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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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叉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上困难、生理上残缺、智能上低下而叉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突出的特点，即物质保障的现实性、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并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第2篇

从人治到法治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虽然尚未全面形成，但其中一些内容与要求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并且已经在我国政治制度的建设中有所体现。主要原则包括：1.法律至上。依法治国必然要求确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法治的主体决定的。2.法治同民主相结合。实行法治需要实行和扩大民主来保障。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同民主相结合的根本要求，就是法律制度的民主化。包括立法过程民主化、法律公开化、法律评论合法化和法律实施公正化。3.反对特权和消灭一切特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建设目的就是为了反对特权和消灭一切特权。所以这一原则是所有制度建设的最终落脚点。

二、社会主义法治一般条件与要求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法治的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般条件与要求主要包括：1.应当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从制度和程序上切实保障法律的实施。依法治国，首先要树立宪法的权威，做到依宪治国。2.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一些具体法律宽泛、空洞，应该细化。还要加强立法解释，完善立法监督，及时修改或废止不恰当的法律，使之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3.应当做到依法行政，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律监督。通过依法行政，正确解决政府与人民、行政权与法律的关系，确保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通过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确保对行政管理的监督制约统一有效。

三、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般历史作用

依法治国可以认为就是治国的大道理。社会主义法治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作用是重要地无以复加的。（一）对社会的作用。社会主义法治尊重和保障个体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和制度正是构建多元主体间和谐关系的基础。它消除社会主体相互之间因身份地位等人为因素带来的歧视和不平等。在充分保留主体个性的基础上，使不同主体因差异而互补，因多样而丰富，实现互相以遵守法律而交往的合情合理的和谐状况。这就是法治化的共和政治的社会基础。（二）对精神文明的作用。社会主义法治把人的自由作为基础，其核心价值理念就是遵循社会规范和吸引、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的主动参与精神。这无疑对培养个体自律和公民意识、观念和习惯具有重大意义，公民的社会意识和参与精神又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法治对责任的明确认定与教育科学文化中求真的精神契合，规范教育和科学文化各步骤和各方面。（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法律对市场经济的多元化主体的权利责任明晰化，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法律对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的基础上，自由、平等参与交换活动中形成的合同关系、信用关系的承认，是市场交换行为大范围有序进行的基础。法治保证各主体间地位和机会的平等、竞争手段公平正当，才能实现优胜劣汰，使资源合理配置，使价值规律发挥作用。法治的法律化和统一化特性可以为经济打破地区、国家间的封锁，使各种商品能在统一市场上自由流动、自由结合。法律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的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弥补市场内在调节机制缺陷的重要手段。

四、结语

第3篇

一是方向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治理念。现实中，确有人受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鼓吹“三权分立”，质疑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认为，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没有国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民利制度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法治进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鉴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认或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法治理念的树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树在中国土地扎根、发育、开花、结果的内在要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包括法治理念建设）是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模式的，例如“三权分立”、“大陪审团制度”等等，而只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模式和途径。当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标准来改造我们的审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顾实际的进行一些诉讼制度改革和宣扬西方诉讼观念的倾向，防止审判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在司法意识领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它我们能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审判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社会主义审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阶段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来的重要命题，它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观念、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相互联系，尤其与我党依法治国方略交相辉映，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司法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法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法治理念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就决定着我国的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此外，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也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都应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克服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与现行司法体制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养和发育，而法治文化又为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对人们的法治思想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扬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与正义的理念等等，消除各种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为此，一要肃清传统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二要铸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体系；三要培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构优化的法治心理。

三是大局性。

服务大局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院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党和国家大局，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广大法官必须担负的神圣职责，也是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就当前而言，审判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基层法院在服务大局中，一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紧扣中心工作，立足审判实际，找准保障大局的结合点、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作用；二要切实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依法惩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有序竞争和公平交易，依法快审快结快执与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案件，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三要提高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强化职能，力保平安，对农村的各类纠纷要及时平息，各种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众权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纠纷可以诉求。四要提高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弘扬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正司法能力，促进社会 公平和正义。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畅通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司法渠道，善于运用法律和司法手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是宗旨性。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建设中，“一心为民”是根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决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揭示了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宗旨，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本质要求，它与“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一心为民”是检验审判工作法律和社会效果的新尺度，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时代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热点问题具体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中，我们不应脱离这一宗旨，要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法院工作的根本标准。

第4篇

目前，全国各级政法机关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深化“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20__年，中央政法委决定对全体政法干警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这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促进政法干警公正执法，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治本之策。

我们作为天天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公安交警，通过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学习，有力地促进了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提高公安交警的执法水平和工作效率、消除长期以来交警身上久治不愈的“冷、硬、横、推”和“四难、”的疾症，改善和加强警民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我们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

一是领导重视，组织机构得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在各项阶段性工作中，大队领导始终高度重视，指派由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大队长负责，并由大队教导员牵头，各中队负责人组成专门工作机构，抽调得力、经干的工作人员，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二是认真开展学习宣传，进行全员培训，促进全体民警对依法行政的认知、理解、掌握和运用。自支队统一分期分批有序地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集中进行学习、培训和考试后。鱼峰交警大队以“规范执勤执法示范活动”为平台，进一步展现执法为民良好形象。一是规范路面执勤标准。以大队为单位，每周利用一天时间对民警进行执勤动作、普通话、日常执法用语训练和交通疏导、纠正违章等业务技能培训，做到疏导合理，站位得当，纠违行为正规。二是规范民警执法行为。大队建立了民警个人《执法考核档案》和电子执法台账，对民警执法行为进行全过程监督检查。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各岗位执法责任主体，对有过错案件逐一倒查，严格追究责任。同时，由一名副大队长兼职的法制员，对大队民警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强化广大民警依法执法意识，进一步树立了良好执法形象。

2、加强内务管理，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一是认真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在认真搞好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操作技能培训基础上，对民警进行执法资格认证考试，实行持证上岗，以增强违法处理民警的责任感。二是提高窗口服务水平。按照“便民、利民”和“微笑、高效”的工作要求，着力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增加了窗口服务的协警员，确立了驾驶员交通违法处理“一站式”服务工作站，方便了群众，提高了效率。通过法制理念教育、规范执法行为和服务意识得到了增强，服务措施不断完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好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中，对不规范的执法行为认真进行盘查、整改和建章立制。

