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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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统一并联结于制度伦理范畴，是制度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把二者割裂开来，突出强调哪一方面都是片面的。制度蕴涵什么样的伦理，伦理就应当有什么样的制度。研究制度不仅要涉及制度本身的道德评价，还要研究道德评价对制度稳定与变迁的影响。同样，研究伦理不能仅限于探讨自律的、形而上的道德，还必须考虑法律化的、体制化的、制度化的道德。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在道德评价取向上是一致的。制度伦理不仅强调了制度设计和选择的伦理价值尺度，还突出了伦理建设的制度化取向，其实质就是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的辩证统一。

二、市场经济下制度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道德‘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利益是制度伦理产生的价值基础，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制度伦理建设具有可能并成为必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以及非制度化的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约束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道德性，但是并没有解决“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私利与公利的矛盾。其必要性具体如下:第一，市场经济下“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和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等有其所管涉不到的方面，另外制度管理的滞后性与缺位性使制度伦理引入市场管理成为可能。同时，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新旧伦理观念冲突，价值观多元化，是非善恶界限不明确。为了使市场主体知善恶与明是非并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与行为抉择，就必须以制度伦理的形式对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价值观多元化和那些不明确的观念加以区分和界定。第二，市场主体不仅是经济主体，也是道德主体。作为道德主体，其内在道德性的形成、道德意识的培育，必须依赖于明确的、直接的道德规范的指引。不可否认，“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主体做出外部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但不能为其提供明确的道德指向，从而使其逐步上升到自觉的道德境界。非制度化的一般性伦理原则、道德规范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市场主体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但是如果市场主体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或经不起诱惑，就不可能促使其做出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制度伦理正是以制度的外在强制性、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明示性，从内外两个方面促使市场主体做出合乎道德的经济行为。第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道德的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健全市场道德和惩恶扬善，一方面要肯定道德的经济行为，提倡讲诚信、守信用的经济行为，并对其给你政策支持和经济奖励;另一方面要严厉惩罚败德的经济行为，让败德行为者付出一定经济代价，从而使不道德的经济行为最终变得不经济。制度伦理就是以道德赏罚为机制，通过表彰合乎市场道德的经济行为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同时让败德行为者暴光并给予相应的经济惩罚，为市场主体作出正确的经济行为指明了方向。因此，市场经济下的制度伦理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三、市场经济与制度伦理

第2篇

[关键词]东西文化和谐社会制度伦理

和谐是人类交往共识中最普适的理念，社会和谐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和谐社会梦想。然而，从社会文化哲学意义上讲，和谐首先是一种秩序文化和一种制度伦理的诉求。和谐社会的首要评价标准就是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和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因而，制度的正义性是社会和谐的主要价值目标：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公平正义的动机本意是：社会资源、机会和人的权利得以在和谐有序的规则中得到合理分配、有序交往、公平交易，人们能够各就其位，各得其所，有尊严地生活。只有生活在一定的合理社会秩序下，个人和集团才能有组织地发挥一定的功能，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因而，“稳定性”和“发展性”是社会和谐的秩序文化繁荣与否的表征。

一、东西方对和谐社会诉求的制度文化特质

东西方社会历史有着迥异的文化风格和特质，对其和谐社会的文化形态可以从秩序、制度的合理性上进行考察和文化认同。从个人对社会的不同对应关系上，制度性的和谐文化又可以分为注重。伦理”、“等级”的“集团文化形态”和注重“有效”、“合理”的“经济文化形态”。这两种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社会有秩序地运转和个人有价值地生活，因而也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背景下有不同的侧重。

韩国学者金日坤先生认为：“集团文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以集团主义为基础；(2)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其思想和历史背景所决定的。”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别，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形成了以家族集团为中心的集团文化，而欧洲由于漫长的中世纪实行分权制的缘故，逐步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集团文化。集团文化体现的是一种社会集团的生活能力，其理论动机来源于原始宗法动机或善的动机，主要从社会整体立场考察有效地组织个人，使整个社会或集团有秩序地运转。它是由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和涉及个人行动方式的“秩序”两大部分构成的社会秩序理论。

