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管理论文范文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学校的核心功能是保证和不断改进对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服务。学校根据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需求、学生和未来对人才素质的需求、国家方针与法令法规的要求，确定学校的办学理念，它包括办学宗旨、办学方针、育人目标、办学特色、发展目标、管理机制等部分。这些办学理念如何转化为可操作的管理行为，远期发展规划如何转化为各阶段的具体目标，关键要建立的目标计划体系。全面目标计划体系将学校近期、中期、长期发展规划，分解转化为学校各学年的目标任务。据此学校制定学期工作计划，各部门根据学校工作计划制定部门工作计划，直到具体岗位与个人。各层面的目标具体全面，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工作计划分层制定，分层审批，分层管理。总目标指导分目标，分目标保证总目标，构成一个全面的目标计划体系，并围绕目标的实现展开一系列的管理活动。全面目标计划体系与传统的计划管理相比，其创新表现：
(1)多维测定，使目标更具客观性、可操作性。学校各项目标是建立在对上一学年质量、团队素质、综合效益的比较，部门之间质量、效益的比较，与同业之间的比较，外部环境的变化等数据和情况认真测定、的基础上确定的。
(2)学校内各级各类人员都参与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根据学校总目标和上一级的目标确定本岗目标。
(3)从总目标到分目标全面而具体，目标涉及学校各方面的主要工作，如在校生巩固率指标，学生家长满意率指标，中考指标，高考指标，德育指标，各年级素质教育指标，学生安全指标，教职工队伍建设指标，后勤服务工作指标、成本控制指标等。
(4)目标时时处于受控状态。一是对目标的制定进行评审，确保总目标的可操作性并能有效分解到部门和个人；二是对目标的实施进行监控，把握各部门及个人目标达成的趋势，及时调整措施，确保目标的达成；三是对目标的达成进行验收。学校所有人员都要参与管理并以目标来指导行为。学校各项工作、各部门、各岗位、各级各类人员的工作过程，都处于目标计划的指导之下。
二、质量管理体系
目标计划体系建立之后，需要通过一系列组织精细、严谨、扎实的管理活动，引导教职工将目标落到实处，落到管理的全过程，而不是将目标束之高阁或秋后算帐。为此，学校需建立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ISO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StandardizationOrganization)首个字母的缩写，ISO9000是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一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的总称。我国在1992年正式采用了ISO9000族标准，大量于的质量管理。
ISO9000的本质是：建立一个保证及提高质量的系统的管理体系，明确保证质量应达到的基本要求，通过对一个组织的各个管理环节的有效控制，使出现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提升。以扎实有效的过程管理，确保目标的达成。
在国内基础教育领域应用ISO9000尚无先例的情况下，我们借鉴其基本思想和管理模式，结合教育行业和学校管理的特点，在全国率先创造性地建立起了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质量管理体系，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重大创新，突破了原有的教育思想观念。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
(1)建立起“教育是服务”的管理机制。教育被视为一种服务，传统的受教育者学生及其家长、社会成为“消费者”，学校的教职工成为内部“消费者”。学校对内部消费者需求的关注及其和谐成为满足外部消费者需求的保证。在这样的视点下，学校关注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与需求成为必须，学校对消费者是一种服务关系成为必然。保证和不断改进对学生及其相关消费者的服务成为学校的核心功能得到了确立。学生是学校的第一类消费者，学校教育的“产品”，是学校生存、信誉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断提高的多元需求成为学校工作的聚焦点，受到全面的关注。这一管理体制的确立规范了学校、教师的教育服务行为。在教育教学、后勤等各项管理中，对如何确保以学生为中心，提出了基本要求，建立了学生、家长满意度测评机制，把学生、家长满意度作为衡量学校管理业绩和各级各类人员业绩的关键指标。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全面的强调。
(2)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尽一切可能关注人的需求成为学校管理工作的精髓。在全面关注学生与家长的需求，并使其确保得到落实的同时，注重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鼓励教职工积极参与学校管理，在要求教职工努力达到体系中基本标准的同时，以制度鼓励全员创新、创造性工作，不断超越体系的要求，只有做得更好，而没有最好。
(3)坚持全面、全员、全程管理。一是对学校教育、教学、科研、行政、后勤工作全面进行质量设计并全部进行质量控制，紧扣教育教学这一学校的中心工作，将凡是质量的因素都纳入强化管理的范畴，基本实现了“凡事有准则，凡事有负责，凡事有程序，凡事有监督”。以此为前提，将质量管理的重点向全体学生、学生的全面发展质量以及教育、教学这一中心环节的质量管理倾斜。二是把学校各级、各类人员都做为“服务网”、“质量链”中的一环，强调全员参与和团队配合。同时强化全员的教育与培训，使学校每个部门、每个人员都有强烈的消费者意识，服务意识，质量意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三是抓好过程管理。紧紧抓住教育、教学的每一环节，过程的每个阶段的质量管理，以阶段性目标的达成保证高质量结果的实现。注意对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接口”进行设计和质量控制，以保证学校各项工作能紧紧围绕着教育质量目标和谐、高效地开展。
(4)规范了对制度本身的管理。对各种文件的制定、审批、修改、印制、发放、保管、回收、销毁等各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保障了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完整性、严肃性。
(5)管理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规范具体，指导性与可操作性强。从校长直至每一个员工的岗位职责都建立了文件，使不同岗位人员都清楚有哪些职责和基本工作要求。每项工作都建立管理的流程，说明管理的步骤和要求，在此基础上，细化了工作规范。新入校的干部和教师通过、培训，能在短期迅速有效地开展工作。
(6)充分发挥了纠正与预防的功能。通过事前的预防，过程的检查，事后的及时纠正等一系列制度，保障了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使学校管理不断持续提升。如通过强化学生安全管理，完善学生护导措施、安全教育措施、防火防爆防中毒措施、学校安全工作检查制度等，确保了学生的安全。又如通过家校的沟通管理，既保障了家长能及时了解孩子在校情况学校发展状况，又保障了家长的意见能及时反馈到学校，得到及时解决，密切了家校关系。
(7)强化了监督机制。通过内部质量审核，以科学有效的检查原则、、步骤等，体现了检查的客观性。平时抽查与阶段性检查相结合，加强了对管理过程的监视和测量。建立体系后申请认证，外部检查机构必须对学校进行系统全面的评审，通过认证后每个学期来学校进行评审，若评审不合格，将被取消认证资格。这种外部驱动机制解决了“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把”的问题。既加大了监督的力度，又增强了监督的客观性、公正性
三、全员业绩考核体系
学校两支队伍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始终是学校建设的根本，建立学校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质量的过程管理，从过程上保障了质量，但没能有效地解决管理中第一要素“人”的管理、评价与激励，这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和难点所在。我们吸取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的先进思想和经验，创建了全员业绩考评体系(TIP考核体系）。从对象上分，其包括团队考核、个人考核。从考核模块上分，包括过程质量、业绩、职能素质与表现考核。
该体系与传统的考核制度相比，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
(1)用系统的使人与事复合。传统的考核管人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人事部门，管事的权力则分散于各学部领导身上，致使考核资讯相互脱节，学部和人事部门均难以获得全面、完整的资讯，导致考核结果往往片面、主观。
(2)用联系的方法使团队、个人、业绩成为整体。形成个人à团队à学校，紧紧围绕质量、效益的价值、利益导向，培养团队精神，凝聚整体意识。
(3)用评价链贯通目标à过程à结果，保障目标的实现。
(4)用工作行为的过程，职能素质、能力表现，业绩的统一，促进教职工综合素质的增值、创值，使学校目标的可持续性提升更具保障。
(5)用激励的机制，引导教职工发挥潜能，超越现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创造。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企业文化英译为CorporateCulture，又被称为公司文化，传入我国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自从企业文化传入到我国之后，就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重点话题，因研究不断地深入，对企业文化的定义也有较多的定义。在学界中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领导者和全体员工共同培育、自觉遵守的，具有企业自身价值特色的物化精神的总和。物化精神主要包括企业形象、企业制度、企业产品。从企业文化的构成方面来看，主要由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和精神层组成，所谓的物质层就是指企业所有员工共同创造的产品、设施等，主要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所谓的行为层就是指企业行为文化，主要是由企业的经营、教育宣传、人际关系活动等方面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的精神层，就是指企业在制度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的领导体制、企业组织结构两个方面。
2企业管理制度相关论述
在研究的过程中，企业管理的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站在广义的角度上来说，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的相关标准、文化特色等方面。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说，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管理的标准、规章制度的制定情况等，主要是指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制定的、以书面表达的形式来归定企业经济情况、产品、生产情况等条例、规则的集合。企业管理制度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一定时期的管理目标，并且能够维护员工的共同利益。
3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
上文中曾经说到，企业管理制度能够促进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这是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关系的一种体现。具体来说，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包括的方面较广，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虽然是外在的一种表现，但是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企业自身的文化价值。②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能够体现出企业的文化。企业管理制度主要是对员工的行为规范做出规定，因此可以从这里发现企业信奉的价值观念、处事风格等，是企业文化的展现。③通过企业制度管理的方式，能够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怎样去做，能够将企业文化推行得更加深入。另外，企业员工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需要表达的企业文化，并且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淘汰劣质的文化，能够从自身发展的环境中吸取先进的、优秀的文化。
4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融合的对策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1.秦汉简牍官文书档案的收藏机构和管理人员。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的初创期，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项管理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简牍官文书档案管理已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配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和档案库房,在中央设有石渠阁、兰台、东观、麒麟阁、天禄阁、仁寿阁、石室等，专门收藏官文书档案、图籍等，由令史专门负责官文书档案的保存和管理。班固《两都赋》曰“：天禄、石渠，典籍之府。”《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贤才也。”《太平御览》曰“：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兰台隶属于御史府，由御史中丞负责管理，具体掌管图籍秘书，称为“兰台令史”，主要收藏和保存皇帝的诏令、各级官员的奏章和奏疏、国家颁布的重要法律文书、各类舆图、郡县的上计考核集簿档案等。东观是东汉时国都洛阳的一处收藏文书档案和秘书典籍的档案库。《后汉书•安帝纪》注引“:洛阳宫殿名‘:南宫有东观’。”《隋书》载：“四方鸿生巨儒，负褒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东观藏有皇帝的诏书制令、历朝注记、臣僚的奏疏、功臣功劳簿等重要的档案文书。石室是两汉时期用来存放功臣受封时所立丹书铁券的专用档案库房。《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触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汉书•高帝纪》云：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秦汉地方各级政府和军事机构也有系统的专属分管简牍官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员和专门收藏简牍官文书档案的库房。郡级行政单位设有主簿、主记室史和书佐等官职专门负责相关简牍官文书档案工作。《后汉书•百官志》“：皆置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正门有亭长一人。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无令史。閤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县级及县级以下的行政单位也设有专门的简牍官文书档案管理人员，如县令长的属吏中县丞、令史、主簿、户曹等。县丞有兼署文书档案的职责；令史的主要职责就是掌管收发文书档案相关事宜；主簿的主要职责是记事和管理文书；户曹负责管理本县的户口名籍档案等。《后汉书•秦彭传》“：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载，墓室的主人喜，19岁被任命为“史”。史就是当时从事官文书管理的小吏。喜还先后担任过安陆御史、安陆令史与郡令史，专门负责掌管文书档案等工作。秦汉时期的军事边塞地区也设有专门的简牍官文书档案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汪桂海先生在其《汉代官文书制度》一书中就指出，侯官是汉代军事边塞文书档案管理的基层单位。“候官是最基层的正规的文书档案保存机构，烽隧和部收到候官所下的文书最后都要缴回候官立卷存档，所以在部与烽隧一级的单位里很少存留文书档案，而候官以上的官署则或为收藏大量文书档案的地方。”1976年出土的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就发掘一个文书管理室，出土相关官文书简牍九百余枚，整理出王莽天凤到建武初年的官文书档案四十多卷。
2.秦汉简牍官文书档案的分卷收藏。从大量的秦汉出土简牍的放置情况来分析，秦汉时期已经有意识的对简牍官文书档案进行分类收藏保管，官文书档案分级保存意识已经初露端倪，同一时期或同一类型的简牍官文书档案在处理完毕之后，会被分类捆扎成卷或捆简册的形式，在各个级别的衙署文书档案室进行妥善保存。如在睡虎地、张家山、尹湾、居延等地出土的大量秦汉时期的简牍中充分反映了秦汉时期简牍官文书档案的分卷收藏制度，官文书按照时间、内容、性质、范围等进行分类保存。秦汉简牍官文书档案按时间分卷收藏，简牍官文书档案多以月、季度或年份为分界线，分别称之为月簿（籍）、四时簿（籍）和年簿（籍），有时为了需要官文书还以日记载分类。其中以月簿最为常见。如居延汉简中的兵簿简牍文书载“，汉元始廿六年十一月庚申朔甲戌，甲渠鄣候获敢言之，谨移十月尽十二月完兵出入簿一编敢言之。”汪桂海先生在其《汉代官文书制度》一书中考证居延汉简中的案卷签牌的起讫时间，并把汉代官文书档案分卷归类为六种类型：某年某月尽某月、某年某月尽某年某月、某年尽某年、某年某月、某年、某年某月以来。除最后一种是进行过程中的文书以外，前五种都为完整的官文书档案体例。其实，可以看出简牍官文书档案多以月、季度或年份来分类。
二、秦汉简牍官文书档案立法
1.秦汉官文书档案的副本制度。秦汉时期为了防止官文书档案被篡改，设置了专门的文书档案副本制度，并制定定期核对的制度。官文书的正本由长官签署发出后，由书佐或史誊抄留底的官文书档案为副本。副本制度是秦汉官文书档案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简牍官文书档案副本制度的记载有很多，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尉杂》曰“：岁雠辟律于御史。”里耶秦简“：库武敢言之，廷书曰令史操律令诣廷雠，署书到、吏起时。有追。今以庚戌遣佐处雠”《里耶秦简牍校释》解释“：雠律令，校勘律令。《慧琳音义》卷七十七‘雠校’注引《风俗通》云‘：二人对校为雠。’《正字通•言部》‘：雠，校勘书籍曰雠，比言两本相对覆如仇雠。’”
2.秦汉官文书档案的安全与保密制度。为保障文书档案的收藏安全，秦汉政府专门立法来防止火灾，严禁把火种带进收藏文书档案的府库。档案入库后，必须经过检查确认没有火源以后，才能关闭府库房门。制定了文书档案定期检查制度，派专人轮流值夜巡查。规定不能在收藏文书档案的府库周边新建官员居舍。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中就规定“:毋敢以火入臧（藏）府、书府中。吏己收臧（藏），官尚夫及吏府夜更行官。毋火，乃闭门户。令令史循其廷府节（即）新为吏舍，毋依臧（藏）府、书府。”秦汉时立法对于丢失官文书档案和伪造文书的官吏都予以严厉的处罚，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规定“:亡久(记)书、符券、公玺、衡羸（累），己坐以论，后自得所亡，论当除不当?不当。“”发伪书，弗智（知），赀二甲。今咸阳发伪传，弗智（知），即复封传它县，它县亦传其县次，到关而得，今当独咸阳坐以赀，且它县当尽赀？咸阳及它县发弗智（知）者当皆赀。”秦汉时期的统治者们已经认识到官文书的运作对于保障国家政令正常传递，保护国家重大机密的重要性，为此建立了严格的官文书档案保密制度。如居延汉简中有“坐外吏窥府书，甚毋状”就是指不负责官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外任官吏不能阅览府库中的官文书，如有违反必定以重刑惩罚。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基于对近年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实践样态的梳理，根据不同的标准，审判管理结构有三种不同的两分法。根据审判管理的内容，可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审判指导监督主要指院长、庭长对案件实体裁决的指导监督等。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即围绕审判程序性事项和审判质效测评等辅事项，不以调整、确定或处分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不介入或干预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决的管理活动。具体表现形式为审判动态监控、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效考核等。①根据审判管理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内在审判管理和外在审判管理。“广义的审判管理，包括内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管理行为和外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的各种管理活动;狭义的审判管理是指近年发展起来的外在于审判过程的由审判管理专门机构从事的各种专门管理活动。”②可认为，在上述广义的审判管理中，内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指导监督，外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只不过内在和外在审判管理主要是根据表现形式作出的划分，而审判指导监督、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主要是根据管理活动性质作出的划分。根据审判管理的行为特点，可划分为司法性审判管理和行政性审判管理。司法性审判管理与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大致等同，行政性审判管理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的外延基本一致，但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而案件质效评估、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属于行政性管理活动，故而作出司法性与行政性审判管理的划分。③课题组认为，在司法性审判管理与行政性管理的划分中，审判管理仅是在某些方面借用了某些行政管理手段，同时审判管理也较行政性管理具有更强的服务属性，与严格意义的行政性管理显然是迥异的，将其定位为行政性审判管理，有扩张司法行政化之嫌，与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发展方向不相一致。更重要的是，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审判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系欠缺法律依据的判断，《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和三大诉讼法均未明确院长、庭长有对审判组织的审判权进行实质性管理的权力，院长、庭长对个案裁判的审判管理是基于行政管理者位置而产生的行政性“权力”。相较而言，将审判管理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和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更为科学。将审判管理进行两分法划分并不具有当然的学理价值，也不代表课题组认同审判管理从逻辑上可以作出两分法的划分，其意义在于审判管理实践活动的确存在对案件实体进行指导监督和对案件质效指标以及流程进行管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两种不同的审判管理活动有不同的性质和运行规律。只有做出基本的划分才能厘清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在深化司法改革背景下提出修正路径。
