过立法和法律监督，限制和隔离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明确宏观调控的主体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其他层级的政府和部门只是依据法律授权进行一般管理，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宏观体制改革必须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作为出发点之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歧视和传统偏见。国有经济必须依据其功能定位来发展或退出。要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我国长期存在的重复建设问题，其根源之一在于政府“建设”缺乏硬约束，缺乏自动纠正的机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务艰巨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12篇

改革的驱动力从国家政策支持转向地方制度自主创新

以往的改革试点可以认为是“区域性优惠政策牵引、地区性开放搞活拉动”的初级循环，过分依赖政策的势能差和开放的时间差，是一种“外表型”的发展模式，其成功的发展大都是资源和要素短期内向其高度集中的结果，是一种相对剥夺其他地区发展机会的成长模式。如果说以往改革试点的主要驱动力是国家政策优惠，那么，制度的自主创新则是新特区发展的主要推手，中央不再给予试验区更多的实体优惠政策，而是赋予其“先试先行权”。比如，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采取的是“三不”政策，即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都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都没有。但从另一方面看，国家给予浦东的“最大特权”就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行先试的优先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乃至行政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性。根据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都和重庆的做法，基本是先由地方自主形成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方案，然后上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后进行重整，方案通过后再由国家相应给予制度创新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更多地从各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特点出发，通过区域性的体制机制的率先创新，推动面上的改革，而不是依赖国家的优惠政策。

改革的深度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复杂的综合改革

以往的改革试点主要表现为经济对外开放，着重吸引外资，以增进当地税收，从而带动经济增长。这种改革主要停留在促进经济发展层面，尚未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注重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体制改革和创新，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改革。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从招商引资的旧有改革框架跳出，着力于形成健康、生态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注重经济产业的更新换代，改变资源利用方法，提升利用效率，以协调资源的日益稀缺与需求量迅速上升的矛盾；注重整合人才要素、资本要素、科学技术要素、自然资源要素和生产要素，通过合理的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是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要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必须加大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综合性体制创新力度；在转变政府职能基础上建立一种互补高效的新的管理体制，理顺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通过政府管理工具的更新和引入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等。

第三是强调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紧扣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以“社会公平”对涉及民生基础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户籍等公共服务进行给供给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等自我整合和成长方式，减轻政府压力。

改革的广度从单一的城市发展转向整体的区域进步

以往的改革试点以城市为聚焦点，对城市与区域、国家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缺乏关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落实，城市发展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协调发展，做到城乡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国家整体战略之间的统一发展。

城乡之间的协调。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致力于治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的重任不仅对位于中西部的重庆和成都尤为重要，即使位于东部沿海的试验区同样责无旁贷。实际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障碍，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正是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13篇

一、江苏深化改革面临的形势分析

十以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都对江苏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

国际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之间的竞争，将倒逼江苏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江苏经济开放度大、国际化程度高，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后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世界经济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风险因素增多，经济增长处于低速徘徊状态；二是发达国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积极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三是在国际市场相对疲软的局势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磨擦和争端明显增多。江苏作为对外贸易大省，会受到更多的影响。这一方面与我们产业发展水平相关，另一方面也跟我们的经济体制尚不完全适应国际经济的竞争有很大关系，必须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新的突破，在与国际经济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上迈出更大步伐。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

一定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大的瓶颈制约在体制机制障碍，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转方式、调结构就会落空。江苏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处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前沿，一方面，国际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往往先波及到江苏；另一方面，多年在发展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往往也会在江苏提前显露。这既对江苏深化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挑战。江苏要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走在全国前列。

江苏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目标，必须以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作制度保障

小康与现代化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状态，核心的和内在东西是人的素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联系，江苏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就包括制度的现代化，必须通过制度变革，理顺经济社会关系，为实现小康和现代化扫清制度障碍。

二、对江苏改革实践的历史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早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经济改革

