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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在伊丽格蕾之前,西方已有很多精神分析学家和女性主义者对性别问题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探究,这其中对她影响较大的包括弗洛伊德和拉康。弗洛伊德从性本能出发,认为男女性别差异基于解剖学上的生理差异,并以此分析了西方传统中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但伊丽格蕾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西方文化恰恰基于弑母,即通过杀死母亲来维护男性统治秩序和男性话语权。不过他们的理论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都承认女性的生理差异,并认为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自足的主体性。作为伊丽格蕾的老师,拉康对她的影响更为直接,而她对拉康的反叛也更为强烈。拉康认为,男女的性别身份与生理学上的两性差异并无关系,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和社会性别。这也就是说,“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可以加入到女性的一方,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可以加入到男性的一方”。〔3〕这种观点为解构传统的性别定位,从而建构女性主体身份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在伊丽格蕾看来,拉康虽然对象征界的分析发现了“女性并不存在”,却没有对这种象征符号系统本身提出合理的批判,因而只是摆明了问题,仍然没有超越男权中心主义。不过伊丽格蕾承袭了拉康对性别差异的关注,而且认为性别差异与语言结构系统是分不开的。但是她比拉康更进了一步,一方面指出西方传统中的性别差异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寻求建立真正的性别差异与性别身份,从而为女性谋取独立与自由。因此,她在吸收弗洛伊德性别生理差异和拉康性别社会差异的基础上,提倡具有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互进的关系。

承认性别差异是伊丽格蕾的根本立场,她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使女性享有和男性平等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否则女性将始终只是男权文化下的产物,并成为男权文化得以延续的工具。因此她反对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摘要:伊丽格蕾在继承之前精神分析学家和女性主义者关于性别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地分析了西方在单一性父权文化传统中女性被遗忘的状态及其内在原因,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女性始终被作为男性同一性文化的反射镜,而没有获得自身独特的话语体制,因此,女性只是虚假的位格,真正的女性被遮蔽了。以此为契机伊丽格蕾将肯定性别差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点,认为只有在界定了女性独特的身体和性体验的基础上女性才能真正获得主体地位和独特的话语模式,从而与男性在有差异的平等中和谐共生。些女性主义者为谋求男女平等而抹消性别差异的态度,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对现有男权体制的承认,即在男权体制的前提下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因而只能巩固这种体制的生长和延续。所以所谓男女无差异的平等只会成为空头支票和虚假的口号,女性仍然获得不了主体地位。这也是女性运动历来遭到挫折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伊丽格蕾并不是想要彻底男权体制,因为这种极端的做法不仅不可能得以实现,而且即使实现了又会重新落入以单一性为特征的男权体制的窠臼,正如伊丽格蕾所说,“即使可以做到,历史也终将再次重复回到同一性:阳物统治制度,那时将不再有空间容纳女人的性征、女人的想象以及女人的语言”。〔1〕因此伊丽格蕾主张对男权话语体制进行批判和限制,进而为女性话语系统的建构留下地盘。

二、伊丽格蕾坚持只有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男女平等,因而她着力描述女性性征,突出其与男性性征的差异。她虽然认同弗洛伊德基于解剖学上的生理性别区分,但同时认为他并没有真正为女性性征做出肯定的描述。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男性的是传统社会父权的象征并拥有终极话语的意义。“”就是权力、制度、真理的代名词。但是弗洛伊德用男性性征比照性地描述女性性征,认为女性由于没有而可以被定义为“缺乏”,而且当女性看到自己没有时就会产生“羡阳”情结,并希望通过拥有父亲的儿子来满足自己的这种缺陷。因此,伊丽格蕾认为女性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只是反射出男性的一面镜子,根本不存在弗洛伊德所谓的女性性征。正如伊丽格蕾精辟地分析说,“男性的性得以运作,女性是必要的补充,常常以负面形象示人,总是为男性的性提供具有意义的自我再现。”〔1〕伊丽格蕾由此深刻地揭示出了弗洛伊德性别理论当中潜在的视觉中心主义,即将女性视作男性反射出自身的平面镜,并将男性与女性分别置于绝对主体与绝对客体的地位,女性永远只是男权体制操作运行的工具与对象。针对弗洛伊德对女性所做的类似于平面镜地位的分析,伊丽格蕾创造性地提出内视镜理论。内视镜是一种探查女性生殖器的工具,伊丽格蕾借此象征女性身体不是相对于男性的虚无,而是拥有自己的表现方式。也就是说内视镜代表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独特的主体性模式。在《他者女性的内视镜》中,伊丽格蕾借对柏拉图《理想国》中“洞喻”的全新解读来分析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女性的被遗忘状态。伊丽格蕾认为“洞喻”预设了一个同一性的理念,洞内一切可见可听的都只是理念的复制品,而洞穴内壁及地形环境却没有得到描述,可以描述的只是作为影像投上去的墙壁,它像平面镜一样起着反射理念复制品的作用。同一性的理念相当于男权体制,洞穴本身相当于女性子宫,因此洞穴至多也只是反映男权同一性的平面镜,自身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因此,伊丽格蕾通过重新解读柏拉图哲学思想来阐释西方文化中女性的被遗忘状态,并以此为契机试图建构女性独特的文化模式。

由上可见,不管是在对弗洛伊德的性别分析理论的研究中,还是在对柏拉图“洞喻”的批判性解读中,伊丽格蕾都发现在父权社会,作为男性性征的标志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是一个绝对的“一”,相比之下女性性征和望体验是被忽略的,被认为是虚无的,只有被纳入男性性体验中才有意义。因此,在父权制社会中,被象征性地界定为唯一具有价值的性器官,女性性征仍然是一片未被发现和开发的黑暗大陆。

三、在对弗洛伊德的性征界定进行批评后,伊丽格蕾又比照他以性生理为基础的分析方式,对女性性征做了肯定性和具有建设性的描述与定义。伊丽格蕾认为,相较于男性单一性的性器官和性体验,女性性征是复数的,拥有不同的性器官。由于女性性征是多重的,故而女性的性体验也是多重的。并且女性的性器官表现为成对的,所以女性可以不需要外在媒介而进行自我触摸,就像自己的左手触摸右手,自我既是行为的发出者,又是行为的接受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相比之下男性则永远要通过一个外在的媒介来自我触摸和自我体验,比如手和女性性器官等。因此,在单一的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始终处于客体和受动的地位。伊丽格蕾对女性性征的描述表明女性性征和性体验是完全不同于男性的,是一种发散和多元的模式。这正体现了女性和男性的本质性差异的生理学基础。这一方面为女性性体验的解放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另一方面打破了弗洛伊德和拉康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性别分析模式,并为女性争取独特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超越了拉康认为在符号象征界女性不存在而只有在超越语言的层面才有真实女性及女性的愉悦的观点。拉康看到了在传统父权制社会的语言结构中女性是被贬低和排斥的对象,以至于她独特的性体验和愉悦没有相对应的语言表述方式,也正因此拉康将女性的愉悦流放到了超语言的层面,认为只有在这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境界中女性的愉悦才得以立足。这种看法肯定了女性拥有与男性不同的性愉悦和主体性,但是并未能在符号象征界解决女性如何建立自身话语模式的问题,因此终将沦落为漂浮不定的符号而没有实际意义。伊丽格蕾恰恰是要通过对女性性征的描述与界定而为女性在语言象征界开辟出自己的领地,从而真正建立起女性自身的主体性。这样就要求伊丽格蕾超越传统话语模式,而寻求一种具有女性性别特征的语言表达机制。这也许就是她著作的语言风格不同于传统理论话语、用通常的思维模式难以理解的原因。

伊丽格蕾对女性复数性征的描述与界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她超越了弗洛伊德以男性主动性为核心的性别描述模式,认为女性的自体性愉悦完全可以与之匹配。这就为女性获得主体性奠定了生理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从性器官的可视性角度来描述男性性征,而伊丽格蕾则从可触性角度来描述女性性征,“视觉总会要求一定距离才能看得清,而触觉却要求亲密无间”。〔4〕这样从触觉的角度来理解两性关系,则男女之间就会成为共同拥有主体性的主体间的亲密关系,男性和女性就不会仅仅是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二者自身同时是主体与客体,以此消除地位的不平等从而交互共生。与伊丽格蕾对女性复数性征的描述相关,她对弗洛伊德的“”概念针锋相对地提出“”概念。正如“”是男性的主要性征和父权话语机制的象征,“”则是女性的主要性征和女性话语模式的代表。“”象征的是与男权中心主义相对应的绝对的“一”,同时代表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则首先象征女性以成对的“二”出现的独特性征,并且这里的“二”并不是代表二元对立,而恰恰在更深层次上象征着男性和女性可以在相互触摸、交流中和谐共生。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性别不平等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4-0014-01