二、审判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审判管理制度本是为解决司法建设和运行中的问题而在实践中产生，但在实践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审判管理制度仍应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审判管理制度的强化，对提高审判质效、防止裁量权滥用、促进司法公正廉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审判管理制度行政化因素的膨胀以及偏失使其成为审判权运行行政化的重要体现，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俨然成为深化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去行政化的障碍。以院长、庭长监督指导个案审判为核心的内在审判管理制度和以案件质效评估为核心的外在审判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均出现了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困境。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之困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与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关系问题，是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反复涉及的内容，制度变迁几起几伏，尤其是自2010年全国法院强力推进审判管理以来，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呈现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趋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关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指向正是解决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依据不足及职责不明、权责不清的问题。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制度形成欠缺实证佐证。加强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动因在于院长、庭长是优秀法官，没有院长、庭长的审查把关，审判质量有下降的可能、司法不廉有多发的趋势。事实上，“二五改革纲要”实施之后逐渐呈现院长、庭长收权趋势，并无审判质量上升或下降的实证分析，只是一种逻辑的应然判断，而可能忽视了制度背景，即司法评价的高低起伏与社会环境有关等，而且社会对司法的感观更多基于热点敏感案件，而与院长、庭长收权放权对审判质量的影响不一定具有直接关系。当然，以“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为核心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同样应当注重实证调查与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9家法院牵头推进试点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对照组来评估试点效果，科学厘清改革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真正构建在实践中有生命力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其二，制度正当性不足。院长、庭长的内在审判管理已构成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实质影响，其授权制度依据应为法律，但法律制度却付诸阙如，仅有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文件作出模糊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5号)第16、17条规定，院长、庭长可对合议庭的评议意见和制作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有异议的可建议合议庭复议，但是不得改变合议庭的评议结论，合议庭复议长仍有异议的，可将案件提请院长审核，院长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1号)第7条规定，对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案件、合议庭有重大分歧的案件等，可以由审判长提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组织相关审判人员共同讨论。尽管两个司法解释赋予院长、庭长的仅是审核、建议复议权，但鉴于院长、庭长在法院科层制格局中对各项资源的支配地位，这种审核、建议复议权在实际运行中已演化为实质性的审判管理权，以司法解释性文件赋予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限制法律赋予的审判组织审判权，在制度正当性上存有缺憾。全国法院自2010年加强审判管理以来，强化院长、庭长实质性管理的指导思想与制度设置，使得院长、庭长介入案件裁判，从过去“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变得较为名正言顺甚至堂而皇之。这使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更为严重。其三，权力越集中越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把司法公正寄希望于院长、庭长的独善其身和有效把关，本身就是审判权运行机制中的一种人治思维。院长、庭长对审判结果具有一锤定音的能量，反可能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影响审判结果的信息可以通过庭长、分管副院长以行政化的方式畅通无阻的运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就全国范围看法官违法违纪中院长、庭长占有相当高的比重。④一些地方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现象。⑤在科层式的法院层级结构中，合议庭基本对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没有反向制约，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强势地位极可能导致新的司法不公不廉。院长、庭长强力行使审判管理职责的另一恶果是，一旦与合议制的滥用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司法裁判中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司法不廉窝案之源。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和合议庭一定范围内的独立裁判权结合起来，就可能形成合议庭在诉讼程序及事实和法律上做好基础，院长、庭长利用管理权限拍板认定的现象，这无疑是用内部审判运行机制给枉法裁判披上“合法外衣”。其四，无法突破理论瓶颈。司法的亲历性与判断性，这是司法之重要法则。⑥尽管不可否认院长、庭长管理个案实体裁判在一定程度、范围和时间内起到了积极效果，但其理论根基的缺失难以回应诉讼法原理的诘问。我国三大诉讼法早已经确立辩论原则和公开审判制度，院长、庭长对实体裁判的管理活动显然不符合公开审判制度及辩论原则。诉讼法理中的直接审理原则、言词审理原则、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法官对个案的处理必须亲历其境，听取诉讼两造论辩，直接审查证据和事实，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院长、庭长实质性审判管理与这些诉讼法原理均南辕北辙。尽管有论者主张，司法亲历性原则等经典原则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法律适用问题可不适用亲历性原则，亲历性的要求并不构成对行政化决策方式的根本性否定。⑦但无论如何不直接审理案件，仅凭听取汇报、审阅书面材料认定事实显然不符合审判权作为判断权的认识规律。法律问题并非法官的专属权限，法官在法律问题上也应受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约。⑧法官法律适用意见的形成同样有赖于听取诉讼两造针对法律观点的论辩，尽管这种需要程度弱于事实的内心确认。
(二)案件质效评估制度实施之困
定量方法在案件质效评估中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法院较为粗放的管理方式，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绩效考核联姻后的指挥棒效应，既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又将审级关系的行政化转嫁至一个法院内部形成层级管理的高度行政化。困境之一是重共性轻差异。由于法院所在地域、所处层级不同，特定法院的具体工作环境与具体任务存在差异，各个法院的案件质效评估以及对评估指标体系的使用应当具有一定特殊性。评估指标体系的权威性导致对指标体系的简单套用成为常见现象。比如在对法官履职行为的评价中，不少法院以案件质效评估体系为标准进行评价。将法院案件质效与法官履职行为“挂钩”，表面是具有高关联性的评价方法，同时也是将法官履职效果指数化，避免主观臆断。但是，案件质效评估指标体系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是大数原则，即需要较大的通常以法院为单位的案件数量作为评估基础。这意味着将评估指标体系直接用于法官个人履职行为考评，从根本上违背案件质效评估机制的基本原理，也异化为对法官审判行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困境之二是重定量轻定性。由于过去多以定性方法评价审执工作，容易出现信息不全、主观臆断的问题，导致部分法院对案件质效评估的定量方法过度依赖甚至到了迷信地步，处处强调“数据说话”，唯数据论地看待审判管理活动，对案件质效的认识、管理基本不再使用定性方法，改善审执工作大多要求在数据上迅速体现。定量方法主要关注具体指标的数据结果，展开数据层面的动态分析、横向比较，定性方法则主要关注数据结果的形成原因，展开涉及实务操作的过程分析、方法比较。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反映出“重结果，轻过程”，或者说“重数据，轻实质”的认识问题。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极易导致对数据表现绝对优化的片面追求。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催生了以高效、统一、权威的行政化手段推动审判活动，进而实现提升审判质效的目标，最终使得审判活动超出司法规律的合理范围。困境之三是重整体轻个案。在当前审判管理视角下，案件质效评估更为关注案件质效整体性的综合指数反映，与法院外部包括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对个别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导致案件质效评估结果与法院外部对案件审理效果的感受出现较大差距。一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案件，其程序适用是否正当、实体裁判是否合乎规则对司法公信的影响，远远大于众多未被关注的普通案件。这意味着，仅从案件质效综合指数的合成方法上看，案件质效评估对重点个案关注的不足将导致其结论的合理性存在巨大缺陷，不符合通过审判管理提升案件质效和司法公信的制度设计宗旨。困境之四是重内部轻外部。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主体是法院，承担此项职能的主要是各级法院的审判管理机构。以审判管理机构为枢纽、上下级法院联动、辐射法院审执部门的内部评价体系已经建立。评价主体单一性、运行方式封闭性、评价结果内部化是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重要特征，当事人等外部主体对司法业绩没有发言权。无论多么完美、多么自成一体的内部评价体系，可能只会走向自我封闭的反面，这种自我封闭即为内部管理行政化的体现。外部参与不足也是案件质效评估体系重结果、轻过程的体现。对司法过程的评价，不应只由法院和法官说了算，而应充分考虑诉讼活动参与者的感受和认知。当然，法院外部主体参与司法业绩评价的程度和范围，是与其同法院的关联度、参与诉讼活动的深度相关联的，且以不损害独立审判为前提。
三、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路径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与修正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修正应服从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审理者裁判与裁判者负责的关系界定中，审理者裁判是前提和过程，裁判者负责是保障和结果。审理者裁判明确了审理者和裁判者的同一性，解决了裁判主体不明、审判责任混同的问题，使裁判者负责成为可能。裁判者负责中的“负责”有两层含义，一是裁判者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做出享有最终裁决权，二是裁判者对独立做出的实体裁判结果承担对应的审判责任。第一层含义是对审理者裁判的强调与固化，第二层含义则指向职权明晰、权责一致的审判责任制。如果说裁判者负责的第一层含义与审理者裁判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诉讼法表达，那么裁判者负责的第二层含义所指的审判责任问题则是审判管理问题，并且是去行政化背景下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主要构成部分。比较而言审理者裁判更容易实现，只需落实诉讼法即可，而裁判者负责即审判责任制的构建则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难点，亦是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重心，这也是中央决策层把司法责任制作为司法体制改革关键的缘由。⑨课题组认为，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转型应在坚持合议庭独立审判基础上，构建合议庭责任制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责任制，做到权利与义务对等、权力与责任统一。
1.构建权责统一的合议庭责任制
在强化合议庭责任制方面，重点是在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前提下如何防止合议庭审判权不受监督和制约，关键在于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以及合议庭成员审判权的平等行使。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依存于审判责任的明晰化，集体负责等同于人人无责，审判责任明晰化的关键在于构建结果控制式的权力制约机制。而结果式控制的关键在于合议庭成员评议活动的实质化。这是由于庭审与评议是合议庭履行职责最重要的两个场域，而在与合议庭责任制的关系方面，评议具有更明显的关联度，因为裁判结论虽然理应形成于法庭，但最终以一定形式明确表现出来是在评议阶段。最根本的策略是对合议庭成员裁判意见适度向当事人公开的结果式控制，使审判责任得以明晰，结果式控制会延伸到行为控制，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合议庭成员自然会审慎行使审判权，积极参与案件合议而非简单附和承办法官意见，再配之于规范的合议规则和裁判文书会签等制度，合议庭成员审判权就能平等行使，合议庭就会成为真正的实质裁判者。这种平等行使的审判权本身就是对合议庭滥用审判权的制约，就是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内核式保障。合议庭成为真正的审判责任主体，才会成为真正的独立审判的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现有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属于审判工作秘密不得公开。瑏瑠但诉讼法及法院组织法均未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不得公开。尽管不同法系对合议庭少数意见有不同的传统，普通法系公开是惯例，大陆法系则视评议秘密为法院独立的守护神，但近年来呈现逐步融合的态势。瑡瑏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地区)认为，评议保密原则是对评议过程的保密，而非对评议结果的保密。例如，德国联邦准许法官提出不同意见书，并在裁判中公布表决结果比例。瑏瑢日本1947年制定的《法院法》第11条规定，最高法院各法官必须在裁判书表示自己的意见。瑣瑏台湾地区判决书虽不公布少数意见，但允许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在裁判后查阅法官评议意见。综合各国(地区)做法，大致有三种改革选项。其一，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案件，裁判文书中分别记明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但不必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而使用“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的概说方式，这是明确法官裁判责任的依据，也可遏制其他合议庭成员消极履行审判职责，防止“形合实独”，同时不载明“某某法官认为”，可免去法官发表评议意见的后顾之忧。其二，许可查询评议笔录。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辩护人可在判决作出后申请查阅合议庭笔录，而不在判决中阐明多数意见及少数意见。瑏瑤其三，许可查询专门制作的合议庭意见书。法院在合议庭评议后制作统一样式的合议庭评议意见书，载明“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不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合议庭评议意见书内容不载入判决书，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可以申请查询，但不得复制抄录，同时不得查询合议笔录。第三种路径将查询主体限定为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而非在裁判文书中向社会公开，查询对象为专门制作的评议意见书而非评议笔录，最大限度维护了评议过程保密原则，又体现了评议结果适度公开要求，可以考虑作为改革的选项。当然，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仍有极大争议，需要在深化司法改革中进一步研究论证。在合议庭少数意见适度公开还未形成共识的情境下，仍应以对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内部控制发挥合议制的内在制约功能。合议庭评议笔录是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客观记载，可围绕合议庭评议笔录建立发挥合议庭内在制约功能的系列制度。首先是合议庭充分发言制度。合议庭成员必须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及适用法律等情况充分陈述意见，禁止仅作同意与否的简单表态，这种合议庭成员间的对话式评议，是审判权运行的内部公开，是合议庭成员间相互制约的重要体现。其次是合议庭笔录完整记录和内部评阅制度。合议庭笔录应当全面完整反映合议全程和细节，同时建立合议情况内部评阅和专项检查制度，庭长对合议笔录定期或不定期事后评阅，督促合议庭全面客观评议。最后是把合议庭笔录评阅情况作为合议庭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甚至将其置于同案件质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应当是今后审判管理的重要关注点。
2．构建院长、庭长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
合议庭独立审判后，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的具体形式是另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措施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对今后一段时期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的描述是“应集中在程序事项审核批准、综合性审判工作宏观指导、审判质效的全面监督管理以及排除不当干扰等方面”。课题组认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后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具有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的特征。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与个案审判管理职责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核心应当是实现案件信息对称，而不是替代和影响合议庭独立作出裁判。应在三个层面实现对称。其一，个案信息对称。主要包括流程信息和质量信息。质量信息主要是被改判发回重审的具体情况、裁判文书差错情况等质量信息，院长、庭长需要以此作为优化审判指导监督的第一手资料。其二，类案信息对称。类案信息是对某类案件裁判规则的系统总结，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履行统一法律适用职责。其三，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对称。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包括指标数据走势及存在问题、案件质量评查情况、审限管理情况等综合性审判管理信息，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解剖案件瑕疵，解决普遍性问题，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同时，庭长应是合议庭与审判管理专门机构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院长应是合议庭、审判庭与审判委员会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
(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转型与修正
案件质效评估体系转型的总体思路是:打造“统筹多元、动态开放”的案件评估指标体系，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更加关注过程评价和外部参与，去除案件质效评估的行政化色彩。
1．从数据高值型转向柔性评价型
审判管理的关键不在于管理技术有多高明，也不在于管理制度多健全，而在于与审判规律的契合度有多高。瑏瑥如果只是将评估结果作为追求“排名”的依据，就可能出现“唯数据论”等负面倾向，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进而加重法院内部层级管理行政化。应当严格区分工作目标考核与案件质效评估，进一步明确案件质效评估指数不应成为法院攀比的对象，作为“体温计”、“体验表”的指数不应成为“竞价器”、“成绩单”。尤其应当高度关注案件质效评估结果的运用，明确禁止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业绩评价、法官绩效考核简单对等处理，发挥案件质效评估“评”的功能，弱化和去除“比”、“考”的色彩，评估指数不排名，仅分别通报被评估法院其指数。
2．从定量评价型转向定量定性结合型
数字会说话亦要实现与数据的对话，与数据对话的过程就是定性评价的过程。相同或接近的案件质量指标，在法院不同的案件数量、人员结构以及纠纷形成态势面前，有着不同的内涵。反之，当法院间某项指标虽然存在一定数据差异，但此差异不足以证明他们在司法水平上存在实质差距，需要进一步研判。当定量分析中的数据差异居于某个合理区间内时，案件质量可能在定性分析中获得同等程度的认可。瑏瑦可以说，定量分析使案件质量可量化，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使案件质量具有真正意义的可比性。
3．从内部封闭型转向法院主导社会参与型
法院的公共性质及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司法的民主性，决定了法院评估不能仅由自身来进行，社会信息的获取、反馈和司法效果的提升都需要外部参与，同时评价主体多元和适度社会化也是案件质效评估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该评估模式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公众评价与法院内部评价相结合，具体而言首先要求评估主体多元并适度独立，吸纳第三方参与，以保证结果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其次要求评估对象广泛，当事人、律师、政府工作人员、法学教授、上级法院等均可作为信息来源;最后要求评估方法多样，可通过社会调查、民意测验等多种方式，定期了解社会大众对相关法院的满意度。
4．从结果导向型转向结果过程并重型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目前举国上下的的共识。但是，假如我们不仅仅是在口号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组，那么，一些重大和更为具体的问题就必须得到我们更为认真的重视和解决。当然，所谓依法究竟依怎样的“法”乃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其次，使用怎样的机制实现“治”的过程也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课题。前者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法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名家论说，卷帙浩繁，这里不再涉及。后者也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其宽广的问题。立法上的切合社会的实际需求，行政体系在执行法律过程中的依法行事和富于效率，公民法治意识的养成和渐次提高，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司法体系，如何使司法管理既富于效率，又有助于实现个案的公平和整个社会正义的实现，则更是其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一个追求法治的社会中，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系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法院位居纠纷解决体系的中心。受到刑事追诉的公民最终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犯罪者受到怎样的刑事制裁要由法院作出最终的判决，民事纠纷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由法院裁断。2法院中所发生的各种诉讼活动构成了许多地方法律生活的典型图景。其次，法院以及法官通过具体诉讼的处理，不仅仅将立法适用于这些案件的解决，而且这种适用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解释法律的过程。尽管许多国家的法官更倾向于表白他们只是严格地依据立法机关所颁行的法律规则审理案件，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表白不过是一种神话；法律解释的过程与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的过程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清晰的。也就是说，法官在为具体案件的当事人宣布实际的法律规则究竟为何-以司法者之心度立法者之意-的同时，又程度不同地为今后制定了有效的法律规则。这样的权力使得人们不能不重视那些影响司法权正当行使的各种因素。第三，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固然有其吸纳民意的机制，但是这毕竟不像法院那样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说，法院乃是国家的官方权力与一般社会大众之间最重要的交汇点之一。在这个位置上，法院不仅可以调整社会关系，而且更容易将社会生活中自然生成的某些规则上升为国家的法律，从而避免或缩小法律与社会之间的断裂或距离。此外，在行政权愈来愈多地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议会的立法活动也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地打上了压力集团和党派利益烙印的今天，法院的中立色彩有助于树立一种公正而无所偏私的机构形象。
