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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程;朱熹;陆九渊;语言哲学
与先秦经典化过程及汉唐解经传统相比,两宋儒学的语言哲学突破了训诂师承的传统,以“自得”、“体认”为基本致思取向,以“理义大本”为范阈,提倡“大自奋拔”、“自作主宰”的自由学风,其语言哲学表现出以求“学”问“道”为特点,在“文字”——“文义”——“圣人之意”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中寻绎恰切的解释。正如朱熹所言:“圣贤形之于言,所以发其意。后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注解而失其主。凡观书,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晓,然后以注通之。”这表明两宋儒者以语言为工具,以直探圣人“本意”与经典“本义”为主,其注疏等训诂方法则仅作为辅工具。本文集中分析两宋儒者语言哲学中的终极关怀、解经方向及其文本观。
一、“求圣人用心处”:两宋诸儒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意义
两宋诸儒的确信之一是,透过文本可以求得“圣人用心处”。程颐在早年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中,认定“圣贤可学而至”。他著《周易程氏传》,是要振起士人于沉迷之境,“俾后人沿流而求源”。而求得“理义大本”,是两宋儒学语言哲学的理性支点。普遍怀疑而又遵从“理义大本,’以求切己自得,使两宋儒学在经典解释方面形成了不同于汉唐注疏的新范式,即由注疏转向了对经典大义的创发。
欧阳修在《易或问》中指出:“大儒君子之学也,理达而已矣!”他主张恢复儒家经典的原始本义,摒弃离经的“杂乱之说”,并又指出“所以尊经”的理由是为了获致“六经”的本义,可以质疑汉唐经学的流弊,将现存的各种注疏“相攻”,而“勇断”地“去取”。对“理义大本”的阐述,最为典型的当是朱熹。他说:“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朱熹的这一观点突破了只是“不越注疏而已”的旧习,开了新的“运数”,无疑给南宋儒学界吹进了一阵新风。
两宋儒学极其重视探求和重建经典的“原意”,并透过经典的原意而观察自然之理,如朱熹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这一观点既包含了他们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也体现了解经者实现天人贯通的终极关怀。
在两宋儒者看来,自孟子之后,道学暗而不明,因此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为了发明往圣之“用心”,重新阐明圣贤之学。朱熹说二程发明道理,突破了“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的局限,开示学者“求圣人用心处”,重建接续了道统。二程自己也说:“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只有做到“句句而求之,尽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才能使“圣人之意”涌现出来。
朱熹则主张除去自己私见,解释文字要著意玩味,虚心玩索,才能得圣人用心处。他说看书“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读书著意玩味”。玩味其实就是熟读精思,使义理从字里行间涌现出来。他主张“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朱熹反复说要看古人“用意”,凡看文字,须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要看它“用意”在哪里。所谓“解经之解”,就是将“圣贤之语解开了”。他批评那些只能守经者,只是“理会讲解而已”,主张“理会身己,从自家身己做去”,立志去切己做工夫。
与朱熹在思想体系上截然不同的陆九渊,在解经的思路上其实与朱子也是一致的,即要去求得古圣贤之精义。他认为在昔人之说、存在的事实、今人的解释之间,有很大的出入,而“圣贤教人,句句实头”,因此,在经典阅读过程中“当勉致其实,毋倚于文辞”。他要求学者通过“文”、“言”求得言说者的“德行”之“实”,不能“倚于文辞”,“徒以臆想,称引先训,文致其罪”,以至于“人心不服”;他还说,不从“本”上、“实”上下工夫,只能是“学无端绪”,其旨归只能是“悖戾,庞杂肤浅”,无法立足于世。
既然“圣贤心无不同”,只要将圣贤之意解释清楚了,切己去做,就会与圣贤为一,实现天道人事相贯通,上下与天地同流,这是宋明儒学基本的终极关怀。张载《西铭》“民胞物与”思想表明,“子夏‘四海一家,观念,在张载这里已经演变为‘天地万物一家’的思想,人的终极境域实是整个天地宇宙”。为了抵达这种境界,深解圣贤之意,宋明诸儒采用了除“私”去“蔽”的解经进路。在这样的解经过程中,我们深窥宋明儒学,尤其是两宋儒学就文本而“取正意”的文本观。
二、就文本而“取正意”:两宋儒者语言哲学的文本观及其解经进路
在现代西方的解释学看来,任何解释工作都必然有先入之见,它是在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视见(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中先行给定的,如海德格尔说:“解释奠基于一种先行掌握之中。”然而,两宋诸儒在解经过程中则要求不先立说,不人为地设置理解的障蔽,努力从文本中寻批古圣贤的意思。如朱熹所说:“圣人说话,开口见心,必不只说半截,藏着半截。学者观书,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须立说别生枝蔓。唯能认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这种寻求经典原意的思想与现代西方的解释学思想显然有较大的距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宋诸儒主张解经时要除“私”去“蔽”,如张载就说:“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他们在解经过程中,力图尽量避免“先行视见”所造成的弊病,主张去“旧见”才有利于获得新解。这同现代西方解释学主张有暗合之处。朱、陆在学术品格上有很多相异之处,但在去“私”除“蔽”这一点上,二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值得重视的地方。
朱熹还说:“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有先入之说。”而且,某种程度上,这种“先入之说”就是个人“私意”,“看文字先有意见,恐只是私意”。朱熹批评时人以己意代替圣贤之意,并给了一个恰切的比喻,“譬之此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道光明”,私意之蔽圣贤之意、经文本义,正如烛笼骨子障蔽笼中外放的光明。为了解除私意之弊,朱熹一再提倡“平心”、“虚心”,不要“立见解”、“先立说”,“若执著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这样才能达到“熟读涵味”的效果。他反复告诫学者要尊重文本,尊重作者,读经要“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以他说看他说”。
朱、陆在学术品格上有很多相异之处,但在尽量避免“先行视见”所造成的弊病这一点上,二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陆九渊也主张除去“前见”、“前识”,不能让先入之见障蔽了对真知的认识,既要“平心”去读,又要空其已知,“打叠田地净洁”,立志去读书。陆氏之所以强调这样,一是出于“自作主宰”的考虑,强调“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要求“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二是认为“前见”往往会遮蔽很多很重要的方面,造成“虚妄”不实,“一切被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在陆氏看来,“人心不能无蒙蔽,蒙蔽之未彻,则日以陷溺”,而“私意是举世所溺”,由于这种“私意”、“私欲”等的“蒙蔽”,使人学不见道而成为私智穿凿的“小人”,“学不至道,而囿于私见”。不过。陆氏也深深地意识到,即使是贤智者也不能免于“意见”之蔽,而有“失其本心”的时候,所以,他提倡一种深切反省的去私蔽的方法,他说:“必有大疑大惧,深思痛省,决去世俗之习”,“加剖剥磨切”,使心不蔽于物欲,“蔽解惑去”,从习俗与闻见中超,“闻善而慕,知过而惧”,从而不失君子之德。
三、“理会本原”与得理忘言
两宋诸儒将“自得”精神落实到讲学上,主要表现为对著之于文本的圣贤之意的体察,即如何由载道之文契通圣贤之意,这就必然涉及到他们文本观中的“言意之辨”问题。
朱熹主张要去“理会本原”,“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以“自家身心做根柢”,不能从册子上讲论文字。在他看来,“理会本原”其实是为了“涵养于未发”。他批评时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皆以涉猎该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在他看来,读书当“切己体察”以“求道”,不能拘泥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且当看其大意”。他要求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一切从原头理会过”,“须要就那个大处看”,因为“要就那大处看,便前面开阔”,着眼于“壁角”,就会“地步窄,一步便触,无处去了”。
在程朱一系的儒者看来,“义理”与“圣人之意”,大都是“道理平铺”,一切自然地呈现着。他们认为“天下同此一理”,“天地人只一道”,“才通其一,则余皆通”,物我一理相通,天道与人道相贯通,故格物穷理,一通皆通。如朱熹认为万物“一理”,故“格得多后自能贯通”。他还说看义理难,“又要宽著心,又要紧著心”,但只要不“拘滞于文义”,“细心看他名义分位之不同”,就能“一一分晓”出此番道理。
在对理——经——传三者的关系上,大概也可以说是在文义——文本——历史上的解经者之意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朱熹也认为通“经”可弃“传”,得“理”可忘“经”。朱熹认为,所谓“通经”,其实就是“理得”,只看他“影象”与“大概路脉”,不用理会“边旁四畔”,不能强求对于经书细部的理解。在朱熹看来,“理会文辞”是通达“理义大本”的必由之路,在没有得“理义大本”前,心里也必以通达“理义大本”为目标,对经典文辞要“切己用功”,“就事物上理会”,不能“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得“理义”于心以后,便可“视言语诚如糟粕”了。二程主张学者应重在求“圣人之意”上,“于简策之外脱然有所独见”,反对“固执”文本而要求“通达”,正是要求“得意忘言”。不过,程颐又说:“得意则可以忘言,然无言又不见其意。”这样,在言意之间还没有走到完全轻视语言的地步。
论文摘要:高校环境的新变化必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和要求。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融入人文关怀,探寻其实现途径,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伦理道德、交往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他们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一、人文关怀的内涵及其价值体现
重视和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内在要求。从哲学意义上说,人文关怀关注人自身的命运与价值,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人文关怀以人文精神为主导,其内涵包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自由尊严、道义良知的人道精神,公正平等、民主法则和理性精神。人文关怀的现实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着眼于培养人们树立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庄严崇高的道德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鲜明的个性意识与集体主义风格,健康开放的文化心态与精神风貌。从现实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人文关怀是指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当代大学生而言,人文关怀就是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和个性需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理解、关心和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实现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塑造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人的精神存在及其发展,追问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因此,人文关怀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最为本质的内容,其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要把人文关怀完全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
1.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坚持什么样的教育观念或者教育理念,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倡导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充分肯定人,充分实现人的心灵自由、精神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基本关系中,追求和谐统一,目的是使当代大学生在认识世界、认识人生、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和谐、自由和具有创造性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中那种不从人本身、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出发,而是把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来束缚人的传统做法,改变原来那种硬性地要求人无条件地、机械地按照道德规则行事以及人在社会道德规范面前只能是被动服从者的不良现象。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说教式、灌输式的教育而向对话式转变,实现教育者、受教育者双方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和相互磋商。对话式教育会引起教育者、受教育者双方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这是人与人平等相处的基本方式。对话式教育显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和教育者的情感投入,从而在师生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2.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为学生现实生活服务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去。这也是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特色。在欧美发达国家,学校普遍具有良好的服务中心和服务设施,一般的学校都配有学生活动指导员,并设有咨询处、宿舍顾问、贷款和奖学金部、纪律顾问、法律援助部门等服务机构。同时,学校还聘请一些顾问,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专家、精神病治疗专家等,来诊断和解决学生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通过这些人性化的服务,在解决学生具体困难的过程中使学生感觉到国家的存在和社会的温暖,其公民的主体人格和爱国情怀也由此得以萌生。这种人文关怀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原有的强制化和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既容易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也不符合现代教育的主旨精神。
3.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培育高品质价值观
学者周围平认为,人之为人,一个更为本质的特征就是超越性。超越性是指人对超出生存以上的意义的寻求。与理性相比,超越性更是人所特有的本质。超越性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这是心灵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它根源于对生命的爱,因为这种爱,不愿生命流逝,便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发展丰富的内心生活;也因为这种爱,不愿虚度生命,便要寻求生命的意义,对人生进行思考。二是灵魂的认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必然会引向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追问。三是在精神上与某种宇宙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上述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其实质是对个人内在的心灵生活的无比关注,周国平认为,这比外在的生活更重要。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采取学习、体验等各种方式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加深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提高他们的精神品质。
