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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波动

摘要:基于3省245个农户的调查表明,农民当前最急需的公共品是卫生医疗、农田基础设施;农民的公共品需求有如下特点: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合意的公共品供给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直补政策和义务教育,农民对公共品供给最不满意的是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农村金融。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公共品的规模、质量、价格和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最后,对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进行了分析,并建议根据公共品供需衔接状况、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程度,实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给策略。

关键词:农户需求;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

一、引言

关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国内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比如,岳书铭、綦好东、杨学成集中分析了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公共品融资问题[1];廖清成则从农村公共品供需偏好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中部地区公共品供给问题,并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不但受制于财政制度、体制,还受制于官员的考评机制[2];张素罗、张义珍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问题[3];赵宇、姜海臣从主要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切入,表明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质量差已经取代供给数量不足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首要问题[4]。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关注公共品的供给问题[5],并坚持对山东省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进行连续的调查研究[6,7],探讨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供给边界以及财政体制完善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结合等问题。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譬如,农民对农村公共品的真实需求及其对供给的满意情况怎样?农村公共品的供需衔接状况如何?为此,本研究设计了三套以农户为调查对象的调查问卷①,2007年7~9月,课题组成员对山东、江苏和河北3省53个村庄的245个农户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数据的处理使用STATA软件。

调查样本的地理分布见表1。

从收入水平看,2006年,被调查户的人均纯收入4486元(高于全国3587元的水平)其中有79.5%的家庭有来自非农业的收入;从年龄分布上来看,30-50岁的调查对象占62.86%;从文化程度上看,87.75%的调查对象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对调查所涉及的问题能够有较好的理解。以上各种不同角度分类汇总的情况表明,本次调查所选取的对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因此本次调查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二、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分析

为反映农民的公共品需求状况,笔者将目前的农村公共品大致划分成基本生产类、基本生活类和福利保障类三类,在每类中都列出具体的公共品项目,并要求调查户根据其期望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下面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农户排序的统计结果。

(一)基本生产类公共品需求

众所周知,农田基础设施(机井、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种植、养殖、加工等技术和技能的推广培训等)、农业灾害防治(水旱灾害、火灾、病虫草鼠害等)、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集贸市场、农产品买卖行情等)、农业生产资料(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具等补贴)和资金支持等是目前影响农村生产的重要变量。表2是调查农户根据重要程度的排序统计结果。①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农业生产的公共“硬品”需求优先。从表

①调查中对全部调查项目进行分项统计,并赋予各顺序与其序号相同的分值(即排序为第1位记为1分、排序第2位的记为2分,以此类推),用各顺序的被选频数乘以其相应分值,再累加计算总分,依总分值由小到大为序,即总分愈小,排序愈靠前,总分相同时,以第1位被选频数多的选项居前。2可以看出,相比较农业科技、资金支持、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等公共“软品”,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排在前两位,充分表明这两类公共“硬品”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础性意义,特别是农田基础设施公共品,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因此有近40%的农户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生产类公共品,总体需求也是名列前茅。

第二,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被列为相对优先项的为农田基础设施、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等,说明调查对象中多数人对这三类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同时也说明这些公共品的现实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集体经济的实力相当雄厚,这为大型水利设施建造、农田整理及大范围推广农业科技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且“强制性”的义务工制度也为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准备了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但在农村改革之后,集体经济迅速瓦解,集体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动员资金和劳力来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现有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产需求,因此,农民对这三类公共品的需求极为迫切。

第三,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较为强烈。尽管资金支持的整体得分排在第4位,但调查结果同时说明将资金支持列在第一位次的有47位农户,仅次于农田基本设施,由此也可窥出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一斑。

(二)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见表3)

上述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排序的结果表明:

第一,农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最为突出。农村医疗卫生是使农村劳动力得到迅速修复和补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但在目前广大的农村,疾病往往使农民陷入贫困陷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也使农民充分意识到健康对于本人和家庭的重要性,调研中有65%以上的农户将看病就医看作是第一位的需求,总体得分也是远远小于其他生活类公共品,由此可见农民需求的迫切程度。

