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稳定发展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的稳定发展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2]，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因为“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2]亨廷顿所言虽比较偏激，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现代化进程确实伴随着动荡、不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改革的代价。从历史上来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发生了社会动荡[3]；而前些年经济发展居亚洲四小虎之首的印尼近年来也不断发生动乱、政变[4]。当然，这些例子还不尽然说明一定是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的不稳定，造成这些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它至少说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关于原因，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尼认为是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当然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稳定。而就算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例子中的不稳定是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我们也只能推出经济增长会带来不稳定，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因为从全球看，情况并非都如此。很多国家如西德、日本、意大利在二战后都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国内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其现代化进程基本是在非常平稳的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5]。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6]。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坚决摒弃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片面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稳定的基础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经济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应达到生态持续，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统一起来。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其次，是经济持续。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应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优化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损耗，增加效益，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减少有害废物的排放，使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三是强调社会持续。要求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会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6]。转贴于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 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 陆志明.现代化是含义广泛的社会运动[EB/OL].新华网，http//：xinhuanet.com.

[3]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7-38.

[4] 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440.

第2篇

关键词：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0－0003－02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2]，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因为“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2]亨廷顿所言虽比较偏激，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现代化进程确实伴随着动荡、不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改革的代价。从历史上来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发生了社会动荡[3]；而前些年经济发展居亚洲四小虎之首的印尼近年来也不断发生动乱、[4]。当然，这些例子还不尽然说明一定是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的不稳定，造成这些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它至少说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关于原因，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尼认为是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当然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稳定。而就算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例子中的不稳定是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我们也只能推出经济增长会带来不稳定，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因为从全球看，情况并非都如此。很多国家如西德、日本、意大利在二战后都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国内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其现代化进程基本是在非常平稳的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5]。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6]。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坚决摒弃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片面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稳定的基础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经济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应达到生态持续，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统一起来。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其次，是经济持续。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应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优化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损耗，增加效益，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减少有害废物的排放，使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三是强调社会持续。要求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会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6]。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 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 陆志明.现代化是含义广泛的社会运动[EB/OL].新华网，http//：省略.

[3]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7-38.

[4] 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440.

第3篇

关键词：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2]，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因为“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2]亨廷顿所言虽比较偏激，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现代化进程确实伴随着动荡、不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改革的代价。从历史上来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发生了社会动荡[3]；而前些年经济发展居亚洲四小虎之首的印尼近年来也不断发生动乱、政变[4]。当然，这些例子还不尽然说明一定是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的不稳定，造成这些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它至少说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关于原因，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尼认为是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当然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稳定。而就算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例子中的不稳定是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我们也只能推出经济增长会带来不稳定，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因为从全球看，情况并非都如此。很多国家如西德、日本、意大利在二战后都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国内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其现代化进程基本是在非常平稳的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5]。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6]。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坚决摒弃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片面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稳定的基础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经济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应达到生态持续，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统一起来。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其次，是经济持续。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应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优化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损耗，增加效益，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减少有害废物的排放，使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三是强调社会持续。要求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会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6]。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 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 陆志明.现代化是含义广泛的社会运动[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3]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7-38.

[4] 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440.

第4篇

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几个失衡问题，亟须在“十二五”期间进行调整，重新协调好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一是储蓄与消费或投资与消费失衡，二是经济增长过分倚重第二产业，三是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四是生态总体恶化趋势高未扭转，五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努力缓解上述几大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相信在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引下，全面落实建议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定能稳定协调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首先是稳定发展。“十二五”期间，需要逐步缓解2003年以来经济超常规增长（其中“十一五”前四年GDP年均增速达11.4%）、连年突破了一般公认的潜在增长率（9%左右）而带来的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产业结构失衡、社会建设滞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矛盾。中国经济面临从追求数量规模扩张型向注重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历史性任务，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分配制度，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就要求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均衡，不再一个劲儿追求GDP短期高速增长，适当放缓经济增速至8%左右，以便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常态的可持续的增长。最近，货币政策已确定回归稳健，宽松的财政政策看来在一段时间后也会回归中性，以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走向稳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和出口急剧下滑，大批出口企业停工或倒闭，上千万农民工返乡。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11月，政府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启动四万亿投资等一揽子计划，2009年和2010年分别新增长贷款9.6万亿元和约8万亿元。这就使货币（M1和M2）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加CPI上涨率。2009年底，M2同比增长27.7%，超出年初预定指标17%十多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32.4%，增速比上年加快23.3个百分点。2010年货币增速仍处于高位，至11月底，M2增速为19.5%，M1为22.1%。其结果，是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大量游资到处冲击，主要是冲击房地产市场，使房价2009年上涨25%，2010年上涨15%左右。接着是带来CPI的逐步攀高。年初许多权威机构和经济预测专家都认为2010年CPI涨幅将在7月份登顶，然后回落，但是CPI在7月份上涨3.3%以后，8月份上涨3.5%，9月份上涨3.6%，10月份上涨4.4%，11月份上涨5.1%，预计全年涨幅将超过计划的3%。2011年上半年CPI涨幅可能还要高一些，达4%—5%左右。当然，中国这轮CPI节节攀升还同部分农产品供应结构性季节性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有关。面对逐步加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正在用更大的力气抗通胀，一再重拳调控房地产市场，最近国务院又出台16条措施，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因此，今后为了逐步消化和吸收大量过剩的流动性，为了抵御主要发达国家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零利率政策致使全世界流动性过分充裕容易导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的冲击，政府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下大力气稳定经济、稳定物价，以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确定2011年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其次是协调发展。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而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几个失衡问题，亟须在“十二五”期间进行调整，重新协调好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一是储蓄与消费或投资与消费失衡，储蓄率太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太低，低得离谱（2009年只占GDP的35.1%）。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一些专家建议应逐步提高消费率并在“十二五”期间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二是经济增长过分倚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我国人均GDP从2001年起达1000美元，到2010年增加到4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没有随着人均GDP呈几倍增长而提高，一直在40%左右徘徊，同现代化进程脱节。为此“十二五”规划建议已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三是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环境瓶颈约束越来越突出，主要矿产品如铁矿石、精铜矿、原油等的对外依存度一路走高至50%以上。今后将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继续把节能、节水、减排等列为约束性指标缓解矛盾。四是生态总体恶化趋势高未扭转，祸及子孙后代。今后既要努力做到生态局部改善而且要求在总体上也要改善，建设生态文明。五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1，如加上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城乡不平等，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则进一步扩大为5∶1。注重公平分配，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今后五年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已成为各界共识。

可见，努力缓解上述几大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相信在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引下，全面落实建议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定能稳定协调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第5篇

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几个失衡问题，亟须在“十二五”期间进行调整，重新协调好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一是储蓄与消费或投资与消费失衡，二是经济增长过分倚重第二产业，三是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四是生态总体恶化趋势高未扭转，五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努力缓解上述几大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相信在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引下，全面落实建议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定能稳定协调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首先是稳定发展。“十二五”期间，需要逐步缓解2003年以来经济超常规增长（其中“十一五”前四年GDP年均增速达11.4%）、连年突破了一般公认的潜在增长率（9%左右）而带来的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产业结构失衡、社会建设滞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矛盾。中国经济面临从追求数量规模扩张型向注重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历史性任务，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分配制度，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就要求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均衡，不再一个劲儿追求GDP短期高速增长，适当放缓经济增速至8%左右，以便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常态的可持续的增长。最近，货币政策已确定回归稳健，宽松的财政政策看来在一段时间后也会回归中性，以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走向稳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和出口急剧下滑，大批出口企业停工或倒闭，上千万农民工返乡。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11月，政府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启动四万亿投资等一揽子计划，2009年和2010年分别新增长贷款9.6万亿元和约8万亿元。这就使货币（M1和M2）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加CPI上涨率。2009年底，M2同比增长27.7%，超出年初预定指标17%十多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32.4%，增速比上年加快23.3个百分点。2010年货币增速仍处于高位，至11月底，M2增速为19.5%，M1为22.1%。其结果，是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大量游资到处冲击，主要是冲击房地产市场，使房价2009年上涨25%，2010年上涨15%左右。接着是带来CPI的逐步攀高。年初许多权威机构和经济预测专家都认为2010年CPI涨幅将在7月份登顶，然后回落，但是CPI在7月份上涨3.3%以后，8月份上涨3.5%，9月份上涨3.6%，10月份上涨4.4%，11月份上涨5.1%，预计全年涨幅将超过计划的3%。2011年上半年CPI涨幅可能还要高一些，达4%—5%左右。当然，中国这轮CPI节节攀升还同部分农产品供应结构性季节性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有关。面对逐步加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正在用更大的力气抗通胀，一再重拳调控房地产市场，最近国务院又出台16条措施，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因此，今后为了逐步消化和吸收大量过剩的流动性，为了抵御主要发达国家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零利率政策致使全世界流动性过分充裕容易导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的冲击，政府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下大力气稳定经济、稳定物价，以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确定2011年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其次是协调发展。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而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几个失衡问题，亟须在“十二五”期间进行调整，重新协调好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一是储蓄与消费或投资与消费失衡，储蓄率太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太低，低得离谱（2009年只占GDP的35.1%）。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一些专家建议应逐步提高消费率并在“十二五”期间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二是经济增长过分倚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我国人均GDP从2001年起达1000美元，到2010年增加到4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没有随着人均GDP呈几倍增长而提高，一直在40%左右徘徊，同现代化进程脱节。为此“十二五”规划建议已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三是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环境瓶颈约束越来越突出，主要矿产品如铁矿石、精铜矿、原油等的对外依存度一路走高至50%以上。今后将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继续把节能、节水、减排等列为约束性指标缓解矛盾。四是生态总体恶化趋势高未扭转，祸及子孙后代。今后既要努力做到生态局部改善而且要求在总体上也要改善，建设生态文明。五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1，如加上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城乡不平等，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则进一步扩大为5∶1。注重公平分配，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今后五年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已成为各界共识。

可见，努力缓解上述几大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相信在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引下，全面落实建议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定能稳定协调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第6篇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做好*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总的思路是，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保价格促生产，稳粮食保供给，促增收扩内需，增投入强基础，千方百计促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稳定发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为此，*年将重点开展八方面的工作：

第一，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按照“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完善办法”的原则，在水稻、小麦、玉米、棉花、东北大豆良种补贴全覆盖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扩大油菜良种补贴范围，提高良种补贴标准。进一步完善农资综合补贴机制，落实好种粮农民和渔业的补贴资金。今年农机具购置补贴增加60亿元，总额达到100亿元，补贴实施方案日前已经下达。

第二，稳定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坚持稳定面积、主攻单产的思路不动摇，力争粮食面积稳定在16亿亩左右；推动逐步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继续加大优质粮食产业工程、植保工程、种子工程实施力度。深入推进高产创建活动。推动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逐级建立有效的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努力稳定大豆面积，油料单产有新的提高，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继续推进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建设，不断优化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启动实施生猪品种改良计划；认真组织实施《奶业整顿和振兴纲要》，加强奶站规范化建设和管理，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全面推进水产健康养殖，扩大增殖放流规模。

第三，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完善落实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积极探索鲜活农产品价格保护的有效办法，积极发展订单生产，推进产销衔接，改善进出口调控，稳定和扩大农产品出口。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壮大县域经济。组织农民开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切实加大农民返乡创业和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指导服务力度，加大培训力度，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