一、女性主义概念界定

女性主义的英文是Feminism,是源自于法国的Feminisme。根据柯德教授的研究,1880年代创立第一个妇女参政权会社的法国女子奥克雷最先提出了这一个词汇。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女性主义才被法国各派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者所接受。西蒙・波伏娃认为女性主义是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专门为女性主义而斗争的主义。她认为女性主义者是在结合阶级斗争,但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力求改变妇女处境的女性,甚至是男性。凯特则认为女性主义指反抗举世用法律或习俗强行阻扰妇女享有自由的一切人为障碍。她还认为,像启蒙思潮与民主政体一般,女性主义是一种进化,没有领袖,也无须组织,而且因各个地区的特殊需要与特定的宗旨而有不同的含意。

二、女性主义理论的九大流派

各流派女性主义在历史渊源、分析方法和主张上固然有基本的差异,但其目的都在批判、改造父权文化,所以差异之外也多有重叠、神似之处,所以乃根据女性主义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及特质划分为九大类: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基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当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女同志理论、後殖民女性主义及生态女性主义。

三、女性主义精神文学批评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进程,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风靡西方,彻底改写了西方学术思想的格局。许多具有深厚的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理论素养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们运用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开创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领域――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看来,弗洛伊德的观点是一种生物决定论,对女性心理界定的核心就是“阳物妒忌”。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女孩发现自己身上缺少男孩身上所长的东西,便产生了被的感觉。由此,导致她消极、受虐和自恋的倾向,女性的谦逊和嫉妒因而都与她的“阳物妒忌”有关。

拉康的对精神分析的主要贡献是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改造并丰富弗氏学说。他把无意识与语言看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在拉康的学说中,最负盛名的是“镜像阶段”理论。

女性主义精神文学批评分析学说的探讨已远远超出了性和欲望的范围,超越了人被生物决定的命运,而主要从心理、语言和文化的语境中予以解释。但是也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批评强调身体写作,对女望毫无顾忌的抒写,对场面的大胆描写,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些批评者认为身体经验、性经验毕竟不是女性自我的全部,仅从女性的躯体上追寻自我难免从另一个方向掉进了男权陷进,陷入女性自我的迷失;还有一些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弗洛伊德和拉康学说的“阳物崇拜”发起猛烈抨击,进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做了彻底的否定,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又常常无法跳出精神分析学的框架,比如,有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反驳“阳物崇拜”的同时,提出了“子宫崇拜”的说法,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精神分析学的一种变体。

四、结论

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历史悠久,纷繁复杂,不同流派的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女性主义各流派的理论展开的理路是相同的:共同的理念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男权文化建构的; 基本的逻辑起点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主要的内容是解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和机理,谋求性别平等与解放的价值抱负。当然,女性主义也存在一些缺陷。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略显粗糙,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面前也略显生硬,后现代女性主义则因为抽象晦涩而远离了普通妇女。但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女性主义也给了我们解释性别问题新的思维方式、更巧妙的视角、更开阔的视野,比如把性别与阶级、种族、民族、生态、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等联系起来。如今,性别已经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范式,这或许是女性主义者提供给我们的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二战之后,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女性的就业人数、社会地位、自我意识、价值观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为美国的女权运动创造了条件。同时,美国女权主义的兴起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大量女性进入职业领域,但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妇女的精神空虚,职业女性的发展受限,许多女性集家务、工作、教育子女于一身,压力较大。1963年贝蒂•弗里丹发表了作品《女性的奥秘》,描述了中产阶级女性的种种苦恼与寂寞,发出了“确立妇女自己的人生”的社会号召。蒂莉•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奥尔林的《告诉我一个谜语》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品。

同时,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建构各种女权主义理论,力图提高女性文学的地位,通过文学运动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随着女权主义的崛起,出现了一批有创新意识的黑人女作家,她们从黑人女性的视角出发解读黑人女性的生活处境、成长历程、感情与婚姻生活等。她们的作品中黑人女性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联系。二战之后黑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在选举、就业、教育等方面获得了部分权利,但这并未改变黑人女性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各种社会抗议活动冲击着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促进了广大黑人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描写了受白人文化熏陶的黑人女孩佩可乐,白人社会没有接纳她,黑人社会也排斥她,在白人优越论与黑人丑恶的社会文化的扭曲下,她变得精神失常,作家揭示了双重文化价值下黑人女性的困惑。同时,黑人文学还塑造了许多女性混血儿形象,她们通常是白人家中的家奴,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并具有一定的独立自由精神,但她们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黑人作家威廉•威尔斯•布朗的小说《克罗泰尔和总统的女儿》讲述了混血儿克罗泰尔不幸的生活经历。聪明美丽的克罗泰尔是政客格林的情妇,并为格林生了两个女儿。但格林的妻子却想尽办法虐待克罗泰尔母女,并将克罗泰尔卖到外地。为了女儿克罗泰尔费尽种种艰辛从魔窟中逃离出来,却又被抓回监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投河自尽。作品表达了作家对“黑人种族是低劣的”这种社会偏见的抗议。

二、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特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批评得到长足发展,女性主义批评是以确立女性自我形象、建构女性文学史为目的,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开展的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权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体现,对提高女性参政、议政地位,维护女性尊严有着重要意义。初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反对父权文化,启蒙女性的自主意识,重新树立女性形象,也被称为女性形象批评;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女性中心”批评阶段,致力于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80年代以来,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建构,使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多元文化身份批评”阶段。

(一)“女性形象”批评

在传统文学中,女性常是家庭的、社交的、被征服的对象,而不是作为职业的、独立的、社会的女性形象出现,或是完美的天使,或是祸害人间的妖女。在《思考女性》中,作家玛丽•艾尔曼就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全面论述。女性形象批评是通过对传统文学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读来建构女性形象,以达到男女平等目的的。女性形象批评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早在18世纪英国就出现了《女权辩护》《女性的屈从地位》两部女性主义著作。英国作家伍尔夫是女性形象批评的先驱,她提出女性要独立就需要毁掉维多利亚式的女性形象;伏波娃的《第二性》从哲学、生物学等角度揭示了女性问题的深层原因。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杰作,它们为“女性形象”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女性中心”批评

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批评开始进行文学理论建构,挖掘被历史掩埋的女性文学作品,女性主义评论家致力于挖掘和重新解读被人们忽略的女性主义作品。如蒂莉•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小说中单身母亲因繁重的生活压力而未照顾好女儿的学业,母亲为此感到内疚与惭愧,体现了作家对普通女性生活的关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瓶》等也都是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埃伦•莫尔斯的《女性文学:伟大的作家》分析了西方近代史上的多位女作家,解读了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在女性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论略分析了近代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时代局限性,并提出女性主义美学的概念。通过对文学史上女性主义作品的挖掘,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使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思想和学术领域争夺主流话语权。

(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文坛上出现了保拉•马歇尔、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黑人女作家,她们用文学表达了对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芭芭拉•史密斯是黑人女作家的典型代表,其作品《迈向黑人女性主义的批评》是黑人女性文学的奠基之作。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锋人物,其小说《紫色》描述了黑人女性的情感历程、生活经历、理想破灭,并深刻揭示了种族歧视、宗教问题、同性恋等社会问题,以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

(四)“多元文化身份”批评

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拉美裔、犹太裔、华裔等少数族裔女性文学作家纷纷登场。随着大量犹太人涌入美国,犹太女作家在美国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她们主要从性别、种族、历史的角度描写了犹太女性的生存状况。辛西娅•奥茨克的《流血和三个中篇》《食人星系》《异教徒拉比和其他故事》深受读者喜爱,蒂莉•奥尔森的《寂寞无声》《告诉我一个谜》和格蕾斯•佩蕾的《后来的同一天》《有点小烦恼的人》都是经典的犹太女性作品。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入发展,印第安女作家们也开始关注本民族文化,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印第安文学复兴运动。女作家纷纷用文字抗议白人的殖民化,强化印第安人的种族意识与性别意识,其代表人物有琳达•霍根、乔伊•哈久、玛丽•托芒顿等,其中《仪式》《爱的药物》是两部经典文学作品。美国华裔文学有近百年的发展史,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成熟。汤亭亭的《女勇士》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里程碑;谭恩美的《喜福会》通过母女两代人的生活与感情经历展现了中美文化的冲突与和解;任碧莲的《典型的美国人》探讨了华裔身份、文化建构的问题。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 母题 自我命名 静默 同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以关怀他者女性的生存为己任,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某种统一性,有些模式、主题、形象、问题重复出现,渐渐成为其“母题”,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常见母题。

一、自我命名

拉康认为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与他者话语来确定自我,在他者话语中,名字则是最重要的,命名体现了父权制的权力。揭露父权制通过命名来实现对后殖民女性的控制,是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在《藻海无边》中罗切斯特婚后就再也没有叫过安托瓦内特的名字,而是叫她伯沙。安托瓦内特是一个克里奥尔化法语发音的名字,伯沙更英国化,命名本身就象征了权力,通过这个名称由陌生到熟悉的改变,罗切斯特就具有了控制她的象征性,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当然罗切斯特在这里还有更恶毒的用心,因为伯沙是其母的名字,她最后是疯狂致死的,所以用伯沙来称呼她就是故意将之与其母的疯狂结合,不断地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就是为了让她时刻和疯狂和家族的悲剧密切结合,从而用名字束缚她、定位她。她也意识到他的意图,所以说“你用别的名字叫我是想把我变成别的人”。但是由于安托瓦内特无法找到自己的命名方式,或者是丧失了命名的权力,最后就是按照罗切斯特的命名设计走向了自己的灭亡。