我国近代型的司法机构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并且它的建立距今尚不足一个世纪。在此期间，若干不同的因素影响了我们司法制度的形态和运作。举其荦荦大端，这类因素包括西方的制度模式的传播和国人对这种模式的解读，40年代起开始在苏区产生影响的苏联社会主义司法观念，这两种同属西方却差别甚大的法律传统之间的冲突和局部融合，以及（可能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司法”传统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潜在而更为深刻的制约。在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的国度里，一种新兴的机构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除了与这一机构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程度相关联外，也与历史传统中是否存在着有利于该机构确立其正当性的因素息息相关。我国传统社会无所谓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划分，政府解决纠纷、惩罚犯罪的职能不过是其对于整个社会事务进行统治的一部分内容而已。3在各个层次的政府中，这种全能型衙门的传统构成了我们建立一种能够行使独立功能的司法体系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和克服的最大障碍。在现实生活中，机构之间职能划分的不明确，不同机构行使职权的方式很少差别，依据法律规定应该属于法院管辖的事务，法院却无法受理或拒绝受理，或相反，法院对于自己不该从事的事务却乐于去做甚至乐此不疲。缺乏传统资源支持与司法机构自身扩张其正当性的愿望与行为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我们的司法管理迟迟找不到一个稳定的路向。于是，制度建设便仿佛演出老戏《三叉口》，跌跌撞撞地摸索。出了问题，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于这种状况的忧虑以及对可能的改革方案的探索构成了本文的主题。
问题之一：法院何以成为法院
在一栋大楼的门口，挂上一块镌刻着某某法院字样的牌子，未必可以真实地表明大楼里的机构就是一所法院。虽然由于传统和制度设计上的不同，各国法院的设置模式、管理方式、职权特征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着种种差别，然而，从职能分工或权力分立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在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外再设置司法机构，毕竟可以视为对于那种全能型衙门式政府结构的明确背离。司法权与立法以及行政权的分立不仅仅体现于结构设置方面，更体现在它的职权内容、行为方式以及管理模式等诸方面的明显差异。4
法院行使职能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必须有纠纷的存在。也就是说，法院所能处理的只是纠纷。当然，这里的纠纷是在广义上使用的。既包括民事经济纠纷，也包括刑事案件，还包括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争议（其中许多争议在我们这里被归类为行政案件）以及在更高层次上的宪法争议。有纠纷方有司法意味着社会中法院所能够处理事务的有限性，即许多事务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例如，采取积极的措施实施立法机构所颁行的法律便是行政机构的事务，对于违法犯罪加以侦查和追诉乃是警察与公诉机关的指责，对于社会事务制定普遍的法律规则应属于立法机构以及受立法机构委托制定规则的机构的权力范围。有纠纷方有司法也意味着对于法院制定规则权力的限制，那就是，法院行使这一权力的过程不能脱离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否则，超越案件的审理过程而制定一般的法律规则便不免有侵夺立法权之嫌。5
与上一个特征密切关联的另一个特征，是法院对于纠纷的处理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立法机构可以积极地推动某些领域立法的发展，行政机构应当主动地行为以完成立法所赋予的使命，但是，法院却只能以消极主义的方式行事。“法院不得对于未向其诉求的事项有所作为。”西方这句古老的法律谚语所揭示的行为特征是与法院作为裁判机构的性质密切关联的。很显然，既然纠纷是法院存在的前提，而纠纷总是意味着两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当事人自己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寻求一个第三方作出权威的判断，从而使纠纷得以解决。6这时，这个第三方对于纠纷所作出的裁判能否获得当事人的接受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裁判者自身的素质-年资、声望、经验、知识等-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一定的强制力作为威慑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要想使司法权得到持久的社会支持，司法机构公正和中立的社会形象却是更为重要的。公正和中立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裁判者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偏向。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地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势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之中，难以保持公正的面目。司法权的消极性还体现于司法过程之中。法院只能在当事人诉求的范围内作出裁决；在调查案件事实、对质证人的过程中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当事人及其律师的作用；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决定中止或撤销案件应当得到法院的许可。7
法院行使职能的第三个特征是司法过程的公开性。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公开性并不总是一个与司法制度相伴随的特色，不过，就西方司法制度中世纪以来的发展史而言，基本的演进过程仍然可以说是一个公开化程度愈来愈高的历史。虽然这个过程是与民主政制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司法程序的公开性更多地是司法制度自身的内在要求。既然是纠纷处理者或仲裁者，富于效率地解决纠纷、平息争议总是首先要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些能够使纠纷得到最有效解决的方案，往往并非裁判者自身认为合理者，而是能够令纠纷当事人心悦诚服的方案。要获得这样的效果，司法者就不应通过黑箱作业来确定司法的结果。争议双方把话说在明处，将证据摆在对方的面前，无所偏私的裁判者根据这些双方亲眼目睹、亲耳聆听的证据对于案件作出判决，这种完全公开的程序总是有助于获得一个双方更容易接受的结局。说到底，公开性无非是要创造一种客观性的氛围。埃尔曼指出：“当法院详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时，除非它展示一种客观性的氛围，它的决定将得不到尊重，而这种尊重对于有效地解决冲突来说是不可或缺的。”8现代司法制度的许多程序设计，例如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证据在法庭上展示和对质，双方当事人有得到听询的平等权利，法官不得在另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与一方当事人接触等等都是公开性原则的延伸。
如果我们以上述三个特征作为法院职能的基本要求，那么，我国的法院在这些方面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全能型衙门的传统对于我们建立独立司法制度的妨碍不仅体现在法院不能取得独立的地位，行使不受干预的职权，而且也表现在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行政化。早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1950年，权威观点便力图强调人民的司法工作与一切从前的司法之间“本质上的不同”：“人民的司法机关和反人民的司法机关，无论在任务上、组织制度上、工作方法和作风上，都是迥然不同的。”9次年，《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对于人民法院的作风与职能进行了如下概括：10
人民法院的审判制度和工作作风，是便利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它决不单凭诉状、供词于辩论来进行审判，而着重于实地的调查研究，了解案情的全部真相和充分证据，然后才依法判决。因此，它常常根据各种不同案情的需要，而采取必要的就地审判、巡回审判、人民陪审等审判方式；坚决废弃反动与落后的主观武断的审判方式。同时，与一切消极地等待诉讼和单纯惩罚等反动与落后的法院制度相反，我们的人民法院一向重视并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关于法纪的宣传教育工作。它不仅教育人民减少犯罪，减少纠纷；而且教育人民积极地参加新社会的建设，人民法院向来把关于司法的宣传教育工作，看作审判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法纪宣传教育的结果，将大大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人民群众能够预防犯罪和纠纷的发生，因此也就使司法工作从被动引向主动，从消极引向积极。这样的法院制度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够实现。这也是我们的人民法院在本质上的优越性的所在。
主导舆论所倡导的这种法院职能特色以及行使职权方式的官方定位又在1952年全国广泛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大大强化。“本质上的不同”演为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其必然结果便是，凡是被视为与“旧司法”相关联的制度要素均“去之如脱敝屣”；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积极主动地打击犯罪和处理纠纷以及通过司法权的行使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于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等等，都成为法院基本的工作风格和目标。直到今天，上述原则和实践的正当性仍是确定的和很少受到质疑的。对于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实际运作稍有体验的人都会对这一点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由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主办的报纸《人民法院报》所表彰的这样的事例：11长春市中院组织的第三届春耕生产法律服务月活动近日在长春市两级法院全面展开，审判干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走访农民，宣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法律，开展法律咨询，调查摸底，主动收案，调处纠纷，开展公开审判，严惩破坏农村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分子，促进了春耕生产，受到了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欢迎。
除了这类超越司法权限、不以纠纷的存在为行使司法权的前提，从事各种非司法工作的大量事例之外，法院在诉讼的处理过程中，过于主动和积极地行使其权力，是我们司法制度运作的又一个特色。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法院都可以不受诉讼当事人所提出主张的限制作出裁判；如果法院认为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可以主动地对于相关事实开展调查，制作证据；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联系几乎缺乏任何形式的约束；法院判决的执行由法院自己而不是由行政机构来进行。更有甚者，法院不待当事人提起，主动要求当事人提讼的事例在近年来的报章上也屡屡出现，而且还是作为正面范例加以表彰的：12华容县法院的干警们一贯恪守“案子有了结，服务无止境”的宗旨，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在经济审判中既当“包公”，又当“红娘”。……县造纸厂多年来积累的债权涉及282家单位，总额达1500万元。资金严重短缺，使生产连年滑坡，变成了特困企业。今年初，法院主动上门揽案，抽调精干力量一头扎进该厂。干警们连续奋战100多个日日夜夜，找遍了12个省市的200多个债务人，运用诉讼和非诉讼手段收回债款462万元，使这个厂恢复了生机。县委书记听了该厂的汇报后激动地说，“这就是服务，这就是效益。”
回顾我国法院数十年来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我们的法院（也包括其他行业）总是扮演着这种服务的角色-为不同时期不同的“中心工作”服务。处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法院司法活动的导向自然不可能不受到特定时代流行价值和舆论气候的影响。但是，从建设法治国家的角度讲，法院毕竟是解决纠纷的主导机构，它也完全应该通过司法活动而成为多元社会中富于影响力的一种机构。所谓影响力，无非是一种能够自主地与其他社会力量进行交涉的能力。交涉能力的增强当然未必可以保证法院积极地追求正义的目标，但缺乏这种能力的司法体系却注定无法得到充分的支持资源，无法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也难以通过司法和法律解释而发展法律和法学。即便是目标定位很好，也只能是力不从心了。
在我国，由于近代型的司法制度创立未久，司法人员的职业化程度相当低，与职业化相关联的职业意识、行业规范、伦理准则以及行为方式均没有配套成型，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界无从以组织化的力量，依据司法职业的行为准则，通过行业本身应有的运作方式，富于成效地开展自己的活动。人们往往强调现代型社会中分工的重要性，但是，社会分工并不只是把人们分类划群，派作不同的活计；更高层次的社会分工在分别职业的同时也分别职业意识和行业准则，分别行为方式。由于这样的社会分工观念在我们这里没有确立，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动，各行各业都在为自身的地位和利益而争夺有限资源的时候，混乱便不可避免了。我们看到，至少在最近的十多年间，我国法院积极司法的行为有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动因，那就是力求通过扩大管辖事务的范围，以主动积极的活动方式，从而力争自身地位的提高和利益的最大化。司法经费由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由同级政府机构的财政部门拨给的做法更是雪上加霜，所谓“创收”即在政府拨款之外开拓财源，以弥补常规拨款的缺口，解决法院人员的福利，成为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们最感头痛的难题。13
从更大的范围观察，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身旁总有“列强”的反衬，富国强兵不可避免地被举国上下作为一个追求目标，于是便愈来愈成为一种中央动员型社会。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靠中央权力动员各种资源实现富强不失为一种捷径，不过，人们在强调中央动员的效率和优势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它对于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抑制，政治权力与道德权力相结合所可能导致的公民自由空间的失却，以及社会应有的分工在这种动员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损害。此外，由于缺乏不同利益之间的程序涉，有助于减少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各种制度终于不容易形成。所有这些，对于市场经济的开展无疑是是不利的。因此，我们今天所主张的法院履行职能的非行政化，用意便不仅仅在于法院或法官行为方式的改变，而实在是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司法体系能够承担更为重大的变革社会秩序的使命。当然，法院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便是法官的行为方式，我们有必要进人法院内部，探索影响法官行为的管理制度的建构问题。
问题之二：法官的官僚化或非官僚化
观察我们法院的内部管理，同样可以发现相关的制度以及这种制度运作所造成的后果使得法院的管理与行政机构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官选任和管理上的非精英化，一是整个管理体制上的官僚化。14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在相对长的时期里法官选任根本不存在教育背景上的要求、法官待遇上的完全公务员化、法官数量“韩信点兵”般的膨胀、司法行为的大众化、司法机构与其所在社区之间缺乏隔离等情况作为例证。15而第二个方面，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司法决策过程中的集体决策制。在特定的社会中，法院采取怎样的方式作出它们的决策，实际上与行政机构甚至立法机构一样，都跟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正是这种传统使得某种决策方式具有了“合法性”。16人们通常并不总是依据一项规则的实体合理性和正当性来评价该规则或决定是否履行该规则所赋予的义务；规则或决策是否是依据社会中主流意见认为是正当的方式而制定是一个事关其命运的因素。我国法院的司法判决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在参与审判的法官具名的前提下加盖法院印章，但是，在确定判决结果的过程中，集体审议和整个机构负责的实践却得到了更多的倡导。从第一审级开始，法庭通常是由三位法官（或一名法官，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而进行审判活动。17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审理过程中以及就判决结果的协商、协调、妥协是十分必要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判决结果总是由法院的名义，也因为如果合议庭组成人员意见不统一的，相关案件照例要提交到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加以审议，并由审判委员会作出最终的决定。18
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和运作是集体决策制的一个更为突出的内容。长期以来，这个通常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某些庭长以及资深法官组成的机构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9从司法决策的角度看，审判委员会无疑是各法院中的最高权力机构。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法院所处理的重要案件大多要经过该委员会讨论决定。甚至，某些案件，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发生在合议庭开庭审判之前。20虽然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受到愈来愈多的诟病，但是，已经出现的批评大多是针对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定与实际审理过程的脱节，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弊病。这当然是十分切中要害的。当事人所能够见到的并且争讼于其面前的法官并不握有决策权，而能够决定案件最终结果的人们却大多不参与审理，隐藏在帷幕的背后，无论如何，这是对于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公开审判原则的公然违反。不过，这样的体制之所以能在我国形成并长期维持，自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如果整个司法体系所倡导的是集体决策的模式，如果整个社会对于个人化的决策方式满腹狐疑，那么，即使是法律条文倡导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独立地作出裁判，实际效果却只能是法律与事实各归各；任何风险都由“集体”承担当然是一种再明智不过的选择了。21司法管理官僚化的第二个表现形式是法官之间的等级制度。我们的审判独立，大致上只是指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权力和力量的干预，而很少论及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独立。22我们的实践是将每一个法官都纳入一种等级化的体系之中，普通法官要接受庭长副庭长的领导，庭长副庭长要接受院长副院长的领导。官阶的设计也完全引入了行政体系内部所使用的级模式。例如，省高级法院的院长属副省级官员，副院长有厅局级和副厅局级的不同定级，各庭庭长属处级，副庭长则为副处级。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有局级审判员、处级审判员等分别。23法官的这种级别不仅意味着所谓政治待遇的差别，而且也显示出一种等级服从的位阶和责任的分布，甚至有时被解释为可以表示着法官素质的高下。24行政等级式的内部管理机制使得我们完全想象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法官管理方式。在那里，每个法官都是独立的，他不受任何人的领导，只是对自己对于法律条文的意义和正义准则的理解负责。法官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分别，院长也好，庭长也好，他们只行使一种纯粹行政性的职能；他们是所谓“平等者中平等的一员”（oneamongtheequals）。25法官之间的平等不仅表现在特定法院的内部，不同级别法院的法官之间也是平等的。虽然由于审级的原因，上级法院的法官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仍须严格地依据法律的规定），但是，这只能理解为分工上的一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审理上诉的法官地位高于一审法院的法官，也不意味着不同法院法官在选任标准以及相关待遇上的较大差异。26
在法官之间建立等级制度便利了对于法院活动的控制和管理，然而，这种控制和管理却完全是行政化的，是违反司法职业以及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的。与行政机关或者军队的情况不同，法官的活动带有浓重的个人化色彩。法官行使职权的场所便是法庭，作出决策-不只是最后的判决，也包括诉讼过程中对于一些需要确定的事项的决策-的场所也是由他与各方当事人共同组成的法庭。在随时需要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法官如果不能够独立地决定相关事项，势必降低司法活动的效率。不仅如此，司法是一种讲求亲历性的活动，对当事人言词的判断，对证人所作证词可信性的判断，都离不开判断者对于被判断者的近距离观察。27现代诉讼程序的言词原则和直接原则都是诉讼活动的这种内在要求而确定的。但是，法官等级制度却不利于亲自审理案件的法官作出独立的判断，因为它强化了行政位阶高的法官对其“下属”法官的影响力。与之相适应，低位阶法官对于其“上司”法官的依赖和顺从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势必加大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并且为不正当权力干预司法活动提供便利。
与法官之间等级制度的设置相关联-或者说相适应-的另一个特征，是上下级法院法院关系的行政化。这是司法管理官僚化的第三个表现形式。近代型法院之所以有不同审级的设计，即除了初审以外，又设置了上诉审级，是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纠误渠道。我们常说的“两审终审制”意味着当事人对于初审法官的判决不服，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循着上诉路向，诉诸另一个法院，对于初审法院的判决提出质疑。后一个法院对初审判决进行复审，通常这种复审的重点在于初审法院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以及判决中对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否存在错误。如果上诉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存在问题，有权改变判决，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如经审查，上诉法院认为初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则原审判决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当事人必须加以履行。上诉法院有权改变初审法院判决结果的事实并不表明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也就是说，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着领导和被领导、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因为，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行政性的隶属关系，那么它们在意志和行为方面就应当保持一致，上级法院便应当对于下级法院作出的决定负责。这样，下级法院的法官在作出决策之前便应当向上级法院提出请示，并严格地遵循上级法院的指示处理案件。果真如此，上诉制度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因此，在一些法治国家中，上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都十分注重严格地维护下级法院的自。