总之,人文关怀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体现了人学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包含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目的。人文关怀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审视、把握和阐释。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在继承和发扬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体系,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实现全面创新。
尽管“财务”并非一个古老的概念,但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财务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也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人类步入近代社会,尤其是以公司经济为支撑的近代市场经济产生之后,公司财务与会计不仅处于并驾齐驱的地位,而且财务在公司经营与管理运作时序上要先于会计,成为公司经营运转的开端。管理学家认为,至近代社会“财务控制可能是早期管理控制中最发展的一种”(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即便是起源于地中海沿岸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阶段的威尼斯兵工厂,在产业革命之后的“工厂制度发展阶段”,客观上“财务”也已成为这个古老工厂里的管理“王国”(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1918年世界著名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在公司经营与管理组织体系构建中,正式把“财务”作为公司组织运作中的先导性部分(亨利・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随着股份公司制的产生与演进,公司意义上的财务便日益社会化了,财务控制随之成为资本市场管理基础层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至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对资本市场管理,如果不在管理工作中把财务、会计、审计置于市场经济管理控制上的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它们在基础控制中的作用,那么发生在宏观经济与中观、微观经济管理上的失误便不可避免。
因此,谈多娇教授2013年出版的《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史》与2008年出版的《西方理财思想史》这两部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这两部著作填补了中国财务史研究上的空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企业和大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者,以及学士、硕士、博士正确认识掌握财务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指导性作用与启示性意义。这两部著作给学者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财务理论参考,它们对管理者如何端正市场经济下的财务管理思想与如何进行管理实践,提供了典型的历史案例与可兹借鉴的历史经验及其可记取的历史教训,并且对于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开展财务管理方面的实证研究,具有指引作用。
理财思想史与财务理论发展史,在历史逻辑上完全具有一致性。这两部书开展的研究,表现为一个科学、完整的财务史研究体系,所以,如学者通读这两部书,一定受益匪浅,通过它有利于加深对现代公司财务的认识,在财务管理工作中创造新的业绩。仅就《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史》而言,笔者认为它是一部颇具创作特色的著作,分析作者立论所开设的八章财务理论发展专题史的逻辑体系,其特点在于:
(1)研究具有前沿性。这部书的一至八章都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探讨现代财务管理中的前沿性问题,尽管这八个史论专题各自具有研究上的独立性,但在对重要财务研究方面,又彼此关联,形成现代财务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对公司财务管理活动实践具有系统的指导意义,对财务管理原理的学习也具有全方位启示性作用。(2)系统揭示了现代公司财务运行的基本历史规律。这部书的一至八章,作者在研究中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观为指导,从历史分期上研究现代财务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各历史阶段的问题,每个专题都把剖析问题的成因放在重要方面,并把前后协调贯穿起来,总结某一理论的发展成
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指向
在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对任何一种理论研究、一种学问乃至一门学科,都认为应该是有特定的指向、依据特定的视角研究现象世界的特定方面,从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抽象提升而形成概念、范畴及其逻辑体系。当我们运用这些已知的规律或范畴去探究未知世界时,它们便成了方法。由此可知,理论研究乃至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向的确立,其规律、范畴与方法是对同一“智识”的不同认知或不同表述;另一方面所谓研究、学问、学科可以由两种不同的路径来完成,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很显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以及学位论文的选题也不例外。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从高度抽象的艺术理论(即艺术学原理)出发,运用艺术学所特有的范畴与方法研究具体的艺术现象,解决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具体问题,这便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我相信,艺术学理论也应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那样,有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具有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也热切希望我们的研究生能够做出这样的理论文章。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艺术的一般规律正是从艺术门类的特殊规律中抽绎出来的。没有一种艺术的一般规律,可以脱离各种艺术门类而存在,因此从艺术门类研究中抽绎出的艺术学理论一般规律,这便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学理上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两种研究路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间也是不可偏废的。但是,鉴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我们的研究生实际的知识积累与研究能力,我们又不能不对这两种路径作务实的考量。首先,我们应当认清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与文学学或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文学学或文艺学属下的各文学门类(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虽然同样存在着形式的差异性和规律的特殊性,但它们都是以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物质载体和表现手段,应当说,文学学或文艺学研究者作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相对方便一些。而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则大不同,不仅美术、设计等造型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音乐、舞蹈、影视等表演艺术门类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直至造型艺术门类与表演艺术门类之间更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研究者几乎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这给艺术学理论研究进行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想,西方的一些艺术学理论学者常常将自己的研究设定在某一领域也是依据其差异而定的,比如有选择造型艺术门类范围,或者说设定在相邻近的几种艺术门类的范围。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专家们跨门类跨得太大,难免要说外行话,闹出大笑话。换言之,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选题,不仅需要有抽象思辨能力和对艺术学原理的把握,还需要具备既广阔又深厚的艺术门类研究的积累,二者缺一不可。依此推论,没有对各种艺术门类既深且博的研究,绝无可能做好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从现实状况看,我们的大部分研究生,不仅硕士生很难有这样的知识积累,博士生也很少有能这样精通两门或者更多艺术门类专业知识的储备。即便是我们的教师,在这方面的积累又能做到什么样程度呢?再者来看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的研究现状,尤其是它在我国的发展,也同样制约着我们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在西方,现代意义的艺术学理论研究虽说是建立于19世纪末,但始终是被当作处于变幻流动的学术研究,没有真正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常态化教学体系。所以,它可以不断出现新视角、新指向,产生新观点、新方法,却难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等其他学科那样形成精密完备的、具有经典意义与权威性的理论体系。西方艺术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传入我国,但真正全面产生影响,以至在我国学界获得认同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的事。而且,在我国又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艺术学学科设立在前,理论研究反而滞后。就是说,我们已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有一些学者在努力撰写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但由于学界至今对艺术学理论的基本理念、基本构架、基本范畴还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共识,甚至还在为“什么是艺术学”争论不休,还在为艺术学学科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存有疑虑,因而学界始终没有能拿出一部普遍认可的艺术学理论教材。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研究生作自上而下的研究呢?因此,我认为,现阶段的自下而上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绝不仅仅是由于个人能力或整体研究的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可以说,这主要是一种务实的、有利于学科建设的长久之计。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者精通每一门艺术,但同时我们也无法相信,一个甚至连某一个艺术门类都不精通的人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学理论家。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在这里,我只是就共性而言,就事论事。事实上,倘若研究者不能根植于艺术门类的研究,甚至连研究对象的学术发展状况、学术前沿都不了解,又如何去深入研究,揭示出规律性的问题呢?同样,对各艺术门类都只知道一点皮毛,不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就急于提升上去,描述一般性规律,犹如沙滩上造房,没有不失败的。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包括我们教师在内,如果能够扎扎实实地以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从中抽绎出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的艺术学理论,逐步形成高度抽象、较为完备的艺术学理论体系,这无疑是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极有价值的贡献;也只有学科建设发展到这一阶段,才能有真正属于这个学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区分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因为,艺术学理论偏重思辨、指向一般的特征,从表面上看与同样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这里主要是指18世纪末以来又被称为“艺术哲学”的美学概念)很近似,所以人们常常将二者混淆起来。现在有不少采取自上而下研究路径的艺术学研究论文,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从美学立场出发的。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辨析。大家知道,艺术学创立之初,是因为其时对艺术做理论研究的任务主要由美学(艺术哲学)承担。然而,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来自于对人的感性认识的研究。艺术之美包括形的美、音的美、色彩之美,乃至风格之美,固然也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与艺术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合,但由学科性质所决定,美学对艺术现象的哲学思考是指向人类的一般认识规律的,与艺术学理论对艺术现象的研究指向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大相径庭。由此,也决定了二者的着眼点、思维方法的不同。换句话说,美学(艺术哲学)是从美学本身的观念原则出发评判艺术,它对艺术品的研究方法、所获结论,与其把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在内的一切美作为对象,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美学的任务,是要揭示人类感性认识的基本规律,揭示作为人类认识“初级阶段”或“低级形式”的审美活动,有怎样的独立价值、特殊意义,以及如何发展与完善人类的感性认识。这种以艺术作为典型性对象自上而下的美学研究,对于以往偏重理性认识进行研究的哲学,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补充,但对于艺术领域涉及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来说,却显得有点不着边际,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美学家可以不精通艺术门类,艺术家也可以不懂美学(艺术哲学)。正因为如此,艺术学应运而生便有了自己的存在空间。进言之,与美学(艺术哲学)不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其指向必须是包括艺术起源、艺术本质、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发展规律等等在内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换言之,艺术学理论不仅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与出发点,更把艺术作为自己研究的终极指向。费德勒曾经严辞批评美学对艺术的研究只是抓住了艺术表层的、部分的附加属性,而无法深入研究艺术活动内层的本质,这样的研究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是有害的。因此,他在创建现代形式的艺术学的同时,努力与美学划清界限、分道扬镳。用日本学者黑田鹏信的话说:“美学,把美做对象,是最稳妥的事。倘使把艺术当作对象,还是艺术学来得妥当。”④由此可见,美学(艺术哲学)理论体系再高深、再抽象、再完备,也不是今天的艺术学理论应该直接拿来作为自上而下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如果我们仍以美学(艺术哲学)的立场来讨论艺术学,那只能是走回老路,扼杀艺术学。了解这段历史,认清艺术学与美学(艺术哲学)关系的目的性,是要提醒我们的研究生不要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写成纯粹的美学文章。艺术学理论研究偏重思辨、指向一般,唯有深刻的理论抽象与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揭示,艺术学理论才有可能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产生启发、引领的作用;但它的抽象上升是有特定的范围的,也就是说,艺术学理论研究只能抽象上升到艺术一般,而不需要像美学(艺术哲学)那样指向认识一般。由此,我想概括出以下几点艺术学理论研究应有的特征:1.艺术学理论论文应立足于艺术本身并且以艺术活动为终极指向,而不是泛泛地立足于哲学,并且以哲学认识为终极指向;研究对象不是以艺术为典型的感性认识,而是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本身。2.艺术学理论论文选题应侧重研究艺术创造者与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创造者如何从事艺术创造,其基本问题是艺术创造者与艺术对象之间、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3.艺术学理论论文主要是考察具体的艺术活动,从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中总结抽绎而来,所要揭示的应是艺术活动内在规律,或者艺术创造者观照现实、从事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而不是从一般美学原则演绎而来,以主观性原则对艺术现象作一般的价值判断。4.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艺术主体可以是艺术接受者,但更主要指向艺术家,艺术创造可以涉及艺术审美,但主要指向艺术品的创造、传播过程。5.艺术学理论论文的研究结论,不应是给艺术家一些何为美与不美或者如何判别美与不美的抽象原则,而是必须对艺术家及其创作行为具有直接的引领作用。可以说,是艺术家迫切需要的,对艺术活动有指导、引领意义的研究命题,就是艺术学理论论文的好选题。如此说来,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绝对排斥借鉴美学的一些理论来研究艺术学。为什么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各种学科的观点或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却独独不能借鉴美学的观点或方法呢?当然不是。艺术学研究可以从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获取营养和方法,当然也可以从美学中获取营养和方法。我们反对的是,不知道艺术学与美学的分工,直接以美学原理来研究艺术,甚至以美学取代艺术学,以为这就是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结果一脚踩空,得出一些大而无当的结论。