第四，严格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控，切实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坚决遏制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事件的发生。农业部即将在全国广泛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年活动。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提高检验检测能力和水平。加大农业标准化推进力度，提升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进一步健全农产品质量责任体系，切实落实各地区、各环节质量安全监管责任。

第五，加强现代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加快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新增51.5亿元农业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加强投资项目监管，保证在3月份前完成新增中央投资对应的建设任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科技研发和应用，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深入推进粮棉油高产创建活动。按照*届三中全会“力争三年内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的部署，抓紧制定有关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重点解决健全机构、改善条件、增强活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问题。扩大退牧还草工程实施范围，启动草原生态效益补偿试点。

第六，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做好病虫害防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坚持免疫与扑杀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扎实做好禽流感、蓝耳病、口蹄疫、猪瘟强制免疫和扑杀工作。切实强化中小规模养殖场防疫条件审核，加强畜禽交易市场监管。坚持内防与外堵相结合，加大边境地区防控力度，防止境外疫情传入。加强布病、结核病等人畜共患病防治。继续推进动物标识与疫病可追溯体系、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强化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重点抓好小麦条锈病等重大病虫害防治，建立迁飞性、流行性害虫联防联控机制，加强测报网络建设，全面推进统防统治和专业化防治，继续加强疫情阻截带和优势农产品非疫区建设。牢固树立抗灾夺丰收思想，切实加强防灾减灾，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继续做好农机、渔业和草原防火等农业安全生产工作。

第7篇

[关键词]民生问题;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基石

[中图分类号]D60;C957;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8-0064-03

总书记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新疆的民生问题,始终将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尽快改变新疆各族人民在旧中国民不聊生的状况,从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出发,促进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1963年,在和新疆自治区领导谈话时明确指出: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实际上提出了发展和稳定是当代新疆的两大主题,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只有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团结稳定的基础才会更加牢固。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驻疆的帮助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建立了一批钢铁、石油、纺织等工业企业,初步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基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十分关注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指示:“新疆要抓粮食、抓甜菜、抓畜牧业。不放松粮食生产,要让人民尽快富起来。”他指出:“新疆稳定是大局,新疆一定要稳定,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新疆的民生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解决新疆的民生问题又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和部署。同志反复强调:“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治国的一个根本,也是治疆的一个根本”;要“努力把新疆的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为了加快新疆经济的发展,党中央不仅加大了国家对新疆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力度,而且还确立了内地兄弟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的重大措施,建成一批重要的铁路、石化等基础设施项目。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将改善民生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始终把走科学发展道路、加快发展作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途径,始终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为任何困难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央确定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确保到2020年新疆区域协调发展、人民富裕、生态良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文明进步,确保新疆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全国各兄弟省区的支援下,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民生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城乡各族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2009年新疆生产总值达4207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12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000元,2008年比1978年分别增长35倍和28倍。

二、改善民生是化解当前新疆各种社会矛盾的着力点

当前,新疆的社会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社会成员贫富差距和就业压力四个方面。近年来,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通过大力实施扶贫攻坚、改水防病、牧民定居、抗震安居等一系列造福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为各民族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一是实施抗震安居工程。这是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一大创造。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从2004年起在全自治区地震多发、高发地区实施抗震安居工程,让多震、易震地区的群众全部住上抗震房。截至2008年底已投入资金325亿元以上,至今已新建和改造抗震安居房189万户,使836万人搬进新居,极大地改善了南疆地区农牧民群众的安全居住条件。

二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已全面实现,顺利通过国家验收。中小学D级危房校舍改造工程基本完成,学前“双语”幼儿园建设、校舍抗震加固改造和西部农村初中改造等工程进展顺利。学前、中小学“双语”和民考汉学生占少数民族学生的比重由上年33.7%提高到42%;内地高中班、区内初中班在校生分别达到2万人和1.5万人;南疆四地州高中阶段升学率提高10%。2003年-2005年以来,国家和自治区先后投入数亿元,在全国率先对全自治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实施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学杂费和对寄宿贫困生提供生活补助的“两免一补”政策,惠及全区228万名各族中小学生。

三是积极发展新型合作医疗。从2003年起,自治区采取国家支持与地方配套相结合的办法,用5年时间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目前已覆盖农牧区人口949.29万人。

四是加大农牧民扶贫开发力度。2001至2008年全自治区累计解决了25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帮助150多万贫困人口越过了低收入贫困线,实现了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阶段性目标。

五是继续推进就业再就业工程。2001至2008年,每年有30万以上的各类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2009年实现就业再就业43万人以上。

六是逐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2009年全区五项保险参保1282万人次,增长12.5%。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离休人员津贴补助标准。启动13个县市新农保试点,实现了社会保障体系由城镇扩展到农村的重大突破。全面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工作。调整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基本解决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医保问题,实现政策并轨。对城镇63.3万和农村129万低保对象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高农村低保户补助标准。提高重点优抚对象抚恤标准。截至2009年底,全自治区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五大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88万人,积累基金收入450亿元。

七是加强基层和农村文化设施建设。自治区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加强基层和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保障各族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新闻出版东风工程、农家书屋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等扎实推进,文化遗产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加强。维吾尔族史诗《十二木卡姆》、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加强和巩固新疆斗争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当前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把新疆作为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点地区,它们支持、策动新疆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在新疆进行分裂、颠覆和暴力恐怖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和新疆稳定构成现实的威胁。

同时,由于新疆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和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低,因人民内部某些局部性利益矛盾处理不当而引发的时有发生。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事件发生地区的社会稳定,而且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蒙骗、蛊惑、煽动一些涉世不深、愚昧无知的群众同政府发生冲突,以图制造社会动乱。因此,为了确保新疆大局持续稳定,除了要继续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斗争方针,始终保持对“”的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不让他们坐大成势,还必须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大对各族干部群众正面宣传教育的力度,坚持不懈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巩固和加强我们的骨干队伍,教育、争取受蒙蔽的人员,同敌对势力争夺群众,不断增强斗争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不仅要对各族干部群众全面系统地宣传新疆发展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发展演变的历史,宣传新疆自解放以来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通过扎实的工作和有效的措施,及时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城乡居民的民生状况普遍得到持续改善,使各族群众通过自身民生状况的改善,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民族团结好、人民军队好、祖国统一好,从而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赖,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信心,不断增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四、当前新疆解决民生问题应着重抓的几项工作

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各民族间的团结,直接关系到新疆稳定的大局。当前在新疆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必须抓紧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是继续加大扶贫济困的力度。新疆目前仍有大片贫困地区和较多贫困人口,扶贫济困仍然是新疆农村的首要民生问题。各级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引导和支持符合资源环境保护要求的项目在贫困地区实施,增加对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支持,将中央和各省市对口援助的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改善民生,以求尽早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二是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尽快扭转新疆广大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和内地省区差距过大的状况。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到2015年,新疆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时间表,使干部群众有了盼头。

三是努力扩大就业和再就业。由政府出面,组织农村劳务输出,维护外出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大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阳光工程”培训和少数民族农牧民“双语”培训;解决好新疆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为城乡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新疆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较低,南疆地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3500元,12个农民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倘若大学毕业后无法就业,极易引发社会矛盾。

四是优先发展教育。当前在新疆发展教育的重点是要合理配置现有的教育资源,努力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及其子女、城乡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继续扩大自治区内初中班、内地高中班的招生规模。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加快实施中小学少数民族“双语”骨干教师培训工程和“双语”教学支教计划。

五是继续改善新疆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合标准和补贴标准,着力建设以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解决农牧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第8篇

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有赖于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农业现代化带来农产品价格相对降低，会产生国民实际收入提高的明显效应，并对国民择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增强国民创新活力。研究表明，食品价格相对越低（恩格尔系数越低），国民在择业时越会受到兴趣偏好的支配，增大职业岗位创新的概率。当职业岗位不被当作“饭碗”，而被看作实现人生追求的平台时，人们在择业时的胆子就大，并敢于为提高职业技能做长期投入，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就有了动力。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内在要素，才可能成为创新型社会。

在提升效率的前提下相对降低主要农产品价格，使国民吃饭成本相对下降，有助于改变我国的“消费―储蓄”模式，推动消费创新，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我国国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致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长期难以改变。导致这一模式的因素之一是恩格尔系数过高对家庭财务预算的影响：当人们对未来的食品保障充满忧虑时，会以高储蓄作为降低不确定性的应对手段。基本食材价格相对低廉还可减轻政府以食品援助穷人的财政负担，同时增加优化家庭财务预算的正向调节因素。美国的食材价格相对低廉，政府有能力给约1/7的家庭发放食物券，这无疑对美国家庭的财务预算有着极大影响，能够使美国国民的实际福利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提高农业竞争力，使我国农民在整体上由兼业小农转变为职业大农，会让农民成为中产阶级，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分割问题，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小农兼业虽然可以提高收入，但社会经济效率不高。如果农民保持小农状态，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无论怎样调整经济结构，其收入也不会赶上城市居民。依靠农产品的政府提价与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绝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长久之计。只有让农民与农业经济充分卷入世界分工体系，才是农民富裕、农村繁荣的可靠基础。

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对于保持主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重要农产品的市场均衡，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人口大国，如果重要农产品特别是谷物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会放大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传导效应，加剧国内价格水平的不稳定。如果农产品价格波动过度，即使有国家储备来调节，也会造成财政负担，不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协调稳定发展。如果重要农产品依赖国际市场，即使供应国不明显使用“制裁”武器，其某种“不配合”的策略就足以给我国经济稳定带来困扰。

农业竞争力弱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推动我国农业深度卷入国际分工，殊非易事。近年来，随着人民币稳步升值，国际贸易平衡有所改善，但农产品价格在国际比较中已显示劣势，这说明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不足。我国谷物已连年出现净进口，其中某些品种的进口数量已超过低关税配额。如果国内主要谷物的价格继续提高约60%，即使按照配额外关税标准，谷物的到岸价格也会低于国内价格，进口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这个趋势若得不到遏制，谷物增产将遇到“天花板”，价格提高将很难刺激国内产量的提高，财政补贴将有可能让进口商享受。

造成我国农业比较优势差的原因，一是农产品生产的劳动成本比较高。我国谷物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约为美国的1%；按实际劳动时间折算，这个数值也不超过5%。而我国农业领域日工资水平已达到美国最低日工资的20%。劳动成本高缘于我国农业经济的纵向专业化水平低，农户经营规模过小。二是我国农业的技术模式内含了高成本因素。欧美的谷物生产一般为雨润农业，较少灌溉，极大地节约了劳动成本与固定设施的维护成本，并有利于大型机械耕作。而在我国主产区的谷物生产中，灌溉因素形成了劳动总成本的30%左右，近年华北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户因灌溉综合成本高而放弃了小麦种植。三是我国农业的化肥、农药等流动性投入也比较大，单位面积使用的化肥量约为美国的3倍。四是我国农业科技转化率低。“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此外，财政支农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形成本。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去年我国中央加地方对“三农”的投入，在去除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以后，仍为欧盟农业支出的4倍左右。

认清挑战的同时必须紧抓机遇

以人力成本为例，我国降低人力成本的空间有很大潜力。据笔者大略计算，如果我国全部农户数量减少到3000万户以下，其中谷物生产农户降低到1000万户左右，其余农户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则我国按实际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将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动态地说，在这个水平上，农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将与城市居民相当。如果按农村人口为农业人口的4倍计算，这意味着我国的城市化率必须达到70%左右。今后我国城市化率每年递增1.2%，大约在2030年前后可实现这个目标。

