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6篇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一、可持续发展的村镇规划建设价值取向

在发达国家村镇规划中，判断可持续发展有2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以生态为中心；一个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态中心论”以环境可承受和环境得以改善为前提来判断可持续发展，如决定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限度：“人本论”以满足当前人的需要但不损害后人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来判断可持续发展。两个不同的立足点的差异之一是尺度不同：“生态中心论”的尺度是区域的或全球的，而“人本论”的尺度是地方的，一个村、一个镇和一个城市。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去规划设计社区时大都采取“人本论”的立场。

英国的《21世纪地方发展纲要》从4个方面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村镇规划设计：

（1）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应采取生态学的方式去考察社区，重新研究社区与它的背景的关系，如自然景观、生态系统、水和能源等。

（2）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应尽可能强化地方社区的独立的和综合的功能。一个地方对汽车的依赖会产生环境污染、交通设施使用不平等、过量使用土地和能源等问题，因此，避免地方社区的区域功能衰退，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是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去规划设计社区的重要内容。

（3）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采用人的尺度、土地与空间的混合使用、人群的混合居住、维护地方的社会资本等基本准则。

（4）调动各方面积极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使每个人都能负起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系统干扰的责任。

按照这些准则设计的社区有如下理想特征：有适当的住宅、工作机会、当地生产的农产品、稳定的能源和水源；不同年龄和收入的人们形成一个和谐的社区；人们在那里生活、工作、参与各类社区活动；大部分人在那里工作，不需要每天为了工作而长途奔波；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属于那里。这些描述可以归纳为6大设计原则：

（1）独立性：无论从技术上、社会上还是环境上讲，村镇居民的日常需要应尽可能在当地得到满足。例如，居民在村镇里能够得到就业或得到基本的社会服务，减少出行，从而减少在交通上的能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2）混合性：在设计上给村镇里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收入、年龄特征的人们以选择的机会，包括出行方式、住宅、工作、服务和开放空间等，尽量采取居住混合，功能混合，适宜步行等基本设计手法。

（3）地方性：村镇规划与设计应顺其自然，如地理环境、自然景观、水系、生态系统、小气候的条件，不仅增加了每个社区的个性，也保护了环境。

（4）综合性：充分考虑人们在地方社区内的各种各样的空间联系，如公共场所使用的多样性，道路使用的多功能性。

（5）开放性：村镇规划与设计应尽可能对未来开放，如公共建筑用途的变更，住宅的扩大，基础设施的增容，多功能的开放空间。

（6）自我管理：村镇规划的决策应放到尽可

二、村镇规划建设要注意乡村的特点

（1）非农业使用的土地叠加在多倍于它的自然开放空间上；

（2）人的尺度与乡村自然尺度的巨大反差；

（3）乡村空间基本保存着原有自然地理形态和多样性的相互联系；

（4）土地和空间的非农业化会对生态循环链发生影响；

（5）开放空间与其他使用在土地分配上的比例和在空间布局上存在特殊规律；

（6）村镇居民的资源供应能力和废物吸收能力是确定的；

（7）农用地的保护与对农用地调整的生态约

（8）居民点自然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混城市规划并不涉及这8大特征，而村镇规划设计如果忽略它们，后果就是失去农业生产空间，失去自然的开放空间，失去良性的生态循环链，失去村镇居民点的各种自然特征，失去地方文化特征。但是，反对套用城市规划的方式、去指导村镇规划，并不意味着拒绝采用城市规划的技术和手段。相反，它仅仅意味着在规划村镇居住区的形体时应用城市规划和设计手段，同时，还必须再加上对乡村自然开放空间、乡村自然尺度、乡村自然地理形态及其联系、乡村生态循环链、乡村生活与生产的混合等因素的考虑。

