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1篇

关键词：地摊经济；网络营销；微信营销；发展状况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2006401

1 研究背景

地摊经济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它的存在具有必然性。虽然“地摊经济”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麻烦，但它的社会收益性亦不容忽视。地摊经济作为从古至今的一种经营方式，必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而以不同水平的形式存在着。目前，地摊经济的管理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我国的地摊经济市场也将越来越规范正式。而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营销广阔的经营空间、全天候的经营时间、无店铺的经营模式、成本低廉的竞争策略等优点日益突出，尤其是微信营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微时代的到来、地摊经济的规范化发展，地摊经济也将跟上时代的步伐，营销方式也将从原来的单一、传统化得到逐渐改善，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2 市场调查与结果分析

2.1 基本信息

此调查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针对地摊经营者而言，另一部分是针对消费者而言。此次调查最终收获有效问卷496份，其中针对地摊经营者部分的有效问卷收获数为265份，针对消费者部分的问卷231份。虽然调研样本未达到预期数量，但数据的真实使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针对地摊经营者部分问卷中，男性占了48.04%，女性占了51.96%；被调研对象的年龄中，15岁以下占了0%，15-25岁占了26.47%，25-35岁占了32.35%，35-45岁占了23.53%，45岁以上占了17.65%；被调研对象的学历中，小学文凭的占了21.57%，初中文凭的占了26.47%，高中文凭的占了24.51%，专科文凭的占了14.71%，本科及本科以上文凭的占了12.74%。

针对消费者部分问卷，男性占了43.14%，女性占了58.86%；被调研对象的年龄中，10-19岁占了15.69%，20-29岁占了41.18%，30-39岁占了23.53%，40-49岁占了7.84%，50岁以上占了11.76%。

2.2 研究结果和分析

2.2.1 地摊经营者

从调查问卷中显示，地摊经营者中已使用了微信营销的占了19.18%，未使用微信营销的占了80.82%。而未使用的原因主要是对微信营销的具体操作不太了解（占了49.40%），认知不足。但若教于期使用发放，愿意尝试使用微信营销的程度都比较强（占了60.67%）。因此地摊经济结合微信营销发展的空间较大，只要人们掌握了微信营销的技术，大部分地摊经营者都愿意尝试使用。

同时，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分析，我们发现随着学历的升高，地摊经营者对微信营销的了解程度也会随之加深，对微信营销的使用率也逐渐增加。如表1所示。对于地摊经营者而言，特别是中等学历及中等学历以上的经营者，他们大多数倾向于经营方式的创新，愿意尝试微信等网络营销的方式。

从调查问卷中显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购买地摊物品的仅占27.45%，因此地摊在人们的生活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同时对消费者年龄进行分析发现多数为年轻者，地摊经济消费者中10-39岁的占58.63%，10-50岁以上的占41.37%。在“消费者对地摊经济结合微信营销方式的认可度”调查中显示，大部分消费者接受并认可此创新方式，同时年龄也营销者人们的看法，如表2所示，较为年轻的消费者大多数认可并接受将地摊经济结合微信营销的方式，而地摊经济中的消费者大多数又都是年轻者，因此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营销是可行并且能被接受的方式。

2.3 建议

针对地摊经济而言，网络营销模式的选择也需要切合地摊经济的特点、产品的特质。以微信营销为例，内容如下：

（1）查找附近的人：地摊经营者可建立微信号，备注自己的摊名、产品等资料。消费者便可以通过“查找附近的人”，发现身边的地摊商家，并了解一定的商家信息，也可以通过“打招呼”向商家询问更多详细的产品信息，之后选择是否购买产品。由于地摊的信用相对较低，大体上应以线下购买为主，可前往商家摊位购买也可线上预定货到时线下支付。同时经营者也可以通过“查找附近的人”向消费者推荐自己的产品，宣传产品，虽然效率有限，但也可行且有效的方式。当然如果微信扫一扫中添加周边小摊美食等栏目效果会更佳。

（2）扫一扫：利用特定的活动，使消费者通过“扫一扫”关注地摊者账号，从而锁定一定的消费者，针对性较强。采用这种方法可定时向消费者推送自己的产品。这要求产品有一定的吸引性，对质量稍有要求。

（3）微信公众平台：此方法可推送的信息量较大，比较实用，但建议同一区域的地摊者互相合作，建立共同的公众平台，一同交给第三方管理，日常推送产品更新、产品活动等，可加入小故事，笑话之类的内容。主要以周边的居民等消费者为主进行宣传。

3 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的意义

地摊经济虽然简单，但是它同样也需要营销手段。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消费者和地摊经营者对地摊营销方式的创新都有一定的需求，消费者想要更便利，提前或及时了解商家产品及位置，提前预定；而经营者想要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及回头客。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是一种需求，一种创新。

（1）社会意义：地摊经济在方便居民生活、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的方式不仅能适应变化的消费者消费方式，也将有利于提升地摊经济经营者的自信心，改善地摊经济经营者的生活质量，适当减缓就业压力、生活压力。

（2）经济意义：地摊经济是城市里的一种边缘经济，收益性小，但是地摊经济的市场却也十分庞大。庞大的摊贩群体，在城市中从事着“衣食住行”中的各种行业，深刻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在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将有利于地摊经济的发展，提高摊主的收入，利于经济的发展。

（3）文化意义：地摊经济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结构，能够营造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摊点上摆放的物品常常能体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不论是生活区、闹市地段还是旅游景点，都能够让市民与游客感受地方的特殊风味。在地摊经济中植入微信等网络营销的方式将促进地摊经济的发展，丰富地摊文化。

参考文献

[1]孙志建.城市政府的“边缘性治理”：一项摊贩监管政策的比较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2，（3）.

[2]林宙.金融危机下地摊经济发展现状刍议[J].现代商业，2009，（12）.

[3]郭小晴，李淳一，关明蔚等.大学集聚区地摊经济的成因及其出路的思考[J].学术论坛，2013，（8）.

[4]庹旋.城市地摊经济浅析[J].学术，2010，（5）.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 摊贩经济 摊贩管理

一、概 述

（一）非正规就业相关理论阐述

1、非正规就业概念及界定

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在付酬、劳动时间、劳动关系、工作形态、社会保障及经营活动等方面不稳定或不规范而与正规就业有性质上区别的劳动就业形式。对非正规就业，在经济学上我们首先得给出科学的界定，使之可以被确认，从而可以被归类和管理。

引用张彦教授的界定方法，我们可以把非正规就业不同于正规就业的界定要素列举如下①：（1）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几乎没有制度性联系；（2）劳动时间不固定；（3）收入不稳定，非标准工资雇佣方式；（4）劳动关系不规范、不稳定；（5）劳务收入经常处于税务监管的“盲区”，经营活动处在法律法规的边缘不易统计；（6）家庭所有制及自我雇佣等工作形态。上述六条标准之中只要有一条符合便不是正规就业。尤其是要注意“非正规就业”与违法就业的区别，即以劳动方式取得收入及总体上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作为其合法性的界限，不能逾越。

2、我国非正规就业门类

非正规就业是由个人、家庭或合伙自办的微型经营实体以及以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为依托，以创造就业和收入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自救性和公益性组织及其他自负盈亏的劳动领域。如：（1）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如短期临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等；（3）第三类是以独立的服务者或机动劳动者存在的经济形式。主要指摊贩经济、家政服务行业等从事各种临时性和零星就业的部门。摊贩经济是非正规就业里面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的领域，而且其比重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3、我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战略意义

“2008年12月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国内实际失业率已达9.4%，再加上今年大学生、农民工、下岗人员三支就业大军的叠加，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而非正规就业对扩大就业、缓解压力的贡献率已超过50%” 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之下淘汰出了大部分下岗职工和低素质人群，他们赶不上经济腾飞的马车，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所以发挥非正规就业“就业海绵”的作用，积极鼓励和支持非正规就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二）摊贩经济相关理论阐述

1、摊贩经济的定义

所谓摊贩，亦称小摊贩，专指那些无经营执照、无经营房屋、无固定经营时间、被纳入城管取缔的个体小商品经营者。摊贩经济，即街头贩卖活动，是人类史上历史悠久、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业态。从我国古代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到近现代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如卖菜的、剃头的、挑货郎担的，一直发展到当代的摊贩商业街，如我国北京的秀水街以及各个社区之间的早市等。还有香港的庙街夜市售卖品种异常丰富、货品极富特色而且价廉物美。每年各大高校里的跳蚤市场，临时布阵很多学生组织的摊位售卖各种书籍、衣物、学习用具等。而在美国也存在着很多摊贩市场，如波士顿的Faneuil Hall，芝加哥的Maxwell街市，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如今已形成城市中重要的风景线。

2、摊贩经济的特征

各国的摊贩经济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经济特征：

第一，从业主体大多为城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部分自产自销的农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其共同的特点是为生活所迫从事摊贩，文化程度较低，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第二，摊点经营规模比较小，经营生产场所不固定。摊贩往往可以通过步行、肩挑、车运等方式在不同的地方流动性地进行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也有一些比较固定地点营业的摊贩，但是经常受到城管部门的驱赶，被迫流动。

第三，贩卖的商品大多数为价值不高的日用品。如衣饰、玩具、三无产品和盗版电子产品以及各类农产品，如时令蔬菜、水果等。另外还提供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一些服务，如修理家具、收购废弃物、擦鞋等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满足了城市“贫民窟”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

3、关于摊贩经济的几种观点

（1）取缔主义。此观点认为摊贩对城市市容造成极大破坏，应该予以取缔。学者们认为摊贩们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城市形象。摊贩们降低了城市品位，与实现城市现代化目标严重不符，将摊贩们视为白色经济的“眼中钉”、“肉中刺”，是社会问题的制造者。

（2）鼓励发展。这是在2004年在日本福冈市九州大学召开的“亚洲摊贩国际研讨会”中亚洲各国专家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为经济繁荣带来了黎明前的曙光，应该支持鼓励并且合理引导。

（3）客观观点。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其经营活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并发展着，是一种必然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之所以现在政府部门与摊贩的对立，是因为摊贩经济的新发展与旧的管理机制不匹配。

二、发展摊贩经济带动非正规就业

（一）摊贩经济与城市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

摊贩经济作为非正规就业形式的一种，与非正规就业是被包含和包含的关系，二者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着一致性。从摊贩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上来讲，要促进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摊贩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是重要推动力，根据有关资料分析预测，摊贩经济在促进非正规就业方面所起到的拉动作用将扮演着就业“火车头”的角色。

1、非正规就业者大军里面大多从事摊贩买卖

摊贩经济从业人员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中占据大部分。摆摊设点进行经营是非正规就业中最常见的形式，也是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从别的就业岗位转向摊贩经营，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门类相比，降低了从业转换成本。

2、摊贩经济的市场需求所对应的人群恰恰是非正规就业者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收入少，购买能力低下，而摊贩提供给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因为价格低廉、品种多样化、生活化，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所以这部分人群对摊贩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如果摊贩经济被取缔，这部分人群的生计将受到严重威胁，从而会加剧贫困，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3、摊贩经济从业门槛在非正规就业领域是最低的

既不需要什么劳动合同、口头协议，也不需要受制于其他雇主，找个空闲的地皮，去批发市场批发几样小东西，摆个摊点就能做生意赚钱。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部门相比较起来简单易行，而且事实证明，摊贩的扩张恰恰引起了非正规就业率同比上升，直接导致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扩大。

（二）摊贩经济对促进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意义

摊贩经济形式是摊贩从业人员由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的一个“驿站”，发挥摊贩经济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中的“内部动力”效应，可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就业低效率。摊贩行业不仅解决了摊贩业主自身的就业问题，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给同类经济群体，起到了双向就业的积极作用。非正规就业为摊贩经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摊贩经济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率的提升。预测以后的就业趋势，摊贩经济的“火车头”带动作用在促进非正规就业领域将会愈发的明显。

三、发展摊贩经济相关对策建议

（一）规范市场秩序

为加强管理，政府应该设置“摊贩中心”，专门对摊贩进行专业性的规范化的管理。对迁人摊贩中心的摊贩发给牌照，赋予合法性，降低赋税，规范摊贩市场经营，引导摊贩自觉迁入与迁出。将摊贩中心打造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心，展现地道风味和传统意蕴，延续街头文化。

（二）明确摊贩产权

复旦大学刘新宇博士曾经指出摊贩管理低效背后的根源其实是产权的错置，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明确摊贩的产权。在治理过程中承认摊贩的设摊权，并降低申请设摊的成本，在规范摊点的同时明确摊点所对应的摊贩业主，明文规定其应该遵守的市场法则，并形成长效机制，减少在以后摆摊设点的不稳定性而引起的各种利益冲突。产权明确，摊贩经营岗位稳定，避免了摊贩业主进入“失业—再失业—又失业”的怪圈。