第二,基本生活公共品需求较高,物质需求优于精神需求。结果显示,农民对看病就医、乡村道路建设、清洁饮水有较高的需求,这充分说明,目前对于农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便利地出行以及能喝上清洁卫生的水。而当前农民收入水平、对时间价值的评估以及环保意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农户更为关注的不是新型能源,而是如何低成本、方便、及时地获取燃料;电视机的基本普及和农村有线电视网的建设也使得单户农民有了自娱自乐的方式和渠道。因此,当前农民对于基本生活需求和基本生活质量的公共品需求优先于能源和文化娱乐项目,对物质类公共品的需求优于精神类公共品的需求。

(三)福利保障类公共品需求(见表4)

从表4和调查结果可以看得出,农民对公共卫生医疗、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而对职业教育、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需求则较弱。这说明当前农民把关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福利需求排在对宏观环境需求之前,农民公共品需求显现了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的特征。

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在目前阶段,农民更为关注的是涉及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相关公共品,比如要能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让自己的子女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权利、能让自己老有所养等等,但对于那些未来十分重要、对整体十分有利的公共品,如职业教育、农业保险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暂时还无法从中受益或受益很少,因而给予了较低的评价。

综上,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主要表现出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

三、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分析

农村公共品品种繁多,涉及面较广,为此,问卷设置了10项公共品,让被调查者选出最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和最不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具体的统计结果见表5和表6。

(一)合意的公共品供给

1.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从表5可以看出,农民对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最高。第一满意到第三满意分别为35.47%、30.7%、20.11%,三项平均达到28.76%。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专题调查也可以看出,农民对这一“兴起——衰落——重新兴起”的合作医疗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为94.17%,91.63%的农户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总体运行状况表示“满意”,并且有99.57%的调查户选择明年继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契合了目前的农民需求,提高了农

①在我们课题组另一调查小组以县(区)、乡镇为被调查单位的数据汇总中也可以发现农户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较高,莱芜市的平均参合率为87.8%,而历城区则达到了93.5%。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使农民的疾病风险得到部分地分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作为一种恢复性的制度安排,在引起人们对以往制度无限怀念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农民对新制度的信赖程度,因此,尽管这种新的制度设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农民仍对其给与了最高的满意度评价。

2.粮食直补政策

从2004年起,中央政府为了促进粮食生产,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进行了粮食直接补贴的重大改革,这对保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粮食直补项政策改变了过去对农民多“取”少“予”或只“取”不“予”的分配关系,赢得了民心,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农户对这一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前三项平均比例为25.49%,名列第二位。

3.农村基础设施

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切中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害,符合了广大农民的需求,而且在国家统一政策标准①的要求下,各地的基础设施基本都能按照大体相近的标准进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另外,从基础设施的运行效果来看,基本实现了“两进两出”,不仅大大方便了农村的农产品销往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同时也为城市的资金和居民流向农村提供了方便和可能②,因此,基础设施的供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对其的满意程度较高。

4.农村义务教育

出于文化背景和历史的原因,本次调查的3个省份的农民都特别强调了对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学校布局的调整和校舍达标的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而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也使得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大大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农民从中切实得到实惠,因此,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二)不合意的公共品供给(见表6)

1.农村社会养老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且长期化趋势日趋明显,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只能留在农村,但随着农村土地的逐渐减少和农业经营相对收益的下降,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开始弱化,“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的伦理观念也在受到冲击,这就对农村的社会养老提出了新的更高需求;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并没有在农村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农村社会养老的供求之间出现巨大缺口,因而,农民对其的满意度评价最差。

①如村村通柏油路。

②这也可从蓬勃发展的乡村经济和农家乐旅游中得到部分验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地区,农家乐、农产品开采、生态旅游开展的十分红火。

