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农业发展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所言，直到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保持着一个令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水平，在农业方面更是如此。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中华文明大多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农业并未明显落后于中国，那么，罗马帝国以后整个中世纪的千余年中欧洲农业进展缓慢，终未超出古罗马的水平，而中国农业则在商周和秦汉的基础上稳步前进，在此后的千余年中代表着世界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

中世纪的欧洲，谷物的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大多在1.5～4倍，即使到1800—1820年时，最先进之英国也只提升到11.1倍，法国和西班牙为6．2倍，德国、瑞士等国为5．4倍。而据《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的记载，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谷物的收获量与播种量之比少则数十倍多则上百倍。[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了18世纪。因此，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在其《哲学辞典》(1764)中说：“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学生。”[2]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gues．Gernat)在其《中国社会史》中也说：“中国农业在18世纪达到了其最高水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农业显得特别落后。”[3]近代生物科学19世纪才开始取得重大进展。

事实上，中国农业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欧洲著名农史学家Paul．Leser曾经指出：“欧洲之农业直到18世纪仍抱残守缺、极为落后。欧洲农业之趋于合理并能逐渐发展，基本上是东亚文化刺激的结果。”又说：“整个欧洲农业变化最重要的起点是18世纪初。究其原因，可能并非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受古罗马农书的影响，因为它们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促成这个变革的动因来自东亚，从而可知现代文化基础的形成归根结底是有所借助于东亚的。”[4]

这一时期传人欧洲的中国农具有曲面犁、扇车、风车、碌碡及园艺上用的人拉辊子等。据B·H·SyonBath考证，中国的耧车是经威尼斯——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传人英国的。后经J·Tull改进，成为通行于欧洲18世纪的条播机。这些技术的传入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三圃式农法的废除。Leser进一步指出：“若无18世纪初开始之农业革命，则其后二百年中欧洲人口的增长及其相应之发展，均无可能。我们应为东亚文明提供欧洲近代文化之坚实基础心存感念。”

据Angus·Madison(1990)的研究，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5]可见在一个传统经济占很大比重的时代，中国凭借其传统优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可悲的是，自19世纪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中国不仅在近代工商业方面明显落后于欧洲，作为传统优势产业的农业也逐渐落到了后面。如果说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妨碍了以节约劳力为特征的机械技术的发展，致使劳动生产率落后于欧美，那么为什么进入20世纪后在节约土地的技术和提高土地生产率方面仍然落到了西方国家的后面?中国并不缺乏对农产品的需求且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水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为什么不能更上层楼，开发出更多新的提高土地利用率与产出率的技术?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分析和比较一下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增长的源泉。

二、农业增长源泉：传统与现代的比较

18、19世纪，欧美多数国家农业生产率与中国相差无几。但今天西欧和美国的作物单产普遍较1800年时翻了5—6倍。在劳动生产率方面，1800年，美国生产2700公斤小麦需要373个工时，劳动生产率与中国相比并无大的差异，但1960年时，生产同样数量的小麦只需10个工时，是1800年时的三十七分之一。

在土地生产率方面，17世纪中期英国每公顷粮食单产为670公斤，大体相当于中国同期的水平，但19世纪后明显高于中国，1850年时达到1880公斤，较1650年时增长了2.倍。1850年，美国粮食单产只相当于同期中国的50—70％，但二战前后逐渐超过了中国的水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分异呢?据美国学者帕维里斯分析，1929—1972年美国农业增长的81％、生产效率提高的71％归功于技术进步。1937—1972年，美国研究和推广中每l美元投入可获得7美元收益。可见，现代农业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

中国的农业并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15世纪后就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客观地说，中国农业在明清时期仍然有相当快的发展，例如多熟种植的推广与普及、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与传播、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多种经营的高度发展等等。正是因为这些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在人口翻了6倍的情况下保持了相应的经济增长。

