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瓦解，蜕变为资本主义了。
共产党失去了东欧七国的阵地。
社会主义中国，虽然顶住了八九浪潮的冲击，保住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
日益严重，政权已经部分地蜕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阻塞社会一切生命
毛孔的寄生体”，并且这一过程还没有停止。
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自我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果这一过程不能阻
断，用不着外力颠覆，社会主义也将不再存在，共产党将会失去政权，即使不
失去政权，社会主义也名存实亡。
中国有三种前景：一是强大了，又保住了社会主义，这需要找到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阻断自我蜕变过程；二是国家强大了，但丢掉了社会主义；三是既
没有强大，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三
种前景，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前景。
研究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
社会主义处于危机中！
要研究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和教训，探索阻断社会主义蜕变过程
的理论机制。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挫败的原因和教训，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章论述了，我不
想一一列述。本文想要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遭受挫败的理论机制，也就是说，是
怎样一些理论观念一步步把社会主义引向蜕变、挫折和失败的，看看能否找到
阻断上述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谁打天下，谁坐天下
1989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还不到四十周年时，遇到了严重挑
战，共产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当时，有一天，邓小平历述周、汉、唐、宋、
元、明、清诸朝代各统治了多少年，长的八百年、六百年，短的也有二、三百
年，然后愤愤发问道：“难道共产党就统治不了五十年？”
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人，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这
番话也反映了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总理念。
后来，我听到转述这段话后，茅塞顿开，解开了多年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
解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黎公社有精辟的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
后，应当采取一些怎样的措施，应当怎样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
人”，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但是，从苏联到中国，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
践上都没有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都没有照此去做。这究竟
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百思而不得其解。噢！现在，我懂啦，“谁
打天下，谁坐天下”——这个千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传统理念，实际上也是我们
共产党人接掌政权的总理念。
这个执政的总理念并没有错
细细想来，也只能这样做，好像并没有错：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要夺取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
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这不就是“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吗？这和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
——把中央和各级各部门的政权交给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共产
党人，这既可靠，又是论功行赏，也合情合理么。
——刚刚被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夺回失去的权力，难道共产党人
就不应当采取种种措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么？
——把这样和那样的权力和职位交给自己熟悉的部下、亲友和子女，这不
是人之常情么？
这些都是可以站得住的理由。“谁打天下，谁坐天下”——天经地义，合
情合理，无可厚非。
然而，蜕变的起点就隐含在这个理念中。
在“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理念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把政权看
作是战利品，是胜利者可以切割享用的蛋糕。
在奴隶社会，男女俘虏是战利品，可以作为胜利者的奴隶，任其宰割；但
最重要的战利品还是夺得的政权，掌握了它就可以支配所辖领土上的一切资
源。
在封建社会，夺得了最高政权的皇帝把夺得的领土分封给他的有功之臣，
由他们掌握各自领地的政权，支配各自领地的一切资源。
在现代西方民主制下，通过竞选赢得了政权的政党，也总是把政府各部的
职位看作是战利品，分配给为其出过力的人。
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之后，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及其各部门职
位，按其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和现实能力，交其掌管。当然，这也有论功行
偿的意味。分配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实际上都有把这种权力看作是战利
品的观念。允诺接受和平解放的将领以政府部长的职位，就是把政府职
位作为一种赏赐，一种可以交易的东西，一种可以分享的蛋糕。
这和共产党人本来的政权观是根本不同的。在共产党人看来，为什么
旧政权，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什么建立共产党人的新政权，因为它是
解放人民和保卫人民的工具。共产党的政权是解放和保卫人民的工具，这是共
产党人本来意义上的政权观。
当然，在掌权的初期，这种政权观还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把政权看作是可
以享用的战利品的观念还没有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已经隐隐约约存在了。
从生活特殊到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政府官员是清廉的。群众有议论的，是有些特殊
化，高级干部坐小汽车，有保姆、厨师，孩子上专门的高干子弟学校，诸如此
类。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十六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有二斤黄豆补贴，有些干部有
多吃多占的现象。
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十年浩劫时期，军队支左人员有借机捞
一把的现象，有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而不是让他们上山下乡。
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掌
握某些短缺资源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卖批条，进行“官倒”，发了大
财。在这期间，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有些人利用权力走私，倒卖房地产，买
卖股票，发了财。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利用职权
把国有企业财产据为私有，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日益普遍，日益严
重。这表现在：
——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利用审批权，给这个或那个公司好处，以收
取、索取贿赂，数量惊人；
——海关和缉私机构，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收取不法商人贿赂以便
利其偷税、漏税和走私，或者自己伙同人进行走私；
——公检法部门，就像群众说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和黑社会勾结
以骗钱；
——组织部门和掌握人事大权的负责人，受其贿赂给以提升，变相卖官；
——掌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和人员，以收受掩护超生的贿赂或罚款，中饱私
囊；
——………
扩大到全社会
政府官员的行为，对全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党政干部掌握党政
大权，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也都掌握相应的职业权利和资源。上行下
效，官行民效。既然党政官员可以，那么，我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不能
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呢？于是，各行各业就利用各自职业的权力和
资源为各自谋利益，这就刮起了各行各业的不正之风。这表现在：
——商业工作人员，在短缺经济年代，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商品，为自
己和亲近的人谋利益、拉关系。那时，在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顾客
有求于售货员，因而她们的服务态度傲慢。现在，那种傲慢服务态度已经不见
了，但是又出现了以伪劣商品欺骗顾客的现象；
——在医疗行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手术刀不如剃头
刀”不见了，没有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红包，做手术是不放心的。
给病人开处方，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住院就更好，可以得到更多的的提
成、回扣和奖金。买和用制药厂的药，制药厂可以给采购者和医生提成；
新闻报道也成了交易行为，被报道者出钱给红包，报道者不管真实与否给
以报道。
评职称，升学位，需要有论文多少篇，没有，花钱让报刊杂志登载；
——……
激化了争权斗争
既然政权是战利品，是可以分享的蛋糕，可以掌控相应资源，因而人们都
要得到更大的权力，都要控制更大范围的资源，因而，夺取政权之后，执政党
内各个层次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中央，在最高层次上，往往冠以“路线斗争”的名义。其实，除了路线
和政策的分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争权斗争的内函。至于谁是谁非，对国
家谁利谁害，这要视情况具体分析，但在本质上都是争权夺利的问题。
在中级和低级的层次上，争权斗争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或者借中央开展
的某个“路线斗争”把对手打下去，或者借地方上的某个问题给对手加一个罪
名，或者靠任用亲信，结帮拉派，排斥异己，造成完全控制所辖地区和部门的
局面，或者利用工具来对付对手，诸如此类，难以尽述。
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残忍的，不仅在政治上打倒对手，甚至
采取阴谋手段肉体上消灭对手。
污染了学风
本来，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唯物论辩证法，是最追求真理的哲学。但是，在
掌握政权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越来越少，唯心
论和形而上学的因素越来越多，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领袖也是人，也有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也会发生主观判断不符合客观
的错误。但是，为了让人听他指挥，崇拜他，迷信他，却把他说成是天才，神
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错了也是对的，不能。在打天下时，也
许需要这种绝对的权威，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危急情况；但在掌握政权后，如果
还是这样，那就会为所欲为，一错再错，造成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社会确实比其它社会好，但我们把它过分理想化了，没有矛
盾，没有缺点，至善至美。这不是“终极社会”了吗，那还有什么发展呢？一
听到苏共二十大揭露苏联社会的情况，就感到难以理解，甚为吃惊，就是这种
错误观念所致。
——对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甚至不能怀
疑。其实，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仅可能会错，而且即使正确的方针政策也可
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本来是复杂多样的，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
的报刊传媒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报成绩，不能报阴暗
面。结果，全国十几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一种声音。
结论
从上述历史的和逻辑的探索叙述之后，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这些
马克思主义信徒部分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在政权观上部分地背
离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没有摆脱历史上千百年来改朝换代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谁打天
下，谁坐天下”，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
第三，政权的本质，就是它有掌控相应资源的权力，必须对它进行相应的
限制，否则，控制政权的人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已谋利益。
第四，从腐败的演化过程和现在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市场
化，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政权和各行各业的权力变成为商品，把人们之
间的一切关系变成为商品交易关系。
第五，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走后门、以权谋
私，那么，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贪污受贿、权
钱交易。
第六，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强调两手都要硬，就是他好
像已经预见到了，随着市场化的进展，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商品化，
商品社会的腐败现象也会随之发生。
第七，要遏制腐败现象，阻断蜕变过程，一要限制权力，二要制定和完善
市场经济的法规，三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八，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应当努力付诸实施。
但能否奏效，确实令人担心。现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实际
上是经济市场化的表现，是商品经济必然的伴生现象，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
看来，只能加以限制，难以根除。到头来，这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命运，确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根据我个人学习《决议》的初步体会，我国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学习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对青少年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的思想教育，这是各级各类学校落实好《决议》基本任务的关键。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主要内容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动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为标志，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的；明确农业是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智力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能够长时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形式，其他分配方式作补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逐步实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以蒸汽机为标志的首次产业革命，以电动机、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逐步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一体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而派生出来的经济危机和抢夺世界市场而由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现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制度长期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各民族之间不同的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的地区间的局部战争至今不断，为了从根本上发动战争和制造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领导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知，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就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整个建设过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概括起来就是六轻六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环保；重个人，轻集体；重本国，轻世界”。由此产生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一国之内和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世界上少数富国强国，借“人权”、“民主”、“自由”等幌子，对大多数穷国、弱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行经济上的掠夺、将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污染转嫁到第三世界的双料殖民主义。
为了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三强调：我国实行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城乡一起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一起抓。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倡导富国与穷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一律平等，引导全人类向和平、发展、进步、繁荣方向前进。
各级各类学校在学习和落实《决议》过程中，同时要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其别要重视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我认为，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实行“三个尊重”，这既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又是落实《决议》必须掌握的指导思想的要点。因此，要将学习落实《决议》和坚持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中主要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即要求教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既未区分古代小农经济和现代大农业经济，又未考虑当今世界57.7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只占11.7亿人口，46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80%的人口都在农村，如果农村、农业、农民不现代化，这些国家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用农村的愚昧、落后创造城市的文明、进步”。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要走城乡一起现代化的新路。中国一直强调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并且再三强调要把加强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从而实现城乡一起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广大农民创办起上千万个乡镇企业，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463万家，总产值5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28%，出货值4400亿元，利税3095亿元，从业人员1.26亿人，占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实行亦工亦农，就地利用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农业脆弱、农民贫困的状况，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尽快地奔赴小康。现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总结该村经济腾飞有三靠：一靠教育，二靠政策，三靠干部。华西村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在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华西村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思想教育中，要以“育人”为中心、“做人”为主线，来规划和实施《决议》。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在“三个面向”战略方针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以学校为主阵地，加强家庭教育，优化整个社会的育人环境，从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形成培养“四有”新人的合力，从小至大，逐步养成“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四有’好公民”。为此，要注意研究和改进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善于利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育人”和“做人”的有利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有利因素大致上有三点。一是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广大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二是城乡落后面貌正在得到迅速改变。我国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是改变农村落后、愚昧状况最好的国家。据统计，中国1978年有贫困人口2.5亿人，经过党和政府实行推广科技的“星火”计划，改良耕作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的“丰收”计划，实行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的“燎原”计划，经过18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目前的6500万人，也就是说，78%的人已经脱贫致富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最近已下决心，要在2000年前，努力解决剩下的6500万人的贫困问题，从而使12亿人都一齐奔向小康。三是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正在大力抓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涌现出张家港市、天津市和平区等先进典型，而且还涌现出徐虎和李素丽等模范人物，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今后将随着《决议》的落实，逐步达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全国范围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滑下来的老路。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产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困惑和动摇。这些消极因素，又会对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各级各类学校应善于充分利用社会有利因素来克服负面影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能够认真形势，明白道理，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成功的信心。