1、牢固树立依法管理交通、依法行政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交通管理执法活动中，多年来，交警在道路执勤中，少数民警我行我素思想不同程度存在，纠正和处罚道路交通违法，对人不对事、感情用事的情况时有出现。比如，同样的交通违法，当事人经济条件也相当，处理结果不一样。暂扣车辆、证照不开凭证，扣留的证照私自保管，导至当事人东奔西跑，找不到地方处理。

2、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交通管理的目的是什么？交警究竟是在为谁执法？这个问题有的交警至今还在含糊不清，以至他们在道路执勤、执法工作中抓不做重点，主次不分，方法不但，和老百姓、和交通参与者纠缠不休，费了不少口舌，牺牲了大量时间，，又激化了矛盾。比如，一企业的一辆非营运小客车忘带行驶证，执勤民警的确又清楚该车有合法的行驶证，该车系市内短途行驶而确有急事，就不要逼着驾驶人非倒回去拿证来才给以处理不可。外地车辆走错了路或停错了车。又如，一辆核载五座的小客车超座1人，核算起来是超过20，但是这种情况仍然按客运车超员20的规定处罚显然就不够公平了，要举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通过认真学习，使我们公安交警进一步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处处多为民着想，多为民服务。从而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更加明确执法的目的，把管理的重心放在消除重、特大事故隐患上，对营运性客车严重超员、对低速载货汽车（农用车）货厢载客，对无证开车、“黑车”非驾、弯道超速、超车等等这些事关千家万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坚决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上限处罚，决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事关千千万万人民的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3、在道路交通管理执法活动中，能够把公平与正义准确的付诸于实践，从而减少交通参与者、交通违法者对执法交警的一些误解和不满。比如，有两个驾车人出现相同的一起交通违法行为，被执勤交警查获，按法律规定应处20>:请记住我站域名/<0元罚款，但张三是企业老板，经济条件很好，200元钱对他来说毫无半点影响，而李四是下岗工人，每月仅靠400元基本生活费维持家庭生活，李四拿出的200元和张三拿出的200元钱显然价值悬殊就太大，所以对张三处罚200元、对李四处罚50元都属于执法上的公平和正义，不能视为法律上的不平等。过去在道路执勤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不理解的群众弄得交警很难处理。

4、增强交警识大体、顾大局的观念。过去，交警在强化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考虑单一的保畅通、保安全多，对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些特殊情况、企业发展的艰难以及加快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思考得少，对道路交通管理的最终目的和方向不够明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交警工作的最终点和落角点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5、进一步增强民警工作责任心和责任感。培养民警养成不拈轻怕重、不损人利已、遇到困难和矛盾不回避，遇事不推诿、勤奋好学的好作风，进一步规范民警的言行举止， 保障民警文明执法、礼貌纠章、热情服务、助人为乐、吃苦耐劳一以贯之，尽心尽职完成好各个时期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总之，坚持社会主义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是我们公安机关每一个民警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要从“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深入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全面深化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实际工作中自觉认真贯彻执行，并在执行中边学边用，边领会边整改，为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能，提高执法水平，推进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行政、更好地规范执法行为。真正把促进执法公正作为执法活动的基本准则，做到严格执法、高效便民、诚实守信，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

××*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第5篇

［论文关键词］校长培训政策法规教法研究

［论文摘要］作者多年从事校长岗位培训《教育政策法规》教学工作，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体会，感到要想加强《教育政策法规》教学，提高教学成效，必须依据校长岗位培训特点，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既系统又有重点又不乏有针对性的教学。

《教育政策法规》是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的必修课程之一。开设这一课程的目的是使中小学校长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端正教育思想，提高对依法治教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政策观念和法制观念，掌握依法治教的方法，懂得依法维护学校和师生的合法权益，办好社会主义学校，完成好党和人民交给的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

中小学校长首要职责是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自觉抵制各种违反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倾向。中小学校长应该具有教育政策法规知识，主要包括：领会和掌握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与中小学教育法规的基本内容，初步掌握与教育有关的法规的基本知识。

根据校长岗位培训特点的要求和以往的教学经验体会，我感到要想加强《教育政策法规》教学，提高教学成效，在坚持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在教学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基本知识系统讲

教育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组成部分，为了使校长们能够正确理解教育法规，教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学基础知识。例如：如果不懂法的本质特征、法律规范、法是怎样制定出来的，法是如何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有何属性等基础知识，就难于理解和运用教育法规知识开展有说服力的教学，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意教育政策法规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全面性。

二、主要政策法规重点讲

根据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的有关规定，中小学校长应具有较强的政策观念和法制观念。政策观念和法制观念包括校长们应具有一定的政策的法律法规知识，对待政策和法制具有正确的态度，并在实际活动中能自觉遵守、贯彻、维护政策和法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做到重点突破，难点排除，搞好应知应会的教学。

三、紧密联系教育管理实际（依法治教的实际）有针对性地讲授，提高校长依法治教的自觉性教学法规的实施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校长在学校教育管理的实践中具体运用。这就需要中小学校长具有一定的理解和运用教育政策法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正是校长岗位培训特点的要求。为使这一要求落到实处，我们教学人员就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讲授过程中加强针对性。目前许多中小学的实际工作还不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违反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的现象屡有发生。一些学校不能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只重视智育，轻待体育，甚至没有真正做到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在智育方面，只重视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忽视甚至减少、取消不考试的科目的课时或内容，随意改变国家规定的教学计划和大纲要求。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任意增加考试和练习，以升学率和考试成绩为重，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任意增加考试和练习，以升学率和考试成绩作为评定学校和教师工作成绩和水平的唯一标准。随便停止学生上课、侮辱体罚学生、私拆学生信件、乱收学生费用等行为都时有发生。为了提高校长岗位培训质量，搞好教育政策法规课的教学，教学人员在教学中就要紧密联系依法治教的实际，选取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实例进行剖析，培养学员运用法规的能力，达到使学员回工作岗位后，能正确地宣传法规，能按照法规的要求部署工作，从事教育和教育管理活动；对符合法规要求的行为予以肯定、支持，对违反法规的行为予以纠正或依法处理；当学校、师生包括校长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懂得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结合本地和基层实际，加进地方立法内容，更能突出教学的针对性，提高教学实效。

