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论文范文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民族音乐；发展；教育

中国民族音乐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中，就产生了歌舞和歌曲。现在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一万年至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吹奏乐器——陶埙。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公元前十一世纪—前256年的周代就曾出现过庞大的宫廷乐队。特别是唐代，音乐高度发展，处于当时世界音乐的先进行列；对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音乐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民族音乐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珍贵的艺术价值，是任何国家音乐所不能比拟的，也是任何西洋音乐所替代不了的。中国民族音乐存在了数千年，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的意识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民族音乐也随着发展、变化，而且一直都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民族音乐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精神面貌，也用音乐这个特殊的方式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人文背景。民族音乐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特点比较鲜明的体系。

中国民族音乐一般分为五大类，即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器乐。每类音乐又各有多种体裁、形式、乐种和作品，如歌曲又有古代歌曲和民间歌曲之分；民间歌曲中又分劳动号子、山歌、小调、长歌及多声部歌曲等不同的体裁；同是山歌，又因地区、民族的不同而风格迥异，各具特点。又如民族乐器，早在两千多年的周代就有七十多种乐器了。现在经常使用的乐器已达两百多种。按其演奏方法和性能，可分为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四类，这些乐器既能独奏，又能组合成各种形式和乐队进行重奏和合奏，并具有独特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中国民族音乐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带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集体创造的，它反映的是最底层、最普通人的生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音乐源远流长，而且中国人民自古就有着交流融合的习惯，海纳百川的豁达和融会贯通的精神。中国传统音乐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了各民族的艺术智慧和创造才能，具备了鲜明的民族个性，在不断的交流和融合中它们相互辉映，相互竞争、衍生发展。同各种其他艺术相同，民族音乐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融合了周边民族音乐的精粹，演化出了本民族独特的音乐艺术和音乐传统，比如南方民歌的山歌、东北二人转等。各民族的艺术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注定要吸收其他民族的特色，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样每个民族的艺术都会长存，只要是本民族音乐中的好的部分，就会被其他民族所接受，乃至传唱，如此一来民族音乐自然会生生不息，不断发展。某些民族早已被历史的慢慢长路所模糊，但他们留给后世的艺术财富却没有被抹杀，这些民族的存在就有了其意义，民族音乐及艺术的存在也就有了极大的价值。

中国民族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珍贵的财富。它是中华民族精神与人格精神的审美体现与高度升华，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对培养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潜移默化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有着深远意义。如何让这种文化的传承发展下去呢？在发展中国民族音乐事业中，突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加强艺术表现力是能否提高中国民族音乐水平的关键所在，作为民族音乐的爱好者以及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就成了民族音乐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要群体了。为此,对大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文化教育刻不容缓。

所以音乐教育者必须引导学生学好音乐知识，给学生展现民族音乐的机会，要特别强调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性，让他们知道现在的许多优秀音乐作品都是从民间音乐当中汲取了营养。着重培养他们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兴趣和爱好，树立起他们对民族民间音乐保护和挖掘的意识，担负起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承人的主要责任。

时代在发展、在前进，人们的观念思维和生活的节奏都在发生变化，人们对音乐的追求和欣赏习惯也都给民族音乐提出新的要求。因为世界上任何艺术精品都是与时代相呼应的，要充分挖掘我国音乐文化遗产，丰富民族音乐艺术内容，改革民族乐器，改编民族器乐，就要培养民族音乐理论人才，培养民族音乐作曲家，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保证其健康的发展。民族音乐要发展，只凭高水平的演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培养民族音乐听众，普及民族音乐文化，营造良好的民族音乐环境。使人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内涵，以此提升人们的都市文化品位，最终使民族音乐文化在各地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传播，民族音乐应让更多人接受，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只有这样，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才能得以存活、延续、创新、发展，才会有更强的艺术生命力。

参考文献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国音乐 中国文化 本质 关系

中国音乐与中国的哲学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孔子、老子、庄子的音乐美学观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儒家的音乐观不但将礼乐并列为道德教育的重心，而且把道德列为评价音乐的首要因素。在孔子的音乐思想中，音乐不但要曲调优美，应重视制乐者的仁心善意，故而《韶》曰：“尽美矣，又尽善也。”

古代君王常命乐官至民间采风，音乐可以表现人的情感，以及内心的喜、怒、哀、乐，因此借由音乐去了解民心是最直接的方式，如太平时代政治平和，人民安居乐业，因此音乐的音调就是安详欢乐的；而乱世时期政治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所以音乐的音调也同样是哀怨愤恨的。除以上所述音乐与中国政治、哲学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是艺术的陈述与呈现。以下就中国音乐的本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做出阐述。

一、对生命的深刻认知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追求生命的享受，这一点便决定了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宗教的强烈的世俗精神。而中国音乐所具有的哲学都是生命哲学，所具有的艺术都是生命的艺术。也可以说，中国音乐的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所谓“以生命为本”，就是指文化的一切功能都指向人的生命的安乐与长久。正是在这一心理的支配下，才形成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同时也包括文学和美术在内，它们都属于“乐感”文化的范畴，都体现了自遣、自娱、自得、自足的审美精神。因此，中国的文化在精神上本来就是自得、自足的文化，中国的音乐侧重生命的享乐，它不需要外部世界的证明，只要个人自己的真正感受便足矣。因此人的心灵是自己支撑自己，自己证明自己，它是在自己的世界中得到自得与自足。

二、自然哲学的关照

1.“自然”是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

在中国艺术中无论文学还是美术都大量地以使用自然为艺术创作的内容，如田园诗、山水画等。隐居在山林描写田园生活、回归大自然静观生命的隐士们乐在大自然的享受，这与老子、庄子崇尚“自然”的思想不谋而合。大思想家老子将自然与人的关系喻为母子关系，这实际上强调了中国人在“天人”观念上讲究“融合”与“和谐”。在中国人心目中，“自然”是富有生命情调、富有灵性的万事万物。人们善于移情于物，将自然事物拟人化，文化肌理中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美术的范畴里，以自然为对象，无疑是想从中体会自然之趣与自然之美。而中国音乐与诗歌、书画的借物寓情的审美倾向是一致的。

2.模拟声响在中国音乐中的运用

中国人喜欢模拟自然声音，并将之直接移入到乐曲中，这一做法是非常独特的，在外国的音乐中是罕见的。在中国民间音乐中常见的模拟声有水声、鸟叫声、风声、马鸣声等，这些声响，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1）模仿水声

古筝曲《渔舟唱晚》描写渔村平静的生活，渔民们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荡舟，当夕阳西下时满载鱼虾，荡舟归浆。乐曲前半部分描写渔村平静的生活，后半部分同一乐句反复四次，四种不同的变奏手法以由慢渐快的速度描绘了海上气候的变化万千，由风平浪静至暴风雨，把水声的不同变化形象地表现出来。

（2）模拟自然声

中国人爱好自然，往常模仿的对象就是山水。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琴曲《流水》由于“伯牙与子期”的故事而成了知音的代称，是广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的经典之作。全曲由“高山”和“流水”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浑厚而优美的音色，表现出巍巍高山的雄壮气势；后半部分模拟水声，时而潺潺流水，时而急流澎湃。音响效果诗情画意，让听者有亲临水边之感。

（3）模拟马鸣声

二胡曲《赛马》，乐曲开始时描写了奔腾激越、纵横驰骋的骏马，刻画了蒙古族人民节日赛马的热烈场面。乐曲创造性地运用大段落的拨弦技巧，模拟马蹄声，使乐曲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把草原辽阔美丽、万马奔腾的场面和牧民们的喜悦心情表现得酣畅淋漓，同时把二胡的演奏技巧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4）模拟人声

管子曲《江河水》表现了一位女子在江边，面对江水，失声痛哭怀念亡夫的悲痛心情。乐曲的主题为起承转合的四句。第一句旋律色彩暗淡，管子近似人声哭泣的情调，音乐凄凉悲切。第二句旋律突发性的十度上起，并两次向上冲击，表现出无比悲切的情绪。接着第三句节奏顿挫，断后即连，似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最后是第一句的变化重复，为中段的转调做准备。

三、与文人的自娱相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是每一个文化人的必修课。修习这门课，目的在于培养情操，提升素养，使生命过程更加和谐美好。在中国文人的修身四课――琴、棋、书、画中，音乐修养被放在了第一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精英人物无不精通音律、熟诸琴艺。在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期，音乐也是空前的繁荣，其中唐玄宗李隆基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讲，李隆基是唐代音乐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他对音乐的爱好给唐代音乐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他设立的宫廷音乐机构梨园培养了大批的音乐人才，同时他与众梨园弟子创作、表演了大量的音乐舞蹈作品，这些作品直接促成了唐代音乐的繁荣，推动了音乐的普及和发展。

四、对人生际遇的咏叹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除了歌颂自然哲学的作品外，更多的是用“哀怨地”、“悲愤地”、“深沉地”、“感慨地”等表情字眼来辅助表现的乐曲。如陕北信天游里哭腔的产生就是人民生活的苦难与伤心哭泣，这种唱法是在某些音的后面往上高四度，还不到位就在中间停住，听似哽咽却又胜似哽咽。而中国文人为国为民的感伤，在文学上、诗词中也不胜枚举。如爱国诗人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李白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陆游的“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当得不到重用，个人抱负无法施展时，他们便会感伤怀才不遇，于是便在艺术中宣泄人世间的曲折沧桑，从中忘却、消解心中的不满与苦闷。

因此“借物寓情”的手法在中国音乐中是常见的，它是一种心灵的满足，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不敢表达的情感和苦闷，往往都是借由艺术来抒发。艺术也由此孕育着一种补足的功能，此功能是以现实处境的残缺为前提，而艺术“诚于中，形于外”的心灵投射，照应到生命的不足才是它真正的基点。

此外，在中国“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的影响下，女性的地位是卑微低下的，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表达感情的机会，她们的情绪是受压抑的。尤其是那些被选送入宫的女子，一旦失宠，就被重楼深锁，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如琵琶曲《汉宫秋月》，乐曲曲调忧伤哀怨，把这些女性生命中无可奈何、寂寥清冷的感慨描绘得淋漓尽致。

所以，中国音乐大多是属于喟叹的，喟叹人世际遇的乐曲虽无明确的描绘对象，却是最动人、最深刻的作品。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乱世，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这些不幸者的生命所受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历史上常有文人为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离别；有军人因远戍边陲而别离；也有为官被贬而远离家乡，这些离别之苦在中国音乐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对生命境界的超越

音乐是人的生命中直接流淌出来的特殊音响，在人类任何文化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低低地吟唱，还是铿锵有力的鼓声，或者是大型管弦交响乐，都是人们抒感的。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一样，抒发的情感是生命的情感，是对生命境界的无限超越。如山东筝曲《美女思乡》，此曲为大板第二，慢速，通过上滑音、下滑音、慢吟、按颤音等技法的演奏，描绘了一种安静、思念的状态，表达了汉代美女王昭君深处异地、思念故乡的感情。琵琶曲《双声恨》取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表达了男女主人公在哀怨缠绵之中渴望挣脱桎梏，向往幸福、自由的思想感情。

总而言之，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中国音乐重生命的享受，文化心理上的差别对音乐精神特征有着直接的影响。而文化对音乐不同功能的要求方面则主要体现在由文化精神而形成的主体功能的张力上。所以，中国音乐是自娱的、内敛的、自足的，并且这种艺术的陈述与呈现是由内在情感的抒发引起知音的共鸣，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与超越。

参考文献：

［1］礼记・乐记・乐本篇［M］.

［2］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M］.

［3］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文化古老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音乐极其丰富多彩。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历来是独具一格的，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音乐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体系。

传统不是一尊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传统离它的源头越远，它膨胀的越大(黑格尔语)。可见，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的东西，而是不断发展的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如果不吸收外来的先进的因素和优秀成果，也会阻碍自己的更新与发展，对弘扬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不利。

在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曾引进“学堂乐歌”，使音乐成了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引进了欧洲近代音.乐体系，使我国的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和规范化的道路，从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才。但也因此忽视了对我们自己优秀传统音乐的研究，导致很多误区。不少青少年学生因不愿了解从而不懂得我国传统音乐中的许多精华，误认为中国的乐器没有外国的先进;误认为中国没有像样的音乐理论，视西方的.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从而形成“重西轻中”的错误思想。这不仅极大地阻碍了民族优秀传统音乐的弘扬发展，更严重的是大大助长了盲目崇洋，丧失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消极精神。

其实中国是一个文化古老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音乐极其丰富多彩。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历来是独具一格的，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民族音乐也具有自己的独特体系。我国民族音乐的许多规律、法则是西方音乐理论包括不了、解释不了的。比如，西方的音乐理论认为:二度音程的结合是不谐调的，但我国南方的壮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民歌却常常用二度音程的结合，形成一种非常协调悦耳的声音。

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只属于自己而别的民族所没有的独特性。譬如我国南方的侗族大歌就别具一格，1986年应法国邀请，有九名农村的侗族姑娘组成的贵州侗族民间和唱艺术团在著名的夏乐宫歌剧院演出，轰动了巴黎，法国各大报纸均大加称赞。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在海外如此风光，我们身在芝兰之室却不闻其香，岂不可悲。再如，我国北方世代传承的锣鼓曲牌千变万化，丰富多彩。那娴熟多变的鼓点和其它乐器出神人化的切人，配合得天衣无缝。若取其进人学校，比奥尔夫的节奏训练会更胜一筹。

当然，任何传统艺术都是在不断发展之中，但真正有成效的发展无一不是根植于浓厚的传统之上的。屹立于世界交响音乐之林的《梁祝》不就是取材于家喻户晓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富有浓郁乡土味的越剧音乐吗，列为世界名曲的马思聪先生的《思乡曲》不也取材于内蒙民间小曲么。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必须通过音乐教育来实现。而国民音乐教育是音乐文化的摇篮，在这个领域里，弘扬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培养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一个迫在眉睫而又，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音乐教师要自觉地创造条件，通过课内外的各种方式将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灌输给学生，另外在普通高校里开设音乐欣赏课和音乐选修课，有意识地多介绍民族传统音乐，提高传统音乐在音乐教学中的地位，让大学生们知道我国民族音乐的精华，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4篇

关 键 词：民族化 中国钢琴音乐文化 发展繁荣

所谓民族化，就是要体现和表达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根本特性。民族化的概念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借鉴和利用外来的艺术形式和经验，使其本国化；二是继承和革新本民族的艺术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适应于新时代的需要。艺术的民族性就是表现民族的本质特点所形成的艺术上的特殊性，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涵在于是否用民族精神去观察客观事物，是否表达了民族精神。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民族化，就是要用钢琴这一外来西洋乐器来体现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和音乐内涵，传达本民族的精神、意韵和风格，其实这是一个“舶来—融合—弘扬”的过程。

一、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萌芽

自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金尼阁将古钢琴献给明神宗开始，钢琴传入中国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在中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初期，一些致力于发展民族化事业的音乐家就已开始创作我国自己的钢琴作品（包括钢琴伴奏曲）。赵元任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就标志着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萌芽。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基本模仿唐代大曲的结构形式，但在旋律音调、和声色彩等创作手法上，力求展现出中国民族风格。黄自的钢琴伴奏曲《春思》，虽以欧洲古典和声为基础，表现出来的却是东方色彩的和声美感。这些作品都成为中国钢琴音乐民族风格的探索性标志。