经济文化是一种从个人立场考察“自由”和“平等”的自发参与理论，其理论动机主要来源于利益动机或者说恶的动机，主要从个人独立与自愿的立场考察社会经济组织如何能够有效、合理地运行，“因为在个人自发参与理论中，和政治意向相比较，经济利益的动机是更为本源性的东西”。所以“效率”和“合理”这一经济原则和个人利益动机所形成的自发参与是经济文化形态的社会秩序理论的核心。

而“礼”和“法”正是这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下制度伦理的正义性基础和核心价值原则。从“礼”的正义性制度伦理派生出的是“以善抑恶”的崇善制度伦理的善正义，它内涵着德治精神的设定身份、分别等级、增进和谐的“亲合”性正义价值取向，并使权力趋向集中归一；而以“法”为核心的正义性制度伦理则形成了“以恶抑恶”的法正义，它内涵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权力趋向于分化。善为人们所欲求，然而，恶亦非人们所能丢弃，问题在于和谐社会制度伦理所思考的是如何利用善去抑制恶或者如何利用恶去增进善，从而体现其制度的正义性。这正是人类对和谐社会制度文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社会的诉求是以崇善制度伦理为价值目标的。善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良知的善，即规范人心向往的内秉良知(如良知、觉悟等)，这也是人之为人的同构。作为良知的善，是人之存在的本原性把握、开发，是开显人性存在的德性慧根。二是道德的善，即约制外在行为的利他、合群和互助规则(禁忌、习俗、责任等)，如神圣的戒律或服从与不服从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或惩罚。作为道德的善，是人的社会性表现，即在个人与整体、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之为人的理性向往，是利他、义务和责任。

善的这两面性相得益彰、互为表里，构成了制度伦理中的善正义价值取向。良知的善是人之为人所内在秉赋的向往。这种内秉的向善，一旦被觉悟就会产生人的自律性和践履性的双重效应：一方面，道德理性的向往得之于良知、德性慧根的具有，又反转去开发、化育、表现和证明善本原之存在。善的良知一旦具有就会向外扩张，构成一定社会的伦理规范体系。伦理体系以善为核心，规范着人的利他、去私、合群、他爱的行为和责任、义务，建构着善待他人社会秩序的正义取向。它涉及到人际和社群关系的合理、正当、公平及社会秩序的有效性和正义性。所以，伦理规范不仅是个人所不能缺失的，也是人际交往、各种组织行为与和谐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善本身的正义性并不是现实社会秩序最有效的工具，必须通过善的原则化、具体化和制度化来判断人伦关系中的公正、合理、正当，即善正义是在制度安排中体现出其合法性的。所谓伦理是将善的良知转化为善的规则和原则，使其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功利性。伦理作为善的规则体系是人类意志的自觉呈现，其善正义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迁升、进化和复杂化。

崇恶制度伦理的法正义是现实的，它以恶为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其核心是利用恶去平衡恶、抑制恶。承认人的自私自利性和个人利益矛盾冲突的合理性是这种制度的出发点。这种制度伦理认为，人天性中具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倾向，人的利己动机优先于利他动机而存在。个人对社会的关心是以社会对他的关心为前提的。从人的这种天性本能的动机出发，人的恶德性也就昭然若揭：“人对人像狼一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问题是善为人所欲求，但恶亦非人所能遮蔽。既然自利、恶是人的天性。那就满足这种天性，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这种制度文明对和谐社会诉求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人性恶倾向，把人类对自我利益的追逐看成社会进步的“普遍的动力”，并力图通过社会公共选择的合力，形成“一种使坏人所能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制度”，最终增进社群的秩序与和谐，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的善。如何才能利用个人的恶增进社会的善?首先要从法律上认可个人的独立性和假定个人具有各种权利和资格，个人主体是世俗法律完成其秩序追求的基本和主要载体，而从法律上界定物的分配、占有则提供了主体资格显示，这为满足和谐社会秩序追求提供了前提。有了主体的区分，再进一步将人权与物权统一在法律的基础上，各得其所是和谐社会秩序和规则所在。总之，在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各得其所之后，平等交易与转让则成为保护权利的完整性和利益增值的有效途径。