第二，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要把课堂讲道理和走向社会了解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要善于利用、国家教委有关领导部门的倡导，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要让学生看一百部好电影，唱一百首革命歌曲，看一百本好书，参观一百个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项活动。同时，学校自身也因地因校制宜开展校庆活动、运动会、艺术节，升国旗、唱国歌，请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校友作报告、讲传统，收到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实效。切忌“假、大、空”，搞形式主义。
第三，要把校园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主要指校舍、教室、实验室、图书仪器设备和校园的整个布局力求绿化、美化；软件建设主要指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各种规章制度等精神面貌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和教育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来从事校园文化建设。硬件建设力求简朴、实用、大方、优美，软件建设力求高尚、育人、实效。要力求使校园文化建设既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能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起示范作用。
第四，在“三德”教育过程中，要力求做到以社会公德为标准，以职业道德为重点，以家庭美德教育为基础，使三者有机地形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目前，我国12亿人口生活在3.2亿个城乡居民家庭之中，每个家庭都是整个社会的基层细胞，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就要依靠3.2亿家庭。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既要发扬中华民族子女孝顺父母长辈的美德，夫妻双方忠诚相爱、白头偕老、关心爱护子女的传统美德，又要具有男女平等、爱好学习、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家庭成员中只有切实做到子女对老人尽“孝”、夫妻双方忠诚相待、父母对子女既爱又教，才能达到家庭美德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有少数男女青年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解放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克服这种消极影响。
至于说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天下父母皆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良好愿望，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日愈增多，许多年青父母正在按照党的教育方针，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教，但也有不少父母对子女成才的期望过高和受到不上大学不成才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家教不甚得法，往往采取加重子女学习负担的方式（如有些学校布置更多的作业，让子女上英语班、计算机班或其他学科补习班等），为使子女能考上重点大、中、小学，忙得不亦乐乎。正如一个人食之过多的东西反而消化不良一样，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有损于孩子的健康。更有甚者，为了使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就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使孩子变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小姐，这就难于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许多学校现在都在举办家长学校，引导家长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从孩子的心理、生理、兴趣、爱好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应该提倡。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校中尊老师，家中孝父母”的教育。现在我国夫妇加一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日愈增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家庭日愈减少，儿孙利用节假日去看望父母、祖父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年青人，平时对父母少奉献而多索取，父母故去时兄弟姊妹之间去争夺父母有限的遗产，甚至有人把失去生活能力的父母推之门外而不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种不良现象也要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加以克服，并坚决杜绝。
我国现代化建设，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指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和各界知识分子开拓创新，奋发努力，艰苦奋斗，创造出日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当前的问题就在于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质量不高、效益较差、浪费很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要进行技术开发，二要加强科学管理，三要靠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而这三者都要依靠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现在活跃在各行各业的职业岗位上亿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只要有李素丽、徐虎式的高尚职业道德，就会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贡献。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思想建设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关键是要创新方法、拓展途径，不断增进武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同志在同青年代表座谈时，要求全国广大青年“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立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终身奋斗。”当代中国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党领导的社会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需要确立正确的方法论，通过方法创新和途径拓展不断增进武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调动青年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积极性
作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一代青年，他们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思维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开拓新领域，具备许多超越前辈的优点和特色。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理解。面对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时代，不少青年在自觉寻求理论支持，希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获得价值追求与精神归宿。
既然学习、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当代青年内生的一种现实需要，那么，他们在教育活动中不是消极被动的被改造的客体，而是具有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等主体性特征的人。他们的主体地位应该得到确认，受到尊重，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应该得到激发，发挥作用。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首先应在基本教育理念上凸显主体性教育思想，实现方法论的重大转变，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武装教育活动。
青年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是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学习主体所具有的本质属性，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独立性相对于依赖性，主动性相对于被动性，创造性相对于复制性，而依赖性、被动性和复制性恰恰是在传统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受教育者依赖教育者直接传授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依赖教育者给出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以致于离开了教育者便无所适从，从而丧失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消极被动地接受教育和改造，缺乏主动性，游离于教育活动之外，尽管他们能够在各种检查、考试情境中复制出教育者所教授的内容，但这种复制不是真正的内化，不能构成外化为行为的基础。结果是“说归说，做归做，行动归行动”的知行脱节，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无疑是低效的。因此，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武装教育活动，实质上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超越。
以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建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活动，就是要把培养独立性、创造性，调动和发挥主动性的要求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在交往、互动、对话中，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与心的交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心入脑，转化成内心信念和行动指南。
二、着力建构与社会发展趋势和当代青年发展特点相适应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其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其教育内容对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深刻性、持久性，以及对人们思想意识判别、选择、理解力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强化作用。”而这种有效性问题往往会在具体教育活动和实际操作(实施)环节中显得更为关键，需要我们加以重点关注和解决。比如，在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我们经常讲要实现“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对此，不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就机械地认为：进教材，写进教材中去就完了；进课堂，确定开设一门课程就可以了；进头脑，加大灌输力度就行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虽然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满意度和接受程度与我们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青年中获得普遍接受和认同，必须把有效性作为一个基本取向，着力建构与社会和时展趋势相适应、与当代青年对理论信息的接受特点相协调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首先，传播方式、教育方式要由单向性向多向性拓展。“过去马克思主义传播、教育理论与实践，曾过于强调传播、教育过程中传播者和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而把受众、受教育者置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没有足够重视其主体地位，以致出现过分强调灌输的片面倾向。”与以往的教育环境所不同的是，在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十分发达，城市乡村、各行各业的青年都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如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获得信息资源，而不像以往那样只能靠书本或者领导、老师、家长与长者的传达、讲授来获得。因而，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单向性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而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渠道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国青年当中的覆盖率和受众面。
其次，传播与教育方式应注重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的相互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拓展和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这种变化在当代青年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他们在价值选择、理论认同上更加主动和自觉。因而，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采用灌输这种显性影响的传播与教育方式虽然是必要的，但也要注重多重渗透，为青年自主学习、自主选择创造条件，使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共同发挥对青年的理论教育功能。只有贴近实际，通过多种方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当代青年日常生活之中，引导他们在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与氛围中自主选择、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三、积极开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的有效载体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新世纪面向当代中国青年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重大举措，需要选择恰当的载体形式。就目前的经验来看，可以积极开发以下几种有效载体形式。
1．编写出版面向青少年的理论普及读物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曾被盛赞其胜过十万雄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读物，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以通俗化的语言表述阐释深奥的哲学理论，且并没有因其通俗性而丧失学术性，成为党的理论建设与理论普及教育的典范。因此，在当代中国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理应把这种实现理论普及的方式和经验继承下来，以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每年都会组织专家编写《理论热点面对面》，该丛书对人们普遍关心但又存在种种疑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给予了解答，在青年中也受到普遍欢迎。
这是一种以图片、画报的形式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载体方式，它“按文配画、以画解文”，以鲜明、形象、可感的图片、画报、海报等向人们解释、说明那些看似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近年出版界先后出版了《画说邓小平理论》、《图说邓小平理论》、《画说“三个代表”》、《画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画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画说科学发展观》等图书，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发挥了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普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积极作用。
3．组织多种形式的人文社科报告会
理论通常是通过纸质媒介来传播的，这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使人们觉得理论晦涩难懂，只能供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来研究和阅读。因而，要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使这些理论成果走出书本、走出书斋、进入当代青年日常的学习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在大学校园里，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在大学生当中举办关于理论传播、理论宣讲方面的报告、讲座越来越受到他们的欢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结合青年学生、部队战士以及青年公务员、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的思想与生活、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为他们举办人文社会科学报告会、理论宣讲会、社会思潮评介讲座青年骨干理论培训班等，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4．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理论解读
在当今时代，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青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构发挥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打开荧屏、网络，我们注意到，解红楼、评三国、读论语等文化娱乐活动在当代青年中颇受热捧，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典著作、传统文化在他们中的普及。因此，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理论武装，我们当然应该借鉴和运用这些传播媒介来推动理论的普及工作，可以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搬到电视、广播中和网络、报纸上进行解读，从而扩大理论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和受众面。
四、注重引导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而，让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的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实现的思想升华与理论总结。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要注意克服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脱节的现象，更加积极地拓展实践教育途径引导广大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中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是体现了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作者详尽地考察、梳理和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产生、内容及其在实践中的发展，从“整体的马克思”的新视阈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人的解放理论、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揭示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不仅是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理论，而是一个由社会形态结构理论、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构建新社会”三者有机统一构成的“艺术整体”，全图景地展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的理论魅力和历史活力。这是从社会形态理论视阈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突破。该书不仅详尽阐释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而且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拓展到科学社会主义范畴，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原则性建构的两种形态的社会主义，从而架构起社会形态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相通的桥梁。这一学术研究成果再次表明，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精神动力。
二是体现了理论的探索性和创新性。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实践、科学发展相结合，在于直面现实，应对挑战，不断回答新课题、新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存在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关系以及“单线论”与“多线论”等诸多基本问题上。该书作者在认真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丰富实践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一些重要的新观点、新看法，如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单位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其研究视域是世界历史，而非民族地域史；科学认知与主体价值是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的两个主要视角，“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是贯穿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条并行交织的主线；“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跨越”设想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是自然演进与跨越发展的统一；“五种社会形态”是相继更替，而非依次演进，等等。这些结论清楚地表明，这部著作突破了仅从历史哲学视域研究社会形态理论的传统，改变了学界长期存在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对立思维，也改变了学界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僵化认识，体现了作者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理论勇气。