艺术学理论研究
所谓广度,是衡量涉猎艺术门类或多或寡、运用方法或综合或单一、研究结论或普适或专门的维度。所谓深度,则是衡量我们的研究无论抽象提升,还是深入挖掘,所能达到的透彻程度的一个维度。相对而言,广度是一种横向的研究视角,而深度则是一种纵向的研究视角。这两种视角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借鉴、运用多种其他学科的范畴或方法来考察某一艺术现象。从跨学科的开阔视野或方法的综合运用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深入理解这一艺术现象,那么,这种研究的广度也同时具有深度的体现。但如果对所运用的各种范畴或方法缺少深刻的理解,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深层次把握,这样的研究必然是杂芜零碎的,既没有深度,也不见广度。同样,我们可以用一种范畴或方法来考察多种艺术门类,从涉猎的范围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从多种艺术现象中认识艺术一般规律,它又体现出另一种深度。但如果不精通所涉猎的多种艺术门类,对它们的共同艺术规律缺少把握与抽绎能力,这样的研究又只能是生搬硬套的,同样是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此外,从揭示某一艺术现象所隐含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一反三的研究,也可视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同样,从综合考察多种艺术现象所共有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三证一的研究,也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但如果举一而不能反三,其深度必然大打折扣;举三而无法证一,其广度也会受到质疑。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这里,我想侧重谈谈艺术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从目前本学科研究状况看,艺术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艺术自律”的认识,将艺术视为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艺术家特有的精神活动,侧重于艺术形式、艺术活动自身规律的内部研究;这样的研究被称为艺术形式分析。一是基于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认识,认为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始终处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学术、宗教、风俗乃至技术的全面包围与直接影响之中,努力揭示社会文化与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必然联系;这样的外部研究被称为艺术文化学。据此来说,无论艺术形式分析(内部研究)还是艺术文化学(外部研究),这两类论文选题也都属于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范畴,都是我们需要和欢迎的。至于艺术形式分析大多表现为对深度的追求,艺术文化学大多体现出研究的广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错误认为,艺术形式分析方面的论文只应追求深度而无须考虑广度,或者艺术文化学方面的论文只需追求广度而可以不考虑深度,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深度或广度。如前所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深度与广度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作为关于艺术的内部研究,艺术形式分析既可以侧重研究艺术一般,也可以重点考察艺术特殊;既可以从艺术一般出发而指向艺术特殊,也可以从艺术特殊出发而指向艺术一般。可见,它的广度,可以表现为对多种门类艺术中存在的共性形式因素的综合考察与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某一艺术门类的某种形式的考察,甚至还可以表现为某一艺术门类某种形式的研究结论具有较为广阔的艺术学意义。假设这样的研究只限定在某一门类艺术的某种形式,只会运用某一种方法作就事论事的研究,获得的结论也仅仅局限于此而不具有艺术一般的意义,那么,它既没有广度,也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如果说它有价值,充其量也只是艺术门类研究的价值。反过来看,假设艺术形式分析虽然横跨几种艺术门类,但考察的形式因素并不真正具有跨艺术门类的共性;运用的研究方法虽然种类繁多,但研究者并没有理解这些方法各自的功能、适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性;获得的结论虽然抽象、具有一般意义,但超出艺术之外而指向其他学科,那么,虽然表面上看它有广度,但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因而这种广度也是虚假的。作为关于艺术的外部研究,艺术文化学同样必须是广度与深度的统一。其深度的体现,主要是研究者能够深刻把握与透彻阐发社会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宗教、习俗乃至技术)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在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层面的联系与种种发生作用的中介环节。假设这类研究不能揭示出其间真正的联系,做实中介环节,也就是说,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缺少深度,便会造成两张皮的现象,其广度只能是虚假的。假设这类研究虽然揭示出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联系与种种中介环节,但只停留于表面,而未能深入到艺术形式内部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或者所得的结论不是指向艺术,而是指向社会文化,那么,它既不见深度,也不具有艺术学理论意义的广度。进言之,艺术形式分析如果真正做到了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统一,常常会类似于艺术文化学研究。同样,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真正能够深入,又常常与艺术形式分析有相似之处。换言之,艺术形式分析与艺术文化学这两种研究仅仅是各有侧重,而不应该绝对的对立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艺术形式分析如果能够有效地引入艺术文化学的一些观点与方法,便获得了研究的广度;艺术文化学如果能够有效地进入艺术形式分析的层面,便获得了研究的深度———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基本意见
当然,我的这一说法和提倡也多为个人意见,是根据现实状况而提出的,期待大家的讨论。最后,我想补充谈一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各类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硕士生和博士生所选择的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关系。它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也有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艺术理论侧重研究艺术本质、艺术起源、艺术分类、艺术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形式)的基本范畴或基本规律等等。艺术史侧重研究作为历史现象的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可以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又可切块为艺术通史、艺术断代史、艺术思想史、艺术风格史、艺术类型史、艺术接受史、艺术传播史、地域艺术史、民间艺术史、艺术考古等等。这是两门最主要的艺术学基础理论学科,也是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主要选择的研究方向。作为应用理论研究,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也可以涉及多方面领域,包括古代的、现代的,研究领域所涉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在史与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我们不能只注意专业方向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它们的相互关系。否则,将它们孤立对待,只能作茧自缚,致使研究思路受到很多限制。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仅着眼于二级学科之间的差别性,这些专业方向看起来很细碎、很繁杂,但实际上,它们是密切联系的,是我们研究同一艺术问题的不同观照侧面。同样以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为对象,艺术理论侧重于观念体系、范畴体系、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虽然比较抽象,但却是靠艺术史研究支撑的,是从艺术史研究中抽绎出来的。艺术史侧重于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的研究,从中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发展规律,这样的研究显然也离不开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支持。而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作为直接干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研究,更是以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的把握为根据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依据对艺术学理论研究与艺术门类研究的关系的认识,从总体上把握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命题的性质,确保其属于艺术学研究界域;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清艺术学理论各专业方向的各自侧重及其相互关系,使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既有明晰的专业方向的指向性,又不至于割裂地看问题,而能综合运用艺术学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展开史论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结合的研究。关于艺术史研究,有必要多说两句。现今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大多放在历史学的门下。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史,除绘画外,建筑、雕塑和陶瓷等工艺美术及其他造型艺术都包括了。这相当于我国在美术与建筑、设计分家之前的美术史范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狭义的艺术史。前面我已经提到,造型艺术史之外,包括音乐史、舞蹈史、影视艺术史在内的表演艺术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狭义的艺术史呢?西方的艺术史似乎不包括它们;我国现在设置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中的二级学科艺术史,与西方现存的艺术史最大的不同,是不仅将造型艺术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把音乐、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等作为研究对象。概括来说,视觉艺术史、听觉艺术史、表演艺术史都涵盖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艺术史。我们如果注意到艺术史研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应该根据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的不同,对其研究范围的广、狭采取包容的态度。要一位艺术学理论学者什么门类艺术都懂才能做研究,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可以要求研究者能够将一般落实到特殊、在特殊中抽取出一般,能够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统一起来,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融汇起来,将史、论研究结合起来。那么,什么样的命题才是艺术史的研究对象而有别于常见的门类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呢?我提出如下几点仅供参考:1.以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但研究宗旨是讨论艺术本质、艺术分类、艺术起源、艺术形式的发生与演变等问题。2.以两个和数个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3.以历史上重大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而这些艺术现象并非局限于某一艺术门类,而是多种艺术门类共有的表现,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4.以历史上某门类艺术的艺术现象、艺术作品、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图像学、经济学、政治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抽绎出其中与其他艺术门类具有共性的规律。5.以历史上某一艺术流派、团体或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社会之间产生的多种相互影响,揭示其艺术思想、风格、传播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规律。6.以上诸种研究的交叉研究。总之,不论是从两种或数种门类艺术素材出发,还是从一种门类艺术的素材出发,艺术史的研究,在总体上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它可以做微观的研究,但必须回到宏观的宗旨上来;它可以深入地剖析研究对象,但必须揭示某个具有共性的艺术规律问题。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回到一般。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的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必须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上升到“艺术一般”。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满足于从特殊到特殊,仅仅在某个自己熟悉的艺术门类中兜圈子,不去思考或者没有能力从自己的特殊研究中抽绎出艺术一般规律,我们就无法真正建构起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框架,而只能永远停留在艺术门类研究的层面上,这同样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扼杀。
结语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门类艺术;研究对象;研究路径与指向;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如何对待艺术学理论研究?
