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在大学专业设置中具有在内涵、内容和方法上的巨大相似性，因此国家教委于1998年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为一个专业，即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但是，在大学中文教学中，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教育还应在保持二者适当区分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将比较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理念基础和方法运用与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进一步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思路、教学方法，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 1比较文学是外国文学教学的理念基础和重要方法 比较文学在中国大学中曾是一门独立设置的学科，其具有特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但是，比较文学不仅是一个学科，更是一种文学研究方法。那么，什么是比较文学呢？美国比较文学大师亨利•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中从两个方面对比较文学做出的定义：一方面，比较文学就是将一国文学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学进行比较，或是多个国家之间的文学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比较文学还是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学与人类其它文明成果之间的比较，即不同学科之间的比较、借鉴与超越，如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等等。从亨利•雷马克的定义来看，比较文学重在跨越，跨越文化、跨越语言、跨越学科、跨越民族，围绕文学与其它相关学科而进行的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文学对开放性具有较高的要求。将比较文学也视为一种方法，就是说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包括法国影响学派的历史实证方法和美国学派的审美批评方法。所谓历史实证方法，就是在文学研究中以事实为根据，通过各种方法来探讨文学现象之间各种相互关系。所谓审美批评方法，就是运用审美批评的方法发掘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美学价值。将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是现在文学研究中的普遍做法。 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理念基础和主要方法，这是由文学所具有的特征和文学教学的特殊要求来确定的。一方面，文学具有联系性，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与文学都不是孤立的，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人类总体文明中的有机环节和组成部分，都受到其他国家或其他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学教学不是教师简单地依照教材讲解作家作品，尤其是大学文学教学，如果老师只是熟悉作品情节，有声有色地重复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不断分析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或是总结作品本身的特色，那远远没有实现文学教学的目的。 上述文学所具有的特征和文学教学的特殊要求决定了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方法、学习方法，是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学科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理念基础和重要方法。 2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应嵌入到外国文学教学中 比较方法是一种更高级的、更深刻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学术研究的层次越高，越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比较研究或比较研究意识。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从根本上离不开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学创作、文学赏析、文学研究就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开放性、世界性，自此之后的文学研究如果只把眼光放在本民族的文学中，那是难以与世界文明同步。因此，只有把文学的世界性作为研究、教授文学的一种基本方法特征，才能对文学做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是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因此，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必须嵌入到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之中。 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都具有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都是超越研究者本身所在地域的，二者具有共同的研究立场和研究基础。因此，将比较文学嵌入到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以比较文学为理念基础推行外国文学的教学改革 在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中，应该充分利用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增强外国文学教学的效果，促进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这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好准备： 第一，增强对外国文学史在教材、教学中的重视和建设。外国文学史不是要求学生去读外国文学的原著，而是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发展规律、发展方向、翻译情况等，这就为比较文学奠定了教材基础。但是，在外国文学史的附录中有必要列出重要的外国文学名著供学生自行阅读以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史及外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二，在外国文学比较和研究中注重文化的特性。中国之外的所有文学都可以称之为外国文学，涉及的地理范围、时间跨度都很大。文学与文化紧密相关，对文化的理解和掌握影响着对文学的理解和掌握。当对一国的文化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之后，这对进一步理解该国的文学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要注重对世界各国文化的传授，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文学，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第三，在教学思路上将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渗透到教学过程中。老师在讲授外国文学时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还可以缓解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陌生感，尤其是可以帮助学生深刻认识文学发展的共性与个性，进而对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有着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将比较文学渗入到外国文学的教学改革中是一项系统、长期的过程，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和努力，不断增强外国文学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促进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发展，这其中离不开对比较文学的重视和运用。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历史学;史学理论;外国史学理论;史学史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献研究法；对外汉语；教材研究；运用

一、引言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教材与教师、学习者这两大因素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教材作为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资源和工具，本身也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元素。对外汉语教材的质量和适用性会对汉语的“教”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判断教材的优劣，选择适合教学对象的教材就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在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中，文献研究法也一直是学者们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运用文献研究法对对外汉语教材进行研究，方便我们把握对外汉语教材的“来龙去脉”，即有助于了解对外汉语教材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为我们进行汉语教材的横向、纵向对比研究做铺垫。

