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金融论文范文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一)金融开放并不是摆脱危机的良方

——使韩国摆脱危机的是政府的强力干预而不是金融开放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包括允许外资股权参与和对银行部门投资。在危机前，外国投资者个人拥有的韩国公司的股权不能超过7%，韩国公司外国股权合计不能超过26%。在1997年12月3日韩国政府将这两个股权比例限制提高到50%。1998年5月韩国政府超出IMF的要求取消了对外资股权的全部上限规定，甚至允许外资的恶意收购。此外，金融开放的范围还包括外汇交易、建立投资基金、允许外国人购买公共和公司债券、允许外资进入保险公司等广泛的领域。1998年6月，韩国政府宣布分两步实施外汇交易自由化。第一步，1999年4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法案。取消经常帐户交易的兑换限制，并建立资本帐户交易的否定清单。凡是清单没有明确禁止的项目都是合法；第二步，2002年1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2002年4月，政府宣布韩国外汇市场发展规划，到2011年将韩国建成东北亚的区域商务中心。目前，韩国汇率制度被IMF归为通货膨胀目标的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经济政治背景与第一轮开放的完全不同，1997年11月韩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12月韩元兑美元贬值70%，1998年韩国经济衰退6.9%，失业率接近7%。由于相信金融危机爆发主要源于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危机，IMF作为债权人要求韩国调整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取消外国投资者进入的障碍、提高利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可见，第二轮的金融开放的目标是通过吸引外资达到稳定金融体系和摆脱危机困境的目的。

尽管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利率和金融开放获取外部资金支持，但事与愿违，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因为利率的提高和市场的开放而进入韩国。1998年，尽管韩国市场完全开放，而且利率很高，但是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净外流分别为10.5亿和92亿美元，只有直接投资表现净流入5.1亿美元。而且，多数资本流入主要依靠政府从IMF的借款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外国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是负的。直到1999年中期，当韩国金融和货币市场趋于稳定，外汇储备在6月达到620亿美元以后，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才有所增加。从1997年12月到2000年底，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出口，占95%，而净资本流入仅占5%。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阻止存款外流，政府宣布为所有银行存款提供担保，这与IMF所主张的取消直接和间接的政府担保相反。尽管危机期间，很多国家如印尼和泰国政府也提出了为存款担保，但只有韩国国民相信他们的政府。韩国人不仅没有取走存款，而且拿出自己的黄金储备与政府共闯难关，这一举措增加20亿的储备，比1997年12月到1999年6月的净外商直接投资还多。可见，让韩国摆脱危机困境的是韩国政府的有力干预，而不是IMF所推崇的金融开放和放弃干预。

为了稳定金融部门，韩国政府着力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政府将8家无清偿能力的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经过结构调整，国有银行的比重由1996年的33%增加到2000年54%。这与90年代多数国家国有银行比重下降的趋势相背②。为了重建金融市场，韩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资金不仅来源于国家预算，而且还通过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两家政府机构以发行政府担保债券的方式进行筹集。到2004年底，为稳定金融市场，韩国政府投资达165兆韩元，这相当于韩国2000年GDP的28%（见表1），扣除收入政府应对危机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大概为22%。从财政成本角度，韩国危机称得上是最昂贵的金融危机之一。

一般来说，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政府的作用应该有所削弱。但是，韩国在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为了稳定几乎被金融危机彻底摧毁的金融市场，政府的作用明显加强。正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强力干预稳定了金融市场，并为危机后的金融重建创造的条件。危机时，韩国政府起初希望外资收购国内银行，但是在金融市场稳定以前，外资对韩国银行没有投资兴趣。为此，政府首先按照BIS资本充足率比率对银行进行关闭和重组，到2004年6月，银行由33家缩减为19家，其他金融机构由142家缩减为114家，银行集中度提高，三家最大银行控制资产由1997年的27%提高到2000年的54%。1997年，在25家商业银行中只有13家符合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为6.2%，但2004年，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达到11.3%。政府的金融重建工作的确成效显著，重组后的银行股权收益率由1998年的-49%提高到2004年的18%，银行的价值大大提升了，在这个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对银行的投资兴趣也不断增强。

(二)向外资出售银行

——外资成为银行私有化的受益者

随着政府重建工作起效、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银行利润率的上升，韩国政府私有化改革才有起色。但是，由于危机使大量国内企业破产，一般国内企业没有购买能力，大财团虽然有购买能力，但是为了抑制财团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保持政府的控制力，政府仍严格限制财团进入银行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外资银行或公司出售银行股权。韩元的贬值使韩国资产变得非常廉价，1999年以后，资本流入开始急剧增加，有价证券的流入量也大幅度增加。

1999年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一家美国基金新桥资本；2000年11月，Koram银行卖给了美国投资基金Carlyle，2003年9月，韩国外汇银行卖给了美国LoneStar投资基金。从2001年开始，韩国银行部门的外国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余的七家全国性银行中，有六家的外国股权比率超过50%。总体来看，外国投资者拥有韩国商业银行的股权比率高达66%，比1998年提高46个百分点（见表2）。

韩国政府和多数专家学者相信外资进入将有助于稳定和重组国内脆弱的银行业，通过学习国外金融工具和技术改善国内金融服务质量，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他们还希望通过外国银行来解决国内银行体系的官僚、腐败，并约束财团的投资行为。这些观点也被刚刚经历危机之苦的公众所广泛接受。韩国政府还希望通过出售国有银行向公众表明进行金融结构调整的决心。

但是，由于购买韩国银行的主要是投资基金，他们并不想长期经营韩国银行，而是希望通过转卖获取收益。2004年外国投资者开始出售股份，2004年4月，Carlyle将KorAm银行出售获利6.75亿美元，2005年2月，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获利16亿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韩国公众对外资的短期套利，而且还不向韩国政府交税极为反感，银行业的开放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很多人确信将银行直接卖给投资基金是不妥当的。不断出现的韩国银行销售的丑闻③更是使一些专家学者和公众对银行开放、外国投资者的积极作用以及政府主导的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私有化进行置疑。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业的影响

仅仅经过短短的5年多（2000年以来）的时间就对韩国银行开放的成败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目前来看，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韩国银行业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通过银行业全面的开放，韩国政府成功地打破了与大财团的过从甚密的关系，商业银行成为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从这一点上看，韩国政府推行银行开放的目标基本实现了。但是，外资的大举进入的确也产生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银行的借贷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公司贷款减少、私人贷款增加（见表3），外资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较少，对家庭贷款的比例较高。这种信贷结构的变化暴露了韩国银行缺乏对长期投资和国内企业进行资金支持的问题。由于商业银行不愿意为公司投资提供贷款，造成私人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下降，私人部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12.8%下降到2004年的9.7%，这可能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公司融资结构也发生变化，贷款、发债和股票融资的比例迅速下降，企业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发展，目前公司内源融资的比例达到80%以上，而90年代中期仅为25%。内源融资比例的提高说明金融市场对私人部门发展中的作用在减弱，金融市场越来越与本国实体经济相脱节；家庭的债务存量的增加也增加了韩国家庭金融的脆弱性，由于长期的信贷不足，使韩国产业发展和创新缺乏必要的融资支持，韩国产业面临产业安全问题，实际上外资已经掌握了金融、电讯、半导体等重要产业的控制权。

由于竞争的加剧，使得银行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提高，利差减少。贷款利率下降造成房地产泡沫，为减少泡沫，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减少抵押贷款，但效果不佳。

外资进入而得到加强的银行业竞争既没有提高银行服务的差别化程度，也没有改变羊群心态。2001和2002年的信用卡事件表明，不管内资还是外资银行都会发生羊群行为。2003年末，信用卡泡沫破裂，信用卡公司形成90亿美元的赤字。但在政府解决信用卡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外国银行参与了信用卡公司的借贷，但却拒绝与政府合作完成解救计划。信用卡危机暴露了韩国银行贷款的随意性和较低的风险管理能力。而且，信用卡事件也反映出在遇到金融混乱或危机的时候，外资银行不会象内资银行那样与政府合作，共度难关。

二、90年代初期以来的第一轮金融开放——不当的金融开放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韩国金融部门主要由政府控制，中央银行是政府政策的工具。直到80年代初期，多数银行仍然是国有，资本流动受到严格管制。尽管80年代初期，银行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是到90年代，外国银行业务仍然非常有限，一些国外开发性或政策性贷款只是国家执行产业战略计划的低成本的融资工具，国外贷款主要通过国有银行体系流入韩国。银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不是为了获取利息收入而是为了提高产业投资水平、扩大出口和促进经济增长。国家不仅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也为银行提供国家信用。

在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政府运用金融控制手段使储蓄和资本积累率最大化。1965年实行的利率自由化使政府控制的银行中的储蓄额迅速增长，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建立也把非正规的场外证券市场的资金吸引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低成本的资金为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提供保障；其次，国家根据其产业政策在不同产业部门、不同企业之间配置金融资源，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企业集团的发展。政府的优惠贷款是产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73年到1991年间平均占国内信贷的比例超过40%。政府不仅向特定的企业和产业提供低息贷款，而且对他们进行临时保护。在外部总需求大量减少时，政府能够使充足的信贷以较低的利率流向财务上脆弱但结构完善的公司。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使得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促成了大企业集团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资本积累。

80年代末，美国给韩国施压，就金融开放开始双边谈判。其他外部力量包括七国集团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都在积极推动韩国开放金融市场。从国内看，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理念也逐步占了上风。自从90年代第一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金泳三上台以来，韩国施政战略由保护国内产业体系转向促进经济的全球化，韩国的金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了使韩国全球化战略更制度化，韩国1993年申请并于1996年成为OECD成员。为了成为OECD成员，韩国同意向发达国家投资者逐步开放金融市场。除了对长期贷款和股权投资保留管制外①，韩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资本流入特别是国外短期信贷的控制。受传统政府担保的思维惯性的影响，管制的放松导致企业过度借贷，外国银行可以在没有政府信贷担保的情况下向大企业借贷，短期外债急剧增加。处于监管真空中的隶属大财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在国外借入短期贷款并发放贷款给自己。从最大的3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融资结构看，短期借款的比重从1994年的47.7%增加到1996年的63.3%。从1993年到危机爆发前的1997年9月，韩国外债从44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尽管1996年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但其中60%都是短期债务。在1997年的第三季度，韩国短期外债已经是储备货币的323%。不仅如此，金融开放和放松管制的同时，韩国政府也从积极的产业指导政策和投资监管中退出，企业集团纷纷在钢铁、汽车等领域进行重复投资，造成产能严重过剩。过高的企业资产负债比率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1997年宣告破产的财团中，起亚集团的负债率为519%；汉拿集团的负债率达2056%；韩宝集团的负债率达到1900%；真露集团的负债率高达3073%。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7年初韩国一些企业集团的破产使得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失去信心，资本大量外流。同年11月，韩国用尽了全部外汇储备，固定汇率失守，韩元暴跌，由于无力偿还外债，不得不向IMF申请高达570亿美元的援助。

尽管从时间上看，金融开放并不是始于金融危机，但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为了使本国企业集团不受外国企业影响，韩国在放松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同时，保留了对外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股权参与的限制，这种不对称的管制和国内不良的借贷文化造成短期债务比例过大；另一方面，在政府对资本流动取消控制的同时，未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造成监管真空。

三、结论和启示

（一）在金融市场没有对内开放之前就对外开放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韩国在国内没有建立有活力的、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之前，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确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在转型过程中，市场秩序和合理的价格并未形成，这时仓促向外资出售股权，可能使外资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国家成为受损者。韩国银行出售的丑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成功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过程，而是一个政府积极参与和引导的过程。韩国危机前，在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限制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措施，使得短期债务迅猛增加，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韩国的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开放资本帐户之前先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建设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金融危机后，政府在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重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IMF给韩国金融危机开的药方是减少政府干预，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才是让韩国尽快摆脱危机困境的不可替代的先决条件。

（三）外资不是“救世主”，期望外资来解决国内问题是不现实的，力图向国外投资者转嫁银行改革的成本更是不可能的。在韩国面临金融危机困境的时候，尽管银行全面开放，外资也不愿意进入承担银行结构调整的成本。只有金融市场稳定后，外资才进入并充分享受了韩国银行私有化的好处。基于韩国当时国内情况，向外国投资者出售银行股权是制衡国内财团势力和打破官僚金融体系的不得已的选择，但外资银行的介入改变了银行贷款行为取向，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对国内私人部门金融支持不足、缺乏与政府合作精神等。

（四）金融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内的借贷文化和政府的监管能力。韩国尽快开放金融市场的原因是希望改变国内的借贷文化，但信用卡事件表明，外资不仅没有扭转不良的借贷文化，而且也参与羊群行为中。在资本帐户开放的情况下，不良的借贷文化会使债务累积、并迅速扩散和蔓延，使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在金融开放的情况下，政府的审慎监管对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韩国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很快，金融创新也比较活跃，尽管韩国建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并引入了新的监管方法和标准，但是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远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

注：

①这一举措的初衷是鼓励企业财团更容易获得国际融资并成为国际化企业，同时不受外国企业的竞争性影响。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金融学金融学教育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

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

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峰，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0/5，pp69-73.