应当说，我国的司法制度设计在框架上接受了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不同于上下级行政机构或检察机关之间关系的观念。例如法律所确定的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便与上下级检察院不同。宪法第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而同法第127条涉及法院的规定则是“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28不过，框架结构是一回事，实际运作又是另一回事。虽然法律条文存在差异，但是，这里的“监督”究竟含义如何却是一个不容易确定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和某些事务方面，监督与领导之间的边界十分模糊。例如，近年来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即下级法院就某些具体案件的处理向上级法院请示，便是说明这种模糊的典型例子。法院对于应当由自己作出判决的案件，不是独立地裁判，而是向上级法院请示，要求上级法院给出有关判决结果的指导意见。这种所谓请示制度被主流观点视为“非程序性的审判工作监督”的一个重要内容。请示制度之外，上级法院更可以因为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具有“重大影响”而主动地对下级法院加以“指导”。一位高级司法官员这样解释监督和指导的合理性：29
……在多数情况下，下级法院对自己感到难办的案件，请示上级法院予以指导，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在审理中的案件有重大影响而主动加以指导，这是有利于正确贯彻执行法律，把错案的可能性纠正在最初阶段。这样可以减少整体诉讼投入，增加诉讼效益。但上级法院要把下级法院个案审理中工作监督搞好，则应十分注意忠实地履行法律职责。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从法律关系看，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对下级法院个案审判活动中可能发生的错误，不及时加强指导，让其错判发生，造成诉讼伤害，这是上级法院失职的表现。
这里的用心当然是十分合理和良好的。但是，问题在于，其中充斥着的个别化因素足以使整个制度发生扭曲，使上下级法院各自独立地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形同具文。什么是下级法院“感到难办的案件”，什么是上级法院认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法律条文以及法解释学方面并没有严格而稳定的界定，实践中自然成为一个由随意的判断加以确定的事项。从司法认知的角度说，所有诉诸司法解决的案件都是“难办”的，否则，当事人早就自行解决了。而“重大影响”更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判断者的立场、角度、利益关涉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影响”重大与否的感受。如此这般，“非程序性的审判工作监督”很容易蜕变为“反程序性的审判工作监督”。另外，一个法院对于案件的管辖，或者说法院对于案件的独立判断权限，是以有关法律对于不同级别法院的不同管辖权的规定为标准，而不能以难办与否或有关法院判断下的影响大小作为标准的。依据我国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基层和中级两个层次的法院在“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30下级法院认为案情重大，不是移送上级法院，而是采取请示上级法院的方法，实际上是与法院组织法的立法精神相悖的。这种做法违反了不同级别法院各自独立审判的原则，同时也是对当事人通过上诉而质疑初审法院判决的权利的侵犯。法院在其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违反正当程序，即使是可以在某些个案中实现实质的公平，但是，整个司法制度却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当然，从本文所论述主题的角度说，它使得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行政化和官僚化了。
结语
行文至此，自己深切地感受到，我国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方面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不完全在于从立法上确立一整套所谓“现代型”的体制，而且更在于附着于大体制之中的具体甚至显得相当细琐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够得到确立，在于操作这种大体制与小制度的人们的观念是否适应体制与制度的要求。本世纪以来，我们在体制构建方面一直是不落人后的，由于某种理想主义指导思想的作用，体制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超越人性的倾向，但是，抽象的大体制经不住与之相悖离的具体小制度的掣肘和抵销，加之一些配套观念未能确立，于是出现了种种实际效果上的缺陷，造成了设计者的美好构想不能够兑现于制度运作的实际，久而久之，人们便不可避免对法律制度有效地调整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发生怀疑，甚至对法治或依法治国本身的信念发生动摇。近年来，我们的司法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例如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大面积发生的法院判决执行难的现象，司法机构社会公信度的下降，等等，都与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上述偏差密切相关。
当然，我们的偏差也许还表现在另一个相反的倾向，那就是不假批判、生吞活剥地搬用了一些在外国行之有效但却并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体制和制度。近年来，法学界已经有一些学者主张并开始从这个路向思考和研究中国的法律秩序问题。31
今天，我们自然应当注重如何有效地利用我们的本土资源，研究中国的民情，中国人的正义准则，中国人的秩序期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为什么特别重视关系，什么时候感到没了面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汉不吃眼前亏”……凡此种种，都是在设计能够公正而有效地调整我们这个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司法制度时所必须加以研究的。有关西方司法制度的知识无疑是我们的一份财富，因为它为我们从事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甚至为某些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但是，用之不当，财富也有可能变成负担；窗口在打开视野的同时也局限了视野。临壁的霓虹灯也可能令我们为之目眩，有时不免忽略了自家那不乏诗意的烛光。
不过，我自己宁愿把注重利用本土资源视为一种学术上研究真实问题的立场和追求，而不是对于“外来资源”的排拒。同时，我对于轻言国外相关制度与观念不符合中国情况的做法也颇不以为然。百年来我们用于认真的制度建设的时间毕竟太短，而文化的融合需要的却是非功利心态的努力，需要对于不同社会和外来知识两方面不抱偏见的仔细研究，需要更长的时间。在看到外来制度不符合中国情况的一面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其中有相当符合我们“国情”的一面；在看到一些现代制度确立不了，运作不好因而带来法律秩序的某种混乱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某些制度在解决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传统问题时所取得的成效。夸大关于法律秩序的知识的“地方性”特征不免使我们的心态走向封闭，而且不自觉地把某些西方学者关于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的论断给普适化了。最重要的，我们的社会结构毕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制度的价值导向已经无可挽回地朝向了法治和民主政治。法治和民主政治本身并不是一些僵硬的目标，而是改变那些明显不合理的现实的努力过程。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烛光的幽暗的时候，我们不妨也引进霓虹灯，并歌颂霓虹灯所特有的诗意。
回到司法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上来，我们当然意识到中国的制度变革面临着若干两难选择。除了上面述及的外来知识与本土资源之间的冲突之外，我们还面临着这样一些矛盾：司法界的精英化可能使法官素质提高的同时使大众愈发疏离法院；司法管理的非集中化，或司法决策的非集体化可能更符合司法独立的理念，然而也难说不会引发司法制度的整体性失控，或者加剧司法界已经相当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法院专注于司法事务，法官只在法院之内活动，固然可以使法官们远离尘嚣，同时也可能令他们更加远离权力的中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许多司法人员对于某些不合理、不利于公正司法的现行制度和做法已经感到不满，近年来各地法院近乎自发地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诸如“一步到庭制”、“立审分立制”、“错案追究制”、“双向优化组合”、“试岗制”、“法院院长异地任官制”等等，尽管其中某些举措系借用了行政机构或者企业管理的措施，与司法管理的要求或许不符，但是，此伏彼起的这些改革措施毕竟反映了人们，尤其是法院里的人们对于现行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的不满和变革的愿望，同时也为更高层面的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另外，我们也不妨说，更为法学者提供了发挥作用的一个适当领域。
「注释
本文是我对于中国司法制度制度及其改革这一课题所作研究的一部分。这项研究得到若干机构和个人的帮助。美国人文学会理事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以及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onScholarlyCommunicationwithChina）和哈佛法学院（HarvardLawSchool）的资助便利了我搜集资料、观察不同的司法制度运作以及与美国法律界人士的交流。安守廉（WilliamP.Alford）教授、张乐伦（PhyllisL.Chang）女士、张志铭先生以及朱苏力先生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资料上的帮助。其中，张志铭先生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7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3期转载。
1也许有必要在文章开始的时候界定一下“司法管理”的含义，在我国的法律文献中，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根据一位美国学者的界定，所谓司法管理（judicial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广泛的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的运行管理。“法院管理包括若干具体的事项，诸如法院的组织和管辖；法官的选任和任期以及法院中所有其他工作人员的聘用、训练和监督；以及例行文秘事务。诉讼的运行管理通常涉及案件处理的进程和花费以及建立法院运作的统一规则以减少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混乱和不均衡。”见HenryR.Glick，Courts，Politics，andJustice，McGraw-HillBookCompany，1983，第48-49页。本文大体上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司法管理”一词，只是把讨论的的范围基本限定在法院的组织以及运作方式方面。其他一些问题，诸如法官的选任与任期、案件管理、司法财政以及对于司法界的监督等等，实际上是同样重要和亟待探讨的。我在“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一文中，对于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载夏勇（主编），《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284页。
2本世纪以来，在一些西方国家发展出了若干种法庭之外解决纠纷的正规制度，如刑事案件中大量使用的“辩诉交易”等等。不过，这些制度的出现和保持也离不开作为背景的法院诉讼的存在-尽管是以成本高、效率低的面目而存在的。
3清末筹备立宪时期，对于外国情形有所了解的大臣们对于这种三类职能浑然不分的状况多有指责，例如，“御史吴钫奏厘定外省官制请将行政司法严定区别折”，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1-824页。
4对于近代型法院职权特征的讨论，参看SirW.IvorJennings，TheLawandtheConstitution，5thed.，TheUniversityofLondonPress，1952，第241-246页。更为晚近的论述，可参看C.NealTateandTorbjornVallinder（eds.），TheGlobalExpansionofJudicialPowers，NewYorkUniversityPress，1995.
5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于法官立法权及其限制的讨论，见MauroCappelletti，TheJudicialProcessinComparativePerspective，ClarendonPress，Oxford，1989.对于我国当前司法解释“不针对具体个案的抽象解释”的分析和批评，参看张志铭，“关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00-117页。
6不消说，这里所谓终局性解决只是在法律程序意义上说的；纠纷在法律上获得解决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在实际上获得解决。参看M.A.Eisenberg，TheNatureoftheCommonLaw，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ch.2，note1（atpp.163-164）；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7在对抗制模式之下，法官行使职权的消极特征及其制度起因，参看拙文“对抗制与中国法官”，《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85页。
8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三联书店1990年，第162页。
9《系统地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人民日报》社论，1950年8月26日。
101951年6月5日社论，题：“加强与巩固人民革命的法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于法院不受诉状、供词以及辩论的限制进行判决以及法院教育功能的强调与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如出一辙。《苏俄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法院在判决案件时，“应采取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措施，以便全面、充分和客观地查明真实案情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受已经提出的材料和陈述的限制。”法院还被授权，“如果对于保护国家机构、企业、集体农庄及其他合作社或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权利与合法利益有必要，可以超出原告人所提出的诉讼主张氛围对案件加以审理。”《苏联法院组织法纲要》第三条规定，“法院的全部活动便是教育苏联公民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认真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服从工作纪律、履行国家和社会所委托的职责、尊重公民的权利、荣誉与价值以及社会主义的社会规范。”转引自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7、562页。
11题为“长春市两级法院开展春耕生产服务月活动”的报导，1994年5月2日。近年来，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名义，各地法院新招叠出，不一而足。这是我浏览1993年《人民法院报》时随机记下的一些表扬报导的标题（括号里的数字为月份和日期）：“上饶法院为城市建设清障”（3.5.）“跳出坐等办案小天地，军事法院涉足经济大舞台”（4.16.），“齐齐哈尔市两级法院为经济建设服务重视实质性参与”（4.23.），“周口中院提前介入‘沈邱假药案’”（5.14.），“朝阳法院协助征收养路费”（5.21.），“法院与税务机关联手清税”（7.2.），“晋中法院与农行联手收贷2.1亿元”（8.6.）。
12题为“竭诚服务，严肃执法”的报导，《人民法院报》1994年4月4日。类似的“先进事迹”在我们的传媒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而对此倾向提出质疑的言论却难得一见。
13法院经费的紧缺已经成为近年来相当突出和普遍的一个问题。导致这种紧缺的原因不只是现行的司法财政体制，还在于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秩序的变动所引发的财政体制和分配模式的多样化。公共机构也可以甚至必须创收必然带来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带来握有不同类型公共权力的机构及其人员在收入上的极度不均衡。诉讼活动成为法院（并非国家）创收的一个渠道，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贫穷地区之间法院财政供给之间巨大的差距等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了。某些法院经费困难的例子，见《人民法院报》1993年5月7日报导：“贫困地区基层法院经费短缺严重”。对于这种法院财政体制，一些司法官员提出了批评。一位省法院副院长就曾撰文指出，在这种体制下，法院的运行机制缺乏科学性，不过是“党政部门模式的翻版”：“缺乏依法独立审判的保障机制……党政职能与审判职能相混淆；法官的职业、职务和薪给没有法定保障，财物上没有法定的保证，法院受制于行政机构”，进而又诱发了趋利倾向，“一方面，法院经费困难，常常陷入困境，不搞创收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审判围绕着经济利益运转会影响严肃执法和法院的公正形象。”沈德咏等，“应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院体制”，《人民法院报》，1994年6月6日。
14这里所使用的官僚化与我们经常否定的意义上的官僚化并非一回事。在韦伯意义上，官僚制是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可以创造合理化，它本身也是合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科瑟的概括，官僚制是依据合理化原则组织的；职务按照高低次序排列；活动不带私人色彩；任职者受有计划分配的权限和有限的义务所制约；任命根据专门的条件。参看刘易斯·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255页。
15这几方面的情况，拙文（前注1揭）均有所揭示和讨论。依据1995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9条，担任法官必须具有高等院校毕业的背景。但是，我在最近两年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在一些法院，这一规定难以执行。作为司法机构的法院都不执行法律，违反法律，岂不是一个最令人不安的情况。但是，法官们列举的原因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有的还很具体，例如法院人员的子女安置等。
16关于“合法性”与人们的服从之间的关系，参看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章。
17《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第10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该条第1款：“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第2款：“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
18在刑事诉讼方面，依据1996年底之前一直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6条，如果合议庭成员意见分歧，则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写入笔录。”但是，实际上，合议庭成员有争议的案件总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被视为疑难案件，同一法律紧接着的第107条为此提供了现成的解决方法：“凡是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
19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做法开始于50年代初。当时审判委员会的构成、职权及其与合议庭之间的关系，参看董必武，“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载《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516-531页；另参看该书第374、390页。
20一位学者在评论新订刑事诉讼法时，认为“新法典试图对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这两个审判组织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调整”，新规定“可以防止法院院长在开庭前即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见陈瑞华，“应当如何设计刑事审判程序”，《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第41页。
21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似乎有鼓励合议庭独立作出判决的立法意图，但是，据我于1997年6月在湖北省的调查，不少法官仍反映说，凡是合议庭有不同意见的案件，肯定要提交给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法官们也乐于这样做。对于审判委员会存在的必要性加以辩护的理由，还包括那种认为法官素质不高，应当由审判委员会加以制约，以及审判委员会不容易被贿赂等观点。在我的调查中，许多法官认为这一设置不过是为了对现行法官选任制度所存在的明显弊病的补救而已。一位省高级法院院长的评论，见拙作，前注1揭，第240-241页。此外，美国著名法官汉德（LearnedHand）法官曾经不断地批评那种“满席听审”（enbanchearing）的实践，他对于用全院六位法官的宝贵时间审议合议庭判决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同时，他也是联邦司法制度官僚化的一个坚定的抵制者。参看新近出版的一本汉德传记，GeraldGunther，LearnedHand：ManandtheJu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第515-517页。
221987年8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决；此乃他们应有之职责。”第3条：“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行和上级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等级组织，以及等级和级别方面的任何差异，都不应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1993年9月14日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届亚太地区首法官会议所通过的“审判独立原则声明”（草案）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23例如，《人民法院报》1995年6月27日报导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接见最高法院干部的通讯，便细致地列出四位法官的行政级别，其中两位副局级审判员，一位正处级助理审判员，一位副处级助理审判员。
241995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似乎强化了法官的等级制度。该法将法官分为四个等次（首法官、大法官、高级法官和法官）十二个级别（第16条）。更有甚者，1994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该法草案还规定了所谓“衔级制度”。后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对这个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中说，“一些常委委员和地方、部门的同志提出，审判人员不同于军官和人民警察，不宜实行衔级制度。”参看周道鸾（主编），《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资料汇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251996年7月到8月，我曾有幸和我国的一个司法代表团一起考察美国的司法制度。在与美国同行的交流过程中，我国法官（当然包括那些院长副院长们）感到最难以理解的，也许并不是那里法院的权高势重，而是法院院长（首席法官）对于其“下属”的无权无势。他们感到困惑的是，离开了院长或其他上级的领导，法官们岂不是各行其是，整个法院，甚至整个司法体系如何能够避免陷入混乱和普遍的腐败？关于美国联邦法院首席法官的行政职权，参看LawrenceBaum，AmericanCourts：ProcessandPolicy，HoughtonMifflinCompany，1986，第37页及以下。
26任建新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其必须具有较高的素质。”又说：“……对上级法院法官的素质，应有更高的要求。”周道鸾，前注24揭，第16、17页。其实，准确地说，应当是不同级别法院的法官素质需要有同等高的要求。了解具体司法运作的人都知道，第一审法官高质量的工作对于整个司法制度的品质维系和公民权利的妥善保护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一些西方国家很注意使不同级别法院的法官在选任标准上保持大致上的一致，薪俸上只保持较小差距。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低层法院的法官对于升迁至更高级别法院的动力不那么强烈，因而，减少了法官希望升迁的心理对司法独立所可能带来的损害，同时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从事低层法院的司法工作。另外一个可能的作用是降低上诉率-假如制度安排上强调上级法院法官的素质总是高于下级法院法官，为了得到更优质的司法“产品”，当事人当然有理由不断地提起上诉、申诉、审判监督程序等等，从而加大司法制度的成本。