从土地资源状况看，实现我国农业竞争力跃升的目标也并不悲观。按最新资料，我国有耕地13538.5万公顷、园地1481.2万公顷、林地25395.0万公顷、草地28731.4万公顷。如果按耕地户均13公顷，园地户均2公顷，林地户均100公顷，草地户均300公顷计算，再加上养殖业对农户的吸纳能力，3000万户职业农民按适度规模经营标准所需要的土地资源是有保障的。我国草地的品质不好，承载牧民的能力较弱，但要知道，荷兰这样的牧业发达国家户均草地也不过40公顷左右，却达到了很高的产出效率。

我国土地产出效率提高的空间还很大。如果我国播种17亿亩谷物，每亩产出500公斤，大体达到美国旱作农业的产出水平，即可产出8.5亿吨的谷物，远远超过我国人口高峰期对粮食的总需求。只要有了成本优势，我国就还有潜力成为粮食出口大国。据笔者调查，甘肃定西地区发展旱作玉米生产，在没有灌溉的平常年景，每亩产量也能达到600公斤以上。近几年，我国在荒漠治理上也取得了骄人成绩，数十亿亩的草地有望提高产出效率。另外，从国际比较看，荷兰的人口密度超过我国3倍以上，但它通过土地整治，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竟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我们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有什么可悲观的？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看，资源是制度与技术的函数。只要我们下大力气深化改革，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我国农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是可以形成的。

第9篇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还强调，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护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生产的基础，保障食物充分供给，保障和改善民生，特别是保障广大普通民众也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促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010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涨势凶猛，衍生了“姜你军”、“蒜你狠”、“豆你玩”等网络热词。事实上，不仅仅是生姜、大蒜、绿豆这些非“主食”价格上涨，主要农产品价格都在上涨。大宗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导致了下游产业链的食品价格上涨。粮食、食物价格上涨导致CPI快速增长，已经出现通胀风险，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不稳定趋势。要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必须保障粮食和食品的充分供给。在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农业增产。而农业生产的基础是耕地，只有“严格保护一定面积耕地”，才有增产的基础。

粮食，唯有立足自给才安全

纵观中国历史，饥民四起是烽火连天的根本诱因。实际上，历朝历代都重视农业生产。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胜利后，第一要务就是恢复农业生产，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无论是“”，还是“大开荒”或“农田基本建设”，都是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经过解放后30多年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及其食物结构改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二三十年内，我国粮食消费总量增长将是必然趋势。

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显示，不仅是全世界的粮食库存在减少，中国的粮食库存也在减少，未来粮食供应偏紧将成为常态，粮食价格上涨将是大势所趋。粮食虽然比蔬菜、水果耐储，但并非可以长久储存，存在着陈化和损失问题。由此，才存在着“出(库)陈粮，入(库)新粮”的“倒库”粮食储备管理。

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3亿吨，即使仅算4360万吨的进口大豆，我国粮食自给率已低于多次强调的95％。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应该适度增加进口，甚至提出将国家白皮书里的粮食自给率由95％下降到90％。实际上，全世界粮食总库存最高的时候也就4亿-5亿吨，还不够我国一年的消费量，仅够中国在90％的粮食自给率下持续净进口10年。如果中国每年持续进口5000万吨粮食，世界粮食储备将很快消耗干净，必然抬升国际粮食价格，引发全球粮食危机。因此，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与和平的角度，以一个“负责的大国”态度，中国粮食安全必须立足于自给。

“粮食连年丰收”的歌还能唱多久?

粮食是各种食品的重要原料。粮价上涨不仅会直接增加居民食品消费支出，还会通过产业链的传导，提高食品加工业的生产成本，或者通过饲料业成本的上升，提高肉禽蛋奶水产类产品价格，并带动水果蔬菜价格上涨。虽然，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食品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已经小于30％，但大多数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对粮食价格仍然十分敏感，承受能力比较脆弱。这意味着，一旦粮食价格上涨，有可能形成对整个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预期，从而带动其他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内全面上涨。

自我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粮食连上3亿吨台阶，农产品的保障供给，为改革开放中的大量“下岗职工”和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相对低价的食物供给，稳定了人心，保证了经济社会改革的进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我国通过经济刺激计划，依然实现了“孤岛”式的稳定增长。这其中无疑有“连续六年丰收”、“菜篮子丰富”、食品价格相对稳定的功劳。如果经济下滑导致失业和收入降低，再加上粮食歉收，食品价格上涨，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困难，特别是低收入人群，那将影响社会的稳定。2008年的粮价大幅度上涨显然有游资炒作的成分。

对于近期粮食、食物价格上涨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投机行为推动而成。但据中国农业网报道，还是供需偏紧推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当前的粮食与食物价格上涨，绝不是一些学者说的“炒作”的结果。根据供需理论，农业丰收则农产品丰富，农产品价格绝难上涨。是国际粮价上涨，我们出口的粮食多了而影响国内粮价?显然不是。粮食进出口显示，我国近几年大豆进口增长快速，小麦和玉米进口量也在增加。那么，给农产品市场带来信心的“粮食连年丰收”的歌我们还能唱多久?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粮食生产和食物保障。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下，就更得保证实体经济中最为基础的农业增产和农产品供给的增长，这样才能够保证食物价格相对稳定，实现高GDP增长速度和相对低的CPI增长，保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和社会稳定。

耕地集约度较高的情况下，提高单产希望渺茫

保证粮食增产，我们不能过多地寄希望于进一步提高单产。要保证粮食生产和供给，还得“严格保护耕地”，保护农业生产的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的增长除了因耕地播种面积增加外，主要应归因于技术进步。但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和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技术进步对粮食产量提高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农业科技进步和高投入实现了农业高产。我国将世界30％的化肥施用在世界1/7的耕地上，生产了世界20％的粮食。

粮食单产是世界平均单产的1.5倍，高产田产量是世界平均单产的2-3倍。中国的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单产已经很高，若再增加投入，效益将会下降。增加水肥、农药等物质投入体现了农业技术进步，而同时也带来了高成本，令农民不愿增加投入。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品种不是增加水肥投入就能够持续增产，技术也存在着报酬递减规律。在高产基础上再增加投入提高产量难度极大。高产品种必然要求高水肥，我国的主要粮食品种都是要求高水肥的高产品种。受自然条件和作物生长周期限制，农业技术进步不会像工业进步那样快，要培育出比现在“超级稻”、“超级玉米”更高产量的品种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众所周知，我国是极度缺水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耕地灌溉面积比例最高的国家。

但是为了高产，我们大力发展灌溉。为了保证持续增产，我们又开始开采地下水灌溉。目前，有的地方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地下水埋深已经下降，地下水储量正在被耗竭，以至于干旱化加剧，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另外，大量施用化肥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迫使我们不能为了单纯的粮食增产而不顾环境污染的风险。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地下水硝酸盐污染严重。化肥造成江河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也极为广泛、严重，我国成为世界上蓝藻水华最严重、水华蓝藻种类最多、分布最广泛的国家。

“无粮不稳”是至理，耕地保护是常理

绝大部分食物生产来源于耕地。但1990-2003年，全世界耕地面积减少了4.31亿亩，主要原因有：一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建设占用了部分耕地；二是由于土地退化导致生产力丧失；三是出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行了退耕。这些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均有表现。尽管我国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但是，耕地减少量还是很大，不仅耕地数量在减少，质量也在下降。耕地面积在数量、结构上的变化，使得我国耕地和粮食生产能力的重心也在空间上向北偏东向移动。

第10篇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 金融发展 金融不稳定 国际经验分析

资本账户开放，就是通过放松资本管制实现现货币的自由兑换，并允许居民及非居民持有跨境资产，同时也可以从事跨境资产交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自由化成为必然趋势，各个发达国家开始对本国资本账户陆续实现开放，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对资本账户的管制采取了放松策略，使得金融发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在各国对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关于资本可自由兑换项目的划分也做了一定的限制，由此可见，资本账户的开放是基于有效管理的资本况换与流动活动。

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发展现状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国际上对于资本账户的管制被细分为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交易管制、衍生品及其他工具交易管制、信贷工具交易管制、直接投资管制、直接投资清盘管制、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管制等7个方面。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资本账户已与国际资本市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相互交流，并使得资本项下交易规模和流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正一步步得到实现。目前已实现基本可兑换的项目包括信贷工具交易、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等14项，部分可兑换项目包括债券市场交易、股票市场交易、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等22项，不可兑换项目有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以及买卖衍生工具等4项。从总体上来，我国对于资本的管制程度还比较高，但预计在2020年之前，可以完成资本账户开放的全面开放。

随着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日益加大，由其带来的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体现出了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账户开放以后，我国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经营水平、规范管理程序得到了有效提高，不仅使我国的金融服务竞争力实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还促进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进一点完善。第二，资本账户开放以后，在引进国外资金时，明显降低了引进成本，这使得国内外资金进一步实现了自由流动，从而加强了我国资本的合理配置，相关收益也得到了较大提高。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以后，明显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为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完全可兑换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然，开放资本账户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资本账户开放后，必然会加剧国际资本的流动性，由此会加大账户开放后对国家经济金融的不稳定性风险。我国在开放资本账户后，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会在短期内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如果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而采取央行干预市场的手段，必然会导致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不良影响，使得我国货币的供应量过分依赖外部因素。因此，需要借鉴国际上对于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经济金融不稳定的经验分析，以保证我国在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实现经济的平稳和发展。

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经验分析

本文以IMF测算的G20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度为样本，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根据相关测算样本，进行了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划分：

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度较低。这些国家的典型特点为人口多、经济欠发达，经济支柱主要为农业和制造业，金融业发展较为落后，一般都采取宽进严出的资本流动政策，以实现对外资的大规模引进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促进。

法国、德国、巴西、沙特、韩国、美国、南非、土耳其、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属于账户中等开放度国家；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则属于高度资本账户开放国家。各国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的差异，与本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关系。以南非、沙特、澳大利亚为例，由于这几个国家的重要经济增长模式以能源出口为主，需要政府提供更为宽松的对外投资政策，因此在对资本账户的管制方面没有进行严格的限制。而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外国直接投资和非居民投资排除在重要的特殊行业如交通行业以外，因此在整体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上就显得保守一些，处于中等水平。虽然不同国家的资本开放程度各有不同，但从总体形势分析，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则资本开放程度越高。

三、对于我国未来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建议

以上对G20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比较和分析，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提示了我国在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工作时，应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特点，借鉴国际上的先M经验，与国际经济有机结合、密切接轨，通过制定符合国情的战略措施实现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保证国家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第一，通过对国内企业直投管制的放宽，加快资本的流动性，促进国内资本的对外投资，实现国内外市场的平衡发展，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第二，通过对利率的管制的放宽，进一步加强利率变动对资本流动的调节功能，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建设，使得利率市场化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经济效益。

第三，通过对资本账户的渐进式开放，保证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避免因仓促开放资本账户而导致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经济的破环。

参考文献

[1]李巍.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经济金融不稳定的国际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8，03：34-43.

