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在日益开放、开明的社会环境下，凭借女性特有的情感以及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变革。她们以。创作自由为利刃，在传统的文学中开辟出一片独特的女性空间、在取得中国文坛上的一席之地的同时，也因频频触及传统社会道德的底线而备受社会的批评和争议。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只是一个经常被关注、审视和描述的对象，女性的主体意识几乎被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所淹役。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女性终于转换了角色，开始在文学的舞台上肆意舞蹈。她们用极其自由的方式在作品中表达和展示自己。无论是其表现形式，还是其内在意蕴，都是空前的自由和无拘。这种自由的创作为女性文学找到了突飞猛进的释放空间，并在文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陈染、林白等一批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作家从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就处在文学、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论战中，遭受着被非议的命运。她们空前的自由和貌似被丢弃的社会道德成为非议的焦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学环境里，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突起本身就是一种时代变革的象征。她们的创作让读者感受到了深入心灵的文学体验，但她们的创作自由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颠覆，消解了一些人心中社会道德的神圣地位，也导致她们自身在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面前难以两全的悖反境地。

创作自由: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和灵魂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开明，女性作家开始主动出击，在男性创作空间之外的精神领域中，寻找更大限度的自由范畴。她们对精神空间探求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她们的创作在文坛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被称作“新三巫”的陈染、林白、海男，以及同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徐坤、虹影等作家，她们用鲜明的文学立场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意识和观念，用一种完全主体的姿态站到了文学的立场上述说感情、经历、观点，甚至性爱。在这里，创作自由成为了她们创作的精神与灵魂。可以说，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她们的地位，没有了她们目前在文坛上拥有的一切。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女性作为平等主体—人本质的根本自由。创作自由使女性作家真实的心声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她们在写作中寻找到了自由的快乐和满足。林白表述她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观点是:“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林白将“个人化写作”诊释为“解放”，也就是“自由”。自由在她们笔下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名词，女性“个人化写作”依赖于这样的意义取得了它本身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日益冲击着文坛及文学人的观念、审美和评判。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也表现为表达方式的自由。仅从文字上看，这批女性作家书写的文字脱离了传统男性书写的厚重和深沉，以一种轻盈、飘逸、灵动的面貌在文坛登陆。看陈染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于她极度的想象力和挖掘力。其作品的题目就足以让人感叹，《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的九月》……这需要怎样纵深的遐想和冥思。王蒙曾评价陈染的作品:“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与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卿，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坦诚得让你心跳，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而且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陈染放纵、自由的文字。林白等人尽管有其不同的常用语言、词汇，但她们的文字都是一种自语式的自由，显现着女性的丰富世界;她们的视角是千变万化的，从内心到内心的另一面，从女性到男性，不受拘束;她们的方式是随兴的，哪怕是缺乏逻辑到只有美丽文字的流淌。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还表现在对创作空间的拓宽上。她们把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张到男性作家不能触及的女性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把人与人之间、人自身隐性的任何感情都表现得极度唯美。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把女人内心的迷狂用跳跃的、支离破碎的文字进行深刻的描绘，竭力刻画了女人的独特的体验和精神的呼唤，显示出一种孤芳自赏式的挣脱。由于是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和把握，在自己的笔下转化成文字自然也就游刃有余。在描写男女情感时也表现出女性的视角，突出女性的生存与体验，突出她们对自由的向往与态度。女性作家们就是用这样一种“让世界看我”的开放式书写来展现自由。她们的敏感足以让她们感受到女性精神世界里最细微的波动，使得女性的精神和灵魂在她们的文字间游走.并将之毫不掩饰地摆在世人面前。

社会道德: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

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之所以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张扬的自由旗帜，背叛了社会道德的要求。我们认为，文学自由不是道德的终结，而是在新的时代进程中体现社会道德的一种全新形式，是一种促进文学繁荣的表达方式，社会道德则是隐含在这种方式中的理性意义。它作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是女性文学可以经受历史检验，并使之得以长存的内核。

从创作风格上看，这些女作家们的作品在貌似“标新立异”、大树自由旗帜的表层，涌动着深层的社会道德取向和自我的道德判断。以陈染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创作被誉为“个人化写作”，所谓的“个人化”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个人化。其中个人化的体验几乎可以从所有女性身上找到相同或相似的经验。陈染对于她的“个人化”有一种自觉:“她是‘她’，即她是‘全体’。她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她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她们关注自我，关注个人的出发点正是关注变化着的社会，关注以往被遗忘在孤独一角的女性生活。个人只是她们用来借述的一个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和符号所隐含的信息来传达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生命意识。她们用女性的方式宜扬社会道德在时代变革中的演化和表现形式，其作品也因此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来看，陈染她们的作品也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在以道德为隐性尺度的前提下，陈染她们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心灵的颤动，张扬了女性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陈染在她的《无处告别》中描写了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黛二小姐，一个神经质又让人怜的女子。其中也写了黛二小姐和不同男人之间的关系，但绝不是简单的性爱关系，而是无处不在地显现着黛二小姐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在“现代文明”中的无奈和思索。“她探信女人是用情绪思索，男人是用屁股思索。在描写刻画当中，处处体现出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优越感，同时又流露出“无处告别”的无可奈何。这不仅是黛二小姐的感觉，也是很多女性共同的感觉。小说的几个部分:“黛二小姐与朋友”、“黛二小姐与现代文明”、“黛二小姐与世界”也处处突出黛二小姐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中的体验和她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遍生命意识。“现代文明留不住她，移民留不住她，约翰·琼斯那充满激情的身体留不住她。她就是要表现这样一种女人独有的孤独和虚弱感。陈染的创作方式是新颖的、自由的，描写的对象是个性、个体的，出发点却着眼于整个外部世界。从个体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女性曾有过的、正在感受的或即将产生的心灵轨迹。她描写人物貌似偏离道德的行为，目的却在于揭示关于女性生存的种种问题。

一种新的视角:多样性文学观下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在由白烨主编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中，“小说《沙家派》事件”、“木子美现象”成为了该报告中的“焦点事件和热点论争”。那么，在小说《沙家洪》中对传统经典意义进行消解、木子美在网上公开性爱日记都引起轩然大波的背后，则是人们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之间关系处理的又一次论争。由之引出的“什么样的文学是优秀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观是符合社会、时代观念的文学观?”等问题又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文学作为一种多样性的存在，其意义不是一个模式就可以展现的。文学所背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不是由文学是否自由、是否开放的表现方式来判定的，他们与文学的表现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只是理解层面上的相互偏离或冲突。我们欢迎对社会责任、社会道德高度弘扬的作品，也容纳对个人内心情感的自由表达。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现出了多样的繁荣，才能代表我们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刻;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示出足够的雍容与大度，才能展示我们对生活的自信和骄傲。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在日益开放、开明的社会环境下，凭借女性特有的情感以及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变革。她们以。创作自由为利刃，在传统的文学中开辟出一片独特的女性空间、在取得中国文坛上的一席之地的同时，也因频频触及传统社会道德的底线而备受社会的批评和争议。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只是一个经常被关注、审视和描述的对象，女性的主体意识几乎被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所淹役。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女性终于转换了角色，开始在文学的舞台上肆意舞蹈。她们用极其自由的方式在作品中表达和展示自己。无论是其表现形式，还是其内在意蕴，都是空前的自由和无拘。这种自由的创作为女性文学找到了突飞猛进的释放空间，并在文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陈染、林白等一批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作家从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就处在文学、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论战中，遭受着被非议的命运。她们空前的自由和貌似被丢弃的社会道德成为非议的焦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学环境里，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突起本身就是一种时代变革的象征。她们的创作让读者感受到了深入心灵的文学体验，但她们的创作自由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颠覆，消解了一些人心中社会道德的神圣地位，也导致她们自身在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面前难以两全的悖反境地。

创作自由: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和灵魂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开明，女性作家开始主动出击，在男性创作空间之外的精神领域中，寻找更大限度的自由范畴。她们对精神空间探求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她们的创作在文坛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被称作“新三巫”的陈染、林白、海男，以及同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徐坤、虹影等作家，她们用鲜明的文学立场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意识和观念，用一种完全主体的姿态站到了文学的立场上述说感情、经历、观点，甚至性爱。在这里，创作自由成为了她们创作的精神与灵魂。可以说，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她们的地位，没有了她们目前在文坛上拥有的一切。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女性作为平等主体—人本质的根本自由。创作自由使女性作家真实的心声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她们在写作中寻找到了自由的快乐和满足。林白表述她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观点是:“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林白将“个人化写作”诊释为“解放”，也就是“自由”。自由在她们笔下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名词，女性“个人化写作”依赖于这样的意义取得了它本身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日益冲击着文坛及文学人的观念、审美和评判。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也表现为表达方式的自由。仅从文字上看，这批女性作家书写的文字脱离了传统男性书写的厚重和深沉，以一种轻盈、飘逸、灵动的面貌在文坛登陆。看陈染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于她极度的想象力和挖掘力。其作品的题目就足以让人感叹，《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的九月》……这需要怎样纵深的遐想和冥思。王蒙曾评价陈染的作品:“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与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卿，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坦诚得让你心跳，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而且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陈染放纵、自由的文字。林白等人尽管有其不同的常用语言、词汇，但她们的文字都是一种自语式的自由，显现着女性的丰富世界;她们的视角是千变万化的，从内心到内心的另一面，从女性到男性，不受拘束;她们的方式是随兴的，哪怕是缺乏逻辑到只有美丽文字的流淌。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还表现在对创作空间的拓宽上。她们把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张到男性作家不能触及的女性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把人与人之间、人自身隐性的任何感情都表现得极度唯美。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把女人内心的迷狂用跳跃的、支离破碎的文字进行深刻的描绘，竭力刻画了女人的独特的体验和精神的呼唤，显示出一种孤芳自赏式的挣脱。由于是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和把握，在自己的笔下转化成文字自然也就游刃有余。在描写男女情感时也表现出女性的视角，突出女性的生存与体验，突出她们对自由的向往与态度。女性作家们就是用这样一种“让世界看我”的开放式书写来展现自由。她们的敏感足以让她们感受到女性精神世界里最细微的波动，使得女性的精神和灵魂在她们的文字间游走.并将之毫不掩饰地摆在世人面前。

社会道德: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

    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之所以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张扬的自由旗帜，背叛了社会道德的要求。我们认为，文学自由不是道德的终结，而是在新的时代进程中体现社会道德的一种全新形式，是一种促进文学繁荣的表达方式，社会道德则是隐含在这种方式中的理性意义。它作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是女性文学可以经受历史检验，并使之得以长存的内核。

    从创作风格上看，这些女作家们的作品在貌似“标新立异”、大树自由旗帜的表层，涌动着深层的社会道德取向和自我的道德判断。以陈染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创作被誉为“个人化写作”，所谓的“个人化”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个人化。其中个人化的体验几乎可以从所有女性身上找到相同或相似的经验。陈染对于她的“个人化”有一种自觉:“她是‘她’，即她是‘全体’。她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她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她们关注自我，关注个人的出发点正是关注变化着的社会，关注以往被遗忘在孤独一角的女性生活。个人只是她们用来借述的一个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和符号所隐含的信息来传达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生命意识。她们用女性的方式宜扬社会道德在时代变革中的演化和表现形式，其作品也因此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来看，陈染她们的作品也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在以道德为隐性尺度的前提下，陈染她们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心灵的颤动，张扬了女性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陈染在她的《无处告别》中描写了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黛二小姐，一个神经质又让人怜的女子。其中也写了黛二小姐和不同男人之间的关系，但绝不是简单的性爱关系，而是无处不在地显现着黛二小姐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在“现代文明”中的无奈和思索。“她探信女人是用情绪思索，男人是用屁股思索。在描写刻画当中，处处体现出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优越感，同时又流露出“无处告别”的无可奈何。这不仅是黛二小姐的感觉，也是很多女性共同的感觉。小说的几个部分:“黛二小姐与朋友”、“黛二小姐与现代文明”、“黛二小姐与世界”也处处突出黛二小姐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中的体验和她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遍生命意识。“现代文明留不住她，移民留不住她，约翰·琼斯那充满激情的身体留不住她。她就是要表现这样一种女人独有的孤独和虚弱感。陈染的创作方式是新颖的、自由的，描写的对象是个性、个体的，出发点却着眼于整个外部世界。从个体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女性曾有过的、正在感受的或即将产生的心灵轨迹。她描写人物貌似偏离道德的行为，目的却在于揭示关于女性生存的种种问题。

    一种新的视角:多样性文学观下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在由白烨主编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中，“小说《沙家派》事件”、“木子美现象”成为了该报告中的“焦点事件和热点论争”。那么，在小说《沙家洪》中对传统经典意义进行消解、木子美在网上公开性爱日记都引起轩然大波的背后，则是人们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之间关系处理的又一次论争。由之引出的“什么样的文学是优秀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观是符合社会、时代观念的文学观?”等问题又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文学作为一种多样性的存在，其意义不是一个模式就可以展现的。文学所背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不是由文学是否自由、是否开放的表现方式来判定的，他们与文学的表现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只是理解层面上的相互偏离或冲突。我们欢迎对社会责任、社会道德高度弘扬的作品，也容纳对个人内心情感的自由表达。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现出了多样的繁荣，才能代表我们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刻;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示出足够的雍容与大度，才能展示我们对生活的自信和骄傲。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在日益开放、开明的社会环境下，凭借女性特有的情感以及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变革。她们以。创作自由为利刃，在传统的文学中开辟出一片独特的女性空间、在取得中国文坛上的一席之地的同时，也因频频触及传统社会道德的底线而备受社会的批评和争议。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只是一个经常被关注、审视和描述的对象，女性的主体意识几乎被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所淹役。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女性终于转换了角色，开始在文学的舞台上肆意舞蹈。她们用极其自由的方式在作品中表达和展示自己。无论是其表现形式，还是其内在意蕴，都是空前的自由和无拘。这种自由的创作为女性文学找到了突飞猛进的释放空间，并在文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陈染、林白等一批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作家从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就处在文学、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论战中，遭受着被非议的命运。她们空前的自由和貌似被丢弃的社会道德成为非议的焦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学环境里，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突起本身就是一种时代变革的象征。她们的创作让读者感受到了深入心灵的文学体验，但她们的创作自由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颠覆，消解了一些人心中社会道德的神圣地位，也导致她们自身在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面前难以两全的悖反境地。

创作自由: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和灵魂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开明，女性作家开始主动出击，在男性创作空间之外的精神领域中，寻找更大限度的自由范畴。她们对精神空间探求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她们的创作在文坛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被称作“新三巫”的陈染、林白、海男，以及同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徐坤、虹影等作家，她们用鲜明的文学立场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意识和观念，用一种完全主体的姿态站到了文学的立场上述说感情、经历、观点，甚至性爱。在这里，创作自由成为了她们创作的精神与灵魂。可以说，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她们的地位，没有了她们目前在文坛上拥有的一切。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女性作为平等主体—人本质的根本自由。创作自由使女性作家真实的心声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她们在写作中寻找到了自由的快乐和满足。林白表述她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观点是:“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林白将“个人化写作”诊释为“解放”，也就是“自由”。自由在她们笔下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名词，女性“个人化写作”依赖于这样的意义取得了它本身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日益冲击着文坛及文学人的观念、审美和评判。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也表现为表达方式的自由。仅从文字上看，这批女性作家书写的文字脱离了传统男性书写的厚重和深沉，以一种轻盈、飘逸、灵动的面貌在文坛登陆。看陈染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于她极度的想象力和挖掘力。其作品的题目就足以让人感叹，《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的九月》……这需要怎样纵深的遐想和冥思。王蒙曾评价陈染的作品:“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与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卿，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坦诚得让你心跳，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而且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陈染放纵、自由的文字。林白等人尽管有其不同的常用语言、词汇，但她们的文字都是一种自语式的自由，显现着女性的丰富世界;她们的视角是千变万化的，从内心到内心的另一面，从女性到男性，不受拘束;她们的方式是随兴的，哪怕是缺乏逻辑到只有美丽文字的流淌。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还表现在对创作空间的拓宽上。她们把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张到男性作家不能触及的女性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把人与人之间、人自身隐性的任何感情都表现得极度唯美。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把女人内心的迷狂用跳跃的、支离破碎的文字进行深刻的描绘，竭力刻画了女人的独特的体验和精神的呼唤，显示出一种孤芳自赏式的挣脱。由于是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和把握，在自己的笔下转化成文字自然也就游刃有余。在描写男女情感时也表现出女性的视角，突出女性的生存与体验，突出她们对自由的向往与态度。女性作家们就是用这样一种“让世界看我”的开放式书写来展现自由。她们的敏感足以让她们感受到女性精神世界里最细微的波动，使得女性的精神和灵魂在她们的文字间游走.并将之毫不掩饰地摆在世人面前。