三是体现了理论的传承性和创新性。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伴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形态理论也展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这部著作不仅详细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发展和完善唯物史观过程中逐渐萌发、确立、充实和完善社会形态理论的历程，而且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丰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了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以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经验。该著作在总结和梳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运用、发展与创新的历史脉络中，强调指出现实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传承创新主要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从而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内在规律。作者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崭新的东西’”、“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双重转型的特殊组合”等重要结论，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该书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早结束的原因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特质的分析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利于消除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疑虑和困惑。
四是体现了理论的现实性和指导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立论基础的。实践的发展，理论的创新，都要求人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发展完善的新的社会形态来对待。该著作从传承创新的视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制度建构、理论创新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运用、发展与创新相结合，并结合十七大报告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新认识，阐明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创新不仅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上，还表现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诸多方面；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正在生成的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不断走向成熟的社会形态，其历史使命就是在改革、建设和创新中创造出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和制度模式。该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特质和历史使命的分析，有利于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有利于更好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巨大理论优势，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时代光芒!
作者：王诚安 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一股重要思潮，已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开辟了科学文化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使人们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更真实地了解科学、看待科学，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社会建构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型理论，又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即SSK。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来进行了很多分化，相对于其他派系来说，人们一般把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元勘小组发展起来的一派称为爱丁堡学派。由于爱丁堡学派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各个派别，都主张所有的知识和论断都要被看作是受社会因素影响而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自然之镜”的反映自然的结果，于是人们一般称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这股思潮为社会建构主义。
一、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历程
从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来看，社会建构主义最终是站在了社会学历史的两种思潮的汇合点: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前一种是由三位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曼海姆和涂尔干创建的。他们都强调在形成个人的信念中社会因素的因果关系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社会阶层决定不同的智力观点。曼海姆和涂尔干拓宽了社会因素中因果关系的范围和在他们的支配下智力观点的范围，但是在他们之前，他们免除了信念是从他们的社会分析中由数学和自然科学引起的事实。科学信念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不是由因果关系决定的，然后超出了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一认识上的二重性，从更加现代的现象中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经典时期。
社会建构主义的另一位前辈是研究科学社会学的RobertMelton(1973)和他的追随者。他的这一命名将会使人们猜想到，科学社会学是解决科学知识的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分支。他们主要研究科学的建立是如何被组织的，他们试图阐明由科学家的职业和起源于科学活动的奖励机制等所建立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像经常被评论的那样，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被描述成关于科学家的社会研究。然而，科学知识仍然超出了社会学分析的范围。
最后，社会科学家试图把标准知识的社会学传统关于数字的社会解释的类型应用到科学的智力内容上。这一变动的激励者被认为是库恩(1962)。库恩争论到科学活动的过程是由科学组织选择的一个范例而形成的。在库恩的阐述中，这一选择不是由主要科学的内容合理支配的，它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跳跃的。库恩没有把有秩序的事物说成是关于决定方面的跳跃，但是他的分析为在科学原因的期限方面的解释开启了新的一页:如果合理的思考不能决定范例的选择，在哪里寻找决定性因素，对科学内容的详尽的社会学解释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然而，需要从默顿的科学社会的标准中区分他们的事业，在这个新领域中研究者授予它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称号(伍尔加1988:41)。坦率地说，这一巨大的变化一般是指SSK。于是在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建构主义便因此产生了。
二、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特征
布鲁尔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概括了社会建构主义的主要研究内容有:“首先，人们一直在对各种群体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和这些群体所赞同的宇宙观的一般形式的联系进行种种研究……其次，人们一直对经济发展、技术发展以及工业社会发展与科学理论的内容的种种联系，进行彻底的研究……第三，有许多证据表明，文化所具有的那些通常被人们视为非科学的特征，不仅对人们创造各种科学理论和发现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对人们评价这些理论和发现过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四，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把训练过程和社会化过程在科学行为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记录下来。”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概括地讲，包括早期爱丁堡学派布鲁尔提出的“强纲领”和巴斯学派柯林斯提出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研究的修改和衍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强纲领”，另一类是在“强纲领”的统摄下所产生的一些研究方法，即所谓的微观倾向—发生学研究方法。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开始对科学知识进行微观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几个很有生气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等，目的是为弄清科学知识是怎样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但这些不同的方法之间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概括来看，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相对主义
“强纲领”的四个基本原则为SSK的相对主义立场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都赞同这一观点。一般来说，对称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为SSK的相对主义提供了理论的论据。相对主义的观点主要表现在认识论相对主义和社会学相对主义:前者认为客观知识是不可能的，不同的理论会产生不同的事实。他们认为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存在合理性的标准;后者则认为科学家在进行科学实践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其自身的知识背景、政治经济利益、谈话过程等多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真理标准，知识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与此同时，有关价值中立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赞同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观点，认为科学不再是对世界进行操作的工具，而是同样会受到私人的、主观的、伦理的、社会的等诸因素的制约。
2.经验主义
与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社会建构主义主张对科学知识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强调科学的基础在于观察，观察是科学研究的基点。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关注科学知识，但并不关注科学知识的研究和科学知识产生的真实过程，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认为这样很难了解科学知识的真相。他们主张应将科学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并将其视为与其它自然现象在本质上是无差别的。因此，科学家应该深入到科学的内部，对科学实验过程、科学争论、科学表述以及科学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关系等进行详尽的研究，以此达到对科学知识有更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在他们看来，事物是受到很多社会因素影响的，只有深入到事物产生的实践内部，才能对事物的本质有更深人的了解和把握。
3‘与境主义
诺尔一塞蒂纳曾指出，科学方法与其他社会形式并无不同，“为了还原科学的与境性，我们曾不得不走近实验室，并且观察知识生产的过程……科学方法是与境孕育的，而不是无与境的。而且，它正如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一样，也可以被视为根植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科学知识的产生与当地性、情境性与偶然性是相关的，我们不能再用抽象的眼光去看待科学，因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是受到了生活世界的诸多“杂质”影响的，我们必须把所要研究的科学知识结合当时的与境性加以分析，这样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事物才能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4.历史和文化特征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的所有形式都是具有历
史和文化的特征的，关于理论的阐述和解释都会受到时间和化的限制。我们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时，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关于其产生时的心理状况、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研究，以及他们被创造时的社会实践过程。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方式都是与相对的历史和文化相关的。事物都是处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时期，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们依赖于那个时期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状况。所以，为了能够更加客观地对事物进行了解和阐述，必须重新审视相关的历史和文化特征。
5.修辞学转向
社会建构主义在理论上尤其重视语言与话语体系，在这一点上呼应了社会理论的修辞学转向。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当人们相互交流之时，世界即被建构，我们关于语言的使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现实经由叙事、谈话和故事组织并维持，它们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话语是权力关系的再现，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可以建构某些话语以排斥或边缘化某些弱势群体，这些话语从而支撑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并视如此不平等为公正或者是自然而然的。社会建构主义目的就是要打破话语体系的霸权行为，并揭示背后真实的权力关系。在社会建构主义视野下，人们有机会重新建构新的话语(即修辞)体系，以将受制于旧有话语体系的人群解放出来，进而将事物的本来面貌得以呈现。
三、社会建构主义的启示意义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形态，深入研究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落后不同类型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模式，探讨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对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特别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具有启迪作用。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理论的构想，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模式;二是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模式。马克思对西欧发达国家以外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他对东方社会和亚西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虽然这个时期马克思还没有对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可能性进行构想，但他已注意到了东方落后国家不同于西欧社会特殊的社会发展道路，并认为落后民族、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又寸欧洲社会主义进程有可能起到先导作用.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是整个亚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并第一次提出了一种有特殊性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并把它同“欧到刊的社会主义”相对照。马克思真正深人探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从70年代开始的。这一思想体现在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古代社会史笔记及有关通信中。马克思晚年利用古代社会史和人类学等材料，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揭示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的具体可行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相互:补充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一)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社会类型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主要限于西欧各国，这是从一种私有制形式变成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历史运动，有其特有的孕育和成长的演变过程;相反，俄国等落后国家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它“毫无相似之处”，所以走着各种各样不同于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属于必然。晚年马克思希望通过全面研究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过程，特别是原始社会后期和文明社会初期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演变、原始公社的解体和国家形成的各种途径等，揭示不同类型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多样化的道路。从不同社会类型的国家以往历史道路不同，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社会环境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它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必定也是多样化的。这种多样化不但不会影响它们在根本的发展方向上的统一性，反而会体现其统一性。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落后国家完全不必把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当作典型的模式在后面夕卜步亦趋，应当开创出自己特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创建自己的特色模式。
(二)世界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跳越式是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模j艾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正因为它恰好处在人类总体文明程度已经较高并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时代环境中，所以，它只要吸收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它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获得新的生命进人社会主义制度。恩格斯反对俄国走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实验。在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要坚决走社会革命道路。“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恩格斯强调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能经过自上而下的资产眨解吸的改良主义道路，必须经过社会革命的道路，但社会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实质上无产眨尔级也不等于暴力革命。
(三)社会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为落后国家建成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景。
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对俄国公社进行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他认为，落后国家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恩格斯把国际条件看作落后国家能否发展到社会主义高级形式的决定性因索。恩格斯这一思想，打破了民族和区域的界限，使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人类的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史。因为世界上处于相互联系中的每个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别国的制约，一个国家革命的成功，不能离开他国人民的支持。恩格斯这一思想对我们正确理解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夕亡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都是正确处理和解决了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结果。I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帝国主义，世界各民族和地区的联系和交往更加普遍化，但尚未发展到各发达民族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程度。由于当时世界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十月革命正是在一个外部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的俄国的特殊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成功地利用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结果。