第11篇

作者简介：吴铀生（1955-），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经济。 四川 成都610041

[摘要]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区域资源综合开发和整体开发资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血脉和基础，因此民族地区要要立足特色优势资源，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资源整合与综合利用，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构建特色优势产业体系，才能最终促进四川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十二五”期间，四川民族地区将进入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阶段，本文从加强民族地区整合优势资源，构建优势产业体系出发，阐述了推进传统特色农牧业向现代特色农牧业跨越，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经济；特色农牧业

中图分类号：F06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6-0014-04

四川民族地区的稳定与经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资源是四川民族地区发展的血脉和基础，要立足特色优势资源，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资源整合与综合利用，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构建特色优势产业体系，这是促进四川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的必要条件。

学界关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论文已经相当多，中国知网目前就有4600多条记录；关于“社会稳定战略”的研究也有不少，中国知网有60多条记录，而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相关性研究的就比较少。仅有《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战略问题研究》[1]《西部大开发与社会稳定战略 》[2]《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机制建设研究》[3]三篇，本文从加强民族地区整合优势资源，构建优势产业体系出发，阐述了推进传统特色农牧业向现代特色农牧业跨越，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措施。

一、整合优势资源，构建优势产业体系

（一）加强资源开发与资源整合

资源开发是四川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基础，而资源整合是现阶段发展的主线。所谓资源整合，是指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对资源及其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构建特色产业体系。加大资源勘查与综合开发力度，首先要加大地质勘查力度。加强对国家紧缺、市场潜力大且四川民族地区又具有较大开发潜力的钒、钛、富铁矿、铜、铅、锌、饰面石材等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使之形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备建设基地。开辟新类型、新矿种的利用途径。加强对矿山深部及勘查。加强农业地质、旅游地质、地质遗迹调查。有序推进矿产资源开发。优先推进鼓励开采规划区的矿产资源开发，集约有序推进限制开发规划区的矿产资源开采，禁止开采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及地质遗迹保护区的矿产资源。其次，要加强资源节约与可持续利用，坚持“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4]加强土地、能源和水资源为重点的资源节约利用和可持续利用。再次，要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抓好目标责任制的落实，建立评价考核体系。积极开发太阳能、沼气、生物质能源和风能等可再生资源，壮大可再生资源产业。加强以麻风树为主的生物质能源基地建设。最后，要加强资源配套整合开发，合理利用水利资源、电能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地方电力要满足矿产资源开发相对集中的区域，电能规划建设要与工业集中区发展相配套。水利资源的开发不仅要同电能资源开相吻合，同时要与旅游资源、农牧业资源开发有机结合，走“以水蓄电、以水促游、以水养农牧”的道路，形成水利、电能、矿产、旅游、农牧业五大产业的联系和互动。在“三江”流域及其它水利、电能、矿产、旅游、农牧业资源配套较好的地区，形成“水利+电站+矿产+旅游+农牧业”的产业链。

（二）推进传统特色农牧业向现代特色农牧业跨越

四川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农牧业资源已经形成传统特色农牧业和特色农牧产品基地。“十二五”期间，四川民族地区要加快发展现代特色农牧业，实现传统特色农牧业向现代特色农牧业跨越，率先建成全国民族地区现代农牧业示范基地。围绕优质粮食基地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和基本口粮田建设，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推行有机肥综合利用与无害化处理，鼓励使用农家有机肥，发展保护性耕作，防止土壤退化。抓住粮食生产恢复性增长的大好形势，实施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行动和省级“332”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川粮优化工程、民族地区增粮增收示范工程。围绕特色农牧产品基地建设，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建设国家优质烤烟生产基地，国家优质茧生产基地，高产高糖甘蔗生产基地，观赏花卉和工业原料花卉生产基地，早市和反季节蔬菜生产基地，中药材基地，优质荞麦基地，优质黑山羊、半细毛羊等高原畜产品畜牧基地，亚热带水产基地，优质苹果、晚熟芒果、冬春枇杷、优质石榴、酿酒葡萄、甜橙等特色水果生产基地。大力构建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加强对糖业加工、蚕业加工、烟业加工等传统优势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建设贸工农技一体化的农产品加工集中区，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重点发展烟草、中药、乳制品、软饮料、酿酒、粮油制品、肉食品等农产品深加工业优势产业链和产品链。围绕“四大体系”建设，健全现代农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以基层、偏远山区为重点，坚持公益性与经营性并重，大力建设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落实全省农业“三百”工程、农技特派员制度和“农家大院”制度，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重点加强“五良”（良种、良法、良壤、良制、良灌）配套和先进适用生产技术、节水农业技术的推广，在有条件的地区规模发展设施农业、节水农业、有机农业。大力建设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物流，建设一批集聚性高、辐射力强的城乡市场，培育壮大一批物流基地和区域性物流中心。建立健全果蔬、烤烟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重点突破农药残留水平检测，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创建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加强农产品品牌体系建设，实施地理标志品牌工程和原产地保护工程，重点培育地方名优品牌，提高优势特色农产品的商品化率、竞争力和经济效益。[5]

（三）构建资源节约型一二三产业发展体系

四川民族地区要立足优势资源，做大做强水电产业，为打造最大的水电工业区奠定基础。进一步加大岷江流域、黑水河流域、杂谷脑河流域、白水河流域、孟屯河流域和大渡河流域开发力度，加快十里铺、毛尔盖、狮子坪、薛城、古城、色尔古、柳坪、桑坪、双河电站等重点水电项目建设。围绕水电项目建设培育地方服务市场。抓住水电项目建设迅猛拉动经济的难得机遇，以项目建设需求为导向，培育地方生产资料市场、劳务市场、服务市场、技术市场、工程市场，加快场镇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地方经济容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要全面推动流域综合开发，就必须加强一二三产业的配套发展，培育接续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一是狠抓“以水兴农兴牧”，提高四川民族地区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和草场建设，发展生态农牧业。二是贯彻“以水助工强工”，充分利用低价优质水电，发展高载能工业，振兴县域经济。三是实现“以水育游旺游”，加强库区、湿地景点开发和景观整治，发展民族风情旅游、农牧观光旅游和生态旅游。[6]四是坚持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以“环保优先，合理开发”为原则，加快培育龙头企业。

二、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城镇体系

统筹城乡发展与完善城镇体系是优化四川民族地区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十二五”期间，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持城镇带动战略，加快城镇化进程，完善城镇体系，壮大县域经济。

（一）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增强特色农业发展能力。围绕构建全省重要的特色农产品基地、商品粮基地、轻纺工业原料基地以及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加强基本农田保护，提高农业装备水平，加快宜农荒地改造，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搞好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培养专业种养大户，培育龙头企业，鼓励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种养大户、技术能手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挖掘农业增收潜力，实施农民增收工程，大力推广良种和先进栽培技术，通过增产和节约投入促进增收。抓好劳务开发，加快建设农民培训体系，实行“定向培训”、“定单培训”，发挥政府和中介组织的服务功能，有针对性地积极组织好、引导好劳务输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新型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繁荣农村经济。

（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富民强区的基石，是承接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平台。“十二五”期间，四川民族地区要紧紧围绕富民强县目标，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引导人口向城镇和集中居住区集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民营经济和开放型经济，大力提高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水平，全面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为四川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提高县域经济内生积累和发展能力。

（三）努力突破发展瓶颈制约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开放不足、技术瓶颈制约、生态环境脆弱以及社会发展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是四川民族地区主要问题，也是制约四川民族地区跨越发展的主要瓶颈。[7]因此，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四川民族地区与其他民族地区的通道，着力提升干线公路等级，进一步加强公路养护，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坚持统一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坚持“兴利除害”，开源节流并重，大中小微并举的治水方针，积极推进水利信息化、水务一体化管理，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全面节约、有效保护，以水资源的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可靠的水资源供给与高效利用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防洪减灾保障体系、有效的水环境保护保障体系、统一的水管理体系。同时，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区内区外对接的信息平台，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发挥电子政务的引导作用，积极推进企业信息化，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加强农村信息服务，全面提高区域信息化水平。巩固提高四川民族地区的电话、电视和网络普及成果，推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建设。

三、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措施

（一）加强扶贫开发

以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乡（镇）和贫困村为重点，围绕解决温饱和稳定解决温饱，因地制宜实施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移民扶贫、通村公路、住房解困等扶贫工程，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尽快解决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提高稳定解决温饱人口的持续发展能力，防止“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确保贫困地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全区平均水平。依靠科技和教育，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不断提高贫困地区资源开发水平和效益，提高贫困农户收入和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创新和完善“统筹型捆绑式”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形成 “集中投入、捆绑使用、配套建设、整村推进、成片开发”的扶贫开发新模式。

（二）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四川民族地区部分属中高山峡谷地区，为地质灾害频发区，因大暴雨或局部地区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滑坡灾害是其主要自然灾害。重点加强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谷段和成昆线沿线等泥石流、崩塌、滑坡易发地段的地质灾害防治。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预案，严格实行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难性评估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搞好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切实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提高防震减灾能力。四川民族地区地处中国南北地震带中南段，地震活动较为频繁，是我国重点监视防御区。加强地震防、抗、救知识宣传教育，提高社会防震减灾意识，强化建筑物抗震设防，加强宏观观测点、微观观测台网和信息网络的建设，提高灾害信息的获取时效和地震预测水平。

（三）发展社会事业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切实做好“两免一补”工作，全面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加大扫盲力度，巩固“两基”成果。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加大民族教育投入，大力培育民族师资，高度重视教育扶贫。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社区文化服务网络，把乡镇宣传文化中心建设成为农村文化阵地。发展有线数字电视技术，提高节目制作、播出、传输、发射、接收质量，扩大农村广播电视的有效覆盖率。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开发民族与地域特色鲜明的藏族文化节目，把四川民族地区建设成藏族文化中心。健全完善卫生事业。大力建设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加强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更新、技术培训和人才引进，完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巩固和提升区域性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地位。

（四）保障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安全生产不仅关系到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率问题，更重要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的安全问题，因此，首先应建立健全当地生产安全机制，加强生产安全建设，切实抓好矿产、煤窑等高危行业的安全生产，才能有效地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生产安全机制的建设应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社会广泛支持”的工作机制。实行对安全、环保等重大事故的责任追究，完善伤亡事故赔偿和生产安全事故经济赔偿制度。其次，完善救援体系，建立动态实时监控系统和突发性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以提高社会安全的防控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8]再次，继续完善民族地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等制度，认真落实促进再就业的各项扶持政策。最后，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五保户、贫困优抚对象、贫困残疾人、无劳动能力的畸残人员、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城镇孤寡老人和孤儿、艾滋病导致的孤儿和孤老以及各县市政府规定的其它救助对象在吃饭、穿衣、居住、医疗、接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并在就业、技能培训、司法援助等方面给予帮助。

参考文献：

[1]罗洪群，王凤，何彬，田乐蒙.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战略问题研究[J].天府新论，2012（1）.

[2]马大正.西部大开发与社会稳定战略[J].国家安全通讯，2000-09-25.

[3]张倍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机制建设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2-04-01.

[4]吴铀生.四川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开发战略选择[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04）.

[5]丁一. 西部地区特色产业市场拓展的营销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9）.

[6]王彬彬. 攀西地区构建能源资源节约型工业结构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2008（06）.

