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体及女性主义论文范文

一、广告中的女性身体

国内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受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学理论影响颇深。在他看来:“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在这种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工业化以一种新的方式控制和再生产身体，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商品化了，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身体，表现在媒体广告中，就是性感、美丽、青春、活力等日常词汇越来越多与身体联系在一起。更让研究者焦虑的是，在美容护肤产品广告等诸多领域，更几乎是女性身体形象的天下，已有的调查显示，身体消费程度与播出频率成正比:“‘身体消费’现象愈显著，而‘身体消费程度’愈高的商品，尽管其电视广告节目的播出时间并不必然更长，但其播出频率更高”。身体沦为消费的对象，使这些后现论家颇感悲观与失望。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消费的任务本是满足人的需要，如今却是为消费而消费，甚至于这消费反过来支配人自身，成为外在于自我的大写的他者。身体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今它好像已经脱离了思想的控制，成为一个自我平衡、自动调节的系统，完全由自身决定，它有自己的逻辑———消费的逻辑，资本逻辑被有效地植入身体想象之中，商品的印记深深地印在了它的形象之上。甚至于，脱掉衣服之后的裸体———所谓“自然”的身体———也已经并不自然，因为这身体是被福柯式的规训整饬过了的身体，是在拉康的“镜像”中自我认同的身体，是被美容广告形塑过的身体，社会的逻辑、商品、消费、时尚等等就在其中。更有学者认为，青春、健康、活力、健美因为与身体广告相联系，因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甜蜜暴力。传统女权主义理论对广告中的女性身体消费更为关注，对“性”的负面情感就是她们留下的遗产之一。在她们看来，社会甚至女性自身对身体的执迷，是因为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认知，但是这种认知的背后是权力的角逐、父权欲望的展示和两性的不平等，以及女人之间的身份象征。女性时尚本身即是男性欲望的展示，也是女性不同权力身份的表现和象征。父权对女性之美的认知，以变相的方式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广告中的女性身体展示和行为方式，即是新时代父权控制女性、规训女性的一种方式，是父权审美标准的物化。对化妆、美容的宣传，把美貌、苗条、性感、美腿等特质与成功、自信等相联系，更是社会对女性的有效性别训练，是一个更大的规训、压制以及“不平等性别的从属制度”，是对女性身体的异化。更让她们无法接受的是，女性的身体意象本来是一个整体，但是如今却不像一个整体，对女性身体碎片化和身体部分的再生想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高跷的鼻子，性感的嘴唇、修长的美腿……无处不在。站在这样的视角，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媒体中的女性身体形象不满，当然也就更容易得出女性身体男权欲望化的结论。在这种逻辑下，如今遍布各种媒体、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的整形美容广告正是这种理论的极端证明。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一现象或说事实感到悲观，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的确，是有很多理论家很悲观，如齐美尔、波德里亚以及很多传统女性主义者，但是也有很多理论家对此不以为意，甚至是持肯定态度，如EmilyMartin，Jenni-ferScanlon，EveEnsler等人。如EmilyMartin在《身体的终结?》一文中提出，这意味着一种身体的终结，但是也意味着一种新型身体的开端。他们并不否认，资本逻辑植入身体想象之中;工业化以一种新的方式控制和再生产身体;权利的现代形式以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方式植入标准话语中。［7］如今对身体的塑造，高度专业化、更少市场痕迹，你当然可以称之为甜蜜的暴力，也可以称之为甜蜜的悲哀。然而我们无法否认，丑陋、不合礼仪的身体表现，不利于找到好的工作，不利于被认同，这与社会是否为父权支配并没有直接关系。在这里，合理标准的身体，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对象，更是自我的一种存在方式。我们根本不可能因为消费和工业化的逻辑在其中，就完全对这些漠不关心。反对者当然有理由认为这仍然是男权视角下的观点而对此不屑一顾，但是新女性主义的身体话语是站在女性之本真的角度来对身体之美加以肯定的，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对消费身体的否定和对新型身体的肯定这两种对立思想的碰撞中，美容广告中的身体都以一种极端的形象出现。在美容广告中，身体以一种乐观的形象出现，它通过断言改变身体来改变思想，限定和合理化自身，它相信通过美容产品甚至是美容手术，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更加年轻、更加自信、更受尊重、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种新型的身体显现模式中，身体是对流动市场的灵活反应。消费主义当然会视之为身体的规训，是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男权式定位和女性身体商业化的典型表现;新女性主义则视之为对身体的肯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自我平衡、自动调节的系统，完全由自身决定，美容工业通过断言改变身体来改变思想，限定和合理化自身，对身体的精雕细琢也是对身体的一种另类肯定。在这两极之间，我们面临着如何取舍的难题。