（三）摊贩自治

鼓励摊贩成立自治团体，应用各种激励措施加强摊贩内部的自我管理。不仅可以减轻城管执法负担，还可以实现摊贩的结社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基本权利，协助解决城管日常执法与摊贩的纠纷，减少暴力执法、暴力抗法而引起的动乱。摊贩“自治”将有利于就业者自我管理、自我提升，降低经营成本和失业风险，也有利于提高城管部门的管理效率。

（四）摊贩管理法制化

摊贩的管理在法律上还是一个盲点，缺失切实有效地法律提供根据和支持，使得我国摊贩经济发展在规范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城管人员执法理念低，执法程序不合法，管理活动缺乏监督等。摊贩业主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在抵抗过程中酿成了人间悲剧。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让摊贩经营活动和城管的管理活动和谐进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完善政府经济职能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大都针对正规经济设计，触碰不到非正规经济的边缘，对非正规经济的管理只能严重缺失，尤其是在摊贩经济的规范与管理上就更少涉入。完善政府经济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摊贩经济的有效途径。将政府经济职能的十六字方阵“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落实到摊贩的管理上。

四、结 论

摊贩经济的管理与非正规就业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理论上应加强摊贩经济与非正规就业经济联系的研究，完善理论的不足，为经济决策者提供理论建议。实践中，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认真履行经济职能。总的来说，要以发展摊贩经济为手段，带动非正规就业为目的，帮助从业者走向健康长久就业之路，这对于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维持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态势，促进社会和谐具有战略性意义。

注释：

①张彦. 非正规就业：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②引自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非正规就业：破解就业难题的新途. 2010.08

参考文献：

[1]何松. 我国发展非正规就业面临的问题与政策建议[J]. 北京：商业时代，2009（3）

[2]王会涛，汪戎. 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综述[J]. 黑龙江：北方经贸，2011（1）

[3]张占勤. 城管执法与摊贩经济[M]. 河北：宝鸡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流动摊贩 占道经营 治理 立法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有序推进，对于很多进入城镇化发展中后期阶段的城市而言，流动摊贩的正面价值正在缩减，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与日俱增。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问题，成为制约潮州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一大顽疾。有效治理州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行为，着力消弭其对城市生活环境、营商环境和交通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显得尤为迫切。

一、潮州市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行为引发的突出问题

流动摊贩作为非正规部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公民实现其劳动权、生存权和经济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体现，曾有效缓解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基本矛盾，弥补了城市规划过程中的部分缺失，满足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低端需求，促进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的改善和市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毋庸置疑。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阻碍交通、污染环境、影响市容、扰乱正常的营商秩序、食品安全无保证和增加社会治安管理难度等，也为社会所公认。就我市而言，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弊大于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流动摊贩缓解我市就业压力的功能已不明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市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各行业各业迅猛发展，用工需求持续旺盛。但受到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虹吸效应的影响，我市因经济落后，收入较低，导致吸聚人口的能力不强，难以保持长期有效劳动力供给。“用工荒”已成为困扰我市产业发展的一大难题。在此环境下，流动摊贩行业只成为一种分流产业工人的方式，其化解就业压力功能并不明显。

（二）流动摊贩扰乱潮州市区的营商秩序。随着市区各规划配套的逐步完善和网购消费方式的兴起，潮州各类型实体商品消费市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需求萎缩、供过于求的状况，其中以市区的个体工商户销售份额的下降尤为明显。市区的流动摊贩多在各主要菜市场周边及繁华商业道路两端占道经营，且以地域和价格优势大量挤占正常商户的商品销售份额，致其经营困难，收入下降。基于挽回销售颓势，争抢优势资源，很多正常商户相仿流动摊贩进入占道经营行列，从而提高市区道路占道经营的混乱程度。可见，流动摊贩已成为扰乱我市市区营商秩序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流动摊贩对城市交通和环境的产生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我市市区面积较小（仅40平方千米左右），主要道路因原先超前规划不足普遍狭小，汽车保有量大（城市建成区私家小汽车车保有量超过19万辆），另因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行为泛滥，不但影响市容市貌，更严重影响交通通行，增加汽车尾气排放，对潮州市区空气质量的恶化产生一定的间接影响。

二、潮州市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难以有效治理的原因

为有效治理流动摊档占道经营的乱象，我市先后出台了《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人民广场和文化公园管理的通告》（潮府〔2004〕51号）、《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城市管理工作的通告》（潮府〔2005〕1号）等政府指导性文件并责成城管、工商、公安等部门加强协作，采取多种方法方式，对其加以制约，取得一定成效，但不能根治，其原因如下：

（一）流动摊贩拥有稳定消费市场。

流动摊贩作为一种自古有之的经济形式，本质是属于农耕文明，与现代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法治文明本并不匹配，本应为时代所淘汰。但因市民城市文明、法治意识整体不高，加之社会普遍同情流动摊贩舆论导向的影响，导致市民往往容易忽略流动摊档占道经营行为侵犯公共资源的社会危害性；流动摊贩的“经济实惠”、“交易便利”，也是吸引很多市民，尤其是中老年市民消费群体并保证其稳定的消费市场，不被时展淘汰的根源。

（二）优质摊位资源相对有限。

为缓解流动摊贩对于交通与环境的压力，我市通过设定指定的疏导性路段和区域，按合理的消费需求，为流动摊贩规划设立了一定数量的摊位进行疏导，在部分区域的确取得较好的整治成效。但因市区、尤其是市中心区总体优质存量摊位资源存量相对有限，难以满足流动摊贩“流动”、“多变”的现实需求。流动摊贩常因“得不到理想摊位的分配”或“达不到收益预期”就擅自转移到“人流量更多”、“生意更好做”的非指定性道路占道经营，导致流通摊贩集市区域经常性发生位移。可见，优质摊位资源相对有限，是流动摊贩不服从规范管理的直接原因。

（三）城管执法效果欠佳。

城管部门及工作人员在社会“暴力抗法”案件的负面影响下，其依法履职确实举步维艰。因缺乏有效的执法法理依据、完善的执法程序和难以协调的部门协作，加之工作福利下降、工作风险陡增等不利因素影响，让很多城管人员在面对非法占地经营行为时行为保守，多以口头劝退、警告为主。这样不但不足以形成有效的法律震慑，更让很多流动摊贩产生违法成本骤降的错觉，导致更多的流动摊贩敢于公然挑战政府规范性文件权威、肆意在各严管路段占道经营。

三、关于治理潮州市区流动摊贩占地经营问题的建议

要有效治理潮州市区流动摊贩占地经营问题，应通过完善城市立法和配套相关政策措施，建立健全以“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为核心的疏导方式对其进行长期性和系统性的治理，笔者建议应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完善城市立法，实现对流动摊贩的“总量控制”。

1.明确市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行为的违法性质。建议我市人大应紧抓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赋予潮州地方立法权的有利契机，依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广东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对市区流动摊贩经营行为进行规范立法。通过明确定义流动摊贩肆意占道经营为违法行为和其必须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减低相关人员进出该行业的随意性。

2.加强法律宣传，消减违法行为生存空间。在相关法律的立法工作过程中，要通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开展多形式宣传，引导和树立正确社会价值观和舆论导向，形成社会对占道经营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统一认识，凝聚社会对违规占道经营齐管共治的合力，从根源上压缩其消费市场和生存空间。

3.应立法设定准入机制机制，有效管控流动摊贩整体数量。我市人大应立法设置科学的“流动摊贩准入机制”和“流动摊贩登记制度”。这里建议，设置的“准入门槛”不宜过低或过高，否则将不利于“总量控制”或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具体可强化综合“《潮州市禁止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食品目录》”、“收入”、“年龄”、“技能”、“身体状况”、“从事行业”、“社会公平”等要素的门槛设置，严格对相对人申请进行审批和授权，过对其从业人员进行存量控制和增量压缩实现“总量控制”。

（二）完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相关法律条例立法，提高城管执法效率。

1.对城管部门及工作人员进行充分授权。建议我市效仿广州市通过《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立法，确立城管部门为主体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系这一做法，由我市人大制定相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法律性文件，通过赋予我市城管部门的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负责组织实施的主体地位，授予其兼行政检查权、行政强制权、行政处罚权权于一身的充足执法权限，使其在执法过程中不再底气不足而畏首畏尾。

2.完善的执法程序和部门执法协作体制机制。立法过程要注重意对城管人员工作程序、相关部门的协作程序进行细化规定，以之规范约束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解决城管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多头管理、无序管理、互相推诿”的分工不明确问题，提高城管部门及其相关单位的执法效率，降低纠纷发生的可能。

3.建立完善监督体系和明确执法人员的违法责任。通过形成系列监督体制，着力解决城管部门中容易发生的腐败、消极执法和行政不作为问题，增强城管执法公信力和威慑力。

（三）立法划分严管区域，优化流动摊贩疏导管理。

1.科学划分严管区域。建议立法划分流动摊贩的严管区域，应仅限于我市市区、县城区的公共服务配套完善的城市建成区，不宜在我市全市域范围内进行严格限制。这样才能避免过于压缩流动摊贩的生存空间和降低城乡结合部和农村等公共服务规划配套不完善民众的生活质量。

2.科学规划、增加划分摊位。建议在指导性疏导路段进行交通分流引导和摊位的重新规划划分，增加优质摊位供应，盘活有限的摊位“存量资源”，优化合法摊贩营商环境。

3.设立该行业协会，优化市场管理。鼓励摊贩以个人身份加入其中，以自主化管理为机制，优化组织和监督摊贩的经营活动，优化摊贩群体与政府部门的意见交流沟通，更好地维护摊贩自身利益，有效降低政府执法成本。发展摊贩行业协会，可不拘一格，温州通过采用企业性管理公司管理流动摊贩的方式更显高效，值得我市学习效仿。

（四）健全完善的“退出扶持”机制，降低从业诉求。

1.建立“退出机制”，清退违规行为主体。对于经营范围不合法、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流动摊要坚决予以清退。其中要严格确保有固定铺面、摊位，较高从业能力，经济较为宽裕的人员，退出流动摊贩行业，维持流动摊贩的供应和市民需求之间的平衡，避免恶性竞争，保障合法从业人员的稳定收入。

2.完善帮扶机制，引导转移就业。进一步完善行政部门职责并确保一定资金投入，通过扶持退出流动摊贩行业人员的转移就业，如引导扶持年轻摊贩通过开拓电商平台转变经营模式、或提供基础就业培训将人员转移到第二产业等，促成实现缓解我市企业“用工荒”问题和有效保障行业退出人员基本生活的共赢效果。

3.扶助企业、个人消化商品库存，降低从业诉求。可定期由乡镇、街道向市政府申请，联合电商企业采用依托借力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和实体展销会形式，帮助企业、加工小作坊、农民促销其库存、积压、滞销产品，提高上述的人员的收入或降低其资金损失，进而多角度、多层次地消减非常规性人员季节性进入流动摊贩行业的诉求。

参考文献：

[1]张兴华.非正规部门与城乡就业矛盾的缓解[J].中国农村经济，2002.

[2]杨滔.北京街头零散商摊空间初探[J].华中建筑，2006.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4篇

一、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现状简析

我国城市的流动摊贩人数至今缺少精确的调查统计，有关专家估计有3000多万。经抽样分析，大中城市流动摊贩以外来人员居多，城市下岗工人次之，郊区农民占有一定比例，也有一些业余摆摊补贴家用的上班族，还有少量为创业积累资金和经验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流动摊贩大军的形成，有主观条件的限制因素：在我国城市化推进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农民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从事摊贩的行当，“游击经营”成为他们在城市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也有客观环境的门槛因素：由于市场门面和固定摊位费用高，资金短缺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无力进入“合法”的买卖市场，为生活所迫只能从事流动经营。还有市场供需的拉动因素：市民需要便捷廉价的流动摊贩，说明城市市场合理配置、方便服务还不到位；我国充足的农副产品、生活日用品货源与城市低收入居民、外来民工的生活需求，企盼有人为其架起流通的桥梁。

流动摊贩大军不断扩大的成因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公民就业的不充分、国家对无业隐性失业人员和贫困阶层社会保障的不到位，以及部分人员参与竞争性就业的能力不强等因素，导致一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只有通过小规模游击经营自谋生路，这是我国流动摊贩大军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流动摊贩管理的表面是执法者与小贩玩“猫捉老鼠”游戏，实质是城市政府官员要光鲜亮丽的“面子”与社会弱势群体要自求生存的“里子”两者目标矛盾的冲突。

二、流动摊贩管理中存在的多元关系

目前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主要问题是以下关系处理出现了偏颇。

（一）严管与引导的关系

这是政府管理理念的问题。近10多年来，全国创建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等评比活动频繁，促使城市政府对市容环境、街面秩序等目标要求无限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有些城市政府要求管理部门对流动摊贩实行“零容忍”，并列入年度工作考核目标，封杀了流动摊贩的生存空间，加剧了管理部门与摊贩的矛盾。毋庸置疑，流动摊贩的“游击经营”确实使现代城市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城市市容秩序。流动摊贩的产生和增加，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使然，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大分工的必然现象。因此，在流动摊贩管理上不宜“一刀切”、“一棍子打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自流，过犹不及只会两败俱伤。唯有正确认识“市容管理”与“繁荣市场”、“解决民生”的辩证关系，才能思路对头，方法恰当，既规范流动摊贩经营，又不破坏市容秩序，从根本上处理好“应该堵”与“必须疏”的关系。