(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农村公社可以成为某些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起点。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随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大工业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受更多生产要素的影响，市场手段逐步显现并变得更加富有效率了，就应该加以运用和推广。就像列宁说的“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8］，即使带有阶级色彩的组织形式和秩序形式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何况仅仅是生产要素配置手段的市场经济呢？其实，恩格斯也早就指出“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9］，这更充分说明运用和发展这一适应并促进大工业发展和生产力提升的市场经济手段，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题中之意。马列经典理论指导的实践是变化着的实践，和市场经济的取向相伴相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真正逐步实现是在前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等其他国家。20世纪初期，列宁最初设想是直接消灭商品经济，用大规模的计划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随着战后重建的经济困难，列宁也认识到只要有社会分工和市场，只要有商品生产，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就少不了。他虽然未把市场经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本身不是矛盾体，可以相伴相生。他在新经济政策调整中逐步吸收和融入市场经济的部分元素，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后期，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也逐渐承认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生存并发展。等依据中国国情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时，就曾明确指出“商品生产不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和什么经济相联系”［10］，后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很好地结合，错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教训惨痛。邓小平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和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全党上下达成了共识——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它自身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初框架。直到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才象征深化市场化改革航程的开启。改革开放30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取向坚持了“市场方向”，通过不断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构建了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变化的事实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探索和改革与市场经济的相伴相生。
二、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视阈看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和不足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渊源关系看，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在实践基础上的与时俱进。根据党的十四大报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1］。这简单的表述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基本层面：基础层——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机制（价格、供求、竞争、优胜劣汰）来调节资源和要素配置；核心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般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融合的经济体制，鲜明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控制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发、完全自由的单一市场经济，而是在不断动态优化和持续改善的宏观调控下运行的市场经济。这些基本特征不仅不回避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表述的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调节商品生产与流通，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有机科学地分配到各个经济部门的原理殊途同归。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35年，也是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的35年，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35年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7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3年的56884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到2013年的41528元，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取得如此突出的进步正是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可持续“，四化”同步快速推进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社会主义要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1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5年来，三次产业在竞争中均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农业基础地位持续强化，工业的各项指标快速发展，服务业产值迅速壮大。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3年的10∶43.9∶46.1，城镇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3.73%，上升了35.83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0个百分点，为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增强，需求结构明显改善。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50.0%、54.4%和-4.4%。按照马列经典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2012年，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5%、24.1%和11.1%，分别比2000年提高6.0、5.0和2.7个百分点［2］。这些显著的变化，既反映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也说明了政府在持续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
（三）供给能力大为增强，商品和服务持续充裕，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即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35年，我国逐步建立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升到世界前列。我国的农产品供给不仅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还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58958万吨，比1978年增长93.5%。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根据国际通用的标准工业分类，在全部22个大类中，我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水泥、汽车、钢铁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大陆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达89家（含香港），比2002年增加78家，总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第三产业2012年增加值达到231407亿元［2］。市场经济以无声的数字，述说着巨大的作用也展示了巨大的成就。
（四）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对外经济显著飞跃，文化社会事业协调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在实现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13］。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要使得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显著改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取得质的飞跃，尤其是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不断缓解，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体系并形成比较优势，这些改变了并持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例如2012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8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88.8%，居世界第二位；高铁运营里程达9356公里，居世界第一位，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这期间对外经济大飞跃，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人民生活大改善，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包括教育就业、社保、医保、养老、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都由相对滞后向全面协调转变，正在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但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各级政府审批项目总数多达上万项。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伸得过长，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难以施展，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顽瘴痼疾。二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公平和差距过大，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基尼系数2012年是0.474，虽然近几年有所回落，但仍然高于国际警戒线。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应该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两极分化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亟待转型升级。当前，我国经济能源消耗过高，资源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加速，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极为迫切。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16］“，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最显著的例子”［17］等，充分说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是发展的未来。四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协调，破坏自然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我们一天天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6］559-561，我们要正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三、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视阈看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升级和发展
发轫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最大最根本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同市场经济本身的竞争性、灵活性、效率性糅合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的表述，价值规律不仅调节商品生产与流通，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还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但以价值规律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经济天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当代，包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不是政府只起“守夜人”作用的彻底、完全的自发、自主、自由的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进一步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继续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
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根据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目标以及策略原则的表述，要理解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必须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在完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要更加完善产权保护，更加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并用唯物辩证法深入分析了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社会生产四环节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深刻阐明了历史合力论，生动地说明了历史发展中个人意志和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这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自觉做到尊重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打破人为藩篱，建立城乡统一的包括建设用地市场在内的其他要素市场，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体系。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国家是生产力和社会运动发展的产物，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现象，政府是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和核心利益的组织，具体到社会主义国家，就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把维护和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要求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因次，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同时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升科学管理水平，使“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配合更加协调，更加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促进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国家组织的特征，指出为了维持公共权力，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甚至发行公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他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冲突的结果是人民群众愈来愈贫困，相对过剩产品愈来愈多，这是阶级斗争的根源。这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和支柱地位，要充分认识财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和作用方式，进一步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同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着力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资产阶级通过开拓殖民地和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改革；根本区别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有科学的正确的理解；二要善于识别和抵制那种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改革”。在这里，前者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后者是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两者存在着根本区别。经初步思考，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区别和各自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改革的性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前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后者”）的性质，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的是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认识中国改革的性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对此作过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1]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叶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阐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割裂开来的新自由主义偏向，严重妨碍改革的健康发展。
新自由主义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然采取敌视态度，竭力主张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原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危害。
比如俄罗斯1992年开始实施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当年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T·奥西波夫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三分之二。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3]
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经济比重急剧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等严重现象，新自由主义的片面强调“私有化、自由化”的危害性在我国开始明显暴露。
二、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区别。前者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改革的理论基础出现了偏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方面。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部能自动运转的配置社会资源的万能的机器。一切生产要素、产品、劳务都商品化，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所谓“自由化”就是非调控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在认为市场机制作用能形成一种“自然秩序”的同时，还认为个人自由是市场制度的保证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才能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规律的自发作用和个人自由主义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推行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
所谓“私有化”就是极力主张全面的私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全都是极力主张和推销彻底的私有化的。他们认为，实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对私人的经济行为加以限制，从而可以使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实行私有制能够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优越性，因而总是竭力反对公有制，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他们的目标，总要使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无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决不能用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石和理论指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命题或范畴，包括以下三层涵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计划市场经济；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就是这样三层涵义的综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性。
从第一层涵义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选择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而不能选择古代市场经济或近代市场经济类型。这是时代的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二战后至当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类型，它是一个中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属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通常把我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市场取向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例如，关于强化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开放市场，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放开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由价格引导要素流动，提高经济效率，等等。
从第二层涵义看，在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我们的观点是与新自由主义直接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自由化”和“非调控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调控和干预，不要任何计划。改革以来，我们始终清醒地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等于走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使改革走入歧途。
从第三层涵义看，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搞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导向，是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为历史业已证明了的公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不断再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不断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