第12篇

关键词：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财政职能作用

针对目前我国一方面存在着巨额居民的储蓄余额，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较为严重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使得防止某些部门经济过热的挑战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如何缓解由此产生的国内普遍需求不足和部分行业过热的矛盾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和货币等经济手段无疑是政府解决此类问题的首选。同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背景下，财政手段将是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维持经济的稳定，推动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最为有效的方式。

一、我国高储蓄率的成因及趋势分析

数据显示，2006年3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另据国际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的估计，我国总储蓄率（本文所指储蓄率为居民储蓄率）已经高达46%，而与巨额居民储蓄相呼应的是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却持续下降，近5年来分别为61.1%，59.8%，58.2%，55.5%，53.9%，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为59.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而据H・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为60%左右，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略有下降。而早在199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时，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仅有47.5%。显然，我国储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的情况并不仅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造成的，因而我国目前高储蓄率的形成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文化传统因素。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勤俭持家是传统美德，中国虽然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这种观念仍然是难以摈弃的，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适度消费，宁愿将钱存入银行，希望给女留下积蓄保证他们以后的生活必需品。因此，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国家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理财观念的，这也使得我国的储蓄率相对较高而消费率较低。

2、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存在诸多特殊的因素。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削减职能和负担的同时，并没有在全社会形成有效的组织和相应的机构来承接这部分职能和负担，因此给居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导致居民对未来风险和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偏好，同时提高了预防性储蓄的意愿，使得预防性储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由于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受到社会因素和价值（文化）因素以及家庭环境的影响，即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也会维持原来的储蓄和消费习惯，他们的储蓄率必然就会比较高。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尚未成功，国民收入仍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由整个社会群体在储蓄上保持的巨大惯性而带来的高储蓄率的情况并不会在短期内有较大的变化。据徐滇庆的分析，我国高储蓄率的情况很可能要到2015年左右才会有较大变化。因此，分析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及如何扬长避短，发挥其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二、高储蓄率对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负面影响与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必要性及有效性

不可否认，居民储蓄维持较高水平有力的支持了我国近年来的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绝不能就此认为储蓄率越高越有利。从对发达国家10年经济比较看到，1995年至2004年，德国、法国和日本居民储蓄率平均分别为：10.5%，11%和8.75%，美国和澳大利亚平均为2.75%和1.75%，同一时期美国和澳大利亚增长率平均为3.5%和3.75%，而德国、法国、日本则平均分别为1.25%，1.5%和2.25%。由此可见，储蓄率与经济增长呈长呈负相关关系。

（一）高储蓄率的对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负面效应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时期，根据哈罗德―多马有关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模型，高储蓄率无疑对此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模型中看到，模型的结论是站在投资从供给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得出的，其前提假设也是以储蓄能够完全转化为投资为基础的，但现实是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是有条件的。从社会再生产来看，在开放经济体系中，投资是为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服务的，即从逻辑上看，对投资的分析应从需求开始。如果消费需求不足或出口需求无法消耗掉国内多余的产能，便将影响社会投资的意愿，高储蓄率向投资的转化必因此发生困难，造成资金闲置或资本外溢，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潜能得不到完全发挥，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从而引发其它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1、高储蓄率有可能加剧个别部门经济过热的趋势。虽然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通常带来通货紧缩的后果，但由于有大量的闲置资金供给，因而绝不能排除在个别经济部门出现经济过热的可能。高储蓄率的存在，意味着金融机构拥有更大量的储蓄余额资源需要利用，使得某些已经出现过热趋势的行业仍然可以较轻易地以较低的利率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继续参与该行业的投资，从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行业的过热趋势。若该行业恰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那么甚至有可能导致全社会全行业通货膨胀的出现。2004年上开始出现的局部地区房地产、汽车等行业过热现象便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2、造成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将使我们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资源丰富的经济大国，我们绝不可能通过类似日本、韩国及一些东南国家和地区发展初期那样依靠“低消费，高度外向”的外需主导型道路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腾飞。何况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不可能出现这些国家当初的国际贸易条件，也不可能有足以支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海外市场。我国目前过高的储蓄率和低消费率显然没能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内需条件，造成我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逐年上升。

3、导致经济以外延扩张为住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固有模式是，内向经济以政府财政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速增长拉动，外向经济以低价、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出口来拉动，这种以投资为主的模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本国资源和环境自量，而且与诸多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几率加大，同时助长了所谓“失衡增长”的中国“增长悖论”现象。

4、反映出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形成高储蓄率的来源主要有二方面：一是高端收入家庭，另一个是底端收入家庭。在高端收入群体中，经过多年的发展，普通消费需求已经处于饱和，于是将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或者投向奢侈品消费；而在低收入群体中，挣钱少却仍要为“后顾之忧”而“减衣缩食”，也将大部分收入都积蓄起来。虽然二者储蓄的动机不同，但都造成了普通消费品产能因多数人消费愿望不足而处于过剩状态，相比之下高端消费品却供需两旺的尴尬局面。因此，目前存在的高储蓄率恰恰反映出了有这种畸形的消费结构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而由这种被称为“房车路”的某些产业链条欣欣向荣和普遍存在的消费品产能过剩的两极不公，导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压力并存，也使宏观调控陷入两难。

（二）财政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矫正”作用

1、财政支出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在现阶段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正效应。从图（1）数据中可以明显的看到，近20年来我国财政支出总体趋势是同向上升的，而伴随支出上升是经济总体上的增长。根据有关部门财政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水平产生“溢出效应”，财政支出增长1.2321倍，经济正向增长0.7146倍（数据来源：邓元春、易扬《试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

2、“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遏止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趋势。政府可以选择有针对性的减少税收或增加支出等财政手段，调节短期经济的周期波动。而且，在储蓄率高而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情况下，一方面财政的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政府增加财政购买支出对居民消费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从而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会“挤出”居民消费；另一方面，由于有充足的资本供应及稳定的利率支持，也不会造成私人部门借款压力的增加。同时，在目前预防性储蓄占据相当比重的情况下，通过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可以提高居民对未来保障的信心，降低预防性储蓄用于消费，也有利于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扩张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使储蓄、消费和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3、财政支出能有效克服私人边际资本报酬递减的弊病，在现阶段可以获较高的边际报酬，从而保证长期经济的良性持续增长。由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着关键作用，强调了长期增长对公共政策的敏感性。而财政可以通过加大在诸如教育、研究开发等外部性较强领域的投资，弥补企业创新能力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突破的劣势，增加资本积累，促进技术进步，防止产生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效应，甚至促使报酬率的长期上升趋势。

三、在高储蓄率背景下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几点思路

（一）针对我国目前储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同时部分行业出现过热倾向的情况，不宜继续扩大全社会全行业的投资。但是，坚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仍是拉动需求快速增长从而保证经济稳定与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今后应该注意财政支出的部门行业指向性，要有选择地加大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投资，注重改善经济环境，加强知识的积累，避免支出范围过大产生“挤出效应”，同时遏制诸如房地产、钢铁等部分行业的过热倾向。

（二）逐渐转变财政以直接投资形式拉动需求扩大的方式，以刺激消费作为扩大需求的基本立足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实际上，经过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以及在我国目前固定资产投资率持续高位，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居民储蓄率高而消费低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已与1998年开始以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时有所不同。而通胀和通缩压力在经济发展中并存也暗示我国现时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量问题，特别是由于收入结构失衡所带来的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应逐步回归到依靠内需的道路上来，改变以政府投资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变“建设财政”为“公共财政”，强化财政收入分配作用，加强社会保障，加大在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完善公平的税负制度，以提高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并制定更多的刺激消费的政策，以达到最终扩大内需的目标，从而维持经济的稳定，间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袁东.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2、陈共，财政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邓元春，易扬.试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大众科技，第05期.

4、吕炜.浅谈财政政策立足点的转变.财政研究，1994，(8).

第13篇

中国加入WTO的日子正在临近，“入世”后的财税改革及其相关政策取向为各方所关注，在此试作简要讨论。

(一)入世带来的制度创新压力必然要求加快和深化财税改革

入世，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和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大势所趋。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应看到，入世将是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模式与经济增长模式“两个转变”的一种催化剂，必然产生国外制度规范、竞争机制、科技水平、市场辐射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增加中国调整经济机制与经济结构、提高科技含量的压力，短期看虽有痛苦，长期看却将是良性的效应，逼着我们上下一心，转换机制，加快市场化和现代化步伐，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靠创新调动潜力，焕发活力——竞争力是竞争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在全球化的大市场环境中发展确立的。

中国财税体制是政府经济调控体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有力工具，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在许多方面，仍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新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入世以后，这些矛盾将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因而入世带来的制度创新压力，必然要求我们加快和深化财税制度改革。

(二)对关税将分步调减并改进结构与管理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名义关税税率的算术平均水平，已由1991年初的42.5％，逐步下降为1994年的35.9％，1996年的23％，1997年的17％和2000年的15％。当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后，还将依照WTO的要求和自己的承诺，将关税进一步降低。根据协议，将继续有若干年的过渡期，分步实施，至2005年要把关税平均税率降为10％。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对国内产业进行适当保护；将继续严厉打击走私和大力清理、整顿、削减关税优惠减免措施，提高实际征收率(现仍大大低于名义税率)；也将加快建立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制度。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进口产品中近半数是加工贸易的来料，对这些来料，现行规定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流转税，允许在不提供确切担保的情况下，分散到各地自由进行加工，属于世界上最宽松的开放型全优惠征管办法，漏洞与弊病很大，今后可能的改进方向，是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把加工贸易纳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或指定的保税工厂实行保税管理。其他不进入这些地点的进口原材料，一律照章征收关税与进口环节流转税，或缴纳一定数额保证金，在加工成品出口时，退还所征税款或保证金。

(三)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并扩大出口退税税种范围

中国出口产品的退税率经近年的调整，已达平均15％的水平，但仍低于一般产品17％的法定税率，留有一定的出口税负。另因现在采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产品生产中使用、消耗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劳务则缴纳营业税，除交通运输业外，一般也不得抵扣增值税，所以实际退税额是低于已征税额的，依据WTO规则和国际惯例许可的全额退税原则，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直至实行全额彻底退税，以加强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另外，中国目前出口退、免税的税种只有增值税和消费税，而依据WTO规则，可退税的间接税，还包括营业税、销售税、印花税等。为加大鼓励出口的力度，今后可考虑把营业税和随同增值税、营业税征收的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列入退税范围。

(四)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按“国民待遇”原则减少内资、外资的税收优惠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目前内资、外资企业适用不同的法规，外资企业所得到的优惠明显高于内资企业，这一政策旨在吸引外资，有其积极作用。但从发展趋势看，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平竞争环境，都必然要求在今后适当时候实行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的并轨统一(包括统一税前扣除规定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当然，为照顾外商实际利益和平稳过渡，不排除分步并轨或一般时间内保留一定优惠待遇的实施方式。

与此同时，“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实行，还必然要求逐步取消目前内资、外资企业分别享受的名目颇多的税收优惠(现对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侧重于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方面，对外资企业则主要侧重于区域性优惠)。今后的方向是构筑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税收环境，真正形成“一条起跑线”上的公平竞争。

(五)增值税需要转型

中国1994年财税改革后，增值税在生产、流通领域得到比较普遍的推行，已成为税收总收入中占据最大比重(50％左右)的税种。目前的一大问题是生产型的增值税不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款得到抵扣，不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考虑生产型增值税向避免投资重复征税的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由于受到财政状况的制约，中国增值税的转型很可能无法采取“一揽子”方式，而是仍然采取渐进方式，先在部分行业或部分项目实行，再逐步扩展到全部。加入WTO，可能会形成这种转型的更迫切的要求和更强大的现实推动力量。

