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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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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贸易论文

第1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持续发展;文化内涵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F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F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人生产成本。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经济全球4E-F的中国收入分配: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可能改善分配状况,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分配两极化问题,而且国家对经济和分配的调控力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被削弱,因此合理建构劳动和分配政策体制非常必要。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2篇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F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F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成人文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人生产成本。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经济全球4E-F的中国收入分配: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可能改善分配状况,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分配两极化问题,而且国家对经济和分配的调控力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被削弱,因此合理建构劳动和分配政策体制非常必要。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3篇

[摘 要] 本文论述了对外贸易理论发展的过程,介绍了学术界对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状况与争论,并着重分析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 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 经济增长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又起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都会涉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从晚期重商主义学派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绝对利益论,再到后来的比较利益论、要素禀赋论以及剩余产品出路说和“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如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地带,中心控制外围,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 一、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吗 从上面的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可以看出对于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争论,主要存在促进论,阻碍论和折衷论。促进论的代表是罗伯特逊,他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而普雷维什则以“中心—外围论”表示反对。 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经济学家也对对外贸易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外大批学者运用我国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大都支持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进口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一方面,所以也有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进口贸易,考察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情况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要对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不能一味崇拜出口,也要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出口而排斥进口,认为进口会减少GDP的增长,从中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重商主义的“奖出限入”,贸易乘数论也认为出口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而进口会抵消这种作用,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明显的告诉人们净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看到进口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出口贸易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重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国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对出口加工类的企业打击更大,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退,出口增幅下降。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低端产品,高新技术含量有限,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出口贸易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有重大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被重视。 二、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早要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后来的大卫·李嘉图也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提出美国能保持如此久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中国廉价的商品输入是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进口技术先进国家的产品,可以使其包含在产品中的先进技术扩散到本国,工业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进口贸易,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力。对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具体如下: 1.进口贸易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 口国外的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可以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干中学”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利用技术的溢出效应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会给国内企业造成压力,促使他们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学习创新。 2.进口贸易有利于稳定物价。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资源,可以抑制物价的上升,保证利润。这一点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的较为明显。 3.进口贸易与FDI相互促进。随着进口国进口额的加大,出口国企业为节约成本,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直接到其国内投资;而FDI的进入又会派生出间接的进口贸易,而且会带来技术和管理上的新理念。 无论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增长,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在现在的国际分工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处在不利的位置,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但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对外贸易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融入全球的经济发展当中去。 当然,现在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出口贸易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然而我们也忽略了进口贸易的作用,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单独介绍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第4篇

作者:潘雪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尽管理论上现在很多学校都知道培养学生的终结目标的适应社会需要、是服务于社会的,但是事实上一方面由于我们很多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是在长期脱离社会大环境的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我们很多教育工作者很难跨出校门走向社会这一步,使得教学内容很多仍然是“以本为本”,另一方面我们很多单位出于怕打乱工作秩序或泄露商业秘密不愿意为教研教学提供相应的实践岗位,这也使得我们一些学校不得不闭门教学,出现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的现象。因此,在现有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大环境下,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能熟练运用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知识独立进行业务操作的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是我们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和社会各界广泛交流的体会,觉得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育必须遵循宽基础、多方位、多层次的教学模式。

走出认识怪圈,加强考核要求。现在很多人现实得可怕,包括很多家长在内,他们觉得学习只是一个过程,至于学得究竟如何并不重要,最后只要有一纸文凭就足够了,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是应付过关、得过且过,而不是精业求精、力求领会知识要领。这样的学生走上社会又有什么样的竞争能力呢?只会落得社会对大学教育的一种否定,落得一种错误的认识上与不上大学差不多。注重基础教育。在加强考核的基础之上,应合理制定教学计划,加强基础教育,强化能力培养。第一,数学知识、英语知识的学习是专业学习的基础;学好高等数学相关数学知识这既是学好下面专业基础课,比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的需要,也是我们将来从事国际贸易实务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大学英语尽管是国家统一要求,每位本科毕业生必须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才能授予学士学位,但同时也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一个最基本的学习要求,学生只有掌握了较好的语言基本功,才能学好专业英语和实现对外交流,进行对外商务谈判。第二,信息技术的掌握、信息手段的运用和法律知识是专业学习的必备工具;随着计算机信息的发展,国际经济交往信息化程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很多国际业务基本上在网上作业,因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运用;同时国际经济关系的繁荣发展和各国间经济合作的日益频繁,涉外仲裁和涉外诉讼等法律纠纷急剧增加,刺激并推动了国际经济贸易法律的发展与完善,涉外工作者必须了解国际贸易惯例,熟悉世贸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

强化能力培养。重视综合技能的培养是依托,只有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技能训练。不过,基础知识的学习与专业技能的培训不是割裂开来的,在加强基础知识学习的同时,就应该进行相应的专业技能的培养。第一,加强英语口语的训练,培养商务谈判的能力;随着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大批谈判人才成了急需人才之一,因此,在学习英语基础知识的同时,加大口语训练力度,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在紧随其后的商务英语、外贸函电、商务谈判等相关专业知识学习后,则着重培养学生的运用能力,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锻炼学生外贸函件的写作能力、商务谈判的能力;第二,加强单证制作的专项训练,普及学生专业技能;尽管毕业以后,很多学生并不从事单纯的单证制作业务,但是作为一名从事外经贸活动的专业人员,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单证的知识,包括:单证的制作、单证的审核等,这才能更好的有助于外经贸活动的开展,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损失。第三,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模拟型实验教学;谁掌握最新信息,谁就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现在很多学校都很重视信息化手段的运用,增强计算机的数量并提高其运行效率,可以说实验室硬件的配制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更需要在相关软件的配制上下功夫,应该适时更新模拟实验的配套软件,提高实验室的软件环境,建立“进出口业务模拟”、“外贸业务谈判”、“国际结算”等多个模拟实验室,进行模拟型实验教学,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第5篇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扩大化是一对矛盾。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贸易保护主义使发展中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同时也指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贸易保护的特点与成因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贸易保护;贸易自由;国际货币Abstract: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de protection magnification is pair of contradictory. The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 promoted the developing coun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trade protectionism caused the developing country to pay the huge price. Has discussed the income which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rings, simultaneously has also pointed out under the globalized background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 characteristic and origin the key wor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rade protection; Trade freedom; International currency 1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的界定,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和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而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和生产要素超越国界流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广泛传播,跨国公司作用显赫,从而导致各国经济活动高度相关,世界经济整体化和一体化空前突出的经济现象与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2 经济全球化的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但同时我们在考察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效应时,应该注意到其两面性。一方面,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可以使其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从而增加总产出和消费者福利。对于单个国家来说,可以更为有利地利用自己具有比较利益的要素,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此外,经济全球化利益所产生的经济驱动力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这种调整必将促使不同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转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局面,加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协调。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它可能导致国家的经济及主权受到威胁,加剧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加剧富国与穷国的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垄断以及加深经济被动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竞争过程中,其民族工业面临生存的危机,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1)市场利益引导有害产业的转移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经济主体仍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使一些发达国家为了经济利润,把有损社会利益的污染产业、色情业及赌博业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数量增长,被迫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转移,致使其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下降。(2)世界各国经济内部结构发展水平事实上存在不平衡。各国经济结构不平衡表现在产业结构存在级差。从目前的状况看,发达工业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存在固有的技术级差。由于这种技术级差的存在,发达国家在转移技术时,一般 都是在这项技术到成熟期时才开始转移。这种级差技术转移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下,世界市场引导国际产业的转移,由于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产业级差,必然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3 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3.1 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在自由贸易理念流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比旧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发展。(1)贸易保护倾向并没有消除,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公开转向隐蔽,由固定转向灵活,由单个国家自我保护转向区域集团集体保护,由通过贸易政策保护转向寻求国内产业政策保护等。《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的生效,使得像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非关税壁垒开始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诸如对反倾销条款的使用、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安全、卫生防疫、技术标准等较之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更加多变和隐蔽,从而更能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还要将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纳入世贸组织谈判议题,其目的是打着人权与环境的幌子,借机剥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保护其传统产业。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出现则使贸易保护措施添上了集团的色彩,集团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对外则形成统一对外的市场机制,对非集团成员实行贸易歧视。其贸易保护手段主要不是关税,而是诸如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知识产权等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这给集团外国家向集团内成员出口设置了障碍。 (2)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这些非关税措施都是针对特定国家的。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通过各种歧视性非关税措施使国内工业避开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又通过补贴手段促使本国产品占领其他国家的市场。 (3)通过产业政策对一国贸易实施间接保护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的又一特点。这是由于在制定贸易政策上,各成员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共同的国际准则制约。国际准则由国际性贸易准则和区域性经济运行规则组成,它是为了促进贸易自由化而做出的制度性安排。这些制度性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一国借助贸易政策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因此,各国政府或贸易集团便把贸易保护措施转向不受国际贸易规范制约或者制约较少的国内或集团内经济政策,其中产业政策日益成为一国或贸易集团实施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 3.2 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的原因(1)世贸组织成立的初衷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可是各国在世贸中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终考虑因素。从经济全球化的属性上看,经济全球化虽然有贸易自由化的一面,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无视国家的存在,而是尊重国家主权,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经济全球化的这种内在属性为一国实施贸易保护提供了政治和伦理基础。从一国政策选择的路径上看,贸易保护是贸易自由的准备阶段,而贸易自由则是贸易保护政策的演进目标。贸易保护对一国来讲,具有双重目标,其一对内是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对外则是迫使别国停止不公平竞争行为,开放市场的有力武器;其二是培养和提高本国产业的竞争能力。其演变趋势是取消保护,最终走向贸易自由。由于经济全球化本身不能消除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不能消除一国内部产业之间不平衡的状况,所以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还将继续并存,这种并存性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兼容的。(2)国际性或区域性经济运行规则和超国家经济组织,是影响一国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关系的外部制约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扩大和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使得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由过去的对抗性竞争走向合作性竞争。对抗性竞争把竞争看作是双方一场一决雌雄的较量,把对手赶出去,自己垄断市场是这种竞争的目的。因此,在对抗性竞争的情况下,竞争中的双方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选择竞争行动时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很少受到约束。而合作性竞争 则完全不同于对抗性竞争,合作性竞争的目的是保护竞争,反对垄断,强调和重视竞争中的合作,并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目前已进入各国共同实行自由贸易的公平贸易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分享他国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同时,在本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形见绌的竞争力,使其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中短期受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各自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谨慎选择参与的方式。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自由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融合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去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而全球化作为过程和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种力量总是处于不断的较量之中,但是贸易自由化始终是经济发展的趋势。(3)贸易自由上的相对平等性决定了贸易保护上的针对性和歧视性。在经济全球化下贸易自由上的相对平等性,主要表现为市场开放程度的相对平等性。具体表现为在世贸组织内发达国家之间市场开放程度要高于或者快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程度;区域性贸易集团内成员之间的市场开放程度要高于非成员等。所谓平等只是集团内成员之间的平等,但对集团外非成员而言却无权享此待遇。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整个世界贸自由化程度提高了,但这种贸易自由只是一种相对自由,绝不是绝对自由。贸易自由上的相对平等性必然决定贸易保护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歧视性。这种针对性和歧视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集团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公平竞争的政策,对外实行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政策。二是发达国家在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仍在不断地针对发展中国家大宗产品出口设置贸易障碍。发达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的领域通常是其具有绝对优势至少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智力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等。相反,发达国家对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别通过放慢市场开放程度,开展反倾销调查,甚至上调关税税率等手段加强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保护行为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的贸易障碍,不仅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竞争力,而且也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6篇

[论文摘要]打造专业特色是高校取得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本文阐述了对专业特色的理解,认为专业特色建设要在合理定位前提下配置教育资源,软硬件并重。

十一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阶段,提高教学质量和培育特色成为高校的共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较“老”专业,要办出特色确实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如何确立竞争优势,形成特色是摆在所有同仁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现状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可以说是个老牌专业,其前身叫“国际贸易”,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新的专业目录,将国际贸易专业更名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上世纪末,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入世预期带来的外贸人才需求增加,该专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扩充。许多高校在这个时期纷纷增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招生人数的大量增加,保守估计,目前该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人数超过3万名。

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我们长期调查发现两个现象:一是很多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并未从事国际贸易方面的工作;二是尽管就业难,可是那些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仍能较顺利地找到工作。这些现象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培养与社会需求有矛盾,二是人才培养的整体素质仍需提高。从学科大类划分,国际经济与贸易属于经济学,其课程体系与师资队伍重点突出经济学,而管理与法律比较薄弱或不被重视。专业口径过窄,制约了人才培养的规格,学生个性不能被充分张扬,造成人才“克隆”。另外,扩招也导致了教育资源无法及时跟进,也容易造成培养质量下滑。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建立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制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压力迫使许多招生单位重新审视自身实力,努力发挥特长,以差异化竞争策略重塑专业特色,从而能够赢得生存与发展空间。

二、对专业特色建设的理解及误区

什么是办学特色?目前我们能在教育部2004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当中找到解释:“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优于其他学校的独特优质风貌。特色应当对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提高教学质量作用大,效果显著。特色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得到公认。”该方案将特色列为评估一级指标来考察。特色可体现在不同方面:如治学方略、办学观念、办学思路;科学先进的教学管理制度、运行机制;教育模式、人才特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解决教改中的重点问题等方面。从这个解释来看,“特色”应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长期积淀出来的稳定的东西;二是要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重要作用;三是特色要被社会认可。特色可不拘泥于形式,只要满足上述条件的教学要素,都应属于特色范畴。专业特色是学校特色的一部分,与特色的性质一样,专业特色也是多维的,只要在某一方面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就应被视为专业特色。

根据各自优势确定专业发展方向的思路是正确的,特色是可能总结提炼,并能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强化,管理者可以集中资源促成特色鲜明化和更有社会影响力。但是,在认识和具体做法上存在一些偏差,片面地追求专业差异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对专业特色的含义理解不清,指导思想不明确现象比较普遍,尤其一些典型的认识误区需要引起关注:一是把特色定位与特色本身混淆。二是把专业特色等于人才培养特色。三是简单模仿名校。四是过分追求差异。五是对特色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曲解。六是重宣传、轻建设。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特色建设的思路

专业特色建设中的规律和原则却不可违背。实践才刚开始,许多规律在等着我们揭示。下面是我们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首先要明确特色定位。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创办于1993年,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和优良传统,依托学校理工特色,已有较独特的优势。我们历经三年的调研,在学校发展规划和特色建设的框架下,结合相关专业优势,把原来初具雏形的传统加以优化,定位了专业特色。围绕定位,我们重新整合教学资源,在科研方向和团队支持上、人才引进上、资金分配上都进行了优化配置。在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教学管理、实践教学等软件方面,我们采取了如下新举措:

第一,教学理念上体现尊重规律,尊重个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年青一代的心理特征,尊重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尊重每位学生个性,避免人才“克隆”。

第二,教学计划上扩大选修课范围和比重,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优良条件。设选修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可按兴趣和职业规划进行自助式学习。课程可不拘专业范围,允许学生选修一定学时的外专业课。可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把相关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课程引入教学。

第三,创新教学管理制度,给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比如实习,如果制度上必须要求像课程一样集中在一段时间,实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再如,毕业论文一般都安排在毕业的最后学期,学生因为找工作就会影响论文。创新教学管理制度,改集中时间为分散时间,这样的制度创新为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空间,非常值得尝试。

第7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特色误区

十一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阶段,提高教学质量和培育特色成为高校的共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较“老”专业,要办出特色确实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如何确立竞争优势,形成特色是摆在所有同仁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现状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可以说是个老牌专业,其前身叫“国际贸易”,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新的专业目录,将国际贸易专业更名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上世纪末,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入世预期带来的外贸人才需求增加,该专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扩充。许多高校在这个时期纷纷增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招生人数的大量增加,保守估计,目前该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人数超过3万名。

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我们长期调查发现两个现象:一是很多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并未从事国际贸易方面的工作;二是尽管就业难,可是那些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仍能较顺利地找到工作。这些现象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培养与社会需求有矛盾,二是人才培养的整体素质仍需提高。从学科大类划分,国际经济与贸易属于经济学,其课程体系与师资队伍重点突出经济学,而管理与法律比较薄弱或不被重视。专业口径过窄,制约了人才培养的规格,学生个性不能被充分张扬,造成人才“克隆”。另外,扩招也导致了教育资源无法及时跟进,也容易造成培养质量下滑。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建立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制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压力迫使许多招生单位重新审视自身实力,努力发挥特长,以差异化竞争策略重塑专业特色,从而能够赢得生存与发展空间。