三、改革目标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共同富裕。后者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两极分化和殖民地化，导致民穷国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基本制度上则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而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无视市场机制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抛在一边。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可分为四步曲：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蒸发干净。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在这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些国家拖入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从而进入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最后就轮到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做“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用金融和财政手段所进行的鸦片战争。[4]
拉美地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至今处于停滞之中。
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误导，目前经济的“拉美化”特征已有所显现，如不明确坚持和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
四、改革对象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后者的改革对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改掉、消灭公有制。所以，俗称为“改制”，“制”者，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的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公有财产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下，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
而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产权关系，就是要使公有制产权关系有机地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市场经济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只能通过交换间接地实现为前提，只承认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权利，经济主体利益相互独立，自主经营，这是一种横向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社会分工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体的发展，调动分散、独立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在社会生产的组织上天然具有滞后性和自发性。公有制经济由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贯彻按劳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则。公有制经济必须具有协作劳动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使生产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服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和调节，因而其内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组织安排的特征。这是一种纵向的自觉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但是，这种纵向分工在社会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性，压抑社会主体个性的积极性，因而导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和市场分工制度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五、改革的依靠力量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在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后者的改革，只依靠少数“精英”，同时依靠外国人的力量来推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广大工人、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不仅不能参与改革的决策，反倒是需要他们这些“精英”人物来教训和开导的。他们对下岗工人不仅不报以同情，反而说他们是在温水里面被煮熟的青蛙，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活该受穷。农民太多，又懒惰，只能一直穷下去。而那些靠投机倒把、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则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宠儿。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裸地主张弱肉强食，宣扬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宣称：“要鼓励剥削，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议取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国企老工人。这些说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义，失去了为人的起码常识，就连海外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觉得不堪入耳，感叹道这些人“给别人做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同历来的统治者没有两样。那就是统治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却总是宣传自己是高贵的、智慧的和善良的。而广大老百姓辛辛苦苦、逆来顺受，却被贬斥为低下的、愚蠢的和卑劣的。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有钱，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有时候只是他运气比别人好，存在着能力方面的因素，但是与能力并非完全相关的，可见有钱的人未必比没钱的人高明。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些有钱的人发的都是不义之财，靠的是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根本扯不上什么企业家才能。著名经济学家女士曾撰文指出，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的90年代四大件的暴发户，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而已。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由少数权贵及其新自由主义者代言人为主导的局面，彻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地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的力量。否则的话，只能越改越糟，越改两极分化越严重。
六、改革方式上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后者的改革，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由少数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动，大搞一刀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践表明，在具体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较顺利地达到目的。反之，就会受到挫折。例如，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凤阳作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同时，对于像华西村、那样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允许不搞联产承包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走了弯路。一些地区没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而是照搬照套在国外理论界也存有争议的“管理层收购”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管理层，结果把全体人民共有的财产，变成了少数企业管理层的私人财产。导致劳资对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上的强烈不满。
体制的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众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改革的步伐似乎很快。但这样一种改革，首先无公平、公正性可言，彻底摧毁人们道德的根基，必然会影响一个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七、改革原则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原则，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后者的改革原则，以资本为主宰，为富人的利益着想，搞劫贫济富，大肆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失去社会公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而是全体国民的努力。阿马蒂亚·森就认为，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自由权利的拓展过程。这些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公民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公民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公民自由交易的权利等等。总之，人民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整个社会有更高的参与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越快、越健康。比如印度，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种姓式的等级制度，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结果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尽管在今天的印度，种姓制度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社会中的影响还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而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使用权，获得了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支配自己部分劳动成果的权利。再比如在计划产品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免费公共医疗保障和免费公共义务教育体系，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也功不可没。
要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现代化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要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试图依靠少数富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分子来主导社会发展，无视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边缘化、弱势化，只会把中国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八、改革效果的区别。前者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后者改革的效果，必是不断产生新的少量暴富阶层和新的大量弱势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动荡。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人民普遍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改革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在评论1989年时，曾经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5]所以，即使在那个群情激奋的时候，人民对于改革也是没有质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获益最大的是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权贵阶层。而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前期、后期改革的效果差异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整个国家一幅生机勃勃的气象。今天的中国，居然有12项令人痛心的世界排名。[6]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程度排第188位；大学学费与居民收入比重世界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居民税务负担世界第一；政府清廉指数第71名；在144个国家当中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排第133位；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矿难死亡人数占全球的80％，世界第一；自杀人数世界第一；行政成本世界第一；死刑罪名数量世界第一；文盲或半文盲人数世界第一。面对这样的排名，不知道那些新自由主义者还如何能够侈谈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美妙蓝图”。在这些排名当中，当然有许多是历史遗留问题，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不无关系。但医疗、教育等方面排名的急剧恶化，与新自由主义者所倡行的市场化改革脱不了干系。
九、两种改革的两种前途。前者的改革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富民强国。后者的改革前途是走向权贵市场经济和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殖民地经济。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前苏联等其他国家通过“改革”达到了这种目的。为了避免这种前途，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7]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自1830年以后，从古典学派的阶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批判精神越来越弱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8]在今天的中国，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对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劳动群众麻木不仁，却甘当国际垄断资本的应声虫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在改革中付出代价的恰恰不是那些在改革中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人，而是生产价值、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新自由主义者总认为，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代价会在改革中所得到的收益增量中加以弥补，即所谓“帕累托改进”。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他们更注重效率，说什么“当你把蛋糕切的更均匀时，你会发现到手的蛋糕已经变小了。”其实，这都是些骗人的鬼话。由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导的一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不平等，却未能提高效率。比如，搞所谓“以高薪养廉”，现象又减少了多少呢？给国有企业的经营层以各种激励，什么高额年薪制、股权期权制度，企业经营绩效又提高了多少呢？上大学要收费，更让许多贫寒子弟雪上加霜。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处在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从上述九个方面系统地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走向改革的正确前途，才能避免权贵市场经济和外国垄断资本殖民地的前途。新自由主义者打着“改革”的幌子，妄图开历史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为，中央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就是要更“社会主义”，更“市场经济”；就是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人民也开始觉醒，新自由主义者欺世盗名的言论行为，也日益受到不屑与唾弃。孙中山曾说过：“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是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还是改革实践的决策者，都应当顺应历史潮流，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
[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
[3]〔俄〕T·奥西波夫主编.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C].莫斯科：1995.81-83.
[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J].国外理论动态，2001，(12).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6－297.
[6]中国搜狐网根据不同媒体的报导，选出十二项特殊情况在世界的排名，并称这些排名“让人沉痛”.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化建设；政治体制改革
******同志在2002年的“5·31”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并在十六大报告中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一重要论断是十六大报告的一个亮点，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的新创造和新认识，也体现着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品质，标志着我们党在理论认识和实践中走向新的成熟。在全球化愈益凸现的今天，在我们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征程中，该论断的提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断的提出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在实践探索中的伟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文明(civilization)是与野蛮、愚昧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反映了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积极成果，标示着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有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从马克思主义对文明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对“文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文明在社会主义各个领域的表现形式；虽然认识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但没有把两者提高到文明的角度来认识，没有对文明从涵盖物质世界领域上仔细划分。
对文明从物质世界领域上予以划分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在1982年十二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在1983年阐释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这一划分突破了人们对于文明在领域上认识的混沌状态，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补充。
******同志在深入研究前人“文明观”理论的基础上，特别是文明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后，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并认为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样，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文明的内涵和外延涵盖了主观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全部。这是对“文明”领域的科学划分。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探索。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但对相对独立的政治制度属于哪一范畴没有明确地做出回答。随着政治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民主与法制建设愈来愈重要，探索如何使政治与经济、精神互相作用、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已势在必行。邓小平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十分重视政治建设，在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建设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措施，但是没有把物质、政治、精神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贯穿起来。******同志在不断的探索中，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统一起来，明确地提出“政治文明”理论，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政治(polities)是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围绕国家政权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从古至今各阶级、各政党都十分重视政治理论的探索和创新。
在******同志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对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科学的政治理论体系，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回等，指明了政治的产生、实质、核心。
