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差异范文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全球化渊源文化差异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阶段等有很大差异，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化构成了交相辉映、多姿多彩的整个人类文化。下面就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和产生的根源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中西方社会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差异，古代中国是封闭式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古代中国人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人与自然的明显对立，习惯于从总体上认识事物。而英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山呼海啸、动荡不安、气候恶劣的海洋环境中，构成了英美民族注重空间拓展与武力征服，以及强烈的战胜欲和征服欲。西方人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天、人相分，二者对立，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对立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些与、神话寓言有关的特定词汇。中国人常用与“三教九流”相关的话语来表达思想，如：“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天诛地灭”、“抱佛脚”、“悟”、“无常”、“道”等；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国家，受基督教、希腊神话和伊索寓言的影响，有许多源于其中的语言文化，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Go to hell（下地狱去），还有the Babel Tower，Adam’s apple，golden fleece，Midas touch等。

受中国宗族等级制度和礼教的影响，强调谦虚、褒扬和长幼尊卑的中国心理文化导致许多敬辞和谦辞以及关系详实的亲属称谓词，如：您、贵国、令尊、奶奶与外婆等而其英语没有完全对应的表达，西方人崇尚平等，往往直呼对方名字或以Mr.、 Mrs.、 Ms. 、Miss等表尊敬，简洁而笼统，如aunt，uncle等。

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文化差异。中国面临太平洋，在东北半球，“东风”即是温暖的春风，有“东风变梅柳，万汇生春光”之说，源于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一个著名习语“东风压倒西风”，其固定译为The East wind prevails over the West wind。这里的东、西风是征对中国而言。中国人还常说“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而英国面临大西洋，属西半球的海洋性气候，故报春的是“西风”。诗人雪莱在《西风颂》中，桂冠诗人John Mansfield在《西风歌》中都对西风进行了讴歌。

由于观察角度不同或联想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以不同事物表达相同语用意义。从方向相反的角度表达同一信息，如：中国人出于礼貌在请对方先走、先吃、先做某事时常说：“您先请!”，与此相反，英美人士却说:“After you!”。

不同的民族对同一事物的属性特征的认识往往有异同之处，产生了许多迥异的联想。英汉习俗差异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某些动物的不同情感态度及其深层的不同文化内涵。汉语“龙”的英语对应词是dragon，不过两者的联想意义并不等同。在英语文化中，dragon龙是希腊语演化而来的，龙在中世纪是异教徒，是罪恶的象征，“撒旦”被比喻成the great dragon，后来此词喻“邪恶、残暴、凶残的怪物”。而在中华民族的龙文化中，“龙”是“皇权”、“吉祥”和“力量”的象征。百姓当之为神灵，自称“龙的传人”，有关龙的汉语很多，“生龙活虎、龙飞凤舞等美好形象。

在中、西民俗文化中，东方十二生肖不同于西方十二星座。鼠mouse、牛ox、虎tiger、兔rabbit、龙dragon、蛇snake、马horse、羊sheep、猴 monkey、鸡 rooster、狗dog、猪 pig；the ram 白羊座、the bull金牛座、the twins双子座、the crab 巨蟹座、the lion狮子座、the virgin处女座、the scale 天平座、the scorpion天蝎座、the archer 射手座、the goat摩羯座、the water carrier宝瓶座、the fishes双鱼座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拒绝言语行为；合作原则；面子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6426（2013）10-080-07

引 言

在整个世界愈来愈融合的背景下，各国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了解不同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差异是避免跨文化交际失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和谐社会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个人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和谐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中国自古崇尚和为贵，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应友善做事，礼貌待人。顺应他人的意志、锦上添花是交往的姣好状态，但委婉拒绝对方的请求也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没有应和对方而能把关系处理得很和顺则是交往的至高境界。

拒绝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拒绝是人生处世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一个人生活和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拒绝是对建议、邀请、给予和请求的否定回应，意味着不同意对方的观点，因此拒绝行为本身是伤害对方感受的言语行为。为了降低伤害对方感受的程度，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人们会主动采取一定的策略。同一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拒绝策略的认识有共同的理解，但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对拒绝方法和措施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中国和美国是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风格迥异的两个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个人信仰以及对人生价值的追求都有很大的差别。如何做到在拒绝别人的同时而又委婉地不伤害对方，如何回应别人的拒绝，中国人和美国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文化内涵。本文对英汉拒绝策略所体现的文化差异以及交往中的语用失误作了分析研究，提出了一些在跨文化交往中避免语用失误的建议，使读者在实际交往中更加了解英汉文化的异同。

一、文献综述

许多学者通过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拒绝言语行为进行了研究，例如，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1962）、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1969）、Grice的合作原则（1975）、Brown & Levinson的面子理论（1978）以及Leech的礼貌理论（1983），不同的理论都有其支撑背景。不论从哪方面来探究，拒绝都是一种威胁说话者面子的言语行为。提到面子，人们通常会想到西方语言学家Brown and Levinson的面子理论，他们根据Goffman（1967）的面子概念把面子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即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同或赞许；另一类是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不愿被对方反驳或阻止的希望。Brown & Levinson还指出，有些言语行为，如请求与拒绝，在本质上是和交际者的面子相悖，被称为“威胁面子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简称FATs）[1]。虽然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遭到诸多质疑，但其提供的实验操作框架是得到一致肯定的。

他们提出的理论主要是以英美文化为基础，这种理论是否适用于其他文化，许多学者根据本国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不少学者还实施了跨文化的言语行为研究，拒绝言语行为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有Takahashi & Beebe （1986）对日本和美国的拒绝语用策略进行的调查和Liao & Bresnahan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大学生进行的拒绝策略对比研究。比起西方国家，中国人似乎更加看重面子。如顾曰国（1990）和Liao Chao-chih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汉语拒绝语的研究，他们认为西方学者对拒绝言语行为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适合汉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3]。

二、英汉拒绝语中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社会历史的沉淀，是民族特质的凝聚。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现了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风格迥异，其本质区别在于两大不同的价值系统――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和美国文化的个体主义。中国是个典型的注重集体（collectivism-oriented）的国家，美国则是个注重个体感受（individualism-oriented）的国家。对两国拒绝语的研究需要性对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差异的分析入手，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对有同一事件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和看法。

习惯于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在拒绝别人时很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障碍，不善于拒绝别人的请求或邀请，实际交往中往往心很累，事后常常后悔不迭。中国人在拒绝别人时总要考虑对方的面子，这种观念来自于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在过去，中国的经济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人们以田地为生，很少迁移，这样就形成了以村落为单位的宗族或家族。在社会上，人们以群体的形式面对外面的世界，而不是个体。人们很重视和谐，只有和谐，民族才能团结，国家才能统一，集体主义成为国家统治者用来笼络民心，巩固统治的工具。因此，集体主义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国式的礼貌原则体现了集体主义的诸多特征，拒绝语也不例外。中国人拒绝别人时会充分考虑到要维护对方和自己的“脸面”，通过采取避免相互的面对面冲突而达到拒绝的目的，给对方留面子、给自己留后路是很必要的。社会交往的一条原则是礼尚往来的互惠性，所以只有当对方的面子得到维护，自己的面子才能得到维护。

美国历史较短，美国人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于挑战，在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的同时，更加注重个人的感受。1776年，美国政府颁布了“独立宣言”，使得个体主义成为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在美国文化中，个体主义是被高度推崇的一种价值观念，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个人独立。何兆雄（1995）曾说过，这一价值观念可能与人们冲破欧洲大陆教会的束缚和开发大西洋西岸新天地有关[6]。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应该被承认并得到尊重。美国人的拒绝言语同样体现了个体主义价值观。怎样拒绝、怎样维护面子是个人自己的事，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社会意义。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行事，考虑自己感受的同时尊重别人的自由和权利。

言语行为一旦进入不同的文化中就会带有鲜明的文化色彩。Brown & Levinson对面子的分类是基于西方文化的，他们认为个人有充分的行为自由，并应该得到社会承认、尊重；而中国模式则希望个人的需求不要超越社会所给与个人的身份地位。根据Brown & Levinson的面子理论，几乎所有的言语行为都是威胁面子行为，甚至连说“对不起”“请原谅”等也不例外。但在中国文化里，这些词语本身就是礼貌语词，并没有伤害“面子”或“脸”，无需其他礼貌语词来修饰以减轻威胁面子行为的程度。

三、实证调查

对跨文化拒绝语策略的研究，主要有Takahashi和Beebe对美日拒绝语的调查研究，Liao Chao-chih和Bresnahan对中美拒绝语策略的实证对比研究[4]，还有Nelson等对埃及阿拉伯语和美国英语拒绝策略的使用情况的研究等。Liao & Bresnahan的调查是基于台湾地区的，为了进一步研究美国和中国大陆对拒绝语策略使用的异同，作者对中国大陆120名大学生进行了试卷调查，并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取得了美国大学师生的试卷调查资料，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获得了一些新发现。

（一）调查对象

美国的调查对象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的100名师生，中国大陆的120名师生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和石家庄经济学院，调查对象要回答全部情景的问题。美国有效调查问卷93份，中国有效调查问卷111份。

（二）调查方法

笔者设计了六种关于拒绝的情景调查问卷。根据调查对象和请求者的关系，六个情景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拒绝与调查对象地位平等的人（情景一、二、三）；第二类是拒绝地位高的人（情景四、五）；第三类是拒绝地位低的人（情景六）。

本项调查采用试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用卡方（Chi-square test）来分析每一情景下的两组数据的显著性差异，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计算两国受试者采用策略数的平均数和标准差。策略数的计算是以Liao （1994，1996）归纳总结的24种拒绝策略为依据的。

（三）数据分析

笔者现只举其中一例来说明分析过程。

1.异性请吃饭

别人请吃饭应该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但也有因某种原因不想去或去不了的情况。异性同学请吃饭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如果不想去，如何拒绝会直接影响朋友关系。中美两国有着不同历史背景和民族风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就表现出不同的拒绝方式。

2.拒绝与不拒绝

在男女生之间的交往方面，美国要比中国开放的多，即使在不十分熟悉的情况下，对方邀请吃饭也会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作者对两国受试者是否接受邀请进行了对比发现，对于异性邀请吃饭的接受与否，两国首受试者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表1）。这说明美国人对于被邀请吃饭方面表现得很开放，充分说明了美国人崇尚自由的精神，接受与否完全是被邀请人的自由，接受邀请并不说明对对方有意思，即使是和对方不熟悉，但自己乐意就不会再考虑其他的因素。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慎重，没有附加条件而是直接接受的美国人的比例比中国人高11.35%，中国人直接接受邀请的人数很少，只有4人直接接受了邀请，其中女生只有1名。这与中国传统的“面子”观念极为符合，在做事情时总要为对方着想，极力减少对对方面子的伤害，即使自己不想去，但如果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也会答应对方的请求。美国人考虑自身的因素比较多，不拒绝的人数达到38.71%，只要对自己没有害处，时间允许，就可能考虑去。下面是几个直接接受邀请的例子（C代表Chinese，A代表American， m代表male， f代表female）：

C1m： 好的。（原因：她又没说喜欢你，吃顿饭没什么吧，等到那步再委婉拒绝就OK了）。

A1m： Sure，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to meet someone new.

A2m： Yes， I’m in grad school， I’m insane to turn down free food.

表1：对邀请吃饭的拒绝与否的情况对比

美 中 总数

拒绝 57（61.29%） 106（95.49%） 163（79.90%）

不拒绝 36（38.71%） 5（4.51%） 41（20.10%）

总数 93 111 204

卡方值（Chi-Square value）=36.87， 概值P-value

中国受试者拒绝邀请的人数比例占到中国受试总数的95.49%，而相对来说，拒绝邀请的美国人的比例就比较小，只占美国受试者总数的61.29%。中国受试者大都采用说明理由间接拒绝的方式，以便把由于拒绝而对对方面子的损害降到最低，极为符合中国传统的“和为贵”的观念，即便是拒绝也要委婉拒绝，不伤和气。

在有条件地接受邀请方面，中国人比美国人的比例要低许多，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接受邀请大多是出于面子，不会再附加什么条件，如果加条件的话似乎就是对对方面子的损伤，如是这样就不如委婉拒绝的好。有条件接受的中国受试者只有一名男生，且提出的条件也是为对方着想的，而且比较含蓄。

C2m： 好吧，A-A制吧，不然多不好啊！

美国受试者考虑自身的因素比较多，而且会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不会让对方产生误会或者让对方捉摸不透，例如：

A3f： I’m not interested in anything other than a dinner.

A4f： yes， I’ll go but only as friends.

A5m： I really don’t feel comfortable going alone， but get a group together and we can all hang out.

美国人提出的附加条件是从自身因素考虑的，如果只是想吃饭而不想交异性朋友，美国人会直接表达出来，或者直接说对吃饭以外的事情不感兴趣，或者叫其他人到场，不给对方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对方也就会明白你的意思，知趣的话就会知难而退，也许还可以做朋友。中国学生在被拒绝后心理上会受到打击，可能会消极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比较多，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比较重，自己的事情经常是会得到满足的。如果得不到满足，心理上就会不平衡，可能会产生一些消极情绪。

3.拒绝时说明原因

拒绝时说明原因理由，尽可能地维持礼貌原则，从语用学的角度看是遵守了合作原则，但因为拒绝对方在本质上是不礼貌的，人们通常会使用延缓语、提供拒绝理由等策略。如果想拒绝对方的请求，又不想伤及对方的面子，那么委婉地说明原因会使对方心理上较容易接受。中国人受中庸之道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会考虑对方的面子，尽量找一些理由来化解拒绝造成的伤害，使双方的面子都能得到保全，特别是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关系，心理上会更加敏感。由于中国人对待异性邀请一般都很谨慎，考虑的因素比较多，虽然心理觉得没什么，但人言可畏，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拒绝是比较好的选择，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女生会对此很敏感，在调查中有91.38%的中国女生拒绝时说明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

C3f：不巧，今天正好有同学来找我，下次吧。

C4f：我们现在都是学生，纯消费者，爸妈挣钱不容易，我们要珍惜，不能出去破费。

C5f：很抱歉，我最近不能吃太多，胃不太好，所以不想去。

中国的男生拒绝时说明原因的人数比例虽然比女生少一点，但也占到男生总人数的84.91%。男生的原因似乎更多样化，也更直接。例如：

C6m：不好意思，我正在做一项研究，恐怕没有时间，并且这项研究很重要，时间也很紧。

C7m：我晚上已经约了别人了，这个也要讲个先后吧，我就去不了。

中国人认为请吃饭不会仅仅单纯是吃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事情，即使没有别的事情，自己总会觉得欠了“人情债”。美国人则不会考虑这么多，吃饭就是吃饭，如果谈到其他事情，不愿意一般就直接告诉对方并说明原因，不说明原因也无所谓，对方也不强求。即使吃了饭又没有答应对方的要求也不会认为欠了“人情债”。 表2对比了中美男女生拒绝时说明原因的情况，显示了中美男女生在拒绝别人时是否给出原因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人百分之八九十都会给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美国人拒绝时说明原因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多，比中国人要少得多。

表2：中美男女生拒绝时说明原因的情况对比

美 中 总数

女 13（32.5 %） 53（54.08 %） 66（47.83 %）

男 27（ 67.5%） 45（ 45.92%） 72（ 52.17%）

总数 40 98 138

卡方值（Chi-Square value）= 5.302， 概值P-value

在英美文化社会中，人们崇尚个性自由，尊重个人的独立活动空间，“自身”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概念，人们不愿意受他人的意愿支配。从婴儿夜晚就独处一室睡觉，学校里注重学生个性的培养，到之后走上社会对工作的选择自由，谈恋爱的自由权利和家庭环境的个性布置等，都能表现出个体主义的痕迹。中国传统的世俗伦理观念强烈地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发展，强调和为贵，拒绝对方的要求意味着使对方的正面面子受损，因而他们会尽可能地用间接委婉的方式来拒绝对方。英美人在遇到别人邀请时第一反应是自身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不是对方的正面面子需要照顾，因此在拒绝对方的时候他们会首先考虑自己的负面面子，同时也会兼顾对方的正面面子，他们的原因说明相对要直接一些，相对主观一些。例如：

A6m： No， thanks. But I don’t want to go with you.

A7m： I am sorry I do not feel that way about you.

A8f： I have some appointment with my friends.

A9f： No，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onight.

