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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论文范文

女性文学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视野宏阔,是该论著的另一大特点。在结构设计上,《历程》打破一般的文学史叙述框架,另辟蹊径,以冰心、丁玲、张爱玲三个女作家为中心,并以此形成自己的撰写体例。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主体框架结构之外,论著作者别出心裁,又设置了一个贯穿始终的辅结构或副结构———在每一编的最后单设一章,分论三个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其章节设置是:时代主题的交响(一)———冰心时代的庐隐;时代主题的交响(二)———丁玲时代的萧红;时代主题的交响(三)———张爱玲时代的苏青。这是一个贯通到底的双结构。这样,每一编里实际安排了地位主从的两位女作家的平行比较,冰心与庐隐,丁玲与萧红,张爱玲与苏青,两两相对,所谓“交响”,既是对同时代的两个个性和风格迥异的女作家及其创作之比较,同时,更是对同一时代主题的不同回答和探索,揭示了时代主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交响”,双声部或多声部之谓也。这样一个结构设计,是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同构的,杂树生花,30年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涌现出了大批经典性文本,现代女作家依据自身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将探索的触角伸向女性世界的各个角落,她们所提出的现代女性的生存空间和出路等重大问题引发了持续的思考。面对这样一个繁复丰富的研究对象,任何所谓“抽象”、“概况”或“提升”,都不免捉襟见肘,流于简单。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论著目前的双结构设计可谓高屋建瓴,视野恢宏,它最大程度地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这使得作者的论述丰富厚重,析出的观点和结论坚实而有力。

二、文本细读

论从“文”出。《历程》在文本细读上所显现出来的硬功夫,是笔者最想强调的,这是论著的又一大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韩立群这一辈属于第二代学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启下”的意义更突出。他们活跃于新时期初期,那个时期拨乱反正、百废待举,表现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就是学科定位和建设问题,所以这一代学者学科意识尤为强烈。当时最亟待解决的学科问题是教材撰写。在山东,在第一代学者田仲济总主持下,韩立群参与并主持了山东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撰,为山东乃至全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文学史编撰,除“史识”外,通读作家作品,对作家全人全文的了解和掌握是其基本要求。韩立群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分析作家作品,借助于授课,培养了几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于作家作品的烂熟于心和第一手史料的掌握,长期在其中的爬梳辨析,使作者练就了文本细读的基本功,因而其学术研究从不流于空疏、浮泛,任何观点的提出必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作支撑。这种细致而精到的文本解读,在《历程》中俯拾即是。初看起来,《历程》三编的框架设置是平行的,每个时代各有自己的女性主题,即“理性启蒙”、“艰难实践”和“痛苦反思”,借助于对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及其文本的通盘考察和整体分析,三个时代女性主题的界定、特征和差异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然而随着讨论的展开,你会发现,在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演变上,作者实质上划分出了两个阶段。1940年代随着愈加深化的殖民地过程,女性在恋爱、婚姻和家庭制度中、在两性关系中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被前所未有地挤压着,女性在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愈来愈物化、奴化,其结果是女性主体性地位进一步丧失。

三、总结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家中,最早蜚声中外的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是一部中国女性的小百科。姚木兰就是林语堂精心打造的一个中国式奇女子,在她的身上最大化地体现了中国女性的秀外慧中之美。姚木兰外表美丽端庄,比外表更美丽的是宽阔的心胸。战争来临,木兰失去了女儿和好友曼娘,立夫被捕,儿子加入战争洪流,丈夫出轨,这一系列磨难使她心力交瘁,但她依然没有放弃,她一边思考,一边进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从容面对。经过这一番打击和苦痛挣扎,木兰对自由的理解已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生活琐碎上,她的思想得到升华,她开始重新审视生命,从而使心灵渐渐得到解放。木兰是儒道结合的典范,面对生活的跌宕起伏,她始终以一种“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高姿态享受生活,接受挑战的同时,能够深刻认识生命的真谛,以博大的胸襟容纳万千打击,并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加入逃难的人群,还在途中主动帮产妇接生,收养了3个孩子。为了让“中国人的血统一定要传下去”,她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战争带给她无限伤痛,她却加入战争,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木兰从人身到心灵实现了彻底的自由,这一切在于她能思考,有宽广的胸怀。她的美丽不只是漂亮脸蛋,更是比脸蛋还美丽的内心。木兰的母亲信仰儒家文化,拥有东方传统女性该有的一切美德。而木兰也决没有因为父亲的鼓励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摩登的现代小姐,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采取兼容并蓄的做法,不仅思想开放,在母亲的教导下更是知书达理、贤良淑德,勤俭持家,谦谦有礼,俨然是一个时髦活泼、超凡脱俗的大家闺秀模样。她不仅会做女红,她绣的鞋连曼娘都比不上,而且还会做一手好菜,曾老太太只喜欢木兰熬的花生粥,入口即化。母亲给了木兰传统妇德的生活智慧,使她在嫁入曾家的生活顺风顺水,她游刃有余的扮演着各种角色,是丈夫心爱的妻子,公婆的孝顺儿媳,曾府的管家少奶奶,曾府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喜欢她。木兰虽然敬仰父亲,但也孝顺母亲,她听从母亲的谆谆教导,使她在追求自由的同时收放有度,适可而止。但母亲那种“世俗的智慧”对木兰又何尝不是一种束缚?母亲那传统保守的“正派思想”束缚了木兰个性的发展,在她追求自己所想的道路上畏手畏脚,委曲求全。木兰在与荪亚结婚前就与立夫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然而她却甘愿遵从父母之命无怨无悔的嫁给荪亚,并安心踏实的和荪亚过起了属于他们的小日子,做起了曾家人见人爱的三少奶奶。当木兰知道妹妹莫愁也喜欢着立夫,并且要嫁给立夫的时候,她对妹妹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之情,而是大方的送上真挚祝福,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给妹妹指点迷津。木兰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宁愿相信命运的安排,也不愿争强好斗。尤其面对身边的亲人,她更是给予宽容谅解和支持,木兰顾全大局,有成人之美的君子风度,所以她一个人的牺牲成全了妹妹的爱情,也照顾了立夫,保护了荪亚对她的一片痴心,还回报了父母的养育之情。木兰宽容无私,端庄大方,完美的大家闺秀光芒在她身上闪耀。但很明显木兰的苛求完美限制了她自由意识的发展,毁了她追求自由的理想。她内心的矛盾成了她挣脱封建牢笼的羁绊,因此注定她要顾此失彼,瞻前顾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东方“以善为美”的传统观念使作者在塑造木兰形象时,赋予她善解人意、顾全大局的优良品格。所以她理所当然的把母亲教给她的世俗智慧学得样样精通,对公公排斥西洋文化报以理解的态度,心甘情愿的撮合自己心爱的男人和妹妹结婚等等,木兰的选择被东方读者看来是和谐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被大家认同。

二、温婉自强

对于女性来说,女性的本质就是集女儿、妻子、母性角色三位于一体,而其中的母性是女性最原始、最自然的属性。“原始的、神话的、永恒的、基本的母性贯穿着女性命运的始终,也正是女性的母性,使女性的链条绵延,女性也形成了‘代’的延续。”女性使人类延续,这是女性的伟大之处。在文本中,王琦瑶的母性在女儿、妻子角色淡化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借外婆之口阐述了她对母性的认识,外婆的“生儿育女”的观点是对王琦瑶做“金丝雀”的人生选择做出反思。因此,在文本的第二部中,作者让王琦瑶生下了女儿微微,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女人。王琦瑶的未婚先育,是为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轻视、遭周围人非议的。康明逊在探望王琦瑶母女时,王琦瑶的母亲骂自己的女儿“:给你脸你不要脸。所以才说自作自贱,这‘贱’都是自己‘作’出来的。”母女间这次激烈的争吵实际上是王琦瑶正面反传统礼俗的一次对抗。母亲离去留下的红纸包,里面“装了二百块钱,还有一个金锁片”。这代表母亲承认了这个外孙女的存在,这次争吵王琦瑶的胜利,有力的对抗了世俗观念对单身女人的界定,包含着精神自主的内蕴。王琦瑶的母性意识不仅体现在生养了女儿,也体现在曾经在她生活中出现过的男性身上。母性让她变的坚强勇敢,虽然那些男人获得满足后离开了王琦瑶,但她对他们很宽容没有恨,这是母性力量让她变得如此勇敢坚强。王琦瑶也因此获得了重生。王安忆处处写男女的情爱,但态度始终都是温和的。她本着生活的本来面目着写,没有偏激的直斥男性一无是处来写女性的伟大。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王琦瑶虽然在女性观念上还有种种不足,但最为可贵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男女是平等的,他们应该自然平等的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女人和男人一样应该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可以一样去付出、去索取。王琦瑶在情爱方面作为一个女人是明朗而突出的,她为爱辛苦奔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没有做一个好的妻子或母亲,但仍是最纯粹的女人。王琦瑶的一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摒弃传统女性文化中的软弱性、惰性因素,女性只有打破自我的枷锁才能真正自由。

三、隐忍坚韧

小说《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娘家,她带回的所有积蓄被其兄嫂耗尽后,遭到了兄嫂的冷眼和排挤。正在其心力交瘁之时,她邂逅了同父异母的妹妹的相亲对象———归国华侨富商范柳原。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这场爱情当中,二人小心谨慎的周旋着。然而在一种偶然的大变动下,白柳二人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似乎是《传奇》中唯一一部结局还算完美的小说,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到处是传奇,可不见得有那么圆满的收场。”但恰恰是白流苏的小心翼翼、收放自如,最终成就了她一直所追求的安稳和幸福。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是承载苦难的圣母,莫言在小说中明确指出:女人们没有人格自由和把握命运的主动权,更是丈夫的附庸。上官鲁氏在这样的时代里却嫁给了一个一无是处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这是她的第一不幸。她为了讨好婆婆和丈夫,还得到处寻找优秀的男人借种,这可能是她的无奈之举,也可能是她主动反抗,无论是什么都说明其人生的不幸。她备受各种舆论和自身罪恶感的折磨,最终在上帝那里才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上官鲁氏还是个活脱脱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伟大慈母,当生活的重担和生存的急迫同时加在她身上,她选择顽强的生活。在战争的年代,饥饿的年代里,她默默地为了子女奔波付出,并给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让他们茁壮成长。她坚信“: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的活。”在她的眼里,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无论她是土匪的女儿还是的儿子,只要交给她,她都会把他们抚养成人。在抗战的日子里,为了孩子们的生命,她宁可走回硝烟弥漫的东北乡,在解放时期里,她可以不顾一切闯入牢房救她的孩子们,在十年贫困时期中,她甘心把胃当做粮食口袋,只为能让孩子们吃上饭……母亲以她的善良和宽厚以及对死亡的无所畏惧生存下来,她怀着对上帝的感恩开始了自己的救赎之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世间充满了磨难,但母亲用无私的爱来回报残酷的现实。母亲是爱和生命的化身,也是一位伟大而真实的母亲。她含辛茹苦的抚育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并视孩子为生命。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人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物种,生命的传承和沿袭是人类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母亲对生命怀着一种崇敬之情,以平凡的身份推动生命的发展。她用爱和生命去化解一切苦难,谱写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四、委婉含蓄的女性抒写