（二）少数与多数的关系

这是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在城市商业网布局基本到位的情况下，作为商业补充的流动商品对摊贩的就业和居民的生活都是必要的，但由于受城市市容、秩序及容量所限，也是有限制的。如果执法管理中偏重市容秩序，会造成对流动摊贩的限制过严，既会影响摊贩的就业生存，也会影响居民的方便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从而引发和激化执法与摊贩及部分市民的矛盾。如果对流动摊贩放任不管，短时期内可能流动摊贩满意了，但影响纳税交费的固定商家利益，从而破坏正常经营秩序，比流动摊贩更多的经商者会有意见；同时在影响市容秩序、环境卫生、交通堵塞后，会招致周边更多居民的不满意。这有个利益平衡点把握的问题，直接考验着政府的行政智慧和城管执法部门的管理服务能力。

（三）适度与限制的关系

这是城管执法层面的问题。由于政府管理理念存在偏差，城市管理特别是执法部门的工作难以收到很好成效，往往倚重“重大”战役进行整治。当举办重要活动、迎接上级领导检查工作时，执法人员便大规模出动，对流动摊贩进行“地毯式扫荡”，以取得城市一时的清静亮堂；而游商小贩在等待观望后会继续出动，与执法者玩“猫捉老鼠”游戏，使管理长期陷入“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的怪圈。当“围追堵截”超过流动摊贩忍耐度时，往往会造成执法和商贩矛盾激化，酿成双方人员的流血伤亡事件，并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四）法治与人情的关系

这是法制意识不强的问题。执法代表政府行政权力，是不容侵犯和必须坚决维护的。部分流动摊贩明显违反相应法规，执法人员文明查处是应该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可是由于我国公民法治意识不到位，部分百姓看到执法人员查处违法行为时往往同情违法者，甚至盲目地为违法者作担保以免处罚，造成正常执法经常受阻，无意中助长了违法摊贩的歪风邪气。目前不少城市已出现违法摊贩团伙化后公开对抗正常行政执法的事件，导致执法部门在管理违法行为中由以往执法过度的“强势群体”演变成不敢执法的“弱势群体”，出现了较多不作为现象。执法“不作为”最终损害的是公众利益，当然也包括同情违法者自身的利益，这是情与法错位后出现的可悲现象。

三、完善流动摊贩管理的对策建议

政府是公共利益维护者，在管理中必须维持社会秩序和谐运转。流动摊贩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说明政府对流动摊贩存在背景和经济规律的研究还不够到位，对长期以来国家给隐性失业者及贫困阶层社会保障不足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对流动摊贩这个社会弱势群体为自求生存、为政府分忧的实质理解还不够到位。建议明确三个“定位”，加强政策研究，完善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与服务，在管理中采取“堵疏兼顾，以疏为主，综合管理”的方针。

（一）给流动摊贩以合法的地位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快，按照国际城市化发展规律，今后30年还将有5亿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在此过程中，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和外来务工人员基本生活有需求，失地后进城的部分农民就业生存有要求，这是我国城市流动摊贩长期存在，并将达到5000万规模的客观条件。国家在立法和制定政策时，要给这种符合发展规律的经济现象和从事经营的特殊群体以合法存在的地位，以杜绝城市政府“零容忍”的过激行为。政府要城市形象，商贩要就业生活，两者并不对立，衡量标准是周边社区居民对商品需求、市容和交通等因素利弊平衡后的接受与容忍程度。

（二）对流动摊贩实施综合管理

城市政府在完善流动摊贩管理上，应当站在我国市场经济多样性的角度看待这一流动的商品交易方式，做好传承文明、方便生活、促进就业、发展经济的文章。大禹治水，堵不如疏。要改变长期以来单一的靠城管执法独立支撑的以“堵”为主的管理方式，统一协调工商、贸易、公安交通、卫生、环境保护、质量监督、城建城管等部门对流动摊贩做好前置管理中“疏”的服务性工作，对不同的流动摊贩群体进行对象细分，在不同的区域开辟不同的场地，解决不同的社会需求。如对年轻人创业群体，可在大专院校附近开辟以学生为消费主体的市场；对以销售瓜果、蔬菜为主的群体，可在社区附近公园、河道旁边开辟早晚市；对经营小吃的群体，可通过规划适度开辟早点摊和夜市；同时要从民生工程的角度减少农贸市场的摊位费和管理费，引导流动摊贩进入市场，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市场内价格高启摊位闲置、市场周边流动摊贩生意兴隆的局面。

解决了该“疏”的问题，使部分摊贩合法化后就会大大减少违法经营的人数，也就减轻了商贩为就业和居民为方便而产生的对管理的不满情绪，反过来为解决真正该“堵”的问题，如依法管理严重危害市容环境卫生、堵塞交通和出售劣质产品、短斤缺两等违法行为提供了有的放矢的条件，这是政府管理从“孤军奋战”的“堵”向“综合服务”的“疏”“堵”结合角色转变的关键。要完善流动摊贩管理的制度设计，改变由城管执法独立管理流动摊贩的局面，实行相关部门综合管理，改强制性管理为规范；探索自治自律的制度建设途径，组建摊贩协会，尝试社区居民事前参与全程监督的民间管理新方法。

（三）给综合执法以法律地位

城管综合执法是在10多年前为解决“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形势下，由国务院法制办批准在部分城市试点的，实践证明对现代城市管理是必要的，但因其授权的法规地位不高，社会和舆论的争议一直不断。

公共事务的统一执法是国外行政管理长期实施的成功模式。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要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不断完善和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为城市综合管理立法，给处于拆违和流动摊贩管理风口浪尖上的城管执法应有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够名正言顺地为现代城市管理保驾护航，服务于流动摊贩在内的广大居民。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需要客观公正的舆论引导，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媒体加强对城市管理法规的宣传工作，大力提高公众对城管执法的理解度、认可度；执法部门要主动探索取得公众支持的新措施、新方法，切实提升执法效率。

（四）完善流动摊贩管理法规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5篇

关键词：摊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1 引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更好地规范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是我国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一环。 

对于城市摊贩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多是从摊贩经营的特点以及城管执法的不规范等方面作为分析的焦点。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改革等在使得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中大量的人员因年龄、知识、技能等原因而失业。由于摊贩经营的进入成本低，经营成本小，见效快，而且适应性强，灵活度大，因而成为了劳动力和时间等均较为充裕的的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经营方式之一。同时，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要求摊贩必须持有卫生部门的健康证明，并在经营时进行注册登记，但由于登记注册的成本相对过高，且注册程序繁琐，摊贩大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而是投机取巧进行经营，从而造成了摊贩经营的非法化，成为了城管执法的重点对象，并出现了暴力执法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摊贩多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及进城打工的弱势群体组成，国家的社会保障力度相对较弱，而且这一群体，作为城乡边缘人，经常遭受各种歧视，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加上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滥设收费项目等，摊贩同样出现了暴力抗法现象。 

目前，针对城管与摊贩间的矛盾纠纷，一些城市提出了按照“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进行治理，或直接设置“摊贩中心”，但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间的矛盾，甚至还有扩大的势头。 

本文结合了以往学者对两者之间特点的分析，首先对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说明，然后以利益矛盾为出发点，从产权视角对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2 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及其现状 

我国城市管理部门，或称综合执法局（简称“城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治理“脏乱差”而成立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简称“五四三”办公室）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由于城市流动人口急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国家根据行政处罚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实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成立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至此，在民众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城管才名正言顺地出现。有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城管纷纷招兵买马，职权更在一天天扩大。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 

目前城市管理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而本文主要是考察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因此集中于城管的处罚权与摊贩利益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城管部门的产生与流动摊贩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77年。这段时期的流动摊贩主要是农村中的私营商业者。国家把他们定性为劳动人民，但由于其生产方式落后，不符合国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改造的方式不像现在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而是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思路，运用公私合营、合作小组、代销、经销等方式，把流动摊贩纳入到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流动摊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杜绝。 

第二时期是1978年到1996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解放，许多农民开始到城市谋生，由于流动摊贩市场准入低，成本

少，成为很多农民的谋生手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在加上全国开始大搞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流动摊贩无疑成为城市治理的对象。城管部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当时的城管部门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其人员也不固定。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路边去赶摊贩，捡走路人丢下的垃圾等。 

第三时期是1997年到2005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职工，由于他们既无资金也没有有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很多人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加入到了流动摊贩的队伍中去，影响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为此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把处罚权集中于城管部门身上，城管部门也正式的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执法机构。 

第四时期是2005年至今，随着城管部门执法不规范和管理不严格，爆发了许多城管与摊贩的矛盾，有的甚至上升为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城管部门需要一次新的变革。 

从上面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摊贩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他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庞大的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等收入低，无法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商人等一样付高额的租金在大商场、超市经营，摆摊经营成为市场准入低、成本少的谋生手段。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很多低收入阶层也很喜欢在摊贩购买东西，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小摊贩作为弱势群体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摊贩经济能够吸纳一部分未就业人群，同时为许多人提供价格低廉的服务。这不仅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同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因此说摊贩经济在我国目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目前摊贩经济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是占道经营，道路作为公共产品主要在于实现人车分流，而摊贩经营占用很多道路对行人造成了很多不便同时对市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一些经营食品等的商贩对道路和空气造成的污染，这些污染对周围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再者，由于我国摊贩缺乏管理，其流动性很强，设施简陋，因此其贩卖产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即使给购买者造成了损害也很难追究其责任。因此综上，依法规范流动摊贩势在必行。 

而目前我国城管执法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目前城管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多部门让权。因此作为城管既没有上级部门，也没有下属单位，处境极为尴尬。而且行政处罚法只赋予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而城管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是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 

二是城管执法过程中对执法程序的漠视，很多地区的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度大，即使是依据《行政处罚法》予以处罚也没有依据合理地法律程序，城管罚款是并没有相应的罚款标准，收缴工具也没有相应的程序支持。这样难免会滋生腐败现象。而且许多城管还是临时工或者短期合同工，即使发生腐败行为，也不能像公务员那样给予行政处分。执法过程基本是无约束的。

三是缺乏服务意识，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宗旨应该是服务市民。相反，很多城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服务者，而把自己当成管理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带有许多个人主义，难免会发生暴力执法现象。 

四是录用执法人员程序不合理，且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目前城管队伍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他们中有短期临时工，有部队转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些高学历人员。队伍的参差不齐会造成对城管管理的混乱，而且对于缺少一个法律约束和上级组织的机构，很容易造成执法不规范。 

3 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城管与商贩经济之间矛盾最主要的方面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方面体现在占道经营和环境污染上，道路和空气作为公共财产，人人都有使用的权利。但作为公共财产，通常任何一个成员有使用权，但没有交换权，个人份额不能资本化。权利不会因不使用而丧失，同时权利持有人一旦离开团体就不能再受益。公共财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持有人对有关资源的使用量是均等的。个人可以使用一定份额的资源，但并不以某一特定的物质单位来表示。在这里我们把道路和空气看成是居民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有使用道路和空气的权利。行人和居住在周围的居民有对干净道路和良好环境的权利，摊贩有在道路上摆摊的权利。行人在道路上行走一般不会对道路造成很大的破坏，同时周围居民一般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是摊贩在道路上经营会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负效应。这里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对道路的污染和占用以

及对周围空气环境的破坏。而这种负效应并没有进入摊贩经营的成本中。而外部性的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上，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经常缺斤少两，并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很难保证。由于摊贩一般都是流动性作业，购买他们东西的消费者一般都是过客，所以即使购买的东西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也很难再找到当时购买的摊贩。因此对消费者损害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之所以产生上面的外部性很大一方面是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产权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在外部性内部化后，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行为的全部结果负责，而这是一个有效激励机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产权的配置方式就要和所解决的外部性问题的特征相匹配。就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可能涉及私人，社区和全社会等几个层次，外部性能够在哪个层次上被内部化，就应该把产权配置给那个层次。如果某种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只是少数几个人，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私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周围的居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社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体公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全体社会。 

然而，我们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驱赶、罚款和没收摊贩物品等手段试图消灭摊贩经济。这样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作为法律意义上没有界定清楚的城管，作为政府的人，其职责应该是消除摊贩经济的外部性。但是许多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没收属于摊贩的物品。他们没收的物品大多属于小商贩的劳动所得，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从产权的角度说，其产权界定应该属于商贩，因此，除法院强制执行外，其他机构无权没收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因此产权界定不清楚是导致城管暴力执法和摊贩暴力抗法的根源所在。 