二、文献研究法概述

（一）文献研究法简介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因为不与文献中记载的人与事直接接触，又归类为非接触性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的价值在于：一是通过研究文献，从文献资料中获得新论据，找到新视角，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认识。二是在整个课题研究中是作为辅的研究方法之一。 研究文献，可以从前人的研究中获得某种启示，少走弯路，减少盲目性；可以利用前人的权威观点为自己佐证，使自己的研究增强说服力。

文献法的一般过程包括五个基本环节，分别是：提出课题或假设、研究设计、搜集文献、整理文献和进行文献综述。

（二）文献研究法与对外汉语教材研究

而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对一本教材的研究我们应该对这种研究方法加以变通。首先，应该要明确我们需要对教材的哪一个点进行研究；其次，应该是去搜集和整理有关教材里这一个点的文献和学术观点；最后，应该是根据已整理的文献综述，得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

（三）文献研究法的优缺点概述

任何研究方法都有缺憾，文献研究法也不例外。文献研究法的第一个缺点就在于许多文献的价值难以判断，质量难以把握。无论是报纸上的各种报道，还是官方的统计资料，都常常会隐含个人的偏见、作者的主观意图，从而造成各种偏误，影响 文献资料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客观性；其次，有些文献资料很难获得，而且往往是越有价值的文献越难搜集。如一些文献不对外公开，所以对于某些特定的社会研究来说，往往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料；最后，对于一项专门的调查研究来说，已有的文献往往不够系统、全面、无法自圆其说地说明问题，特别是一些历史性文献。

1.文献法超越了时间、空间限制，通过对古今中外文献进行调查可以研究极其广泛的社会情况。这一优点是其他调查方法不可能具有的。缺点：这种方法虽超越时空限制，但它本身是缺乏实践性的，因为我们无法知晓所搜集的文献是否已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2.文献法主要是书面调查，如果搜集的文献是真实的，那么它就能够获得比口头调查更准确、更可靠的信息。避免了口头调查可能出现的种种记录误差。缺点：我们不能保证所搜集的文献是否真实，所以也就无法获得比口头调查更准确、更可靠的信息。

3.文献法是一种间接的、非介入性调查，避免了直接调查中经常发生的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互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种种反应性误差。缺点：既然是间接性调查且没有介入被调查者的反应，那这样的调查就一定会存在误差。因为搜集和整理文献时，我们都会加上自己的文献一些理解和思考，我们不敢确定自己在理解和思考时完全地客观和公正。

4.文献法是一种非常方便、自由、安全的调查方法，其安全系数较高。缺点：文献研究法虽受外界制约少，但因文献具有历时性，所以我们无法保证所得出的观点具有适用性。

5.文献法省时、省钱、效率高，是一种高效率的调查方法。缺点：这种研究方法虽能比其他调查方法获得更多信息，但这样的信息缺乏实践性，并具有前人一定的主^性。

三、文献研究法在对外汉语教材研究中的运用

目前，泰国的汉语教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汉语学习的需要。泰国教育部虽已意识到教材问题的重要性，但由于前期基础性研究不足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匮乏，使得有关教材建设方面的顶层设计难以落实于细节，无法发挥其效力。

在现如今的对外汉语教学中，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汉语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非常大的突破。那对外汉语教材的国别化研究将直接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而在对外汉语教材国别化研究的过程中，文献研究法将是一个省时、高效、快捷的研究方法，利于我们对外汉语教师和学者快速把握前人研究成果及历程，给他们提供理论指导。

四、文献研究法在对外汉语教材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由于对外汉语教材对本土语言文化的依赖性强，所以在运用文献研究法研究对外汉语教材时，教材的编写需要立足“汉语”而重视本土视角，并通过结合交叉印证、与访谈法综合运用等手段，避免主观臆断和盲目下结论。

（一）尽可能搜集原始文献。在研究对外汉语教材时，可以借鉴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更重要的是直接搜集到原始文本，考察其产生背景、制定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进而研究其中体现的对外汉语教材特点及编写原则。

（二）与其他文献综合运用。在研究对外汉语教材时，要注意全面搜集相关文献，通过文献间的互证、用真品语料来验证文字性文献等方式，确定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内容的真实性。尤其对近代以来的对外汉语教材，更要通过权威的相关资料和实际教学经验来考察其中的内容。

（三）与访谈法相结合。在研究对外汉语教材时，文献研究或访谈法任何一种方法单独运用，在研究对外汉语教材的真实性时都难免存在一定的不周全，需要二者结合起来互相印证。

五、小结

在对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中，我们不管运用何种方法进行研究，都要多层次地来分析它的利弊，多角度运用其它研究方法加以辅助，扬长避短。