政治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先进的政治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它必须是行政主体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先进的政治思想的指引下，采取先进的政治行为积极主动地努力的结果。因而要求行政主体必须明白什么样的政治是先进的政治，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几代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把政治发展的程度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性地将文明的概念引入到政治领域，从文明的高度反映政治及政治生活，用文明的标准来界定政治发展的程度。******同志这一论断将我党对政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断的提出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的伟大创举，也必将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起到指引、评价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积极推动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代表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能够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从思想观念、制度建设、法治等方面充分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神圣使命和强烈自主感，促使广大人民以主人翁的身份真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对经济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程度内改变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文明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部分，它对经济基础的作用自然也是最有力的。历史证明，在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里，经济就会迅速的发展；反之，在****独裁，社会昏暗的环境中，生产力就会遭到极大的破坏，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正如毛泽东所说：“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时候，对于政治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种科学先进的文明，它积极倡导民主法制的良好氛围，最能适应经济基础，并且在适应的同时能够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自我改革、自我调节，因而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将是积极向上的。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我国是一个有着封建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僵死的政治体制束缚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曾使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政治体制仍然不完善，如具体制度不健全，人民民主权利得不到真正行使等，这严重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们党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促进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体，它的本质在于制度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意味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体制上保证党的领导方式的改善，人民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以及社会法制环境的改善，从而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使我们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11篇
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核心内容；是新形势下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对司法活动规律的新认知和新总结，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努力把广大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探索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方法和途径，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根本性措施，是改革和完善党对司法工作领导方式和解决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突出问题的正确选择，是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特别是审判制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现行司法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端，这些问题和弊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功能的发挥。
一、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内涵
公正，是指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人们进行诉讼所追求的直接目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司法公正，则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公正；一个国家所设立的司法机关的活动体现不出公正，则会丧失设立的目的。
高效，是指司法机关追求司法资源的节约和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的最大化。司法效率是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没有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任何一项诉讼争议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解决才有意义，如果诉讼无止境地拖延，最终的裁判结果实体上即便是公正的，它对当事人和社会来说，实际上也是不公正的，即“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权威，是指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司法权威是人们对司法的信赖，也是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司法的权威代表了法律的权威，代表了国家的权威、代表了执政党的权威。只有人们相信司法是公正限制、约束权力而保护权利的时候，司法权威才会确立起来。没有权威的司法制度不是完善的司法制度。
公正、高效、权威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统一。公正是目的，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高效是要求，是我们党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权威是保障，是司法活动得以良性运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
二、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司法权力的地方化。我国司法机关的设置与管理体制一直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关隶属并受制于地方。这使得司法机关难以抵制地方的不正当干预，造成有些司法机关不是以国家法律为裁判依据，而是以是否符合地方利益及领导人的意志为标准。由于党政职能与司法职能混同，司法机关及人员没有法定的职业保障，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导致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受利益驱动在司法活动中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引发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司法公正。
（二）司法管理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我国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设定、人员配备及内部工作程序等基本上是按照行政管理体系设计的。司法机关的院长、检察长、审判员、检察员等也对应行政级别，处理案件层层把关，实行首长负责制的请示汇报制度，任何责任都由“集体”承担，司法程序不规范，司法行为随意性大，司法责任制难以落实，给司法腐败形成空间。
（三）司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我国对司法活动是多头监督，但没有形成一个严密健全的法制监督网络体系，没有用切实可行的法制措施将其变成有力的全程监督，断层、脱节、失控现象突出。一是国家权力机关还没有行使监督权力的具体操作程序和规则，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只表现为“工作监督”，即限于各级人大根据同级党委的意见选举或罢免同级司法机关的负责人，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的年度工作报告。二是司法机关内部制约监督不到位，检察机关的监督只是一种事后监督，法院上下级监督是“自己监督自己”；三是纪检监察的监督权利和责任不明确，程序操作不规范，监督效果不显著；四是社会监督缺乏规范合法的渠道。这势必出现没有针对性的监督、盲目监督或者自由监督，势必出现不必要的干预或者侵权，导致司法不公。
（四）司法运作程序缺乏规范。司法公正必须通过司法程序即诉讼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来实现，而诉讼程序公正则是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要使当事人在借助司法的力量定纷止争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法律的公正，那么即使司法的结果与当事人的主观预期有差距，当事人也会自觉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结果。这样的裁判才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实践中，司法程序问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诉讼制度设计不科学不合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现象普遍存在；许多最基本的程序没有贯彻落实，存在诸如侦查活动、证据确认不公开，暗箱操作等突出问题。司法机关内部以大量的文件形式规定“隐形程序”，而当事人不知晓。程序不公正是影响司法机关和从业人员形象和社会公信力的最主要原因。
（五）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一些地方的司法人员法治观念淡薄，滥用司法权，执法犯法；有的司法人员地位不中立，与当事人单方面接触，职业道德差，行为失范；有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权钱交易，枉法裁判，甚至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等等。
三、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了一般司法理念与中国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反映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映和坚持了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的原则要求；反映和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要求；反映和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因此，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
（二）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进一步强调：“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机关越是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序，其维护党的领导权威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反之，势必损害党的领导和威信，动摇党的执政地位。为保证司法公正，党和国家就赋予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地位，以防止一切非法的干涉和干预。这是保证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法律制度选择。
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加强和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从路线、方针、政策上加强领导，指导司法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使之符合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监督司法机关严肃、文明、公正执法，支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领导和监督政府提供开展司法工作所必需的物质保障；加强对政法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监督，提高司法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品德修养，搞好廉政建设。
（三）遵循司法工作的内在规律。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智慧成果和经验总结证明，分权制衡是不可回避和必须遵循的一条普遍的法治规律。我国的根本制度和国情决定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别国的具体模式，但科学配置、规范权力，实现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以及司法系统内部权责的相互分立、合理配置和相互制衡，确保国家机器协调、顺畅、高效运行，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构建和谐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司法活动具有六种特性：一是中立性。要求司法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公平、公正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诉讼纠纷。二是独立性。即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不受其他权力的影响和不当干扰，只服从法律，对司法权只能实行监督而不是发令指挥。三是民主性。主要是指司法活动要公开接受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公民、党的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四是被动性。司法权功能是有限的，只可被动行使，在诉讼活动中是被动的，即不告不理。五是程序性。司法权只能在程序提起之后在程序中运用，未提起程序及程序之外用权，则是司法权的滥用。六是终局性。司法权是国家最后的权力，是解决矛盾争议的最后一道防线。如诉讼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不具有终局性，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当事人就不会尊重法律裁决，并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裁决，就会严重削弱司法的公正和权威性，则社会无正义可言，国家也无秩序可言。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无论从制度设计和技术性规则制定上，应该借鉴和利用现代法治国家的有益经验和理论成果，尊重一切客观规律，以期充分体现和发挥司法应有的功能作用。
（四）树立和强化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权威从本质上说应是一种通过制度获得的公信力。在当前公众对法律信仰尚未建立，司法的社会公信力不强，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的条件下，必须从司法过程和行为本身营造和树立司法权威，即国家通过立法授予司法机关最终裁判权，终局性的司法裁判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结局，具有公定力、执行力和强制力，除法定的情形外，任何力量（包括案件当事人、其他国家机关）都不得动摇、司法裁判，以获取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遵从，从而保证司法公正，达到定纷止争，稳定秩序，促进和谐的目的。
四、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几点建议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中国司法建设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前行。
（一）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的外部关系
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必须保持财政、人事上的独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机关实际控制。否则，独立司法就会落空。为此，应当对司法体制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机关的地区设置
我国的司法机关可以参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办法，使司法机关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行政区划，即可以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以下划分若干个与行政区划相交叉的司法区，在每个司法区设置一个中级法院，其下按照司法工作需要设置若干基层法院；保留按照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高级法院，全国设置最高法院；检察机关与各级法院对应设置。这样，就可以使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干涉的基层、中级两级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地方权势，更好地独立行使司法权。同时，为保证人大监督制度的落实，地方上可以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直接监督基层、中级和高级司法机关的工作。
2.改革司法人事管理体制
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地市和基层两级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层两级司法机关人事管理体制，取消行政机关对司法官员的人事管理调配权，而将司法官员的推荐、调配权交还司法机关，任命权提高到省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具体言之，就是由上一级（司法区或现行的地市级）司法机关考察后，提请省级司法机关向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荐基层院法官、检察官人选，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予以选举或者任命；司法区或现行的地市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官员，由省级司法机关考察后向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荐选举或任命。即便在当前一时不可能改变司法机关地区设置的情况下，也应将司法机关人事管理权限交给上级司法机关，即由上级司法机关为主进行考察、推荐，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任命。为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一方面，司法机关的党组织要加强对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党委也可以向上级司法机关推荐人选，或者协助上级司法机关进行考察，但是最终确定人选的权力掌握在上级司法机关党委或者党组的手中。至于行政机关，则无权过问司法机关人事安排。这样，才可以保证司法人员素质，解除其依法独立办案的后顾之忧，并且不使国家统一设置在地方的司法机关变成受地方保护主义左右的“地方化”的司法机关。
3.改革司法财政管理体制
联合国大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这表明，保证司法机关足够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是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分别列支于与其级别相应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财政。这种财政体制必然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济利益与所在地方的经济利益挂钩，地方经济状况较好的，该地司法机关业务经费就足，司法干部工资福利待遇就好，反之亦然。这势必使得一些司法机关在办理涉及经济利益尤其是本地与外地经济纠纷的案件时，受利益驱动，而偏袒本地一方，或者以罚代刑，导致司法不公。另外，由于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手中，办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门干预，很难挺起腰杆进行有效抵制，而影响司法独立。应当认识到，司法机关“司”的是国家的法，无论其等级高低，都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司法机关。所以，要改革司法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可以参照国外比较普遍的做法，由中央财政统一列支司法经费，即可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每年分别作出全国法院、检察院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由中央财政拨付“两高”，用于全国法院、检察院的业务和工资福利等开支。这样，就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行政机关的影响，得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二）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2．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3．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四）健全符合国情和法治要求的司法管理体系。
1．探索司法机关分级管理，相对独立于地方权力机关的组织体系。对司法机关及人员的行政管理职能，应分解到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和司法行政部门来履行，即对司法机关及人员的纪律检查职能、人事调配职能、经费保障职能和人员的教育培训职能交由政法委负责履行（司法人员任命除外，应依法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其他涉及行政执法的司法机关职能，如执行权等，应划归司法行政部门来履行。这样既能把司法机关从纷繁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又力求达到司法机关独立履行职责拥有足够的资源。
2．建立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经费保障体系。司法机关经费不足是困扰司法机关多年的难题。经费不足，并受制约于各级地方行政机关，司法公正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从制度创设上寻找治本之策。首先，司法经费由中央、省级财政统筹是可行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司法投入不断加大，从完善司法制度的角度讲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其次，司法经费统筹的程序法治化。借鉴现代法治国家做法，议会行使对财政的决策权、政府行使执行权，司法经费并不受制于行政机关，建议由党委政法委制定司法机关的经费预算，人大通过预算决议，地方行政机关执行预算拨付，司法机关管理使用。
3．建立司法人员任职保障制度。我国对司法人员的执法义务强调得多，而对司法人员的任职保障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缺乏权威等诸多问题无不与我国司法人员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有着重大关系。必须为司法人员独立行使权力提供必备的条件，包括任职、晋升、调转、回避、薪俸、退休、惩戒等保护和惩治措施。改革法官、检察官的遴选机制。修订《法官法》、《检察官法》，增加“法官、检察官实行自下而上的逐级遴选”规定，上级司法机关的审判人员与检察人员一般应从下级司法机关遴选。增加“法官、检察官可以向社会遴选”的规定，如从律师队伍中遴选高学历、高素质的律师为法官和检察官；允许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相互交换遴选法官和检察官。建立司法人员职务保护制。法官、检察官一经任用，除因行为不端或违法犯罪符合弹劾、撤免、调离或提前退休外，不得随意更换，免除因抵御干扰、公正司法而可能带来的后顾之忧。
4．加强对司法机关负责人的异地交流。应明确规定，法院院长和副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在同一司法机关的同一职务上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一届，满一届的，必须实行异地、省级间的交流。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民主，民主伦理观，道德
民主不仅是一种包括民主国体性质和民主政体形式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民主文化具有民主制度本身所无法具有的然而又是民主制度建设所必需的功能和作用：民主制度的诞生，离不开民主文化的启蒙作用和舆论准备；一种民主制度要想充满活力、巩固发展又必须借助于文化的力量来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素质，革故除弊，开拓前进。因此，仅仅有了民主的形式是不够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个内容就是使民主内化为人的心理定势，变成一种道德的力量和伦理的观念。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伦理观念的民主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因此,对民主的伦理意蕴进行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民主的政治学涵义