二、对专业特色建设的理解及误区

什么是办学特色?目前我们能在教育部2004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当中找到解释:“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优于其他学校的独特优质风貌。特色应当对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提高教学质量作用大,效果显著。特色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得到公认。”该方案将特色列为评估一级指标来考察。特色可体现在不同方面:如治学方略、办学观念、办学思路;科学先进的教学管理制度、运行机制;教育模式、人才特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解决教改中的重点问题等方面。从这个解释来看,“特色”应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长期积淀出来的稳定的东西;二是要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重要作用;三是特色要被社会认可。特色可不拘泥于形式,只要满足上述条件的教学要素,都应属于特色范畴。专业特色是学校特色的一部分,与特色的性质一样,专业特色也是多维的,只要在某一方面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就应被视为专业特色。

根据各自优势确定专业发展方向的思路是正确的,特色是可能总结提炼,并能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强化,管理者可以集中资源促成特色鲜明化和更有社会影响力。但是,在认识和具体做法上存在一些偏差,片面地追求专业差异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对专业特色的含义理解不清,指导思想不明确现象比较普遍,尤其一些典型的认识误区需要引起关注:一是把特色定位与特色本身混淆。二是把专业特色等于人才培养特色。三是简单模仿名校。四是过分追求差异。五是对特色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曲解。六是重宣传、轻建设。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特色建设的思路

专业特色建设中的规律和原则却不可违背。实践才刚开始,许多规律在等着我们揭示。下面是我们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首先要明确特色定位。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创办于1993年,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和优良传统,依托学校理工特色,已有较独特的优势。我们历经三年的调研,在学校发展规划和特色建设的框架下,结合相关专业优势,把原来初具雏形的传统加以优化,定位了专业特色。围绕定位,我们重新整合教学资源,在科研方向和团队支持上、人才引进上、资金分配上都进行了优化配置。在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教学管理、实践教学等软件方面,我们采取了如下新举措:

第一,教学理念上体现尊重规律,尊重个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年青一代的心理特征,尊重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尊重每位学生个性,避免人才“克隆”。

第二,教学计划上扩大选修课范围和比重,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优良条件。设选修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可按兴趣和职业规划进行自助式学习。课程可不拘专业范围,允许学生选修一定学时的外专业课。可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把相关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课程引入教学。

第三,创新教学管理制度,给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比如实习,如果制度上必须要求像课程一样集中在一段时间,实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再如,毕业论文一般都安排在毕业的最后学期,学生因为找工作就会影响论文。创新教学管理制度,改集中时为分散时间,这样的制度创新为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空间,非常值得尝试。

第8篇

本文采用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来反映对外贸易状况,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增长。本文依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85年至2005年的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以1985年为基期的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折算出1985年为基期的国内实际生产总值。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分别对上述三个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其对应序列记为LEX、LIM和LGDP。

图2: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出口额和进口额对数差分的变化趋势

贸易,经济增长-[飞诺网]

1.单位根检验

从图1可以判断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共同趋势性,为消除共同趋势的影响,本文对变量采取差分处理(见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GDP、进口和出口的差分序列呈现出平稳的特征,笔者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1.对GDP、出口和进口对数序列的ADF检验中,包含了位移项(intercept)和趋势顶(trend),因为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二个序列都包含一定的位移和趋势,如果不考虑位移和趋势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单位根判断;而对差分序列的ADF检验中,则既不包含移位顶,也不包含趋势顶,因为图2显示这二个序列都不包含位移和趋势。

2.*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小于在10%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能通过ADF检验,这三个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三个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在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序列。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是一阶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性。

2.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

本文采用使用Johansen极大拟然估计法检验经差分修正后的平稳序列LEX、LIM和LGDP。Johansen方法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在滞后期数确定之后,再对协整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进行验证,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12]。结果见表2。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ECM)。因此,可以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第一步,先建立长期关系模型,即对水平变量(ordinaryvariable)进行OLS估计,其方程如下:

LGDP=4.526845+0.623032LEX-0.049701LIM(1)

(13.53709)(4.293514)(0.291202)

=0.967508S.E.=0.096935

从进出口总额与GDP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GDP对出口的弹性为0.623,而对进口的弹性为0.0497,出口比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影响,而且进口项的系数未能通过t检验,即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第二步,建立短期动态关系,即误差修正模型。将长期关系模型中的各变量以1阶差分的形式重新构造,井将长期关系模型所产生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在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中,对短期动态关系逐个进行检验,不显著的项逐渐剔除掉,直到找出最适当的表达式。笔者用EC表示长期关系方程(1)中的残差,通过试验,得到两个比较适当的表示短期动态关系的误差修正方程方程(2)和方程(3)。

DLGDP=0.0797+0.0246DLEX+0.04695DLIM-0.22869EC(-1)(2)

(13.1998)(0.6363)(1.1951)(-4.5138)

=0.62412S.E.=0.017467DW=1.16937

DLGDP=0.0813+0.06274DLIM-0.217152EC(-1)(3)

(15.0472)(2.1034)(-4.683832)

=0.61325S.E.=0.01712DW=1.2987

这两个方程中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方程(2)说明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我国的GDP和出口、进口序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进口比出口对GDP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进口项和出口项系数的大小上,而且也表现在进口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出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才通过检验。由于DLGDP、DLEX和DLIM本身就是增长率的含义,因此,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47%,出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25%,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29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方程(3)是在进一步剔除了不太显著的出口项后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它表示在短期内不考虑出口对GDP的影响时,进口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进口项的系数说明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63%,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17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Granger(1987)[13]指出,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则这些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要么滞后差分项的系数联合检验(一般用F检验)显著,因而存在短期因果关系,或者误差纠正项系数显著而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因此,在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后,就可以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调整速率及短期互动影响井观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表3为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对表3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表3第一列数据分析各变量对GDP增长的短期影响及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进口对GDP的影响仅在两个时滞后在10﹪的水平上对GDP有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进口相对减少了内需。另一方面进口的增加将会淘汰落后厂商,所以起初进口的增加对产出增长有负向作用,但两个时滞后,进口的机械设备或原料会提高生产效率或加工后的产品销往国外赚取附加值,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4]。我国长期以来所实施的进口政策是鼓励生产性资本品的进口而限制消费品的进口,在我国的进口中包括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我国短缺的原材料,这无疑也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变量均通过长期均衡关系来影响GDP的增长,每年LGDP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偏差的约6.6﹪被纠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黄国祥(1999)[15]和贾金思(1998)[16]的观点。

(2)总产出对进出口影响不显著,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战略仍处于外延式、粗放型增长阶段[17],出口以价格竞争为主,未能有效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增加值,从而影响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现阶段我国实行的不断提高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仍然是停留在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上,还未能实现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及附加值的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2]。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统计量,EC为反映短期对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纠正项。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0﹪显著水平上,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出口的原因;经济增长与进口之间以及出口与进口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得出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要比出口的促进作用小得多,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相吻合。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短期贡献和长期贡献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短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但是,如果从长期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大类。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知识进展等等,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反映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一,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程度.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因素都与进口和利用外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出口和进口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进口小得多,而且出口项系数不能通过5%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说明就短期动态关系而言,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进口来实现的。就当前情况而言,扩大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要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持进口的同步增长,要尽量保持进出口平衡,因为我国现阶段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仍然相当大。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较弱,主要是因为传统上我国出口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依赖对闲置资源的利用。我国正逐步放弃传统出口增长的贸易战略,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基本上是符合市场调节机制的。我国的出口增长是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并可为剩余资源找出路,故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制成品出口主要还集中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便发挥我国劳力和资源的优势,在国际上,这必然会面临劳动力和资源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的有力的竞争,致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出口迅速发展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同时能够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从中长期来看,为了发挥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应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加强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是贸易出口尽快实现从劳动力和资源为主的粗放型向质量和技术为主的集约型的出口方式的转变,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周宝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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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福伟.怎样看待目前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J].经贸论坛,1999,(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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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郭友群,周国霞.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06,(2):42-45.

[15]黄国祥,沈茹.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与贸易[J].国际贸易问题,1999,(12):33-37.

[16]贾金思.论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J].财经经济,1998,(6):30-33.

[17]赖明勇.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J].预测,1998,(4):9-12.

第9篇

1林产品进出口和林业产业发展现状

1.1林产品进出口现状

近年来,我国主要林产品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2年,我国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206.38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619.48亿美元,出口总额586.9亿美元。1994—2012年间,我国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实现了10余倍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34%,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2%,进口增幅大于出口增幅。除了1994、1995、2006、2009等4个年份外,其他年份均为贸易逆差,且贸易逆差总体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图1)。总体来看,近几年我国林产品进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尤其是2003之后增长显著,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无疑是我国林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

1.2林产产业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林业产业的发展由小到大,由缺到全,由弱渐强,目前已形成涉及3个产业的多个门类、多种产品的复合产业群体,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和极具潜力的朝阳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发挥着重大作用。近年来,我国林业产业发展迅速,林业总产值逐年提高,1994—2012年林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0.98%,2012年林业年产值达39451亿元,同比增长28.93%。从产业布局来看,第一产业占林业总产值比例不断降低,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均显著提高,自2006年开始,第二产业超越第一产业成为林业总产值中占比最高的产业。整体上,林业一、二、三产业的产值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和调整,已由1994年的66:27:6调整为2012年的35:53:12。具体如图2所示。总体上,林业产业增长与林产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呈现长期同向性,林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既是林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也为其提供动力和支持,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林产品进出口能否依托二者之间的联系推动林业产值增长,这种联系是否会受到外部因素冲击等问题将借助计量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2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1994—2012年林业进出口总额(FPT)和林业总产值(FGP)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林业统计年鉴》。由于林产品进出口统计数据在《中国林业统计年鉴》中以美元表示,为了统一单位,本文按照各年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进行了换算,换算所用汇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化后容易取得平稳序列,消除异方差并且不改变时序数据的特征,因此本文分析时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8],林业总产值和林产品进出口总额分别用LnFGPt和LnFPTt表示。计算过程使用Eview6.0等软件。

3实证研究

3.1单位根检验

依据协整的定义,同阶单整是协整检验的前提,因此在协整检验之前需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中滞后阶数的确定参照AIC(AkaikeInfocriterion)准则。通过Eviews软件得出LnFGP和LnFPT以及其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如表1所示。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LnFGP与LnFPT一阶单整,可进行协整检验。

3.2理想滞后阶数的确定

滞后阶数的确定是协整检验和建立VAR模型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在选择滞后阶数时,一方面滞后阶数应足够大,以便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另一方面滞后阶数越大,模型的自由度就越小。因此,本文在选择时,综合考虑以上两种情况,使用似然比检验、FPE准则、AIC准则、SC准则和HQ准则来确定理想滞后阶数,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5种方法都选择2阶为理想滞后阶数。

3.3协整检验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LnFGP和LnFPT是同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判断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LnFGP、LnFPT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林产品贸易和林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4VAR模型

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是:yt=Φ1yt-1+…+Φpyt-p+Hxt+εtt=1,2,…,T式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列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列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k×k维矩阵F1,…,Fp和k×d维矩阵H是待估计的系数矩阵。et是k维扰动列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且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VAR模型的平稳性是进行脉冲响应的前提,本文采用判断特征根的倒数是否全部落在单位圆内进行模型平稳性的判定。在对原始序列差分两次之后能获得平稳的VAR模型。因此,本文建立了LnFGP与LnFPT二阶差分的VAR(2)模型,输出结果如下所示:D(LNFGP,2)=-0.3543*D(LNFGP(-1),2)-0.5982*D(LNFGP(-2),2)+0.1679*D(LNFPT(-1),2)-0.2741*D(LNFPTR2=0.5899,F=3.5959,AIC=-2.121392,SC=-1.8853D(LNFPT,2)=0.7832*D(LNFGP(-1),2)+0.4252*D(LNFGP(-2),2)-0.5487*D(LNFPT(-1),2)-0.7575*D(LNFPT(-2),2)-0.0075R2=0.6720,F=5.1213,AIC=-1.4704,SC=-1.2344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特征方程的特征根倒数均落在单位圆内,模型稳定,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3.5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解决变量x是否引起变量y的问题主要看现在的y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解释,加入x的滞后值是否使解释程度提高。如果x在y的预测中有帮助,则称x是y的Granger原因。本文已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以考察经济变量是否具有时间趋势,在得出同阶单整的结论后进行协整检验,用以考察非平稳变量间的关系[9]。因此,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具体考察非平稳变量间相互关系的方向。结果如表4所示,LnFGP与LnFPT互为格兰杰因果,即林产品进出口额是林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林业经济增长也是林产品进出口的格兰杰原因。

3.6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RF:ImpulseResponseFunction)可以用于分析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对D(LNFGP,2)和D(LNFPT,2)序列建立的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横坐标是脉冲响应函数的未来响应基数,纵坐标是因变量对扰动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程度[10]。根据脉冲响应函数的输出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FGP对于林业总产值的脉冲响应曲线在第一期就达到了正向的最高值,之后正负波动,波动范围逐渐稳定在正负0.02个百分点左右,累计影响为0.048915。FGP对于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的脉冲响应曲线在第一期值为0,之后正负波动,并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在第8期以后趋于0,影响逐渐消失,累计影响为0.00131。长期来看,林业总产值对自身的影响略大于主要林产品进出口贸易对林业总产值影响。FPT对于林业总产值的脉冲响应曲线前5期波动大,第1期为负向影响,第2期达到正向最大值,第4期达到负向的最大值,第7期之后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累计影响为0.005216。FPT对于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的脉冲响应曲线在第1期达到了正向的最高值,第2期显著下降变为负值,之后正负波动,第4期之后整体波动幅度趋缓,正负波动范围在0.02个百分点左右,累计影响为0.052206。长期来看,主要林产品进出口贸易对自身影响大于林业总产值对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的影响。总体而言,前5期林业总产值与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对FPT影响波动幅度更大,对FGP与FPT的影响均正负波动,影响时滞短,总体在前2期达到最大值。第5期之后波动幅度趋缓,影响减弱,其中FPT的波动幅度更小。

3.7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相对重要性的信息。方差分解用于分析因变量预测之误差是由哪些解释变量所引起以及各占百分比。计算预测误差方差分解之前,通过Choleski正交化处理来去除残差项彼此之间的同期相关和序列相干。之后可利用方差分解的百分比去说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11]。根据方差分解图(图4),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林业总产值在第1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在第2期才开始显现出来。前5期内,林业总产值对自身的解释力从100%不断下降至70%左右,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对林业总产值的解释力从0不断增长至30%左右,林业总产值对自身的解释力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第5期之后林业总产值与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的解释力分别稳定在70%与30%左右。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在第1期对自身的解释力在80%左右,为最高值,之后解释力不断下降。相对应的林业总产值的解释力在第一期的解释力在20%左右,第2期有了明显的提升,达到了40%左右。第4期有了小幅提升,并以大于10%的水平超过了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的解释力,之后也稳定在这个水平。

4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选用VAR模型,包含了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选取1994—2012年的相关数据,动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林产品贸易与林业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从脉冲响应函数中可以看出,林业总产值与主要林产品进出口总额从长期来看互相以及对自身都存在正效应,短期林业总产值的增长会给自身以及林产品进出口总额带来较大的正效应。原因分析如下:一方面林产品贸易额的上升使得国内外贸易规模得以扩大,利于进一步的贸易增长;同时林产品进口会提高国内要素生产率,释放国内产能,林产品出口会刺激国内林产品的供给,因此能够促进林业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林业总产值的增加刺激了国内林业经济规模的扩张,利于进一步促进林业产值的增加,同时林业总产值的增加也显著扩大了对外的供给规模,进而促进林产品贸易额的增长,但是长期来看,正效应较弱,需要协调好林业当前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从方差分解图可以看出,从长远来看,林业产业经济的增长对林业产业贡献度居于主导地位,对林产品贸易的贡献度也稳定地大于林产品贸易对其自身的贡献度。

基于以上结论,结合我国林产品总供求快速增长,但国内供给增幅远小于进口增幅,国内需求增速远大于出口增速的现实,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快建设木材战略储备生产基地,全面提高基地木材产出率。我国林产品国内市场需求大,需求增速也十分之大,提高基地木材产出率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对外依存度;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出口供给,同时满足国内需求,提高国内林业生产值。

(2)完善林业金融税收补贴扶持政策,加大林业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建设林业公共财政支持的长效机制[12]。扩大造林补贴、抚育补贴和良种补贴的试点范围和补贴对象,提高一般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同时协调好短期林业经济发展与长期生态建设的关系,保证目前阶段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10篇