[2]王聪，提高金融学科教学水平的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6月，pp91-95.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4］叶欣，冯宗宪.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竞争力,竞争格局

在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具有竞争关系的承接大国。发展服务外包对调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对外贸易增长、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日渐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印度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服务外包承接国。面对印度的领先优势，中国如何抓住当前时机提高竞争力、改善中国在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上的竞争格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格局

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利用外包服务提供商(为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金融机构的一些操作性的、非核心的、成本高的甚至部分核心业务，如资产评估、报表审计、软件开发等业务，由于金融机构自身缺乏足够的精力和专业水平而难以兼顾，通过外包给专门机构可有效降低成本、转移风险和提高核心竞争力。外包内容主要存在于两大领域，即业务流程外包(bpo)和it外包(ito)，具体来说有产品研发设计、发卡与收单服务、数据处理与灾难备份、呼叫服务等。金融服务外包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90年代高速发展，当前在所有外包行业中，金融业的外包规模仅排在制造业之后位居第二。towergroup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的外包趋势正不断加强，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服务企业将扩大信息技术项目的外包业务，金额将从2005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8．9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4%。德勤公司2004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美国将有3560亿美元的金融服务要外包给海外机构，占现有金融服务成本支出的15%。另一份报告预测，全球外包市场容量将达1万亿美元左右。

外包通常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把耗费大量人力的服务及操作中间环节外包到人工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gartner集团认为目前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外包出的it职位比例不足5%，到2015年该比例将增至30%，未来5年内服务外包迅速增长的势头将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流向发展中国家。在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的全球市场中，我国和印度是最受关注的两个国家。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郝勒维茨认为：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中心，因为中、印两国拥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外包业务人才、劳动力成本优势、能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跨国金融机构从全球化的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市场作为其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因此，在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中，印度是我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目前居于优势地位[1]。idg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已达1000亿美元。而印度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承接国，并垄断了美国市场。根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外包业务为印度公司带来了172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占全球同类市场的44%。预计到2008年印度在全球软件和后端办公服务外包市场所占份额将达到51%，年销售收入将达到480亿美元。另一份研究表明，印度外包商在全球离岸外包市场上占有80%的份额。美国情报文献中心的统计显示，2003年印度服务外包业赚取了170亿美元，而我国的服务外包仅有6000万美元的收益，远远落后于印度。在利用科技手段保障和促进金融服务方面，我国也与之存在差距，因为我国的高端通信产品和大型计算机系统软、硬件严重依赖国外。

二、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优势

1999年，为解决“千年虫”问题，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将数据修改工作外包给印度，这促成了印度金融外包业的崛起。印度金融外包业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达56%，2005年营业总额达280亿美元，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目前，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提供范围扩展到信息类业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更具战略性的领域，越来越多的金融集团将业务流程整体外包给印度企业。这使印度企业不仅提供优质的互动式客户服务，也承担了欧美本土企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花旗、渣打、汇丰等大型金融集团已在印度设立了10多个处理中心，这些处理中心规模增长迅速。如渣打银行全球共享服务中心为渣打银行在全球56个国家的分支机构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后台业务支持，可以对全球各个分支机构业务运营情况进行比较和评价。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各种数据管理、呼叫中心、客户服务等迁移到印度，带来大量相对高收入、高技能的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印度的产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在银行业中，金融服务外包已经涉及到批发银行、金融市场分析与交易等多种高端业务。在印度开展外包业务的花旗银行、visa信用卡、通用金融公司、渣打银行等国际金融巨头创造岗位超过20万个。此外，一半以上全球最大的保险机构都在印度开展了金融服务外包[2]。

2005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了《离岸业务的行业反馈》报告，总结了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竞争优势，主要有：第一，充足的人才资源。服务外包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印度具有大量说英语的专业人才，调查、分析等高端业务员工基本上都具备硕士以上学位。有关外包服务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也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政府与大学、培训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牵头策划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学校教育向职业教育延伸。第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在印度外包企业较集中的城市，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交通、通讯、电力、生活等配套设施齐全、可靠而且成本低廉，使金融外包企业能全天候运营。钦奈、班加罗尔、德里等外包企业较集中的城市还是航空枢纽。第三，政策支持。外包业务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明确信息产业是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让外包业务享受到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进口设备免税等优惠措施，在批准用地方面提供便利。印度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专利、知识产权的法规，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监督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在这些措施鼓励下，有充足的合格服务供应商和新进入市场的中小企业可供选择。第四，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印度企业重视外包管理，都有由董事会负责的专门机构和外包业务发展战略。企业都备有处理突发故的紧急预案，大规模的业务被分散到不同的子公司来减小意外风险。企业都通过了英国信息安全标准的认证，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客户资料和数据的安全。印度政府也全力构建金融服务法律构架，要求企业全面接受相应的国际认证。印度企业还严格遵守合同，树立自己的品牌和声誉。

三、我国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竞争优势

我国的金融服务外包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it外包。1992年中国银行成立的博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1996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的软件开发中心，都专门为本行提供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维护。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软件开发、技术研究、支持推广业务均外包给了隶属于总行的软件开发中心，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则多采用将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专业公司的做法。金融外包业务也在it以外的其他领域快速推进，其中以信用卡和保险后援中心最引人瞩目。2003年之后，我国信用卡发卡数量节节攀升，国内银行在不同程度上将信用卡业务外包。目前，我国的外包服务提供商可以提供银行卡业务的全套服务，从申办筹建、设计产品、市场营销到交易处理和客户服务，甚至包括客户数据分析和市场定位。预计到2010年，在超过3000亿美元的离岸外移投资中10%有希望投向中国，其中与金融相关的业务流程外包(bpo)约50亿美元以上；在岸外包方面，我国bpo市场预期将超过500亿美元[3]。随着我国金融外包业务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发包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展，其规模会越来越大。

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领先优势使我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金融服务外包承接国。与印度相比，我国在承接外包业务方面具有以下竞争优势：一是我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投资环境良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近450家已在华投资，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的超过30家，投资设立的研发机构超过700家。目前，我国已经聚集了各路金融外包业巨头，既有埃森哲、ibm等世界著名的bpo公司，也有如infosys、塔塔等来自印度的公司。欧洲流程外包研究机构morganchamber分析称，中国银行业的变革以及外资银行的发展计划，将给中国的bpo提供商带来战略性的机遇。我国将有机会同全球领先的银行合作，分享银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种合作未来会成为我国bpo走向世界的桥梁。二是我国拥有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人才储量大。三是我国的综合成本优势，在人力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方面我国都享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四是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电信、交通领域。五是我国拥有庞大的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为了在我国市场占有立足之地，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建立起客户群。尤其是香港和上海正在成为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以市场带动的服务外包趋势势不可挡。印度金融服务外包以软件业外包为主，很少为国内信息化服务，而我国金融信息业以满足内需为主，信息化与软件业互相带动。六是我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洲的中心，经济发达的日本和韩国都靠近我国，文化传统相似，日韩两国企业要发放金融外包业务，我国都是首选[4]。

目前，商务部已将发展服务外包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启动了“千百十工程”，即在5年内每年投入不少于1亿元资金，建设10个服务外包基地，吸引100家跨国公司将部分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养1000家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目前，上海、深圳、北京等金融发达的城市纷纷建立金融服务中心。首先是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2005年7月上海银行卡产业园被确定为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签约和预约项目的总投资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国家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陆续出台了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着手将其打造成为国内首家金融外包业务示范基地。这有利于将跨国金融机构的后台业务部门吸引到上海，把上海建成国际跨国金融机构的亚太总部所在地和服务全球的后台基地。上海银监局的一份研究显示，近两年外资银行亚太区外包中心正在逐步向上海转移。在沪外资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和专业性较强的银行，已经在境内投资的关联公司开展外包业务，业务种类和业务量都在逐步增加。这些分行或者公司，将来都将被打造成外资银行亚太区服务外包的操作中心。其次，深圳罗湖金融配套服务中心。金融业是深圳市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罗湖区“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强化金融中心的定位，并切实建设“产业金融中心”、“金融创新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务中心”，高起点、大手笔规划建设金融中心区。第三，北京金盏金融后台服务区。北京市通过了《加快首都金融产业后台服务支持体系建设的有关建议》，规划出包括海淀区稻香湖金融后台服务区、朝阳区金盏产业园、通州区新城商务园等3处金融后台服务园区。北京综合考虑了金融服务区对交通、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以及北京cbd、朝阳区以金融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在朝阳区金盏金融服务园区建设的总体工作设想和全面论证。

四、我国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竞争策略

考虑我国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优势与劣势，对比到我国的实情和印度优势与经验，我国在增强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的竞争力方面可参考以下策略。

(一)政府制定支持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印度的经验表明，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这一方面需要成立金融服务外包的行业管理机构和专项发展基金，以行业协调和互助的方式推动外包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研究制定保护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国家法规和行业规范。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取得的重大社会或经济效益的知识产权项目，通过专项资金的形式给予奖励。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大力倡导企业诚实守信，保护客户商业秘密，遵守国际上的信息保护规则，在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内设立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机构，加强软件盗版等各类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其次，拓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投融资渠道，改善投融资环境。建立服务外包企业贷款平台，优先为外包企业提供贷款等融资支持。此前商务部已经宣布每年拿出1亿元服务外包产业专项资金，国开行也将提供50亿元贷款，用于各地外包基地和企业的基础建设。积极探索建立有效的担保机制，允许其用软件产品等无形资产进行抵押贷款。推动政策性担保公司积极为中小服务外包企业提供短期贷款的担保。鼓励风险投资、社会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产业。支持有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和海内外上市。三是对服务外包企业采取减税、免税及减免房租等优惠措施。目前，在印度、捷克等外包发展迅速的国家，政府都给予服务外包企业极大的税收优惠，增强了该国外包的竞争力。商务部正会同信息产业部、科技部等20多个部委制定关于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四是加强市场推广和营销力度。政府要逐步认识到服务外包的重要性和商机，进行统一规划和宣传推广。

(二)制定总体性外包承接战略

我国承包企业首先要在战略上从暂时性、战术性向长期性、战略性转变，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具有全局性、主动性特点的发展战略。我国企业应改变自身的定位，从过去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加工厂”变为各大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伙伴，全面融入到各金融机构的业务中去。其次，服务承包企业应建立业务动态监管制度，制订科学合理的外包承接流程，严格履行服务外包提供商的责任和义务，并采用接受发包单位的全面评估，以期最大限度降低承接服务外包的风险。第三，建立业务风险管理体系和应急预案。我国的承包企业应遵循合法、风险控制、保护客户合法权益、有效监管等原则，识别外包活动潜在的风险，借鉴国外金融服务外包监管的经验，确立自己的符合金融服务外包监管原则的规范和制度。

(三)发挥比较优势和集群优势，扩大业务承接范围

我国首先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分行业有计划地选择重点行业拓展外包领域。国内企业应分析和发掘自己的比较优势，结合我国的劳动力和成本优势，要增强自主创新和研发的能力，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争取全球服务外包的核心业务的承接。国内企业承接的外包业务通常是特定金融功能的业务，如客户服务、金融分析、客户系统软件\开发等，而业务流程外包等较复杂的业务则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这要求我国企业应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外包市场，包括信用等级评估、市场调研、后勤保障、计算机业务及系统的维护维修、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形象建设等通常业务，还包括一些新兴业务及复杂程度较高的业务流程外包。其次，要发挥文化、地理上的优势，从向韩国和日本金融机构提供it服务外包开始逐渐扩展服务领域。随着我国外包人才素质的提高，特别是英文水平的提高，为扩大金融外包项目流入我国提供了有利的基础，金融机构应在细分市场的基础上，提供专精式服务外包。第三，加快金融服务产业集群基地建设，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目前上海、深圳、北京等金融发达城市都规划了专门的金融产业基地，以改变地域分散、个体规模小、经营理念落后、管理水平偏低的服务外包状况。应加快改善产业基地基础软硬件环境建设，借鉴印度、爱尔兰等国际先进服务外包基地发展经验，从建设高水准、前瞻性的服务外包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要求出发，建设配套功能齐全的国际化服务外包园区。完善通信基础设施，筹建直达欧美、日本的高速互联网络出口。对入驻基地的国内外著名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的购地建设、购买或租赁自用办公用房，实行土地房租优惠政策。

(四)加大对外包业务的专门人才培养及引入力度

一方面，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各类培训机构对社会急需金融服务外包人才进行培训，来缓解人才矛盾，尤其是把英语及软件人才的培养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10月，首家部级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张江创新学院”在上海成立，开始进行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对于我国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要经常和承接外包业务的企业联系，了解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及时调整办学方向和课程设置，培养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专门人才。此外，行业主管机构或承包企业可以联合高校进行职业资格认证和培训，使大量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通用人才通过针对性的职业资格认证，成为可以迅速进入工作岗位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大量招揽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加大对高级人才的引进力度，设立专门人才引进基金，引进人才在简化出入境手续、落户以及提供住房等方面实行优惠，给予便利。这种多渠道的培训将为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徐海慧.中印将成金融服务外包全球中心[n].国际金融报，2006-07-03.