27我们的古人早就认识了这个道理。《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28《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30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29刘家琛，《诉讼及其价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制度;制度化;医院管理
1制度的定义
现代社会是制度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这就意味着它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制度安排和制度供应。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制度的定义是：(1)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2)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集体行动包括从无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机构以至国家，它们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是通过利益诱导和禁例的方式进行的。舒尔茨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它们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作为制度决定论者，诺斯将制度抽象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
制度要有效能，总是隐含着某种对违规的惩罚，任何人的行为若违反了这种制度而占了便宜，便会受到更大惩罚，从而得不偿失。制度变迁就是实现效率更高的制度，表现为对制度均衡的动态创新的找寻。实现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并提供给社会选择，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其制度选择影响和制约着政府本身及社会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2]。
2医院制度化管理的意义
现代的医院管理已经从过去的经验式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在医疗服务的整个流程中，应当做到任何一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医院的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合理化、统一化，为医院的科学化、现代化管理创造条件。
2006年根据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各级各类医院开展“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活动的要求，北京市卫生局在北京地区各级各类医院开展了“创建人民满意医院”活动。根据卫生部《医院管理年活动方案》和《医院管理评价指南》，北京市卫生局制定了《医院管理年和创建人民满意医院考核评价标准实施细则》，从六大方面三十五项对医院进行考核，总分1300分。而“管理方式制度化”就占了100分，主要要求：(1)有健全的医院管理各项规章制度，明确的人员岗位职责制度;(2)有完善的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核心制度，并有严格的保障落实措施。
3我院在医院制度化管理中的做法
我院历来注重医院管理的制度化。早在1986年（建院第3年），我院即编写了《医院规章制度》，并于1991年重新修订。内容包括规章制度和工作人员职责两部分，其中规章制度123大项291小项，工作人员职责51大项131小项，涵盖了医院的医、教、研、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
此后，随着我院各项工作的日益完善，我院的规章制度也在日益发展，不断补充、完善。2004年12月，借北京市卫生局在北京地区开展的医疗机构评审工作的契机，我院对全院的规章制度进行了汇总、梳理，收集了全院22个行政、后勤处室及检验科、输血科、药学部等科室的制度，共计1524项，其中原有制度1095项，新增制度429项，修订制度309项。于2006年4月再次组织各职能处室及相关科室将本部门自2005年1月以后新增或修订的规章制度进行汇总备案，包括文本版和电子版，共计1658项，其中新增制度134项，修订制度137项，为进一步完善我院的规章制度做准备。
为对全院的规章制度进行整理，便于检索，我院还建立了规章制度的目录库，包括处室、内容、级别、时间等项目，目录库可以显示出各处室规章制度的更新率及完善程度等。
4医院制度化管理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医院的制度化管理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不能与之相驳。在制定医院规章制度的时候，要依照上级的要求，要有所依据。在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法规文件的基础上，可以制定院内的实施细则。例如：可依据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可依据的规章制度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医院的制度化管理可在各部门具体制定的基础上，由全院汇总。全院应对各部门的制度提出统一的要求。
制度的内容应包括适用范畴、负责机构、职责划分、考核标准、奖惩措施等。制度的文字要简洁、规范、统一，同一事物宜用同一名称，宜用全称而不宜自行编写简称。各部门制定的制度中如有交叉，其规定内容不能互相违背，应由牵头部门对内容进行审核。例如：医疗废物的处理，就包括医疗废物的收集、储存、运输、处置等环节，涉及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行政管理处以及护理部等几个部门。各部门间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达到《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中的要求。
医院的制度化管理可以使管理具有权威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是医院坚持正确的办院方向的可靠保证，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避免职责不清。但只有有执行力的制度才是对医院管理起到促进作用的制度。制度仅停留在纸面上是远远不够的，不仅要建立制度，还要贯彻执行制度，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执行机制，使全院每个职工都要认真学习制度，按照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照章办事。我院为了保证制度制定出台后不是单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能确实发挥作用，要求职能部门在出台制度时，要制定出制度中的规定如何检查、如何考评、如何落实，并指定专门的机构对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参考文献]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户籍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刚性户籍制度的软化是大势所趋。本文首先界定了狭义和广义的户籍制度，并从狭义的角度简单回顾了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然后，根据定义提出两种户籍制度改革方略：一元制和二元制，分别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价值取向出发，分析两种方略的优势、劣势。最后，引进渐进决策模型，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出发，具体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
引言
现象一：据《南方周末》报道，1999年年初，河南、山东四位打工妹去深圳打工，被挤死在105次列车上。幸存者回忆车上的情形，“像被压扁的带鱼”。权威专家估计，1997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了1亿。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人户分离已达7073万人。
现象二：1999年高校毕业生的留京名额严格控制在15%以内。外企的进京名额异常有限，绝大多数在京外企只好招收北京生源。有人惊呼：“北京是北京市的首都”。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
户籍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的一项主要职能，它直接关系到政治经济生活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户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全面发展的需要，其弊端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出现了诸如本文开始列举的种种怪现象。有人甚至认为，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在社会生活里的最集中表现，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户籍制度已经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系统研究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牵涉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本文试图从多学科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改革方略进行综合探讨。
本文的结构大体如下：
第一部分：界定了狭义和广义的户籍制度，并从狭义的角度简单回顾了建国后我国户籍制度的演变。
第二部分：根据定义提出两种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分别从公民权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三个价值取向出发，分析两种方略的优势、劣势。
第三部分：引进渐进决策模型，从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出发，阐述了两种方略的渐进模式，具体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局部改革
当今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措施，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从狭义的角度分析，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建国初―1958年）、发展（1958年―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等三个阶段，其间颁布的主要法规、制度简列如下：
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使全国城市户口管理制度基本得到统一。
1955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从而统一了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
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稍后，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
198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92年8月，公安部发出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以解决要求进入城镇落户的农民过多与全国统一的计划进城指标过少之间的矛盾。
80年代开始，“农转非”政策发生变化。“农转非”对象逐渐扩大，控制指标有所调整，控制办法得到改变。
1986年，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绿卡户籍制”。1992年，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1993年，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1995年，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以此为代表，部分地区实行投资入户、购房入户或蓝印户口等政策，以吸引人才和资金。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
经过以上演变的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社会功能，但其基本的社会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项：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控制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户籍部门掌握着准确的户口资料。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确立，相对户籍制度的功能而言，户籍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等级身份效应；死水效应；怪圈效应；马太效应（请参阅二元制改革方略弊端）。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户籍制度改革方略
不少地区和部门以及一部分学者均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笔者认为，尽管这些改革方案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但从理性分类的角度看，其改革方略不外乎两种：一元制和二元制。所谓一元制是指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切断社会待遇与户籍之间的联系，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所谓二元制，是指保留两类户口，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通过设置高低不等的门槛条件（经济、人口素质等）来控制农村人口的流向、流量和流速。这样划分的依据，表面上是户口种类的多少，实质上是隐藏在不同种类户口内部的利益差别。从上文对户籍制度的定义可知，一元制改革方略与广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二元制改革方略与狭义的户籍制度相对应。因此，本文第一部分所叙述的狭义户籍制度的局部改革，无论是自理口粮户口，还是有效城镇户口；无论是小城镇改革，还是投资落户、购房落户、蓝印户口，都属于二元制改革方略的范畴。有些地区实行的蓝印户口，表面上是独立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第三类，但其利益较接近于非农业户口，根本还是要保留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利益差别，因而只不过是二元制的一种变形。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两种改革方略哪个更可取呢？下面，笔者从户籍制度需要兼顾的公民权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三个价值取向逐一对两种改革方略进行分析。
首先，从公民权益的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
1．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国际人权两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两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国家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此公约第二条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意即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不是“渐进性”的，而是“即刻性”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写有公民享有迁徙自由的条款。1975年通过的《宪法》以及后来历次修改的《宪法》取消了这一条款，这是户籍制度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的体现。尽管这种安排避免了户籍制度与宪法之间的冲突，但在我国已正式签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现状既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在法理上也是一种欠缺。为了承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我国政府当然会有所行动。一元制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实行迁徙自由，它要由人口流动来决定户口迁移，而不是由户口迁移决定人口流动。相对于传统的户籍制度而言，二元制在自由迁徙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它只能使一小部分有经济基础、素质基础的优势群体获益，对于广大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来说，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迁徙仍有漫长的路程要走。
2．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但是，二元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户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两类户口的划分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二元户籍制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社会保障、甚至部分商品的供应等一系列的待遇具有制度化的联系。在这种利益分配的差距上，一方面，非农业户口明显优于农业户口。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另一方面，在两类户口的内部，仍有不同的等级，比如非农业户口内部就有大城市户口、中等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城镇户口等区别。不同级别的户口享有不同的待遇，有的甚至差别很大。
二是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二元户籍制在利益分配上的城市偏向，造成了不同等级的利益金字塔，也随之造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金字塔。长期以来，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北京人、上海人排斥外地人，都不能不说是二元户籍制的流弊之一。
三是在金字塔的等级结构中，户口自下而上的垂直迁移非常困难。而户口又具有世袭性，一定终身，世代相传。每个人的社会身份、所受待遇从投胎开始就已基本确定，除了招工、招干、升学等几条有限的途径外，再无例外。这种起点的不平等，势必引起结果的不平等。
四是投资、购房落户等条件过于苛刻，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户口的商品化。这些附加的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表面上不同于直接买卖户口，实质上却没有什么差别，反而使户口买卖合法化、公开化。户口具有商品价值不但有损于户籍管理的严肃性，也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这是因为：农民已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交纳了巨额的建城费，让他们重交不公平；现有市民入城时并未交建城费，让以后进城者交费不合理。
与二元制不同，一元制则实现了户口面前人人平等。人们获取利益的大小，不再取决于户口的等级，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一元制同样优于二元制。
1．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人造成的，最基本的生产力是人，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劳动力素质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决定作用。而如果在户籍改革中奉行二元制方略则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流动。
第一，从人才的培养上看。二元制下的人口迁移受到限制，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画地为牢”，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迷信、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在封闭的农村得以蔓延，城市文明很少能辐射到农村，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远远高于城市，农村人口素质无法提高。同时，在缺少竞争的城市，城市人口也易养成不思进取、贪图安逸的观念，不利于于其素质的提高。
第二，从人才的流动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条件。社会学的研究证明，社会流动的速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快慢。发达国家的人口年迁移率，一般均在10%以上，美国更高达25%左右。而我国人口年迁移率只在0.5%―3%之间。可见，二元制在迁移条件上设置的重重障碍，已经严重制约了人才的有效配置，尤其对农村的优秀人才来说，要想脱颖而出难度是很大的。
2．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银行的报告《城镇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前景》中曾指出，人均收入与一个国家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传统的户籍制度由于限制人口的流动，导致城市人口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较少依赖于人口的机械增长，大大减缓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固然要走自己的城市化道路，不能盲目发展，但户籍制度不解禁，必然减缓正常的发展步伐。请见下表：
人口城镇化的国际比较
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
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东欧亚洲拉美11%64%50%17%39%17%42%19%70%63%18%48%22%50%17%74%71%20%56%23%57%20%74%76%23%63%27%65%26%75%77%26%68%32%71%35%78%78%29%73%38%77%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1994年）
从上表可见，从国与国的横向对比中，我国城镇化滞后的现象相当明显。尽管国情有别，但城镇化发展水平之低已经达到反常规的程度。例如，199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6%，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预计到200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5%，增幅较大，但仍然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在两种改革方略中，二元制仅仅对一小部分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网开一面，本质上还是没有动摇传统的户籍制度，城镇化进程也不会因此而有较大的提高。由于城镇化的滞后，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大量损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3．二元制一方面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这是因为：
其一，二元户籍制的城市偏向，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据统计，1959―1978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项就“掠夺性”地转移农业积累40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1.3%。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继续为工业输血，1991―1997年农村就有20873亿元通过财政、金融和“剪刀差”流向城市。
其二，二元户籍制使9亿农民依附于有限的土地上，农业的规模经营难以实现，集约化程度很低，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低下。作为原因之一，造成了“世界40%的农民仅仅养活了世界7%的非农民”的怪现象。
4．二元制设置的户口迁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沿海开放城市等发达地区采取这类政策，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使“孔雀越发东南飞”，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缺乏人才和资金的情况则将更趋严重，从而加剧了两极分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构成危害。