三、按照乡村发展趋势合理规划村镇布局

1.都市区和非都市区不同地区乡村的变化前景是不同的。比如，都市区的乡村（郊区）与一般农业地区的人口变动会有不同趋势，乡村居民点的生命力也会有不同情况。美国有都市区和非都市区的统计定义。都市区（也译为“大城市统计区”），由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和在其影响下的城市和乡村组成。在80~90年代，美国有268个都市区，人口1.98亿人，占总人口78％，面积占15％。在都市区中，郊区人口占一多半。非都市区包含其他中小城市和大部分乡村。乡村指居住人口在2500人以下、不属于城市区的居民点。非都市区的村镇，1980年有2443个，1992年有2304个。镇有多种形式，比如农业镇、工业镇、矿业镇、退休人员镇、官员镇等。

在法国，位于城市附近或位于工业和城市人口聚集区（ZPIU，类似于中国所谓城乡结合部地区）内的乡村人口，以及部分边远乡村的人口也有增加的趋势；也有1／3的村镇人口在减少，比如在科西嘉中部、南阿尔卑斯和布列塔尼中部，主要是一些人口密度很低（20-30人／km2）的地区，一直存在着荒芜化、人口外流和老龄化。

2.村镇布局调整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学科 “三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主渠道，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便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任务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日益显得重要。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不仅会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渠道，而且会有助于更好地完成这项重要任务。诚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简单地等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但也不能囿于学科建设是从事理论研究，而忽视理论教育所从事的理论普及工作。学科建设固然是着力于理论上的提升，但理论工作本身的特性、特点和发展的规律性要求我们，紧密结合理论教育的实际，为理论教育服务，不仅不会影响理论品位的提高，而且是促进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理论要真正发挥作用，就需要重视理论教育和理论普及，这是理论的本性使然，是理论发展的规律使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使其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这一紧密关系的形成，是一个相互受益并获得双赢的过程。在这种紧密关系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将不断得到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撑，同时，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过程，又会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的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既不会影响和限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发展，也不会降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水平。恰恰相反，密切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需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研究成果和适用的人才，将会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内容，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拓宽用人渠道，夯实学科建设的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成就和水平的重要体现。总之，通过双向对接，二者会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得以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三农”问题的提出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特指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及流动人口等。

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开始推动农村产业化的进程。然而，第一产业的发展却始终远不及第二与第三产业。农民种田没有足够的收入，便开始出现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由于城市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了大量集聚在城市却无工可做的农民工群体。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持续下降，农业投入开始减少，导致更多的农民进城“找工作”，形成恶性循环。因为农业发展的优劣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而且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4，其生活状况成为中国人总体生活状况的最主要反映，农村能否尽快发展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三农”问题也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

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和学习需要循着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从时代背景着眼认识“三农”问题，全面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视野和大手笔，“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一发展循着“（1）城镇化—（2）工业化—（3）现代化”的基本行程，其中“城镇化”是这一发展转变的原动力。要将这三个层面与“三农”问题放在一起思考。首先要了解传统农业社会。从内容来看，要认识两点：传统农村和传统农民。