[2]李文茂.印度金融外包服务业发展情况考察报告[j].华北金融，2006(11).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WTO成员国谈判多集中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但由于各成员国在金融监管中的制度差异和金融审慎考虑，这一过程尤其艰难，各成员国在长时间的谈判中仍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审慎例外原则的出现则是一个转折点，它的产生对缓和各成员国金融监管差异、构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意义重大。与其他经济模块不同，金融服务贸易因与国家经济安全与紧密相连，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鉴于其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各国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多十分审慎。因此，各国政府通常设立多样化的国内金融监管措施来维护金融服务市场的稳定性。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自由不断深化发展，日益增长的跨国金融服务贸易使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已成不可阻挡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客观来讲，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化与金融自由化必然要求东道国政府放松对于金融服务领域的监管。一方面，过度的监管措施通常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贸易壁垒，从而遏制金融市场的开放，并进而妨碍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因此GATS通过第二部分（一般义务与纪律）和第三部分（具体承诺）多达十七条的具体规定来规制各成员国在金融贸易领域的行为。然而，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却也无法完全摒弃国内规制。法律与自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过度的法律约束会限制社会自由，但社会自由的完全确立也无法离开法律的规范与保护。金融自由化需要以稳健安全的经济体制为基础，而适当的国内金融监管对于一国经济的安全与稳定则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的矛盾共生关系是必然的。但实际上，这一关系也并不仅仅是金融监管的加强与削弱问题。一般情况下，削弱金融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金融自由化发展，而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但金融市场的开放同时也会伴随着新型金融问题的产生，必然需要采取与之相对应的新的监管与规制措施来应对。此外，由于金融服务领域的敏感性与高风险性，其内部本身即存在显著的不稳定性特征，而金融自由化对于全球资本流动的促进作用会进一步扩大这一不稳定性，这一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突出。因此，金融监管措施的缺失和不当极有可能会诱发金融危机，而基于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发展，始发于东道国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会急剧扩大进而影响到相关经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在金融服务领域，自由化的发展并不是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去规制化，换言之，它并不要求国内金融监管措施的必然放松，只是要对国内金融监管措施进行规范并尽量减少政府在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和正常贸易中的干预行为。综上所述，合理的金融监管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实现来说是必要的，而审慎例外原则对于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间的合理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它在鼓励WTO各成员国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同时，亦对各成员国采取的金融监管行为具有国际规则性的约束力。因此，审慎例外原则的存在是必然、必要且必须的。

二、审慎例外原则的文本分析

虽然审慎例外原则在金融服务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为它是WTO各成员国基于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考虑上激烈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其规定较为模糊化与概括化，在审慎原因、审慎措施、例外范围的概念界定、适用范围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之处。笔者在这一部分试图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于这一原则的缺陷进行深入讨论。通常意义上，审慎例外原则指的是GATS《金融服务附件》中第二部分关于国内监管中的a款，具体规定为：无论本协定任何其它条款如何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本协定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首先，从“任何其它条款”这一用词可以看出，这一条款明显排除了GATS中一般义务与WTO各成员国具体承诺表的适用，因此这一排除范围涵盖十分广阔，而过于广阔的排除范围通常会产生条款滥用的负面影响。其次，这一条款对于监管措施的要求仅仅只是“审慎”而非“必要”，因此这一规定往往会被东道国政府利用，造成众多不必要的国内监管措施以审慎之名出台，进而对金融服务贸易构成隐性贸易壁垒。再次，这一条款将保护范围限定于“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与证券机构等在现代金融服务行业占据重要地位的金融机构并未包含在其保护范围内，这不符合金融服务市场稳健与长远发展的要求。最后，这一条款对审慎原因与审慎原则的判定十分模糊，对审慎原因并未做出具体定义，只是通过“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这一动机性规定对审慎原因做了非穷尽式限定，且并未明确陈述这两类动机是否应在监管措施的实施动机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东道国政府往往借此实施仅仅包含部分审慎动机但更具其他经济或政治动机的监管措施，从而为在金融服务领域开展具有政府干预意义的监管披上合理化的外衣。同时，这一条款并未对何为审慎措施给出明确定义，只是通过限定审慎原因来确定审慎措施，但审慎原因本身即具有概念模糊性，因而导致审慎措施的界定也十分模糊。而作为审慎例外原则中的核心，这二者界定的模糊性必然会对审慎例外原则的适用产生负面影响。

三、对于审慎例外原则未来发展的建议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可见，审慎例外原则目前仍存在许多缺陷，而鉴于其在金融服务的重要地位，这些缺陷必须予以适当“修复”。以下是笔者对审慎例外原则未来发展提出的几点建议，以期审慎例外原则能在日益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第一，结合GATS第三条透明化条款将透明度要求引入审慎例外条款，将金融监管措施的具体要求与实施过程透明化。金融监管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与金融服务贸易各个参与方的利益密切相关，加之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使参与方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国际争端，进而对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往来造成不良影响。将透明度要求引入审慎例外条款不仅使这一条款与GATS第三条基本条款相符合，同时也会使东道国在制定与实施金融监管措施时更加谨慎，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措施的合理化程度，从而从根源上减少国际间贸易摩擦的产生，对于促进国际经济自由化发展也大有裨益。第二，将国际法中的善意标准引入审慎例外条款。在审慎例外条款中，审慎原因与审慎措施界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条款对于金融监管措施滥用行为的约束力。引入国际法中的善意标准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而善意标准的国际性也有利于WTO各成员国对于这一标准的接纳。第三，适用标准适当地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服务领域起步较晚，金融法律系统尚不完善，相关司法立法经验也尚显不足。因此一视同仁地适用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略为苛刻，造成实际上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加之GATS在第四部分逐步自由化中也秉承了优待发展中国家的精神，笔者建议可将审慎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适当地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根据发展中国家实际的金融市场状况灵活采取适用标准。

四、结语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根据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某些历史性事件的发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额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经济制度更具有经济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废除这一由历史性事件的先行发生而形成的经济制度，选择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特征。

对于各个经济主体，对新形成的经济制度适应得越快，越能从中获得制度租金，从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有利于维持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会由于担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变革，使经济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劣化，这就是经济制度的适应效率(adaptiveefficiency)问题。既得利益主体对制度变革的抵制越强烈，制度的适应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来的经济制度在原来的经济环境下具有经济合理性，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制度就不再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灵活的、能很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经济制度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而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僵化的、适应效率低下的经济制度会在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日趋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而此时国民经济往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

二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从金融制度结构的层面看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与企业之间保持长期的和多方面的关系。从金融管制的层面看，银行业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而在30年代之前，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对银行实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银行制度)。决定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关键因素，一是1927年的银行危机，二是战时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银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1927年(昭和2年)日本发生了大规模的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风潮，一年之内共有45家银行破产，这一事件在日本金融史上称为昭和银行危机。虽然银行危机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发行的“震灾票据”得不到妥善处理而导致存款挤兑和银行破产，根本性原因是政府对银行业的自由放任政策。1890年的银行条例没有最低资本金和贷款风险控制方面的规定，银行业的特征是数量多、规模小。

与美国政府在30年代的银行危机后建立以存款保险制度为核心的银行监管和金融安全网不同，日本政府采取的危机处理对策是银行业的集中。1928年开始实施的银行法要求普通银行的资本金达到100万日元，资本金不足的银行只能通过与其他银行的合并方式增加资本金，自我增资不予以承认。大藏省提出了“一县一行”的银行合并目标，由于有些银行不愿失去独立的经营权力，当时的合并并不顺利，直到进入战时金融管制后才真正实现了“一县一行”的目标，这些银行就是二战后的地方银行。同时，国民储蓄不断向属于财阀系统的大银行集中，这些大银行就是战后的都市银行，作为战后日本银行体系主体的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1931年发动侵略我国的满洲事变后，日本进入了战时金融管制时期。金融管制的核心是控制资金分配，以保证军需企业的优先资金供应。1944年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金融机关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军需企业与银行“配对”，银行不仅保证“配对”军需企业的资金供应，还积极参与“配对”军需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监督。旧财阀体系解散后，形成了以都市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列企业，战时“配对”体制下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保存了下来，战时军需企业的指定银行大多成了战后这些大企业的主银行，这就是战后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形成背景。

战时金融管制严重地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司债券的发行，而“公司利润分红及资金融通令”(1939年)对股票分红和股东权限的规定严重限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

1．2银行保护政策的形成

由于战时金融管制严重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战败后的经济重建只能依靠银行体系，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实现经济的增长，日本政府对银行业的保护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控制发放新的银行执照严格控制新的竞争者进入银行市场，二是通过利率管制(低利率政策)限制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价格竞争。

实行利率管制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时国内的利率水平明显高于国际上的利率水平，如何通过降低利率来降低企业的借款成本，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当时重要的金融政策课题。战败后的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国内储蓄，严格的外汇管制又限制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因此，要降低利率，只能采取利率管制方式。

利率管制包括存款和贷款利率管制两个方面，由于当时的日本国民除了银行存款之外没有其他的金融资产可供选择，政府对存款利率的管制是非常有效的。

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没有法律上的限制，一年期以内的短期贷款利率虽然受到管制，银行可以通过低利率的企业存款等办法调整实际的贷款利率，因此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并不如存款利率管制有效，这意味着低利率政策为银行创造了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吸收的存款越多，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由于严格禁止赠送礼品等隐性价格竞争，要扩大存款唯一的途径是扩大营业网点。

2战后日本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

战后的日本金融制度为银行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动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的投资需求旺盛而国民储蓄不足，这种动力无疑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大企业投资需求减少，贷款扩张的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银行贷款组合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一旦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制度本身的危机也就在劫难逃。

2．1战后日本金融制度与高速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50～70年代初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大企业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投资需求旺盛，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的主银行。80年代以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主银行制度入手对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和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主银行制度下银行和企业之间长期的、多方位的密切合作有利于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但是迄今为止，主银行制度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学术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金融约束(financialrestraint)理论的框架下分析战后日本的金融制度对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以麦金农和肖为代表的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会损害经济的发展。但是，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现实，对新古典金融发展理论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金融约束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虽然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都包含利率管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在金融抑制下，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从民间金融机构获得制度租金，而在金融约束下政府让民间金融机构保留制度租金。第二，在金融抑制下，实际利率(由政府制定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往往是负值，而在金融约束下，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为正值。

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使民间银行获得一定的制度租金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善银行的激励结构。第一，制度租金和特许权价值(银行存续期内制度租金的现在价值之和)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的道德风险，促使银行加大在企业监督方面的投资。因为一旦由于银行的资产组合风险太大，或者对企业的监督不力而导致银行破产，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越多，银行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银行就会积极地增设营业网点，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银行对营业网点的投资有利于动员更多的国民储蓄，抵消存款利率管制对国民储蓄的负面影响。换言之，银行部门对营业网点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效应，投资的社会收益大于银行自身的收益。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的利率管制相对温和，实际利率依然为正值，加上银行营业网点的发展，使得日本的储蓄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抑制。而银行获得的制度租金(特许权价值)又促进银行加强对借款企业监督，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可以认为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是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的。

2．2经济成熟期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劣化

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成熟期。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通货膨胀使名义的经济增长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进入8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的终息，名义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大企业的投资需求开始减少，国民经济从储蓄不足变成了储蓄过剩。尽管如此，银行业的目标依然是要维持贷款规模的高速增长，为此，大银行开始转向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和商用房地产贷款市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从70年代的7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10％，正是这种贷款规模的扩张冲动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

扩张冲动的根本原因是战后初期形成的银行保护政策。有政府的严格保护，没有银行认为自身有破产的风险，而在低利率政策下，贷款规模越大，银行的利润也就越多。因此，虽然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特别是政策层面的金融管制促进了50—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发展，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原来的金融制度赖以发挥效率的经济环境已不复存在，这样的金融制度的继续存在就开始扭曲银行激励结构，损害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而金融制度自身也一步步地走向危机。

2．390年代的金融制度危机

进入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中小银行和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的经营困境和破产问题就开始出现，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银行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金融制度危机的开始。银行一方面通过持有公司股票的资本利得的会计处理来掩盖经营上的亏损，一方面强烈抵制对外公开不良债权信息。

1995年大和银行纽约分行在美国国债投资中心的巨额损失事件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健全性和政府金融监管能力的信心，其重要的标志是日本溢价(JapanPremium)的出现。

到1997年金融危机从周边地带发展到了中心地区，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和三一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虽然在1998年3月日本政府向21银行(以大银行为主)注入了1兆84日元资本金，日本溢价还是大幅上升。到1998年秋，作为日本长期信用机构核心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已濒临破产。

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日本政府制定了包括60兆日元的政府资金援助在内的金融制度安定化计划。该计划以“金融再生法”和“早期健全化法”为核心，根据“金融再生法”，设立了特别政府管理制度(一时国有化)和金融管财人制度。根据“早期健全化法”，政府通过购买银行的优先股和次级债券增加银行的自有资本。政府暂时接管了日本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银行，并对18家大银行注入了7兆4592亿日元的资本金。同时，根据“金融再生法”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设立了债权整理回收机构(日本版RTC)。

这些紧急对应措施避免了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日本金融制度安定性的信心也开始恢复，日本溢价开始消失。但是，金融危机的最大隐患——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并没有由于政府资金的投入而改善，不良债权不断增加。

到了今年3月，受美国经济减速和股市下跌的影响，日本的股价指数也急剧下跌，日经平均指数曾跌破12000点。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忧。由于日本的银行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股市的持续下跌将使银行无力处理不良债权，使银行达不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甚至破产，而日本大银行的破产不仅会严重损害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对国际金融制度都将是严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提出了紧急经济对策，通过成立专门的“股票购买机构”缓解因银行减持公司股票给股票市场造成的压力，同时要求大银行对实质上已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不良债权，在两年之内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以恢复国际社会对日本银行业的信心。