4.不同性别的拒绝情况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受封建主义的影响，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处理感情问题的方法有偏见，特别是涉及到男生和女生单独相约吃饭时，女性应该委婉含蓄，不应太开放，男性则相对随意一些。现在的中国人比以前要开放许多，有人会说朋友之间吃个饭没什么，但和英美国家比起来，异性朋友请吃饭还是显得比较谨慎。中国人受中国传统风俗的影响，直接接受的人很少（只占3.6%），其中女生只有一名（占女生总数的1.72%），她答应对方不是真正的出于主观原因，而是“给他个面子，盛情难却，还是去吧”。男生比女生要开放一些，有三名男生直接接受了邀请，其中两名附加说明了原因，一名说：“她又没说喜欢你，吃顿饭没什么吧，得到了那步再委婉拒绝就OK了”；另一名说：“吃饭又不是吃人，不做情侣可以做朋友”。他们说的原因很符合常理，不过鉴于中国的传统风俗，人们还是很在意别人看到后的议论。本次调查只有一轮问答，如果男生执着而女生对男生也没有厌恶感的话也许女生的拒绝就会演变成一次礼仪性拒绝，最终导致接受，或有条件接受。

美国人对异性邀请的看法和中国人有着很大的不同。直接接受邀请的美国受试者的比例比中国受试者接受邀请的比例要多很多（占15.05%）；其中女生无条件接受的人数占女生总数的9.37%。女生接受时不会象中国女生那样考虑太多，只要自己方便就可以，例如：

A10f： Sure， I would love to.

A11f： Sure， why not？ I think that would be fun.

而男生直接接受的比例为16.39%，接受时似乎更主动一些。有名美国男生对女生的邀请很是高兴，因为这样可以节省饭费： “ Yes， I’m in grad school， I’m insane to turn down free food.”他们考虑的是自身的情况，很少考虑世俗观念，这与中国大相径庭。

美国人对异性邀请的拒绝也多是出于自身因素的考虑，主观因素起着主导作用。例如例句A6―A11， 个体主义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如果不想去可以直接告诉对方“No， I prefer not”，不用再佐以原因。美国男生直接拒绝的比例比中国男生的比例要高，占21.31%，而中国男生直接拒绝的比例为7.55%。美国女生直接拒绝的比例为12.5%，中国女生直接拒绝的比例为6.9%。美国男生拒绝的比例比美国女生高，说明美国男生比女生更直接，女生则委婉一些，毕竟被邀请吃饭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即使拒绝也不要使对方太尴尬，这很符合女性的性格。中国男女生直接拒绝的比例相似，比美国受试者都低一些，中国受试者深受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对男女生的交往很慎重，对于拒绝这类对面子损伤程度很深的语言现象更是慎之又慎的。所以中国受试者中女生直接拒绝后都会给出原因，以缓和拒绝对对方正面面子带来的损伤。男性受试者中有两名直接用了“不去”且没有给出原因，其他人都给出了原因，说明中国人还是很注重面子，即使拒绝也要给对方一个理由。美国人则崇尚自由，给出理由是人际关系交往的剂，是对对方面子的维护，不给理由则是个体主义的体现，对方有保持自己隐秘的权利。得不到对方的理由，美国人不会太在意，一个人做事总有他的道理，有他的个人原因，别人是无权干涉的。但相对来说，美国女性比男性更婉约一些，一般也都会给出理由，以示礼貌，不会让对方太尴尬。

5.道歉情况

被邀请吃饭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如果不能去是应该要道歉的。美国受试者和中国受试者在不能接受时是否使用道歉语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受试者使用道歉语的人数比例（48.65%）比美国人的比例（10.75%）要高许多。美国的社会环境和学习环境与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外面吃饭的几率比中国人高，请客吃饭也是常事。被邀请吃饭时不能去，说明原因即可，没有做错事就没必要道歉，但如果对方是异性，也会考虑道歉。中国人对请吃饭是比较谨慎的，如果是很熟的人，答应还是不答应都无所谓的，但如果不太熟而且是异性，是要慎重行事的。不能接受邀请时中国人一般会道歉，这样会使对方容易接受，在这方面美国人比中国人要随意的多。有一次，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外教提到了他在校园里碰上了他的一名中国学生，学生向他打招呼，“hello， Mr. Carter， Have you had your lunch？”外教微笑着答道，“Not yet.”然后他似乎在等着接下来学生可能会请他吃饭，但学生笑着就转身而去，外教很纳闷儿，后来才了解到，问候吃饭的话题只是中国人打招呼的一种形式。礼节上的邀请与礼节上的拒绝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不懂这方面文化内涵的外国人会摸不着头脑，这是因为中美在饮食文化礼仪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6.拒绝朋友邀请吃饭时采用策略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平均数（Mean）与标准差（SD）是用来检测策略数的多少和离散程度的。策略数是根据Liao提出的24种拒绝策略计算的，这里举一例来说明：

C8m： 对不起，我一会儿有急事，不能帮你买东西了，你让别人帮你买吧。这个句子里含有4个策略：（1）道歉，（2）解释原因，（3）委婉拒绝，（4）提供别的办法。

在计算总结了中美受试者拒绝朋友邀请吃饭时采用策略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后，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受试者采用的策略数比美国受试者多（见表3），说明中国人对异性邀请这个话题上还是很谨慎的。邀请是好事，拒绝自然就会伤及对方的正面面子，所以会尽量多地使用策略以减缓对对方面子的损伤程度，使对方更容易接受，不会感到尴尬或沮丧。美国人在这个话题上表现得很开放，请人吃饭或被请吃饭都是很平常的事，即使是异性也很常见。如果不能去，肯定有自己的理由，说明理由是不想伤害对方的面子，不说则是对自己隐私的维护。这也充分体现了美国人注重个性展示，个人的自由不愿受他人的制约。

表3：中美受试者拒绝朋友邀请吃饭时采用策略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美国： 平均数： 1.6344 中国： 平均数： 2.5315

男（N=61） 女（N=32） 男 （N= 53） 女（N=58）

平均数： 1.4918 平均数： 1.9063 平均数： 2.3019 平均数： 2.7414

标准差： 0.6173 标准差： 0.6782 标准差： 0.8374 标准差： 0.8213

结束语

在一起交往共事是一种缘分，多进行换位思考，多了解彼此的生活习俗差异，多为他人着想，宽容待人是促成和睦人际关系的基石，也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前提。英汉拒绝语的策略异同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体现，文化差异是影响成功交际的重要因素，了解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及礼貌语用准则是保证顺利交际避免语用失误的重要条件。本文部分证实了Brown和Levinson的假定“言语行为越详细越礼貌”，但不是所有较长的言语行为都是礼貌的，有些不礼貌的言语行为虽删去了礼貌成分，但加入了粗鲁无礼的言辞而显得较长，而且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分析言语行为必须考虑其具体情境和社会文化语境。

中美受试者拒绝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采取的拒绝策略有所差异。中国受试者习惯采用间接拒绝策略，而美国受试者则喜欢采用直接拒绝策略，这符合西方学者Grice（1975）提出的合作原则中的关联准则。在拒绝地位高的人时，中国受试者使用道歉语的比例高于美国受试者，显示了中国礼仪之邦的文化内涵；在拒绝同辈时，如果要求不高中国人通常给予帮助，不能帮助时通常是要道歉的，不仅给对方留面子，也给自己留后路，这对美国人来说，帮忙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似乎无须道歉。拒绝地位较低的人时，虽然不用像对地位高的人那样使用道歉语，但经常会提供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法，中国受试者提供其他解决方法的人数比例比美国受试者高。这符合Wolfson提出的社会距离与礼貌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论断（即在关系不稳固的同事、熟人或朋友之间的言语比关系固定的亲戚、密友或陌生人之间的言语礼貌）。

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和美国文化的个体主义在本文中得到验证。中国人较含蓄，较多使用间接拒绝策略，符合顾曰国（1990）提出的尊重、谦逊、态度热情和文雅等汉文化礼貌特征，美国人则外向直接，注重个性。美国人在拒绝时采取的策略变化多样，通常有各自不同的理由；而中国人拒绝时采取的策略相对集中，这种现象与孔子的中庸之道相吻合。中国人采取的策略数比美国人多，其中女性居多。拒绝是危及对方面子的言语行为，实际生活中不可或缺，所以在跨文化交往中需要始终保持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提高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指数，为构建和谐社会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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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 文化矛盾 对策

党的十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

一、差异性社会是社会主义文化矛盾产生的根源

从社会的性质和属性来看,社会发展一般表现为三种类型:同质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和对抗性社会。同质性社会通常表现为社会民众在经济利益上没有对抗性差别,并拥有大致相同的认同、信仰和价值追求;在差异性社会中,民众在经济利益上具有差别性,但这种差别是非对抗性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的局面。经济利益的多元多样化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要消除这些经济利益的差异性或是各种矛盾,而是要使其达到和谐、协调的状态。

二、社会主义文化矛盾的表现

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经济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动, 这种变动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重属性, 消极的一面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 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表现为:

1、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矛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逐渐形成了“四个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四个多样化”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特殊性,必然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出现多元、多样和多变的状况,出现种种文化矛盾。这就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矛盾。[2]

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需要一种核心精神、核心文化的引导,即文化的“一元性”。但是,从国内和国际现实看,社会思想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根本。当前现实的情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2、舆论环境的复杂性与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矛盾

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使我国文化市场日益繁荣,但文化市场的管理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媒体种类和数量多且滥,层次关系复杂;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舆论管理手段单一,方法老化,等等。舆论环境的复杂性直接影响着舆论引导的正确性。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功能强大的新兴媒体,成为广大网民获取信息、交流思想、表达诉求的平台,对社会舆论的态势和走向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客观上也常常不乏一些噪音、杂音,成为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又一突出因素。

3、文化需求的广泛性与落后的文化生产力的矛盾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中,文化生产力的落后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广泛性之间的矛盾,是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又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目前我国文化生产的规模和质量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要。在数量上,现有的文化生产尤其是创意文化的规模不足;在质量上,文化消费整体上处于粗放的文化消费层次,是一种由于盲目生产经营而导致的文化产品相对过剩,人们对文化市场的普遍感受是东西多,精品少。

三、解决突出矛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正确化解思想文化领域客观存在的矛盾,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求同存异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包容多样中扩大社会认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文化兴国之途。

1、在正视多元性的前提下, 进一步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第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第二,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第三,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第四,要牢固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2、在把握复杂性的过程中, 进一步强化舆论引导工作

如何有效调控大众媒体,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一是必须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努力营造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的良好氛围。二是要紧紧围绕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针对人们的思想疑虑,主动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引导社会舆论沿着理智、健康的轨道发展。三是要进一步健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进一步加强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及时准确信息，最大限度地压缩噪音、杂音的传播空间。

3、改革创新，与时俱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进一步推动文化事业和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十报告中，文化体制改革引发的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了新的文化建设理念，文化事业由政府主导、文化产业由市场主导，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二是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主要是政事、政企、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三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快速发展。[3]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一是要积极稳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释放文化创新力、凝聚文化发展力,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大力繁荣文艺创作。二是要按照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要求,优先安排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文化项目,降低文化消费门槛,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参与和享受文化生活创造良好条件。三是要按照以人为本之路，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的原则，[4]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四是要切实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文化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净化文化市场,给人们群众营造一片文化蓝天。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2]任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议程》,《光明日报》2007年7月17日第9版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4篇

西方世界自工业革命之后，开启了工商文明的时代，人类学在其中发挥了推进器的作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地跨出了五千年的农业文明时代，正在步入工商文明时代。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期，不同的学科都在为之展开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探索，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人类学也不能置身度外，这门以人类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科在发挥着其特定的作用。

近几年来，以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即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应用人类学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学与社会营销

人类学以参与观察为基本方法，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之眼”去推动社会营销的文化之手。对人类学家来说，所有社会营销都必须具备文化契合性，而所谓的文化契合性都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自愿行为。因此成功的社会营销——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对社会有益的观念、制度的安排、组织的建构等等——都取决于对个人和文化环境的理解。若要成功，社会营销的基点就要契合于人们的具体生活方式、信念和价值观。在社会营销中，就是要减轻或解决某些负面的影响，或者解决社会的某一部分问题，鼓励人们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改变不健康或其他无用行为。

社会营销乃是或多或少地将公共物品的益处延伸到整个社会。因此，社会营销者试图引起的有利变化通常包括改变个人的文化模式，包括根深蒂固的共享想法和价值观。要实现这样的变革，就需要人类学家在社会营销中识别出特定人群的文化模式。人类学有识别和利用人们知识，信念和价值观的独特功能。这主要是根据民族、年龄、性别、宗教、受教育水平、特殊兴趣和很多其他具体的文化因素来确立的。这意味着社会营销的设计和执行者可以通过人类学家的帮助，去识别具体新行为的潜在早期接受者；学习如何最好地创造行为变化以使接受率最大化；说明什么单词、词组和图像适合描绘行为变化，此行为的效益就能清楚被理解，其提倡的改变也尽可能不具胁迫性；帮助选择和训练那些在与自身文化不同的特定文化中，最能移情和最高效的变革推动者。从而使得社会营销活动设计者建立了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由和平、安全与危险、不安对峙而构成，清楚地反映了塑造个体行为时文化模式的重要性。

问题识别是社会营销者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前提。人类学对问题的识别是在参与中展开的。这种参与方式是基于对可得数据、行为理论现有文献和解决类似问题的最佳项目实践的全面评估。同时通过详细的swot分析，帮助社会营销者找出影响社会正常运行的因素。

背景调查是社会营销的核心前提。一个具体的社会营销策略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区分社会或文化群体，还要关注不同细分群体的亚文化差异。其实这样的背景调查就是对其文化背景的调查。这是人类学家最擅长的工作。人类学家在实践中进行关注群体，参与观察，文献研究，被调查者采访和调查等活动。由此识别出相关的文化模式，凝练出在一个社会或文化群体中的不同子群体差异。

在背景调查和目标受众定位之后，社会营销专家可利用研究结果设计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人类学视角下，解决方案必须具备文化契合性。社会营销专家为了避免代价高昂的失误，在大规模实施解决方案之前需要检测设计方案的功效。例如，当社会营销者鼓励人们进取或者提升生活品味时，或者是一种特定活动取代另一种不良行为时，社会营销者就需要倚重人类学家所了解的文化契合度去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旦社会营销者在完成方案设计后，就需要有效执行解决方案，在其方案的实施过程中也许要有人类学家的参与指导。因为在方案的实施中需要提高目标受众对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的认知，需要鼓励目标受众产生对解决方案的需要，无论是行动，还是服务，都是如此。要完成这两项任务，社会营销人员必须选定用于向目标受众传达解决方案的渠道。选取何种渠道都取决于信息的潜在接受者的文化背景，只有信息渠道都吸引人并且具备文化契合度，社会营销者在实施中才会大有作为。

社会营销的绩效取决于评估机制的科学性。所谓评估就是判断现存问题是否正被适当解决或者已被满意解决。在社会营销的具体项目中，有时会多次使用和其他社会变革项目相同的方法和测量值，来监控和正式评估大多数社会营销项目。人类学家可以根据社会营销的具体项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制定出不同类型的评估方案，收集不同种类的数据，使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形成性评估、结果评估和总结性评价。作为社会变革策略，社会营销要伴随着鼓励人们朝公正方向的变化。

人类学视野下的多元文化管理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不同的人种、地域、文化已经被放置到了同一个平台上。具体表现为一个企业组织内包含不同肤色、文化背景、心理偏好、行为模式的人；市场又把各民族的消费者组装到一个“卖场”中，产品的质量之外的，诸如外形、色彩，品味等，这些因素成为不同背景下消费者接受或是排斥的关键因素。由于跨文化经营至少有二种文化在企业中并存，这就很有可能因文化的差异引致文化冲突进而导致经营绩效受到影响。事实上，大凡跨国公司的重大失败，几乎都是仅仅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结果。跨文化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组织走出国门的最大瓶颈。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自身的文化形式越来越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尊重的要求及因文化而产生的个性化越来越明显，因企业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与误解在跨国企业内部越发凸显。企业组织覆盖着不同文化，但却不意味着跨越了不同文化，跨文化管理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文化深深根植于组织成员的生活中，它在各种各样的日常活动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这些日常活动包括决策的制定、资源的分配、职位晋升和适当的行为举止。因此，文化可以对产出发挥深远的影响，这对组织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些产出包括：工作满意度、营业额、生产力和盈利能力。实现组织价值观和员工价值观之间的良好契合不只要求组织雇佣与其组织文化相匹配的个人，还需要组织通过解聘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员工来维持其组织文化。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建立和维持组织文化稳定和秩序的不断努力的过程。因此，管理者需要了解文化变量要如何有效地提高效率和团队凝聚力。