中国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发展中大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乡土特点十分突出，乡是农民世代栖息的地方，土（即生产资料）是农民谋生的基本手段和方式。经济活动的相对固定性决定了农民祖辈落脚于乡村，拓荒耕地。生于土地，长于土地，世代繁衍，终老于土地。传统农村的社区性质和农业生产方式紧密相连。为此，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区，就需要从传统社会的农业开始。这可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史”与“论”结合的切入点。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三农”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在研究和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扎根、结果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形成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现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均可涉及“三农”问题。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尽管有人说，作为一本教科书不必须有相关内容，但笔者认为，既然“三农”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非常重要，还是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两部分的内容中有所反映的。如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系统阐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时，特别强调工农联盟在国家政权中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解决农民问题开创了苏联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道路；斯大林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是苏联模式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等内容完全可以写进教材或教案。这其中，《法德农民问题》是恩格斯晚年长期研究农民问题的卓越成果。这部著作，对指导当时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今天的无产阶级政党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正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我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来说， 尽管毛泽东本人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概念，但从他的有关论述、文稿及在他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中，仍大体勾勒出了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思想。毛泽东一生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为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这是我们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加以阐释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注意研究和引用、介绍毛泽东当年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基本经验，讲明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毛泽东特别强调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支援农村建设。这些可贵的探索与设想，都可以成为我们在授课时引用的精粹。此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对“三农”问题的大量讲话、指示和文章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应有内容。如邓小平同志立足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实际国情，深刻指出，中国的稳定与发展，首先取决于农村，我们制定政策规划蓝图，必须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江泽民同志则指出要始终明确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胡锦涛同志多次对“三农”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领导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首要位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都是我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讲授“三农“问题的“纲”和“灵魂”，是需要写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之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可以从中国近现代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上入手来阐释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有人说，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的教学中很难讲“三农”问题，实际上并不尽然。如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旨在帮助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坚持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化理想为现实。立足于国情谈理想就是从现实出发，这个国情和现实便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再如，“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作为一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在教学大纲的设计以及教育教学过程中，既要向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强调知识的系统性、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又要强调在理论逻辑中凸显问题意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要紧紧围绕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重点解决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爱国主义、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和心理健康等问题，强调切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切实解决大学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真正体现“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三贴近”当然离不开贴近“三农”问题。

总之，现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都与“三农”问题有着不解之缘，都需要对“三农”问题从自身的课程特点出发加以阐述。但在讲授中要注意：1要处理好现行教材与教案的关系，处理好教材中有“三农”内容的和教材中无“三农”内容的课程间的关系，教材中有“三农”内容的 ，是要写进教案展开阐释的，并要注意其它教材中的“三农”问题是从何种角度讲的，要体现本课程的层面；教材中没有涉及“三农”内容的要讲，也可写进教案，但需注意入手与着眼点，切忌重复其它教材的内容。2、要贯彻“论从史出”的原则。结合自身的课程特点，从事实（史）中讲道理（论）。从四门课程的总体来看，“三农”的发展“史”主要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来体现。 3、四门课中关于“三农”的内容要有逻辑递进关系：既可以时间在先为序，也可以逻辑在先为序；各门课程中的“三农”内容要有所侧重。实践表明：万丈高楼需从平地起，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是一定会大大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

主要参考文献：

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2000

2、《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 人民出版社 2001

3、何萍、李维武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讨. 人民出版社，2002.

4、丁俊萍.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杨伍保.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导报，2009，(3)

(2)于风伟商同杰.和谐社会下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2)

(3)杜旭宇.农地征用时农村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4)杜胜利.正确处理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性[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5)田法成.改进农村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农业，2008，(7)

(6)黄建固.加强农村土地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乡镇，2008，(6)

(7)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8)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美]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4)刘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群言》，2003年第9期

(15)秦兴洪，廖树芳，武岩：《近5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变动的特征》，《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十年前，我在拙作《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前言中曾说：“研究毛泽东，不探讨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时代，不认识这个时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这位现代中国的历史巨人”[1]。然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当前严重的“三农”困境，我更愿意说：读不懂毛泽东，就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然而，要读懂毛泽东，确实是件万分困难的事情；不仅要读进去，还要能读出来。世人解读毛泽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期间，时事变幻，斗转星移，人们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或因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的相异而认识有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对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却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糊难辩，事情总不是朝着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三农”问题再度陷入困境；当前，“三农”解结，招数难寻；这让我们深感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这本书，我们还没有读好，还没有读懂。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理论，超越前人，精到独见；毛泽东试图解放农民的实践，丰富生动，规模空前；理论上真理与谬误胶结，难明是与非；实践中理想与策略交融，难分对与错；更何况，无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来者，试图解读毛泽东的人们自身也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毛泽东农民理论的熏陶或影响，而成为“身在此山中”的“当局者”。那些曾经当作真理接受的理论认识，那些根深蒂固充斥着我们脑海的有关结论，如今却要加以对与错的区分，那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显然，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不仅难以读进去，而且更难读出来。