因此，就摊贩经济而言，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社会，就应当把产权——主要指道路使用权和环境权——界定给全社会。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社区，那么就应该把产权界定给社区。因为如果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会使消除外部性的成本非常高。进而使得外部性无法消除。我们假设摊贩具有占道和污染环境的权利，那么路人为了要求宽敞干净的街道和良好的环境，可以支付给摊贩一笔费用以便能消除这种外部性。但是由于道路和空气不能排他的使用，难免会有搭便车行为，要想在所有行人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将要花费很大的费用，可以想象，虽然宽敞干净的道路对每个行人的价值总和超过摊贩占道污染对摊贩的价值，但由于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很高所以外部性很难消除。反过来，假设行人拥有宽敞干净道路和清洁空气的权利，因此摊贩要想使用道路要经过所有行人的同意，假设摊贩想要获得部分在道路经营和排污的权利，他就要一一与所有者签订合同，其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协议很难达成，这种外部性很难消除。但如果根据外部性波及的大小，把产权界定给那些外部性影响最大的那些人，那么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将会降低很多，协议也就容易达成了。 

4 政策建议 

要想解决摊贩经济和城管之间的矛盾，关键应该从制度层面上解决摊贩经济的外部性。根据上面的论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分区域管理的办法，对于那些摆摊会造成通行不便，严重影响市容的地方，比如广场、车站和主干道两侧等，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很大，因此应该绝对禁止在该区域摆摊。这种地方的管理应该有市政府来进行。而对于那些妨碍行人和影响市容较少的地方，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中等，应该在区政府的管理下，在对摊位的规模、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限制的情况下有条件的进行摆摊。而对于那些像住宅区，社区等其外部性主要影响本辖区的居民的地方，应该把权力界定给社区，由社区和摊贩进行协商，把外部性内部化。 

根据上面的安排，一方面解决了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导致的外部性难以内部化的情形，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摊贩的流动性，使得摊贩能够在相对固定的地方集中经营。而这种集中经营可以解决对消费者损害所造成的外部性。摊贩在市场的作用下优胜劣汰。此外摊贩之间的相互依赖还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即平均成本降低。产生规模经济的原因包括共同利用相关的电力供应和水源供应等设施。同时对于消费者，也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比如在消费者买菜的时候通常不止买一样，各种摊贩在一起消费者就不必东奔西走到处寻找，只需在一个地方就基本可以买到需要的全部物品。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6篇

关键词：摊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1 引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更好地规范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是我国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一环。

对于城市摊贩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多是从摊贩经营的特点以及城管执法的不规范等方面作为分析的焦点。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改革等在使得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中大量的人员因年龄、知识、技能等原因而失业。由于摊贩经营的进入成本低，经营成本小，见效快，而且适应性强，灵活度大，因而成为了劳动力和时间等均较为充裕的的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经营方式之一。同时，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要求摊贩必须持有卫生部门的健康证明，并在经营时进行注册登记，但由于登记注册的成本相对过高，且注册程序繁琐，摊贩大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而是投机取巧进行经营，从而造成了摊贩经营的非法化，成为了城管执法的重点对象，并出现了暴力执法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摊贩多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及进城打工的弱势群体组成，国家的社会保障力度相对较弱，而且这一群体，作为城乡边缘人，经常遭受各种歧视，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加上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滥设收费项目等，摊贩同样出现了暴力抗法现象。

目前，针对城管与摊贩间的矛盾纠纷，一些城市提出了按照“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进行治理，或直接设置“摊贩中心”，但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间的矛盾，甚至还有扩大的势头。

本文结合了以往学者对两者之间特点的分析，首先对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说明，然后以利益矛盾为出发点，从产权视角对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2 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及其现状

我国城市管理部门，或称综合执法局（简称“城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治理“脏乱差”而成立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简称“五四三”办公室）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由于城市流动人口急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国家根据行政处罚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实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成立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至此，在民众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城管才名正言顺地出现。有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城管纷纷招兵买马，职权更在一天天扩大。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

目前城市管理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而本文主要是考察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因此集中于城管的处罚权与摊贩利益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城管部门的产生与流动摊贩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77年。这段时期的流动摊贩主要是农村中的私营商业者。国家把他们定性为劳动人民，但由于其生产方式落后，不符合国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改造的方式不像现在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而是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思路，运用公私合营、合作小组、代销、经销等方式，把流动摊贩纳入到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流动摊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杜绝。

第二时期是1978年到1996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解放，许多农民开始到城市谋生，由于流动摊贩市场准入低，成本

少，成为很多农民的谋生手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在加上全国开始大搞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流动摊贩无疑成为城市治理的对象。城管部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当时的城管部门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其人员也不固定。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路边去赶摊贩，捡走路人丢下的垃圾等。

第三时期是1997年到2005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职工，由于他们既无资金也没有有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很多人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加入到了流动摊贩的队伍中去，影响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为此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把处罚权集中于城管部门身上，城管部门也正式的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执法机构。

第四时期是2005年至今，随着城管部门执法不规范和管理不严格，爆发了许多城管与摊贩的矛盾，有的甚至上升为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城管部门需要一次新的变革。

从上面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摊贩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他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庞大的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等收入低，无法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商人等一样付高额的租金在大商场、超市经营，摆摊经营成为市场准入低、成本少的谋生手段。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很多低收入阶层也很喜欢在摊贩购买东西，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小摊贩作为弱势群体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摊贩经济能够吸纳一部分未就业人群，同时为许多人提供价格低廉的服务。这不仅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同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因此说摊贩经济在我国目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目前摊贩经济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是占道经营，道路作为公共产品主要在于实现人车分流，而摊贩经营占用很多道路对行人造成了很多不便同时对市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一些经营食品等的商贩对道路和空气造成的污染，这些污染对周围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再者，由于我国摊贩缺乏管理，其流动性很强，设施简陋，因此其贩卖产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即使给购买者造成了损害也很难追究其责任。因此综上，依法规范流动摊贩势在必行。

而目前我国城管执法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目前城管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多部门让权。因此作为城管既没有上级部门，也没有下属单位，处境极为尴尬。而且行政处罚法只赋予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而城管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是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

二是城管执法过程中对执法程序的漠视，很多地区的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度大，即使是依据《行政处罚法》予以处罚也没有依据合理地法律程序，城管罚款是并没有相应的罚款标准，收缴工具也没有相应的程序支持。这样难免会滋生腐败现象。而且许多城管还是临时工或者短期合同工，即使发生腐败行为，也不能像公务员那样给予行政处分。执法过程基本是无约束的。

三是缺乏服务意识，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宗旨应该是服务市民。相反，很多城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服务者，而把自己当成管理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带有许多个人主义，难免会发生暴力执法现象。

四是录用执法人员程序不合理，且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目前城管队伍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他们中有短期临时工，有部队转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些高学历人员。队伍的参差不齐会造成对城管管理的混乱，而且对于缺少一个法律约束和上级组织的机构，很容易造成执法不规范。

3 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城管与商贩经济之间矛盾最主要的方面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方面体现在占道经营和环境污染上，道路和空气作为公共财产，人人都有使用的权利。但作为公共财产，通常任何一个成员有使用权，但没有交换权，个人份额不能资本化。权利不会因不使用而丧失，同时权利持有人一旦离开团体就不能再受益。公共财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持有人对有关资源的使用量是均等的。个人可以使用一定份额的资源，但并不以某一特定的物质单位来表示。在这里我们把道路和空气看成是居民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有使用道路和空气的权利。行人和居住在周围的居民有对干净道路和良好环境的权利，摊贩有在道路上摆摊的权利。行人在道路上行走一般不会对道路造成很大的破坏，同时周围居民一般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是摊贩在道路上经营会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负效应。这里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对道路的污染和占用以

及对周围空气环境的破坏。而这种负效应并没有进入摊贩经营的成本中。而外部性的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上，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经常缺斤少两，并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很难保证。由于摊贩一般都是流动性作业，购买他们东西的消费者一般都是过客，所以即使购买的东西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也很难再找到当时购买的摊贩。因此对消费者损害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之所以产生上面的外部性很大一方面是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产权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在外部性内部化后，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行为的全部结果负责，而这是一个有效激励机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产权的配置方式就要和所解决的外部性问题的特征相匹配。就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可能涉及私人，社区和全社会等几个层次，外部性能够在哪个层次上被内部化，就应该把产权配置给那个层次。如果某种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只是少数几个人，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私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周围的居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社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体公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全体社会。

然而，我们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驱赶、罚款和没收摊贩物品等手段试图消灭摊贩经济。这样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作为法律意义上没有界定清楚的城管，作为政府的人，其职责应该是消除摊贩经济的外部性。但是许多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没收属于摊贩的物品。他们没收的物品大多属于小商贩的劳动所得，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从产权的角度说，其产权界定应该属于商贩，因此，除法院强制执行外，其他机构无权没收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因此产权界定不清楚是导致和摊贩暴力抗法的根源所在。

因此，就摊贩经济而言，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社会，就应当把产权——主要指道路使用权和环境权——界定给全社会。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社区，那么就应该把产权界定给社区。因为如果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会使消除外部性的成本非常高。进而使得外部性无法消除。我们假设摊贩具有占道和污染环境的权利，那么路人为了要求宽敞干净的街道和良好的环境，可以支付给摊贩一笔费用以便能消除这种外部性。但是由于道路和空气不能排他的使用，难免会有搭便车行为，要想在所有行人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将要花费很大的费用，可以想象，虽然宽敞干净的道路对每个行人的价值总和超过摊贩占道污染对摊贩的价值，但由于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很高所以外部性很难消除。反过来，假设行人拥有宽敞干净道路和清洁空气的权利，因此摊贩要想使用道路要经过所有行人的同意，假设摊贩想要获得部分在道路经营和排污的权利，他就要一一与所有者签订合同，其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协议很难达成，这种外部性很难消除。但如果根据外部性波及的大小，把产权界定给那些外部性影响最大的那些人，那么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将会降低很多，协议也就容易达成了。

4 政策建议

要想解决摊贩经济和城管之间的矛盾，关键应该从制度层面上解决摊贩经济的外部性。根据上面的论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分区域管理的办法，对于那些摆摊会造成通行不便，严重影响市容的地方，比如广场、车站和主干道两侧等，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很大，因此应该绝对禁止在该区域摆摊。这种地方的管理应该有市政府来进行。而对于那些妨碍行人和影响市容较少的地方，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中等，应该在区政府的管理下，在对摊位的规模、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限制的情况下有条件的进行摆摊。而对于那些像住宅区，社区等其外部性主要影响本辖区的居民的地方，应该把权力界定给社区，由社区和摊贩进行协商，把外部性内部化。

根据上面的安排，一方面解决了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导致的外部性难以内部化的情形，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摊贩的流动性，使得摊贩能够在相对固定的地方集中经营。而这种集中经营可以解决对消费者损害所造成的外部性。摊贩在市场的作用下优胜劣汰。此外摊贩之间的相互依赖还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即平均成本降低。产生规模经济的原因包括共同利用相关的电力供应和水源供应等设施。同时对于消费者，也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比如在消费者买菜的时候通常不止买一样，各种摊贩在一起消费者就不必东奔西走到处寻找，只需在一个地方就基本可以买到需要的全部物品。

同时对于我国城管法律地位不清，执法不规范等现象，可以根据对摊贩经济的区域管理，对城管也进行区域划分。对于那些绝对禁止的区域，可以由市属的工商管理人员进行管理。而对于外部性影响中等的地方，可以由区政府的工商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对于权力界定给社区的地方，应由街道进行管理。城管队伍将从以前抓耗子的猫转变为服务、咨询、仲裁、协管的角色，强行执法将变为仅指向少数无理取闹者的行动，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7篇

【关键词】无形资产 计量 摊销

一、无形资产的概念

（一）无形资产的定义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等。作为一项资产，它独具特点：无形资产是由企业拥有或控制并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无形资产具有可辨认性。无形资产本身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二）无形资产的确认

（1）与该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在判断与该无形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业，既需要实施职业判断即对无形资产在预计使用寿命内可能存在的各种经济因素作出合理估计，且有可靠证据证明；又需要关注与该资产相关的外部环境，比如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是否会冲击该技术或者与该技术相关的产品的市场等因素。

（2）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可靠计量。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是资产确认的一项基本条件，对无形资产来说尤为如此。例如一些企业内部产生的品牌报刊名等因为其不能脱离与企业单独计量所以不能称其为无形资产。

二、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1）对于外购的无形资产其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使用状态的全部支出。但为引进新产品发生的广告费宣传费及其他间接费用以及无形资产已经达到预定用途以后发生的费用必须除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当外购的无形资产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时，价款实际上具有融资性质，应该按照所取无形资产购买价款的的现值入账，现值与应付价款之间的差额应作为未确认的融资费用，在付款期间内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为利息费用。

（2）投资者投入无形资产的成本。对于投资者投入无形资产的成本应该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价款确定无形资产的取得成本，但如果投资协议或价款约定价值不公允的应应按照其公允价值作为无形资产的初始成本入账。