但中国明清时期的增长是沿着一条既定的轨道进行的。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它已经将其潜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传统农业中,最重要的投入是土地和劳动，这是一种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其他投入物如种子、粪肥等，大多与多劳集约有关，农家自产，很少需要外部投入。现代农业则不同，它需要大量的外部投入，如良种、化肥、农药、机械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农户自己所能解决，必须依赖外部供给。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在生产力方面的重大差别。例如印度人均耕地数量是日本的6倍，土质也较日本好，但1960年时其单位面积农业产值仅为日本的八分之一。

美国所有投入中外部投入比重的变化情况

年份19401960

投入比重3462

瑞典外部投入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年份1860189019401960

比重5.512.022.839.7

那么，为什么中国就没能及时研发出这些技术和新型投入物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对两种技术创新的方式作一比较分析。

三、经验型创新与实验型创新

当经验型发明为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时，人口规模成为技术发明率和技术水乎的决定因素。因为人口多，尝试的机会也多，发明的机率相应增加。与经验型发明不同，实验型发明是近代和现代技术创新的典型方式。这种技术发明源于实验。与经验性发明相比，实验式发明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它有明确的目的性(攻关目标、工作计划、科研项目等等)。

第二，发明活动是一种专业活动(由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机构和组织来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

第三，高成本(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大多需要相当多的经费投入)。

第四，可控性与可重复性(实验可根据目标和进展情况不断修改和重复进行)。

第五，精确性(研究和实验的精确度非经验性发明所能想象)。

有了科学实验的方法，人口规模对技术发明的约束被解除了，一个发明家在实验室一年的实验可能超过几千个农民或工匠一辈子尝试的机会。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区别，现代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规模上还是在速率上都是传统经验式发明所难以同日而语的。

如果说，明清以来因人口激增，中国对西方现代农业技术，尤其是节约土地的高产技术并不缺乏需求的话，那么对于实验农学的阙如与滞后就只能从技术供给的方面去寻找原因了。

四、制度创新与农业技术的进步

如前所述，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需要许许多多的其它社会条件配合。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科学不再是为满足人类好奇心而存在，技术也不再停留在作坊中，科学与技术联姻，科技不仅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且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及人们的心目中不断树立其威望。因现代科技创新具有目的性、高投入、专业化和多学科集成的特点，非传统发明方式所能胜任，因此，要想在现代科技方面取得进展，不能不在制度上有所创新，以形成有利于现代科技发展的组织制度和社会环境。

事实上，世界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事实已证明，有这些条件或因素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得就快，没有这些条件或因素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就缓慢，甚至停滞。因此，究其根本，广义的制度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和基本条件。中国近代在整个经济和技术方面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在制度上不断变革与创新，以促成现代实验农学发展所必需的环境与条件的形成。这从以下一些历史事实可以得到印证。

第一，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帝王和中央集权观念的国家，国家追求大一统的政治与文化的做法，虽然是历史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对学术研究独创性与多样性的发展也产生了抑制和扼杀的作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狱、清代朴学的一支独秀，都与这些因素有密切的关系。知识分子的创新活动不时受到压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的产生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在激励机制方面，国家不是鼓励“学以致用”，而是“学而优则仕”。科举本来是广纳社会贤才的一种好的创举和制度，它打破了任人唯亲的旧制，但内容设置和具体做法上逐渐引导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和利禄，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导致“农者不学”、“学者不农”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第三，夜郎自大，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明清时期，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视出国者为“自弃王化”，以中央大国自居，对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变化掩耳不闻、视而不见，也拒绝与西方国家来往和通商，从而使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距离逐渐拉大。

凡此种种，不同程度上妨害了现代农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相比之下，欧洲在经历文艺复兴之后，大众教育普遍建立，科学也开始与技术结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实验科学体系。欧洲的大学始于中世纪晚期，19世纪时德、英、法、美等国陆续建立起了农业专门院校，致力于改良农业，近代化学、土壤学、作物育种学、植物保护学、农业机械学等学科飞速发展。而中国直到1905年才废除科举，提倡新学。中国第一所农业学校和农业大学始建于1898年和1905年，较之欧美国家普遍晚了100—150年。