[1] 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前言第1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2] 汤安中：《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第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

二、由“注释”回归“学术”

中国人解读毛泽东，以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分成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就前期解读的背景而论，毛泽东在全党的至尊地位，经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就已全面奠定；随着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传遍中华神州大地，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便由人变成了神，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期间，伴随毛泽东致力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投身于人民公社理想目标的实践的，是人们对毛泽东的农民理论和农村改革实践的臣服。因此，这时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表现为学术研究与变革实践同时并进，并直接为后者服务的特点。毛泽东的宏文四卷以及大量讲话稿中涉及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和观点，不仅成了直接指导农村经济变革与农民实践的真理化身，而且成了学者们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论点进行精心地注释。将其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在实践方面，认为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来不断地探索解放中国农民的道路，在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等实践中，都一次次地克服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正确路线的代表。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2-185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此为马克思主1857年所说，也为各种教课书转用并成为大家皆知的认识。如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第6-9页，解放出版社，1949。 [6] 毛泽东：《组织组织起来》（1943.11.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10] 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9.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4-245页。

[1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1964。 [13] 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史学月刊》，1955年，第8期。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4] 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第3卷，第10期，1951年。 [16] 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7] 嵇文甫：《关于历史主人及其它》，第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 [19] 孙祚民：《史学研究论文集》，第74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解读毛泽东和农民问题进入新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打破“两个凡是”的激励下，高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也由“注释”开始回归到学术研究。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带头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破了将毛泽东长期神化的一统局面；随着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80年代初期的全面推进、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人民公社和农民战争等许多重大的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广大农民改革实践的全面挑战，毛泽东集体化运动中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在学术界也普遍当作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错误，广泛受到批判[1]；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虽然很快由热变冷，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家庭经营模式的研究，却因实践需要进一步升温，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展示了某些了新的突破。

首先，学术界对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整个集体化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评价，打破了毛泽东“无比正确，样样正确”的神话。根据中共《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结论，即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和过于简单划一）[2]的错误，学术界出现了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等多种看法：或认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符合于客观需要”，“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是存在“四过”问题[3]；或主张“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具体的策略步骤创造性多，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4]，或认为“基本方向正确的，但搞早了或搞急了”[5]；或认为改造是正确的，但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就掀起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运动，离开了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6]；有的则主张，“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当时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7]；而对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的问题，普遍认为，以1955年夏天为界，前面是正确，后面才有错误，认为后期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高级社”搞急了，更多地是靠政治手段进行；等等。但翻阅期间十年左右的研究论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的论著问世，只有阶段性、时期性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导致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近半个世纪农村经济改革的研究，是一种前后割裂式的与前后缺少逻辑联系的研究；二是因研究的前后割裂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不可比性，得出前后自相矛盾的结论：似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孤立的，他在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似乎与他在根据地时期或合作化前期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没有承传关系与逻辑联系。

[1] 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4] 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 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89年第1期。 [7] 参见之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第69页。

[8] 董楚平：《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董楚平先生是这一时期研究农民战争与农民平均主义中着力良多的著名学者。他在1979-1983年间，先后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7篇论文， [10]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1]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2]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3]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4] 参见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15]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

[16]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8] 白钢：《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三、为释疑而入，却负重难出

我开始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前述的由“注释”向“学术”回归的80年代初期。那时，我大学毕业留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对前述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研读的成果与结论，自然敬重有加，全盘接受。尽管我生性愚钝，学习起来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但在死记硬背传统观点与结论上则是循序见进，逐步印入了脑际。这些我在学生时代全盘接受过来的基本认识，是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兵进入所谓的“学术殿堂”的起点。当年，受农村经济改革大潮的吸引与驱使，也限于个人经历和知识水平，我在重新审视自己平生所学并寻求研究选题时，视线本能地聚焦于生我养我的乡村和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民。