社会道德: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

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之所以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张扬的自由旗帜，背叛了社会道德的要求。我们认为，文学自由不是道德的终结，而是在新的时代进程中体现社会道德的一种全新形式，是一种促进文学繁荣的表达方式，社会道德则是隐含在这种方式中的理性意义。它作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是女性文学可以经受历史检验，并使之得以长存的内核。

从创作风格上看，这些女作家们的作品在貌似“标新立异”、大树自由旗帜的表层，涌动着深层的社会道德取向和自我的道德判断。以陈染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创作被誉为“个人化写作”，所谓的“个人化”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个人化。其中个人化的体验几乎可以从所有女性身上找到相同或相似的经验。陈染对于她的“个人化”有一种自觉:“她是‘她’，即她是‘全体’。她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她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她们关注自我，关注个人的出发点正是关注变化着的社会，关注以往被遗忘在孤独一角的女性生活。个人只是她们用来借述的一个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和符号所隐含的信息来传达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生命意识。她们用女性的方式宜扬社会道德在时代变革中的演化和表现形式，其作品也因此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来看， 陈染她们的作品也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在以道德为隐性尺度的前提下，陈染她们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心灵的颤动，张扬了女性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陈染在她的《无处告别》中描写了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黛二小姐，一个神经质又让人怜的女子。其中也写了黛二小姐和不同男人之间的关系，但绝不是简单的性爱关系，而是无处不在地显现着黛二小姐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在“现代文明”中的无奈和思索。“她探信女人是用情绪思索，男人是用屁股思索。在描写刻画当中，处处体现出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优越感，同时又流露出“无处告别”的无可奈何。这不仅是黛二小姐的感觉，也是很多女性共同的感觉。小说的几个部分:“黛二小姐与朋友”、“黛二小姐与现代文明”、“黛二小姐与世界”也处处突出黛二小姐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中的体验和她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遍生命意识。“现代文明留不住她，移民留不住她，约翰·琼斯那充满激情的身体留不住她。她就是要表现这样一种女人独有的孤独和虚弱感。陈染的创作方式是新颖的、自由的，描写的对象是个性、个体的，出发点却着眼于整个外部世界。从个体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女性曾有过的、正在感受的或即将产生的心灵轨迹。她描写人物貌似偏离道德的行为，目的却在于揭示关于女性生存的种种问题。

一种新的视角:多样性文学观下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在由白烨主编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中，“小说《沙家派》事件”、“木子美现象”成为了该报告中的“焦点事件和热点论争”。那么，在小说《沙家洪》中对传统经典意义进行消解、木子美在网上公开性爱日记都引起轩然大波的背后，则是人们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之间关系处理的又一次论争。由之引出的“什么样的文学是优秀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观是符合社会、时代观念的文学观?”等问题又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文学作为一种多样性的存在，其意义不是一个模式就可以展现的。文学所背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不是由文学是否自由、是否开放的表现方式来判定的，他们与文学的表现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只是理解层面上的相互偏离或冲突。我们欢迎对社会责任、社会道德高度弘扬的作品，也容纳对个人内心情感的自由表达。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现出了多样的繁荣，才能代表我们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刻;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示出足够的雍容与大度，才能展示我们对生活的自信和骄傲。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引言

21世纪不仅是一个学科整合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学科分化的时代。传统的学科经过充分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需要在“向上兼容”原则的指导下，完成更高层面的整合;新兴的学科，风骨独特、活力四射，处于快速成长阶段，需要在“纵深发展”机制的激励下，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1］。由此看出，通过跨学科的视角，考察女性学的学科特征，促进新世纪以来中国语境中的女性学与妇女问题研究，具有理论探索与实际应用两个方面的意义。

二、女性学的学科渊源

女性学同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与日俱增。女性学理论从问世之日开始，就受到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妇女工作者的普遍欢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女性学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范围不但日趋广泛，而且研究内容益发密切，有形成互补格局的趋势。为了全面揭示性别、文化、社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女性学试图扩大研究领域，寻求新的学科生长点，把观察范围从观察社会文化环境中性别的具体内涵，通过投射和扩展的方法，推衍开来，研究影响女性社会文化角色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其中包括阶层、人种、地域、语言、权势等。随着这种跨学科研究势头的发展，女性学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有学者对于现行的二元研究模式和学术话语结构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呼吁多层面、多视角、多范式、多学科、多渠道的互动，形成更为健康有益的学术交流模式［2］。另一方面，女性成长过程中文化因素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社会文本中的文化语式差异现象比较、性别话语模式及性别主体意识、性别角色声望度与角色认同关系研究、对女性个体因素与性别群体差异的关注日益凸显。作为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学强调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并以建构以女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为目标。因此，它是关于女性的研究，由女性进行的研究，为女性而进行的研究。其中飘动的是女性的身影，回响的是女性的声音，追求的是女性的理想［3］。女性学在学术场合和总体有关中国妇女议题研究的集体努力上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术语，被理解为是一门对妇女议题持现代、科学态度的学科［4］。

三、女性学的学科定位

回顾女性学4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女性学不是一个从理论构造的种子发展起来的学科，因而具有学科开放性、边界不定性、内涵外延性、理论驳杂性、方法多样性、内容多元性、视角宽泛性的特征［5］［6］。女性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具体体现在其理论模式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随机性、研究群体的广泛性，以及研究内容的驳杂性等方面。毋庸质疑，女性学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特色，诸如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研究者个人的教育经历、学术背景及研究兴趣无不带有跨学科对比的特质［2］。新世纪以来，在社会学研究这一大的发展环境影响之下，这些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凸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学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角。其主旨在于揭示西方传统学术中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假设，将被忽略和排斥的女性经验有形化、合理化，使女性成为研究的主体和知识获取中的主体，并以性别化(gendered)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现有知识框架和社会现象，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女性主义学术(feministscholarship)。女性学将焦点集中于公共的、官方的、显性的或戏剧性的角色伴演者和情景界定以及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更少戏剧性的和隐性的社会生活和组织领域。

女性学假设:虽然男人和女人处于一个“单一的社会”(singlesociety)中，但男人和女人可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中。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女性学开辟了不同于以往知识体系的另一种认识视角及领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出一种新型的知识积累和建构逻辑，揭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内在知识价值(例如上述提及的非官方的、私人的、非戏剧性的、隐形的、情感的社会生活和组织知识)，特别是对于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及社会建构，提供一种曾经为男权观念及男性知识视角遮蔽、漠视了的、但却可能更为合理的、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理性”选择，这不同于原有的理性含义，而是特指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就此而言，女性学方法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革命和对知识获得的方法特点的再认识。女性学关注女性被边缘化和被遮蔽的私人生活领域、社会经验和知识贡献，并以此作为分析女性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以及两者关系变迁的工具［7］［8］。根据《女性研究百科全书》［9］，女性学的任务就在于:批判地评价性别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观点，探讨性别歧视的假设是怎样曲解性别的意义，埋没或低估妇女的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对科学的真理性提出挑战，指出人文学科的理论基础所蕴涵的性别歧视，提出具有选择性的、范围更广的认识论框架。女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开发女人而非男人所关心的问题与议题，发展出另一种解释或假说，使用另一种证据，促进对女人世界观的理解，并在女性解放运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说，女性学就是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已有的知识体系及其知识建构逻辑，在解构以男权为中心的主流知识体系的同时，探讨人类知识生产的新形式、新规律［7］［8］。

女性学虽然强调本学科必须具备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意识、女性的经验、女性的出发点、女性的目的，但它不认为女性是一个有别于男性的阶级，也不与男性相对立，即不以男性为敌。首先，它注重的是研究成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反对父权家长制对男女两性的压迫与摧残，力争与男性共同获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其次，女性学关注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边缘化的状况，重视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力求探寻、证实和开发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再次，女性学以女性的立场、视角和意识为出发点研究、探索社会运行的状况及其规律。它虽然强调其女性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但也注重对男性的研究，并通过对自身以及男性的研究力图在社会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中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健全、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女性学是一个在现有学科中增添了女性作为研究主体的学科群(如妇女史、妇女社会学)，其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从“有性人(sexedbe-ing)”的视角审视整个人类的存在［10］［11］。女性学在理论构建中不仅考虑两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考虑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也考虑作为有别于男性的另一种生物/社会性别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具有国别差异的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在对男性主流学术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力图形成自己的女性化加本土化的话语与体系，并证实这一话语体系较之男性主流学术将更适用于女性，也更有利于女性［12］。#p#分页标题#e#

由于在科学研究中包含严重的男性偏见，刻意突出男人的主体性，并予以自然界特殊的性别，用“它”指称自然界，显示出男性同时控制自然和女性的双重欲望，并主宰女人的自由，因此，女性学研究者需要通过对隐蔽在科学研究中的男性意识的反思与批判，对科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加以揭露，对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中的男性中心和男性偏见进行强烈抨击，确立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女性学研究者反对传统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只适用于检验假说和解释证据，或应用于“证明的情境”，而不适用于问题的确认和定义，即“发现的情境”。所以，女性学研究者认为，以往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不足以消除包括男性中心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偏见，因为科学家在界定什么是科学问题时可能带有个人的偏见，并且不同的科学问题将会导致一个与之相关的不同的科学图景。由此可见，科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着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主义。因此，就科学研究方法论而言，女性主义者对许多方面都提出了质疑，诸如区别主体和客体、研究过程的控制、研究的客观性、研究的重复性等［13］。女性学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批判，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否定科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的传统解释，有助于人们从更深的层面中认识与把握科学研究领域中性别差异的根源及变革策略［14］。同样，女性学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质疑和批判，其立论基础与贡献不仅适用于人们对传统教育观念及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也给女性参与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尽管女性学关于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性别化证明未免有些简单化，但是，其反思给人们对女性参与科学研究问题的研究留下了更为深入而宽广的思考空间［13］。

男女两性作为现实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两种性别角色，他们的差异不仅在生理上体现出不同的性别功能和性别特征，更主要的体现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的性别角色、性别意识及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两性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差异乃是由生理特征决定，女性的从属地位被归结为其有异于男性的生理结构，因而被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针对这种普遍潜存于人们思想深层的、由自然生理差别形成两性间的社会差异的集体无意识，女性学研究者提出了社会性别概念和社会性别分析理论，旨在揭示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等社会性别特征其实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并非天生如此。如果说自然生理差异是形成性别不平等的基石，那么，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就成为铲除这块顽石的利器。在对男女两性平等问题的讨论中，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及社会性别分析理论无疑为这一探讨开辟了崭新的视角［15］。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女性学提出的知识建构中性别等级制的权力关系，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主流社会科学构成了挑战。知识建构中包含着权力关系，其中包括两方面:(1)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即精英主义的主流方法对非主流方法的排斥，显现出通过维护某种方法的权威来建立学术霸权;(2)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如研究者以预设的理论和方法控制被研究者的答案，以及对边缘群体经验的排斥。现实中，女性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在性别等级中处于次等的、被忽略的地位，其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因此，女性学研究者认识到，在知识建构中，不同的分析框架、思维模式会建构出不同的“事实”与“阅读”，而且，研究者也会因介入“被研究者”的社会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研究者对自己的反思极为必要。进一步说，女性学研究者的使命在于在学术领域中，以自己的学术著作来颠覆和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创造从新的观察角度和社会立场出发的新知识［16］。女性学对所谓的“普遍的知识”提出挑战，并在探索相关知识时，对知识获得的方法特点再认识，因为科学与技术也应从妇女的生活出发并重新概念化［17］。这其中涉及知识论方面的三个问题:(1)什么是“知识”?(2)“知识”的主体是谁?(3)女性经验有无独特的知识活动特点及规律?其与既有的科学、知识及人类文明史据有怎样的关系［8］?在以社会性别/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社会学研究，探讨主流学术理论、概念及结论存在的诸多缺陷乃至谬误时，研究和行动的实践使不少学者对西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普遍适用性提出疑问，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本土社会性别制度的特征与运作机制、性别与社会研究的本土理论的建构等议题的重要意义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强调［18］。

就中国女性学而言，其经历了拓荒、奠基、建立平台、积聚力量等不同发展阶段，现已步入快速发展期。女性学成为学术领域新专业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高等教育体系对女性学课程设置、教学、女性学学位教育以及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的认可。这些学位点遍及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学科门类，其中包括妇女史研究、女性心理学、女性与教育研究、性别与媒介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女性社会学、妇女人权与妇女法研究［19］。

四、女性学的学科特性与理论发展

从本质上说，女性学属于社会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其长处在于便利的跨学科条件所产生的互补优势，即所谓不拘一格，左右逢源。女性学研究女性的生存现实、性别主体意识、社会性别差异、边缘话语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乃是基于对社会因素对女性个体和整体的影响的洞察。研究社会因素对于女性社会性别的影响与制约，有必要区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性别群体，社会性别群体文化背景的分析研究又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因此，从一开始，女性学就有与人类学、民族学等联袂的传统，试图解决一些边缘化的问题。女性学跨学科边缘问题的探索，还体现在性别与社会心理学、性别与语言学、性别与政治学、性别与教育学等结合，共同研究女性社会心理、女性主体意识、女性自我认同、性别发展意识、女性精神理性、性别言语行为规范、语言习得与使用中的性别差异、语言习得与性骚扰、性别与政治和权势，以及非婚同居、白领独身、性别暴力、变性人与同性恋等相关课题［2］。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女性学既可以在社会学研究层面上建立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个研究层面，同样也可以在妇女发展研究层面上建立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个研究层面，以便将各种与女性学相关的问题一并纳入这一学科领域的范围之内。针对女性学理论模式上的多元化、研究视野上的交叉性、考察范围上的外延性、研究内容上的多样性、参与群体上的广泛性，女性学可谓“自由开放的教堂”(broadchurch)或无所不纳的“垃圾场”(dustbincatego-ry)［1］［20］。作为女性学的主导范式不但将其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而且更加关心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社会心理的研究。#p#分页标题#e#

就理论发展问题而言，女性学研究首先在理论建构上有必要向其他老牌的成熟学科看齐，创建更为科学规范的学科理论范式。其次，女性学研究者在解释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现象时，有必要向哲学家看齐，注重寻求一般规律的解释［21］。再次，新世纪的女性学研究有必要采用“传承式话语”模式，从历史回归的角度，结合社会学理论和认知科学研究，重新审视文化绝对论的内在含义，丰富和拓展女性学研究的内容［1］［22］［23］。女性学还须进一步消除门派隔阂，理论与实践不可偏废，内省实证，比翼齐飞。最后，女性学有必要发挥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注重跨学科领域中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学习，以便在理论建设的层面上，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配置。由此推下，女性学的理论发展，将会体现出更加鲜明的跨学科、多元化、应用型、微型化、变通性的趋势［1］。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女性学理论的流变，多半同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密不可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内部机制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内部机制包括学科本质、理论来源、学术传统等内容:外部因素包括培养目的、社会职能、市场需要等内容［1］。

从学术传统上来说，女性学一直都是附属于社会学之下、深受心理学影响的一个应用型分支，在理论上依赖于相关学科的发展而进步，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充分自主的理论创新机会。从学科特征方面而言，回顾近百年来女性主义发展历程，女性学一直具有以应用为主的工具性特点。不论是早期的女性主义探索，还是女性学自立门户之后的专题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格物致用的色彩。因此，格物致用是女性学学科内部的一种哲学思想，也可以说是女性学研究的一种学术传统。这种哲学思想和学术传统，是为女性学学科研究本身所特有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从女性学发展的外部因素来看，也体现出作为理论使用者的应用型特征，以及学科自身所具有的工具性特征。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女性学与实践存在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其来源于妇女运动的实践，反过来又对妇女运动实践给予指导，使之保持明确的行动方向，掌握恰当的斗争策略，明确各个阶段的任务和发展目标［24］。

从内部因素来看，女性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如何促进妇女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逐步得到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她们的潜能如何逐步得到最充分、最自由、最全面的调动，而不是离开人的发展的特定涵义，把作为人的发展子系统的妇女发展，直接链接到社会发展系统下去讨论［2］。作为应用学科的代表，女性学研究领域里一直保留着“二元对立”的概念与范畴的痕迹，由此形成其理论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新世纪的女性学理论发展，一方面会像社会学那样，体现出跨学科、多元化、应用型的特色:另一方面，随着学科细化的进程，也会出现一些专门化程度高、针对性强的“非通适性”理论模式［1］。