参考文献：

[1]杜晓利.富有生命力的文献研究法[J].上海教育科研.2013年10月.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比较分析中图分类号:C931

一般认为,国外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外的三个阶段分别是科学管理、行为科学和管理丛林,而我国管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的是初创、重建发展和繁荣三个不同阶段。二者的起止时间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却有很大差异。时间上,国内研究要比国外晚20-50年;内容上,国内基本上是在学习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和知识资本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丰富了管理学科的研究内容,并带来管理方式新的变革,给我国管理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1]。随着理论研究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旧的领域在逐渐淘汰,而许多新的领域已诞生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出现时间、热点形成的原因也在不断变化。

1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可以看出国外对管理科学的理解与我国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解比较一致。它主要是指通过吸收、改造、转换其它学科如运筹学、数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为管理科学其它两个领域提供合适的基本技术、基本方法和基本手段[3]。

1.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本文首先通过因子分析[4]和其他有关资料,选定了有代表性的59种国外期刊;然后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法统计了1990年-2000年这些期刊被SCI和SSCI收录的全部论文[5]。

从总量来看,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运筹与管理;其次是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评估技术、复杂性研究和一般管理理论;而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工业工程等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少得多(见图1)。出现上述研究格局是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国外管理科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运用运筹学、系统工程等数量分析方法来提高决策的精确度和管理的效率,这些领域一贯以来都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资助。而工业工程、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则更多的被从工程角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如果得不到新的学科的支持和工具的改造,其研究力量则会逐渐变弱。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所有领域的论文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90年到1992年,论文数量增长最快,随后就进入一个平均量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论文数量增长最快的领域有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和运筹与管理。而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运筹与管理、信息技术和管理仍将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

图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1.2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

在考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现状特征时,本文综合了四个方面的材料:一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认定的18种期刊;二是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针对重要管理学术期刊进行的调查结果;三是2000年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四是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中文核心期刊。根据这些材料,确定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的44种专业性学术期刊。

本文通过关键词检索,对所有这44种期刊在1994年到2000年间被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6]。

从总量来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技术与管理和管理系统工程,其次是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和复杂性研究则在20篇以下,尚未成为主流(见图2)。出现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界的重视,并且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系统论的产生在国外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虽然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领域,但在与管理问题相结合方面,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且持续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产生;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理等传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在解决新的企业管理和社会经济问题时,得到了检验和新的发展。

从纵向的历史变化规律来看,每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评估技术增幅最大。最近三年,管理系统工程、预测技术和组织理论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可以预见它们仍将是未来几年的主要研究领域。此外,大部分领域的论文数量增长都不是很平稳,落差比较大,可能是由于受到诸如政府政策、资助环境的影响太大,这对于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剔除掉这些影响,我们还发现,1996年和1999年分别是研究论文数量增长的波峰期。由此在没有更长时间序列资料作为实证的情况下,推测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周期大体上是3年。这也提醒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资助机构,在制定资助计划时应该最少覆盖3年以上。

2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的比较分析

“研究热点”反映着某一个时段内,学术界对于一些特定问题或领域的关注程度。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这一关注程度指标同样可以用这一领域内的情况或相关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反映。热点问题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变迁的。

根据热点问题形成的来源不同,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来源于实践的热点和理论发展自身形成的热点;根据热点持续的时间长短,热点问题可以分为持续的研究热点、前一段的研究热点和当前的研究热点;根据热点问题的地域差异,可以把热点问题分为国外的热点问题、国内的热点问题和共同的热点问题。

图2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论文总量图

2.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热点问题和研究的主流领域有惊人的同一性。通过对国外1990-2000年的研究论文分析,得出其主要研究热点问题如表1。

表1：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国外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知识管理、团队管理及信息管理的方法论、管理系统的哲学属性

运筹与管理随机多目标问题及算法、生产系统的调度优化、网络冲突分析和资源罪优分析、交互式组和优化、金融/保险市场的定价模型

决策与对策理论多目标决策、不确定性方法、神经网络、多参与主体信息不对称决策问题、风险和微机决策分析

组织理论组织变革与创新、网络组织的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组织的影响

管理系统工程系统分析方法、模拟技术

评估技术评估指标体系的构造、评估技术在项目投资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应用

工业工程并行工程、供应链、人因工程

信息技术与管理面向应用的决策支持系统、电子商务、数据挖掘、信息系统开发的全面质量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可扩展数据库模型