2011年6月中旬,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在艺术学界引起关注,同时国内重要文艺报刊均作了专题报道和评论。其中,特别引起议论的焦点话题是,关于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后,如何看待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定位,以及学科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为此,我在论坛闭幕式上有过发言,主要是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方向的宏观角度来谈。现整理成文谈几点认识,以求教于艺术学界的同仁。
众所周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定位,首要问题是涉及对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探讨。对此问题的确认,最为直接的触动莫过于是针对培养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以及培养方向的争论。这一话题我在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成立伊始,招收研究生工作以来就一直提起。我想,这也是我们与其他高校或研究院所共处于承担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所无法回避而必须正视的问题。换言之,作为一个学科,艺术学理论研究不能没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与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教学内容,更不能没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产出。一句话,不能没有自身的教学常态和教学成果。否则,这个学科便难以持久维系,更无法前进。而艺术学理论学科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又最终都体现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上,即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所以,我所思考、所谈论的,可以说是从一个教学的具体环节,即从高校或研究院所研究生培养的终端,来反思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诸多问题。
现在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前身是作为文学门类学科中一级学科,即艺术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后,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其下的二级学科分类,目前艺术学界比较认可的是:1.艺术理论,2.艺术史,3.艺术批评,4.艺术管理。当然,还可以细分下去,但大致可以涵盖在这四个大类学科之中。这四个大类二级学科虽然都很重要,但从学科建设来看,它们之间还是应当有主次之分。比如说,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之分。像艺术理论、艺术史,就是比较典型的基础理论研究,而艺术批评与艺术管理就属于应用理论研究。这在其他学科序列中也同样存在,如经济学中就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等。话说回来,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总是该学科赖以成立的根本所在,也是其应用理论研究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多是以艺术理论、艺术史这样的基础理论作为专业方向或者说是培养方向,这是很好理解的。而无论是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抑或艺术管理,都离不开“艺术”二字,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一个二级学科、哪一个专业方向,艺术学理论都必须冠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都必须立足于艺术,以艺术为研究领域的问题作为出发点与归宿点,这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就研究对象而言,艺术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艺术一般与门类之分;就研究路径而言,有从一般原理出发研究具体现象与从具体现象研究中抽绎出一般原理之分,用通俗的话说,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分;就研究角度而言,有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分;就研究指向而言,又有举一反三与举三证一之分。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应该研究什么样的“艺术”问题呢?又应该以怎样的路径、角度和指向研究艺术学理论问题呢?说的具体些,就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可以有哪些论文的选题?又应当如何去做论文?这是我着重讨论的内容。
一、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
在谈论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时,有必要先明确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一般说来,“艺术”是广义的称谓,即对各艺术门类给予的抽象总称。目前,我国关于艺术学的学科设置,就是以这个总称来命名的。而在各种艺术中,通常习惯将综合两种或是两种以上的艺术说成是综合艺术,这种方式占有很大的比例。借助综合艺术的概念来说,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其实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
关于艺术的概念,通常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我想对这个概念不需要费太多的口舌。但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国人的艺术概念大多是广义的,不必说中古以前“艺”与“术”的所指①,就从晚清刘熙载的《艺概》与近代黄宾虹、邓实主编的《美术丛书》②来看,我们的“艺术”概念也还是所有的艺术门类的总和。而西方人则把造型艺术视为狭义艺术,把包括音乐、戏剧和舞蹈之类的表演艺术,还有诗歌乃至文学视为广义艺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相对于作为门类艺术总和的广义艺术概念而言,既然造型艺术是狭义艺术,那么,表演艺术又何尝不是另一类“狭义艺术”呢?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诗歌、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狭义艺术”。所以,我们在谈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时,区分艺术的广义与狭义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它们指向的都可以说是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
这样解说“艺术”与“艺术门类”这两个范畴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有必要再多说几句。关于“艺术”的范畴概念,其实是针对所有艺术门类的抽象。用哲学的术语来讲,“艺术”实际上是指“艺术一般”,是对不同艺术门类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的指认。这里又有一个概念的细分,是说作为“艺术一般”的“艺术”,是有别于作为所有艺术门类总和的“广义艺术”。这话怎么说呢?我们认为“艺术一般”是从哲学高度对艺术门类的整体观照,而“广义艺术”则是对各种艺术门类的历史罗列。相对的说,艺术门类是“艺术特殊”,是艺术一般现实存在的具体形式。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艺术”与“艺术门类”(包括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设计、影视等)之间的关系,如同文学学(又有称“文艺学”)研究中的“文学”与“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一样,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为什么要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不管如何争论,有一点是艺术学界的共识,即艺术学理论研究主要偏重思辨③,是对艺术活动一般规律的研究。所以,人们自然会认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最好是“艺术”(即艺术一般),至少是广义艺术(即对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考察)。这种看法并没有错,但不能绝对化、单一化,甚至唯一化。我们的研究生在做开题报告时,常常因为选择了美术、书法或音乐作为研究对象而受到质疑,说这不是艺术学理论研究,更像是艺术门类的选题。这样的质疑实际上就是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绝对化、单一化了,是对艺术与艺术门类之间的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缺少认识的结果。哲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而特殊是一般的具体反映。没有特殊便没有一般,反之亦然。一般与特殊是相对而言的,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相对于文学,诗成了特殊;相对于风雅颂、离骚、汉乐府、建安古风、唐宋格律诗、近现代白话新诗,诗又成了一般。同样,在人文学科――艺术学――造型艺术学,再细化到绘画,乃至国画……,但凡在纵向范畴链中,每一个层级对上都是特殊,对下都是一般。因此,艺术学理论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以艺术或广义艺术作为对象,而是应该把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当作是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对象。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并不是越抽象、越宽泛就越好,也不是一定要跨越多少艺术门类,这是因为,如果选取具有典型阐释意义的某一个艺术门类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也同样可以讨论具有一般意义的艺术规律问题,那么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好选题。
如上所述,一般总是存在于特殊之中。诚如,艺术学之父、19世纪末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的研究是从绘画入手的,20世纪中期最重要的艺术学学者、法国人保罗・梵乐希则侧重于诗学研究。举证费德勒、梵乐希的研究,绝不意味着我们要照搬照抄西方人的那一套来建立中国艺术学;我们当然要结合中国艺术的特征、考虑中国具体的国情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我想说的是,借鉴西方艺术学研究,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美术学或者音乐学的研究论文选题,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个案研究,只要它能够指向一般,并对艺术门类有上升的指导和引领作用的,甚至对其他艺术门类活动也有启示或参证的功能,它便具有了一般的意义,便可以视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具体形态,视之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课题。因此,有一些艺术学理论研究选题与艺术门类研究选题相吻合是很自然的事情,关键是看其着眼点与结论是否指向一般。既然艺术学理论研究可以用艺术门类的素材为研究对象,那么,这样的研究论文与艺术门类研究论文又区别何在呢?
我们认为,艺术门类研究与艺术学理论研究之间虽然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关系,但其中的区别是可以界定的。总体而言,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可以是艺术一般,也可以是艺术特殊,但其研究指向必须是对一般规律的揭示。正像文学学(文艺学)领域可以有抽象的、跨门类文学的文学一般规律的研究论文,也可以有借助于文学门类研究而抽绎出文学一般规律的论文一样,艺术学理论论文无论是以艺术一般还是以艺术门类为对象,其最终都应当指向艺术一般规律的研究,否则,它便不具有理论的普遍意义及其应有的指导价值,便不能被视为艺术学理论论文。而艺术门类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特殊,其研究指向可以是特殊,也可以是一般。一般规律可以包含特殊规律,但特殊规律的揭示却并不一定都上升到了一般,也就是说,艺术门类的研究论文中有许多命题并不需要上升到一般,或者研究者仅仅停留于具体论事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一般,这样的研究论文当然只能被列入艺术门类研究的范围之中。如果艺术门类的研究命题能够通过具体的艺术现象考察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即从特殊上升到一般,那么,这样的研究论文既可以看做是艺术门类研究,也可以视为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的发展允许一定的交叉。
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指向
在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对任何一种理论研究、一种学问乃至一门学科,都认为应该是有特定的指向、依据特定的视角研究现象世界的特定方面,从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抽象提升而形成概念、范畴及其逻辑体系。当我们运用这些已知的规律或范畴去探究未知世界时,它们便成了方法。由此可知,理论研究乃至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向的确立,其规律、范畴与方法是对同一“智识”的不同认知或不同表述;另一方面所谓研究、学问、学科可以由两种不同的路径来完成,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很显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以及学位论文的选题也不例外。
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从高度抽象的艺术理论(即艺术学原理)出发,运用艺术学所特有的范畴与方法研究具体的艺术现象,解决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具体问题,这便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我相信,艺术学理论也应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那样,有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具有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也热切希望我们的研究生能够做出这样的理论文章。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艺术的一般规律正是从艺术门类的特殊规律中抽绎出来的。没有一种艺术的一般规律,可以脱离各种艺术门类而存在,因此从艺术门类研究中抽绎出的艺术学理论一般规律,这便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学理上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两种研究路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间也是不可偏废的。但是,鉴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我们的研究生实际的知识积累与研究能力,我们又不能不对这两种路径作务实的考量。
首先,我们应当认清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与文学学或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
文学学或文艺学属下的各文学门类(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虽然同样存在着形式的差异性和规律的特殊性,但它们都是以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物质载体和表现手段,应当说,文学学或文艺学研究者作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相对方便一些。而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则大不同,不仅美术、设计等造型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音乐、舞蹈、影视等表演艺术门类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直至造型艺术门类与表演艺术门类之间更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研究者几乎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这给艺术学理论研究进行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想,西方的一些艺术学理论学者常常将自己的研究设定在某一领域也是依据其差异而定的,比如有选择造型艺术门类范围,或者说设定在相邻近的几种艺术门类的范围。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专家们跨门类跨得太大,难免要说外行话,闹出大笑话。换言之,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选题,不仅需要有抽象思辨能力和对艺术学原理的把握,还需要具备既广阔又深厚的艺术门类研究的积累,二者缺一不可。依此推论,没有对各种艺术门类既深且博的研究,绝无可能做好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从现实状况看,我们的大部分研究生,不仅硕士生很难有这样的知识积累,博士生也很少有能这样精通两门或者更多艺术门类专业知识的储备。即便是我们的教师,在这方面的积累又能做到什么样程度呢?