3市场竞争与制度变迁的适应效率

日本金融制度危机的一个这样教训是，进入经济成熟期后，金融当局并没有改变对银行的严格保护政策，从而扭曲了银行的行为。实际上，低利率政策到1994年才完全废除，而且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即为了减少日美经常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摩擦，日本才同意开放境外日元交易并分阶段取消利率管制。而银行业与证券业的“放火墙”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推倒，银行和证券公司只能通过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渗透。

如何解释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政策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非效率性呢?CoastandMorris(1995)从更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制度惯性(政策惯性)问题，认为抵制制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主体不愿失去旧制度带给他们的制度租金；二是制度变革需要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而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bargainingcost)往往高于维持旧制度的交涉成本；三是在旧制度形成之初，各利益主体的适应性投资具有沉淀成本的性质，当制度变革后，当初的投资就可能变得没有价值，对当初适应性投资的保护也就成了抵制制度变革的力量之一。

具体到战后初期形成的日本金融制度，由于担心失去垄断利润，银行业自然会抵制金融制度的变革，垄断利润越大，制度变革的交涉成本也就越高。为了适应战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日本银行业在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负责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计划部门在银行内部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因而在计划部门配置了最优秀的人才。而当金融制度变革后，这方面的投资就很可能失去其价值，对这部分投资价值的保护也成为制度变革的抵制力量之一。

在日本的一个惯例是，金融当局(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官员退休后往往到民间银行部门担任重要职务，银行保护政策下的一部分垄断利润就以“京官”再就职的形式转移到了金融当局，其结果是金融当局也有积极性维持原来的金融制度。

给定一个健全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制度危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损害，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决定一国金融制度适应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完美的答复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对半个世纪以来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最后走向危机的历史考察，我们的一个强烈直觉是，竞争程度是决定金融制度的适应效率的重要因素。新的竞争者的进入可以减少既得利益阶层的制度租金，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均衡，从而使金融制度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更好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市场竞争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还在于提高制度资源的适应效率。

4结语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风险早期预警体系;信号法;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2）-0083-04

一、引言

自1825年第一次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频繁发生且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诸多破坏性影响。据IMF统计，1980-1995年期间大约有65个发展中国家发生过银行业1危机，而公共部门用于处置银行业危机的成本约为2500亿美元。在至少12起的危机事件中，公共部门的处置成本约占到该国GDP的10%以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和韩国的银行重组成本高达GDP的30%，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则为20%。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深入和金融业务与工具的创新，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较以往大幅延伸。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世界主要经济体至今尚未从危机的泥潭中摆脱出来。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35万亿美元。

除巨大的经济损失，银行危机也导致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阻止国民财富向最具生产效率部门的配置，限制了各国货币政策运作的空间，增加了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2。IMF（1998年）调查发现，在作为分析的31个发展中国家样本中，平均需要三年多的时间才能使其产出增长恢复至危机前水平，产出累计损失平均为12%。在严重的货币危机中，新兴经济体遭受的损失平均达到实际产出的8%。

二、金融风险早期预警体系理论综述

正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巨大，因此各国理论界和监管机构均试图建立适当的风险早期预警模型对其加以预测。Edison（2003）认为早期预警模型体系应包括危机的准确定义和对危机进行有效预测的机制安排。总体上，这些分析都是针对宏观经济、金融部门等宏观审慎指标，然后采用各种分析技术与模型，从而得出分析结果。根据所采用的方法途径不同，国外对于早期预警模型的研究分为参数和非参数模型两种：参数技术包括probit/logit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非参数技术则指的是主要指标法和信号法。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指标或信号法。通过选取宏观经济与金融主要指标（宏观审慎指标MPIs）作为分析变量，确定作为危机信号的阀值，并统计MPIs的“报警信号”的次数来预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当与危机相关联的指标触发其特定阀值时，报警信号就会产生。

二是采用线性回归或受限因变量probit/logit技术。主要用于检验不同指标在确定金融危机发生概率时的重要性程度和有用性，通过监测危机发生之前指标的行为变化来计算危机发生概率。

三是最新技术。包括使用二元递归树来确定主要指标的危机阀值，人工神经网络和基因演算法来选取最合适的指标和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一）指标/信号分析法

Honohan（1997）认为，金融风险起源主要分为宏观经济事件、微观经济不足和区域性危机，那么风险预警则对应不同的警示信号。宏观经济事件导致的危机通常涉及内生性的衰退与繁荣周期，微观经济中能够发生的危机通常因为风险的过度承担和内部人融资，而区域性危机通常与政府主导下的金融体系相关。针对这三种情况，他设定了选取变量的基准条件，如贷款余额、存贷比、利差收入、流动性比率、政府债务等作为分析变量。虽然其指标分析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管判断，但仍被理论界和市场分析人士经常使用。

Kaminsky和Reinhart（1999）的KLR法针对危机前的表现出异常行为的指标的演变进行分析，当指标超过既定阀值时，该指标将发出信号，表明危机在未来24个月内可能发生。变量主要包括：M2乘数、国内信贷/GDP，真实利率、存贷比、M2/储备、银行存款、进出口、贸易条件、真实汇率、股票价格等。Kaminsky（1999）提出构建基于单个指标基础上的金融脆弱性多种合成指数方法。其中第一个指数是所有可以作为危机信号的指标汇总;第二个合成指数通过界定单个指标极值的第二阀值来解释信号的严重程度;第三个指数旨在通过添加最新信号来表示基础面情况的持续恶化，最终的合成指数是所有解释变量根据其统计上重要性程度的加权平均值，合成指数的拟合概率可以作为危机概率的重要预测。

Berg和Pattillo （1999）模型对KLR模型的部分特性进行了修订。其构建的合成指数在考虑了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和边际贡献的基础上汇总了解释变量，可以验证每个变量的重要性和回归系数的稳定性，从而消除了KLR法无法检验变量及合成指数对于危机预测的边际和真实贡献度。

Borio和Lowe（2002）利用信号法分析了银行危机与资产价格、信贷、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了资产价格、信贷等指标对银行危机的警示作用。Davis和Karim（2008）则针对105个国家的银行危机事件，研究了10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hristain（2008）详细介绍了信号法在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银行危机预警的应用。

（二）受限因变量模型法（受限probit或logit回归法）

鉴于危机的爆发是一种二元性的离散事件，因此可以运用受限回归法（probit或logit模型）来对危机的发生进行预测。将危机指标作为二元性变量，通过一系列的解释性变量来加以估算。采用logit或probit预测法，预测出的结果被限定在单元区间，并被解释为危机发生的概率。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评估每个解释变量对于危机的贡献度，并可通过数理统计技术进行检验。

Frankel和Rose（1996）首次采用年度数据和probit模型来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Eichengreen和Rose （1998）在分析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业危机时，采用了多元二项式probit来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国外环境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危机的重大影响，其国内变量贡献度相对较小，但是汇率的估值、国内商业周期和外债水平非常重要，并为金融问题的产生创造了现实舞台。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变量、汇率机制和结构则作用较低。但年度数据的使用导致危机发生的概率的上升几乎与危机同时发生，从而限制了概率作为银行业危机的主要指标的使用。

Demirgü和Detragiache （1998a， 1998b）运用多元二项式logit模型研究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决定因素，认为一系列的解释变量包括：宏观经济变量、金融变量和机构发展进步的估值等。结果显示宏观经济变量是银行脆弱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当通胀率和利率水平均处于高位时，随着增长放缓，危机的概率将会增加。同时，当存款保险机制不明确和机构发展疲软时，危机的概率通常较高。在其进一步的研究中，他们将probit预测用于早期预警，并认为阀值与三个因素相关：与阀值相关的类型1和类型2错误的概率、银行业危机的无条件概率和提前采取措施预防危机发生的成本与发生危机的成本比值，并认为不良贷款率超过10%或者银行救助成本超过GDP的2%时，银行危机发生。

Hardy和Pazarbasioglu （1999）采用多元多项式logit模型来预测银行业危机，根据危机时间分别将一个离散变量定义为2（危机发生期）、1（危机发生前的一年期）和0（其他时间段），由此建立独立于危机年度的主要变量的预测能力。当因变量达到阀值时，银行业危机的早期预警随之启动。

Hutchinson和Mc-Dill （1999）建立了多元probit模型，发现包括产出和股权价格的下降的宏观经济变量与银行业危机密切相关，而其他变量（如汇率波动、通胀、真实利率信贷增长、储备/M2）总体上与银行业危机的爆发无关。但体制因素（央行独立性、显性存款保险、道德风险）与银行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密切相关。

Kamin， Schindler和Samuel （2001）、Bussiere和Fratzscher（2001）分别运用了二元多变量量化分析。Lestano、Jan Jacobs 和 Gerard H. Kuper（2003）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t模型，并将因子分类作为解释变量，采用1970年1月-2001年12月的嵌板数据，对象是6个亚洲国家的预警体系，研究发现货币增长率（M1和M2）、银行存款、人均GDP和国民储蓄水平、M2/外汇储备、国内利率水平及通胀率与银行危机密切相关，

Bussiere和Fratzscher （2006）设计了多元logit回归早期预警模型，对安全期、危机时期和后危机时期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种模型比二元logit模型更好地预测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Beckmann（2007）采用20个国家的1970-1995数据，比较参数和非参数早期预警模型，发现参数预警模型可以更好地预测危机事件。

（三）神经网络3ANN模型

Nag和Mitra（1999）用ANN来构建货币危机的早期预警体系，通过预测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货币危机来进行检验，并将结果与信号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认为ANN的效果要好于KLR模型。

Kolari等（2000）提出了非参数特征识别模型TRM。他们认为受限因变量回归法存在两个缺陷：无法确定哪个变量在预测银行破产中最有用，结果只能反映变量在区别破产与非破产银行的有效性;预测结果没有就每个变量如何影响类型1和类型2错误给出信息;这些模型不能很好地检验变量间的互动。

Franck和Schmied（2003）证明了一个多层级感知器在预测货币危机方面优于logit模型，尤其是能够预测发生在俄罗斯和巴西的货币危机和投机冲击。

三、金融监管部门的早期预警体系实践

借助这些理论，目前已有若干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建立或正在建立危机早期预警体系的模型。根据他们对危机的预测、破产和破产时间以及预期损失模型，这些具体实践活动可以分为：

（一）评级预测法

这种方法旨在预测金融机构在现场检查中的可能评级。该模型得以确定银行定期报告中的一系列变量和现场检查评级的历史关系，其结果将再次被用于评级的定期检查中。预测可以反映银行的当前状况，并可以定期反映银行状况的恶化情况。如美联储的SEER评级模型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SCOR模型。

SEER作为风险排序的模型，可以预测两年内的银行破产概率。该模型收集1985-1991年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用probit回归模型来预测概率。除了每个银行的破产概率，该模型还可以就风险属性分析得出结论，比较既定银行的结果，与其历史演变及与属于同类的类似银行进行比较，为银行体系的整体风险提供了一种估量。

SCOR基于季度财务数据，运用CAMELS等级的有序对数模型来估计当前CAMELS等级为1或2的银行在未来信用等级下降的可能性。模型将上年的财务报表与当前现场评级相匹配，从而估计被评估银行未来的等级次序。若银行当期评定等级为1或2，则其未来降级的可能性等于分别转变为等级3、4、5的概率之和，且模型将临界值设定为30%。

美国OCC运用这种方式也设计了两种模型，第一个估计破产概率和银行在两年后复活的概率，第二个模型（银行测算体系Bank Calculator）运用标准化logistic回归模型来预测破产概率。其解释变量包括：来自银行报告的金融变量，以及可以解释银行业务环境变化的变量，并根据风险种类（银行投资组合风险、银行状况风险和银行环境风险）进行分类。

（二）预期损失模型

这种模型主要适用于那些银行破产情况不多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撑的国家或部门。法国银行业委员会的银行业分析支持系统SAAB通过估计潜在预期损失来预测银行的破产。该系统借助数据库和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数据，估计个人和企业贷款的违约率，然后对每一笔个人或企业贷款提取损失准备金，计算未来三年的潜在损失，并将损失总额从银行准备金水平中扣除，如果调整后的准备金水平仍高于其法定标准，则预期该银行在未来三年内可以持续经营并免于破产。

（三）其他类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宏观审慎指标评估通过众多指标变量反映金融和实体经济体系面对冲击的脆弱性程度，如通胀率、资产价格等，和微观审慎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商品价格风险和收益率等。借助这些指标，宏观审慎分析可以来评估和监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对一国的经济或金融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如机构和监管框架现状或与国际标准的契合度等。其中，金融稳健指数FSI主要用于定期监测金融机构和市场、公司和储户的健康与稳健性。

英国RATE系统综合地评估银行风险，评估每个业务部门、机构及银行整体框架。其中业务因素包括银行的总体业务和外部环境。除了银行当前风险，还评估下一阶段风险演变，运用综合性评估中得到的信息和监管部门对于市场的预测。这种方式可以识别潜在脆弱性的部门并根据每个机构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同时从整体上勾画银行业活动的蓝图。

亚洲开发银行的“早期预警系统VIEWS”（2005）以信号法为基础建立了东亚地区的银行危机预警非参数型模型。模型构建步骤为确定历史上危机发生的时段;选择主要指标如经常账户、资本账户、金融业、财政账户、实体经济和全球经济等六大类;设定噪声/信号比例最小化的百分位值即阀值;构建综合指数确定比较某个时期有多少个预警指标发出了危机信号;估算以综合指数为条件的危机概率。