四、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积极性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积极性，一方面表现在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真正掌握乃至高于教学大纲和教材所要求的知识领域，教给学员正确无误的科学知识和学科所要求的专业技能，另一方面要在教学过程贯彻自学、研讨为主、以高质量的辅导为辅的原则，在集中辅导过程中，教学人员要阐明自己的观点，做出科学的论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五、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及其原则

（一）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原则。

这是岗位培训教学的方向性原则，是保证教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则问题。案例是教育政策法规科学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相统一的载体，通过案例教学，教师可以向培训对象一方面传授教育政策法规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又能进行社会主义的活生生的法制教育，增强培训对象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坚定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条原则在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教学中具有突出地位。校长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要求所学的知识与理论能够有助于指导他们办学、育人、提高学校管理效能。

（三）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相结合以发展能力为主的原则。在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教学中明确要求，要正确处理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关系。由于岗位培训教育的短期性、针对性要求强，单纯靠扩大知识积累来发展能力是难以达到培训目标的。因此，必须注重在教学中突出对培训对象能力的培养，使培训质量落到实处。案例是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相结合的媒介，通过案例既能使培训对象理论认识得到深化，更能从中培养培训对象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概括能力、判断能力、评价能力，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学以致用，提高在实际工作中的管理能力。

第6篇

关键词：陪命价 藏族习惯法 刑法 冲突 对策建议

近年来，藏区发生杀人或伤害案件时，无论是被害人的亲属还是加害人，最关心的就是命价、血价的赔偿。这种采取赔命价、赔血价的方式解决刑事杀人、伤人案件的做法不仅与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范相冲突，而且也影响国家法律统一的正确实施，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尊严和权威。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遏止这种习惯势力的发展蔓延，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课题。因此，对于“赔命价”习惯法与刑事法律之间相互冲突的具体分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赔命价”习惯法概述

（一）“赔命价”的概念及趋势

“赔命价”习惯法是藏族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生活在藏区的蒙古族、土族等少数民族也具有较大的影响。“赔命价”又称作偿付杀人命价，是指发生杀人案件后，由原部落头人及其子弟、宗教人士出面调解，由被告人向被害人家属赔偿相当数额的金钱和财物，从而达到平息诉讼和免除刑罚的方法。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相关的部门先后制定了禁止“赔命价”习惯法的规范性文件并加以贯彻实施，对“赔命价”习惯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压与钳制。

（二）“赔命价”存在原因

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以及对现状的分析，认为藏族“赔命价”习惯法存在的原因：一是在民主改革后，藏族人民的自由得到了宪法和其他法律的保障，使他们曾经被冷却的宗教感情升温；二是藏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一元性，生活习惯、文化、法律等等都存在一定的闭塞性；三是藏族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整体落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在藏族地区显现出来；四是与现实实践相结合，使得传统的习惯世代流传，在许多藏族人民的心中早已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二、藏族“赔命价”与刑事法律的冲突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是一种古老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藏族地区的文化、经济、法律等发展的相对落后性无疑是它存在的背景因素。一方面，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中，藏区习惯法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文明已经现行法律产生差距和冲突；另一方面，它却在藏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藏族人民如何处理刑事杀人案件的思想观念当中根深蒂固，一时难以取代。但这种“赔命价”做法，的确有悖于国家的现行法律。笔者认为，一般来说，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刑事法律的冲突表现于以下方面：

（一）原则上的冲突

1.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我国现行刑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即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处以什么刑罚，均由法律明文规定。换言之，任何人不得创造法律，也就意味着任何人不得以法律之外的依据判处他人刑罚。而藏族“陪命价”习惯法的适用便是以法律之外的规定为依据使他人受到处罚，这显然有悖于刑法上的“罪行法定”原则。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实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都应该是统一的，这是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法律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前提。刑法有一条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即意味着，不管身份贵贱不管男女老少，在法律面前都受到同等的待遇。而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仅仅对藏族人民适用，这必然使得因民族不同而处罚不同，即同罪异罚。很显然，这有悖于刑法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3.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我国现行刑法的原则之一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谓罪责刑相适应指的是，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依据，即“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但在藏族“赔命价”这种部落习惯法盛行的藏区，所有的罚都以“赔命价”这样一种形式规定，置国家刑事法律于一旁。

（二）刑事管辖上的冲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分别由公检法机关负责办理。“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即我国人民法院是国家唯一的审判机关，任何单位、团体和个人都不能代替它行使审判权。即使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属受到了再大的人身损害或经济损失，也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据具体情况作出判决。而“赔命价”则由当地宗教和上层人士出面，召集被告人、被害人亲属进行调解，赔多少完全由他们自行决定。这种完全按照部落习惯法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损害了国家刑事管辖权。

三、对于“赔命价”习惯法与刑事法律冲突的对策建议

在现行国家的法律与法律之间都存在冲突，更何况是长期生活闭塞经、济不够发达的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与现行国家制定法之间。所以，这样一种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沉淀了几千年来的文化。但是，藏族“赔命价”习惯法确实与现行刑事法律显得格格不入，也的确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就这个问题，笔者仅就查阅的文献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我们要用辩证的眼观去看待“赔命价”这个问题，并实事求是地去解决它与制定法之间的冲突。既要承认它的存在，又要限制它的发展，进行实事求是的取舍，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将其逐步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妥善解决藏族部落习惯法与现行刑事法律相冲突的问题。

其次，在承认藏族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想办法消除其产生的消极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这样一个开放世界中，藏族是一个相对闭塞的民族。文化、法律、经济等等都适应不了当前的形势。笔者认为，要改善这样一种情况应当从根源入手。藏区之所以经济发展落后，根本的问题是教育落后，人才匮乏。因此，应在藏区积极推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措施，加快实施素质教育的步伐，用科学的文化知识武装藏族人民的头脑，使他们有更强的法律意识。

最后，从法律入手，采取地方性立法。只有有了属于他们的法律规范以后，法律法规才会离这些藏区人民的日常生活更近，也才有可能在时间的积累下潜移默化的对他们的日常行为起到调整作用。对于地方性立法，要采取宽严相济的原则，对于“赔命价”习惯法要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肯定。立法应当严格规定好赔偿程序、赔偿数额等等方面，在承认“赔命价”的同时，也使它有据可依。

四、总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经过国家的积极引导是能够和社会主义现代法制融合在一起的。并且在融合以后，藏族“赔命价”习惯法将为国家制定法带去新鲜的血液，将更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同时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吕志祥：“藏族习惯法及其转型研究”.兰州大学论文库论文，第63页.