在男权话语空间中,女性只是一个被欣赏者或被描绘对象,仅有的几位女性作家很少有不依附于男性思维创作的。当代的女性作家们做出了反驳,她们开始重拾对女性自身欲望的言说。以后最先恢复性别意识的文学审视的女作家是张洁。而对性别意识,特别是女性的性意识作为文学的关注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安忆的“三恋”将性意识作为一个核心话题,被提上文学的议事日程。性意识不再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身体在这里又重新找到立足之地。私人化写作所表达的女性母题是类似的,从性出发来观照女性自我和他者,所拥有的是更为隐秘的张力。林白与陈染的相似处在于一种绝对的女性意识表达和对女性身体的高度关注。身体是性意识的一种委婉语,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身体一词的含义是指女性的“性”,特指“性”,不会有人将写女性的面孔和表情也归于“身体”的范围。男女性别的迥异,更深刻的是意识领域的不同,新时代女性的自觉与觉醒从性别意识甚至到性意识开始,利用身体的突围为女性彼时的缺场到此时的出场重振旗鼓。林白在作品《说吧,房间》中率真地创作,没有缺失女性的天性,对在性与爱中女性独特的自我体验进行剖析。如冰心所说:纵然所写的是臆话,是疯言,是无理由的,然而充满了“真”。小说中对丈夫男性躯体入侵的不满、出轨的轻视;对女友荒唐性生活的厌恶到同情,淋漓尽致的描绘了一个女性自我成长的历程。对男性如同动物般可笑的的排斥,更加认可女性的美丽,她们的性也是相对洁净、高级的审美发现。林白曾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嫁给自己。”所以林白对于女性的描写不仅打破了性的禁忌,同时以一种反叛的姿态拒绝历史对女性真实生命的异化与掩埋。小说中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呼天抢地,完全是女性内心中的一种真实的诉说,女性是真正的主角,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尊严,包括对最基本“性”的追求。陈染是中国文坛最先进入身体写作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以诗意化的笔触表达年轻女性对自己的性及身体的感受,这种表达突破了女性自身身体的道德忌讳,将张洁等人所开拓的当代文学的女性立场从纯粹的精神层面置换到物质层面。《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中年寡妇黛二与拗拗有相似的个性,她最喜欢冥想,喜欢禁忌的事物,毫无顾忌地与邻里一个单身男子幽会,追求感官上的满足。陈染为代表的一代女性作家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

五、结语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一、在伊丽格蕾之前,西方已有很多精神分析学家和女性主义者对性别问题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探究,这其中对她影响较大的包括弗洛伊德和拉康。弗洛伊德从性本能出发,认为男女性别差异基于解剖学上的生理差异,并以此分析了西方传统中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但伊丽格蕾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西方文化恰恰基于弑母,即通过杀死母亲来维护男性统治秩序和男性话语权。不过他们的理论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都承认女性的生理差异,并认为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自足的主体性。作为伊丽格蕾的老师,拉康对她的影响更为直接,而她对拉康的反叛也更为强烈。拉康认为,男女的性别身份与生理学上的两性差异并无关系,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和社会性别。这也就是说,“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可以加入到女性的一方,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可以加入到男性的一方”。〔3〕这种观点为解构传统的性别定位,从而建构女性主体身份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在伊丽格蕾看来,拉康虽然对象征界的分析发现了“女性并不存在”,却没有对这种象征符号系统本身提出合理的批判,因而只是摆明了问题,仍然没有超越男权中心主义。不过伊丽格蕾承袭了拉康对性别差异的关注,而且认为性别差异与语言结构系统是分不开的。但是她比拉康更进了一步,一方面指出西方传统中的性别差异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寻求建立真正的性别差异与性别身份,从而为女性谋取独立与自由。因此,她在吸收弗洛伊德性别生理差异和拉康性别社会差异的基础上,提倡具有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互进的关系。

承认性别差异是伊丽格蕾的根本立场,她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使女性享有和男性平等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否则女性将始终只是男权文化下的产物,并成为男权文化得以延续的工具。因此她反对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200433)摘要:伊丽格蕾在继承之前精神分析学家和女性主义者关于性别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地分析了西方在单一性父权文化传统中女性被遗忘的状态及其内在原因,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女性始终被作为男性同一性文化的反射镜,而没有获得自身独特的话语体制,因此,女性只是虚假的位格,真正的女性被遮蔽了。以此为契机伊丽格蕾将肯定性别差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点,认为只有在界定了女性独特的身体和性体验的基础上女性才能真正获得主体地位和独特的话语模式,从而与男性在有差异的平等中和谐共生。些女性主义者为谋求男女平等而抹消性别差异的态度,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对现有男权体制的承认,即在男权体制的前提下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因而只能巩固这种体制的生长和延续。所以所谓男女无差异的平等只会成为空头支票和虚假的口号,女性仍然获得不了主体地位。这也是女性运动历来遭到挫折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伊丽格蕾并不是想要彻底男权体制,因为这种极端的做法不仅不可能得以实现,而且即使实现了又会重新落入以单一性为特征的男权体制的窠臼,正如伊丽格蕾所说,“即使可以做到,历史也终将再次重复回到同一性:阳物统治制度,那时将不再有空间容纳女人的性征、女人的想象以及女人的语言”。〔1〕因此伊丽格蕾主张对男权话语体制进行批判和限制,进而为女性话语系统的建构留下地盘。

二、伊丽格蕾坚持只有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男女平等,因而她着力描述女性性征,突出其与男性性征的差异。她虽然认同弗洛伊德基于解剖学上的生理性别区分,但同时认为他并没有真正为女性性征做出肯定的描述。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男性的是传统社会父权的象征并拥有终极话语的意义。“”就是权力、制度、真理的代名词。但是弗洛伊德用男性性征比照性地描述女性性征,认为女性由于没有而可以被定义为“缺乏”,而且当女性看到自己没有时就会产生“羡阳”情结,并希望通过拥有父亲的儿子来满足自己的这种缺陷。因此,伊丽格蕾认为女性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只是反射出男性的一面镜子,根本不存在弗洛伊德所谓的女性性征。正如伊丽格蕾精辟地分析说,“男性的性得以运作,女性是必要的补充,常常以负面形象示人,总是为男性的性提供具有意义的自我再现。”〔1〕伊丽格蕾由此深刻地揭示出了弗洛伊德性别理论当中潜在的视觉中心主义,即将女性视作男性反射出自身的平面镜,并将男性与女性分别置于绝对主体与绝对客体的地位,女性永远只是男权体制操作运行的工具与对象。针对弗洛伊德对女性所做的类似于平面镜地位的分析,伊丽格蕾创造性地提出内视镜理论。内视镜是一种探查女性生殖器的工具,伊丽格蕾借此象征女性身体不是相对于男性的虚无,而是拥有自己的表现方式。也就是说内视镜代表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独特的主体性模式。在《他者女性的内视镜》中,伊丽格蕾借对柏拉图《理想国》中“洞喻”的全新解读来分析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女性的被遗忘状态。伊丽格蕾认为“洞喻”预设了一个同一性的理念,洞内一切可见可听的都只是理念的复制品,而洞穴内壁及地形环境却没有得到描述,可以描述的只是作为影像投上去的墙壁,它像平面镜一样起着反射理念复制品的作用。同一性的理念相当于男权体制,洞穴本身相当于女性子宫,因此洞穴至多也只是反映男权同一性的平面镜,自身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因此,伊丽格蕾通过重新解读柏拉图哲学思想来阐释西方文化中女性的被遗忘状态,并以此为契机试图建构女性独特的文化模式。

由上可见,不管是在对弗洛伊德的性别分析理论的研究中,还是在对柏拉图“洞喻”的批判性解读中,伊丽格蕾都发现在父权社会,作为男性性征的标志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是一个绝对的“一”,相比之下女性性征和望体验是被忽略的,被认为是虚无的,只有被纳入男性性体验中才有意义。因此,在父权制社会中,被象征性地界定为唯一具有价值的性器官,女性性征仍然是一片未被发现和开发的黑暗大陆。

三、在对弗洛伊德的性征界定进行批评后,伊丽格蕾又比照他以性生理为基础的分析方式,对女性性征做了肯定性和具有建设性的描述与定义。伊丽格蕾认为,相较于男性单一性的性器官和性体验,女性性征是复数的,拥有不同的性器官。由于女性性征是多重的,故而女性的性体验也是多重的。并且女性的性器官表现为成对的,所以女性可以不需要外在媒介而进行自我触摸,就像自己的左手触摸右手,自我既是行为的发出者,又是行为的接受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相比之下男性则永远要通过一个外在的媒介来自我触摸和自我体验,比如手和女性性器官等。因此,在单一的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始终处于客体和受动的地位。伊丽格蕾对女性性征的描述表明女性性征和性体验是完全不同于男性的,是一种发散和多元的模式。这正体现了女性和男性的本质性差异的生理学基础。这一方面为女性性体验的解放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另一方面打破了弗洛伊德和拉康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性别分析模式,并为女性争取独特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超越了拉康认为在符号象征界女性不存在而只有在超越语言的层面才有真实女性及女性的愉悦的观点。拉康看到了在传统父权制社会的语言结构中女性是被贬低和排斥的对象,以至于她独特的性体验和愉悦没有相对应的语言表述方式,也正因此拉康将女性的愉悦流放到了超语言的层面,认为只有在这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境界中女性的愉悦才得以立足。这种看法肯定了女性拥有与男性不同的性愉悦和主体性,但是并未能在符号象征界解决女性如何建立自身话语模式的问题,因此终将沦落为漂浮不定的符号而没有实际意义。伊丽格蕾恰恰是要通过对女性性征的描述与界定而为女性在语言象征界开辟出自己的领地,从而真正建立起女性自身的主体性。这样就要求伊丽格蕾超越传统话语模式,而寻求一种具有女性性别特征的语言表达机制。这也许就是她著作的语言风格不同于传统理论话语、用通常的思维模式难以理解的原因。

伊丽格蕾对女性复数性征的描述与界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她超越了弗洛伊德以男性主动性为核心的性别描述模式,认为女性的自体性愉悦完全可以与之匹配。这就为女性获得主体性奠定了生理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从性器官的可视性角度来描述男性性征,而伊丽格蕾则从可触性角度来描述女性性征,“视觉总会要求一定距离才能看得清,而触觉却要求亲密无间”。〔4〕这样从触觉的角度来理解两性关系,则男女之间就会成为共同拥有主体性的主体间的亲密关系,男性和女性就不会仅仅是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二者自身同时是主体与客体,以此消除地位的不平等从而交互共生。与伊丽格蕾对女性复数性征的描述相关,她对弗洛伊德的“”概念针锋相对地提出“”概念。正如“”是男性的主要性征和父权话语机制的象征,“”则是女性的主要性征和女性话语模式的代表。“”象征的是与男权中心主义相对应的绝对的“一”,同时代表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则首先象征女性以成对的“二”出现的独特性征,并且这里的“二”并不是代表二元对立,而恰恰在更深层次上象征着男性和女性可以在相互触摸、交流中和谐共生。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女性文学;女性意识;非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34-01

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命名不断受到诘难与质疑,至今也没有取得普遍认同。要确定什么是女性文学,必须首先破除对女性文学的两个误解:一是有些学者认为“女性写的”就是女性文学;对这意见来说,把女性文学仅仅看做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文学,就像青年文学、儿童文学按年龄分类,西部文学按地区分类。而这种分类法遮蔽了女性文学诞生发展的历史条件,遮蔽了两千年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女性主体性不在场的男性文学史这一历史事实,遮蔽了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内涵,没有区分现代女性文学与古典女性诗词的区别何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女性写的和写女性的”就是女性文学。这种分类法除了女性所写这一前提之外,着眼于表现女性生活和女性风格。广泛可以接受的理解是:“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反映特定时期女性生活、女性意识以及女性思想的文学作品,其中性别是女性文学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惟一的条件,即并非自然性别为女者所写的文学就一定是女性文学。那些虽为女性所写却自觉不自觉地失去了主体性把自己“他者化”和表现出男权中心意识的作品不是女性文学。这是因为女性主体意识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过程,并非一切生而为女者与生俱来女性主体意识。由于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影响与形塑,女人由依附性的“他者”到主体性的自我的生成,是一个个人化的艰难的思想变革和心灵救赎的过程,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也并不许诺每一个女人必然的主体意识,所以并不是每一个自然性别为女者所写的文学作品必然是女性文学。“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的核心,它不仅包括女性内在的生理和心理各种因素,也包括社会、人生的诸多因素,它是女性相对独有的一种深层的有别于男性的观念,这种观念往往受着性别的制约。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命名不断受到诘难与质疑,至今也没有取得普遍认同。要确定什么是女性文学,必须首先破除对女性文学的两个误解:一http://是有些学者认为“女性写的”就是女性文学;对这意见来说,把女性文学仅仅看做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文学,就像青年文学、儿童文学按年龄分类,西部文学按地区分类。而这种分类法遮蔽了女性文学诞生发展的历史条件,遮蔽了两千年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女性主体性不在场的男性文学史这一历史事实,遮蔽了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内涵,没有区分现代女性文学与古典女性诗词的区别何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女性写的和写女性的”就是女性文学。这种分类法除了女性所写这一前提之外,着眼于表现女性生活和女性风格。广泛可以接受的理解是:“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反映特定时期女性生活、女性意识以及女性思想的文学作品,其中性别是女性文学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惟一的条件,即并非自然性别为女者所写的文学就一定是女性文学。那些虽为女性所写却自觉不自觉地失去了主体性把自己“他者化”和表现出男权中心意识的作品不是女性文学。这是因为女性主体意识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过程,并非一切生而为女者与生俱来女性主体意识。由于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影响与形塑,女人由依附性的“他者”到主体性的自我的生成,是一个个人化的艰难的思想变革和心灵救赎的过程,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也并不许诺每一个女人必然的主体意识,所以并不是每一个自然性别为女者所写的文学作品必然是女性文学。“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的核心,它不仅包括女性内在的生理和心理各种因素,也包括社会、人生的诸多因素,它是女性相对独有的一种深层的有别于男性的观念,这种观念往往受着性别的制约。