关键词复兴商业公司贸易委员会统制经济统购统销国营贸易

引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交通路线和贫乏的交通工具,出口国内农矿产品以换取外汇和偿还借款,同时进口抗战和民生所急需的重要物资,以坚持持久抗战。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实施统制经济的政策,并因应时局与战况的变化,不断予以补充或修正,而对外贸易政策既是统制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内容,它的制定及其演变也必定要与当时总的经济局势及战争需要相一致。

战时国民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推行的重大举措包括成立贸易委员会(最初叫贸易调整委员会)统管全国的贸易行政,管理和统制外汇,对重要出口商品实施统购统销,并由国家投放资本,创办或改组三大国营贸易公司,统一经营出口货物和易货物资的收购、存储、运输及销售业务。在这三家国营贸易公司之中,当属复兴商业公司(FooShingTradingCorporation)的规模最大,职责最重,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贸易委员会相继下令将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裁撤并与之合并,于是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执行战时国家对外贸易统制政策的唯一一家国营公司,同时公司经营的业务也更加广泛。因此,若能以复兴商业公司作为研究个案,对其经营的业务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期间国家推行统制经济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资本在统制经济体制中所占据的地位及如何发挥作用。

复兴商业公司是抗战初期中国为了向美国寻求援助,因应美方要求而创办的一家国家资本贸易公司。公司资本总额1000万元全部来自国库,并由财政部一次拨足,其后又不断予以追加,以有限公司的方式经营具体的业务活动,公司的董监事及主要管理人员则分别由政府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及部分银行家出任。①最初成立公司是根据美方要求,接受国家委托,承担国内桐油的收购、运输和对外销售,以完成对美借款的偿付,并负责在美国采购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战略物资。1941年7月,复兴商业公司再次修正公司章程,资本总额增加为国币1亿元,亦由财政部一次拨足,并明确规定公司营业范围为经营中国进出口贸易以及接受中外各公司、商行委托代办进出口货物。②随着局势的变化,复兴商业公司的职责不断扩大,经营业务的范围亦更加广泛,最终担负起对全国出口农产品统购统销以及易货偿债的重任。

有关中美桐油借款已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③,但关于复兴商业公司的情形却一直无人关注,笔者数年前曾对公司成立的背景以及初期(1939—1941年)的经营活动撰文详加叙述④。本文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贸易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源文件资料,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加以全面的讨论,并进而分析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和易货借款中所承担的责任。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的应变措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中国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行列,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同时又得到了美国和英国予以军事及财政援助的允诺,孤立无援的局面有所改善;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向南洋的入侵,使得中国赖以出海的唯一信道陷于中断,外销物资无法运出,国内迫切需要的军事物资也难以输入。1941年12月15—23日,五届九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全会鉴于当时形势的变化,对于各项政策予以调整,大会通过有关经济方面的《确定当前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声称:“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经济形势为之一变。贸易政策与金融政策均须从新检讨,转移重心,确立自足自给之方略,并奠定战后经济复兴之基础。”⑤而外贸政策亦“因国际运输之困难,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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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及董监事会名单》(1939年1月13日财政部通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229。

②《修正复兴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1941年7月呈部备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江苏古籍出版社l997年版,第437~440页。

③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始末》,《复旦学报》l993年第l期;刘筱龄:《抗战时期中美桐油借款之研究》,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4期,1993年6月。

④郑会欣:《复兴商业公司的成立与初期经营活动》,台北《近代中国》总第139期,2000年10月。

⑤《确立当前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1941年12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50页;又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1983年版,第617页。

贸易之业务应调整,其不能输出之物品,应推广内销,以实国用;贸易委员会之业务,亟应另定方针,重加规划,以期适应战时国计民生之需要,所属公司,并应酌量合并,务求组织简单,节省开支。”①行政院即根据这一原则,于1942年1月12日召集相关部门拟具《战时重要经济设施原则》,财政部亦对其主管的外销物资拟订办法纲要,规定对现行统购统销货品桐油、茶叶、猪鬃等分别情形放松管制,准许内销,同时决定“复兴商业公司与富华贸易公司合并,中国茶叶公司兼办茶叶专卖事宜,以节省人才与经费”。②同年5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而对于经济部门来说,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物资。财政部遵照最高当局的指示,拟定“战时经济持久政策”,其中有关物资方面规定:“以贸易方式营运物资。各项外销物资如生丝、羊毛、猪鬃、皮张、桐油、茶叶、砖茶等项,除易货偿债所需外,应积极办理购销,并充实其资金;以管制方式收购物资。关于花纱布之管制,拟特别注重增加棉花生产,并以统购统销之方式达到控制物资之目的,在统购方面,期以最少成本取得最多物资,在统销方面,力求合理分配,尽先供应军需,惟应切实核计数量,以轻国库负担,并严禁浪费,套购囤积,厉行战时节约。”③

复兴商业公司作为贸易委员会属下最大的一家国营公司,自然要遵照国家的指令进行政策上的修正与经营方面的调整,争取和掌握物资,以坚持持久抗战,其后公司经营的重点也不断加以变化。

(一)统制桐油业务的演变

当初创设复兴商业公司的原意就是为了中美两国间桐油借款合同的具体实施,公司成立后首先接收美方拨借之1000辆汽车以备办理承运美国借款项下之进口器材与物资,并偿还对美国的桐油贷款,后因车辆划归中国运输公司,复兴公司便奉命专门负责全国桐油统购统销业务,主要工作也完全围绕着桐油的运输、销售、偿债以及在美购买战略物资的活动而进行。由于桐油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出口创汇物资,早在抗战爆发后不久(1938年4月)就被列入首批应结外汇之统制物资,1939年2月中美桐油借款正式签订后,经政府授权由贸易委员会和中央信托局负责桐油的收购工作。同年7月,财政部将桐油、茶叶、猪鬃和矿产指定为统购统销物资,规定这四种物资“应由政府贸易机关体察产销情形及国外市价,随时以优惠价格,统筹收购运销,凭准运单向海关报运出口”④,但复兴商业公司最初只是承办桐油的运输和对外销售业务,直到1940年10月财政部公布《全国桐油统购统销办法暨实施细则》,正式规定“全国各地桐油之收购运销事宜,指定由复兴商业公司统一办理”,其目的乃为“提高品质,增加产量,由国营公司集中购运,以应外销,发展国家资源,维护农商利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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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关于管理及改进对外贸易报告》(1945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25页。

②《关于外销物资财政部主管部分办法纲要》,二档,中国茶叶公司档案,273/387;又见《行政院抄发战时重要经济设施原则等训令》(1942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18—21页。

③《孔祥熙呈送战时经济持久政策具体实施办法致电》(1942年7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57—158页。

④《财政部关于战时贸易政策及设施概况的报告》(1945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19页。

⑤《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调节管理桐油概述》(1943年5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19。

此时复兴商业公司方成为执行桐油统购统销业务的唯一一家国营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通往国际的海路交通完全中断,统销物资外销严重受阻,对外交通只能仰仗空运,然而桐油体积笨重,价格低廉,难以出口。政府恐油价跌落,有伤农本,行政院经济会议遂决议废除桐油等统购物资内销的禁令,允许商民可在国内采购、存储、转运桐油,不加限制,并准许商民向复兴公司请领证件报运出口。但后来因汽油来源几告断绝,而桐油经裂变可制为工业燃料,有关部门遂决定于后方各地筹设提炼厂,计划添设新厂20处。此类炼油厂尤以重庆市及附近地区最多,据统计,1942年5月的一个月内重庆各炼油厂从桐油裂变成汽油18350加仑、灯油13450加仑、柴油80800加仑①,预计全年共需桐油约7万吨,可以裂炼汽油400万加仑。②由于国内各炼油厂需要孔急,部分商民以为有利可图而大肆收购和囤储,导致油价大涨,一月之间价格竟相差4倍之多。③在这种情形之下,财政部又于1942年7月颁布了《全国桐油调节管理暂行办法暨实施细则》,重申桐油为统购统销货物,规定其外销业务仍由复兴公司统一办理,该公司可秉承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审核给证,由商民结汇报运出口;内销可由商民经营,贸易委员会则授权根据桐油的产销情形指定管理区域。④复兴商业公司得在管理区及非管理区内参酌生产成本及供需情形,随时规定价格购售桐油,藉以调节购销,稳定油价。

(二)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桐油外销与易货受到极大的阻碍,一方面政府指示“一时不易外销之特种物资,应致力于开拓国内市场,以维生产者之效益,其可供战时军需之用者,如利用桐油提炼代汽油则应扩充设备,充分予以利用”⑤与此同时,为了增加易货物品,财政部又分别于1943年3月及5月将生丝和羊毛列入统购统销物资之中,并分别划定统制区域(生丝统制区域为四川、浙江、苏南、皖南、云南,羊毛统制区域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四川、西康),在统制区域内,由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收购、制定价格并管制运销。所购生丝及羊毛均尽先用于对外易货与国内军需,报关出口则须凭财政部准运单,其他公私机关及个人均不得经营。特别是随着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相继裁撤合并之后,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主管对外贸易的国营公司,不但接管了猪鬃、茶叶这些原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所垄断经营的业务,而且还得以享受特权,自1944年起开始兼营进口业务,即以外销所得之外汇在国外购置电器、颜料、药品等国内紧缺物资再以黑市牌价售与国内厂商,因而不但经营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公司的利润也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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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版,E17—20页。

②《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调节管理桐油概述》(1943年5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19。

③《行政院经济会议贸易组乔云直拟具桐油管制方法呈》(1942年3月25日),二档,行政院经济会议档案,172/319。

④1942年8月财政部先行指定重庆市与川东、川中以及陕南、鄂北、鄂西凡158个县为第一桐油管理区,实施管制。1943年3月,财政部又指定秭归、云阳、万县、涪陵、彭水等5县及重庆市为应领转运证区域,所有运出或运往上述6县市之桐油概由复兴公司核发转运证方可放行。参见贸易委员会《战时贸易行政及业务概况》(1944年),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38。

⑤《财政部秘书处抄送1943年度国家施政方针函》(1942年10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64页。

(三)人事与机构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对外贸易政策的内容不断加以修正,贸易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领导人物亦随之进行重大的调整。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请辞获批,由财政部政务次长邹琳接任,原副主任委员邹秉文(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襄理)、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也同时辞职,继任者为童季龄(抗战胜利后历任经济部、工商部常务次长)和郭泰桢(长期于外交部任职)。1942年1月邹琳上任伊始,即召集各单位主管及所属各业务部门负责人重订业务方针,如管制外销物资、管理进出口贸易、办理借款购料、履行易货偿债、增产外销物资、促进民营贸易等。①贸易委员会这个原来由工商和金融界巨头经营的部门就彻底为职业官僚所掌控了。

复兴商业公司表面上是一个商业机构,实质上却是国家投资的国营公司,其股东以及董事会的组成完全依照政府的指令行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公司的董事为:孔祥熙、陈光甫、邹秉文、李毓万、席德懋、徐堪、庞松舟、宋子良、卢作孚、贝淞荪、唐寿民、李锐、李泰初、张度、任嗣达,监察人为陈行、钱新之、叶琢堂、李得庸、钟秉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贸易委员会主管人员的重大人事变动,复兴公司的董监事会也经历了较大的调整。按照财政部训令:“查公司董事宋子良、唐寿民、贝淞荪、张度,监察陈行、李得庸、钟秉锋均因事繁不能担任,监察叶琢堂病故出缺,兹改派邹琳、凌冰、童季龄、董承道为董事,李荐廷、郭泰桢、贝淞荪、陆崇仁为监察,并指定李荐廷为常务监察;因常务董事邹秉文、席德懋事繁不能常川驻会,另指定邹琳、凌冰为常董。”②陈光甫原为公司董事长,长期在美国为国家商洽易货借款并采购军用及民用急需物资,贡献良多,然而他却去意坚决,在辞去贸易委员会主委的同时,也辞去了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但仍留任副董事长,董事长一职则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出任。常务董事凌冰后因公赴美,其职务改由周象贤接任。公司总经理最初仍由陈光甫的下属董承道③续任,但很快即改由孔祥熙的部下席德柄④接替。⑤与贸易委员会的人事更动相适应,复兴商业公司董监事中具有金融界背景的人数明显减少,其遗缺多由财政部的官员担任,虽然这些股东和董事均非个人投资者,但董事会的重大人事变动对于日后公司的业务运作乃至于经营作风还是会带来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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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琳:《邹琳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46页;刘师舜:《邹琳先生之生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64页。

②《财政部训令渝人字26672号》(1942年1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③董承道,1897年生,浙江鄞县人。苏州东吴大学文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纽约大学商学管理硕士。曾任上海持志大学商科主任、沪江大学商学院教授、茂和公司进口部经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托部、放款部及国外部经理,贸易委员会香港办事处主任兼富华贸易公司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曾任善后救济总署财务厅厅长。

④席德柄,字彬儒,1892年生,江苏吴县人。早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理工学院工科学士,再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回国后历任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江汉关监督、江汉工程局局长,1937年6月任财政部中央造币厂厂长。

⑤《复兴商业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二、国营贸易公司的改组与合并

抗战爆发后,为了承担统购统销的任务,贸易委员会先后投资创办或改组成立了复兴商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和富华贸易公司,专司负责桐油、茶叶、猪鬃和其他统购物资的收购、储存、运输及销售等具体事宜。三大国营公司的创办标志着国营商业运销系统及其体制的成立,同时它也成为政府实施统制贸易的重要工具。虽然国营公司在统购统销和易货贸易的活动中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机构重叠,三家公司都在许多重要商埠相继设立分支机构,所经营的业务又相差不多,从而造成资源分散,人事上更是尸位素餐,浪费严重,因此有关主管部门早已有对三家公司实行合并经营的设想。

1940年10月19日,贸易委员会奉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面谕:“应将富华与复兴合并”,随即开始商议两家公司合并的具体办法。初步形成的原则大致为富华公司并人复兴公司,复兴公司增加资本,重组董事会,并拟定了改组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组织章程。①1941年3月24日,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贸易委员会的呈文中亲笔批示“两公司应予合并,以节糜费,而资调整;组织章程交部速核正。”为此贸易委员会又拟具签呈,内称“本会自去秋改组后,所有进出口贸易之业务概已交由三公司办理,半载余来,其各业务之进展虽有可观,究因力量分散,未能臻于坚强之境,不无遗憾。今欲充实抗战物资,自非将各公司合并,藉以集中力量,难期有功。中茶公司具有特殊情形,固难一时归并,而复兴、富华两公司所经营之业务,则收购、运销之情形与夫运输路线之方向并无特异。衡诸经济原理及贸易情势,均无两公司分立之必要。”因此再次提出将富华贸易公司并人复兴商业公司,“藉以一其事权,集中力量,而收业务进行上指臂之效”。②5月27日,贸易委员会训令:“为统一业务集中力量以利推进起见,拟将复兴、富华两公司合并。”孔祥熙当即在训令上批示“扩大复兴,消并富华”③,最终确定了合并原则。

然而裁并之事涉及到机构的整合,特别是关于人事上的变动,阻力甚大。原来贸易委员会要求两公司于1941年6月底之前完成合并,但富华贸易公司则称合并需经董事会决定后才能办理,而且合并消息传出后“人心惶惑,难期安定”、“尤以各地分公司距离遥远,更多隔阂”为由加以拖延和抵制④,因而合并之事迟迟未能进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资金短绌,外销业务日趋困难,合并之事更是迫在眉睫,为此贸易委员会在以往拟定的计划上重新制定调整方案,即调整原则:配合业务计划,实行分层负责,限制一人一事,促进内外联系;调整办法:复兴商业公司与富华贸易公司实行合并,其业务仍照原定计划进行,人事与机构的调整原则为原总公司人员重复者适当予以遣散,各地分公司凡重复者则均予裁撒,同时对中国茶叶公司的机构与人事亦略作调整。⑤根据这一原则与方案,复兴与富华两公司于1942年2月正式合并。合并之初两公司共计有17个分公司、3个直属办事处、1个直属厂、130个附属机构,共151个单位;而合并之后不到一年即1942年年底,减至8个分公司、2个办事处、1个直属厂、56个附属机构(如收货处、储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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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贸易委员会签呈稿》(1940年10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②《贸易委员会签呈稿》(1941年4月22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③《贸易委员会训令》(1941年5月27日),二档,富华贸易公司档案,272/858。

④《富华贸易公司代电》(1941年6月21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⑤《贸易委员会所属复兴富华中茶三公司机构调整方案》(1942年1月),二档,财政部档案,3(2)/2074。