如果说，因历史和文化的关系中国落后于欧美有一定的历史必然的话，那么，近代中国与日本相对地位的转换就只能从自身来寻找原因了。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历史上长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国许多优秀的农业技术就是经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传人日本，被日本农民奉为圭臬。然而，自鸦片战争中国败于西方列强后，日本深感中国已经落后，转而学习西方。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以水田稻作为主，单产略低于中国。但到1950年时日本水稻单产已是中国的一倍。

历史上，中、日均为蚕业较为发达的国家。远在公元前12世纪中国蚕种和养蚕技术就传到了日本。相传秦始皇时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到日本，传授养蚕织绸的技术。但到20世纪初，当中国创办蚕桑学堂时却不得不延请日本人为师。1863年中国生丝出口还是日本的3．5倍，但1930年时日本出口生丝已是中国的3．7倍。1885—1900年中国供应了西方蚕丝市场的42％，但1930年时日本占有了西方生丝市场的75％，中国仅为10％。

相比之下，中国农业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建立比日本晚了30—40年。日本对农业科技与教育的重视得到了回报。例如由于化学处理人工孵化及缫丝工艺等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杂交种夏秋蚕的饲养，日本蚕丝生产1870—1920年增长了9倍，蚕丝出口创汇在创汇总额中的比重常年在50％以上，成为推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功勋产业”。再以水稻生产为例，由于高产耐寒抗病水稻新品种的推广，1895—1918年日本每公亩水稻产量由原来的200公斤提高到300公斤左右。我国水稻单产原来与日本不相上下，但196(3年只有日本的二分之一。就农业技术而言，一个国家不仅要有技术引进的能力，更重要的还要有与之配套的从事适应性研究的能力和技术运用的能力。显然，这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系、技术开发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而这些体系的形成又依赖一个庞大的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中国在这许多方面的滞后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们所说的制度当然不只是指科技制度和教育制度，它包括促使科技资源为人们重视的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专利制度、信用制度、法律制度等各个方面。例如市场制度的创立会使原有的技术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新的技术也会因需求旺盛而不断推陈出新。

制度创新在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重要。这是由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创新方式的变化所决定的。科学由原来凭个人兴趣和好奇心驱使的在实验室孤立探索被有明确目标大规模团队合作的科学研究所取代。这些团队的工作不仅需要昂贵复杂的科学仪器和设备，也需要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杂交稻的研究就是个例子。杂交稻可说是我国具有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它的研究长达数十年，涉及到的科研院所多达上百个。它的推广则涉及更多的政府部门和农技推广机构。由于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与政府和政治的关系也前所未有的变得重要。为了加速经济发展，政府不断增加对科技的投入、管理和调控，从而深刻地影响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速度。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中，我们虽然也在进行制度创新，但长期模仿前苏联模式，在政治上追求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推行计划经济。与之相适应，在管理上条块分割，结果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协调与配合。据1985年的一项调查，我国每年农业科技成果有6000余项，但其中被转化为生产力者仅30％一40％，目多为局部或地区性的应用推广，形成规模效益的不到20％。

如果我们将世界农业的发展做一历史总结，会发现有四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第一次是农业的起源和农牧业的初步发展，它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的时候；第二次是传统农业革命，它以铁犁牛耕为标志，发生在欧洲的古罗马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第三次农业革命称常规农业或工业农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它以拖拉机、化肥和杂交品种为标志；第四次农业革命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处于发展初期，其特征是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依托逐步向精准农业和可持续农业迈进。中国在第一和第二次农业革命中大多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不幸在第三次革命中落到了后边。今天中国又面临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加速制度创新，中国就有可能象日本在第三次农业革命中那样，后来居上，否则就难免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再次被抛到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