从理论上来讲，跨学科研究有两种可能:一是出现“双赢局面”，二是形成“两败结果”。从历史渊源、学科特性、理论发展过程来看，女性学同社会学的联袂，有可能开创一个双赢局面。跨学科视角下的女性学研究，拓宽了女性学研究领域，丰富了女性学的研究内容，增强了女性学的理论阐释力。然而，如何有效提高女性学理论的内在化程度，顺利完成从两性矛盾、对抗到两性平等、和谐的自然过渡，仍然是一个充满了问题与矛盾的艰巨探索过程。学科精细化、理论应用化、研究系统化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学科发展的三大特色。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研究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新兴学科的孵化器、学科发展的支撑点、理论创新的催化剂。女性学的跨学科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长的方法论优势。面对新时期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学研究，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不证自明［1］。

总的说来，与其他学科相比，女性学的学术化进程较迟滞，在学科领域中也处于边缘地带。因此，就学科建设而言，女性学尚处在构筑阶段。今天，女性学的学科化建设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女性学本身发展的双重需求。从女性的、本土的、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女性学的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似应作如下构建:(1)中国女性学不仅应当强调本学科必须具备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意识、女性的经验、女性的出发点、女性的目的，而且应当注重研究成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发展，反对父权家长制对男女两性的压迫与摧残，力争与男性一起共同获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2)中国女性学应当在关注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妇女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力求探寻、证实和开发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3)中国女性学应着重以妇女的立场、视角、意识、出发点、目的对社会运行及其规律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同时开展对男性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分层研究，力图在社会性别研究中，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健全、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言以蔽之，中国女性学在理论构建中不仅要考虑到两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而且要考虑到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以及作为有别于男性的另一种生物/社会性别的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11］。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写作；权力

中图分类号：I0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003-02

20世纪60年代，几近沉寂的妇女运动在欧美社会活动的风暴中又再度崛起，人们称之为新女权运动。这次运动首发于美国，然后迅速波及欧洲并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运动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早期的女权运动，妇女们从性别角度出发的思潮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使得女权主义的理论成为20世纪最具批判力的理论之一。正是在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发展的背景之下，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随之产生了。它是新女权运动在文学和批评领域深入发展的产物。

在众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美国的凯特・米利特与其代表作《性的政治》、伊莱恩・肖尔瓦特的“妇女批评学”与法国的露丝・伊利格瑞的哲学批判，艾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最具代表性。

一、米利特与“性的政治”

《性的政治》是美国女权主义批评早期最重要的理论性著作。她在书中指出，性别集中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所认可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比阶级、种族更具有政治意义。所谓“性的政治”，就是指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米利特认为男权社会把生理差异作为依据，在男女两性的角色、气质、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并从意识形态、生物学、心理学、经济、教育、神话、宗教等方面对其进行精心的维护，使其合理化、模式化、内在化，从而实现对女性的长久统治。分析性政治在文学中的表现时指出，男性作家作品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集中体现了女性被征服、被鄙弃的观念。她重点分析了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内的作品。她认为劳伦斯“将男性的优势转化为一种充满神秘气氛的宗教”，{1}从而实现男性拯救女性乃至整个文明的自我膨胀。所以称劳伦斯是“最具天赋、最热情的性的政治家”。{2}她认为米勒的作品具有一种男权文化的发泄功能，其笔下充满了对女性的亵渎。米勒作品“对性的对象进行侮辱，这其中的愉悦似乎比性本身更加令人陶醉”，{3}其中所得到满足的不是性的本能而是男性的自我。梅勒将暴力和杀戮视为“男子气概中固有的甚至必需的”，{4}男性只有在对女性的暴力和杀戮中才能重塑英雄的自我，米利特高度评价了热内的创作，认为其作品证明了男女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正是性政治乃至一切政治的统治手段。米利特以其特有的激进方式，为女权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

二、肖尔瓦特的“妇女批判学”

肖尔瓦特是美国杰出的女权主义批判家、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其成名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提出妇女文学和亚文化领域的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对主流文学的模仿，对传统文学标准的反抗和争取自己权力与价值的自我确立。该书阐述了女性在文学领域从依附到觉醒的历史进程，在探索英国妇女文学史方面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在其论文《迈向女性主义的诗学》中她首次阐述“妇女批评”这一概念，她认为妇女批评不能只依赖男性大师的理论进行修正、挪移、颠覆和反抗，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她认为“女性中心批评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标出女子文学属性的确切文化方位”。{5}

三、伊利格瑞的哲学批判

其博士论文《他者女人的反射镜》是其成名作，在该书中，她对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展开了批判。她认为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都无法准确合理地触及妇女的心理现实，她回顾了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正是这种传统将女性定义为非理性的他者或客体，她主张提升女性的主体地位，认为必须打破精神分析学的父子传递模式霸权，恢复母女间的认同关系。在其用精神分析研究语言学的著作《精神错乱者的语言》一书中，她提出精神分裂成错乱者的症状可以在其话语的句法结构中表现出来，如句法规则的打乱，具体情况下的失语现象等。她确信性别身份至少部分地被语言运用中的自我定位规定着，她认为不是生理决定男女语言的差异，而是社会决定的语言实践，即男女在语言中的自我定位导致了性别差异。她认为女性使用男性语言时往往会失去自我，她将女性的生理特征与心理特征和话语表达方式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女性拥有多个性器官，其特征是多元的，因而其心理特征也是双重的、包容性的、流动的，这决定了女性独特的语言表达。

四、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

西苏是法国女权主义的批判家、小说家和剧作家。她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女性写作”的理论，但受解构主义的影响，她拒绝给女性主义写作下定义。她认为写作是女性用身体来突围。传统的写作一直被父权制美学所控制，妇女失去了真正的写作和讲话的权力，所以她认为妇女必须开创一种新的反叛性写作。妇女必须首先写自己的身体，女性用身体写作可以接近其潜意识的本原力量。写作是被压抑的女望的爆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行动。西苏认为“写作恰恰是改变的可能，正是可以用来作为反叛思想之跳板，正是变革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先驱运动”。{6}西苏的“女性写作”并不强调作者的生理性别，而是具有“双性特征”的写作，这一双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中性的，企图消除差别，抹杀个性的双性，而是“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了坚决的程度是多种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一致性。”{7}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出现是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是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一页。它从一种边缘的立场上来重新解剖传统的理性逻辑和美学价值观，试图颠覆其中存在的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建立女性写作理论，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当然，任何一元的独白都是一种专制，真正的思想只有在对话中才能产生和存在，女权批评也只有在与男性话语的对话中才能发展。正如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由对男性作家、理论家观点的驳斥中逐渐发展出一套自我的、全新的理论观点。

而以上我们所论述的都是西方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思想和观点，在中国，女权主义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进程呢？

中国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主义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在20世纪，它们同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基础或理论概括，只是女权偏重于妇女对政治、社会、经济上解放的追求；而女性主义则偏重于妇女对文化解放的追求。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渐次进入中国，但并不代表中国没有自己本土的男女平等思想。明、清思想家李贽、李汝珍、俞正燮等都提出了反传统、反礼教、反男尊女卑的观点，但是，“中国具有现代性的，反帝反封建的女权主义思想是形成于近代，近代的女权主义把妇女运动与民族解放、社会革命结合一体的思路、理念，又一直被延续到了今天，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观点。”

女性作家冰心、陈衡哲、庐隐等，她们在从事问题小说创作时，总把铺写妇女问题的小说与铺写其他社会问题的小说同时推出，呈现了她们关于改良社会和追求妇女解放统一性的认识。丁玲的小说集《在黑暗中》、萧红的《生死场》、谢冰莹的《从军日记》，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作品都在其中反映了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融。

张爱玲、张洁、白薇、李昂、林白等作家对男性中文化的颠覆性书写也值得关注。张爱玲对父权体制、男性形象的刻写“或实施‘无父文本’书写，或进行男性‘去势’与‘’书写” {8}，张洁是在当下社会现实乃至政治斗争中揭开男性人性真相，更鲜活生动。后三者则以一种杀夫式的“对抗”形态书写男性。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女作家们大多以突进的思想和姿态，较为自觉地解构那压抑着她们、笼盖着她们的男性中心文化。新时期的女作家、女诗人们还大胆地以“性”重塑女性自我，也比较一致地倾于以人性考察社会、历史和人生，由此来铺写女性自我。

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性的渗入，使女性文本的内结构受到极大冲击，并发生较大变动。一些作家以“性”作为写作支柱，作为窥探世界、人生与自我的“钥匙孔”（卫慧作品中提到的一个意象），这样的观点在学术界引发了一些争论，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解构型的思维方式和批判精神，而它反理性、反启蒙、反价值、反拯救的一面应予以摒弃，这样，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朝着一个理性和健康的轨道前进。

无论是西方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还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其根本目标都是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在男性话语霸权中为女性争取一席之地，使得女性可以自由平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发表自己观点，从而改变女性受压迫的，被动的历史地位。然而文化的前行不仅需要与时俱进，也需要与邻比肩，并不是在发展中一味宣传和张扬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文化，一味地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女性权力的得失，而是需要同男性文学、男权文化共同前进。任何一种文化在坚持其自身尊严也同时也必须尊重和欣赏乃至分享与其他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这样，才能真正地从根本上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这不仅仅是对于女性文学和文学的发展而言，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发展，这种观点同样适用，真正美丽的春天不是一枝独秀，而是万紫千红，百花齐放。带着这种兼容并蓄的心理，相信我们的文学之路、民族复兴之路都会越走越宽阔。

注释：

{1}【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66.转见于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96.

{2}【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66.转见于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96.

{3}【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437.转见于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96.

{4}【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502.转见于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96.

{5}王逢振.最新西方文论选[M].李自修译.漓江出版社，1991：279.转见于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99.

{6}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2.

{7}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9.

{8}盛英.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M].九州出版社，2004：13.

参考文献：

[1]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提高对女性学刊的认识水平是做好女性学刊，发挥其对女性研究促进作用的前提。现对女性学刊的兴起和发展做简要概述，以梳理女性学刊的发展脉络和进一步探求其与女性研究的关系。

一、对女性学刊概念的理解

女性学刊是研究女性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它具有一般学术期刊的属性和女性研究带来的个性。其一般学术期刊的属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学术性。学术性是指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是有系统的专门的学问［1］。女性学刊传播关于女性生存发展规律的知识，并促进其系统化、学科化。女性研究学术性论文和系统的学术信息是女性学刊的主要内容。二是传播性。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具有交换功能。其交换目的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最终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其刊载的学术文章往往长而复杂，进行概念的推理论证和应用专业方法研究，非专业者难以读懂。这限制了学术刊物的传播范围，造成其小众传播的特征。女性学刊也属于小众刊物，不同于大众媒介，难以适用市场运作。但它的传播对于学术交流、观点碰撞、知识交融有着重要的作用。三是周期性。学术期刊是有确定周期的连续出版物［2］。周期性是学术期刊与学术图书的重要区别。

女性学刊的个性表现为研究女性的文化定位。女性学刊承载的学术成果研究的对象是女性整体［3］。同时，对于女性群体的研究是以男性为参照物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运用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对性别歧视所造成的女性整体的弱势和发展滞后状况有独具的人文关怀。所以，推动促进女性快速发展以实现两性平等基础上的和谐发展的研究是女性学刊的历史使命。它虽然借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具有确定的研究范畴和女性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它关照女性现实和历史的理性探讨，区别于妇女工作等刊物的非学术性期刊。女性学刊具有促进女性学学科建设、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研究、传播社会性别平等文化的功能。女性学刊主要刊载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书评以及学术活动信息;其内容涉及女性学科领域的各方面。女性学刊的主办者可以是国家、地方的科研机构，包括公开出版与内部发行、期刊出版号与图书出版号的定期女性学术出版物。一些学刊的女性研究栏目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女性学刊的特性。女性学刊的外延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从刊物特征与妇女研究关系的角度广义地理解，女性学刊的类型可以粗略地分为4类:以刊登论文为主的女性学刊、学报，如《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女性论坛》(书号)等;以研究学术信息为主的定期出版的女性学术年鉴，如《中国妇女研究年鉴》①;以转载或摘录女性学术论文的文献类刊物，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妇女研究》;以刊载和交流学术活动信息、阶段研究成果为主，有一定容量、定期编辑的女性研究机构和组织主办的内部期刊，如《妇女研究动态》。从对学术创新的直接作用和期刊管理的分类角度的狭义理解，仅指具有公开发行刊号，以刊登女性研究论文为主的女性学刊、学报，目前只有《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三个期刊。

二、女性学刊的兴起

(一)女性学刊产生的时代背景

女性学刊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平等、发展、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妇女运动已经形成声势。联合国颁布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开展了“联合国妇女十年”活动，并召开了3次世界妇女大会。妇女研究已经进入高校科研和教学系统，并向学科化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妇女解放和女权理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不断深化的城乡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掘了妇女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潜力，解放了妇女思想;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也使妇女的权益受到多方面的侵害，新的妇女问题不断出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在文化改革的过程中，在妇联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妇女期刊和出版物异军突起。妇女和妇女运动发展问题亟需理论的阐释和指导，妇女文化的繁荣也需要从妇女理论中汲取营养。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形成了社会科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氛围，恢复和建立了社会学等一批学科。科学研究突破了原有的学科体系，涌现出了一些跨界的新学科。这为新时期下的中国妇女理论探索提供了良好的科学环境。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下，国外的新理论、新著作、新理念被引进。长期封闭所造成的中外妇女的隔膜，以及国外妇女研究的热潮，引起了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学者对妇女研究和研究中国妇女的兴趣，开始了妇女理论新的探索。

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的时期到二三十年代，形成了我国妇女理论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引进了西方女权思想和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融入了民族解放的大潮。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运动为发动和组织妇女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势保护了妇女的劳动权利和健康。在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妇女理论的研究处于低潮，主要是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阐释、应用和妇女运动历史的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范畴。改革开放后妇女的新情况、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探讨和反思。妇联系统先后成立妇女运动研究室和妇女研究所/室，组织成立了妇女研究社会团体，妇女管理干部院校成立了妇女理论教研室/组。全国妇联召开了两次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并组织研讨会和理论沙龙等活动，吸引教师参与研究妇女问题。《中国妇女》杂志和《中国妇女报》等妇女报刊开展妇女专题讨论并设专栏，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一些教师和研究人员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甚至自费和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有关的妇女问题。对外开放使妇女研究概念引入，一批妇女与两性关系的译著得以出版，这开阔了我国学者的理论视野。人口学、史学等既有学科的发展也开始关注和引进国外相关学科中妇女研究的理论成果，并开始从性别角度关注妇女问题，《夏娃的探索》等论著以及《女性学》等教材相继问世。当代女性研究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条件下，继承发展了妇女解放理论，植根于中国妇女和妇女运动发展的实际，借鉴国际妇女科学，突破了原有的研究领域。#p#分页标题#e#

(二)女性学刊群的创办历程

1．初创阶段(1988～1994)，妇联系统开创兴办，以论文园地支持社会妇女研究为特点。妇女理论研究的需要催生了研究刊物的诞生。如何解决在新形势下妇女发展的问题是对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的挑战。在改革开放中，北京市妇联转变工作观念，增强服务妇女的职能。在成立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1985年)和研究室(1988年3月)、举办妇女问题研究征文(1986年)、取得《中外妇女》办刊经验和开展“北京妇女报刊考”课题研究(1988年初)的基础上，1988年11月北京市妇联和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创办了《妇女理论与实践》双月刊(内部发行)，半年后更名为《妇女研究》，填补了面向各界专门研究妇女理论刊物的空白，打出了妇女研究的旗帜［4］。1991年全国妇联在妇女运动研究室、调研室的基础上组建了作为直属事业单位的妇女研究所。作为专业科研机构，该所迅速开展了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需要调动各地研究力量，需要学术刊物作为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示的窗口。当时北京正在申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国家对妇女工作十分重视。1992年3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创办了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妇女研究论丛》季刊，使女性学刊依托科研实体，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随着妇女运动和妇女干部教育的发展，1985年在妇女干部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4年后创办了《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89年试刊无期号)，1991年公开发行。乘筹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东风，该院更名中华女子学院，1995年8月《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随之更名为《中华女子学院学报》。该刊从依托妇女干部学校转变为女子院校，扩大了研究领域。与此刊经历相似，1999年，《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在1987年创办的《妇女学苑》内部刊物的基础上创建，2010年更名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山东省教育厅主管、山东女子学院主办的以妇女理论研究为主的学术刊物。该刊在地方妇女干部学校的改革中，对妇女研究最为敏感和最早介入，1995年又有了独立建制的妇女研究所的依托。从诞生之日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主办的复印报刊资料《妇女组织与运动》(双月刊)就注重对妇女期刊的理论文章的转载，在迎接世界妇女大会的热潮中，1995年更名为《妇女研究》，筛选目标扩大到所有学术刊物，成为文献类的女性学刊。