20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是女性争取独立的阶段;二、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之后女性书写上的文化和精神对男权话语的颠覆阶段;三、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重新书写母性史的阶段。在“五四”那场新文化运动中,其觉悟者不仅发现了“人”也发现了“女人”,这种发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同时也激活了在中国沉睡得旷日持久的女性意识。那个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自由的思想风潮、创新的文学形式给女性文学作品创作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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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作为一种新兴批评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要求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让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它打破了传统的陈旧的文学批评模式,为西方文学批评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充盈着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女性主体意识,在这种自然和女性的眼光下,传统的文化、文艺观、价值观以及批评尺度等受到质疑,文学作品将面临重新定位和评价。

二、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

(一)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思潮和女性思潮的组成部分,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之上的。其理论基础在于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理论的进步及女性主体意识是其发展的理论源泉。生态女性主义在继承传统的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文学批评及其他文化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投身生态环保运动并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而现实基础。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森发表了作品《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农药的广泛使用引发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从而唤醒了美国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文学界,作家们特别是女性作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将女性和自然作为主题写进文学作品中去,将“自然歧视”和“女性歧视”赤裸裸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引发读者深思。如朱晓光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渊源与流变》一文中提到,1978年,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雷芬的《妇女与自然:她内心的吼叫》一书出版;1979年,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学与科学革命》发表。这两部专著的发表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结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在借鉴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融合,其理论意义看似等于其实大于二者的结合。生态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而女性主义批评则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伍尔夫在她的女权主义批评奠基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书中深刻指责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对女性身处的困境表示同情,她主张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高贵的尊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于1949年发表了《第二性》,该书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在书中,波伏娃认为女性要从这种家族式的社会中摆脱出来,撕去“他者”的标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正是在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参照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和背景。它通过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途径,从女性与自然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文学与女性、自然的关系,将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作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

(三)将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选择性地进行文本批评,将有针对性的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其中包括女性和男性的自然写作和其他经典之作。如在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作品中,周红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分析指出,以宗教为代表的父权制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不但造成了诸多如海斯特这类女性命运的悲剧,也扭曲了男性生命状态,而回归自然、人性,于母性中汲取力量,是摆脱异化、重获生命和谐的希望与路径。吴晓梅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揭示出苔丝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权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压迫。又如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和自然一样,都是受害者,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压迫和歧视。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反抗父权制观念才能解放妇女和自然,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男人与女人的和谐平等。

(四)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贯穿文学批评的始终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更贴近自然。在她们看来,男性中心主义和环境破坏行为共同构成对女性—自然联合体的威胁。女性与自然在本质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女人孕育生命就像大自然创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样,正如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家斯普瑞特奈克所描述的那样,“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以劳伦斯的作品为例,在他的作品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密切,钟情于自然,亲近自然。小说《虹》中的女主角厄秀拉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每当发现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她就非常开心。她的心好像也随着小溪奔跑着,歌唱着”。《恋爱中的女人》厄秀拉姐妹俩也喜欢畅游于大自然之中,享受着自然所给予她们的欢乐。在劳伦斯看来,自然和女性是同一的,女性是热爱自然,自然是女性的生命源泉,她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在狄金森的诗歌中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完整地呈现。所以说,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两大主题,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聚焦点,贯穿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

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足之处

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支新锐,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无疑给西方文学界带来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推动学术界从生态和女性双重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重新审视经典和传统著作,从而再次定位人类文化观、价值观以及生态观。然而,这一文学理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因而在指导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只是有针对性地选取部分具有解析力的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过错。生态女权主义者在选择文本进行批评的时候往往选择以女性为主角的自然写作或是以自然为背景的“反女性”文本,而忽略了两者的硬性结合只会导致这两个视角之间出现悖论的严重后果。再者,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在进行文本批评时有时比较感性,从主观意念出发,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根基。因此,对文本进行细读和深入研究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必然要求,同时切忌对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批评“套帽子”,力图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不同文本甚至同一文本之间不同人物的生态观、价值观、文化观以及伦理观的差异,本着公平正义的心态批判性地进行文本分析。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1.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现状

调查结果表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等教育中性别的纵向隔离程度。但是男女学生选择的专业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仍然比较明显: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教育、艺术、语言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男性则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如在机电一体化专业中,女生仅占5%,而在创意服务专业中,男生仅占15.7%。

2.高职学生选择目前专业的原因分析

调查数据中,想学一技之长有更好出路的学生占45%,按照个人兴趣来选择专业的学生占22.5%,听取父母和老师的建议选择专业的学生占7.5%,也有学生随便填报专业,占样本总数的15%。由此看来,大部分学生选择专业是出于自身的发展和兴趣爱好。但是可能因为社会影响,女生选择专业时可能考虑能学习一技之长的“女性主导”专业,男生可能顺应社会意识流而选择“男性主导”专业。

3.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1)家庭方面(表1)在变量家庭所在地中,城市的学生选择专业时更注重个人兴趣,而农村的学生希望学习一技之长为毕业后有谋生本领,但两者性别差异都显著,男生倾向于选择理工科,而女生倾向于师范等文科专业。父母的教育期望变量存在性别显著差异。农村家庭特别是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态度很不一致,子女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也很明显,对儿子的教育期望明显高于女儿。这可能和我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带有浓厚的“父权色彩”有关。家庭年总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经济条件和父母受教育水平都不错的家庭,子女在专业选择方面已经不存在明显差异。独生子女变量上,专业选择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可能父母的意愿对子女选择专业起着重要作用。(2)学校方面(表2)高职女生中有68%会优先选择学校的重点学科,高职男生中有60.7%会优先选择学校重点学科。从结果来看,学校的专业优势性对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影响不大。可能是因为学生在报考学校时并没有太关注学校的专业优势性,而是关注学校的整体评价。在高考制度方面存在性别的显著性差异。在报考志愿时,有32.8%的女生和21.7%的男生遇到过学校限制性别而不能报考相关专业,这些专业主要集中于军事,航天等特殊专业。(3)社会方面在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抗压能力方面,男生抗风险能力越强、成功信心越高。从男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男生对“男性应该承担起家庭的经济重任”这种体现性别特征越赞同,成功信心越高,探索性更强,他们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以及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两两选择时,他们越可能选择男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从女生的专业选择倾向看,女生对“我喜欢从事虽然挣不多钱但失业风险低的工作”这种判断越赞同,在面临男性主导专业与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的选择时,她们越可能选择女性主导专业和中性专业。在企业性别差异制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更愿意去男女都有机会公平竞争的企业工作,所以求职时女生可能会关注企业的同一职位的性别比例。总之,高职学生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女生继续倾向于选择女性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就可能加大专业间的性别失衡比例,甚至进一步影响她们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因此,解决高职教育中的性别公平问题,应该更多关注学生专业选择上的性别差异问题,使有能力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机会去选择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专业。

二、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提出相关建议

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现状,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个社会的性别差异现象。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准确地考量一个社会进步的程度,而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在社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倡导全人类的男女平等。所以,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是合乎情理的。

1.政府要坚持教育的性别公平性,制定保障女性教育的相关政策

第一,在就业政策方面,“禁止因妊娠和分娩歧视”,“招聘公告中不能出现男性优于女性的内容”,“在所有招聘的职称后应该注明男女均可”。[3]虽然我国已试图利用相关法律政策为女性创造获得就业岗位的同等机会,但是实际操作中仍然出现“野火烧不尽”之势或者政府部门对违反相关法令的处置规定并不明朗。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须制定专门的反性别歧视法,确立性别歧视属于违法行为,明晰可操作性的法律细则。如果用人单位触犯,女性就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确立性别歧视惩罚和赔偿细则。比如“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的单位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招聘和工作中遭受性别歧视的雇员,可以向用人单位索赔3个月工资的最高额”。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将聘用和培养女性劳动者的比例作为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之一。第二,应将性别社会化观点纳入教育政策之中,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促进男女共同努力改变传统的“性别代言”,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一方面,可以对现行的教育政策进行修订,例如,修改带有性别差异的教师退休制度,以消除其对女性工作晋升和专业发展的影响;减少教育收费以避免贫困家庭的“舍女保男”。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一些导向性或激励性的特别扶持政策,和学校一起鼓励女性走出“被单位拒之门外”的畏惧,大胆从事与自己专业或兴趣相符的工作。这样不仅提高女性的就业机会,而且也能鼓励有能力的女性选择自己擅长的专业。

2.家庭要改变“重男轻女”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教育观

家庭是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诚然,对于现实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接受公平的教育是摆脱这种不平等的最好方式。但是,父母往往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的性别偏见,去指导子女的专业选择,带有一定的主观和从众色彩。在一些农村或偏远地区,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信息传递慢和个人视野的狭窄,家长对职业认识大多来源于媒体信息,更容易受社会刻板印象的束缚,陷入对子女职业指导的误区。如果家庭无经济能力供养孩子上学,那么女生辍学就是首要选择。因为家长们认为,女生勤快乖巧,能够帮助父母干活、照顾弟妹,并且受近几年“读书无用论”影响,他们坚持认为女孩“读书无用论”,将女性的角色局限于“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然而,家庭经济好的父母偏好于为子女选择专业,也是一种不当之举。总之,受中国“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男强女弱的性别偏见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的熏陶,子女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内化为指导和衡量自身行为的准则。因而,在专业选择时,男女呈现显著性差异。为改变这一现状,家庭要改变传统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新理念。第一,改变传统的性别教育观念,树立性别平等的教育观。当家庭对男孩的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时,可能对女孩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和社会资源会更加不利。家长要摆脱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束缚,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公平看待子女的社会地位,这样才可以推进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公平化。同时,父母要认识到职业性别隔离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竞争性,尊重孩子的职业兴趣,帮助子女建立自己的专业选择范围。第二,父母应营造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增强自身平等意识。什么样的家庭必然教育出什么样的子女。家庭氛围对子女的个性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民主和谐的家庭环境能让孩子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而且,民主型家长在专业选择时更愿意帮助孩子分析选择专业的原因和兴趣,辅以参考意见,而非主观断决,违背子女意愿。

3.学校教学要注重性别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女性身心健康发展

其一,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通过教材将知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传授给学生,在学生性别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所以,通过修订教材,可以逐渐取消课程的性别偏见和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小学教材中的插图农民一定是“伯伯”,警察一定是“叔叔”。[4]在高等教育中鼓励男生选择工程、航天等具有挑战性的课程,而鼓励女生选择语言、文秘等缺乏探索性的课程。事实上,女性也具有向探索和挑战性职业方向发展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小学教材的隐性性别歧视内容进行更改,势在必行。教材内容要摒除强调男性英雄角色和女性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设置,融入新的社会性别理念,提升女性的职业地位和人格优势,让女性从小生长在性别平等的环境,能够选取与自己专业符合的职业,不为就业的性别歧视而苦恼。其二,在教师发展方面,任何教育阶段,教师对学生性别的观念和行为塑造都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老师对女生的鼓励多集中在听话、整洁;而对男生的表扬集中在大胆、创造性强。那么无形中就教导男女孩具有符合所谓性别规范的举止。[4]所以,学校教学要注重对教师获取性别知识进行专业的培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置于社会性别束缚之外,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从事各种工作,并能在以后工作中运用新的社会性别观念处理问题。

