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章网 精品范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家训是中国古人进行家教的各种文字记录,它记载了古人在家庭教育问题上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古代帝王之家、官宦之家、百姓之家皆有家训,其著作者有的是文韬武略的帝王,有的是名臣贤将,有的是宿学通儒,家训是他们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所感所悟而撰写的,他们在立身处世、持家治家、为政治国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

1.立身处世之学立身处世是人之为人的首要课题,也成为历代家训的主要内容。要在社会中做一堂堂正正之人先要立身而成为一人。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禽之辩”。人与禽兽不同,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这“几希”之间有大分别。“这些‘几希’之辩,当然不重在身体生理上,而更重在‘心性’‘心理’上。”[1]因此立身而成为一人,就应具有人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历代家训大多都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学做圣贤,以求安身立命。《钱氏家训》)中言“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国藩家书》中讲“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增益圣贤品德,修炼诗文本领,这是个人和家族的财富,且都可由自己做主。而“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传统文化家训中常讲“天命”,如《朱子家训》中“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等。但曾国藩所谓天命却是“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虽有天命却应尽人事,坚持在逆境中在失败时仍有所作为。“‘天命’起源上是消极的范畴,但却是积极的用法。”[2]袁黄《了凡四训》中云谷禅师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其中蕴含着命运由自己创造,人生祸福是自己求得的积极意义,启迪后人应自省知非、修身养德、奋发有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每个人都需在“人群”中做一人,要在人群中做一人,就要懂人与人相处之道。要在这世上做一人,便要学习处世之道。“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钱氏家训》)钱缪提倡公益事业,以造福社会大众为行事之准则。“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袁氏世范》)与钱缪所言异曲同工,都强调对他人有益、造福世人才是处世之道。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爱众亲仁、博施济众的博爱精神。

2.持家治家之方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家国同构,从某种意义来讲,国即是一大家,家亦是一小国。家庭兴旺则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则国家安定。传统文化中国家庭多是以宗族为核心的大家庭,大家庭肩负着对上赡养父母、对下教养子女等基本职能,需要处理父子兄弟、夫妇妯娌等各种家庭关系以及婚丧嫁娶等事宜。因此如何持家治家,以保亲人和睦相处、家族兴旺发达亦成为历代家训的重要内容。传统文化家训大多强调应勤俭持家。“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钱氏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勤俭不仅是传统文化美德,亦是传统文化持家之方。但是,“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颜氏家训》)节俭并非吝啬,“俭而不吝”才值得称道。中国传统文化亦重视教育,读书劝学几乎是所有家训都有所涉及且做了重要阐释的内容。而中国传统文化尤重道德教化,教育的目的不只为求取功名,而在学习圣贤之道,成为君子。《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劝诫子孙“自古明王圣帝,尤须勤学,况凡庶乎!”而读书的目的则在于“开心名目,利于行耳。”“夫学者如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朱子家训》中曰“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钱氏家训》中有云“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需读。”这些论述都告诫后世子孙应勤读诗书,修身利行。关于构建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古人提倡良好的家风门风对于家族成员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上行而下效,家庭成员间会互相影响,因此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夫义则妇顺。南宋袁采所著《袁氏世范》目的在践行伦理教育,美化风俗习惯。在《袁氏世范•睦亲》篇中阐释了亲人失和的原因及其弊端,阐明了涵盖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关系和睦相处的原则方法。

3.为政治国之道中国古代早期家训可追溯至《尚书》,“《尚书》中的诰辞可以理解为训诫之辞,训诫之辞用于家中,就是家训。”《尚书》中的诰辞其基本内容即是治国方略。因此,早期家训与治国方略是统一的。在后世家训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爱新觉罗•玄烨的《庭训格言》等帝王家训中为政治国的方略和原则都是其重要内容。《帝范》中的内容涉及求贤纳谏、审官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得当、务农为本、崇文阅武等治国方略。《庭训格言》中玄烨提倡广施仁德、勤俭淳朴、从善如流、审慎刑杀等为政治国之道。吴越王钱缪所撰《钱氏家训》字字珠玑。“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强调要勤政爱民。“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提倡节用务本、进贤使能、兴学育才、交邻有道的治国之道。“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正确处理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作为为政一方的吴越王,钱缪目光长远,所以吴越在他的治理下才能富甲一方。

二、传统文化家训的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化,儒释道三家并存,融会贯通,而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正统。历代家训,也大多以儒家思想为宗,体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修齐治平、中庸之道等美德和思想。

1.仁义礼智儒家奠基人孔子创立了仁学。所谓“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所谓“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性善”论。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生而具有四心。四心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的萌芽。大量的传统文化家训对“仁义礼智”做出了精湛的诠释。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曰:“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以仁孝德义治国,这是作为君主应遵守的基本准则,是大仁大义。爱新觉罗•玄烨在《庭训格言》中曰:“仁者无不爱。凡爱人爱物,皆爱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广。在上则人咸戴焉,在下则人咸亲焉。”玄烨在此体会到只有广施仁爱,才能受到亲近拥戴,才能更好地治理天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中体现了以礼为治家根本的思想。明代袁了凡所著《了凡四训》被曾国藩冠以“人生智慧书”的称号。在“积善之方”篇中曰:“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告诫子孙应运用智慧辨别“非善之善、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以做出正确的行为抉择。

2.修齐治平《小戴礼记》之《大学》篇中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切皆从自己的“德性”上做起。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家训都提倡中和为贵、谦恭谨慎的修养观,反复叮嘱后人要修养身心、涵养品德、待人文明谦恭,平等宽容。《袁氏世范》之处己篇就集中阐述了修身之道,内容包括立身处世、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多个方面。袁采指出:对待乡亲邻里应一视同仁,不该“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袁采谆谆劝导家人子弟“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德厚有识的君子绝不会这样做。与他人交往,应“长念其长”,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则时日不可同处”。对于忧患不如意事,如能认识到世界本是一“缺陷世界,人生世间无足心满意者”便可得到些许安慰。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给澄候四弟的家信中,告诫子侄切勿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总之古人认为修身为本,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齐家、治国。

3.中庸之道何谓中庸?《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是对事物的发展不偏不倚而又恰到好处的适度把握,用于处世,则是一种能达到平衡、和谐的人生哲学。”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正是一套哲学,亦是一套思维方法。是在人本位人文主义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套重要的哲学和其思维术。”传统文化家训的作者大都熟读经史典籍,饱经世事沧桑,深谙中庸之道的“哲学和思维术”。《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通过给父母、兄弟、子侄的书信对家人苦口婆心、循循劝诫。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写给沅甫、季洪两位弟弟的家书中,讲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糜,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之谓也。”在此处刚柔是其两端,刚柔互用才是中道,否则“断不能久”。颜之推生活之时代“顷世乱离”,其所著《颜氏家训》正是他“结合自身的乱世体会而对儒家中庸思想所作的现实生活化解读。”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文化士人,颜之推懂得“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无论是仕宦还是生活需求都应适可而止,“少欲知足”。因此他告诫子孙“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在处理亲友关系上颜之推曰“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在这里颜之推又体现了他的中庸处世观,中庸并非没有原则,而是要区分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在此处颜之推提倡的不是冷热两端,仍然是冷热之间的“中道”。中庸之道,为儒家之至高境界,蕴含着人生的大智慧,我们可以在历代家训中有所体会。

三、传统文化家训的当代启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虽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变,传统文化家训中的有些具体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但传统文化家训中所蕴含的美德和思想有其超越性,于当今时代仍具有其启示意义。

1.对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启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意蕴深远,其内涵深藏于古代典籍之中。而古代典籍卷帙浩繁,无论儒家经典、道家箴言、佛学教义无不深奥难解,专门研究传统文化之学者欲了解其精义尚需时日,普通人自不必说,可能穷其半生也难窥其一斑。而传统文化家训作为对后世子孙的训诫,往往析事明理,文朴义实,其中又蕴含着传统文化思想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因而传统文化家训成为沟通精英思想与普通民众的媒介,成为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和阶梯。《颜氏家训》中深入浅出地通过举例向子弟们传授为人、立身、处世、治家的各种道理。颜之推通过琅琊王的例子告诫后人对孩子不宜溺爱;推崇房文烈、裴子野待人的宽仁笃厚,贬斥邺下将军的贪婪刻薄和南阳富翁不近人情的吝啬,并以他们的可悲下场告诫子弟引以为戒。通过齐孝昭帝、梁元帝的事例来说明无论何种境遇处理任何事务都要勤于学习的重要性。