因此后殖民女性如果要获得独立就必须自我命名,“为了解放的目的,她们首先要强调自己的名字和空间”[1]

《紫色》中黑人女孩阿格纽斯,最初是一个害羞、内向、不敢反抗的黑人女孩,她的男朋友哈泼一直都不称呼她的名字,而是叫她“吱吱叫”,她都默默接受了,这说明她接受了男性特权对她的塑造。而后来她觉醒后对自我的寻找主要就体现在对名字的寻找。“(这两个名字)区别大着呢,”她说,“如果我是玛丽·阿格纽斯,我就可以公开演唱。”她已经意识到每个女人都应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它代表着一个独特的个体。可见沃克是将自我命名当成了黑人女性获得主体权力的重要手段来看待的。对自我命名权的坚持,意味着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

再如印度女作家穆克尔吉的《詹丝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对自我命名的争夺是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即极力逃脱固定的定义而让自己不断的在名字之中滑动。小说写到她从印度的“乔蒂”和“詹丝敏”到美国的“简”,再到永无止境的以“J”为首字母的新名字,从而成功地从命名权的压力下解放,这种解放方式可能更具有后结构的特征,使身份在名字的游走中获得自由。

争夺命名权,这是一场战争,涉及到后殖民女性的身份问题,可以说,自我命名发展成为一种反映后殖民女性在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及父权的社会中寻求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性文学形式,一种象征性的社会文化行为。

二、静默与声音政治

第三世界女性在殖民霸权与父权的双重压迫下被迫失语,她们最熟悉静默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意义,从而静默成为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品所热衷表现的母题之一。

她们着重描写静默背后可怕的权力斗争。非洲裔女作家菲利普在诗集《三文鱼的勇气》中指出了与失语紧密相连的种族与性别问题[2];《分裂印度》中的女主角在民族冲突的灾难中,被异族男性蹂躏,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这种静默触目惊心地表明了他者女性所遭受的连锁压迫的后果;《雾》中的张高氏自从被迫进入日军充当慰安妇,就失去了声音,成了静默的一员;《女勇士》中的“我”在幼儿园沉默了三年;《喜福会》中的女儿们在与白人丈夫的婚姻中从来是被动的接受者,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家和批评家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现实,提出女性必须学会发声,如《声音》(杜潘芳格):

只能等待新的声音

一天又一天,

严肃的忍耐的等待

但如何发声,大家各执己见,有一部分学者是将静默作为一种对抗的方式来描述的。静默具有双面性,后殖民女性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战场,将之变成自己反抗的武器。在菲利普的诗化小说《寻找列温斯顿:静默的奥德赛》中表明作者开始寻求一种无语的静默,人类现在使用的话语已经被污染了,它带有种族和性别的色彩,它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就像上帝施给人类的惩罚,因此不如回归静默。可以看出静默其实是因为没有办法发声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3]阿妮塔·德塞的小说《城市的声音》中的女主人公莫尼莎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被迫静默,于是主动地选择了孤独,选择了在静默中自我流放,她觉得只有在静静的孤独中她的心智才是自由的,他们是被流放的性别,而传统文化又决定了这一被流放的性别所能做出的反抗只能是静默的。[4]也就是说后殖民女性作家在她们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静默,实际是一种有声的静默,正如郑明河说“静默作为一种拒绝,是我们能够拥有听的权力的方式,静默其实是一种声音,一种发声,是一种回应。”[5]

还有更多的学者是主张走向积极地反抗,女性应该发声,即“声音政治”。“对妇女来说,讲话就是一件如此英勇之举,一件如此伟大的侵越雷池之举,哪怕只是让她当着众人开口。”[6]因此后殖民女性也应该走出静默的约束,只要说话,只要表达,就是对男权和帝国霸权的一种反抗,就是自我意识的展现。如在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她们不再坚持静默是女性的一种美德,反而强调发声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代表了华裔女性追求自我认同和突破美国白人男性社会和华人父权社会压制的文化实践,“有了声音(voix)便有了路(voie)可走”。[7]

总之,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他者女性在多重压迫下不得不失语,她们以静默的方式在对抗着权威,使自己游离于权力之外,但是她们仍然在寻找更有力的对抗方式,那就是如何有效地打破静默。这都是后殖民女性作家热衷于讨论的主题。

三、神话与本土色彩

后殖民女性作家深刻认识到她们受到的多重压迫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要想恢复主体性,就必须寻找到赖以生存的基础——文化之根,“就需要寻找到自己的传统,分析非洲在殖民主义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文化历史的重要性”。[8]因此在作品中表现出本土神话这样的母题。

虽然后殖民女性在历史上往往被排除在教育之外,她们无法正常阅读与写作,但是她们本身却浸染在本土文化这套体系里面,往往是民族文化的保存者。例如早期黑人女性作品如赫斯顿的《他们的眼睛望着上苍》就已表现了女作家对黑人民间神话传说的钟爱;莫里森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这一传统,她对神话传说的态度是“掸去其灰尘,仔细瞧一瞧它隐藏了什么”。莫里森在其作品中大量使用神话传说来结构故事,或者将其作为象征隐喻的因素出现。例如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追述了“黑人能飞”神话,并指出只有追随黑人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与之结合,黑人青年才能回归自我、认识自我。

除了神话传说,本土知识是本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而本土知识的丧失必然导致本土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和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冲突与混乱。本土人民要实现自主发展,就必须充分开发和利用本土知识,重视本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9]。因此在后殖民女性的写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意象就是如何刻画当地文化、尤其是她们同胞所具有的特殊才能。对于美国的黑人来说,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布鲁斯影响了现存的所有其他的艺术,音乐可以重建一种民族的遗产。[10]沃克等黑人女作家更加强调黑人独特的布鲁斯音乐对黑人女性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其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它帮助她们寻找和确立自我身份,反抗父权制的压迫,并促使她们“从边缘走到中心”。在沃克的《紫色》中,西丽正是在布鲁斯歌手沙格的帮助下完成了自我觉醒。《最蓝的眼睛》中克劳蒂亚的父母也热爱布鲁斯,因此才能在各种压迫中保持子女的尊严与身心健康。

同时后殖民女性主义提醒大家不要陷入对本土文化和神话的肤浅的迷恋中,沃克的《日用家当》就代表了这一思考,决不能拿自己的“传统”作为谋取利益的手段,不能故意将自己客体化,获得某种关注,这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毫无意义。

四、性及同

女性的身体作为概念和物质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题目,西方女性主义有关身体的理论遍及健康、文学、艺术、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那么性的主题在后殖民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和特征?

第一,她们将女性的性、身体与殖民的经济政治关系联系起来讨论。代表是斯皮瓦克关于印度作家戴维德《提供的人》的分析。小说写了一个印度妇女为了维持全家的生存不得不出去给有钱人家作乳母,于是只能不断地让自己怀孕,就是她的经济来源,最后患乳腺癌死掉。在这个小说里,表面看仍旧是写女性最敏感的与身体有关的话语,怀孕、哺乳、生育等,但在这里女性的性与更复杂的殖民经济联系在一起。像小说主人公贾苏达这样的第三世界劳动妇女,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处境,决定了她独特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使她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第一世界特权阶层的妇女。她所遭受的压迫除了性别压迫之外,还有阶级和民族的,从阶级的角度看是她贡献了自己的乳汁才换来了上层阶级家庭妇女的解放,使她们摆脱了哺乳的枷锁,得以走出家门。她的身体与性的经历可以看作是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印度在文化上、经济上仍不能摆脱殖民主义阴影的一个隐喻。[11]

第二,后殖民女性主义通过对性和身体这种主题的描述也力图恢复后殖民女性的主体意识。例如《紫色》中沃克塑造了布鲁斯女歌手沙格,她将性这一禁忌话题大胆地表现在她的歌唱之中,她所演唱的大多数歌曲,在西丽听来“有点粗俗下流”,属于“牧师说的听了就要犯罪的那种歌曲”,但这些歌曲表达了她的思想,崇拜充满生命与爱包括的自然世界,强调女性与大自然的融合。沙格根本不在乎别人将她的歌称为“魔鬼之歌”,因为在她看来,“魔鬼也喜欢”。“在社会进程和实践中,性是最重要的,通过它,阶级、种族及性别权力的形成才得以展现。”[12]显然,爱丽丝·沃克通过沙格的歌唱经历,试图打破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性禁忌,恢复女性被男权社会异化的性自然属性,重新张扬女性被泯灭的性主体性。