当时，我任教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有一种似乎不容置疑的定论：即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毛泽东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反映或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令我非常纳闷：在我从孩童到大学时代的20余年的记忆中，当年，中国农民正是在大批特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中被赶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现在广大农民冒死瓦解了人民公社，怎么又是“一大二公”集体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呢？这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怎么都打在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上？这个问题刺激我进一步思索：平均主义到底是不是学术界所认定的“农民意识”或“农民主义”？古代农民抗暴起义追求的所谓“平均主义”是不是广大农民的追求？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是不是农民的思想与主张？如若不是，那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主张到底是什么？平均主义意识又源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凭空说理，作“纯理论”上的论证，必须借助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分析来得出结论。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的我来说，要选择具体历史事件，自然想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毛泽东与农村经济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这一事件历时长达半个世纪，资料丰富且被大家所熟悉，对它进行考察分析将能很好地解答上述疑问；由此我开始进入毛泽东与农民问题或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我的研究从小处着手。首先思考的是：平分土地（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为核心的政策（包括平分土地时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能否保护中农乃至富农？如果不能，那么中农与富农自然就不会赞成平分土地，那也就不能说平分土地是农民的思想，" 至少不是所有农民的思想。进而思考：农民阶级中究竟是哪个阶层且大致有多少人是赞成平分土地的？自然又必须对毛泽东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进行研究分析，思考当年农村的阶级划分标准与农民政治态度存在如何关系？“劳动”与“不劳动”、“剥削”与“不剥削”能否正确区别？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农村改革中的阶级路线？接下来，就涉及对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农民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到底如何？长期批判的农民自发倾向应该如何看待？集体化运动的错误只是时机与快慢问题吗？恢复农民家庭经营真是历史倒退？还是限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暂时性政策呢？等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未知亟待探索的强烈刺激，使我逐渐和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结下难解之缘。

1983年，我带着几个学生，先从毛泽东推动农村变革的大事记做起，撰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限制富农”说质疑》两篇文章[1]，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当年5月与10月召开的学术会议，这是我尝试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处女作。虽然，这两篇不象样的会议论文在观点的完整性、论述的层次性和写作方法与水平上都存在许多缺陷，但我当时自以为，所依据的论据是充分可靠的，所论述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有自己的创见。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得到权威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投出的文稿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到1984年上半年，十几万字的大事记完成了，并由此形成了《试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限制富农”政策》和《再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阶级划分的标准》两篇论文。而后我被送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班进修一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推进城市经济改革的若干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农村改革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落后而被迫进行的说法，已由改革的实践作了明确的回答，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深入研读的信心。在左志远教授具体的指导下，我利用南开丰富的资料，阅读了大量港台相关论著，研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农村许多资料，并利用1985年的春夏期间，在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进行过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使我第一次有了中国南北农村社会比较的学术视野，并以中央苏区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南北农村变革作比较，完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一文初稿的撰写，还对前面几篇论文进行修改与充实。此后的几年中，《南开史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和《上饶师专学报》先后分别发表我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最初三篇论文，同时，又完成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之我见》、《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中共地权政策的再探讨》等两篇文章。这些已经发表和还未发表的相关论文，实际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雏形。

[1]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于1983年5月和10月提交给在九江市和新余市召开的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 后来于1991年4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4] 内田知行：《第二次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观感》，见（日）《中国研究月报》，第528期，（1992年2月）。

[5] 该书会后经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教授的努力，于1994年由艾平和张秋成两位先生完成了书稿的全部英文翻译与校对工作，并以《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为题，在（纽约）《Chinese Economic Studies》1994年第5期、第6期和1995年第1期将全书逐一连载发表。