工厂等),共计67个单位,与合并之初相比减少半数以上;其后公司奉令接办贸易委员会所属之东南、西北两运输处,至1943年度复将该两运输处裁撤,分别归并于湖南、西北两分公司办理,并将两运输处所属机构尽量裁并,至1943年年底止,除分公司及办事处、直属厂数目仍与上年度相同外,其附属机构已减少为52个,合共为63个单位;1944年度仍视业务范围迭次调整,除在印度加尔各答因业务增繁奉令设立办事处外,其余均予以裁减,截至1944年年底,仅存8个分公司、3个办事处、2个直属厂、30个附属机关,合共43个单位。公司职工人数亦以实际需要历年续有裁撤,复兴、富华合并之初公司职工人数为2430人,加上东南、西北两运输处629人,合计3059人;至1942年底,即已减至1705人;1943年底再减至1363人;至1944年底,复减至1042人,较过去减少约70%。①

改组后的复兴商业公司将富华贸易公司的业务全数接管,其资本总额提高到1亿元,业务范围亦大大扩大,如政府统销之桐油、猪鬃及大宗外销之羊毛、生丝等项物品均归其掌管,总公司下设总务、业务、储运、财务四部,并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浙江、江西、苏皖、陕豫、兰州等地设立分公司。②湘桂战争发生后,由于衡阳、梧州相继陷敌,东南各省交通受阻,物资无法西运,业务亦陷于停顿,为此复兴公司又决议将浙江、苏皖两分公司暨江西办事处合并为东南分公司(所在地龙泉),并在屯溪、泰和设办事处,隶属东南分公司,并规定分公司员工人数要紧缩至最低限度。③下面统计的是1944年12月31日复兴商业公司组织机构各部门主管、驻地及职员人数的有关资料④:

总公司(重庆)总经理席德柄、协理余绍光(285人)

下设秘书、统计二室,总务、业务、储运、财务、会计五处

云南分公司(昆明)经理陆品琴、副经理张松堂(27人)

贵州分公司(贵阳)经理施孔怀、副经理马广文(46人)

下设遵义(3人)、铜仁(11人)、镇远(5人)三收货处

广西分公司(昭平)经理区铨、副经理李锡周(27人)

下设柳州(3人)、梧州(10人)二收货处

湖南分公司(洪江)经理蒋君奇、副经理过履钧(30人)

下设沅陵收货处(6人)(1945年1月撤销,恢复洪江储运站)

浙江分公司(龙泉)经理李永振、副经理章骏(50人)(自1945年1月1日与苏皖分公司、江西办事处合并,改称东南分公司)

下设富华丝厂(遂安,19人)、新湖丝织厂(于潜,12人)

苏皖分公司(屯溪)经理欧阳良举、副经理吴廓民(31人)(自1945年1月1日合并后改称东南分公司屯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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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最近概况》(1944年12月底止),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96;又见《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②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编:《六年来之贸易》(1943年1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11页。

③《复兴商业公司代电》(1944年11月1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8。

④《复兴商业公司最近概况》(1944年12月底止),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96。

下设渔亭收货处(4人),大仁(4人)、屯溪(6人)两丝厂及岭北蚕种场(7人)

江西办事处(泰和)主任蒋师冈(22人)(自1945年1月1日合并起改称东南分公司泰和办事处)

陕豫分公司(西安)经理孙纯一、副经理贾东辅(36人)

下设榆林(10人)、南郑(4人)两收货处

西北分公司(兰州)经理马公瑾、副经理袁仲芳、胡纯缵(177人)

下设永登(3人)、平凉(3人)、固原(5人)三收货处,猩猩峡储运站(3人)及猪鬃洗制厂(4人)

成都办事处(成都)主任胡鸣玉、副主任侯克忠(26人)

下设灌县(4人)、雅安(2人)两收货处

重庆猪鬃厂(重庆)厂长杨叔艺、副厂长李梦初(50人)

成都猪鬃厂(成都)厂长陆荫福(14人)

加尔各答办事处(加尔各答)主任王鉴贤(3人)

四川直属各处站仓

巴东(13人)、万县(20人)、彭水(14人)三收货处,涪陵(6人)、合江(2人)、宜宾(2人)、海棠溪(8人)四储运站,羊坝滩(5人)、苏家坝(2人)两油栈,及仓库十处(18人)

总计职员人数1042人

1945年3月28日,财政部又发出训令,命中国茶叶公司于4月1日起裁撤,其业务及人员、资金均合并于复兴商业公司,并规定合并交接办法六项,主要内容包括:凡在同一地区同时设有两公司者,中茶公司即行结束,所有业务、器材、物资、账目等均由复兴公司接管;未设复兴公司地点之中茶公司机构即易名为复兴公司。①合并之后的复兴公司立即全面接管了中茶公司的所有业务,包括收购、运输、销售茶叶及对苏易货等,其业务由总公司在业务处内增设第七组继续办理,其余会计、总务、储运、财务、统计等工作则予以合并,各地分支机构分别裁并,其附设茶厂除合办者继续经营外,其余均停工已久,将来视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否恢复抑或停办;人员方面,中茶总公司原有职员215人,工役164人,合并后遣散职员118人,因案停职3人,高级职员解聘7人,调回贸易委员会7人,留用84人,工役遣散l07人,留用57人。②经费方面,两公司合并后可能节省之推销费、管理费及其他营业费等计共46035600元;复兴公司下属之江西办事处、湖南分公司及广西分公司三机构裁撒后共遣散职员131人,工役108人,全年(扣除已呈报1个月)可能节省津贴经费(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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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训令渝字第3627号》(1945年3月28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6。

②《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呈报接收中国茶叶公司情形》(1945年6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6。(按:此段文字中中茶总公司合并后遣散、因案停职、解聘、调回、留用人数合计为219人,与原有职员215人不符,但原文如此。)

员每人每月7500元、工役每人每月2500元计)约为13777500元,三机构其他可能节省经费约5026700元,合计18804200元。①

经过一系列的改组和合并,原先贸易委员会属下的三大国营外贸公司变成了独此一家的复兴商业公司,从表面上看,似乎机构缩减,人员减少,效率得以提高;但实际上则是政府更加加强了对经济的垄断与统制,国家资本已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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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关于中茶与复兴合并可能节省经费呈行政院文》(1945年6月5日),二档,行政院档案,2(2)/2523。

三、公司的资金运营与财务状况

复兴商业公司不论是从资金来源还是从经营范围来看都完全是一个国营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国有营[企]业年度预算,应一律依法如期编制、核定,其盈余应解缴国库,至新办事业系以建设事业专款拨充资金者,并应将所投资金分年折旧摊还,列人营业支出预算”②。

复兴商业公司成立时由财政部一次拨足营运资本1000万元,1940年6月对外贸易行政与业务划分后,贸易委员会由移交物资内划拨周转基金3000万元,同年8月,又由财政部担保,向四联总处抵押借款2000万元,1941年7月公司资本总额又增至1亿元。其间又陆续向财政部申请易货专款,截至1941年年底,该公司累计获拨易货款2.84亿元,业已办理归垫手续呈请抵还者为2.48亿余元,仍结欠3600万元。③统计1940年度公司结盈11181636.73元,1941年度(截至6月底)结盈57235190.72元,合计结盈68416827.45元。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942年6月贸易委员会上报该会及其属下复兴和中国茶叶两公司1943年度概算时,其数额较上年度均有大幅度增加。其原因主要为:第一,预计国际运输线路将会开通扩大,中印公路赶筑即将开通,预计每月运输量可达1万吨,与以往滇缅路运输量相差无几,同时中印空运航线亦经开始运行,每月运载量约为1.5万吨,加上西北公路运输每月5000吨,总计3万吨,因此运输费用势必大幅增加;第二,由于物价上涨速度极为迅猛(1942年1月已较1937年1月上涨30余倍,较前一年同期升幅亦达2倍以上),因此收购价亦水涨船高,步步高涨。以桐油为例,1941年1月重庆黑市价格为每公担128.49元(牌价为108元),至1942年1月已涨到320元(牌价180元),待到1942年2月政府公布放宽桐油统制,其价格突然暴涨,四川境内的桐油市价每公担涨至500元甚至800元,较前约增三倍至四倍。其他农产品上涨幅度亦大致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复兴商业公司收购农产品的价格亦必须相应提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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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行政院抄发加强战时财政合理统筹政策以裕国计而利抗战训令》(1943年1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66页。

③《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暨所属复兴、富华、中茶三公司最近财务状况》(1940年12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14;又见《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致行政院签呈》(1942年1月16日),二档,行政院档案,2(2)/2499。

④《贸易委员会调查属下三公司财务状况报告》(1941年12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14。

⑤《贸易委员会呈送该会暨所属公司卅二年度业务计划及概算资料附件》(1942年11月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3。

表1是复兴商业公司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制定的预算,由此可以看出公司经营的规模及范围。

复兴公司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外易货偿债及供应盟国军需物资,以换取外汇及抗战建国所需之器材,公司先后承办的外销物资主要是桐油、生丝、猪鬃和羊毛四种。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国际问运输困难,外销物资严重受困,除了生丝、猪鬃因重量轻以致单位价值昂贵仍可继续出口外,桐油、羊毛大半系供应国内军需民用,需要通过发展内销来弥补外销的不足。

有关复兴商业公司后期资产及其运营的资料不够完善,但我们可从公司董监联席会的记录了解到复兴商业公司1942、1943年度业务和资产负债及1944年度的预算情形。①据统计,1942年度公司的收购总值为2.45亿余元,销售5.38亿余元,其中内销占21%,对外商销及易货占79%;1943年度总收购价值为7.5亿余元,销售总值为8.5亿余元,内销占64%,对外商销及易货占36%。至于公司的盈余及资产负债情形,1942年度盈余为3375万元,1943年度盈余为7175万元。1943年度营业收入7.85亿余元,其中商销6.8亿余元,易货收入8800余万元,其他营业收入1680余万元,易货数额仅占商销数额的13%弱。但易货仅对苏联一国,而商销则包括英、美等国,且易货为偿债之用,因为当时中国对苏联债务每年摊还有一定之数额,亦无必要过多输出货物。而商销成本3.6亿余元,与其收入相比,盈余高达3.2亿余元,几乎达成本的89%;易货成本1亿余元,与易货收入比较亏损1200余万元。虽略有损失,但却关系到国家的偿债信誉,这说明作为国营企业的复兴商业公司并非单纯以盈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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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若将1943年度的决算与概算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决算所列营业收入为7.8亿余元,约仅及概算15亿元的50%,销售数量未达到预期目标是因为国内物价上涨,外销物资价格增高,销行于国际市场不无困难;营业支出为7.4亿余元,不足概算数15.4亿余元的一半。在公司营业状况不能如预期之际,营业支出尚能有适度的减少,并未出现销货减少而支出增多的现象。

再分析一下1943年度的资产负债情形。该年度资产类之流动资产计11.23亿余元,应收款项1.2亿余元,仓存、运输中及炼制中货物三项,计4.1亿余元,占整个流动资产总额的36%,虽然数额相当庞大,但因公司对外负供应同盟国军事需要之责,对内又须调剂军需民用,自应掌握大量物资,俾可保证供应,此亦为公司的一大稳健政策,预付货款2.61亿余元,这是为订购货物先期付出的价款,亦是争取物资之必要办法;负债类项下所列损失准备,总数额高达9600余万元,相当巨大,内中似乎暗藏盈余之嫌,但考虑到当时物价剧烈波动的形势以及处于战争的非常时期,这项损失提存实为商业机关所应有之准备,也表示公司处理业务之慎重。其中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一、商品盘存一项除物料以外,存货共值4.38亿余元,此系照进价计算,若按年底售价估计,则可值13亿元以上;二、已对货物落价、战争损失以及房屋、设备折旧等做出充分准备。因此公司基础相当稳固,即使战争结束后因物价跌落,公司的存货价格发生损失也不会导致公司出现危机。

1944年度的业务计划中收购总数估计为15.8亿余元,但业务方针却与以往略有不同。即公司除了仍致力于出口业务外,还计划做一部分进口贸易,这是因为国内物价高涨,各种物资成本随之增加,但外销价格却无法随之提高,只有亏本出售才可维持出口以控制国际市场。因此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一面维持外销,将售价提高,一面则把外销物资所得的外汇款换取进口物资,并将出售进口物资所得的利润贴补外销物资的亏蚀。这一方案当时即得到财政部部长兼公司董事长孔祥熙的赞同,同时又经与英、美两国采办物资的机构几度商讨,从而达成共识。

1945年4月,中国茶叶公司裁并后,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财政部属下从事对外贸易的唯一一家国营贸易公司,经营的业务及公司的资产均有所增加。表2是公司结束前(1945年12月12日)根据各科目结数及各分支机构最后呈报之表格汇总而编制上报的有关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出此时公司的经营规模及其成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表内资产项目中现金、应收款项和预付货款各科目中包括美金1000余万元及英金60余万镑,但这些外汇在资产负债表中均按法定汇率(即1美元等于20元法币、1英镑等于80元法币)折算,而存货部分亦是按原账值计算,并未升值或调整,因此复兴公司实际盈余要比该表所反映的数额高出许多。譬如表2中预付款项下包括已付外币货款美金5774130元及英金98000余镑,按法定汇率(即官价)共合国币122746600元,但是实际转售给各客商所得之货款则为959570832.50元,应有盈余836824232.50元,而该表仍将其列入预付预收科目货款科目,并未转作损益。①

国民政府在制定统制经济政策时曾多次强调,“战时经济统制之目的,原在发挥经济效率,增强抗战力量,而不在使政府机关牟利。例如出口物资之统制,应着眼于换取外汇,交易物资,故一面应使出口物资集中,一面应奖励其大量生产。”②但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在贸易管制和经营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多为不当,国家资本的经营活动更是以谋取垄断利润为目的,因此贸易的管制和经营不仅不能促进后方生产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滞或扼杀了生产的发展。其结果当然不可能解决后方物资匮乏的严重问题,反而进一步助长了黑市贸易和投机商业的泛滥,使之成为战时后方经济的癌变组织。”③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国营公司在对外贸易中的经营活动及其所获得的利润呢?

抗战期间由于时局的变化,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公司在经营活动的各个阶段中亏损与盈余是不尽相同的。总的来讲,抗战初期多为亏损,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呈盈余的趋势。抗战爆发之初,由于交通断绝,战火蔓延,经营农产品出口不但无利可图,而且随时都会遭到损失,故原经营出口业务的洋商均望之却步,导致农产品大量囤积,无法外运。因此当时最高当局设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的宗旨就是“一方面在求出口物资生产之增进与价格之提高,以嘉惠于农商;一方面在求出口物资之转运外销,以增加输出,改善国际收支。”④为此财政部一次拨存贸易调整委员会2000万元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口商承做押汇,承担兵险,若有农产品无人收购,则由该会出面自行收买,组织出口。⑤因此抗战爆发后相当一段时间,国家用于收购出口农产品的金额大大超过销售额,一直到1941年之后,这种情形才发生变化。统计1938—1943年收购总额为1646174529元,销售额(包括易货和国内外商销)为2251348468元,从账面上看是有盈余,但若考虑到销售额中还包括管理和运输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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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②《军事委员会致行政院密代电》(1941年6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729。

③吴太昌:《抗战时期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平准学刊》第5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68—693页。

④《调整贸易计划大纲》(1937年11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08。

⑤《本会一月来之设计与实施》(1937年11月24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7。

费用,那么不亏损就算是好事了。然而1942—1945年间仅内销额就差不多与收购额持平,而同期的易货和外销额则接近9000万美元①,因此这一时期贸易委员会属下的国营商业公司从事的经营活动应该是有盈余的。②

实际上复兴商业公司的盈余主要来自进口。该公司除了原有桐油、猪鬃、生丝、羊毛(1945年中国茶叶公司合并于复兴公司后又增加了茶叶)的购销业务外,很重要的是该公司还具兼营进口业务特权,且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复兴公司将外销物资所得外汇用以采购进口物资(如设备、药品、颜料等),再转售国内厂商,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自1944年开始经营进口业务至l945年4月为止,复兴商业公司共计购入价值美金610余万元的进口货物,转卖国内厂商后售得国币9.6亿余元。在商言商,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人资本,追逐利润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复兴商业公司既是国家资本,所赚取的利润应上缴国库,我们不能因复兴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获利就指责它“以谋取垄断利润为目的”,关键是要看这些利润的用途所在。从目前所见的档案资料中尚未发现复兴商业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有甚么严重的贪污事件,按公司自己解释,所获利润“不但外销物资因价格不敷成本之亏损得以弥补,同时更可得大量资金用以收购物资之周转”。③若复兴商业公司真的就是按照这一方针去办理,那倒是值得肯定的。但应该指出,复兴公司的巨额利润是依靠特权而获得的,是以牺牲国内民营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同时,根据公司上报的有关报表和统计资料计算,复兴公司出售进口商品的汇率大约为160元,这虽然高于法定汇率8倍,却远低于当时的黑市价格。当然其出售之对象绝非一般民营企业,而都是那些与政府和复兴公司具有密切关系的个人或单位④,其间究竟有何内幕交易虽然暂时无法得知,但其现象的本身却是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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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会欣:《争取物资与统制贸易:论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3年新第12期,2003年12月,第331—359页。