2.对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伦理关系的启示中国古人讲“修齐治平、家国天下”,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睦则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因此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伦理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也有重要意义。人在此社会中生存,总要与他人发生关系。传统文化中把父母、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最重要的关系称“五伦”,其中的父母、夫妇、兄弟“三伦”涉及家庭关系。历代家训都重视对家庭和谐关系的构建,都有对后人如何保持严谨家风维持家庭和睦有序的训诫。司马光所撰《温公家范》就明确详细指出了一个人在父母、夫妇、兄弟等家庭关系中,所充当的角色定位以及应尊崇的道德礼制。家范中司马光通过大量的事例讲了为父、为母、为夫、为妻、为兄、为弟之道,以礼治家,形成“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良好家庭风貌。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1.教学内容突出价值导向性长期以来,高校传统文化教学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大学生进行知识型灌输教育,这与传统文化课程的教育目标并不相适应。因此,明确教学目标、设计精到的课堂教学内容至关重要,是当前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决定课程成败之关键。就课程目标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唤醒和引导学生身上的“人文需求”,开发其内在本具的善性、德性与智性,培养综合人文素质,使其成长为一个大写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遵循“人格养成,道德提升”的教学目标和原则,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现状,我们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大学生生命教育》、《社会实践》等多门课程中,皆以专题形式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宣讲,客观诠释和彰显儒、释、道思想中厚重深沉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传统文化教学的价值引领性。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课程中,对儒、释、道三大专题的讲解,皆落脚于结合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凸显三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儒、释、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三大思想支柱,在古代有“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之文化定位。而在信仰缺失、道德失衡、行为失范、价值观失落的今天,三家共通的深厚的心灵之学不啻为救治迷茫、困惑中的当代人的精神良药。在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中,师生一起追寻哲人智慧的思想足迹,领略天地万物运行之道、人生之理,追问“我”之存在。通过哲学的反思,以“万物一体”的宇宙观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客观理性地定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反观内在生命,思维个体“安身立命”之处,从而建立健康而通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将传统伦理、道德的精神渐渐落实到当下的生活中来,达到和睦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及变化气质、提高修养的目标。可以说,大学生如能在生活中依自然之道,行“孝悌”、“仁爱”为人之本,便是寻得人生的密码,开启真正的幸福之门。在传统文化系列课程中,《中国佛教文化》引人注目且不同寻常。长期以来,很多人包括有些大学生在内将宗教等同于迷信,或简单地以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或视宗教与科学水火不相融。这种对宗教不正确的定位和认识上的偏颇,既使人们丧失了正确评判文化现象的是非标准,也错失了弘传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机。宗教同哲学一样,是文化形式中非常特殊的部分,它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和精神皈依之处,也是人类为自身创立的抚慰心灵、寻找精神家园和自我解脱的独特方式。因此,关注精神与灵性的宗教与注重物质现象研究的科学,不但不互相冲突对立,反可互相补益,共助共创人类幸福生活。佛教虽为外来宗教,但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与本土文化水融,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处世原则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不了解佛教,就不能了解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就不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专题内容首先设置导论,主题为重新认识宗教,了解宗教的产生及其功能,区分宗教与迷信、,梳理宗教与哲学、科学之关系。事实上,只有去除内心深处科学本位的傲慢与偏见,客观理性地定位宗教,并对其持有同情之理解,才能还原并走进中华文化,开始佛教文化的学习。现代人包括大学生在内,精神上最大的迷茫和痛苦莫过于“自我”的迷失,而这种迷失正是由于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环境所支配。当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物质化,当人沦为物欲之奴隶而不自觉时,即会越来越丧失个体自我本有的自由,越来越找不到人生真实价值之所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人的异化”。而佛学对宇宙人生、人类生存状态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有着极其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能够给予人们精神生活极具震撼力的新启发。在人生观上,佛教更强调主体自觉,崇尚变革生命,寻求生命实相,更把一己之觉悟和解脱与他人乃至一切有情生命之觉悟和解脱紧密相联,所谓自度度人、自觉觉他。在专题讲授中,我们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适当借助优秀的佛教纪录片、影视作品,展示出佛教开阔宏大的宇宙观、生命观、道德伦理观、修行实践观。而在讲述佛教历史、哲学、文化时,其落脚点依然在结合时代热点问题、现实生活,通过课堂及课外讨论,凸显佛教在净化身心、道德重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让佛教回归现实、回归生活,不仅激起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内在学习兴趣,变被动的灌输式教学为自觉式主动研习;更使他们直观地感受到佛教文化的无穷魅力和高度实践性特征,自觉地反观内在生命,确立止恶行善的行为原则。同时,端正价值取向,从生命深处自觉生起慈悲仁爱的力量,以自利利他的精神接人待物,促进道德的提升乃至开拓更深层次的生命境界。

2.教学方法创新之实效性实现传统文化价值导向的教育目标,除需精要的内容安排,亦需生动、活泼的授课形式和教学方法为助,最忌“灌输”和“绝对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动学生对传统文化特质与精神的领会,当下启发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堂教学中,梵乐静心、经典诵读、内观静修几大亮点设计使课堂教学大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静心、净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过程中,音乐之教化作用非同寻常。昔日孔子在齐国听“尽美也,又尽善也”之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叹音乐之美竟达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极之音乐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给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故儒释道三家皆以音乐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来说,八万四千法门皆为净心之法,其中梵乐更是极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导和启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严经》中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属耳根最利,最为灵敏。因此,音声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产生教育效果。传统文化课堂当然也离不开音乐化人之绝佳手段,创设优美、宁静、高雅的课堂音乐情境是非常独到的教育手段。在课前二三十分钟,我们选择与本次课程内容相关的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进行播放,或课中读诵、讲解儒释道经文时配以背景音乐。儒道音乐清雅、宁静、中和,佛教梵乐则具虚、远、淡、静、庄严肃穆之内涵,可谓雅而不俗、觉而不迷。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带给青年学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大多数学生会主动提前到教室,静静地聆听梵乐,感受音乐带给他们的全新心灵体验,虽未上课却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状态之中了。课前和课中的音乐不仅达到静心、净心的效果,更创设了宁静、愉悦、平等、高效的课堂氛围。尤为难得的是,师生在共享美乐的同时得到了身心的净化,不自觉敞开各自的心灵,无形中消除了彼此间的心灵隔膜,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进一步激发了教师内心对学生的爱与期待,亦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纳教师,在人格上尊重教师,才能听从师之教诲。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说,师生之间建立的“爱”与“尊”的情感认同,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因为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就是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坦诚、平等和接纳”的人际关系的过程。所以,一切课堂之成败关键在于“师”与“生”、“教”与“学”这些关系通道是否通畅,而传统文化的课堂因更多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更具打通这些关系通道之优势。触动灵魂深处的儒道音乐和梵乐教学法,便是打通关系通道的极佳手段,成为传统文化课堂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其二,课堂内外开展经典和美文诵读。儒释道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具原创性、奠基性的书籍或文章,蕴含无量智慧精华。经典诵读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钥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启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孔子曰:“诵书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书,与古人谋。”专心诵读不仅可达到摄心、静心、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复诵读、吟咏、熏修就是与古圣先贤进行精神对话,必能促使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说,如能长期净心诵读渐次达到“随文入贯”,将智慧经文一一消归自性,便能直契经典深义,这就是经典内化、智慧开启的过程。当经典已然化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必将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完成伦理道德的养成及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构建。此为从诵读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过程。因此,从教育角度看,经典诵读是达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简单、高效、科学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使经典教育法被长期摒弃遗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损失。而在今天的传统文化课堂上,经典诵读法无疑是还原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学生每日晨读、午读或晚读经典,为了创造高效课堂气氛,我们还在上课之始,让几十名甚或近300名学生齐诵儒学经典《大学》、《中庸》,道家经典《道德经》,或佛学核心经典《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从教学反馈来看,学生非常肯定和喜爱读经尤其是庄严肃穆的集体诵读环节。当经典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内在的纯真、良善、光明被激发出来时,他们的文字感受读来也是令人感动,甚至唏嘘不已的:“每次背诵心经,都有种清凉的感觉,如夏日一阵凉风袭过……。又好似与心灵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对周围万物都有了一种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触与交流,真想热情地拥抱自然,给与他人和社会最清新恬美的奉献。这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和自在,这是一个自我放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径。还有一种有与无之间的奇特感悟,一种大到没有边际又明净胜过月光的空间感,妙哉妙哉!”下课前,再让学生齐诵短文《能量朗读》。此文彰显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特质与精神,多次诵读强化,不仅能激扬志气,帮助学生重获人生之希望、重寻人生之梦想,亦能促进学生树立感恩、包容、尊重、精进的人生态度和原则。“《能量朗读》很励志,激发人心中的希望。‘爱’不是口头上的,爱就在身边,原来生活如此美好。在诵读后,常常会释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压力,能心平气和地处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确了应该心中有大爱,要放开心灵的境界,容纳整个世界。”其三,课堂内观静修体验。中国哲学是高度实践性的心灵学问,教理教义的理论探究并非谈玄说妙,而是用来指导身心变革之实践。儒释道三家皆有内观静修之法,其不仅可以修身养性,更是求学问道之入门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导其学生:“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