四、启示

在总结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标准接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金融风险早期预警体系，在研判金融体系的风险走势进行科学的同时，对高风险金融机构予以标识。可综合考虑我国宏观经济状况、金融市场运行、金融机构风险，选取相应的多个层次、指导性强、易于操作的预警指标，以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全面监测和管理。依据国际标准已有的相关指标设置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的临界值，并根据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特点，对各个指标的临界值加以修正，同时注意早期预警模型应在两类错误4间进行权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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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Theory on the Financial Risk Early Warning System： A Literature Review of Foreign Theories

SONG Ying

（Hefei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Hefei Anhui 230091）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面对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应有长期准备与长远打算。让政府有效发挥作用，让各部门各单位有效发挥作用，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这是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所在。

美国的次贷“飓风”，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危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判断与预测，并在立足国内外实际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财政政策决策，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从国际角度看，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各主要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已开始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黄金时期，经济增长减速、就业压力加大与贸易保护抬头使世界各国步入“多事之秋”。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0.3%，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率是-1.43%，个人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企业设备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与美国相似，欧盟经济前景堪忧，日本经济也是内忧外患，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俄罗斯12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正式登记的失业人数达130万人，实际失业人数可能高达460万人，而且拖欠工资现象也很严重。综合来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以及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结构性失衡，全球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各主要经济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被大为挤压。客观地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大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任何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都不可能置身其外。

从国内角度看，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等，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口企业困难、制造业产能过剩致使经济发展减速、失业率上升，加之近十年来形成的主要经济增长点（楼市、车市）形势也不容乐观，迫切需要政府与市场积极主动应对，共克时艰。

一个经济体如何以及何时走出危机或困境，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化解危机的“药方”是否“对症”，二是自身“机体”的综合素质。应该说，与十年前相比，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国有银行体系改革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初步建成等，为我们成功应对此次危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财政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政策决策时，应具备国际视野，又要立足于我国实际，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的不同需要，充分发挥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各项调控目标。简言之，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决策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1、美国何时能走出危机

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从1857年至今，美国共经历了32次危机，从土地泡沫到铁路泡沫，从一个新兴产业泡沫到另一个新兴产业泡沫，一个泡沫破灭所带来的创伤总能迅速地由另一个新泡沫的兴起来修复，美国经济从一个失衡走向另一个失衡，开创出一条“创造性毁灭”之路。尽管如此，我们还应看到，美国数十次金融危机纵向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经济周期微波化，经济周期波动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加强、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就业结构的高级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经济预测能力的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生产的全球化以及成熟的政府政策等因素，使得许多传统的金融和经济风险被淡化与减弱。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整体的资本化、金融化与反危机能力因金融危机而逐步得到增强。基于此，金融危机不可能一直恶化下去，但也很难走出“V”型反转之路，最大的可能是“L”型曲线，底部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美国寻找到下一个新“泡沫”的时间长短。从美国当前的现实状况来看，房地产市场难以在短期内复苏，新能源、生物产业的鼎盛也尚需时日。这时，比较理性的选择是“以时间换空间”，在趋于狭窄的发展空间中可能发生的国际博弈与全方位竞争势必会愈演愈烈，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竞争压力也更趋强烈，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2、积极财政政策要有长远打算

1998年2月，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到2004年，我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7年间，除减税、收入分配、非税收入等政策调控以外，中央财政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和各方面配套资金等逾2万亿元。主要投向农林水利和生态建设、交通通信、城市、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农网改造，以及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兼顾了城乡、区域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比较妥当地处理了短期困难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我们面临的考验比上一轮金融危机更严重，出口、消费与企业投资都受到明显削弱，培育与发展除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之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究竟要实行多久，恐怕不是两三年的事，我们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3、我国财政的回旋余地有多大

当前，全社会都在热议“4万亿元投资”之事，除此之外还有扩大消费与促进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所有政策的核心无非是减收增支。处处要钱，钱从何来？财政收入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保吃饭与稳定，其次才是建设与发展。从名义上看，我们仍具备一定的发展空间，财政风险也处于可控状态之中，但从现实进一步深入考察，已存在的基层财政困难、多种变相的地方政府负债以及其他隐性的资金缺口等因素，缩小了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跳出常规思维，求变图新。要点在于：一是将现有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务求取得实效；二是千方百计地撬动社会资本；三是大力挖掘潜在财源，壮大财政基础；四是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与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五是谨慎对待地方政府发债问题，绝对不能一哄而上。

4、全面准确地理解财政政策的内涵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财政就是“收收支支”，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财政观。实际上，财政是治国理政的基础，“收收支支”只是外在表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包含着财政要素，其行为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最终的财政绩效。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大理财观，即政府财政管理每个机构与个人都有责任，而且要借助法律与制度予以贯彻和落实，并基于此实现业务管理创新与财政的良性循环。如果不具备这一视野或理念，很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或损失。

综合上述四方面考虑，面对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应有长期准备与长远打算，对于由此给财政带来的压力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让政府有效发挥作用，让各部门各单位有效发挥作用，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是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之所在。

三、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

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我国。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际影响，也有国内因素，是综合因素叠加的结果。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从需求、供给、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入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其他调控政策，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应对当前的考验。

1、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扩大政府投资，对冲经济“发动机”的减速美国早期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政府极少直接干预某个行业的发展。但是，除教育和科技外，美国政府对交通建设一直情有独钟。1830年美国铁路总长37公里，1840年增至4800公里，1860年增至4.8万公里，超过世界上其他地区所有铁路长度的总和。在铁路建设中，虽以私营为主，但政府给予铁路公司资金、土地、债券担保、税收优惠等大量支持和帮助。20世纪初，美国政府又几乎完全承担了修建各类公路的重担。便利的交通工具与交通网络强化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也促进了区域经济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扩大。随后，美国各地区起初较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换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我国具备后发优势，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巨大的空间，在经济“发动机”面临减速的情况下，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扩大政府投资，完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很明智的选择。

2、下大决心改善投资环境，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市场活力

拉动经济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撬动社会资本、带动银行贷款、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困难时期，社会资本缺乏信心，银行贷款畏惧风险，市场活力缩藏起来。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虽然也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不是治本之策，根本所在是项目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投资环境的易生长性。私人投资者在市场中选择项目面临的风险很多，部分是个人的，还有部分是准公共或公共的，如何避免那些不完全是个人的投资风险，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放宽社会资本投资限制，规范相关税费管理，简化行政管控，改善与强化政府服务，优化投资环境，从根本上吸引与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起更大的市场活力。

3、实施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与延长产业链条的财税政策，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和关键技术行业

通过结构性的财税政策，引导国内重要行业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与产业链延长，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通过增加科研投入，实现重大科学技术与关键机器设备的自主研发，重视并推动我国农业、粮食、生物等关键行业的研发与生产。除在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外，还要鼓励企业加大职工技术培训投入，允许更多的职工培训费在税前成本列支；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对新能源、新材料、突破性环保技术等研发加大优惠力度；鼓励与奖励国内企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与控制力；将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中的研发投入，纳入允许抵扣的范围内，鼓励现代服务业升级；细化出口产品的税则分项，根据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给予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支持出口结构升级。

4、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正确引导与促进国内消费

此次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要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必须建立在现实的购买力基础之上，虚拟的购买力必然催生出虚假的繁荣，最终会适得其反。从促进消费角度看，应提高企业职工劳务报酬的税前列支标准，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所得，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公共医疗、教育的财政支出，推动与扩大国内消费；继续降低房地产市场虚高价格、降低部分交易环节税收，促进住宅消费回升；调整相关税费政策，鼓励经济型、小排量汽车消费；积极倡导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等等。

5、稳妥有序地转换出口结构及外向型发展战略

在外贸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只要国际市场有需求，且出口有利可图，企业就具有扩大出口的动力，因此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需要坚持以企业和市场为出口结构调整的主体，政府可借助“市场倒逼”机制，给企业和市场适当加以引导，使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形成合力。在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群体性经营困难与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政府有责任予以干预与救助。

6、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反对泛市场化

我国的房地产物业税尚未开征，很多资源以市场化的形式运营管理，没有被市场化的资源行业的社会分红比重不高，垄断性的公共服务所固有的潜在财政性收入在大量流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实力，也使得社会不和谐因素逐渐累加。总之，我们应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大力挖掘潜在财源，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物资基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益化。