最后，从社会稳定的维度来看，二元制则优于一元制。
1．二元制有利于抑制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传统户籍制的长期实行，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两类户口的分离与差异是天经地义的。一元制完全取消了利益分配的差距，既得利益群体――市民必然一时无法理解，从而产生不稳定因素。而二元制则基本上不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避免了社会的剧烈动荡。
2．二元制尤其有利于维护城市的稳定。发展经济学的著名理论――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TheTodaroMigrationModel）指出，促进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预期的城乡工资差异，使人们作出移入城市的决策。这种预期因素包括：工资水平与就业概率。我国户籍制度的城市偏向，造成城乡之间的经济势差与社会势差巨大。据统计，1984年以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续十年超过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984―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差从1.7:1扩大到2.6:1。1995年，1996年虽分别下降为2.5:1，2.3:1，但差距仍然巨大。城乡之间除了货币差异之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货币差异。根据达托罗人口流动模型可知，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按照一元制，不对人口流动进行有序化引导，势必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中出现就业困难、环境污染、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公用基础设施不足、犯罪增加等现象。例如，尽管80年代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近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长期阻碍，我国农村仍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97年底达到1.4亿。而城市失业问题也愈发严重，1997年底城镇累计下岗职工达到2000万，占国有与城镇集体职工总数的20%。在这种严峻的条件下，按照一元制方略放开人口流动，必然给城市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再拿犯罪来说，北京近年来，外来人口刑事犯罪的比例直线上升，1990年为22.5%，1993年则高达43.6%。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行户籍制度使大量流动人口无法溶入到所在城市的管理体制中，使体制外生存的流动人口犯罪成本与收益具有极大的不对称性，这是流动人口给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巨大隐患的重要原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更大，引力也更大。这一点已被现实所证明。北京、上海的日流动人口已超过300万，不少大城市也在100万以上。而大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已相当严重，城市病已相当突出。若不对人口流动方向加以控制，大量流动人口将集中流向大城市，城市病会愈发严重。
当然，二元制的稳定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二元制也存在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二元制加剧了两极分化，两极分化达到一定限度时，将危及社会稳定。此外，二元制也不利于农村的稳定。1亿多的剩余人口流向城市纵然会给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但同样的，若使其滞留在农村，无法安置，也会带来难题，必将危及农村的发展。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一元制和二元制各有各的优势、劣势。那么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如何确定三种价值取向之间的权数？在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哪种价值取向应该放在首要位置？
三、户籍制度改革方略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的选择要以社会稳定为主导价值取向，户籍制度改革要采用渐进的方式。下面引进渐进决策模型。
最早提出渐进决策模型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型是对理性优化模型的批判，它把公共政策看作是对以往政策的不断修正。它有以下一些内涵：
1．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
2．决策者不必过多的分析与评估新的备选方案，只着意于现存政策的修改和补充。
3．渐进决策主义着意于目标与备选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使问题较易处理，而并不关心基础的变革。
4．渐进主义在面对同一社会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时，只着意减少现行政策的缺陷，不注重目标的重新改进，也不注重手段和方案的重新选择。
决策者采用渐进模型的原因如下：
1．决策者没有时间、情报(intelligence)或资金去调查所有的备选方案。
2．由于新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决策者接受了原来政策的合法化。
3．对现存政策已经进行了巨大的投资（沉淀成本），如资金投入、组织结构、心理定势、行政实践等。
4．政治上的权宜考虑。
5．决策者自身的特点。决策者很少寻找“最好的方案”（onebestway），当他们发现“有效的方案”（awaythatwillwork）时，他们就结束了寻找。
6．在缺少公认的社会目标和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时候，多元社会中的决策者不会进行针对特定目标的政策变革。
可见，渐进决策模型认为，现实政策的制定对既有政策具有路径依赖。这一模型把稳定作为追求的目标，以量变为主，注重修修补补，而不是动大手术。
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国的改革基本上采用了渐进的方式，要“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系统改革的一部分，特别是其中关涉面宽、影响大、敏感性强的一部分，在相同原因以及其他一些特有原因的作用之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同样需要选择渐进的方式。户籍制度改革直接涉及城乡两大社会体系，是较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改革更深层的改革，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更应以社会稳定为价值取向。中国有12亿人口，相当于全球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人口大国如果靠自发调节，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仅此一点就决定了采用渐进模式，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选择。
一元制与二元制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性的分类，具体的方略选择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也可以考虑两种方略的不同组合。正确的户籍制度渐进模式选择，既不是简单、绝对的二元，也不是一元，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的呈渐进，局部、个别可以快一些，多数慢一些。不过，由于二元制改革方略是相对于狭义户籍制度而言的，缺乏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沟通，因而本身具有局限性。当二元制改革方略施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需要突破其本身的局限，向一元户口制过渡。因此，一元户籍制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二元制改革方略的主要做法是：在坚持传统的二元户籍的前提下，采取“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迁移政策。一方面，逐步降低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促进人才的适量、合理的流动，把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减到最小。另一方面，加强小城镇改革，让5万多个小城镇向农民打开门户，积极发展小城镇，然后再逐步开放中等城市、大城市，呈阶梯状向前逐步推进。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本身的各种改革，都属于这一方略的范围。
一元制改革方略主要做法是：首先要逐步淡化城市偏向，逐步取消城乡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先改内容后改形式，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户口簿、身份证、出生证为主要证件的户口管理办法。户口簿具有证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法律效力。身份证是16周岁以上公民的身份证明，出生证是16周岁以下公民的身份证明。把以户管理为重点，转向以人管理为重点，最终实现开放、动态的户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早已进行。定量商品粮供应制度已基本取消，双向选择的劳动就业制度已基本建立，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也已起步，住房制度改革刚刚开始，为一元制的推行创造着条件。当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户籍制度改革所面对的条件也不同。因此，强求步伐一致，搞“一刀切”，并不可取。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允许各地实行不同的改革方略。大体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城乡差距不大的地区，可以考虑试行一元制改革方略，其他地区则主要加快推行二元制改革方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二元制户籍制度逐步向一元制户籍制度过渡，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
后语
以上三个部分是笔者对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及其选择的部分思考。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贝宁三国对公民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变严格的户籍管理为宽松的户籍管理是大势所趋。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重大，应以稳定为前提，逐步创造条件，把握时机，循序渐进，从而早日实现兼顾公民权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三种价值趋向的户籍制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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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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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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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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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以学生为本就是把学生作为学校教育和管理的根本，就是时时处处把学生的切身利益放在学校改革和发展的首位，就是从学生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去开展工作。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强调高等学校必须培养德智休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社会主义服务。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一切围绕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来精心设计。
二、是全面性原则。
学生管理工作任务繁杂，所以在制定制度时，也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尽量对所有可能以制度规定的事物出台相应的规定、对策，力争使师生在每个环节都有“法”可依。全面细致的学生管理制度体系是学校规范化办学的体现，只有制度到位，管理到位，才能保障学校平稳发展。
三、是奖惩结合原则。
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是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加强校风建设，弘扬正气。制度内容既要有奖励措施还应有惩罚措施，奖励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即通过正面刺激达到鼓励先进、弘扬正气的方式方法；惩罚则是从反面否定学生行为中的消极因素，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教育或处理，帮助改正错误，促进转化。一味地夸奖学生、放纵学生，结果学生往往犯了错误却不认错，更加意识不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一味地责怪学生，不但激发不起学生学习兴趣，反而会让学生更加感到孤独，更容易走上歪路。因此，奖惩结合，缺一不可。
四、是系统性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去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若干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构成的整体”。高校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项新的制度设计必须注意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系统性、关联性，必须考虑相关事务的结合点，即制度与制度之间不能互相“打架”。学生管理部门是教育人的单位，制度本身就蕴含丰富的教育意义，好的教育制度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它可以增强人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但是如果制度不考虑系统性，给人以误解，让师生无所适从，那么制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制度内容的可执行性、制度效果的激励性可能就有违“制度文化”本身的含义了。
五、是适度超前性原则。
事物是发展的，学校是前进的，但无论如何发展、如何前进，都是依据一定规律逐步完成的，即“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所以制度设计一方面必须符合学校的实际需要，从生源状况、师资队伍、学生硬件设施等方面通盘考虑，超前思维，“量入为出”，随着学校的整体发展，不断对学生管理制度进行调整，使大家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更加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适度，即仗要一个一个的打，台阶要一个一个的上，不可“拔苗助长”一味贪“多”求“大”，如果把制度定的过死，脱离学校的实际，与现实脱节，或过于超前，即使制定了，也得不到有效执行，使大家有望尘莫及之感、望而却步之感，反而会挫伤大家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利于学校、师生的正常发展。
六、是可操作性原则，或者可执行性原则。
要认识到我们的学生管理制度需要通过推行来规范管理，如果制度本身不具有可操作性，那么制度就仅仅成为摆设和累赘。学生管理制度的制订要具有可操作性。为了提高制度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制订的制度要有粗有细，粗的地方符合原则性管理要求，细的地方则符合操作性管理要求。基本管理制度的条款尽量是原则性的；具体管理规定、办法、细则、流程等要细化到可具体操作。同一项制度的不同条款也可有粗有细，原则性条款尽量概况，操作性条款在不影响功能及操作情况下尽量精简。
七、是公平性原则，即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大学生之间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制订制度要公平。必须经过自上而下酝酿政策，自上而下征求意见，综合平衡采纳建议，把制定制度本身的过程看成是校务公开的过程，当作是民主治校的体现。征求意见过程中必须对各类建议意见有“来言去语”，大家才能畅所欲言，才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次执行制度要公平，既要体现以人为本，更要体现以制度为本。凡制度规定的，丁是丁卯是卯，不打一点折扣，不因人而异，坚决做到不给他人设障碍，不给某人开绿灯；制度未规定的，公开公示，集体讨论，少数服务多数，阳光决策，皆大欢喜。
八、是稳定性原则。
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依法治校就是要用规章制度去约束人、规范人的行为，使学校秩序井然，学生行为规范统一，养成良好习惯，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经过长期的实践，学生管理制度理念会深深扎根于学生的心中，稳而不乱，固而不散；学校要发展，制度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必须要保持学生管理制度的稳定性、牢固性，即不能朝令夕改。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1)针对性。
不同的项目涉及的施工单位和工序有较大的差别，参建单位也各不相同，因此制定的项目管理制度，必须要针对项目本身，结合内外部的各实际情况来编制。不可一味的以拿来主义来直接复制别的地方的管理制度，这样在后期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意义。
(2)实用性。
目前我国的建筑法律法规有很多，并且形成了国标规范、地方法规和行业规范等多等级制度。各地结合自身情况，都制定了适合自身的法律。对于建筑工程，也需要在原有的一些管理制度上，进行修改和完善。一些只讲口号和不适用与本地行情的条款，可以直接删除掉。达到最大化的适用效果。
(3)可操作性。
很多企业在长期的工程建设过程中，根据自身经验和相关法律要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但是在工程现场，很多制度根本就不适用，只是纯粹的存在于理论知识上，无法得到具体的实施。很多企业为制度管理制度而复制大量的外界已存在的东西，导致这些制度在现场根本无法执行，导致形同虚设的程序，因此管理制度必须具有可操作性。
2项目管理制度在质量管理上的应用
2．1质量保证体系制度
质量管理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不是某一个单位的某个人来独立完成的，需要参建各方共同的努力与协调。因此在项目开始之前，必须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建立独立的质量管理小组，形成专业组织架构对质量进行管理。并对每个岗位职责和要求进行明确，形成考核的制度。这样才能确保现场的质量管理有人负责、有法可依。
2．2设备材料进场验收制度
不论是甲供材料设备、还是承包商供应的材料设备，进场时，施工单位应通知监理、甲方对照合同要求、样板以及相关标准规范进行验收。影响结构和使用功能的，还要按照要求进行见证取样试验，经检验合格，任何材料不得使用在工程，对检验不合格者，应将该设备材料做上标志，进行隔离，并尽快作退场处理。
2．3质量检验制度
每一个工序都有自己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施工企业首先要自觉遵守三检制度，形成工人自检、班组互检、技术人员验收的检验制度，对存在的质量问题，要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验收要求进行整改。特别是对于一些隐蔽工程的验收，必须履行验收的程序，提前通知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人员进行验收，并形成书面化的记录。只有确保了每一个工序的质量合格，才能达到工程整体的合格。
3项目管理制度在进度方面的应用
3．1进度计划报审制度
在工程开工之前，施工单位应该上报整个项目的施工进度总计划，并报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审批。每月25日前工程部应督促施工单位向甲方、监理书面报送《下月施工计划》、《三个月滚动计划》和《本月完成工程月报》。《下月施工计划》必须具体、详细并且符合阶段性工期要求和总进度计划要求，内容包括施工内容、人力安排、增加人力的来源、工程量、施工机械安排、材料安排、管理人员安排等，经甲方、监理审定后实施
3．2周报和月报制度
施工方应每周提交进度周报，对工程现场的进度情况进行总结，并对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进行书面化的明确。监理单位每月提交的《监理月报》、城市公司上报管理会的《月度报告》应涵盖工程进度的检查、对比、差异分析、措施等内容，及时向业主汇报工程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的区别以及相应赶工措施。
4项目管理制度在安全文明施工的应用
4．1安全教育培训
建筑工程的实施主体是施工单位，具体做事的劳务作业人员。因此施工单位的安全员应对在施工场地的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安全教育，让他们了解所从事的工作的安全注意要点，培养他们的安全意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杜绝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的情况发生。
4．2日常检查制度
在施工过程中，各方人员要加强检查，检查的内容应包括:三宝的使用情况、临边洞口的维护、施工机械的使用、安全用电的布置、起重机械的使用和维护等情况，并制定评分表，根据得分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处罚和处理，并可以与工程款来进行综合考评，对施工单位形成约束。
5结束语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和谐学校、管理模式
一、制度管理的规范性
制度可以起到规范作用，即规范相关的教育管理行为，使学校教育管理进一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可以起到保障和引导作用。比如说教师的学习，教师学习需要用科学规划、精心设计与严密组织来保障和推动。虽然我们不断倡导乐学思想，探索愉快教育，但学习的快乐和愉悦就取决于学习本身的艰苦性和对这种特性的成功体验。因此，要能够真正推动教师的学习，必须要依据教师学习的特点和规律，予以科学规划、精心设计和严密组织。所以，对待教师学习，就不能简单地只从外在价值上去要求，而要从提升教师生命价值上去认识，重新审视学校中不利于教师学习的各种障碍，重视教师学习的价值，关注教师学习的需要，鼓励教师学习的发生，支持教师学习的行动，从时间、资源、环境、制度、评价等多方面给教师的学习创造条件，提供帮助。
通过听课评课活动的学习，唤醒教师们的创新意识，让学习理念转化成了实际行动，使课堂焕发出了青春活力。教师是在教育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进行教育教学。教师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改进教育教学实践。同时鼓励教师撰写教学案例、论文，按级别予以奖励加分，年底评出学习典型，就其先进事迹进行表扬奖励。每月全面公布教师德、勤、绩、能四方面的考核。考核将作为教师评先树优的依据。由于把学习纳入考核中，大力表扬在工作中取得成绩的老师，从而使以前的被动应付学习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学习。时间久了，读书却早已成了我们教师良好的学习习惯。大量的读书笔记，交流会上犀利的发言，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成长中的教师。如今教师们早已尝到了读书的乐趣，牢骚也已变成了教师们学习的动力。
学校是师生共同组成的集体，学校管理的关键是全体成员形成主人翁的责任感，形成自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管理的核心是尊重，即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学生对他人的尊重、学校对师生的尊重。单纯的制度管理往往显得生硬，缺少人情味，因此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讲究柔性的，这就要求在每一个细节上，体现平等意识、宽容意识和合作意识。比如我们现在实行给教师打分，从德、能、勤、绩等四个方面对教师加以考核，但这样的做法就对每一个教师平常的工作涵盖不够全面，教师平常的工作方方面面，特别是最能体现个人能力的班级学生的素质被忽视了，这就不可避免地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于是我们把考核制度细化，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积极培养教师的业务专长。作好平日记录，而最根本的是要看学生的素质的提高，这是衡量一个教师的劳动成果的最好的方法。假设一个教师方方面面都好，就是学生的素质提高不上去，就好比工人所出的产品都是废品，我们能说他是一个好工人吗?带好一个班集体，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就是硬道理，再结合教师的资历学历、师德等，就能做好教师的综合素质的测评，就更有说服力。有了这些硬性指标，一年的工作到头来，大伙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建立在尊重教师，保护教师工作积极性上，也是一所学校发展，顺利开展好各项工作的关键。