②譬如1945年度复兴商业公司全年收购各货总值国币9049578318元,销售(包括内销、外销及易货)共为国币3884040207元,从账面上看似乎是严重亏损,但销售额中外销和易货额是以美金结算,实际数额超过1000万美元,而上述销售总额是按法定汇率美金1元等于法币20元计算的,若按当时实际汇率1美元等于1000元法币计,则销售总额应改为130余亿元。参见《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③《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④《邵慰祖等奉命调查复兴商业公司视察报告》(1945年9月27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四、公司的经营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往海外的国际信道大都中断,而政府统制的出口产品不仅是盟国所迫切需要的战略物资,更成为中国出口换汇的主要对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战略物资或是通过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回空班机运往美国,或是通过西北漫长而又荒凉的陆路输往苏联。据统计,自1942年至1945年8月,这类运往国外的政府统制物资总值达美金6430万元。⑤政府统制的出口物资中除了特矿产品由资源委员会负责外,其他如桐油、茶叶、猪鬃、生丝、羊毛、皮张等农副产品均由贸易委员会经营,而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则是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国营公司——复兴商业公司(原来茶叶由中国茶叶公司经营,1945年两公司合并后,业务亦全归复兴公司经营),由此亦可得知复兴商业公司在统制经济体制下的地位是如何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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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孔祥熙继任公司董事长,在任期问他曾对公司的经营活动有过如下指示:第一,办理业务要商业化,对国际间贸易要维持信用;第二,对机构人事要实际化,机构应该裁并的裁并,职员应该多培植有用的,而淘汰无能的,总以看实在需要为原则。①因此“商业化”与“实际化”便成为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原则。

前文已经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除了继续管理以往经营的桐油以及接管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经营的猪鬃与茶叶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奉命管理刚刚被宣布实施统购统销的生丝与羊毛的业务。

复兴公司自奉命办理生丝授权外销业务以来,先后于1944年春授权泰记、茂恒、兴记、和记、若记及云南蚕业新村公司等六家商行具体经营,并分别与之洽谈。生丝配额共计2920关担,内已订售丝合约者2160担,所售之丝除一部分为商人自有之丝经订售与复兴商业公司后再行售还外,其余均为复兴公司自有外销剩余之丝。由于经此次授权之后存丝已极为有限,于是公司便将当年所购之丝约1100关担(其中川北春丝500担、秋丝300担、川南春秋丝150担)及丝公司续可供售之秋丝200担,加上原先库存之100余担,共约1400余担,除留供交苏易货及销美共约1000担外,拟提出400关担作为第二次授权外销数额。其售价以春丝成本加利息、保险及授权手续费等,约在每关担38万元左右。②

孔祥熙作为复兴商业公司的董事长,对于生丝外销一事亦甚为关心,1944年他在访美期间还与有关方面洽谈,并特地来电告知美方需要生丝,要求复兴公司设法利用回空飞机及船只装运生丝1000关担,运至纽约洽售,美方或可将售价增至每磅美金11元(纽约交货)。复兴公司接电后即与美国世界公司联系,并请其转告美方,表明公司可以供售500关担生丝,但是提出交货地点应仿照运输猪鬃的办法,改在重庆,并由美国政府自行装运至美③,这也说明战时的运输方式确实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

中国的羊毛主要产于西北的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等地,其产量向无精确调查,据估计年产约31万余关担,占全国产量的70%左右。④原本中国羊毛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并不重要,但是因为它是织制军毯、被服的军需物品,更是对苏易货的大宗物资,其地位在战时的中国就显得格外重要。抗战爆发之初贸易委员会曾委托英商怡和洋行派员到西北考察,计划将羊毛发往汉口转运香港出售。然而不久因广州、武汉失守,粤汉铁路中断,销往香港的计划破灭,因而只能另找出路。经贸易委员会与苏联代表商洽,决定以西北出产的羊毛、皮张和茯茶,利用苏联运送援华物资到兰州的回空汽车装运回程,以偿还债务。最初羊毛及皮张等货物是由贸易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以富华公司的名义与苏联驻兰州办事处商务代表商订合同,定期交货,价款在重庆结算,后来易货合同改由贸易委员会与苏联代表在重庆签订后再由兰州双方机构执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外销物资的品种与数额均日渐紧张,财政部便于1943年5月将羊毛正式列入统购统销物资的名单之中,统由复兴公司办理,而西北羊毛等农产品的收购、制定价格和管制运销等则全由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负责。羊毛在易货、军需和商用三方面的需求比重大约为4:2:1,在供给次序上,复兴公司基本上是按照先易货后军需最后商用的原则,易货所用为甘肃、宁夏、青海较好的羊毛,军需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编织军毯及军政部制作军呢之用,商用内销物资一般则为较次的羊毛。但后来由于苏联不再签订羊毛易货协议,羊毛也就改为内销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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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②《复兴商业公司报告生丝授权外销最近洽办情形》(1944年10月25日拟),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所属单位档案,271/26。

③《贸易委员会第十六次业务会议报告》(1944年8月16日—9月15日),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所属单位档案,271/26。

④《复兴商业公司在西北羊毛业务述要》(1943年),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档案,270/54。

表3和表4就是这一时期贸易委员会(主要通过复兴商业公司)进行的对苏易货实际情形。

贸易委员会最初收购羊毛、驼毛和皮张的价格都是根据市场情况及皮毛的质量随时议价购买,自从羊毛被指定为统购统销物品之后,便由复兴公司统一办理,收购价格随市场情况挂牌公布。西北羊毛收购数量以青海为最多,宁夏次之,但这两省长期以来为军阀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势力范围,不准他人染指,实际上西北地区真正实行羊毛统购统销办法的只有甘肃一省而已,所以实施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羊毛收购的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据当时任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经理的马公瑾后来回忆,1939~1941年每年可从甘、青、宁、绥四省收购羊毛大约10万担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收购数额则逐年下降至六七万担;从收购总额来看,按1938—1940年的法币币值估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收购总值约为年700—800万元,以后逐年减少,1942—1944年每年收购总值约在500万元左右,1945年至抗战胜利后下降到只有200—300万元。①

当初创办复兴商业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偿还美国的桐油借款,因此公司成立后的主要工作都围绕桐油的收购运销而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先后兼并了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于是对外易货借款中所有农副产品的运销就全部由复兴公司管理。由于对外交通路线遭到严重破坏,除了部分猪鬃、生丝等重量轻价值贵的农产品可利用中印航线飞机回航空运外,这一时期易货偿债的主要物资都是通过西北公路而进行的对苏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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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公瑾:《中国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略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表5反映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贸易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业绩,由于贸易委员会早于1940年就将行政和业务予以划分,所有业务均由属下三家公司分别承担,而复兴商业公司是贸易委员会属下最大的、后来又成为唯一的国营公司,因此也可以将其视为公司的业绩。

除了执行统购统销及实施对外易货任务之外,为了拓宽业务,发展经济,复兴商业公司还先后自办或合资创设了相关企业,并投资有关事业(其中有一些是贸易委员会或原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所拥有的),这些企业的经营内容大都与复兴商业公司本身所从事的对外贸易和易货偿债业务有关。详情请参阅表6、表7。

由此可见,此刻的复兴商业公司已从当初开办时仅仅是为了完成偿还美国桐油借款的债务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演变为集收购、生产、储存、运输、销售进口为一身,进而再发展为经营进出口货物的大型国家资本的贸易公司,其作用和地位之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战后扩充计划昙花一现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紧接着苏军向日本宣战,随即分几路出兵,中国抗日军民亦开始全面大反攻。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强大威逼下,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虽是迟早之事,但它的突然到来还是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8月10日夜间,当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时,重庆市民顿时沸腾起来。在这夹杂着胜利的喜悦、兴奋和忙乱之中,大后方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也都忙着准备战后复员和还都的计划。

早在抗战后期,贸易委员会就秉承上级的旨意,决定于战后增加国家资本、扩大经营范围,将国营贸易业务扩展至全国,并相应制定了战后复员计划,表现出要对战后贸易实施独占的强烈意欲。①8月11日,财政部召开会议,认为战时原拟计划已不能全部适用,故要求属下各单位应根据现实情势,速拟复员办法,并就机构、人事、经费、器材和法令各点分别筹划。为此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当天即向属下各部门下达手令:“日本投降,复员在即,有关本会复员事项,亟应就现在情况重新切实检讨。除由童(季龄)副主任委员、赵(恩钜)处长召商整个计划外,各单位应即分别研究,并将紧急事项办稿实施。”②13日下午4时,赵恩钜处长于贸易委员会会议室主持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复员问题讨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复员计划。其要点为:贸易委员会及所属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暨桐油研究所、生丝研究所迁设于南京,各地分支机构除了原设于兰州的西北办事处拟更名为兰州办事处毋庸复员留驻原地之外,应于全国其他各重要地区或改组、或迁移、或增设新的办事处,主管各地贸易与行政事务。各地办事处应视收复地区先后次序及业务进展情形,分别增设调整。具体而言,在贸易委员会迁移以前,首先成立重庆办事处,然后在汉口、上海、广州、昆明等地设立办事处,接着再设立天津、济南等地办事处,最后设立沈阳、台湾办事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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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致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函及附件》(1944年3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36。

②《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手令》,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③《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及附属机构复员计划提要》(1945年8月14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由于上海是全国乃至远东最重要的金融与经济中心,进出口通常占全国国际贸易总额的绝大部分,复兴商业公司作为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国营贸易公司,即决定胜利后首先将总公司迁往上海,总公司及各地分公司职员编制暂定为1000人;公司下属各分支机构则以分区经营业务为原则,除总公司(320人)兼营华东区苏、浙、皖3省业务外,还设立华中区(汉口分公司,150人),管理湘、鄂、豫、赣、川、康6省业务;华南区(广州分公司,120人),管理粤、桂、滇、闽、黔5省业务;西北区(兰州分公司,120人),管理甘、青、宁、陕、新5省;东北区(沈阳分公司,120人),管理辽、吉、黑、热4省业务;华北区(天津分公司,120人),管理冀、察、鲁、晋、绥5省业务以台湾分公司(50人),专门负责台湾本省有关业务,现有分支机构应视业务情形予以调整合并,各分公司得在物资生产之集中及转运地点斟酌需要情形,设立办事处、收货处及制炼厂场,并于国外纽约、伦敦、新加坡、加拿大、澳洲、日本等处设立分支机构,销售出口货品及办理进口业务。①复兴商业公司并拟定了先赴上海筹备复员人员名单:总经理席德柄、主任秘书林芳伯、总务处经理罗宗孟、专员张华联、储运处襄理俞大纲、财务处襄理李祖煊、秘书唐开第、业务处第六组组长李道彭、总务处第一组副组长林荣基。②

9月13日,亦对战后经济与贸易的原则发出训示:“我国战后经济与贸易二种事业,必须确定制度,使能切实执行,合理发展,不可再踏过去听其自然、漫无规则之覆辙,应依据民生主义之准则及中央已定方针,分别设计具体方案,于一个月内呈报为要。”③财政部接奉行政院训令后即按上述指示拟具《战后贸易设施方案》,该方案由总纲、政策、实施办法和组织四部分组成,其宗旨就是战后贸易一是要“采取‘有计划的自由贸易’,导助公私企业,使得相互协调,合理发展”;二是要“顺应世界潮流,并参照历次中外协议之精神及国际会议之决议,以加强国际合作,而促进世界繁荣”。而为了实施上项计划,“政府应在中央设立一个独立的贸易行政机构,加强调整或恢复各地贸易行政机构”,同时“应建立国营贸易业务之体系,在国内及国外各地,依事实需要各设分支机构,以求推进业务”。④

然而此时国内局势出现的变化,却使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对贸易政策做出重大修正。⑤由于胜利初期各方纷纷抛售囤积物资,物价一度狂跌,各方需求亦大幅减少,导致复兴商业公司经营发生困难。按理说此时应暂停收购统销物资,但因复兴商业公司负有执行统购统销的法令责任,明知亏蚀亦无法停止收购物资。直至10月9日行政院决议取消统购统销办法,复兴公司方停止收购农产品。既然已决定不再实施统购统销政策,那么专为执行该政策而成立的贸易委员会和复兴商业公司也就都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因此10月30日行政院做出决议,决定撤销贸易委员会,并责成复兴商业公司“先行紧缩,至本年年底结束,结束后未了业务交经济部接办”。⑥

复兴商业公司在接到贸易委员会“先行紧缩,限期结束”的训令后,即开始研究讨论公司的善后事宜,对于公司的具体业务有所交代,同时列出公司的结束步骤如下⑦:

(一)对苏易货合约。本年度签订易货合约,原规定10月底交清,除一部分已交空运外,因战事结束后空运停顿,曾洽苏方改在上海、天津交货,自长江航运恢复后,即开始运沪,已先后运出三批,余当陆续取得吨位后交运,并拟洽请苏方展至本年12月底在上海交货,届时除存兰州皮张及砖茶外,大部分当可交清。

(二)对英、美猪鬃合约。未交部分约有8000余关担,已洽妥改在上海交货,正接洽吨位,希望能于12月底前交清,交清后可得货款美金7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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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战后复员准备工作节略》(1945年8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②《复兴商业公司协理余绍光致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童季龄函附件》(1945年8月18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2。

③《委员长侍秘字第二九五二一号申元手启代电》(1945年9月13日),《民国档案》2003年第3期,第39页。

④《战后贸易设施方案》(1945年10月),二档,经济部档案,4/30408。

⑤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上的转变笔者将另行撰文分析,本文不予详述。

⑥《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节略》(1945年12月),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⑦《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致贸易委员会主任邹琳函》(1945年11月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三)对商人订购合约。本年度在统购统销办法未取消前向商人订购猪鬃17500关担、生丝1120关担、羊毛19000关担,其中尚待付款收货者猪鬃约9000关担,惟猪鬃合约尚未奉核准,应请贸易委员会即日批覆,生丝已陆续交收中,秋丝在12月底可期交清,羊毛合约尚有5000余公担以上,订购各货匡计共需资金40亿元。

(四)员工遣散。11月底先遣散职员半数至2/3,工役3/4,其余留待结束,至12月底全数遣散,所有遣散费除照例按薪金3倍发给外,并呈请酌给回籍旅费,以示体恤。

(五)退股投资厂商。本公司投资各厂商,如全部由公司出资者,即行结束,如合资或认股者,洽商退股。

接着公司即先于11月15日遣散员工101人,工友23人,其余人员则视业务需要再行资遣。①

12月15日,贸易委员会约集经济部代表及复兴公司暨财政部有关各单位会商,议决公司撤销相关办法②,由于其中有些办法暂时无法取得决议,因而再由财政部常务次长李傥召集国库署杨绵仲署长、会计处张国正会计长以及复兴商业公司席德柄总经理详加商讨,最终确定结束复兴公司的六项办法③:(一)复兴公司债权债务,除财政部以该公司解存央行外汇担保央行借款应查照原案办理不予移交外,其余一律移交经济部,其未了业务将来所得外汇,仍应由经济部随时存入央行;(二)复兴公司仓存及运输途中物资一律移交经济部,按照该公司以往成例作价列入资产;(三)仓库连同产权一并移交经济部,并作价列入资产内;(四)总分支公司房屋、器具,除财政部必需应用者先行保留移交该部外,其余一律移交经济部,并作价列人资产,财政部所需房屋、器具应于1月上旬内由复兴公司与该部有关各单位洽定,分别交接具报;(五)复兴公司自办生产机构应将各自项目移交经济部,产权亦移归经济部,并作价列入资产,但应先行查明列单,并开具节略报财政部查核;(六)复兴公司投资事业之股权应先由该公司于三日内查明投资种类数目报财政部核洽办理,其属于合办性质之事业亦一并查报。