(六)税费制度的配套改革势必加快

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突出特点的问题，是政府各部门和权力环节的税外收费过多过滥，造成政府行为扭曲，企业、农民负担沉重，“民怨沸腾”(朱?基总理语)。乱收费的现状，也造成了对外资企业的不利影响，是外商设想、考虑来华投资时对投资环境的顾虑之一。近年政府有关部门已抓紧进行了清理整顿收费项目、取消不合理收费的工作，并研究准备了以道路、车辆收费改征税为突破口的“费改税”方案，将择机推出，农村税费改革正在实施，规费、使用者付费的制度建设和政府部门预算外资金进一步的加强管理，也将配套推出。加入WTO，会使税费制度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从而加快这方面配套改革的步伐。

(七)入世还将推动其他税种的改革和税收征管的加强

入世还将在其他税种的改革、完善方面提出新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和普遍经验有望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引为借鉴。现在可以预期，今后社会保障税的设计与开征将会提上决策的议事日程；财产税类的健全与发展(包括准备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将更受重视；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转为综合征收的转变条件也要积极地逐步创造(如金融实名制，金融机构信息处理联网)；地方税税种的丰富和必要税权的下放，在深化改革中也将会循序渐进。

此外，依法治税原则的实施和税收征管的加强将会不断取得进展，因为这些都是市场经济下健全的投资环境的必要组成因素，是与WTO并行和呼应的国际惯例与潮流。

就外商特别关心的方面而言，我个人认为，中国加入WTO和必然由此而加大其力度与步幅的税制改革，虽然形式上可能会减少外商原来享有的某些优惠，但总体上将提供一个更加适宜外商投资和长远发展的完善程度明显提高的税制体系、更加稳定的法治政策环境与公平竞争局面。

四、财税政策及改革方向的展望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

2001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但力度上还有相机抉择的问题。2000年经济形势的好转，既有近三年反周期调节中经济内生方面的积累因素，也有国内国际某些外生方面的阶段性因素，好转的基础尚不牢固。有几个突出的方面值得特别关注和作进一步的观察：

第一，民间投资的跟进状态如何。

积极财政政策的代表性事项是扩大国家举债规模，运用筹得的资金安排政府投资，从而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改变市场预期，拉动民间的投资和消费趋于活跃，使整个国民经济回暖转旺。民间投资是否真的跟进了，是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是否发挥到位的一个重要判断。2000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接近12％，民间投资的增幅则在6％左右，后者虽然比前两年的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明显低于国有部门投资增幅。全年的情况如何，统计数据要待2001年一季度得出。只要不能认定民间的投资充分跟进了，积极财政政策就不宜改变，以防止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第二，世界经济的变化趋势如何。

2000年世界经济运行情况较好，大部分时间中，最具影响力的头号强国美国的状态尤佳，欧洲、亚洲和周边国家的情况总体也不错，因而我国的外贸增长相当强劲，全年进出口总额增幅甚高(达30％以上)。但接近四季度时，美国经济已露疲态，人们甚至开始议论其如何避免“硬着陆”的问题，而2001年，另一关联密切国家——日本的经济恐难见大的起色，某些亚洲国家的状态甚至可能恶化，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醒“防止又一次的金融危机”。总体而言，我国2001年外贸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很可能明显劣于2000年，这样，外需减弱，扩大内需的任务便相应加重，从这个角度看，积极财政政策也有必要继续实行。

第三，深层结构调整、体制与机制转换的进展如何。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直接表现为在经济运行状态层次上的政府支出扩张，而要解决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问题，仅靠这种扩张是不行的，必须利用这种扩张所带来的一定时间内的“喘息之机”(操作余地)，努力化解深层的结构制约和体制制约，推进结构调整、制度创新、机制转变，深化政府、企业、市场诸方面的改革，从而为经济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支撑。1998年以来，在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工作有所进展，但客观地说，还有不少方面不能令人满意，结构、体制问题常常十分明显地表现为增长的障碍(试观粮食结构、钢材结构等的现状和“建个商品交易市场要盖112个行政图章”的事例)。因此，从操作层面看，在经济形势好转、但基础并不稳固的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段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充分利用操作空间大力推进结构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是一种追求长期发展的较合理的选择。

(二)税费改革和预算管理改革方兴未艾

1998年以来，在施行反周期经济调节的同时，决策层和实际工作部门对如下一点也逐渐形成了明确的认识，即要把运行层次调节与深层的、中长期的制度创新、机制转换结合起来。几年间，在财税制度创新方面的努力，突出地表现在经过酝酿、筹划、试点而渐具轮廓、方兴未艾的税费改革和预算管理改革方面。

1994年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消除了对中央“平调”本地财力的担心，改变了以往“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的行为模式，开始关心弄清本地财力的全貌和对本地预算内、外政府资金实行统筹协调管理运用。各地纷纷成立收费局来监督、管理行政性收费，实行预算外资金专户存储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在此形势下，1996年国务院29号文件进一步形成了全国性的清理整顿预算外资金并加强管理的指导规范；1998年之后，国务院更明确提出了“费改税”和税费改革配套的思路。税费改革的基本目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促进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减轻企业、农民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建立有利于廉政的理财制度。近两年在清理中取消了近千项不合法、不合理的基金、收费，并加紧研究税费改革实施方案，原准备以道路、车辆的收费改收税为突破口，逐步推开，后因多方面原因，燃油税、车辆购置税的出台还需等待时机，但于2000年实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安徽全省和其他省选择部分县)。可以预期，2001年以后税费改革将出现新的重大进展，总体的走向将是形成政府税收、规费、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使用者付费、经过规范的公共选择程序的集资、以及企业化单位经营性收费的各行其道、分流归位，从而大大提高政府税费征收和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与合理化。

1998年以后，国务院、财政部领导明确提出尽快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在此导向下，一系列预算管理改革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试点、推广，并逐渐在指导上形成了今后若干年推行此项改革的通盘考虑。这方面的要点包括：

——继续深化以推行招投标为主的集中采购为代表事项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政府采购法》立法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加快研讨试点和设计国库集中收付制度，2001年将在几个中央部门和部分省率先实施，2003年将全面推行；

——继2000年中央级在科技、教育、农业、社保四个部门试编部门预算之后，2001年要求将部门预算编报范围扩大到国务院所属的29个部门；

——2001年在国家计委等10个部门将开始试行定员定额和项目预算；

——酝酿现行预算科目的调整；

——对财政部门内部机构设置作进一步调整，负责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部门分开，各司其职，强化制衡，并适应部门预算等改革举措的推行；

——健全预算编制程序，逐步消除每年年初一段时间的“法律空当”，强化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公众参与的作用；

第14篇

中国加入wto的日子正在临近，“入世”后的财税改革及其相关政策取向为各方所关注，在此试作简要讨论。

(一)入世带来的制度创新压力必然要求加快和深化财税改革

入世，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和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大势所趋。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应看到，入世将是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模式与经济增长模式“两个转变”的一种催化剂，必然产生国外制度规范、竞争机制、科技水平、市场辐射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增加中国调整经济机制与经济结构、提高科技含量的压力，短期看虽有痛苦，长期看却将是良性的效应，逼着我们上下一心，转换机制，加快市场化和现代化步伐，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靠创新调动潜力，焕发活力——竞争力是竞争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在全球化的大市场环境中发展确立的。

中国财税体制是政府经济调控体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有力工具，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在许多方面，仍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新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入世以后，这些矛盾将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因而入世带来的制度创新压力，必然要求我们加快和深化财税制度改革。

(二)对关税将分步调减并改进结构与管理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名义关税税率的算术平均水平，已由1991年初的42.5％，逐步下降为1994年的35.9％，1996年的23％，1997年的17％和2000年的15％。当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后，还将依照wto的要求和自己的承诺，将关税进一步降低。根据协议，将继续有若干年的过渡期，分步实施，至2005年要把关税平均税率降为10％。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对国内产业进行适当保护；将继续严厉打击走私和大力清理、整顿、削减关税优惠减免措施，提高实际征收率(现仍大大低于名义税率)；也将加快建立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制度。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进口产品中近半数是加工贸易的来料，对这些来料，现行规定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流转税，允许在不提供确切担保的情况下，分散到各地自由进行加工，属于世界上最宽松的开放型全优惠征管办法，漏洞与弊病很大，今后可能的改进方向，是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把加工贸易纳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或指定的保税工厂实行保税管理。其他不进入这些地点的进口原材料，一律照章征收关税与进口环节流转税，或缴纳一定数额保证金，在加工成品出口时，退还所征税款或保证金。

(三)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并扩大出口退税税种范围

中国出口产品的退税率经近年的调整，已达平均15％的水平，但仍低于一般产品17％的法定税率，留有一定的出口税负。另因现在采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产品生产中使用、消耗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劳务则缴纳营业税，除交通运输业外，一般也不得抵扣增值税，所以实际退税额是低于已征税额的，依据wto规则和国际惯例许可的全额退税原则，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直至实行全额彻底退税，以加强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另外，中国目前出口退、免税的税种只有增值税和消费税，而依据wto规则，可退税的间接税，还包括营业税、销售税、印花税等。为加大鼓励出口的力度，今后可考虑把营业税和随同增值税、营业税征收的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列入退税范围。

(四)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按“国民待遇”原则减少内资、外资的税收优惠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目前内资、外资企业适用不同的法规，外资企业所得到的优惠明显高于内资企业，这一政策旨在吸引外资，有其积极作用。但从发展趋势看，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平竞争环境，都必然要求在今后适当时候实行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的并轨统一(包括统一税前扣除规定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当然，为照顾外商实际利益和平稳过渡，不排除分步并轨或一般时间内保留一定优惠待遇的实施方式。

与此同时，“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实行，还必然要求逐步取消目前内资、外资企业分别享受的名目颇多的税收优惠(现对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侧重于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方面，对外资企业则主要侧重于区域性优惠)。今后的方向是构筑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税收环境，真正形成“一条起跑线”上的公平竞争。

(五)增值税需要转型

中国1994年财税改革后，增值税在生产、流通领域得到比较普遍的推行，已成为税收总收入中占据最大比重(50％左右)的税种。目前的一大问题是生产型的增值税不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款得到抵扣，不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考虑生产型增值税向避免投资重复征税的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由于受到财政状况的制约，中国增值税的转型很可能无法采取“一揽子”方式，而是仍然采取渐进方式，先在部分行业或部分项目实行，再逐步扩展到全部。加入wto，可能会形成这种转型的更迫切的要求和更强大的现实推动力量。

(六)税费制度的配套改革势必加快

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突出特点的问题，是政府各部门和权力环节的税外收费过多过滥，造成政府行为扭曲，企业、农民负担沉重，“民怨沸腾”(朱基总理语)。乱收费的现状，也造成了对外资企业的不利影响，是外商设想、考虑来华投资时对投资环境的顾虑之一。近年政府有关部门已抓紧进行了清理整顿收费项目、取消不合理收费的工作，并研究准备了以道路、车辆收费改征税为突破口的“费改税”方案，将择机推出，农村税费改革正在实施，规费、使用者付费的制度建设和政府部门预算外资金进一步的加强管理，也将配套推出。加入wto，会使税费制度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从而加快这方面配套改革的步伐。