再者来看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的研究现状,尤其是它在我国的发展,也同样制约着我们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在西方,现代意义的艺术学理论研究虽说是建立于19世纪末,但始终是被当作处于变幻流动的学术研究,没有真正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常态化教学体系。所以,它可以不断出现新视角、新指向,产生新观点、新方法,却难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等其他学科那样形成精密完备的、具有经典意义与权威性的理论体系。西方艺术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传入我国,但真正全面产生影响,以至在我国学界获得认同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的事。而且,在我国又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艺术学学科设立在前,理论研究反而滞后。就是说,我们已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有一些学者在努力撰写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但由于学界至今对艺术学理论的基本理念、基本构架、基本范畴还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共识,甚至还在为“什么是艺术学”争论不休,还在为艺术学学科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存有疑虑,因而学界始终没有能拿出一部普遍认可的艺术学理论教材。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研究生作自上而下的研究呢?因此,我认为,现阶段的自下而上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绝不仅仅是由于个人能力或整体研究的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可以说,这主要是一种务实的、有利于学科建设的长久之计。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者精通每一门艺术,但同时我们也无法相信,一个甚至连某一个艺术门类都不精通的人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学理论家。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在这里,我只是就共性而言,就事论事。事实上,倘若研究者不能根植于艺术门类的研究,甚至连研究对象的学术发展状况、学术前沿都不了解,又如何去深入研究,揭示出规律性的问题呢?同样,对各艺术门类都只知道一点皮毛,不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就急于提升上去,描述一般性规律,犹如沙滩上造房,没有不失败的。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包括我们教师在内,如果能够扎扎实实地以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从中抽绎出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的艺术学理论,逐步形成高度抽象、较为完备的艺术学理论体系,这无疑是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极有价值的贡献;也只有学科建设发展到这一阶段,才能有真正属于这个学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三、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区分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因为,艺术学理论偏重思辨、指向一般的特征,从表面上看与同样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这里主要是指18世纪末以来又被称为“艺术哲学”的美学概念)很近似,所以人们常常将二者混淆起来。现在有不少采取自上而下研究路径的艺术学研究论文,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从美学立场出发的。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辨析。
大家知道,艺术学创立之初,是因为其时对艺术做理论研究的任务主要由美学(艺术哲学)承担。然而,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来自于对人的感性认识的研究。艺术之美包括形的美、音的美、色彩之美,乃至风格之美,固然也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与艺术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合,但由学科性质所决定,美学对艺术现象的哲学思考是指向人类的一般认识规律的,与艺术学理论对艺术现象的研究指向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大相径庭。由此,也决定了二者的着眼点、思维方法的不同。换句话说,美学(艺术哲学)是从美学本身的观念原则出发评判艺术,它对艺术品的研究方法、所获结论,与其把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在内的一切美作为对象,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美学的任务,是要揭示人类感性认识的基本规律,揭示作为人类认识“初级阶段”或“低级形式”的审美活动,有怎样的独立价值、特殊意义,以及如何发展与完善人类的感性认识。这种以艺术作为典型性对象自上而下的美学研究,对于以往偏重理性认识进行研究的哲学,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补充,但对于艺术领域涉及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来说,却显得有点不着边际,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美学家可以不精通艺术门类,艺术家也可以不懂美学(艺术哲学)。正因为如此,艺术学应运而生便有了自己的存在空间。
进言之,与美学(艺术哲学)不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其指向必须是包括艺术起源、艺术本质、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发展规律等等在内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换言之,艺术学理论不仅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与出发点,更把艺术作为自己研究的终极指向。费德勒曾经严辞批评美学对艺术的研究只是抓住了艺术表层的、部分的附加属性,而无法深入研究艺术活动内层的本质,这样的研究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是有害的。因此,他在创建现代形式的艺术学的同时,努力与美学划清界限、分道扬镳。用日本学者黑田鹏信的话说:“美学,把美做对象,是最稳妥的事。倘使把艺术当作对象,还是艺术学来得妥当。”④由此可见,美学(艺术哲学)理论体系再高深、再抽象、再完备,也不是今天的艺术学理论应该直接拿来作为自上而下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如果我们仍以美学(艺术哲学)的立场来讨论艺术学,那只能是走回老路,扼杀艺术学。
了解这段历史,认清艺术学与美学(艺术哲学)关系的目的性,是要提醒我们的研究生不要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写成纯粹的美学文章。艺术学理论研究偏重思辨、指向一般,唯有深刻的理论抽象与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揭示,艺术学理论才有可能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产生启发、引领的作用;但它的抽象上升是有特定的范围的,也就是说,艺术学理论研究只能抽象上升到艺术一般,而不需要像美学(艺术哲学)那样指向认识一般。由此,我想概括出以下几点艺术学理论研究应有的特征:
1.艺术学理论论文应立足于艺术本身并且以艺术活动为终极指向,而不是泛泛地立足于哲学,并且以哲学认识为终极指向;研究对象不是以艺术为典型的感性认识,而是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本身。
2.艺术学理论论文选题应侧重研究艺术创造者与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创造者如何从事艺术创造,其基本问题是艺术创造者与艺术对象之间、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
3.艺术学理论论文主要是考察具体的艺术活动,从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中总结抽绎而来,所要揭示的应是艺术活动内在规律,或者艺术创造者观照现实、从事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而不是从一般美学原则演绎而来,以主观性原则对艺术现象作一般的价值判断。
4.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艺术主体可以是艺术接受者,但更主要指向艺术家,艺术创造可以涉及艺术审美,但主要指向艺术品的创造、传播过程。
5.艺术学理论论文的研究结论,不应是给艺术家一些何为美与不美或者如何判别美与不美的抽象原则,而是必须对艺术家及其创作行为具有直接的引领作用。可以说,是艺术家迫切需要的,对艺术活动有指导、引领意义的研究命题,就是艺术学理论论文的好选题。
如此说来,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绝对排斥借鉴美学的一些理论来研究艺术学。为什么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各种学科的观点或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却独独不能借鉴美学的观点或方法呢?当然不是。艺术学研究可以从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获取营养和方法,当然也可以从美学中获取营养和方法。我们反对的是,不知道艺术学与美学的分工,直接以美学原理来研究艺术,甚至以美学取代艺术学,以为这就是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结果一脚踩空,得出一些大而无当的结论。
四、艺术学理论研究视角的广度与深度
以上是从艺术学理论学科中的一般艺术理论研究与艺术门类研究的关系,从艺术学理论研究与美学(艺术哲学)研究的关系,谈论了我对艺术学理论研究论文选题的总体看法。接下来,我想谈一谈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也是与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密切相关的问题。
与其他学科一样,艺术学理论研究大致有两种视角,一是广度;一是深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各自都可以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解。所谓广度,是衡量涉猎艺术门类或多或寡、运用方法或综合或单一、研究结论或普适或专门的维度。所谓深度,则是衡量我们的研究无论抽象提升,还是深入挖掘,所能达到的透彻程度的一个维度。相对而言,广度是一种横向的研究视角,而深度则是一种纵向的研究视角。这两种视角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借鉴、运用多种其他学科的范畴或方法来考察某一艺术现象。从跨学科的开阔视野或方法的综合运用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深入理解这一艺术现象,那么,这种研究的广度也同时具有深度的体现。但如果对所运用的各种范畴或方法缺少深刻的理解,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深层次把握,这样的研究必然是杂芜零碎的,既没有深度,也不见广度。同样,我们可以用一种范畴或方法来考察多种艺术门类,从涉猎的范围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从多种艺术现象中认识艺术一般规律,它又体现出另一种深度。但如果不精通所涉猎的多种艺术门类,对它们的共同艺术规律缺少把握与抽绎能力,这样的研究又只能是生搬硬套的,同样是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此外,从揭示某一艺术现象所隐含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一反三的研究,也可视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同样,从综合考察多种艺术现象所共有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三证一的研究,也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但如果举一而不能反三,其深度必然大打折扣;举三而无法证一,其广度也会受到质疑。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在这里,我想侧重谈谈艺术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从目前本学科研究状况看,艺术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艺术自律”的认识,将艺术视为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艺术家特有的精神活动,侧重于艺术形式、艺术活动自身规律的内部研究;这样的研究被称为艺术形式分析。一是基于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认识,认为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始终处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学术、宗教、风俗乃至技术的全面包围与直接影响之中,努力揭示社会文化与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必然联系;这样的外部研究被称为艺术文化学。据此来说,无论艺术形式分析(内部研究)还是艺术文化学(外部研究),这两类论文选题也都属于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范畴,都是我们需要和欢迎的。至于艺术形式分析大多表现为对深度的追求,艺术文化学大多体现出研究的广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错误认为,艺术形式分析方面的论文只应追求深度而无须考虑广度,或者艺术文化学方面的论文只需追求广度而可以不考虑深度,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深度或广度。
如前所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深度与广度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作为关于艺术的内部研究,艺术形式分析既可以侧重研究艺术一般,也可以重点考察艺术特殊;既可以从艺术一般出发而指向艺术特殊,也可以从艺术特殊出发而指向艺术一般。可见,它的广度,可以表现为对多种门类艺术中存在的共性形式因素的综合考察与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某一艺术门类的某种形式的考察,甚至还可以表现为某一艺术门类某种形式的研究结论具有较为广阔的艺术学意义。假设这样的研究只限定在某一门类艺术的某种形式,只会运用某一种方法作就事论事的研究,获得的结论也仅仅局限于此而不具有艺术一般的意义,那么,它既没有广度,也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如果说它有价值,充其量也只是艺术门类研究的价值。反过来看,假设艺术形式分析虽然横跨几种艺术门类,但考察的形式因素并不真正具有跨艺术门类的共性;运用的研究方法虽然种类繁多,但研究者并没有理解这些方法各自的功能、适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性;获得的结论虽然抽象、具有一般意义,但超出艺术之外而指向其他学科,那么,虽然表面上看它有广度,但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因而这种广度也是虚假的。
作为关于艺术的外部研究,艺术文化学同样必须是广度与深度的统一。其深度的体现,主要是研究者能够深刻把握与透彻阐发社会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宗教、习俗乃至技术)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在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层面的联系与种种发生作用的中介环节。假设这类研究不能揭示出其间真正的联系,做实中介环节,也就是说,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缺少深度,便会造成两张皮的现象,其广度只能是虚假的。假设这类研究虽然揭示出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联系与种种中介环节,但只停留于表面,而未能深入到艺术形式内部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或者所得的结论不是指向艺术,而是指向社会文化,那么,它既不见深度,也不具有艺术学理论意义的广度。