（3）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要确定无形资产在使用寿命中的累计摊销额基础是估计其使用寿命。在确定无形资产使用寿命时应该考虑该产品通常的寿命周期及获得的类似产品使用寿命的周期，技术工艺等方面的情况，该资产在该行业运行的稳定性和市场的需求性，潜在或现行竞争者的行为，为维护该资产实现预期经济利益的维护支出，对资产的控制期限及与企业持有的其他资产使用寿命的关联性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期限一般源于法律，合同规定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法律期限即20年。对于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应该在使用寿命内合理摊销，一般规定是当月增加的无形资产当月开始摊销；当月减少的无形资产当月不再摊销，摊销无形资产有很多方法如直线法产量法等，但企业应该注意在选择摊销方法是一定要能够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当在无法合理确定无形资产预期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的时候，应该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

三、无形资产摊销税法与会计的差别

（1）摊销范围不同。会计规定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进行摊销，使用寿命无限的无形资产不用摊销；税法则将符合条件的无形资产都归为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出外购商誉在企业整体清算或转让时可以扣除，其他资源都必须摊销。

（2）摊销方法不同。会计上规定可以选择摊销方法。只要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预期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即可，在不能确定其预期实现方式的情况下采用直线法；税法则规定只能按照直线法进行调整，若用其他方法则应进行纳税调整。

（3）摊销金额不同。这是因为会计上可以计提减值。准备，而税法却不允许。这样企业在对无形资产进行会计处理时，应以扣除减值准备后的余额确定每期的摊销额，如果无形资产的价值得到恢复，则企业又重新计算每期的摊销额；税法因不允许对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因此企业在进行税务处理时，对特定无形资产每期计提的摊销额是一样的。

四、现行无形资产计量与摊销存在的问题

（一）无形资产计量与摊销存在的问题

对于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其一般分为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会计。准则规定对于企业研究阶段所发生的一切支出，因为其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确定其预期是否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所以都将其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这样的做法虽然避免了企业虚增无形资产，但在无形资产研究费用支出越来越大的今天是存在缺陷的。

摊销方法的局限性。企业无形资产的摊销取决于其使用年限及与该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若使用寿命有限则在使用寿命内合理摊销，若使用寿命无线则不进行摊销，若能找到其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则按与其相关的方法进行摊销，若找不到则按直线法摊销。简单按直线法摊销必然导致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也来越低，若在此期间出售该无形资产必然给企业造成损失。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进行摊销，仅在每个会计期间后对其进行减值测试，这样势必会在每个会计期间内使得资产虚增，同时也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二）对于改良现行无形资产计量与摊销的几点建议

无形资产研究阶段的开发费用适量资本化。无形资产在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创新社会的发展使得每个企业都开始致力于自主创新，这样便导致自行研发无形资产比重的直线上升，要做到真实记录企业的现金流量建议尽量采取有关方法使得研究阶段的开发费用适量资本化，在不虚增资产的同时做到实质重于形式。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8篇

关键词：摊贩；摊贩经济；治理

中图分类号：F713.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3-0064-02

曾几何时，街边流动摊贩成了城市的街头一景，像是城市文化一般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记得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繁华的市井，各种各样的商业小贩云集街道口形成繁华的集市，这一切在那个时代看来是多么和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可是把视角转入现今社会，流动摊贩向来被视为一种我们的城市规划中很不和谐的音符，城管与小摊贩时不时上演“猫捉老鼠”“游击战”的戏码，到底是何种原因把曾经构成“桃花源”画卷的居民小摊贩陷入如此境地。

一、小摊贩存在的现状

小摊贩泛指那些摆地摊的流动小商贩――无固定经营门店，自由流动叫卖者。现实社会生活中指与城管搞游击战的无证商贩。他们主要由无业下岗或待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部分退休人员、本地居民等组成。贩售点大多集中在商业闹市区、人流集中区，且多为小本经营，起点低，固定成本投入少，没有市场进场费，以方便、实惠吸引了众多市民。

既然存在，则必有其合理性，但同时这样的繁华后面也隐藏着无数潜在的问题和危害，存在着许多对立的矛盾冲突。首先为了了解民众对于小摊贩存在的态度，现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人数为300+，所得结果如下：

1.针对民众一周购买次数。一半以上的民众是愿意购买小摊贩所销售的东西的，可见大多数民众还是可以接受小摊贩的存在，甚至有6.29%的民众平均每天购买一次。

2.针对购买原因。方便、随时可以购买（错过用餐时间）、口味好等，成为支撑摊贩经济茁壮成长的三大主力因素；同时价格低廉、学校食堂难以满足需求、服务态度好等也为其赢得了部分市场。

3.关于是否支持小摊贩被强制赶走。支持的民众仅占9.85%，从数据上便可以直观地得出小摊贩在民众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是目前难以取代的位置，想要完全取缔恐怕会有众多阻挠势力的存在。

二、产生的必然性及存在的合理性

泱泱大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自然界的发展演变规律――优胜劣汰，似乎传统生产模式已经迈向灭绝的深渊。但市场需求这股神奇而又无形的力量似乎不能用简单的自然科学来衡量，摊贩经济作为一种简单低级的传统谋生手段，其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必然的。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流动摊贩群体产生的先决条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上的保证，使得获得生产自由权的民众开始尝试自己动手摆摊赚钱；同时国企改组战略和城市化进程又为小摊贩群体注入了鲜活的大批劳动群众。由于他们大多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外来务工人员和失地后进城的部分农民等，文化水平较低，创新能力差，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选择摆摊谋生。

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经济方面的诸多因素也促使了其产生。市场供求规律保证了流动摊贩群体的形成与发展，有需求必然有供给，流动摊贩能够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对廉价商品的需求，填补了超市及大型商场满足中高层收入者需求的市场空白；其次再进行市场细分后，夜市摊还能满足市民夜间的需求。城市建设问题的存在，也是摊贩产生的一大助燃剂。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有些社区生活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集贸市场建设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日益显现。而商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任何能够使自己获利的东西都不会轻易让它逃脱，摊贩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能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产生之后如何能够生生不息地发展壮大直至蓬勃发展为现今的夜市一条街？它的存在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首先，它是解决我国城市居民生存问题与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摊贩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自己应得的收入，解决了家庭生存问题，也为城市失业问题做出了贡献；并且摊贩经济有利于弥补城市布局不合理问题，完善城市功能。其次，摊贩是居民自创的经济运营模式，在选择自己买卖的商品上有着绝对的独立自。小摊贩们可以选择模仿市场上已有的商品，抑或是传承家中独门秘方，甚至可以自己创新。无限的自由空间和千千万万民众的独创性，无疑彰显了摊贩经济对于发掘民间创新及传承民间传统工艺和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存在的负面影响

硬币有两面，摊贩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之所以说小摊贩成为城市规划中不合理的音符，是因为它的存在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1.影响市容，破坏城市环境。其轻巧灵便的特点也导致了它的杂乱与参差不齐，没有规则的摆放、没有节制的随意丢弃以及无法控制的噪音污染、垃圾污染、油烟污染，也许处在夜市之中的我们感觉很热闹繁华，但是这些灿烂之后留下的是满地的油污，整条马路都“奄奄一息”。积攒的垃圾难以处理，导致环境恶化；清理工作量大，又给城市清理工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2.阻碍公共交通。小摊贩们极强的流动性致使其能够见缝插针，随处摆摊。但是由于他们普遍不高的素质与文化水平，随处都可以看到小摊贩的身影。只要是人流高峰的地段都会吸引小贩们驻足，严重阻碍了交通。城管只能时不时地和小摊贩们上演游击战，屡禁不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食品安全卫生难保障。近年来食品安全不断被拉入公众的视野，这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地摊上的东西真的卫生安全吗？流动的服务，拿什么来保证质量，由谁来负责？简陋的环境必然伴随的是简陋的设备、非正规的操作，不卫生的产品很容易破坏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可能引发流行传染病。

4.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矛盾冲突问题。不知从何时起，城管就被贴上了“暴力”的标签，小摊贩看到城管的身影便溜之大吉，如果有的被城管抓到，他们便不分清红皂白地硬性抵抗执法，软硬暴力兼施。“一跺脚，二瞪眼，三踢摊子，四罚款”曾是大家对城管人员形象的描述，若不是多次暴力执法，也不会引发公众的共鸣；同样，若不是摊贩们总是以身抗法，也不会出现这么多暴力事件。

四、治理建议

上述一切问题的存在都为针对小摊贩的治理决策提供了方向。这种公共服务的治理，主力军还是政府。政府想要改善市容市貌，想要迅速地做出政绩，这是其内部机制政绩考核制度所导致的。这样做往往过于极端，釜底抽薪连根拔起，反而是治标不治本，事倍功半。严格取缔、硬性清除难以让广大群众信服，对小摊贩实行“一刀切”的铲除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可能会因此扼杀许多弱势群众的生命之源，且其发展迅猛势不可当。想要规范治理并逐步根除摊贩问题，从短期来看，要对其适度解禁、合法化、规范经营管理；从长期来看，要找出其产生根源，从源头化解问题，逐步取缔。

就短期现状而言，既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摊贩经济，不如对其适度解禁，指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内允许设摊，在城市街道规划几个市场交易点，专供各种流动摊贩规范经营。这样松弛有度的管理模式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由于市场交易点的有限性，会引起流动摊贩之间的竞争，想要留下来必须合法守法，服务做得比别人好，赢得自己的市场；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交易点的设立应该着重考虑城市规划建设的盲区和城市街道交通状况。对其放松管理也意味着政府执法方式需要转变。以往暴力执法的形象在公众心中留下了阴影，因此以后的执法过程中应规范城市管理人员的执法行为，明确执法人员所拥有的权力和义务，更多地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放松并不意味着没有度的纵容，对于不遵守条例规定的摊贩经营者仍必须依法严惩。政府应当设立固定的城管执勤岗位，维持维护摊贩交易点的秩序和安全；同时还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摊贩管理制度；组织相关培训，加强其道德、法律意识，发放摊贩经营许可证，保证商品的质量安全卫生，对其合法性进行认可自然就减少了其逆反心理，有助于解决城市面貌和交通等问题、改变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尴尬处境。

解决了短期棘手的矛盾，还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从其根源上找到解决方案。摊贩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失业，那么政府就应该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妥善安置好下岗人员；摊贩有市场的重要原因有城市规划建设不合理，那么就要合理规划建设城市、增添公共设施等等。这些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实施后，摊贩问题自然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并有望根除。不过，政府单方“应战”或许仍然有些势单力薄，还需要后备力量的支持。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监督管理，军民一心才能使问题更快更好更有效地得以解决。

五、未来展望

流动摊贩是随着我国的发展应运而生的特定经济时期的经营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也有着不同的面貌、作用和影响。在现今社会，想要把它纳入曾经的“桃花源”民生画卷，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经济大潮不断地向前涌动，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人们的收入水平、文明程度、城市的现代化程度都将不断地提高。到了下一个经济时期，或许上述一切问题随着经济的转变而改变，小摊贩也是以新的面孔呈现在公众面前，作为城市文化的窗口，成为城市一景，和谐、赏心悦目地存在着。

参考文献：

[1] 李越歌.论我国城市“摊贩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治理[J].经济研究导刊，2012，（26）：46-48.