第三,黑人女性作家善于描写女性的同。她们倡导一种反抗传统的观的倾向,认为在妇女团体中她们得到很多的性快乐。[13]在《紫色》中写的最动人的一段感情是西丽与沙格的爱,也饱受争议,但这里包含了作者深刻的思考,沙格通过同教西丽了解认识自己的身体,教她怎样品尝性的快乐,从此之后西丽不再是没有思维和感情的“木头”了,而是一个活鲜的生命,浑身散发着新生命的激情,并向沙格敞开了心扉,诉说了在此基础上沙格带领她重新思考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上帝、男权。“男人腐蚀一切……他坐在你的粮食箱上,待在你的脑子里,收音机里。他要让你以为他无所不在,你相信他无所不在的话,你就会以为他就是上帝,可他不是。”于是最后她终于向某某先生喊出“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不过我就在这里”。这里就标志着西丽身心都获得了新生,带领她走向了自我觉醒和自我解放之路的正是沙格的爱。“同性恋是西丽走向自我,走向姐妹情谊和人类情谊的通道。”[14]

总之,女性写作与女性的身体紧紧相联,女性身体之于女性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是她们寻求女性解放的一个强有力的突破口,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创作与理论同样看重性与身体的革命意义,将后殖民女性备受压抑的身体经验提高到重要的地位,以此反抗各种压迫,并将之作为后殖民女性发声的场所。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项目《民族与性别: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Y201223383。)

注释:

[1]Morrison Toni,Malden,Massachusetts: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James Joy(ed).Black Feminist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年版,第32页。

[2]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3]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4]Feminism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by Mary Eagleton,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6年版,第395页。

[5][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6][美]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7]卡特拉克:《非殖民化文化:走向一种后殖民女性文本的理论》,参见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8]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年版,第19-25页。

[9]Black Women And Music:A Historical Legacy of Struggle,Wild Women In The Whirl Wind:Afra-american

[10]Angela Y Davis,Joanne M Braxton.eds,Andree Nicola McLanghlin:《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naissance》,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年版。

[11]参见曹莉:《史碧瓦克》,台北:生智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58页。

[12]杨金才:《性别、身体与意识形态—当代西方女性文学与社会变革》,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3期。

[13]Willis, Susan:《“Black Women Writers: Tak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Greene, Gayle et al. Making a Differenc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 Methuen, 1985年版,第210-214页。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主要是张扬颠覆父权文化、消解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张。文章主要从萧红的自我女性意识和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入手阐述萧红女性文学批判中的性别文化批判和生存文化批判等内容。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法兴起的一种批评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流播。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父权压抑和性别歧视使女性长久承受着自我意识匾乏的焦虑,我国在五四时期之后,就有丁玲、谢冰莹、萧红等大量的女性作家崛起了,她们试图借助文学的功能和虚构的神话,去解构女性的匾乏与压抑。萧红作为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她大量书写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匾乏、焦虑与边缘化的真实面貌。本文将从萧红的自我女性意识和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人手阐述萧红的女性文学批判中的性别文化批判、生存文化批判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作者的话语时刻表达沿着反抗和消解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方向前进,向传统的世俗发出坚决的挑战,呈现出浓厚的性别色彩和强硬的抗争姿态。

一、性别文化批判

长期以来,

二、生存文化批判

人类的生存忍辱负重、历尽艰辛,通过苦难,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苦难是生存深化的确证。“苦难”意识是人类生存的表达,是对生存的 历史 性和深度性的洞察。苦难会赋予人们坚强的力量,体现人们追求的价值,可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苦难如果只作为生存的唯一体现,它会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它会让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再存在希望,它会让人们的生存表现为仅仅是一种无谓的挣扎。萧红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无数这样在苦难中努力求生存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没有安宁,能够保证每天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连这一点也不能达到,更不用谈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渴望了。

从正面的、坚强的、期待的生存角度出发,作品中呈现出光辉、执着、倔强的为生存而努力却又难免悲凉命运的女性形象。《生死场》中的王婆是最具挣扎性的女性代表。她经常为村妇接生,目睹了生育的痛苦和死亡,但是,生命的脆弱、痛苦,命运的冷酷、悲惨,没有使王婆屈服,她显得比别人更加冷静和坚强。王婆让人看到女性不是男人的奴隶,女性也可以活的很自尊、很坚强,即使生活再艰难坎坷,也要拼命挣扎,决不屈服。在这里生存的苦难教会女性坚强,可是生存过于控制了人们的生活。王婆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断努力的女性代表,对于真正的人生价值,她也许从来就不曾想过。《小城三月》中翠姨是个善良美丽、对爱充满幻想和渴望、为了爱宁死也不将就的女性形象。她可以算是一个在 现代 文明与传统文明中挣扎的女性代表,虽然终究也是社会的牺牲品,无法逃脱传统文化的侄桔和心灵的枷锁,但女性意识在她身上得到真切的体现。在《手》中还有一个不为人常提起的王亚民,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并为之努力奋斗的女性形象。为了多学点知识、明白点事理和对得起全家,她忍受着无数的非议和嘲笑,努力在学校生存下去,可最终还是被勒令退学了。最后一堂课,她仍走进教室:“多学一分钟是一分钟。”“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连教师随手写下的已经是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残酷的环境下,王亚民表现出来的自尊自重、坚强不屈、不卑不亢和勤奋好学的精神显示出女性健全而美好的品质,哪怕是现在,这也是许多人所不及的。然而这种生存给人的却只能是期望过后完全的窒息。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主要是张扬颠覆父权文化、消解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张。文章主要从萧红的自我女性意识和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入手阐述萧红女性文学批判中的性别文化批判和生存文化批判等内容。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法兴起的一种批评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流播。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父权压抑和性别歧视使女性长久承受着自我意识匾乏的焦虑,我国在五四时期之后,就有丁玲、谢冰莹、萧红等大量的女性作家崛起了,她们试图借助文学的功能和虚构的神话,去解构女性的匾乏与压抑。萧红作为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她大量书写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匾乏、焦虑与边缘化的真实面貌。本文将从萧红的自我女性意识和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人手阐述萧红的女性文学批判中的性别文化批判、生存文化批判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作者的话语时刻表达沿着反抗和消解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方向前进,向传统的世俗发出坚决的挑战,呈现出浓厚的性别色彩和强硬的抗争姿态。

    一、性别文化批判

    长期以来,

  二、生存文化批判

    人类的生存忍辱负重、历尽艰辛,通过苦难,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苦难是生存深化的确证。“苦难”意识是人类生存的表达,是对生存的 历史 性和深度性的洞察。苦难会赋予人们坚强的力量,体现人们追求的价值,可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苦难如果只作为生存的唯一体现,它会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它会让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再存在希望,它会让人们的生存表现为仅仅是一种无谓的挣扎。萧红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无数这样在苦难中努力求生存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没有安宁,能够保证每天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连这一点也不能达到,更不用谈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渴望了。

    从正面的、坚强的、期待的生存角度出发,作品中呈现出光辉、执着、倔强的为生存而努力却又难免悲凉命运的女性形象。《生死场》中的王婆是最具挣扎性的女性代表。她经常为村妇接生,目睹了生育的痛苦和死亡,但是,生命的脆弱、痛苦,命运的冷酷、悲惨,没有使王婆屈服,她显得比别人更加冷静和坚强。王婆让人看到女性不是男人的奴隶,女性也可以活的很自尊、很坚强,即使生活再艰难坎坷,也要拼命挣扎,决不屈服。在这里生存的苦难教会女性坚强,可是生存过于控制了人们的生活。王婆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断努力的女性代表,对于真正的人生价值,她也许从来就不曾想过。《小城三月》中翠姨是个善良美丽、对爱充满幻想和渴望、为了爱宁死也不将就的女性形象。她可以算是一个在 现代 文明与传统文明中挣扎的女性代表,虽然终究也是社会的牺牲品,无法逃脱传统文化的侄桔和心灵的枷锁,但女性性爱意识在她身上得到真切的体现。在《手》中还有一个不为人常提起的王亚民,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并为之努力奋斗的女性形象。为了多学点知识、明白点事理和对得起全家,她忍受着无数的非议和嘲笑,努力在学校生存下去,可最终还是被勒令退学了。最后一堂课,她仍走进教室:“多学一分钟是一分钟。”“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连教师随手写下的已经是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残酷的环境下,王亚民表现出来的自尊自重、坚强不屈、不卑不亢和勤奋好学的精神显示出女性健全而美好的品质,哪怕是现在,这也是许多人所不及的。然而这种生存给人的却只能是期望过后完全的窒息。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

引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人手,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这其中,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日。这表明,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

2.2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从妇女的既是总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的双重文化身分出发,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文化网络”。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2)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

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女性批评理论“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i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大钊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

引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人手,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这其中,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日。这表明,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

2.2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从妇女的既是总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的双重文化身分出发,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文化网络”。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望语言与男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2)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