二、女性之本真

何为女性?换一种问法，女性之本真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所有讨论都应该回答，却又经常被有意无意选择了回避的问题。女性之本真，不应该是男性视野之所是，更不应该是男性视野所不是，而只能是女性之所是。这女性之所是，首先是与女性身体特点有关，在女性身体与女性同在这一点的基础上，然后才与男性有关。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结果就是对两性差异的强调和对女性身体的争议。也正是这种争议，使女性身体既是女性快乐的主体和对象，又是导致自身痛苦的来源。其实，对女性的讨论从来都不是在一个平衡的心态之下，这自然也影响了主流观念对各种女性身体形象的评价。我们一早就假定，人类面向世界的这个视角的立足点，从来都是父权主义的，所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传统，都是男性设定的，视觉是典型的男性特权。在这样一种逻辑思考之下，所有关于女性之美的评价标准都是父权的，充满了甜蜜的暴力，背后则是等级、权力和规训，与女性的本真无关，所以之前对女性的认识、甚至包括对女性之美的认知都是应该否定的。这一充满对女性“关心”、“关注”的结论背后，女性被置于一种模糊而又不确定的语境中，这又何尝不是充满了霸道的暴力?在这样的“父权支配”的结论中，女性本真、本性特质都被忽略一旁，对父权制度的改变也无所裨益。在这种忽视背后，我们也应该讨论如下这些文化现象:如果女性完全是被建构的，被支配的，古希腊中智慧之神雅典娜、美神阿芙洛狄忒、文艺女神缪斯等等都是女人的原因是什么?在印度佛教中原本为男神的观世音菩萨来到中国之后被变成了女性?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对女性的规训和建构?我们是如此迫切地从父权、压抑甚至是消费的角度谈论女性身体，在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背后，还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表面上在批评女性理想身体的父权化和女性身体的商品化，却并不见得真地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争取为女性增权，而只是一种话语策略，用福柯的话来说，“那便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都无拘无束地出口反对现存的种种权力，说出真理，预言极乐，将启蒙、解放与多重的快感联系在一起，创出一种新的话语，将求知的热情、改变法规的决心和对现世快乐的欲望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的关注焦点不应该对父权的简单批判，而应该转向对女性之本真为何的讨论。也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使对女性的认识都被动转化主动，新女性主义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如塞纳所说:“这是一个不再处于守势的女权主义，一个有趣的，好玩的审美，即从化妆她们自我开始，认可情色和自恋的快乐女人，快乐不可否认”［8］。由EveEnsler所写的话剧《阴道独白》，即是从女性本真角度来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代表性著作。这是女性主义者每年在国际上演出的一部情景剧，对它的演出如今已经成为V－日运动(妇女战胜暴力运动)的代表性活动之一。由于其先锋性，2004年在北京和上海都曾经遭到禁演，如今在中国很多高校已经改编上演。该话剧中有一段独白，“我的短裙(ShortSkirt)”，描述了如果一个女性被男性攻击(伤害)，她拒绝接受受尊重或避免羞耻必须克制自己穿短裙。对于她来说，短裙根本“不是一种邀请、不是挑逗、也不是象征，更不是说我要，或者我给你、我想勾引。”作者相信，这种时尚选择，是在女性本真和特点基础上作出的，男性喜欢与否，无关紧要。因为在作者看来，信不信是男性自己的事情，女性的短裙与他们无关;看不看得惯，那是男性自己的事儿。在这样的叙事基调下，短裙的穿着本身也女性解放的一种表征，是“解放的征兆，娘子军的旗帜”;短裙是女性美的一种完美表现，是女性自身一种挑战，是对女性自身勇气和精力的张扬，甚至就是女性的快乐。所以作者对拒绝短裙的男性做出了拒绝。这是对所谓男性标准的否定，也是对女性本真的肯定。在这样一种肯定的基础上，作者对阴道、阴毛等传统上羞于说出口的女性特属之物给予了令人瞠目的、坦坦荡荡地直接张扬，该话剧的英文版中，vagina(阴道)一词甚至出现了128次之多。在作者看来，这些女性特属之物完整、可敬与神圣，是女性的骄傲和生命力之所在，由此，对性感和性快感的追求也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正如安尼•莱克勒克所说，这是“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会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象的”。这是对女性本真的张扬，也是对女性凸显本性本真的公开呐喊。女性之所以为女性，不是因为男人把她们看成女性，而是因为自身的本真，而这本真首先就在女性的存在基础———女性的身体之上，并由其决定。所以，穿文胸，迷你裙，带假睫毛，穿高跟鞋，这些彰显女性性感的行为方式，是对女性本真的肯定，而非父权标准下对女性的异化。这是由女性的性别(sex)决定的，与社会性别(gender)无关。后者是后天环境塑造的，可以改变;而前者关乎女性的本真，与生俱来，不可改变(变性手术除外)。如果否定这种性感，要女性肯定正装、平底鞋等男人化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是男权的一种另类肯定，是荒谬的和不可理喻的。站在这样的角度，广告中对女性身体之美的运用、对性感的强调，只要不沾染于色情，没有对男权的暗示，就没有理由对其加以拒绝。尽管由于性压抑的长远历史，社会短时间之内还很难去自由地谈论这些内容，却无法改变女性本真这一事实。