4.女性应该摆脱社会赋予自身的“枷锁”,增强积极竞争的意识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最起头的时候我是看台湾小言的,这个渊源比较长,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就不细说。之后,发现大陆原创文更理性,更适合我现在的心智,就开始找推荐榜、看大陆原创完结文。之后,涉猎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面越来越宽,完结文已经再不能满足我的胃口,就开始找喜欢的作者的网络连载文看。而这一看,就来了问题,就是:比较强大的作者最后往往会走上与网站签约文章入V(vip)的情况,这就需要花钱买V看了。

而在我的拉网式大扫荡之后,特别是在看过各位作者、各位与读者的交流、留言、评论之后,我竟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自从去年的金融危机开始,考虑与网站和出版社签约的,考虑文章入V来赚取稿费的作者开始指数爆发性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各位作者、各位在网文面临实体化出版或者实体书发售的时候也透露出一种含蓄或直接的担忧,即担心作品出版实体化之后会不会因为近来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造成发行量的降低或是市场的萎缩。

对这种现象,在这个学期的形势与政策开课之前,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本来我就很想从事编辑出版这一类的工作,不过后来因为选学了理科,到了大学又学了工科而不得不放弃那个理想,只能偶尔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做个几期内部文集来满足一下做不成编辑就做个网编的小心思。回归正题。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终于可以慢慢地想一想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女性网络文学出版业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之后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心理解析

同的声音”一节,鸣谢一下出处和原作者。

金融危机之下,人人自危,对工作的热忱与诚惶诚恐日渐加剧。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寻求更多更有效的宣泄压力、排解内心郁闷的途径。这个时侯,写作或者看文,都成为很大一部分女性宣泄压力、排解内心郁闷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当写文人的作品得到看文追文大众的认可的时候,无论是写文还是看文的人都会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作为一个资深看文人,我很轻松的就可以总结出来,看文的人的心理也就不外乎以下几类:第一类,想要看到完美而圆满的结局来调节现实中的残酷与残缺的;第二类,想要藉由文中虐心的情节发泄现实生活中排遣不掉的压力的;第三类,单纯看着娱乐一下,但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压力的。这几大类读者群中,前两类一般是在职的都市OL(白领女性),每日光鲜明艳,为立足世界、赚钱养家而成日勾心斗角、违心应酬、疲命奔波,回到家没有多余的力气再继续戴着假面舞蹈,想要有个能够完全放松身心、随意yy(“”,最初出自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之口,后被现代人妖魔化)的场所;后面一类,往往是还在读的学生,尤其以不谙世事、有钱有闲的大学生为主要生力军。

而写文人的心理,作为一个也在网上爬字的无名小辈,我也是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的:一部分,把我之前分析的三类看文人的心态照搬过来就很okay,只要把看文改成写文就好;有一类比较极品,就是为了V而写文,也就是说就是为了赚钱的(这一类碍于面子不予举例);另外又多出来的第五类,往往就是金融危机压力下,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或是被减薪、更有甚者被裁员的某部分OL(例:曦宁若海月)。而最后这一类人的增多,在我分析来就是造成最近V文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试想,没有工作或者工作报酬不尽如人意,饭还是要吃的。而父母的老本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啃,或者能厚着脸皮啃下去的。于是,能讲故事的,会写文的,之前手就痒却苦于没有契机的,这个时侯就趁着金融危机的冷风,成为各大原创网站的签约作者作品入V来赚稿费,开始了另一个网文红火的新格局(群体庞大不予举例)。当然,并不是每个签约入V的都是失业人员,确实有很多工作还好的都是迫于这些原创网站的压力而被迫签约入V(例:black.f,金陵雪,无敌地金刚芭比,顾漫),因为,毕竟网站也要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多捞些银子不是。有即便是签约了也大义凛然不愿文章入V(例:瞬间倾城,飘阿兮,唐七公子,Maria),入了V也对盗文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更有甚者竟然奉劝大家不要买V百度一下现有资源即可(例:black.f),被封杀之后仍然受众读者追捧,之后签约入V不了了之;也有才华横溢的,文被出版后继续留下繁华与世人,宠辱不惊不卑不亢坚决不V(例:桩桩(职业OL),琴瑟琵琶(北京某国际学校中学部中文教师),)。但这也还是少数,毕竟,没有人爱跟钱过不去不是。所以,我并没有抨击入V的意思,说不定我(有朝一日能)到了那一步也同样抵不住诱惑呢。

不同的声音

而在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如火如荼之际,实体出版业界却有着不一样的声音动向。

早在2008年初,一些出版业内人士在展望未来时就表示,在纸价大幅上涨、CPI指标高企、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紧锣密鼓的背景下,出版业恐怕要有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而在年终岁末,一场爆发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使世界经济陷入低谷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版业感受到了冬天的凛冽寒风。

这一次金融危机,国人从一开始的漠不关心(9月);到接下来的惊慌失措(10月);再到人人自危(11月);继而到心已坦然(12月)。我个人觉得,自9月份世界金融海啸袭击中国至今,民众的心理上大致经历过了这么几个阶段。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对于危机的认识也开始加深,不会再像10月和11月那样,因为完全没有想到金融危机会突然波及到中国(因为之前的宣传一直都在说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十几二十年高速增长,且民众也早已习惯了经济高速增长),因此当危机骤然来袭的时候,显得有点不知该如何以对。随着这两三个月的积累沉淀,民众普遍已经习惯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不会再莫名其妙地恐慌了。

面对整体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一些人忧虑:“出版业的冬天来临了。”而另一些人则憧憬“出版业也许会因祸得福”。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几乎摧垮了所有的实体经济,但是陷入困顿的人们发现图书是最便宜的消遣,低价书因此大行其道,美国出版业熬过了金融危机,还诞生了像兰登书屋这样的出版巨头。

过去的历史虽难以照搬到中国,但古人有言曰,“文章合时而著”。一个时期人们的阅读取向往往能映射它所对应的世态。去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空前地关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原本只有专业人士关注的财经类图书屡屡登上畅销榜,成为大众读物。随着危机的延续,2009年度的就连网络文学的阅读主题都毫无悬念地继续停留在“金融危机”上。很多藉由这个契机开始写言情职场文的作者都在这场金融危机下红起来,因为职场或非职场的女性读者,都会有这种惺惺相惜之感:同样身为女性,都明白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女性的地位总不会完全与男性平等,这样的爱情这样的职场就更能博人眼球了。

事实上,很早之前,强调轻松阅读的职场言情就开始走俏,在图书市场上跑马圈地,青衫落拓就是个中翘楚,而当下最热门的李可的《杜拉拉》系列更是风靡了中国大陆。而最近几年迅速窜红的诸如悦读纪、彩虹堂、蝴蝶季等女性阅读专业出版品牌,抓住了这种机会,异军突起,成为不可小视的出版力量。不知她们(请允许我拟人化)能不能成为兰登书屋第二呢?

结语

脸下。然后,搜到的一些资料,整合在“不

现下的金融危机,即便带来了多种不尽如人意的变化,但对于网络却无疑铺就了一条阳光大道。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除了强调写作笔法的轻松愉快外,更强调爱情与职场兼顾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及“”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及“”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及“”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犹太女性主义哈拉哈神圣分离论圣约关系说

《托拉》上帝恶

本文主要参阅《犹太哲学史》(HistoryofJewishPhilosophy),editedbyDanielH.FrankandOliverLeama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7)。

相对于以创建体系为枢轴的学说、流派和思潮来说,犹太女性主义哲学与其说是以思想建树为导向,不如说它直接定位于实践之上。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看来,本身理当直指犹太妇女的现实处境的改善和提高,因此,他们就不仅仅以阐发犹太哲学的奥义为归依,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要转换犹太人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历史和律法、宗教仪式以及社会制度,并使之面向犹太妇女敞开,将全体犹太妇女这一长期被忘却的群体容纳进本应包括这一群体的犹太教传统和现实当中。基于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这一入世取向,其思想就不囿于玄思和义理,而是以多种方式表达出来:从祈祷文到小说,从宗教礼仪到历史无不隐含着他们的努力和希望——试图构思创建出一种反映犹太妇女经验的犹太教。为此,他们常常借助于易被犹太社团和个人把握的形式来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但本文仅仅介绍当代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对犹太教本质的理论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思一方面丰富了犹太女性主义哲学非思辨性表达的路向,另一方面非思辨表达本身因其直接的现实性,反过来使反思丰满起来。

一、诊断问题:屈从及其根源

在之初,我们就能倾听到个别的犹太女性主义者的声音。但是,作为一场运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出现于廿世纪70年代初期;它试图描述、揭示和反抗犹太教传统规定出的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一般说来,第一批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著作认同犹太妇女身处屈从(subordination)地位这一说法。这种屈从地位表现在犹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在日常的宗教生活中,将妇女从家庭聚会的法定人数(minyan)中排除出去(按犹太教传统规定,这种聚会须由10人组成,但并不将妇女包括在内);在智性活动中,禁止犹太妇女从事学术研究;在上,犹太妇女更是处于无能状态,突出地表现在犹太妇女不能做证人、不能提出离婚这两大方面。针对这一犹太妇女边缘化历史和现状,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从不同方面深挖根源给出了不同答案。R.阿德勒(RachelAdler)在其写于1971年的经典论文《缺席的犹太人:哈拉哈和犹太妇女》中认为,犹太妇女,“在犹太律法和实践中一直被看成是附属性群体”。(1)P.伊曼(PaulaHyman)则在1972年撰写的《另一半:犹太传统中的妇女》一文中主张,“在犹太教中,妇女的地位取决于……性角色等级差别制度以及由之带来的贬损妇女的观念”。(2)C.奥兹克(CynthiaOzick)从多种视角探讨了妇女问题,1979年在《关于发现正确问题的几点说明》一文中,得出如下结论:犹太教中的妇女地位与其说是个神学问题,毋宁说是个社会学问题。(3)B.格林伯格(BluGreenberg)将妇女的无能、被动地位归结到传统身上,认为正是犹太教传统没有将“革命性的道德教诲”运用到犹太妇女当中。(4)J.普拉斯科(JudithPlaskow)主张,由于犹太妇女的“它性”(Otherness)病深深根植于犹太思想的核心范畴当中,犹太妇女的无能状况不过是其基本问题发病的症兆而已。(5)

虽然上述对犹太妇女地位的几种理解具有互补性,但归根结柢没有对同一问题即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的根源达成共识。相反,在如下两点上他们的分歧不是缩小了,反而扩大了:为何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是犹太教中的根本问题?为何犹太教轻易地将妇女驱逐出去?就P.伊曼来说,性别等级制的终结是犹太妇女解放的出路所在,因为这种等级制是犹太人生活的核心,而B.格林柏格认为,只要男女角色差别以平等为前提,那么接受角色差别观也未尝不可。(6)在C.奥兹克和B.格林柏格看来,实现男女平等本质上是个实践问题,即使传统符合他们的最佳理想,而J.普拉斯科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要实现犹太男女平等必须从根本上转换每个的犹太人的思想和实践。

上的差异当然透露出一定的宗教派系分歧的意味,但是运动和变化着的现实则将这种意味冲淡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二战以降,犹太妇女的地位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这种现实状况的转变必定进一步促动犹太妇女省察过去的全部犹太教传统。事实上,近廿多年来,犹太妇女参与宗教公共事务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使得她们直接面对传统中的微言大义以及这种传统忽略妇女的宗教参与权的种种方式。正是源自现实的切身感受和要求将犹太女性主义家的视角从关注与批判犹太妇女的零度位置转移到查寻在创造和阐述犹太教传统过程当中被这种传统排除掉的犹太妇女的生活经验。R.阿德勒的著作明显地表征了这种转向。1971年,她在《缺席的犹太人:哈拉哈和犹太妇女》中提出,依靠开明的、富有同情心的法学家,犹太人就能在哈拉哈范围与背景下找到犹太妇女获得宗教上的自我实现的道路。但是,1983年,在《我一无所有,故我一无所取》一文中,阿德勒的路向有所改变。她认为,只谋求在哈拉哈范围内宗教律法上的小补小修就会掩盖如下事实,即犹太教传统一概忽略掉犹太妇女深切的关怀、切身的利益和愿望,而且这种传统还将犹太妇女的经验涂抹得了无踪迹。(7)正如该文标题所表明的,既然在犹太传统中找寻不到当代犹太妇女解放的思想资源,我们又何从谈起要在犹太教传统中为犹太妇女的安身立命寻找出可靠的根据呢?