二、中国传统文化崇善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观

中国及东亚的儒家文化圈所形成的以家族集团主义为中心建构的一套仁、义、礼、智、信制度体系就是崇善制度伦理的体现。崇善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是以集团主义为基础，以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以忠诚与服从为伦理秩序的。其核心是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化和行为方式的“秩序”化，形成社会组织与家族紧密相联贯通式结构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其特征是：以人性善作为制度伦理的出发点，以忠孝为原则的“亲亲尊尊”上下等级分明的伦理秩序，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善正义，通过善的化育形成以“礼”为核心“敬德”、“保民”的政治价值观；奉行以忠孝为准则的人际交往原则和重农抑商的经济价值观念，从而建构起“仁政”、“德治”、“一君万民”的中国封建社会和谐。这主要表现为：

1、性善论是社会和谐的人伦基础。尽管在中国哲学史上素有人性善恶之争，但占主流的仍是性善论，因为人性论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的善恶问题，也是一个作为崇善制度伦理和谐社会基础的本体论依据。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的“四端”性善说到董仲舒和韩愈的“性三品”，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朱熹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都是为解决人性本善，为以善抑恶的制度伦理寻找哲学上的理论依据和本体论归属。

2、亲亲尊尊是社会和谐的伦理秩序。传统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以“仁学”为出发点，以“礼制”为制度规范。从“仁学”的亲亲、爱人出发，推己及人，即要由“亲亲”扩大到“尊尊”的“仁民”。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个人修身决非承认个人的独立人格，而是让人自我修养，在“克己服礼”的“大家族”中“尽心”、“知性”、“知天”，进而“齐家治国_甲天下”。

3、集权政体是社会和谐的合法性保证。崇善制度伦理所内秉的“天人合一”善正义性并不是现实社会秩序最有效的工具，必须通过原则化、具体化和制度化来规范社会人伦关系中的公正、合理、正当，即为善正义提供在具体安排中的合法性。这表现在：～方面，世袭身份等级制度以及对传统或祖先虔诚和尊重的浓厚保守性是维持这种政体、防止分权化倾向的重要保证。即通过设定身份等级制度把上下级关系固定下来，把世间的不平等建立在朴素的伦理情感上和对生命、祖先的感恩上。另一方面，万民对君主的忠诚感情与献身精神又是维系集权制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获得升迁机会或利益分配的必要条件。人们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只有从伦理情感上自愿接受，否则就是不忠不孝。这样，“亲情”与“专制”就奇妙地结合起来了。

4、忠孝一致的人际关系原则是社会和谐的礼教规范。儒家伦理秩序是由个体推至群体的整体主义的礼教规范，儒家从个体人格的正心、诚意、修身出发建构了个人、家族和国家密不可分的有机伦理秩序。“忠孝一致”充分表现了这种伦理秩序的社会组织原理。所谓“忠”是指对君主或国家的顺服及其实际行动。如果没有“忠”，就无法维持一君万民的伦理秩序，所谓“孝”是指保持家族伦理秩序的伦理体系，要求任何人都必尊重上下和长幼的伦理秩序。忠是对国家的顺服，孝是对家族先辈的服从。忠孝一致就意味着把家族伦理推广到国家的伦理秩序，把国家看成一个大家庭，就像尊重父母那样去尊重君主，所以封建社会的好官吏是百姓的“父母官”。儒家整个伦理系统就是建构在这样一种朴素的伦理情感和生命关系之上的，这个伦理秩序的建构本来是从个人出发的，然而一旦建立起来，反过来又有抹杀个体的倾向，因为整体的生命大于个体的生命，整体生命的延续比个体生命的存活更要紧。个体生命是在这传宗接代之中不朽并融入家、国、族类的整体之中的，个体的人虽有生有灭，但是作为族类的绵延却生生不息。

5、和平主义与教育主义倾向是传统社会和谐的理性态度。“礼之用，和为贵”既是调节在不同位子上的大家庭成员的感情，又是社会有机体正常运转的机理。天地不同和合而生万物，男女不同和合而生养生命，上下和合而国泰民安。“和”是整个伦理系统的生命之源。儿子对父亲的和合是孝敬，父亲对儿子的和合是慈爱，扩大到国家，则臣民对君父的和合是忠诚，君子对臣民的和合是仁爱。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呢?儒家主张通过包括对统治阶级和对民众的教化来达到“修己治人”，所以特别重视诗文、四书五经的教育，把个人的自身修养纳入统治政治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崇善制度伦理对人性善的制度安排使“亲情”与“专制”达到了绝妙组合，它将血缘亲和的善意底线伦理，即善域的最后防线，扩大为“和谐”的社群关系并转化为一种心理意识和自觉追求向往的道义性善良意志，并在不断的教化中培育制度的善正义和德治精神。