3.而在佛学中,禅即为静虑,亦指“心一境性”。禅的智慧不仅可以促进对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帮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园,理性对待尘世的喧嚣和功利,还可以开发自性潜能,创造安乐祥和、洒脱自在、富有价值的人生。更为现实的是,禅的具体修习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消除热恼、平复情绪、抚慰心灵的方法和途径。在西方国家,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很乐于用禅来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更把禅与西方心理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将其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学生也是社会中人,面临着来自学习、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压力,内心有着诸多的焦虑、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内观静修开启的智慧之引导,在实际生活中学会疏导情绪、掌握认识自心、调控自心、净化自心的方法与技巧,以摆脱痛苦、愤怒、沮丧、忌妒等负面情绪,改变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个良好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课堂内观静修虽然条件有限,没有专用的静修室和坐垫,时间也很短暂,但是同学们颇感新奇,整个过程都能主动、积极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极其明显的。在静定内观的体验与学习中,同学们初次品味了禅的清凉甘露,惊异、震撼地体会和享受到内心深处久违的宁静、安详与博大。“课堂体验内观静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觉得内心非常安宁,更加远离物质社会的喧嚣与烦躁,让人通达,让人更加冷静地去应对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禅修启发人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无尽的物质财富,而是无穷的、广袤的心灵世界……”而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美妙感受,又会进一步促使学生以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待世界、社会和周围的人,体悟“万物一体”之真实内涵:“课堂音乐禅修时,觉得身心正渐渐趋于平静与淡泊,此时周围的一切都已无法干扰我。而我,正全身心地与宇宙融会贯通,每一个细胞都是打开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断传输,输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环着。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响着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我,我的情绪、心境、思想正时刻传向宇宙万物,影响着整个世界。”可以说,虽然课堂的内观静修因时间、地点等限制,不能深入内观修习,但正如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几次这样的课堂精神训练不仅已起到了培养心的专注力、控制力,激发学生自觉调控内心的目的,还让学生直观内在地体验到个体与他人、社会、宇宙的和谐一体,从而在内心中生发起平等、感恩、爱与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内观静修还初步培养了一定的觉知力,这种觉知力会随着日常练习的增加不断增强。而这份觉知在平日生活中极其有用,它能让人洞察问题的实质,不会被错觉、假象所蒙蔽,不会盲目地跟随旧有的习气产生恐惧、焦虑、嫉妒和憎恨等等,进而以真实、自由、有创意的行动来帮助他人。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独立人格的建立。显然,内观静修的作用,是言语说教所根本无法企及,也无法代替的。课堂内观静修体验,将成为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颇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模式体验式情景式拓展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实践性之特质,必须积极探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注重学与思结合、思与行结合,大力提升课程的教学实效性。长期以来,不少课程的课外实践仅仅停留在参观游览的层面,难以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是辅助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应引入现代教学理念的开放性、情景性、体验式教学理念,达到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事实证明,实地参访的体验式新教学模式在开拓学生文化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开发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实非课堂教学所能比拟。几年来,《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外实践以带领学生多地游学、拓展体验的多内容、多形式展开。儒家文化课外实践以合肥国桢书院为本校实践基地,学生在基地先后开展为期一周的活动。活动以儒学文化为背景,结合现代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实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如,家庭礼仪实践以“孝”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感恩知恩”、“反哺图报”的家庭礼仪意识,并学习家庭礼仪知识,开展家庭礼仪训练;职业礼仪实践以“敬”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处事敬”、“与人忠”的职业礼仪意识,并学习职业礼仪知识,开展职业礼仪训练;生活礼仪实践以“谨”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居处恭”、“言行谨”的生活礼仪意识,并学习生活礼仪知识,开展生活礼仪训练;社交礼仪实践以“信”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诚则明”、“信则任”的社交礼仪意识,并学习社交礼仪知识,开展社交礼仪训练。同时,还指导学生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文明礼仪现状调查和文明礼仪宣传,具体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四个主题内容。整个活动过程由国桢书院老师全程带领,以讲座、观看影片、小组体验、讨论、分享等形式展开,实现了“探索中认知”、“体验中学习”、“行动中教育”的教学目标,在大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佛教文化课外实践更是依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场所,开展情景式、体验式学习,形成了一个新型立体、系统有序、颇具震撼力的参学模式。为开拓学生文化视野,尽可能实现多地参访,。寺院实地参访由法师全程带领,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参观以上四大寺院及东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听儒学讲座,了解儒家文化实质,把握孝道、人伦精神;聆听佛学讲座,把握佛学文化特质,了知佛学精神对净化心灵、和谐身心、促进向上人生的积极作用;体验晨钟暮鼓的丛林生活和禅修实践,掌握心理调控的方法、感受心灵的震撼及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感、愉悦感、尊严感和崇高感;举行传灯活动,体验合作、奉献、爱和感恩的真义;品味素斋,思惟五观堂“五观”之义,体会俭以养德、节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报恩、敬畏生命之心。从活动现场及学生的反馈信息来看,已采取的参观、听讲座、传灯、丛林生活体验等活动方式,文化内涵深厚、新奇多样,且紧紧贴近现代生活和大学生思想状况,学生们颇感欢喜,也收获良多,耳濡目染中不仅对儒释文化有了较为准确的理性认知、启迪关于生命、道德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内省、确立止恶行善的人生原则。几天的体验式生活虽然短暂,却得以零距离的感受佛教文化,成为大学生活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其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从这几年的教学过程来看,课外实践起着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当然,还可以就实践地点、活动内容及形式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形成更为成熟、高效的参学模式。比如,在实践地点方面,为解决因经费缺乏导致的课外实践难以可持续的困境,计划通过多方沟通、协调,以合肥开福寺为大学生传统文化实习基地,长期合作开展活动;在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则应尽可能拓展外出实践地点,如可就近参学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了解古代书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学精华。而就活动内容方面来说,可安排更丰富多元的课程内容,如可在参观、听讲座、禅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脚的活泼内容。在丛林山水间一路行脚、听法,参与讨论与分享,带给大家的感受应该是长时难忘的。既可沿途游访多个人文景观,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让学生舒展身体、放飞心灵,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更重要的是,在亲近自然的行脚活动中,极易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灵,不管是老师与学生之间,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都会显现出率真自然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自由轻松的学习与交流氛围。在融于自然、回归本真的状态中,享受听闻真理带来的内心的深度喜悦,感受生命的律动,启发内在的精神资粮,从而达到开拓生命深度与宽度的目标。而这些,其实就是大学素质教育的根本实现,仅凭课堂教学是无法达到这种效果的。

三、后课程建设新型模式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历史遗产。传统文化中蕴含和积淀的教育理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一直以来都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世世代代的教育。

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内涵

“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ultura,具有制作、掘垦、居住、动植物培育等于物质生活相关的意义,引申出对人的性格的陶冶及品德的教养之意。而今天的“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专指文学艺术,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全部内容。 而“传统教育”作为一般的日常概念来说,是指历史上延传下来的教育现象而言的,相对近代教育而言有封建的传统教育;相对于现代教育而言有近代的传统教育。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本土创造的文化,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清末鸦片战争前,它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的作用下,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和积淀,逐渐形成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

德育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的核心。从孔子开始就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言论。再到后来的孟子又把德育加以发展。《大学》开篇也写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历代教育家都非常重视道德教育,逐渐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德主教的教育观。

1、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

仁爱的德育思想主要是由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中出现的很多争斗,不公都是因为缺乏仁爱造成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彼此之间缺乏同情心。所以,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将“爱人”作为正确处理人伦关系的主要手段和最高道德原则。在具体的实践中,孔子坚持“一贯”和“忠恕”。“一贯”就是要坚持做,持之以恒,“忠”就是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恕”就是不做对别人有害的事。自己不愿意做或接受的东西,就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是爱人的基础。自己想要得到的,也要为别人谋之,这是爱人的高层次要求。所以,“仁爱”的思想体现了道德教育的本质和核心,即尊重他人,帮助他人,不加害他人。只有做到“仁爱”,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人与人之间才能互相宽恕,社会才会和谐。

2、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核心——孝悌

《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悌之所以能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处于起点、核心和根本的地位,其在于“仁爱”是德育的基础,而谈仁爱必然先要谈孝悌,且孝悌是仁爱之本。试想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又何谈兼爱他人。孔子故曰:“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基础,也是“忠”的基础,从爱父母,到亲人,到朋友,到他人,再到国家和民族,只有调整好自己一父母家人的关系,才能进一步调整好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孝悌”是“仁”的根本,也是仁的实践,所以它在中国伦理规范中居于重要核心地位。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育