2.农村金融服务

农户对农村金融服务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可及性差和利率水平高两个方面。调查中,有86.64%的农户没有从正规金融机构贷过款,有87%以上的农户表示当前贷款利率水平“太高”和“较高”。当前在农村金融领域,农业银行在不断收缩营业网点,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对象和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作为主要服务机构的农村信用社,则垄断严重,利率居高不下,服务效率较差。农村金融机构短缺和服务不足,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见图1)。

3.农业科技信息服务

农户对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的满意度也给予了较低的评价。调查中发现,在遇到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技术难题时,只有9.52%的农户选择了请教政府技术人员这一途径,90%以上的农户认为可获得的信息量不多,有36.1%的农户一次都没有得到县乡农技人员的服务,有近70%的农户认为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表7)。人员补充和培训机制以及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不能满足农民需要的主要制度原因。

4.文化娱乐服务

调查表明,有10.11%的农户把文化娱乐服务排在最不满意中的三项公共品供给的首位,与之相对应,只有1.67%的农户表示对文化娱乐服务表示满意。这可能是由于农村文化娱乐方式单

一、集体文化活动稀少、文化娱乐设施匮乏,使农民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满意度较低。

此外,表5和表6还说明,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满意与不满意现象同时并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户对生活类的基础设施如乡村道路、有线电视入户等工程建设表示出较高的满意度,而对生产类的基础设施如农田整治、灌溉工程等供给表示不满的混合效应所致。

(三)公共品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高低主要与公共品规模、公共品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和公共品质量等因素有关。

1.公共品规模

公共品的非厌足性决定了农户对供给水平低下的农村公共品的评价较低。公共品的供给规模并不仅指其绝对量,也包含相对量的涵义,公共品供需缺口会影响到满意程度。笔者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而言,供需缺口都由真实缺口和放大缺口组成,前者是农民的真实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后者则是放大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尽管我们目前还难以甄别两类缺口的准确分野,估量其规模,但明确两类缺口的存在具有认识和决策的意义。某项公共品供给水平既定时,如存在放大需求,则缺口加大。由此可以部分地解释,供给绝对数量和质量较好的公共品(如农村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并不必然排在前两位。

2.公共品质量

农户给予供给存在或数量比较充分的公共品以不高评价的原因在于,农户对此类公共品质量存在诉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权益意识的增强,农村居民公共品消费城乡“均等”的要求凸现。国家对“两免一补”义务教育投入总额远大于对粮食直补投入的数额,但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程度要低于粮食直补,这一方面反映了“负价格”与“零价格”公共品在消费者满意与否决策中的价格因素的较量,另一方面则说明农户开始对某些公共品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调查显示农民对城乡均等的义务教育有强烈认同,要求自己的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一样能享受到素质教育。

3.公共品价格

现阶段,虽然我国农民与公共部门存在公共品购买交易假设条件较弱,但定性分析各类公共品供给满意的程度,可以发现公共品的价格分摊机制影响到了满意度。农民能免费或以“负价格”得到的公共品,抑或分担极小部分价格消费的公共品,其往往隶属于合意的公共品。调查显示,与“零税费”相连的“负价格”性质的粮食直补、近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只承担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价格的“村村通”工程,都属于合意的公共品。当公共部门应供给的公共品以私人品的形式要价,或以较高价格提供公共品时,农户对此类公共品的评价就会降低,因此需要农民自己付费解决的农村养老问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问题等就构成了不合意公共品。

4.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

多项式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见表8和表9)。

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户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中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户对此类公共品供给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所致。随着年龄上升,被访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概率也出现下降,年龄偏大家庭其子女可能已不属于接受义务教育的人群,农户对自身享受不到的公共品难以给予较高评价,这反映了家庭年龄构成会影响到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

不合意公共品供给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上升,农户对农村社会养老的不满意概率增加,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年龄较长的被访者对关乎自己将来的养老制度安排表现出了更大的关注。随着收入上升,文化消费的支付能力提高,多元的文化消费降低了富裕家庭对农村文化娱乐服务不满意的概率。