2．初步形成阶段(1994～2003)，高校和社科系统等妇女研究中心兴办，以依托学科建设项目交流学术信息为特点。1992年之后，《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中共中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政府筹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论坛，组织和调动了高校、社科学者的妇女研究热情，妇女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由于妇女研究中心很少进入高校教研体制，缺少资源，人力分散，以及女性研究跨学科的特点，一些高校妇女研究中心编辑了内部刊物，刊载女性研究论文和学术动态文章。如: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的内部刊物《妇女研究动态》创办于1993年，半年期，至今已编辑40多期。作为女性学学科建设牵头单位的刊物，该刊在校内外、国内外交流女性学学科建设信息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上海社科院《妇女研究通讯》(1995)是社科系统妇女研究的首份内刊。随着全国女性研究的发展，女性研究的成果和信息增多且分散，对其的梳理和研究提上日程。在《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1981～1990)》编辑的基础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立项编辑《中国妇女研究年鉴》，于1996年出版了首卷本，成为5年周期的、研究女性研究信息的学术刊物。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促进了中外妇女研究的交流，国外基金支持的妇女研究项目增多，出现了一些服务于研究项目的阶段性内刊。如:由“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组创办于2002年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通讯》，在3年的项目运行中发挥了联络和交流的作用。1999年底中国妇女研究会成立，加强了对女性研究的科研活动的组织，努力推进女性研究进入科研和教育主流。女性学科建设的进展使高校和社科系统女性研究中心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一批女性研究学者成为教授和研究生导师，其中有的在学报、学刊担任主编。同时，一些刊物也相继开辟了女性学术栏目。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妇女史”(1990)和“妇女与性别研究”(1998)、《浙江学刊》的“妇女研究”(2003)、《思想战线》的“女性学视域”(2004，现更名为“社会性别研究”)、《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的“妇女与社会”(2010)、《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中国女性主义研究”(2009)等。这些栏目为女性研究学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平台，也因所属刊物的本专业本地区的学术地位扩大了女性研究的学术影响。

3．扩大发展阶段(2003至今)，研究基地和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以以书代刊促进女性理论和性别文化研究传播为特点。全国妇联与中国妇女研究会积极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特别是加强了与教育、科研、党校、宣传系统的合作，不仅建立了一批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基地，还争取到了社科基金支持。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基地的建立，提高了妇女研究中心在教育和科研管理体制中的地位，有利于组织研究队伍和争取科研资源，增强科研实力。同时，女性研究在出版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一些出版社为增强竞争力寻求特色，对性别文化传播的兴趣和责任感增强，它们不满足于仅出版女性学术著作，但又得不到刊号，便有意采取以书代刊的方式出版女性研究刊物。一些女性学者抓住了这个机遇。如:荒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主义》丛刊于2004年首次面世，该刊每年出版春、秋两卷，有卷首语和栏目。2007年底，武汉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中心等主办、罗萍、俞湛明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女性论坛》，以1年为周期连续辑号出版，刊载女性研究学术论文。

上述可见，女性学刊是从女性研究活动中破土而生的，并随着女性研究的发展而壮大。如果没有妇女研究，女性学刊便无法生存。女性学刊的学术性决定了女性学科建设是它的发展依托。女性学科建设的制度化进展，推进了学术成果的生产。妇女教育与出版的发展为女性学刊创办提供了条件。这些共同促进了女性学刊群的形成。经过20年的发展，女性学刊形成了妇联组织、女子院校、出版社多系统主办，学刊学报、年鉴、文献多种类型，刊号书号共用的学刊群体。女性学刊的多样化，使其各自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共同推动了女性研究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女性学刊的发展

女性学刊的发展体现在个体的成长中，表现在刊物思想的明确与成熟、数量的变化和质量的提高、管理机制的形成、影响的扩大等方面②。

(一)定位和办刊宗旨

女性学刊的定位明确。《妇女研究》在总第4期强调了“拓宽妇女研究领域”，“探索妇女研究新路”，“要有学术价值，既有可读性又有哲理性”［5］，定位从侧重于妇女运动研究和妇女干部读者转为妇女研究的整体和妇女理论研究人员及热心人士。该刊敏锐地抓住妇女研究兴起的历史时机，突破了北京地域和仅仅为妇女工作服务的局限，树立了《妇女研究》为学术发展服务的理想。该刊后来更名为《女性研究》(1992年)，但定位为“普及型妇女研究刊物”，逐步转向女性研究信息和观点的介绍，以及妇女社会问题热点的新闻调查，学术性逐步淡化。

《妇女研究论丛》在《发刊词》中定位为“学术理论刊物”，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为指导”，“探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妇女解放和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促进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6］。1992年第4期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为指导，运用多学科内容，多角度、多层次研究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理论、历史、现状、前景”［7］。1994年强调“推动妇女理论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跨入学术殿堂”［8］。从中可以看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从开始就举起马克思主义指导妇女研究的旗帜，组织和吸引全国妇女研究者，进行深层次的全方位的研究，以创建妇女学科为目标，比《妇女研究》在理论层次上提高了一个台阶，成为纯粹的学术刊物。2001年7月该刊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该刊依托中国妇女研究会，以推动妇女研究整体的繁荣与发展为宗旨，涉及女性学科理论和妇女发展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关注重大妇女问题研究成果，成为妇女研究的核心刊物。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是高校学报，前身是《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其创刊时定位为研究和探讨妇女解放理论、妇女教育为主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是顺应发展妇女教育事业的时代需要而生［9］。由于对妇女管理干部教育的依托，其关注点侧重于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解决新时期妇女问题，推动妇女运动，提高妇女素质。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的热潮中，该学报随着学院进入普通高校序列而转变为女子高校学报，直接面对女大学生，作为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其办刊思想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贯彻双百方针，反映妇女理论的研究成果，交流开展妇女教育工作的经验，总结妇女教育的发展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与妇女有关的社会问题”［10］。随着学院本科教育升级和女性学的建立，该学报的办刊宗旨确立为“坚持‘双百’方针，立足妇女教育，站在时代前沿，突出女性特色”［11］，侧重反映女性高等教育的科研成果，为促进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提供服务。其办刊思想随着主办机构性质和任务的变化而调整，由妇女管理干部教育扩展为妇女教育，由妇女教育经验到女性高等教育学术，由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并突出女性特色，从一般的妇女理论刊物发展成为以女性高等教育研究为特色的女性学刊。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地方女子院校中少有的以研究妇女理论、妇女问题和妇女教育为特色的专业性理论刊物。其前身《妇女学苑》创办于1987年，办刊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针，研究探讨妇女干部教育和妇女运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积极为教学工作和妇女工作实践服务，为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12］。1991年随学校的发展更名为《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年更名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随着主办单位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山东分院由成人教育机构逐步改制为本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并承担全省妇女干部的培养培训工作，其办刊宗旨调整为“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面向改革时代，探索妇女问题，研究妇女理论，促进妇女发展”，逐步确立了以妇女/性别研究为主体，采用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辐射与女性参与相关的社会、文化、教育、法律、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刊物定位，形成了融性别研究视角与时代特征为一体的办刊特色③。从上述叙述可见，女性学刊的定位由妇女运动理论和妇女问题的研究逐步转向妇女理论和学科建设，形成女性学科的核心期刊、女性教育为特色的妇女理论学报。

(二)数量变化

女性学刊的发展还体现在数量的变化，其刊期、开本、页码的变化，使刊物的容量不断扩展(见表1)。载文数量增加。如:《妇女研究论丛》从创刊时的几十篇到每年100多篇。《中华女子学院学报》每年也100余篇。女性学刊从创刊时的季刊发展到双月刊，年版面字数从四十几万字到一百多万字。稿源数量的增加。如:《妇女研究》从无到有，1992年作者只不到300人，主要以约稿为主。《妇女研究论丛》和《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从创刊时的每年几百篇到千篇以上(2008年《妇女研究论丛》已超1300多篇)。作者的结构以高校和妇联教师及研究人员为主，如据统计《妇女研究论丛》(1992～2006)载文作者以高校教研人员(54%)为主，其次是妇联和社科系统的研究人员(18%和11．4%);高校教研人员增加了28个百分点，男性作者的人数由几人增加到一二十人，但所占比例仍很低④。研究项目论文增多。如:《妇女研究论丛》项目论文占论文总数的比率从1992年的10%上升到2010年的22%⑤。

(三)质量提高

1．选题的丰富。在女性刊物的选题的统计中，可以见到刊物密切联系实际，关注女性与法律权利、经济与就业、参政与地位、妇女贫困、教育、健康、传媒、女童、老年妇女、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妇女发展和现实问题，也涉及到妇女历史、女性文化、中国妇女运动、妇女组织与工作、国外女性研究等多学科的理论探索，尤其是逐渐加强了妇女理论基础理论和女性/性别学科建设方面的内容⑥。

2．好栏目的涌现。随着女性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女性学刊的选题内容不断丰富，策划意识增强，新的栏目和专题陆续出现。如:《妇女研究论丛》初期的主要栏目理论探讨、调查与思考、历史与文化、国外妇女研究、工作研究、学术动态等多着眼于研究方法、论文形态及大的内容分类，此后经过了衍变，其内容更加充实，并体现了其倡导的意识，如:理论探索与争鸣、妇运观察、史学研究与反思、国外妇女/性别研究，倡导了争鸣、反思思想，增加了性别研究的内容;同时增加了研究热点类的新栏目，特别是随着女性学基本理论的发展设立了学科建设栏目。该刊栏目“调查与思考”(1997年前)、“研究动态”(2001)曾获得全国妇女报刊好作品栏目奖。《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充分调动在婚姻法、妇女法学等领域的学科人才资源，创办了“女性与法律”栏目，在两法的修订过程中对妇女法学界和妇女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2006)。《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妇女与性别研究”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2006)。《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当时为《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性别平等理论研究”被全国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栏目(2008)。#p#分页标题#e#

3．学术规范。女性学刊在初创时对学术规范的执行不是很严谨，经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对学术规范的执行渐趋严格。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执行评优活动中，《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于2003年都获得《CAJ－CD规范》首届执行优秀期刊奖。4．期刊评价。据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的统计分析，女性学刊的重要评价指标———复合影响因子变化呈现上升趋势，如《妇女研究论丛》从2001的0．1065升到2007年的0．404，2011年的0．695;2011年《中华女子学院学报》(0．474)和《山东女子学院学报》(0．221)的复合影响因子较前也有较大上升(见表2)。

随着编校质量的提高，女性学刊逐渐得到出版和社会科学、教育系统评价体系的肯定和认可，特别是进入了学科体系。《妇女研究论丛》从1996年起连续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6妇女运动与组织\2000中国政治\2004社会学、中国政治\2008社会科学总论)，经历了从妇女、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推进，终被中国社科院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社会学，2004和2008年)。《中华女子学院学报》获北京市全国优秀社科学报(2002)，并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学报”(2006)。《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05、2007和2009年连续三届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2008年被全国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期刊;2010年被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女性学刊学科地位的逐渐被认可扩大了其在学界的影响力。目前上述三种女性学刊均已国内外公开发行(《妇女研究论丛》1992;《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1;《山东女子学院学报》1999)，在进入邮发系统的同时自办发行(《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尚未邮发)。《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收入首期《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延续至今，1999年起连续被评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南京)、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清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评价系统等的来源期刊。《妇女研究论丛》早期是《妇女研究》(原名《妇女组织与活动》)主要转载期刊，1992～1996年被全文转载的文章占《论丛》所刊论文的1/3，后来逐渐为其他学科《复印报刊资料》期刊所转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也逐渐扩大了学界影响，被选入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ASPT)、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据库(2004)、中文电子期刊服务网(CEPS，台湾，2005)，并成为中国期刊网等来源期刊。《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万方)、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来源期刊。女性学刊实现了资源共享，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吸引了妇女研究学者，并为学术成果和机构评价提供依据。

(四)管理机制逐渐完善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性别教育 女大学生 心理健康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们从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将社会性别作为不同于生理性别的视角来考查人类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致力于消除、减缓因社会性别而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矛盾。社会性别学与女性主义的日益成熟，使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笔者提供了基本概念术语。性别角色、性别社会化、性别认同、性别分工、性别发展、性别歧视、职业性别隔离等等，这些概念在性别社会学中都具有较完善的定义，它们和人生哲学中的理想、人生价值、自由、幸福及励志话语中的人生定位、适应、素质、成功等概念，一起构成了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的概念体系。其次，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性别角色理论、性别差异理论，自由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等理论为课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支撑与现成命题。再次，社会性别视角下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于大量的社会事实与具体案例，这为课程提供了大量素材。将之纳入课程的内容范围之内，可使课程展现出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与理论空间。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性别教育中，首先应该明确男女两性不平等，社会性别机制不合理。这种不平等状态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会构建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在此大前提下，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大致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阐明至今为止的社会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规范及两性的社会性差异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两性不平等状况的了解，寻找这种差异的历史性成因及男权的形成机制，可帮助女生理解性别社会及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文化与制度基础。

（二）展示并分析当下社会的显性与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这种不平等既体现在就业、收入、政治权力、教育、婚姻、家庭等显而易见的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民俗、时尚文化、消费方式等隐性的方面。

（三）说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对个人就业及人生发展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个体外部的社会，也体现为个体内部的个性、思想。要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指导女生就业与生活，帮助女生设计人生策略、调适社会行为，培养女生独立性、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格，指明实践自身价值与女性价值的关系。

三、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女生建立起社会性别意识。作为社会适应指导与人生关怀性质的课程，应放弃较为激进的女性性别意识观点，选择较温和与平衡的观点，强调策略性与调适性，而不鼓励以激进的姿态与普通男权及社会性制度习俗对抗。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教育、人生教育与就业培训相结合的励志型课程。课程的目的是使女生获得合理的自我认识和清醒的社会认识，强调女性的知性、尊严与力量，为女生的发展提供关怀与帮助，促进女生社会适应和自我发展，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的性别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这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分析性别社会学及女性主义的成果，审慎选择其中的内容，并采取稳妥的表述策略，而不是采取应付的态度敷衍了事，置之不理。

四、高校女生接受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社会性别文化与社会性别规范的影响，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使得女性在社会规则、文化习俗和自己内在人格的多重束缚下，人生策略、价值取向和发展潜能受到极大束缚，失去了本来可能的更大的自由度、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自主的幸福。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且即将走上社会就业的女大学生，在面临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转化之前，系统地认识社会性别的显性和隐性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的机制和文化根源，将有助于她们建立起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明确适合自己性别的发展方向， 为以后获得两性间完美生活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美]格伦斯基.社会分层[M].华夏出版社，2005.