诸多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对上述观点,即在犹太教传统中犹太妇女缺席论作出回应。他们一致认为,实际上,所有的犹太神学资源都由男性经验构成,且只为他们而存在,因此可以说《托拉》(Torah)只代表犹太人宗教经验的半壁江山。对于这一客观事实,D.塞特尔(DrorahSetel)评述到,犹太教和女性主义之间的真正冲突并不根源于特定的法律和历史当中,只存在在“女性主义关系价值论和犹太人神圣分离论之间的冲突”(8)当中。可以说,正是犹太人对上帝的理解方式即将上帝男性化阐述且支持了犹太妇女长期以来的缺席状态。为此,若解决犹太妇女传统上的无根窘境,还只有重新重视传统。

二、再思传统:批判与融合

如果人们彻底批判犹太传统,那么犹太思想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巨大的。的确,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正呼吁人们重新厘定犹太人宗教经验的方方面面即对犹太教整体予以再度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在这项工程浩大的工作中,美国曼哈顿学院宗教系的J.普拉斯科做出了突出贡献。普拉斯科于1990年出版的《重登西奈山:从女性主义审视犹太教》(9)是唯一一部以半体系化方式犹太思想和女性主义的遭遇战的著作。该著作费尽作者20年心血,触及到犹太宗教思想中的诸多核心范畴。

首先引起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注意的是哈拉哈(halakhah)即犹太宗教律法问题。对此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对犹太教正统派来说,哈拉哈问题勿需解决,因此也就没有解决这一说法;对于犹太教非正统派来说,如改革派等,要么解决,要么消解所有哈拉哈问题。这种二重取向——一方面正统派拉比固守传统信条不放,另一方面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由犹太妇女参与宗教活动所造成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这迫切要求调整或改革犹太教传统——已经带来了人们对哈拉哈中等级制问题的深度分析。R.阿德勒从法律决定论立场转向检视哈拉哈体系的理论前提,就是当前犹太女性主义“元哈拉哈问题”(meta-halachicissues)转向的典范。(10)她提出如下尖锐问题,如果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取决于筛除掉妇女观点和利益的既有知识团体的解释,那么,犹太妇女应该将她们作为犹太人的自我理解和行为奠定于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11)对于犹太妇女来说,既然在《密什拿》(Mishnah)即《塔木德》中犹太教口传律法部分中,她们地位的改变不过是从一种等级制转移到另一种等级制,那么,犹太妇女意欲成为一个自主的宗教群体就只能从犹太教规范资源的边缘或建立自己的立命之本。(12)在R.阿德勒看来,即便灵活运用哈拉哈原则,哈拉哈中等级制问题也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换句话说,根除这种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转变犹太人生活于其中的普遍规范。进而言之,由于哈拉哈不过是由男性精英把持的宗教话语和经验的总汇,现今,如果让犹太妇女重新做出选择的话,她们还会将哈拉哈看成是表达宗教思想的唯一形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普拉斯科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定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能够在哈拉哈框架中予以妥善解决,实际上,这种做法不过是在真正探问犹太妇女问题之前就将这一问题的答案完全限定死了(13):只能在既定的答案唯一的选择中做出决择——屈从。

对哈拉哈的批判引起了人们拷问犹太思想和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在这一方面,犹太女性主义家集中讨论了由性带来的诸多犹太教,尤为猛烈地抨击了传统的权威性。他们直追问题的根柢:所有的规范文本对犹太妇女的经验、兴趣和利益保持沉默,这些文本如何能对当代犹太妇女发挥真正的作用?(14)

并不是所有的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都决然否弃犹太教的思想资源,但非正统派女性主义哲学家常常将规范文本的特点归纳为如下两个方面:偏袒和片面。也就是说,从非正统派犹太女性主义观点来看,犹太人与上帝相遇的记录只有一部分被世代相传下来。如今,犹太人只知道犹太男性精英集团如何称谓上帝、人类和世界,如果他们为获得关于与上帝相遇的整全认识,那么必须发现和捕捉现实生活中犹太妇女的真知灼见和切身体验。因此,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转变犹太教诲之前,他们首先要在传统中倾听到她们自身的声音,勾勒出她们自身经验的轮廓,然后将犹太传统和现实全面重新概念化。

重新发现传统中犹太妇女的经验是一项艰苦的事情,它需要多种领域共同合作共同,方能完成这件对犹太女性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且极为基础性的工作。部分地看,这项任务应当由编纂学来承担,由它来对传统文本作出大胆的新解释,补之以考古发现和非规范性资料。但是,这也同样需要犹太妇女在传统资料和自身经验之间的互动当中不断地重新理解、把握她们自身的所知所感以及犹太人数千年来的故事、仪式和观念。由于《米德拉什》(Midrash)和宗教礼仪成为传统和当代经验的交汇点,因此,它们也是犹太女性主义者赖以表达思想的重要途径。从上看,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要界定和接受从多种路径探索出来的新材料,并将之融合入《托拉》,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意义上,《托拉》具有非中心化特征,它将犹太人置立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在这里,全体犹太人的经验成为立法和哲学—神学反思的基础。(15)

在融入《托拉》、扩大《托拉》内涵的同时,诸多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向犹太思想的核心范畴提出了质疑。D.塞特尔从词源学角度了等级制的神学根源。塞特尔指出,希伯莱语“神圣的”(Kadosh)一词意指“分离的”(separate)或“使……分割开”(setapart),其中心含义为“分离性”(separateness),明显带有二元的(dualistic)、对立的(oppositional)和等级制的(hierarchical)意涵。(16)从这种神圣分离论出发,男女不仅仅在等级上彼此殊异,而且妇女比男子距离上帝更远,在等级框架中处于更低的层次上,因此比男性拥有更多的它性(otherness)。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还深刻批判了二元主义等级制,将矛头直指人类中社团或群体之间的尖锐对立状况,这种对立包括男/女、白人/黑人、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及这种对立状况在观念上的反映,表现为诸如精神/物质、神圣/世俗等一组与前者相对应的对立范畴。他们试图调解犹太人和女性主义世界观之间的不合,设法找出一条既能表达出犹太人身份、信仰和实践上的特殊性又能避免等级制或不公正的道路。从现今犹太人的实践来看,必须改写二元主义等级制范式,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既肯定差异(distinction)又强调联系(connection)的关系说取而代之。J.普拉斯科还深入剖析了犹太神学的核心范畴“选民”(chosenness),认为应当用“部分/整体”模式来取代选民论隐含的等级制模式。普拉斯科认为,选民论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上帝赋予犹太人以特权的意向,与此不同的是,务实的差异性(distinctness)思想既认可犹太经验的独一无二性,又防犯了优越论。该思想并不将犹太人看成是上帝宠儿,将自己和其它人类社团孤立开,而是指向如下立场:所有人类社团或群体的独异性(specialness)在于它们是某一更大的具有自我分化(self-differentiated)功能的社会联合体的一个有机部分。(17)

在犹太教传统中上帝就是一个体现二元主义等级制的最核心的范式。特别是在礼拜仪式上,上帝是一位衣着庄严的国王,常被描绘成一种外在于且超越于尘世的力量,其统治权绝对至上且无限,同时他还是一位宽宥且爱探究的父亲,他知道并能裁决所有人的所思所想。对此,J.普拉斯科评述到,由于这种上帝一直作为男性形象出现在犹太教中,由此形成了上帝/尘世这种呈现为上下不对称状态的二元主义思想,它直接表证为且支持了男/女二元主义等级制。(18)

犹太女性主义家最初通过对性别(gender)的来驳斥上述男性上帝观念。例如R.格罗丝(RitaGross)在廿世纪70年代就提出女性上帝语言观,认为归于男性上帝的所有品质都可以用来称谓作为女性的上帝。她认为,盛行的男性上帝语言传播的不过是这样一种论点:犹太社团将男性看成是标准犹太人,除此之外,别无它意。她评论说,如果将上帝指称为“她”(she),那么这有助于犹太人克服对“上帝=男性”这一等式的狂热崇拜。她说,为此,犹太人必须用新的方式言说上帝,承认成为女性也是融入全体犹太人的一条重要路途。(19)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批判男性上帝语言的正确性体现在它为建构新上帝形象提供了恰当基础,他们不仅仅要改变上帝的社会性别,而且要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对上帝的本性和力量予以重新概念化。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是从比喻意义上追求对上帝语言的改造。为此,他们呼吁犹太人要从象征男性上帝的形象中解放出来。他们从多种层面上提供了新的上帝形象,例如,他们从女性视角,将上帝看成是神圣的临在(shekhinah,英译为divinepresence)、母亲和女王;从概念上,将上帝界定为生命之流;从和中立的社会性别角度,将上帝看成是恋人、友人、喷泉和无形的火花。他们强调上帝的内在性高于超越性,认为上帝是授权人(empowerer),而非高不可攀、庄严肃穆的国王。(20)

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对一神论的重新理解构成他们摧毁上帝观创建新上帝形象和新上帝观的基础。犹太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上帝观将上帝看成是独一的,具有唯一性(oneness),因此只能崇拜唯一一种上帝形象。对于仍恪持这一犹太教传统中最为核心的思想的人来说,将上帝视为女性无疑会威胁到犹太教神学根基即一神论信仰。但是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对此种不安和忧虑提出新的办法。用M.福尔克(MaricaFalk)的话说,真正的一神论并不是指信仰“某种单一的形象,而是信仰包融进多维形象的统一体(unityofmultiplicityofimages)”。(21)一神论不是去崇拜描绘成无限的有限存在,而是指一种在变化的繁复形式中并通过变化的繁复形式找到唯一(theOne)即上帝的能力。它需要犹太人努力在丰富的形象中发现这种神圣的统一体,通过这种神圣的统一体来展现人类和宇宙的多样性。(22)

三、新的趋向

自从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开始批判犹太教等级制以来,它注意将女性主义世界观和犹太传统思想之间的冲突视为最主要建构题域。随着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推展,它已为诸多犹太哲学一神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答案。一旦人们开始关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讨论的主题范围,他们马上就会明白,犹太女性主义思想不仅仅涉足妇女问题,而且将思维水平提高到世界即人类和宇宙的高度来讨论妇女问题,关注犹太社区中的妇女,更关注妇女的完美人性。如今,平等权问题已不再紧迫,犹太女性主义哲学长期以来不断反思传统的内涵凝结出的对实践产生深远的理论已改变了现实,同时改变了的现实反过来拉动犹太女性主义理论视界,现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的论述范围也越来越深广了。

直到现在,犹太教的核心概念圣约(covenant)才得到极少数的犹太女性主义者的注意。现今至少有两位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家将该主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H.拉文(HeidiRavven)提出,妇女在家庭中的经验可以提示出一种完全异于由男子提供出的圣约关系模式。(23)在拉文看来,由于《圣经》和犹太教传统根据观将盟约理论化,犹太妇女必须找出一种女性拥有的反映精神的形象。通过它表现出犹太妇女所具有的爱情和激情。拉文认为,与基于权利和责任之上的男性伦理观不同,女性关怀伦理思想(afemaleethicofcaring)将会为新的圣约模式奠定非常有用且有趣的起点。(24)和拉文相反,C.莱薇特(LauraLevitt)将运用女性主义思想批判婚姻等级制作为出发点,揭力抨击圣约中的意象(eroticimages)。莱薇特追问如下问题:一旦认定犹太教传统将婚姻理解为占有女性,那么,犹太女性主义能否拯救这种对圣约的式理解——也就是说,能否从女性主义视角将这种理解从传统婚姻模式中剥离开来?她认为,自由神学家们倾向于婚姻圣约模式,而不喜欢契约模式,其理由是前者似乎更能凸现平等主义,事实上,故且不说自由婚姻的契约模式仍支持妇女的屈从地位,而且不平等以及潜隐的虐妻行为同样写进了西奈山上摩西和上帝签订的圣约当中了。(25)

另一经典神学即恶(evil)的问题已开始出现在犹太女性主义著作中。当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讨论上帝语言,试图找出反映妇女经验的上帝形象的时候,人类的邪恶以及痛苦问题就已引起关注,因为这个问题是与犹太人充分理解上帝的神圣性密不可分的。与上述兼容并包的一神论的主张相适应,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倾向于将上帝看成是一个反映现实歧义性或模糊性(ambiguity)的概念,而不将上帝看成是一个全善的范式,反之就有将恶排除到神圣王国之外之虞。(26)《圣经》的下述言论已成为理解上帝神圣性的经典依据: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以赛亚书》45:7)

依此来看,上帝将男性和女性、善和恶合并到一起。而且,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宁愿和意义多维的神性一起斗争,也不愿崇拜纯粹的上帝——不包含人类生存中任何复杂经验的神。

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努力将被犹太教传统抹掉的女性声音重新录入犹太传统当中。在这一长期奋斗史中,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触及到犹太神学和哲学的根基,由此在实践中为成就如下两大目标而作了准备:(1)推动犹太妇女全面融入犹太生活当中;(2)为世界创造出一个举足轻重的犹太教。正是基于上述智性追求和实践取向,犹太教适应了现代性的挑战,在作出相应调整的同时,仍维护了自身的传统,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随着缺席者的出场和对犹太女性自身权利的不断伸张,犹太教的生命力不是削弱了,应当说是更丰盈了。

注释和书目:

(1)RachelAdler,"JewWhoWasntThere:HalakhahandtheJewishWoman",inOnBeingaJewishFeminist:AReader,editedbyS.Heschel(NewYork:Schocken,1983),P.13.