江苏多年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改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江苏以发展乡镇工业为特征，创造了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就是改革的产物。乡镇企业公有化程度低、面向市场调节、行政婆婆少，在当时情况下，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之前，江苏就在全国较早地形成了“三个为主”（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工业以加工制造为主）经济模式，经济总量全国第一，并且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

缺少系统配套和整体联动，江苏改革也有教训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配套。从实践来看，江苏改革也有值得总结与反思的地方。一是在缺少上下联动的情况下，部分地区的改革单兵独进，结果陷于被动。典型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常州的综合体制改革，由于在机构和职能改革方面缺少顶层设计，下动上不动，常州撤并了许多机构部门，但上面的婆婆并未减少，结果下面与上面脱节，地方改革成了“孤岛”和“断线的风筝”，最后不得不重新恢复已经撤并的部门。二是随着改革涉及的既得利益越来越多，加之常州的改革教训，在一些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发展可以超前、改革不能超前”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改革的步伐。三是开放带来的经济高增长，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弱化了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近些年来，我们主要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即通过大规模利用外资、大规模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因此，一方面回避了有攻坚难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避开改革也能发展的表象。

三、江苏深化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策略选择

改革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很多，对江苏而言，在省级层面上，重要的是选择有江苏特色和优势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江苏改革和发展的新优势。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1）对进一步发展构成严重制约的领域，特别是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大障碍的因素，应该作为改革的重点领域；（2）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改革与民生有很大关系，影响民生利益的重点，理所当然是改革的重点。（3）相对而言，磨擦系数较低，阻力较小，易于取得成效的领域。在重点确定以后，再找出其中的关键环节加以突破，提高深化改革的有效性。

遵循这样的原则思路，江苏深化改革拟选择这样几个重点领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理顺省市县关系；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建立平等的城乡关系。

在确定的重点领域如何深化改革？就是找准关键环节，选准突破口。

在深化所有制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民营权利与责任的界定上。民营经济是天然的市场经济，必须在市场经济中赋予重要的地位。否则，市场对资源要素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难以充分体现。首先，要放开那些不必要实行垄断的领域，赋予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的权利，包括融资的权利、就业的权利、分配的权利等；其次，划定民营经济的责任边界，减轻民营经济的税费负担；再次，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督促民营经济守法经营，诚实竞争。

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能和行使职能的监督约束上。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决定，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是处在重点领域、居于关键环节的改革。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改革是否彻底和到位。首先，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政府越位、错位和失位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政府缺少非常明确的职能定位，存在着较多的主观随意性。只有职能明确了，才能赋予政府的权力，进一步确定机构编制、人员以及政府运转的经费保障。这并非一般的大部制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约束政府的行为。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不可能无为而治。问题是政府的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规范。“有形之手”要将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要克服惯性，进一步从市场竞争领域退出，让“无形的手”充分发挥作用。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要进行清理、减少和规范；对政府行政的过程实行必要的全程跟踪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抓住了政府的职能定位和监督约束，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就有了基本保证，其他方面的具体完善也比较容易。

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理顺省市县关系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省与县事权和财权的划分上。认真总结已经实行的省财政直管县的经验，进一步推行全面的省直管县，并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化的运行机制。最重要的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以县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在改革关键点的选择上，首先是准确划定省与县之间的事权，再依据事权划分财权。总的是扩大县级的权力，减少对县级发展的管理层次，应该由县里干的事让县里来干，并匹配必要的经济、行政权力，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其次，充分考虑江苏区域发展差异很大的情形，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对贫困地区的县，省里仍然实行必要的倾斜政策。再次，对省辖市，按照中心城市的特点，有独立性地发展城市经济，增强聚集和辐射能力。