人类学研究发现当人们面对不能理解的互动时，他们倾向于解读成其他的含义，诸如“不正常的”、“怪异的”、“错误的”。毫无疑问，在如今的商业环境中，任何商业组织的员工都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成的。对文化差异的了解和认识文化差异存在的地方是相互理解和建立积极友好的工作氛围的第一步。对于管理人员来说，在对文化差异的管理时必须注意两个重要方面：其一用文化差异的观点去质疑自己假设的“正确的”做事方法；其二将文化差异作为契机去学习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文化作为无所不在的现象，在具体的社会营销过程中可以呈现出四种形态。首先，在生产过程或由于服务网点遍布全球而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的情况下所形成的问题。

其次，它运用于组织劳动力中整合不同文化共同体员工的管理。第三，它指的是一种关于劳动力的非正式的概念、态度和价值。第四，它反映出管理人员运用正式的组织价值观和实践作为无形的凝聚力来保持职员团结的企业文化，并使企业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去适应快速的变化和全球化竞争。

在特定社会营销的项目中，其组织文化通常是其创始人或其他高层管理者的设想、价值观和理想的反映。从管理观点来看，随着人们参与一整套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他们会以最大程度的与管理者进行基础合作的方式表现。通过帮助组织成员间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工作关系，文化能够最大程度地加强内部组织整合。而一旦个人主动了解文化的准则和价值观并将其内在化，直接的监督会变得不重要，因为共享的准则和价值观会控制个人行为并激励员工。根据这一系列的推论，文化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并减少对正式控制的需要，因为个人内在化的价值观随后会直接地作用并引导他们的行为。

事实上，有大量的研究机构正在识别在不同国家不同组织中，一个国家表现出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规范的显著性。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处理文化差异是由其文化智商决定的。事实上，文化智商已经成为在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方面的一个热点话题，它指的是理解个人文化背景对其行为的影响在有效的商业运作中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文化智能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在任何环境和社会背景中取得成功的能力。文化智商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作用的能力。提高一个人的文化智商关键在于文化差异的有效管理。具有文化智商的管理者能够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来解决个体之间由于不同文化价值观而产生的问题和冲突。

作为人类经常面对“他者”与“自我”的生存本能问题，我们需要以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和开放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和接受这些差异。因为我们都需要食物、住所、爱、仁慈、某种信仰等。如果我们总是自以为是，那这可能难以实现，所以要学会停下来倾听，认真地倾听。人类学家常常是通过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度/女性度和长期定位等五个维度来区分不同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如此一来，我们即使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我们可以保留不同的看法，从而使我们明白更重要的是接受它并使其有所进展。

在社会营销过程中，一个组织如何克服这些不同的影响，同时加强对一个更广泛和深入的价值共享体系的共同承诺，是十分重要的。显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之间的人们所存在的关键差别，通过相应地调整行为，个体能够更有效地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此外，通过对国家文化差异的敏感度，管理者可以确保他们的行为不违反根本的民族文化中的普遍观点，从而使他们可以识别出一些共同点并开发出一个核心价值的共享集合。

在当今的世界几乎每个商业组织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员工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一般的商业公司经常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而建立起多元文化团队。在多元文化团队中的文化差异可能使团队成员在有机会建立互信度之前造成一些误解。研究表明，构成信任的要件，如沟通的有效性、冲突管理和融洽关系和生产力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建立信任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创建和发展多元文化团队。多元文化团队的管理者需要认识到在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信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建立信任的方式和自己对信任的理解。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5篇

近几年来，以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即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应用人类学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学与社会营销

人类学以参与观察为基本方法，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之眼”去推动社会营销的文化之手。对人类学家来说，所有社会营销都必须具备文化契合性，而所谓的文化契合性都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自愿行为。因此成功的社会营销——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对社会有益的观念、制度的安排、组织的建构等等——都取决于对个人和文化环境的理解。若要成功，社会营销的基点就要契合于人们的具体生活方式、信念和价值观。在社会营销中，就是要减轻或解决某些负面的影响，或者解决社会的某一部分问题，鼓励人们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改变不健康或其他无用行为。

社会营销乃是或多或少地将公共物品的益处延伸到整个社会。因此，社会营销者试图引起的有利变化通常包括改变个人的文化模式，包括根深蒂固的共享想法和价值观。要实现这样的变革，就需要人类学家在社会营销中识别出特定人群的文化模式。人类学有识别和利用人们知识，信念和价值观的独特功能。这主要是根据民族、年龄、性别、宗教、受教育水平、特殊兴趣和很多其他具体的文化因素来确立的。这意味着社会营销的设计和执行者可以通过人类学家的帮助，去识别具体新行为的潜在早期接受者；学习如何最好地创造行为变化以使接受率最大化；说明什么单词、词组和图像适合描绘行为变化，此行为的效益就能清楚被理解，其提倡的改变也尽可能不具胁迫性；帮助选择和训练那些在与自身文化不同的特定文化中，最能移情和最高效的变革推动者。从而使得社会营销活动设计者建立了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由和平、安全与危险、不安对峙而构成，清楚地反映了塑造个体行为时文化模式的重要性。

问题识别是社会营销者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前提。人类学对问题的识别是在参与中展开的。这种参与方式是基于对可得数据、行为理论现有文献和解决类似问题的最佳项目实践的全面评估。同时通过详细的SWOT分析，帮助社会营销者找出影响社会正常运行的因素。

背景调查是社会营销的核心前提。一个具体的社会营销策略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区分社会或文化群体，还要关注不同细分群体的亚文化差异。其实这样的背景调查就是对其文化背景的调查。这是人类学家最擅长的工作。人类学家在实践中进行关注群体，参与观察，文献研究，被调查者采访和调查等活动。由此识别出相关的文化模式，凝练出在一个社会或文化群体中的不同子群体差异。

在背景调查和目标受众定位之后，社会营销专家可利用研究结果设计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人类学视角下，解决方案必须具备文化契合性。社会营销专家为了避免代价高昂的失误，在大规模实施解决方案之前需要检测设计方案的功效。例如，当社会营销者鼓励人们进取或者提升生活品味时，或者是一种特定活动取代另一种不良行为时，社会营销者就需要倚重人类学家所了解的文化契合度去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旦社会营销者在完成方案设计后，就需要有效执行解决方案，在其方案的实施过程中也许要有人类学家的参与指导。因为在方案的实施中需要提高目标受众对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的认知，需要鼓励目标受众产生对解决方案的需要，无论是行动，还是服务，都是如此。要完成这两项任务，社会营销人员必须选定用于向目标受众传达解决方案的渠道。选取何种渠道都取决于信息的潜在接受者的文化背景，只有信息渠道都吸引人并且具备文化契合度，社会营销者在实施中才会大有作为。

社会营销的绩效取决于评估机制的科学性。所谓评估就是判断现存问题是否正被适当解决或者已被满意解决。在社会营销的具体项目中，有时会多次使用和其他社会变革项目相同的方法和测量值，来监控和正式评估大多数社会营销项目。人类学家可以根据社会营销的具体项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制定出不同类型的评估方案，收集不同种类的数据，使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形成性评估、结果评估和总结性评价。作为社会变革策略，社会营销要伴随着鼓励人们朝公正方向的变化。

人类学视野下的多元文化管理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不同的人种、地域、文化已经被放置到了同一个平台上。具体表现为一个企业组织内包含不同肤色、文化背景、心理偏好、行为模式的人；市场又把各民族的消费者组装到一个“卖场”中，产品的质量之外的，诸如外形、色彩，品味等，这些因素成为不同背景下消费者接受或是排斥的关键因素。由于跨文化经营至少有二种文化在企业中并存，这就很有可能因文化的差异引致文化冲突进而导致经营绩效受到影响。事实上，大凡跨国公司的重大失败，几乎都是仅仅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结果。跨文化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组织走出国门的最大瓶颈。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自身的文化形式越来越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尊重的要求及因文化而产生的个性化越来越明显，因企业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与误解在跨国企业内部越发凸显。企业组织覆盖着不同文化，但却不意味着跨越了不同文化，跨文化管理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文化深深根植于组织成员的生活中，它在各种各样的日常活动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这些日常活动包括决策的制定、资源的分配、职位晋升和适当的行为举止。因此，文化可以对产出发挥深远的影响，这对组织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些产出包括：工作满意度、营业额、生产力和盈利能力。实现组织价值观和员工价值观之间的良好契合不只要求组织雇佣与其组织文化相匹配的个人，还需要组织通过解聘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员工来维持其组织文化。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建立和维持组织文化稳定和秩序的不断努力的过程。因此，管理者需要了解文化变量要如何有效地提高效率和团队凝聚力。

人类学研究发现当人们面对不能理解的互动时，他们倾向于解读成其他的含义，诸如“不正常的”、“怪异的”、“错误的”。毫无疑问，在如今的商业环境中，任何商业组织的员工都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成的。对文化差异的了解和认识文化差异存在的地方是相互理解和建立积极友好的工作氛围的第一步。对于管理人员来说，在对文化差异的管理时必须注意两个重要方面：其一用文化差异的观点去质疑自己假设的“正确的”做事方法；其二将文化差异作为契机去学习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文化作为无所不在的现象，在具体的社会营销过程中可以呈现出四种形态。首先，在生产过程或由于服务网点遍布全球而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的情况下所形成的问题。其次，它运用于组织劳动力中整合不同文化共同体员工的管理。第三，它指的是一种关于劳动力的非正式的概念、态度和价值。第四，它反映出管理人员运用正式的组织价值观和实践作为无形的凝聚力来保持职员团结的企业文化，并使企业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去适应快速的变化和全球化竞争。

在特定社会营销的项目中，其组织文化通常是其创始人或其他高层管理者的设想、价值观和理想的反映。从管理观点来看，随着人们参与一整套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他们会以最大程度的与管理者进行基础合作的方式表现。通过帮助组织成员间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工作关系，文化能够最大程度地加强内部组织整合。而一旦个人主动了解文化的准则和价值观并将其内在化，直接的监督会变得不重要，因为共享的准则和价值观会控制个人行为并激励员工。根据这一系列的推论，文化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并减少对正式控制的需要，因为个人内在化的价值观随后会直接地作用并引导他们的行为。

事实上，有大量的研究机构正在识别在不同国家不同组织中，一个国家表现出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规范的显著性。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处理文化差异是由其文化智商决定的。事实上，文化智商已经成为在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方面的一个热点话题，它指的是理解个人文化背景对其行为的影响在有效的商业运作中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文化智能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在任何环境和社会背景中取得成功的能力。文化智商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作用的能力。提高一个人的文化智商关键在于文化差异的有效管理。具有文化智商的管理者能够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来解决个体之间由于不同文化价值观而产生的问题和冲突。

作为人类经常面对“他者”与“自我”的生存本能问题，我们需要以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和开放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和接受这些差异。因为我们都需要食物、住所、爱、仁慈、某种信仰等。如果我们总是自以为是，那这可能难以实现，所以要学会停下来倾听，认真地倾听。人类学家常常是通过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度/女性度和长期定位等五个维度来区分不同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如此一来，我们即使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我们可以保留不同的看法，从而使我们明白更重要的是接受它并使其有所进展。

在社会营销过程中，一个组织如何克服这些不同的影响，同时加强对一个更广泛和深入的价值共享体系的共同承诺，是十分重要的。显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之间的人们所存在的关键差别，通过相应地调整行为，个体能够更有效地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此外，通过对国家文化差异的敏感度，管理者可以确保他们的行为不违反根本的民族文化中的普遍观点，从而使他们可以识别出一些共同点并开发出一个核心价值的共享集合。

在当今的世界几乎每个商业组织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员工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一般的商业公司经常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而建立起多元文化团队。在多元文化团队中的文化差异可能使团队成员在有机会建立互信度之前造成一些误解。研究表明，构成信任的要件，如沟通的有效性、冲突管理和融洽关系和生产力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建立信任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创建和发展多元文化团队。多元文化团队的管理者需要认识到在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信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建立信任的方式和自己对信任的理解。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6篇

杨泽兵（1989-），山西大同人，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摘 要：无论何种文化，称谓语都是必不可少的社交用语。称谓语是沟通人际关系，实现良好交际的开端。中英称谓语分属不同语系、扎根特有文化。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并探究其原因，旨在揭示称谓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异同，以期更好地进行英汉跨文化交际，促进两种文化和谐、礼貌地交流。

关键词：称谓语；文化；差异

一、称谓语的定义

称谓语是指人际之间用作称呼的语言习俗，包括亲属称谓和社交称谓，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称谓语又叫称呼语，是说话人用来指称交谈对象名字的语言项。不同称谓语的使用选择可以反映交谈双方的社会或家庭关系，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也会用不同的称谓来传递对对方的态度和身份认定。

二、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

称谓语是一种语言符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反映出交际双方在选择称谓语的过程中所遵循的社会规则和文化价值观。中英称谓语的主要形式虽然基本相同，但由于这两种语言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其遵循的社会规则和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大不相同。

1.中英亲属称谓语的对比

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组成细胞，虽然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中家庭的组成结构、人口规模和内涵都不尽相同，但任何一种语言都无一例外地有一套亲属称谓系统以表达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汉语尤为突出，其拥有的大量亲属称谓语和复杂的用法令不少外国人叹为观止。而相比之下，英语中的亲属称谓语却简单许多。

1.1普通亲属称谓语

亲属称谓语是为了亲属之间相互称呼和区分亲属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汉语中庞杂的称谓语使得中国人能够准确地区分和细化亲属关系。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以及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都有着严格的定义和区分，亲属年龄上的差异在称呼中也一目了然。例如，父亲的兄长被称为伯伯，他的妻子被称为伯母；父亲的弟弟被称为叔叔，他的妻子则被称为婶母。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加上数字以表达亲属间的长幼尊卑，如大伯、二姑、三叔、大舅等等。英语的亲属称谓语则简单许多。比如，brother，sister，uncle，aunt，grandparent就可以基本涵盖全家几代人的称呼，英语中的单个词在汉语中有着多种解释。最明显的区别是，英语中人们可以直接称呼他们长辈的名字，汉语则不能。夫妻之间的称谓语总体上是相同的，英汉两种语言都可以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然而，英语中还有很多昵称，如“my love，my darling，my sweet heart”。在中国，尤其是在北方，人们经常从孩子的角度称呼丈夫或妻子，如“孩子他爸，孩子他妈”。“爱人”这个词是中国人用来介绍丈夫或妻子的非常正式的称呼语。

1.2亲属称谓语的泛用

汉语中亲属称谓语的复杂不但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用途上。中国人常用亲属称谓语去称呼一些原本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这被称为亲属称谓语的泛用。人际关系在华人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汉文化极为注重宗族关系，同族之间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心理感情都甚为亲密。因此，用亲属称谓去称呼外人能有效地提升人际关系，缩短心理距离。

然而，英语国家中的人更强调人的自由和平等，对于社会等级则不太在意，因此，英语中亲属称谓语泛用的情况较为少见。但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情况依然存在，但大部分泛用方式与汉语中不同。例如，美国的昵称是Uncle Sam，其中“Uncle”这个词便存在泛用的现象；另外西方人经常使用“father”这种词称呼牧师，这也是称谓语泛用的一个例子。

2.中英社交称谓语的对比

社交称谓语指对亲属之外所有其他人的称呼用语。它是人们在社会交际中使用的称谓，反映了交际各方的社会关系、社会角色以及尊敬程度等。社交称谓语显示出人们之间年龄、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不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世界上人的名字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姓前名后；第二种模式：名前姓后；第三种模式：有名无姓。中国人的姓名结构属于第一种模式“姓前名后”。这正是体现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把大的家族姓氏放在前面，将“小我”的名置于家族大姓之后，突出了氏族、家族的重要地位。而在西方的许多国家，其姓名结构为第二种模式，即“名前姓后”，一般总是将自己的名置于最前，最后是家族的姓氏，这正反映了西方人对自我的突出，对个人的崇尚。在中英两种称谓语中都有先生一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的等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先生”的称呼用于学术界人士时，实际上是对高级学者既严肃又亲密的尊称。与汉语不同，英语中Mr.加在男性姓氏前仅仅是表示一种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汉语的“先生”都可与英语的Mr.或Sir对换，事实上，汉语中“先生”的文化内涵是远多于英语的“Mr.”和“Sir”。在英语中Sir或Mr.+Surname是很常用的社会称谓，一般说来，Mr.可用于任何年龄的成年男子，语气正式，表达的关系不密切，Sir则含有一定尊敬成分，它常常用在小孩对成年教师，下级对上级等。

结语

从以上对中英称谓语在亲属称谓和社交称谓两方面的对比，可以发现中英两种称谓语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复杂、丰富而后者简单、笼统。两者间存在很大的不对等性。这种差异是由于各自的文化性使然。民族心理、文化意识、伦理价值观念等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英汉不同称谓体系的存在。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而言，虽然英语的称谓语系统相对简单，但如果不了解两者间的差异，特别是造成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就会出现负迁移现象，造成很多的交际障碍。对称谓语系统的了解和文化因素分析，可以使英语学习者进一步加深对英汉两种文化的认识，从而更好地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72.