二、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个独立建制的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院”建立。于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专院校纷纷设立音乐专科，并开设钢琴课程，中国钢琴教育得到了初步发展。期间，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探索也取得了标志性的进展。著名的钢琴曲《牧童短笛》，采用欧洲对比复调技术与我国民族支声复调相结合的手法，使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作曲理论相结合的理想成为现实。《牧童短笛》钢琴曲创作的成功，开创了中国民族化钢琴作品的先河，带动了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和发展。如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钢琴作品《十六首断章作品》《五首素描》，以及对无调性现代技法做出最早尝试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都是钢琴作品民族化的最好验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正式成立，全国各地钢琴教育基地相继建立，钢琴专业教学逐步得到完善，一大批优秀的钢琴人才涌现出来。其中许多钢琴家不仅谙熟专业演奏技法，而且他们积极响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艺术指导方针，创作出了不少民族化的钢琴教材，如《五声调式钢琴练习曲》《民歌钢琴小曲五十首》《中国钢琴曲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中，正式出版的中国钢琴作品就达235首以上。①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的钢琴家、作曲家也成功地将一些著名的传统民族民间器乐曲、民歌改编成钢琴曲，创作出了一大批喜闻乐见的中国钢琴作品，使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有钢琴协奏曲《黄河》《夕阳萧鼓》《百鸟朝凤》，钢琴伴唱京剧《红灯记》等，这些都是钢琴教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民族化钢琴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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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繁荣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事业空前活跃起来，全国各地音乐学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制定出主科教学各阶段应有的艺术和技术水平的标准，有的还专门列出中国钢琴作品的考察曲目，将中国钢琴作品的演奏教学首次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进入80年代后，中国的钢琴作曲家一方面坚持中国调式基础的特性，进行着民族和声的革新与试验。另一方面，他们尝试着对新风格的大胆探索。例如追求新音响结构的钢琴作品，或运用无调式和十二音体系等现代技法创作，以追求民族神韵，如陈怡的《多耶》、周龙的《五魁》、权吉浩的《长短组合》、邹向平的《侗乡鼓楼》等。或独创作曲技法，进行创新实验，如赵晓生的《太极》、彭志敏的《风景系列》、蒋祖磬的《第一钢琴奏鸣曲》等。这些个性化的现代音乐创作作品，奠定了中国钢琴音乐新的里程碑，为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民族化发展在借鉴、吸收优秀的西方音乐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以建设并发展本国的钢琴音乐文化为重任，其真正的实质是在“纵”的继承和“横”的借鉴之交叉点上进行有机融合，一方面吸收异域营养，促进钢琴音乐文化自身的现代化；一方面彰显中国钢琴艺术本来的民族特征，将引进、吸收的西方艺术来建设中国的钢琴音乐文化。钢琴音乐这样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要实现其民族化的过程，必须依赖于我国的钢琴教育家、钢琴演奏家和钢琴作曲家，以中国的民族文化为根基，结合我国的基本教育国情及中外的钢琴教育实践，来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教育研究成果（中国钢琴教育民族化体系）及有世界影响的中国钢琴学派的形成。继承和巩固中国钢琴音乐文化，推广和弘扬中国钢琴音乐，培养民族化的钢琴人才，建立中国的钢琴学派等，应成为中国钢琴音乐文化民族化事业发展的最终目标。

虽然钢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与中国音乐文化的融合中有着一些不谐和，但它转调方便、音域宽广、音色丰富等优势，又给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与钢琴音乐艺术的结合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民族化道路印证着：只有把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生存最敏感的神经，才会有艺术的冲击力与震撼力，只有背靠着民族文化的、哲学的和美学的坚实基石，我们的现代艺术无论是批判还是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②艺术富有强烈的民族色彩，才能深刻地表现生活，才能深入地表现民族精神和风貌，才能成为最真实的民族艺术。

注释：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5篇

中西歌剧，文化品种相似，但文化底蕴完全不同。西方歌剧是适应西方文化和音乐审美而产生的，是一种符合西方观众审美心理的艺术形式。中国歌剧不应照搬西方歌剧的创作手法和表演形式，中国歌剧也应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歌剧的“民族化”发展，首先要反思中国戏剧传统中特有的“文辞”传统，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思维，这种思维就是“文”的思维、“以文化乐”的思维。 

一、歌剧音乐的原创性本质 

歌唱与戏剧的结合，在各民族文化中都可能生成。而作为确立的艺术形式而言，歌剧是西方的一种以歌唱为主导的综合艺术品种，基于戏剧内容的原创性音乐是歌剧的灵魂。中国戏曲也是一种综合“唱念做打”的艺术，但音乐只是作为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表现手段，为戏剧内容和人物性格刻画服务，是“用歌舞演故事”①。因此，音乐不一定要“原创”，可以用“曲牌体”或“板腔体”来“创腔”②，相同剧种的不同剧目，音乐大同小异，甚至相同的音乐曲调可以用在不同的剧情故事中。 

《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中国的艺术多有依赖文辞的传统。诗词歌赋自不必说，民间音乐的各个门类各个品种，还有相声小品，文辞都占重要地位。令人称奇的是，中国人的“言说”传统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自古以来，有关以说为主的艺术久盛不衰，名称之多诸如“变文”、“俗讲”、“评话”、“快书”、“大鼓”、“相声”、“弹词”、“道情”、“宝卷”、“歌册”、“唱赚”、“陶真”和“涯词”等，说明中国“话语”具有令人乐此不疲的审美感受。时至今日，这些古老的说唱形式还以原型或转型的方式继续存在着，积淀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 

中国音乐的传统，是建立在“文”的基础上的。即便像“说唱”这类的“说”、“唱”并重的艺术，歌唱部分也仅有“平”、“吟”、“侧”、“断”等的“唱法”标记，没有诸如“音高、节奏”等音乐性符号，更不要说民歌了。西方古老的“经文歌”有词有谱，今人可以基本对其歌唱样式和音乐内容有所复原，而中国古老的民歌（如《诗经》），只有曲辞，没有“旋律谱”，歌唱样式、歌曲风格便难于确认。所以，中国民歌的研究，必须从方言的研究开始。 

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百年了，中国人（包括音乐专业学习者）至今还纠结于能否“听懂”音乐。所以各类“音乐解说”、“乐评”、“音乐欣赏手册”供不应求，而周海宏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开讲的《音乐何须懂》另辟蹊径，则大有收视。西方古典音乐与语言也有一定关系，但不像中国音乐与语言的关系如此紧密。西方古典音乐（共性写作时期）在音乐上形成了一套独有的音乐“话语体系”和创作师承传统，作曲家们在这个传统里使用着共性化的音乐语言，也尝试着个性化的突破。这就有了“和声学”、“曲式学”、“复调法”、“配器法”等俗称“四大件”的理论和方法。一般来说，熟知这些方法和理论，对西方音乐的理解就不会有太大的难度。西方音乐是理性的，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这些方法和理论类似语言的“语法”，能在你倾听音乐的时候帮助你进行音乐的分析、理解和领悟。 

西方音乐也与语言结合，但其音乐不是发端于语言之上的。莫扎特说：“在歌剧中，诗艺完全应当做乐艺听话的女儿。”西方音乐是作曲家音乐体系，音乐形成独立的“话语传统”而存在，即“曲”是“作”出来的，而且纯音乐的器乐曲数量颇丰，像贝多芬的器乐作品远远多于声乐作品。正如作曲家郭文景所言：“西方音乐是演给别人听的，所以从来就很注重形式逻辑，遵循着大家公认的模式来表述音乐。”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作曲法”，姜夔的“自度曲”也是基于文辞基础上的“作曲”。“无论说唱音乐、歌舞音乐、戏曲音乐还是民间器乐，这些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者都是不易说清的。其一、二度创作的混淆，导致一种以表演家为创作主体的表演流派音乐体系。”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后中国才有所谓的“作曲”。 

歌剧在中国的发展，受到戏曲音乐的深刻影响。戏曲音乐走程式化道路，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演戏的艺人为了糊口，音乐要尽量简单易学，且民间老百姓看戏，是为了看戏文。能达到“听戏”境界的人毕竟少数。所以，戏曲音乐的程式化是为了适应戏曲音乐“批量化大生产”的需要。而对歌剧来说，不能走戏曲“曲牌体”或“板腔体”发展模式，这是音乐创作“惰性”的一种表现，是对音乐原创的扼杀。中国传统音乐以表演为体系，戏曲艺人不太可能也没能力去创作，只能用最省事的办法，改编已有的民歌曲调或他们认为好听的曲调作为戏曲的“音乐”。艺人中如果能“创腔作曲”的，必成该剧种的“大师”。如在梨园界被封为“通天教主”的王瑶卿、黄梅戏的时白林、芗剧的邵江海等。 

今天我们探讨歌剧，需要明确歌剧作为艺术品种的“专业领域”和艺术归属，还要与中国传统的戏曲相区别。多年来，歌剧在中国发展成了“戏歌综合体”的样式，实质上接近于戏曲的当展，成为“民族歌剧”。歌剧的本质意义未能得到彰显，也就是音乐的主导地位不够。歌剧之所以为歌剧，在于其音乐形成较为独立的语言系统，音乐原创性，如著名的“特里斯坦和弦”就是因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而生的。歌剧在中国，需考虑“中国特色”，但绝对不能走“戏曲化道路”，否则将丧失歌剧的本质性意义。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6篇

关 键 词：民族化 中国钢琴音乐文化 发展繁荣

所谓民族化，就是要体现和表达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根本特性。民族化的概念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借鉴和利用外来的艺术形式和经验，使其本国化；二是继承和革新本民族的艺术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适应于新时代的需要。艺术的民族性就是表现民族的本质特点所形成的艺术上的特殊性，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涵在于是否用民族精神去观察客观事物，是否表达了民族精神。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民族化，就是要用钢琴这一外来西洋乐器来体现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和音乐内涵，传达本民族的精神、意韵和风格，其实这是一个“舶来—融合—弘扬”的过程。

一、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萌芽

自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金尼阁将古钢琴献给明神宗开始，钢琴传入中国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在中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初期，一些致力于发展民族化事业的音乐家就已开始创作我国自己的钢琴作品（包括钢琴伴奏曲）。赵元任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就标志着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萌芽。wwW.133229.cOm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基本模仿唐代大曲的结构形式，但在旋律音调、和声色彩等创作手法上，力求展现出中国民族风格。黄自的钢琴伴奏曲《春思》，虽以欧洲古典和声为基础，表现出来的却是东方色彩的和声美感。这些作品都成为中国钢琴音乐民族风格的探索性标志。

二、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个独立建制的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院”建立。于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专院校纷纷设立音乐专科，并开设钢琴课程，中国钢琴教育得到了初步发展。期间，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探索也取得了标志性的进展。著名的钢琴曲《牧童短笛》，采用欧洲对比复调技术与我国民族支声复调相结合的手法，使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作曲理论相结合的理想成为现实。《牧童短笛》钢琴曲创作的成功，开创了中国民族化钢琴作品的先河，带动了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和发展。如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钢琴作品《十六首断章作品》《五首素描》，以及对无调性现代技法做出最早尝试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都是钢琴作品民族化的最好验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正式成立，全国各地钢琴教育基地相继建立，钢琴专业教学逐步得到完善，一大批优秀的钢琴人才涌现出来。其中许多钢琴家不仅谙熟专业演奏技法，而且他们积极响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艺术指导方针，创作出了不少民族化的钢琴教材，如《五声调式钢琴练习曲》《民歌钢琴小曲五十首》《中国钢琴曲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中，正式出版的中国钢琴作品就达235首以上。①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的钢琴家、作曲家也成功地将一些著名的传统民族民间器乐曲、民歌改编成钢琴曲，创作出了一大批喜闻乐见的中国钢琴作品，使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有钢琴协奏曲《黄河》《夕阳萧鼓》《百鸟朝凤》，钢琴伴唱京剧《红灯记》等，这些都是钢琴教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民族化钢琴教材。

三、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繁荣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事业空前活跃起来，全国各地音乐学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制定出主科教学各阶段应有的艺术和技术水平的标准，有的还专门列出中国钢琴作品的考察曲目，将中国钢琴作品的演奏教学首次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进入80年代后，中国的钢琴作曲家一方面坚持中国调式基础的特性，进行着民族和声的革新与试验。另一方面，他们尝试着对新风格的大胆探索。例如追求新音响结构的钢琴作品，或运用无调式和十二音体系等现代技法创作，以追求民族神韵，如陈怡的《多耶》、周龙的《五魁》、权吉浩的《长短组合》、邹向平的《侗乡鼓楼》等。或独创作曲技法，进行创新实验，如赵晓生的《太极》、彭志敏的《风景系列》、蒋祖磬的《第一钢琴奏鸣曲》等。这些个性化的现代音乐创作作品，奠定了中国钢琴音乐新的里程碑，为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民族化发展在借鉴、吸收优秀的西方音乐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以建设并发展本国的钢琴音乐文化为重任，其真正的实质是在“纵”的继承和“横”的借鉴之交叉点上进行有机融合，一方面吸收异域营养，促进钢琴音乐文化自身的现代化；一方面彰显中国钢琴艺术本来的民族特征，将引进、吸收的西方艺术来建设中国的钢琴音乐文化。钢琴音乐这样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要实现其民族化的过程，必须依赖于我国的钢琴教育家、钢琴演奏家和钢琴作曲家，以中国的民族文化为根基，结合我国的基本教育国情及中外的钢琴教育实践，来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教育研究成果（中国钢琴教育民族化体系）及有世界影响的中国钢琴学派的形成。继承和巩固中国钢琴音乐文化，推广和弘扬中国钢琴音乐，培养民族化的钢琴人才，建立中国的钢琴学派等，应成为中国钢琴音乐文化民族化事业发展的最终目标。

虽然钢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与中国音乐文化的融合中有着一些不谐和，但它转调方便、音域宽广、音色丰富等优势，又给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与钢琴音乐艺术的结合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民族化道路印证着：只有把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生存最敏感的神经，才会有艺术的冲击力与震撼力，只有背靠着民族文化的、哲学的和美学的坚实基石，我们的现代艺术无论是批判还是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②艺术富有强烈的民族色彩，才能深刻地表现生活，才能深入地表现民族精神和风貌，才能成为最真实的民族艺术。

注释：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儒家道家美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深渊，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响，用独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着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着重人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都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一、虚与实的结合

张世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儒与道是其中的两家两派，但究其实质，却代表中华文化之一体中的“虚”与“实”两个方面：儒家虽亦言境界，但主要讲人伦道德的境界，是实；道家虽亦言人事，言实，但它着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讲虚。”可以说，儒道两家是人性之虚实两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从生命的角度看待与处理人伦、人际关系，蕴涵着其美学精神。“仁是对人之生命的钟爱，有一个人际之‘亲’的结构蕴涵在其中，这结构的骨骼’是等级性的‘礼’，而其‘血肉’是居于审美意义的亲情，这也便是‘乐’。‘乐’是人之本在的在这个生命世界中的欢愉和喜悦，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剧性情调。”孔子把“乐”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把音乐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生活协调起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提倡乐教，主张“游于艺”、“成于乐”，强调在诗、歌、舞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最终在“乐”中实现个人主观修养的提升与全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决定了音乐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谈“乐”就必然涉及“礼”，如《周礼》、《仪礼》等古籍文献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游于虚”乃道家思想所要求于审美意识的核心。“游”是一种精神之游，属于心灵活动的范畴，就必然决定它具有虚无性的特征。庄子所首创的道家思想和审美观点之所以酷爱大自然之美，就在于一个“虚”字。庄子崇尚自然美，他的美学思想是“法天贵真”，即认为音乐的本质是“民之常性”，音乐要摆脱礼的束缚，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索而不华饰。强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心斋”、“坐忘”。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象，从而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审美境界。庄子对自然之乐倍加推崇，他把声音分为三种：“人籁”、“地籁”、“天籁”，是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这种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游于虚”具有自然无为性，是一种完全超越时空、超越现实的自由精神状态，这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直截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实在的政治、伦理的建构，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实现其自我惯常的道路；道家则主张修道、淡泊名利，心游于无穷。道家审美精神之“虚”与儒家之“实”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之精髓。

二、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儒家和道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观。儒家的“天”具有道德性，是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而道家的“天”则指的是自然，不具有道德含义，是人与自然意义之“天”的合一。