二、文化引领的超越性
一所学校不仅需要制度的管理，还需要文化的引领。我们在健全学校制度的同时，注重用制度引领学校文化的走向。文化引领，是学校管理的必然要求和取向，是制度管理模式的超越。学校的环境和建设，校风校规的形成等学校文化都是促进学生素质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激励师生振奋精神。走进不同的学校往往有不同的感觉，这种不同的感觉，来自师生的气质，这是一种说不出却能切实感受到的氛围和风气。我们重视探索一条适合学校文化发展的新路子。我们曾发动全校老师、学生以为学校文化建设想点子、出办法，鼓励老师及学生在文化方面创新，并据此形成文化管理制度。从教师学习到各项活动的开展以及教改等等，都有整套的管理考核制度，有奖励有惩罚，具体做法是:建立校园文化建设小组，具体负责全校校园文化建设任务。坚持“四全”即全面部署、全员参与、全程运行、全面落实。校园文化建设委员会定期进行计划、部署、评估和总结，保证工作的落实。在学校制定教学目标责任书时，将校园文化建设的成绩列入各教师工作业绩考核的范围’，促进教师的主体参与。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11篇
1.管理严格
西南联大对于学生宿舍管理极其严格，与学籍管理、贷金发放等都有关联。除前面提到的《女生宿舍规则十一条》外，如1937年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议决中要求“本校男生一律住男生宿舍，凡在十一月一日以前已报到缴费而未搬入宿舍者，其注册手续即认为未经完成。开课后即作为缺课论。其宿舍空位经分配于借读生后，并不得复行要求搬入。”另1937年第三十一次常委会会议记载：“不住宿舍之学生按章不得领取贷金，其空额由候补名单中依次递补。”在此笔者无法一一列举西南联大关于学生管理的所有规定，“窥斑见豹”，可见其宿舍管理之严格。
2.学生自治
联大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自主管理是联大的立学之本。联大的学生管理主要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自主活动进行。尽管生活条件艰苦，设施简陋，但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营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校园文化氛围，强化了宿舍文化建设，“茅庐草舍出英才”。学生自治会在维护学生权益、引导学生发展方面做了很多积极工作。如1939年由于昆明米价高升，学生生活困苦，学生自治会就此专门向常委会呈函，呼吁常委会拨给救济金。又如在西南联大北返过程中，学生自治会积极配合学校，参与学生的组织管理工作，胜利完成了人员、物资北迁任务。
二、对当前高校宿舍管理的启示
西南联大成功的管理经验对当前高校实施以人为本的宿舍管理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人文关怀和严格要求相结合
学分制推行后，传统的班级管理模式被打破，学生宿舍这个“第一社会、第二家庭、第三课堂”在学生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宿舍成为安全管理的“重防区”，如前些年的马加爵事件，近年发生的复旦投毒案无一例外都发生在学生宿舍，做好学生宿舍管理是学生管理的重中之重。目前各高校都制定了完备的学生宿舍管理制度，但管理还局限于以安全检查、宿舍卫生为主的被动框架中。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的宿舍管理模式，高校一方面须完善服务设施，改善硬件设备，如可在宿舍里设置统一的会客室、自修室，在留学生公寓中设立开放厨房，等等，满足“90后”学生多元化的需求，强化宿舍心理健康教育氛围的营造，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另一方面须按照各项规章制度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将宿舍管理与学籍管理相结合，与奖助学金评定相结合，使各项规章制度产生较强的约束力。
2.综合管理和自主管理相结合
当前高校学生宿舍管理多采用综合管理和经营管理两种模式，而又以综合管理模式较为普遍，即由学校学生工作部（处）、后勤部门、保卫部门和和各学院共同管理。尽管这种模式存在一定优势，但由于管理部门较多，在某些事件处置上容易出现责任不清的问题，形式古板。应建立形成学校宿舍管理机构、思想政治辅导员、学生自治组织三位一体的新的综合管理模式。高校须明确学生宿舍管理机构职责，加强作风建设，提高宿舍管理人员素质。结合实际，培养一支专门入驻学生宿舍区负责学生宿舍生活指导、服务、教育的辅导员队伍，在发挥辅导员主导性教育的同时，积极倡导学生自主管理、自主教育。成立学生宿舍管理自治组织，完善学生自治组织体系，如每幢楼设立楼长，每个楼层设立层长，各宿舍有宿舍长，分级管理，形成快速反馈机制，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宿舍的决策、管理和服务。
3.文化建设和宿舍达标相结合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关键词：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
论文摘要：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适宜“自下而上”，由各地方根据情况先行开展相关法规建设，包括制订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等另一方面，伴随着洪水资源利用的实践推进和各种制度建设的探索．适时“自上而下”，由国家推出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全国范围内洪水资源利用的开展。
洪水资源利用是指按照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通过建设和完善滞、蓄、调、引、灌等工程设施，综合采用规划、预报、调度、应急预案等非工程措施，实施洪水风险管理，对特定规模洪水的公益性增值利用，具有综合、风险、公益、增值等特征。在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洪水风险管理、洪水资源利用规划、河湖水库调度、蓄滞洪区优化运用、地下水回灌等多种行为．需要调整多重利益关系，亟须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一、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1．适应洪水资源利用趋势的内在需要
我阚水资源短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的日益增加，缺水威胁将进一步加剧，适度利用洪水资源将成为解决局部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洪水资源利用在规模和总量上都将呈现日益增长趋势存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包括洪水资源利用规划、洪水风险管理、江河湖泊水库调度、蓄滞洪区优化运用及其补偿、回灌地下水等，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支持。这些制度的确立和运作，单纯依靠政策难以完全奏效，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上予以规范化、法制化．
2．协调洪水资源利用复杂利益关系的迫切要求
在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各级政府、各级防总、各级政府部门、水工程管理单位、社会公众等多重主体，各主体利益关系复杂而多元。在我国．虽然这些主体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但个别时候针对具体事件，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或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处理，就会形成新的不安定因素，这就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协调各方的利益．发挥法律制度的教育和引导作用，有效地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活动
3．解决洪水资源利用法律缺位的关键举措
尽管目前我同已确立了“保障安全、充分利用”的洪水资源利用基本政策，要求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洪水资源。然而前我同存洪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却处于缺位状态：除了《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等部分地方性法规明确提出“鼓励对雨洪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之外．水法、防洪法、防汛条例以及各种涉水部门规章均未规定洪水资源利用问题。洪水资源利用法律缺位，导致洪水资源利用面临着一系列法律瓶颈，严重制约着洪水资源利用的有效开展。为此．在推进洪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有必要加强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
二、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
1．确立洪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
洪水资源利用具有利害两重性．其“利”体现在洪水一旦资源化，就可以像其他水资源一样进行兴利：其“害”体现在，除了洪水本身可能存在的危害性之外，还可能因为洪水资源化措施的实施带来各种附加风险．如洪水预报误差风险、调度操作误差风险等。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洪水资源．需要适度承受洪水风险，并协调好不同主体之间基于洪水资源利用的利害关系．而这首先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保障安全原则．即利用洪水资源必须结合实时的工情、雨情、汛情，科学决策、审慎操作．保证度汛安全。
二是统一规划原则，即通过合理的规划，按照风险分担、利益共享的原则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城乡间基于洪水资源利用的利害关系。
三是因地制宜原则，即利用洪水资源时需要注意结合各个流域的工情、雨情、水情，综合考虑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采取适宜的利用措施，实现洪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是综合利用原则．即从全流域通盘考虑，既要考虑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河库洪水错峰调度以发挥防洪减灾效益．还要考虑如何通过科学调度增加水库容纳水量及调蓄滞洪水量来提高水能水量利用率，综合增加发电、灌溉和防洪效益。
2．确立政府主导的洪水资源利用管理体制
洪水资源利用作为一项有风险的公益性事业，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体制，赋予洪水资源利用主管部门较强的行政权力，以满足应急管理决策的紧迫性和复杂性需要。为此，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主管机构的职责与权限，建立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追究者的法律责任．以避免无序利用、不合理利用引发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3．确立洪水资源利用规划制度
洪水资源利用与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同，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与驱动机制．需要在政府主导下编制专业规划，结合具体的雨情、汛情、工情．科学决策，相机实施。为此．需要明确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编制的组织形式、编制主体、决策程序、法律地位和有关机构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机制．规定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执行与监督等。
4．结合洪水资源利用方式设计不同的法律制度
洪水资源利用主要有四种方式：水库调度．区域内河系联网调度以及跨区域或跨流域水量调度，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通过工程措施主动回灌地下水。不同的洪水资源利用方式，其法律制度建设重点存在很大区别：
①对于水库调度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洪水资源调度及风险责任承担。为了充分发挥现有水库等工程的调蓄水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洪水资源，需要改变传统的水库调度模式。建立动态的汛期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动态的汛限水位、调整具体的水库汛期调度方案。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洪水风险的增加，需要确立相应的风险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
②对于区域内河系联网调度、跨区域或跨流域水量调度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洪水资源在不同区域、流域之间的配置、调度以及不同区域、流域之间在水资源、水环境方面的利益平衡。为了尽可能滞留洪水，可以利用联网的河系或跨流域调水工程等，将本流域、本区域的汛期“弃水”调度到其他流域或区域加以储存或利用，这就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流域之间的水资源配置规划．并进行相关的水量调度制度建设。由于洪水往往夹杂着各种污染物．因此，在洪水资源调度过程中，需要有效控制与管理污染物。限制污染灾害在地区间转移，避免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
（3）对于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蓄滞洪区的功能调整和受损者的利益补偿为了合理利用洪水资源．有必要将蓄滞洪区的运用从单一的被动防洪调度转变为主动的蓄洪兴利和错峰防洪等多种形式．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经济调节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法规．制定和实施适宜的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布局，促进蓄滞洪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区内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应当根据各流域防洪规划、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要求．结合蓄滞洪区的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以不同淹没水深及淹没时间为参数．划分蓄滞洪区的启用级别．确定相应级别的启用决策机构。实现蓄滞洪区分级运用管理。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强蓄滞洪区运用补偿立法．依法界定有关区域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明确补偿资金的来源，规定补偿金的支付方式和用途。健全补偿基金的征收、分配和管理运作、资金管理机构的规章制度，规范补偿金的发放、使用和监督等。
(4)对于主动回灌地下水而言，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回灌设施建设与管理以及洪水水质的管理问题。有效回灌地下水往往需要修建地下截坝、拦水闸，开挖深井、渗沟等工程．为此需要对回灌设施建设与管理制定专门的法规标准。此外，洪水在较短的时间内汇集，水质难以控制，因此在回灌地下水的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监督控制措施，保证水质不被污染，以免污染了地下水源，造成新的自然灾害。需要明确可回灌地下的洪水水体质量标准体系，建立洪水水质检测、报告制度及操作规程，加大利用决策的信息支持力度，完善利用洪水资源回灌地下的决策机制。对无视洪水水质，强行决策致使地下水体污染的，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5．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制
为控制或减轻洪水资源利用过程巾可能遇到的突发性水灾损失．必须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包括应急预案的编制、应急预案的启动程序、应急预案的演练、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各级应急响应中的责任义务与协同机制、加强应急反应能力建设的措施、应急决策后的评估制度以及相关责任追究制度等。
6．其他制度
除了建立、完善或落实上述法律制度外，还需要建立洪水资源利用的生态补偿制度、跨区纠纷解决机制、水质监测与控制制度等各种制度措施。
三、政策建议
1构建由法律、法规、规章所构成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
在今后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构建由法律、法规、规章所构成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在法律层面．可通过修订防洪法，增加有关洪水资源利用的条款。如将防洪规划扩展为洪水管理规划，确立洪水资源利用规划的地位；明确洪水资源利用的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地方和各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在洪水资源利用行动中的沟通与协调，扩展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职能；将洪水影响评价制度由洪泛区、蓄滞洪区向整个防洪区推广．由建设项目向与土地利用有关的规划推广；在保障措施中，明确洪水资源利用资金的来源，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洪水资源利用投人原则，明确洪水资源利用基金在洪水管理基金中的比例等。在行政法规层面，需要及时出台“蓄滞洪区管理条例”，合理确定蓄滞洪区的规划管理制度、科学利用制度和损害补偿制度，以促进蓄滞洪区的优化运用：需要在将来出台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中建立地下水回灌制度，保障地下水的有效供给，从根本上缓解地下水环境恶化趋势。在部门规章层面，为了具体指导我国洪水资源利用实践，可以在有关水部门规章的制定、修改时加入洪水资源利用的相关制度。比如，在已纳入水利部立法工作安排的“雨洪影响评价分级管理规定”“雨洪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丹江口水库管理办法”“尼尔基水利枢纽库区管理办法”“东平湖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中规定与洪水资源利用相关的制度。此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及相关地方立法机构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结合本地区洪水资源利用的实际需要，将国家确定的洪水资源利用制度予以具体化。
2．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上下联动路径进行推进
在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可以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上下联动路径进行推进。一方面，洪水资源利用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适宜“自下而上”，由各地方根据情况先行开展相关法规建设，包括制汀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等。通过地方性立法先行．不仅可以满足缺水地区科学合理利用洪水资源的立法需求，而且可以因地制宜，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伴随着洪水资源利用的实践推进和各种制度建设的探索，适时“自上而下”，由国家推出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全国范围内洪水资源利用的开展。从洪水资源利用法律制度建设上看．也只有在法律法规层面引进洪水管理理念并对防洪法进行修改，并出台蓄滞洪区管理条例、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法规之后．才能表明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真正建立。
3．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建设
在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建没过程中．可以考虑分为三个阶段：2015年前为政策先导与框架确定阶段，重点是由地方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尽快推进已经列人水法规体系总体规划的蓄滞洪区管理条例、洪水影响评价管理条例、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等水法、防洪法的配套法规：2015-2020年为主要法律制度完善阶段．重点是将防洪法修改完善为洪水管理法：2020年之后为制度进一步健全阶段．重点是进一一步修改完善各项政策法规，从而逐步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洪水资源利用法规保障体系。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13篇
经过对近年来医德档案相关文献的回顾梳理和对河北省26家综合医院的调研，我们认为医德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2.1国家层面的医德档案管理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现在全国各医疗单位的管理制度，是依据卫生部2007年的《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结合实际情况制订的。卫生部的这个指导意见本身就是试行版，说明还不太成熟，需要进一步实践和探索。七年多时间过去了，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德医风建设面临的情况和问题也有很大变化，指导意见还需进一步修改和完善。2.2医德考评的客观公正性受到质疑。根据试行的指导意见规定，医德考评分为自我评价、科室评价和单位评价三个环节。但这三个环节，都是以医务人员的自我评价为基础。自我评价，要求医务人员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表现，对照医德考评的内容和标准进行客观评价。但让一个人对自己进行客观评价，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评价结果还影响着个人实际利益的时候，往往会更难。而科室评价、医院评价又都是以上一个环节评价为基础的，这样，个人评价成为影响医德考评结果的关键，这就出现了自己评自己、自己人评自己人的情况，医务人员、科室和医院本来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联系，虽然试行的指导意见规定，医院评价医务人员时，要将日常检查、问卷调查、患者反映、投诉举报、表扬奖励等记录反映出来的具体情况作为重要参考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出现评价时突出表扬和优点，缩小甚至回避批评和缺点的“扬美避丑”现象，考评结果的客观公正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质疑。2.3河北省新版医德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2013年河北省卫计委出台了《河北省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实施细则》，规定了25个考核项目，涉及到了64个加分、扣分点和13个一票否决项。我们对26家医院进行了调研，大家反映由于项目繁多，实施起来工作量大，耗费时间长，需要很多人力、精力和较长时间。由于考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全院所有一线科室和各个管理部门，协调工作多、难度大。有些医院不能及时完成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收集的资料也不完整；有的医院没有医评结果与个人利益挂钩的具体方案，考评结果没有得到切实应用；有些医院出现个别医务人员抱怨工作繁琐，存有抵触情绪等等。
2不断推进医德档案管理制度的创新
2.1科学设置内容和评分标准
一是考评内容应该包括完整的医疗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医德行为，重点包括医务人员基本行为规范、卫生行政部门强调的医德问题、社会和患者集中关切的医德问题。1988年的《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规定了救死扶伤等7项考评内容，2007年底《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对这7项内容进行具体化，河北省的实施办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为患者提供评价服务，自觉接受监督”内容。2013年底，国家卫计委出台《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是对于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最新规范，应该及时地将医务人员遵守“九不准”情况纳入到医德考评内容。医改新政策实施后，应该把药品和耗材的使用是否合理、是否符合比例等问题，也要纳入到医德档案内容中。二是在医德档案评分标准中，应明确列出一票否则项目，只要医务人员出现所列的任一项情形，当年的医德考评结果即定为较差。河北省的实施办法里列出了患者满意度低于60%、服务态度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索要患者财物等11项一票否决项。我们认为，还应该把违反“九不准”规定的行为纳入到一票否则项目中。三是对每项内容科学的设定分值。医德档案应该突出医德医风，重要的项目赋予的分值相对要高。我们调研的一家河北省级医院，8项考评内容基础分为100分，分值最高的是“患者评价”，基础分为20分，为了杜绝医务人员诱导患者赠送锦旗、表扬信现象的发生，规定了此项最高加分上限为35分。分值最低的为“注重科研”，基础分为8分。按照河北省实施办法规定，承担高层次科研课题、发表SCI收录论文、获得省级科研奖项，可以获得很高的加分，为了避免出现医德部分得分较低，总体得分较高情况的发生，该院规定“注重科研”最高加分上限为10分。