[2] 邓炎昌.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42.

[3] 贺月娟，李漠.英汉称呼语异同比较[J].浙年专修学院学报，2007，（3）.

[4] 肖巧玲.浅议英汉称谓语所映射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0，（6）.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7篇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gender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such subjective factors. Women's consciousness of the class advancement is essential.

关键词:性别差异 社会分工

Key words: gender differences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作者简介:颜婷婷,女,河南省新乡市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学专业200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政治上确立了女性的主体地位,但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性别因素与社会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进行社会分层时,妇女地位失衡,部分妇女的地位甚至出现了边缘化。对男女两性在社会分层中地位的研究,既是社会阶层分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有关社会平等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分层指的是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1]李强也在《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一文中对社会学的分层概念及本质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认为,“所谓分层,是对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也就是说从人们社会地位垂直变化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的本质是关于人们之间的利益或资源占有的关系。”[2]而性别分层是指以性别视角研究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旨在揭示社会分层结构,特别是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两性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以及将女性群体边缘化、弱势化的地位排斥现象。[3]

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二是当前的阶层分化当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党和政府组织掌握着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个人在国家组织系统中居于什么位置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重大的影响。[4]

在这样一个等级性的社会阶层结构当中,性别的分布是:一,最具优势地位的阶层,都是以男性为主;二,在中间阶层,较高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男性比例较大,较低等级的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女性居多。第三,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中,男女分布比例比较平均,产业工人中男性比例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中女性比例远远高于男性。

现阶段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主要表现为:首先,在招聘广告中明确注明性别、年龄,或者在聘用中明确规定某一性别。其次,即使就业招聘标准未对某一性别进行限制,但在考试和录取中会优先选择男性。第三,女性的二次就业相当困难,常常因为婚姻和家庭被雇主拒之门外。生育怀孕往往使女性就业过程出现中断,导致失业。

形成这样的性别分层状况,客观因素必然起着决定作用,长久以来劳动的性别分工、社会的性别结构和科层制的体制建构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都固化了女性的边缘地位。但对这种社会性别文化的主观认同给妇女主体地位的确立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因为它是潜在的、无形的,由世俗所支撑、经大众传媒加以放大并模式化,且得到不少女性的认同,它使女性屈从于这样的社会分层,加深了女性的从属地位。

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的构成,指的是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它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最基本的一个内容。[5]社会性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受社会文化的教化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正如西蒙・德・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从某种程度上看,女性的从属性是社会塑造出来的。社会性别文化对个体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种制造者与被制造者的关系,个人的身份及特性都是被文化权力塑造出来的。性别角色观念是性别观念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扮演性别角色的模式依据,它包括针对不同性别的角色期待和刻板印象。[6]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社会性别文化的等级含义不断被发掘,被各种文化生产者生产,从而不断巩固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观念。与此相应,构造了诸如男性属于工作等公共领域,而女性则囿于婚姻家庭生活等私领域等角色期待,以及男人自立、乐观、精干,女人善良、娴淑、温柔的阳刚、阴柔的两性人格特征。强调男性主体地位的性别角色观念通过强大的伦理、道德、风俗教化和一些针对女性的社会排斥政策制度,培养了男性重工作事业而女性重家庭生活的价值取向,以及男高女低的成就动机。虽然社会变迁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男女迥异的性别观念,但“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文化及相应的性别制度背景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性别分工和角色期待,塑造新型性别角色模式,提升女性的自我评价和成就动机,并在制度政策上切实地赋权于女性。

女性长久以来接受着这样的教育,在这样的氛围下熏陶,这样的性别角色观念已经深深地内化到她自身。当今大多数女性的生活与家庭联系的更为密切,她们把生命相当多的时间用于照顾家庭,当女性的自我追求与外部追求发生冲突时,她们被要求要顺从,她会选择家庭而放弃自己的追求。

因此我们在强调提高女性地位时,应该注重,这种改善不仅来自于外部,更来自于女性自身,两性平等的实现也取决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我们应注重构建现代的女性主体文化,女性的主体文化的核心是自主、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的价值意识,寻求解放的女性必须确立自我价值意识、自我发展意识、自我超越意识。从心理层面讲,现代女性应克服依附、顺从、自卑、自贱的文化心态,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从理论角度讲,应在不断完善性别文化的过程中,从女性的特点出发,研究女性权利实现的法规、政策、方法和途径,建立并完善女性主体文化的内容。女性首先学会自我评价,女性的身份获得重新定义,性别权力关系也将随之改变。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三版

[2]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4]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浙江学报.2004年第六期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8篇

一、中西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及国家社会环境的迥异造就了中西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国家统治发展道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人的性格、智慧等由气候决定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延伸，人为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即所谓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后继的诸多学者如亨廷顿等对此进行了有限的反驳与修正，但不可否认自然地理条件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中国俗语即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说法，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性格特征、文化、政治、艺术等诸多文明发展因素有不同的塑造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犹如黄河与长江。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域覆盖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黄河九曲，先昂首向北，继而折向南，最后迤东而流。长江经西南边疆云贵高原的深山峡谷，汇集甘藏高原的支流，出三峡过广阔的平原，他们最终都进入了广袤的大洋。黄河造就了中国文明天玄地黄的性格，长江却是一种一种婉约的柔美，使得中国文明呈现多元的格局与气象。中国文明由中原的黄河流域发端，即中原地区，融入长江流域的文明。美籍犹太学者魏特夫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本质进行研究时提出“治水国家说”，认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需要以满足及适应农耕发展的需要，使得中国文明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为中国学者所普遍批评。近年来，其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概念置换，而形成时下的风潮的“水利社会”研究。生长繁盛于大河流域的中国文明确实与“水”息息相关。黄河从黄土高原迤丽而东，在黄淮海平原泛滥成灾，数次改道，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上古文化中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最终深深的映入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中国文明孕育的传统王朝帝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此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有重要的造就促成作用。为保证农业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需要动员庞大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而非所不能成，元帝国末年黄河决堤帝国中央政府即动员百万民工筑堤。中国文明所构建的王朝帝国的背面是古代文明发展史上著名的欧亚大陆草原走廊，生长于这个地带的游牧族群在长时段的传统文明发展中与其南部的农耕民族的多元融合中，战争冲突是最主要的方式。从三代的周朝至清代以前，东亚中国文明的王朝帝国与北方游牧民族多数时间里处于对峙状态，中国文明的王朝帝国在强盛的统一状态下，往往发动战争使北方的游牧民族臣服于其皇权下，就是所谓的“四夷宾服”。汉唐帝国的对外政策最具代表性。在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枢机构对帝国广袤地域的臣民、财力等进行统一调度，汉武帝几次派遣大军出塞，李唐帝国亦如此。再如长城、大运河等大型工程的修建非此即不可完成。在这些因素及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的合力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治结构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帝国中央政府以皇帝为首的中枢机构对全国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包括人才、土地等资源。

西方传统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有迥异的历史风格，西方传统文明源于古希腊城邦文明。雅典之城邦文明是其核心与主体，其政治统治体制为西方传统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历史文化渊源基础。雅典位于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三面临海。境内多山地，适于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平原面积狭小，土壤较为贫瘠。因此，雅典城邦文明农业发展较为缓慢，本土的粮食产出量不能满足其人口消费需求，需要用葡萄酒、橄榄油等商品进行粮食交换。其山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如大理石、优质陶土及银矿等，沿海地带的海岸线曲折，多天然优良港湾，这些条件促成了雅典城邦工商业及海运事业的发达。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氏族的血缘关系被地域关系取代，工商业阶层成为雅典城邦社会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对旧的血缘氏族贵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由于工商业经济发达的缘故，故其原初国家――城邦的立国理念中有强烈的独立与自由氛围，造就了雅典城邦辉煌的古代奴隶制下的民主的黄金阶段。且希腊-雅典城邦文明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距离“刚好”合适，可以吸取其文明发展的精华的同时又不至于“太近”而丧失自己独特的文明性格。其城邦国家的政治结构为分权-制衡。雅典城邦在伯利克里时期其民主发展达到了顶峰，初将近及司库等职务外，城邦国家的所有政治统治职务面向全社会符合条件的公民开放。亚历山大的征服把希腊-雅典文明的因子进行了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继之而起的罗马帝国亦是由意大利半岛台伯河的罗马城邦发展而来的。罗马帝国发展的文明实质还是希腊-雅典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城邦的建立过程中是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十二铜表法的制定、格拉古兄弟改革等是其发展的结果。在不断的政府战争中，罗马城邦一跃而为纳地中海为其内湖的庞大帝国。屋大维于公元27年称第一公民或称元首，实质此时的罗马已为帝国体制。戴克里先即位面对帝国的2世纪危机，在整个礼仪及政治运行中实际用皇帝称号，只不过是屋大维“元首”政治名称的改变而已，其实质不变。罗马帝国与同时期的汉帝国同为中西传统社会的两大帝国，但罗马帝国的“皇帝集权”与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不可同日而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体系中仍然保留这原初国家形态――城邦时期的分权政治机构，如元老院。戴克里先称帝后，实行“四帝共治”的政治结构制度，这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中是不可能出现的，除非是具有“反叛”中央王朝的割据分裂势力额存在，不过亦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归一强权皇帝的统一下。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传统社会很快被日耳曼等蛮族所瓜分，众多的蛮族王国纷纷建立，经历了1000余年的中世纪至今西方社会不复出现统一的大帝国。总体上看，西方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都呈现为分权-制衡。中世纪教权与王权一直彼此争斗不休。与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华帝国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心目中，皇帝被赋予了绝对的、超自然的和全能的力量”，[2]这导致了二者在实际政府行政管理运行上的迥异。这是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合力因素的结果。

二、中西传统的社会管理

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在公元前就已经形成，表现出了成熟性的特点。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专业、完整的官僚队伍和机构。西方传统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则主体表现为贵族管理。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向“一切人”开放的政权管理其范围是有限的，即奴隶主贵族的民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自东周崩溃后，秦帝国建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体制得到巩固与完善。秦帝国的大一统昙花一现，完善的任务则由其后的汉帝国继承完成，汉承秦制。隋唐帝国及明清帝国基本承袭前代，只是略有损益罢了。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官制度，构建了一个庞大高效的官僚体系，因为儒家学说自汉武帝时代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而不曾被动摇推翻，最终通过科举制这一形式为王朝帝国政府进行人才选拔完成行政管理的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央为三省六部，地方为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县以下为里甲组织，由村社选举德高望重及财力厚实之人担任领导，形成村民自治组织，为王朝帝国政府征收赋税、兵源及政治政治政策。文化教育等的宣传与服务等。中国传统社会行政管理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下，宗族亦爱某种程度上有着重要的行政管理职能，在明清两代表现的为尤其明显，这一切都以王朝帝国的皇帝为中心，各代略有一定的体制变化，但其总的中央集权结构不改变。

西方传统社会中其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相较于中国传统社会则显得较为简单，其职能亦有限。希腊-雅典城邦时期的“民主制度”下选举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是如同中国传统社会一样接受具有系统专业的儒家文化熏陶而成。罗马帝国时期总体上看其帝国中央政府的军事色彩较为浓厚，因为不断地处于战争中，其行政管理机构亦较为零散，军人主管占据主要地位。中世纪时期，各蛮族王国治下是大大小小的领主庄园，国王实质上只是一个较大的领主，中世纪的骑士领主制度遵循“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各大小庄园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行政、司法、财政权等权利，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到传统社会的末期，民族君主国家、商人阶层等崛起，民族君主国的国王与商业阶层联合向旧的领主阶层宣战，如自治城市或同盟的出现，威尼斯、汉萨同盟等都是。其总的政治行政管理趋势表现为社会资源分配角色与权力的分散，而不是高度集中。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简单，专业化程度与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帝国政府相比较为逊色。

三、反思：政治文化的差异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世纪；封建社会；文明；文化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远游中国并在元朝为官，他归国后写的《游记》，报道了胜于西欧的中华文明繁盛景象，使西欧人大开眼界，了解到远东还别有一种文明胜地。由此可见，西欧的中世纪文明与中国的封建文化在历史上并存且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和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做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的承认和尊重。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楚的明白各自文明的特质与当今的一些文化现象。

西欧文明是西欧历史发展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交互作用、有机综合而形成的动态的文化共同体。西欧中世纪文明指西欧各国作为历史整体，进入封建社会所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段性文明形态。它开始于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后西欧建立的一系列日耳曼国家，在公元11世纪至公元14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公元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西欧兴起文艺复兴之时，它逐渐走向衰落。中国封建社会自战国时始自清代时末，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西欧进入封建社会时，中国已经走了将近一千年封建社会的历程，相对于欧洲的中世纪时期来说中国则经历了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等朝代，而中国落后于西方，便是在明朝开始。

西欧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到公元8世纪的法兰克帝国加洛林王朝的所谓“文艺复兴”之时，已基本确立，西欧的一种基督教文明的整体也已形成。公元8世纪至10世纪，除了伊斯兰阿拉伯文明还占据西班牙一角外，基督教的传播几乎遍及整个西欧，和封建政权更紧密结合，取得绝对统治地位。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拥有极大的经济政治特权，建立教阶等级制度，严密的教会组织遍布西欧各国，它是有巨大统治力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它又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神光笼罩着整个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基督教神学具有至高无上的思想主宰地位，它作为普遍唯一的精神信仰，牢牢控制着西欧人的心灵，起着精神枷锁的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隋唐时期，“佛”、“道”、“儒”并称为三教，此后，三教出现合一的趋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西方人那样强烈的宗教情结，但是以上三教的思想体系又深刻的影响着世人。儒家文化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规范着封建伦理道德，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道教是我国正统宗教中惟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又有国教之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隋唐盛世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儒教道教佛教都不曾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所以说中国的宗教组织是比较松散的。

宗教势力的膨胀导致宗教不仅在思想文化上占统治地位，而且教权可以与君权相抗衡。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即中世纪欧洲教皇与世俗君主的权力斗争，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从11世纪起，历经两百多年，几经曲折反复，互有胜负，最终以前者失败为结局，这对西欧中世纪文明的进展有很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教权是难以与君权相抗衡的。除此之外，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集经济权、私权与公权为一体，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向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过渡，经历了漫长时期；这和中国早就有君主集权的封建王朝、保持民族国家的统一，有所不同。封建割据和君主集权、王权和教权之间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教皇为维护其至上的神权，往往反对君主集权和封建割据势力结盟。于是，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状况。第一种类型是消灭封建割据，基本上建立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第二种类型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陷入封建割据状态，但民族地区的城市工商业得到较大进展，形成统一民族国家是大势所趋，只是进展缓慢。而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在西欧的中世纪时期，中国的隋唐、元、明都是相对的统一的朝代，隋代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分裂状态，元朝的忽必烈君臣以“混一四海”为己任，建立了一个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疆域最广的朝代。

由于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督教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所以宗教统治对西方文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西欧中世纪文学主要分为四大类：教会文学、骑士文学、城市文学以及人民英雄史诗。中世纪的教会文学的主要内容是普及宗教教义。伟大的诗人但丁的《神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教会文学所不同的是但丁肯定现世幸福，并证明教皇无权干涉政治。在教会文学以外，中世纪骑士文学是半教会半世俗的东西，亦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中世纪封建主义阶级的文化，在骑士文学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骑士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产物。骑士精神在中逐渐形成，骑士不仅要忠实地为主人服务，还要效忠和保护女主人。骑士文学的内容是描写骑士们所谓的“典雅的爱情”，其中心主题是骑士对贵妇人的爱和崇拜。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所隐含的内涵更多的是男性的自我完善以及对上帝的爱。由此可见，中世纪文学与宗教密切相关。而中国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传奇等，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与以上的文学都不相似，从整体上说几乎不具可比性。譬如，中国古代的侠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以忠义为主旨，绝少写到爱情，与西方骑士文化不同。之所以把它们拿来一起看，是为了在总体上把握文学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时代话语，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文化是多层面的，除了宗教文化与文学之外还包含学术文化，学术交流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文化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大学的建立。大学本义指会社、社团、行会。中世纪西欧兴建的大学，实际上是教师和学生仿照当时的城市行会，为着教育的目的和保护自身的利益建立的教学同业行会。它向世俗社会开放，招收各地乃至来自各国的学生；采取大型的教学组织形式，拥有较多专业的教师，实行集体授课；它除传授基础学科课程外，展开高深的专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它是教育兼学术研究的中心。创立大学是人类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它突破了原来由基督教会垄断的教会学校的封闭性、狭隘性，开创了一种规范的世俗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教育内容不再像教会学校那样局限于“七艺”和传授《圣经》与神学知识，而是大量地输入了世俗使用的学科。这标志着西欧中世纪盛期的知识水平大为提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飞跃。而在中国古书《大学》中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但是中国在封建时代始终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历史上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等，与中世纪的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不属于一个类型，它们不是现代大学的雏形。这也是中西方在教育制度上的差异。西方自中世纪起已有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与大学机构，而中国的科举制自隋炀帝始建进士科起到1905年才被废除。所以说，在中国当代大学中所显出的弊端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在解决这些弊端上可以借鉴一些西方的教育理念。诚然，如白鹿洞书院的提示“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仍有其价值与意义。