孟子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倡导者，他认为，“人在于人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包括封建伦理纲常等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在人们的心中找到。努力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理解了人的本质特性，也就认识了外在的天理。这样的“穷理”，既是求知的方法，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文化思想精髓，他认为“仁”是人生来就固有的，音乐可以陶冶人性，进而规范人的行为、意识。他还要求“以德行乐”，用音乐来表现喜乐之情，宣扬仁、义之德。苟子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艺术审美标准的“中和”观点。中和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后来人们认识到，音乐中五声、五律、八音的相济相成，协调统一，就体现了天地之和，给人以美感。苟子提出中和之乐能给人以平静安宁，唤起人们的仁爱之心，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孔子对音乐的要求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即中和之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乐，体现了舜的仁的精神，既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因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武是周武王之乐，含有发扬征伐大业的意思，充满了武力，虽然“尽美”，却未能“尽善”。这种战争之乐是“仁”所排斥的。只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合乎中的乐，才是尽善尽美的，而只有尽善尽美的中和之乐才能唤起人们自觉行仁的要求，才能把审美与艺术和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达到孔子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和个体人格与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

道家其根本在于自然之道，如老子所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通行本25章)道家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应该顺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这种自然人文主义的精神特质是指向对“道”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洞察与想往，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结。从中国传统音乐存在的整体状况来看，道家自然人文主义与音乐的关系主要显示在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生命生态相统一的力量和意趣，筝曲《寒鸦戏水》前半部分的慢板节奏写出寒鸦在岸上蹒跚的步态，憨态可掬，趣味盎然；后半部分的快板则写出寒鸦们在水中的活泼敏捷，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中国的传统音乐如中国水墨画上空灵意境所显示的自然图景：千里山川、无垠天空、滚滚江涛、静静田园，是自然生命场、地理场、物理场所构筑的宇宙生命能量的相互力动，是天籁、地籁、人籁的合一。

儒家通过重视人格修养“与天地合其德”以达到天人合一，道家则是通过崇尚自然之天并把人复归到天以达到天人合一，儒道两家可谓殊途同归。

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隋境’。审美意识或意境即非单方面的境，亦非但方面的情或意，而是人与世界，天与人一气流通、交融合一的结果。”这种审美精神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音乐；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地位和作用

一、引言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国多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推动我国社会文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不仅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音乐文化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文化层面的交流也在日益加深，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也深受世界音乐文化尤其是欧美音乐的影响，其对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中国发展现状的分析

实施和开展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其在提升学生专业音乐素养及音乐发展多样性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国一些院校及有识之士在推动世界多元文化教育在中国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也是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需求。一些音乐素养较高的专家或者学者就世界其他的音乐文化展开了介绍，并组织翻译了一些经典的音乐歌曲和类型，这些音乐极大推动了我国当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层次性，对于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非常有用的，对中国音乐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有重要借鉴作用。然而，我们在传递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我国本土音乐发展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音乐，有些少数民族的音乐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在世界音乐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我国音乐教育中，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尤其是欧洲音乐文化在我国音乐教育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我国传统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则仅仅是起辅助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和学习是非常少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被纳入音乐基本课程的内容是少之又少的。毫无疑问，中国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在我国音乐教育中的缺失，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与传承是不利的，也影响着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在中国音乐教育中的发展。我国音乐教育中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缺失，这是需要我们认识到并积极解决的问题。

三、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内容及其研究现状的介绍

（一）少数民族音乐内涵的概括

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均拥有本民族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优秀而独特的音乐，表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早在约五千年前，由黄河和长江等大河流域汇成的华夏音乐文化，便体现出多元起源和混合发展的态势，不断发展成熟。同时，它又不断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互相渗透融合，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现代华夏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也受到汉族音乐的影响，各民族音乐艺术不断交融，影响，形成丰富多彩的中国音乐体系。我国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音乐文化，有着品种纷繁的音乐体裁。和汉族一样，各少数民族的音乐从表演形式可分为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民间说唱艺术、民间戏曲音乐。

（二）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现状分析

少数民族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在我国音乐教育及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中国少数民族学会的成员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注重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挖掘，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的著作，如《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田联韬主编）、《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杜亚雄编著）。这些著作中，研究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并且首次论述未确定族属的族群音乐，如对夏尔巴人、控格人、克木人及芒人等未确定族属音乐的论及。当然，除了一些较专业性的著作和论述外，我国高等院校的一些学者和教师也就少数民族音乐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些比较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已经被汇编成集，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及传统文化的弘扬意义重大，这也有利于少数民族音乐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发挥其不可代替的作用。总之，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是具有一定基础的，但其研究还有诸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完善，并将其运用到我国音乐教学中，这也促使其在促进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

四、如何更好发挥少数民族音乐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作用

（一）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音乐教育中基础地位的确立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要吸收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要学会理解与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我们要像对待世界多元文化一样，去对待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是其民族长久以来劳动人民的艺术结晶，是其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更是世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学习也是我国音乐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音乐教育在基础课程设置上，要注重亲疏沟通及由近及远，不能再仅局限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内容，而也要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专业化，将其编排到基础音乐教育课程中。

（二）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选择和建设

纵观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其不仅包括传统音乐，也包含现代音乐，而少数民族音乐运用到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最不可忽视的就是教材的选择和建设。在基础音乐教育的编写和选择中，需要选择一些内容积极向上的、曲调优美且极具代表性和民族特色的，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吸引学生的兴趣，受到学生的喜欢。同时，全国统编的音乐教材和地方学校选编的音乐教材要结合起来，要注重二者的比例，如全国性的教材可占80%，而地方性的可为20%，这凸显了地方特色音乐的重要性。内容上要兼具世界性和民族性、全国性和地方性。这样，不仅能学习更为世界性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精品，也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热爱自己家乡和亲爱祖国的感情。

（三）组织好少数民族音乐活动

从当前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的发现，可以发现家长及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及乐器还是比较喜爱的，学生在幼儿园时期或者中小学时期就开始对一些乐器进行学习，尽管学习水平是业余的，但是他们对音乐的喜爱之情却是真挚的。而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及影响力的扩大，就需要加强少数民族音乐活动的组织。例如，学校可以组织一些少数民族歌曲大赛或者乐器大赛，吸引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才能加深他们对少数民族音乐精华的理解。通过形式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音乐活动，不仅能提高学生全面素质教育，而且对学生学习的全面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将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发展少数民族音乐过程中，通过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或者课堂讲授，对推动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普及和持续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和学习中，要善于总结和交流，促进少数民族音乐发挥其在世界多元文化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五、结语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能够让世界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也是我国人民了解和认识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学习，能够促使学生在思想层面接触到更为丰富和多元的音乐形式，达到培养其音乐素养及提升其多重乐感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诗原. 中国现代音乐：本土与西方的对话[M].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4：293.

[2]樊祖荫.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及其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作用及地位[J]. 中国音乐，2004，（4）：11-14.

[3]黄凌飞. 云南高等艺术院校民族音乐教育的思考与展望[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2，（1）：89.

[4]赵红柔. 美国夏威夷大学民族音乐学专业印象[J]. 中国音乐， 2014，（4）：33.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9篇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国多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推动我国社会文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不仅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音乐文化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文化层面的交流也在日益加深，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也深受世界音乐文化尤其是欧美音乐的影响，其对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中国发展现状的分析

实施和开展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其在提升学生专业音乐素养及音乐发展多样性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国一些院校及有识之士在推动世界多元文化教育在中国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也是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需求。一些音乐素养较高的专家或者学者就世界其他的音乐文化展开了介绍，并组织翻译了一些经典的音乐歌曲和类型，这些音乐极大推动了我国当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层次性，对于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非常有用的，对中国音乐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有重要借鉴作用。然而，我们在传递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我国本土音乐发展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音乐，有些少数民族的音乐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在世界音乐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我国音乐教育中，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尤其是欧洲音乐文化在我国音乐教育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我国传统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则仅仅是起辅助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和学习是非常少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被纳入音乐基本课程的内容是少之又少的。毫无疑问，中国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在我国音乐教育中的缺失，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与传承是不利的，也影响着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在中国音乐教育中的发展。我国音乐教育中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缺失，这是需要我们认识到并积极解决的问题。

三、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内容及其研究现状的介绍

（一）少数民族音乐内涵的概括

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均拥有本民族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优秀而独特的音乐，表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早在约五千年前，由黄河和长江等大河流域汇成的华夏音乐文化，便体现出多元起源和混合发展的态势，不断发展成熟。同时，它又不断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互相渗透融合，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现代华夏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也受到汉族音乐的影响，各民族音乐艺术不断交融，影响，形成丰富多彩的中国音乐体系。我国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音乐文化，有着品种纷繁的音乐体裁。和汉族一样，各少数民族的音乐从表演形式可分为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民间说唱艺术、民间戏曲音乐。

（二）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现状分析

少数民族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在我国音乐教育及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中国少数民族学会的成员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注重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挖掘，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的著作，如《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田联韬主编）、《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杜亚雄编著）。这些著作中，研究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并且首次论述未确定族属的族群音乐，如对夏尔巴人、控格人、克木人及芒人等未确定族属音乐的论及。当然，除了一些较专业性的著作和论述外，我国高等院校的一些学者和教师也就少数民族音乐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些比较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已经被汇编成集，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及传统文化的弘扬意义重大，这也有利于少数民族音乐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发挥其不可代替的作用。总之，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是具有一定基础的，但其研究还有诸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完善，并将其运用到我国音乐教学中，这也促使其在促进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

四、如何更好发挥少数民族音乐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作用

（一）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音乐教育中基础地位的确立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要吸收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要学会理解与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我们要像对待世界多元文化一样，去对待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是其民族长久以来劳动人民的艺术结晶，是其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更是世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学习也是我国音乐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音乐教育在基础课程设置上，要注重亲疏沟通及由近及远，不能再仅局限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内容，而也要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专业化，将其编排到基础音乐教育课程中。

（二）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选择和建设

纵观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其不仅包括传统音乐，也包含现代音乐，而少数民族音乐运用到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最不可忽视的就是教材的选择和建设。在基础音乐教育的编写和选择中，需要选择一些内容积极向上的、曲调优美且极具代表性和民族特色的，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吸引学生的兴趣，受到学生的喜欢。同时，全国统编的音乐教材和地方学校选编的音乐教材要结合起来，要注重二者的比例，如全国性的教材可占80%，而地方性的可为20%，这凸显了地方特色音乐的重要性。内容上要兼具世界性和民族性、全国性和地方性。这样，不仅能学习更为世界性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精品，也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热爱自己家乡和亲爱祖国的感情。

（三）组织好少数民族音乐活动

从当前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的发现，可以发现家长及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及乐器还是比较喜爱的，学生在幼儿园时期或者中小学时期就开始对一些乐器进行学习，尽管学习水平是业余的，但是他们对音乐的喜爱之情却是真挚的。而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及影响力的扩大，就需要加强少数民族音乐活动的组织。例如，学校可以组织一些少数民族歌曲大赛或者乐器大赛，吸引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才能加深他们对少数民族音乐精华的理解。通过形式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音乐活动，不仅能提高学生全面素质教育，而且对学生学习的全面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将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发展少数民族音乐过程中，通过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或者课堂讲授，对推动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中普及和持续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和学习中，要善于总结和交流，促进少数民族音乐发挥其在世界多元文化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10篇

第三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

一等奖(2篇)

高拂晓《迈尔音乐美学理论述评》(中央音乐学院)

杨柳成《“危机时代”的自我救赎――勋伯格音乐内涵的人文阐释》(广西艺术学院)

二等奖(4篇)

杨民康《艺术切人一随缘选择一文化思考――论音乐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视域及研究过程》(中央音乐学院)

魏扬《论金湘琵琶协奏曲“旋律音程向位”的结构力》(华南师范大学)

王安潮《考源大晟乐钟型态解疑宋代黄钟律高――评》(安徽师范大学)

冯长春《中国新音乐史的宏大叙事与深度批判――刘靖之著(中国新音乐史论)增订版读后》(山东师范大学)

三等奖(6篇)

李涛《中西合璧的现代音乐语言――陈怡的多重结构分析》(上海音乐学院)

施咏《谈民族审美心理对中西音乐结构思维差异的影响》(安徽师范大学)

王斯《谈谭盾(鬼戏)的人为戏剧化》(上海音乐学院)

魏新民《大乐与天地同和――(神州和乐>传递的核心理念》(湛江师范学院)

杜娟《从音美类艺术高考的“热起”和“降温”看当今艺术教育的发展》(首都师范大学)

高百坚《传统筝乐研究要走出“书斋”面向“田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卫生院)第四届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征文

一等奖(15篇)

蒋聪《留在北欧的那份眷恋与思念――(牛津音乐心理学手册)》，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滕堡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

张D《筚路十载启山林――评王思琦(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伍国栋；

留生《四易其稿，壮心不已――从汪毓和先生(第三次修订版)说开去》，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周国文；

杨梅《一部再现实地考察背后故事的著作――评萧梅著(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生，指导教师甘绍成；

徐海东《对自律论的批判――评阿伦・瑞德莱(音乐哲学)》，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刘承华；

郭星星《今之词，古之乐?――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生；

周晶《新时期音乐思潮的开篇之作――读(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天津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明言；

孔续茜《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的人本主义批判――评叶明春著(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研究>》，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冯长春；

杜娟《人物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读(李焕之的音乐生涯及其历史贡献)有感》，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蔡梦；

张斯絮《两种历史观，两种价值取向――评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版与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戴嘉枋；

蒋立平《镜子――读(美国音乐教育考察报考)》，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杨和平；

冯羽《评于润洋著(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屠艳；

冯彩媚《新视角下的认知――评(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潘林紫；

邓颖《一个需要不断关注并进行学术创新的学科基础领域――评(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潘林紫；

申小龙《形式美的独特诠释――评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诗学六讲)》，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范晓峰。

二等奖(15篇)

赵书峰《千呼万唤始出来――读冯光钰、袁炳昌主编的一书有感》，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

银卓玛《架起神灵与世俗的桥梁――评桑德诺瓦

方伟《互文性・信息・音乐流动――对汪森、余R天的几点认识》，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冯效刚；

王力博《多元化视角下的音乐传播学建构――读汪森、余娘天(音乐传播学导论――音乐与传播的互文性建构)一书有感》，西安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李宝杰；

董郑峰《博引诸家著述成果真实再现历史原貌――读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有感》，天津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王建欣；

郭圣t《紧跟时代步伐的音乐社会学著作――研读曾遂今先生不同时期的两部相关著作有感》，青岛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陈荃有；

马莹莹《华人西乐：音乐文化的碰撞与合流――读》，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梁晴；

李瑞涛《历史维度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观察一读

李雅宁《别具一格写信史――刘再生著(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读后》，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指导教师冯长春；

张婧《关注反思探索――读克尔曼的(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生，指导教师甘绍成；

常江涛《海纳百川史论交融――评刘再生兼谈重写音乐史》，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指导教师李岩；

刘春秀《学术之光静静绽放―评高婷(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音乐理念的摄取――明治末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潘林紫；

陈方圆《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评》，星海音乐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吴志武；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11篇

中国风乍起于2003年，台湾歌手周杰伦的一首《东风破》宣告了这股风潮的开始。至此，中国风歌曲开始充斥大街小巷，不管是在内地、香港、台湾，还是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其他华人地区，中国风歌曲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成为新世纪以来华语乐坛最为壮观的文化现象。

中国风现象的来龙去脉

什么是中国风？学术界并没有作出一个严格的界定，影响较大的是黄晓亮在互联网上对中国风的定义。在他看来，中国风就是三古三新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三古三新指的是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这类中国风歌曲的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在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其代表歌曲有《东风破》《发如雪》等。