[2] 杨永华.中小企业生存研究报告[J].品牌，2012，（3）：58-59.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城建税；立法评估；建议

我国的城建税（即城市维护建设税，下同），自198 年2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至今，开征已有二十八年。目前，学术界及各相关部门及行业对于修改 《暂行条例》的呼声有增不减。笔者以为，如何客观评价《暂行条例》，将直接影响到下一步对条例修改的科学性。为此，笔者利用受邀参加湖南省地税局组织的城建税的立法评估交流的机会，做了一些调研及思考，现择其要点如下，供同行商榷。

一、 关于城建税的立法目的及社会影响

《暂行条例》的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城市的维护建设，扩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来源，特制定本条例”。城建税作为保障城建资金而征收的一种特定目的税，自198年开征以来在加强城市的维护建设，扩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来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对开发新兴城市、改造老旧城市起做出了积极贡献。从实施情况和结果来看，基本达到了开征的目的。对此，我们觉得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暂行条例》的实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1、提供了大量、相对稳定可靠的城建资金。在1984年以前，国家用于城建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在基建投资中安排及征收城市公用事业附加，以及在部分城市试行从上年利润中提取%城建费的办法；1984年，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后，企业利润减少，又直接影响了城建资金的提取数额；198年《暂行条例》颁布，即城建税开征以后，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建资金紧张的状况；1994年新税制实施后，城建税已发展成为地方税收中一个重要的税种之一，当时曾动议修改《暂行条例》；自2010年12月1日起，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03号）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以下简称外资企业）需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2，也就是说，自此，外资企业同样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无疑放大了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2、调动了地方政府进行城市维护和建设的积极性。《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当保证用于城市的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的维护建设，具体安排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这，就明确了城建税是一个具有专款专用性质的地方税。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与当地城市建设直接挂钩，税收收入越多，城市建设资金就越充裕，城市建设发展就越快。就湖南大部分的中小城市而言，城市建设发展的快、发展的好的，都离不开城建税大户的税收的巨大贡献。

3、为限制对企业的乱摊派提供了一项法律保证。《暂行条例》的第八条将企业、单位对城市建设这项公共事业应承担的义务和地方政府城市维护建设的资金来源，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为限制当时以城建及相关名义的各种摊派风，无疑也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关于城建税的税制要素及其改进

现行城建税的主要特征：税基从属、是一种典型的附加税；实行按单一城乡区域差别税率；受益的专用性。 这样，在目前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下，造成城建税收入规模偏小、征管矛盾较多、负担与受益脱节等问题，由此弱化了城建税的组织收入职能，使城建税不能成为地方财政资金的重要来源，不利于城市的维护与建设。这与城建税作为地方税体系中一个重要税种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主要建议是通过改变计税依据，将城建税由附征税种改为独立税种，规范设置独立税种的税制要素，从根本上提高税法的位阶。具体建议有以下几点：

1计税依据改为经营额。城市维护建设税以“三税”为计税依据，使得一部分不纳 “三税”而同样使用市政公用设施的单位和个人，没有相应负担城建税，致使税收的负担与受益在很多方面相脱节，这显然不合理。另外，城建税与“三税”同时缴纳，造成一些跨地区经营的企业，不在其城镇设施受益所在地纳税，地方的收入分配也不合理。

建议修改后的城建税以经营额作为计税依据，具体包括纳税人的销售收入额、营业收入额、其他收入额等，凡有经营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除另有规定外，都是城建税的纳税义务人，均应按照税法的规定缴纳城建税。以经营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比其他的计税依据更能体现负担与受益相一致的原则，谁受益谁纳税，受益多负担多，受益少负担少。

2税率改为分双差别（分区域、分行业）幅度税。《暂行条例》将税率按行政区域划分为市区7%、县镇%、其他地区1%。这样划分有不合理之处：首先，位于市区与市区以外的企业所享有的城市设施差别不大，但是城建税负担差别却很大，这就造成纳税人税负不平衡；其次，我国中小城镇不断发展变化，企业所处的区划范围经常变动，适用的税率较难掌握；最后，固定的税率不利于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各市县的实际情况做适当的税收调整。此外，税率的设计要考虑公平问题。受益与负担相适应，毗邻不同企业享受城建设施基本相同，负担的税负就应该相同，毗邻不同企业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不同、对公共资源的耗费不同，就不应该负担同样的税款。比如：在实际工作中，因区域划分而导致在同一条马路的两边的企业税率可能相差很大，我们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1）采用1%—%的幅度税率。各省级政府可根据本地区经济状况和城乡维护建设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在规定的幅度内确定不同市县的适用税率。另外，目前部分地区征收的与城建有关的费用与城建税完全相同，采用幅度税率便于地方将有关的城建费并入城建税，减少征集渠道和征管成本，规范征收行为。

（2）体现产业调控导向。现行税率在设计上，对高污染、高耗能型与清洁型、节能型企业税负没有区别。城建税本应该是同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结合最为紧密的税种，但目前的税率设置没有体现这个方面。任何税制的设置都应考虑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即未来的产业政策。为此，我们建议税率设计应按行业分类，不同行业设置不同的税率，高污染行业、对市政设施损坏严重的行业要设计高税率，对清洁型、环保型行业设计轻税率。

3明确减免税规定。《暂行条例》没有单独规定减税、免税的内容，只是对个别纳税确有困难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个体商贩或个人在集市上出售商品是否征税，由省级政府自行确定。改革后的城建税应对减免税做出具体规定。比如，我们建议农牧业的生产销售收入、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提供教学服务所取得的收入等可以免征城建税。城建税的减税、免税情况，由国务院和各省级政府确定。

4 纳税地点改为应税行为地。《暂行条例》并没有对“所在地”概念进行定义，没有指出“所在地”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执行中普遍出现歧义，究竟指企业纳税行为发生地、企业税务登记注册地还是企业机构的核算地？纳税行为发生地是城市建设的受益地。城建税应该贡献给纳税行为地作为享受城市建设的补偿。税制设置应该明确以纳税行为地为纳税地点。这样的规定与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条例规定的纳税地点不会出现矛盾，不会改变征管现状，不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三、关于城建税的立法技术方面的建议

1删除有关条款。我觉得，《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后，任何地区和部门，都不得再向纳税人摊派资金或物资。遇到摊派情况，纳税人有权拒绝执行”，在当时的社会摊派风较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上述规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事到如今，此条款我觉得完全可以删除了。主要理由：

（1）从规范内容上看，国家已多次发文明令禁止，且摊派与税收二者没有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没有多大关系。第一、国务院198604颁布的《关于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摊派的通知》，其中“一、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各行政、事业单位，各团体以及街道等基层组织，都不准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向企业摊派。（一）不准以兴办市政建设和城市公用设施为名，向企业摊派费用（包括实物等，下同）”；第二、国务院19880实施的《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国发[1988]2号），其中“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摊派是指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之外，以任何方式要求企业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的行为。 第三条 禁止任何国家机关、人民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向企业摊派”；第三、中共中央、国务院199009颁布的《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其中“四、坚决禁止各种形式的摊派”。

（2）从文字逻辑用语上看，容易引起理解歧义，与社会发展不符。按照《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理解，城建税开征前是不是可以摊派费用或实物？按国家规定，我们觉得也是不能摊派的，至少不能乱摊派。再者，假设可以摊派，最多只能禁止以兴办市政建设和城市公用设施为名的摊派，其他形式在此界定，与税收有关系吗？就是有关系，是否便于操作？所以，我觉得，第八条的规定在文字逻辑用语上也是不合适的。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成本分摊协议 技术开发 税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技术开发不但存在技术风险，而且还存在市场风险和资金风险，单个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本和资源去开发技术和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集团公司常常选择在多个子公司间开发和配备技术使用成本分摊协议来构架技术开发协议框架。但是，由于成本分摊发生于关联企业之间，有可能会被滥用，从而成为转移利润，规避所得来源国税法的一种避税的工具。因此，成本公摊协议自然就成为了各国税务当局监管的重点。成本分摊协议一旦被认定为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必然要进行特别纳税调整。所以，集团企业在构建成本分摊协议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循独立交易原则，规避纳税风险。

一、成本分摊协议的概念和原则

（一）成本分摊协议（CCA）的概念。

成本分摊协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称之为CCA（Cost Contribution Agreement），OECD《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税务指南》将成本分摊协议定义为：企业之间议定的一项框架，用以确定各方在研发、生产或获得资产、劳务和权利等方面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并确定这些资产、劳务和权利的各参与者利益的性质和范围。根据CCA框架协议，各参与方对CCA全部贡献按比例划分的份额，应与其根据协议预期获得的全部利益按比例划分的份额一致。CCA的各参与方有权以所有者的名义利用其在CCA中的利益，不必为该利益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或其他费用。另外，根据CCA框架，技术开发可以由一家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其他公司只需要承担约定的成本和风险即可；即使技术开发失败，参与方也必须承担约定的成本支出。假设A、B、C三家公司同为某一集团公司的成员公司，B和C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A是B和C的境外母公司；母公司A拥有技术研发资源和能力，并负责三家公司技术研发，而B和C公司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在没有成本分摊协议的情况下，B和C需要向A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才能从A公司取得技术使用权；如果三家公司签订成本分摊协议，且均同意各自在其所在地为研发成果的合法经济权益人，则对于A所发生的技术开发成本，三家公司可以按照成本与预期收益相配比的原则进行分摊，并在所得税前进行列支，其后B和C无需再向A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二）成本分摊协议（CCA）的适用原则。

成本分摊协议适用原则包括独立交易原则和成本与收益配比两大原则。

1、独立交易原则。独立交易原则亦称为“公平交易原则”或“正常交易原则”等等，是指完全独立的无关联关系的企业或个人，依据市场条件下所采用的计价标准或价格来处理其相互之间的收入和费用分配的原则。独立交易原则目前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接受和采纳，成为税务当局处理关联企业间收入和费用分配的指导原则。OECD 1977年“税收协定范本”第7条“营业利润”和第9条“关联企业”中采纳了正常交易原则。迄今为止，正常交易原则已经为OECD所有成员国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2、成本与收益配原则。成本与收益配原则指的是支付的成本与风险和享有的受益一致。在上述的例子中，如果B被要求分摊技术开发成本的90%，但实际上B可以从技术开发中未来获益的比例却远远低于A和C，这就可以说明收益和成本明显不配比。

二、成本分摊协议的税务管理

近年来，为避免对成本分摊协议的滥用，国家税务总局依据0ECD《转让定价指南》，在《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中引入了成本分摊协议条款，并通过出台《特别纳税调整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成本分摊进行了规制。《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分摊。”《企业所得税法》还规定：“关联企业间的经济业务应按照独立企业交易原则进行税务处理，因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进一步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或者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安排的，税务机关有权在该业务发生的纳税年度起10年内，进行纳税调整。”对于成本分摊协议合理性的认定，《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可以按照独立交易原则与其关联方分摊共同发生的成本，达成成本分摊协议。企业与其关联方分摊成本时，应当按照成本与预期收益相配比的原则进行分摊，并在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内，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报送有关资料。”《办法》规定：“企业应自成本分摊协议达成之日起30日内，层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税务机关判定成本分摊协议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须层报国家税务总局审核。为此，企业需要平时做好同期资料管理，以备税务机关审查批准。这些同期资料包括：（1）成本分摊协议副本；（2）成本分摊协议各参与方之间达成的为实施该协议的其他协议；（3）非参与方使用协议成果的情况、支付的金额及形式；（4）本年度成本分摊协议的参与方加入或退出的情况；（5）成本分摊协议的变更或终止情况；（6）本年度按照成本分摊协议发生的成本总额及构成情况；（7）本年度各参与方成本分摊的情况；（8）本年度协议预期收益与实际结果的比较及由此做出的调整。

三、企业成本分摊协议管理措施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采矿权价款 摊销

一、煤矿企业采矿权的概念、特征及属性

（一）概念与特征

煤矿企业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权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和期限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矿产品的权利。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的煤矿企业，被称为采矿权人。

采矿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采矿权是由矿产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他物权。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对矿产资源依法享有古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国家通过转让矿产资源的采矿权，实现矿产资源的使用权能，因此，采矿权是由矿产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他物权。采矿权人对矿产资源没有完全支配能力，只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从而采矿权又是一种限制物权。第二，采矿权的功能是对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进行开采，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所需的矿产品。采矿权人取得采矿权的目的是在采矿许可证规定区域内，开采或加工矿产品并从矿产品销售中获取收益。

（二）采矿权的资产属性

采矿权属于无形资产范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中第三条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符合无形资产定义中的可辨认性标准：

1.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换。

2.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

采矿权具备无形性（无实物形态）、可辨认性、非货币性资产等特征，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采矿权不同于其他无形资产的特点是使用周期长、投资多、风险大。

二、采矿权价款的摊销方法

实际工作中，采矿权价值的摊销方法一般采用直线法。

直线法，是将煤矿企业按照规定上缴国土资源部门的采矿权价款，按预计采矿年限平均分摊。预计采矿年限是根据已探明的储量、矿山设计规模、矿产品的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等因素来确定的。

采用该摊销方法的原因在于：第一，符合谨慎性原则。储量是采矿权价值评估和矿山建设的主要依据，储量的确定是由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因此，采矿权预计摊销年限可通过确认的储量与矿山设计规模来确定开采期和摊销期，这样既有利于企业合理科学地确定开采规模和周期；又有利于防止人为操纵损益现象的发生。第二，符合配比原则和一贯性原则。预计采矿年限一旦确定，在不同的会计年度，摊销额比较均衡，采矿期与摊销期能有效配比。

但是，以预计采矿年限作为采矿权价款的分摊依据，存在着一些局限性：矿井在不同使用年限提供的产量和经济效益不同，矿井在高产期和衰竭期，矿井技改前后，政策性停产期间都要进行等额分摊，显然成本负担不尽合理，不能真实反映矿井当年的利润水平。

三、典型案例及争议

xx煤矿有限公司是一家整合后主体煤矿，各项资料如下：

1.2013年末资产总额116702.09万元。其中：固定资产81342万元，流动资产6332.09万元，无形资产29028万元（全部为采矿权价款）。

2.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提供的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显示，该矿煤种为贫煤，批准开采5-15号煤层，井田面积12.4756K，保有储量17919万吨，按照2.7元/吨收取标准，应缴纳资源价款48381.3万元，与国土资源局签订的采矿权价款分期缴纳合同书中确定先按30年缴纳采矿权价款29028.78万元。可采储量为10354万吨，核定生产能力150万吨/年，根据国务院令第241号《矿产资源登记管理办法》，采矿许可证最长年限为30年。按照1.5的储量备用系数计算煤矿服务年限为10354/150×1.5=49.3年。