西欧中世纪并非是一个横亘在光灿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的一个“黑暗时代”，并非是一个野蛮、专制、愚昧的“宗教时代”与“信仰时代”。中世纪的三大奇迹“大教堂、神学大全和《神曲》”已经代表着中世纪文明的亮点。西欧社会在专制的封建制度之下依然闪烁着文明的光芒。与西方相对的东方古国中国，亦经历着漫长的封建时代，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但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正是彼此之间的差异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在差异中更见彼此的特质。文明与文化的差异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保持文化的独立性显得尤为重要，在求同存异中才能实现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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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雅克勒高夫，徐家玲，《中世纪文明》，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3]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和谐社会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也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重要指导性文献。《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做出的更加深刻的解读，是对我们党不懈奋斗目标在新形势下的高度概括。本文依据《决定》提出的“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原则，从多民族国家、多样化世界的视角，对“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和实践做若干思考。

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明观

《决定》提出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一个重要观念，是对当代世界正在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本质把握，是构建社会和谐、实现创新型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观念方面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确立的新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无论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还是多样化世界，都揭示了处理族际关系、国际关系、乃至于各种纷繁事务的新境界。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始终面对着文化差异和社会生活多样的客观现实。而试图消除差异、排斥多样的实践也充满了古今中外的社会历史。其中，民族问题即是突出的例证。民族是具有稳定性的人类共同体形式，经历了复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民族在现实表征中展示了诸如语言、聚居地、经济生活、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是多民族国家、多样化世界中表现人类文化差异性最重要的载体。在一个国家中，民族成分的多样性，展现了广义文化范畴的差异性（异质性），这种差异性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就是民族关系，这种差异所引起的矛盾就是民族问题。就当代世界而言，民族问题始终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宣称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那么，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理念，是消除差异实现同一？还是尊重差异构建和谐？

人类世界是一个种族纷呈、民族大千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差异和矛盾的社会。人类是统一的，其统一性在于物种的单一性；人类是多样的，其多样性在于文化的差异性。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对异己种族的歧视和灭绝的行为，对异己民族的征服和压迫的实践，可谓俯拾皆是。“消除差异”的观念可谓延续长久，影响至今。总之，在人类社会处理族际关系、国际关系方面，消除差异、排拒多样的观念是根深蒂固，其付诸实践的例证亦比比皆是，但其注定是失败的。就20世纪的现代历史而言，希特勒帝国的种族屠杀、美国的“熔炉”同化、苏联的“俄罗斯化”、南非的种族隔离、墨西哥的“一体化”、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化”，等等，都属于失败的例证。那些在文化表征方面受压抑、被同化的少数民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民族复兴的运动，在恢复、重组、再造中呈现了新的多样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巴斯克语复兴及其民族意识的强化，即是突出的例证。而全球化推动的经济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同一性，也在更大范围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差异性的回归运动。正如奈斯比特所说：“我们的生活方式越趋同一，我们对更深层的价值观，即宗教、语言、艺术和文学的追求也就越执著。在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将愈加珍视从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的东西。”（注：［美］约翰·奈斯比特·帕特里夏·阿伯迪妮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2000年大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从族际关系的文化视角看是如此，从国际关系的政治视野看也不例外。就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影响而言，“苏联模式”在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强力推行，制约了这些国家从自身国情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多样性，其结果是导致了这些国家被迫“共享”“苏联模式”弊端的恶果，一损俱损。苏联解体后，美国试图遏制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依仗其军事势力推行全球霸权、试图用美国的“民主模式”和价值观念影响世界，但遭到的抵制也前所未有。以至于亨廷顿抛出了“文明冲突论”来混淆人类统一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以确立“不同文化的大主体之间理所当然是不和睦关系”的逻辑，“它创造出了敌人的形象，产生了对行动的刺激，使军事和经济的机构合法化，用结构上威胁和总体上不和睦的跨越式观点激活政治行动的资源”。（注：［德］约恩·吕森著，綦甲福、来炯译：《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依据这种逻辑的实践，最新近的例证莫过于美国所谓“改造伊斯兰世界”的霸权行径。其结果不过是再次重蹈“越战”泥潭，深陷伊拉克战乱不能自拔。“文明冲突论”并没有揭示文明多样性形成、发展和互动的关系，而是通过冲突的必然性来为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在人类社会中所占据的中心、唯一地位辩护，其本质是对文明多样性的否定。这一点，我们从亨廷顿有关美国的“文化冲突论”中是不难体味的。因为，亨氏的美国“文化冲突论”不过是企图使美国重返“盎格鲁－撒克逊”的“核心文化”同一本源，重铸“白人至上”的“美国价值”同化“熔炉”，唱响的是种族政治的挽歌。（注：参见拙文：《民族认同危机还是民族主义宣示？亨廷顿〈我们是谁〉一书的族际政治理论悖论》，《世界民族》2005年第3期。）

文明多样、文化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待“差异”和“多样”的观念与实践问题。事实上，人类对自身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一直处于非文明的状态。惧怕差异、污名差异、排斥差异、消除差异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流意识，由此而引起的矛盾、冲突、战争几乎充满了人类历史。作为这种实践的一些理论和观念，也自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诸如西方人的“环境决定论”对多样性文化的优劣评判，“种族主义”对体貌特征进行的人种优劣鉴别，乃至“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至上观念至今仍表现的傲慢，都在挑战人类的统一性和排斥文化的多样性。

因此，“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提出，无论从文明多样、文化差异的角度讲，还是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多样化的角度看，都是一种新的文明观。这一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认识的产物，是面向全人类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和研究是极其深刻的，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预言，对人类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在发现和遵循了人类文明发展必然规律产生的科学预见。无产阶级革命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程中开启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并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探索虽然充满了征途上的艰难和曲折，展示了阶段性的成就与挫折，但是马克思主义面向全人类的科学性并未因此而失去其真理的光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实践，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导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正如西方世界评价人类社会第二个千年中的伟大人物时必然包括马克思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不容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冷战思维的干扰所能否定的。因为它是面对全人类。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同样需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就。

20世纪90年代，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其自身的演变和解体而分崩离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的真实性似乎也不复存在。西方世界有关“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纷至沓来。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来自西方的另一种认识：“自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后，任何政治思想都未能提出复杂的思维和远大的目标。”（注：［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地球·祖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6页。）帝国霸权在历史上不断失败的记录表明了它在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主流趋势下的陈腐和不识时务，所以它也不可能在“复杂的思维和远大的目标”方面为人类社会指明方向并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却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明观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新境界，其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是这种文明观的核心价值内容之一。

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观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大千的世界来说，其基点是立足平等。各民族无论族体规模大小、社会发展程度如何、文化差异多大，都具有平等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基石，也是科学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平等，是由人类统一性所决定的。然而，在实践中，即便是生物学为人类的统一性提供了足够的科学依据之后，“人们虽然承认人类的统一性，但同时又倾向于把它分隔为高低不同的种族。民族权利虽然受到承认，但一些民族却自认为高人一等，并赋予自己指导或统治全人类的使命”。甚至可以说“生物学对人类统一性的确认丝毫未能削弱对人类进行优秀种族和低劣种族的等级划分”。由此决定的文化观、文明观也是如此。以致于在世界近代历史中出现了“最优秀的土著文化在最劣等的西方文化冲击下陷于消亡”的种种悲剧；（注：［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地球·祖国》，第8、49、79页。）即便是当代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出现的“形形色色乔装打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兴”，仍在试图证明“工业化、现代化和西化必定是相互联系的”规律。（注：［美］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3页。）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所展示的有关多样化、差异性必然导致不能相容的冲突，正是这些反人类、反文明、反平等思潮的集大成者。其目的就是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民族（nation）设计“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的前途，使非西方世界永远在自卑、屈从、感恩中附属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实际出发，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使各少数民族在实现政治平等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平等。平等是实现人权的基础，人权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权利，都需要平等的支撑，因此平等观念的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人权的实现程度。中国在人权事业方面强调生存权、发展权，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抉择，其目的是通过生存保障、发展成效，为实现充分人权奠定社会物质基础和社会和谐氛围。就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的主题而言，少数民族在发展进程中普遍面对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面临挑战。因此，缩小和消除经济社会的发展差距，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实践中保护、发展和传承各民族的文化，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面对的根本任务。

在经济发展方面，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文化、科学技术、管理模式、生活水准呈现了全球化扩散的影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明成果。这一点从中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不断融入国际经济运行机制的进程中不难体会。但是，在文化发展方面，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通过大众化、流行化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正在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普遍出现了流失现象和传承发展的困扰。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在观念、形式、内容和适应性等方面普遍发生，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并存。甚至也陷入了“西方人典型地认为，科学－技术文化的实体和力量是实在的，而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力量则不是实在的”误区。（注：［美］E·拉兹洛著、李吟波等译：《决定命运的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5页。）中国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这些现象，事实上还是要从观念上解决“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问题。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我们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也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加以改变。对各民族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缩小和消除。”这就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民族观的集中体现。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等体现民族特点的因素予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是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内容。而缩小和消除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则是实现充分人权的物质基础保障。

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尊重差异”，并不是遵循文化相对主义而导致固化、甚至扩大差异。文化相对主义虽然承认不同文化所享有的独特价值，但是某些文化相对主义论者却反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价值和在交互影响下的发展，甚至主张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冷冻层”或纳入博物馆的范畴而固化其“原汁原味”。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承，文化的繁荣在于发展。传承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发展，而发展的进程本身就体现了传承。因此，文化的活力只能在发展中得以彰显和延续，发展需要吸收和借鉴，任何封闭或故步自封的文化必然处于停滞状态，而相对于变化发展的世界，停滞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活力。

同样，“尊重差异”也不意味着效法西方移民国家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对西方世界来说，“从1970年代开始，在移民群体的压力下，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都放弃了同化主义模式，而采取了更为宽容和多元化的政策，允许并实际上支持移民维持他们的各种族裔传统。”（注：［加］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群体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公民权》，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美国虽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是相关的法案和实践并不亚于其他国家。实践证明这些植根于西方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虽然“增加了整合性群际交往的机会和可能性，但也增加了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场合和可能性” 。（注：［美］彼得·布劳著、王春光等译：《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而这一具有双向可能性的进程，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成为主流，至今在欧美国家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定，引起的争论比比皆是。因为即便是在最有能力融散和同化族类群体的城市环境中，“不同的族性集团经常占据着划分明确的街区，这已经限制了他们彼此间的交往”。（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等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社会虽然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少数族裔、土著人的地位和权利，但是多元文化主义植根的社会政治多元化基础，也必然导致了族裔、女性、同性恋等各种社会群体之间“差异政治”意识的对立和各自内部“认同政治”意识的强化。亨廷顿有关美国“文化冲突论”的重要立足点之一，就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当然，对亨廷顿来说，这种批判是出于对美国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的“核心文化”地位的维护，目的是重构“美国价值”的同化“熔炉”。无论如何，这些国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效果，尚不足以为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观念的丰富与完善提供借鉴，也不是中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参照系。

“包容多样”，也不意味着容忍、放纵任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无论是意识形态、文化表现，还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是如此。在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与团结等方面也不例外。从意识形态和社会信仰体系来说，我们党历来倡导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也确定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方针。《决定》进一步指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不仅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信仰体系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实际的科学把握，也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理念中对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形成的科学认识。因此，尊重各种宗教信仰，使各种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通过发挥宗教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而言的，其前提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在广义的文化范畴、思想道德领域也是如此。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形成、发展的背景和过程，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与现代文明社会共识准则不尽相容的观念和形式。例如，从人权、现代医学、人类健康标准的角度看，某些民族传统文化中存留的对人体或妇女某些部位或器官的损毁习俗，固然为相关民族某种程度地作为传统而自我认同，但是却违背平等、人权和生存健康的原则。这类问题，虽然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中争论很多，但是这类文化习俗除了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具有历史遗迹的意义外，绝非现代文明社会应予尊重和包容的范畴。因为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包含了不平等、不文明的因素，需要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人权等事业的发展而逐步改变，这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

人类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是辩证的统一体，承认人类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类的多样性，反之亦然。承认人类生物学意义上及其许多与生俱来的共性是从人类进化的过程而言的，承认人类多样性则是从文化创造的进程来看的。因此，如果我们只看到表象差异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就会陷入否定人类统一性的泥淖；如果我们只追求形式统一的同一化和普世化，就会落入否定人类多样性的陷阱。例如，目前世界范围存在的一些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和恐怖主义势力，虽然其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不尽相同，但其共性特征都是将差异性加以极端化。统一的人类和多样的文化，需要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多样性中认识到人类与生俱来和不断增多的共同性，需要通过对差异（多样性）的协调，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感受到人类社会多样性的统一。因此，面对人类社会的民族大千世界，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来认识统一与差异的辩证关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观就是这种新的理念。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实践是有前提的。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出发，这种前提在国际关系中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种前提在族际关系中就是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观，以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平等、团结、互助、和谐”集中体现了这一根本利益，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从民族－国家时代的国际关系来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观，以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平、发展、合作”集中体现了这一根本利益，是构建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基本准则。因此，“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观，无论对于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还是处理国际的国家关系，都展示了一个和谐共容、和平共处、互利发展的新境界。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观

“差异”和“多样”是产生矛盾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发生矛盾的必然性。关键是如何对待“差异”、怎样看待“多样”。“尊重差异”是实现和谐共处的前提，“包容多样”是实现互补创新的保证。承载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题中之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同样是实现民主、平等、公平、正义、诚信需要遵循的原则，也是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调动一切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因素的基本保证。

《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充满活力”、“团结和睦”、“公平正义”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创新型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对社会生活多样的包容是培植创造性的温床。“历史表明，哪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哪里文明就繁荣兴盛；而不能容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并不能与之合作，文明便衰落。” （注：［意］L·L·卡瓦利－斯福扎、E·卡瓦利－斯福扎著，乐俊河译，杜若甫校：《人类的大迁徙》，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也将继续证明这个定理，这也是文化多样性日益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原因。文化多样性体现了人类的差异性，而正是这些多样性的差异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态。文化的隔离、排斥、毁灭不仅是对文化生态的破坏，而且也是对发展、创新的遏制。

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发表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中特别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注：范俊军编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从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这一比喻出发，笔者曾多次强调了文化多样性是维护人类和平的基础。使文化多样性的差异构成文化生态中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只有通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确立和实践才能实现。“在这个世界上，承认那些产生不同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的基本前提具有同等合法性既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就使得各种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成为可能：这是在一个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上保持和平和生存下去的基本的先决条件。”（注：［美］E·拉兹洛著、李吟波等译：《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25页。）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发展，交流需要平等互利的社会氛围，这种社会氛围的基本特征就是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是和谐观的基本立场。

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历史中不难看出：“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注：［美］E·拉兹洛著、李吟波等译：《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21页。）而创造性的依托只能来自多样性的交流。各民族之间的人文差异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中认识自然、认识自我产生的创造。每一个民族不论族体规模大小、社会发展进程快慢，他们的创造都属于人类的创造，正是这种多样化的创造才使每一个民族都向人类社会展示了各自的优长之处，才使人类文明历史展现出多姿多彩的交相辉映场景。但是，文化多样性的观点强调的多样性并非各自孤立的多元性，如果借助生物多样性对维护生态平衡不可或缺作用的理解，文化多样性注重的是多样性的价值及其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编织了有机的人类统一性，而且它“并不妨碍统一化和再次多样化的进程在更广泛的层次展开”。 （注：［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地球·祖国》，第53页。）而这种展开就是创新性的发展。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一个世界观、思想方法的问题。“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目的是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统一不是同一，统一不意味着单一的色调。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重大变革，它要求人们以全人类的视野对多样性进行思考，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整个世界也是这样。现代化可以产生经济生活的共同性水准，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进程必然要导入“西方化”或“美国化”的同一轨道。“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也是一个关系到方法论的实践课题。社会和谐、国家统一，需要整合各种利益关系，诸如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整合，并不是要求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同一化。同一化的统一，是消除、排斥差异和多样的理念，而“整合则是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协调”，这种机制中的“整合是多样化的补充，而不是它的否定”。因为这种“整合关系到已经形成的团体和实体：它们倾向于建立彼此间更紧密和更共生的关系”。（注：［美］E·拉兹洛著、李吟波等译：《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36、135页。）事实上，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及其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实践，就体现了这种新境界。香港、澳门虽然在社会制度方面保持了原有的体制，但是从中国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统一而言，却实现了和平回归、和谐发展的祖国统一大业。因此，“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观是一种高度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伟大创举。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谐社会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也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重要指导性文献。《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做出的更加深刻的解读，是对我们党不懈奋斗目标在新形势下的高度概括。本文依据《决定》提出的“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原则，从多民族国家、多样化世界的视角，对“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和实践做若干思考。