在这种形势之下,复兴商业公司不但未能实现其战后抢占市场、扩大经营规模的宏伟计划,甚至连贸易委员会及公司本身也都要遭到撤销解散的命运,从而走完了它自创立以来不到7年的短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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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代电》(1945年11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②《复兴商业公司呈报公司结束及移交办法代电》(1945年12月15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③《财政部常务次长李傥为商议解决复兴公司未了业务签呈》(1946年1月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结语:国营贸易在统制经济中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曾先后多次颁布法令,设立专门机构,对所有重要出口农矿产品实施统购统销,并由国家出资,创立国营贸易公司,实施贸易管制并全权负责易货借款的偿付。应该说,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的国营公司在寻取外援、争取物资、坚持抗战等方面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贸易调整委员会在协助运输、调剂金融、促进货运、增加出口诸方面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①,而贸易委员会属下的三大国营贸易公司也都分别承担战时对外贸易的重任,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譬如复兴商业公司成立后即认真履行桐油借款的收购与运销工作,不仅提前完成了借款的偿付工作,而且还为实现易货借款、寻求外援开创了一种模式,同时它也成为中国政府战时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国营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本全数由国家投入,作为国营公司,主要管理层人员的职务当然都是由国家任免,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贯彻和执行国家下达的一切指示与命令,具体表现在经济活动上要首先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由于国营企业资本雄厚,具有强烈的官方背景,在中国这个官本位思想和势力极为强大的国家里,它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国家处于统制经济的体制之下,也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垄断的地位,能够发挥私人企业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不论是资金来源的落实,或是货物运输的调配,乃至于购销价格的制定,都可以得到国家的支持,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完成易货偿债、寻求外援的任务,这在前文中均已作了详尽的介绍。

复兴商业公司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出现,不但表面上具有公司的形式,同时也具有公司的经营结构,公司的董事和监事由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共同组成。然而因为公司的资本全部是由国家投入,导致了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司名义上虽然享有经营自,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官僚机构,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人事变动,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公司本身的生产目的与经营方向也基本上与公司管理层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时国家资本实施垄断经营,缺乏有效的监管,尽管公司曾经进行过多次机构和人事上的精简,但公司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般国营公司的通病,诸如机构臃肿、叠床架屋的官僚作风,官商不分、的腐朽恶习。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复兴商业公司成立之初,公司的领导层就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曾企图予以改变。按公司负责人的理解,当初创设复兴公司的原意是“应美国贷款者之要求,避免政治关系”而“力趋商业化”,但当公司总经理董承道刚到重庆履新之后即发现“最大影响本公司实太官僚化”。譬如公司属下各处、部每当遇到有请核事件时,不论事件本身之大小,都要缮具签呈手续,层层上报,这样既浪费时间,更影响效益。因此他提出建议,以后所有外来文件必须在三日内答复,如须向各方询问者亦当先行覆示;他更要求以后经理室每天要及时将收发文摘要上报,而运输部、营业部、会计处则各自编制表格呈核,这样“则可费十分钟时间即可阅毕,而公司业务进行亦大致明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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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抗战初期贸易调整委员会的成立经过和工作状况可参阅郑会欣《贸易调整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民国研究》第6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81页。

②《复兴商业公司第一次常务会议记录》(1939年11月2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917。

至于国有企业中极易滋生、权钱交易的弊端,有关当局亦并非没有察觉,抗战初期内有识之士即关注到当时中国官僚资本得以迅速发展的情形。他们以为原始资本主义的构成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本、土地以及经营之技术和劳工的能力,而中国的“官僚资本则无须乎此,其所凭借者,一为政治的地位,二为政治的权力,三为政治的运用,因利乘便,巧取豪夺,方法之妙,叹观止矣”。鉴于官僚资本“直接影响民生,间接危害抗战”,为此五届七中全会通过严防官僚资本主义及官僚经商的议案,重申“严禁官吏经营商业,最低限度亦不许经营与职务有关商业”,同时要“明定统制范围及职权,并严防其弊病”,其目的就是“严惩官僚资本主义者”。①

复兴公司成立初期的风气尚不严重,但由于国家资本实施垄断经营,特别是统购统销政策垄断了所有出口商品的收购与运销,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管,因此而产生了许多弊端,导致国有企业内官商习气日益严重,官僚机构中那种人浮于事、尸位素餐的陋习亦随之出现。由于公司的经营与个人的表现及其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者有之,者有之,浪费公帑者更有之。尤其是到了抗战的中后期,随着战局相对陷于胶着状态,大后方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腐败的现象日益加剧,官僚经商、、已蔚然成风,而且这种风气还迅速蔓延。由于这种体制上弊端的日益系统化,腐败现象已成为制度上的癌变细胞并不断加以扩散,国营公司各级职员亦上行下效,特别是贸易委员会和复兴商业公司的领导层由职业官僚取代了金融资本家之后,官场上的腐败现象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国营企业中的种种陋习也越来越严重。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对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极为不满,国民参政会和大后方的报纸经常口诛笔伐,声讨这种、的行径,而复兴商业公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执行统购统销政策最大的一家国营公司,自然成为舆论攻击的一致目标。

1944年9月,财政部收到一份揭露复兴商业公司、浪费公帑的密报,内称“渝市区嘉陵江畔有某国营国际贸易机关,内部情况确有异于常情”者,然后列出十条涉及复兴商业公司领导人、腐败享乐的事例。财政部即将密报转交贸易委员会再抄送复兴公司总经理席德柄,席德柄接信后立即复信,他虽然承认密报中“所述各点系指本公司殆无疑议[义],惟列举十项完全虚构事实,凭空捏造”,并逐项加以解释。②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可不是密报,而是有人以“读者投书”的名义公开在报上发文,指名道姓地攻击复兴商业公司,其标题十分醒目:“统购统销彻底破产,复兴公司腐败不堪”,揭露复兴公司“囤积居奇,利用公款大做生意,高级职员贪污腐化,黑暗,污秽”。作者声称是原复兴公司的职员,所披露公司的腐败内容众多,包括公司高层扣发、迟发职员奖金,以供高层去进行投机;隐瞒公司赢利,私分公司资产;利用特权由美国进口西药,再转由亲朋友好出售以牟暴利;虚报公司职员名额,冒领员工工资;高级职员利用职权,收取回扣等等。③由于此事已经公开见报,有关部门亦不得不进行调查。从财政部派员调查的结果来看,上述指控虽然某些内容有所夸大,但绝非空穴来风。譬如虽未发现公司高级职员利用员工奖金投机黄金的证据,但公司多次迟发职员红利却是事实;公司外汇收支与账列数额虽然相符,但公司以往外币收支报告向付阙如,易生流弊;公司进口西药虽经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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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届七中全会通过严防官僚资本主义之发展以免影响民生主义之推行案》(1940年7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41—43页。

②《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致贸易委员会主任邹琳函》(1944年10月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80。

③1945年7月17日重庆《商务日报》,原剪报见二档,财政部档案,三(2)/628。

核准,暂时亦无法查清承购商行是否确为公司高级职员之亲友,但因此事完全于暗中进行,事先并无公告,故承购者必为公司上层之熟人,且进口数量也远远超过自用,因此转售牟利当属事实;经核查公司员工并无虚报情事,但该公司职员与工役之比例几乎高达1:1,远远超过政府规定4:1的比例,人浮于事、浪费公帑乃是自然之事;有关公司高级职员利用职权收取回扣虽查无实据,但确有公司职员(如业务处生丝组组长艾补勤等)、内外勾结、牟取私利之事实。①

关于复兴公司员工、的事例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譬如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经理勾结宁夏银行驻兰州工作人员,以次充好,将2万公斤甘肃羊毛混充宁夏羊毛由复兴公司收购再转售各毛纺厂,甘肃羊毛每公担仅值6400元,而宁夏羊毛则值2.3万元,仅此一笔差价已达三四百万元②;再如复兴公司常德收货处勾结当地税务局开设商行,专贩桐油,利用职权贿放桐油出境达2万余担,进而牟取暴利,以致复兴公司收货处无油可收。③至于国营公司的官商作风和欺行霸市的行径更是司空见惯,各地收购处对货物百般挑剔,任意压价,还动不动就借口仓储已满而停止收购,以致长途运送货物的农民和商贩蒙受巨大损失。国营公司既垄断农矿产品市场及其价格,同时又限制商品出路,自然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抗战期间,国家为了争取物资、坚持抗战而实施统制经济,即对重要农矿产品出口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于一般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须品实施专卖政策,应该说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对策,而且它的立意也符合抗战建国的伟大宗旨。但是战争期间局势瞬息万变,有关政策虽经历次修正,但也赶不上形势的变化;同时,由于统购物资的收购价格常常低于生产成本,从而严重地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抗战后期大后方各地桐农、茶农和矿工毁坏桐林、砍伐茶树、放弃采矿的事例时有发生,造成出口农矿产品的产量下降。加上国营企业官商习气严重,漠视民情,有时甚至对产农百般挑剔,借机压价,所以抗战期间在产品收购方面生产者、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长期未能得以解决。就连当时曾亲身参与并执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重要人物寿景伟(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张嘉铸(中国植物油公司总经理)在战后也承认:“我国出口贸易之盛衰,直接关系农村经济,间接影响政治秩序,故确立国策,至为重要。在抗战期中,当局曾实施统购统销与专卖统制,惟因条件未备,致生产本身萎缩,人民怨声载道,其结果则‘有害民生,无裨国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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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邵慰祖等奉命调查复兴商业公司视察报告》(1945年9月27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②《国家总动员会议代电》(1944年),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③《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1941年6—11月份工作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563页。

④寿景伟、张嘉铸:《出口贸易与收购政策之商榷》(194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6),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557页。

第11篇

[关键词]贸易条件;“贫困化”增长;贸易效益;出口商品结构;进出口价格指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76万亿美元,进出口顺差0.18万亿美元,增长74%,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

但我国外贸依存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2005年高达60%,导致我国国内经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大,且随着国外贸易壁垒不断加强,出现了贸易效益低下和贸易条件呈现不利趋势等问题,已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何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是亟待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出口商品结构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的各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构成,即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出口额与整个贸易额的比,是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状况的重要指标,对该产品的出口将拉动国内的生产,形成规模经济。虽然我国工业制成品1981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但是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转变完成后,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分别所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1年以前。主要是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促进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在这一阶段,由过去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轻纺类半制成品、中间品转变,特点是较低技术含量,粗加工、简单加工。

第二阶段:1992年-2003年。1991年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了62.2%的顶峰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强劲,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47.4%。因此,这一时期是以出口轻纺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化工、高新技术产品等重化工产品转变,其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程度提升。

第三阶段:2004年及其以后。2004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份额首次超过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44%的份额,达到49.4%,使其成为促进工业制成品持续稳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顺利完成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轻纺产品等)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重化工、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变。根据海关历年公布的数据,从我国出口商品构成情况来看(按SITC分类),2004-2006年初级产品分别为405.5亿美元、490.4亿美元和475.5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6.5%、20.9%和7.8%;工业制成品分别为5528.2亿美元、7129.6亿美元、8274.9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37%、29%和28.8%。

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依然是低附加值、低工资、低技术密集度、高竞争强度的产业和加工环节,基本上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末端。我国现阶段的出口产品相对集中在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和食品等,多属价格敏感性商品,这类产品一般技术含量不高或产品开发、生产技术已经成熟,大多出口企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在贸易快速增长的前提下,表现为出口萎缩,进口增长而导致的贸易收支逆差。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潜在危险在于:在贸易条件下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与国家净福利增加的背离,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困境。因为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是需求弹性小的产品,在国际价格下降的情况下,需要大量的出口来弥补损失,因而有可能出现出口规模越大,国家净福利损失越多的现象。

二、近年来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动态

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其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则下降了2%。

(一)价格贸易条件。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造成的负面收入效应在2000-2003年相当于当年GDP的1%-1.2%,这表明我国近年来贸易条件不断下降,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以换取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对我国的经济产生负面的收入效应。

2000-2002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连续三年有不利的态势,虽然总体下降程度不大,但有些商品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如2002年,棉花的价格贸易条件=(92.4/100.7)×100=91.76,蔬菜的价格贸易条件=(93.4/104.1)×100=89.72,蚕丝的价格贸易条件=(79.3/108.1)×100=73.36,且严重地影响到这些行业的贸易效益。其中,价格贸易条件不利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出口农产品、矿产品及传统大宗出口商品价格普遍下降,而进口原油(主要局部冲突和战争威胁导致)和进口农产品(主要是自然灾害导致)价格上扬。通过表1可知,在2004-2006年期间,海关统计的18种主要进口商品中,天然橡胶等12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处于上升,占到66.7%,且基本上是数量和价格同步上升,价格增幅大部分超过了2位数,特别是未锻造的铜及铜铝材同比价格增幅高达63.1个百分点,谷物及谷物粉等3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基本稳定,只有大豆等3种进口商品的价格有所下降。

首先,随着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大大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部分因为我国经劳动力成本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某些产品的大量出口压低了国际价格。从进口的构成看,近两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生产和投资增长导致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大幅上升。其次,最近原油价格的飙升和我国对原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目前我国原油进口占消费的38%,使贸易条件进一步不利。第三,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投资的迅速扩张,导致我国进口需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原材料价格。中国新增的铁矿石进口量占2003年全球新增产量的51%,新增原油消费占全球新增量的35.3%。原油需求在过去的2年中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平均3%的增长速度。

(二)收入贸易条件。近年来,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逐步改善,表2所示,在1995年-2004年,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呈现良好的优化态势,贸易条件指数出现了加速上升的趋势。通过对近年来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贸易条件总体形势不容乐观,贸易增长主要是依赖大规模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的,我国外贸已进入结构调整阶段,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不能靠单纯的数量扩张,只能靠结构的转变。只有进行外贸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逐步由非熟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乃至向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化,才能进一步加大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确保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三、调整贸易战略、改善贸易条件的思路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最优关税理论指出,当一国的进口需求足以影响国际价格时,关税的提高将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但是,中国需要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提高关税显然是不可行的。改善贸易条件最终将依靠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即提高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比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制定长期能源战略,等等。

(一)近期的工作重点是抑制投资的过度增长。具体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产品的合理定价。第一,由于原材料国际价格的上升受我国投资需求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将有利于抑制贸易条件的进一步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针对经济过热进行宏观调控是极为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调控经济过热应从根本上抑制投资需求。第二,国内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预,油、电、煤、运价格的变化没有充分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上近来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这种价格扭曲人为地降低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张。尽管经济过热,可电价调幅极小。而某些产品(尤其是耗电量大的产品)由于需求的上升其价格的涨幅远远高于电价,给这些行业带来了暴利,加剧了投资的大幅增长。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相比,电价远落后于这两者的上涨。这意味着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电的实际价格近期一直在下降。政府早就应该大幅提高电价,依靠市场和经济的手段来筛选真正有效益的企业和调控行业间的平衡发展。对电价的控制,可以说是造成电力瓶颈的原因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指出,廉价的生产要素(包括能源)价格、劳动力价格和极低的科技含量,使中国始终背负着沉重的成本负担,为他国提供经济“补贴”。但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却带来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因此,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取消高耗能、低附加值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逐渐减少这类产品的加工生产出口,将重心移向高端产品;二是提高汇率灵活度,采取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体制,不排除进一步升值人民币的可能。

(二)从长期来看,应加快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新兴部门和行业不断涌现,各个领域和行业的竞争水平都在不断提高,拥有和保持竞争优势不能单纯依赖于低成本和大规模,要逐渐过渡到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改变这一局面,“科技兴贸”是当前的重要工作。我国明确提出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路子。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必须建立一套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开发创新机制,引进先进的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技术,提高自主开发、设计和研制能力,打破原来重引进、轻开发的格局。在引进开发、推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提高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必须从全球产业发展的高度部署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一是要制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财政金融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限制低水平建设,解决落后企业退出市场的障碍问题,把资源集中配置在对中国产业有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促进其竞争力的提高。二是要立足于自身条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扩大出口的效益。三是要制定产业技术政策,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技术和专利,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开发,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整体产业素质。四是要研究制定组织政策,促进企业组织优化,提高企业的集中度,形成必要的产业群效应,形成优势产业与相关产业、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的良性互动关系,树立名牌产品和支柱产品。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改革,使中国的出口企业贸易条件得以改善,维护国内的传统市场。

参考文献:

[1][英]沙加亚·劳尔.中国对亚洲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2002,(1).

[2]胡乃武,等.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2).

[3]马凯.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EB/OL].http://,2003-08-11.