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女性批评理论“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i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关键词:女性,动作片,女性主义

 

“动作片又称为惊险动作片,是以强烈紧张的惊险动作和视听张力为核心的好莱坞影片类型。”[1]作为类型片的一种,动作片通常都具备有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的高效动能、一系列外在的惊险动作和事件,常常涉及追逐、营救、战斗、毁灭性灾难,比如大自然带来的洪水、大火等灾害。其一系列核心动作段落的设置,如搏斗、逃亡、激烈的动作,惊人的节奏速度和历险的英雄等,都是为观众提供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此,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也往往被设置成视觉观看的对象。当然,从纯粹花瓶式的存在到“男性化”角色的设置,再到近年来隐约显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动作片中的女性也有着丰富而多变的角色内涵。

在早期经典“历险”动作片(20世纪20至50年代)中,女性大多只是男性的附庸品和相互争夺的战利品,她们的存在更多地是为了突出男性地位的高尚、体现他们拥有浪漫情怀的见证。如《人猿泰山》中的女主角简,虽然有女主角的身份,但她从头至尾都只是扮演着被坏人抓住等待英雄来搭救因而凸显英雄超凡能力的有力证明。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高文学艺术论文,表现英雄主义、美国梦等好莱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动作片逐渐增多并形成主流,其代表就是持续到今天还在继续拍摄的赫赫有名的“007詹姆斯?邦德系列”。这个时期的好莱坞动作片中,主角永远被设置成一个白人男性,他足智多谋、沉着冷静、身手敏捷、勇往直前、帅气风流并且有着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感与责任感,他代表了西方世界“白人至上”和男权主义,而第三世界和非主流种族以及女性永远都只能成为陪衬。因此,女性在此类动作片中一般都是花瓶,最典型的就是“007詹姆斯?邦德系列”。最早第一部是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其中乌苏拉?安德丝饰演Honey Rider饰演了第一代邦女郎,在电影后半段以当时认为性感尺度的泳装现身,从此奠定了邦德女郎性感花瓶的地位论文格式模板。詹姆斯?邦德是永远的詹姆斯?邦德,而邦女郎却是走马观花地不断变化着,其中包括雪莉?伊顿、霍纳尔?布莱克曼、戴安娜?瑞格、郎伊莎贝拉?斯科露波、苏菲?玛索、哈里?贝瑞,甚至包括中国的杨紫琼。“邦女郎”的变化,既能用固定的詹姆斯?邦德的魅力来满足观众对类型电影的模式需求,也能用不断变化的新鲜女性面孔来满足观众对创新元素的需求。

劳拉?穆尔维曾经分析过好莱坞电影中的三种“窥视”模式,按照她的观点,女性在好莱坞电影中或者被影片中的男性窥视、或者被站在摄影机位置的观众为了满足其“窥淫癖”而窥视、或者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而被窥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好莱坞动作片中,尤其严重。所以,此时期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总是以“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出现,而且性情柔弱,完全符合男性的传统审美观。

当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不管是影视制作者、影视评论者还是观众,都慢慢注意到这种“花瓶式”女星的局限性,开始对动作片中的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渐渐发现,邦女郎开始有头脑、有肌肉了。风情万种兼阴险冷酷的苏菲?玛索出现在银幕上,成为公认的“最成功的邦德女郎”,这从某种意义上给传统的007时代划上了句号。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杨紫琼,这位用枪和肌肉说话的女性出现在007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而这些文学艺术论文,也只是个开始。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明星朝着武打女星的方向奋斗,除了要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如男性一般勇猛的凶狠打斗也成了众多女星的追求。

女星男性化的角色设置意味着女性地位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抹杀了女性性别特征的设置仍然是对真正的女性精神的背离。当吉娜?戴维斯站在海盗船上手执利剑、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狂野的河》中疾速迎击对手、莎朗?斯通一副《你准备死吧》的气势、辛迪?克劳福特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上跳下……我们发现,往昔只对动作男星要求的“无限放大自己的肌肉和力量、永不言累的精力和一板一眼的打斗”,现在同样也适应于这些想要进军动作片的女星身上,她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练得和那些大块头一样,在银幕上要会狠会打,而她们的女性特征却荡然无存。在这些动作片中,女性代替男性成为拯救世界的主导,但遗憾的是,她们走的却是在模仿那些男性英雄同样的道路,在这个以男性规则为最高准则的世界中,女性的“自我”在不断迷失。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影坛兴起一股“暴力”动作片的浪潮,这一美学思潮不仅赋予好莱坞动作片更刺激的视觉效果,更为动作片中的女性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女性暴力动作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研究对象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应该是从90年代初的《末路狂花》说起,在这部女性动作电影的经典中,两个女人以纯粹的暴力方式自我表达,她们结伴抢劫、杀人,一路逃亡,直到最后毅然驱车冲下悬崖,最为对社会最后的抗议,而引发这一连串暴力行为的是男性对她们的强暴,这也成为了女性暴力的一个成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伟大女性就提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蛛网一样轻轻地附在人生之上的生活。”[2]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预言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女性在动作片中终于也可以真正凭借自己的优势来控制男性、战胜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和男性的对抗中,动作片中的女性展示了自己性别的特点和优势:《黑客帝国》系列打造出的崔妮蒂,将多伦多的顶级模特凯丽?安妮?摩斯调教成一位外形冷酷到了极点的女战士文学艺术论文,相对于她的骁勇善战而言,观众更认可的,是她作为女性的柔韧和坚持。《霹雳娇娃》中,男性被摆在了一个需要天使来营救的弱小地位,影片中那位年过四十的堕落天使既能在关键时刻一袭黑衣黑裤、手持双枪从屋顶一跃而下,完成“美女救英雄”的使命;也会在闲暇时开着跑车去海滩冲浪、或是穿着裘皮在家中评品红酒。而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系列中,冷艳性感的好莱坞女星乌玛?瑟曼饰演一个不远千里执行复仇计划的血腥新娘,本片的成功,不仅让乌玛?瑟曼咸鱼翻身,再尝走红滋味,同时也让她成为影迷心目中最冷艳最冷酷的银幕女英雄。然而即使是这位最冷酷的杀手,就在面对自己一直寻找的仇敌比尔的时候,一声女儿的喊叫“妈妈”,让这位冷酷的杀手顷刻扔下了手里的刀,重归了一位温柔的母亲论文格式模板。女性不但是女性,同时,女性还兼有母亲这一伟大的角色,而这一点是最能体现女性自我的身份。所以说,真正的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只是可以替代男人的女人,同时也更应该是女人自己。“成为自己”,越来越成为动作片中女性的追求,她们不但要具有能与男性相对抗的外在,更要坚持的是女性的自我真实。

女性主义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现在的女人主义”的发展,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地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纯粹的血腥与暴力已经不能成其为动作片占领电影市场的制胜法宝,女性的加入无疑是给动作片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在女性动作片中,女性独有的温柔和人性暴戾的矛盾将会是一个不同的亮点,如果能在动作片中很好的将这一矛盾结合起来,让女性既能拥有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超凡能力又能不失女性独有的温柔、体贴、品味生活,这样兴许是动作片中的女性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21世纪的女性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女性解放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自由、独立和幸福感,而不是为了把男性贬为“第二性”,更不是为了给自己戴上一个虽然闪烁着光环却是枷锁的“女权主义”的笼头。同样,在动作片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要追求的并不是要练就与男性一样的发达肌肉和不死的健身文学艺术论文,在充分运用自己智慧的同时,女人还是要做回到女人自己。女人有懂得享受的权利,也有用自己双手去为自己打拼的义务。现代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歧视、更为公正、更富于人性的理想社会,建立起更为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开创一个适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争取建设一个平等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新世界。所以,动作片要继续发展,必须得在结合女性意识的发展前提下,赋予动作片中的女性不一样的性格和魅力,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具有人性。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视听艺术的代表,电影永远不能抹杀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对“视觉享受”的追求,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说,“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在电影中的存在首先就要满足观众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在特别看重视觉刺激的动作片中,女性很难改变自己“被观看”的属性,这就使动作片中的女性主义追求永远成为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

[1]蔡卫,游飞.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美国电影研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2][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还,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文学批评

在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初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无疑是唤起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但是,它为中国当代社会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消化和理解提供了许多经验。中国当代文学向女性精神与心灵的深处拓展,体现强烈的女性价值感与女性主体性更是得益于西方较为成熟的女性文学观念。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形成是带有本土特色、具有阶段性特点、流动变化的过程。

一、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产生

女性主义提倡打破男性话语权,从女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女性主义文学观的产生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密切相连的。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产生,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并迅速在全社会扩展开来。l9世纪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妇女向本阶级男性统治者要求参政、就业、受教育等具体的平等权利,是仅停留于表面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实际上并未触及父权文化自身。少有的女作家的创作还不能受到社会正视,女性文学批评当然没有形成气候。