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明观

《决定》提出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一个重要观念，是对当代世界正在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本质把握，是构建社会和谐、实现创新型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观念方面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确立的新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无论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还是多样化世界，都揭示了处理族际关系、国际关系、乃至于各种纷繁事务的新境界。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始终面对着文化差异和社会生活多样的客观现实。而试图消除差异、排斥多样的实践也充满了古今中外的社会历史。其中，民族问题即是突出的例证。民族是具有稳定性的人类共同体形式，经历了复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民族在现实表征中展示了诸如语言、聚居地、经济生活、社会习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是多民族国家、多样化世界中表现人类文化差异性最重要的载体。在一个国家中，民族成分的多样性，展现了广义文化范畴的差异性（异质性），这种差异性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就是民族关系，这种差异所引起的矛盾就是民族问题。就当代世界而言，民族问题始终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宣称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那么，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理念，是消除差异实现同一？还是尊重差异构建和谐？

人类世界是一个种族纷呈、民族大千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差异和矛盾的社会。人类是统一的，其统一性在于物种的单一性；人类是多样的，其多样性在于文化的差异性。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对异己种族的歧视和灭绝的行为，对异己民族的征服和压迫的实践，可谓俯拾皆是。“消除差异”的观念可谓延续长久，影响至今。总之，在人类社会处理族际关系、国际关系方面，消除差异、排拒多样的观念是根深蒂固，其付诸实践的例证亦比比皆是，但其注定是失败的。就20世纪的现代历史而言，希特勒帝国的种族屠杀、美国的“熔炉”同化、苏联的“俄罗斯化”、南非的种族隔离、墨西哥的“一体化”、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化”，等等，都属于失败的例证。那些在文化表征方面受压抑、被同化的少数民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民族复兴的运动，在恢复、重组、再造中呈现了新的多样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巴斯克语复兴及其民族意识的强化，即是突出的例证。而全球化推动的经济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同一性，也在更大范围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差异性的回归运动。正如奈斯比特所说：“我们的生活方式越趋同一，我们对更深层的价值观，即宗教、语言、艺术和文学的追求也就越执著。在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将愈加珍视从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的东西。”（注：［美］约翰·奈斯比特·帕特里夏·阿伯迪妮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2000年大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从族际关系的文化视角看是如此，从国际关系的政治视野看也不例外。就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影响而言，“苏联模式”在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强力推行，制约了这些国家从自身国情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多样性，其结果是导致了这些国家被迫“共享”“苏联模式”弊端的恶果，一损俱损。苏联解体后，美国试图遏制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依仗其军事势力推行全球霸权、试图用美国的“民主模式”和价值观念影响世界，但遭到的抵制也前所未有。以至于亨廷顿抛出了“文明冲突论”来混淆人类统一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以确立“不同文化的大主体之间理所当然是不和睦关系”的逻辑，“它创造出了敌人的形象，产生了对行动的刺激，使军事和经济的机构合法化，用结构上威胁和总体上不和睦的跨越式观点激活政治行动的资源”。（注：［德］约恩·吕森著，綦甲福、来炯译：《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依据这种逻辑的实践，最新近的例证莫过于美国所谓“改造伊斯兰世界”的霸权行径。其结果不过是再次重蹈“越战”泥潭，深陷伊拉克战乱不能自拔。“文明冲突论”并没有揭示文明多样性形成、发展和互动的关系，而是通过冲突的必然性来为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在人类社会中所占据的中心、唯一地位辩护，其本质是对文明多样性的否定。这一点，我们从亨廷顿有关美国的“文化冲突论”中是不难体味的。因为，亨氏的美国“文化冲突论”不过是企图使美国重返“盎格鲁－撒克逊”的“核心文化”同一本源，重铸“白人至上”的“美国价值”同化“熔炉”，唱响的是种族政治的挽歌。（注：参见拙文：《民族认同危机还是民族主义宣示？亨廷顿〈我们是谁〉一书的族际政治理论悖论》，《世界民族》2005年第3期。）文明多样、文化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待“差异”和“多样”的观念与实践问题。事实上，人类对自身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一直处于非文明的状态。惧怕差异、污名差异、排斥差异、消除差异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流意识，由此而引起的矛盾、冲突、战争几乎充满了人类历史。作为这种实践的一些理论和观念，也自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诸如西方人的“环境决定论”对多样性文化的优劣评判，“种族主义”对体貌特征进行的人种优劣鉴别，乃至“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至上观念至今仍表现的傲慢，都在挑战人类的统一性和排斥文化的多样性。

因此，“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提出，无论从文明多样、文化差异的角度讲，还是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多样化的角度看，都是一种新的文明观。这一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认识的产物，是面向全人类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和研究是极其深刻的，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预言，对人类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在发现和遵循了人类文明发展必然规律产生的科学预见。无产阶级革命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程中开启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并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探索虽然充满了征途上的艰难和曲折，展示了阶段性的成就与挫折，但是马克思主义面向全人类的科学性并未因此而失去其真理的光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实践，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导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正如西方世界评价人类社会第二个千年中的伟大人物时必然包括马克思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不容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冷战思维的干扰所能否定的。因为它是面对全人类。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同样需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就。

20世纪90年代，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其自身的演变和解体而分崩离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的真实性似乎也不复存在。西方世界有关“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纷至沓来。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来自西方的另一种认识：“自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后，任何政治思想都未能提出复杂的思维和远大的目标。”（注：［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地球·祖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6页。）帝国霸权在历史上不断失败的记录表明了它在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主流趋势下的陈腐和不识时务，所以它也不可能在“复杂的思维和远大的目标”方面为人类社会指明方向并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却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明观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新境界，其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是这种文明观的核心价值内容之一。

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观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大千的世界来说，其基点是立足平等。各民族无论族体规模大小、社会发展程度如何、文化差异多大，都具有平等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基石，也是科学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平等，是由人类统一性所决定的。然而，在实践中，即便是生物学为人类的统一性提供了足够的科学依据之后，“人们虽然承认人类的统一性，但同时又倾向于把它分隔为高低不同的种族。民族权利虽然受到承认，但一些民族却自认为高人一等，并赋予自己指导或统治全人类的使命”。甚至可以说“生物学对人类统一性的确认丝毫未能削弱对人类进行优秀种族和低劣种族的等级划分”。由此决定的文化观、文明观也是如此。以致于在世界近代历史中出现了“最优秀的土著文化在最劣等的西方文化冲击下陷于消亡”的种种悲剧；（注：［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地球·祖国》，第8、49、79页。）即便是当代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出现的“形形乔装打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兴”，仍在试图证明“工业化、现代化和西化必定是相互联系的”规律。（注：［美］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3页。）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所展示的有关多样化、差异性必然导致不能相容的冲突，正是这些反人类、反文明、反平等思潮的集大成者。其目的就是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民族（nation）设计“现代化＝西方化＝美国化”的前途，使非西方世界永远在自卑、屈从、感恩中附属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实际出发，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使各少数民族在实现政治平等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平等。平等是实现人权的基础，人权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权利，都需要平等的支撑，因此平等观念的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人权的实现程度。中国在人权事业方面强调生存权、发展权，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抉择，其目的是通过生存保障、发展成效，为实现充分人权奠定社会物质基础和社会和谐氛围。就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的主题而言，少数民族在发展进程中普遍面对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面临挑战。因此，缩小和消除经济社会的发展差距，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实践中保护、发展和传承各民族的文化，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面对的根本任务。

在经济发展方面，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文化、科学技术、管理模式、生活水准呈现了全球化扩散的影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明成果。这一点从中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不断融入国际经济运行机制的进程中不难体会。但是，在文化发展方面，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通过大众化、流行化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正在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普遍出现了流失现象和传承发展的困扰。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在观念、形式、内容和适应性等方面普遍发生，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并存。甚至也陷入了“西方人典型地认为，科学－技术文化的实体和力量是实在的，而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力量则不是实在的”误区。（注：［美］E·拉兹洛著、李吟波等译：《决定命运的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5页。）中国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这些现象，事实上还是要从观念上解决“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问题。2005年，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我们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也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加以改变。对各民族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缩小和消除。”这就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民族观的集中体现。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等体现民族特点的因素予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是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内容。而缩小和消除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则是实现充分人权的物质基础保障。

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尊重差异”，并不是遵循文化相对主义而导致固化、甚至扩大差异。文化相对主义虽然承认不同文化所享有的独特价值，但是某些文化相对主义论者却反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价值和在交互影响下的发展，甚至主张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冷冻层”或纳入博物馆的范畴而固化其“原汁原味”。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承，文化的繁荣在于发展。传承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发展，而发展的进程本身就体现了传承。因此，文化的活力只能在发展中得以彰显和延续，发展需要吸收和借鉴，任何封闭或故步自封的文化必然处于停滞状态，而相对于变化发展的世界，停滞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活力。

同样，“尊重差异”也不意味着效法西方移民国家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对西方世界来说，“从1970年代开始，在移民群体的压力下，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都放弃了同化主义模式，而采取了更为宽容和多元化的政策，允许并实际上支持移民维持他们的各种族裔传统。”（注：［加］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群体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公民权》，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美国虽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是相关的法案和实践并不亚于其他国家。实践证明这些植根于西方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虽然“增加了整合性群际交往的机会和可能性，但也增加了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场合和可能性”。（注：［美］彼得·布劳著、王春光等译：《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而这一具有双向可能性的进程，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成为主流，至今在欧美国家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定，引起的争论比比皆是。因为即便是在最有能力融散和同化族类群体的城市环境中，“不同的族性集团经常占据着划分明确的街区，这已经限制了他们彼此间的交往”。（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惠斌等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社会虽然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少数族裔、土著人的地位和权利，但是多元文化主义植根的社会政治多元化基础，也必然导致了族裔、女性、同性恋等各种社会群体之间“差异政治”意识的对立和各自内部“认同政治”意识的强化。亨廷顿有关美国“文化冲突论”的重要立足点之一，就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当然，对亨廷顿来说，这种批判是出于对美国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的“核心文化”地位的维护，目的是重构“美国价值”的同化“熔炉”。无论如何，这些国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效果，尚不足以为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观念的丰富与完善提供借鉴，也不是中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参照系。

“包容多样”，也不意味着容忍、放纵任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无论是意识形态、文化表现，还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是如此。在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与团结等方面也不例外。从意识形态和社会信仰体系来说，我们党历来倡导自由的政策，同时也确定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方针。《决定》进一步指出：“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不仅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信仰体系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实际的科学把握，也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理念中对的社会功能形成的科学认识。因此，尊重各种，使各种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通过发挥宗教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而言的，其前提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在广义的文化范畴、思想道德领域也是如此。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形成、发展的背景和过程，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与现代文明社会共识准则不尽相容的观念和形式。例如，从人权、现代医学、人类健康标准的角度看，某些民族传统文化中存留的对人体或妇女某些部位或器官的损毁习俗，固然为相关民族某种程度地作为传统而自我认同，但是却违背平等、人权和生存健康的原则。这类问题，虽然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中争论很多，但是这类文化习俗除了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具有历史遗迹的意义外，绝非现代文明社会应予尊重和包容的范畴。因为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包含了不平等、不文明的因素，需要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人权等事业的发展而逐步改变，这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

人类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是辩证的统一体，承认人类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类的多样性，反之亦然。承认人类生物学意义上及其许多与生俱来的共性是从人类进化的过程而言的，承认人类多样性则是从文化创造的进程来看的。因此，如果我们只看到表象差异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就会陷入否定人类统一性的泥淖；如果我们只追求形式统一的同一化和普世化，就会落入否定人类多样性的陷阱。例如，目前世界范围存在的一些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和恐怖主义势力，虽然其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不尽相同，但其共性特征都是将差异性加以极端化。统一的人类和多样的文化，需要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多样性中认识到人类与生俱来和不断增多的共同性，需要通过对差异（多样性）的协调，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感受到人类社会多样性的统一。因此，面对人类社会的民族大千世界，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来认识统一与差异的辩证关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观就是这种新的理念。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的实践是有前提的。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出发，这种前提在国际关系中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种前提在族际关系中就是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观，以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平等、团结、互助、和谐”集中体现了这一根本利益，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从民族－国家时代的国际关系来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观，以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平、发展、合作”集中体现了这一根本利益，是构建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基本准则。因此，“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民族观，无论对于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还是处理国际的国家关系，都展示了一个和谐共容、和平共处、互利发展的新境界。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观

“差异”和“多样”是产生矛盾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发生矛盾的必然性。关键是如何对待“差异”、怎样看待“多样”。“尊重差异”是实现和谐共处的前提，“包容多样”是实现互补创新的保证。承载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题中之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同样是实现民主、平等、公平、正义、诚信需要遵循的原则，也是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调动一切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因素的基本保证。

《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充满活力”、“团结和睦”、“公平正义”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创新型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对社会生活多样的包容是培植创造性的温床。“历史表明，哪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哪里文明就繁荣兴盛；而不能容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并不能与之合作，文明便衰落。”（注：［意］L·L·卡瓦利－斯福扎、E·卡瓦利－斯福扎著，乐俊河译，杜若甫校：《人类的大迁徙》，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也将继续证明这个定理，这也是文化多样性日益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原因。文化多样性体现了人类的差异性，而正是这些多样性的差异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态。文化的隔离、排斥、毁灭不仅是对文化生态的破坏，而且也是对发展、创新的遏制。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发表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其别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注：范俊军编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从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这一比喻出发，笔者曾多次强调了文化多样性是维护人类和平的基础。使文化多样性的差异构成文化生态中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只有通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观念确立和实践才能实现。“在这个世界上，承认那些产生不同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的基本前提具有同等合法性既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就使得各种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成为可能：这是在一个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上保持和平和生存下去的基本的先决条件。”（注：［美］E·拉兹洛著、李吟波等译：《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25页。）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发展，交流需要平等互利的社会氛围，这种社会氛围的基本特征就是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是和谐观的基本立场。

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历史中不难看出：“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注：［美］E·拉兹洛著、李吟波等译：《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21页。）而创造性的依托只能来自多样性的交流。各民族之间的人文差异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中认识自然、认识自我产生的创造。每一个民族不论族体规模大小、社会发展进程快慢，他们的创造都属于人类的创造，正是这种多样化的创造才使每一个民族都向人类社会展示了各自的优长之处，才使人类文明历史展现出多姿多彩的交相辉映场景。但是，文化多样性的观点强调的多样性并非各自孤立的多元性，如果借助生物多样性对维护生态平衡不可或缺作用的理解，文化多样性注重的是多样性的价值及其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编织了有机的人类统一性，而且它“并不妨碍统一化和再次多样化的进程在更广泛的层次展开”。（注：［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地球·祖国》，第53页。）而这种展开就是创新性的发展。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一个世界观、思想方法的问题。“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目的是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统一不是同一，统一不意味着单一的色调。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重大变革，它要求人们以全人类的视野对多样性进行思考，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整个世界也是这样。现代化可以产生经济生活的共同性水准，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进程必然要导入“西方化”或“美国化”的同一轨道。“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也是一个关系到方法论的实践课题。社会和谐、国家统一，需要整合各种利益关系，诸如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整合，并不是要求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同一化。同一化的统一，是消除、排斥差异和多样的理念，而“整合则是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协调”，这种机制中的“整合是多样化的补充，而不是它的否定”。因为这种“整合关系到已经形成的团体和实体：它们倾向于建立彼此间更紧密和更共生的关系”。（注：［美］E·拉兹洛著、李吟波等译：《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36、135页。）事实上，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及其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实践，就体现了这种新境界。香港、澳门虽然在社会制度方面保持了原有的体制，但是从中国维护独立、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统一而言，却实现了和平回归、和谐发展的祖国统一大业。因此，“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观是一种高度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伟大创举。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差异发展教学；英语教学；学生发展

一、问题的由来

差异发展，顾名思义是指个体不同程度的、有差别的发展。它是相对于“统一发展”、“同步发展”，或者“平均发展”而言的。在许多教育工作者看来，“差异发展”就是“特长发展”；“差异发展教学”就是办“特长班”和“分快慢班”，实施“贴标签式”的教育。其实，任何一种新的教学思想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的因素在内。结合以下的实际国情来看，实施差异发展教学是顺势而生的一种趋势。