复杂性研究混沌理论、量子理论和复杂策略的模仿

2.2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管理科学理论逐步渗透到我国的社会实践中来,并在我国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引起我国理论界与决策界的高度重视。

通过对我国1994-2000年的重要研究论文和最近3年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与发展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软科学》的全部论文进行分析,研究热点见表2。

表2：国内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领域国内研究热点问题

一般管理理论人本管理理论、人性假设及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模式的研究、知识管理的初步理论、基于知识的管理激励

运筹与管理动态规划、线性规划、生产系统库存优化理论、多重运输调度算法、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排队系统

决策与对策理论实际管理问题的决策模型、群体决策(委员会决策)问题研究、决策准则、多目标决策、模糊决策、公共选择的方式及决策规则的选择、可拓学在决策中的应用、事元、物元分析与决策过程、博弈分析

组织理论组织结构、组织变革、基于流程和信息技术的组织再造、虚拟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

管理系统工程管理系统分析方法、系统最优控制、网络计划技术、灰色系统与灰色理论、系统效能分析、系统模拟与仿真方法

评估技术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灰色关联评价模型、模糊评判、数据包络分析、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风险评估、具体对象的效益与竞争力等指标的评估

预测技术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糊预测、数据包络模型、因子分析、灰色预测、遗传算法

数量经济分析方法经济计量模型、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统计方法、投入产出模型、生产要素对经济效益的贡献分析、一般均衡分析

工业工程敏捷制造、ERP、并行工程、生产调度模型、先进制造技术及其评价、质量成本模式研究、制造系统的可靠性研究、供应链管理、先进制造系统的抓钩排序问题

信息技术与管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模式与安全研究、组织决策支持系统、数据挖掘技术

复杂性研究灰色系统、集对分析、复杂系统的分析方法、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研究、混沌理论、非线性复杂经济系统

2.3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通过分别对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的异同点(见表3)。

可以看出,管理系统工程、信息技术与管理和运筹与管理是国内外共同的主要研究内容。持续的研究热点将集中在这些领域。决策与对策理论、组织理论是国外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预见,受国外的影响,国内未来3-5年内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大量出现。

表3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主要研究内容的比较

国外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我国的主要研究内容(前5位)

决策与对策理论信息技术与管理

组织理论管理系统工程

运筹与管理预测技术

信息技术与管理评估技术

管理系统工程运筹与管理

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差异比较大,即使是共同的热点问题,研究侧重点也不同。如线性规划,国外的重点是随机多目标优化问题[9],而国内的重点是传统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算法和应用;此外,在热点问题的形成来源来看,国外基本上来源于管理实践和其他学科的启示上,而国内则更多的是应用国外理论结合我国国情来解决管理问题(见表4)。

表4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的比较

类型问题特征说明

国内外共同的热点问题线性规划、优化理论、决策模型组织结构、组织学习、系统分析方法、决策支持系统、并行工程、电子商务[10]、数据挖掘经典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在与实际管理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研究的共同重视。

国外热点问题,国内尚未成为热点问题复杂性研究[11]、供应链与价值链、知识管理、虚拟组织、绩效评估技术、复杂决策问题的博弈分析、风险管理在前沿的研究问题上,国内要落后于国外。

国外非研究热点,国内为研究热点问题管理信息系统、敏捷制造、神经网络预测方法、预测模型、评估指标体系国外前些时候的研究热点,在国内有很强的应用背景,所以成为研究热点。

此外,在其他方面的差异还包括:

(1)知识管理、复杂性研究[12]等国外研究热点,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则引入的时间不长,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13]。

(2)对于管理思想史、管理心理和行为理论、数量经济分析方法等国内外研究成果日益减少的领域,如果不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加以改造,将难以继续引起学术理论界的重视。

(3)国内关于一般管理理论、组织理论等一般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已基本了解了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状况,所以对这些理论的介绍在国内不会成为热点,但其应用研究在国内还有前景。

(4)在信息技术与管理、决策与对策理论等领域,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差距最小。

3国内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热点问题比较的启示

(1)研究的主流领域越来越多地受到信息技术、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或者说,这些新技术、新的时代特征给管理研究主流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突破。

(2)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有些研究领域要逐渐被淘汰,像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同时也会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如复杂性研究和电子商务等。这就要求国内研究主体要跟踪最新研究动向,培养发现研究热点的敏感性。