[2]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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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5]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6]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6.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清代；知识女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28-03

严格的清代知识女性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于90年代，繁荣于21世纪近十余年。目前学界对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主要在作品解析、人物考述、思想意识、文化生活、家庭教育、婚姻与交际等方面，成果喜人。尤其是近十余年，论著日丰，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以大陆学者为主，兼顾海外学术成就，试对近二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以供学界讨论批评。

一、大陆学述成果研究追述

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是女性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为使清代知识女性受到应有的关注，大陆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探索。

（一）知识女性专题研究

1.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论及这一时期知识女性的文章非常多，大多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以女学生和女教师为主体的知识女性，已向近代转型，他们对辛亥革命起推动作用，但其社会地位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的自我解放思想和政治意识开始觉醒，交际与活动空间不断扩大。沈智在著述里，曾对知识女性的办刊活动进行了详细剖析[1]。李兰萍对女知识分子的精英――晚清留日女生的特点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究。魏中林、花宏艳《晚清女诗人交际网络的近代拓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指出晚清女诗人的文学与交际网络包括家族网络、媒介传播网络、以学校为核心的私谊网络和以社团为载体的会社网络。在晚清女性自我意识和政治的觉醒、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角色的建构几方面论文也不少。王庆宏从清末妇女解放的背景、内容和特点及其影响都做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妇女解放思想片面追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主体局限于小资产阶、资产阶级范畴[2]。沈蓓绯《辛亥革命与近代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则从女性主体意识、政治意识、家庭角色重塑方面探讨了知识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

2.知识女性的特点与生成因素。乔玉钰《一生几许伤心事， 不向空门何处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风》（《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2期）指出明清相当一部分才女皈依佛道的现象及其原因。杨银权认为清代知识女性的知识通过家庭、婚姻生活、交游等途径获得，清初和清末知识女性关注社会事务的特点鲜明[3]。郭蓁《论清代女诗人生成的文化环境》（《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认为良好的家庭熏陶是清代知识女性们生成的一重要因素。此外，郭英德认为清代女子“才德不相妨”观念的流行，为普及女子文学教育提供了机缘。

3.作品出版与文化生活方面。张聆雨将清代知识女性的作品出版途径归纳为：男性亲属、老师或藏书家、好友等非亲属女性、作者本人刊刻四种[4]。蒋勇军的《清末民初女子文化生活与女性意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以知识女性为研究主体，介绍了清末知识女性接受教育、创校、办刊、举办慈善事业、开展文娱活动、反对封建文化陋习等文化生活。而崔景博士论文则从文学创作、交游活动、女性形象及生存环境、女性书写的流传于传播等方面进行了研究[5]。韩淑举《明清女性阅读活动探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研究了清代知识女性的阅读书籍种类及其阅读特点。

4.家庭角色与职业方面。关于清代知识女性的家庭角色问题，不少学者在论著里有涉及，但专门论述的文章不多。侯杰、秦方以《大公报》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为例，探讨他们的人生历程、婚姻家庭，以此解读清末知识女性的家庭角色[6]。逯慧娟的《略论清末民初知识女性的职业状况》（《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指出清末知识女性向教育、医疗、出版社等领域渗透独立谋生，总结了其职业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5.思想观念方面。李静、刘蔓通过对《名媛诗话》的研究，认为传统知识女性对“贞节”观念是十分认同的，尽管无奈，但他们还是以守寡、殉节、伤害身体的方式来表达对“贞节”的恪守，往往将不幸归结于命不好[7]。张磊在《中国近代知识女性的教育观》（《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年第3期）阐释了近代知识女性的教育观，即兴女学、男女同校、掌握知识是男女平等的基础。 段继红在其论文中揭示，清代知识女性渴望寻求志同道合、同声相应、注重精神和情感交流的理想婚姻[8]。段继红、 高剑华《清代才女结社拜师风气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指出，清代才女冲破传统拜师结社、广泛阅读，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鲍震培的《从弹词小说看清代女作家的写作心态》（《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孟梅的《论明清女性剧作家的“谪仙”情结》（《艺海》2012年第9期），则从写作心态与作品中饱含的期盼去挖掘清代知识女性复杂的内心世界。

（二）人物研究

清代知识女性人物研究已有一定数量颇见功底的文章问世，其中群体研究的文章较多，为数众多的广大知识女性仍被冷落于角落，个案研究亟待深入。

1.比较研究。李玮玮的学位论文部分章节从宗教、词情、爱情、友情几方面对三位女词人做了比较研究[9]。徐莉梅《吴藻、沈善宝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通过对两位知识女性的诗词研究，探讨了两人迥异的创作心态及其原因。

2.个案研究。词人：清代词人中受关注较多的是顾春、吴藻、贺双卿、吕碧成、熊琏、徐灿等人。对顾春的研究文章很多，其中吕菲的《论清代北京满族女作家顾春的文学创作》（《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对其作品进行了赏析。对贺双卿其人有无问题，学界仍有争议，但肯定者为多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其人与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日盛。对吕碧成的研究也不少，主要是从其词作，其人与国际素食运动的关系，中国知识女性的转型这些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对吴藻的研究主要是从生平考述、其悲苦人生和作品这几方面。

诗人：对清代女诗人的研究成果斐然，研究较多的是沈善宝、恽珠等人。张佳生对满族女诗人进行了宏观研究，列出的清代女诗人达几十人之多，并对比较著名的女诗人进行了评述[10]；朱吉吉的《清代满族女诗人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则更为细化，采用个案方法，对清初期、中期、后期的女诗人进行研究。经过梳理，万鹏、陈玉玲发掘出若干名不见经传的清代无为女诗人[11]。聂欣晗的《清代女诗家沈善宝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是沈善宝研究的一部力作。高春花的《清代女诗人恽珠生平家世考略》（《兰台世界》2011年第23期）对恽珠的生平及恽氏家族进行了考述；杜家骥先生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平、其家族与清廷的关系，对史籍和论著中的错误进行了辨析，并以那逊兰保及类似史事为例探讨了汉满蒙血缘、文化交融的现象[12]。其他在专篇论述中被研究的女诗人也有不少，列举如下：骆绮兰、汪端、陈静渊、王淑昭、钱凤纶、席佩兰、薛绍徽、杨继端、谢浣湘、汪韫玉、佟佳氏、张令仪、钱孟钿、方维仪、刁素云等。

画家：白英追溯了为慈禧的宫廷职业女画家缪嘉蕙的生平往事，开启了对清代女画家的研究[13]。彭建的《清姿秀骨 俊逸脱俗――清代女画家廖云锦赏析》（《收藏界》2012年第3期）对廖氏画韵的赏析，使女画家的性情跃然纸上。

科学家：沈雨梧教授的集学术性与普及性合一的女科学家传记著作，记录了天文、数学、物理、中西医学、纺织学等各学科的31 位清代女科学家[14]。李敏《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清代女科学家王贞仪的成才之路》（《高师函授》1986年第1期）介绍了清代著名女科学家王贞仪的生平、家世、婚姻及其作品。

其他领域：对其他领域的清代知识女性也有专门的论述。清代女史家有清代李晚芳、陈尔士，戏曲家有王筠，清末著名办报人有胡彬夏和晚清女权主义者唐群英等，而屠揆先的《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简介》（《中医杂志》1981年第4期）则向我们介绍了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医学成就。

3.群体研究。有关清代知识女性群体的研究，一些论文用力较深。《清代女诗人研究》[15]一文，对诗人及其创作进行了整体和个案研究；汪青云的《清代女性词人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研究了女性词坛的盛况、词人的生存状况、创作等内容；《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和张远凤的《清初“蕉园诗社”形成原因初探》（《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是对诗社成员群体研究的代表作。郭蓁认为，清代女诗人群体凸显出地域性、伉俪诗缘、家族化、边缘化、多孀居者等特征[16]。冯曦缘《试论近代女性创作群体的分类》（《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1期） 对晚清女诗人进行了分类研究。

（三）地域性研究

清代知识女性区域研究中，江南市镇是学者们研讨的中心，对苏州、常州、吴地、浙江、徽州、桐城、杭州、上海等地知识女性研究的论文很多，且大多是硕博论文；而对边疆地带知识女性的研究薄弱。在清代知识女性的分布上，付琼、曾献飞认为清代女诗人主要分布在江南，呈现从沿海到内陆、从南到北递减的特点；从各省分布看，可分为名府中心型和首府中心型，清代女诗人群体的分布区与进士群的分布大致吻合[17]。王细芝《清代闺秀诗人的集中分布及其成因》（《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类似的探讨。花宏艳《晚清女诗人地域分布的近代化》（《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指出，晚清女诗人的地域分布继承了清以来闺阁文学的地域优势，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湖南、广东近代化较早、较深入的地区女诗人的数量大幅增长。

（四）知识女性创作研究

总体看来，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主要是文学工作者对女性文学作品的赏析展开的，这方面的文章十分多，大多是从创作的成就、特征、艺术风格等进行探讨，史学视角下的研究极为不足。王瑜《清代女性诗词成就论》（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对清代女性诗词的成就分类进行了探析，并对其成就的局限性和原因发表了看法；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对清代知识女性的创作成就予以赞扬，对女词繁荣原因阐释了自己的见解；冯晓东、饶晨曦、申国娥《清代女词人创作特征研究》（《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8期）一文指出，清代词人有一门风雅、才名意识、群体唱和三特征。此外还有对女性弹词小说和女性书信体散文书写的研究文章，不再赘述。

二、港台地区研究成果

近二十年来，港台地区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比较深入。香港黄嫣梨女士通过四位女词人的创作和遭遇，透视清代妇女在国家、社会、婚姻、宗教观等方面的思想转变[18]。中国台湾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1）末章，赏析了金逸、徐昭华、汪端等闺秀的文学创作。中国台湾女学者华玮的《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一书，是明清妇女戏曲创作与批评的主要成果。王力坚的《清代才媛与文化考察》（文津出版社，2006）从诗词、话、书简、戏曲几方面对清代妇女文学进行了研究；他的《从看家庭对清代才媛的影响》（《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一文则探讨了清代知识女性的生成问题。

三、国外研究成果

国外学术界对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视角新颖。美国学者高彦颐从女性视角进行研究，一改认为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才开始解放的传统史观，认为明末清初的知识女性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饱受压迫，他们反而是旧社会的积极构建者[19]。美国耶鲁大学康正果先生的《与艳情・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一节，对清代女诗人贺双卿做了专论。《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美]曼素思著，定宜庄、颜宜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通过（1683-1839）对清代江南女性的人生历程、写作、娱乐、工作、虔信的探讨以强调女性史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女性史》（[日]山川丽著，高大伦、范勇译，三秦出版社，1987）的第七章，谈及了清代知识女性的觉醒等内容。美国女汉学家孙康宜，在其著述里对清代薄命才女―寡妇诗人的文学成就进行了概括[20]。此外，美国学者魏爱莲教授对清代才女的文学生活亦有相关著述。美国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指出女性科技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与性别规则，认为妇女非男权的牺牲品，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积极参与者。

四、结语

近二十余年来，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但亦有薄弱环节。人物个案研究极其匮乏，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女性群体研究尚需深入。地域性研究不均衡，多聚焦江南，对东北、西北、西南、中部地区知识女性关注不够。研究视角较窄，多从文学赏析角度研究，史学视角下的研究不足，缺少对“人”的关注。此外，研究重两头轻中间，忽视了对清中期知识女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C]//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1981.

[2]王庆宏.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1.

[3]杨银权.清代知识女性的知识养成及特点[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4]张聆雨.清代女性著述出版途径考[J].古典文献研究，2012，（0）.

[5]崔景.清后期女性的文学生活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

[6]侯杰，秦方.知识女性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角色分析――以女编辑、记者为实例[J].南方论丛，2003，（2）.

[7]李静，刘蔓.从《名媛诗话》看清代女性文人的贞节观[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1）.

[8]段继红.修到人间才子妇， 不辞清瘦似梅花[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3）.

[9]李玮玮.清代三位杰出女词人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9.

[10]张佳生.清代满族妇女诗人概述[J].满族研究，1989，（1）.

[11]万鹏、陈玉玲.清朝无为女才人考证[J].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12）.

[12]杜家骥.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及其相关问题考证[J].民族研究，2006，（3）.

[13]白英.缪嘉蕙――为慈禧的宫廷女画家[N].成都日报，2007-02-26：B02.

[14]沈雨梧.清代女科学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15]段继红.清代女诗人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6，（6）.

[16]郭蓁.清代女性诗人群的总体特征――以清初至道咸诗坛为中心[J].齐鲁学刊，2008，（5）.

[17]付琼，曾献飞.论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所收诗人为例[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1）.

[18]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M].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19世纪中期 美国 女性作家 研究综述

一 引言

19世纪中期美国文坛出现了众多著名作家，他们的作品广为流传，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霍桑的《红字》、梅尔维尔的《白鲸》、梭罗的《瓦尔登湖》、惠特曼的《草叶集》，等等。同时，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也在文坛大放异彩，她们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创作了众多以家庭生活和道德成长为主的作品，不仅在当时社会广受读者欢迎，并对此后的美国社会的道德公民的道德塑造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美国著名学者大卫?雷诺兹把这一时期称为“美国女性的文艺复兴”。

纵览美国文学历史可以发现，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推行“真正女性崇敬”思想，其中心主要是围绕美国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制定的，内容主要为“忠诚、服从、纯洁、持家”四项女性美德。当时美国的学者芭拉?韦尔特认为，女性只有具备了这四项美德才能被称为“真正女性”。实际上，“真正女性崇敬”思想还是以男权社会为中心，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和从属，将新女性的社会活动和运动规模限制在家庭范畴之中。当时女性作家众多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多以“真正女性”为塑造人物的标准，进而影响着当时美国读者的道德审视视角和品德塑造标准。与此同时，恰是这些符合男权社会标准的新女性形象又使得女性陷入新的道德和生活窘境。于是，19世纪中期的女性作家们在她们的作品中有感而发，真实再现了当时女性所处的种种窘境，并由此探讨了新女性在家庭、社会和道德中的出路，为其女性的成长提供了别样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有苏珊?沃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范妮?费恩《玛丽?李》、哈里叶特?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路易莎?奥尔科特的《小妇人》等。她们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都逐步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被动接受男权社会的标准到主动发掘个人的女性意识，从家庭的被动依附者逐步成为能立足于社会的自强自立者，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着较强的独立意识，最终都从被动服从男权社会标准的“真正女性”过渡到主动设计自我人生的“新女性”。这些女性形象因其超越时代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性格而受到当时社会广泛的关注，并在当时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却因为不符合当时的学术评判标准而没能列入经典作品之列，在美国文学史中也不曾被提及。

20世纪上半叶，文学评论界对这些女性作品的评论还带有某种文化偏见。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和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发展，这些女性作家才又重新进入评论的视野，重新写入美国文学史中。21世纪以来，该研究领域更是呈现出一片繁荣兴盛的景象，体现了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向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方面多元化发展的批评转向和研究趋势。到现在，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二 早期评论带有文化偏见

20世纪上半叶，弗雷德?路易斯?帕蒂的著作《女性化的50年代》首次将目光和评论的焦点放在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上。在《女性化的50年代》中，帕蒂不仅关注作者的性别，还认为应将作品视为作者自身经历的延续。他在著作中探讨了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创作目的，并认为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没能反映现实问题。帕蒂认为，这些女性作品虽然表达了女性的抗争，却没有发掘重点，他认为女性不应该追求自身的权利。可以说，帕蒂的《女性化的50年代》代表了当时男性评论家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不公正态度。

此后，赫伯特?布朗出版了《美国的感伤小说》，在这部专著中，布朗延续了帕蒂对女性作家的态度。在其专著中，布朗认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宣扬了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逃避了时代经历和对美国理想的探索。而另一位评论家莱斯利?费德勒在其专著《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中，也将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简单定义为“感伤小说”，对她们及其作品均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评论都带有男性评论家的文化偏见和视角。

而女性评论家海伦?帕帕西韦里的观点则与同一时期的男性评论家截然相反。帕帕西韦里于1956年出版了《所有幸福的结局》，在这部专著中，她向此前的男性评论家提出了反驳和诘问。帕帕西韦里认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颠覆了当时社会的男权社会及其文化对女性的道德标准评判。虽然她想为这些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辩论，却忽略了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的丰富内涵，同时把两性完全对立起来的评价也过于激进，因此并没有引起当时社会及评论界的关注。

三 20世纪7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

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不断高涨，由此促进了女性主义学术的研究兴起。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发展，曾经被学术界和评论界忽视的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及作品又重新进入了文学界的视野，得到了学界的重新评价。此后，有关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作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不断涌现。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著名女性评论家尼娜?贝姆于1978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女性小说》。贝姆的《女性小说》是首部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文本进行研究的著作。贝姆在这部著作中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整体回顾，并概括出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的共同母题――女主人公在失去依靠的环境中如何克服困难，不断提升自我，最终获取成功。

1984年，评论家玛丽?凯利出版了《私人女性，公共舞台》。在这部专著中，凯利主要以12位女性作家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她们在家庭领域内的家庭主妇身份以及在公共领域内的知名作家两种身份，并研究了这些女性作家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而体验的独特经历，同时也探讨了女性进入文坛所必需的各种社会和个人的条件。专著中援引了大量的文学史料，这也使得凯利的研究超越了作品文本范围，为我们深入了解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提供了更广泛的视角。 另外，评论家苏珊?哈里斯的《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解释策略》则选取了19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对文本的语言和结构方面的深入论述。哈里斯认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品具有双重文本，在这些作品的表面文本之下还隐藏着潜在文本，表面文本讲述的是女性如何恭顺，而潜在文本却表达了女性的颠覆。

此外，伊丽莎白?安蒙斯的《相互冲突的故事》、阿尔弗雷德?哈伯格的《美国文学中的性别、幻想和现实主义》、简?汤普金斯的《情感设计》、尼娜?贝姆的《小说、读者与评论者》等专著也都从不同方面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各种期刊与评论文集也出现了大量相关的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对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及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极大拓展了这些女性作家的研究范围。