华语乐坛歌手中，最早标明自己中国风路线的是台湾歌手周杰伦。2003年7月，周杰伦在《叶惠美》专集中推出了一首很显眼的作品《东风破》，它是第一首完完全全符合三古三新六大标准的中国风歌曲。歌曲全方位地带出古色古香的中国味道，周杰伦的歌声奠定了中国风歌曲的基本唱法。随着这种曲风的不断走红，华语乐坛更多的歌手开始尝试这种风格，如台湾歌手陶喆、王力宏，内地歌手后弦等，一股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浪潮开始席卷整个华语乐坛，至今仍在不断发展。

流行音乐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风现象解读

面对华语乐坛的这股中国风流行歌曲浪潮，阿多诺的流行音乐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读视角，我们可以围绕着中国风歌曲的制作特点和歌迷的接受状况及中国风所起到的社会粘合剂作用，来对此文化现象作一个较为深刻的批判性解读。

中国风歌曲制作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在阿多诺看来，流行音乐遵循的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并渗透着资本运作的因素，与严肃音乐相比，流行音乐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了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特征，事实上，这也是整个文化工业产品的主要特征。标准化是指各种通俗歌曲之间实质上的相似性；虚假的个性化（即伪个性化）是指它们附带的各种差别。深入探析华语乐坛的中国风歌曲，标准化的特征是非常容易发现的，并且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标准化存在于不同音乐艺人所作中国风歌曲当中。中国风歌曲最早的界定是需要具有三古三新，这个界定就为创作中国风歌曲的音乐艺人们制定了标准。不管他们如何创新，三古三新的标准内核是不变的。在周杰伦开创中国风并走红之后，华语乐坛许多艺人都开始尝试这种风格，中国风浪潮骤起，以至于业界戏言，要想捧红一位新人，不需要教他怎么唱歌，只要给他一件古装，教他背熟几首唐诗宋词就绰绰有余了。

其次，标准化还存在于同一个艺人所作的中国风歌曲当中。以中国风的开创者周杰伦为例，周杰伦放言每一张专辑一定要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东风破》到《发如雪》，《千里之外》再到《青花瓷》。每一首中国风十足的歌曲都大受欢迎，然而仔细看看听听这些中国风，不难发现这四首中国风在歌词创作、演唱风格、抒情曲调方面都如出一辙，非常相似。

流行音乐标准化的产生，在阿多诺看来，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并渗透着资本运作的结果，音乐技巧一方面被经济之手培育起来，另一方面又为资本的再生产服务，长此以往，流行音乐的标准化风格就开始形成，并被后来者竞相模仿。以此反观中国风歌曲的创作浪潮，周杰伦中国风歌曲的专辑一发行销量就在几百万，非常具有市场号召力。如此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中国风没有理由不成为一股浪潮。

以上分析中似乎存在矛盾的地方，一方面经济因素制造了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另一方面标准化的产生又显然不利于流行音乐的市场发行。其实不然，因为在流行音乐中还存在着一个伪个性化的特征，而伪个性主义意味着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赋予文化的大众生产以自由选择和开放的市场的光环，传统的标准化音乐让他的消费者忘记他们听到的已经被预先听过了或者说预先消化了。

在中国风流行歌曲当中，也同样表现出了伪个性化特征。在对标准化的中国风的开掘中，各个音乐艺人都有独到之处。比如陶喆在《苏三说》中令人惊艳的京剧唱腔，比如王力宏不但精准地找出京剧和RB的共通点，如《花田错》，还结合了昆曲和少数民族音乐的长处，如《在梅边》《竹林深处》等。而中国风的开创者周杰伦更是将美声引入到中国风当中，如《千里之外》，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阿多诺看来，这些伪个性化包装的努力，同样是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为了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流行音乐的制作必须常新又必须常常相同，即伪个性化与标准化的同时存在。通过阿多诺流行音乐理论的分析，我们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总是处于躁动不安的创新之中，而又为什么总是那么速朽了。

中国风歌曲接受的精神涣散和听觉退化。面对文化工业产品，消费者所能采取的姿态只能是消极被动地接受，他们失去了任何抵抗的能力这是阿多諾考察文化工业时所得出的一个著名的结论。而在考察流行音乐的听众接受当中，阿多诺认为感受流行乐的过程即一种毫不费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偶有的集中精力就如释放的烟火般短暂，又把听者驱逐到了心神涣散的边界，即听众在接受流行音乐时多数是处于精神涣散的状态。此外，他还指出了听众接受标准化音乐过程中的另一特征，听众感受音乐的能力将会越来越低，即听觉退化。

首先，中国风歌曲作为流行歌曲中的一种，听众的选择仍然是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精神涣散便难以避免。态度决定行为，正是听众本身就只是抱着一种娱乐休闲的态度来听中国风歌曲，那就很难保证听众在欣赏时，都保持精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事实上，中国风歌曲在很多时候已成为了一种背景音乐，如在许多咖啡厅、餐厅、书店甚至超市里都可以听到中国风歌曲。在这种环境下，听众的精神涣散是无法避免的。这与欣赏严肃音乐时要在相当安静的环境中，需要听众全身心的投入和精力的高度集中是有很大不同的。

其次，中国风歌曲在乐坛正处于上升趋势，听众尤其是青少年听众更热衷于这种风格的歌曲，长久地沉浸于中国风歌曲，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其他音乐的感受力，即导致听觉的退化。单以周杰伦为例，周杰伦开创中国风后，人气急剧上升，无数歌迷表达了对这种风格的肯定，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新时代的中国音乐，对之推崇备至。反思一下，中国风是否真能代表中国音乐？这是值得怀疑的。年轻一代对音乐的感受如果仅限于中国风流行曲，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不同曲风音乐是极其不利的，听觉的退化不容忽视。

中国风歌曲中怀旧情结的存在社会粘合剂作用。流行音乐从生产方面看是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产品，从接受的层面看又造成了听众的精神涣散与听觉退化，经过这样的层层铺垫之后，阿多诺就推出了他那个著名的论断，即音乐成了一种大型的社会黏合剂，认为通俗音乐它的安慰和净化作用能够使人们顺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严苛的、不完善的生活现实。

借此理论对中国风流行歌曲何以形成浪潮进行深析，可以发现，其实中国风的劲吹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集体怀旧意识，怀旧是人的一种情感的宣泄，是人基于对现实痛感的弥补和调节，它最终指向和谐统一的美感体验，是一种审美愉悦。如周杰伦的《青花瓷》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巧妙运用及其所传递的文化心理，王力宏的《花田错》将京剧与九种乐器的精巧运用，林俊杰的《曹操》重塑古三国争雄战场及枭雄曹操形象等等。

中国风歌曲中的這些怀旧情结通过对古老文化的反复呈现，通过对民族意识活动的逐层推进，激发了人们最深层的精神需求，从而慰藉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文化和精神失落，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缓和了中国文化面临世界文化的强烈挑战带来的压力，起到了社会黏合剂的作用。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12篇

中国风乍起于2003年，台湾歌手周杰伦的一首《东风破》宣告了这股风潮的开始。至此，中国风歌曲开始充斥大街小巷，不管是在内地、香港、台湾，还是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其他华人地区，中国风歌曲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成为新世纪以来华语乐坛最为壮观的文化现象。

中国风现象的来龙去脉

什么是中国风？学术界并没有作出一个严格的界定，影响较大的是黄晓亮在互联网上对中国风的定义。在他看来，中国风就是三古三新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三古三新指的是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这类中国风歌曲的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在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其代表歌曲有《东风破》《发如雪》等。

华语乐坛歌手中，最早标明自己中国风路线的是台湾歌手周杰伦。2003年7月，周杰伦在《叶惠美》专集中推出了一首很显眼的作品《东风破》，它是第一首完完全全符合三古三新六大标准的中国风歌曲。歌曲全方位地带出古色古香的中国味道，周杰伦的歌声奠定了中国风歌曲的基本唱法。随着这种曲风的不断走红，华语乐坛更多的歌手开始尝试这种风格，如台湾歌手陶喆、王力宏，内地歌手后弦等，一股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浪潮开始席卷整个华语乐坛，至今仍在不断发展。

流行音乐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风现象解读

面对华语乐坛的这股中国风流行歌曲浪潮，阿多诺的流行音乐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读视角，我们可以围绕着中国风歌曲的制作特点和歌迷的接受状况及中国风所起到的社会粘合剂作用，来对此文化现象作一个较为深刻的批判性解读。

中国风歌曲制作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在阿多诺看来，流行音乐遵循的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并渗透着资本运作的因素，与严肃音乐相比，流行音乐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了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特征，事实上，这也是整个文化工业产品的主要特征。标准化是指各种通俗歌曲之间实质上的相似性；虚假的个性化（即伪个性化）是指它们附带的各种差别。深入探析华语乐坛的中国风歌曲，标准化的特征是非常容易发现的，并且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标准化存在于不同音乐艺人所作中国风歌曲当中。中国风歌曲最早的界定是需要具有三古三新，这个界定就为创作中国风歌曲的音乐艺人们制定了标准。不管他们如何创新，三古三新的标准内核是不变的。在周杰伦开创中国风并走红之后，华语乐坛许多艺人都开始尝试这种风格，中国风浪潮骤起，以至于业界戏言，要想捧红一位新人，不需要教他怎么唱歌，只要给他一件古装，教他背熟几首唐诗宋词就绰绰有余了。

其次，标准化还存在于同一个艺人所作的中国风歌曲当中。以中国风的开创者周杰伦为例，周杰伦放言每一张专辑一定要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东风破》到《发如雪》，《千里之外》再到《青花瓷》。每一首中国风十足的歌曲都大受欢迎，然而仔细看看听听这些中国风，不难发现这四首中国风在歌词创作、演唱风格、抒情曲调方面都如出一辙，非常相似。

流行音乐标准化的产生，在阿多诺看来，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并渗透着资本运作的结果，音乐技巧一方面被经济之手培育起来，另一方面又为资本的再生产服务，长此以往，流行音乐的标准化风格就开始形成，并被后来者竞相模仿。以此反观中国风歌曲的创作浪潮，周杰伦中国风歌曲的专辑一发行销量就在几百万，非常具有市场号召力。如此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中国风没有理由不成为一股浪潮。

以上分析中似乎存在矛盾的地方，一方面经济因素制造了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另一方面标准化的产生又显然不利于流行音乐的市场发行。其实不然，因为在流行音乐中还存在着一个伪个性化的特征，而伪个性主义意味着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赋予文化的大众生产以自由选择和开放的市场的光环，传统的标准化音乐让他的消费者忘记他们听到的已经被预先听过了或者说预先消化了。

在中国风流行歌曲当中，也同样表现出了伪个性化特征。在对标准化的中国风的开掘中，各个音乐艺人都有独到之处。比如陶喆在《苏三说》中令人惊艳的京剧唱腔，比如王力宏不但精准地找出京剧和RB的共通点，如《花田错》，还结合了昆曲和少数民族音乐的长处，如《在梅边》《竹林深处》等。而中国风的开创者周杰伦更是将美声引入到中国风当中，如《千里之外》，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阿多诺看来，这些伪个性化包装的努力，同样是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为了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流行音乐的制作必须常新又必须常常相同，即伪个性化与标准化的同时存在。通过阿多诺流行音乐理论的分析，我们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总是处于躁动不安的创新之中，而又为什么总是那么速朽了。

中国风歌曲接受的精神涣散和听觉退化。面对文化工业产品，消费者所能采取的姿态只能是消极被动地接受，他们失去了任何抵抗的能力这是阿多諾考察文化工业时所得出的一个著名的结论。而在考察流行音乐的听众接受当中，阿多诺认为感受流行乐的过程即一种毫不费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偶有的集中精力就如释放的烟火般短暂，又把听者驱逐到了心神涣散的边界，即听众在接受流行音乐时多数是处于精神涣散的状态。此外，他还指出了听众接受标准化音乐过程中的另一特征，听众感受音乐的能力将会越来越低，即听觉退化。

首先，中国风歌曲作为流行歌曲中的一种，听众的选择仍然是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精神涣散便难以避免。态度决定行为，正是听众本身就只是抱着一种娱乐休闲的态度来听中国风歌曲，那就很难保证听众在欣赏时，都保持精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事实上，中国风歌曲在很多时候已成为了一种背景音乐，如在许多咖啡厅、餐厅、书店甚至超市里都可以听到中国风歌曲。在这种环境下，听众的精神涣散是无法避免的。这与欣赏严肃音乐时要在相当安静的环境中，需要听众全身心的投入和精力的高度集中是有很大不同的。

其次，中国风歌曲在乐坛正处于上升趋势，听众尤其是青少年听众更热衷于这种风格的歌曲，长久地沉浸于中国风歌曲，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其他音乐的感受力，即导致听觉的退化。单以周杰伦为例，周杰伦开创中国风后，人气急剧上升，无数歌迷表达了对这种风格的肯定，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新时代的中国音乐，对之推崇备至。反思一下，中国风是否真能代表中国音乐？这是值得怀疑的。年轻一代对音乐的感受如果仅限于中国风流行曲，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不同曲风音乐是极其不利的，听觉的退化不容忽视。

中国风歌曲中怀旧情结的存在社会粘合剂作用。流行音乐从生产方面看是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产品，从接受的层面看又造成了听众的精神涣散与听觉退化，经过这样的层层铺垫之后，阿多诺就推出了他那个著名的论断，即音乐成了一种大型的社会黏合剂，认为通俗音乐它的安慰和净化作用能够使人们顺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严苛的、不完善的生活现实。

借此理论对中国风流行歌曲何以形成浪潮进行深析，可以发现，其实中国风的劲吹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集体怀旧意识，怀旧是人的一种情感的宣泄，是人基于对现实痛感的弥补和调节，它最终指向和谐统一的美感体验，是一种审美愉悦。如周杰伦的《青花瓷》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巧妙运用及其所传递的文化心理，王力宏的《花田错》将京剧与九种乐器的精巧运用，林俊杰的《曹操》重塑古三国争雄战场及枭雄曹操形象等等。

中国风歌曲中的這些怀旧情结通过对古老文化的反复呈现，通过对民族意识活动的逐层推进，激发了人们最深层的精神需求，从而慰藉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文化和精神失落，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缓和了中国文化面临世界文化的强烈挑战带来的压力，起到了社会黏合剂的作用。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13篇

引言

洞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它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未可轻视的地位。对这项珍贵的文化资源的开发，最初是由云南巍山县洞经乐团1988年8月首次赴京展演而正式拉开帷幕的。他们的精彩表演引起了强烈的振撼和极大的反响。随後更由於丽江洞经乐团1995年9月和1998年5月相继到英国同挪威的展演，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巨大的成功。英国的《泰唔士报》等几家报刊发表评论，许多电视台争相录音录像，从而使联合国所属的教科文组织也正式将中国的洞经音乐列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挪威的展演还多次得到了国王的接见与热烈的赞扬!中国古老的洞经音乐也更加名扬世界!