2.张济民：《诸说求真――藏族部.落习惯法专论》.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162页.

3.南杰・隆英强，孟繁智：藏族习惯法如何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思考――从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赔血价’谈起.民族学院学报，2008（2），第40页.

4.李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3页.

第7篇

[论文摘要]随着知识经济及全球一体化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必将催生出新的经济制度和结构框架。在现有规章制度存在漏洞的情况下，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现代人面临的将是更大的“道德抉择”。法律制度和法律效力是保障人们不偏离道德机道的基拙，为此我们要尽快建立“诚信制度”。

一、缺乏“信用”的原因

(一)利益驱使

1.企业所有者或经理人员。社会转型时期企业所有者会采取各种手段钻法律规章制度的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由于经理人员和所有者多半存在短期委托契约型关系，在对其缺乏合理的收人分配激励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利用会计人员制造虚假信息获取利益。

2.企业财务人员。财务人员造假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部分会计人员在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做出“道德失范”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普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会计人员受其聘任，本着“为己服务、服务于小团体利益”，做出“故意失真”的违法行为。

3.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的缺失是会计行业缺乏的重要原因。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多、规模小、收人低使执业范围狭窄，对客户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使其很难发表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审计意见。

4.地方政府。企业上缴利税是地方财政收人的主要来源。过去由于政企不分，出于地方保护，会为企业信息失真提供外部环境。

(二)制度缺陷

1.会计准则缺乏精确性、完善性和规范性。我国会计准则的客观性原则和谨慎性原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抵触，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在会计准则和标准上具有较大的政策选择性。会计制度本身“内部模糊性”的局限性为会计信息失真提供了可能。这些都需要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和确立。

2.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性在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改造，大多数公司实现了改制上市。但由于改制不彻底，一些公司未能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使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失调的同时，会计行业也难以发挥外部审计的监督作用。

(三)监罚不严

监督机制不健全。日常监管不严，内部监督多流于形式;外部监督具有时滞性(事后多于事前、事中)，监管不及时。对违法行为以罚代法，轻法律制裁;执法不严，削弱了法律效力。

(四)素质欠佳

我国部分会计人员素质不高，分两种情形:一是本身业务不精，二提岁寸金钱过分追求，三是行业年检考核流于形式，知识更新和日常培训后续环节跟不上。

二、建立诚信制度的必要性

(一)整顿经济秋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虚假信息会误导经济行为，损害市场主体各方利益，导致决策失误和经济秩序混乱。会计诚信能够防止的产生，推进党的廉政建设，实现“以德治国”;尤其是上市公司避免市场欺诈，在确保投资者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可以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金融风险，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推进会计行业健康蓬勃发展

加强会计诚信建设，有利于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和质量，从根本上杜绝制造虚假信息违法行为的发生。由于我国会计行业发展较晚，会计规范欠佳，会计准则缺乏统一性，行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严格的衡量标准，因此在法律失去效力的环境下，诚信道德在有缺陷的制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推进制度建设的内在动力。

(三)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加人世贸组织已有一年多，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大，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纷至沓来，外资可通过购买股权合资兼并我国企业，会计作假会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一些不法之徒会利用我国准则制度的疏漏转嫁、制造“信用危机”，损害我国利益。我们在与国际大公司抗衡的同时，要着重注意会计行业的规范性和法治性，确保金融环境的安全稳定。要增强行业责任心与“诚信”的职业操守，加快诚信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整治会计秩序，根治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条件;把握机遇，接受挑战，提高自身竞争力，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四)有助于把社会主义法制推向前进

当前我们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大环境，由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较短，制度建设与行业发展存在诸多问题;政策的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必须完善、规范各项法规制度。提高公民诚信意识，加快信用制度、信息制度的建设，改进服务与监督，增强道德意识，树立法律意识，依法治国，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法律环境。

三、建立“诚信制度”的措施

(一)倡导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确立诚信原则地位，建立诚信制度

如今会计已从经济活动资料计算的核算型过渡到决策依据的管理型，只有以“诚信为本、操守为重”，才能站稳脚跟。这既是促进我国会计行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良性发展所必需的。因此，必须确立“诚信”的行业地位，应该把诚信作为行业的基本原则，以行规、制度的方式建立。

(二)积极推进强化公司治理基拙性工作

主要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里重点强调对上市公司治理。一方面要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解决“一股独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国企选派董事长，充分发挥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作用;同时健全公司内部会计控制体系，由强化内部治理实现从外部保障。

(三)加强会计培训，提高人员素质

注重从业人员资格考核，健全专业资格确认制度;切实抓好对会计人员的经常性管理和后续教育工作。加强素质培养，强化诚信教育与责任管理，推行终身教育，确保信息工作的规范、真实可靠。

(四)充分确立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角色地位

独立性是保证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社会中介机构充分发挥其专业性公证和社会监督作用的前提。我们必须加快“合伙制”和“独立执业人”制度的建立;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和自律化管理。实现客观与公正职责，切实做到服务与监督目标的协调统一。

(五)完善监管体系，加大监督处罚力度

包括内部监管、行业监管、政府监管、社会监管在内的能够充分履行其公正、监督职责的完整监管体系。要加强廉政建设，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要加强责任管理，避免形式监督;突出监管重点，克服监管的时滞性，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推向前进。

第8篇

这里讨论的“法学教育”是指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主要是指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法律职业”又称法律行业，是法律工作的各个专业的总称，包括律师行业、法院审判工作、刑事检控工作、法律咨询工作、法律草拟工作等，所有这些法律工作总称为“法律职业”。这是广义的法律职业。狭义的法律职业指我们通常所说的律师行业。本文讨论的法律职业。