三 21世纪以后开始多元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更是得到长足发展。2001年，《剑桥文学指南：19世纪美国女性写作》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评论文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理论背景、性别研究等不同方面，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论述，论述涉及种族、民族、阶级等问题，同时指出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2009年，出版了两部重要的文学史――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和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的同性陪审团》。这两部文学史对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进行了评价。其中肖瓦尔特的《她的同性陪审团》对美国女性文学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整体回顾，专著涵盖了二百多位美国女性作家，梳理了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肯定了这些女性作家巨大的文学影响力。

另外还有几部专著，如《不同寻常的女性》《超越新女性》《美国文学中的语言、性别和公民权，1789-1919》等，这些专著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领域中所讨论的焦点问题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法，体现了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向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方面多元化发展的批评转向和研究趋势。

四 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日益丰富的研究内容相比，国内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研究比较少，且主要是对单独作家的研究，至今把该时期女性作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有金莉教授的专著《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和其他几位学者的论文。其中，金莉的《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是我国学界首部也是唯一一部介绍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著作。在这部专著中，金莉教授把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依据题材分成四类，并对每一类小说的社会背景、作家创作、读者反映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同时也对每一类小说的代表文本进行了深入的评述。

此外还有几篇论文也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整体研究。金莉教授的《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对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的发展以及美国女权批评进行了整体回顾，进而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者对美国文化与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变化。这篇论文使我们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有了比较宏观的视野。在《玛利亚的传统价值和夏娃的独立意识：19世纪中叶美国妇女作家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中，金莉教授则从比较微观的角度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总结出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兼具传统价值观及女性独立意识的双重特性。

在《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与现代社会价值建构》中，卢敏对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的定义以及家庭小说兴起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家庭小说不仅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意识形态，折射出转型时期文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所能产生的影响，而且小说中宣扬的女性美德对美国现代社会的价值建构起到了修正的作用。在《经典以外的世界――19世纪美国通俗小说的文化解读》中，金衡山则从大众流行文化的角度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品进行了详细解读。刘笑元《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的女性观和慈善观》则以两部小说为例，从独特的文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家庭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观和慈善观，以及美国女性是如何通过它们寻求政治表达的捷径。除了以上几位学者的论文之外，该研究领域其他研究成果则仅涉及单独一位作家，且主要集中于斯托、奥尔科特、肖邦等，没有作整体性研究。可以说，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研究领域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朱通伯等译：《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2] 萨克文?伯克维奇主编，史志康等译：《剑桥美国文学史?1820年-1865年》（第二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3] 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4] Dale M.Bauer，Philip Gould，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女性争取自身平等到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最后从争取权力的社会运动转向理论建构，产生了当代多样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本文以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与建构主义的相同的本体论为研究基础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两种理论在对权力，身份和性别研究的差异以及构建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的互补性。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以构成性别要素的社会建构和权力为对象，主张打破男女主从关系，重新塑造女性社会性别和地位，为女性重新回归国际政治打下基础。

【关键词】

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建构主义

一、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

1987年，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的著作《女性主义和方法论:社会科学问题》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依据认识论分为三大派:经验主义，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其中立场认识论指出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我们对于所生活的社会和世界有着不同的认知，社会由等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构成。而个人在社会位置的不同则会影响他们的社会认知，角色以及活动。立场认识论支持女性主义经验论的观点，认为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导致了社会偏见的产生，女性要么屈从于男性的世界中，放弃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自由和平等;要么屈从于男性这个特定阶层下成为二等公民，变为社会秩序中的另类。由此男性与女性成为从属关系，这成为男性压迫女性的根本方式。在私有制出现后，男性仍不满足居于人类繁衍的从属地位，以科学的名义“证明”人类在男性中已经成形，只是在女性的体内哺育长大，世界许多民族流行的“产翁制”便是典型的例子。瓦西列夫《情爱论》中剖析了“产翁制”的实质，这种习俗赋予男性的主宰权力以更大的说服力，使人们相信男人不仅能支配生命，而且能创造生命。它其实只是在确立父权制方面起重要的社会心理作用。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生育主导权等都取得主导权后，社会偏差不断扩大，女性也离国际政治舞台愈发遥远。女性主义经验论学者认为坚持规范和秩序，提高女性的观念才能消除社会偏见，也因此支持女性参与政治，科学研究工作。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应结合女性的经验和从女性的日常生活为立场，提高女性的观念，纠正社会偏见，打破男女从属关系重新建构社会结构。

在当前男性主导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情况下，国际政治的制度和规范都受到男性气质和世界观的影响，倾向于国际冲突。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女性的权力应该被赋予，女性也应该重新规划国际政治，因为女性热爱和平，参与养育，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也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是否缺席，成为国际冲突能否改善的重要因素。第一，女性的入席会打破单一的男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第二，女性作为养育者的价值能够得到重视，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于和平处理。

二、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和建构主义

(一)本体论的认同。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有着共同的本体论认同基础，这是两者对话的基础。一是两者都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的基础，重视观念的作用，认为物质因素通过观念而生效。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探寻世界的本质或本源。在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学说更多的是一种思索国家本体地位的方法，它以本体论为基点，质疑已经存在的国关概念，如:国家，无政府状态，权力等等。与以经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它更主张以哲学的理念研究国际政治，主张人性的回归来释放政治的本质。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强调女性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另一群体，必须回归政治;从女性的观念出发，打破从属制的观念，强调以人为本的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会使国际体系发生变化。二是两者均强调国际关系的社会性。个人构成了群体，进而组成国家。个人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国家间的互动则形成了国家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结构都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是观念的分配。前者描述世界是逐渐建构的，后者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性别是核心概念，由社会建构而成。波伏娃《第二性》中就解释了社会性别中的等级关系是不平等的，女性的等级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社会和男性观念下形成的制度促成的。女性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被从属于男性权威，造成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建构主义的社会性质强调施动者对结构的形成作用以及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施动者如果没有互动就没有交集，也不会产生结构。但一旦互动，双方会产生观念，所产生的观念将会决定施动者的行为和身份。同时，施动者的身份也只会在该结构建构中完成，这与女性在社会结构中被建构不谋而合。例如，包税人能成为包税人只有在政府许可，农民既定，包税制这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形成，也才能实施他作为包税人身份的行动。

(二)权力的认同。共同的本体论认同，使两者的研究都关注于一些概念，例如:权力，身份，制度，利益等。但两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却迥然不同。两者对权力虽都以本体论为基础，但是建构主义学者并不将权力作为研究的中心，而是将其过渡为对身份的研究，简单地划定为物质资源或是国家制度:在国外是物质资源，在国内是合法的权力，国家的制度。温特从建构角度而非因果角度考虑权力，认为只有在利益使权力具有意义的情况下，权力才能够解释所要解释的现象。人类得到权力是因为要实现志向和希望，要消除恐惧。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正是人类的希望，志向和恐惧，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由此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得出利益和身份是由存在于体系中的观念分配和物质力量构成。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它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由权力建构的身份，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女性主义学者将权力视为社会结构，因为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同时女性也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两者的研究中心不在一处，前者侧重于权力建构的身份，后者侧重于权力本身。立场认识论学者很少强调身份是作为解释变量，而是身份的识别过程。身份的形成引起了性别权力，性别是结构性的充斥在实践和话语中。因此，重要的不是道义上宣称“对女性好点”而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宣称:权力是什么和权力如何运作?忽视性别，建构主义学者会错过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素。权力意义和利益的内容绝大程度上是由观念所决定的，而男女观念的迥异会造成权力意义和利益内容的变化。

(三)性别的认同。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主从关系的一部分，建构主义学者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女性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权力现象。性别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它作为权力分配的一种，充斥于社会建构的国际世界和国际政治中。同时带有社会文化建构烙印的性别钳制住了女性角色和一些工作岗位，例如:护士，幼教等，越来越多的人以性别去衡量事物，造成了男性与女性上下不对等的从属关系。这样的关系属于垂直型:上层，即男性一方拥有权力，具有话语权;下层，即女性一方无权，没有话语权。权力和性别都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权力和性别都能够被塑造，是能动的，是通过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中处于社会文化中性别，即社会性别，会导致权力分配的失衡。男性代表权力和政治力量，而女性则被边缘化。因此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在研究女性受压迫，不平等的关系和国际政治缺席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女性自身追求和平和养育文化的理念，是解决当今国际冲突的良药。女性越是能进入权力政治的中心越是能减少国际冲突时武力和战争的发生，性别的平等既限制了国际谈判时冲突的激增也减少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性别权力的增加无疑对国际政治冲突的缓解有着重要作用。

三、结语

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为研究中心，认为性别由社会建构和权力构成，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而建构主义则以身份为研究中心，重视观念而弱物质轻权力。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他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由权力建构的身份，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们也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共同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前者以经验主义为认识论的基础，强调性别的重要意义;后者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的基础，强调身份的重要意义。女性主义从建构视角提出以性别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理论，以建构主义主张的观念和身份出发，在社会互动中打破旧的男女主从关系体制，建立新的女性形象和社会地位。女性的权力应被赋予，让其重新涉足国际政治，因为女性热爱和平，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参与不仅会削减男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同时女性的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向于和平处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融合性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看待世界。

【参考文献】

［1］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国际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方法论；内心分裂；社会性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18-03

英国女性文学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开始着眼于从女性视角关注女性情怀。简・奥斯汀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启蒙者和倡导者，主张妇女人格独立和平等权利，在其作品中首次尝试探讨了妇女的处境和地位。

在其作品《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塑造了众多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形象。本文选取了女主角母亲-班纳特夫人这一经典形象，用女性主义方法论去重新剖析这一形象的社会价值。作为一个典型的矛盾对立人物，通过对其产生影响的传统知识观中生产、本质、来源、评价有效性标准等因素进行反向探讨，力图使这一经典人物展现出新的立体感。

一、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提出

妇女学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科学产生以来，女性主义学者就开始了对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探索。到80年代，许多女性主义者纷纷提出应该使用女性主义方法论来研究社会问题。

1.提出原因。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提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对实证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是首要原因。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最主要的社会学研究者都是上层阶级的男性。如果将他们的研究成果视为主流价值，用精英群体的观点作为普遍化真理的代表，那就很容易产生偏见和不客观现象，认知者性别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压抑了。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相同的问题，结果大不一样。男性研究以实证主义为基础，采用抽象的理论和复杂的量化数据，使得研究结果更容易被主流社会承认。以男性思维为主的专家学者群体，将男性对世界的理解混同于普遍真理，把男性的偏见隐藏于中立和客观的表象之下，忽略了女性和下层阶级的经验与特点，对个人经验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认识过于轻视，理性高于感情，客观高于主观，精神高于肉体，从而加剧了男女性别的不平等性。女性主义方法论强调身体、感情和知觉，同实证主义恰恰相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精神、理性和逻辑进行抨击，向男女不平等挑战，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观点和新理论。①除了对实证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提出还有另一个原因：女性主义学者需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来研究妇女问题。女性主义研究以女性为对象，由女性来做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其研究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重塑妇女在认识上的主体地位。②

2.起源。对传统知识观的重新审视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起源。通过探讨传统知识观当中知识生产、本质、来源、评价有效性标准等要素，女性主义理论形成了不同于知识论批判的其他途径。用女性主义方法论来对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人物进行剖析，强调女性经验的重要性，对传统研究与知识进行批判性看待，有助从立体的层面来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同时帮助文学作家更立体地塑造人物。

二、女性主义方法论体现新“理性”

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批判，即将现有知识的生产视为建构和维护女性压迫的场所，揭示女性所处的位置和视角，将对被研究者的伤害降到最小，研究成果最终应该转化成有利于女性的社会变革或行动。③

1.社会学方法论层面新“理性”。经过阶段性的发展，女性主义社会学的重要价值开始体现于方法论层面，其对原有社会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新角度审视帮助女性主义研究者开辟了与以往所不同的另一种认识视角及研究领域。从这一层面上，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意义就在于，有可能会提供一种新型的知识积累和建构逻辑，同时揭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内在知识价值。特别是对于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及社会建构提供一种曾经为男权观念及男性知识视角遮蔽、漠视了的，但可能更为合理的、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理性”。④

2.知识形式选择新“理性”。与原有的理性含义不同，女性主义方法论角度的“理性”特指一种新的知识的形式选择。所以，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新理性主要表达了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方法论层面上进行的知识革命；二是在获得知识时，所用方法特点表现出的新“理性”。

3.新“理性”依托表达五要素。1986年，朱蒂・柯克和玛丽・富诺进行了长达10年的女性研究调查，她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女性主义方法论的五个要素：行动、经验、性别和不平等、对研究的批判和参与性方法。

三、女性主义方法论视角下的班纳特夫人

1.奥斯汀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双重性。奥斯汀在其六部长篇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个性丰满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在淑女作家的笔下表现出矛盾的双重性特征。奥斯汀在文本表层刻画了与父权中心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女性形象，文本深层却又颠覆了表层的叙述，透露出女作家的女性主义意识及对淑女的反叛。奥斯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般都受社会的深刻影响，表现出发乎天然的性格魅力。从女性主义方法论的角度上来看，这显现出女性自身的经验主义同其社会化人格之间的矛盾对立。奥斯汀笔下女性人物形象的对立性格反映了这位淑女作家的内心分裂：她一边对自己想象力醉心不已，一边又对其非女性化而深感焦虑。“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与保守的中产阶级淑女，这种双重身份正是导致奥斯汀产生内心分裂的根源”。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奥斯汀一方面表现出淑女式的屈从和对父权文化价值观的默认，另一方面其内心又不自觉地为女性发乎天然地为摆脱父权文化束缚的自然本真生命所吸引。

2.分裂的母亲形象：女性经验主义同父权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奥斯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群中有一组“不称职”的“母亲群像”。综观奥斯汀六部长篇小说的“母亲群像”，我们发现她们要么处于缺席地位（如安妮、爱玛的母亲在他们幼年时己去世），要么就是不称职的“母亲”。作者以父权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为标准，刻画了这群不称职的母亲形象，并表达了反讽的思想倾向。事实上，这只是文本留给读者的初步印象，深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不称职的母亲不只是愚蠢可笑、可悲可怜，从女性主义方法论角度上来看，这些母亲一方面呈现出对父权文化价值社会的妥协，另一方面又保有典型的女性经验主义特征，有发自天然的性格魅力，是一组非常典型的“内心分裂”人物形象。从奥斯汀小说的文本表象来看，“母亲群像”由于受到父权社会的压迫和歧视，不能接受像样的教育，从而她所塑造的缺乏知识和教养的“母亲”形象显得十分好笑；另一方面，“母亲群像”呈现出极其鲜明的女性特征，往往有着深刻哲理的话也是从她们的口中说出来的。