古人在传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了很多有益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其较多的贯穿在《论语》、《学记》中。

(一)孔子《论语》中的教育教学方法

1、温故知新

孔子开篇就说到:“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学了,然后能按时复习,这不是很高兴的事吗?“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习旧的知识,而能在其中获得新的体会,这样的人就可以当老师了。这两句话都表达了学习要按时温习,并要从就旧的知识中总结提炼,得出新的体会。

2、思考与学习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是学习而不思考,就会惘然无知,只是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疑惑不解。这说明了思考与学习的辨证关系,即学习时要思考,思考的同时也要学习。

3、因材施教

来自于《论语》中的一个典故,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件事情以后就要马上去实践它吗?孔子说有父亲和兄长在世,怎么能够听到以后就要去实践它。冉有又问听到一件事就要马上去实践它吗?孔子说是的,听到以后就去实践它。另外一个学生听到后很奇怪,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却有不同的答案。孔子就说,冉有退缩不前,我教导他要勇于进取;而子路勇猛过人,我教导他要谦退。在教育学生的时候,要注意学生在兴趣爱好,性格特点方面的区别,要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避免盲目性和一刀切。

4、启发诱导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也就是教导学生,不到他心中渴望通达而自己不能实现的情况,不去开导;不到他想说却无法恰当说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不能做到告诉他一个方面,他就能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时候,就不再教导他。即教师在进行启发诱导的时候要注意时机,要让学生充分的思考,发挥积极的主动性,教师要适时、适当的进行施教。

(二)《学记》中的教育教学方法

1、“预、时、孙、摩”

《学记》中说,:“禁于未发之谓预,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就是说要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预防,要抓住适当的时机进行教学,要循序渐进,按照次序进行教学,要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这是教学的四大原则,掌握这些原则是教学取得成功的关键。

2、教学相长

“学,然后能知不足,教,然后能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段话深刻的揭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辨证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能够得到提高,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3、长善救失

《学记》中说,学习者有四种过错,教师是必须知道的,即“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就是说有的人学的不好,要么是因为贪多,学的太过繁杂,要么是读的太少,知识过于狭窄,要么是不够专注,见异思迁,要么是不能坚持,浅尝辄止。教师要认真分析学生学的不好的原因,利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帮助学生发扬优点,克服缺点。

三、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美育

(一)乐

中国古代教育很重视音乐和音律的教育。其教学内容六艺就有“乐”,到了汉朝,董仲舒大力倡导以学校、社会与家庭为场所的乐教,汉朝随即设立了乐府机构,确立了乐教的重要地位。

(二)诗

诗词是我国文学艺术的瑰宝,他的出现和繁荣不得不归功于古代的诗词教育。《诗》是六经之首,诗教为各教之首位。在太学生的培养中,诗就是不可缺少的美育课程。在汉代还设立了五经博士,自此之后,各朝个代都把五经作为教学内容,诗的学习也作为传统沿袭了下来。

(三)书

书法可以抒发和表达人的感情和素养,能达到静心养神的功效。而六艺的教学内容中也有书法。唐代设六学,书学便是其中之一,宋代书学更加完备,有篆、隶、草三体,而历代帝王多擅长并倡导书法,致使书法成为古代学者必学科目之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教育也在这个文化大潮中传承沿袭了几千年,其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阅读和学习才能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从而指导我们更好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2).

[2丁鼎.礼记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0).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中华帝国,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转贴于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中华帝国,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1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其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以其鲜活的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着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如今,“全球化”、“地球村”加速了世界各族人民相互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合作与竞争,是摆在每一个中华儿女面前的严肃问题。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遗产,也带来了因袭的重负。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新时代的学生,了解和传承本国的传统文化,是责无旁贷的。学生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分辨能力,了解传统,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分析传统,有助于他们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自身,认识我国当前的国情;变革传统,也有助于他们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我们的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以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在语文教学中实施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极大的便利性和可行性。

2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施传统文化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语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近年来,关于语文的定位、功能和教学改革的讨论一直不断。而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对语文的重视,无疑也体现着语文教学的重要地位。语文是母语教育,它的教育成功与否,关系重大。现今,教育界重英语轻语文的现象令人忧虑,因此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讨论。应该说,语文课程“并不仅仅是在讨论一门基础公共课的设置和授课问题,或者补充点文理知识,而是将国语教育作为一个代表和象征,指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人文素质的修养。国语教育不是泛泛的文学阅读,而是旨在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精神层次和做人的境界”。的确,在学生中实施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而语文恰恰有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便利性和可行性,这也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语文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1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其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以其鲜活的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着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如今,“全球化”、“地球村”加速了世界各族人民相互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合作与竞争,是摆在每一个中华儿女面前的严肃问题。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遗产,也带来了因袭的重负。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新时代的学生,了解和传承本国的传统文化,是责无旁贷的。学生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分辨能力,了解传统,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分析传统,有助于他们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自身,认识我国当前的国情;变革传统,也有助于他们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我们的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以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在语文教学中实施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极大的便利性和可行性。

2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施传统文化教育

实施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语文课程的内容常常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如何在语文的教学中较好地实施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轻松自然地领会传统文化,欣然接受传统文化,理解和深刻认识传统文化,并非易事。它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来完成。首先,语文教师应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与自觉的传统文化教育意识。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进入大学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和语文学习等方面也接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换言之,教师不应低估学生的水平,如果教师不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在讲解的过程中不能给学生脱胎换骨的感觉,就很难激起学生的兴趣。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不但是丰富的学识,还要有对内容深浅的恰当把握。在语文的教学中,要避免与中学重复的东西,需要深入,让学生感受到深刻,但不能故弄玄虚,又要浅出,让学生容易体会,但必须避免肤浅单调。教师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还应当包括教师本人的优秀的师德师风,像孔子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言传身教等精神,这些精神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思想。教师具备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才能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将自己的知识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教给学生。同时,语文教师应该有自觉的传统文化教育意识,适时向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其次,注重引导学生诵读经典,提高文化品位。选入语文教材的古代作品是经过岁月沉淀的名篇,要求学生诵读这些经典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法。诵读的过程不仅是帮助记忆的过程,也是对文章的思想感情、艺术手法理解吸收的过程,真正的诵读需要读者主体思维的参与,把语言符号变成逼真、鲜活的艺术形象,并不断内化,成为运用语言的能力。而这些材料的日积月累,将成为一个丰富的语言资料库,在写作的过程中往往会信手拈来、挥洒自如,显示出文化底蕴。要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还应当在引导学生诵读作品的同时,扩大其知识面和阅读面,使学生对这些经典有更加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广泛地接触中国古代的优秀经典,可以使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得到熏陶,文化品位很自然地得到提升。再次,结合地域文化资源,实施传统文化教育。学习不应当限于书面知识,还应当走进生活,把课外与课内打通,这样才能更容易理解所学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认识。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语文教师不应是单纯的教学工作者,还应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如何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受到熏陶和感染,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需要语文教师不断地探索和思考。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陈洁.中国母语教育的困境和未来[n].中华读书报,2011-04-13.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传统文化;足球;影响

文化土壤是足球的母体,尽管足球还受到种族、体能等因素的影响,但无疑文化也是其中一方面因素。中国现代足球经过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在与世界接轨。本文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和基本特征,以及包含哪些主要内容。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对足球运动发展的促进和阻碍两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传统文化对足球的深层影响。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到足球运动中,将文化对其的负面影响摆脱掉。使文化与足球更好的结合,更好的融为一体,这便是探讨文化与足球影响的价值。并且吸取各国丰富的经验与风格,使其与自身现状相结合,最后变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才是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最好的方法。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简述和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文化积淀,它博大精深,其内容包括极其丰富的物质成就和无比深厚的思想内蕴,渗透着中国人民的哲理和智慧。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因素

一般来讲,衡量一支球队的水平至少应从以下因素去分析,即球员的技术水平,球队有没有核心的球星级球员,核心球员的技术水平,训练管理水平,教练指导比赛的能力和水平,球队的价值取向,球队是否团结,球队有没有大的比赛经验等。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制约足球运动发展

现代足球运动的特点体现在一个“争”字,即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和斗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崇尚个性的张扬,高度激烈,对抗性强。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讲究一个“和”字,讲究“天人合一”,即讲究人与宇宙及个体自身的协调,统一,和谐,讲究永远不超越“中”的度,没有争强好胜的思想,这种提倡中庸,崇尚中和的道德思想,要求人们舍功利取仁义,安于现状,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造成了习惯性的社会心理定势和伦理氛围,所以,从深厚民族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我国古代足球运动“蹴鞠”体现的就是一种娱乐性质和表演性质。