更值得一提的是：洞经音乐的美妙旋律及其高雅悠扬的演奏技巧和风格，已经使酷爱中国民族音乐的美国音乐家李海伦博士深深陶醉。以至她从1991年起，连续几年来到云南深入调查，几乎跑遍了整个云南。她搜集了大批宝贵资料，并写出了颇有水平的博士论文。她说：洞经音乐是中国的无价之宝，是打开中国传统音乐宝库的金钥匙。它确实很美，它不仅属於中国，而且属於世界。

人们或许要问：既然洞经音乐如此珍贵，那麽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诞生於何时?起源於何地?又如何传播到云南?甚至流布到缅甸……，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并探求其中的奥秘，笔者通过长期的调查，梳理今人成果，略陈管见，以供大家研讨。

一、洞经音乐的起源

洞经音乐是个珍贵而独特的古典乐种。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得名，并与文昌崇拜密切相关。探索它产生和演变的原因及特点需要哲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音乐学以及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合作。只有多视角的研究，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揭示它形成、发展的规律。中国洞经音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这些普遍广泛、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中产生的。它有中国相应的社会、思想、文化、音乐和人才的丰厚积淀与背景为基础，还有充分而适当的生成条件为依据。

从历史的视角而言：中国自周秦至唐宋，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尤其是唐宋以来盛行的科举制度，更把全国的知识分子纳入了中举做官、修身治国的轨道。高官厚禄的诱惑与驱动，促使仕人举子皆把立身仕途作为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确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的晋升良机。因而成了文昌崇拜产生发展兴旺繁荣的催化剂，兴奋剂和凝固剂。

从思想与宗教的视角来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都有了巨大发展。唐宋皇帝竭力扶持道教，更使道教文化急剧发展。斯时，道教神灵已经大批产生，宫观殿阁遍布全国。著名道师层出不穷，道教经典如潮涌现。《白云观重修道藏记》称：唐天宝间篡辑成藏，统曰三洞，统计183万44卷，天下颁行。道藏中收集的《上清大洞真经》便为洞经音乐组织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音乐的视角而言：中国也是世界上音乐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唐宋音乐更加丰富多彩，辉煌灿烂。宫庭宴乐，祭祀音乐，民间音乐十分兴旺。武后一度把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玄宗不但令道士，大臣进献道曲，还亲自在宫庭内设道场教道士步虚声韵。①步虚声韵即是道教特有的科仪音乐，它是道士朝真礼斗，赞咏上帝，行道啸唱的玉洞乐章。步虚声包括乐曲与唱词两个部份。乐曲颂扬虚空神灵仙境缥渺之美，唱词歌咏众仙万圣玄妙之德。约在魏晋南北朝时便已产生。著名道士寇谦之早在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写出《老君音诵诫经》，制定了乐章诵戒新法。②作为道士用音乐伴奏诵经的科仪。当时所用的八胤乐即为後世之步虚声奠定了基础。成书於五世纪的《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中收有《洞玄步虚吟》十首，即是道士最早在科仪中使用的步词。③其体或五言、或七言、八句、十句不等。隋炀帝、唐玄宗、宋太宗、宋徽宗皆好之。此时已有《玉音法事》之书辑录了唐宋道曲五十首。④明代永乐年间则将若干道曲编成《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元代以後，随著道教分为全真和正一两大流派後，道教音乐也分为全真正韵和正一科韵。成为道士早、午、晚三朝诵经以及做各种法事使用的音乐。特别是《玉皇经》於唐宋之际出现之後，道士即将谈演此经的道乐称为钧天妙乐。所有这些，都为洞音乐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有了上述基础，还需以下条件，洞经音乐才能产生：第一，道教天师派及其後裔上清派的出现。张陵所设的24治范围已包括了云南北部和陕西西部广大地区。天师道曾沿著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云南。四川青城山即是早期天师道的圣地。唐代更有著名道士杜光庭在此宏道，宗风浩荡，劲吹云南。滇西道众争相以杜为师。

第二，文昌帝君的形成。据学者们研究：文昌帝君的产生经过了从雷神、星神、树神、蛇神到人神的复杂变化。最初文昌神是星神，《史记天官书》载：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宫，皆天神，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也。《春秋元命苞》云：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先秦时，梓潼县七曲山便有雷神庙，人称善板祠。王象之《地纪胜》说：梓潼县灵应庙所供之神即是张育。⑤唐天宝间，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奔蜀避难，在梓潼县七曲山夜梦张神，将其封为左丞相。事隔百余年，黄巢起义，唐僖宗又逃到梓潼避难。为求神灵保佑，又将张神封为济顺王，还解下佩剑相赠。宋朝时张神又屡受封号，光宗赵　、理宗赵先後追赠圣烈王、忠仁王。道士抓住机遇，便以绍熙六年(1196)以降乩方式宣称玉皇大帝已将张神封为文昌帝君。道士杜南强亦以同样手法编造《清河内传》，将梓潼神张育说成是多次转世的张亚子。民间则将二人视为一人。元朝皇帝看到汉民信道的事实，为控制汉民，便於延佑三年(1317)正式将张亚子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遣使献祭。从此文昌帝君便成了中国境内掌管文籍官禄，声威显赫的大神，受到仕人举子与平民百姓的广泛崇拜。文昌庙也遍及天下。

第三，《文昌大洞仙经》的产生。所谓大洞经者，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大洞经系指道藏中上清众经的总称。道藏有三大类。上清经便归在洞真部里。里面有部《上清大洞真经》，狭义之大洞经系指《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代的卫琪本。据黄海德先生考证：前者成书於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作者为四川宝屏山玉虚台道人刘安胜。⑥後经宋理宗景定年间四川甘山摩维洞主罗懿子重新校刊。胡传淮先生又进一步考定：刘安胜实为四川逢溪县人。《蓬溪县志：山川》载：赤城山即宝屏山，其山赤色，中峰蔚然，左右环拱，上有七曲老人祠，张神君解道德经於此。《蜀中名胜记》与《四川通志》均录其事。⑦元代又有蓬溪县的另一道士(中阳子)卫琪，撰成《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并於公元1310年献给朝庭。内容与刘本及古本一脉相承。当时的翰林学士张仲寿也明确指出：《大洞仙经》盖西蜀之文，中原未见也。七年之後，元仁宗皇帝正式加封梓潼张神为文昌帝君，卫琪本即为范本流向全国，并成了云南洞经会的主经。

第四，文昌庙的建立。全国第一座文昌宫始建於梓潼而且是从七曲山的张神庙演变来的。唐宋时随著张亚子神爵与封号的不断晋升，庙宇也逐步扩大。以至宋代绍熙十年(1146)朝庭降旨命按王宫规格扩建。⑧元明清时相继重修，庙宇变得更加雄伟状丽，气势磅　。现存大庙(即文昌宫)堪称全国最大的同类建筑。占地面积为1.4万平米，包括山门、前殿、後殿、桂香殿、盘陀殿、天尊殿、家庆堂、白特殿、灵官殿、谷父殿、三霄殿、瘟祖殿、飞鸾殿、风洞楼、百尺楼、观象台、应梦亭、望水亭、三皇门、钟鼓楼、寝殿和影壁等23处金碧辉煌，飞彩流金的宏大建筑，⑨成了中国文昌崇拜的祖庭。每年都有数十万中外游人到此朝拜。

第五，文昌庙会之形成。宋人吴自牧曾在《梦梁录》中写道：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可见文昌庙会迟至南宋就在四川形成了，地点都在道观，掌坛之者当系道士高功，唱诵之乐皆为道乐。这在刘安胜本之中已明确记载，书中多次提到了檀炽钧音。所谓檀炽钧音，即是羽士淡演《皇经》所用的韵律优美古朴典雅的道教音乐。元人卫琪书中更有文昌胜会一目称：文昌会上有通悟禅师、波沦禅师，蜀中诸禅师皆观音菩萨化身，并与嗣禄道场，号曰心珠会，仍以帝君为主。每观各师生辰，诸山释子大作胜会，广化香火，庆赞称贺，官员士庶，钦仰者比比焉。故凡二教科仪，多禅道混融互用。足见当时文昌胜会已在四川广为流行。此时的檀炽钧音仍以歌咏帝君为主，而且卫琪书中尚有苍胡颉宝檀炽钧音之图，画著笛、箫、锣、鼓、钟、磬、筝、钹与琵琶等二十多件乐器。川大学者王兴平先生指出：洞经音乐和文昌大洞仙经一样，产生於西蜀，也最早流行於西蜀B10是完全正确的。值得一提的是：黄枝生、刘长荣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洞经音乐发祥於梓潼，他们的依据是卫琪书中再三言及的七曲山、凤凰山五妇岭、剑泉等处都在梓潼城北。并且书中所示的种种乐器，都是文昌宫作会的所用之物。这些依据大体上是可信的。今年八月中旬，笔者曾与王兴平、甘绍成先生到梓潼考察。在文昌镇访问了一些洞经老人。他们说：明清时梓潼有很多文昌庙，每个庙里都有洞经音乐，我们称作大棚音乐，做会时热闹得很。民国年间全县尚有一百多支洞经乐队。谢焕智先生著文介绍了县城的文昌出巡盛况。B11他说：文昌行宫(始建於乾隆四十四年)，每年农历正月十二至十八日都要举行文昌出巡大典。届时，用迎神大轿将文昌帝君(木刻神像)从大庙中接来，全城官民尽皆夹道迎接。文昌帝君在数百名仪仗的呼拥之下进入城内。随行人员分为三组，每组之前皆有乐队奏乐。役夫鸣锣开道，全套鸾驾跟随。各家各户皆焚香化符。帝君圣驾进入行宫以後，接连数日，每天早、午、晚三场都要在宫前广场演奏洞经音乐。还有川戏，杂耍和龙灯狮子表演。满城欢庆，鼓乐喧天。此时又值元霄灯节，全城张灯结彩，万家灯火，彻夜通明。此习延至民国年间。近两年又恢复了这项活动。从杨世昌手中的数十张彩照来看：梓潼的文昌胜会确比云南任何地方洞经会的谈经活动声势要浩大得多、场面要壮观得多，礼仪更隆重得多。

由此可见，洞经音乐起源於四川，发祥於梓潼的观点是可信可靠的。因为别的地方都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二、洞经音乐的传播

洞经音乐从四川产生以後，便在元朝皇帝的大力扶持下逐渐向川外传播。《清史稿·卷84》载：文昌帝君。明成化间，因元祠重建，在京师地安门外，久圯。嘉庆五年，潼江寇平。初，寇窥梓潼，望见祠山旗帜，却退。至是御书化成耆定额，用彰异绩。发中帑重新祠宇，明年夏告成。仁宗躬谒九拜，诏称：帝君主持文运，崇圣辟邪，海内尊奉；与关圣同，允宜列入祀典。礼官遂定议。岁春祭以二月初诞日，秋祭，仲秋诹吉。将事，遣大臣往。前殿供正神，後殿则祀其先世。祀典如关帝。咸丰六年跻中祀，礼臣请崇殿阶，拓规制，遣王承祭。後殿以太常长官亲诣，二跪六拜。乐六奏，文舞八佾，允行。直省文昌庙有司以时飨祀。无祀庙者，设位公所，毕，彻位随祝帛送燎。这段记载充分表明：第一，北京已在元代便有了文昌宫。第二，清代仍将文昌祭祀列入国家祀典。第三，祭祀必用音乐。

云南则是洞经音乐兴旺发达的沃土。然而它从何时何地传入?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大体上有明初、明中、明末和清代传入几种说法。传入的地点有四川、北京、南京和江西几种。从材料而言还是以四川为多。例如《华坪县文史资料·第二辑》说：洞经音乐於明永乐七年(1409)由四川梓潼县传入大理。《南涧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亦言：是明永乐七年由四川梓潼传入大理，再由大理传到云南各地。《通海县资料》也说是从梓潼传入的。《大理洞经音乐·序言》称：明嘉靖十三年(1534)大理、下关曾派人到梓潼习演大洞仙经，并带回仙经各两部。四种说法时间虽有差距，但都明确肯定是从梓潼传入的。这些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它有明人李元阳所编撰的《云南通志》可作参考。是书记载了明初云南各州县文昌宫的情况。文昌宫是洞经会活动的大本营，洞经音乐便在这里演奏。书载：昆明文昌宫在西门外。楚雄梓潼庙在城西仁福门外。武定文昌祠在旧府治内。鹤庆文昌祠在府治南太玄宫内。永胜梓潼庙在州治南。保山文昌祠在城西太和山麓，弘治间副使林浚建。岁春秋上丁後四日祭。腾越州亦有祠。凤庆文昌祠在府治东北三里，嘉靖间土官知府猛寅建。可见，文昌宫早在嘉靖以前便已普遍存在。民国学者由云龙所编的《姚安县志·卷55》载：滇省经会各县皆有。姚邑自明季即立社崇奉文昌，歌讽洞经，皇经等，以祈升平。间亦设坛，宣讲圣谕，化导愚蒙，殁道家之支流也。但信仰者多系士人，故每届举行，均礼乐雍容，古代礼乐得籍以保存於不坠焉。姚邑经会，创史於东山老会(原在白鹤寺)。明末奉人席上珍，始於城中立桂香社。清初有耿裕祈者，游江浙，精习乐律，颇多传导。逮光绪初，马驷良由浙东解组归，精乐谱，就光禄社矫正音律，桂香社亦摹习之。自是姚安经会乐曲始归雅正。乐器则有筝、琶、管、钟、鼓、铙、钹之属。经费物品各社多寡不一，统由纠仪保管，每年轮迁充任。先入社者曰经长，年髦者曰前辈。入其社但觉长幼有序，礼陶乐淑，气象　肖焉，并见社会。杨履乾《昭通县志稿》(卷六)载：洞经坛，其教传自省垣，以谈演诵经为主，辅以音乐。凡祈晴、祷雨、圣诞、庆祝、超度事，悉为之其经，杂以佛道，附会入坛者，皆属男子，而无女流也。这些记载表明云南的洞经音乐在明代已经开始兴盛，其它几种说法只是四川传入的变种。

清代则是洞经音乐在云南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大融合的鼎盛时期。全省120多个县凡人口较多的大村镇，都有数量不等的洞经乐队定期活动。而且组织健全，活动都已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了。并已随著马帮的行踪，逐渐传到缅甸、越南。明末清初因社会动荡，滇西楚雄、大理、保山、腾冲的人迁入缅甸密支那和曼德勒经商。滇南的蒙自、个旧、石屏、建水的人跑到越南，洞经音乐流入异帮，在华人中生根开花。滇人离乡背井，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之际，便展开经书，操起乐器，那悦耳动听的乡乐，曾使多少华人流下思恋故土的热泪……

民国年间，洞经音乐仍在云南各地依例演奏。甚至唐继尧出师讨伐袁世凯之前，还请省城洞经会谈经祭旗。解放前夕，昆明市区内还有八九支洞经乐队存在。云南解放，以彭幼山为首的一批洞经老人成立了《古乐研究会》，开展搜集整理乐谱工作。

三、洞经音乐的流变特徵

洞经音乐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产生以来，迄今有830多年历史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经历了初传、渐盛、鼎盛、衰微与重振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因经济、社会与宗教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就云南而言主要是：

第一，乐曲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初期全省数百支洞经乐队尚有二千余支曲子，後经有关部门大力搜集、整理、鉴定(除掉同曲异名者)尚有1500多支。仅《大理洞经古乐》(1990出版)书中便有270首。包括《南清宫》、《北评洲》、《玉华音》、《洞仙赞》、《何仙姑》、《天女散花》、《诵经偈》、《玉律贺章》、《圆通赞》、《梅花引》、《元皇赞》、《迎仙来》、《真武赞》、《妙华音》、《上清宫》、《南华章》、《神洲渡》、《瑶台月》、《长春宫》、《仙花歌》、《金纽丝》、《银纽丝》、《碧溪三叠》、《翠珠帘》、《迎仙驾》、《天尊颂》、《月殿仙》、《柳青娘》、《吉祥音》、《清华赞》、《咏宝章》等。昆明洞经乐曲据彭幼山先生说曾有150多首。经省市文化局干部记录整理出132首。包括《玄蕴咒》、《小桃红》、《迎仙令》、《道师令》、《青鱼令》、《折桂令》、《哪叱令》、《清水令》、《将军令》、《得胜令》、《叨叨令》、《南令》、《品令》、《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南扮妆》、《北扮妆》、《阳扮妆》、《苏扮妆》、《吉祥音》、《太平音》、《天机音》、《翠花音》、《普光音》、《虚昙音》、《闹元霄》、《山坡羊》、《一江风》、《水龙呤》、《万年欢》、《汉东山》、《满庭芳》、《柳摇金》、《老挂腔》等。唐鑫先生整理出巍山洞经音乐100多首，包括《步蟾宫》、《漫五言》、《柳青娘》、《庆天宫》、《八神咒》、《贺圣朝》、《风入松》、《金蝉噪》、《四平腔》、《锁南枝》、《小鹧鸪》、《水龙呤》、《下山虎》、《点绛唇》、《一江风》、《雁落沙》、《贺归依》、《开经偈》、《五称》、《新腔》、《叠落金钱》、《仙鹤展翅》、《浪淘沙》、《六五调》、《观音扫殿》等。弥勒县有111首，包括《千秋岁1、2、3》、《万莲花1、2、3、4》、《得胜令1、2》、《一江风1、2》、《圣号1、2、3》、《仙家乐1、2》、《老忏1、2、3、4》、《朝天子》、《一篷松》、《倒垂莲》、《大功曹》等。通海县有《功课》、《步步娇》、《叠落金钱》、《茶供养》、《香赞》、《寂寂至》、《七星丹》、《阴阳调》《鹧鸪天》、《醉花云》、《得胜令》、《新荷叶》、《雀踏枝》、《古歌记》、《楚天遥》、《蓬来宫》、《锁南枝》、《月儿高》、《沙落雁》、《祝皇天》、《仙家乐》等50多首。曲靖市有《山坡羊》、《南进宫》、《浪淘沙》、《柳摇金》、《四字调》、《普光》、《太上说法》、《苍胡》、《大洞》、《咒烛》、《西江月》、《炉烟满席》、《香供养》、《散花吟》、《清平调》等20多首。此外，宣威、会泽、昭通、师宗、罗平、沾益、陆良、富源、新平、石屏、建水、个旧、丽江、保山、腾冲、永胜、华坪、武定、玉溪、剑川、鹤庆、楚雄、客川、祥云、南华、姚安、晋宁、泸西、文山等地都有许多乐曲。