1.社会转型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经济的现实国情发出了对具有个性独特性人才的呼唤声

社会转型就是指社会形态的转换，包括了社会政治形态、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文化形态的转换。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变得更民主，经济变得更繁荣，社会文化形态也变得更多元化和人文化。北师大的石中英教授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中指出，一个时期的知识形态和社会形态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已悄然立于时代的舞台之上。在这种经济形态下，人的知识、智力和创新能力成为了支撑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本和第一资源。大量的研究表明，“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性”，个性独特性的发展是创造力的土壤，只有个性独特性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才能拥有丰富的创造性。自然地，作为未来社会主导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强烈呼唤着具有鲜明个性独特性和丰富创造力的人才。显然，这样的人才与学生的差异发展有密切的相关。我们的教育应当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

2.尊重差异是当代多元文化的发展的应有之义

社会转型时期中的文化形态转换主要是社会价值观念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的转换。当今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其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多元文化的发展。多元意味着民主、平等，尊重个性和差异。尊重文化的差异就意味着尊重个体发展的差异。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我国的社会文化也步入了一个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时期。多元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法律法制意识，个人主体意识和多元差异平等宽容的精神等，已逐步走向社会意识的前台。同时，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引起了多元文化的冲突。大家都知道，文化与教育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冲突在当前我们学校文化建设中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在这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每个人都必须从自己的主体立场出发，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但是，当代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却缺乏适应这种多元文化生态环境的基本能力。他们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体验和认同，也缺乏对异族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更缺乏对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评判、选择的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因此，要顺应多元化的发展就必须尊重个性和差异，学校教育就必须重视差异发展的教学，这是毫无疑问的。

3.实行差异发展教学是对“划一性教学”之沉疴的绝地反击。

自春秋战国以降，孔夫子“因材施教”的理念一直为后代教育家们奉为经典的教育原则。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教育家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得到实现后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加速了普及教育的发展。其班级授课制的“五大要求”中就包括了全班学生同时做同样的功课和每个班级有固定的课本等要素在内，这对普及教育的发展以及后来整个世界的教育教学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随着现代机器大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为了适应这种“标准化人才”之需要而诞生的课堂教学制度也上行下效地以“标准化”为其基本特征：固定班级、固定教师、统一课程标准、材、学计划和进度，统一课程表和作息时间。究其根源，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便于管理和实现高效地培养人才。这种机械化、程式化和批量化的培养模式虽然满足了发展社会经济对标准化人才的需要，但是培养出来的是千人一面的人才，这对人的个性、特别是人的创造性的培养造成了缺失和抑制。由于工具性的教育价值取向，高度集权的教育制度以及有限的班级教学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划一性教学”四处横行，这导致了差异教学在我们教育理念中的严重缺失和无人问津。所以说，要对“划一性教学”的沉疴“去魅”，实现差异发展教学是责无旁贷的。

二、差异发展教学的内涵

在进一步洞悉差异发展教学的内涵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从分析课堂教学中学生个体差异的两种视角入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差异发展教学在我国基础教育界备受关注。综合相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差异发展教学是指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从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出发，开展差异性教学活动，以促进每个学生主体性的个性化发展。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环节上：从差异出发、为了差异发展，实施有差异的教学。

第一，从差异出发。差异发展教学认为，学生原有的个体差异是教学活动的起点，一切有效的教学都必须充分尊重学生原有的个体差异。与此同时，学生间丰富的个体差异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第二，为了差异发展。差异发展的教学观认为，教学的目标是要促进学生主体性的个性化发展。这是教学活动的核心追求。第三，实施有差异的教学。为了实现学生的差异发展，就必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在教学组织上、内容、方法、手段以及评价等方面为学生精心设计并组织灵活的、有差异的教学活动。

三、差异发展教学的实现途径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实施差异教学应该结合其内涵中的三个特征，通过其起点、过程、终点三个步骤来实现。

1.从认识学生的差异出发

从认识学生的差异出发就是从其起点上分析他们的差异所在。起点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遗传素质不同、已有的智力水平差异、认知风格和学习风格差异、家庭文化差异，甚至性别差异等方面。①智力差异方面。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力观，每个学生由于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其智力发展各有不同。②认知风格的差异。认知风格代表着学生在广泛的学习和社会情境中经常反映出来的在感知、记忆和思考模式上的特定类型。根据认知速度的不同，有些学生属于“冲动型”，有些学生属于“沉思型”。前者以冲动为特征，表现为思维反应快，但容易犯错误；后者以反省和沉思为特征，表现为遇到问题不急于回答，在作出反应之前对反应进行评估，颇有“知者不言”的风格。③学习风格的差异。格里格斯对学习风格的定义是：“一种综合的、典型的认知、情感和生理特征，这些特征充当学生如何感知学习环境、与学习环境互动、对学习环境作出反应的相对稳定的指标”。与认知风格相似，学生的学生风格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学习效果。

2.对学生实施有差异的教学

对学生实施有差异的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差异发展教学理念在教学中得以实施的具体操作。结合差异发展教学的理论，在英语教学的实践中，我们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差异发展的教学。

（1）根据学生的智力差异对学生获得不同的学业成绩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学生在智力方面呈现出的迥异必然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学业评价机制。在英语教学中，教师不要以绝对的、划一的标准来认定学生的优劣。有些学生由于天赋差，或者语言学习的能力有所欠缺，那么在英语学习的业绩方面也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结果。所以说，考试分数的高低不能作为评判学生好差的唯一标准，教师必须根据学生们在原有基础上取得的进步进行评价。因此，教师应该相应地进行“扬其长，避其短”地评价。

（2）基于学生的认知风格和学习风格的差异而采取相应的教学组织形式。根据学生认知风格和学习风格的差异，首先，要拟定面对全体学生的差异教学目标。要注意目标必须具有层次性。即是说，教师在设定教学目标中，既要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性目标，又要有面对少数学生的个性化目标。

（3）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家庭的学生以及根据男女学生的性别差异提出不同的目标要求。根据学生文化资本的不同，对学生提出不同的目标要求。

3.追求为了学生差异发展的理念

差异发展的教学观认为，教学活动的核心追求就是要促进学生主体性的个性化发展。因此可以说，我们探讨差异发展的发生机制或原理，以及为此采取的种种教学措施就是为了使学生在原有的水平上得到其相应的、充分的差异发展。这是差异发展教学的终点所在。“直面差异是教育智慧的核心”，我以为，这表达了一个近乎真理的信念。只有当教师针对学生的差异性而采取多样性、有差异的课堂教学策略我们才能培养出真正意识上的人才。这种具有个性独特性的人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当今时代所需要的。

总之，差异发展教学是立足于我国目前的教育实际条件，从课堂教学改革着手而展开的。它强调在现有的课堂教学条件下，通过教师教学观念和课堂教学行为的变革，打破传统划一性教学理念的桎梏，创造性地开展教学设计，通过多种教学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让学生参与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活动，以促成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勇于在差异发展教学领域进行探索，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道义和职业操守。

参考文献：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13篇

关键词：语言；日语；性别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 2015 ）08-0255-02

引言

语言、性别、社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性别的不同使语言使用者在社会和家庭角色中自然而然地会将自身的性别差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反映到语言中。决定这种性别差异的不仅仅在于社会根源，同时，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象，并且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由此可见，语言性别差异研究，是社会语言学有别于其他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显著标志。在日本，受到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女权运动的影响，女权运动先后掀起两个较大的波潮，日本女性反对男权、走出家庭的声浪越来越高，社会角色的转变势必会反映到语言实践中。然而，一直以来，利用社会语言学理论研究日本中女性用语的文章甚少。社会语言学领域对日语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研究涉及了语音、词汇、句法、语言行为与模式、认知能力及言语选择等多个方面的问题。本文将就日语中的女性用语现象，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日本女性用语的特征及其根源，主要探讨的是说话人因性别差异而做出的在语言形式和表达方法上的选择。

一、日语中的女性用语

众所周知，日语语言的表达方式存在着明显的男女性别上的差异。所谓女性用语，指的是女性常用的语言及其相应的表达方式。日语中也有相对应的男性用语。语言中存在的鲜明的性别差异是日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明显特点。它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日本自进入阶级社会起，男性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掌握大权，由于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男权”、“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不参与社会活动。并且，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人们理想的女性形象是温柔、感性和善良，而对男性的理想形象中多包括坚强、冷静和果断的性格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说话方式及言语行为也就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有语言学家认为，男女两性成长在不同的社会语言亚文化背景下，他们从小就要学习与自己性别相适应的行为举止和交际方式，这种文化背景则是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日本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对其言语行为的种种限制，使其在语言表达方面出现了差异明显的女性用语。

日语中女性用语自平安时代就产生了，只不过那个时代的女性用语多是忌词。中世是女性用语的发展期。室町时代在女官中产生了“女房词”，成为现代日本女性用语的基础。到了江户时代，在幕府的文化政策下，出版业的发展推动了女性用语的发展和繁荣，女性用语也由食物和餐具用语，扩大到女性在家庭中的一切活动用语，女性用语进入全盛时期。进入江户时代，出于对女性柔美特征的追求，女性用语以“女房词”为核心，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江户后期，出版了很多钟对女性的教养、礼仪规范的书籍。但随着女性意识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女性用语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衰退期。

二、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日语女性用语的特征

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使女性的言行受到社会因素和传统文化的种种限制，从而在语言表达方面出现了差异明显的女性用语。现代日语中女性用语的主要差异表现在语音语调、词语运用、表达方式等方面，其中词汇方面男女用语差异表现最为明显。

1.音质差异明显。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男女的发声器官是有差别的。男性的声带比女性的长、厚，且松弛，这样的差异必然导致了男女性别在音质上有所差异。日语中，男性普遍较多使用舌前音，音质含混模糊，咬字不清，而女性的语音柔美、清晰，因而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

2.音域男高女低。音高是指发声时声带振动的频率，音的高低与声带的大小、粗细、长短、松紧有关。由于男性的声带长且厚，所以发音的平均音高要低于女性。而且南于社会因素、语言氛围和文化底蕴的影响，在实际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女性在讲话时往往会人为地降低调门。但男女性别平均音域的高低确实与其在生理特质上的差异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而语调的变化又与音域的高低有着必然的联系。研究表明，女性在语调上的变化范围比男性更为宽阔，更为经常地使用超高和超低调型，因而使得其音域的变化更富有起伏感。

3.在日本，男性处于统治地位掌握大权，精华理直气壮、发音粗糙模糊，在非正式场合经常使用一些不规则的语音变体，如“ ”等。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地位卑微，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使其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她们不能在社会工作中取得荣誉和地位。于是，日本女性在语音上追求优雅、规范的语音变体，通过高雅的、清晰易懂的标准音和优雅的举止获得声誉，博得人们的欢心。社会地位的差异致使女性说话时句末多用升调，回答问题时也经常带有疑问或征询的升调；男性则使用语气坚决，肯定的降调：

4.词语运用。古代日本时“纵向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有着严格的身份制度。人们必须根据自己所处的阶层和身份来采取相应的言语行为。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经常使用一些傲慢、自大、粗俗的词语，甚至是俚语或诅咒语，以显示其社会地位的优越性；而女性由于社会歧视使她们无从发挥自己的才能，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只有依靠她们的仪表谈吐博得荣誉。因此，日本女性除了最求优雅、规范的语音语调外，还特别重视使用礼貌，文雅的词语。由于社会环境和传统理念的影响，日本女性从小就被要求讲话要有教养，语音要准确、语法要规范、举止要文雅、禁止使用俚语和诅咒语言。这是社会观念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特别角色规定，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社会言语行为的正确性期望比男性要高。社会期望迫使女性在说话和接人待物的过程中，比男子更加意识到使用礼貌、规范语言的必要性。

5.人称代词、感叹词、终助词。男性常用的人称代词，如“偻”、“俺”等，显得比较傲慢、粗俗，部分词语带有轻蔑或近乎责骂的口气。与此相比，女性经常使用的人称代词，如“

”、“ ”等显得随和亲密、礼貌客气。较之男性经常使用的语感强烈，甚至粗俗的感叹词或终助词，如“ ”“ ”等，女性一般使用“ ”“ ”等语感柔和的感叹词或终助词。女性一般要比男性更多的使用郑重礼貌的人称代词，尤其是使用敬语称谓时，即使是夫妻间的相互称谓上也有明显的差异，丈夫称妻子是使用是上级称呼下级时经常使用的称谓词“ ”，而妻子则是用郑重礼貌的称谓次“ ”。

6.女性偏好使用情感词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女性在言语活动中喜欢使用诸如语气词、感叹词和夸张词作为情感的表现手段，以使自己的言语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男性和女性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女性比男性更易于产生情绪波动，也更易于受情绪的感染而影响自己的言语行为。因此，在交谈中，女性对情绪的控制力不如男性，更易于动情，也更易于通过言语表露情感。据统计，女性使用感叹词的频率是男性的两倍。

7.性别用语随时代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也跟着变化，性别用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代表日本近代文化的大文豪――夏目漱石的作品《三四郎》，分析里面的人物和语言对话，分析作品中男女人物在明治时期（1868-1912年）的对话，我们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显然存在着各个阶层。各个阶层都会有自己所属的言语，因此一听到对方说的话，便知道他所属的阶层。这在日语中我们暂叫做[位相]。它并不一定只在男女语之间存在，因为时代的不同、阶层的不同，说法也不一样。

三、日语语言中的性别差异与结论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英语文学；文学翻译；文化差异

一、相关概念界定及内涵综述

1.文化

所谓“文化”并无准确的定义，这里我们以翻译学中的文化界定为准，将“文化”这一概念界定为“以某种语言作为团体表达方式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现象”。文化的本质特征得到了统一的认知，笔者将进行概述。文化具有非遗传特性，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文化具有非个体性，是某一社会团体所共有的；文化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其中语言为文化的重要象征，是文化传播与体现的具体形式；文化具有典型的整体性，文化构成的各个环节均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关于文化的分类，也是各种说法琳琅满目，这里我们同样引用翻译学中对于文化类型的分类，将文化分为主文化(主导价值观等)和亚文化(即副文化、内部文化)，翻译学家曾指出文学作品的优质翻译离不开对五种亚文化的良好认知，它们分别为语言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生态文化。

2.文化差异

所谓“文化差异”是指在差异性的社会发展模式与生态环境下特定群体的人们所形成的包括语言交流、人生信仰、思维方式、风俗道德等方面上的差异，其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即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理解与阐述不同，进而造成交流上的障碍[1]。这里我们对基于翻译学的两种文化所存在的不同情况进行一个阐述，这是进行英文文学作品翻译，实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有效沟通的基础。其一是文化相含关系，即两种文化的内涵呈现一方文化内涵包含于另一方文化内涵，或者两种文化内涵之间存在交集的情况。其二是文化相斥关系，即两种文化针对于同一表达形式所具有的深层内涵出现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情况。其三是文化相缺关系，即两种文化都各自具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组成部分，相对其他文化则是此部分的空白。

3.语言、文化与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差异性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文化有的词汇表达，也赋予了某些特定事物独特的精神含义，中国的“龙”代表吉祥、风调雨顺，而西方的“龙”则代表着暴力与忤逆。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语言交流过程中可否实现有效的沟通，语句本身的准确把握是基础，对语句背后深刻的文化底蕴的理解是关键。翻译则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人们进行有效的语言、文化沟通的桥梁，翻译与语言和文化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优秀的译者必须既熟练掌握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又充分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翻译的深层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实现源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底蕴在目标语言中的完整表达，实现真正的交流。

4.文学翻译

所谓的“文学翻译”即以文学作品为对象而开展的翻译活动。文学作品是一种艺术创作，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翻译亦是一种艺术再创造的活动，它所实现的不仅仅是两种语言字符的等价转换，更是原作品中内涵的文化信息的传递，以实现带给读者欣赏的需求及愉悦感，并如原著一般带给读者思考与启迪。文学翻译的目标就是最大可能地实现源语言文化的传播，实现目标语言文化的丰富，并促进双方文化交流。只有深刻认知两种文化内涵，并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采取正确的处理，运用灵活的翻译策略，选择适当的翻译方式，方可实现原著作品内涵的准确传达。