三、新女性主义的身体话语

传统女性主义者把批判的重心放在父权制、普遍性、同一性等传统“真理”的解构上，传统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把重心放在了传统话语权力的解构上。以EveEnsler为代表的新女性主义者，既不认同传统女性主义者对两性区别的否定，也不认同传统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对身体与性的忽视。对于她们来说，更重视的是女性之本真，即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性，强调女性通过她们的身体行使权力，对显现女性身体之美的性感、超短裙、假睫毛等等附属之物也给予肯定。她们穿文胸，迷你裙，带假睫毛，穿高跟鞋，同时仍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定位于女性主义者。传统的女性主义者为了使女性更好融入职场，曾经提出建议让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她们的女性特质，即女性的适当男性化选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选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在职场获得了更好的接纳，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当女性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地位和权力之后，这种建议看起来与时代之间有了一定的脱节。因为这种选择是两性差异和对立的抹煞与取消，是两性“平等”和“相同”的混淆，是以解放的名义对女性身体的压抑，所以新女性主义者对这种建议给予明确地拒绝。在她们看来，平等不是相同，也不能混于相同，真正的平等应该是所有人都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时尚的着装和就业以及职场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不相容。她们关注女性自身权利的独特性，肯定并选择一种时尚路线，关注和配饰香水、太阳镜、假睫毛、高跟鞋等时尚物品，并用它们来展示身体的完美曲线，而非像传统女性主义一样选择逃避。在她们看来，这与女性的地位和权力无关。尽管很多人相信得体的着装有助于女性被一些观念保守的公司雇佣，也有助于他们在职场上获得更好地发展，但是布朗反对女性为了工作而放弃对时尚以及美丽的追求。在她看来，女性本真基础上的时尚选择，与职场甚至政治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对立或冲突。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个美丽的女孩和一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完全可能融于一体。