Lawyer一词准确地译法应为“法律工作者”，它包括了私人执业律师、法官、检察官，甚至还包括立法专家和大学法学院教书的法学教师。把它仅译为“律师”是不确切的，不能涵盖法律职业的全貌。

一、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

法学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基础，既是一般的高等通识教育，又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按照各国一般的作法，要从事法律职业，不管是做私人执业律师还是法官、检察官，都必须首先取得律师资格，就必须接受正规的大学法学本科教育，受过基本的法学训练，即获得一个法学本位，在英联邦国家叫做LL.B，在美国以前也叫LL.B，现在叫做J.D，这是从事一般法律职业的前提。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法律职业是一门特殊职业，就像医生职业一样要求执业者必须受过基本的大学法学本科训练，否则做律师或法官就可能出“责任事故”。第二个原因是保证从事不同的法律专业的群体即私人执业律师、政府律师、法官等有相同的教育背景，有统一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这样在执行法律时才不致由于标准不一和思维方式不同而产生不公正，损害法律的正义性。可见法学教育必须与法律职业挂钩，大学法学本科课程的设置既要考虑一般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的要求，又要考虑职业教育的要求。国外大学法学院课程的设置都有这个特点，即密切地与法律专业资格的授予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掌管律师资格授予的律师协会本身就参加了当地大学法学院课程的设置。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受过大学正规的法学本科教育，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然后再跟已执业多年的律师接受一段时间的法律职业训练和实习，即可自动取得律师牌照，而无需另作律师资格，因为这种法律职业教育已为当地律师协会所承认。反之，如果没有受过大学法学本科教育，则无论如何不能做律师，更不能做法官。

二、 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存在的问题

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自七十年代末恢复以来，取得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这里只列举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

1. 大学法学本科教育与律师资格的授予没有内在的必然的关系。我国律师资格的授予没有严格的职业教育要求，只要是大学本科毕业，不管什么专业都可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法律专业大专毕业的亦可），通过考试即可获得律师资格。因而在我们的律师队伍和法官队伍中有许多人没有受过大学法学本科教育。这样，我们的大学法学教育在取得法律执业资格方面与大学其他学科教育相比，就没有任何优越之处，没有自己的特点。一个学生要想做律师或法官，完全可以不进大学法学院接受正规法学训练，完全可以放心地去学工程或文学等，只要在大学毕业时，集中一段时间突击背一下律师考试的资料，通过考试即可做律师了。大学正规的法学教育也就失去了其真正的价值与意义，与其他学科相比它唯一可以说得上的优势就是传授了一些法律知识，有利于学生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然而在这方面，它并不比各种律师资格考前培训班更优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法律院系毕业的本科生却有相当一部分不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不去从事法律工作。可见学法律的大学生有许多并没有把法学教育作为可以给自己带来一门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而是把它视为一种普通的高等教育。如果学法律的大学生都不这么认为，那么我们很难要求一般的政府官员和民众这么看。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法律职业之门并非只有进大学法学院这一条路可以到达，甚至主要不是靠这条路乃至完全不靠这条路也同样可以跨入。

2. 法律职业界（包括律师界、法官团体等）与法学教育界联系甚少，他们很少参与法学的课程的设置，参与大学法学院的活动。也很少听说执业律师到大学法学院兼职授课。这使得大学法学教育带有很大盲目性，不能密切地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据此可见我国大学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不统一，基本上都是自立门户，很少往来，甚至互不承认。

（二） 法律职业团体各自为政

与上面提到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各个法律职业团体甩开大学正规的法学教育，自办教育，纷纷开办自己的职业学校，有些甚至经司法部特批与律师资格的授予挂起钩。例如，人民法院有自己的业余大学和法官培训中心，人民检察院有自己的检察官学院，律师协会有律师培训中心，司法部有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各种司法学校、律师函授中心，而一年前成立的中国国际律师培训中心更与律师资格的授予挂起钩来，成为国内第一所日常教育与资格授予相结合的法律学校（见1996年1月6日“中国律师报”）。如果说这些学校仅仅进行一般的专业技能训练也未尝不可，但它们事实上是代替大学法学院在进行正规的法律职业教育。上述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大学正规法学教育得不到法律职业团体的承认，因为如果要从事一般的律师工作、审判工作，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法学本科教育也应该足够了，但事实上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不能胜任这些工作，还要再接受专门的职业训练。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各种各样的法学教育极其不统一，这是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不能衔接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大学正规法学教育本身存在许多问题

1. 法学本科专业划分过细。本科教育基本上是一种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和基本职业技能的训练，如果划分专业，学生的适应面就很窄，他们将来的职业发展就很受限制。

2. 法学本科生从高中毕业中生招生，年龄偏小。美国的J.D.事实上是一种法学本科教育，但是它要求读J.D.的学生必须已经有一个非法学的大学本科学位，因而学生的年龄都较大，阅历也较为丰富。在英联邦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要求读法律本科的学生必须有一个非法律的第一学位，但事实上是这样的。可见，国外的大学法学本科教育基本上没有法学教育，也可以说是生教育，在我们所说的“本科”层次上，在国外基本上没有法学教育，所谓“专科”法学教育更不存在。法学教育是一种“高层次”的教育，就是指它的起点高于其他学科，起点就是研究生教育，没有“本科”教育。难怪现在美国的大学法学本科学位也叫Doctor（J.D），中文有人甚至把它译为“法不博士”。学法律的学生应该年龄大一些，经验丰富一些，这样才可以应付复杂的法律事务。这看来是大家的共识。

3.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法律工作（Lawyer），要接受两种教育，一是普通的素质教育，二是特殊的职业教育。在许多国家，由于大学法学院只招已经获得了一个非法学的学士学位的学生，因此普通的素质教育已居学生攻读第一学位时系完成，法学院的教育只是一种专门性的职业教育。然而我国的大学法学院由于是从高中生中招生的，因而要求法学院的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法律职业的教育，而且还要是一种普通的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我国大学法律院系所承担的任务就要比国外同行大得多。国外培养一名Lawyer要七年时间即（4+3，法学院学制为3年），而我们只有四年时间。如何改革我们的大学法学教育制度，处理好素质教育与教育职业教育的关系，值得我们深思。