[6] 该学位论文经修改后于1994年夏天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是我十余年研读毛泽东心得的一次总结与提升，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表达了自己一孔之见： 其次，拙著就农民和农村经济相关的理论问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以农民家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始终具有“自发‘竞争’的天性，也可以与商品经济共存，并在其中得到发展与改造”（第9页），它具有“自发竞争、适应和转化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经济和开放经济”（第3页），“表现了他们那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和敢于面对市场，走向市场的勇气”（第107页）；“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家庭承包并不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更重要的是受农业劳动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是由农业中家庭个体经营形式本身具有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决定的。它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较大的宽容度，既能适应于手工劳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又不完全排斥实行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先进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一纽带，它可以适应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走向社会化。”因此，“告别‘大呼隆’的时代，农民决不会感到寂寞；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集约化，也不再需要通过人为的合作化集中土地或人为地将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会比人为主观的‘手’调节得更为恰当，农村经济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第265页）。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农民私有者与劳动者的创造性都是不可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对农民作为私有者和他的私有性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因而在实践上“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第124页）；在封建特权横行的社会里，农民“从来就难有机会在公平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倒是长期深受官商勾结之苦，只能困缩于小块土地上挣扎度日。毛泽东对下层贫苦农民一往情深，立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殊不知，农民长期不是苦于自己的小私有，而是苦于他们作为劳动者遭受的超经济强制，劳动产品得不到保障，苦于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和产品参与正常的公平竞争”（第9页）。“农民既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平均主义者”（第186页）；平均主义只能为“下层贫民所接受”而“必然受到广大农民基本群众的抵制”（第7页）；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大批狠批农民的“自发倾向”并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化，导致巨大失误后又反诬农民为平均主义者，这不仅是对农民主体的“一大误解”，而且是对农民几十年“忍辱负重，作出巨大牺牲的最大不公”（第183-184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抛弃“社与资”、“公与私”、“大与小”的无谓争论；实行“劳动致富，共同富裕”，“不是收缴有钱人的钱袋子，而是让贫苦者也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让全体人民都成为有产者”（第263页）。同时，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农村”，正视“农民的负担久减仍重，传统的重农政策急待更新，行政权力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干预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城乡市场的形成，官商结合的阴影犹存……农民渴望平等竞争的权利与法律的保护，呼唤代表自己的组织（第267-268页）。 上述这些个人的观点，体现了我当年在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但它仅仅反映我那时为读懂毛泽东所作的主观努力，浅陋之处自可想见。在当年的论文答辩与书稿完成之后，书中涉及的许多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辗转。比如：书中区分了“农民主体”和“革命先锋”两个概念，深感学术界简单将部分赤贫农民的意识视为整体农民意识的不妥，但没有对农民进行阶层或层次区分，更没有对农民主体及其意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面对学术界那基础深厚又颇具权威的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要重新对农民的意识及其追求进行论证，更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因此，也没有去探讨农民所“呼唤”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问题。还比如，论证了农民家庭经济具有的自励、适应、转化功能和开放性，但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对传统租佃制度和农村民间借贷问题则缺乏从理性上进行基本的研究。又比如，提出了中国历代的民变、民众暴动造反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农民战争、平均主义不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但缺少全面的、历史的深刻论证；在讨论平分土地与土地农有问题时提出了“法律产权”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涉进一步推进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重新认识农民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了我继续进一步研究的所选课题[2]，然而，当拙作交付出版时，我不仅没有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一种疑虑重重，负重而出的感受。