进言之,艺术形式分析如果真正做到了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统一,常常会类似于艺术文化学研究。同样,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真正能够深入,又常常与艺术形式分析有相似之处。换言之,艺术形式分析与艺术文化学这两种研究仅仅是各有侧重,而不应该绝对的对立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艺术形式分析如果能够有效地引入艺术文化学的一些观点与方法,便获得了研究的广度;艺术文化学如果能够有效地进入艺术形式分析的层面,便获得了研究的深度――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五、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基本意见
综上所述,在对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思考基础上,我想再来谈谈对本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基本意见,这是本文探讨问题的具体落实,也是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根本所在。
首先,我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既可以选择艺术一般为对象,也可以从艺术门类中找选题,关键是看如何去研究;只要研究生所作的研究不是陷入艺术门类无法上升,而是从艺术问题、艺术史料、艺术现象中揭示出隐含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用以指导艺术活动、促进艺术发展,无论所选择的研究命题和对象在哪一层级上的,都应视为艺术学理论研究范畴,我们教师都应予以鼓励。
其次,在现阶段,应当肯定硕士生和博士生沿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也正因为如此,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在总结以往研究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每一位硕士生、博士生应该努力熟知两个以上的艺术门类研究,同时努力至少具有一种艺术门类的实践经验。如果该研究生缺少这些必备的研究条件,必须补修相应的课程。只有精通某种艺术门类,以此为根基,才能通过相邻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逐步做到触类旁通,跳出门类的的局限,揭示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打通”。当然,这绝不是仅仅读“艺术概论”所能获得的浮于表面的“打通”,而是深入研究之后的真正的打通。
鉴于艺术与艺术门类的辩证关系,我们可以要求基础好、已具备两门以上艺术知识的研究生做跨艺术门类的艺术学学位论文,但必须防止沦为大而空。同时,对于愿意立足于自己熟悉的艺术门类之中,自下而上、以点带面,抽绎出有价值的一般规律,实事求是,将艺术学学位论深做实,也应该给予支持。这就是说,在研究对象问题上,我希望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打消顾虑,消除误解,所有广义艺术与狭义艺术、艺术一般与艺术特殊,都可以进入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视野。而判断其是不是艺术学理论论文选题的关键,是看它们的思维指向与方法运用的是不是在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活动规律。当然,我的这一说法和提倡也多为个人意见,是根据现实状况而提出的,期待大家的讨论。
最后,我想补充谈一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各类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硕士生和博士生所选择的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关系。它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也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艺术理论侧重研究艺术本质、艺术起源、艺术分类、艺术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形式)的基本范畴或基本规律等等。艺术史侧重研究作为历史现象的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可以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又可切块为艺术通史、艺术断代史、艺术思想史、艺术风格史、艺术类型史、艺术接受史、艺术传播史、地域艺术史、民间艺术史、艺术考古等等。这是两门最主要的艺术学基础理论学科,也是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主要选择的研究方向。作为应用理论研究,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也可以涉及多方面领域,包括古代的、现代的,研究领域所涉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在史与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我们不能只注意专业方向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它们的相互关系。否则,将它们孤立对待,只能作茧自缚,致使研究思路受到很多限制。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仅着眼于二级学科之间的差别性,这些专业方向看起来很细碎、很繁杂,但实际上,它们是密切联系的,是我们研究同一艺术问题的不同观照侧面。同样以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为对象,艺术理论侧重于观念体系、范畴体系、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虽然比较抽象,但却是靠艺术史研究支撑的,是从艺术史研究中抽绎出来的。艺术史侧重于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的研究,从中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发展规律,这样的研究显然也离不开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支持。而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作为直接干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研究,更是以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的把握为根据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依据对艺术学理论研究与艺术门类研究的关系的认识,从总体上把握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命题的性质,确保其属于艺术学研究界域;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清艺术学理论各专业方向的各自侧重及其相互关系,使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既有明晰的专业方向的指向性,又不至于割裂地看问题,而能综合运用艺术学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展开史论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结合的研究。
关于艺术史研究,有必要多说两句。现今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大多放在历史学的门下。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史,除绘画外,建筑、雕塑和陶瓷等工艺美术及其他造型艺术都包括了。这相当于我国在美术与建筑、设计分家之前的美术史范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狭义的艺术史。前面我已经提到,造型艺术史之外,包括音乐史、舞蹈史、影视艺术史在内的表演艺术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狭义的艺术史呢?西方的艺术史似乎不包括它们;我国现在设置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中的二级学科艺术史,与西方现存的艺术史最大的不同,是不仅将造型艺术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把音乐、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等作为研究对象。概括来说,视觉艺术史、听觉艺术史、表演艺术史都涵盖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艺术史。
我们如果注意到艺术史研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应该根据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的不同,对其研究范围的广、狭采取包容的态度。要一位艺术学理论学者什么门类艺术都懂才能做研究,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可以要求研究者能够将一般落实到特殊、在特殊中抽取出一般,能够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统一起来,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融汇起来,将史、论研究结合起来。那么,什么样的命题才是艺术史的研究对象而有别于常见的门类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呢?我提出如下几点仅供参考:
1.以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但研究宗旨是讨论艺术本质、艺术分类、艺术起源、艺术形式的发生与演变等问题。
2.以两个和数个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
3.以历史上重大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而这些艺术现象并非局限于某一艺术门类,而是多种艺术门类共有的表现,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
4.以历史上某门类艺术的艺术现象、艺术作品、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图像学、经济学、政治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抽绎出其中与其他艺术门类具有共性的规律。
5.以历史上某一艺术流派、团体或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社会之间产生的多种相互影响,揭示其艺术思想、风格、传播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规律。
6.以上诸种研究的交叉研究。
总之,不论是从两种或数种门类艺术素材出发,还是从一种门类艺术的素材出发,艺术史的研究,在总体上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它可以做微观的研究,但必须回到宏观的宗旨上来;它可以深入地剖析研究对象,但必须揭示某个具有共性的艺术规律问题。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回到一般。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的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必须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上升到“艺术一般”。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满足于从特殊到特殊,仅仅在某个自己熟悉的艺术门类中兜圈子,不去思考或者没有能力从自己的特殊研究中抽绎出艺术一般规律,我们就无法真正建构起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框架,而只能永远停留在艺术门类研究的层面上,这同样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扼杀。
六、结语
当下,艺术学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即有些作者已经写出了由下而上,以艺术门类素材为研究对象,上升到揭示艺术一般规律的论文,却不知道自己在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研究称之为“不自觉”的艺术学理论研究。这种现象并不为怪,就连西方艺术史(狭义的艺术史)研究中也有许多这样的论文和论著,甚至某一研究流派。我们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从成立伊始,就一直关注这一现象问题,曾经向东南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大学等单位的研究生院(处),征集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目录,刊登于《艺术学研究》上,用“不自觉”的研究可以囊括其中一部分学位论文。但其中也有不少论文还停留在艺术门类的“特殊”研究层面上,并未上升到“艺术一般”。这是历史,无须回避。我们在长期的教学中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我称此种现象是从不自觉到自觉,逐步形成艺术学理论研究界域的必然发展过程。
在理论上, 向来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视角: 整体论和个体论。前者在研究农民由乡村向城镇迈进寻求非农职业和城市生活的时候, 关注于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甚至被叫做“决定作用”), 认为个人不过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体现, 而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 才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 社会宏观结构层面上的种种关系,如城乡关系, 工农关系, 经济上的发达地区(或国家)与欠发达地区(或国家)的关系, 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等, 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要不要、能不能、以及怎样由传统农业向非农特别是城镇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源头, 也是转移以后这些个人又将如何生存、社会整体又将怎样演变的起因。整体论研究视角的理论渊源, 可以在自称受到马克思深刻影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找到。
后者则把变迁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 认为不是社会整体, 而是微观上的个人, 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在现有的务农收益和外出从事非农的预期收入之间作出的“理性选择”。除了古典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 这一视角是与韦伯传统有密切关联的,尤其是社会学中的所谓“现代化”理论, 其把社会的变迁归结到行动者个人作为有理性的主体在投入/产出上的计算和在价值观上的改变。随着各个行动者个人在观念和行动上的改变, 社会整体(如果的确有所谓整体的话)也就改变了,最终将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
本文作者一方面承认,上述看来相互对立的理论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围内---或者在宏观上或者在微观上---有其理论解释的力度, 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到,这种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两个极端上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又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当然, 如何克服社会学理论中的这一“经典性难题”,一直是理论家们苦苦追求的目标,也是在经验研究中无法绕开的障碍。而且, 试图仅仅简单地将上述对立着的两极凑在一起是无济于事的。
本文受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启发, 试图对中国广大农村村民的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作出某种新的理论说明。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在试图克服整体论的二元对立而提出来的,它用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结构的二重性, 吉登斯指的是,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正是行动得以建构起来的条件和中介。