2.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是重文轻武,重静轻动

体育运动被儒家视为丧志之举,自汉代大兴儒学之后,尚武之风大衰,而重文轻武之风则益盛。造成“秀才挟弓矢出,世人以不才目之。”的情景。古代人们鄙视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形成的社会风气,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由于剧烈的体育运动为世人所不齿,结果使一些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沦为宫廷宴会上的表演娱乐节目,失去了体育运动的本意。

3.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向性抑制中国足球的发展速度

有人认为西方民族是一种外在超越型的性格,而东方的中国则是一种内在超越型的性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向性是儒家思想晚期和佛道融合的产物。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足球运动发展有利的因素

悠久的中华文明,一直是我们的自豪与骄傲,优秀的中国文化一直是我们生活中所遵循的准则,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像一条河流,我们只是这条河流中的一滴水,永远也不可能真实的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关键在于其具有宏大的包容性,包容性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它可以同化任何文化[7]。唐朝盛世,因其包容了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并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事业才有大唐盛世的辉煌,直到现在,外国人还都知道中国的代表服装是“唐装”,而国外中国人聚集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

2.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传统文化中的兵家思想

中国人的骨子里就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的近现代是一段多灾多难的历史,八国联军的入侵,改朝换代的动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等,让我们的民族饱经血泪,但无论多么艰苦,我们都没有退缩过,因为我们有一种精神叫做自强不息,把这种精神运用到足球中,一定可以使我国的足球发生从内到外的本质的变化,其实自强不息也正是一种可贵的体育精神,不坚持到最后一秒决不放弃,而现在我国足球却未能将自强不息融入其中,中国足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发展。却又好像在传统文化中迷失了自己。足球场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场,如果把我国的兵家战术思想运用到足球运动或足球训练管理中,一定能产生很好的效果。

3.中国传统文化能净化足球

现代足球运动是对野性的极端热望和有力弘扬,是野性与文明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特殊的美,然而这种野性美却经常被球员或球迷们演绎成一种野蛮的暴力。

四、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足球存在着冲突,我们要想提高足球运动水平,就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消除他们之间存在的严重冲突。吸取传统文化中有利于足球运动发展的精华,为更好的提高足球运动水平服务,改善或摒弃那些不利于足球运动发展的文化,使中国足球形成自己的风格。

参考文献:

[1]马国义.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解读我国足球落后的原因[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5,(2):14-15.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以人为本;人文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以人文本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典籍里就有“人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这样一种思想。所谓最灵就是最有灵性的,最贵就是最重要的,万物中间哪一个东西最重要呢,就是人。所以在《尚书》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1],天地是万物之母,而人则是万物之灵。

不仅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还被认为是直接参与到天地的变化中间去的。如果没有人参与的话,那么这个天地的万物也是无序的。所以天地跟人并列为三,称为天地人三才。而且在天地人这三者中间,人是最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

人生下来就会有欲望,因此就要去追求,如果追求不到,就会发生争斗,一旦发生争斗这个社会就混乱了。所以君主们,为了避免社会的混乱,就不得不制定礼仪,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然后根据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对社会的需求来分配给他一定的物质,这样就使欲与物之间的这种需求和供给达到一种平衡。但是礼对人欲必然是一个约束,它必须靠制度和习俗来维护,如果人人都没有尊重伦理礼仪的自觉,那么这个群体肯定是不会稳定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和超越放在了首位,注重人的伦理精神的养成,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华之所在。对照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文一词的解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人文这个词,从现在能够查到的资料看,最初出现在《周易》里。《周易》的贲卦里是这样说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来很多的思想家和学者都对这句话做了解释。比如三国时候的王弼解释说“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再比如唐代的孔颖达的解释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很显然从他们的解释可以看出,人文就是不要以武力,而要以一种文明的办法,以诗书礼乐来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个人伦有序的文明社会,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一个特点是,高扬君权,重视师教而淡化神教:另一个特点是高扬明道正谊,强调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

概括的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实际上包含了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这样一种现代的理性精神。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蕴含了天人合一思想

在中国的礼仪文化里,确实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合一,还是人与天命的合一中,都时时体现出一种人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处处体现者中国传统文化里人文精神的精髓。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 自然崇拜或者说天地崇拜,就是以天地为生物之本这样一种思想。同时,它又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祖先崇拜相关联。所以天人合一中间的“天”,其实是自然之天和天命之天结合在一起的意思。后来人们又认为这个自然之天和天命之天都是密切相连的,因此就有了天人合一的概念。

在古代文化里,人跟自然之天的合一,它的中心就是顺自然。所谓顺自然不是顺自然界,而是顺从一切事物的本然状态,顺从它的本性。这一点在道家的思想中,表现得最明显。道家思想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调顺其自然。比如说《老子》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做“辅助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意思就是只能辅助万物的本性去发展,而不能随意去改变它。也就是“循里而举事”、“推自然之势”。其实儒家同样是非常强调因循自然的。对此孟子有段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2]。由此可见,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告诉我们天人合一的核心是要顺自然,顺万物的自然本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天人合一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人跟天命之天的合一,它的核心就是“疾敬德."意思就是说要把提高自己的德行放在最重要的位子。因为古人认为天命是无常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有德“天”就保佑你,没有德“天”就不保佑你。

可见,在中国的礼仪文化中,无论是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还是人与天命之天的合一,都时时体现出一种人占主导地位的态度。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充满了人文思维方式

前两个方面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部来谈人文精神的,同时,这种人文精神还体现在人文的思维方式上。人文的思维方式跟科学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它们出发点上就不一样的,科学思维是从静态出发的,或者是从具体的物出发的,而中国的人文思维,则是从人出发的,或者是从人事出发的,是被动的。

科学的思维方法适用于实验室,在实验室里面,我们可以规定好一定的环境,比如恒温、恒湿,然后我们可以反方的去做实验。一次,二次……而人事的活动却不同,历史是从来不会重复的,只可能有相似之处。它一直是在变动之中向前推进的,而且绝对无法把它隔绝开来,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面一样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环境,你很难防止任何偶然的因素参与进来。所以动态的思维方式和静态的思维方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对于静态的,我们可以把它孤立起来,排除各种干扰,孤立的去看待这个问题;而在动态中我们不可能把它孤立起来,就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加以考察。

人文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就是说它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的,可能现在是这个样子,突然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因此我们就要马上改变自己应对的方式。

中国文化的人文思维方式是一种强调个性的思维,因为它是动态的、整体的、联系的、随机的、综合的。我们知道科学的思维方式追求的是一种普遍适用性,只有普遍有效才是科学。可是人文是考察、人文的思维方式,会更多地注意个性、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我们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时,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为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决定了这种文化的发展方向。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从某种角度来讲,现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恐怕主要是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什么还值得人们在今日来认真研究一翻的理由吧![3]

参考文献

[1]《孟子·泰誓上》

[2]《孟子·离娄下》

[3]楼宇烈. 中国的品格.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孟季娟,女,(19769-),吉林省农安市人,吉林工商学院思政部 讲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

李金宝,男,(1972-),黑龙江省明水县人,吉林工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姜海涛:新疆博乐阿拉山口边境会谈会晤站翻译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一)传统文化的概念

“传统文化”是在建筑界使用频率较高却又含义模糊的一个词汇,是对具有传承作用和历史积淀的,相对比较稳定的文化综合体的称呼。传统文化不仅包含思想、意识、风俗、道德观念等意识层面的东西,还包括物质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复合体。

(二)室内空间设计的概念

室内空间设计是从建筑领域里分离出来的,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发展的产物,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多元化、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室内空间设计是一门具有交叉性的学科,大体上包括室内空间环境设计、室内装修设计和室内装饰陈设设计这三大部分,且这三个板块互为依托,相互影响,不可分离。台湾著名的教育设计家王建柱曾经在《室内设计学》一书中给室内设计定义,其认为“室内设计是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设计的一个主要的部门,是对建筑空间内部进行的一种理性的创造,是精神与物质并重的创作活动”。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室内设计的关系

(一)传统文化影响室内设计

物质决定意识,作为社会中的个人,其思想的形成必然受到一定的社会客观存在的影响。现在有一些设计师,尤其是一些具有前卫意识和非主流思想的设计师,口口声称自己要抛弃旧有的传统,打造全新的设计理念。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即便是极端地反对传统的设计师,其设计过程中也会留有传统文化的痕迹,并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不是脱离传统文化的独立存在,这是因为设计从古至今都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从媒介语言等显性的传统,再到心态、思维方式、审美观点等隐性的传统,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位室内设计师。