7、高度重视与有效发挥粮食、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储备功能，积极应对国际博弈

美国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建立霸权，主要依赖于四大支柱：军事与科技实力；美元本位制；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农业和粮食战略。近现代以来，围绕着石油、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与储备，国家之间上演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我国应不断增强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掌控相关商品定价权，以防受制于人；应深入研究国际博弈背后的客观规律，为我所用，并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起伏开展不同类型的交易，稳定与增加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严控进口型通货膨胀的输入，为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奠定良好的基础。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规模逐年扩大，外贸竞争力不断提高，但仍存在高技术产品竞争力偏弱、出口效益低下、国际市场环境有所恶化的问题。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了我国外贸高速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完善外贸促进体系、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集聚、培植跨国企业和国际品牌等策略，才能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 关键词:金融危机 外贸竞争力 外贸战略 贸易竞争力指数 我国外贸发展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向前发展，很好地起到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贸总额为206亿美元，居世界第32位;2007年，我国外贸总额递增到21738亿美元，已连续4年稳居世界第3位。30年来，我国外贸总额增长了10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18.7%，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78%上升到现在的8.9%。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7年进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拉动GDP增长2.8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为各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机会，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11%。目前我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日本、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东盟第四大出口市场。 但我国还远远不是世界贸易强国。因为我国外贸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数量增长和价格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在成长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同时，简单粗放的产业扩张模式已逐渐显现出其固有的弊端。从宏观经济的指标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风险较大;从国际交换中的利益分配来看，我国仍处低端，外贸发展的规模与效益并不对称;在贸易额中，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了一半，国民收益并不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我国的话语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中，我国所处的位置较为被动。因此，如何在持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的同时，尽快增强对外贸易竞争力、提高对外贸易效益、实现贸易强国梦，是我国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正当我国外贸高速发展之际，由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导致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美国次贷危机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出口竞争力下降，我国商品出口呈现减速发展趋势。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下降5%-6%。据我国海关总署统计，200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5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8%，比2007年回落5.7个百分点，外贸增速是“入世”7年来首次低于20%，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减速明显。2008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8229.3亿美元，增长17.3%，比上年回落10.3个百分点;玩具出口企业数量大幅减少，玩具出口增速大幅下滑，我国有玩具出口记录的企业4388家，比2007年下降49%，全年共出口玩具86.3亿美元，同比增长1.8%，增速回落18.5个百分点。商务部对35家行业协会、10个沿海省市和400家重点出口企业的初步调查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下行的压力加大，出口增速可能较2008年大幅度回落，部分行业甚至出现负增长。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3337.4亿美元，同比增长10.5%，比2007年回落4.5个百分点，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增速回落至7年来最低点。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我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我国产品出口增长造成严峻挑战。 我国外贸竞争力水平的实证分析 面对恶化的外部贸易环境，应详尽分析我国外贸竞争力水平，以期为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参考。外贸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本文拟选取能较好衡量外贸竞争力水平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条件来具体分析和评价我国外贸竞争力基本状况。 (一)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分析 出口商品结构转化率是用来分析出口商品竞争力发展趋势、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对外贸易质量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可以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大小变化来表 示。当比重大于1时，说明出口商品结构得以改善和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得到增强;反之，则意味着出口商品结构在恶化，竞争力也在衰退。 图1表明，1980年以来，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1-1985年为第一阶段，大部分年份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比重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但变化幅度不大，而且有反弹。1981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工业制成品首次超过50%。但在1985年，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比例再一次超过50%，而工业制成品则降为49.4%。1986-2005年为第二阶段，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持续快速增长，而初级产品所占出口比重则迅速下降。从1986年起，我国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比重一直超过初级产品所占出口比重。1990年，初级产品所占份额降到25.6%，到2005年，则降至6.44%;同时，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总额比重持续上升，1990年，这一比重为74.4%，到2005年，达到93.4%。可见，工业制成品已经占据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工业制成品在1981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但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 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比重的变化。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工业制成品包括化工产品，轻纺、橡胶和矿冶产品及相关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和其他未分类产品。其中，化工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可归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其他产品则可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由表1可知，1992年以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促进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在这一阶段，由过去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轻纺产品转变，产品具有较低技术含量、粗加工、简单加工特点。1992年以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逐年降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逐年上升，成为促进工业制成品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阶段是以出口轻纺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化工、高新技术产品等重化工产品转变，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特点。 (二)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表明一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哪一类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贸易竞争能力。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表明一个国家的某类产品是净出口还是净进口，以及净出口、净进口的相对规模。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则为出口专业化，表明该国该类产品具有较强的外贸竞争力，该国为该类产品的净出口国;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小于0，则为进口专业化，表明该国该类产品的外贸竞争力较弱，该国是该类产品的净进口国;如果一国某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等于0，则为水平型分工，说明该国该类产品的外贸竞争力与国际水平基本相当，其进出口仅是国际间进行的产品品种交换。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具有如下基本特点:初级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1980-1985年呈上升趋势，但从1986年开始下降，虽然1990年有所反弹，但1991年之后持续下滑，1995年开始为负值，这表明初级产品整体上已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且比较竞争劣势愈加明显;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上表现为持续升势，但升势不明显，1980年该指数为负值，处于比较劣势状态，但1990年开始转为正值，且上升趋势不变，表明工业制成品总体上已摆脱了比较劣势，但在国际竞争中还只具有较弱的比较竞争优势;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竞争力指数在1980-2003年期间是负值，其中1985-1986年处于谷底，2011年后转为正值，表明该类产品具有较强的比较竞争劣势，但其国际竞争力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三)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产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世界该类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的比率，反映了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用RCAij表示j国在i类产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若RCAij>1，则表示j国i类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若RCAij<1，则表示j国i类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 表2所示，从1995年开始，[SITC0-4]的RCA值都小于1，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在 初级产品的出口上已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中，杂项制品[SITC8]和按原料分类的包括皮革制品、纺织服装等制成品[SITC6]的RCA值均大于1，表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但整体上均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中，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SITC7]和未列明化学品及相关产品[SITC5]的RCA值绝大多数年份都小于1，表明中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上不具备显性比较优势，且[SITC5]呈逐年下降趋势，[SITC7]则逐渐递增，显示出最快的增长速率。 (四)贸易条件分析 贸易条件表明一国对外贸易的效益与竞争力，一般分为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三种。价格贸易条件是指以某年为基期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反映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多少进口商品。如果一国在一定时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有所增加，则该国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则恶化。收入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商品的数量指数的乘积，反映一国在出口基础上总的进口能力的大小。 由图3可以看出，我国从1980年以来，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其中，1997-2005年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明显。从价格贸易条件的评价公式可以看出，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主要是由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和出口商品价格明显下降所引起。出口数量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总体呈上升走势，但前者升幅大于后者，尤其是1999年后这一现象更加明显。这种变化说明，多年来我国出口一直是高度依赖数量扩张的粗放式增长，这表现为我国出口收入的不断上升以及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是在出口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来实现的。近年来，我国的贸易利益增长并没有与贸易数量增长呈同比例关系，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市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我国仅仅依靠数量扩张来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空间已越来越小，这也说明我国有必要加快外贸商品结构优化和升级步伐。 提升我国外贸竞争力的策略 从上述实证分析中，可以发现我国外贸竞争力呈逐年增强态势，但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初级产品竞争力有所下降，工业制成品竞争力逐渐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已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强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但贸易条件却在逐年恶化，贸易利益没有与贸易数量同比例增长。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生产、流通和研发环节处于劣势，在资本、技术和品牌方面与贸易强国差距较大。 依据我国外贸竞争力基本状况和国际贸易竞争理论，笔者拟从以下几方面探讨提升策略。 (一)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最大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的加工环节，而这源于我国具有丰裕的劳动力要素。充分利用好劳动力丰裕这一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可以提高劳动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又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和技术，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然而，这种要素成本竞争受到“要素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竞争力随要素投入的增多而逐步减弱。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必须向高档次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才有持续的更强的竞争力。因此，我国现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高新技术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渗透，着力于新型化、多层次化、精细化产品开发，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增加其附加值。我国可利用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加大引进力度，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壮大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我国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度，使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这样，我国就能在实现传统要素收益最大化，传统优势产业得到壮大的同时，生产要素结构得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二)完善外贸促进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我国现行的外贸促进政策在扩大外贸出口、提升外贸竞争力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有些政策和措施已不太适应外贸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市场化、规范化、支持度方面有所欠缺，对我国现行的外贸政策和措施有必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构建起稳定、规范和统一的外贸促进体系。为此，要加强外贸立法工作，建立与市场经济、外贸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外贸管理体制，规范政府行为，增强管理透明度，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便利的运行环境和稳定有序的制度平台。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出口促进资金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划出专款作为出口促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经费，建立国家研发资助基金、品牌发展基金、重点商品出口促进基金、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基金等，大力支持外贸企业发展。要加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对外贸产业的支持力度，完善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扩展使用范围和品种，降低出口企业的相关风险。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要增加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投入，发挥行业商会、驻外经贸机构、行业中介机构等组织的桥梁和服务作用，开展国际市场信息调研，加快信息反馈，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帮助。 (三)加快产业集聚，促进产品结构升级 我国产业集中度低、企业结构小而散，形不成规模经济效益，致使生产和经营成本增高，研究开发投入少，企业缺乏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力。特别是国有经济包揽过多，行业分布过宽，力量分散，严重制约了其发挥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因此，我国要利用世界产业调整和转移的历史机遇，加强经济开发区规划，打破地区、部门和行业分割，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整合各类企业和产业，组建大型企业集团，集聚分散的中小企业，形成区域整体优势，做大产业规模，降低经营成本。同时发挥企业集聚优势，深入开展技术革新，开发新产品，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其国际竞争力自然就强。 (四)加强技术创新，创建知名品牌 多年来，我国出口商品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但整体竞争力较弱，经济效益较低，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处于工业制成品生产末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品牌，而知识、技术和品牌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是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波特认为，适宜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是一国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可见，我国要提升外贸竞争力，就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机制，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创新能力。为此，国家要加大研发投入，启动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素质，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我国还应实施品牌战略，通过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从国际市场价值链看，30%的产品增加值来自生产环节，70%来自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和营销环节。 我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和贸易强国，提高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大力创建国际知名品牌。要创建国际知名品牌，就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品牌发展中优胜劣汰的作用，鼓励和扶持企业争创名牌，为自主品牌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可通过以下措施促进商品品牌建设:为品牌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政府应建立专款基金，支持企业开展研发和技术革新，创建自主品牌;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对一批在竞争中已处明显优势的国产品牌倍加珍惜，通过各种传媒大力宣传;推动名牌企业走出国门;政府多方面为名牌企业在国外投资建立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提供便利;加大自主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广知识产权法，防止恶意侵权行为，合理利用法律保护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五)培植大型企业集团，推进对外直接投资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企业经营战略、结构和竞争方式是构成一国外贸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国外贸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说，要提高外贸竞争力，国家就要重视本国企业自身素质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鼓励企业到国外投资，而最能体现一国外贸竞争实力的就是外向型大企业集团或称跨国公司。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我国仅有10家，表明我国能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竞争的企业微乎其微。因此，培育和造就一批能跨国经营的工商企业集团，是我国成功跨向贸易强国的现实要求，也是提 高我国经济贸易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利益所在。培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可通过股权分享、联合投资、合并重组等方法，逐步把我国在海外的中小企业整合为达到一定资本规模和业务拓展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同时，要推进大企业、大集团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并购重组。国家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遵照市场规律，打破地区和行业界限，鼓励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收购兼并、扩股融资、债务重组等金融方式实现战略性并购。另外组建大型银行财团，推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共同开拓海外市场。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摘 要：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量自去年11月份持续走低。通过对影响出口的几个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我国政府与外贸企业应对危机的措施，建议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政府宏观调控协助企业，共同走出困境。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出口，竞争力，融资 最初由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动荡逐步引发成为的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各个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随着这一场金融风暴的冲击，我国出口贸易已经严重受挫。中国海关总署3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中国出口额649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5.7％；进口额约60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4.1％，贸易顺差不足5。亿美元，远低于1月的近400亿美元，自去年11月以来，我国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贸易负增长。 1 影响出口的原因 首先，外需下降导致出口减少，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使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下降，国外订单数量大幅减少，这成为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恶化的主要原因，其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各国政府为了减缓经济衰退，保证产业安全，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来竞争者的影响和减少失业，利用技术、环保等各种贸易壁垒对我国商品进行阻碍，再次，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而人民币相对坚挺，外贸企业的价格优势减弱，这给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压力，最后，企业融资不顺，金融危机造成的信贷亏损打击了银行的信心，银行收紧信贷标准，导致信贷短缺。特别是对于某些中小型的外贸企业。面对信贷融资的不顾，再加上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涨所导致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纷纷承受不了压力，缩小生产规模甚至倒闭。 2 外贸企业的应对措施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所具备的应对变革与激烈的外部竞争并且取胜于竞争对手的集合。我国外贸企业想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稳步发展，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经营管理工作。 2．1 优化管理、降低成本 我国外贸出口商品能受到世界市场的亲睐。很大原因在于我国商品具有价格优势，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些优势使得我国企业生产成本低廉，在出口时能以低价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我国外贸企业如果还想保持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就必须注意对企业进行优化管理，特别是节省企业开支，比如生产企业可以通过改进生产流程、降低材料单耗、增加材料的利用程度，控制管理费用等来降低成本费用，使价格优势继续得到发挥。 2．2 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我国出口商品当中，有很多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还不具有达到品牌效应的标准，这使得我国外贸企业丧失了部分赢利空间，如果外贸企业能够深入对商品和服务质量把关、加速创新研发来提高技术水平，以形成品牌效应，那么企业不但能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还可以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所以我国的外贸企业必须通过大力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出口商品的档次和质量，增强自主创新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优势。 2．3 做好风险防范的准备 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避险工具和方案，在经营管理方面，企业应该管理好海外应收账款，避免形成呆账坏账。面对汇率波动风险，在与国外企业进行账款结算支付时，应收进硬货币、支付软货币‘企业可以恰当运用远期结售汇等金融衍生工具锁定未来汇率和财务成本，通过保值方案规避风险，外贸企业在选择出口目标市场时，还可以采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方式，减少对其中一个市场的依赖，积极发展新兴市场，开拓出口新渠道，保证出口的顺利进行。可喜的是，在上海召开的第19届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参展商们普遍认为中东、南美等新兴市场国家对其商品颇为亲睐，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但去年对这些市场的出口是稳中有升，在低迷时期转战新兴市场不失为明智之举。 3 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我国是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外贸出口给人民带来了机遇，面临出口额的持续走低，对我国就业率产生了严峻影响。加上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因素存在，为了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我国政府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及适度的战略性贸易保护来支持外贸企业。 3．1 鼓励银行对外贸企业融资 外贸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融资，企业资金周 转不顺必然导致产量下降、裁员求生存，这些问题更多的体现在中小企业身上，政府应鼓励银行向外贸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拓宽融资渠道，解决企业融资问题。与此同时，推进贸易融资政策的出台，着重加强对中小型企业在出口融资、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资金担保等方面的支持，更好的惠及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 3．2 加强国际合作，创造良好外贸环境 加强各国经济合作在有效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十七大提出我国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刚结束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我国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加强与他国的合作，可以为我国外贸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和空间，各国通过互相降低或减免关税、开放市场，可以实现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此外，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摩擦很多，政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也能对此起到缓和作用。 3．3 采取政府补助、出口退税政策 当前形势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补助以弥补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部分出口损失。此外，出口退税也是一种有效的鼓励外贸企业出口的手段，减少企业成本和负担，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价格优势，当然，国际上会有反对我国采取出口退税的声音，认为这会对他国企业造成威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出口退税是国际惯例，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要求，金融危机下，外贸企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政府有权利进行政策的调整来保障经济稳定，加强对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从而保证贸易稳定与良好的就业。 3．4 稳定汇率 我国汇率自2005年就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单一的盯住美元，而是参考多种货币根据权重组成的货币篮子，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目前的形势下，外贸企业面对的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政府采取稳定汇率的政策对外贸企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展望 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我们也应看到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欧洲媒体称这次金融危机使很多欧美消费者改变了以往的消费习惯，从高档商品转到对中低档商品的消费，我国出口商品中有很大部分是中低档商品，生活基本必需品占出口总量的60％左右。这些商品的需求弹性小，具有很强刚性，加上更多欧美国家对中低档商品需求的增加，这给我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扩大欧美市场带来了机遇，同时，政府已采取了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2008年下半年2次调高出口退税率，2009年1月进一步调整进出口关税税则，有效发挥了关税政策的经济杠杆作用，在融资方面，政府着手为中小企业拓宽渠道，提供企业信用系统，这无疑有利于增加外贸企业的信心，这场经济危机是全球性质的，我国整体竞争优势也没有变化，企业如能在政府的协助下努力完善自身的生产经营，我们有信心外贸企业能抓住机遇渡过难关。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11篇

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间，因国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紧缩信贷规模，部分企业和个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金短缺问题。民间融资借此契机得以迅速发展，民间融资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9月至2010年期间，货币政策波动较大，但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线，国家存贷基本利率经过了6次调整，减幅累计达到0.418%。2010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三次以0.25%上调，从而抑制了贷款需求。一些企业在经营困难急需资金时，却遭遇到了银根收紧的难题。货币政策呈现“紧”、“松”、“紧”的频繁变化，而信贷规模又是计划管理，这种国家宏观政策上的不可预测性，使多数私营企业难以适应，给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冲击。

我国货币政策一般是“逆经济方向行事”，也就是说在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信贷市场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信贷市场中的货币供给，降低贷款成本，非正规金融的信贷规模也随之增加。但经济在宽松的政策中仍处于低迷状态，借贷资本一般会流向实体经济这些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部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货币供给，借贷利息上升，正规金融信贷成本上升，更多借贷需求者转向非正规金融市场，此时经济处于高涨状态，因此借贷资本更多会流向房地产等那些收益高、风险大的非实体经济部门。