(2)PaulaHyman,"TheOtherHalf:WomenintheJewishTradition",inTheJewishWoman:NewPerspectives,editedbyE.Koltun(NewYork:Schocken,1976),P.106.

(3)CynthiaOzick,"NotestowardFindingtheRightQuestion",inOnBeingaFeminist:AReader,PP.120-151.

(4)(6)BluGreenberg,OnWomenandJudaism:AViewFromTradition(Philadelphia:JewishPublicationSociety,1981),P.3;P.36.

(5)JudithPlaskow,"TheRightQuestionisTheological",inOnBeingaFeminist:AReader,PP.223-233.

(7)(10)(11)(12)RachelAdler,"IveHadNothingYetsoICantTakeMore",Moment(1983)8:22-26,P.23;P.24;P.26;P.24.

(8)(16)DrorahSetel,"FeministReflectionsonSeparationandUnityinJewishTheology",JournalofFeministStudiesinReligion(1986)2.1:113-118,P.114;P.115.

(9)JudithPlaskow,StandingAgainatSinai:JudaismfromaFeministPerspective(SanFrancisco:Harper&Row,1990).

(13)(17)(18)JudithPlaskow,StandingAgainatSinai:JudaismfromaFeministPerspective,PP.60-74;PP.96-107;PP.123-134.

(14)(15)(25)JudithPlaskow,"JewishFeministThought",inHistoryofJewishPhilosophy,editedbyDanielH.FrankandOliverLeama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7),PP.885-892,P.888;P.889;P.891.

(19)(20)RitaGross,"FemaleGodLanguageinaJewishContext",inWomanspiritRising:AFeministReaderinReligion,editedbyC.P.ChristandJ.Plaskow(SanFrancisco:Harper&Row,1979),PP.167-173,P.171-172;P.169.

(21)(22)MarciaFalk,"NotesonComposingNewBlessings:TowardaFeminist-JewishReconstructionofPrayer",JournalofFeministStudiesinReligion(1987)3.1:39-53,P.41;P.41.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新时期;女性文学;沉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09-059-05

对于整个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来说,女性写作的价值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才情和敏感赋予了中国文学以独特的内涵。80年代中期,一些先知先觉的女作家开始在社会文化层面反思两性关系,产生了《方舟》,《在同一地平线上》等代表作品。女性写作开始具有性别意识。稍后,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棉花垛》等作品将女性意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进入90年代,女性意识觉醒,她们开始以自觉的写作来彰显女性写作的独立意义,并使女作家在90年代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但是,从根本上说,女性作家并未走出一片新的天地。首先,颠覆男权的手段和策略恰恰使自己陷入男权;其次,由于过分倚重女权主义,营建两性和谐共处美好图景的愿望变为虚幻,导致女性精神家园的失落;再次,女性由寻求自由到了放纵的地步,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道德;最后,女性写作由多元走向单一的模式。正因为这些,使女性写作对男权文化的解构企图和建立女性叙事诗学的宏愿成为一个虚妄的神话。

一、挑战男权文化到陷入男权文化

新时期女性写作主动撤离公共社会生活而沉迷自我的经验世界,强调以激进的身体写作来颠覆男权话语。但实际上,这种书写方式的解构手段却使她们陷入了悖论的尴尬境地:她们对女性的大胆书写恰恰迎合和满足了男性的窥视欲望,认可了男权文化对女性写作的潜在规范,从而跌入男权文化的陷阱,而激进的反抗变为了对男权文化的投怀送抱,又重新回到了它极力反抗和颠覆的男权文化。这是新时期女性写作最为尴尬的事。

其一,私语化写作。私语化写作也叫躯体写作,是女性文学最引人注目,遭非议最多的一脉,具有典型女性主义特征的私语化倾向。很多人认为,这是在依照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西苏的“身体写作”原则写作的。这种写作强调“妇女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创造自己的领域~。因此,他们鼓励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自身躯体中“提取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来对抗和摧毁男性话语。于是,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感召下,新时期女性勇敢的把女性躯体经验提升到叙事的中心,躯体叙事在女性文学文本中泛滥,如《致命的飞翔》,《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等等。诚然,躯体叙事本身无所谓性别差异,然而在男性文化环绕的世界,女性是处在被看和被窥视的角度,女性作家大胆的描写无疑满足了男性的好奇和窥视欲望,进而说明了女人是风景,而且是男人的风景,男人的眼光成了女人的衡量标准,无疑使女性陷入了男性话语。

其二,很多女性作家总是用女性的视野去审视女性自身的生存和情感哲学,如棉棉在其小说《糖》中对爱情的比喻,“玫瑰没有刺,就像爱情。当玫瑰花瓣片片飘零,就像是小寡妇的眼泪”,将象征爱情的玫瑰与爱情本身作对比,以此来说明爱情是带刺的鲜花,需要呵护,也会扎人;更深刻一点地去思考,我们又会发觉,作者又始终未曾跳出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圈子,当男权的天空坍塌的时候,世界剩下的只有“小寡妇的眼泪”。这种男权话语的隐藏,说明身体写作在隐性上仍然离不开传统的话语方式。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中也如此。在《上海宝贝》中,倪可“站在顶楼看黄浦江两岸的灯火楼影,特别是有亚洲第一塔之称的东方明珠塔,长长的钢柱像直刺云霄,是这城市生殖崇拜的一个明证。”这个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本中,弥漫着对男性世界的深深的失望,这失望甚至发展为施虐和报复。在林白的笔下,北诺(《致命的飞翔》)、猫(《猫的激情时代》)是一些从男性之镜中走出来的女人,“最勇敢、最活泼、因此最美丽”,她们深知“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怀着对女性现实境遇的绝望,她们大胆出击,主动将自身欲望“物化”,构成了对男性的最致命的“诱惑”。但是,正如本雅明所说,女性,异己的身体,历来是男性行使幻想暴力和构思社会问题的“宝贝清单”。当女性主义话语以望的自虐性使用来“谋杀”男性、颠覆男权时,是不是又落入了男性的“施虐框架”和“行使幻想暴力”的话语窠臼之中呢?独特的比喻,将上海城市的标志与男性的性器官相联系,突出了男权文化对城市举足轻重的意义。

缘于此,本要对男性文化以致命的打击,却反被男性文化所利用。这也许是女性文学所面临的残酷的文化环境使然,也是女性作家们所始料未及的。她们的作品引来很多男性窥视,女性作家射出的利箭,成了男性欣赏把玩的景观。卫慧、棉棉如此,大胆站在男女二元对立之间更多注意身体与思想联系的徐小斌的创作也是如此,至於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出版时,书籍的封面竟被设计为一幅“春宫”画面,更是被有意扭曲误读。这样,从拒绝男人,解构男性话语出发的女性文学反而回陷到男性话语中心,为男性话语所俘虏,成为其送上门的“战利品”。这也表明寓于身体感觉的“私人空间”理论准备的不足,会使自己乱了方寸。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已经认识到,由于女性主义批评并非一种统一的理论流派,也没有自身批评的根源,它以否定、补充、修正男性的理论假定和方法为开端,同时又借用了这些理论和方法作为工具,这就宿命地决定了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尴尬。“主人的工具永远不能摧毁主人的房屋”,建立於男性文学和男性经验之上的文学标准,适用于分析男性文学作品的理论、方法和范畴、术语,很可能将女性书写扭曲误读,反成了一种出卖,实际上充当了男性的同谋。新生代女作家所竭力开拓的阵地就是这样被男性所侵略的,新生代女作家难免事与愿违。性话语是身体书写的权威话语,是新的话语空间,却无形当中被置于男性窥视的视域之内,当作家们在灵异而大胆张扬对性的自由支配权时,由于文化意义的缺席,的意义空间也就变得十分狭小而僵硬,男性文化轻易即可击破。由五四开端的女性文学或文学所开启的从文化与审美角度描写的的“宏大叙事”被无意终结。

其三,尤为尴尬的是,新生代女作家的这样“身体书写”在从男权话语的牢笼中突围而出的同时,又被统摄到无处不在的欲望化商品化的陷阱中,其中原初的创作的主观愿望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有很大自传成分的对自我经验的书写,虽然是女性主义的叙事符号和解构男性权威话语的重要手段和策略,但这一策略同样丧失了解构的锋芒,在客观上应和了男权文化对女性写作的要求。为了与男性所热衷的宏大叙事决裂,为了突现女性意识,新时期女性写作拒绝关注外部世界,拒绝社会、历史、政治等与男性话语紧密的话题,她们固执的把自己的写作框定在独身女人的卧室中,书写她们的生活。这种画地为牢式的写作再次失足于男权文化的陷阱,因为在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本身处于一种被看的境地。因此男人要看女作家写什么――这可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们不希望女作家写许多与男性话语相关的主题,也不希望她们创造出有影响的作品。那么,相对于男权文化对女性写作的这种规范,新时期女性写作退守性别经验领域,不正是对这种规范的自觉遵守吗?