(二)传统文化是室内设计的渊源

传统文化是室内设计的渊源,室内设计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这层关系:首先,从横向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哪种风格的室内设计,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下形成的,是对当时的文化风貌的体现,有着自己特定的精神文化内涵,反映了不同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其次,从纵向角度来看,任何时代的室内设计都是和当时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室内设计的形式是来自于社会文化的,是设计师按照丰富的经验加工而成的。因此,传统文化是室内设计的渊源,没有传统文化就不会有室内设计。

(三)室内设计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任何思想文化的传播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传统文化也不例外。无论是何种风格的室内设计,都承载着创造者和使用者的思想,承载着不同的精神文化内涵。其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借助室内这一媒介得到大肆传播。这主要表现在,每一种室内设计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每一种室内设计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借助室内设计这个媒介,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得到全面展示,更可以得到有效的传承。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文化是不同时期的人们思想的产物,是精神文明的体现。室内设计往往是以科学技术作为有力的依托,将文化艺术作为设计的内涵,它的发展与进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现状和文化精神。可以说,时代的发展需要基本的脉络,而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则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去的呢?以下将对此做一个详尽的论述。

(一)中国传统的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1.儒家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儒家遵循的是中庸之道,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荣共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中国的室内设计师一直恪守的设计原则。放眼当今的室内设计作品,可以发现,好多室内设计都在模山范水、象天法地,虽是人力手工创作,但是仍宛若自然,可谓天人合一。此外,在室内装饰文化上同样力求恰到好处的装饰,情景交融,从而由物的境界上升为精神的境界。如北京万寿会的设计就是以“传统与现代艺术为题”,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香港室内设计大师梁景华曾评价其为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节奏恰当运用的典范。又如,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经常将自然景物引进室内,在室内供奇石、养异草、做盆景,意在体现以小见大、天人合一的意境等。这些都是儒家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运用的具体表现。

2.道家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道家极力推崇“道之本性在自然”的思想,既崇尚宁静,又主张流动,并阐述了有无、动静、虚实相合的关系。道家思想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空间上的虚实相合。比如,在空间上出现的虚实结合、彼此交错、穿插、共享、动静统一以及开场流通的空间形式等都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其中,隔断法就是道家思想在室内设计中的具体运用,常见的空间分隔有落地罩、屏风、帷幔等,这些分隔既具有装饰性,又在空间上进行了划分,但是声音、光线和气味等却没有隔绝,从而给人一种“隔而不绝”的感觉,产生了极强的空间流动感,营造出一种似合非合、似分非分、虚实相映的情趣。

3.佛教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佛教提倡通过个体直觉上的体验和冥想的思维方式,达到精神上的超脱与自由,最终超越一切、摆脱一切,回归最真。以“线条简单”“色彩纯净”作为设计原则的佛家禅意风格也在逐步受到大众的亲睐,如国际知名设计大师李益中和于强曾举办过一个室内设计展,其中便有一个作品运用了佛家禅意的风格,该作品集传统东方韵味和现代感于一身,谨遵“线条简单”“色彩纯净”的设计原则,家具以深色木头为主材质,配以云纹及中国字等常见的图案,再加上极具东方韵味的石钵、陶皿,禅味十足。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简单、自然、本真的佛家思想必定会在室内设计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二)中国传统符号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运用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之后,逐步形成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多样化的传统图形和纹饰。在中国的传统元素中,无论是图案纹样还是用来装饰的图案,都有着传统的象征内涵和比喻意义,代表着吉祥如意、平安、福禄等美好的感情。这些传统的文化符号是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运用这些传统符号作为装饰元素,是营造现代室内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作为一名设计师要用今天的设计语言去重新阐述这种完美。比如,杭州某酒店的设计就是充分借鉴了石井、马头墙、青花陶瓷等中国传统元素,并且在墙面设计上也加入了篆刻和中国书法等传统符号,再对传统的符号加以现代的排列组合,营造出了一种古为今用的特殊的美。由此可见,这种通过传统文化将现代元素和传统元素融合到一起的室内设计风格,在当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关系 再论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实际这一概念中除了包括中国国情外,还涵盖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受到中国国情影响,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是学术界常谈不厌的话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观念上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创造和沉淀的特殊文化,是中国的国家特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为全球性扩张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从现代化所造成的异化中将人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止于理论,同时可以造成革命运动,这种特性与当时的中国国情无疑是相符的,与中国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则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相似相通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有借鉴和推动作用。在明朝中后期以前我国无论思想还是科学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多实用的思维方式和先进文化元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中国化的宝贵资源。如中华民族提倡的传统美德有利于诠释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辩等可填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新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前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是其根本政治学说。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已经提出“民贵君轻”的民主化政治主张,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后世对政治的愿景和趋向,历代统治者都打着为民的旗号,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下马克思主义强调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理论才得以快速中国化。第三,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传统文化门类齐全,资源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实现必须立足传统文化这一根基才能得到中国普遍认可,中国传统文化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载体推陈出新,打破民族文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走出国门。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建设相关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国化奠定了深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贱平等”、“天下为公”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平等”、“共产主义”等理念不谋而合,是其社会理论中国化的有力基石。此外,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批判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论述,是其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保证。

2 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融合的建议

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国富民强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密切相关性,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能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更好融合,更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ス丶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大同理想;人学思想;唯物论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13-04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不断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策划和尝试过多种途径。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地主阶级开明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发起洋务运动;农民阶级提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戊戌维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民主共和制,进行了辛亥革命。由于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脆弱,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这些运动和革命均以失败告终。经过惨痛失败和教训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了对西方知识文化的重新审视。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选择新理论的共同标准:在价值层面上,则必须是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在实践层面上,则必须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中国在对当时各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思潮进行比较和实验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サつ岫•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说:“ 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1]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同。程宜山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讲:“ 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2]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念上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

オヒ弧⒋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为吸收和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ブ泄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反压迫色彩的社会公平思想,这种社会理想包含着一种弘大的精神追求,这在《诗经》、《老子》和《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为历代农民起义求大同、争太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直到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为旗帜的太平天国运动将这种追求推到了顶点。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指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早在《诗经》中,人们就发出追求公平、幸福的“乐土”、“乐国”、“乐郊”的呼号;在《春秋公羊传》里也有“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孔子则设计了一个财富均平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追求平等。这在传统典籍和历史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墨子》中讲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孔子在《论语》中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4],以及无数次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呐喊,都体现着“公平、公正、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和追求平等的要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5]。二是追求和平。《墨子•兼爱》中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6]。三是没有剥削。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提出的“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等主张,构思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刘光复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同作同食,无主无奴,各取所需,各尽所能”[7]的社会。

ァ按笸理想”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经过几千年来积淀和强化,历代人民追求“公正、公平、和平”的大同传统,已经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为传统国民的精神素养,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传播和接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传统大同理想对他影响甚深,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8],后来,他还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9]。在论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希望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10]。1917年,大声疾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博大精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追求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传统“大同理想”,立即引起近现代知识精英的高度重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オザ、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为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积蓄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ゴ统人学思想作为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震耳发聩。不仅儒家提倡民为邦本,道、法、墨等家也有鲜明的重民和爱民思想。传统的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民是社稷的基础。《管子•牧民篇》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2],《战国策•齐策四》中的“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13],《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4],《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5],《国语•鲁语》中也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说法,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6], 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李世民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18]。第二,要爱护和体恤人民。《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20]。第三,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左传》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1],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2],韩非认为:“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23],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第四,要使人民富裕。《管子•治国》中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24],“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之,仓廪实,则知礼节”[25],“务王谷,则食足,养桑麻久畜,则民留”[26],同时强调财富的分配,认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27]、“贫富无度则失”[28]。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则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推到顶峰。

ゴ统人学思想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自觉,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争利益、争和平的斗争让统治阶级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从而使人学思想从底层人民的呼声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爱民”、“重民”和“恤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终极目的是如何保持一个王朝统治者政权的巩固和长治久安,是如何安定君王天下。在传统的重民行为中,封建统治者永远是行为的主体,而民众只是作为被动接受恩施的客体,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对人民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的维护只能寄希望于所谓的“明君”。鸦片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传统人学思想逐步实现近代转型。但其中的重民、富民、恤民的精华始终没有消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人学思想进行了革命的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将传统人学思想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作了锤炼,并赋予了新的含义,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0]的宗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把“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31]。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了人学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オト、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为吸收和借鉴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ヂ砜怂贾饕宓奈ㄎ锸饭勰芄辉谥泄传播并开花结果,除其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外,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存在着许多契合之处。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常常从经济、地理、人口等物质条件与民心向背去思考历史的更替,从人民的物质生活出发去研究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管子•牧民篇》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2],认为社会物质条件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基础或前提。孔子在《论语》中说:“庶之、富之、教之”[33],认为人口的繁衍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前提,说明他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道德教化的前提,说明他强调物质生活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作用。《孟子•梁惠王上》也说:“今世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为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34]承认物质生活是礼义道德的前提,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存在一定暗合。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同样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殷商时代的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这种辩证思维在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周易》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强调阴阳对立面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5],认为事物都是由阴阳、美丑、高下、前后等一系列相反的对立面组成的, “对立”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动力、根源。中国古代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其三,在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形神”、“言意”、“能所”、“知行”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进了世人认识事物的思维发展。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无神论”的传统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为人们在思想深处留下了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概念,这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认识论上的基础。

ブ泄朴素唯物论的发展历经了三千多年,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和研究古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吸收。批判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维,对老子“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36]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积极斗争的思想补充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不足,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哲学中独特的矛盾论思想。邓小平秉承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7],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8],用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世界的发展态势和中国国情, 认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9],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0],并将它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深谙“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41]和“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42]的通变思维,吸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合理本质,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ヂ砜怂贾饕宀生于西方,又超越“西方”,对人类有着普适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既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超民族性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物质、制度、精神及行为各个层面上所具有的相通价值取向,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文化素质和文化心态上的准备。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放眼世界,结合实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新的境界。

オゲ慰嘉南祝

オ[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232.