二、英语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处理策略影响因素及主要方法概述

1.影响因素

文学作品中文化差异翻译处理策略的选择是一个弹性掌握的过程，主要影响因素有两个：一是翻译目的的影响，一是译本读者定位的影响。翻译目的是影响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里我们同样以《Gonewiththewind》为例进行阐述。本作品的翻译目的界定为满足一般中文读者阅读需求，并全面展现原著的所有内容。基于此目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选择，大量使用了直译加注释的翻译手法，既保证了原著原有内容的全面展现，又降低了读者阅读难度。对于读者的定位，这对于确定一部作品的翻译侧重点具有很好的指向作用，不同读者的审美与欣赏水平不尽相同，翻译策略不同。若一部作品的受众为对源文化具有深刻认知的较专业人士，则文化差异处理采用直译即可实现文化传播目的，但若面对普通受众，则源文化背景欠缺，这就要求译者结合自身对两种语言的熟练应用及对两种文化的把控采取弱化差异的策略，降低阅读难度。

2.主要方法

针对英文文学作品中文化差异的处理方法不外乎“异化”与“归化”两种。所谓“异化”即以充分将原著文化内涵进行保留为原则，将目标受众带入异国文化氛围，具有充分实现文化传播目的，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诸多优点。所谓“归化”即以追求译文读起来不像译文而像目标语原创为方向，致力于通过翻译实现用固有文化价值观对作品进行理解。异化的处理方法在作品的文化差异处理中，对于文化交流的促进以及对目标语言的丰富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良好的翻译离不开方便目标读者阅读，迎合其阅读习惯的目的。在英文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上，通常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处理方式。

三、英文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类别及处理方式概述

本节我们对英文文学翻译过程中关键的五种亚文化差异的正确处理方式进行论述。

1.生态文化差异的处理

所谓“生态文化”是指某民族在其特有的生态环境(自然、地理)中发展所形成的具有自我标志性特点、带有地域特色的语言文化特征，不同的生态文化造成了不同民族对于同一事物或者现象的不同反应。在生态文化差异的处理中，我们对于读者的接受能力要有一个弹性的掌握。对于读者通过自我联想可以理解的文化相斥部分，可采取直译的方式，保留原作中的形象、生动的表达方式，直接进行翻译，这种做法会带给读者新鲜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文化的渗透作用；对于作品中文化相缺部分的翻译，可采取直译加注释的方式，最大程度保持原作特色，又通过注释采取归化处理，丰富双方文化的交流；对于原作中由于习惯所采取的比喻手法直译后目标对象难以理解的情况，可选择采取意译的方式，基于译者对于源文化的掌握将比喻含义直接进行翻译，虽降低了形象性，但确保了传递信息的准确性；对于原作中所出现的西方文化俗语等，可采取替换的翻译方法，用目标语中具有同样表达含义及表达风格的俗语进行替换；对于原作中难以向目标读者解释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的省略，降低读者阅读困难，值得注意的是替代和省略两种表达方式在原作文化底蕴传递作用上有一定的削减，应慎用。

2.物质文化差异的处理

所谓“物质文化”是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物质为表现形式的文化，如建筑、食品等，物质文化通常是以一种文化相缺的形式存在，英文文学作品中物质文化的良好传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带给读者异国风情感受，对文化交流具有很好的效果[2]。对于文学作品中物质文化差异部分的翻译，大多采取了直译或者直译加注释的方式，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原作中包含的异国特色，起到了一定的源语言民族或国家文化背景及历史的普及作用。比如对于“Duelingpistol”一词的翻译，《飘》中就直接翻译为“决斗手枪”，决斗这一风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是陌生的，直译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源语言的文化气质，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氛围与新奇感。而对于一些在目标读者概念中不存在的器物以及仅在某专业领域才会使用到的词汇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对其用途进行一个注释，以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描述的场景[3]。对于物质文化的翻译，由于其独特性和强烈的文化气质，很少采用意译，并无法采用替代的方式进行翻译以求实现理解上的便利。对于英语文学作品中物质文化的差异应以传播文化为基本原则。

3.社会文化差异的处理

所谓的“社会文化”是指不同的历史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社会形态、行为方式等。社会文化的差异往往会造成交流上的误解与无法理解，这一现象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则表现为翻译的失误。无论是在中文还是英文中，都存在一词多译的情况，翻译学中曾指出词汇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的表达才有意义，可见作品翻译中对于社会文化差异的细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将直接关系到作品原意的准确传达。基于上述观点，在进行文学作品中社会文化差异部分的翻译应采用直译或者直译加注释的方式，以求规避社会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误区。同样应对读者的接受能力采取弹性的掌握，对于抽象度不高，或差异性不明显的比喻方式，我们可以直接保留原文喻体，进行直译，将理解的环节留给读者；社会文化的差异多归属于文化相缺的范畴，故大多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式进行翻译，以实现如实反映原文社会文化背景，并确保读者不会因为晦涩抽象的社会文化差异而丧失阅读兴趣。如《飘》中，则将原著中的“wallflower”翻译为“墙花”，并注释为“舞会中没有舞伴而坐在墙边的单身女性”，这样生动与准确兼顾。作品中出现蕴含时代背景与社会文化的词汇时，译者应结合作品本身的人物、环境、场景塑造，进行归化处理。如《飘》中的“mammy”一词，若直译则是帮白人看护孩子的黑人保姆，而原著中该人物的塑造要体现的是一个忠诚而认真的老保姆，故译文中翻译为“黑妈妈”，实现了社会文化差异处理与文学作品内涵的到位传递。

4.语言文化差异的处理

所谓“语言文化”[4]，上文已有阐述，而文学作品则是语言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对于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如何将人物的日常语言交流所蕴含的情绪、人物关系、谈话氛围很好地表现出来，对于成功翻译作品关系重大。这里我们以人名的翻译以及英语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黑人对白的处理进行一个举例论述。人名既是日常语言交流中的常用要素之一，又从侧面映射着不同的风俗、宗教、道德等文化信息，对其恰当翻译处理很重要。人名在中英翻译中通常采取音译的方式，但在文学作品的处理中，我亦应结合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见机行事”的处理，让作品译文行文更为流畅。黑人对话也是英语文学作品中独特的组成部分，西方历史造就了黑人奴隶的存在，种族的歧视导致了黑人受教育程度与白人的差异性，原著书写过程中会用一些词汇语句构成的不同来对其进行表现，现有的翻译大多采取直译，而放弃了对这一特有文化要素的控制，笔者认为在对该情况的处理上，可采用意译方式，在充分理解原文表达意图的基础上，用目标读者语言中常用的区分方式对这种阶级差异之间的对话进行替代，实现语言表达设置合理化。

参考文献：

[1]陈安定.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30-40.

[2]马丽群.浅析英语文学中文化翻译差异处理的技巧[J].作家,2013(18):165-166.

[3]于文杰.文化学视阈下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技巧[J].芒种,2012(16):163-164.

社会文化差异范文第15篇

（一）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建构

从逻辑层面来看，和谐建构在差异基础之上，没有差异，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同质结构是不可能建构我们所说的和谐的；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纯粹的同质结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而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结构都可以说是一种由多元因素组织而成的十分复杂的结构，其自身内部充满着差异性、多元性，纯粹单一结构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就一个国家而言，往往都是由多个民族组成，各民族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众多的差异。纵然是在一个民族中，其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因为其民族成员之间的人生观念、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程度、人生阅历、审美标准等等，都存在着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的程度有时甚至是相当大的。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族内部的完全同一性，也根本不知道这种完全同一的民族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因为这样的民族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差异性的存在，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它与其他民族之间，也表现在它内部成员之间。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阻碍这个民族内部的和谐化生存，相反，还积极地支持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因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它的所有的差异都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协调，或正在受到协调，从而使得这些差异逐渐步入一种默契的配合状态。那么，文化的差异是怎样建构社会和谐的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大问题。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着相当巨大的人口数量，而每个人相对于其他人而言，都是一种差异性的存在，而且个人的差异性又会因为时间、地点、对象、场合、情境等的差异而出现时空不同下的差异。和谐是关系的和谐，和谐的发展存在于关系的发展过程之中。当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情感“强度愈大，整个自我被卷入的倾向也愈大，就是说，整个自我为情绪所支配的倾向也愈大”。就民族内部而言，其成员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情感纽带，它维系着各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也维系着整个民族的和谐社会状态。也就是说，情感在调节成员之间的差异方面，事实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当成员之间因为某种利益而发生分歧的时候，情感就会自动地在分歧双方的内心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当这种情感因素的调动达到充分状态时，人们原先的分歧就会因为情感的因素而消于无形，从而使得差异得到了较好的协调。这一点其实也无需过多的说明，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每个人对此也不会产生怀疑。情感调节固然在差异突出之时确实发生着作用，但它并不是万能之药，因为人不仅是情感动物，也是理性的动物。当情感调节失效的时候，理性调节也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事实上情感调节与理性调节有时并没有先后之分，它们有时也会同时发挥各自的作用。这种理性调节，在民间又多以“义”的面貌出现。使得这些差异经过这种处理之后，不至于产生矛盾冲突，或者尽可能地起到缓和矛盾冲突的作用。说得再明白些，上述种种调节，如同木工行业中木器的组接所必须将木器做成榫头和榫母一样，民族文化差异本身就可以视为榫头和榫母，种种协调行为其实也就是对这些“榫头”“榫母”加以识别，按照其差异的性质、规模、大小等不同表现进行合理的配合，从而最终完成木器的榫接，建构其和谐的关系状态。

（二）和谐与发展的关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和谐与发展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的和谐与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发展本身不是均衡，也不可能在均衡的状态下产生，因为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对均衡态的打破，只有打破了均衡态，发展才有可能发生。而要打破均衡态，所依靠的其实是事物内部矛盾的力量。矛盾的协调构建着旧的均衡态，而矛盾的被鼓励，被引导，又会成为旧的均衡态的破坏者，同时也是新均衡态的创建者。只有矛盾的存在，才有可能打破旧的均衡态，建构新的均衡态。我们知道，差异本身虽然不能等同于矛盾，但却是矛盾存在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矛盾才会产生。如果事物内部没有差异性因素的存在，完全都是同一性因素组成，那么，矛盾将永远不会产生，而该事物也将永远不会发展；相反，还会因为缺乏矛盾而失去生命的活力，并逐步走向终结。和谐则是一种类似于均衡，实际上却是一种超越均衡的状态。说它类似于均衡，是因为和谐本身就是各种差异性因素或矛盾性因素在合理配合的状态下所形成的一种极富生机的状态。而说它超越均衡，则是因为和谐本身又是一个开放性结构，它无时不刻不与外界发生着复杂的联系。在和谐的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差异并不是被人为的加以，以求达到某种关系的均衡，而是积极鼓励这些差异，培养这些差异，惟其如此，和谐才会是一种富有生命活力的超均衡态。当某种差异在其积极的鼓励下显得非常突出的时候，倘若又恰逢其时地获得外界因素的适当刺激，就会激发出新矛盾的产生。当新矛盾产生以后，社会的内部就会因其相互默契的配合而汇集成一种强大的活力，这种活力将会对原有的均衡态形成威胁。当这种力量在内外部因素合力的作用下，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将会成为一种打破原有的均衡态，建构新的均衡态，成为推动事物自身发展的力量，从而使这一事物自身获得发展。这就是和谐何以能够促进发展的基本原理。和谐的社会形态之所以需要为矛盾奠定基础，是因为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处理得当，往往会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内驱力。

二、文化差异与民族和谐发展的逻辑证伪

20世纪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思想家卡尔·波普尔曾经反复地告诫我们：“我们必须记住，科学方法中神话的巨大意义是，它们能够成为批判的对象，并且能够加以改变。同样，传统也有双重的重要功能，它们不仅创造某种秩序或类似社会制度那样的东西，而且提供给我们某种我们能对之起作用的东西，我们可以批判或改变的东西。对我们理性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来说，这一点是决定性的。”波普尔在这里强调的是，作为科学的方法，其重点不在于论证过程的“可证实性”，而在于它自身的“可证伪性”。在他看来，“可证实性”的判据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为它的工具即归纳法是无效的，而“可证伪性”判据才是符合科学自身的方法。说得更直白一些，波普尔的可证伪性，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可批判性。在波普尔的观点中，一种科学研究应该是为后人提供批判的对象，只有可批判的东西，才是科学研究方法所坚持的，而不可批判的东西，则是非科学的，也是无价值的。根据波普尔的这一论断，我们在这里也应该对我们自己的逻辑论证过程进行一番批判性分析。其实我们都知道，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事物自身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发展，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甚至是非线性发展的过程。这里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所论证的逻辑发展过程。我们说差异构建了和谐，和谐协调着矛盾，矛盾推动着发展。从逻辑层面来看，这种论证过程应该是合逻辑的推论。但是，我们的这种“可证实性”论证，还缺乏证伪过程的反证。其实这种反证在我们的论证过程中无处不在。就上述各个逻辑环节中，尽管其自身是合逻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误差，如果这些误差得不到及时的纠正而任其发展的话，就有可能改变或者阻断事物发展的逻辑进程，从而使我们的所有论证都指向虚无。

从第一个环节来说，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和谐，是具有某种逻辑发展的必然性的，但是一切必然中都包含着偶然的存在。也就是说，不是一切文化差异都会完全驯服地自动地按照人们的主观预想去构建民族和谐。尤其是在社会形态中，文化差异自身并不主动地构建和谐，因而，真正和谐社会的构建是需要人付出大量的努力才有可能构建成功。而在这种构建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差异的相互配合又是一件十分精细的工作，它需要人们对各民族乃至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有着十分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也就是说，它需要实实在在的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社会思考，这样才会真正拥有对文化差异本质的认识，也只有在这种深入的认识基础上才有可能构建真正的和谐。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将和谐社会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对于真正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却是于事无补的。因为高喊口号固然轻松，但是口号并不能代替对差异的认识，也不能代替构建本身，相反还会因为口号而耽误对民族文化差异的认识，从而也就耽误了民族和谐的构建。当然，这种对民族文化差异的深刻认识又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它需要花大力气，下苦工夫，踏踏实实地深入民族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如果放弃这种社会调查，仅仅凭借想当然的“认识”，只能与文化差异的真正认识无缘，而且这样的“认识”实际上连一般的大致正确的认识都不是，更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认识。若只是基于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去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就第二个逻辑环节而言，我们说和谐协调着矛盾。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不仅符合逻辑，而且也符合事实。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对矛盾进行协调，使各种矛盾在这种社会协调中相互联系，相互荡磨，相互激励，从而使得正常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并得以延续。当然，在这种协调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偏差，即协调不当。因为矛盾的协调同样也是一件十分精细的工作，它不仅需要考虑到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外界环境的影响因素和影响力的大小，并针对不同的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外界的影响以及不同的民族的心理结构、心理特征等等问题，去进行细致的协调。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采取符合当时矛盾情境的协调方式，使这种矛盾的协调达到良好的状态，否则就会出现协调不当，从而事与愿违，不仅不能很好地协调矛盾，反而会刺激矛盾，激发矛盾，严重者还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或者伤害社会和谐。因此，从逻辑证伪的角度来看问题，和谐固然能够协调矛盾，但有时候也可能因为协调不当而激发矛盾，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的程度。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就不能眼看社会达到和谐状态以后便掉以轻心，以为一切都已大功告成，纵然有矛盾出现，也会因为和谐社会的内部机制自身的工作而高枕无忧。须知任何事物其实都是利弊兼存，永远也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事。为此，我们应该继续不断地工作，认真处理任何一种社会矛盾现象，脚踏实地，正视现实，正视矛盾，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积极措施和有效的方法。只有这样，和谐社会才会得以持久。就矛盾推动发展这一逻辑推论而言，本身依然有其道理。因为，没有矛盾，也就没有运动，而没有运动，自然也就谈不上发展。社会的发展依靠矛盾的推动，民族的发展也同样依靠矛盾来推动。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矛盾确实是一种活力，是一种完全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活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矛盾的另一面，即它也有可能阻碍、延迟甚至是消除社会的发展。矛盾的这种性质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并且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么，矛盾在什么情况下推动社会的发展，又会在什么情况下阻碍社会的发展呢？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矛盾的正确引导，正确化解，正确处理的问题。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社会矛盾的基础是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我们不能因为差异会导致矛盾而从根本上消除文化差异。因为一旦各民族之间乃至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文化差异被根除，所谓的社会和谐其实只是一种社会内部的均衡态，复杂的社会构成也将转化为一种简单的同质性结构，而真正的同质性结构别说难以发展，其自身的生存也将受到怀疑。因为，在社会现实中，纯然同质的结构是不存在的，也没有资格存在。因此，要想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就必然会构建一个充满文化差异，充满矛盾，充满社会发展动力的和谐社会。在这样的和谐社会中，对矛盾的正确引导也就成为关键性问题。一旦在引导过程中出现一点偏差，就可能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矛盾推动社会的正能量，还应该看到矛盾阻碍社会发展的负能量。只有对矛盾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认真地加以对待，正确地加以引导，合理地加以调适，社会矛盾也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