因此,新时期女性写作不仅没有颠覆男权文化,反而促成了男性主流文化在女性写作空间的实现。而女性作家的革命哗变为一场迎合男性所好的表演,与颠覆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二、寻求自由到放纵

寻求自由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目标之一。当然也深深的影响了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其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生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正如李子云所说:“自女性文学兴起,就有少数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身身体经验出发,表现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本来寻求自由是最正常不过的,但对于今天的一些女性作家来说,寻求自由却让她们的写日益走向歧途。她们误以为,只有女性的身体才是反抗男权社会、寻求自由的最好武器。因此,女性文学里便充斥着亢奋难耐的病态激情和顾影自怜的变态心理。那些充满叛逆精神的女性人物,无一例外地把性解放和自由画上了等号。于是,女性便成了无视、卖弄风情的烟花女子。当“上海宝贝”们用私生活的放纵去寻找自由的时候,却不知自己早已被自由所累。自由无法给予她们真正的解放,相反,自由只会给她们带来反抗之后无尽的空虚。更让人悲哀的是,当女性作家用感官替代大脑、用欲望放逐灵魂的时候,其实也正是她们向敌人投降的时刻:她们和自己曾经反抗过的男人一道,也同样在用文字作践着女性美好的心灵。在这样的女性写作中,女性人物的生存状况已由昨日的受虐变成了今天的自虐,这恐怕是对女性更大的侮辱与损害。

一旦“我拿青春赌明天”变成了女性作家趋之若鹜的写作宝典,那么即使是真心书写女性不平命运的作家,也会在一种盲目的抗争中误入迷途。海南作家夏岚馨的新作《紫灯区》,讲述了一名30岁的报复性背叛。主人公紫蝶原本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妻子、年轻慈爱的母亲。但当她得知了丈夫的无情背叛以后,就开始在报复心理的驱使下,陷入了一次次光怪陆离的欲望冒险。在她近乎迷狂的生涯中,各种男人都只不过是她的报复工具。当紫蝶用女人的脆弱与坚强,在虚伪、背叛、放浪和欺骗的泥淖中打滚之时,实际上已经遭遇了一种命定的绝望。这种绝望感来自灵与肉的冲突,虽然牺牲色相可以赎取暂时的自由,但却无法逃脱灵魂的空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如果一味执迷于性的解放,就只能导致女性自身更为惨痛的精神创伤。

时至今日,当代的许多女性作家已经越发陷入了放纵的境地。眼看着女性人物所承受的文学虐待日益沉重,笔者不禁想起了作家苏青的名言,她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话可以提醒那些专事寻求自由的女性作家,除了描写男女之间的纵情外,还有小到穿衣吃饭、大至精神追求的诸多创作空间。否则,死抱着对性描写的迷恋,就只能让女性写作的正义抗争沦为一种无援的反抗,既不会博得男性主义者的同情,也不会引发女性主义者的共鸣――因为前者不愿男人成为女性的,后者也绝不会认同女性自甘堕落。

三、创造美好世界到归途的迷失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然而,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的女性写作倚重西方女权主义,以批判和攻讦男权话语为主要方式的。正因为女性作家的偏激,让她们丧失了精神的伊甸园,迷失了终极价值目标。

其一,长期以来野蛮价值观的支配。女性一直处于边缘人地位,而男人则是历史主宰。近来,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忽略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确,女性作家也是那样做的。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说到底。就是女主人公精神家园的失落而已。李昂的《谜园》也是个典型文本。那里,作家不是把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世界来营构,而是从历史注释者的角度把女主角寓言为受压迫和压抑的台湾,以神秘的宿命论,将二者捆绑在一起。这样,由于她等同台湾,她于是与及弃妇认同,换了一个主人又一个主人一『生虐待与被虐的游戏就这样僵化为压迫与被压迫者,阴性与阳性的二分式,而且,在无休无止的仪式循环中找不到出路――女主角成了一个迷失的女性主义者。

其二,精神家园的缺失。面对女性在现世中的挣扎,救赎话语应运而生。新时期女性写作的救赎无疑是令人绝望的:一男性拯救之虚妄。一般来说,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受挫之后往往将救赎希望寄托与男性,但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否定了这点。在《双鱼星座》中,卜零对在商场上踌躇满志的丈夫不屑一顾,也讨厌自己的上司。她试图通过年轻的司机来释放自己压抑已久的,但司机的庸俗彻底的击碎了她的梦想。二,落空的女性自救。一种自救模式是在现实苦难和命运劫难中,女性依靠自己寻找精神栖息地。《何处是我家园》。的秋月在意外的与文明阶层脱离跌进庸俗的生存方式之后,尽管努力终身也未能重返健康文明的生活。《午后悬崖》中,由于母亲自幼灌输对男性的仇恨意识,韩桂心五岁是将一男孩推下滑梯摔死,婚后不孕她认为是上天的惩罚,但仍不能逃脱厄运。可见,远离男性的乌托邦并非是一片乐土。《回廊之椅》《瓶中之水》已经宣告女性乌托邦的幻灭。

其三,价值的迷失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作家所开启的女性文学的话语方式,将欲望作为身体与生活的感性,通过透析性体验与性象征,渴望把此前的男权话语全盘丢弃。建构起真正的女性主义文本,使女性不再是被叙述或者是按照男性意识叙述,逐渐突破被遮蔽的状态,并最终走向新的自我救赎。在此种意义上,她们将传统的、主流的东西被抛干殆尽,甚至将虚空的外壳也一并扬弃;新的、具有独特个性和个人化的文本通过网络、商业炒作等快捷方式,迅速侵占传统文学的天空,似乎誓与之争一片阳光。她们否弃和解构了传统的文学甚至传统的生活方式,企图以新取胜、以奇取胜,这就形成了一种艺术的幻想,它脱离了传统与现实,却又力求在现实中表现出来。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艺术家本来是这样一个人,他从现实中脱离出来是因为他无法在现实中满足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的需求。于是,他在幻想的生活中,让他的和雄心勃勃的愿望充分表现出来。”身体写作也是这样,当现实的社会无法回答女性写作者本身的种种困惑时,她们总会寻求幻想的文字化解脱,试图着力营造一种建立在艺术幻想基础上的超现实氛围,然后用现实的文本勾勒出来,如棉棉在《糖》中的开场白,“春天总是要下雨,那是大地和天空在。”简短的一句,将幻想中的在现实中予以诗意的描述,身体就是本真成为她们的话语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新生代的女性写作者们在中国现代都市的代表地――上海,营造出性乱、摇滚、酒吧、行为艺术等种种时尚的氛围,将“”、“尖叫”、“疯狂”、“刺激”等作为写作话语的主题词,频频用身体作秀,主动迎合大众的窥视欲望。“她们总是把人物的活动场所设定在情绪容易喷发、精神容易失控的地方,总是把人物的行为方式渲染得非常新潮。”她们努力地塑造与传统不一样的生活,并通过这种对传统的否定来救赎自我,却又难免陷入否定又否定的怪圈,无法使自我得到救赎,甚至把追求这种与传统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本身作为存在的意义,容易把文学可以带来的思考价值,消于无形;把文学发展的方向性,带入虚无。

总之,女性自己勉强设置的家园是缺乏实践基础的,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四、多元到单一模式

西苏认为,女性写作应是“双性写作”,是多元写作。在西苏笔下,“母亲”的意象体现了妇女写作的这种特点。它说:“妇女从为真正脱离母亲的身份”,在她的内心总有一点那善良的母亲的乳汁,她是用白色的墨汁写作的。。在这儿,母亲不是作为父亲的对立出现的,其包容一切,创造一切的母性使之完成了对父亲的超越,即双性特征,西苏力图弘扬母性,试图来打破二元对立模式。但却不能作到,尤其是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

其一,情爱主题的模式化。首先是主题的统一。通过爱情故事揭示男性对女性的背叛和伤害是贯穿女性小说的母题。池莉《小姐,你早》《来来往往》,张欣《此情不在》,林白《说吧,房间》等一大批女性小说使用的故事道具可能不同,但其主旨却是相同的。其次是情节设置的类似。张欣,陈丹燕,唐颖等人最擅长讲述白领阶层俊男靓女的悲欢离合。“相识――相恋――因突变而分手”,她们的故事基本是按这个情节衍生的。再次是三角恋模式。这一模式是新时期女性写作中泛滥成灾的情爱模式。张抗抗《情爱廊》,铁凝《大》,张欣《致命的邂逅》等,无不是以此为叙事框架。

其二,硕果仅存的美好情爱,只存在于一些成熟女性与年轻男性之间――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女性主义的情爱模式。成熟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实施了对年轻男性的诱导,她们将那些不谙世事的男孩从爱的蒙昧、羞涩状态中引领出来,“在身心两个方面同时帮助他成长”(《游行》),并强烈地希望在爱的施予、引领中使自身得到完善,“爱你,是为了我活下去”(翟永明《绝对的爱情》)。这种性别角色的位置互换无疑是对寻找“男子汉”的爱情模式的反驳,但即使这颇具女性意识的爱情设计中,女性的归宿却依然悬而未决,在一场如青春般幻美易逝的爱恋之后,成熟女性或者远走异地、或者奔向死亡――“年轻而有力”的男性之爱(《私人生活》)并没有真正圆满她们的梦想和渴念。在此,精神上的不对等是爱的裂隙所在,如果两性之间的意念“不能够很好地对流和沟通”,“单单是肉体的交接又有什么意义呢?”(《游行》)。实际上,尽管年轻男性的爱恋使成熟女性们获取到更加鲜活的感性体验,但因为未能建立起一种更深刻的内在关系,而无法使她们的精神渴求获得完满。

正是这种不满足迫使女性自然地返回到内心。在“自我城堡”中,与肉体的自我开敞相对的,则是精神的极度内敛。沉溺于冥想、幽闭于一室、拉上窗帘,几乎成了城堡中女性的习惯动作。她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紧张对立的,个体无法或不愿进入社会和他者,而社会和他人也无法进入个体的生活和内在生存。亲情、爱情、友情都不足以成为她们灵魂的栖息之所,于是“孤独”便被体认为女性生存的绝对状态。她们固执地认为:真正的心灵自由,必然要通过与外界的完全隔绝来获得。“我开始意识到我要维护我的孤独了,这意味着自由。和不相干的人过分亲密,只能使我感到和自己灵魂的疏远。无论在哪儿,孤独总令我感到充实”(陈染《角色累赘》)。多米自我禁闭,半裸着身体进入写作状态――这一极端女性化和个人化的写作场景暗喻了女性对自我精神世界之完整性的刻意维护。

陈染曾几次提到克尔凯郭尔的“个人”理论,并表现出欣赏与认同,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陈染的思想渊源。克氏反对黑格尔的个体相对整体而存在的观点,强调只有个人的孤独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他所认可的人的存在是指精神个体直接体验和感受着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个体是孤独的,只能自己领会和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只能是存在于个人内心中的东西。陈染笔下的女性越是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越是关注于自我内心,就越是把自己从琐碎、平庸的现实空间中抽离出来,“关在以往的房间里,关在对往昔的追忆与未来的幻想的惯性中”,“她知道自己与世界告别的时候,世界其实才真正诞生”(《无处告别》)。18、19世纪西方思想在对“自我”之主体性和内向性肯定张扬的同时,宣布了社会并不是“自我”的故乡。接受西方思想浸染的女作家主张个体与社会、与群体的疏离,正是有感于中国“自我”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试图在话语中建构起真正的“自我”。但在现实中失去了心理依托的女性甚至不知自己“跟谁别,别什么”。“无处告别”写出了现代女性陷入“无物之阵”的恐慌,而恐慌则导致了她们更决然地逃向内心,沉溺于追忆与“幻想”中,将“现在”悬置一边。陈染的《空心人诞生》和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都不约而同地撷取了“空心”这一象喻话语,“空心”在后现代话语体系中是一种非我的“耗尽”状态,意指着现在时中的个体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失去了时空上实在的延展性而成为空洞的单个物。“空心岁月”是对女性生存孤立、无根状态的表述,而“守望”者只能是超离于现实,在虚空中寻找意义的自我放逐者。

其三,表达的雷同。陈染,林白,海男都有一种共同的表达方式――呓语式表达,是永无终结的女性独白,怪诞而奇异。陈染《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中一个女人的独白,在幻想中想入非非。林白《说吧,房间》里两个女性被社会排斥而在自己房间里自言自语。海男《我的情人们》借助于迷乱的呓语在现实与梦幻中穿梭。

这种呓语飘忽迷离,断断续续,充满解读的困难。这种极端化的表达方式背离了读者惯常的阅读经验,造成了阅读的障碍。

其四,内容空洞乏味,缺少新鲜事物。由于商业的引诱,作品中往往有很多欲望化场景而且成为许多女性小说不可缺少的点缀。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涵盖了《致命的飞翔》,《玻璃虫》《守望空心岁月》等小说的基本故事与内涵,而海男的一系列小说也可浓缩为一个长篇《我的情人们》;再如《一个人的战争》。《双鱼星座》,《私人生活》等文本中关于躯体的修辞表达也有很多相互仿制的成分。

面对上述问题,陈丽芬写到:“女性主义者当然可以将女性的社会及心理压抑写进文学作品中去,然而,在热切的批判父权的时候,我们是否过分强调女性受害,被压抑的一面,而将女性文体制度化成集体的歇斯底里论述,因此垄断了本来可以多元化的声音?”这里是对女性主义写作的警觉,也是对女性主义多元的呼唤,对女性写作有建设性作用。

五、结束语

女性主义创作在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价值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深受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走入了歧途。事实上,真正的女性写作并不意味着与男性文化对抗,而是“唤醒公民注意历史和现实性别文化的残缺,参与全人类合理化生存的文化实践”。因此,女性写作不应局限于性别的狭小天地,应把写作的疆域扩展到广阔的社会生活。总之,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只有在与男性的对话中才能健康发展。