オ[2]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0.

オ[3][37]阮元刻,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オ[4][3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オ[5]孙中山.总理全集:第1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6.319.

オ[6]墨子.墨子[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95.

オ[7]申叔.论种族革命和无政府革命之得失[N].民报:第6期.

オ[8][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36,394.

オ[10]传编写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

オ[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早期文稿》编辑组.早期文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9.

オ[12][24][25][26][27][28][32]谢洗范,朱迎平.管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オ[13]孟庆祥.战国策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オ[14][15][21]徐仁甫.左传疏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オ[16][19]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オ[17]于智荣.贾谊新书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オ[1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オ[20]脱脱,等.宋史:第42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7.

オ[22][35][36]老子[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オ[2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オ[29][30].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1095.

オ[3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1997-09-22.

オ[34]朱熹.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オ[38][41][42]阮元刻,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死亡:死亡观: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死亡的思考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人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民族往往形成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对待死亡及人生问题的死亡态度和死亡智慧。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文化传统而没有中断的民族,其处理死亡的方式也有其独特性,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到关于死亡意义的思考无不彰显了死亡的伦理化特征而非死亡的自然性。本文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基本脉络,主要内容、特征及其现代意义以期给现代人思考死亡问题以某种启示。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基本脉络

在中国原始宗教中,中国人关于死亡的思考总是与自然或自然现象相联系。古人认为,天上是神的世界,那里是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神无生无死,是永恒的。地上是人的世界,有生必有死,地下是鬼的世界,黑沉沉、阴森森,令人恐怖。神、人、鬼各居其所。中国原始宗教的死亡观与季节相联系。如认为冬季黑暗、寒冷,大雪冰封,万物肃杀,和阴间的景象相同,是死亡的季节。中国原始宗教中死亡意识与当时低下落后的生产力、科技水平相联系,源自于人们对死亡和自然现象的本能恐惧或向往。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关于死亡的思考闪亮登场。孔子站在岸边望着滚滚东逝水,发出逝者如斯乎的感叹,这也表现出他对人生必死的无可奈何。所以当子路向他提出关于死亡问题的终极关切时,他表现出不高兴,脱口而出“未知生,焉知死”。这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深切感悟。深意在于:生命是有限的,应把精力首先放在有价值的问题上,思考生比研究生更有意义,把生活的问题安排好了,死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这句话并不表示他对死的问题的放弃,而只是一种理性的暂且搁置,但隐含了关于生死关系的思考。其实孔子也并没有放弃对死亡问题的思考,只是觉得如果你真正地认识了生,也就认识了死。所以儒家关于死亡问题的议论都是围绕通过思考生而超越死展开的。既然死亡是最大的不幸,儒家干脆搁置难以证明的死亡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另立终极关怀的对象,把人们对永恒的追求与现实建构统一起来,关注自身如何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那就是道德价值的开拓或内敛。所以儒家建立了一系列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死亡观,通过树立一种死后的崇高目标来给生命确立一整套的价值标准,提供理想和规范,促使人为民、为国、为他而去忠、去孝、去悌、去友,立功、立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与儒家相比,道家对待死亡的态度就自由、任性得多,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如果说儒家是努力在“生”中探寻“死”,那么道家主张的就是“出生入死”,把万物归结于“道”,而“道”法自然。凡事不能强求,要顺其自然,主张“无为”。“无为”并不是消极不去为的意思,而是说要顺应自然之理,国家的治理是这样,人的生死也是这样。对人来说,生也自然,死亦自然,没什么可高兴和惊奇或悲伤的。只有那些超越“生死”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的幸福和快乐。所以面对死亡不必要有生存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不需要去执着于现实的事务,而是应该按照天理和自然的法则调养好自己。既然生死是“天道”所定,所以既不要悦生,也不要恶死,要“生死齐一”。

真正把死亡描述得恐怖可怕的应算是汉代佛教。释加牟尼曾为印度王子,不受魔鬼撒旦关于万国荣华的诱惑潜入山林苦修,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七天七夜关于人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道,终于悟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真谛,从而开创了“四圣谛”为核心要义的佛教生死观。儒教对死亡的基本观念是:人不只是有一“生”,而有无数的生死轮回,死是这种轮回不已的生的中介。人生的痛苦在于人的肉体,肉体最大的痛苦是死亡。肉体可灭,而灵魂可以转生或转型。人一生要与自己的肉体做斗争,只有战胜自己肉体的人才能享受到来世的快乐,达到“涅槃”。在这里,死亡在佛教那里有了几份生存的沉重,变得明森恐怖。

如果说儒家的死亡观是入世的,道家的死亡观是飘逸的,那么佛家的死亡观则是消极的。它是要通过对自己需要和欲望的压抑达到根本不存在的虚无世界。

应该说,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人的死亡观相对成熟了。人们一般能接受死亡这个客观事实,也不大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隋文帝坚决反对神仙怪异之类的存在,陶渊明选择了“自然无为”的人生观,只要今生今世生活得安逸,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就行了。“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明代思想家吕坤对死亡的理解更为深刻:“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认为死后看风水,请阴阳先生是“舍我本身,求之枯骨”。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死亡观造就了无数不同的人生。众多仁人志士秉承了儒家的死亡思想,报国安邦,杀身取义,如宋江、谭嗣同、文天祥、陈天华。而道家的死亡思想造就了象“竹林七贤”以地当床、茅棚作被、天为帐与猪狗同食这样的隐世者及敢于在宫庭颠倒骑马的文人骚客如李白。应该说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死亡观是儒家死亡思想的传承,是人世的,而不是出世的。但是,他们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高度,为人民谋幸福,舍生忘死,抛头颅,洒热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死亡观的忠实践履者。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观具有中外以往任何死亡观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李庆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一书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亡是一种自然的归宿

生和死都是很自然的现象,有生就有死,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人首先考虑的是过好自己的生活,没有必要去为无法抗拒的死亡和根本不存在的死后世界忧虑、烦恼。但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便有了不同的价值选择:一种是消极避世,放任自流的态度,如“竹林七贤”。另一种是自私自利,巧取豪夺,拼命满足肉体、感官欲望的享乐主义方法;另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就是:珍惜生命的存在,尽可能使人生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无法获得生命的永恒,但我们可以通过生命创造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传予后人,使已不朽。

(二)死亡是一种令人恐惧、给人威胁的力量

由于死亡的神秘性、不可逆性、不可知性及宗教理论对死后世界的恐怖渲染,再加上亲历临死者的痛苦神态及死后的“狰狞”面目,人们总是对死亡充满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只要我们觉悟到死亡对人生的真谛,认识到日益逼近的死亡所造成的生命的有限性,那么这种“恐惧”不但不会引起我们心理上的恐慌,相反会给予我们对未来希望的某种启示和提醒。正因为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渐近性,我们必须抓住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机遇,最大程度地利用生命,赋予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无法设想,假如人类没有死亡,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空虚、无聊甚至可怕。

正因为死亡的唯一性、不可逆性,死亡的濒临便成为一种生命外在的威胁力量。相反,“以死相拼”也成为抵御某种威胁自己最高理想和价值的最后的武器。国家正是利用这种威胁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和根本的价值目标。对违法者最严厉的惩罚便是死刑。

(三)死亡是一种痛苦的解脱

无论是来世的死亡观还是现世的死亡观都能成为它的逻辑前提。佛教中的“涅槃”让人进入一个极乐世界,道教的顺“天道”而亡就有一了百了的寓意。《红楼梦》第一回踱足道人唱的“好了歌”:好便要了,了就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如果生命的过程实在难受,有些人会以死亡的方式作最终的了结,这是对现实的绝望,对生存价值的彻底放弃。其实不然,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对个人来说,它是统摄一切的力量;对社会来说,它是构建社会大厦的根本基础,社会的一切都要来源于它。