非正规金融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评价一个阶段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通常通过统计数据指标来反应，如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存贷款流量、利率变化等。由于非正规金融游离于监管之外，其发挥的作用往往被忽略掉，影响了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正确评价。一是对利率的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由国家确定，而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利率是根据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非正规金融信贷大部分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而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个卖方市场，在供求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利率水平远比银行同期利率高，那么单凭正规金融机构利率并不能真正全面反映我国金融运行情况，从而对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也造成相当大的阻力。

二是对货币流通速度测算的影响。评价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流通速度，如果政策制定者未能有效预测或在估算其变动幅度时出现小的差错，都可能使货币政策效果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可能使本来正确的政策起到反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一些非存款金融机构也具有了一定的货币创造能力，从而使得以商业银行为中心设计的货币控制方法显得力不从心。现实中，大多数非正规金融交易是以现金方式进行的，大规模的现金交易势必会导致统计过程中的现金漏损率的增加，从而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测算。非正规金融的现金交易并未被纳入到官方统计范畴内，也很难被准确计量，这都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流通量控制难度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从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与综合评价。

三是对融资总量与投资方向的影响。非正规金融体系资金融通过程中的显著特征是高利率，民间的闲置资金和正规金融体系中相当一部分的沉淀资金被高利率吸引到非正规金融中去，从而导致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流出，这些脱离了政府监管的资金与民间资金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隐形融资市场。由于非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活动未被纳入国家统计和监管范畴，大量的民间资金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信用总量被隐性放大，国家对全社会资金供给结构和总量无法准确把握，从而影响国家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正确判断。

非正规金融对金融秩序稳定性的影响

货币政策效果的衡量集中于正规金融市场，而对于非正规金融而言，虽然“非正规”不等同于“非法”，但对其监管缺失和定位不清晰使其往往容易诱发非法集资、非法放贷等非法金融活动，不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的稳定。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不利于国家在资金上进行宏观控制，不利于信贷结构的调整。

以高息揽存、非法融资为特征的地下钱庄，都以数倍于国家合法利率的高利率吸纳资金，并高息放贷；个别担保机构、典当行、房地产中介机构违规办理垫资还款、短期资金拆借等金融业务，极易诱发偿付危机。非正规金融体系的组织制度缺乏规范化，业务管理混乱，抗风险能力较弱且风险意识淡薄，对投放的信贷资金用途几乎没有约束，尤其是当正规金融体系进行信贷收缩时，大量的资金通过非正规金融体系流入到投机性的交易活动中，如股市、楼市的投机性买卖。这些都扰乱了我国金融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和调控措施，非正规金融体系内在的金融风险一旦释放出来，很容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乱，影响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出口，竞争力，融资

最初由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动荡逐步引发成为的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各个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随着这一场金融风暴的冲击，我国出口贸易已经严重受挫。中国海关总署3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中国出口额649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5.7％；进口额约60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4.1％，贸易顺差不足5。亿美元，远低于1月的近400亿美元，自去年11月以来，我国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贸易负增长。

1影响出口的原因

首先，外需下降导致出口减少，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使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下降，国外订单数量大幅减少，这成为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恶化的主要原因，其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各国政府为了减缓经济衰退，保证产业安全，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来竞争者的影响和减少失业，利用技术、环保等各种贸易壁垒对我国商品进行阻碍，再次，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而人民币相对坚挺，外贸企业的价格优势减弱，这给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压力，最后，企业融资不顺，金融危机造成的信贷亏损打击了银行的信心，银行收紧信贷标准，导致信贷短缺。特别是对于某些中小型的外贸企业。面对信贷融资的不顾，再加上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涨所导致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纷纷承受不了压力，缩小生产规模甚至倒闭。

2外贸企业的应对措施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所具备的应对变革与激烈的外部竞争并且取胜于竞争对手的集合。我国外贸企业想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稳步发展，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经营管理工作。

2．1优化管理、降低成本

我国外贸出口商品能受到世界市场的亲睐。很大原因在于我国商品具有价格优势，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些优势使得我国企业生产成本低廉，在出口时能以低价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我国外贸企业如果还想保持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就必须注意对企业进行优化管理，特别是节省企业开支，比如生产企业可以通过改进生产流程、降低材料单耗、增加材料的利用程度，控制管理费用等来降低成本费用，使价格优势继续得到发挥。

2．2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我国出口商品当中，有很多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还不具有达到品牌效应的标准，这使得我国外贸企业丧失了部分赢利空间，如果外贸企业能够深入对商品和服务质量把关、加速创新研发来提高技术水平，以形成品牌效应，那么企业不但能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还可以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所以我国的外贸企业必须通过大力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出口商品的档次和质量，增强自主创新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优势。

2．3做好风险防范的准备

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避险工具和方案，在经营管理方面，企业应该管理好海外应收账款，避免形成呆账坏账。面对汇率波动风险，在与国外企业进行账款结算支付时，应收进硬货币、支付软货币‘企业可以恰当运用远期结售汇等金融衍生工具锁定未来汇率和财务成本，通过保值方案规避风险，外贸企业在选择出口目标市场时，还可以采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方式，减少对其中一个市场的依赖，积极发展新兴市场，开拓出口新渠道，保证出口的顺利进行。可喜的是，在上海召开的第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参展商们普遍认为中东、南美等新兴市场国家对其商品颇为亲睐，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但去年对这些市场的出口是稳中有升，在低迷时期转战新兴市场不失为明智之举。3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我国是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外贸出口给人民带来了机遇，面临出口额的持续走低，对我国就业率产生了严峻影响。加上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因素存在，为了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我国政府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及适度的战略性贸易保护来支持外贸企业。

3．1鼓励银行对外贸企业融资

外贸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融资，企业资金周转不顺必然导致产量下降、裁员求生存，这些问题更多的体现在中小企业身上，政府应鼓励银行向外贸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拓宽融资渠道，解决企业融资问题。与此同时，推进贸易融资政策的出台，着重加强对中小型企业在出口融资、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资金担保等方面的支持，更好的惠及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

3．2加强国际合作，创造良好外贸环境

加强各国经济合作在有效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十七大提出我国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刚结束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我国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加强与他国的合作，可以为我国外贸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和空间，各国通过互相降低或减免关税、开放市场，可以实现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此外，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摩擦很多，政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也能对此起到缓和作用。

3．3采取政府补助、出口退税政策

当前形势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补助以弥补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部分出口损失。此外，出口退税也是一种有效的鼓励外贸企业出口的手段，减少企业成本和负担，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价格优势，当然，国际上会有反对我国采取出口退税的声音，认为这会对他国企业造成威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出口退税是国际惯例，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要求，金融危机下，外贸企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政府有权利进行政策的调整来保障经济稳定，加强对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从而保证贸易稳定与良好的就业。

3．4稳定汇率

我国汇率自2005年就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单一的盯住美元，而是参考多种货币根据权重组成的货币篮子，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目前的形势下，外贸企业面对的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政府采取稳定汇率的政策对外贸企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双语教学；国际金融；教学方法

Abstract

Bilingualteachingininternationalfinancehasbeenintroducedbymoreandmoreuniversitiesandcolleges.Variousobstaclestothebilingualteachingininternationalfinanceshouldnotbeignored.Inordertoeliminatetheseobstaclesandimprovetheteachingquality,wehavetochooserightcontents,booksandteachingmethodsandmodesforstudentswhomajoreddifferentsubjects.

Keywords：BilingualTeaching；InternationalFinance；TeachingMethods

1.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学的课程建设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不少高校鼓励老师采用双语教学讲授国际金融。可是，和其它学科一样，国际金融双语教学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在一些高校学生害怕甚至抵制双语教学，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对于每门课程双语教学存在的共同难点，许多学者已经发表论著阐明自己的观点，不需要笔者在此文中赘述。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国际金融学的课程内容、课程特点出发，找出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有的障碍和难题，供同行借鉴。

2.实施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的意义

国际金融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是很多年以来，国际金融学只是国际贸易学的一部分，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出版了几本以国际金融为题的专著，国际金融学才开始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大学的课堂上讲授[1]。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开设国际金融学，虽然历史不长，但不少学者积极撰写国际金融学教材，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开设的国际金融学更成熟，通过引进原版教材，西方的国际金融体系让国内的任课老师耳目一新，学生可以直接学习原汁原味的国际金融理论。同时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课程内容要求师生都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这样才能学到最新的国际金融理论，分析不断出现的国际金融新问题。没有较强的英语语言能力，只能学习别人翻译的作品，翻译的作品除了存在时间滞后问题外，还可能因作者的表达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文的含义。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亦有助于纠正人们对英语学习目的的认识，中国学生从中学开始学习英语，可是到了大学，许多学生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英语这门工具，这是因为学生们一直是为学英语而学英语，或者是为了英语考试而学英语，十年寒窗学英语，结果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真是太可惜。其实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通过掌握英文这一交流工具学习西方先进的专业理论和知识，在网络、传媒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英语水平高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学习最新的专业知识，所以开展国际金融双语教学能够提高学生英语语言应用能力，促使他们重新认识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

3.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的特有问题

同其它学科双语教学一样，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不少共同问题和障碍，这些障碍分别来自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方法，不少学者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本文只针对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有的问题和障碍，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教材的选择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

3.1教学内容方面

关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国内外的看法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国际金融学具有宏观性、微观性和综合性，研究的问题错综复杂。其内容既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在货币与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矛盾与协调及其对国民收入、国际收支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种种影响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学主要分析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各种形式，如外汇汇率、外汇市场、国际储备、国际借贷、国际债务、国际金融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3]。同时国际金融学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性学科，学好国际金融学，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学、货币银行学基础。正是因为国际金融学内容丰富复杂，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住注重微观部分的讲授和国际金融实务，主要从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出发，讲授如何在国外筹资和投资，如何进行风险管理等内容。而在经济学院，则注重国际金融理论的讲授，不少高校开设国际经济学，内容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和国际贸易。我国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颇具自己的特色和优点，既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又包含国际金融实务，理论联系实际，但因为受到课时和教材篇幅的限制，所以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老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学生深入讲解。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讲授中采用双语教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国外的教材引入中国课堂。同一门课程，中外不同的教学内容，使教师在讲授时不知该如何取舍。

3.2双语教材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在西方，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到的国际金融学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同的国际金融教材内容存在较大差别，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教材主要来之英美,主要代表作有Obstfeld,M.和K.Rogoff合著:Foundationsof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s,MITPress,2006"；Grossman,G.和K,Rogoff合编:Handbook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1,NorthHolland,2005"；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

andPolicy,AddisonWesleyLongman公司；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

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出版；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

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EphriaimClark著internationalfinance，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中，Obstfeld和M.Grossman,G为第一作者（或编者）

出版的教材主要针对国外的研究生[4]，其难度略高于中国金融本科专业的要求。

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主要讲解

国际金融理论。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注重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分析。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强调国际金融管理。北京大学影印的internationalfinance（由EphriaimClark著）在西方是MBA教材，体系上却与我国的教材比较相似，区别在于该教材更注重对金融衍生品和金融风险管理的写作。国外原版教材语言纯正，体现了西方的逻辑、文化，尤其是其推理过程、思维方式的不同能很直观地显现出来，并且往往体现了新的教学原则和教法。面对这些优秀教材，任课老师感到耳目一新甚至赏心悦目，但是只能选择一本作为教材，如何取舍无疑是一大难题。

3.1教学内容方面

关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国内外的看法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国际金融学具有宏观性、微观性和综合性，研究的问题错综复杂。其内容既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在货币与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矛盾与协调及其对国民收入、国际收支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种种影响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学主要分析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各种形式，如外汇汇率、外汇市场、国际储备、国际借贷、国际债务、国际金融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3]。同时国际金融学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性学科，学好国际金融学，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学、货币银行学基础。正是因为国际金融学内容丰富复杂，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住注重微观部分的讲授和国际金融实务，主要从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出发，讲授如何在国外筹资和投资，如何进行风险管理等内容。而在经济学院，则注重国际金融理论的讲授，不少高校开设国际经济学，内容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和国际贸易。我国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颇具自己的特色和优点，既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又包含国际金融实务，理论联系实际，但因为受到课时和教材篇幅的限制，所以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老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学生深入讲解。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讲授中采用双语教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国外的教材引入中国课堂。同一门课程，中外不同的教学内容，使教师在讲授时不知该如何取舍。

3.2双语教材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在西方，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到的国际金融学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同的国际金融教材内容存在较大差别，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教材主要来之英美,主要代表作有Obstfeld,M.和K.Rogoff合著:Foundationsof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s,MITPress,2006"；Grossman,G.和K,Rogoff合编:Handbook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1,NorthHolland,2005"；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

andPolicy,AddisonWesleyLongman公司；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

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出版；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

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EphriaimClark著internationalfinance，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中，Obstfeld和M.Grossman,G为第一作者（或编者）

出版的教材主要针对国外的研究生[4]，其难度略高于中国金融本科专业的要求。

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主要讲解

国际金融理论。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注重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分析。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强调国际金融管理。北京大学影印的internationalfinance（由EphriaimClark著）在西方是MBA教材，体系上却与我国的教材比较相似，区别在于该教材更注重对金融衍生品和金融风险管理的写作。国外原版教材语言纯正，体现了西方的逻辑、文化，尤其是其推理过程、思维方式的不同能很直观地显现出来，并且往往体现了新的教学原则和教法。面对这些优秀教材，任课老师感到耳目一新甚至赏心悦目，但是只能选择一本作为教材，如何取舍无疑是一大难题。