该矿对于采矿权价款按照直线法进行摊销，但是，如何确定摊销期目前有三种年限可供选择：

1.按10年期限摊销，理由是：《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无形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摊销费用，准予扣除。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低于10年。因此，按照不低于10年的期限摊销，不违背税法的规定，在效益比较好的年份，将采矿权价款尽早摊销完毕，也符合会计上的谨慎性原则。如果按10年摊销，每年应摊销：29028.78/10=2902.88（万元）。

2.按30年期限摊销，理由是：该矿的采矿许可证年限为30年，那么，采矿权价款就应该在该许可年限内匀速摊销。否则，一旦采矿许可证年限到期不允许该企业继续开采，没有开采完部分已交纳的资源价款将得不到补偿。如果按30年摊销，每年应摊销29028.78/30=967.61（万元）。

3.按49.3年期限摊销，理由是：该矿井的服务期为49.3年，那么采矿价款支出就与这49.3年的收入相关，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采矿权价款就应分49.3年来摊销。如果按49.3年摊销，每年应摊销29028.78/49.3=588.82（万元）。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三种摊销期限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同的摊销期限选择，年摊销金额会有比较大的差别，对应缴企业所得税也有较大影响。

四、对不同期限下的直线摊销法进行分析

目前，煤矿企业在采矿权价款摊销时多采用直线法，但存在摊销期的争议。通过上述案例，下面对10年期限、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矿井服务年限这三种摊销期分析如下：

10年期限：从税法角度分析，《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低于10年。然而，矿井的生产年限往往高于10年，如果企业选择按10年摊销，那么在采矿期的前10年，企业成本负担重，利润低；后20年，成本负担轻，利润高。造成各年度摊销金额以及应纳税所得额的不均衡。虽然说税法规定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低于10年，但这10年是税法摊销的最低期限，不是唯一期限。具体摊销年限还应考虑企业所得税法的其他有关规定，例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要求。

采矿许可证年限：《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按照矿山建设规模确定：大型以上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30年；中型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20年；小型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10年。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采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30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

按照规定，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并没有与矿井服务年限挂钩，而是与矿山规模和审批机关的权限有关，采矿许可证年限一般要远小于矿山服务年限，如上例中，采矿许可证的年限只有30年，矿山服务年限尚有40年。因此，如果按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进行摊销，会造成摊销期与受益期不配比，摊销期内虚增成本；而摊销期后，由于没有与收入相配比的费用，又会少计成本。

矿井服务年限：矿井服务年限，是以矿山储量核查报告核定的可开采储量（吨）除以年设计生产能力（吨/年），乘以储量备用系数计算得出的。服务年限到期后，若仍有可开采资源则应重新核定储量，重新计算服务年限。

五、采矿权价款摊销的建议

为了克服直线法摊销的局限性，部分上市煤炭企业在尝试资源价款的产量法摊销。

产量法，是以矿井当期实际开采量与可采储量的比例作为分摊比例，计算确认当期应摊销的采矿权价款。即采矿权价款当期摊销额=采矿权价款×（当期实际开采量÷可采储量）。

采用该摊销方法的原因在于：

第一，符合配比原则。煤矿企业受政策性因素、地质构造条件等影响，存在停产、限产、少产状况，生产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按年限法就可能导致不生产也在摊销，或者是前期摊销大，而后面受益年限没有费用摊销的情况。而采用产量法进行摊销，多产多摊，少产少摊，不产不摊，符合配比原则。

第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无形资产的摊销期自其可供使用时（即其达到预定用途）开始至终止确认时止。在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其应摊销金额，存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直线法、生产总量法等。对某项无形资产摊销所使用的方法应依据从资产中获取的预期未来经济利益的预计消耗方式来选择，并一致地运用于不同会计期间，例如，有特定产量限制的特许经营权或专利权，应采用产量法进行摊销。只有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无形资产才采用直线法摊销。

由于矿山可采储量一般有国土资源部门认可的储量评估报告，采矿权价值会随着可开采资源的消耗而减少，其价值摊销应与消耗的可采储量相对应，因其资源消耗方式容易确定，可按产量法进行采矿价款的摊销，该方法能使摊销期与受益期（采矿期）有效配比，从而提供更客观可靠的会计信息。如果按产量法摊销，吨煤应摊销：29028.78/10354=2.80（元）。

其局限性在于：第一，必须能合理预计在期满前可以把经济可采储量采完。如果预计不能采完的，就不能以总储量作为计算基数。第二，对税法而言，尽管利用产量法进行采矿价款的摊销更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性原则的要求，但目前税收法规并未对产量法的适用加以明确。

六、结论

从会计核算角度分析，采用产量法进行采矿权价款摊销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性原则的基本精神，能够提供更客观可靠的会计信息。

从税法角度分析，《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无形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摊销费用，准予扣除”。直线法又称平均年限法，是将无形资产均衡地分摊到各期的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计算的每期摊销额均是等额的。

产量法是假定无形资产的服务潜力会随着使用程度而减退，各期摊销额随着产量的不同而增减变化。因此，产量法有待于有权的税务机关以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

七、建议

综上所述，资源价款采用产量法进行摊销符合煤矿企业产量受客观条件影响变动较大的实际情况，符合会计与税法权责发生制原则及配比性原则，能有效避免直线法摊销各期不均衡的缺陷，是采矿权价款摊销的一种比较合理的方法。

尽管从税收法规角度，对产量法摊销未予以明确，但是，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法规滞后于经济发展是一种客观现实。希望有权税务机关尽早出台相关政策对产量法的适用加以明确。同时，建议企业积极与税务部门沟通协调，及时去税务部门备案，取得理解与支持。而且，该方法一经选用，不得随意变更。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S].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Z].2007.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成本核算；其他科室；成本归集；成本分摊

医院财务制度》颁布实施以来，有力地促进了公立医院财务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特别是对成本管理做了详细诠释和统一规定，是成本管理实践的指南。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比制度理论丰富、复杂，需要我们在遵循制度的同时有所创新，不能完全拘泥于制度而陷入为核算而核算的误区。

一、问题的提出

成本核算的目的是加强管理、控制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科室成本核算作为医院成本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其核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不仅影响科室经营状况的分析，还关系到项目成本、病种成本、诊次成本和床日成本的核算[1~4]。目前医院科室成本核算要求在收支配比的基础上，遵循相关性原则采用完全成本法，将所有成本费用分摊计入临床科室中。从临床科室的角度回溯成本核算的流程和分摊的数据，是不是三级成本分摊就能满足相关性和收支配比的要求呢？如果出现不满足相关性和收支配比的情况，又必须遵循制度要求，应怎么处理呢？笔者拟结合成本核算实践，就这类问题进行分析阐述。

二、问题分析与建议

针对医院成本归集和分摊中出现的相关性不强、收支不配比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在临床类科室中设置“其他科室”，将部分收入和不宜分摊成本定向归集，从而进一步体现“谁受益谁承担”原则，更大程度保证成本核算整体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准确性。“其他科室”在实践中主要解决以下两类问题。

1.科研科室的成本分摊

这里的科研科室是指医院独立设置主要从事科研工作的实体部门，不包括加挂科研牌子的临床科室。在以前的地方出台（如北京）的成本核算办法中，将科研教学部门单独归为一类，并不向医技和临床类科室分摊成本；而在新制度的成本科室分类中，一般把科研科室归为管理类科室或医辅类科室，在分项逐级分摊中按人员比例将成本向医技类科室和临床类科室分摊。笔者认为这样核算欠妥，反而是以前的核算处理方法有可取之处。因为科研科室尽管可能为其他科室提供支持，但这种支持主要是科研方面，与医技类科室和临床类科室并没有医疗业务直接受益关系，与当期的医疗收入不直接相关，因此将科研科室的成本按人员比例向所有医技类科室和临床类科室分摊不合适。建议在第二次分摊时，将科研科室的成本直接归集到“其他科室”，这样与新制度的成本科室类别保持一致，也更好体现相关性，即普通临床类科室不承担科研科室的成本。

2.医技部门的开单收入及相应的成本

随着医学技术理论的分化和整合，部分医技类科室不仅执行临床服务类科室开具的处方，其自身也有门诊，也能独立开具处方，但尚未独立成为临床科室，仍为医技部门的一部分。这就给成本核算带来了新的问题：成本核算要求医技类科室成本按开单执行的收入比例最终向临床类科室分摊，医技类科室不能按其开具处方自身执行的比例承担自身成本，不然就陷入成本分摊的“死循环”。如果分摊系数不考虑医技类科室自身开单执行的部分，那么分摊至临床科室的成本要相对偏大。同时其开单收入也归集至某个临床科室，这样才能使成本报表中临床科室的开单收入合计等于医院总医疗收入。建议将医技部门的开单收入归到“其他科室”，同时逐级分摊，“其他科室”按医技部门开单收入对应的就诊人次和收入比例承担医技类科室分摊的成本。这样保持了临床科室成本的相关性和准确性，进一步体现权责发生制原则。

三、体会

在科室成本核算的过程中，应遵循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相关设计，但不能完全拘泥于制度。应充分结合各医院的实际情况，不断反思、不断改进，在方法可行、数据可及的前提下，力求核算流程的科学性和核算结果的准确性，从而为医院的科学发展提供数据支持和建议[5]。

综合实践及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现行医院管理模式下，通过设置“其他科室”可以有效解决成本核算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从长远角度出发，还应在理论上继续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从根本上加强精细化管理，不断细化核算单元，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动医院成本核算工作不断前进。

作者:薛林南 线春艳 陈颖 李春 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参考文献：

[1]郭文博,张岚.科室全成本核算下公立医院责任成本体系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14，34（8）：44-46.

[2]官蕾，苏莉民.公立医院成本核算与绩效考核探讨[J].卫生经济研究,2014，（2）：46-47.

[3]田明祥，陶爱林.新医院会计制度下医院成本核算体系的构建[J].卫生经济研究,2013，（12）：53-55.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13篇

论文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地摊,合法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促进人民福祉最大化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切实有效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就当前看，要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运行机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向以人为本、便民高效、程序规范、公开透明的根本转变。就长远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是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求，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文要谈的，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地摊合法化的形式。那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地摊合法化。

1.占道经营的概念

占道经营是指经营者占用城市道路、桥梁、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盈利性买卖商品或服务的行为。其特征之一是经营者从事的行为具有盈利性，二是经营者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过程，即买卖行为的发生，三是占用和利用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具有一定的利己性，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2.占道经营的现状

2.1国内现状

我国内地从事摊贩职业的人口总数，至今没有官方或学术数据。据台湾的调查，截至2003年8月底，台湾地区摊贩从业人口计443797人，占总就业人口的4.6%。参照这一比例粗略测算，内地摊贩就业人口约为2553万人。

就北京来说，《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2003年北京市409.5万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依此数字推算，当时北京有近30万名游商。

2008年3月南京“三项整治”的时候，统计出江南8区共有长期占道摊点5000多个，其中“街道认可的无证摊点”4000多个。

2.2西安的占道经营情况

西安市游商主要集中地区：骡马市（后改建）、小寨好又多天桥、小寨百盛至小寨十字过街天桥、小寨军区服务社、纬二街雁塔文化新天地、八里村村口、师大路等；各学校门口（食品）

3.占道经营为市场经济带来的正负外部性

在一条很多地摊的街上，有个小摊人气旺到看不到摊位了，而且一直持续到收摊为止，那就是一种文化推动，很快，类似的商品就会充斥这条街，甚至从地摊布满店铺，这种只有文化才具有的推动力，也可以靠地摊来实现，这就是地摊文化，因为她照顾到了需要她的客户群，并且创造了也培养了客户群。占道经营的好处是很显然易见的，民众购买商品选择性大，方便，实惠；为大学生自主就业、创业提供机会，解决就业压力；增加城市活力等。

但是就对整个城市环境及社会治安等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城市变得脏、乱、差；对城市的交通造成负担，影响人们出行；市场无序经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尤其城市容貌管理者、执法者与摊贩的矛盾日益激烈，已经对社会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些执法者在人民心中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人们产生了对社会对国家的负面的情绪。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摊是游走于法律之外的一种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既得不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如何使这些是求生求存的人或者自主创业的人得到保护与指导，政府需担负起很大的责任。

4.地摊合法化——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在他的《城市有限放开流动摊贩经营的建议》中提出，中国可借鉴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实践经验。比如，让小摊贩合法化，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各城市可根据城市规划、市民需求，划出一定区域，限定时间、地点经营。“比如，对卖早餐的，可考虑在早上7时半前结束，不影响市民上下班，对交通不造堵；而一些卖小商品的，可允许在晚上7时半后经营，晚上12时前结束。”