(七)入世还将推动其他税种的改革和税收征管的加强

入世还将在其他税种的改革、完善方面提出新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和普遍经验有望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引为借鉴。现在可以预期，今后社会保障税的设计与开征将会提上决策的议事日程；财产税类的健全与发展(包括准备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将更受重视；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转为综合征收的转变条件也要积极地逐步创造(如金融实名制，金融机构信息处理联网)；地方税税种的丰富和必要税权的下放，在深化改革中也将会循序渐进。

此外，依法治税原则的实施和税收征管的加强将会不断取得进展，因为这些都是市场经济下健全的投资环境的必要组成因素，是与wto并行和呼应的国际惯例与潮流。

就外商特别关心的方面而言，我个人认为，中国加入wto和必然由此而加大其力度与步幅的税制改革，虽然形式上可能会减少外商原来享有的某些优惠，但总体上将提供一个更加适宜外商投资和长远发展的完善程度明显提高的税制体系、更加稳定的法治政策环境与公平竞争局面。

四、财税政策及改革方向的展望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

2001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但力度上还有相机抉择的问题。2000年经济形势的好转，既有近三年反周期调节中经济内生方面的积累因素，也有国内国际某些外生方面的阶段性因素，好转的基础尚不牢固。有几个突出的方面值得特别关注和作进一步的观察：

第一，民间投资的跟进状态如何。

积极财政政策的代表性事项是扩大国家举债规模，运用筹得的资金安排政府投资，从而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改变市场预期，拉动民间的投资和消费趋于活跃，使整个国民经济回暖转旺。民间投资是否真的跟进了，是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是否发挥到位的一个重要判断。2000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接近12％，民间投资的增幅则在6％左右，后者虽然比前两年的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明显低于国有部门投资增幅。全年的情况如何，统计数据要待2001年一季度得出。只要不能认定民间的投资充分跟进了，积极财政政策就不宜改变，以防止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第二，世界经济的变化趋势如何。

2000年世界经济运行情况较好，大部分时间中，最具影响力的头号强国美国的状态尤佳，欧洲、亚洲和周边国家的情况总体也不错，因而我国的外贸增长相当强劲，全年进出口总额增幅甚高(达30％以上)。但接近四季度时，美国经济已露疲态，人们甚至开始议论其如何避免“硬着陆”的问题，而2001年，另一关联密切国家——日本的经济恐难见大的起色，某些亚洲国家的状态甚至可能恶化，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醒“防止又一次的金融危机”。总体而言，我国2001年外贸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很可能明显劣于2000年，这样，外需减弱，扩大内需的任务便相应加重，从这个角度看，积极财政政策也有必要继续实行。

第三，深层结构调整、体制与机制转换的进展如何。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直接表现为在经济运行状态层次上的政府支出扩张，而要解决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问题，仅靠这种扩张是不行的，必须利用这种扩张所带来的一定时间内的“喘息之机”(操作余地)，努力化解深层的结构制约和体制制约，推进结构调整、制度创新、机制转变，深化政府、企业、市场诸方面的改革，从而为经济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支撑。1998年以来，在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工作有所进展，但客观地说，还有不少方面不能令人满意，结构、体制问题常常十分明显地表现为增长的障碍(试观粮食结构、钢材结构等的现状和“建个商品交易市场要盖112个行政图章”的事例)。因此，从操作层面看，在经济形势好转、但基础并不稳固的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段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充分利用操作空间大力推进结构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是一种追求长期发展的较合理的选择。

(二)税费改革和预算管理改革方兴未艾

1998年以来，在施行反周期经济调节的同时，决策层和实际工作部门对如下一点也逐渐形成了明确的认识，即要把运行层次调节与深层的、中长期的制度创新、机制转换结合起来。几年间，在财税制度创新方面的努力，突出地表现在经过酝酿、筹划、试点而渐具轮廓、方兴未艾的税费改革和预算管理改革方面。

1994年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消除了对中央“平调”本地财力的担心，改变了以往“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的行为模式，开始关心弄清本地财力的全貌和对本地预算内、外政府资金实行统筹协调管理运用。各地纷纷成立收费局来监督、管理行政性收费，实行预算外资金专户存储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在此形势下，1996年国务院29号文件进一步形成了全国性的清理整顿预算外资金并加强管理的指导规范；1998年之后，国务院更明确提出了“费改税”和税费改革配套的思路。税费改革的基本目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促进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减轻企业、农民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建立有利于廉政的理财制度。近两年在清理中取消了近千项不合法、不合理的基金、收费，并加紧研究税费改革实施方案，原准备以道路、车辆的收费改收税为突破口，逐步推开，后因多方面原因，燃油税、车辆购置税的出台还需等待时机，但于2000年实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安徽全省和其他省选择部分县)。可以预期，2001年以后税费改革将出现新的重大进展，总体的走向将是形成政府税收、规费、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使用者付费、经过规范的公共选择程序的集资、以及企业化单位经营性收费的各行其道、分流归位，从而大大提高政府税费征收和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与合理化。

1998年以后，国务院、财政部领导明确提出尽快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在此导向下，一系列预算管理改革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试点、推广，并逐渐在指导上形成了今后若干年推行此项改革的通盘考虑。这方面的要点包括：

——继续深化以推行招投标为主的集中采购为代表事项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政府采购法》立法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加快研讨试点和设计国库集中收付制度，2001年将在几个中央部门和部分省率先实施，2003年将全面推行；

——继2000年中央级在科技、教育、农业、社保四个部门试编部门预算之后，2001年要求将部门预算编报范围扩大到国务院所属的29个部门；

——2001年在国家计委等10个部门将开始试行定员定额和项目预算；

——酝酿现行预算科目的调整；

——对财政部门内部机构设置作进一步调整，负责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部门分开，各司其职，强化制衡，并适应部门预算等改革举措的推行；

——健全预算编制程序，逐步消除每年年初一段时间的“法律空当”，强化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公众参与的作用；

第15篇

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使经济全球化趋势方兴未艾的当口，发动了以国家现代化为指向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财政政策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的历程，也沿着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轨迹，在积极借鉴市场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各阶段的具体情况，发挥了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

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与机制转变概述

(一)从分权“突破口”到分税分级框架建立：财政体制变革中财政政策向“间接调控”转变

中国渐进改革的初期，与农村改革、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一道，财政是在传统体制上打入楔子的“突破口”之一：从1980年起改变以往“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集权型财政体制，改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权型财政体制。这一阶段的种种安排，都是为正面启动城市改革和宏观、微观配套改革准备条件。财权向地方下放之后，在企业层次上先后进行了企业基金制和企业利润留成制的改革试验，又前进到一、二步利改税，试图在对外开放、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培育市场的大背景下，通过放权让利和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达到搞活企业、解放生产力的改革目的。

1985年，以利改税为基础，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具体形式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1988年后，又调整为“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权”取得了明显成效，又很快暴露出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地区割据、财力分散和运作失范，企业难以真正搞活，政府间财力分配也难以真正规范和稳定。经过反复的问题剖析、理论研讨、国际经验借鉴和试点经验总结，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以及财政改革与整体改革配套的轴心逐步得到明确，即认识到应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从政府财力收支的制度框架上，改变凭借行政隶属关系压抑和损害经济运行效率的“条块分割”，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二位一体地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使宏观经济管理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运用政策工具、通过市场中介间接调控的新经济运行机制。

1994年，中国推出财政、税收的配套改革，初步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成为由“行政性分权”(分灶吃饭)向“经济性分权”(分税分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在新体制下，中央、地方划开事权，各自掌握不同税种，同时也保留若干比例明晰、规范划分的共享税，以自己的收入安排支出，形成各级独立的预算(同时也发展力求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企业则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不分大小，不论行政级别，不再考虑行政隶属关系，依法既交国税，又交地方税，走向明晰产权和公平竞争的道路。

这种分税分级的新财政体制，内在地要求财政政策的设计和运用以经济杠杆(经济参数形式)为主，成为中国财政政策在体制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两个转变”进程中，向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调控境界靠拢、提高政策效力的制度依托。

(二)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而努力：连年赤字与财政困境

中国“两个转变”启动时的“历史欠账”堆积如山，为了达到以改革促进发展和长期稳定、以稳定保证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基本环境的目的，把握住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贯彻现代化基本路线，所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层出不穷，千头万绪，政府体系所需要的财力规模极大，远远超出常规。因此，历史积累因素和现实压力因素的综合和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迫切要求，便马上形成了极度的财力紧张和明显的财政困境，赤字连年发生，持续至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分权过程中逐年下降，由1979年的28．4％降为1995年的10．7％，以后才有小幅回升(见表一)。

表一 国家财政收支总额、收支差额及占GDP比重

年份 财政收入（亿元） 财政支出（亿元） 收支差额（亿元） 国内生产总额（亿元）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979 1175.79 1281.79 -135.41 4038.2 28.4

1980 1159.93 1228.83 -68.90 4517.8 25.7

1981 1175.79 1138.41 37.38 4862.4 24.2

1982 1212.33 1229.98 -17.65 5294.7 22.9

1983 1366.95 1409.52 -42.57 5934.5 23.0

1984 1642.86 1701.02 -58.16 7171.0 22.9

1985 2004.82 2004.25 0.57 8964.4 22.4

1986 2122.01 2204.91 -82.90 10202.2 20.8

1987 2199.35 2262.18 -62.83 11962.5 18.4

1988 2357.24 2491.21 -133.97 14928.3 15.8

1989 2664.90 2823.78 -158.88 16909.2 15.8

1990 2937.10 3083.56 -146.49 18547.9 15.8

1991 3149.48 3386.62 -237.14 21617.8 14.6

1992 3483.37 3742.20 -258.83 26638.1 13.1

1993 4348.95 4642.30 -293.35 34634.4 12.6

1994 5218.10 5792.62 -574.52 46759.4 11.2

1995 6242.20 6823.72 -581.52 58478.1 10.7

1996 7407.99 7937.55 -529.56 67884.6 10.9

1997 8651.14 9233.56 -582.42 74462.6 11.6

1998 9875.95 10798.18 -922.23 78345.2 12.6

1999 11444.08 13187.67 -1743.59 81910.9 14.0

注：1.在国家财政收支中，价格补贴1985年以前冲减财政收入，1986年以后列为财政支出。为了可比，本表将1985年以前冲减财政收入的价格补贴改列在财政支出中。

2.国家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转轨中政府财力体系的多元化：预算外收支的膨胀与治理

经济转轨中分权改革的实施，以及政府资金面临的多方面巨大需求压力，使“预算外”、“制度外”资金迅速增长，在一些阶段甚至急剧膨胀。中国的“预算外资金”早在50年代初就为调动地方、国营企业“积极性”而设立，但一向规模不大，到80年代之后，以远高于预算资金的速度迅猛扩张(见表二)，1992年时，已相当于预算资金规模的110．7％。到1993年，改变其管理范围与统计口径，将企业专项基金和税后留利从“预算外资金”中排除出去之后，由地方财政和政府主管部门掌握的预算外资金年度收入仍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1／3以上，1996年又跃升为52．56％。1997年再度调整预算外资金口径，不再包括纳入预算内列收列支的若干项政府基金收费收入，其总规模仍在预算内资金规模的1／3左右。在预算外资金旁边，还有更不透明的第三块资金，即所谓“制度外资金”或“预算外的预算外”，其总规模没有准确统计数字，内容也十分复杂，既包括社会保障的一些基金、政府集资收入、乡镇政府自筹资金，也包括权力部门、单位的“小金库”、“创收”收入和私自从制度内转出的资金。据一些专家估测，高峰时这块资金也与预算外资金规模不相上下。1996年以后，以分税分级体制为依托，上下结合地对于已呈明显弊病的制度外、预算外资金的混乱与失控进行了清理整顿，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管理，总的趋势是先把三块财力规范、归并为预算内、外两块，再逐步将预算外资金也纳入预算内管理，最终达到预算对政府财力的完整覆盖。