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定价机制上。关键是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改变长期以来资源价格偏低，甚至无偿使用、浪费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以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最终消费等各个环节入手，调整不合理价格，完善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升级转型。要完善计征方式，将重要资源产品由从量定额征收改为从价定率征收，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要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健全矿业权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促进资源环境产权有序流转和公开、公平、公正交易。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建立公平收入分配秩序上。收入分配是从结果来看的生产关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利益关系，是改革最难攻坚的战役之一。目前，人们对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太高意见较多，从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收入过于悬殊。更严重的是，这种悬殊非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结果，相反是严重的分配不公。解决这一矛盾，核心是更加关注公平，建立良好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重视市场对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收入的初次分配，同时通过再分配建立最低收入保障机制和高收入者调节机制，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以内。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转轨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 激进式变革 渐进式变革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从经济体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来看，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地依靠于市场机制校正跳跃式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生产结构，而缺乏经济核算和生产者激励机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困难程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正是从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践中开始的。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分法，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经济核算、不注重生产者物质利益等重要问题，从而最终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

转型经济学：超越渐进与激进

本文所指出的所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指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学视角下的转换，即经济学范式转换。从人类社会有经济这一现象开始，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依次经过了多种转化形式：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而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理论界学者也把知识运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运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由改革开放以前到现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转型：其一就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二就是现在理论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类实践模式的转型，即常见的宏观与微观的相互转型。这两种转型都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相互关系。本文以转型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的代表流派为切入点，分析这种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以及微宏观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详细阐述我国经济两分法的走向历程。

（一）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急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认为的实行紧缩的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的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方式，在当时均得到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即“华盛顿共识”。后来这些观点又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日益盛行，“华盛顿共识”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可。

“华盛顿共识”在最初的时期，受到了来自于国际金融组织的热烈欢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经济学的教科书知识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国家经济的转型必须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价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国经济中实行自由价格，让市场价格能在经济中起引导作用，并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私有化的支撑与实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场主体—企业产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效应，稳定化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在价格上的持续稳定性，使价格体系能够随时对市场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调剂作用。“华盛顿共识”还认为，国家经济在转型中一旦引入市场体制的改革，将很快收获利益，生产效率也会大幅度提高。因此，转型必须是激进的、爆炸式的发展模式。

（二）制度经济学对转型经济的观点

制度经济学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制度对国家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及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发展流派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而制度经济学在现当代的转型经济学发展领域里是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分支。它强调立足于个体间的互动经济关系来解释其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它最先确立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以此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起点，并反过来确定以一个总量的标准如何对整个经济活动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领域中，颇为引人关注。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所提供的制度经济学这一特殊角度的基础上的。当前在西方国家对制度经济学做出很大贡献并同制度经济学共同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这几位学者认为：市场之所以能够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足够的制度建设。在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这一理论包含了市场信息不完善这一特点。所以，市场良好、持续的运作必须依靠市场提供的完备的信息，这样才能使市场的经济主体对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场信息将无法保证市场良好作用的发挥。

反思：转型经济学的两种改革道路

回顾我国30多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性表现为1979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第二阶段是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时所提出的在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改革目标，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被形象地誉为中国经济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即改革实践过程的设定阶段、双轨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发展的确认阶段、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阶段。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改革理论必须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规范性理论。

（一）经济改革理论

经济改革有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即经济改革理论这个基础性要素，社会在对待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一般是首先强调利益关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决定，更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会公正性的判断。换言之，亦即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价值，即国家意识形态的认识。而一旦当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那么必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变化。这就表现为经济改革理论研究要受到经济实践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应也有不同的理论出现，但由于理论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反复性，势必导致经济改革很难从时间上来划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

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和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来发展经济，这点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共识。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胆突破和扬弃的过程，更是对市场经济重新认识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普遍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定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形式和体制模式的高度，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得到结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仍旧是商品经济。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从而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点。而对于我国公有制的改革理论探索，始终贯穿于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这方面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局面必须是混合经济的共同发展，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义；第二，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对原来传统的国营经济形式进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并使股份制逐渐成为一种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关系方面，面对从宏观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的发展这一主要问题，提出了两权分离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理论。并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研究和实施，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

如果从收入分配这一社会现实来看，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按劳分配的平均主义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效率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了关注。同时还对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论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是现实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紧密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