三、西方文化传统崇恶制度伦理的社会和谐诉求

正当与善是制度伦理的两个基本概念。一种制度即使内秉着崇高的善理念，也未必是正当的或能够成为全社会“基本的善”(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罗尔斯)。与崇善制度伦理否定人的欲望与利益追求的正当性不同，崇恶制度伦理论证的逻辑起点恰是承认人性利己的自我保护本能。

崇恶制度伦理社会和谐的法正义诉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性恶论为崇恶制度伦理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从古希腊智者把对自然与习俗的区分扩展到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分可以看出，自然人在前社会状态下总是富有侵略性的，而人们之间的契约或法律则被解释为自然人侵略他人的欲望和他人对将造成他们的致命后果之间的必要妥协。相互自我利益的需要导致人们结合起来，通过契约规则来禁止贪婪和相互攻击，并由强有力的执行机关来执行。而这些契约规则既包括道德的承诺又蕴涵着法律的约束。所以，以契约来说明国家和社会形成、道德和法律原则的正当合理性，是2000多年来西方制度伦理的基本思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古代的智者们以自私自利的人性假设为起点，论证契约制度的正义性。他们认为任何人在前法律状态下都像狼一样，只有受到契约或法律的约束才有所谓法律下的正义持有，正义的本质是合法或守法践约，只有合法的才是正义的。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即和谐”的社会和谐观。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到近代，霍布斯继承并发展了马基雅维里人性恶的观点，认为作为人性的道德，是一种人类独有的深谋远虑的自私自利，人性具有两项原则，即欲望原则和理性原则。欲望原则使人力图摄取别人所需要的东西，会导致混乱和争斗，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安全；理性原则却可以把自我保护和欲望原则更好地实行，因为理性原则是把人带进道德社会的远见。

经过近代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弘扬，西方思想沿着理性主义道路进一步展开。人们力图把人性假设建立在知识论和理性远见的基础上，使人性本恶的假设从利己、贪婪的本能欲望转向经济行为的理性动机，形成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并逐渐上升为一种方法论。尤其是笛卡尔的唯理论对近代后期的经济学方法论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经李嘉罔的理性逻辑演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经济人”的理性化逐渐占主流地位。

从人性本恶到理性的契约规制，再到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对性恶论的崇恶契约制度伦理的进一步规范化和知识化。这为判断社会制度的善恶优劣进一步提供了“效率”与“合理”的制度伦理原则。“效率”与“合理”不仅是一种经济范畴，而且是一种对制度约束条件效用性的内在伦理根据，即从人性本恶的契约规矩到“恶动力”的理性核算，为其市场经济的体制提供道德合理性和社会发展的心理动机、态度和价值观。

2、“契约规制”的法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道义准绳。17、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随着以社会契约为中心环节的自然法理论兴起，掀起了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这使家族的社会凝聚力不断消解，“个人”成了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契约关系逐步代替源自“家族”的各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契约论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特性及其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从霍布斯、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康德以其人性论和社会契约的方式解释国家起源和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论述，对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公民意识及道德的确立和成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西方社会来看，一般把契约的发展分为氏族社会时期、习惯法时期、古代法时期、近代法时期和现代法时期。近代法时期是契约观念发展的高峰时期，一切现代法中的契约观念要素如平等、权利、义务责任、自由意志都被包括进来。这为建立在自由意志选择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契约观念奠定了基础。而契约自由观念的确立则在整个契约规范的法正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契约自由观念是现代契约论的标志，它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契约是和谐社会的秩序与规则的基础，契约对和谐社会所起的构造作用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地位，规定了社会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与利益分配；二是一切契约行为应以社会利益和相互主体的利益为参照，包括责任、平等、诚信、权利等观念。

3、功利主义正义观对和谐社会至善性的探索。崇恶制度伦理从人的恶本性出发的正义善恶之辩，既演绎出了“以恶抑恶”的契约约束和规范伦理的价值原则，同时也演绎出了“以恶增善”的功利主义目的论价值观。从古代和谐社会的“理性幸福论”和“感性幸福论”之争到休谟把个人追求幸福倾向的品质与有用性、利益相联系，德性成为达到个人和社会和谐目的的手段并具有功利性。与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强调动机及其本身是否遵循道德的准则的道义论不同，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为的正当性不取决于动机的善恶，而在于它是否能带来相比较而言的最大幸福或快乐的后果，如果行为所能带来的快乐超过痛苦，则这个行为具有善的价值。