3.“内心分裂”的班纳特夫人。在《傲慢与偏见》中，那个絮絮叨叨笑料百出的班纳特太太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奥斯汀在作品中是这样概括班纳特太太的：“她是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的女人，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自以为神经衰弱。她生平的大事就是嫁女儿，她生平的安慰就是访友拜客和打听新闻。”⑤班纳特太太身上的这些毛病，简直就是典型的传统女性。这个肤浅无知的母亲一心一意地要把女儿嫁个好人家，闹出了不少笑话，反倒成为女儿婚姻的路障。班纳特太太的种种无知举止，也成了奥斯汀的反讽对象。在以往的研究者眼中，班纳特夫人是一位典型的父权社会牺牲品，也是缺乏教育和教养的可怜可悲的女性形象，认为这个人物形象是比较消极的。笔者从女性主义方法论五要素出发，发掘该人物的正面意义，认为正因为其分裂的内心世界而具有了深刻的人物形象魅力。（1）行动：发自本性的“好母亲”人物性格。女性主义研究与强调价值中立的传统研究相比，是一种更加具有价值导向的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给社会带来的进步意义在于，对传统社会观念中偏见性评价进行了女性主义价值观视角上的修正。在传统社会观念中，对班纳特夫人此类世俗普通“家庭妇女”，不免带有贬义的审视色彩，但从女性主义研究的角度出发，其“好母亲”的人物形象显然是成立的。摒除班纳特夫人的教育及家庭背景，从“母亲”这一角色的自然属性看，班纳特夫人无疑是一位好母亲。小说中描述她唯一的愿望就是为了把女儿们嫁给有钱人，从这个愿望的本源上来说，没有母亲不希望自己女儿出嫁后拥有优渥的生活。从这个角色的自然本性上来分析，这是女性身上母性色彩最直接的体现。（2）经验：丰富生活经验引起内心危机。女性主义研究者十分重视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在传统研究中常被忽视的感觉和行为，反而是女性主义研究者的重点。在小说中，作者介绍，她年轻时也很美丽，也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应该受过一般的教育，也有陪嫁，所以她和班纳特先生相当是门当户对的。因为一直没有生儿子（在那个社会里会失去财产），所以她变成了一个急于找有钱人嫁女儿的妇人。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苔丝的爸爸死后，全家都被赶出家门，因为当时的社会只承认男人的继承权。所以班纳特夫人非常担心晚年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班纳特夫人的忧虑是有道理的。（3）性别和不平等：勇于抨击不公社会制度的勇士。重视性别和男女不平等问题，是女性主义社会研究的最明显特征。女性主义者假设女人是受到男人和男人统治的社会范式压迫的，这种压迫不是由生理性别而自然产生的，而是由社会性别范式所决定的，因此是可以改变的。⑥“她（班纳特太太）老是破口大骂，说是自己的产业不能由五个亲生女儿继承，却白白送给一个和她们毫不相干的人，这实在是太不合理”。⑦看似粗俗无知的班纳特太太事实上已经不自觉地抨击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正，借助班纳特太太之口，奥斯汀抨击了这种不公道的事实，表达了淑女作家无法直接表达的不满。在《傲慢与偏见》中，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法律制度，只有班纳特太太一个人以十分直接而且一针见血的方式进行抨击，其他人只是从侧面描写中表达出不满。班纳特夫人的这种勇气是其他的小说角色所不具有的，因而具有进步意义。（4）对研究的批判：“反抗社会”与“适应社会”的完美结合。女性主义研究坚持向传统的假设质疑，始终保持批判的立场。对传统理性和客观性的批判，女性主义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对认识主体的质疑，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所谓理性和客观的认知主体，事实上并不是真正客观的，因为这一群体是由少数特权的经验所决定的。其次，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研究者的阶层、性别、性别观念和种族一定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所以，女性主义者还对客观的标准提出了质疑。在小说中，班纳特夫人一方面猛烈抨击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来保证自己和女儿们日后的生活，她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法就是给女儿们找一个有钱的归宿。但是班纳特夫人同时也是十分尊重女儿们的个人意愿的，当伊丽莎白不愿意嫁给班纳特先生的继承人时，她只是语重心长地告诉伊丽莎白婚姻里并不是只有爱情，还有保障生活的金钱，但是并没有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家长一样，强迫自己的孩子作出决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她在女性角色中是十分开明而理性的，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同时，班纳特夫人的积极进取和开明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比班纳特先生更具进步性。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角度上来讲，班纳特夫人的人物形象塑造，是一种对女性经验的强调，对社会性别公正性的提倡，同时也是一种对传统研究方法与知识的一种批判。从女性主义方法论角度来审视，班纳特夫人是一个十分立体又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人物形象。

简・奥斯汀对女性主义的关怀，为整个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从女性主义方法论着手，可以从简？奥斯汀作品中塑造的女性角色中挖掘出更多的女性经验价值。

注 释：

①韩阳.女性主义视角下中国职业性别不平等原因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2）：69-71.

②③⑥许艳丽，谭琳.女性主义方法论：向男女不平等挑战的方法论[J].浙江学刊，2000，（5）：60-63.

④张宛丽.女性主义社会学方法论探析[J].浙江学刊，2014，（8）：198-202.

⑤⑦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译林出版社，2010. 1-3，50-51.

参考文献：

〔1〕许艳丽，谭琳.女性主义方法论：向男女不平等挑战的方法论[J].浙江学刊，2000，（5）：60-63.

〔2〕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33.

〔3〕吴小英.女性主义社会学初探[A].中国社会学年鉴（1995.7～1998）[C].中国社会科学院社，2000.

〔4〕E. Babbie ，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arch （8thed），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社会研究方法[M].华夏出版社，2000.

〔5〕韩阳.女性主义视角下中国职业性别不平等原因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2）：69-71.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中西方；研究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105-02

女性主义是从英文“Feminism”翻译而来，最早出现在法国，后传到欧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其前期研究称为女权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者认为要彻底改变社会生活与人们的传统观念，实现真正意义的男女平等，应将性别分析提到主要地位，因此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多用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提出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有着深层次的意义。由于中西方的社会发展、文化背景、历史条件等因素有所不同，造成了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但作为研究，都丰富了学界知识，推动了社会发展。

一、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相同之处

首先，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支撑相同。法国大革命后，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成为一种思潮，伴随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众多的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的阐述层出不穷，其理论蕴含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广泛影响。如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所宣称的那样：“提出女性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1]而中国经过五四时期后，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妇女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者的研究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其次，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的主张相同。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理论基础上，从“理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理论出发，希望通过法律的武器来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站在消灭一切剥削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上，真正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公正的理想社会。由此可见，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在主张实现男女平等，消除产生两性不平等的根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究消除阶级压迫的重要性等理论主张方面是不谋而合的。

最后，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使命相同。无论是西方女性主义还是我国的女性主义都是以妇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对妇女屈从地位的批判性解释。”[2]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从社会的各个阶层、领域、制度等多方面探究女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力图改变原来传统的以男子为中心的文化和社会体制，从而达到和实现男女真正平等、全面发展的理想。中国女性主义研究通过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实际的历史、社会发展状况等，也在不断地探索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可见，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把“女性崛起、男女平等”作为其研究使命。

二、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不同之处

首先，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西方女性主义的产生伴随着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反过来又促进了女性解放进程，形成了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妇女地位的真正提升导致女性主义超越单纯的政治行为，走向了理性思考，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人员和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理论研究成果出现后，女性主义者将理论再投入实践，进一步深化理论。因此，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没有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也产生了一批专门研究女性主义的作家和理论，但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受多年封建文化的影响，淡化了对男性的批判，同时也缺乏理性反思。

其次，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透彻性不同。西方女性主义经过了3个世纪的发展，已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成熟的理论体系，是西方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中国女性主义探索历史时间较短，其研究与发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大多数的研究都没有理论支撑，只是从实际问题出发，又很少从哲学角度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系统，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现实的指导，常常沦为“缺啥补啥”的眼前行为[3]。其研究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的，较之西方女性主义透彻性不够。

再次，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存在不同。西方女性主义由于受其传统的个人主义文化影响，其主张是“个性解放”，把“男性”作为其反抗和对立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对待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上，以对抗形式表现其哲学思想，导致女性解放运动得不到男性支持，进而使女性运动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和谐统一”，个人命运与国家主体紧密相连，要求广大的人民群众具有全局观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爱国爱家爱人的意识，因此女性解放在受到如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女性在争取平等权利的过程中，并未表现出男性是其“对立面”，而是不断争取男性的支持，因此中国男性成为了中国女性争取解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形成的理论认知度不同。西方女性主义从产生以来，通过不断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者及理论成果，这些理论的产生对制定男女平等政策，实现男女平等都具有巨大的指导和推进作用，因此，在西方许多国家已将女性学研究纳入学术主流，男女平等意识成为社会决策和发展的主流。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我国女性主义在与西方女性主义相比，在反对性别歧视、主张男女平等的基本主张未获得像西方研究者那样卓著的成就，在世界女性主义学说之中也尚未取得一定的地位，在学科建设上与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相比也不够成熟。

三、结语

在人类社会中，女性与男性共同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都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者，从理论来讲是平等的，但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造成了在现实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一些有先觉思维的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现象，因此产生了女性主义。随之一些争取女性权力的运动爆发，在实践的推动下产生了理论，出现了大批女性主义研究者，女性主义研究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同时，还注重女性的自我价值的表现，展示女性的独特魅力，挖掘并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改变歧视妇女的社会现象，从而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随着女性主义研究的日趋成熟，男女平等已成为一种主流意识。

参考文献：

[1]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3篇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思辩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因为中国文化观念中儒学思想对文本的“言志”和“载道”的习惯严重影响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在客观的现实处境下，借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结合中国文化特质研究中国文学是自然并合理的，应当秉承科学的、公正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之与中国文学的联姻。自19世纪末起，中国的文学理论业已受到西方的支配与影响，因此更应该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所蕴含的西方文学理论基础。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中，特别是从较为广泛的(国际性)观点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批评家将无法满足于仅是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为其批评架构的做法。中西文学批评的概念、方法和标准的融合，因而成为必要的工作。西方的文学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色彩，既是哲学的，美学的，也是历史和文化的。而中国文学理论的立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封建社会所致)，政治的专制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学。

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寻找女性”和“构建女性文学传统”一直是重要的主题，尽管发掘和寻找的方式、途径有所不同。按照英美女性主义学派的设想，文学史中隐含着一个明确的女性传统，只是被男性文学史遮盖了，这有待女性主义批评来发掘。因此，英美女性主义学派大力挖掘湮没在历史中的女性作品，重新把遭受忽视成刻意封杀的女性作家加以重新定位，重建女性文学史，并在挖掘到的历史材料中寻找女性传统，为女性传统提供大量的证据。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历史中寻找“显性”(visible)的女性时，法国学派则力图在潜意识中寻找“隐性”(invisible)的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从历史中寻找女性(注重压迫观点)，或从(集体)潜意识申寻找女性(注重抑制观点)，两者都和父权压抑有密切的关系，两种压制概念皆归为父权体制中范畴较为广大的总体压抑。把这种总体压抑范畴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张爱玲，她把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历史／潜意识的，显性／隐性的——切入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表达了最为真实的女性经验。

中国文学文本和西方论述这两者之间，存有接受、排斥和互动的关系。大体而言，在现代文学批评界里，中国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至今仍难以摆脱西方“话语”或“论述”(discomse)的影响，难以走出西方话语的“他者”的理论阴影。在批评理论问题上，阅读中国士性文学(张爱玲文本)也面对着另一个有关中国论述的主体危机。基本上。笔者致力于建构自身话语的主体性，但在中国整体论述条件的不足之下，尤其在中国自身女性主义理论的匮乏之下，而不得不借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western feminist theories)的观点。这表示说，除了西方传统男性话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支配之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亦使中国如胜主义文学批评同样面对主体摇摆的危机。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中的他者位置，同样亦落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里。在父权社会中，女性被界定为他者，并为男性主体所观照。相对于他者，男性则占据主体位置，是完整绝对的象征体。在中国的宗法父权社会里，女性在“天”、“阳”、“乾”、“君”、“父”等宗法象征主体下，即被定义为附属于男性的他者概念之下。倘若中国(男性)文学是西方论述中的他者，则中国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便是他者之他者。

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不但必须解构当代西方男性话语和女性主义理论，亦有必要化解中国本身强大的、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批评传统，才不至于在中国自身的女}生主义文学批评中，落在他者之他者的处境中。在中国文学的阅读上，无须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来评论中国女}生文本。但即使如此，也不可忽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其批评实践中所发展出来的女性论述架构，以及透过女性经验的研究所建构的新论述模式。

笔者将中国传统宗法父权话语下的封建礼教：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尊阳贬阴，以至“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宗法训示，视为宗法父权话语的总体压抑机制。这里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出发，试图建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性论述。

1　隐性的中国女性文学

中国先秦时期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偏重于好坏、美丑、爱憎等方面的直感判断。这种直观评论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评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出现，孔子从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兴、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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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说，从作家道德修养方面又提出“文德”说。后来孟子总结了中国初期的文学批评经验。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原则。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批评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唐宋以后，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诗话、词话、典话，以及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漫评、杂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特色。到了现代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很大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文学批评，都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阶级意识，因而使文学批评带上明显的思想理论斗争性质和社会批评性质。 另外，中国的女性由于社会自然分工的原因客观地遭到男性的统治，加上人为的权利配置——严格的父家长制，完备的宗法专制主义使中国女性陷入了长达几千年的无人格状态。男性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话语的绝对权利，历史上几乎没有女人的声音，更谈不上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史及女性文学理论的建立。

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曾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形态和宗法制文化的背景之下，妇女传统的生存方式给文学创作带来极大影响。尽管确有一些女子在创作中发出过自己的人生之怨、不平之鸣，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女性的情感愿望，但从总体上说，由于妇女丧失了人格上的独立，困守于家庭和儒教，其创作在内容的审美价值取向、艺术表现的方式、手法乃至具体文学体裁的选择运用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性话语权利设置的局限性。就其实质而言，古代妇女文学只能是作为男性文学创作的附庸而存在。

传统妇女文学的作者，大致由女皇后妃、女官宫娥、名媛闺秀、娼尼婢妾等阶层的女性构成，其作品所包容的生活空间、思维空间以及心理空间和她们创作主题所表现的，主要是妇女在宫墙、闺阁、庭院等狭小圈子之内的个人隋感，如离别之j限、遭弃之怨、寡居之悲、相思乏情，以及风花雪月引发的种种思绪等。人所可能具有的丰富的社会实践、深广的生命意识被扼杀，代之以与身边生活直接相关的个人情感，文学主题显示出很强的私人性与封闭性。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女性文学虽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始终是从属于这一文学系统。它没有形成独立的女性文学体系，没有建构起完善的女性群主义 文学理论。与西方女性文学不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际遇中发生发展起来的。西方进步思潮的推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发，使之从诞生之日起就同时代和社会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长期从属于民主的、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很多时候恰恰是女作家的创作率先引导了某一阶段文学潮流的转换或更新。例如现代文学30年间， “五四”时期冰心创作的“问题小说”：新时期初年舒婷为“人”的生命和女性价值讴歌的朦胧诗；刘真、茹志鹃的“反思小说”；八十年代中叶刘索拉、残雪等充满现代意识的“先锋文学”以及稍后方方、池莉等表现平民日常生活、心理情绪的“新写实”小说；再到九十年代陈染、林白“私人生活”主题的创作等。尽管女性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存在，但并末构成相对独立的文学运动。

在“五四”女作家个性解放的呼唤中，萌生了女性主题的幼芽。此类主题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里女性基于性别特征所进行的社会实践、精神实践以及在其中的身心体验。然而，随着时代形势的急遽变化，这一主题未待很好地发育便很快被多数创作者所搁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强烈政治性、阶级性、民族性的创作。这种状况延续数十年，直到新时期以后才逐步改观。其中，批判封建传统和“左”的政治思潮对女性的压迫、扭曲和异化，寻求女性自我价值，可谓强音。然而，这显然并非女性文学“最后的停泊地”。人们很快意识到，此类创作实际上更多的依然是出自于社会视角，没有把文学视为对如-生生活和体验的再现。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在时代的变迁中，年轻一代女作家的性别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更强烈地追求女性精神的自由和女性生命的舒展，部分创作开始更多地向女性人生倾斜，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与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其中一些作品自觉地选择了向男性中心文化挑战的姿态，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女性意识、女性情感。这类创作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引发了种种争议。

女性主题显示的女性文学特色及价值，不仅在于它拥有女性观察生活、表现自身所特有的视点、角度以及鲜活生动的生存感受、内心体验。更为本质的是它源于女性生命本体、无形中打上了性别烙印的世界观、人生观。实事求是地说，女性主题绝非仅限于展露和宣泄在父系文化圈中女性所承受的性别压抑，包括生存压抑、心理压抑、性爱压抑和情感压抑等，而是同时显示了女性在认识自我、理解社会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其中蕴合的女性自审意识和批判精神尤具现代意味。此类主题的作品生动记录了时代女性的精神成长，在文学创作中的士性思维方式、女性生存本相、如}生情感特征、女性生命感受和女性审美情趣等。当然，在历史发展现阶段仍处于男性中心文化特定语境的情况下，女性文学处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带有“宿命”意味的，因为女性解放的程度任何时候都势必受制于历史发展的水平，同步于“人”解放的程度。尽管在具体的女性创作中，作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策略选择，但从总体格局上看，女性文学的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几乎是无可避免地要面临植根于男性历史文化的悖论，它制造着女性文学发展的困境。“五四”运动中萌发的现代女性意识，还未来得及进行对女}生意识的审视与自醒，就被卷入了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洪流中，而这个时代的女作家更多地表现出阶级的、政治的阳性关怀。

新文学中的现代革命女性形象在现实中能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和身份是令人怀疑的。实际上，革命女性形象的出现是一种匮乏自我的虚假论述，这正好以反证的模式呈现出女性在现实中的边缘化处境，足以构成女性作家的重大书写危机：失去女性自我的定位。使女性文学陷入了“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中，掉入男性模拟的死角，无法扮演真实的女性角色。在文学世界里，无论女性形象如何崇高、革新、独立，一旦落到现实中，广大女性依旧面临强大的压抑性命运。文学世界中的愿望在现实中宣告破灭，阳化女}生的面具不攻自破，女性的匮乏再度浮现。文化上习得的“女性”特征(被动性等)被看作是“自然”属性，女人同男人一样会使这些态度永久化，而在控制与从属的不平等与压抑关系中扮演这些性角色，以男性理论作为批评视角的评论把女性角色及其经验加以歪曲，从女性文本挖掘到的仍是男性观点下的女性。肖沃尔特指出父权批评下的女性典型的僵化形象其实就是父系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假象，而非女性真正的经验与现实。