[1] 毛泽东曾说：“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四、重新读进去，努力读出来

拙著出版至今已近十年，中国传统的农民问题以“三农”问题的新形式出现，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学术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虽然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当前农村现实中的问题，但直接关涉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仍然不少，至于间接关联的问题则更多。如有关农民意识，农民是不是平均主义者的问题，关于重新认识农民家庭经济问题，关于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期间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次，对农民家庭经济的重新认识，秦晖、孙达人、武力等著名专家有了重要的创新，如孙达人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是个体农民奠定的，以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更典型的和更先进的”[10]；秦晖认为：“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即使传统经济“也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而“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11]；武力等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小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小农经济、市场调节与工业化可以并存”，可以“接受能够提高收益的新技术的”[12]。但传统的认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是无法保证庞大的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的”，“对传统小农的改造势在必行”[13]。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它“不可能‘致富’”，“不可能是‘产业’，不可能‘经济’”；“分散或合伙经营农业没有重大不同”；“农民家庭经营是不能减少农民的”，也“不可能走上‘致富’的路”；“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因而他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农民确实不具有“一大二公”式社会主义性质——引者）[15]；市场化对中国亿万小农家庭将是一场浩劫，会催生社会大动荡，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能力取决于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小农经济即现在的农民家庭经济“逃脱”不了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牺牲品“规律”；“农村集体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自由对农民未必是福音”[16]。显然，以“救世主”或“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敌视或蔑视农民家庭经济的观点与意识真乃挥之难去。

[2] 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3] 李锐：《李锐论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

[4]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5] 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7]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8]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153、154页。

[9]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2]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4] 李 锐：《李锐论说文集》，第188-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 潘维：《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132、399-400、145、147、132页。 [18] 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序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20] 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91期。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年5月 [22] 李成贵：《中国的二元结构与“三农”困境》，见《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24] 赵立刚：《建立农民协会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从多重视角看建立农民协会之必要性》等文章，见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 2日 [26] 蒲文忠：《让农民组织起来－－兼论转型期社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原载：中国改革论坛，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7月。

[27] 程同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11月11日 [29] 署名“一通”的网友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30] 见李剑宏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中国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吗？》

[31] 见袁方成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

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和“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杂糅并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出现了许多严重不协调的音符；处于体制外的农民，受到来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竞争”的双重挤压，农民问题以“三农”困境的方式浮出水面：农民负担久减难轻，劳力转移路障重重，农民增收步履艰难，农村生态遭遇空前挑战；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规模经营与产业调整中日益萎缩、乃至丧失，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益在虚置泛化中流失以至于失地失业、甚至失居，农民的国民地位待遇乃至基本人权都得不到尊重，农民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享受无缘……市场的公平似乎对农民例外！尽管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三农”问题，中央对“三农”问题更是一贯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劳力转移问题、税费改革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民工工资问题、土地保护问题以及征地与种粮补贴问题等等，个个都有党政领导乃至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关注；2004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年后重新以“三农”问题颁布“一号文件”，农民问题进一步受到空前重视。但是，农村干群矛盾和“三农”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伴随“三农”困境，引发社会民众以至农民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毛泽东热”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对此，被传统农民观束缚的人们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的反映；农民意识与农民组织危害社会稳定的观点也颇有市场。现实的问题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问题作出更为科学的阐释，重新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我自知生性愚钝；虽历经20多年孜孜以求于青灯黄卷之中，频频奔走于山村田埂之上，虔诚求教农夫于村舍田野之间，然谨呈于您面前的《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一书，仍然难免显得粗糙和浅陋。只是因在拜读了拙著出版后的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时，愚以为十年前我在拙著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阐述的主要论点也并没有过时；同时，拙著当时没有重视或没能深入讨论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学界已有了许多新的突破，我自己近十年在相关方面的研读也有些新的心得，便产生了出版本书以向读者同仁进一步表达求教之忱。为此，本书的出版做了这样的安排：本书绪论以《读不懂毛泽东，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为题，详细回顾了学界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成果，理清了本书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作了总结性概括；对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所有章节则全部收入，但为尊重历史和学术规范，除对个别字、词因印刷错误作了修改外，没有作任何文字和内容上的改动；新章《遗产与超越》则阐述了我最近十年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心得；本书结束语，则论说了“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本书附上了全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和中、英文提要。本书的出版，企望通过总结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对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中国走出目前的“三农”困境有所裨益。

[1]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167页。

[2] 郭书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回顾用项经验教训》，《当代农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 龚育之：《新" 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65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