边沁是第一个系统提出功利主义伦理的思想家，谋求最大幸福或最大福利是边沁利益概念的实质内容，也是他对和谐社会的一种诠释。他认为，一个和谐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在于增进人们的幸福与减少人们的痛苦。功利原则不仅是评价个人行为的标准，也是评价政府行为的标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幸福；_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正义的和谐社会制度应当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一视同仁地为每一个人谋求利益。约翰·密尔则进一步用平等权利理论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进行辩护，认为功利主义正义的根据在于公共幸福，而平等权利和公平报酬是和谐社会制度正义概念的根本原则。在密尔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对于一切应受到同等待遇的人给予同等好的待遇，也就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社会也就是正义和谐的社会。近代以来，契约道义论和功利主义这两大基本理论，从“以恶抑恶”和“以恶增善”这两个不同角度，对崇恶契约制度伦理的和谐社会进行了，双重反思与建构。

4、现代有限理性主义对理想和谐社会的底线伦理回归。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理性主义的政治标志是合法国家的建立与理性论证，经济标志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社会标志是个人本位的独立性、自主性重建和确立，意识形态标志是理性、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深入人心。

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黑格尔哲学走向衰落标志着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转向，一股强大的非理性思潮出现了。由倡导理性转向用非理性，用有限理性代替绝对理性，使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崇恶的契约制度伦理也在这场挑战中得到本质性回归。

在当代西方众多的思想大师中，卡尔·波普以批判理性主义为逻辑起点和主线，建构了一个内容庞大而严整的思想体系。波普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认识是“可错的”。他提出于一个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反的政治行为上“脆弱的人”假设，包含着双重含义：一是因为人是“脆弱的人”，所以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设计出一个和谐社会理想国的蓝图，我们无法知道它是不是最理想，即使是最理想的，我们也无法证明其实现手段的科学性。为此，他提出以“渐进的社会工程”代替乌托邦式“最美好国家”的计划；以“最小痛苦原则”代替“最大幸福原则”。二是政治统治者也是“脆弱的人”，并非十足的“善者”或“智者”。他提出“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的问题。与其说需要好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但好的制度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能做于民有害的事情。制度也并非是万能，好的制度也可能被破坏，因此，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永远是大家的责任。与波普同时代的哈耶克从对真假个人主义的辨析中提出了“有限理性人假设”。哈耶克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思想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是“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决非头脑设计的产物。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愿望、兴趣、利益出发，是不可能预见整个社会的行为后果的。所以好制度不可能是从理性出发，而是由个人自愿和自发协作来完成的一个历史自然演进的结果。

《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在努力避免独断倾向、小心谨慎求证中确立了“作为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制度伦理的有限目标。他在对和谐社会正义环境的审视中，以制度为前提，提出了中等匮乏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中“互相冷淡的人”和“无知之幕”假设，即“冷淡理性人”假设。“冷淡理性人”是指“原初状态”中的人具有一种既非利己也非利他的本性，表现为既有自己的理想但又对他人利益不感兴趣，同时对各种选择对象将如何影响自己也处于无知状态。罗尔斯从这个假设出发，建立起他的“最大最小价值规则”，即选择最坏可能条件下的最好结果原则，力图解决崇恶制度伦理中一直存在着的自由与半等、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矛盾冲突，以契约论来取代功利主义自近代以来的中心地位。

崇恶契约制度伦理对和谐社会的人性假设，从自私利己的“经济人”到善于精心核算的“理性经济人”再到脆弱的“有限理性人”和“冷淡理性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归，也使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从道德伦理的欲求置换成经济效率的合理并进一步还原为行政权利的合法性诉求，深刻揭示了这种制度文明对人类道德风险的预警和对法正义制度和谐的执著追求。

第3篇

关键词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市场交易制度基本控制制度制度创新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我国政府在治理污染、环境保护方面己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国环境状况继续恶化的趋势却并未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因此，探寻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环境恶化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相应的环境改进策略，是促进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内在要求。