第12篇

(一)变量和数据选取

本文使用1998-2011年的年度数据,所有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地方统计年鉴。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增长水平,FDI表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IE表示进出口贸易(I代表进口额,E代表出口额)。为消除统计数据中价格变动的影响,以变量实际值进行计量检验,故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用1997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不变价格指数对GDP、FDI、IE三个变量的数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故对GDP、FDI、IE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的变量分别用LNGDP、LNFDI、LNIE表示[3]。

(二)平稳性检验

为了防止伪回归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主要用LLC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的稳定性。分别对LNGDP、LNFDI、LNIE的水平值和其一阶差分(LnGDP、LnFDI、LnIE)进行检验,通过分析可知,1998-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即为I(1)过程。

(三)协整检验

因为LNGDP、LNIE和LNFDI的时间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同阶单整阶数的,故可进行协整分析。这里我们采用Johanson检验来判断最优滞后阶数、变量(取对数)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及存在协整向量个数。选择序列有确定性趋势而协整方程只有截距的情况,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JohansenFisher协整检验拒绝了变量FDI、IE与GDP不存在协整关系和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这三个变量最多存在两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这说明至少有三个方程可以用来描述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者两两之间的关系,即变量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四)模型构建及估计结果PanelData模型有三种形式: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建立PanelData模型的第一步便是检验样本数据符合上面哪种PanelData模型,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误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4]。经常使用的检验方法是协方差分析检验,主要检验如下两个假设:H1:β1=β2=…=βnH2:α1=α2=…=αnβ1=β2=…=βn如果接受假设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不变系数模型,无需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拒绝假设H2,则需检验假设H1。如果接受假设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构建如下F统计量:F2={(S3-S1)/[(N-1)(K+1)]}/{S1/[NT-N(K+1)]}~F[(N-1)(K+1),N(T-K-1)]F1={(S2-S1)/[(N-1)K]}/{S1/[NT-N(K+1)]}~F[(N-1)K,N(T-K-1)]其中,S1、S2、S3分别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为截面成员个数,T为时间,K为解释变量个数。根据EViews6软件估计结果得出:S1=0.905714;S2=1.435825;S3=6.518093。利用形式设定检验方法(N=6,K=2,T=14),代入以上两式计算得到的两个F统计量分别为:F2=27.27;F1=3.86。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F2a(15,66)=1.83,F1a(10,66)=1.98。由于F2>1.83,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1.98,所以也拒绝H1。因此,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变系数的形式。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面板Hausman检验Chi-sq统计值为0.16,其伴随概率P值为0.92,大于0.05,所以接受原假设,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即建立中部六省FDI、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随机影响变系数模型。模型形式为:LnGDPi=αi+β1iLnFDIi+β2iLnIEi+ui,i=1,2,…,6其中,αi为常数项;β1i、β2i为参数;ui,为随机扰动项;i为中部六省标识数字从1-6,分别对应河南(HEN)、安徽(AN)、湖北(HB)、湖南(HUN)、江西(JX)、山西(SX)。估计结果由表3给出:从β1i的估计值来看,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但影响力度不是很大,即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是很明显。FDI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明显的是湖南,模型的回归系数为0.4962,即湖南省吸引的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本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0.4962个百分点;其次是河南、安徽、山西分别为0.2872、0.2779、0.1242;而江西和湖北的FDI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很弱,分别为0.0496、0.0130。从β2i的估计值来看,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正的影响,而且与FDI相比,其影响力度更大,即进出口贸易能够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其中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大的是湖北,模型的回归系数为0.7499,表明湖北省的进出口贸易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本省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0.7499个百分点;其次是山西、江西,分别为0.6800、0.5707;相比之下,河南、湖南、安徽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不是很大,分别为0.3913、0.3567、0.3419。

二、结论和建议

通过中部六省FDI、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可知,虽然中部六省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均不平稳,但其一阶差分均平稳,所以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FDI和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正向影响,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没有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大。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率

FDI对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却明显小于对外贸易。所以,中部各省除了要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总量规模外,更应该重视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率[3]:一要注意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取舍,注重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减少盲目性;二要根据自身优势,打造核心产业,集中资源办大事;三要注意本地区内部利用外资的合理布局,形成梯次分明的产业格局。

(二)增强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

中部六省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很明显,故六省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以拉动本地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一方面,要提高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视程度,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把稳定外需、稳定出口作为保增长的重要动力[5];另一方面,要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鼓励优势产业与优势产品对外出口,尤其是自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出口为导向来倒逼本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三)注重经济软环境建设

第13篇

【论文摘要】 本文基于四川省出口贸易结构、进口贸易结构和人均GDP的相关数据,对1989年~2006年间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了三个方面的结论。 【论文关键词】 贸易结构 经济增长 四川贸易 实证研究 一、 引言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无论从进出口的规模、进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我国贸易对全球贸易的贡献来看,我国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在既有的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有相当多的文献,但对外贸易结构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的重要方面正是对外贸易结构的迅速提升”(江小涓,2007),忽略贸易结构问题的研究注定是存在偏颇的。 四川省地处我国西部地区,同时也是西部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和开放的地区之一,四川省的经济发展较具西部大开发的典型性。地处西部的四川牢固树立“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思路,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开发领域进一步扩大,2006年全省对外贸易总额突破110.2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10%,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四川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进出口达到56.14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50.9%。重装设备出口增长迅猛,电站设备、钻井设备、机车等成套设备出口额达到6.29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到26.76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幅增加,而初级产品出口迅速下降,贸易结构变化非常明显。 国内外部分学者探讨了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e(1995)根据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强调一国国内含有先进技术的进出口投入到国内生产,可直接提高国内既有生产函数的效率,进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Keller(1999)通过不同贸易结构与技术转移影响本国TFP的视角,发现国内TFP的增加与进口份额存在正相关关系。关于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结论。如国内学者王永齐(2004、2006)基于Baldwin(1992)和Mazumdar(1996)关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争论,构造了一个贸易结构测度指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模型估计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结构显示,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徐光耀(2007)得出了在不同的贸易结构下,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不同促进作用的结论,李兵(2008)的研究表明工业制成品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进口则有抑制作用。 本文拟选取四川省1989-2006年的数据对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分析等方法,系统研究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二、变量、数据与研究方法 贸易结构是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按照附加值的高低,可以用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相对比例来表示贸易结构。初级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弱;工业制成品附加值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往往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而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却相反,以进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经济学家通常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进出口中的相对比重来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劣。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四川省的对外贸易结构日趋优化,进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提升。我们用EXM表示出口贸易结构,IMM表示进口贸易结构,由图1可以看出,1989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仅为0.65,而2006年该值达到了0.92;与此类似,1989年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为0.83,而2006年达到了0.93。无论是进口贸易结构,还是出口贸易结构,在90年代以来均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优化。 我们用人均实际GDP来代表经济增长变量,GDP的数值采用1978年不变价格,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2007。而进出口贸易结构数据来源于1990年~2007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为消除时间序列经济数据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所有变量的 实际值均采取了自然对数,处理后的数据不影响原序列的相关关系和协整关系,三个变量我们分别记为:LNGDP、LNEXM和LNIMM。 本文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角度来考察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我们考虑构建三变量VAR模型来进行考察。这一方面是因为VAR模型较单方程模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因为本文所考察的经济变量多为水平变量,具有非平稳性,简单回归方程容易产生伪回归问题,必须进行协整检验,因此我们选择在多变量VAR系统中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式中,表示外生变量,表示残差,为各变量的系数,p为滞后阶数。可根据研究需要而改变各变量的具体指标内涵,从而得出最合适的结论。 三、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由于几乎所有表示绝对量指标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因此我们在对变量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检验其平稳性。本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的水平和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其中,检验过程中滞后期的确定采用AIC最小准则,以保证残差值非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1。 注:检验形式(C,T,L)分别表示带常数项、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D表示差分算子*(**,***)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由表1可以看出,在变量的水平值上,所有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可认定LNGDP、LNEXM和LNIMM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变量是平稳的。于是,我们认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为I(1)。对于这些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能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他们的相关性,而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 2.协整分析。由于VAR模型的稳定性与其滞后期有很大的关系,滞后期越长模型的稳定性越差,因此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在选择滞后阶数时,一方面要使滞后数足够大,以便能完整地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滞后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减少。所以通常在进行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依据上述思路,本文根据Eviews软件中的Lag Length Criteria综合考虑LR检验、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等检验方法,并对模型的异方差、自相关和正态性进行检验,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通过对各最优滞后期模型进行AR视图检验,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均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时,VAR模型是稳定的。 为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Johansen提出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对原始数据序列的分析来确定数据空间中是否存在线性趋势,并根据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所得的结果,从而确定我们选择的检验形式(具体检验步骤略),综合检验结果见表2。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2可以发现,迹统计量表明三者无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表明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相应的协整方程为: 由协整方程(2)发现,工业制成品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长约7.6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工业制成品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长约0.157个百分点。但是从括号内的标准差来看,进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出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比,前者作用较小,但也较显著;后者较大,但并不显著。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统的基于VAR模型的检验,另一种则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基于VEC模型的检验,两者的区别在于适用范围的不同,前者仅适用于非协整序列间的因果检验,而后者则是用来检验协整序列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三变量VAR系统是协整的,因此我们的检验基于VEC模型作出。具体检验结果可见表3。 注:在10%的条件下显著均拒绝。 从表3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发现,在样本考察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口都不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工业制成品出口与工业制成品进口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但GDP的增长确是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四川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也趋于上升。 四、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四川省出口贸易结构、进口贸易结构和人均GDP的相关数据,对1989年~2006年间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 1.在样本期内,四川省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均呈现出大幅度的增加,贸易结构趋于优化,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已经成为四川省对外贸易发展的主流,初级产品进出口比例不断趋于下降。 2.协整分析表明,工业制成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均能促进四川省人均GDP的上升。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经济增长效应要远大于工业制成品进口的经济增长效应。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出口贸易结构和进口贸易结构的提升均不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但人均GDP的增加却是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四川省人均GDP的增加能够促进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