当二十世纪前半叶女性作家不惜戴着乐观的面具在文本的舞台上扮演阳化角色时，现代文学批评在追问：文本中有女性吗?文学史中有女性作家吗?张爱玲用她的书写模式充分表现了不屑于塑造虚假阳化女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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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心态。她关注妇女在现实中的状况与女性受压迫的历史，既着眼于文化与历史分析，也着眼于女性经验的写作。在张爱玲的文本中，这些问题可望找到一种可供诠释的版本。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即使像白流苏这样的女性，亦没有性别错位的意味：

《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回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张爱玲，173)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五四之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涌现，无疑在某种层面上阐述了女性在历史、文化、社会中，有关两性与政治、个人与整体角色的互动关系。但是，那时期的女性文学大体上还没有较为稳定的女性文学传统，或者说，这方面的女性文学传统还有待进一步加以建构。而在张爱玲文本中所隐含的女性主题、女性亚文化群体及女性话语，所触及的中国总体父权压抑问题，以及在此压抑机制下有关如-生u禹身份、性别认同或两性差异等问题，正是今日从总体压抑范畴挖掘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女性经验(历史／潜意识的，显性／隐性的)来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关键而重要资料。张爱玲的女性经验模式以及在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素质，乃是以一种失序、疏离、丑怪、焦虑的面貌，去推演历史文化中的压抑和疯狂等女性问题。讲述了传统女性在宗法父权制中的边缘感受，一种“阴性荒凉”的情境。

2　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强音

西方强烈的宗教信仰传统使女性在受压迫和主宰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迫切需要，因此，西方妇女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成为必然。伴随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妇女作为读者或作者在文学话语中的体验，关注妇女作家的地位，妇女文学经典的构成，小说中女性的形象，男女体验的差异等问题，也注重妇女的平等、独立和自主问题，一般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是一种具有强烈思想道德倾向的批评。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关注文本的艺术性，

以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fleton)编选的读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1991)面世作为界点，过去25年来，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出色地表现了矛盾、交流和争论。的确，它建立在一系列创造性的对立、批评与反批评基础上，呈现出一个不断创新的流派——它挑战、颠覆、拓展的不仅是其他(男性的)理论，而且也有它自己内部的种种立场和问题 因此，在它的范围内没有“宏大叙述”，只有许多“小叙述”(petists re cits)，这些小叙述立足于特定的文化政治需要和阵地——例如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竞争。这表现了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创造性地“开放”的动力，同时也表现了这个胎生的、多样的、自我争论不休的领域的某种困难。其具有竞争力的种种优点及其内部的争论，有着广大的多元性，里面滋生着各色“理论”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开放与兼容的态度正是中国学者在看待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时应当秉承的态度，

随着中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表现空前活跃、各种现代思潮纷纷涌进并发生影响的大环境中，在世界文学潮流融会渗透的文坛背景下，女性文学主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具有现代意味的拓展但事实上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萌发、生长，又不能不受到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直接影响：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妇女解放始终没有单独地从“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以及其后的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大题目中提出来加以考虑，而是总被后者所遮蔽乃至淹没：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整个中国社会人之个性意识的生长曾长期受到贬抑，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成长历程曲折而艰难。很多时候，女性意识实际上被忽略，甚或被消融于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之中。与此紧密相连，由社会运动中崛起并发展的女性文学，一直在“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相碰撞、相交融中起伏演变

整体而言，中国文学透过西方论述的“镜子”媒介，能否准确映照自身的实体，抑或只是西方主体的投射，一直是个争论的问题然而，这里面对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问题语言、文化、文学和意识形态的互涉性，在某种层面的表现往往是惊人的。在中国论述迈向自主的建构历程中，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克服与消解，但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匮乏中，以及西方论述在国际学术市场上的强势渗透之下，适当地转化西方论述的资源，作为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主体性的手段，仍旧是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趋势。

结语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4篇

该书是作者历经四年时间写作、修改而成。该书的文献档案资料来源于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为使研究结论更客观、公允，作者还到北京、上海、辽宁等地实地采访，并整理了13万字左右的访谈录，实现了历史文献和口述史的结合。该书综合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国家―――社会理论、社会性别等理论将“”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问题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力图解释“”时期女性形象的塑造历程、历史动因以及这些被政治化女性的心理状态与文化意象。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该书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第一部以“”女性形象为题目研究“”史的历史学专著

当前，“”史的研究理念出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变，在实现这一转变的同时，审视“”的视角也应更加多样化。对“”的研究应当有新的视角，即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审视“”，以深化对“”史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中有一种“”发生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说法。国外研究“”史也多集中于探讨“”的起源[1]和、、刘少奇、邓小平等政治核心人物，国内学术界以“”女性为研究题目的，散见于文学、美术、电影等研究领域的一些硕士论文中，目前国内外鲜有历史学学者关注“”时期的女性问题，该书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以“”女性形象为切入点研究“”史的历史学专著。

通过研究，作者认为“”时期女性形象问题的最大特色就是在政治运动的挟制下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政治化转向。她们在思想、言论、行为、服饰等各方面无不被国家权力重新塑造，无论是官方宣传的女性形象，还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实际表现，无不带有这一历史时期特有的政治化痕迹。“”时期的女性受到了国家舆论导向、各级行政组织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治化转向，女性由“”初期热烈的盲目追随到后期的迷茫与困惑，无不带有时代特有的烙印。根据深入研究，作者认为“”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产生是社会现实中政治、文化、性别等多重力量运作和角力的结果，其中交织着意识形态、文化建构、两性伦理等复杂关系，它也在历史的、具体的社会时代语境的变迁中重构着女性形象自身。该书的研究结论，对现阶段如何处理好国家、社会和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该书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第一部以“”女性形象为选题探索中国女性史的历史学专著

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理论体系制约着女性，使女性成了男性的附属品。即便如此，也不乏有少数女性尝试着抗争男权文化，她们的抗争精神为近代中国女性的觉醒奠定了基础。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动荡、变革的时代，在萌发于中国内部的先进力量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巨大推动下，中国逐渐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并由此带来了女性近代化的发展。妇女解放也和强国保种、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近代女学的兴起，使女性接受教育成为可能，而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近代化的发展。在民族存亡的时刻，有越来越多的近代中国女性觉醒，投身革命，成为近代中国女性的革命形象。中国古代女性抗争形象和近代中国女性革命形象为现代女性形象的产生埋下了深厚的土壤，对该书研究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妇女性别史学科的积极发展。中西方的女性主义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完全基于不同的发展脉络。西方的女性主义，源自自发组织的理论挑战与实践，它跟国家机器之间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对抗与张力；新中国的女性解放，从较大程度上是新政权自上而下推行意识形态的产物。本书的书名“自我与他我”，其意义指向，正是女性在千百年传统社会里形成的“自我”，跟新政权主动建构的“他我”之间的冲突与互动。

在该书中，作者认为“”时期政治化的女性形象打破了几千年来女性温柔、贤淑的形象，异化为趋于男性的女性形象，这其实也是女性想获得社会认可、男性尊重的一种潜意识反映。这一时期的女性虽然表面上看似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但这并不能说明女性群体主体意识的被激活，也掩盖不了“男尊女卑”意识对社会现实的影响。而获得社会角色的女性并没有获取更为先进的主体意识和本体意识，在现实行为与思想深处，“”女性处于错位的尴尬中，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被遮蔽。而且，“”时期的男女平等是以忽视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别为前提，以女性去做男性能办到的事为代价，与之相伴随的是女性“男性化”性别文化的出现和“不爱红装爱武装”审美趣味的形成。作为女性，她们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还要获得个人身心自由、健康、全面的发展，更要获得女性的主体意识，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推动未来中国妇女\动更快、更好地发展。所以该书的出版，对推动未来中国女性史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女性主义理论；体育电影；符号；缺乏；社会重构

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将体育运动搬上银幕，有电影本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因为体育运动能传达体育精神，起到教育和弘扬的作用。体育运动中传达了“竞争”“拼搏”“挑战”的精神，体现了人民的“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多少运动员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拼尽全力，多少运动员为了完全谢幕拼尽一生的精力。体育精神的表达已远远超过了体育运动本身，也成为各国运动员表达本国、本民族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是我们全人类的一种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电影镜像及其特点

电影镜像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通过摄像镜头的反射和折射来呈现运动镜像的一种方法，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运动镜像中的人和事物。现实生活中的人和物是电影镜像真实主体的来源，然而当把现实生活中的“我”和电影中的像联想在一起时，它们就像是一面镜子中的主体与像。这时，我们会发现电影镜像与普遍意义的镜像是有很大差距的。

（一）电影镜像的虚拟性

电影镜像的虚拟性是由电影在视觉上的暂留性决定的，镜像中的“他”是对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模仿，经过加工后形成的“他”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虚像，所以，电影镜像就是像中之像。

（二）电影镜像的典型性

电影镜像是一种复杂且范围广阔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一个总体概念，既包括了现实事物，也包括经济和财务等这种社会属性。电影镜像是特定时代的文化象征，它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下人类群体的共性，而人类文化价值观的典型性则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体现出来了。电影镜像是特定时代人类文化的产物，同时它又反作用于文化，促使不同文化观念的再生产。

（三）电影镜像的具象性和直捷性

通常来说，电影镜像比其他的镜像更具有具象性和直捷性，因为电影利用了现代化摄影摄像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介，它很容易被接受并且被观众模仿，在超越个体的基础上，实现超越民族、国家甚至文化的差异。电影镜像通过它的逼真性诱使观众短暂性地迷失自我，观众在迷醉状态中实现与电影故事情节或主人公的认同，在逐渐进入创作者营造的视觉幻象后，他们的内在激情被唤起，从而使电影镜像影响并制约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以往价值观念的选择。

（四）电影镜像的影响性

电影本身是一门综合艺术，既包括文学，也包括美术、音乐等，除具有艺术这个本质属性外，还具有比较强的视觉性、影像性。它超越了艺术与美学的领域，它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因此它也被称之为“人类文化史上最能影响观众的工具”。

二、电影与女性身份

（一）电影对女性镜像的塑造

男女两性构成了人类，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化关系，人类的文明史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缔造，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演绎出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本文通过对拉康镜像的分析以及结合主体三界说的理论来研究电影镜像中的女性镜像。在社会文化语境下，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分三六九等、男尊女卑的，在现实的生活秩序中，女性身份的获得通常是需要男性的认同才能完成的。

（二）电影对女性身份的塑造

女性主义理论中对于女性镜像的塑造只是第一步，只是电影导演和电影演员共同确认女性身份的一个过程。但这还不够，也不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女性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要重回到男性角度来审视电影中女性身份的塑造。男性天生就拥有对女性的审视权、话语权，从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表达女性更准确。男性在现实生活中完成女性形象和身份的确定和深化。

三、女性主义理论下的中国体育电影

女权主义开始是指妇女解放运动，它是女性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基本目的的，在这场运动中，女性要求真实表达自我，她们渴望获得自由以及受到平等的待遇，这使一直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价值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站在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看，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是后天的、人为的，而非自然形成的，它是由社会的大小文化、伦理道德及造就的。女权主义的主要观察对象是作为语言意识形态载体的文学艺术，女权主义文学艺术理论以及其批评便应运而生了。

女权主义电影理论是女权运动中的一部分，它是符号学、精神分析等理论和批评之后一种分化和深化的结果。女权主义电影理论认为，电影是一种表象性的叙事语言，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它完整、深刻地隐藏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秩序。电影通过它自身的视听语言和修辞策略，使女性在视觉上的表象成为社会主体的消费对象。通过对资产阶级主流电影的批判来深刻揭露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反女性本质是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目的所在。在女权主义中，吸纳了许多拉康的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秩序是以男性为中心，男性作为主体，是主动的，是价值与意义的缔造者。而女性作为客体，是被动的，是价值与意义的承担者。在电影中，男性是观看者，而女性则是被看的对象。

（一）女性典型化

著名的体育人尼采说过个人身体与国家身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强大和地位是由个体来实现的。只有人人都健康、强壮才能代表国家的强大。体育竞技作为一种国家身体的象征，暗含着世界身份和地位。女性作为一个男性世界的弱势群体或作为男性世界的一种审美视线，女性的典型化有利于国家身份的确定。

1957年谢晋导演、秦怡等主演的我国第一部彩色体育片《女篮五号》，影片围绕篮球运动员田振华坎坷的一生和林洁、林小洁母女不同的人生，从女性的角度来提示两代女性体育运动员的不同命运。整部电影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同时又倡导一种主旋律。《女篮五号》故事的背景发生在194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像国家一样欣欣升起。女性个人的身份变成了国家的代名词，女性社会地位和状态就是新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身份和角色。

（二）女性符号化

女性与男性的本质差别，就是她更能体现人的生命的献身精神，她们总是毫无怨言地献身于日常家庭事务，更易顺从于个人生活。女性总是与事物的具体性相关，关注于一点一滴的内容。女性在处理人生的悲喜交集等状态时不像男人那样逻辑化，女性更在意思想和荣誉。她们的思想被符号化了，体育电影中的女性也不能逃脱中国女性符号化的特征。在女权主义中，吸纳了许多拉康的理论，在她们看来，人类社会的秩序是以男性为中心，男性作为主体，是主动的，是价值与意义的缔造者。而女性作为客体，是被动的，是价值与意义的承担者。在电影中，男性是观看者，而女性则是被看的对象。体育竞技本身也要求运动员们舍弃一些东西，尤其是女性运动员。只有在个人感情克制的情况下，这种强意志力的考验发挥到体育竞技中去，变成更加现实的体育世界的成功。

《沙鸥》中的沙鸥就是符号化了的女性。沙鸥的未婚夫死后，她并没有成为其他人的女朋友或夫人。她符号化了那一代人的思想和形象，最终选择了孤独。那个时代的女性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沙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只是去承认历史剥夺了她的幸福，而不是自己去主动获取幸福。这一切都是历史和灾难造成的，是那场火灾无情地把未婚夫的性命夺去了。

（三）女性身体重构社会

世界文化都是围绕男权社会进行的，以男性的需要为基点，建立起他们理想世界的社会模式。体育电影通过地理、时间和身份的变化重构社会的组成模式，互换社会结构。女性题材电影通过女性的身体美感、服装的华丽时尚美感和 “性”的无边魅惑改变男性社会对她们的认识。女运动员通过超短的运动衣和完美的曲线身材、身手敏捷和姿态矫健的竞技动作，释放儒家伦理中心的道德文化压力和欲望的象征性身体。在这些电影里，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共同暴露在观众的视觉之下，用体育的压制重构社会的形态，提供合法的表征和对象。

《体育皇后》既继承了好莱坞电影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同时又具有“去美国化”的创新，让女性的美展现得更成熟。女性主义电影叙事是中国化了的，具有中国的特色。在赞美女性身体美的同时，给予了女性的爱慕虚荣、都市奢侈引起高度的警惕和关注；对女性在西方文明侵蚀的过程中，可能受到的“诱惑”和“腐蚀”都给予了关注。当然有人可能觉得这种关注过于警惕，但这正是导演对于这种虚荣的否定，使电影真正具有中国特色，没有走入美国化的队伍。当然，《体育皇后》中对女性的过度关注或批评不够客观，甚至可以说是全盘否定。这跟当时的社会现象是相关的。当代的中国正由封建社会过渡，人民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女性足不出户的记忆里。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始，正在慢慢转变，但这种转变是不情愿的。这也就造成电影里对“摩登女性”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没有深入辨析电影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四、结 语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继续和发扬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和立场，克服了经典叙事学中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是一门比较科学、比较客观的文学评论理念，弱化了政治色彩和批评主观性。女性主义叙事具有一些经典叙事没有的特征。我国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体育电影为数不多，主要有《体育皇后》《女篮五号》《沙鸥》《冰上姐妹》《碧空银花》《女跳水队员》等，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来研究这些电影对于我国体育电影有着积极的作用。女权主义电影理论作为女权运动结果的重要分支和文学理论的性别理论之一，这种理论集话语权、符号学、精神分析等理论与批评于一体。本文认真分析中国体育电影历史上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女性题材的电影，提出女性的典型化、符号化和社会重构三个方面的女性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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