20世纪60年代以后,女权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广大女性真正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才有了理论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应地出现大量女权主义的论著,为妇女言论提供了阵地。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陛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尤其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肖沃尔特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她主张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撰写的第一部英国女性小说史《她们自己的文学》于1977年问世,她明确提出女性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发掘出大量被父权制文学史湮埋的女作家,对一些有影响的女作家也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正是这些新作品加深了人们对女性生活本质的认识,加速了女陛对父权制的反叛。可以说,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个里程碑。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披露女陛压抑的现实状况;二是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男女两性关系;三是探求妇女生活的特殊性,特别是表现女性作为有独立意识、有个性的社会主体经历。同时,一大批富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标准来阅读与诠释,从而使得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并丰富起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就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逐渐走向成熟,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也日益兴盛,这表明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逐步确立。

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雏形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其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在中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也有许多思想家和作家把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及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引进来。这些引入,促进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得以形成,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热潮,其中斯宾塞的《女权篇》等也开始传入中国,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理论为中国妇女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也带来了“女性的发现”,“启蒙”激发了一些女知识分子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热情。尤其是“娜拉热”以后,一些女性作家很快地从娜拉身上得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印证。从而也催生了带有群体女性意识觉醒的中国第一批女作家。她们主要有陈衡哲、谢冰心、庐隐、萧红、张爱玲等。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挞五四时期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苦闷彷徨的心理,白薇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等女作家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与独特的女性体悟,这些群体创作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最初标志,也在中国文学史上醒目地树起了女性文学的旗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心灵上背负着时代苦闷青年的叛逆形象,丁玲以女性的名义,使女性成为文本中的观察主体、思维主体、话语主体,有力地打破了女性的沉默。表明创作主体已由女性意识的觉醒走向了女性意识的张扬,标示着社会上独立生存着的女性觉醒阶段正在来临。谢冰莹《一个女兵的日记》及《女兵自传》都是张扬女性主义的传纪和纪实文学,也传达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随着“革命”“救亡”时代的到来,大部分女性作家关注民族命运,丰富女性创作的精神内蕴。同时,也将即便是民族战争也无法动摇的女性特别展示于众。萧红的《生死场》,就特别表现了与妇女生活中密切相关的生育、死亡两种苦难的女性经验,宣泄了女性的哀怨。同时沦陷区还有一位从女性视角自觉审视女人与男人的作家张爱玲,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表现了封建制度及传统思想禁锢下女性的畸形婚姻与变态性心理,打开了女性自我反省的新空间,显示了女性对“女人本性”的自觉思考,具备了一种女性少有的自醒的危机意识。综上所述这一女性作家群体的崛起,表明长期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一种集体反抗和对自我生命意蕴的探寻,但还缺少一种自觉的理性认识。同时,五四前后,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理论研究的萌发期。最早的研究著作是1916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记录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是第一部中国女性文学史,首次提出“妇女文学”。有关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评论主要关注冰心、陈衡哲等当时影响较大的个别女作家,虽然篇章较少,批评的内容和写作形式也较为简单,多是收集整理类的研究,但它毕竟在试图拉开20世纪女性文学批评的帷幕。

1927年和1930年还分别出版了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和谭正壁的《中国女性文学史》等古代女性创作研究的著作。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关于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著述不断增多,虽然这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基本立场还是传统的男性视角,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剖析仍处于较为浅显的层面,极少把鲜明的女性视角作为评论的依据,但这些研究都呈现出对女性的关注与同情,对当时和以后的女性文学创作及其评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从建国初期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又经历了一个绝对“政治”时代,广大女性的地位空前提高。但由于受政治环境的种种限制,女性的解放被视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她们的特殊性并没得到足够的重视。此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少有个性的表达,包括男性意识在内的性别意识都湮没在时代建设的主题之中,“女性意识”在创作上表现为一种缺失状态也成为自然而然,因而女性没有主流话语权。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越来越多的表现出“雄性化”和“无性化”的倾向,只有茹志娟的《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及宗璞的《红豆》等少数作品中体现了女性情怀,“人道主义”、“人性”味道很浓,流露出较多的女性意识。当然,此时期的女性文学理论研究几乎也处于停滞状态,女性批评也依然是解放区文学的模式,注重社会历史责任和思想教育,文学批评家也普遍缺乏性别意识和个性视角。

不同的是,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演绎得颇为激烈,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不断地在争取属于自己的领地,这一点上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而中国由于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妇女已经解放了,真正的妇女问题及女作家作品中表现的一些现象和西方女性主义所探讨的问题不可能引起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关注,因此,并没有将此理论译介并推广。

三、建国后多姿多彩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

伴随着人的解放、思想解放的宏大历史背景和西方现论的引入,真正具有当代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思潮在新时期进入中国。这一思潮首先通过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渠道被引人中国,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很快被运用于文学研究实践中,并为新时期逐步显露出女性主义理论的女作家创作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从女性文学的创作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文学的女性主题真正得到了全面的张扬,创作题材和艺术形式不断丰富,女性文学渐渐呈现出多彩的旋律。不同历史阶段女性文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的特征。

其一,从外在环境中寻找对妇女解放的道路。这种创作取向与建国初期特定政治和文化环境相关的“大一统”的观念至今对中国的文学还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女性主义文学观念中所包含的精神与之并不是如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和这种集体的意识完全相背的。女性主义文学观念本身所包含的妇女解放主题在这种集体意识作用下,以探索外在的妇女解放的大环境中体现出来。为许多批评家所诟病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虽然总体上看,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村革命与建设的宏观叙事,没有单独把女性独立的个性作为全部中心。但是,小说中对女性解放主题的张扬,特别是对黑妮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在新天地所获得的新的成长空间的叙说,是对妇女解放所需的外在条件给予的关注,在其精神上的另一主题就是妇女解放。可以说,丁玲在该作品中不但延续了她现代社会以来对女性命运的执着关注,而且,又有所发展,把她的目光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之内,使女性意识的生长获得了现实的条件。这种精神与西方女性解放和女性意识的倡导是一致的。

其二,在婚恋、家庭和情感生活中探索与男性的关系,寻求女性自身价值。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中,爱情和婚姻是其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同样,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创作中,爱情和婚姻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观照女性命运,透视女性的现实处境,仍是恒久不衰的主题之一。最典型的是女作家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无字》,或细腻或沉思或婉转或悲凉,书写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对家庭温暖的渴望,但又常常事与愿违,寻之不得,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深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发掘了婚姻与爱情相分离给女性带来的痛苦,表现出女性命运的坎坷多艰。而其中与之相对的异性常常是富于艺术魅力,却又常常像梦一样让人难以琢磨。在其作品中,女人悲剧与男人密切相关,女人是因为爱,爱而不得带给她的是无穷无尽的伤痛,男人却常常对女人持以虚伪的敷衍,或会为现实功利所诱惑,放弃曾海誓山盟的女人。在她的作品中女人的痴心与男人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不知不觉中,对异性的审视与批判便见诸这类女性作家的笔端。

其三,探索女性精神和灵魂自由。女性主义文学观的重要发展就是从外在向内在的挖掘,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社会和家庭地位的争取,更重要的是内在灵魂的自觉。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对女性内在灵魂的写照日益增多,使女性的解放与自由走向深入。早在80年代,一些作家就把女性价值与生存意义问题提了出来,如谌容《人到中年》以强烈的女性视角,表现了对女性生存困境和情感困境的思考及对女性两难处境的抗争,回到对女性自身价值的探求上。到了1990年代以来,对女性灵魂的探索更加深入起来。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把一个女性放到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但是,却不是通常的来简单地叙写女人的婚姻与爱情,而是把女性的心灵如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聪明、漂亮的女主人公在从民国到新中国的曲折历程中,个性独特的她虽然经历了一系列个人与国家的变故,但是她所向往的某种心灵上的东西却并没有改变,这就是即便一个男人为她去死,她仍旧不会爱上他的原因。与之相类,铁凝的《大浴女》是在现代社会的喧哗中来表现一个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心灵困惑。作为一个白领女性,尹小跳具备了许多人羡慕的一切,从外表到身份地位,可是,她偏偏没有精神上的家园,她在不安中寻找着个人的幸福,可是寻到的依然是无可言说的悲哀。而其另篇小说《永远有多远》似乎在推翻人们所建立的关于中国理想女性的形象,忍辱负重在这里不再是一个使女人获得社会和异性认可的美好品质,传统上的女性的价值在这里受到了挑战,正如白大省拼命想改变自己个性时所发出的呼喊:永远有多远?