在谈民主伦理观之前，我们应先对民主的政治学涵义作一了解。一般认为，“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民主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一种行为方式、一种观念到一种理论再到一种制度的发展过程。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活动，首先是从行为方式开始的。原始社会的民主行为方式被恩格斯称之为“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1)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民主制则一直受到冷落，直到19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民主才得到了真正开发的机会，在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日趋完善。20世纪，民主化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进程，形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制度。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剥削阶级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民主政治，在反封建专制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因此，它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型民主政治，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最广泛、全面、真实的民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常用以表示具有平等、自由性质和特征的状态、现象。广义的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还是一种价值，是人们在评价某种制度和行为时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另外，民主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具体表现为个体的民主意识（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民主的内在结构形成的观念。完整的民主意识包括人们对于民主的一切认识和看法，涉及到国家、社会、个人权利、法律、经济、政治结构、社会一般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的内容）和民主精神（即社会成员以一种独立的人格，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的品格）。虽然广义的民主拓展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但它仍仅限于对“民主”作政治学的分析。正确分析民主的方法应当是“把民主广义地理解为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中自由而平等的关系的原理。”(2)“应当把民主主义理解为涉及从日常生活到生产、分配、政治、教育、文化的广泛的社会一切范围的东西。”(3)只要有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着民主问题。非政治领域民主问题的存在，表明把民主仅仅看作政治范畴是不够的。由此看来，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道德范畴。
二、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内涵
对于广义民主的政治学分析，也涉及到了民主的某些道德属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就已具备了一定的道德意义。”(4)每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是一种观念、思想的外化。只有当民主的观念、思想和意识渗透于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并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关系时，才能为规范、制度的产生提供基础。而具有道德内涵的民主，也理应成为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使之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一种准则。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涵义应当是：在现实社会的民主生活中，人们在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人们对自己事务的自主决定，依靠人的善恶观念、心理、传统习惯和道德舆论来维系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观念，它是民主内化为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即内心信念、羞耻心、责任感和荣誉感等）的结果。
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意义上的民主的实质、精髓或基本精神是尊重人格与权利自主即人的主体自主。人的主体自主包涵了两方面的内容，就是使人“成为一个人”和“尊敬他人为人”。首先，“使人成为一个人”就是指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做人的资格和尊严；其次，是“尊敬他人为人”即对他人自的尊重。使人“成为一个人”是“尊敬他人为人”的前提和基础；而“尊敬他人为人”则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必要条件。二者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但是，作为道德意义上的民主则更侧重于对他人自的尊重。
既然在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民主的实质是主体自主，那么由此可以引申出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包括的一些道德内容。首先，主体自主反映出的是道德意志的自由。人的道德意志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只有思想自由才能为实现选择的自由提供前提条件。而选择的意义就在于没有强迫的条件下选取自己所偏爱的行动方案。没有强迫，一个人的行为才能保持完整，实现意志和行为的统一；没有强迫，才会产生责任。
其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平等。民主把平等待人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内在地包含着对他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信念和行为的平等的尊重。只有在别人的自主选择与自己的意愿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才是民主意义的真正所在。
再次，主体自主还反映了权利自主。权利自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在个人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个人有独立地处理属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在社会层次上，权利自主表现为公民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即政治参与权。这种权利不仅使社会成员变成合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并相应承担一定义务的个人，同时，也使每个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即公民。
最后，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中还隐含着对道德公正的确认和肯定。道德公正是指在道德上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道德上处于平等的地位。而要想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就应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待中均衡考虑双方的利益。这种均衡考虑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理解。从积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利益同他人的利益视为一共同体，主动积极地去为他人谋利益，甚至为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较高层次的道德价值。从消极方面看，每个人都应当把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看成同自己的利益同等重要，同时不应当以任何借口擅自侵犯和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其中最基本的一条还在于不侵犯他人之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权利。正义的核心就是公民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所蕴含的一种理念。
三、把握社会主义民主伦理观应注意的问题
明确了作为道德范畴的民主内涵，可以澄清我们对民主的一些模糊认识。首先，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的弘扬。民主的最初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这就意味着每个个体在公共事务中必须服从“人民”这个集体或整体。但是服从这个整体并不等于忽视个人在集体中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人民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同时，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也是平等的，不允许存在任何特权。如果否定了个人的这些权利也就否定了整体的权利，民主也就不复存在。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任何权力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承认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每个个体拥有基本的自由权利，每个个体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基础上的。因此，民主不是对个人的否定，而是对个人人格与权利的尊重与高扬。
其次，民主不是多数群体任意压制少数群体，而是既尊重多数又尊重少数。民主的原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即民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这并不能得出多数可以任意压制少数人的结论。因为少数服从多数是与多数尊重少数相统一的，而不是相分离的。多数裁决的效力只能约束、规范人们的行动，而不能限制、妨碍思想的自由。真正的民主允许少数人与多数人一样拥有陈述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和机会，多数人应保护仍然坚持自己观点的少数人，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并不歧视他们，不打击迫害他们。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正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总是最正确的，少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今天只有少数人赞成的观点，明天就可能成为多数人的观点。当少数人的权利被剥夺之后，也就不可能保证其他多数人的权利不会再被剥夺。因此，民主不仅是“多数人的统治”，也要求对少数人的权利加以尊重和保护。
最后，民主不是只讲权利，而是也讲义务。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义务，这正是民主社会中，国家与公民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体现。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割裂二者，必将导致一种非民主状态的产生，使社会退回到阶级对立的“臣民”社会中去。因此，在讲权利的同时更应该讲义务。
明确了民主伦理观的内涵,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民主实现所依赖的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还必须有作为道德化的民主给予支持，才能使其得到巩固和加强并促其实现。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了解民主伦理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0.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文明类型理论；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9.1；13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l-0009―05
文明类型理论根据主导性整合要素的不同，把世界现存的主要文明划分为宗教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国文明)、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等类型，认为不同文明有各具特色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这样，把原始社会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按不同的文明类型，沿不同道路前进，并且又相互影响的历史，使社会发展类型的理论与现实更加一致。该理论不仅使原来许多解释不了的历史问题能够得到合理解释，而且使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描述也变得明晰起来。在本文中，笔者就文明类型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和合理论证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帮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当定位
文明类型理论可以更加清楚地解释一些历史和现实的现象。首先，比资本主义社会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起来，却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等国家首先建立起来了。其次，这些国家按经典社会主义的模式(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建设的结果，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得已进行改革。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在改革中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的模式，转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次，一些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停滞倒退、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则保持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在经济主导型文明中，由于资产的占有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资产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在奴隶社会，资产的标志是奴隶(劳动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奴隶主阶级；在封建社会，资产的标志是土地，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封建领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的标志是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资本家阶级。
在政治主导型文明中，由于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政治权力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宗法社会是在氏族社会的基本关系没有被打破的条件下，通过权力逐渐由公化私的蜕变而形成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是剥削阶级)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宗族，而被统治者是其他的宗族、氏族甚至部落，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宗法统治阶级；在专制社会，政治权力集中于皇帝，皇帝委任各级各类官员来管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皇帝及官僚统治阶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为私转向为公，但政治和政治权力在社会整合中仍然起主导作用。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奴隶社会一封建社会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宗法社会一专制社会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宗教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一教社会一多教(派)社会一泛教(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这样，就把原来对整个人类社会都通用的社会形态，限定为只对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适用，而认为其他国家和地区适用另外的公式。这样，就使社会发展的公式和社会形态的类型，与历史和现实更加一致，避免了过去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
基于文明类型理论看待社会发展，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人们曾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应当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事与愿违。改革开放以后，有人又形成了另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的社会实际上还处在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只有文明类型理论得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大体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的结论，最符合实际。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马恩所构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当然不排除将来会出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大体上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由于进入这一历史阶段的时间晚，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文化发展水平方面，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因为它们进入这一历史阶段已经几百年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它们在很多方面当然要比我们先进，我们要迎头赶上，需要吸收和借鉴他们的文明成果，同时就保持我们的特色。
二、帮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当定性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产生怀疑和迷茫，出现了各种看法，有的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抹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有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是不伦不类的东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若隐若现的封建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真真假假的社会主义”。
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当定位，要解决两个概念性问题。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究竟以其中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 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文明类型理论就是从中华文明的特征、发展历史和发展阶段，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的。
文明类型理论指出：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对于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必须看到其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方面的集权，另一个是精神方面的重视群体和社会的政治伦理。这两者的结合，在正常情况下，能够使德才兼备的贤能之人居于上位，掌握较多的权力和资源，发挥较大的作用，以此来保证社会的稳定，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种重视群体和社会的伦理扩展到商品经济和文化教育生活中，又形成了儒商精神和儒士精神，从而使中华文明具有浓郁的伦理色彩。
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经历了三个社会发展阶段：从夏到周的宗法社会阶段，从秦到清的专制社会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的社会主义阶段。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基本制度是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适应时代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和完善。早期实行的宗法制政治制度，还保留有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许多特征，没有完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分离，没有形成严密的权力控制体系。天子不仅在经济上权力有限，而且在政治上对诸侯和卿大夫的控制力也很有限。宗法制度的维系主要靠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靠约束力不太强的“礼”，来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宗法分封制长期运行，必然增强各诸侯国的独立性，导致全国性政权――王室的衰微。西周末期王室衰微，导致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劳动力而进行战争。其发展就沿着怎样保证中央政治权力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散和衰微的路径演变，最后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地主一自耕农”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为了建立稳固的政治体制，使经济缩小了规模，不再对政治权力的集中构成威胁。这种制度也有很大的弊端，最高权力的个人占有和世袭制，使任人唯贤从根本上受到阻碍，使法治不能贯彻到底，变成人治，容易造成自上而下的腐败和决策失误。
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控制权力和整合各界各方面力量的经验，发展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经验，领导军队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等，为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奠定了基础。
文明类型理论认为：新中国成立开始，国家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突破的重要内容，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升华现代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进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主义政党制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现代社会主义政治主导型文明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也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被认为是“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我们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政治主导型文明发展前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主义政治主导型文明。它的发展前景如何呢?文明类型理论认为，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政治主导还是经济主导的主要区别在国家及传统道德观念的地位和作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会继续坚持经济主导；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发挥国家在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发挥传统道德观念在凝聚人心、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市场机制会不断扩大资本家与劳动者、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所以，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的模式，也不能羡慕和追赶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必须在国家的掌控下，有目标、有侧重地发展经济，利用传统道德的优势，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