注释:

①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②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③近七年来中国女作家创作的特[J].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5期

④西方文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 母题 自我命名 静默 同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以关怀他者女性的生存为己任,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某种统一性,有些模式、主题、形象、问题重复出现,渐渐成为其“母题”,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常见母题。

一、自我命名

拉康认为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与他者话语来确定自我,在他者话语中,名字则是最重要的,命名体现了父权制的权力。揭露父权制通过命名来实现对后殖民女性的控制,是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在《藻海无边》中罗切斯特婚后就再也没有叫过安托瓦内特的名字,而是叫她伯沙。安托瓦内特是一个克里奥尔化法语发音的名字,伯沙更英国化,命名本身就象征了权力,通过这个名称由陌生到熟悉的改变,罗切斯特就具有了控制她的象征性,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当然罗切斯特在这里还有更恶毒的用心,因为伯沙是其母的名字,她最后是疯狂致死的,所以用伯沙来称呼她就是故意将之与其母的疯狂结合,不断地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就是为了让她时刻和疯狂和家族的悲剧密切结合,从而用名字束缚她、定位她。她也意识到他的意图,所以说“你用别的名字叫我是想把我变成别的人”。但是由于安托瓦内特无法找到自己的命名方式,或者是丧失了命名的权力,最后就是按照罗切斯特的命名设计走向了自己的灭亡。

因此后殖民女性如果要获得独立就必须自我命名,“为了解放的目的,她们首先要强调自己的名字和空间”[1]

《紫色》中黑人女孩阿格纽斯,最初是一个害羞、内向、不敢反抗的黑人女孩,她的男朋友哈泼一直都不称呼她的名字,而是叫她“吱吱叫”,她都默默接受了,这说明她接受了男性特权对她的塑造。而后来她觉醒后对自我的寻找主要就体现在对名字的寻找。“(这两个名字)区别大着呢,”她说,“如果我是玛丽·阿格纽斯,我就可以公开演唱。”她已经意识到每个女人都应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它代表着一个独特的个体。可见沃克是将自我命名当成了黑人女性获得主体权力的重要手段来看待的。对自我命名权的坚持,意味着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

再如印度女作家穆克尔吉的《詹丝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对自我命名的争夺是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即极力逃脱固定的定义而让自己不断的在名字之中滑动。小说写到她从印度的“乔蒂”和“詹丝敏”到美国的“简”,再到永无止境的以“J”为首字母的新名字,从而成功地从命名权的压力下解放,这种解放方式可能更具有后结构的特征,使身份在名字的游走中获得自由。

争夺命名权,这是一场战争,涉及到后殖民女性的身份问题,可以说,自我命名发展成为一种反映后殖民女性在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及父权的社会中寻求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性文学形式,一种象征性的社会文化行为。

二、静默与声音政治

第三世界女性在殖民霸权与父权的双重压迫下被迫失语,她们最熟悉静默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意义,从而静默成为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品所热衷表现的母题之一。

她们着重描写静默背后可怕的权力斗争。非洲裔女作家菲利普在诗集《三文鱼的勇气》中指出了与失语紧密相连的种族与性别问题[2];《分裂印度》中的女主角在民族冲突的灾难中,被异族男性蹂躏,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这种静默触目惊心地表明了他者女性所遭受的连锁压迫的后果;《雾》中的张高氏自从被迫进入日军充当慰安妇,就失去了声音,成了静默的一员;《女勇士》中的“我”在幼儿园沉默了三年;《喜福会》中的女儿们在与白人丈夫的婚姻中从来是被动的接受者,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家和批评家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现实,提出女性必须学会发声,如《声音》(杜潘芳格):

只能等待新的声音

一天又一天,

严肃的忍耐的等待

但如何发声,大家各执己见,有一部分学者是将静默作为一种对抗的方式来描述的。静默具有双面性,后殖民女性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战场,将之变成自己反抗的武器。在菲利普的诗化小说《寻找列温斯顿:静默的奥德赛》中表明作者开始寻求一种无语的静默,人类现在使用的话语已经被污染了,它带有种族和性别的色彩,它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就像上帝施给人类的惩罚,因此不如回归静默。可以看出静默其实是因为没有办法发声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3]阿妮塔·德塞的小说《城市的声音》中的女主人公莫尼莎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被迫静默,于是主动地选择了孤独,选择了在静默中自我流放,她觉得只有在静静的孤独中她的心智才是自由的,他们是被流放的性别,而传统文化又决定了这一被流放的性别所能做出的反抗只能是静默的。[4]也就是说后殖民女性作家在她们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静默,实际是一种有声的静默,正如郑明河说“静默作为一种拒绝,是我们能够拥有听的权力的方式,静默其实是一种声音,一种发声,是一种回应。”[5]

还有更多的学者是主张走向积极地反抗,女性应该发声,即“声音政治”。“对妇女来说,讲话就是一件如此英勇之举,一件如此伟大的侵越雷池之举,哪怕只是让她当着众人开口。”[6]因此后殖民女性也应该走出静默的约束,只要说话,只要表达,就是对男权和帝国霸权的一种反抗,就是自我意识的展现。如在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她们不再坚持静默是女性的一种美德,反而强调发声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代表了华裔女性追求自我认同和突破美国白人男性社会和华人父权社会压制的文化实践,“有了声音(voix)便有了路(voie)可走”。[7]

总之,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他者女性在多重压迫下不得不失语,她们以静默的方式在对抗着权威,使自己游离于权力之外,但是她们仍然在寻找更有力的对抗方式,那就是如何有效地打破静默。这都是后殖民女性作家热衷于讨论的主题。

三、神话与本土色彩

后殖民女性作家深刻认识到她们受到的多重压迫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要想恢复主体性,就必须寻找到赖以生存的基础——文化之根,“就需要寻找到自己的传统,分析非洲在殖民主义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文化历史的重要性”。[8]因此在作品中表现出本土神话这样的母题。

虽然后殖民女性在历史上往往被排除在教育之外,她们无法正常阅读与写作,但是她们本身却浸染在本土文化这套体系里面,往往是民族文化的保存者。例如早期黑人女性作品如赫斯顿的《他们的眼睛望着上苍》就已表现了女作家对黑人民间神话传说的钟爱;莫里森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这一传统,她对神话传说的态度是“掸去其灰尘,仔细瞧一瞧它隐藏了什么”。莫里森在其作品中大量使用神话传说来结构故事,或者将其作为象征隐喻的因素出现。例如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追述了“黑人能飞”神话,并指出只有追随黑人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与之结合,黑人青年才能回归自我、认识自我。

除了神话传说,本土知识是本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而本土知识的丧失必然导致本土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和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冲突与混乱。本土人民要实现自主发展,就必须充分开发和利用本土知识,重视本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9]。因此在后殖民女性的写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意象就是如何刻画当地文化、尤其是她们同胞所具有的特殊才能。对于美国的黑人来说,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布鲁斯影响了现存的所有其他的艺术,音乐可以重建一种民族的遗产。[10]沃克等黑人女作家更加强调黑人独特的布鲁斯音乐对黑人女性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其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它帮助她们寻找和确立自我身份,反抗父权制的压迫,并促使她们“从边缘走到中心”。在沃克的《紫色》中,西丽正是在布鲁斯歌手沙格的帮助下完成了自我觉醒。《最蓝的眼睛》中克劳蒂亚的父母也热爱布鲁斯,因此才能在各种压迫中保持子女的尊严与身心健康。

同时后殖民女性主义提醒大家不要陷入对本土文化和神话的肤浅的迷恋中,沃克的《日用家当》就代表了这一思考,决不能拿自己的“传统”作为谋取利益的手段,不能故意将自己客体化,获得某种关注,这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毫无意义。

四、性及同

女性的身体作为概念和物质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题目,西方女性主义有关身体的理论遍及健康、文学、艺术、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那么性的主题在后殖民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和特征?

第一,她们将女性的性、身体与殖民的经济政治关系联系起来讨论。代表是斯皮瓦克关于印度作家戴维德《提供的人》的分析。小说写了一个印度妇女为了维持全家的生存不得不出去给有钱人家作乳母,于是只能不断地让自己怀孕,就是她的经济来源,最后患乳腺癌死掉。在这个小说里,表面看仍旧是写女性最敏感的与身体有关的话语,怀孕、哺乳、生育等,但在这里女性的性与更复杂的殖民经济联系在一起。像小说主人公贾苏达这样的第三世界劳动妇女,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处境,决定了她独特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使她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第一世界特权阶层的妇女。她所遭受的压迫除了性别压迫之外,还有阶级和民族的,从阶级的角度看是她贡献了自己的乳汁才换来了上层阶级家庭妇女的解放,使她们摆脱了哺乳的枷锁,得以走出家门。她的身体与性的经历可以看作是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印度在文化上、经济上仍不能摆脱殖民主义阴影的一个隐喻。[11]

第二,后殖民女性主义通过对性和身体这种主题的描述也力图恢复后殖民女性的主体意识。例如《紫色》中沃克塑造了布鲁斯女歌手沙格,她将性这一禁忌话题大胆地表现在她的歌唱之中,她所演唱的大多数歌曲,在西丽听来“有点粗俗下流”,属于“牧师说的听了就要犯罪的那种歌曲”,但这些歌曲表达了她的思想,崇拜充满生命与爱包括的自然世界,强调女性与大自然的融合。沙格根本不在乎别人将她的歌称为“魔鬼之歌”,因为在她看来,“魔鬼也喜欢”。“在社会进程和实践中,性是最重要的,通过它,阶级、种族及性别权力的形成才得以展现。”[12]显然,爱丽丝·沃克通过沙格的歌唱经历,试图打破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性禁忌,恢复女性被男权社会异化的性自然属性,重新张扬女性被泯灭的性主体性。

第三,黑人女性作家善于描写女性的同。她们倡导一种反抗传统的观的倾向,认为在妇女团体中她们得到很多的性快乐。[13]在《紫色》中写的最动人的一段感情是西丽与沙格的爱,也饱受争议,但这里包含了作者深刻的思考,沙格通过同教西丽了解认识自己的身体,教她怎样品尝性的快乐,从此之后西丽不再是没有思维和感情的“木头”了,而是一个活鲜的生命,浑身散发着新生命的激情,并向沙格敞开了心扉,诉说了在此基础上沙格带领她重新思考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上帝、男权。“男人腐蚀一切……他坐在你的粮食箱上,待在你的脑子里,收音机里。他要让你以为他无所不在,你相信他无所不在的话,你就会以为他就是上帝,可他不是。”于是最后她终于向某某先生喊出“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不过我就在这里”。这里就标志着西丽身心都获得了新生,带领她走向了自我觉醒和自我解放之路的正是沙格的爱。“同性恋是西丽走向自我,走向姐妹情谊和人类情谊的通道。”[14]

总之,女性写作与女性的身体紧紧相联,女性身体之于女性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是她们寻求女性解放的一个强有力的突破口,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创作与理论同样看重性与身体的革命意义,将后殖民女性备受压抑的身体经验提高到重要的地位,以此反抗各种压迫,并将之作为后殖民女性发声的场所。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项目《民族与性别: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Y201223383。)

注释:

[1]Morrison Toni,Malden,Massachusetts: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James Joy(ed).Black Feminist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年版,第32页。

[2]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3]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4]Feminism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by Mary Eagleton,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6年版,第395页。

[5][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6][美]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7]卡特拉克:《非殖民化文化:走向一种后殖民女性文本的理论》,参见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8]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年版,第19-25页。

[9]Black Women And Music:A Historical Legacy of Struggle,Wild Women In The Whirl Wind:Afra-american

[10]Angela Y Davis,Joanne M Braxton.eds,Andree Nicola McLanghlin:《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naissance》,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年版。

[11]参见曹莉:《史碧瓦克》,台北:生智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58页。

[12]杨金才:《性别、身体与意识形态—当代西方女性文学与社会变革》,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3期。

[13]Willis, Susan:《“Black Women Writers: Tak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Greene, Gayle et al. Making a Differenc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 Methuen, 1985年版,第210-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