第14篇

内容提要:本文将中国划分为8大区域,通过分析这8大区域与韩国、台湾地区、日本之间的贸易趋势,寻找影响中国各区域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韩国、台湾地区、日本这三个东亚经济体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0%,在同中国的贸易中存在着区域和商品种类上的差别。即韩国在东北地区、台湾在南部沿海地区、日本则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显示出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并且它们在中国各沿海地区的产品出口种类趋于相同,说明东亚三个经济体在中国各地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通过对东亚三个经济体同中国各区域产业内贸易趋势的分析,发现,收入水平高、产业结构相对高级的东部沿海区域表现出相互独立的贸易结构。这种现象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各区域之间还存在着较独立的产业结构。产业内贸易大部分由垂直产业内贸易构成,即同东亚三个经济体形成了商品质量和价格差别的同一品种之间的贸易。最后,通过对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各区域的人均收入水平、外国直接投资额、工业产品出口比重等是决定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 论文关键词:中国各区域对外贸易,产业内贸易,东亚三个经济体 一、绪论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全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对外贸易额迅速增加,到2011年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11,544.5亿美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55倍。在中国对外贸易量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韩国、日本、台湾地区这东亚三个经济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2011年,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对中国出口总额分别占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并且它们作为中国的出口伙伴分别占第三位、第七位和第四位。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与中国地理位置相邻,产业构造具有互补性,文化差异较小,这会促进这些经济体对中国贸易量的增大。 特别是韩国,中韩建交之前的1990年,两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8.5亿美元,到2011年已经达到了899.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的第一贸易伙伴国,而韩国也成为中国的第四贸易伙伴国。按照韩国的统计,2011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201.8亿美元。 但是,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省、市、自治区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使得统一市场难以形成,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效率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结合这种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分析中国各区域与东亚三经济体间的贸易结构,并寻求中国各个区域对东亚地区的贸易战略。 本文首先根据1998年一2003年间中国各区域的对外贸易资料,分析8大区域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间的贸易趋势。其次,用HS4单位计算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中国8大区域和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间的贸易结构。并且将产业内贸易进一步划分为垂直产业内贸易和横向产业内贸易,对产业结构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最后,对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试图探讨国家间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区域间贸易。 二、中国各区域对外贸易的趋势及东亚三经济体的竞争力趋势 1.东亚三经济体与中国的整体贸易趋势 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40%,中国向这三个经济体的出口约占中国总出口的20%。这些数据表明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这三个经济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见表1)。另外,这三个经济体显示出对中国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相反,考虑到中国对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显示出的大规模贸易顺差,可以说中国在东亚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上充当了某种桥梁的作用。并且,这种进出口结构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到最近一直保持着稳定态势。观察1998年一2011年间东亚三经济体和中国的贸易趋势,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从20.2%减少到了16.8%,降低了3.4%,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也降低了4.0%。在此期间韩国和台湾地区对中国贸易比重则无明显变化,相比之下,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中国市场竞争力有所提高。以2011年为例,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前7位品种中,有5个品种同样包含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向中国出口的前7位品种中,而在1998年,日本和韩国、台湾地区之间仅存在2个同品种的竞争,由此可以推测近年来的竞争强度越来越大了。而从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出口情况看,1998年主要集中在服装类和煤炭、石油原料类产品,而近年来则集中在电 子产品和汽车零部件产品上,并且对这三个经济体的产品种类趋于相同(见表2)。 表1 东亚三经济体同中国的贸易现状 (单位:亿美元,%) 年份对中国出口额从中国的进口额对中国贸易收支 韩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日本 1998150.2 (10.7)167.0 (11.9)283.1 (20.2)62.3 (3.5)37.8 (2.1)295.2 (16.4)87.9129.1—12.1 1999172.3 (10.4)195.4 (11.8)337.8 (20.4)78.2 (4.0)39.5 (2.0)324.2 (16.6)94.1155.913.6 2000232.1 (10.3)255.0 (11.3)415.2 (18.4)112.9 (4.5)50.4 (2.0)416.1 (16.7)119.2204.6-9.1 >2001234.0 (9.6)273.4 (11.2)428.1 (17.6)125.4 (4.7)50.1 (1.9)450.8 (16.9)108.5223.4—22.7 2002285.8 (9.7)380.8 (12.9)534.9 (18.1)155.1 (4.8)65.9 (2.0)484.8 (14.9)130.7314.950.0 2003431.6 (10.4)493.6 (11.9)742.0 (18.0)201.0 (4.6)90.1 (2.1)594.5 (13.6)230.6403.5147.5 2004621.7 (11.1)647.6 (11.5)941.9 (16.8)278.1 (4.7)135.5 (2.3)735.4 (12.4)343.6512.1206.6 注:1.表中的统计数据是韩国贸易协会(www.kita.com)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整理得出的。由于 进出口价格计算方式及间接贸易 处理等因素,各国(地区)贸易统计数据有点差异。 2.括号内的数值是在中国进口(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 表2 东亚三经济体对中国的进出口主要商品品种 (单位:%) 资料来源:韩国贸易协会(www.kita.nd) 2.东亚三经济体与中国各区域的贸易趋势 为了观察中国各区域同东亚三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趋势,首先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区域,如表3。如果按31个省市对中国进行划分则过于详细,无法考虑相邻省市间实际形成的省际分工情况,很难得到有意义的贸易趋势。举例来说,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被统称为长江三角洲,这些区域内分工及经济融合达到了一定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一个区域观察贸易趋势更为现实可行。 通过考察各区域对外贸易量可以看出,东亚三经济体都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国际交流广泛。日本与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贸易频繁。韩国在东北沿海、北部沿海都有较大贸易量。台湾地区在南部沿海地区的贸易相对活跃。 表3 中国区域的划分 区域划分省、市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 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海南 黄河中游地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 长江中游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 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广西 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从东亚三经济体和中国各地区的整体贸易趋势来看,日本在整体区域上显示很大的贸易量,但贸易顺差的规模相对较小,而台湾地区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上海以南的东部沿海地区,并在此区域内保持很大的贸易顺差规模,相比之下韩国在东部沿海地区有比较均衡的高贸易额和较大的贸易顺差。 从1998—2003年间三经济体市场占有率的变化来看,韩国在北部沿海、东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呈上升趋势(见表5),台湾地区在现有优势区域的南部沿海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上升,相反,日本则显示出整体市场占有率的下降,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下降趋势尤为明显。这与韩国和台湾地区成功地打入了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表4 8大区域同韩国、台湾地区、日本的贸易收支趋势 (单位:亿美元) 年度地区 韩国台湾地区日本 出口进口收支出口进口收支出口进口收支 1998东北地区10.812.0-1.21.41.6-0.1920.836.8-16.1 北部沿海地区42.620.821.86.63.43.241.254.9-13.7 东部沿海地区27.611.516.226.57.918.676.295.0-18.8 南部沿海地区64.89.055.8130.019.9110.1130.388.541.8 黄河中游地区0.93.9-3.00.42.1-1.62.96.3-3.4 长江中游地区2.22.6-0.41.01.4-0.44.46.6-2.2 西南地区0.91.9-1.01.01.4-0.45.84.810.0 西北地区0.40.7-0.30.050.14-0.091.52.3-7.4 2003东北地区22.327.0-4.62.81.90.946.158.9-12.8 北部沿海地区116.564.552.024.27.416.8100.199.56.5 东部沿海地区154.050.3103.7193.337.9155.5296.7235.761.0 南部沿海地区 127.430.596.9264.730.5234.2258.6162.696.0 黄河中游地区1.016.7-15.71.16.5-5.48.815.9-7.0 长江中游地区7.34.03.33.72.90.7165.09.96.6 西南地区2.84.1-1.43.62.41.2123.48.53.9 西北地区0.34.0-3.70.20.6-0.42.83.6-0.8 表5 韩国、台湾地区、日本在中国各区域的市场占有率 (单位:%) 3.东亚三经济体在中国区域市场的产品品种及其贸易趋势 韩国、台湾地区、日本同中国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区域,下面以这些区域为中心观察各经济体在上述区域市场的产品品种及贸易量趋势。三经济体出口额前10位内的品种在对应年度的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约为30%-40%,在HS4单位中包含了1000多个贸易品种,而仅仅其中的10个品种就超过了总出口额的30%,表明这10个品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主导对应地区的出口。 韩国、日本、台湾地区的核心竞争品种是指他们在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四大区域中的三大区域内出口额均排在前10位内、不受地区影响保持较高竞争力的品种。同样中国的核心竞争品种是指中国的八大区域中的至少三大区域贸易量保持前10位内的品种(见表6)。同1998年相比,东亚三经济体2003年对中国各地区出口具有集中在相同的品种的倾向,并且商品种类也逐渐转变为电器和机械类。此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各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向相同方向发展,导致产品种类集中在相同的原材料制品和最终产品上。 由于中国东部及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及贸易结构趋于相同,中国各地区开始呈现出对东亚三经济体核心竞争品种及电器机械类的部分品种进出口集中的现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98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中,核心竞争品种是服装类的4个品种,而2003年减少为1个品种(6203品种),由此可以判断随着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同构化,服装制品的出口减少,而电器机械类的出口开始增加。 并且,1998年一2003年间,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在中国各地区内的竞争品种有增加的趋势。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98年的竞争品种在各区域主要是石油原料、塑料、电器机械类等,而2003年则变为电器机械类、科学仪器等品种(见表7)。从这种现象可以看出,韩国和台湾地区通过产业结构的高度同构化,打入了过去日本在中国处于竞争优势的品种市场。 表6 东亚三经济体在中国市场的核心竞争品种 韩国对中国出口中国对韩国出口 核心竞争品种 1998年2710.3901.5407.85408609 2003年2710.8473.8525.8540.8542.8708.90138471.8473.8529 台湾地区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对台湾地区的出口 核心竞争品种 1998年5407.6002.8479.8541.85427207.8504 2003年8473.8534.8542.90137207.8473.8529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对日本的出口 核心竞争品种 1998年8473.8522.8529.85426110.6203.6204.6302 2003年8473.8479.8529.8541.854287086203 表7 东亚三国对中国务区域市场竞争品种 19982003 东北84738473,8529,8542 北部5407,8529,85428525.8529,8542 东部54078471,8473,8542,9013 南部3903,54078473,8542,9013 注:竞争品种是指韩国、台湾地区、日本向该区域出口的前10位商品中相同品种,三经济体在这些制品的市场竞争很激烈。 三、东亚三经济体与中国 各区域产业内贸易的趋势 1.产业内贸易理论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逐渐一致,贸易品种也有向资本和技术集约型集中的倾向。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贸易结构,下面将用产业内贸易理论进行说明。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将国家间的贸易阐述为基于资源禀赋差异的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但是最近的世界贸易趋势表明,与不同产业间形成的贸易相比,相同产业内发生的贸易比重增长迅速。相同的产业内进口某种商品和出口某种商品的贸易被称为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 谷洛贝尔·洛伊德(Grubel,Lloyd,1975)曾经提出产业内贸易发生原因以及测定方法,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基本的研究。在谷洛贝尔·洛伊德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迅速发展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主要是用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概念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发生原因。即如果生产上存在规模经济,消费者追求产品多样化,一个国家会注重一个产品的生产而不是生产多种产品,从而发生同行业的贸易。 除了谷洛贝尔·洛伊德以外,还有沃尔特(F.Wolter,1980)、密内儿(C.Milner,1984)、鲍温斯(L.Bawens,1988)等许多学者都实证研究过决定这类贸易的因素,归纳这些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一般来说,如果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贸易伙伴国间的资源禀赋差异越小、市场规模越大、贸易壁垒越低、运输费用越低、跨国企业活动越频繁,那么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就会越大。 但是,就像上述所说的那样,决定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是产品多样化。不过最近比较多的是对这些产品的多样化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也就是说同行业中产品质量虽然一样,但还要对性能和设计有所差异的产品贸易——横向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甚至对产品质量有所差异的产品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把产业内贸易分成两种类型的原因是,在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中,产业内贸易比率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以同一类产品贸易来说明产业内贸易是有局限性的,所以进一步划分为横向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从而更加明确地观察贸易结构的产业间和国家间的特征。 金、崔和申(C.H.Kim,Y.C.Choi and H.C.Shin,2000)将韩国的33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产业内贸易划分为横向产业内贸易和垂直的产业内贸易,并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得到如下结果:横向产业内贸易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制造业在贸易总量当中所占的比重、产品多样化的程度以及贸易伙伴国的市场规模等 指标有正的相关关系。垂直的产业内贸易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异和外国直接投资有正的相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说明,贸易中垂直产业内贸易的比重与贸易伙伴国的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有着相关关系,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禀赋与垂直产业内贸易比重的关系不大。此研究结果特别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比重有较大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在中国,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相当多,因此中韩贸易与收入水平相比,垂直产业内贸易可能比率很高。 胡和马(Hu和Ma,1999)用中国的4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1995年的统计结果,对横向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根据其分析结果,横向产业内贸易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总额中、工业产品的比重和产品多样化的指标(HufbauerindexO)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垂直的产业内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源禀赋率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2.产业内贸易的测定方法 在产业内贸易的测定方法中,谷洛贝尔,洛伊德提出的GL指数应用最为广泛。谷洛贝尔·洛伊德把产业内贸易定义为与类别产品的进口额完全一致的同行业出口额。GL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Xi为出口额,Mi为进口额,i为类别产业(SITC3digit)。这时,某一个国家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以个别产业的进出口额所占的比率来加权平均,计算公式如下: 但是,当该国家整体贸易处于不均衡状态时,GL指数有向下偏移的可能,因此贸易不均衡时,使用以下两种方法对GL指数进行调整。 因此艾宽努指数的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如下: 3.中国各区域的产业内贸易趋势 中国各区域和东亚三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结果,如上所述,一定程度上符合现有研究结果。即通过中国各区域和东亚三经济体间的产业内贸易及垂直、横向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看出如下现象: 第一,东亚三经济体在收入水平相对高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内贸易比重较高,而在收入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比重很低。这与通常所说的收入水平越高、贸易伙伴国问的资源禀赋差异越小,产业内贸易越高的实证研究相符。 第二,产业内贸易中,垂直产业内贸易占绝对比重,这种现象在东部沿海区域最为突出。即,东亚经济体和中国各区域产业内贸易主要是以在价格、质量上存在差异的同种商品的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 第三,1998—2003年间,韩国和台湾地区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特别是垂直的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呈增加趋势。这些现象与该区域在相同的时间内以较快速度提高了收入水平、市场规模扩大、外国直接投资急速增加具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与韩国、台湾地区的产业内贸易及垂直的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趋势相反,日本在东部沿海地区垂直产业内贸易出现了减少的趋势。韩国和台湾地区取代日本在该区域内现有产业内贸易优势的可能性正逐步增加。 对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通常收入规模越大、市场规模越大、跨国企业活动越频繁、贸易壁垒越低、运输费用越少、资源禀赋差异越小,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就越大。韩国和台湾地区在1998—2003年间,与产业内贸易正向相关的因素持续增加,这可以通过中国 最近的经济变动得到确认,因此推测同这些经济体的产业内贸易的比重正在增加。 但是,根据金、崔和申(C.H.Kim,Y.C.Choi and H.C.Shin,2000)计算出的韩国的44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胡和马(Hu and Ma,1999)计算出的中国的4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韩国和相对低收入的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与韩国和相对高收入的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比重几乎相同。把这种现象与金和张(Kim,T.G.and S.H.Chang,1998)在82个国家之间的横向分析之中所得出的结论相比,也就是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规模越接近、资源禀赋差异越小、两个国家间的经济规模越大产业内贸易比重越大的结论相比,可以推测中韩贸易的运输成本较低,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资源禀赋差异相对较少的特点,成为提高两国之间产业内贸易指数的重要因素。 表8 韩国、台湾地区、日本和中国各区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产业内贸易指数 经济体韩国台湾地区日本 年份1998年2003年1998年2003年1998年2003年 中国整体22.226.921.121.825.625.8 东北18.922.58.110.525.821.0 北部沿海25.930.519.422.127.520.5 东部沿海15.924.224.925.323.226.6 南部沿海8.317.417.414.927.924.1 黄河中游2.23.73.13.9 15.15.6 长江中游10.09.04.05.46.56.4 西南2.64.63.64.75.97.8 西北0.40.151.20.350.42.1 垂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经济体韩国台湾地区日本 年度1998年2003年1998年2003年1998年2003年 中国整体16.223.516.317.024.120.9 东北15.618.76.98.322.717.9 北部沿海23.324.618.220.024.016.4 东部沿海13.319.521.323.120.525.1 南部沿海7.215.214.311.324.519.7 黄河中游2.1 >1.92.83.712.85.1 长江中游8.97.63.54.75.56.3 西南2.12.72.54.54.66.0 西北0.40.101.2O.330.42.0 4.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 考虑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现有研究结果,我们把中国的八个区域假定作为一个个经济体来分析中国各区域的产业内贸易。但是,依据中国各区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结果证明,中国和东亚三经济体的贸易大部分由垂直的产业内贸易构成。因此,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对中国的产业内贸易的决定程度较高,对垂直的产业内贸易集中计量分析更为妥当。按照现有的研究结果,产业内贸易及垂直的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主要是,贸易伙伴国的收入差异、外国直接投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和制造业的出口比重等,因此本文推导出如下公式: 式中,PCGDP指中国各区域的人均收入,FDI指中国各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ISHARE指对中国各区域的贸易伙伴国的工业产品输出比重,GDP指中国务区域的GDP,Huf指产品多样化的指数(Hufbauer index),TIMB指为了调整贸易不均衡,产业内贸易指数向下偏移而取的进出口中贸易不均衡比重的绝对值。 通过运用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随机效果模型(Cross section-time series Random effect model),1998年一2003年间中国各地区和韩国、台湾地区的贸易资料,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表9反映了在10%显著水平上的结果。 依据对韩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各区域间的垂直的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各区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是重要的决定变量。按照这种分析结果,国家间贸易结构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各区域与东亚三经济体间的贸易情况。如果这个假定成立,我们可以推测,中国各区域的贸易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独立性是比较强的。 四、结论 本文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区域,从而分析韩国、台湾地区、日本等东亚三经济体和中国的贸易结构。依据本文的分析,可以推出如下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各区域的对外贸易相对独立。中国的主要区域和贸易伙伴国各自在同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一般适用于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各区域之间的贸易。因此按各 区域分析贸易结构,也可以用于说明中国的整体贸易趋势。 第二,近年来,韩国、台湾地区、日本逐渐在中国各区域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说过去一定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在中国各区域中的竞争是在各自优势的品种内展开的,那么现在这种现象正逐渐消失,整个区域内的同品种竞争已经形成。并且,在东亚三经济体和中国的贸易中,垂直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些经济体在同品种的价格和质量上开展了持续的激烈竞争。 Aquino,A.,“Intra-Industry Trade and Inter-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s Concurrent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Manufactures. ” Weltwirtschafiliches Archiv 114, 1978, pp. 27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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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论文关键词:创新能力;国际贸易;应用型;课程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外资企业、跨国公司以及我国各类企业对涉外经济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对外贸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培养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具备综合的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已成为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课程体系的建设就显得尤为突出。新的经济形势要求高校在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时,必须要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的原则,注重知识结构和能力培养的整体优化,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实用型、复合型外贸人才。

一、国际经济贸易人才的能力要求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社会对外贸人才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外贸工作者不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综合的实践能力。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具备较高的商务外语沟通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第二,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必须掌握国际贸易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要通晓我国外贸政策和理论、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进出易程序与合同条款等。除此之外,还要熟悉国际经济金融、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情况;第三,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具有不断创新的能力。要时时注意外贸工作的动态、情况、问题,及时捕捉国际贸易信息和良好商机。要敢于创造新思维、探索新路子、开创新局面,从而在商战中出奇制胜。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贪多求全,结构不尽合理

由于许多高校要求学生修满一定的学分,因此设置了很多通识选修课和专业选修。学生学习负担很重,疲于应付,难有时间和精力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在理论课与实践课方面,许多高校过分重视理论课而轻视实践课,甚至取消实践课或任意缩短实践教学的课时。导致学生动手能力差,学不能以致用,走向社会时,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

(二)课程内容交叉、严重重复

由于课程设置贪多求全,使许多课程的内容有所交叉。学生重复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上课不注意听讲,教师也难组织教学。除此,部分课程教学内容陈旧老化、更新慢,跟不上国际经济发展的形势,而在课时分配上,受传统旧体系的影响,难于舍弃。

(三)工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过分理论化

目前,毕业生就业压力相对较大,在“以就业为中心设置课程”,“培养宽口径复合人才”的指导思想上,部分高校依旧过分强调对学生基础知识的讲授,而忽略了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实用技能的培养。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原则

课程体系构建的主导思想是以通识教育为目的,培养多元化和动态应用的复合型人才,强调所有课程模块之间、教和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这种课程体系下,所有的知识都不是孤立的,所有的课程都可以找到与其相关课程的结合点,通过各课程模块相互的结合点展开对各门课程的学习和研究。因此,在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以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原则;第二,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三,坚持以“就业主体”为主,兼顾个体发展的原则,国际贸易专业要以就业为导向,加强专业能力和专业素质培养,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实现人才培养与职业岗位的接轨,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

四、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方案

在“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基础上,从知识、素质和能力三个方面,建立一切为了学生,适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的课程新体系。新体系要把掌握专业理论知识能力的培养,操作能力、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有机融合起来,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课程的设置类型

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身心素质,计算机应用能力,语言表达、应用写作能力和外语应用能力。在基础课设置上主要有:政治、计算机应用基础、数学、外语、大学语文等。

2.学科基础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是经济类学生必修的基础课,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知识:一是经济学基础课程。是向学生讲授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原理与理论。具体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法学、经贸应用写作、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二是经济类公共课程。包括金融学、国际贸易原理、风险管理概论、财政学等。三是经济类基本专业课。让学生掌握市场营销原理与实务;掌握市场经济与宏观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及国际金融学理论知识。其课程主要包括市场营销学、市场经济与宏观管理、国际金融学、计量经济学。四是经济类基本技能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财务、企业、金融、电子商务等外贸业务中所涉及到的相关的理论知识。课程包括财务管理、国际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学、现代企业制度、电子商务、CI策划与企业文化、证券投资与期货、企业战略管理、消费经济学。

3.专业课

在专业课设置上,应拓宽专业口径,使学生在学习专业课时可以自由选择。在重视理论知识传授与学生具体技能培养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社会适应能力。专业课要与国际接轨,要注重实尉陛。通过专业课的学习,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讲,专业课可设置为四大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实务课、专业知识课和相关专业课。

(1)专业基础课。让学生掌握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及国际贸易基础知识、国际商法基础知识、商品相关理论知识。课程包括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国际商法、商品学等。

(2)专业实务课。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实务、相关单据、结算的实务知识。课程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单证实务、国际运输与物流、国际结算、外贸函电。(3)专业知识课。使学生掌握与国际贸易实务相关的知识。课程包括国际经贸地理、海关报关实务、世贸组织规则、外贸谈判口语。

(4)相关专业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生物技术企业生产经营与管理的基本知识、法律法规、经济合同的签订执行原则及注意事项;具备生物技术产品市场调研、市场开发与营销能力;掌握不同的贸易方式的理论及实物知识。课程包括经济合同管理、国际投资与管理国际服务贸易、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经济合作等。

4.实验与实践教学

实验与实践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具备掌握学习方法,理解掌握和固化新知识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决策能力,接受挫折能力,竞争能力,团结共事能力,最后达到具备跨学科溶汇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课程包括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实习、ERP实战模拟实习、海关报关实务课程实习,公益劳动、军事训练,毕业实习。

实验与实践教学环节是大多数高校教学中的薄弱环节,为培养国际贸易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可建立国际贸易网络模拟实验室与国际贸易场景模拟实验室,将整个国际贸易流程中所涉及的内容全部设计在内。实习形式包括商贸实习、行业见习、专业讲座和建立稳固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在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应具备的知识与能力中,有相当部分只能在实际工作中获得,因此应拓展教学空间,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建立互利互惠机制,共同建设与国际贸易专业相匹配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培养实用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