（二）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理论界对经济体制的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经济改革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通过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而奠定的理论基础，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论基础。其实这一商品经济理论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原型，这就是所谓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学术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学术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基础上的，并根据当时的经济体制运行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入探索，并具有倾向性和过渡性。

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于我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和非国有经济体制的迅猛发展，我国一方面在实行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鉴国外的经济理论，使得我国的经济理论由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内容，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内容。市场经济理论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加突出了市场的本质、市场的有效调节以及市场经济在发展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市场的主导可以决定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一社会现实，并对生产要素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给予肯定。这一过渡性的改革理论为我国更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随着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引入，以经济改革理论为理论基础，理论界重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明确将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划分为宏观调控、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主体这三个互相有机结合的层次。经过多达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探索和激烈辩论，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逐渐被确立起来，即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

结论：我国经济转型的两分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原来的农村经济改革转移到了城市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重心已转移到了经济改革的战略如何选择的问题上。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标的探索、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骤等问题的涉及和选择。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需要在一段漫长的时间积累中培育和引导的。更主要的是，这些内容上的经济体制是与正式的经济制度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总之，经济改革理论是与经济实践互相作用并不断发展的，它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传统的理论来解决的实际经济问题都将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参考文献：

1.莉.转型经济学的“转型”：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 经济特区 转型

2007年以来，为了为地方经济发展获得更多政策空间和财政、资金、项目支持，湖南、湖北、广西、四川、海南、广州、重庆与沈阳等省份与城市竞相向中央提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场 “新特区热”似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特别是海南，作为我国土地面积最大又是唯一的一个省级“老特区”来说，申请建立“新特区”更加耐人寻味。究竟“新”“老”特区有哪些同与不同，“老特区”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发展，本文试图进行一些初浅探讨。

一、“新”“老”特区的同与不同

“新”“老”特区的建立都是国家对当时经济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所做出的战略决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其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很难判定孰高孰低。由于新老特区建立时处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同阶段，其建立背景与目的、依据的发展理论和思路以及面临的发展任务及手段等也有所不同。

1、“新”“老”特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相同

（1）新老特区作为我国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具有同等的历史地位。建立特区是我国渐进性改革思维的必然要求。老特区建立时，我国处于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经济体向开放经济体过渡转轨初期，国际上没有任何经验借鉴，而且在长期计划经济的时期，人们的思想转变和心里接受能力都需要过程，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改革。通过赋予经济特区更多的政策自、特殊的优惠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先行先试。新特区的设立是新时期中央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做出的重大战备举措。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地区、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矛盾日益显现，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主要障碍。但是，由于我国资源（集中表现在土地、金融、财政与税收）配置权上主要集中在中央，形成自上而下严格的垂直配置体系，使得地方在资源配置上空间有限、灵活性不足，决策上趋于保守，需要中央向地方让渡部分权力，让地方拥有更大的创新空间。而如何处理权力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地减少改革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本，仍然需要建立特区“先行先试”。因此，不论是新特区还是老特区，其充当我国改革的“试验田”作用具有同等的历史地位。

（2）“新”“老”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窗口”的功能具有同等的现实意义。以开放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初期，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由闭关自守走向对外开放，需要“窗口”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老特区的建立，迎合这种需要。实事证明，几十年来，老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作用十分显著，不但坚定了国际资本投资中国的信心，加深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且对香港与澳门回归祖国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新特区，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综合配套改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探索经验。其目标任务体现了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美好愿望。新特区的成功对增强中华民族的魅力、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最终完成以及为世界许多与我国面临同样难题的国家提供借鉴等政治意义依然存在。

实事上，只要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改革开放的要求，经济特区在我国作为我国改革“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窗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不会改变。中央一再强调：“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

2、新老特区的主要区别

（1）建立背景与目的不同。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初期即是“十年”刚刚结束，当时，国家百业待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发展落后。建老特区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特区试点为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探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迅速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新特区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基本建成，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行为不配套、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城乡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等等不和谐现象突出，新特区的建立目的是要消除阻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根源。