3.3教学方法方面

双语教学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母语教学方法其实本身并没有太大差异，然而双语教学增加了教师表达和讲授的难度，同时对学生的要求也更高。在实践中，一些学生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达不到双语教学的要求，畏惧甚至反感双语教学，由此产生厌学的情绪，他们在课堂上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这不仅会冲淡教师上课的热情，也进一步增加了教师管理课堂的难度，讲授的难度也更高。从双语教学的模式来看，主要有沉浸型、过渡型、翻译式、保持型、和双重语言教学等模式[5]，在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该选择哪一种模式，也是任课教师困惑的难

题。

4.对策

提高国际金融双语教学的质量，关键在于因材施教，不同专业的学生传授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另外，教材的选择也十分重要。

4.1根据不同的专业，选择教学内容

因为国际金融学的内容很多，在课时有限的条件下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应传授不同的教学内容，同时要注意教学内容本土化，联系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国际收支状况、中国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等实际，因为这些内容，一般不会在外国学者的著作中出现。笔者认为，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特别是国际金融方向的学生，讲授内容应该最深也最全面，不仅是理论还是实务部分，要求都应该比其它专业高得多。对于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与调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金融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金融监管、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管理等难点，应深入讲授。对于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可以将讲授的内容与国际贸易专业的特点和要求结合起来，比如说为学生深入讲解外汇风险管理、国际结算等方面的内容。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可以将国际金融理论作为讲授的重点。而管理学、会计学、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同学往往金融学基础比较薄弱，教学计划中的国际金融课时又比较少，在教学内容选择上应首先保证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的传授，然后再选择比较容易又具趣味性的国际金融实务，比如外汇交易、套期保值等内容。

4.2参照国内优秀教材，选择合适的外文教材

外文教材有不少优点，但是外文教材缺乏对国内国际金融热点问题的阐述，同时外文教材也缺乏丰富的教辅资料，学生在学习时往往要参照国内的中文教材。笔者认为，对学生推荐国内优秀教材是非常有必要的，姜波克、陈雨露老师以及老一辈的国际金融专家陈彪如和钱荣堃编写的教材都是非常严谨和漂亮的，符合我国国情，选择外文教材开展双语教学时，不仅不能忘记这些教材，而且应该向学生推荐强调这些教材的优点。根据这些教材的体系，选择合适的外文教材，这样即便是英语水平不太好的同学，也能够从中文教材得到启发，有助于自己理解外文的含义。笔者认为，对于国际贸易和经济学的学生，可以为他们选择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因为这本教材注重国际金融理论的讲解，同时包含的国际贸易的内容。而对于金融专业的同学，可以选择北京大学影印的internationalfinance（由EphriaimClark著），这本教材既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又有丰富的国际金融实务内容全面、语言表述深入浅出。但是这本教材在国外主要

为MBA学生准备，所以国际收支理论和汇率理论方面的内容相对简单，教师在讲解时可以适当补充教学内容，增加教学难度。

4.3因材施教，注意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教学需要教方（教师）和学方（学生）的默契配合，再富有激情老师面对冷漠无互动的学生也会变得沮丧。高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省市，英语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见表1），有些学生对双语教学充满热情，有些学生认为双语教学误人子弟，各有各的理由。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笔者认为对于不同专业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应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表1的数据显示，金融一班和金融三班英语四、六级的通过率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显然在这两个班采用相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收效和学生的反馈也同样会存在差异。在实践中，我们采用的办法是打乱学生原有自然班的安排，按学生的意愿和四、六级的通过率对学生进行分班，分层次授课。学生们被重新分为五个小班，将英语成绩最好的同学和喜欢英语的同学划分到相同的班级，对他们采用过渡型教学模式，老师在讲授中英语表达可以达到80%以上。国际金融案例层出不穷，所以在方法上，尽量给这些英语好的学生安排课后案例阅读与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对于英语最差的学生，应耐心鼓励他们，其实笔者始终认为，高校学生不能通过四、六级考试，并不代表英语水平低，只要持之以恒，他们也一样能够运用好英语。在教学模式的选择上，应采用双重语言教学模式，同时采用两门语言，英语表达可减少到30%左右，逐步将学生引入双语教学中来。对于外语水平居中的学生，可以采用保持型模式，英语的表达在5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认为沉浸型和翻译式这两种模式在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都不可取，前者对学生的要求太高，后者会让学生感到十分枯燥。

以上观点，只是作者的粗浅认识，供同行借鉴，希望我国的双语教学质量不管提高，也希望得到更多师生的认可。

参考文献

[1]陈彪如.国际金融[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陈晶瑛．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经济师,2005,(1）

[3]钱荣堃.国际金融[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4]邹宏元;何泽荣.中美两国大学本科《国际金融》课程教材和教学内容的比较[J],财经科学,2002增刊

[5]邹艳.关于高等学校双语教学模式的研究[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04,08

[6]姜波克,国际金融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7]申沛;冯永平．推进双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05,(2)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对外贸易；理论机制；经验证据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决定国际贸易模式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国家间的技术差异或要素禀赋差异。而金融发展作为经济中生产技术的一部分或是决定物质资本水平的一个因素（Beck，2002），也会影响一国专业化分工模式的选择和对外贸易的开展。近年来，金融发展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不断融合，关于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学术前沿。本文对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期对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文章余下部分的结构是：第二部分，讨论了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联系的理论机制；第三部分，根据不同研究主题总结了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联系的经验证据；第四部分，回顾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一、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联系的理论机制

近年来学者们将金融发展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相结合，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联系的理论机制，本部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一）金融发展、外部融资需求与对外贸易

金融市场能够帮助企业克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因此金融发展更有利于较为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的增长，在这些行业形成比较优势（Rajan & Zingales，1998） 。Beck （2002）从规模经济的角度阐释了金融发展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影响对外贸易模式。在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具有克服流动性约束的能力，能够进行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从而也就具有了比较优势。Braun（2003）认为无形资产比重高的部门因缺乏必要的抵押品而难以获得融资，金融摩擦程度较高。因此，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有形资产比重较高的部门比无形资产比重较高的部门规模更大，增长速度更快。由此出发，Hur、Ray & Riyanto（2004、2006）认为在金融发展水平和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可能性增加，融资成本降低，更加依赖外部融资的无形资产所占比重较高的行业就具有了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出口。Becker & Greenberg（2003）指出金融发展为那些具有较高前期投入成本，从而具有较高外部融资需求的行业提供了比较优势，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出口。

（二）金融发展、风险分散与对外贸易

Baldwin（1989）从金融市场分散风险的角度，运用理论模型说明了各国资本市场的“质量”将导致各国比较优势的差异。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风险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将出口风险品，进口非风险品，而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贸易模式则相反。Kalemli、Sorensen & Yosha（1999）进一步从现实经济中的产品生产是有风险的前提出发，指出一国的金融发展会带来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更广范围内的风险分担成为可能，进而促进该国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Feeney & Hillman（2001）说明金融发展使得特定要素的所有者持有充分多元化的资产组合，风险能被充分分散时，特定利益集团对于消费被扭曲的损失超过了对贸易进行限制的“保险”利得，游说贸易保护的动机将消失，自由贸易将盛行。因此，金融发展与贸易自由化正相关。

（三）金融发展、制度因素与对外贸易。

Keltzer & Bardhan（1987）通过引入风险下的国际信贷市场道德风险，以及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各国国内信贷合同执行制度之间的差异，说明了即使两国间具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要素禀赋，并且规模收益不变，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也会不同。Kiminori（2004）也研究了信贷市场不完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指出国内信贷制度的不完善会影响该国企业对外融资的可能性及成本，从而影响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Ju & Wei（2005）将Holmstrom & Tirole （1998）的金融合约模型应用于H-O-S框架之中，考察了金融发展和要素禀赋对国际贸易模式的联合效应。他们提出了关于贸易的木桶法则，认为当一国的金融体系欠发达时，资本所有者不愿意或不能够按照均衡利率提供给企业家所需要的全部外部资本，外部融资约束变成紧约束，成为木桶中的短板，因而金融体系的改善将会增加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部门的产出，并且减少其他部门的产出。因此金融体系较发达的国家，在生产过程中更加依赖外部融资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将会出口该产品。

（四）金融发展、异质性企业与对外贸易

Manova（2006）在一个多行业的Melitz（2003）模型的基础上，说明了规模大、生产率高的企业在获得外部融资上具有优势，信贷约束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自我选择行为，只有最具生产率的企业才能进入出口市场，而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信贷约束，对出口的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s）和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s）都有积极影响，并且在金融脆弱程度高即外部融资需求大和资产实质性小的部门，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Berthou（2008）认为企业的生产率存在有界分布，企业在出口时面临固定贸易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金融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流动性，促进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并且当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很低或是金融发展水平很高时，金融发展对贸易的边际效应将降低。

外国金融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国际金融 课程 教学改革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与巨额国际资金流动使国际金融从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逐渐成为既有成熟理论体系又有独特实际技能，既有宏观分析又有微观操作的独立学科。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国际金融活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谓至关重要，国际金融理论的研究以及国际金融技术使用与创新受到高度重视，社会对国际金融方面的人才需求强烈。鉴于此，我院于1996年开始开设国际金融课程，尽管目前没有金融本科专业，但7个本科专业中，除会计专业外，其他专业均开设了国际金融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必修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在课程组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将10多年建设，国际金融教学各方面有了较大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对国际金融课程教学进行改革。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国际金融理论和实践处于不断发展与变化中，国际金融的内容涉及也非常广泛。对于我院7个本科专业而言，国际金融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都必须掌握，但由于学时有限和专业不同，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其他教学内容必须有所取舍和改革，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选择合适内容充实到教学当中。对于经济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重点突出国际金融宏观部分的内容，主要围绕经济开放下的外部均衡问题展开，研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理论、汇率理论、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国际储备理论等，从而揭示一国经济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均衡的规律。对于其他5个专业，由于属于管理学科，应侧重讲授国际金融微观内容，如外汇管制、外汇风险管理、外汇市场交易、国际结算业务、衍生工具交易等相关内容等。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必要调整和删减，可以突出各专业的特点和要求。另外，应鼓励任课教师重视教学内容的动态发展，将每节课的教学内容与最新的国际金融前沿理论和当前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结合，丰富教学内容。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中心环节。应彻底改革传统上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填鸭说教式的教学方法，采用课堂讨论、案例教学、模拟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知识的浓厚兴趣。通过课堂讨论，将基础理论寓于讨论之中，从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教学活动中，选择适当的讨论选题成为课堂讨论的关键。首先，讨论的选题需要充分运用国际金融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因为讨论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在理解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领会并运用基本理论观察和分析现实金融问题。其次，讨论的选题要紧扣现实，因为国际金融理论和业务日新月异，将金融领域的新问题、新趋势有机引入课堂，学生查找资料、获取信息很方便，并能引导学生关注现实，把书本学活。最后，选题要能分割为多个部分，以便于学生划分相应的专门学习小组，集中针对所分配的选题进行准备。这样既可以避免面面俱到、使讨论难以深入，又能最终达到全面参与讨论的良好效果。

案例教学是实践活动的真实模拟，一方面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在课堂上就能接触到大量的实际问题，训练学生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不少案例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当然所选案例要具有代表性，案例千千万万，并非都有价值，所以精心筛选很有必要。另外，采用案例教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以生动活泼的事例启发和教育学生，变教条为鲜活，因此，案例教学应保持其生动性。

模拟教学可以通过参加实地考察和模拟实验来实现。学生参加金融业务的实践，可以有效地解决书本上的疑惑，激发学习兴趣，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可组织学生到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实地参观考察，了解金融机构的组织构成、业务流程和具体操作过程，建立直观的印象，在实践中体验学习的乐趣。也可以通过建立金融教学综合模拟实验室，引进金融教学软件，在专业实验人员和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相关金融业务的模拟。或利用某些证券网站提供的在线模拟炒股、炒汇交易等免费资源，模拟各种真实的金融交易环境，提高学生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的感性认识和领悟能力，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适应社会的综合素质。

三、教学方式的改革

要掌握国际金融最新的发展动态和变化状况，国际金融这门课程有必要实行双语教学。从我院的实际出发，也应逐步开展国际金融的双语教学实验。从国内双语教学来看，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采用外文教材，用汉语讲授；第二是中英文双语混合授课，平时作业和考试使用中文；第三是全外语授课，平时作业和考试全部或至少部分使用外文；第四是全外语教学，授课、做作业、考试全部使用外语。由于我院没有金融专业，金融相关课程比较少，在开展双语教学过程中应根据我院的师资条件、听课对象的外语程度、课程要求等实际情况，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双语教学可以选用较简单的外文教材用汉语讲授，等条件成熟后，逐步过渡到全外语教学。

四、教学手段的改革

教学手段是推动教学方法改进的有效途径，应用先进的国际金融教学手段有助于提高国际金融教学的市场适应性。当前，我院基本上实现了多媒体网络教学，只是还未有效发挥其作用。应鼓励教师更好地使用多媒体网络教学，以充分发挥其教学容量大、方式灵活、信息快捷、模拟生动的优点。另外，将教案、习题、案例资料制作成网页，供学生登陆学习，并利用网站论坛、博客等，对学生进行在线答疑，真正实现教学互动。

参考文献：

［1］蔡幸.论顺应本科教育的“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调整.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