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把结构看作是行动主体在其颇富多样性的行动条件下创造出的各种规则和资源, 而结构不断卷入其中的社会系统则是由人类主体的种种特定活动构成的,其在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下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主体与结构的建构并不是一种二元论的关于两种全然独立的既定现象的组合,而是一种二重化的过程。根据结构二重性的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吉登斯认为, 人们的有意图的行动包括三个层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它意味着,行动者总是试图不断地认识自己的种种活动和自己得以在其中活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并期望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这些活动是如何反应的,因此,他们也总是不断地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行动;第二,行动的合理化过程,行动者不间断地保持对自己活动的各种环境条件的理论性领悟,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需要,行动者是能够对自己所从事的绝大多数活动作出某种解释的, 既对自己也对他人作出合理化的解释;第三,促使行动得以发生的动因,与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或行动的合理化过程不同,行动的动因并不直接与行动的连续性相连,它是潜在于行动的,它是对行动的规划。
但是,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反思性、合理化和行动的动因的作用, 主体的有意图的行动是会导致未能预期(或不曾期望的)后果的,而未预期的后果又会反过来成为以后的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图一表明了行动-后果-条件的这种模式:
图一: 行动-后果-条件:(资料来源:Giddens,1984:5。)
未被意识到 ┈┈┈ 行动 ┈┈┈ 未预期的
的 ┊ ┊ 行动
行动条件 ┊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 ┊ 后果
┊ ┊行动的合理化过程 ┊
┊ 行动的动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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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作为行动者,不仅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 而且也总是能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 总是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和调整。易言之, 在逻辑上, 行动者总是可以以不同方式去行动的。这就意味着,行动所体现的,是行动者改变既成事态的能力。如果说行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自己在日常的人际之间的联系过程中在做什么的话,他们很可能对自己的行动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知之甚少, 其中很有意义的后果是制度在扩展了的时-空条件下的重建, 包括规则的改变和资源组合方式的调整。这些行动后果对他们而言是未能预期的,甚至是不曾期望的, 并且它们又构成了主体再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制约条件。
在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力就地和异地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描述和阐释的时候, 本文作者认为, 至少在理论上, 上述结构化框架比较有力地沟通了结构和主体的鸿沟, 因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首先, 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 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而是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 构成了当今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离开农业离开农村而不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和制约,村民们即使再想外出寻求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利益,他们也无法对此施以具有实际意义的步骤,反之, 若没有这样的寻求非农活动的冲动, 无论什么样的制度性安排,对村民自己而言,也是没有意义的。其次, 农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绝不是盲目的,相反,他们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 一开始他们也许大多是为了从非农活动中挣得现金收入以补务农收入之不足; 而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的多么明确,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的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的解释, 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不仅会经过权衡比较而不断说服自己当初选择寻求非农活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而且还会重新审视自己当初的目标,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初的目标。最后, 正是因为行动者实际上总是在不断地反思、调整自己行动的"规划", 故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并非总是能够被行动者自己预期到,也并非都是符合他们当初的初衷,更不是一定都具有“正面的”、“合乎理性的”后果。 转贴于 (二)
本文对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外出或就地寻求非农活动的现象作如下假设性陈述:
第一, 人多地少这一基本的格局是中国数亿农民, 或更准确地说,他们中数量和比例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早晚要走出农业走出农村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我们仍然按照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划分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 那么,无论统计上有多大的漏洞和误差, 也无论中低产田的改造尚有多少余地,农业科技的推广、农业服务的开展还有多少文章可做, 现在的农村人口的平均耕地面积也仍然可以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 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力是富余和剩余的。这实际上也许是最明白无误的社会现实和中国国情, 但是,问题在于,人多地少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情况,为什么在过去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并没有今天这样如此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外出和转移?
第二, 传统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比较收益低下, 使农村劳力逐渐意识到务农不如务工经商服务打杂,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 包括其中并非“剩余”的部分, 纷纷转向非农活动和非农职业的强大的市场因素。人均耕地虽然很狭小,但是如果在这块狭小的耕地上也能够产出至少并不低于务工经商服务打杂的收入, 而且这些收入也已经足以使农户家庭维持并延续其还过得去的基本生存条件, 那么, 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排除总会有少数人冒险, 但在逻辑上,农村的大量劳力就没有必要以更高的代价和风险去寻求并从事非农活动。接下来的问题是, 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并非始于今日, 比较收益低下也可以在分田责任制实施以前就看到, 为什么那个时候并无今天之“民工潮”?
第三, 原有的就业用工、户籍管理、粮油票证以及医疗、福利、教育等一系列制度,是限制农村人口离开农村离开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和传统副业)的结构性条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普及, 当这些制度要么基本上取消, 如粮食凭票供应制; 要么很大程度上改变, 如城镇的就业用工制; 要么被行动者自己有意无意地冲破或改变形式, 如户口制在一定程度上被身份证制度取代, 等等。这些制度原来都曾以一种相互配合的系列形式, 严格地束缚着亿万中国农民, 而作为行动规则, 它们把资源或对资源的利用机会都分割成供城镇人口的和供农村人口的,从而使得亿万在农村社区里生产、生活的人们即使面临着人多地少的困境,即使意识到务农的比较收入太低, 即使想在本地或外地向非农转移, 一旦实施起来都是极其缓慢的。不过这里仍然还有问题。如果是这一套制度框定了行动的规则、分割了资源的配置形式, 那么, 在这一系列制度、规则颁布和实施之前的时间段里,为什么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外出或转移?
第三, 城镇和农村社区有没有提供在非农行业和领域里就业的机会, 是广大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外出或转移与否、外出或转移多少的重要“外部”环境条件。在明清以来的几个世纪时间里, 虽然农村的人多地少问题越来越严重,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也还没有后来那么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制度性格局, 但是由于内忧外患等诸多原因, 城镇本身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迟缓,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么不断地卷入过密化的传统农业特别是是粮食作物的生产, 要么也只好在农村社区内或者改种经济作物(如棉花)或者发展家庭手工业、小商业, 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中的收入不足。这种现象, 在江南和华北都比较明显, 出现了所谓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并存的局面。问题是,如果有如此严重的人多地少压力,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 为什么主要地都选择了过密化或内卷化,而没有想过自己去开辟或创造非农行业里的就业机会?
第四,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内忧外患、城镇化工业化进展迟缓等原因外, 在明清以来较长的时间内, 大量农村人口面对人多地少的局面,之所以从总体上说走了一条所谓过密化的道路, 而没有主动创造各种非农就业机会,特别是开辟工业发展的道路, 一个主要原因, 是在文化层面上,他们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 还更多地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所以,虽然同样是人多地少, 也没有就业用工、户口粮油等制度的严格限制, 非农活动没有成为大量农村人口谋生的主流形式, 是因为农民们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不是遵循所谓的“经济理性”原则,而是为了全家的生存糊口。在人多地少、灾害频繁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 农户在生产活动中考虑的主要之点, 实际上是如何确保在维持全家的生存的前提下,挣得最低收入。避害第一, 趋利第二, 而且,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敢想什么“最大利润”, 即是说, 只要还“有口饭吃”, 传统农民是很不容易考虑再投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风险去开辟新的生活空间和就业机会的。“乡”、“土”既是传统农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割舍不开的心理情结。
第五,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也正好是整个社会逐步走向开放, 由于这个时候的年轻农民大都具有小学教育以上的文化水平, 也由于现代文明及其种种表现形式随着传媒技术产品的正日益普及,电视机也逐渐地进入到农村社区甚至农户家庭, 青年农民的视觉和思维空间都已经不同于他们的前辈, 他们的价值取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是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寻求新的生存方式的重要文化背景。对新生代农村人口来说, 他们不仅仍然面对着人多地少、务农比较利益低下的困境, 而且对他们来说, “乡”、“土”已不再具有原来那样的文化意义, 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横向的比较, 再加上城镇发展所提供的大量(哪怕是临时的繁重体力)工作机会, 在日益松动的体制约束面前, 离开农业,走出农村, 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第六, 农村人口的就地转移或外出务工,不论有多么充分的经济、社会、文化依据, 也不论他们自己有多么明确的目标、动因, 这样一个规模巨大并且还将持续相当时间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种种后果, 大多是这些外出或转移者自己未能预期的, 甚至是他们不曾期望的。大量农村人口外出, 就农村本身的发展来看, 不仅就象他们自己在设定目标时所预期的那样,增加了收入, 而且在客观上也减缓了人多地少的压力。但是,随着外出人口和劳力从非农活动中挣得越来越多的现金收入这一事实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并认可, 会有更多的人外出, 特别是年轻的、受过一定教育的村民。而且, 在实际生活中, 所谓剩余劳动力与非剩余劳动力之间并没有明确可见的界限, 外出的人完全可以包括那些在理论上并非剩余的部分。进一步说,由于外出者总是在不断的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性调节并不断地使之合理化, 他们总在不断地改变目标, 把原来设定的短期改为中期, 季节性改为常年性, 等等。这样, 农村本身的发展,包括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 农村社区和农户家庭的维系和整合, 是可能面临新的难题的。
转贴于 (三)
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无疑要比农村人口有没有权利选择外出另谋生路复杂得多。自从清代乾隆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日益膨胀的人口规模与越来越有限的人均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由于历史所赐予的机遇已经一次性地“错过”了,这一矛盾在总体上不可象某些先发国家那样能通过向外输出劳工甚至对外殖民的形式加以缓解。农村人口众多,人均土地和水资源稀少,并且剩余劳力难以向外转移,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
在这一背景下,由于五十年代以来的种种国际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不仅远远滞后于人口的增长,甚至也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这不仅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初步具备向现代工业迈进的情况下,十二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还仍然以农民的身分生活在广阔的乡村,在有限的人均土地上刨食, 承受着越来越严重的农业生产过密化和边际报酬递减; 而且也体现为,在现有体制下,城镇本身也已经出现所谓负担过重的“超载”现象:即使是在仅仅容纳不到三分之一人口的城镇地区,作为基础设施的交通、通讯、房屋以及与之相配的水电气和下水系统,城镇常住人口所人均享有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也极其有限。正因为如此,不但如今城市改革的推进困难重重,而且城镇人口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既得利益,并从心理上排挤、制度上限制农民进城务工。
根据对中国四省八村的280户所作的入户访谈调查,本文作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正发生着的非农化过程(包括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两种形式)中,经济与体制的结构性因素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在土地制度业已改变,户口、粮票等制度性约束有所松动的背景下,由于中国人口多耕地少这一长期存在的尖锐矛盾,大量农村人口主动冲破原有的规则寻求多种渠道向非农活动转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外出或转移的原因也不仅仅在于有限的土地或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天旱缺水等问题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一些村民选择了非农化道路,其中一些村民甚至干脆撂荒土地。