这种人口社会学背景对满意度的影响,也说明了政府供给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每一农户的满意度,因为每个农户的受益并不严格相等同。

四、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分析

为全面考察当前阶段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状况,作者根据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强弱以及政府供给的多寡,同时考虑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状况,建立了一个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由此将当前农村公共品分为四类(表10)。

(一)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

主要有农村卫生医疗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础设施和义务教育。

如前所述,这些公共品都是农民生产、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政府加大此类公共品的供给切实符合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能得到农民的大力拥护。但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对此类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更多带有低层次性、相对性的特征,是对公共品供给“量”上的满意而非“质”上的满意。即尽管这些公共品供给在解决农民就医难、行路难、上学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不容忽视的问题。调查中发现,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乡村卫生院设备不足、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偏低、基本用药目录补偿范围窄、报销率偏低、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依然是困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又如,“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使得农民负担减轻,农民切实得到实惠,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制度、财政支持教育的长效机制仍不健全。再如,基础设施的后期维护还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等等。另外,农民最急需的但不是最不满意的公共品也说明,农民对当前以财力有限的政府为公共品供给主体适时提供公共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农民当前最急需的卫生医疗公共品因为政府供给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得需求方对此类公共品的供给表现出了相对高的满意度。

(二)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

主要是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

调查中发现,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层次有提高迹象,在水、电、路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农民对更高层次的公共品显现出旺盛的需求,这也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吻合。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农村金融服务这些公共品供给最不满意说明了农民对政府的少作为或不作为行动的不理解,这固然是公共品供给决策内在的滞后效应所致的供给不足的反映,也恰恰说明在政府公共品供给链条上此类公共品提供是最薄弱的一环。因此,在加强“家庭保障”功能的同时急需探索各种新的、有效的农村养老模式,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针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应建立政府主导公益性服务,市场主导经营性服务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运行新机制;在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引入多种层次、多种所有制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同时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

主要有文化娱乐设施、农村能源和一事一议。

这些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的真实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政府在没能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的情况下提供此类公共品,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成本,而且还不能得到农民的较高评价。调查中发现,这类公共品即使提供给农民,由于不能符合农民的真实需求从而出现了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的现象。譬如,虽各村均建有体育锻炼设施,但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已使农民十分疲惫,年富力强的农民又大都外出务工,因此这些设施的利用率十分低下;再如,沼气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尽管在经济性、环保性方面优势突出,但由于技术、气候及农作物自身特性原因使得沼气在北方地区难以得到大面积推广,因此,调查中农民对这一新型事物往往表现出排斥,即使在政府补贴情况下部分农户家中建有沼气池,但往往使用率不高。因此,应立足实际,建立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顺畅表达渠道,逐步实现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

(四)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

主要有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农业灾害防治。

此类公共品需供双方均没有行动意图,并不表示就处于供需均衡状态,即使在某一点上暂时处于均衡,也是低水平的均衡,并不具有长期稳定性。因为此类公共品中的大多数外溢性较强,因此,作为具有“父爱主义”特征的政府应先期规划此类公共品供给,做到未雨绸缪。

五、结论

1.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

2.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公共品的规模、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及公共品质量。合意的公共品供给有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直补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义务教育。不合意的公共品有农村社会养老、农村金融服务、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

3.影响农民对公共品供给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供给质量、价格以及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等。是否存在放大需求所导致的供需缺口,公共品的供给质量是否与之前有所提高、是否和城市供给质量相同,农民能否以较低“价格”甚至是“零价格”消费公共品,以及农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

4.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将公共品分为四类,即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

5.根据公共品供需衔接状况,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程度,实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给策略。对农民急需政府供给不足农民不满意的公共品,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建立相应的供给制度;对农民需要政府供给了的农民比较满意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完善此类公共品供给体制、机制和制度,在“质”的方面做文章;对农民无需求而政府供给了的公共品,要总结经验教训深入了解农民无需求的真实原因;对农民目前没有需求动机而政府也没有供给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做出合理预期和远景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