4. 硕士学位时间太长，培养目标不明确，把培养高级的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混在一起。国外的通例是学硕士学位（LL.M.）是一年制的，只需选择几门课程，通过即可获得该学位，而不用写论文，这种学位侧重于在本科基本训练的基础上提高实际技能，是应用型的，而不是学术型的。我国以前一年半制的生班类似于该学位，不知为何后来取消了。而学术型的法学硕士学位（Mphil in Law）一般学制是2年，只需写论文而不用学什么课程，论文答辩通过即可获得该学位。应该说国内的法学硕士学位是二者的结合。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一个一年制的LLM在专业上进行一些提高就可以了，而不用再花费两年时间写论文，勿需在上有多高建树。把培养应用型与学术型人才混在一起是不合适的，对人才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十分巨大。

（四） 各种法律职业资格不一致

在我国，律师资格是独立的，法官、检察官也都有自己的资格标准，而这些资格之间有什么联系则很少有人顾及到，至少到还没有见到呼吁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基本的法律职业资格的文章。

另外，律师协会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律师的行业管理现在仍停留在讨论阶段。

三、 关于改进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一些想法

（一）法学教育的不统一极大的到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

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存在的上述，以及二者互相脱节情况，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制建设的进程，影响到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我国本来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全国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套法律制度。然而目前我国的法律却极不统一。这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各政法部门，即法院、检察院、司法部门、公安部门，都有事实上起立法作用的司法解释权和规章制度权，虽然这些部门之间常常可以相互协调，但仍然很容易造成司法标准的不一。而国务院各部委也都有自己规章制定权，由于部六职能重叠，同一事项往往几个部门都有管辖权，因此部门规章与行政法规、法律抵触，部门规章之间打架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普通公民和投资者来说，往往无所适从，摸不着头脑。第二个方面是地方性法规、规章与中央立法抵触以及地方性法规之间相互冲突的现象十分严重，各地司法机制很不统一，地方保护主义泛滥，甲省法院的判决很难在乙省执行，而乙省要寻求丙省司法协助，却又十分困难。我当然不是主张取消地方立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给地方以足够的自主权。但是一定要强调全国法制的统一，最起码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以及地方立法之间要有很好的协调与沟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形成全国统一、部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要求尽快统一法制领域的各个“方面军”和各路“诸侯”。这是一个决策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因为在目前各政法部门、各地方都自办自己的法学教育情况下，由于教学、教学材料、教育质量不同，所以学生的背景、素质、所受教育、价值观念、是非标准肯定不同，法官在法官学院受的一是一种法律教育，检察官在检察官学院受的是一种教育，律师在律师学院则受另一种法律训练，至于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学生所受教育又与他们不同，而各地方的法学教育又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很难企求没部门的法律学校毕业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可以招待全国统一的法律标准，很难企求他们有共同的法律语言。所以，统一我国的不同部门存在的各种法学教育，统一全国的法律职业资格，直接关系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制的统一与法律的尊严。

（二）我的建议：

在此，笔者不揣冒昧地建议，由国家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公安部、主要大学的法律院系共同组成一个高规格的工作小组，认真研究一下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现状，研究一下国外的成功经验，从而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发展战略方案。只有这样，才可以合情合理、合乎时势地统一全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才可以统一全国的法制，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除一切人为的“法律”障碍。

我们应增加法学教育的职业性，把法学教育不仅视为一种一般的通识教育，而且也视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应该主要去做律师，从事法律工作，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大部分不做律师。同时控制法律学校的开办，重点放在大学法学院的建设上，各司法部门开办的学校应该逐步转变为职业技能的短期培训上，而不应再提供正规的学位教育，随便发行“部门粮票”或“地方粮票”。同时，大学法学教育本身要改革，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学法学院本科课程方案，设立新的统一的大学法学本位，以此作为在全国范围内从事一切法律职业所必须的教育基础。

在把全国的法学教育统一起来后，改革我国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把取得一个大学法律学学士学位作为报名的基本前提条件，而且这种考试主要应侧重于技能方面、能力方面和职业道德方面，不应再考过多的法律知识，因为经过四年大学法律本科训练，这应该已经解决。也许正因为我们的法学教育太过通识化，所以以前在取得律师资格方面与其他学科相比才没有任何优越之处。因此今后我们的法学教育在保留其通识性基础上，应该增加更多的职业教育成份，并逐渐与律师资格和法官资格的取得挂起钩来。

第9篇

论文摘要：目的探讨新世纪学校治理的方法。方法分别从以德取人，搞好师德建设，抓好德育工作和以法治校等方面进行阐述。结果学校教育取得优异成绩。结论坚持以德治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学校是培养人、教育人、造就人的重要场所，是实施教育的前沿阵地，坚持以德治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非常紧迫的任务。

1.以德治校，要特别注意以德取人

无论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也无论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关键在人，其中最关键的在干部。“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是我党任用干部的基本原则。以德治校，就要在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中，坚持以德取人，就是“任人唯贤”。这是因为“有才无德足以售其奸”。中国古代的’德治”，要求国家的君主和官吏，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并且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广大的老百姓，这就是孔子的“正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从政者的要求。我们认为，一个品德高尚的干部会造福于民，贡献国家，而一个德行败坏的干部则可能会祸国殃民，其害无穷。

2.以德治校，要着力搞好师德建设

所谓“师德”，是指教师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它包括个人品德，也包括职业道德。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担负着教书育人，使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任务，因而教师具有良好的师德尤为重要。人们常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做到“学高”，就必须紧跟时展步伐，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要保持“身正”，就必须要有较高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责任心和正义感。教师只有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有资格为人师表，才能更好地教育和影响学生。