(四)死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这里又有两种情况:要么把死亡作为追求理想的工具,认为有比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多少痴情男女为爱殉情:梁山伯、祝英台化蝶而飞,罗密欧和朱丽叶相卧而死。要么把死亡作为一种灵魂的升华,把美赋予死亡本身而美化死亡。为什么成为千古绝唱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悲剧而不是喜剧。有人认为三毛的自杀既是她对荷西“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留恋和无奈,更是她把死亡作为“灵魂升华”的手段。她与荷西的结合是灵魂和肉体的最完美的结合,荷西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荷西去了,她也去了,死亡便成为她必然的选择。把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寄托、镶嵌在死亡身上,使死亡本身看起来如此美丽让人向往。在这里,美好的愿望便超越了痛苦的事实,反映了人们通过死亡来延伸美好愿望的心理期待。

从李庆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心目中的死亡观念散发着浓厚的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的气息。大多数的中国人往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思考死亡,彰显、规定死亡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中国历史造就了如此众多千古流芳的仁人志士的原因。再一个,中国历史变革过程中的曲折和驳杂是其它民族所没有的,在每一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死亡观也往往处于现代和传统的交合中。由于个体生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主流文化中突出的是为“集体”而献身的英雄和烈士,这些人往往被神化以达到某种政治教化的目的。所以,中国人的死亡观念往往被赋予政治上的意义。还有,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的历史,在这座政治大山的高压下,个人显得如此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当他们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时候,于是把希望和理想更多地寄托于死亡身上,要么美化它,要么使之神秘化。所以说,伦理化、政治化、神秘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念的三大基本特征。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观的现代意义

人不可以选择是否死亡,因为死亡是人的可能性中最有可能的可能性。但人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死亡观念,一个没有死亡意识、忧患意识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鲁迅作品中阿Q的愚昧就在于他的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自我意识。

任何历史不可能不影响现在,现实总是历史的延续、不可能不打上历史的烙印,就象人脱离了母体必然留下永久的疤痕一样。

死亡观也是这样。它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的人们忘记了死亡这把悬挂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再去体验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沉浸在金钱和欲望的漩涡里不能自拔,所以一旦死亡之剑突然从头上掉下来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措手不及,无可奈何。为什么贪官污吏只有到临死的时候才感到“上对不起高堂老母,下对不起黎民百姓”;为什么事业有成的大学教授、领导人生的道路上遇到点挫折就从高楼纵身一跃、一命归西;为什么号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同学之间有了点矛盾就拔刀相向,以死相逼;为什么少数党员干部先人去世以后要把葬礼搞得风光宏大,墓碑立得高又高,大吃大喝,锣鼓喧天,甚至借机敛财。这不仅是财富的无意义浪费,更是对先人的大不敬。哲学是死亡的练习,哲学家就是为死亡准备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应当为他们指点迷津,尽管我们的理论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和无能为力。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声音,一种良知与理性的声音,一种迷途劝返的自我提醒的声音。这种声音洋溢着天国的温馨,为我们漫长的一生护航,使我们不至于沉沦和堕落,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如前所述,儒家的死亡观是人世的,它把死亡问题暂且搁置,要求人们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去忠、去孝、去悌、去友,通过立功、立德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从而超越死亡。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到了历史的关键路口,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事业的滚滚洪流中去。党员干部更应该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和责任。可是,有少数党员干部却在金钱和欲望的冲击下忘却了这一切。如自己都承认是玩权力、玩金钱、的“三玩”干部雷渊利;被老百姓戏称为“王坏种”的;和一百多个女人上过床的张二江。他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也有人对养育自己的父母都无孝心,怕父母年老后成为自己的累赘,用金钱一次性买断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也有人对人已毫无诚信可言,“仁、义、礼、智、信”在他们身上已找不到任何影子。当然,这也不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多少人格和道德的楷模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雷锋;抛妻子、别老母,长期扎根雪域高原,最后身死高山雪地的孔繁森;心里总是想着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身患绝症,仍然坚守工作岗位的郑培民;为了改革开放事业,“即使前面是地雷阵、万丈深渊,我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朱锫基;背着妹妹上大学,感动了多少中国人的寒门学子洪战辉。他们不仅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死亡观的忠实践履者。

道家的死亡观是飘逸的、潇洒的。应该说道家更是一种容易被常人所接纳的平民死亡观。它要求人们不执著于生死、顺其自然,以一种安身立命、本真的态度来体验人生,寻找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的确,对普通人来说,我们不可能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我们可以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情,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为社会的发展尽到自己能尽和应尽的责任。那么到临死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碌碌无为而羞愧,而是深切地感觉到:我的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在我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和艺术理念不断渗透,从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下,现代室内设计也深受西方艺术理念的影响,逐渐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了传统文化元素传承的重要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因此,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便需要将传统文化元素较好的融合到现代室内设计中,积极创新设计思路,不断拓展室内设计发展空间。总之,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需要,同时也是现代室内设计的要求。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1.中国传统色彩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融入中国传统色彩,并不是简单的进行渗透,而是将现代室内设计理念与传统文化要素较好的融合起来形成新的室内设计观念。因此,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者积极寻找中国传统色彩的内涵,并且将传统色彩灵活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促使现代室内设计作品充满丰富的传统色彩。虽然室内设计在色彩应用方面体现着各个时代的精神内涵,但是作为中国传统的色彩始终被人们尊崇。很多设计者将中国传统色彩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从而创造了众多杰出的作品。其中中国传统色彩应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红,中国人们始终喜欢红色,甚至红色被看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灵魂。中国红在经过长时间的沉淀,象征着热情、奔放、团结的民族品格。通过应用中国红,让整个建筑气势宏伟,是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与现代室内设计的完美融合。

2.中国传统书法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文字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设计作品的信息,更发挥着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这也就对现代室内设计文字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观察这几年的艺术作品,我们便能够清晰的看到很多作品中的文字都是经过电脑合成,这样的字体与书法相比缺乏灵动性,呆板生硬,缺乏内涵。然而,将传统书法较好的融合到现代室内设计中,能够较好的体现现代室内设计作品的风格。不同的书法具有不同的文字特征,不同的文化特征对室内设计作品产生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其中篆书代表着高雅;隶书代表着古朴的特征;草书代表着活泼和灵动。通过将中国传统书法较好的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有利于将作者的思想情感更好的体现出来,为室内设计作品增添精神内涵,从而引发人们的共鸣。例如:在一些茶室的设计上,便可以将中国传统书法元素较好的融入进去,让整个茶室充满传统的书香气息。因此,为了将传统书法灵活融合到现代室内设计中,便需要设计者深入理解书法表达的意义和内涵,然后将书法内涵的经典之处进行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室内设计作品具有更强的魅力。

3.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在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关于装饰的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大多数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代表着人们对幸福生活和吉祥平安的美好期盼,并且在不断传承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善。其中在一些房屋室内空间布局中,借景、屏风、隔断和博占架等多种装饰手法便是从传统社会发展中演变过来的。这些装饰图案不仅具有较强的装饰性,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功能性作用。当然,在应用传统装饰元素的过程中,不能够只是一味的强调对形的运用,还应该注重对装饰图案神韵的挖掘。尤其是在现代室内设计的发展进程中,将传统装饰元素通过设计以满足当代室内设计的需求,坚持在传统装饰图案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例如:美籍华人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这所博物馆就是将传统的飞檐翘阁和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结合起来,并且在整个建筑物的多个细节部分采用了传统的装饰元素。其中在这所博物馆的材质方面,主要以开放式的钢结构和木作架替代了传统的木梁和木掾构架系统,其屋顶也多采用玻璃和石头材质。同时,在博物馆设计中,追求色彩和纹理统一时,其传统的房屋坡顶和窗框被花岗石所取代。通过应用这些传统装饰元素,让整个博物馆都充满了浓厚的东方神韵。

4.传统建筑建构形式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一般来讲,我国的传统建筑结构多以木质为主,建筑装修涵盖了除隔断、门窗以及大梁的几乎所有小木作结构,对于木材的运用讲究大进深和高空间,视觉上注重对称艺术,画栋雕梁讲究色彩匀实,一些硬木作品,例如:官椅、屏风以及长桌等传统物件多常见于室内装饰,传统建筑构件的历史和功效性体现都十分的明显。传统建筑构件的雕刻技艺也独树一帜,浮雕、圆雕以及镂空作品等构成了代表性的表现手法,具体运用在建筑物上则因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取舍,在祠堂、牌坊、栏杆、壁橱、庭院以及月台部分多以石雕作品较为常见。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很多也在栏杆和壁橱方面采用了传统建筑构件的形式。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