（2）依据的发展理论和思路不同。老特区是依据区域适度非均衡发展与梯度发展理论，按照“让一部分人和地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思路，在东南沿海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建立特殊经济区域先行先试。新特区是依据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国家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着眼点在于从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出发，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培育多个“增长极”的发展思路，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其更加注重区域发展机会均等与社会公平。

（3）发展任务和手段不同。老特区主要任务是解决对外开放的问题，启动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主要手段是依靠国家在税收、财政、土地使用、外汇管理、劳务用工、人员出入境等特殊的经济政策和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自，吸引外资、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体制外”实现本地区快速发展，为“体制内”地区形成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新特区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发展任务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综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体制矛盾，即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制度创新是其发展的主要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老特区主要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其改革成果具有普遍的“红利性”，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赞成，而“新特区”改革涉及更多领域，涉及诸多部门的利益调整，阻力相对更大，国家给新特区设定的改革目标要求更高。尽管新老特区存在诸多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处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不能把他们截然割裂开来。实事上，新特区的改革任务及目标正是老特区实践的延续和继承。

二、老特区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思路转变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老特区最初设定的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老特区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其改革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转型。

1、特区面临的挑战

（1）加入WTO对经济特区的挑战。加入WTO是国家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国际竞争中提升国内企业竞争能力，以开放促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WTO规则明确要求成员国的国内市场、国内法律法则、国内优惠政策和措施统一。为实现入世承诺，国家逐步降低关税与出口退税比率，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也将随着《企业所得税法》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而消失。使得经济特区原来在“体制外”，主要依赖税收优惠吸引外资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

（2）经济社会环境对经济特区的挑战。一是随着全国范围内由点到面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地形成，老特区的区位优势面临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开放沿海、沿江、边境、内陆城市，到目前为止，已建成100多个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15个保税区、15个出口加工区、14个边境贸易合作区，内地呈现“特区化”，老特区原有的区位优势逐渐弱化，“特区不特”现象加剧。二是先行先试分散化，老特区作为国家唯一的“试验田”的历史地位面临挑战。自2005年至今，中央已经陆续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成都重庆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分别赋予其在行政体制改革、金融制度创新以及城乡统筹发展三个方面进行先行先试，老特区不再是国家改革唯一的“试验田”，其改革任务、政策资源及资金项目支持面临竞争。三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转移，老特区的社会地位面临挑战。随着国家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陆续推进：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渤海湾经济圈、中部崛起，中央支持的重心在转移。而且，随着区域差距的日益扩大，落后地区人民要求发展机会平等的意识日趋强烈，特区自身的特区意识也在淡化。老特区已不再是媒体、公众关注的焦点，其社会地位大不如以前。

2、老特区发展思路的战略转变

（1）可持续性。中央也一再强调不会再给经济特区什么特别的优惠政策，因此，老特区想通过优惠政策实现发展既不符合中央精神也不切合实际。而且，随着经济特区的面临的改革任务和发展重点发生变化，单靠优惠政策无助于当前主要矛盾的根本解决。特区要发展只能在体制、机制方面“增创新优势”。通过建立更具活力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才能不断为经济特区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不断“造血”，形成本地区治本、内生的、深层的持久发展动力。

（2）地区吸引力。实现区位优势向综合环境优势转变。区位优势只是先天的外在优势，并非地区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目前这种区位优势大大削弱。真正吸引资金、人才的是一个地区的综合环境，包括：高效行政管理、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开放的社会监督、文明诚信的社会环境、发达基础设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3）价值取向。实现经济增长至上向全面发展转变。历史以来，在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增长思路指导下，致使资本能力过大，制度为资本让路，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地区之间恶性竞争、血汗工厂，经济社会秩序受到挑战，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社会稳定。新时期，经济特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从单纯追求经济基础增长速度和财富水平的发展思路转变到以人本与民生为出发点，以“五个统筹”的指导，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顺应新形势，办出新特色，继续发挥经济特区的作用，《国务院公报（领导讲话）》，2005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