然而，教师作为社会中一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确有少数教师在追求所谓的个人价值中迷失了方向，误入了歧途。这些人虽然为数较少，但对学生、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很大的。人们心目中的教师形象甚至由过去的知识渊博、温文尔雅、富有爱心而变成知识浅薄、唯利是图、势利尖刻、觉悟低下。因此，以德治校，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就是要着力搞好师德建设，重塑教师的公众形象。要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全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补充和完善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要对教职员工实施道德教育，重视“羞耻心”的培养，在人们内心深处筑起预防违法违纪的堤防。要大力宣传和奖励先进，惩治那些违反师德的不良行为，在广大教育工作者中高扬“以德治校，以德育人”的道德旗帜，用广大教职员工的模范道德行为，树立新时代人民教师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勇于拼搏、敢于创新的良好形象。

3.以德治校，要切实抓好德育工程

以德治校需要选拔一支品德崇高、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需要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最终目的在于培养无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根据目前学校教育普遍重智轻德、重知识轻能力、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的现状，必须切实抓好德育工程。

1.必须坚持德育的首要地位。因为德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对其它各“育”具有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学校要把德育工作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协调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

2.必须拓开德育的方法途径。要加强德育课建设，使德育寓于各学科教学之中，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不断探索德育课的教学方法，增强其趣味性和实效性。

3.必须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包括社会调查、生产实习、公益劳动、社区服务、志愿者行动等等，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有益的活动中培养高尚的情操。

第10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中职院校；法律；教学探析

《法律基础知识》是中职学校的一门基础课程，培养中职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制观念，提高辨别是非能力，成长为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公民。

一、教学要具有针对性，授课要讲艺术性

教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同时，要紧密联系实际，以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为教学目的。实践表明，法律课越能紧密联系实际，就越受学生欢迎、效果越佳。因此法律基础课要做到针对性、实效性，一方面教师应深入学生之中，使法律课与学生自身实际相结合。中职学生一般都文化基础差，不爱学习，行为规范和自律能力差，敏感、好奇、容易冲动，同时自控力弱，缺乏足够的支配力，法制观念淡薄。面对这样的群体，作为法律基础课的任课教师，首先应在教学中紧紧抓住学生的特点，因势利导，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可以多方面采集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例，深入浅出，让事实说话，这样就可以使枯燥的问题趣味化，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复杂的问题简明化，深刻的问题通俗化。另一方面法律课教学必须与现实社会紧密相结合，教师在授课时必须注意将教材的内容加以延续——例如“网络犯罪”，这样学生就会感到法律与他们的现实很近，就能较好的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如何使学生在学习法律基础知识过程中能保持较高的学习情绪，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首先，教师要做到观点正确、内容熟练、重点突出、口齿清晰。其次，要精心设计教案，使讲课如同演剧，开场不久即有悬念，能吸引学生，集中其注意力，随着课程往前进展，不断有出现，令学生动情、喝彩或自发讨论问题。这样不仅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问题分析能力、临场应变能力，而且给学生提供了师生之问、同学之间交流协作的机会，有利于培养学生善于配合、敢于表现、尊重他人等道德品质。

二、教学要体现自主独立性和能动性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中职院校；法律；教学探析

《法律基础知识》是中职学校的一门基础课程，培养中职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制观念，提高辨别是非能力，成长为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公民。

一、教学要具有针对性，授课要讲艺术性

教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同时，要紧密联系实际，以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为教学目的。实践表明，法律课越能紧密联系实际，就越受学生欢迎、效果越佳。因此法律基础课要做到针对性、实效性，一方面教师应深入学生之中，使法律课与学生自身实际相结合。中职学生一般都文化基础差，不爱学习，行为规范和自律能力差，敏感、好奇、容易冲动，同时自控力弱，缺乏足够的支配力，法制观念淡薄。面对这样的群体，作为法律基础课的任课教师，首先应在教学中紧紧抓住学生的特点，因势利导，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可以多方面采集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例，深入浅出，让事实说话，这样就可以使枯燥的问题趣味化，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复杂的问题简明化，深刻的问题通俗化。另一方面法律课教学必须与现实社会紧密相结合，教师在授课时必须注意将教材的内容加以延续——例如“网络犯罪”，这样学生就会感到法律与他们的现实很近，就能较好的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如何使学生在学习法律基础知识过程中能保持较高的学习情绪，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首先，教师要做到观点正确、内容熟练、重点突出、口齿清晰。其次，要精心设计教案，使讲课如同演剧，开场不久即有悬念，能吸引学生，集中其注意力，随着课程往前进展，不断有出现，令学生动情、喝彩或自发讨论问题。这样不仅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问题分析能力、临场应变能力，而且给学生提供了师生之问、同学之间交流协作的机会，有利于培养学生善于配合、敢于表现、尊重他人等道德品质。

二、教学要体现自主独立性和能动性

第13篇

法律素养是现代社会公民必要的基本素质，在当前高职教育中，法律素养培育的总体状况不佳，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发展职业教育不相适应。因此，分析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存在的问题，探究提升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的策略与方法，旨在全面提升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

当前，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新形势对劳动者法律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既要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过硬的道德品质，还要培育学生较高的法律素养。然而，目前高职院校对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不尽人意，不能适应新环境对技能型人才法律素养的要求。高职院校需要认真分析总结现行培育模式，立足时展要求，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的重要性，用创新的思维推进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改革，着力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全面提升学生法律素养。

一、 法律素养的含义

所谓法律素养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法律知识，即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二是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即对法律尊崇和敬畏，具有守法意识；三是法律信仰，即个人内心对于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行为规则的确信，这是对法律认识的最高级阶段。

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主要是通过其法律意识以及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表现出来的。法律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法治也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和重要推动力量。伴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法律日益走近和深入到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法律素养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公民必要的基本素质[1]。

二、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的现状和问题

（一）调查问卷及统计。笔者对在常5所高职院校已经上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学生进行随机调查，发出问卷2000份，收回有效答卷1892份。其中，学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后就法律基础知识方面是否有收获？13%的同学回答收获很少甚至没有收获，79%的学生回答略懂一些，意义不大，原因是不感兴趣，理论性又太强，在回答有收获的8%的学生中，主要收获是法律意识得到强化；问是否有必要重新开设《法律基础》课程，91%的学生认为有必要，需要全面普及基础法律知识；问当遇到纠纷时，你首选的解方式是什么？72%的同学选择找熟人找关系，原因是觉得有熟人有关系好办事；问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有什么不同？41%的同学回答基本正确，也有一部分同学根本不知道如何区分；问到一起校园电脑失窃案，案发后盗窃者将电脑归还本人，此时盗窃者是否需要负法律责任？22%的同学认为盗窃者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因为盗窃者已经将物品归还给失窃者，盗窃者没有获得任何非法利益；被调查者中，83%的同学希望有机会到庭审现场感受法律的威严。