1制度约束是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根源

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总是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效应”，市场机制无法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即所谓“市场失灵”，从而为政府干预即通过制度创设和供给降低交易费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环境这一公共物品，政府应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由负外部效应引起的环境污染、资源耗损等，由政府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加以矫正，以控制经济运行轨迹趋于正常状态，同时也为市场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平台。因此，要实现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共生必须具备明晰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健全的市场交易制度、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有效地基本控制制度。然而，我国在上述制度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或不足。

1.1环境资源产权制度虚设

我国宪法规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经济管理体制中却没有明确指出谁代表国家统一行使所有权，这样的产权设置致使所有权的责权利无人监督落实，所有权事实上已被使用权所替代，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严重浪费，环境污染也因此得不到有效控制；同时由于环境资源产权不明确，还使环境资源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当各方面利益发生冲突时，所有权往往从属于经济管理和行政职能，产权所有者利益不能实现，难以调动积极性，造成资源的浪费与破坏。所以，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环境资源管理体制，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和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相适应的产权制度。

1.2环境资源市场交易制度不健全

在环境资源保护中，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正确反映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消除环境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合理和企业内部效率低下引起的社会成本问题。市场机制上述作用的有效性以市场完善、产权明晰为前提，以交易收益大于交易成本为原则。但事实上，我国不仅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而且市场交易制度不完善。首先，许多环境资源（如大气资源）不存在市场，这些资源的价格为零，无偿使用这些资源己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资源无价，使得资源耗竭速度和稀缺程度也就不能用价格信号准确地反映出来，政府难以用经济手段加强对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助长了资源开发的无责任化倾向，资源日益稀缺也就成为必然结果。其次，有些资源（如水资源）虽然存在市场，但价格偏低，只反映了劳动成本，资源成本在开发总成本中往往被忽略，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正常积累被削弱，使资源与开发者利益不是一种相容的关系，从而强化了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助长了短期行为。最后，有些资源（如能源）市场存在垄断。由于规模经济、法律政治因素导致的进入障碍、高信息成本等原因，使一些资源产业的市场形成垄断，垄断定价不是按边际成本制定价格，因此帕累托最优条件遭到破坏，不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1.3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透明度低

由于环境资源领域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各种经济行为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就可能出现一些经济主体拥有其他经济主体所不拥有的信息的情况，即信息不对称。这样，在现实中污染者就可以利用人们环保知识的匮乏排放污染物或转嫁污染，并且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效益方面的考虑封锁污染信息。另外，地方政府出于对当地政治、经济影响的考虑采取弱化的态度，导致对环境信息掌握和披露的局限性以及对污染现象发现的事后性和解决的滞后性。

1.4基本控制制度的监控不力

在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企业环保考核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监测和环境统计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1）排污收费制度虽然在控制污染和筹集环保资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排污收费政策的效应来看，存在着以下突出问题：首先，收费制度不能保证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可靠性。环保收入的主要来源——排污费属于预算外资金，没有纳入预算内统一管理。在我国预算外资金管理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时常发生挤占、挪用、拖欠、积压排污费的现象。其次，由于收费面不全，收费标准偏低，致使企业宁愿交排污费也不愿治理污染。最后，污染治理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现行政策规定排污费只能用于工业污染的末端治理，不能用于清洁生产和集中控制设施，治标不治本，从而影响排污费资金的投资效果。

（2）缺乏企业环保考核制度。长期以来，GDP是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GDP数值越大，综合国力越强，人民生活水平就越高。因此，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追求就表现为对GDP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但这一原理是建立在环境资源无限的前提条件之下，而未考虑把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影响作为成本之一计算到GDP中去，这种收入与成本的不对称核算方式必将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在现实中，人们逐渐发现生活质量并不是与GDP增长同步提高的，其原因在于恶劣环境、生态失衡减少了社会福利。

（3）环境主体在环护方面的有限理性。从本质上看，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受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无偿使用等传统观念左右，采取各种手段无节制地开发自然，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出现了许多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异。又因为环境是公共物品，经济主体只愿享受环保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却不愿为治理污染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形成了“治理环境污染是政府的行为”的观点和习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在内的环境主体不管在决策还是行为方面，都将环境保护排除在经济、社会发展之外，长此以往，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的不和谐便形成了。所以，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后果，环境问题的治理和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省悟和良知。因此，进一步加强环境文化教育，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己成为当务之急。