(四)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应对全球化趋势的财政政策与制度安排

中国的开放，内在地包含着正视和自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逻辑和内容。开放的多种措施，使市场经济多方面的政策与制度模式，对中国的经济生活产生了种种影响。因此，开放在促进发展、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在促进改革，即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和引进体制创新的多种配套要素。中国的财税政策在80年代以来积极地促进开放，在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加强联系与合作的同时，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也积极地改造财税自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框架。

表二

预算内、外资金数量及增长速度表(1980—1998年)

年份 预算内资金收入 预算外资金收入

数量（亿元） 增长速度（%） 数量（亿元） 增长速度（%）

1980 1159.93 1.2 557.40 233.1

1981 1175.79 1.4 601.07 7.8

1982 1212.33 3.1 802.74 33.6

1983 1366.95 12.8 967.68 20.5

1984 1642.86 20.2 1188.48 22.8

1985 2004.82 22 1530.03 28.7

1986 2122.01 5.8 1737.31 13.5

1987 2199.35 3.6 2028.80 16.8

1988 2357.24 7.2 2360.77 16.4

1989 2664.90 13.1 2658.83 12.6

1990 2937.10 10.2 2708.64 1.9

1991 3149.48 7.2 3243.30 19.7

1992 3483.37 10.6 3854.92 18.9

1993 4348.95 24.8 1432.54 46.7

1994 5218.10 20.0 1862.53 30

1995 6242.20 19.6 2406.50 29.2

1996 7407.99 18.7 3893.34 59.6

1997 8651.14 16.8 2826.00 18.1

1998 9875.95 14.2 3082.29 9.1

注：(1)预算外资金1993年统计口径调整，不再包括国营企业专项基金与税后留利。

(2)预算内资金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部分。

(3)1993—1995年和1996年的预算外资金收支包括的范围分别进行了调整，与以前各年不可比。从1997年起，预算外资金收支不包括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费)，与以前各年也不可比。

(4)本表各年收入和支出增长速度均按可比口径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新中国50年财政统计》。

在开放的推动下，中国近二十余年间最早实行的税制改革，是从涉外税制起步的。1980年9月，全国人大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前者适应了中外合资企业不断出现对税制建设的要求；后者则实际上覆盖了数量日增的外国在华工作人员的个人所得课税。1981年，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同时明确规定涉外企业继续沿用修订后的工商统一税，并照章缴纳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至此，我国的涉外税制初步建立起来。此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陆续对以上税法作了适当修改，进一步放宽了优惠政策，以利于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对外经济交往。

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两种税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一种税，以更好地尊重国际税收惯例，适应市场化程度提高后经济生活的现实要求，服务于对外开放。

从1981年1月起，为更好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推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发展，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中国与日本就避免对所得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进行了四轮会谈，1983年9月6日，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协定。1984年6月26日，两国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了关于已各自履行协定生效法律程序的换文，协定正式生效，1985年1月1日开始正式执行。这是中国对外缔结的第一个政府间全面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在这期间，我国还陆续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协定的谈判。到1991年，中国已先后同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32个国家正式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至今，进入谈判过程和签署协定的国家数目还在增加。

在宏观调控中，中国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政策工具，已发展为国际惯例轨道上的出口退税。保税区的试验也在多处进行。在积极利用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贷款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与国内政策呼应的情况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开展债券融资。

二、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一)政策启动的背景

由于80年代以来的财政困难和多种制约因素，近20年间中国财政政策总体而言是“低调”的，主要表现是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职能范围收缩，在许多情况下维持“吃饭财政”都成为问题，就更谈不上十分积极的调控举措。但1998年一季度过后，这种情况发生改变，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迭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果断地启动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使财政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巨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

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为标志而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出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其对于亚洲和世界经济影响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时候一般人的估计。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但到1998年，外贸的增长幅度也明显放缓，并于5月出现负增长，这使各方对严峻形势形成共识。

2．金融危机影响迭加到中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

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1—7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2％，被不少分析者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3．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走出短缺的“过剩经济”局面

中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前一向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这种局面，在改革以来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渐进形成、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改观。在几个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上，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1990年的“市场疲软”，终于在1997—1998年走到了较全面的所谓“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种类已寥寥无几，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占绝大多数(当然，不应忘记普通民用住宅和公共服务等供给，仍是严重紧缺的，却往往未在有关部门的统计中表现)。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中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NP的40％以上。

4．“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

近20年的改革经过一系列的前哨战和外围战，走到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攻坚战阶段。在“软着陆”后需求不旺的宏观环境下，为了对企业维持必要的优胜劣汰改组压力，总体上已不再沿用过去的种种优惠与关照手段挽救效益不佳的企业，而是积极促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加上前述内、外部增长减速因素的迭加，使微观层次困境加剧，于是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缓解失业压力成为决策层和社会各方所关注的大问题。

5．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

针对我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的情况，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货币政策如此连续、密集的运用，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然而，迟迟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因为走向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

启动财政政策时，有关部门加紧研究了对原预算安排作出调整的方案，这一方案在1998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提请审议并获得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重点内容是：

第一，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这1000亿元国债只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分别认购500亿元、200亿元、100亿元和200亿元)，还债期限为10年，年利率5．5％。1000亿元的举债一分为二，中央、地方各500亿元，相应使1998年中央预算支出扩大5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

第二，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当时我国长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50—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已成定局)。

对财政预算作如此大动作的年中调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间是极为罕见的，但符合《预算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属于宏观调控中灵活的相机决策，反映了我国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

国务院对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的使用作了认真研究。项目安排的重点是：第一，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结合防汛抗洪，抓好大江大河干流堤防的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长江、黄河中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植树造林等。第二，继续加快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铁路主要安排京九南段复线建设等；公路按照“五纵七横”的规划，重点加快“三纵两横两个重要路段”的建设进度；电信建设主要发展数字通信和移动通信网络。第三，扩大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重点用于大中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供水、供暖、供气、城市道路和绿化等。第四，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全年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投资达到年初计划的17．5倍，超过建国以来的投资总额。这些粮库主要由地方政府按统一标准包干建设，地方无偿提供建设用地，免除相关的税费，并由国家粮食储备局选派工程监视，保证工程质量。第五，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同时抓紧进行城市电网改造。第六，扩大经济适用住宅建设规模。此外，运用新增国债所筹资金，还将增加公检法设施建设投入。

1998年，还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实际上是将银行对存款人的债务转为财政对银行(间接对存款人)的债务，财政又把这笔资金如数打入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帐户，从而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大为提高。

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决策层决定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作出进一步调整，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在年初原定5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增加发行600亿元长期国债，仍中央、地方各一半，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300亿元，以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新增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办法。

第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重点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的收入水平，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同时，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千方百计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拖欠问题。当年财政在这方面增加支出约540亿元，全国直接受益面达8400多万人。另外，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根据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变化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情况，为鼓励出口，进一步提高了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潜力和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有：

(1)在1999年年初和7月1日先后两次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使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达到了15％以上，国家税务总局3次共下达出口退税计划指标636亿元，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全年出口退税622亿元，比上年增长42．4％，有效地促进了出口的增加。

(2)针对投资需求不足问题，贯彻实施下半年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政策。

(3)从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了一定减免，以求激发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盘活大量空置房屋所造成的沉淀资金。

(4)就增值税、营业税、进出口税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及科研机构转制等有关税收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促进了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的发展。

(5)对涉外税收政策作了适当调整，以鼓励外商投资。

(6)从11月1日起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促进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刺激居民即期消费、拉动消费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0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并预计到其后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决定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年初决定的10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下半年又调整预算，经全国人大批准，财政部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这500亿元国债将基本用于加快在建国债项目建设，以促使这批项目早日竣工，发挥效益。新增国债重点向五个方面投入：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包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移民建镇，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和草场保护工程，京津周围沙源治理启动工程；二是教育设施建设，包括高等学校扩招增加学生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高校建设补助；三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公路干线、中西部地区贫困县道路建设、铁路建设，新增100亿公斤粮库建设以及中西部地区旅游设施建设；四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国防军工企业技术改造以及生物芯片、同步辐射等重大科技项目；五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

2001年业已明确，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实行。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

据有关部门测算，积极财政政策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GDP增幅的贡献率，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也在1．5—2个百分点之间。

三年间，长期建设国债共发行3600亿元，共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在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自筹资金配合下，总投资规模24000亿元。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5100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3％。

国债投资成果显著，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1998年以来累计发行的3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项目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约7500亿元，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

2．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

——在国债资金支持下，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3年来，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在蓄滞洪区共完成安全区建设22个。还发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支持了在长江沿岸实施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程。

——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1998年以来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时期。公路建设方面，共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到140万公里，高速公路达到1．5万公里。铁路建设方面，到2000年底，建成投产16个项目，新线长度2070公里，复线里程586公里。对于西部开发具有重要意义的南疆铁路投产使用，京九南段复线2000年底开通，株六复线工程预计到年底可部分投产使用。机场改造与建设方面，到2000年底，有南昌、长沙、迪庆、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包头、重庆、阿勒泰、库车、西宁等24个机场建成投产。水路运输建设方面，西江航运二期工程、京杭运河济宁至台儿庄和湘江航运二期工程已建成投入运营，长江口航道治理一期工程于2000年7月试通航，广州港出海航道一期整治工程于2000年12月试通航。

——改善了粮食仓储设施状况。到2000年底，第一批250亿公斤仓容中央直属储备粮库基本建成。2000年开始建设的第二批100亿公斤仓容粮库，大部分项目已完成仓房主体工程。这将极大地缓解粮食仓容长期紧张的矛盾，明显提高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保障中央粮改政策的顺利实施。

3．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利用国债资金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项目，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通过对880个民品技术改造项目贴息，调动了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增强了银行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支持的信心和贷款力度，启动了一批对结构调整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安排了一批可大量替代进口、扩大出口的项目。85％以上的国债技术改造项目已很快开工建设，部分项目已竣工投产，大部分项目将在2001年底前建成。重点支持的高科技产业化项目，新材料专项、信息网络专项和一批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均已取得较大进展。到2000年底，建成投产高科技产业化项目68项。已研制出高清晰度电视试播系统和接收机，并在国庆50周年庆典上试播成功。稀土材料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38％提高到70％以上。

4．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安排国债投资时，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0年以来，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2000年1—11月，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分别增长14．6％和18．5％，比东部高8．9和12．8个百分点。

5．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2000年底，建成“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44个，形成日污水处理能力330万吨。生态建设步伐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取得进展。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85．9万公顷、森林抚育226万公顷、封山育林350万公顷、飞播及人工促进天然林更新48万公顷，近6000万公顷的天然林资源和工程区内的生物多样性得到了保护和恢复。全国重点防护林工程完成人工造林124万公顷、封山育林119万公顷、飞播8万公顷。

6．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

——到2000年底，竣工投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56个。这些项目的建成，将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1886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824万吨，日垃圾处理能力31317吨，日燃气供气能力708万立方米，供排水及煤气管网1585公里，新增城市道路长度1308公里，桥梁21座，供热面积8694万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