其四,在艺术形式方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结合本土实际,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这种艺术上的创新,不仅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也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实践显得多姿多彩。如在叙事模式上出现了“欲望叙事”。也就是使主体的欲望成为一以贯之的线索,从而使作品显得更具主体色彩,作为主动的积极的人的观念成为贯穿始终的纽带和桥梁。如林白那些带有自传意味的小说中,常常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自己的私人生活别具一番挑战的色彩,而且第一人称叙述等于在直截了当地宣称作为女性的自我执掌自己话语权的欲望;在风格表达上,呈现极强的“女人腔”。在西方女陛主义文学观念之下,女人讲述女人自己的故事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为了与男人话语权相抗衡,中国当代女作家有意识地避免与男性话语相雷同,或者使个人更加中性化,她们有意地营造女性的氛围,以女性的词汇和节奏来书写女人世界,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女人腔”,陈染的小说是这类小说的突出代表,如她在《与往事干杯》中对语言的运用,经常是回忆的片断代替了叙述的连贯性,把现实与梦结合在一起,显示了鲜明的女性特色;以徐小斌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则创造性地写出了现代女性的寓言,它不仅有意义上的贡献,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有所创造,她的《太阳氏族》《双鱼星座》等作品,都是通过“我”来拓展个人化的空间,把虚与实推到极至。

可见,女性文学的创作在不断转变的社会环境下,以其蓬勃的创作态势呈现出多元化的社会关注意识。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关心,又表现出对女性自身生存意义的内在探究,有走形女性主义写作的新趋势,也为批评家提供崭新的话语空间。

四、本土化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

新时期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译介和作家作品的双向引进初期,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但对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理论的引进为批评提供一种话语的可能性,而现实的批评实践,才能使这种话语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起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同时,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无论从批评的方式方法还是批评的立场与视角上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得以深入和提升。

首先,为被历史湮没和歪曲的女作家正名。受英美女性主义文学观及文学批评的影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追溯女性文学传统,批评者们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时候,很自然地开始关照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文学史所忽略的女作家和那些曾由于历史的原因被打入冷宫遭遇非难的作品。拭去历史的尘埃,还女陛文学的本来面目。凌叔华、张爱玲、苏青、谢冰莹等一大批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重新被发现,像丁玲、萧红等一些此前因为思想或政治的原因曾经饱受非议的作品,批评家们又开始以女性主义的文学观念重新解读,挖掘其久远的艺术内涵。在中国文学批评家的推动下,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还出现了“张爱玲热”的现象。

其次,采用西方“女性主义阅读”和“女性中心批评”的方式作为批评的核心。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样把女性意识作为对作家、作品分析,或对整个女性文学史进行宏观论述的中心。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有意地对主导意识形态进行反思、质疑和批判。他们表现出了对个体和自我,对被压抑的“无意识”的赞美,以及个体与主流之对抗的肯定。与“五四”时期,把女性问题作为反封建的工具一样,在当代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了反传统、反主流的武器。认为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对历史的整体解释。大多的批评家都认为,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对人类方式生存的颠覆和重构。如中国最早开始女性主义批评、最具影响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戴锦华与孟悦,在她们关于中国现代时期女作家研究的著作《浮出历史的地表》就以鲜明的西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和立场,对所有作家的考量都是围绕着女性、女性体验、女性立场与主导话语的关系这个中心展开的。

再次,建设、完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在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进行吸收的过程中,一方面努力与西方的批评保持同步,一方面结合我国的国情努力建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

界定的“女性文学”概念,从张抗抗1985年在西柏林国际女作家会议上提出“两个世界”的说法开始在当时就引起不少争议。这种争论持续很久。批评家朱虹1989年在《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中对妇女文学的看法基本上是后来评论者能够接受的对女性文学的界定:妇女文学包括了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品和广义的表现妇女意识的作品,成为一个独立范畴,当然是以性别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为前提的;而性别在文学中的影响与作用,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又是以男性和女性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为前提的。

与女性文学界定相伴生的是对女性文学研究的界定。否则批评界就失去了学术的立足点。有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就研究的范畴和对象提出自己的见解。刘思谦的观念颇具代表性——女性文学就是女性文学,是她们对自我生存的体验与感悟,是她们的心灵之声和心路纪程。女性文学研究首先是对这些发自她们血肉之躯的体验和声音的认真阅读和细心倾听……如果说女性文学研究有它的价值目标的话,那便是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便是社会压抑的解除和人的彻底解放这一十分遥远的价值目标。在这里,刘思谦辩证地看到了以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上的偏差,对其任务进行了明确,并且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出了基本的价值取向。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文学批评

在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初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无疑是唤起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但是,它为中国当代社会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消化和理解提供了许多经验。中国当代文学向女性精神与心灵的深处拓展,体现强烈的女性价值感与女性主体性更是得益于西方较为成熟的女性文学观念。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形成是带有本土特色、具有阶段性特点、流动变化的过程。

一、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产生

女性主义提倡打破男性话语权,从女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女性主义文学观的产生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密切相连的。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产生,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并迅速在全社会扩展开来。l9世纪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妇女向本阶级男性统治者要求参政、就业、受教育等具体的平等权利,是仅停留于表面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实际上并未触及父权文化自身。少有的女作家的创作还不能受到社会正视,女性文学批评当然没有形成气候。

20世纪60年代以后,女权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广大女性真正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才有了理论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应地出现大量女权主义的论著,为妇女言论提供了阵地。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陛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尤其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肖沃尔特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她主张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撰写的第一部英国女性小说史《她们自己的文学》于1977年问世,她明确提出女性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发掘出大量被父权制文学史湮埋的女作家,对一些有影响的女作家也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正是这些新作品加深了人们对女性生活本质的认识,加速了女陛对父权制的反叛。可以说,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个里程碑。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披露女陛压抑的现实状况;二是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男女两性关系;三是探求妇女生活的特殊性,特别是表现女性作为有独立意识、有个性的社会主体经历。同时,一大批富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标准来阅读与诠释,从而使得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并丰富起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就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逐渐走向成熟,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也日益兴盛,这表明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逐步确立。

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雏形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其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在中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也有许多思想家和作家把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及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引进来。这些引入,促进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得以形成,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热潮,其中斯宾塞的《女权篇》等也开始传入中国,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理论为中国妇女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也带来了“女性的发现”,“启蒙”激发了一些女知识分子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热情。尤其是“娜拉热”以后,一些女性作家很快地从娜拉身上得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印证。从而也催生了带有群体女性意识觉醒的中国第一批女作家。她们主要有陈衡哲、谢冰心、庐隐、萧红、张爱玲等。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挞五四时期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苦闷彷徨的心理,白薇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等女作家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与独特的女性体悟,这些群体创作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最初标志,也在中国文学史上醒目地树起了女性文学的旗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心灵上背负着时代苦闷青年的叛逆形象,丁玲以女性的名义,使女性成为文本中的观察主体、思维主体、话语主体,有力地打破了女性的沉默。表明创作主体已由女性意识的觉醒走向了女性意识的张扬,标示着社会上独立生存着的女性觉醒阶段正在来临。谢冰莹《一个女兵的日记》及《女兵自传》都是张扬女性主义的传纪和纪实文学,也传达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随着“革命”“救亡”时代的到来,大部分女性作家关注民族命运,丰富女性创作的精神内蕴。同时,也将即便是民族战争也无法动摇的女性特别展示于众。萧红的《生死场》,就特别表现了与妇女生活中密切相关的生育、死亡两种苦难的女性经验,宣泄了女性的哀怨。同时沦陷区还有一位从女性视角自觉审视女人与男人的作家张爱玲,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表现了封建制度及传统思想禁锢下女性的畸形婚姻与变态性心理,打开了女性自我反省的新空间,显示了女性对“女人本性”的自觉思考,具备了一种女性少有的自醒的危机意识。综上所述这一女性作家群体的崛起,表明长期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一种集体反抗和对自我生命意蕴的探寻,但还缺少一种自觉的理性认识。同时,五四前后,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理论研究的萌发期。最早的研究著作是1916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记录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是第一部中国女性文学史,首次提出“妇女文学”。有关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评论主要关注冰心、陈衡哲等当时影响较大的个别女作家,虽然篇章较少,批评的内容和写作形式也较为简单,多是收集整理类的研究,但它毕竟在试图拉开20世纪女性文学批评的帷幕。

1927年和1930年还分别出版了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和谭正壁的《中国女性文学史》等古代女性创作研究的著作。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关于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著述不断增多,虽然这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基本立场还是传统的男性视角,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剖析仍处于较为浅显的层面,极少把鲜明的女性视角作为评论的依据,但这些研究都呈现出对女性的关注与同情,对当时和以后的女性文学创作及其评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从建国初期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又经历了一个绝对“政治”时代,广大女性的地位空前提高。但由于受政治环境的种种限制,女性的解放被视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她们的特殊性并没得到足够的重视。此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少有个性的表达,包括男性意识在内的性别意识都湮没在时代建设的主题之中,“女性意识”在创作上表现为一种缺失状态也成为自然而然,因而女性没有主流话语权。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越来越多的表现出“雄性化”和“无性化”的倾向,只有茹志娟的《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及宗璞的《红豆》等少数作品中体现了女性情怀,“人道主义”、“人性”味道很浓,流露出较多的女性意识。当然,此时期的女性文学理论研究几乎也处于停滞状态,女性批评也依然是解放区文学的模式,注重社会历史责任和思想教育,文学批评家也普遍缺乏性别意识和个性视角。