(3)研究的热点问题大多来自管理实践的需要,即问题导向,注重技术和可操作性。这要求国内研究主体更多地关注管理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4)国内的研究热点普遍地落后于国外,但也有自己领先的领域,如工业工程。

(5)国内的资助机构应加强对研究热点问题的资助,因为研究热点与管理实践联系得最紧密,而且也容易在管理实践中产生效益。特别是那些国内外共同的研究热点,其所在领域将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起到示范作用。

(6)国内研究热点的形成,基本上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外已经是研究热点,国内研究主体加以介绍和引入,结合国内实际,形成研究热点,如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等;二是国内出于国家政策的需要,由政府大力推动而形成研究热点,如复杂性研究。

(7)从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管理科学基本上处在借鉴应用的阶段,根据中国的管理实践提炼出自成一体的管理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还不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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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科学学科代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2000年《项目指南》[D].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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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ebofScience:wos.isiglobalnet.com,wos.isitrial.com[DB/O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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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rinivasanA,SundaramD.Anobjectrelationalapproachforthedesignofdecisionsupportsystems[J].EuropeanJournalofOperationalResearch,2000,127(3):594-610.

[9]BruscoMJ,StahlS.AnInteractivemultiobjectiveprogrammingapproachtocombinatorialdataanalysis[J].Psychometrika,2001,66(1):5-24.

[10]金碧辉.国内外管理科学的研究热点问题比较[J].管理科学文摘,2000.

[11]SharonNovak,StevenDEppinger.Sourcingbydesign:productcomplixityandthesupplychain[J].ManagementScience,2001,(1).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一、在“中国哲学史”这一现代学科的语脉中讨论侯外庐是否切题？

侯外庐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袖人物，对于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侯外庐及其学生出版过五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该书被认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思想遗产的杰作和巨著。此外，侯外庐于1943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于1944年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于1944年和1945年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于“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80年和1981年编辑出版《中国思想史纲》。因此，虽然在1990年代之后，侯外庐逐渐被人淡忘，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说起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首先映入脑海的，恐怕还是侯外庐的名字。不过，笔者下面将会论.证指出，事实上，在有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他同样也是一个核心人物。

在“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讨论侯外庐，有两个原因：首先，除了为人熟知的“中国思想史”之外，侯外庐的确出版过几部名为“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的著作。更有意义的是，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他所建立的典范事实上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直到1990年代，他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才受到检讨，逐渐被边缘化,如果不是被完全抛弃的话。

侯外庐以“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为题出版的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出版时被直接冠以“中国哲学史”之名的著作。例如，他于1958年出版《中国哲学史略》，于1963年出版《中国哲学简史》，于1978年出版《中国近代哲学史》。除了这些题名为《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之外，他还发表过一些讨论“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的文章，特别是讨论一些中国历史人物的“哲学”的文章。例如，他于1955年发表《从对待哲学遗产的观点、方法和立场批判胡适怎样涂抹和污蔑中国哲学史》一文，尽管严格来说，该文与其说是学术批评，不如说是政治批判。他还撰文讨论过柳宗元、李贽、吕才等人的所谓“唯物主义”。另外一类文字是他及其追随者编辑的有关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资料书，均冠以“哲学”之名，比如《陈确哲学选集》、《王廷相哲学选集》、《吕坤哲学选集》、《柳宗元哲学选集》等。由此可见，侯外庐显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思想史”这一研究领域。他认为自己所作的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工作。至于他参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更为有力的证据,则是他和他的同事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出版的两卷本《宋明理学史》。该书是侯外庐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特别是宋明理学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虽然他在该书中所运用的整体诠释框架已经过时,但不可否认，该书迄今为止仍是一个关于宋明理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原因之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语境中讨论侯外庐之所以有特别的意义,还在于无论在“中国思想史”还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他所建立的研究典范及其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从1950年代直到198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遵从侯外庐的典范与方法，或者说与之保持一致。

二、侯外庐所建立和提倡的典范与方法是什么？

1958年，侯外庐出版了名为《韧的追求》的回忆录。其中，对于他的人生经历及其研究工作有一个简要的回顾。此外，他还描述了1949年以前主要由苏联输人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氛围所产生的强烈影响，以及他个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参与。从他自身的立场来看,他认为自己最为显著的学术贡献就是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在回忆录中,他总结了《中国思想通史》的六点贡献。这六点贡献同样可以适用于他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侯外庐所总结的六点贡献，其核心之一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研究人类世界及其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五阶段论”，侯外庐同样将过去的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这是其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再区分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大阵营。每一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必须以如此的标准来被检视，从而被划分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对立的阵营之中。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的具体和细微的内涵，都应该在这样一种组织结构中来分析。