这些乐曲不少被记录在工尺谱中，可惜多数工尺谱已在文革当作四旧烧毁。谱中记录了许多宫庭音乐、江南丝竹、民间音乐和部分戏曲音乐的曲调。据省城音乐大师彭幼山先生说：有的笛子和唢呐曲是直接套用川戏、滇戏和昆曲的，还有一些民间吹打乐。这些乐曲大体上分为牌子音乐和非牌子音乐两类。牌子曲就是器乐曲，它又分大牌子、小牌子两种，是专为各种科仪服务的。非牌子乐曲是专为谈经时唱赞仪节服务的，配有唱词，又分唱腔和吟诵两类。B21不管哪种乐曲，都普遍使用了装饰音、滑音、颤音、加花艺术手法。旋律的宛转曲折，音质音高的圆润浑淳等均有规律性和多层次的巧妙变化。并充分地表现了洞经音乐的广泛性、灵活性、多样性、地方性与民族性特点。

第二，乐队扩大。云南洞经会过去都有一支编制完善，组织良好，造诣高深，素养谆厚的专业乐队。队员有明确的分工和专门的座次。16把椅子是最基本的编制。超过此数的人皆坐机动位。座次分东四座，西四座，上四座和下四座。首座居长，副座次之。16把椅子不许乱座。谈经时又按八字排列，这种严格的规定与分工，恰恰是音响效果的最佳组合。许多乐队中都有些以吹笛，吹唢呐，弹古筝或打响器而著称的高手。如昆明的彭幼山，八十七岁还能按《将军令》、《得胜令》吹得四邻皆惊。丽江和毅安，曲靖窦信三和巍山赵从宽等都是身手不凡的老人。乐师们都经过严格训练，凡不能通经熟乐者皆不得上座。通经是必须熟悉《文昌大洞仙经》、《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所有谈经。熟乐必须熟练掌握每一章经和每一个科仪的配曲，自然顺畅地拉出每一支曲子，并且不准错乱一音。乐师最少16人，多的可达24、36、64甚至72以上。(这是做超大型胜会所用的特殊阵容)

1992年3月，我在滇西调查时记录到两支洞经乐队的情况：(一)巍山县文华镇乐队：司鼓赵铁氏83岁，李泽甫60岁，杨炳华51岁。大钹李昌81岁，杨福昌51岁。云铄杨　奎72岁兼大钹。笛子杨镇坤57岁。唢呐顾西76岁，杨景光55岁。高胡赵德坤77岁。二胡杨镇国51岁，赵悟77岁。中胡顾西76岁，李炳华76岁。大胡张富贤60岁。扬琴郭晓梅38岁。古筝鲍金惠20岁。中阮王忠祥55岁。段跃南60岁。三弦包成汤65岁。小钹李少堂60岁。赵志58岁。小锣杨锡尧58岁，张旺60岁。木鱼张赵武62岁。机动人员杨胜照、陈忠宪杜忠远等。

(二)大理城(中合镇)乐队：云铄张学忠。锣鼓杨炳干63岁。大钹段文章66岁。小锣郑锐61岁。小钹赵富坤56岁。笛子段如鹏61岁。唢呐杜杰惠49岁。大鼓王仁庆46岁。二胡赵林55岁。大胡杨国亮50岁。二胡杨焕春61岁。大锣段德兴69岁。三弦杨树强40岁。小钹杨国祥。宣经张绍先68岁、赵子贤59岁。朝拜杨元灿61岁、段继元、赵明和。会长杨保良、副会长杨兆林。

第三，乐器增加。南宋时使用的乐器已经包括吹、拉、打、弹四类。经过八百余年的演变，已有较大变化。原在《苍胡撷宝檀炽钧音之图》中的笛、筝、瑟琶、钟、磬、铙、钹和锣鼓继续保留外，悬吊式的玉片琴、箫已经消失。增加了唢呐、芦笛、色古笃(四弦琴)、大三弦、葫芦琴、高胡、　锣(俗称包包锣、乳锣)等。这些乐器的增加使云南洞经乐队大大增强了演奏，旋律悠美，热烈欢快，开朗明亮曲子的能力。尤其是重低音乐器(大筒筒、大三弦)的增加，使音色更加深沉、淳厚多了。

另外，洞经乐队对各种乐器的要求大都十分严格，选购乐器力求尽善尽美，还不惜代价派专人到内地购买。昆明洞经会的笛子固定使用苏笛，甚至在唢呐上包上银皮。拉弦乐器专用大蟒皮崩的，连琴筒上的千斤都要用象牙做的。谈经前，还要焚香点烛先祭乐器。入座前便把音调调准。开坛後不许妄发一音。正是这些极其严格的要求，才使音乐的最佳效果得到充分发挥。难怪古朴典雅的洞经音乐要被人们称为悠美动听的钧天妙乐了。

第四，组织与会员的增加。洞经会常以学、会、社、坛、堂、斋相称。各地名称虽异，实质完全相同，皆以谈经演教为本。如昆明洞经会称：宏文学、宏仁学、同人学、桂香学、齐礼学、上九会、元会经坛等。大理称礼仁学感应会、尊圣会、洪仁学、圣文会同文会、福像会、鹤云会等B24。通海称五经会、妙善会、名文学、兴文学、崇圣学B25。南涧县称永生社、吉祥社、永和社。曲靖市称保善堂、辅元堂、忠心堂、安庆堂、广化堂、道自生。丽江县称新善乐会、松花乐会、白马乐会、开文乐会、石鼓乐会、大同乐会、鲁甸乐会、巨甸乐会B26等。保山市有至善坛、妙真坛、赞化坛、无极坛、从善坛等。而四川省梓潼县则称自新斋、明道斋、广德堂等。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分别称学长、会长、坛主、社长、堂主、斋长。成员少则二三十，多至两三百。人数越多，实力越强，影响越大。乐队阵容也越大。此外每个经会都处在不断分化进程中，或因意见分歧，或因经济问题，或因管理问题，往往从原会中分出一些人又另组新会。

第五，活动多表文多。迟至清代，洞经会的谈经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祭文昌帝君的范围，而广泛地参与包括佛教和民间宗教的许多祭会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云南洞经会从年头到年尾，做的会不下三十来种。如上九会、关圣会、土主会、吕祖会、龙王会、地母会、朝斗会、天官会、地官会、火神会、朝山会、真武会、娘娘会、城隍会、财神会、瘟蝗会、雷神会、太乙会、中元会、以及安龙奠土、驱瘟除邪、解冤释结、庆寿、送殡等，几乎搬用了道教的全套科仪。

随著经会范围的不断扩大，采用的表文，圣诰，神咒也越来越多。常用的表文有《请神表》、《送神表》、《庆诞表》、《求雨表》、《祈吉表》、《文昌表》、《关圣表》、《先师表》、《第君表》、《观言表》、《斗姥表》、《地母表》、《玄天表》、《三宫表》、《功曹表》、《雷祖表》、《灵官表》、《金仙表》、《真官表》、《地藏表》、《城隍表》、《灶君表》、《土地表》、《谢恩表》、《太乙表》、《南斗文》、《北斗文》、《九皇文》、《奠土文》、《吃素文》、《祭亡文》、《白龙文》、《勾销文》、《净厨文》、《虫蝗文》、《解冤文》、《雷火文》等上百种。常用圣诰有《元始天王诰》、《老君诰》、《玉皇诰》、《文昌诰》、《观音诰》、《关圣诰》、《真武诰》、《灵官诰》、《雷祖诰》、《三丰诰》等一百多种。神咒更是多如牛毛。

第六，经典增多。洞经会最早只用一部《文昌大洞仙经》。但随著社会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使用的经典越来越多。各地因做会的要求不同渐有所谓八洞经、十洞经、十二洞经、乃至三十六洞经和七十二洞经之说。最常用的经书有《文经》、《武经》、《皇经》、《雷经》、《明圣经》、《宏儒经》、《玉枢经》、《报恩经》、《三官经》、《太上感应篇》、《十王经》、《血湖经》、《救苦经》、《五斗经》、《道生经》等。

四、余论

由上可知：洞经音乐的确是天师道後裔上清派宣扬道教的手段和工具。此派因有广大仕人举子阶层为门徒，而在元明清时发展迅速。洞经音乐毫无疑问确是道教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从四川产生以後便逐渐向外地拓展，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又吸收了其它音乐成份而成为古朴典雅韵律悠美的珍贵乐种。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完全应该加大对洞经音乐这笔宝贵资源的开发力度，使之更好地为发展旅游经济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服务。

①②③④《中华道教大辞典》。

⑤王家佑《梓潼的演变》(梓潼报97年1月13日)。

⑥黄海德《文昌大洞仙经》考述之一(梓潼报97年10月25日)。

⑦胡传淮《刘安胜为四川蓬溪县人》(梓潼报98年5月9日)。

⑧⑨刘长荣《话说梓潼文昌宫》(梓潼报96年3月20日)。

B10王兴平《文昌崇拜与洞经音乐》(四川音乐学院学报)。

B11黄枝生《洞经音乐发源於文昌祖庭梓潼》(梓潼报98年5月9日)。

B12、B13谢焕智《牧瘟摄毒说瘟祖》(梓潼报96年3月20日)。

B14、B15、B16、B22、B23、B24、B25雷宏安《昆明洞经音乐调查笔记》。

B17、B18唐鑫《云南巍山洞经古乐曲选》(油印本)。

B19雷宏安、彭幼山《云南洞经音乐探索》，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1987年3期。

B20吴学　等搜集《通海洞经音乐》(油印本)。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14篇

引言

"洞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它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未可轻视的地位。对这项珍贵的文化资源的开发，最初是由云南巍山县洞经乐团1988年8月首次赴京展演而正式拉开帷幕的。他们的精彩表演引起了强烈的振撼和极大的反响。随後更由於丽江洞经乐团1995年9月和1998年5月相继到英国同挪威的展演，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巨大的成功。英国的《泰唔士报》等几家报刊发表评论，许多电视台争相录音录像，从而使联合国所属的教科文组织也正式将中国的洞经音乐列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挪威的展演还多次得到了国王的接见与热烈的赞扬!中国古老的洞经音乐也更加名扬世界!

更值得一提的是：洞经音乐的美妙旋律及其高雅悠扬的演奏技巧和风格，已经使酷爱中国民族音乐的美国音乐家李海伦博士深深陶醉。以至她从1991年起，连续几年来到云南深入调查，几乎跑遍了整个云南。她搜集了大批宝贵资料，并写出了颇有水平的博士论文。她说："洞经音乐是中国的无价之宝，是打开中国传统音乐宝库的金钥匙。它确实很美，它不仅属於中国，而且属於世界。"

人们或许要问：既然洞经音乐如此珍贵，那麽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诞生於何时?起源於何地?又如何传播到云南?甚至流布到缅甸……，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并探求其中的奥秘，笔者通过长期的调查，梳理今人成果，略陈管见，以供大家研讨。

一、洞经音乐的起源

"洞经音乐"是个珍贵而独特的古典乐种。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得名，并与文昌崇拜密切相关。探索它产生和演变的原因及特点需要哲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音乐学以及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合作。只有多视角的研究，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揭示它形成、发展的规律。中国洞经音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这些普遍广泛、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中产生的。它有中国相应的社会、思想、文化、音乐和人才的丰厚积淀与背景为基础，还有充分而适当的生成条件为依据。

从历史的视角而言：中国自周秦至唐宋，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尤其是唐宋以来盛行的科举制度，更把全国的知识分子纳入了中举做官、修身治国的轨道。高官厚禄的诱惑与驱动，促使仕人举子皆把立身仕途作为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确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的晋升良机。因而成了文昌崇拜产生发展兴旺繁荣的催化剂，兴奋剂和凝固剂。

从思想与宗教的视角来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都有了巨大发展。唐宋皇帝竭力扶持道教，更使道教文化急剧发展。斯时，道教神灵已经大批产生，宫观殿阁遍布全国。著名道师层出不穷，道教经典如潮涌现。《白云观重修道藏记》称："唐天宝间篡辑成藏，统曰三洞"，"统计183万44卷，天下颁行。"道藏中收集的《上清大洞真经》便为洞经音乐组织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音乐的视角而言：中国也是世界上音乐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唐宋音乐更加丰富多彩，辉煌灿烂。宫庭宴乐，祭祀音乐，民间音乐十分兴旺。武后一度把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玄宗不但令道士，大臣进献道曲，还亲自在宫庭内设道场教道士"步虚声韵"。①步虚声韵即是道教特有的科仪音乐，它是道士朝真礼斗，赞咏上帝，行道啸唱的玉洞乐章。"步虚声"包括乐曲与唱词两个部份。乐曲颂扬虚空神灵仙境缥渺之美，唱词歌咏众仙万圣玄妙之德。约在魏晋南北朝时便已产生。"著名道士寇谦之早在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写出《老君音诵诫经》，制定了乐章诵戒新法。"②作为道士用音乐伴奏诵经的科仪。当时所用的"八胤乐"即为後世之"步虚声"奠定了基础。成书於五世纪的《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中收有《洞玄步虚吟》十首，即是道士最早在科仪中使用的步词。"③其体或五言、或七言、八句、十句不等。隋炀帝、唐玄宗、宋太宗、宋徽宗皆好之。"此时已有《玉音法事》之书辑录了唐宋道曲五十首。"④明代永乐年间则将若干道曲编成《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元代以後，随著道教分为全真和正一两大流派後，道教音乐也分为"全真正韵"和"正一科韵"。成为道士早、午、晚三朝诵经以及做各种法事使用的音乐。特别是《玉皇经》於唐宋之际出现之後，道士即将谈演此经的道乐称为"钧天妙乐"。所有这些，都为洞音乐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有了上述基础，还需以下条件，洞经音乐才能产生：第一，道教天师派及其後裔上清派的出现。张陵所设的24治范围已包括了云南北部和陕西西部广大地区。天师道曾沿著"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云南。四川青城山即是早期天师道的圣地。唐代更有著名道士杜光庭在此宏道，宗风浩荡，劲吹云南。滇西道众争相以杜为师。