不同的是,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演绎得颇为激烈,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不断地在争取属于自己的领地,这一点上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而中国由于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妇女已经解放了,真正的妇女问题及女作家作品中表现的一些现象和西方女性主义所探讨的问题不可能引起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关注,因此,并没有将此理论译介并推广。

三、建国后多姿多彩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

伴随着人的解放、思想解放的宏大历史背景和西方现论的引入,真正具有当代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思潮在新时期进入中国。这一思潮首先通过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渠道被引人中国,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很快被运用于文学研究实践中,并为新时期逐步显露出女性主义理论的女作家创作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从女性文学的创作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文学的女性主题真正得到了全面的张扬,创作题材和艺术形式不断丰富,女性文学渐渐呈现出多彩的旋律。不同历史阶段女性文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的特征。

其一,从外在环境中寻找对妇女解放的道路。这种创作取向与建国初期特定政治和文化环境相关的“大一统”的观念至今对中国的文学还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女性主义文学观念中所包含的精神与之并不是如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和这种集体的意识完全相背的。女性主义文学观念本身所包含的妇女解放主题在这种集体意识作用下,以探索外在的妇女解放的大环境中体现出来。为许多批评家所诟病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虽然总体上看,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村革命与建设的宏观叙事,没有单独把女性独立的个性作为全部中心。但是,小说中对女性解放主题的张扬,特别是对黑妮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在新天地所获得的新的成长空间的叙说,是对妇女解放所需的外在条件给予的关注,在其精神上的另一主题就是妇女解放。可以说,丁玲在该作品中不但延续了她现代社会以来对女性命运的执着关注,而且,又有所发展,把她的目光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之内,使女性意识的生长获得了现实的条件。这种精神与西方女性解放和女性意识的倡导是一致的。

其二,在婚恋、家庭和情感生活中探索与男性的关系,寻求女性自身价值。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中,爱情和婚姻是其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同样,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创作中,爱情和婚姻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观照女性命运,透视女性的现实处境,仍是恒久不衰的主题之一。最典型的是女作家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无字》,或细腻或沉思或婉转或悲凉,书写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对家庭温暖的渴望,但又常常事与愿违,寻之不得,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深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发掘了婚姻与爱情相分离给女性带来的痛苦,表现出女性命运的坎坷多艰。而其中与之相对的异性常常是富于艺术魅力,却又常常像梦一样让人难以琢磨。在其作品中,女人悲剧与男人密切相关,女人是因为爱,爱而不得带给她的是无穷无尽的伤痛,男人却常常对女人持以虚伪的敷衍,或会为现实功利所诱惑,放弃曾海誓山盟的女人。在她的作品中女人的痴心与男人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不知不觉中,对异性的审视与批判便见诸这类女性作家的笔端。

其三,探索女性精神和灵魂自由。女性主义文学观的重要发展就是从外在向内在的挖掘,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社会和家庭地位的争取,更重要的是内在灵魂的自觉。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对女性内在灵魂的写照日益增多,使女性的解放与自由走向深入。早在80年代,一些作家就把女性价值与生存意义问题提了出来,如谌容《人到中年》以强烈的女性视角,表现了对女性生存困境和情感困境的思考及对女性两难处境的抗争,回到对女性自身价值的探求上。到了1990年代以来,对女性灵魂的探索更加深入起来。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把一个女性放到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但是,却不是通常的来简单地叙写女人的婚姻与爱情,而是把女性的心灵如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聪明、漂亮的女主人公在从民国到新中国的曲折历程中,个性独特的她虽然经历了一系列个人与国家的变故,但是她所向往的某种心灵上的东西却并没有改变,这就是即便一个男人为她去死,她仍旧不会爱上他的原因。与之相类,铁凝的《大浴女》是在现代社会的喧哗中来表现一个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心灵困惑。作为一个白领女性,尹小跳具备了许多人羡慕的一切,从外表到身份地位,可是,她偏偏没有精神上的家园,她在不安中寻找着个人的幸福,可是寻到的依然是无可言说的悲哀。而其另篇小说《永远有多远》似乎在人们所建立的关于中国理想女性的形象,忍辱负重在这里不再是一个使女人获得社会和异性认可的美好品质,传统上的女性的价值在这里受到了挑战,正如白大省拼命想改变自己个性时所发出的呼喊:永远有多远?

其四,在艺术形式方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结合本土实际,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这种艺术上的创新,不仅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也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实践显得多姿多彩。如在叙事模式上出现了“欲望叙事”。也就是使主体的欲望成为一以贯之的线索,从而使作品显得更具主体色彩,作为主动的积极的人的观念成为贯穿始终的纽带和桥梁。如林白那些带有自传意味的小说中,常常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自己的私人生活别具一番挑战的色彩,而且第一人称叙述等于在直截了当地宣称作为女性的自我执掌自己话语权的欲望;在风格表达上,呈现极强的“女人腔”。在西方女陛主义文学观念之下,女人讲述女人自己的故事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为了与男人话语权相抗衡,中国当代女作家有意识地避免与男性话语相雷同,或者使个人更加中性化,她们有意地营造女性的氛围,以女性的词汇和节奏来书写女人世界,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女人腔”,陈染的小说是这类小说的突出代表,如她在《与往事干杯》中对语言的运用,经常是回忆的片断代替了叙述的连贯性,把现实与梦结合在一起,显示了鲜明的女性特色;以徐小斌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则创造性地写出了现代女性的寓言,它不仅有意义上的贡献,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有所创造,她的《太阳氏族》《双鱼星座》等作品,都是通过“我”来拓展个人化的空间,把虚与实推到极至。

可见,女性文学的创作在不断转变的社会环境下,以其蓬勃的创作态势呈现出多元化的社会关注意识。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关心,又表现出对女性自身生存意义的内在探究,有走形女性主义写作的新趋势,也为批评家提供崭新的话语空间。

四、本土化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

新时期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译介和作家作品的双向引进初期,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但对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理论的引进为批评提供一种话语的可能性,而现实的批评实践,才能使这种话语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起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同时,对中国的文学批评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无论从批评的方式方法还是批评的立场与视角上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得以深入和提升。

首先,为被历史湮没和歪曲的女作家正名。受英美女性主义文学观及文学批评的影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追溯女性文学传统,批评者们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时候,很自然地开始关照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文学史所忽略的女作家和那些曾由于历史的原因被打入冷宫遭遇非难的作品。拭去历史的尘埃,还女陛文学的本来面目。凌叔华、张爱玲、苏青、谢冰莹等一大批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重新被发现,像丁玲、萧红等一些此前因为思想或政治的原因曾经饱受非议的作品,批评家们又开始以女性主义的文学观念重新解读,挖掘其久远的艺术内涵。在中国文学批评家的推动下,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还出现了“张爱玲热”的现象。

其次,采用西方“女性主义阅读”和“女性中心批评”的方式作为批评的核心。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样把女性意识作为对作家、作品分析,或对整个女性文学史进行宏观论述的中心。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有意地对主导意识形态进行反思、质疑和批判。他们表现出了对个体和自我,对被压抑的“无意识”的赞美,以及个体与主流之对抗的肯定。与“五四”时期,把女性问题作为反封建的工具一样,在当代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了反传统、反主流的武器。认为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对历史的整体解释。大多的批评家都认为,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对人类方式生存的颠覆和重构。如中国最早开始女性主义批评、最具影响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戴锦华与孟悦,在她们关于中国现代时期女作家研究的著作《浮出历史的地表》就以鲜明的西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和立场,对所有作家的考量都是围绕着女性、女性体验、女性立场与主导话语的关系这个中心展开的。

再次,建设、完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在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进行吸收的过程中,一方面努力与西方的批评保持同步,一方面结合我国的国情努力建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

界定的“女性文学”概念,从张抗抗1985年在西柏林国际女作家会议上提出“两个世界”的说法开始在当时就引起不少争议。这种争论持续很久。批评家朱虹1989年在《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中对妇女文学的看法基本上是后来评论者能够接受的对女性文学的界定:妇女文学包括了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品和广义的表现妇女意识的作品,成为一个独立范畴,当然是以性别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为前提的;而性别在文学中的影响与作用,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又是以男性和女性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为前提的。

与女性文学界定相伴生的是对女性文学研究的界定。否则批评界就失去了学术的立足点。有许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就研究的范畴和对象提出自己的见解。刘思谦的观念颇具代表性——女性文学就是女性文学,是她们对自我生存的体验与感悟,是她们的心灵之声和心路纪程。女性文学研究首先是对这些发自她们血肉之躯的体验和声音的认真阅读和细心倾听……如果说女性文学研究有它的价值目标的话,那便是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便是社会压抑的解除和人的彻底解放这一十分遥远的价值目标。在这里,刘思谦辩证地看到了以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上的偏差,对其任务进行了明确,并且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出了基本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