2制度创新是实现环境资源与经济共生的必然选择

要真正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促使外部成本内在化，就必须以改变现有制度的缺陷或不足为切入点。目前，我国各项改革己经进入突破性进展的阶段，应当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努力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制度创新。

2.1产权制度创新

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改造传统产权制度，进行产权制度的创新。

（1）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其实质是明确产权主体并使其利益得到实现，即保证国家的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要加强环境资源有效性评估，完善环境资源产权的交易转让市场，建立健全环境资源市场化机制。具体来说，包括资源核算制度、资源产权管理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资源补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

（2）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其实质是强化财产内在约束，按照权利和责任义务对等原则来构造产权主体。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只有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投资主体和法人实体，企业才可能真正独立承担投资风险，承担环境损失费用，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样，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压力和利润最大化目标动力下重视环境问题，把环境损失纳入成本核算，促进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环境资源要素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

2.2建全市场交易制度

（1）逐步完善和培育环境资源市场，为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配置创造条件。市场通过引进规范、有序的竞争机制和健全、高效的价格机制保证了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性，从而有助于环境资源资产化，以及共享资源的产权转化。

（2）建立有效的价格机制，控制环境污染。取消不合理的财政补贴，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价格机制，使环境资源价格反映真实的全部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内化能够有效地调整能源产业结构，刺激企业改进技术，达标排放污染物，有助于消除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因素。目前急需对环境资源的自然价格进行合理的评估，为实现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资产化管理提供基础条件，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

2.3完善环境信息公告制度

为了弥补环境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建立起环境信息公告制度、环境听证会制度并及时向公众提供各种环境信息，让公众在知情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监督企业排污情况，促进企业改革生产工艺，积极防治污染，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2.4基本制度创新

在继续贯彻执行“三同时”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的基础上，当前急需进行以下几方面制度创新：

（1）建立规范、高效的排污收费制度。在没有征收环境保护税之前，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收费标准，收费标准要等于或略高于污染治理费用，变超标收费制度为达标收费制；超标排污加倍收费并予以处罚。同时，各级财政应加强对排污收费制度的管理，改变环保收费机构坐收坐支的财政状况，实行收支两条线，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综合管理，并保证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避免所收取的环保资金无效使用或挪作他用。与此相应，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实施情况下，各环境主体应有偿使用或购买环境公共物品或服务设施。

（2）构建完整的环境税制体系，矫正负外部效应。首先，将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设计税收制度。其次，完善资源税。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森林、草原、淡水、海洋等资源纳入征收范围，把各类资源性收费并入资源税。鉴于土地也是一种资源，应将与土地相关的一些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只要是采伐、垦荒、兴建工程、生活设施建设用地等，都应根据土地的地理位置、开发用途、使用期限等征收资源税。再次，运用税收支出，诱导社会资金投入环保，促进环境产业的发展。最后，应将“可持续发展”贯彻于中国21世纪税制改革。其他对资源、环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税种，均应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有效保护绿色产业的建立与发展，鼓励企业引进环保技术进行清洁生产、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

（3）实施许可证制度，对环境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巨额的收益、财富，因此不管是国有还是非国有的环境资源均属于资产，均应作为资产来管理。在实行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应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开发利用、有偿使用制度。目前我国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实行许可证制度，它包括开采或使用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对于前者，必须根据环境资源的再生性和不可再生性确定其开采或使用的最高限额和利用方式，而且从环境资源的经济特性看，这些限额必须是可以转让的，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对于后者，环境监测部门制定排污总量上限，按此上限发放排污许可证，许可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排污许可证侧重于总量控制，美国等国的实践证明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它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了环境的目标管理。同时，环境资源管理部门应该有效地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有资源资产的权利，有权对环境资源的经营者征收环境保护税和资源税，以体现资源的价值和实现资源所有者的经济效益。

2.5重视环境文化创新

环境问题实质上是由人类的思维、决策和行为造成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获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强化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大舆论宣传，进行环境文化制度的创新。只有全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把握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才能够客观地评价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并能自觉承担自己对环境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有利于把保护环境由强制行为变为自觉行动，这是环境质量得以长久维持的内在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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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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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振.构建中国的环境税收体系[J].财政与税务，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