第二，文昌帝君的形成。据学者们研究："文昌帝君"的产生经过了从雷神、星神、树神、蛇神到人神的复杂变化。最初文昌神是星神，《史记天官书》载："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宫"，皆天神，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也。《春秋元命苞》云："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先秦时，梓潼县七曲山便有雷神庙，人称"善板祠"。王象之《地纪胜》说："梓潼县灵应庙所供之神即是张育。"⑤唐天宝间，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奔蜀避难，在梓潼县七曲山夜梦张神，将其封为"左丞相"。事隔百余年，黄巢起义，唐僖宗又逃到梓潼避难。为求神灵保佑，又将张神封为"济顺王"，还解下佩剑相赠。宋朝时张神又屡受封号，光宗赵　、理宗赵先後追赠"圣烈王"、"忠仁王"。道士抓住机遇，便以绍熙六年(1196)以降乩方式宣称"玉皇大帝"已将张神封为"文昌帝君"。道士杜南强亦以同样手法编造《清河内传》，将梓潼神张育说成是多次转世的张亚子。民间则将二人视为一人。元朝皇帝看到汉民信道的事实，为控制汉民，便於延佑三年(1317)正式将张亚子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遣使献祭。从此"文昌帝君"便成了中国境内掌管文籍官禄，声威显赫的大神，受到仕人举子与平民百姓的广泛崇拜。文昌庙也遍及天下。

第三，《文昌大洞仙经》的产生。所谓"大洞经"者，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大洞经"系指道藏中上清众经的总称。道藏有三大类。上清经便归在洞真部里。里面有部《上清大洞真经》，狭义之"大洞经"系指《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代的卫琪本。据黄海德先生考证："前者成书於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作者为四川宝屏山玉虚台道人刘安胜"。⑥後经宋理宗景定年间四川甘山摩维洞主罗懿子重新校刊。胡传淮先生又进一步考定："刘安胜实为四川逢溪县人。《蓬溪县志：山川》载："赤城山即宝屏山，其山赤色，中峰蔚然，左右环拱，上有七曲老人祠，张神君解道德经於此。'《蜀中名胜记》与《四川通志》均录其事"。⑦元代又有蓬 溪县的另一道士(中阳子)卫琪，撰成《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并於公元1310年献给朝庭。内容与刘本及古本一脉相承。当时的"翰林学士"张仲寿也明确指出："《大洞仙经》盖西蜀之文，中原未见也。"七年之後，元仁宗皇帝正式加封梓潼张神为"文昌帝君"，卫琪本即为范本流向全国，并成了云南洞经会的主经。

第四，文昌庙的建立。全国第一座文昌宫始建於梓潼而且是从七曲山的张神庙演变来的。唐宋时随著张亚子神爵与封号的不断晋升，庙宇也逐步扩大。"以至宋代绍熙十年(1146)朝庭降旨命按王宫规格扩建"。⑧元明清时相继重修，庙宇变得更加雄伟状丽，气势磅　。现存大庙(即文昌宫)堪称全国最大的同类建筑。"占地面积为1.4万平米，包括山门、前殿、後殿、桂香殿、盘陀殿、天尊殿、家庆堂、白特殿、灵官殿、谷父殿、三霄殿、瘟祖殿、飞鸾殿、风洞楼、百尺楼、观象台、应梦亭、望水亭、三皇门、钟鼓楼、寝殿和影壁等23处金碧辉煌，飞彩流金的宏大建筑"，⑨成了中国文昌崇拜的祖庭。每年都有数十万中外游人到此朝拜。

第五，文昌庙会之形成。宋人吴自牧曾在《梦梁录》中写道："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可见文昌庙会迟至南宋就在四川形成了，地点都在道观，掌坛之者当系道士高功，唱诵之乐皆为道乐。这在刘安胜本之中已明确记载，书中多次提到了"檀炽钧音"。所谓"檀炽钧音"，即是羽士淡演《皇经》所用的韵律优美古朴典雅的道教音乐。元人卫琪书中更有"文昌胜会"一目称："文昌会上有通悟禅师、波沦禅师，蜀中诸禅师皆观音菩萨化身，并与嗣禄道场，号曰心珠会，仍以帝君为主。每观各师生辰，诸山释子大作胜会，广化香火，庆赞称贺，官员士庶，钦仰者比比焉。故凡二教科仪，多禅道混融互用。"足见当时文昌胜会已在四川广为流行。此时的"檀炽钧音"仍以歌咏"帝君"为主，而且卫琪书中尚有"苍胡颉宝檀炽钧音之图"，画著笛、箫、锣、鼓、钟、磬、筝、钹与琵琶等二十多件乐器。川大学者王兴平先生指出："洞经音乐和文昌大洞仙经一样，产生於西蜀，也最早流行於西蜀"B10是完全正确的。值得一提的是：黄枝生、刘长荣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洞经音乐发祥於梓潼"，他们的依据是卫琪书中再三言及的"七曲山"、"凤凰山""五妇岭"、"剑泉"等处都在梓潼城北。并且书中所示的种种乐器，都是文昌宫作会的所用之物。这些依据大体上是可信的。今年八月中旬，笔者曾与王兴平、甘绍成先生到梓潼考察。在文昌镇访问了一些洞经老人。他们说："明清时梓潼有很多文昌庙，每个庙里都有洞经音乐，我们称作'大棚音乐'，做会时热闹得很。民国年间全县尚有一百多支洞经乐队。"谢焕智先生著文介绍了县城的"文昌出巡"盛况。B11他说："文昌行宫(始建於乾隆四十四年)，每年农历正月十二至十八日都要举行文昌出巡大典"。届时，用迎神大轿将"文昌帝君"(木刻神像)从大庙中接来，全城官民尽皆夹道迎接。"文昌帝君"在数百名仪仗的呼拥之下进入城内。随行人员分为三组，每组之前皆有乐队奏乐。役夫鸣锣开道，全套鸾驾跟随。各家各户皆焚香化符。帝君圣驾进入行宫以後，接连数日，每天早、午、晚三场都要在宫前广场演奏洞经音乐。还有川戏，杂耍和龙灯狮子表演。满城欢庆，鼓乐喧天。此时又值元霄灯节，全城张灯结彩，万家灯火，彻夜通明。此习延至民国年间。近两年又恢复了这项活动。从杨世昌手中的数十张彩照来看：梓潼的文昌胜会确比云南任何地方洞经会的谈经活动声势要浩大得多、场面要壮观得多，礼仪更隆重得多。

由此可见，洞经音乐起源於四川，发祥於梓潼的观点是可信可靠的。因为别的地方都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二、洞经音乐的传播

洞经音乐从四川产生以後，便在元朝皇帝的大力扶持下逐渐向川外传播。《清史稿·卷84》载："文昌帝君。明成化间，因元祠重建，在京师地安门外，久圯。嘉庆五年，潼江寇平。初，寇窥梓潼，望见祠山旗帜，却退。至是御书'化成耆定'额，用彰异绩。发中帑重新祠宇，明年夏告成。仁宗躬谒九拜，诏称："帝君主持文运，崇圣辟邪，海内尊奉；与关圣同，允宜列入祀典。礼官遂定议。岁春祭以二月初诞日，秋祭，仲秋诹吉。将事，遣大臣往。前殿供正神，後殿则祀其先世。祀典如关帝。咸丰六年跻中祀，礼臣请崇殿阶，拓规制，遣王承祭。後殿以太常长官亲诣，二跪六拜。乐六奏，文舞八佾，允行。直省文昌庙有司以时飨祀。无祀庙者，设位公所，毕，彻位随祝帛送燎。"这段记载充分表明：第一，北京已在元代便有了文昌宫。第二，清代仍将文昌祭祀列入国家祀典。第三，祭祀必用音乐。

云南则是洞经音乐兴旺发达的沃土。然而它从何时何地传入?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大体上有明初、明中、明末和清代传入几种说法。传入的地点有四川、北京、南京和江西几种。从材料而言还是以四川为多。例如《华坪县文史资料·第二辑》说："洞经音乐於明永乐七年(1409)由四川梓潼县传入大理"。《南涧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亦言："是明永乐七年由四川梓潼传入大理，再由大理传到云南各地"。《通海县资料》也说是"从梓潼传入的"。《大理洞经音乐·序言》称："明嘉靖十三年(1534)大理、下关曾派人到梓潼习演大洞仙经，并带回仙经各两部。"四种说法时间虽有差距，但都明确肯定是从梓潼传入的。这些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它有明人李元阳所编撰的《云南通志》可作参考。是书记载了明初云南各州县文昌宫的情况。文昌宫是洞经会活动的大本营，洞经音乐便在这里演奏。书载："昆明文昌宫在西门外"。"楚雄梓潼庙在城西仁福门外"。"武定文昌祠在旧府治内"。"鹤庆文昌祠在府治南太玄宫内"。"永胜梓潼庙在州治南"。"保山文昌祠在城西太和山麓，弘治间副使林浚建。岁春秋上丁後四日祭。腾越州亦有祠"。"凤庆文昌祠在府治东北三里，嘉靖间土官知府猛寅建。"可见，文昌宫早在嘉靖以前便已普遍存在。民国学者由云龙所编的《姚安县志·卷55》载："滇省经会各县皆有。姚邑自明季即立社崇奉文昌，歌讽洞经，皇经等，以祈升平。间亦设坛，宣讲圣谕，化导愚蒙，殁道家之支流也。但信仰者多系士人，故每届举行，均礼乐雍容，古代礼乐得籍以保存於不坠焉"。"姚邑经会，创史於东山老会(原在白鹤寺)。明末奉人席上珍，始於城中立桂香社。清初有耿裕祈者，游江浙，精习乐律，颇多传导。逮光绪初，马驷良由浙东解组归，精乐谱，就光禄社矫正音律，桂香社亦摹习之。自是姚安经会乐曲始归雅正。乐器则有筝、琶、管、钟、鼓、铙、钹之属。经费物品各社多寡不一，统由纠仪保管，每年轮迁充任。先入社者曰经长，年髦者曰前辈。入其社但觉长幼有序，礼陶乐淑，气象　肖焉，并见社会。"杨履乾《昭通县志稿》(卷六)载："洞经坛，其教传自省垣，以谈演诵经为主，辅以音乐。凡祈晴、祷雨、圣诞、庆祝、超度事，悉为之其经，杂以佛道，附会入坛者，皆属男子，而无女流也。"这些记载表明云南的洞经音乐在明代已经开始兴盛，其它几种说法只是四川传入的变种。

清代则是洞经音乐在云南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大融合的鼎盛时期。全省120多个县凡人口较多的大村镇，都有数量不等的洞经乐队定期活动。而且组织健全，活动都已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了。并已随著马帮的行踪，逐渐传到缅甸、越南。明末清初因社会动荡，滇西楚雄、大理、保山、腾冲的人迁入缅甸密支那和曼德勒经商。滇南的蒙自、个旧、石屏、建水的人跑到越南，洞经音乐流入异帮，在华人中生根开花。滇人离乡背井，"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之际，便展开经书，操起乐器，那悦耳动听的乡乐，曾使多少华人流下思恋故土的热泪……

"民国年间，洞经音乐仍在云南各地依例演奏。甚至唐继尧出师讨伐袁世凯之前，还请省城洞经会谈经祭旗。解放前夕，昆明市区内还有八九支洞经乐队存在。云南解放，以彭幼山为首的一批洞经老人成立了《古乐研究会》，开展搜集整理乐谱工作。

三、洞经音乐的流变特徵

洞经音乐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产生以来，迄今有830多年历史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经历了初传、渐盛、鼎盛、衰微与重振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因经济、社会与宗教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就云南而言主要是：

第一，乐曲 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初期全省数百支洞经乐队尚有二千余支曲子，後经有关部门大力搜集、整理、鉴定(除掉同曲异名者)尚有1500多支。仅《大理洞经古乐》(1990出版)书中便有270首。包括《南清宫》、《北评洲》、《玉华音》、《洞仙赞》、《何仙姑》、《天女散花》、《诵经偈》、《玉律贺章》、《圆通赞》、《梅花引》、《元皇赞》、《迎仙来》、《真武赞》、《妙华音》、《上清宫》、《南华章》、《神洲渡》、《瑶台月》、《长春宫》、《仙花歌》、《金纽丝》、《银纽丝》、《碧溪三叠》、《翠珠帘》、《迎仙驾》、《天尊颂》、《月殿仙》、《柳青娘》、《吉祥音》、《清华赞》、《咏宝章》等。"昆明洞经乐曲据彭幼山先生说曾有150多首"。经省市文化局干部记录整理出132首。包括《玄蕴咒》、《小桃红》、《迎仙令》、《道师令》、《青鱼令》、《折桂令》、《哪叱令》、《清水令》、《将军令》、《得胜令》、《叨叨令》、《南令》、《品令》、《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南扮妆》、《北扮妆》、《阳扮妆》、《苏扮妆》、《吉祥音》、《太平音》、《天机音》、《翠花音》、《普光音》、《虚昙音》、《闹元霄》、《山坡羊》、《一江风》、《水龙呤》、《万年欢》、《汉东山》、《满庭芳》、《柳摇金》、《老挂腔》"等"。唐鑫先生整理出"巍山洞经音乐100多首，"包括《步蟾宫》、《漫五言》、《柳青娘》、《庆天宫》、《八神咒》、《贺圣朝》、《风入松》、《金蝉噪》、《四平腔》、《锁南枝》、《小鹧鸪》、《水龙呤》、《下山虎》、《点绛唇》、《一江风》、《雁落沙》、《贺归依》、《开经偈》、《五称》、《新腔》、《叠落金钱》、《仙鹤展翅》、《浪淘沙》、《六五调》、《观音扫殿》"等。"弥勒县有111首，包括《千秋岁1、2、3》、《万莲花1、2、3、4》、《得胜令1、2》、《一江风1、2》、《圣号1、2、3》、《仙家乐1、2》、《老忏1、2、3、4》、《朝天子》、《一篷松》、《倒垂莲》、《大功曹》"等。"通海县有《功课》、《步步娇》、《叠落金钱》、《茶供养》、《香赞》、《寂寂至》、《七星丹》、《阴阳调》《鹧鸪天》、《醉花云》、《得胜令》、《新荷叶》、《雀踏枝》、《古歌记》、《楚天遥》、《蓬来宫》、《锁南枝》、《月儿高》、《沙落雁》、《祝皇天》、《仙家乐》等50多首"。"曲靖市有《山坡羊》、《南进宫》、《浪淘沙》、《柳摇金》、《四字调》、《普光》、《太上说法》、《苍胡》、《大洞》、《咒烛》、《西江月》、《炉烟满席》、《香供养》、《散花吟》、《清平调》等20多首。此外，宣威、会泽、昭通、师宗、罗平、沾益、陆良、富源、新平、石屏、建水、个旧、丽江、保山、腾冲、永胜、华坪、武定、玉溪、剑川、鹤庆、楚雄、客川、祥云、南华、姚安、晋宁、泸西、文山等地都有许多乐曲。

这些乐曲不少被记录在工尺谱中，可惜多数工尺谱已在当作"四旧"烧毁。谱中记录了许多宫庭音乐、江南丝竹、民间音乐和部分戏曲音乐的曲调。据省城音乐大师彭幼山先生说："有的笛子和唢呐曲是直接套用川戏、滇戏和昆曲的，还有一些民间吹打乐。这些乐曲大体上分为"牌子音乐"和"非牌子音乐"两类。"牌子曲"就是器乐曲，它又分"大牌子"、"小牌子"两种，是专为各种科仪服务的。非牌子乐曲是专为谈经时唱赞仪节服务的，配有唱词，又分"唱腔"和"吟诵"两类。B21不管哪种乐曲，都普遍使用了装饰音、滑音、颤音、加花艺术手法。旋律的宛转曲折，音质音高的圆润浑淳等均有规律性和多层次的巧妙变化。并充分地表现了洞经音乐的广泛性、灵活性、多样性、地方性与民族性特点。