新的女性主义身体话语对波德里亚的如下批评不屑一顾:“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的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上帝挑选的符号之于身体好比成功之于生意”。在她们看来，这种批评忘记了，每一种新时尚选择都是对旧传统的拒绝，对时尚之美的追求本身即蕴含着解放的力量，包含着女性个体“自我决定”的立场。她们视化妆和美丽为一种艺术，是令人激动地和有趣的表现。她们不再视女孩为弱势的、悲观的、父权教义的被动表现，而是视女孩为喧闹的、有抵抗力的、有不同性观念的，像少女一样。这也是布朗所谓:“我们完全是女孩。女孩有女性气质的一面，喜爱玩耍的一面，充满希望的一面”。［2］也许会有很多学者认为，我们能够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对女性身体的一种彻底解放，是对父权传统的一种真实而有效地背叛。其实，无论认为是对身体商品化的批评，还是对身体解放赞同，实际上都忽视了一点，即新女性主义对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认知并没有完全脱离身体与精神对立的轨道，对身心分层的瓦解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改变女性的外部容貌虽然不能改变女性内在之所是，却可能导致女性一种更大程度上的自信和对自我的安全感。这里，无论是女性时尚还是化妆，作为对身体改善的回应，精神产生了幸福感，本质自我是否改变是另一回事。虽然，也许这些女性期望精神能够通过身体的时尚、化妆、美容去直接建构一种镜像，即保持住未改变的自我的神秘性。和时尚、化妆相比，美容手术广告是对女性身体改变的强调更加极端，也更多倾向一种艺术家维度，暗示原则性的重建和自我的重新创造: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双重重建和创造。对于女性来说，很多时候，逝去的年华或身体的局限被视为提升自我的障碍，而美容手术则可以通过身体修复来反映或提升内部。美容手术能够显现女性认为已经失去的自然美，使女性自我重新建立自信。对于父权主义的批判者来说，这是男权主义影响的极端表现;然而，对于新女性主义者来说，女性主义和美容之间并不冲突，恰恰相反，这是女性气质的完美再现。其实，无论双方的分歧有多大，然而有一点是双方共同认同的，即美容手术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女性的自卑情结，而这也恰恰是整形医生为美容手术实践所作的最有决定性的辩护。即使其中含有父权主义的维度，我们也应该思考，这种权力在带给女性压抑的同时，是否同时带来了创造性的内容。如果有，那我们就不应该简单予以否定。这决定了，无论是反对还是认同，都不能简单粗暴地予以回答。

四、结语:

对美丽的宽容与性(sex)的联系，使“性感”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词汇，认为女性性感的认知只是父权主义影响下的观念，也使与此相关的迷你裙、高跟鞋等附属之物受到了一系列的批评。这些批判打着批判父权主义的幌子，却从可能未跳出父权主义的视野。其实，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批判或肯定，对美丽、性感的追求本就是女性的权力，也是女性的自由(自然，这也是男性的权力和自由)，我们甚至可以视其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自我肯定的重要表征。在女性名模的世界里，她们用身体来展现女性之美，未必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理念相违背，甚至本身也可能是女性主义者。我们应该还女性一份“自决”权，如威尔女士所呼吁的，“让女性去发展她们自己的女性意识”［11］，而不是使女性对美丽的追求也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和政治压力。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人类的历史俨然是一张父权制等级社会的巨网，女性主义者总是不断地从这张网上起跳，撞击这张网，最后又总是重新落入这张巨网之中。但是，女性主义的每一次触动，都促使这张网朝着有益于两性和谐发展的方向进行自我整合。［12］我们应该相信，女性完全有能力选择理想的自我表达方式和理想的自我生活方式，也应该给她们这样的权利和自由。很难想象，我们在对广告中的女性身体大加批判的同时，坚决反对我们的妻子或女友去按照当前这个社会的女性美的标准去化妆或美容。这种充满矛盾的表现也恰恰凸显了简单批判理论内在的、深刻的悖论。其实，只要广告中对女性身体之美的表现和追求不是病态的、色情的，我们大可以对女性美丽之追求持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在还给女性的美丽追求一份轻松的同时，以一种更加快乐的心情去迎接这道女性展现的美丽风景线。

作者：格明福单位：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