这一分析得出的结论说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一样，都具有未来的发展前景，而且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适合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模式而不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模式。事实也说明，近些年，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结果不但没有使这些国家人民富裕起来、社会稳定和谐，却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社会动荡不止。作为美国的后院，许多拉美国家的领导人都明确表示，要摆脱西方自由民主的模式。有专家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为广大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提供了借鉴。郑永年(新加坡)也认为，“中国模式”和经验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会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
文明类型理论指出：政治主导型文明在人类生态文明阶段具有优越性。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却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 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文明类型理论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权力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危害人类生存；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对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纠正了过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才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局面。
总之，文明类型理论对政治主导型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与脱离实际，绝对化、片面化地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论证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
文明类型理论还提出了全面提升中华文明的问题。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总体来说，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文明体系，无法适应现代的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发展的需要，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进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及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就必须通过吸收新的文明成果，改造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适应时展要求的制度和观念，把中华文明提升到现时代的水平。之所以要全面提升中华文明而不是全盘引进西方文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明是又一种类型性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类型、特征和要素，经过改造提升后，能更好地适应生态文明时代和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文化；文化建设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诞生的。这一学说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马克思作为革命家积极地参与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结果。正是在当时的实践斗争和理论斗争的“炼狱”中，马克思从最初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即历史唯心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即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最初的以“理性和自由”为口号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为己任的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主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5-1856）意识形态学说的创立阶段，代表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二阶段（1857-1870）意识形态学说的深化阶段，代表作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
第三阶段（1871-1895）意识形态学说得到完整的论述的阶段，代表作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人类学笔记》。
经历了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含义，大致包括以下几层意思：第一，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及其形成；第二，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包括意识形态诸形式；第三，意识形态是生活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第四，意识形态的载体是语言；第五，意识形态是社会产物；第六，共产主义社会或是消灭意识形态，或是保留其名称而改变其内涵。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哲学基本范畴，是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关系的思想体系。其内容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和观点，是统治阶级、社会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念的思想理论依据。
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文化的定义从广义上看，文化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亦称思想文化，属于精神生产范围，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我们所讲的文化即狭义的文化，也就是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得知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相互依存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涵，而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承载。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可见，文化与意识形态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
（一）文化的核心——意识形态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是文化结构的四个方面，反映出文化结构的多维性。文化的核心，是社会的特殊文化系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作用，而观念和思想的体系及功能制约着文化诸体系的发展。
马克思深刻而辩证地揭示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精神（文化）生产，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并受统治阶级所确立的主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文化特别是反映社会某个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政治信仰、政治目标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政治文化，其起主要决定作用的价值评判标准是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伸张自已的社会中心价值观，文化因素对社会的作用，受到意识意识形态的筛选。因此，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二）文化的非意识形态性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对“文化”的界定尽管可以千奇百怪，但它蕴涵的内容是意识形态所无法比拟的。可见，文化的外延要比意识形态广泛得多，意识形态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文化具有非意识形态性。
注重文化的非意识形态性，并不是提倡以一种文化来代替和否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主流文化中的价值评判标准和理念导向作用是我们始终不能放松的，而对一些非主流文化，具有商品性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注重其产业性质和经济效益。唯有如此，才能使各种文化得到发展，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
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发展的互动效应
把文化与意识等同起来，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这不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但是淡化或摒弃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则会使文化建设失去方向及内容实质，正如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一）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我国的历史发展表明，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中国人民把握住特殊的历史机遇，从而超常规走上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震惊的伟大成就。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先进的主导意识形态，对于团结人民的力量、集中人们的意志、统一人民的行动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因而党的工作布局上，党的工作方针上，是始终都把意识形态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文化建设中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作为社会哲学基本范畴的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其发展趋势的思想体系，也是指导人们把握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它是同阶级的思想和阶级统治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作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
第二，意识形态的批判继承性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原则。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总是在既定的、由过去继承下来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制约下创造历史的。这就向我们指明了意识形态的继承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是在继承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包括资本主义先进的科技和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也是随着社会实践运动的推进而不断完善的。继承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选择，批判地继承。特别是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呈现出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共同繁荣的局面，吸取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批判和继承的原则应当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第三，意识形态的思想旗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手段。安东尼奥·葛兰西在谈到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时，把它叫做“水泥”，他指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和思想意识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这是一个比喻，但它却深刻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在凝聚人心、形成统一的意志、巩固政权、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功能。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促进主导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
（1）建设先进文化，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凸显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紧迫性。先进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范畴，它的前进方向是由处于核心地位的思想道德，特别是世界观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发展先进文化就意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动摇，充分肯定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与主导地位，这将有力地抵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及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在文化建设中的侵扰，从而有助于摒弃那些不合时宜的、僵化保守、腐朽、低级的思想和有害的文化。主张文化建设中主导思想的一元化，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影响力和优越性，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更为深入人心。因此，发展先进文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立场，它有利于增强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必要监控力。
（2）建设现代化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完善与健全
我们发展先进的文化，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文化摆脱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的束缚，建设具有正确的导向、健康的内容、新颖的形式、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多样化文化的需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克服我们原有文化中主体意识不突出、内容贫乏、形式单调的缺点。否则，过分强化政治权威作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方式，只会使民众产生一种‘文化强制’的感觉，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是被迫的、盲目的、外在的，只会“戴着精神的镣铐跳舞”。唯有如此，才是真正加强意识形态的主导方面。
（3）构建不同层次的文化思想平台，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对西方思想意识演变的能力
我们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可避免会与外来意识形态发生碰撞和冲突，因而也必然遇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攻击，特别是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利用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我们打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从而实现其“文化霸权”的野心，达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目的。因此，我们要提高社会意识形态的抵制力，就必须构建不同层次的文化思想平台，多层次、多方面地加强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在国内，要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性别等等，采取多种形式地关注和解决人们的精神问题，及时地把握和引导人们的思想动态，从而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否则，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的精神世界被其他的意识形态所占领、所吸引，那么，我们的文化就会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其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意识演变的能力就会大为减弱。在国外，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大量输出文化产品，大幅度占领文化市场来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争取在全球化精神的格局中不断增加中华文化和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此举既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肯定和认同，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较量的回应，既提高社会意识形态在国际意识形态中的影响力，也增强了其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抵抗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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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雷立明.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N].人民武警报，2000.
社会主义理论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剥削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早使用，通常认为是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曾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和用法。
马克思、恩格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必定也有其可取之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设想一种理想的社会以宣布历史的终结最后总是陷入虚幻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它只是人作为真正人的起始点。所以社会主义的真正韵味应当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运动中。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凝固的社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实施否定，而且时时都处在自我否定中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社会主义不断地获得它崭新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描述只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并且这种描述越是具体，空想的成分就越多。由此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19世纪早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他们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圣西门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合乎理性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现在看到的比比皆是的消极和丑恶现象被洗涤殆尽，人们迎来的是幸福美满的新生活。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当无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来代替它。在经济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揭露了这种新的私有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和无产者受奴役、受剥削的悲惨状况；在政治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人民的奴役实质；在意识形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基本根源。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揭露和批判，对于揭露私有制社会的黑暗与被超越的必要性，促发人民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存在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30至4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对立的反映，是在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思想体系。它分三个阶段。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文学描述；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但还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时以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莫尔、闵采尔为代表。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认识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论述，对过去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富人服务的分析等，已经接近历史的实际；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的、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其突出特点；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摩莱里、巴贝夫为代表。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他们甚至进行了社会实验，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19世纪30至4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发展的局限性都充分显示了出来，这为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提供了足够的历史素材。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应运而生的。以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阶段。从此，关于社会主义是社会进步合乎规律的结果学说代替了乌托邦的幻想，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自从由空想变为科学以后，就作为一种现实的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巴黎公社的成立，十月革命的胜利，都是很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