第二，乐队扩大。云南洞经会过去都有一支编制完善，组织良好，造诣高深，素养谆厚的专业乐队。队员有明确的分工和专门的座次。16把椅子是最基本的编制。超过此数的人皆坐机动位。座次分东四座，西四座，上四座和下四座。首座居长，副座次之。"16把椅子不许乱座"。谈经时又按"八字"排列，这种严格的规定与分工，恰恰是音响效果的最佳组合。许多乐队中都有些以吹笛，吹唢呐，弹古筝或打响器而著称的高手。如昆明的彭幼山，八十七岁还能按《将军令》、《得胜令》吹得四邻皆惊。丽江和毅安，曲靖窦信三和巍山赵从宽等都是身手不凡的老人。乐师们都经过严格训练，凡不能通经熟乐者皆不得上座。"通经"是必须熟悉《文昌大洞仙经》、《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所有谈经。熟乐必须熟练掌握每一章经和每一个科仪的配曲，自然顺畅地拉出每一支曲子，并且不准错乱一音。乐师最少16人，多的可达24、36、64甚至72以上。(这是做超大型胜会所用的特殊阵容)

1992年3月，我在滇西调查时记录到两支洞经乐队的情况：(一)巍山县文华镇乐队：司鼓赵铁氏83岁，李泽甫60岁，杨炳华51岁。大钹李昌81岁，杨福昌51岁。云铄杨　奎72岁兼大钹。笛子杨镇坤57岁。唢呐顾西76岁，杨景光55岁。高胡赵德坤77岁。二胡杨镇国51岁，赵悟77岁。中胡顾西76岁，李炳华76岁。大胡张富贤60岁。扬琴郭晓梅38岁。古筝鲍金惠20岁。中阮王忠祥55岁。段跃南60岁。三弦包成汤65岁。小钹李少堂60岁。赵志58岁。小锣杨锡尧58岁，张旺60岁。木鱼张赵武62岁。机动人员杨胜照、宪杜忠远等。

(二)大理城(中合镇)乐队：云铄张学忠。锣鼓杨炳干63岁。大钹段文章66岁。小锣郑锐61岁。小钹赵富坤56岁。笛子段如鹏61岁。唢呐杜杰惠49岁。大鼓王仁庆46岁。二胡赵林55岁。大胡杨国亮50岁。二胡杨焕春61岁。大锣段德兴69岁。三弦杨树强40岁。小钹杨国祥。宣经张绍先68岁、赵子贤59岁。朝拜杨元灿61岁、段继元、赵明和。会长杨保良、副会长杨兆林。

第三，乐器增加。南宋时使用的乐器已经包括吹、拉、打、弹四类。经过八百余年的演变，已有较大变化。原在《苍胡撷宝檀炽钧音之图》中的笛、筝、瑟琶、钟、磬、铙、钹和锣鼓继续保留外，悬吊式的玉片琴、箫已经消失。增加了唢呐、芦笛、色古笃(四弦琴)、大三弦、葫芦琴、高胡、　锣(俗称包包锣、乳锣)等。这些乐器的增加使云南洞经乐队大大增强了演奏，旋律悠美，热烈欢快，开朗明亮曲子的能力。尤其是重低音乐器(大筒筒、大三弦)的增加，使音色更加深沉、淳厚多了。

另外，洞经乐队对各种乐器的要求大都十分严格，选购乐器力求尽善尽美，还不惜代价派专人到内地购买。"昆明洞经会的笛子固定使用"苏笛"，甚至在唢呐上包上银皮。拉弦乐器专用大蟒皮崩的，连琴筒上的"千斤"都要用象牙做的"。谈经前，还要焚香点烛先祭乐器。入座前便把音调调准。开！坛後不许妄发一音。正是这些极其严格的要求，才使音乐的最佳效果得到充分发挥。难怪古朴典雅的洞经音乐要被人们称为悠美动听的"钧天妙乐"了。

第四，组织与会员的增加。洞经会常以"学"、"会"、"社"、"坛"、"堂"、"斋"相称。各地名称虽异，实质完全相同，皆以"谈经演教"为本。如昆明洞经会称："宏文学"、"宏仁学"、"同人学"、"桂香学"、"齐礼学"、"上九会"、"元会经坛"等。"大理称'礼仁学''感应会'、'尊圣会'、'洪仁学'、'圣文会'同文会'、'福像会'、'鹤云会'等"B24。"通海称'五经会'、'妙善会'、'名文学'、'兴文学'、'崇圣学'B25。南涧县称"永生社"、"吉祥社"、"永和社"。曲靖市称"保善堂"、"辅元堂"、"忠心堂"、"安庆堂"、"广化堂"、"道自生"。丽江县称"新善乐会"、"松花乐会"、"白马乐会"、"开文乐会"、"石鼓乐会"、"大同乐会"、"鲁甸乐会"、"巨甸乐会"B26等。保山市有"至善坛"、"妙真坛"、"赞化坛"、"无极坛"、"从善坛"等。而四川省梓潼县则称"自新斋"、"明道斋"、"广德堂"等。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分别称"学长"、"会长"、"坛主"、"社长"、"堂主"、"斋长"。成员少则二三十，多至两三百。人数越多，实力越强，影响越大。乐队阵容也越大。此外每个经会都处在不断分化进程中，或因意见分歧，或因经济问题，或因管理问题，往往从原会中分出一些人又另组新会。

第五，活动多 表文多。迟至清代，洞经会的谈经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祭"文昌帝君"的范围，而广泛地参与包括佛教和民间宗教的许多祭会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云南洞经会从年头到年尾，做的会不下三十来种。如"上九会"、"关圣会"、"土主会"、"吕祖会"、"龙王会"、"地母会"、"朝斗会"、"天官会"、"地官会"、"火神会"、"朝山会"、"真武会"、"娘娘会"、"城隍会"、"财神会"、"瘟蝗会"、"雷神会"、"太乙会"、"中元会"、以及"安龙奠土"、"驱瘟除邪"、"解冤释结"、"庆寿"、"送殡"等，几乎搬用了道教的全套科仪。

随著经会范围的不断扩大，采用的表文，圣诰，神咒也越来越多。常用的表文有《请神表》、《送神表》、《庆诞表》、《求雨表》、《祈吉表》、《文昌表》、《关圣表》、《先师表》、《第君表》、《观言表》、《斗姥表》、《地母表》、《玄天表》、《三宫表》、《功曹表》、《雷祖表》、《灵官表》、《金仙表》、《真官表》、《地藏表》、《城隍表》、《灶君表》、《土地表》、《谢恩表》、《太乙表》、《南斗文》、《北斗文》、《九皇文》、《奠土文》、《吃素文》、《祭亡文》、《白龙文》、《勾销文》、《净厨文》、《虫蝗文》、《解冤文》、《雷火文》等上百种。常用圣诰有《元始天王诰》、《老君诰》、《玉皇诰》、《文昌诰》、《观音诰》、《关圣诰》、《真武诰》、《灵官诰》、《雷祖诰》、《三丰诰》等一百多种。神咒更是多如牛毛。

第六，经典增多。洞经会最早只用一部《文昌大洞仙经》。但随著社会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使用的经典越来越多。各地因做会的要求不同渐有所谓"八洞经"、"十洞经"、"十二洞经"、乃至"三十六洞经"和"七十二洞经"之说。最常用的经书有《文经》、《武经》、《皇经》、《雷经》、《明圣经》、《宏儒经》、《玉枢经》、《报恩经》、《三官经》、《太上感应篇》、《十王经》、《血湖经》、《救苦经》、《五斗经》、《道生经》等。

四、余论

由上可知：洞经音乐的确是天师道後裔上清派宣扬道教的手段和工具。此派因有广大仕人举子阶层为门徒，而在元明清时发展迅速。洞经音乐毫无疑问确是道教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从四川产生以後便逐渐向外地拓展，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又吸收了其它音乐成份而成为古朴典雅韵律悠美的珍贵乐种。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完全应该加大对洞经音乐这笔宝贵资源的开发力度，使之更好地为发展旅游经济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服务。

①②③④《中华道教大辞典》。

⑤王家佑《梓潼的演变》(梓潼报97年1月13日)。

⑥黄海德《文昌大洞仙经》考述之一(梓潼报97年10月25日)。

⑦胡传淮《刘安胜为四川蓬溪县人》(梓潼报98年5月9日)。

⑧⑨刘长荣《话说梓潼文昌宫》(梓潼报96年3月20日)。

B10王兴平《文昌崇拜与洞经音乐》(四川音乐学院学报)。

B11黄枝生《洞经音乐发源於文昌祖庭梓潼》(梓潼报98年5月9日)。

B12、B13谢焕智《牧瘟摄毒说瘟祖》(梓潼报96年3月20日)。

B14、B15、B16、B22、B23、B24、B25雷宏安《昆明洞经音乐调查笔记》。

B17、B18唐鑫《云南巍山洞经古乐曲选》(油印本)。

B19雷宏安、彭幼山《云南洞经音乐探索》，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1987年3期。

B20吴学　等搜集《通海洞经音乐》(油印本)。

中国音乐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国民间音乐传统音乐传承发展

一、民间音乐是民族音乐艺术的根

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就像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而民间音乐则是这座花园里长开不败、争奇斗妍的奇葩。民间音乐是最具有民族性、群众性的艺术形式，它产生于民间、生长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源头，是文艺创作的土壤，是艺术家创作的先师。民间音乐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不采用书面乐谱的传承方式，而主要靠口传心授在民间广为流传和发展，正是因为它总是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人们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寄托和“食粮”。在《中国民间音乐》一书中，伍国栋先生将民间音乐界定为：“民间音乐是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存见的一部分既古老又现代的音乐文化类型，是始创于人民大众又供人民大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通过口传心承方式来共同操纵、共同享有、共同演绎和共同传承的一种非专业创作的社会音乐文化产品”。“中国民间音乐是指由百姓集体创作的，能够真实地反映其生活情境的，生动的表达其情感愿望的作品”。民间音乐是一般庶民百姓的音乐，是适合广大民众审美需求的一种艺术，具有鲜明的原生性。与中国传统音乐中其他三类音乐比较，宫廷音乐总被称为“雅乐”，民间音乐总被称为“俗乐”，而“雅乐”的产生却是宫廷乐官和乐工们到民间采集“俗乐”整理、加工、改编后得来的；宗教音乐也在民间祭祀典仪中的曲调和器乐等基础上，逐渐演变成佛、道等宗教音乐的；文人音乐更是以民间音乐作为艺术形态和内容根基，由文人加工创作的反映人们精神、理想和生活情趣的音乐。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民间音乐可以称为中国传统音乐中其他音乐的“根”或“源”。

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积极成果，特别是继承和发扬民间音乐的优秀成果，不断创作出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情感、体现社会文明的优秀音乐作品。著名音乐家马可曾说：“历代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十分重视民间音乐的，他们常常把民间音乐吸收到他们的创作作品中，通过音乐找到了接近人民的道路。这是因为民间音乐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情趣，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而这是艺术作品的灵魂!”，“一切伟大的音乐家总是继承着民间音乐所提示的方法和方向作进一步的艺术加工，而不是与它的方向背道而驰；任何天才一旦违背了民间音乐的这种传统，他的作品就会脱离人民、降低价值!”。可见，民间音乐的先师性、根源性是不容忽视的。

二、民间音乐在社会进步中传承和发展

民间音乐从产生起就伴随着民间民众的期望和渴求，也偕同社会历史的前进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传承和发展。由于民间音乐是人民大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精神产品，所以有着不可割断的承继性和发展性。民间音乐的继承主要靠口耳相传，具有流变性的特点，紧密贴近民众的生活，也正是由于这种属性，使它在社会变迁中发展，在社会进步中传承，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各时期、各地域、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例如，民间歌曲。民歌一直是“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创作，它用极其朴实的音调和语言直接歌唱出人们的心声，真实地反映出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的现实环境。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民众在相传的老民歌音调基础上总要重新添词，创作出反映当时社会题材的新民歌。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民众的革命意识、改革意识大量唤起对民歌创新。如东北民歌《月牙五更》，过去是传唱孟姜女、西厢记等民间故事的，土地革命时期的民众把旧词换新词，变成歌唱农会、自卫队的《翻身五更》。还有《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唱得幸福落满坡》等，这些新民歌都是在旧民歌曲调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实践，在歌词上做出适应时代特点的翻新。

再如民间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民间歌舞音乐是烘托形体语言的音乐艺术，它也直接地表现了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精神面貌。在民间歌舞搬上舞台后，它的音乐色彩和层次更加完善了，但仍然传承着特定的民间风格。

如福建的《采茶扑蝶》，仍然使用的是“采茶灯”调，只是在曲调结构和速度上做了调整，通过这种变化来表现新中国成立后采茶姑娘们集体劳动的欢愉场面。说唱音乐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在整理传统节目的同时，对演唱方法、唱腔和伴奏予以改革，创作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新作品，如陕北说书《翻身记》、单弦《人民大会堂颂》等。戏曲则更加明显地表现为民间音乐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成为民歌、民乐、舞蹈的综合艺术，从先秦的乐舞和俳优，进入汉魏的百戏，又到隋唐的拨头、摇踏娘、参军戏，发展宋元的杂剧，直到明代的传奇和清代的“四大声腔”。新中国成立后，戏曲继往开来、空前繁荣。

三、民间音乐不能在不经意间消亡

改革开放促进了外来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新奇感使一些现代人热衷追求新潮、新艺术形式，而忽视了本民族固有的艺术精粹。尽管民间音乐还在静静的流传繁衍，然而它的重要性和社会作用在一些层面已经慢慢开始被淡忘忽视。新一代文艺工作者要认识民间音乐的博大精深，重视民间音乐的生存与发展，要把创新植根于民间音乐，深入学习研究民问音乐的精髓，保护、继承和发扬民间音乐的优秀文化，切实为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电子音像制品使民众的音乐视听变得无限广阔，不再像过去那样只依赖于简单、直观、本地的民问音乐满足精神生活了。各地方、各民族淳朴的民间音乐在新生代传唱中越来越少，甚至只有在穷乡僻壤才能听到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民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侗族大歌、苗族飞歌等少数民族音乐也一度面临失传的危机。其实，按照现在的科技手段，想保留住这些民间音乐是不难的，但是如果意识不到继承和保护它的价值，这些宝贵的遗产就会在不经意间消失。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的昆曲被列为世界首批19个“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到2009年，我国已经有古琴、南音、侗族大歌、粤剧、格萨(斯)尔、藏戏、玛纳斯、花儿、西安鼓乐、呼麦、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等29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世界上列人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这标志了我国的民问艺术已成为世界人类的共同遗产受到重视和保护，那作为炎黄子孙就更不应该淡漠和遗弃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了。还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音乐院校中，重视西洋音乐的教学，轻视民间音乐的教学。很多音乐院校的学生不了解梅兰芳、冼星海及古代诗词歌曲和传统民歌。在全国高师学生五项技能比赛中，选手在听辨各地方民歌的考试中表现都不好，甚至有的连本省本地区的民歌都听辨不出。这些选手都是全国各师范院校的精英学生，他们对民间音乐都不甚了解，毕业后又如何教导他们的学生?所以，从民间到舞台，从民众到课堂，都要警醒中华民族民间音乐亟须继承和保护，不能让属于民族的、大众的民间音乐在不经意间消亡。

四、继承和发展民间音乐的一些举措

首先，要积极做好采风工作，多多接触和了解民间音乐。学习与研究民间音乐不能局限在工作室中，需要更多地走人民间广袤的天地，近距离的感受、考察各地区各民族民间音乐的形式、风格及特点，这不仅有利于更多捕捉民间音乐资源，还可以辅助相关学科和人文历史的研究。

其次，要用现代化科技手段，记录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可以对民间音乐进行准确清晰的录音、录像等采集工作，使它们大量完整地保存下来，为今人和后人研究、传承提供丰富的资源。

第三，要汲取民间音乐的原生态精粹，把它融人文人音乐创作中，使民间音乐在文人音乐的创作中传播和发展。现在国内很多音乐作品，在运用民间音乐的曲调和元素来吸引民众；甚至西方一些作曲家也在使用中国民间音乐素材，创作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来增加感染力，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民间音乐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