不仅如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限制,再加上某些不利的政策性因素和制度性安排,致使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相当低,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推力”因素。正是由于农业生产长期存在的低效益,特别是由于某些政策和制度导致的种植业生产的低效益,使越来越多的村民们开始感到种田不划算,结果是他们从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所获得的低收入,必须通过其它的挣钱途径加以补偿,包括通过走出村,乡, 镇,县,甚至走出省去,从事各种各样的非农工作,来补足种田务农的“亏损”。简言之, 由于中国社会原有的工农、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状况尚未从制度的层面上根本改观,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年更多地通过自己的门路外出寻求非农职业以增加收入并希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不可阻挡的。
在所谓“拉力”方面,不仅仅是城市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吸引大量劳动力的中国南部沿海开放地区的就业机会,而且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包括受商业消费文化影响的“城市魅力”及其通过电视等传媒手段向乡村社区的直接延伸, 也是吸引农村劳动劳力的重要因素,后者对农村中的年轻人尤其具有很大的诱惑。来自于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实际上不仅把大量的劳动力从边远的乡村吸引到南部繁华的沿海地区如广东,而且导致了在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上的乡村结构的改变。
如果我们把支撑社会系统运行的社会结构理解为资源与规则的有机组合的话,那么作为行动的主体的个人, 包括曾被认为是“口袋里的马铃薯”的农民, 在社会结构面前决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们总是有目的地首先为了自身的基本生存其次为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而行动着;但是,不管他们的行动具有多么明确的目的性,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又总是不断地反思自身的行动,调整自己行动的目标。村民个人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经验去判断和选择就业形式与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很现实很会算计的。但是,他们不可能事先就知道他们的行动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这些后果对他们而言是未能预期的或不曾期望的。在这些未能预期到的后果中,一个最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后果,是这些行动所导致的规则的变化和由此必然产生的资源的重组,易言之,社会结构的改变;即使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下,不同的行为和行为规则也可以重组资源从而改变社会结构;但由于这些由行动所导致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动者自己未能预期到的,故它们并非总是符合行动者们的初衷,也并非总是能“博奕”出合乎所谓“(经济)理性”的结果。
另一方面,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基本要素的所谓“经济理性”, 本身也并非中国农民的唯一行为准则。 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严重矛盾压力下, 寻求并维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是中国的农民在现实面前做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 即是说, 中国农民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资源与规则条件下, 为寻求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首先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 这些农民作为行动主体在这种生存理性驱动下, 究竟是选择走过密化农业道路, 还是就地发展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或后来的乡镇企业, 还是外出到异地去打工、服务、拾荒、经商, 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 也要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尤其是制度性条件, 例如结构性的城乡关系格局以及由此产生并体现这种格局的户籍身份制度和就业用工制度。
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两次伟大创造的分田到户和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 是在城乡户籍管理和就业用工分割体制下农民自己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创造”。如果说, 分田到户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从事种植业的积极性问题的话, 乡镇企业才开始了农村的反过密化, 虽然从所谓现代企业的角度看, 乡镇企业是否实现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的优化配置和对资源、环境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而现在, 在全国范围内现在,大量的农村人口开始自己寻找门路外出务工,无形中又一次未能预期地、强烈地动摇了原有的体制和格局。农民作为有目的地行动的个人,一开始主要地不过是为了多挣些现钱以补务农收入之不足。但是这种有目的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是他们自己当初很难预料到的:异地打工经商进一步敲开了工农等行业间的壁垒,跨省流动则打破了区域间的分割,进城居住并谋职更淡化了城乡间的界限。这样,从分田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外出务工, 中国农民就是如此一步一步地自己闯出了一条实现非农化的道路。
本文作者的调查研究发现,乡镇企业特别是村办企业及其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农村人口外出务工与否、外出多少的重要因素。易言之,乡镇企业发展水平越高,外出的人口就越少,吸纳的外来劳力就越多。但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并非仅仅取决于有无发展的动因或目的,它也取决于当地是否具备必要的或起码的资源与规则。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象江南一样比较顺利地发展其乡镇企业来。江南农民能做到的,西北西南边远山区甚至中部地区的人就未必能做到的,不论他们多么愿意并且花了多大的气力。
但更严重的的问题还在于,即使是在江南,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力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并且,乡镇企业如果要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中进幸存下来并继续发展,就必须由劳力密集型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不再如开初那样以平均一年近一千万的速度吸纳农村劳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城镇特别是东南沿海新一轮改革与开发的强劲势头,“民工潮”开始出现并日益汹涌,强烈地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
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对农村本身直接的正面效用,从总体上说,既如外出者预期的那样提高了农村人均户均的现金收入,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所调查的一些贫困地区,当地各级组织都有意无意地把鼓励青年农民外出务工作为脱贫的一项重要战略,甚至在甘肃有“出去一个,脱贫一家”的说法;又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减缓了农村人多地少的困境,这大概是当初外出务工者自己和他们的父母家属并未完全预期到的后果。现在,在人多地少的贫困村落,连老人们也已经开始意识到,即使儿女们打工后没有余钱寄回来也是一种解脱:有限的耕地上靠它吃饭的人口减少了。用这些老人自己的话说,“只要能省下一个人的口粮就是好事。”
但是,目前组成外出务工大军的,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寻求就地转移或外出务工势在必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底下,加上各种集资摊派,致使农民一年下来所余无多,是另一方面。从对四省八村所作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村村民开始觉得“种田不划算”,并且对家人外出务工多数持肯定态度,还有近半数的人明确认为进城定居也是好事。现在的情况无非是:年老的没法走,年少的还没走;男人已经走出去,女人只好留下来。随着大量的劳力外出务工或就地转移,这些村子已开始出现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所谓“386199部队”,农业开始变成靠化肥等维持、由妇女经营的副业生产甚至老人照看的庭院经济。
严格说来,本来在剩余与非剩余劳力之间就没有清晰可见的界限。如果只看数量,留在农村的也并不少,甚至还可以有更多的人接踵而去。但从我们的访谈调查中看出,在留下来的人当中,大多数是十七岁以下和四十六岁以上的人,他们当中有近一半人是文盲和半文盲,一大半是妇女。而且,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也都纷纷考虑着将来步哥哥姐姐们的后尘到外面的世界去。也就是说,潜在流出者要多于实际外出者,一旦条件具备,他们也要外出闯荡。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农村人口只有外出一条路。除了乡镇企业外,文化小传统,以及家庭养殖业的经营状况,也同样起着作用。即使是在相同的或相似的资源条件下,不同的规则也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例如同样是人多地少交通偏僻,客观上有没有、规则上提倡不提倡符合当地发展的新型副业,特别是少投入、少占地、无污染的副业,对于农村人口的外出规模和速度,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因素。当然, 人多地少和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下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够根本解决的, 因此即使这类新型副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力的实际能力也是有限的。
而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却并不能一定保证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也肯定会从中受益。相反,在本文所依据的的一些被调查村庄,由于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年轻而有文化的劳力,并占据了相当面积的农用耕地,甚至污染了农作物生长的生态环境,农业种植、水利灌溉和土壤保护反而呈衰落之势。 毫无疑问,造成农业特别是种植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并非乡镇企业,而是包括长期以来存在的工农、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在内的结构性格局。乡镇企业也正是在这种格局下被迫的创造性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工农之间的屏障。现在的问题是, 一方面,人均耕地本来太少, 土地似乎应该倍受珍视; 但另一方面,由于种植业比较收益底下,农民普遍认为种田不划算;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 广大农村劳动力必然要另谋他途寻求生存, 但另一方面,由于外出务工或就地转移, 一些村庄的一些农户又出现劳力短缺的现象。
随着改革和开放进一步深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原有的城乡格局正在逐渐被打破,工农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屏障也在漫漫消解。这为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其中大量的无疑是剩余劳动力!)蜂拥入城以求寻找非农工作提供了许多机会。在这个所谓的“转型时期”,由乡村向城镇的外出移民活动一方面将大大地促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也令人瞩目地改变着农村的社会和家庭关系,影响着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生产和农村的繁荣,包括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农用科技的推广和应用, 农村社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 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二亿人口其主体还在农村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农村人口主动寻求非农活动,包括就地实现向非农行业的转移, 和日益汹涌的外出务工浪潮, 现在仅仅才处于初始阶段。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将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将深刻地改变现存的城乡关系格局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变行之已久的行动规则和资源组合方式。
因此,如何面对农村人口外出对并相应地调试有关制度与规范,成为处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与工业化、区域格局与利益格局、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人口膨胀与资源制约之间的张力的一大难题:一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时-空伸延,任何行政手段也很难挡住数以亿计的农民外出寻求生存并不断改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冲动; 另一方面,在社会现有的基础设施条件下和可见的制度性调试阶段中,他们又很难在外落地生根,合理合法地实现向非农的转化;一方面,中国社会在一个不短的时间段内,还仍然将主要依靠自身的农业来养活自己业已超过十二亿的人口大众,另一方面,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必要条件又纷纷面临新的问题。如何从这一困境中走出来,不仅对广大农民,而且对整个中国人群体,包括它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都是一大考验。
最后, 本文作者乐意在此将上述文字用图二给予简要表述:
图二: 对非农活动的条件-行动-后果的简要概括(参见图一):
影响并改变农村个人行动和农村发展的制约条件: 人口、劳力过多, 人均资源(耕地、水等)相对太少
传统的影响:生存理性和乡土观念
农业生产过密化
制度安排的作用: 户籍、粮油管理 和城镇用工、保障制度等
务农比较收益低下
宏观政策驱动: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
制度创新:从分田到户到乡镇企业 反过密化:部分剩余劳动力就地实现向非农转移
人多地少和务农比较收益低下问题并
未根本解决,与此同时城镇新的就业
机会出现并不断增加
外出务工,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
城市生活和消费文化的“魅力”, 使外出者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
调整行为动因, 寻求比原来更高
的目标,并不断使之合理化
不愿种田务农、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加, 且时间延长, 地域变远, 等等
农村出现386199部队和撂荒现象
城镇出现新的秩序和管理问题
预期后果: 收入增加; 部分预期后果:土地压力减缓; 未预期后果: 冲破原有规则, 改变原来资源组合方式
影响并改变今后个人行动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条件: 结构性变迁, 城乡格局的调整和工农关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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