2.2建立科学的考评方法
一是要有健全的考评工作机制。医院应建立医德档案管理和考评领导小组，由医院主要负责人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由相关职能部门参加，具体负责考评工作。各医疗、医技科室都要成立考评小组，负责对日常医德情况资料的收集、记录和整理。二是精心做好资料收集和甄别。各科室和部门要认真收集和保存体现医务人员医德医风的相关资料。认真核对各种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特别是要客观公平的甄别各种患者投诉事件中，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对于医务人员是否违反一票否决项目，更要特别小心，慎之又慎，一般要和本人当面核实，医德档案中要保存正式的调查结论或处理文件的复印件。三是组织量化打分，确定考评等级。河北省要求实行季度统计、半年考核、年终总评的考评方式。每季度结束后，科室要收集整理本科人员日常医德表现资料，并把患者满意度记入医德档案。每半年结束后，医务人员撰写自我评价，科室按照考评量化标准计算得分，填入“量化评分表”，并给出科室评价，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复核和分值修正，并参考个人评价、科室评价，做出单位评价，并按比例划定考评等级，在院内公示一周、接受监督和申诉后记入医德档案。
2.3建立患者评价机制
一是患者对医德水平最有发言权。患者是医务人员的直接服务对象，医务人员医德怎么样，患者有着最切身的体会，最有发言权，因此，医德档案里应该充分反映患者的意见，突出患者的评价对医德考评的主导性作用，才能做到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患者意见不断改进和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二是应该让所有患者都能方便的参与评价。卫生部指导意见虽然规定了医德考评制度规定可将问卷调查、患者反映、投诉举报、表扬奖励等反映出来的具体情况作为考评的重要参考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受到患者投诉和表扬的医务人员毕竟是少数，没有受到表扬或投诉的医务人员，也并不代表着没有值得表扬的行为或者没有违反医德规定的行为，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医德就在同一个水平上。而问卷调查结果往往是对某个科室医疗服务情况的综合反映，对具体医务人员的指向性不强。显然，这种考评办法，患者的参与度不够，是少数患者表达了对少数医务人员的意见，影响了考评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应该为所有患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方法和渠道，实现让所有患者对所有医务人员的监督和评价，这样得到的评价信息才更加完整和公平。三是建立患者评价平台。河北省在二级以上医院中开展患者评价机制建设。我们调研的某家省级医院，已建立了完整的患者评价系统，实现了可以让所有患者对所有医务人员、所有医疗服务环节进行评价。评价系统作为医院管理系统的一部分，由门诊患者评价模块、住院患者评价模块和出院患者回访模块组成。在门诊的收费窗口、取药窗口和各个病区，都安装了患者评价器，评价内容涉及到了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医患关系、廉洁行医等各个方面，涵盖了从挂号一直到结账出院所有的服务环节。评价器操作方便，门诊患者在交费和取药时，就可以对接诊医生进行评价。住院患者出院时，可以对经治医护人员进行评价。一个门诊号、一个住院号对同一项服务只能评价一次，评价是“背靠背”的方式进行，不受医务人员的干扰，评价系统对实施评价患者的身份保密，保证了患者能够表达自己真实意愿。患者回访中心人工进行出院患者电话回访，并全部录音存档，工作人员把患者评价和意见输入到评价系统，出院患者没有了住院时的担心和顾虑，做出的评价更加真实可靠。评价系统把门诊、住院和出院患者评价信息自动汇总，计算出各位医务人员的满意度，成为医德考评的主要依据。
2.4发挥教育、警示激励和约束作用
一是医德档案管理工作要与医德医风教育相结合，要在纠风反腐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医德档案的内容和标准明确了医务人员应该遵循的医德规范，也明确了违反医德要求的禁止行为，把学习医德档案内容和标准作为廉洁行医教育的重要内容，筑牢医务人员思想政治的防线。医务人员每半年都要对照标准，进行自我评价，也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反思的有效方式。二是把医德档案工作融入医院管理工作，做为加强医务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医院服务水平的有效的管理手段。要与年度考核挂钩，只有医德考评结果为良好以上的人员，才有年度考核优秀资格。要与职称晋升挂钩，考评结果为较差的，不得晋职晋级。要与绩效工资和奖金挂钩，医院列出一定比例的奖金作为医德奖惩基金，根据医德考评情况对医务人员进行奖惩。要与医师定期考核挂钩，考核周期内，有一次医德考评结果为较差的，该考核周期即定为不合格。
3探索建立统一开放的医德档案管理系统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14篇
报关专业是一个新兴的专业，教育部在2004年才正式收录该专业。由于开设时间比较短，高职报关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实训条件建设及校企合作方面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标准化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2对高职院校报关专业未来发展的影响
高职院校报关专业大都把报关员这一岗位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因而报关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改革必然会对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报关类专业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总体来讲是既存在机遇，又面临危机。
2.1高职院校报关专业依然拥有未来
报关人员从业不再设置门槛和准入条件，海关取消对报关员资格核准审批，不再对报关从业人员进行直接管理并不意味着报关工作岗位可以变成一种谁都可以从事的大众化的事务性工作。报关这个职业依然存在，依然是一份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报备、进出境、报核、报检、出口退税、预归类、制单、审单等是都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进出口贸易额度的增加，社会对报关员的大量需求依然存在。高职院校报关专业还要继续承担为社会培养报关专业人才的重任。
2.2高职院校报关专业会面临更大的竞争
报关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改革，必然会给高职院校报关专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原先的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其中一个报考必要条件是必须获得专科以上文凭，现在取消考试和核准后，准入门槛降低了，中职或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培养的学生也可以从事报关职业，这样中职下一步必然会加强建设与报关相关的专业。相对于本科院校国际贸易等专业的学生，高职的报关专业更具有专业性，在校期间有专门的课程学习报关相关内容，因而在参加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改革后，入职门槛取消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本科院校学生从事报关这一职业，这些都会给高职院校报关专业带来更大的竞争。
2.3毕业生的就业与专业的相关度会有提高
原先的报关员资格考试由于受到通过率的限制，考试内容大、杂、空，缺乏实际操作效果，致使很多学生出现了会考试，不会报关的应试教育现象。很多熟练掌握报关技能的人，却迟迟无法顺利通过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全国考试的通过率一直在8%-10%左右，学生在校期间能够通过考试，获取报关员资格证书的是占少数的，剩下的大部分学生，由于未能通过考试，不论你的职业素质有多高，实践操作技能有多好，也不能从事报关员这一工作岗位。改革之后，报关员职业资格全国统一考试的取消，使得报关专业的学生都具备了从事这一职业的资格，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就会提高。
2.4对于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得到加强
报关员资格考试的取消，使得高职报关专业从报关资格证书这一“紧箍咒“中解放出来。由于我国海关法规定，报关员必须是通过报关员资格考试并取得报关资格证书的人才可以从事报关工作。因而在原先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大部分高职报关专业为了让更多的学生通过考试，获取从事报关岗位的资格，完成报关人才这一既定人才培养目标，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课时，用于报关知识理论的学习和报关员资格考试的准备。对于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就相应的被弱化，很多获取报关员证书的毕业生，实践操作能力较差，得不到企业的好评。门槛和准入条件取消后，报关专业人才培养对于报关理论知识的需求就可以适当降低，理论课程所占的课时可以进行压缩，加大实践课时所占的比重，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2.5企业对报关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虽然海关取消了对报关从业人员的直接管理，但是海关管理依然要追求效率，提高通关速度，必然对报关企业会进行比以前更加严格的管理。企业的风险管理、信用管理会变得非常重要，毕竟一旦报关出现失误过多，就会面临各种形式的处罚，进而影响企业的声誉、效益等，所以报关企业在招聘报关员时会更加慎重，不再以报关员资格证书取人，而是更加注重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考察。必然会要求报关从业人员精英化，这要求高职院校报关专业在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和专业技能培养上多下功夫，对报关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6学生的就业面得到拓宽，校企合作进一步密切
报关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改革以前，生产企业要想自理报关，需要聘用5名以上的报关员，并且主管人员应该具有5年以上的此类工作经验，人力成本较高。为降低成本，很多企业会直接找报关企业报关。改革以后，准入门槛的降低使得生产企业可以聘用具有丰富关务经验的外贸从业人员兼任报关工作，成本没有增加，却节省了报关费用。在趋利作用的驱使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自理报关，社会对报关员的需求量会增大，将会有更多的报关专业毕业生到生产型企业去工作，就业面得到拓宽。同时，由于缺乏报关从业资格这一证书作为衡量，企业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考核测试应聘人员的报关技能水平。必然会使报关企业和生产企业主动与学校进行接触、合作，来招聘最优秀的人才。
3对策研究
3.1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高职报关专业在设立之初，人才培养的目标就定位在为全国报关行业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型的报关专业人才。由于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和报关员资格核准审批制度的存在，必然只能有一少部分的报关专业的毕业生在毕业后从事报关工作，剩余的大部分学生不得不纷纷转行，从事与专业相关度不大的行业。为解决这一问题，高职院校报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纷纷做出调整，在原先只培养报关员的基础上，加大了对货代员、外贸业务员、单证员等岗位的培养力度，这一调整使得高职报关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变得相对模糊和宽泛，甚至存在与国际贸易实务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同化现象。海关总署第54号公告推出之后，降低了报关行业准入门槛。报关行业必定会发生变化，高职报关专业应该及时对报关企业、特别是具有外贸资质的生产性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市场变化情况，把专业面向的岗位聚焦在报关员岗位和货代员岗位，进一步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3.2完善专业课程体系
高职报关专业的课程体系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业技能课三阶梯式课程体系，这种课程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课程开设无顺序、内容有重复等。第二阶段是基于企业调研，针对报关专业相关工作岗位技能进行分析，按照具体工作流程，序化技能模块，构建了以岗位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改革以前，这两种课程体系各有长短，传统的课程体系从通过报关员考试的角度，加大了理论教学学时的比重，降低了实践教学学时，不仅造成了对于理论知识的过度学习，也使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得不到锻炼，学而无用。新型的课程体系，有利于学生核心岗位能力的培养，但是却不能帮助学生顺利地获取进入报关行业的门槛。这经常使得高职报关专业顾此失彼，陷入两难的选择中。改革后，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打消报关行业准入门槛的顾虑，在新型课程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报关行业的新需求，完善以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岗位技能为核心的课程体系，降低报关知识理论的过度学习，增加报关、货代等相关技能的训练。
3.3重视实践教学条件建设，强化实践教学，提高学生报关技能水平
从目前来看，对于高职报关专业，构建认知实习、软件模拟、仿真实训、技能大赛、顶岗实习完备的实践教学环节是比较科学的。因此高职报关专业首先应该加大实践教学方面的投入，重视实习实训条件的建设，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实习实训环境；其次是积极参与报关技能大赛，并能够使专业的大部分学生享受到大赛成果。通过大赛不仅能够检验学生在校内实训情况，而且为下一步的顶岗实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后是坚持走出去的战略。由于报关企业一般是设在距离海关和码头比较近的地方，假如高职院校离当地的海关比较远的话，是很难把报关企业引入学校的，因此高职报关专业的教师应该积极联系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外出实习的机会。
3.4注意与中职院校的差异化发展
改革以后，高职报关专业和中职报关专业培养的人才可以同场竞争，高职教育培养的报关人才如何与中职教育培养的报关人才相区别？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高职能否培养出中职难以培养的报关专业技能人才。所以高职院校的报关专业应该在以下的二个方面采取措施，提高高职报关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3.4.1加强学生报关英语水平方面的培养中职属于基础教育，高职属于高等教育，二者属于不同层次的教育。中职报关专业的学生起点低，是从初中毕业就进入中职学校进行学习，与之相比，高职报关专业学生在英语水平上有着先天的优势。报关业务主要是为进出口企业办理商品的通关，其中所涉及的业务单证基本上都是英文的，英语对于报关专业的学生非常重要，英语水平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着一个学生报关业务水平的高低。所以，高职报关专业应该着重抓住这一优势，加强学生英语水平的培养，拉大与中职学生在这一方面的差距，凸显高职报关专业学生在英文单证掌握方面的优势。措施有两个：一是充分利用高职教育开设大学英语的这一优势，鼓励学生参加大学英语水平四六级考试。二是适当增加报关英语、货代英语、外贸英语等方面的课程，着实提高高职报关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
制度管理论文范文第15篇
经过对近年来医德档案相关文献的回顾梳理和对河北省26家综合医院的调研，我们认为医德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2.1国家层面的医德档案管理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现在全国各医疗单位的管理制度，是依据卫生部2007年的《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结合实际情况制订的。卫生部的这个指导意见本身就是试行版，说明还不太成熟，需要进一步实践和探索。七年多时间过去了，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德医风建设面临的情况和问题也有很大变化，指导意见还需进一步修改和完善。2.2医德考评的客观公正性受到质疑。根据试行的指导意见规定，医德考评分为自我评价、科室评价和单位评价三个环节。但这三个环节，都是以医务人员的自我评价为基础。自我评价，要求医务人员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表现，对照医德考评的内容和标准进行客观评价。但让一个人对自己进行客观评价，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评价结果还影响着个人实际利益的时候，往往会更难。而科室评价、医院评价又都是以上一个环节评价为基础的，这样，个人评价成为影响医德考评结果的关键，这就出现了自己评自己、自己人评自己人的情况，医务人员、科室和医院本来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联系，虽然试行的指导意见规定，医院评价医务人员时，要将日常检查、问卷调查、患者反映、投诉举报、表扬奖励等记录反映出来的具体情况作为重要参考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出现评价时突出表扬和优点，缩小甚至回避批评和缺点的“扬美避丑”现象，考评结果的客观公正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质疑。2.3河北省新版医德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2013年河北省卫计委出台了《河北省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实施细则》，规定了25个考核项目，涉及到了64个加分、扣分点和13个一票否决项。我们对26家医院进行了调研，大家反映由于项目繁多，实施起来工作量大，耗费时间长，需要很多人力、精力和较长时间。由于考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全院所有一线科室和各个管理部门，协调工作多、难度大。有些医院不能及时完成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收集的资料也不完整；有的医院没有医评结果与个人利益挂钩的具体方案，考评结果没有得到切实应用；有些医院出现个别医务人员抱怨工作繁琐，存有抵触情绪等等。
2不断推进医德档案管理制度的创新
2.1科学设置内容和评分标准
一是考评内容应该包括完整的医疗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医德行为，重点包括医务人员基本行为规范、卫生行政部门强调的医德问题、社会和患者集中关切的医德问题。1988年的《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规定了救死扶伤等7项考评内容，2007年底《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对这7项内容进行具体化，河北省的实施办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为患者提供评价服务，自觉接受监督”内容。2013年底，国家卫计委出台《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是对于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最新规范，应该及时地将医务人员遵守“九不准”情况纳入到医德考评内容。医改新政策实施后，应该把药品和耗材的使用是否合理、是否符合比例等问题，也要纳入到医德档案内容中。二是在医德档案评分标准中，应明确列出一票否则项目，只要医务人员出现所列的任一项情形，当年的医德考评结果即定为较差。河北省的实施办法里列出了患者满意度低于60%、服务态度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索要患者财物等11项一票否决项。我们认为，还应该把违反“九不准”规定的行为纳入到一票否则项目中。三是对每项内容科学的设定分值。医德档案应该突出医德医风，重要的项目赋予的分值相对要高。我们调研的一家河北省级医院，8项考评内容基础分为100分，分值最高的是“患者评价”，基础分为20分，为了杜绝医务人员诱导患者赠送锦旗、表扬信现象的发生，规定了此项最高加分上限为35分。分值最低的为“注重科研”，基础分为8分。按照河北省实施办法规定，承担高层次科研课题、发表SCI收录论文、获得省级科研奖项，可以获得很高的加分，为了避免出现医德部分得分较低，总体得分较高情况的发生，该院规定“注重科研”最高加分上限为10分。
2.2建立科学的考评方法
一是要有健全的考评工作机制。医院应建立医德档案管理和考评领导小组，由医院主要负责人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由相关职能部门参加，具体负责考评工作。各医疗、医技科室都要成立考评小组，负责对日常医德情况资料的收集、记录和整理。二是精心做好资料收集和甄别。各科室和部门要认真收集和保存体现医务人员医德医风的相关资料。认真核对各种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特别是要客观公平的甄别各种患者投诉事件中，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对于医务人员是否违反一票否决项目，更要特别小心，慎之又慎，一般要和本人当面核实，医德档案中要保存正式的调查结论或处理文件的复印件。三是组织量化打分，确定考评等级。河北省要求实行季度统计、半年考核、年终总评的考评方式。每季度结束后，科室要收集整理本科人员日常医德表现资料，并把患者满意度记入医德档案。每半年结束后，医务人员撰写自我评价，科室按照考评量化标准计算得分，填入“量化评分表”，并给出科室评价，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复核和分值修正，并参考个人评价、科室评价，做出单位评价，并按比例划定考评等级，在院内公示一周、接受监督和申诉后记入医德档案。
2.3建立患者评价机制
一是患者对医德水平最有发言权。患者是医务人员的直接服务对象，医务人员医德怎么样，患者有着最切身的体会，最有发言权，因此，医德档案里应该充分反映患者的意见，突出患者的评价对医德考评的主导性作用，才能做到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患者意见不断改进和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二是应该让所有患者都能方便的参与评价。卫生部指导意见虽然规定了医德考评制度规定可将问卷调查、患者反映、投诉举报、表扬奖励等反映出来的具体情况作为考评的重要参考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受到患者投诉和表扬的医务人员毕竟是少数，没有受到表扬或投诉的医务人员，也并不代表着没有值得表扬的行为或者没有违反医德规定的行为，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医德就在同一个水平上。而问卷调查结果往往是对某个科室医疗服务情况的综合反映，对具体医务人员的指向性不强。显然，这种考评办法，患者的参与度不够，是少数患者表达了对少数医务人员的意见，影响了考评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应该为所有患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方法和渠道，实现让所有患者对所有医务人员的监督和评价，这样得到的评价信息才更加完整和公平。三是建立患者评价平台。河北省在二级以上医院中开展患者评价机制建设。我们调研的某家省级医院，已建立了完整的患者评价系统，实现了可以让所有患者对所有医务人员、所有医疗服务环节进行评价。评价系统作为医院管理系统的一部分，由门诊患者评价模块、住院患者评价模块和出院患者回访模块组成。在门诊的收费窗口、取药窗口和各个病区，都安装了患者评价器，评价内容涉及到了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医患关系、廉洁行医等各个方面，涵盖了从挂号一直到结账出院所有的服务环节。评价器操作方便，门诊患者在交费和取药时，就可以对接诊医生进行评价。住院患者出院时，可以对经治医护人员进行评价。一个门诊号、一个住院号对同一项服务只能评价一次，评价是“背靠背”的方式进行，不受医务人员的干扰，评价系统对实施评价患者的身份保密，保证了患者能够表达自己真实意愿。患者回访中心人工进行出院患者电话回访，并全部录音存档，工作人员把患者评价和意见输入到评价系统，出院患者没有了住院时的担心和顾虑，做出的评价更加真实可靠。评价系统把门诊、住院和出院患者评价信息自动汇总，计算出各位医务人员的满意度，成为医德考评的主要依据。
2.4发挥教育、警示激励和约束作用
一是医德档案管理工作要与医德医风教育相结合，要在纠风反腐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医德档案的内容和标准明确了医务人员应该遵循的医德规范，也明确了违反医德要求的禁止行为，把学习医德档案内容和标准作为廉洁行医教育的重要内容，筑牢医务人员思想政治的防线。医务人员每半年都要对照标准，进行自我评价，也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反思的有效方式。二是把医德档案工作融入医院管理工作，做为加强医务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医院服务水平的有效的管理手段。要与年度考核挂钩，只有医德考评结果为良好以上的人员，才有年度考核优秀资格。要与职称晋升挂钩，考评结果为较差的，不得晋职晋级。要与绩效工资和奖金挂钩，医院列出一定比例的奖金作为医德奖惩基金，根据医德考评情况对医务人员进行奖惩。要与医师定期考核挂钩，考核周期内，有一次医德考评结果为较差的，该考核周期即定为不合格。
3探索建立统一开放的医德档案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