（二）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的现状和问题。从调查问卷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的缺失和对全面普及法律基础知识的渴求。但由于思想上不重视所导致的主要培育途径单一、培育方式过于机械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相对淡薄，法律基础知识严重欠缺，更难学以致用，无法满足经济社会法制化对人才法律素养的需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主要培育途径单一，无法满足学习需求。目前，课堂教学仍然是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的主渠道。《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高职院校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其中法律基础部分旨在培养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思想道德与法律素质。但实践中，该课程同其他政治理论课一样，只强调其知识性而忽略了其思想性和教育性[2]。学生学习缺乏兴趣，加上论文写作式的考核方式，平时不会在这门课上花精力，难以对学生的法律观产生影响。并且，法律基础部分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所占比例较少，内容上以宏观介绍社会主义法律精神与我国法律基本制度为主，内容十分单薄。寄希望于该课程教学能够培育法律素养是非常不现实的，更不用说满足学生对法律实用性的需求。2.主要培育方式机械，缺乏吸引力实用性。目前的高职院校法制教育课程基本上以讲授法理、阐释法律条文为主，辅之的案例分析也是以辨析易混淆法律概念、法律关系为目的的非常见案例，课外实践教学更是几乎空白，缺乏吸引力。即将步入社会的高职院校学生迫切需要掌握实用的、有针对性的法律知识，不因无知而触法，同时知道如何以法律为武器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法制教育课程教学中，缺少这样适合高职院校学生社会角色的实用法律知识与他们关心的当前法制热点案例，难以学以致用。3.学生对法律缺乏信任，“人治”思想占主导地位。受传统文化和社会负面案例等因素影响，“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仍根深蒂固，认为法律公信力不足，只有“官”、“管”的人才真正说了算；另一方面，法律程序冗长，法律成本过高，反而通过“找熟人”、“托关系”解决更经济[3]。因此，人们遇到纠纷首先想到的是通过“找人”来解决。高校学生亦不例外，笔者的问卷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该问题的普遍性。

四、 提升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的策略与方法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职院校人才培育目标已经定位为：“培育高素质、高端技能型人才”。而作为“高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素养教育必然不可缺失，针对这一要求，笔者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提高对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的重视程度。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主要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来完成。该课程是根据中央16号文件精神和高校思想政治课改革2005年方案的要求，由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大学生法律基础》合并而成。新课程中法律部分的内容没有压缩而课时却有减少，由于高职院校对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强调而忽视了学生的法律素养，对于该课程有一定实践教学的新大纲要求，在课时设置上形同虚设或者是流于形式。在有限的课时内，教师只能局限于讲授一些法律基础知识甚至法律概念，这直接导致学生法律素养的“营养不良”。因此，高职院校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课时、经费投入、教师队伍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从源头上治理“营养不良”病症。

（二）完善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的方式方法。1.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法律课堂教学是学生获得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要把课堂教学落到实处，在教学实践中将系统讲授和专题教学结合起来，做到“点面结合”。我们强调教学中首先要注意“面”，即要照顾到理论知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巧妙利用“点”，即要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要有针对性。这样有利于缓解法律基础课内容多而课时少的矛盾，又使教学有一定的深度，其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将大大增强。2.组织开展实践活动进行模拟审判。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法院，感受法庭审判过程，体验法律的威严，让案例事实说话，会比任课教师在课堂上泛泛讲解更加生动、深刻。庭审过程中，严谨的法庭调查，激烈的案情辩论，法庭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会对学生学习法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在课堂组织模拟审判，让学生自己选任角色，针对典型案例进行模拟审判，会使学生体会到“学以致用”的真正道理。3.开设法律公共选修课程满足需求。随着法律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愈发重要，许多学生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想要多了解些法律知识。这就要求学校要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开设相关法律公选课以满足不同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需求。例如，可以开设《婚姻继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与学生的学习生活有实际密切联系的公选课。4.将高职特色融入法律素养的培育。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我们在学生法律素养培育过程中充分体现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将对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外化为能力，在注重理论教学的同时更强调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根据不同的专业，调整教学的侧重点，使这种能力培养具有行业、岗位的针对性。比如，在学生基本法律素养培育方面重点讲解《劳动法》、《合同法》、《知识产权保护法》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和职业发展方向，有目的的培养相关的法律素养，比如保险理赔专业，可以重点介绍我国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旅游管理专业，可以重点介绍同旅游有关的政策法规。这些知识对于提高学生进入社会的综合职业能力和专业技能都非常重要和实用。

（三）培养职院校学生法律信仰摈弃“人治”思想。在“人治”思想的影响下，学生对法律产生不信任感。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尚不完善，但我们有理由坚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一直是并且一定会持续走向完善。所以，我们要教育学生：作为社会的普通一份子，我们肩负着一份社会责任，也许我们不能直接参与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但是我们有责任使用法律，也许选择“更不经济”的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对个人是损失，但对社会进步是有着正面、积极意义的。也即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法的现象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表现为主体期盼、渴望法律能带来公正、秩序和安宁，并以诚挚的心怀来接受法律、相信法律、实践法律[4]。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5]。我们应该提高自身的道德站位，只有人人都“信法”，摈弃“人治”思想，推动法制改革进程，社会才会早日实现“法治”。

总之，通过思想上重视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行动上完善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方式，培养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法律信仰，全面提升高职院校学生法律素养，满足社会经济法制化对人才法律素养的要求，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陈雅凌.法律素养是现代公民的必备素质[N].人民法院报，2012-02-05.

[2]宋汝峰.互联网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1（3）.

[3]林庆云.高职院校学生法制认知水平现状及对策分析[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3）.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授助；道德；理性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第15篇

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叉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上困难、生理上残缺、智能上低下而叉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突出的特点，即物质保障的现实性、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并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宗教信仰、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