对于解放摊贩后，城市的市容、交通、卫生等方面会带来的问题，张育彪认为，现在城管执法人员对摊贩实行强行驱赶或取缔，反而会遇到激烈的反抗。解禁摊贩是在不影响群众生活、保证城市管理效果的基础上的，国家应该变“堵”为“疏”。

目前已有少数几个地方进行了“摊贩合法化“的试点，效果都很好。比如，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启动“民主自治”试点。八位摊主一致同意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副小组长，通过抽签进行摊位排序。商定自路口向北20米内摆放摊位，按序号定时轮流交换位置，正副组长监督协调。试点一个月，大家都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抢位子，也不用跟城管队员吹胡子瞪眼。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城管的工作模式发生质的变化，从执法为主转变成协调为主。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20日通过《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的决定》。这部条例明确提出摊点合法化，用“马路经济”缓解就业难题。

镇江：尝试马路摊贩自我管理。镇江市义士路的马路摊贩曾经因为抢占摊位三天两头吵架，时不时打得头破血流，义士路一度成为镇江市脏乱差的典型。2007年年初，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先后召开三次协调会，最后于2月6日正式启动“民主自治”试点。

2007年4月12日上海市新闻发言人焦扬宣布《上海城市设摊导则》将于5月1日前公布试行，申城将率先对城市摊点不再一律封杀。据粗略估计，申城无证摊贩不低于5万，禁了数十年。试点开始后，上海已组织了25个街道（镇）开展设摊管理疏导试点，全市中心城区共设置室内疏导点35处，室内集中疏导点28处，约安置了5100个摊位。而且，通过疏堵结合的管理模式，城市乱设摊蔓延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在尝试给马路设摊“解禁”，引起全国强烈关注。然而，马路设摊“解禁”一年间，改革措施却推进缓慢，原定2007年5月公布的《上海城市设摊导则》至今尚未面世。

2007年4月份，南昌市湾里区在全市率先试点解禁马路摊贩。所有摊贩可在部分人行道上摆摊，规定经营的时间为每天18时至23时。

通过这些试点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对摊贩的合理整治在城市建设和城市全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有重要影响，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我们的政府怎么做。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时期，我们的政府对地摊的问题如何解决体现了政府的服务品质。西安的政府如何去治理西安的占道经营，摊贩，也是体现了西安市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如果我们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真正使城市管理变“堵”为“疏”，即能大力推进我们西安市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张向宏，服务型政府与政府网站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孙选中，服务型政府及其服务行政机制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3]杜振华，公共经济学[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4]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地摊,合法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促进人民福祉最大化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切实有效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就当前看，要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运行机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向以人为本、便民高效、程序规范、公开透明的根本转变。就长远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是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求，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文要谈的，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地摊合法化的形式。那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地摊合法化。

1.占道经营的概念

占道经营是指经营者占用城市道路、桥梁、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盈利性买卖商品或服务的行为。其特征之一是经营者从事的行为具有盈利性，二是经营者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过程，即买卖行为的发生，三是占用和利用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具有一定的利己性，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2.占道经营的现状

2.1国内现状

我国内地从事摊贩职业的人口总数，至今没有官方或学术数据。据台湾的调查，截至2003年8月底，台湾地区摊贩从业人口计443797人，占总就业人口的4.6%。参照这一比例粗略测算，内地摊贩就业人口约为2553万人。

就北京来说，《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2003年北京市409.5万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依此数字推算，当时北京有近30万名游商。

2008年3月南京“三项整治”的时候，统计出江南8区共有长期占道摊点5000多个，其中“街道认可的无证摊点”4000多个。

2.2西安的占道经营情况

西安市游商主要集中地区：骡马市（后改建）、小寨好又多天桥、小寨百盛至小寨十字过街天桥、小寨军区服务社、纬二街雁塔文化新天地、八里村村口、师大路等；各学校门口（食品）

3.占道经营为市场经济带来的正负外部性

在一条很多地摊的街上，有个小摊人气旺到看不到摊位了，而且一直持续到收摊为止，那就是一种文化推动，很快，类似的商品就会充斥这条街，甚至从地摊布满店铺，这种只有文化才具有的推动力，也可以靠地摊来实现，这就是地摊文化，因为她照顾到了需要她的客户群，并且创造了也培养了客户群。占道经营的好处是很显然易见的，民众购买商品选择性大，方便，实惠；为大学生自主就业、创业提供机会，解决就业压力；增加城市活力等。

但是就对整个城市环境及社会治安等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城市变得脏、乱、差；对城市的交通造成负担，影响人们出行；市场无序经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尤其城市容貌管理者、执法者与摊贩的矛盾日益激烈，已经对社会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些执法者在人民心中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人们产生了对社会对国家的负面的情绪。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摊是游走于法律之外的一种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既得不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如何使这些是求生求存的人或者自主创业的人得到保护与指导，政府需担负起很大的责任。

4.地摊合法化——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在他的《城市有限放开流动摊贩经营的建议》中提出，中国可借鉴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实践经验。比如，让小摊贩合法化，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各城市可根据城市规划、市民需求，划出一定区域，限定时间、地点经营。“比如，对卖早餐的，可考虑在早上7时半前结束，不影响市民上下班，对交通不造堵；而一些卖小商品的，可允许在晚上7时半后经营，晚上12时前结束。”

对于解放摊贩后，城市的市容、交通、卫生等方面会带来的问题，张育彪认为，现在城管执法人员对摊贩实行强行驱赶或取缔，反而会遇到激烈的反抗。解禁摊贩是在不影响群众生活、保证城市管理效果的基础上的，国家应该变“堵”为“疏”。

目前已有少数几个地方进行了“摊贩合法化“的试点，效果都很好。比如，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启动“民主自治”试点。八位摊主一致同意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副小组长，通过抽签进行摊位排序。商定自路口向北20米内摆放摊位，按序号定时轮流交换位置，正副组长监督协调。试点一个月，大家都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抢位子，也不用跟城管队员吹胡子瞪眼。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城管的工作模式发生质的变化，从执法为主转变成协调为主。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20日通过《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的决定》。这部条例明确提出摊点合法化，用“马路经济”缓解就业难题。

镇江：尝试马路摊贩自我管理。镇江市义士路的马路摊贩曾经因为抢占摊位三天两头吵架，时不时打得头破血流，义士路一度成为镇江市脏乱差的典型。2007年年初，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先后召开三次协调会，最后于2月6日正式启动“民主自治”试点。

2007年4月12日上海市新闻发言人焦扬宣布《上海城市设摊导则》将于5月1日前公布试行，申城将率先对城市摊点不再一律封杀。据粗略估计，申城无证摊贩不低于5万，禁了数十年。试点开始后，上海已组织了25个街道（镇）开展设摊管理疏导试点，全市中心城区共设置室内疏导点35处，室内集中疏导点28处，约安置了5100个摊位。而且，通过疏堵结合的管理模式，城市乱设摊蔓延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在尝试给马路设摊“解禁”，引起全国强烈关注。然而，马路设摊“解禁”一年间，改革措施却推进缓慢，原定2007年5月公布的《上海城市设摊导则》至今尚未面世。

2007年4月份，南昌市湾里区在全市率先试点解禁马路摊贩。所有摊贩可在部分人行道上摆摊，规定经营的时间为每天18时至23时。

通过这些试点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对摊贩的合理整治在城市建设和城市全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有重要影响，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我们的政府怎么做。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时期，我们的政府对地摊的问题如何解决体现了政府的服务品质。西安的政府如何去治理西安的占道经营，摊贩，也是体现了西安市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如果我们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真正使城市管理变“堵”为“疏”，即能大力推进我们西安市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张向宏，服务型政府与政府网站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孙选中，服务型政府及其服务行政机制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3]杜振华，公共经济学[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地摊经济发展建议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地摊，合法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促进人民福祉最大化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切实有效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就当前看，要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运行机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向以人为本、便民高效、程序规范、公开透明的根本转变。就长远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是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求，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文要谈的，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地摊合法化的形式。那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地摊合法化。

1.占道经营的概念

占道经营是指经营者占用城市道路、桥梁、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盈利性买卖商品或服务的行为。其特征之一是经营者从事的行为具有盈利性，二是经营者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过程，即买卖行为的发生，三是占用和利用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具有一定的利己性，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2.占道经营的现状

2.1国内现状

我国内地从事摊贩职业的人口总数，至今没有官方或学术数据。据台湾的调查，截至2003年8月底，台湾地区摊贩从业人口计443797人，占总就业人口的4.6%。参照这一比例粗略测算，内地摊贩就业人口约为2553万人。

就北京来说，《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2003年北京市409.5万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依此数字推算，当时北京有近30万名游商。

2008年3月南京“三项整治”的时候，统计出江南8区共有长期占道摊点5000多个，其中“街道认可的无证摊点”4000多个。

2.2西安的占道经营情况

西安市游商主要集中地区：骡马市（后改建）、小寨好又多天桥、小寨百盛至小寨十字过街天桥、小寨军区服务社、纬二街雁塔文化新天地、八里村村口、师大路等；各学校门口（食品）

3.占道经营为市场经济带来的正负外部性

在一条很多地摊的街上，有个小摊人气旺到看不到摊位了，而且一直持续到收摊为止，那就是一种文化推动，很快，类似的商品就会充斥这条街，甚至从地摊布满店铺，这种只有文化才具有的推动力，也可以靠地摊来实现，这就是地摊文化，因为她照顾到了需要她的客户群，并且创造了也培养了客户群。占道经营的好处是很显然易见的，民众购买商品选择性大，方便，实惠；为大学生自主就业、创业提供机会，解决就业压力；增加城市活力等。

但是就对整个城市环境及社会治安等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城市变得脏、乱、差；对城市的交通造成负担，影响人们出行；市场无序经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尤其城市容貌管理者、执法者与摊贩的矛盾日益激烈，已经对社会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些执法者在人民心中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人们产生了对社会对国家的负面的情绪。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摊是游走于法律之外的一种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既得不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如何使这些是求生求存的人或者自主创业的人得到保护与指导，政府需担负起很大的责任。

4.地摊合法化——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在他的《城市有限放开流动摊贩经营的建议》中提出，中国可借鉴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实践经验。比如，让小摊贩合法化，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各城市可根据城市规划、市民需求，划出一定区域，限定时间、地点经营。“比如，对卖早餐的，可考虑在早上7时半前结束，不影响市民上下班，对交通不造堵；而一些卖小商品的，可允许在晚上7时半后经营，晚上12时前结束。”

对于解放摊贩后，城市的市容、交通、卫生等方面会带来的问题，张育彪认为，现在城管执法人员对摊贩实行强行驱赶或取缔，反而会遇到激烈的反抗。解禁摊贩是在不影响群众生活、保证城市管理效果的基础上的，国家应该变“堵”为“疏”。

目前已有少数几个地方进行了“摊贩合法化“的试点，效果都很好。比如，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启动“民主自治”试点。八位摊主一致同意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副小组长，通过抽签进行摊位排序。商定自路口向北20米内摆放摊位，按序号定时轮流交换位置，正副组长监督协调。试点一个月，大家都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抢位子，也不用跟城管队员吹胡子瞪眼。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城管的工作模式发生质的变化，从执法为主转变成协调为主。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20日通过《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的决定》。这部条例明确提出摊点合法化，用“马路经济”缓解就业难题。

镇江：尝试马路摊贩自我管理。镇江市义士路的马路摊贩曾经因为抢占摊位三天两头吵架，时不时打得头破血流，义士路一度成为镇江市脏乱差的典型。2007年年初，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先后召开三次协调会，最后于2月6日正式启动“民主自治”试点。

2007年4月12日上海市新闻发言人焦扬宣布《上海城市设摊导则》将于5月1日前公布试行，申城将率先对城市摊点不再一律封杀。据粗略估计，申城无证摊贩不低于5万，禁了数十年。试点开始后，上海已组织了25个街道（镇）开展设摊管理疏导试点，全市中心城区共设置室内疏导点35处，室内集中疏导点28处，约安置了5100个摊位。而且，通过疏堵结合的管理模式，城市乱设摊蔓延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在尝试给马路设摊“解禁”，引起全国强烈关注。然而，马路设摊“解禁”一年间，改革措施却推进缓慢，原定2007年5月公布的《上海城市设摊导则》至今尚未面世。

2007年4月份，南昌市湾里区在全市率先试点解禁马路摊贩。所有摊贩可在部分人行道上摆摊，规定经营的时间为每天18时至23时。

通过这些试点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对摊贩的合理整治在城市建设和城市全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有重要影响，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我们的政府怎么做。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时期，我们的政府对地摊的问题如何解决体现了政府的服务品质。西安的政府如何去治理西安的占道经营，摊贩，也是体现了西安市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如果我们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真正使城市管理变“堵”为“疏”，即能大力推进我们西安市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张向宏，服务型政府与政府网站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孙选中，服务型政府及其服务行政机制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3]杜振华，公共经济学[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