更具体地说,侯外庐的典范与方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格外强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对于任何历史人物的思想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正如他所言，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应该始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第一原则”。虽然侯外庐这里所说是针对“中国思想史”的,但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哲学史”，因为他并未明确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之间作出区分，在他的心目中，这二者似乎是同一的。这在他1963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前言》中，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所谓“本书内容基本上基于已经出版过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以及正在编辑中的《现代中国思想大纲》中的观点”muimn。也许正是因为他心目中并不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之间加以区分，他在回忆录中只是着重于说明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所作所为’而没有另外提及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作的工作。

无论如何，强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对于历史人物思想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正是侯外庐所运用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并且，这一方法也不仅仅是侯外庐的，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这也是中国大陆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所运用的方法。侯外庐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诠释中国哲学史的领袖人物和先驱，鉴于这一事实，自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几乎都可以视为侯外庐这一方法论的追随者。至于所谓“侯外庐学派”，更是当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侯外庐建立了一种研究的典范，其不仅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典范与方法，支配了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甚至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长达约四十年之久。

三、政治的抑或学术的:侯外庐的研究典范与方法是如何得以流行的？

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那一时代的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被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所支配，那么，认为是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以及哲学史的研究中建立了这种典范,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呢？或者说，这种典范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奉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这样说是否更准确呢？如果后一种说法更为真实，那么,侯外庐的研究典范与方法在那个时代的广为流行，作为一种胜利，就只能说是政治而非学术的了。

对于理解侯外庐如何建立了所谓的“侯外庐学派”，以及将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典范加以推广，政治因素无疑是重要的一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对于侯外庐的成功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侯外庐即是一位资深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1941年以后、1949年之前发表的那些关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著作，表明他人生的重心从政治活动转到学术工作，而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听从周恩来的建议。这种转换可能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在政治化的学术界中的领导位置,他能够组织并领导当时一些年轻的学者，包括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黄宣民和卢钟锋等，不断撰写一些有关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例如,侯外庐1958年主编并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略》,事实上就是由张岂之、李学勤、杨超和林英执笔的。这几位学者后来大都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领袖人物，所谓“侯外庐学派”也就是这样形成并得到了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室长期以来被视为侯外庐学派的基地，一直到最近卢钟锋退休和姜广辉离开,才算解体。

不过,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点，侯外庐不仅是一位资深的中共党员，同时毕竟还是一位学者。如果他只是在1949年之后才改变其研究的方法，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过是政治的婢女，其本人也不过是个变色龙。但事实上，在其生涯中，侯外庐一开始就是一位真诚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许多著作，是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之外，还有一些著作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很年轻的时候，侯外庐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灵之药。他在1930年代花了很长时间翻译《资本论》，就是很著名的一例。此外,侯外庐还出版过一本很有趣的书，叫作《新哲学教程》，可惜该书长期不被研究者所注意，几乎为人所遗忘。事实上，该书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简明读本’恰恰反映了侯外庐为之奉献一生所信奉的哲学。正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简明读本，不但成为侯外庐自己的研究方法论，也在1949年之后,成为整个中国大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的方法论。显然，和许多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在那个时代，共产主义是一种时尚，不仅在中国，国际上也是如此。从事后来看，侯外庐或许不过只是那些成长于强烈反传统思潮氛围中而犯了“‘左’彳頭幼稚病”的一员而已。

总之，认为侯外庐所提倡的作为一种研究典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仅仅是一种政治影响的结果，这样的判断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依笔者之见，我们需要在两种不同的视角之间作出区分。从侯外庐自己的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与持守是一贯和连续的。因此，就侯外庐作为一个个体的学者而言，提倡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一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诠释架构，是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最好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真实信仰。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得承认，将侯外庐自己的研究方法化约为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每一位中国思想和哲学史研究者都不得不遵从的典范,本身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影响所及的结果。我们或许不能这样说，对于侯外庐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借政治之力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典范，只是一种意料之外的后果（unin¬tendedconsequence)。但是，从侯外庐自己来看的学术视角，以及从中国1949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来看的政治视角,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对于深化对于侯外庐的认识而言，是既有必要也有助益的。

四、随风而逝抑或余韵犹存：如何评价侯外庐的方法论

1980年代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的式微，在中国大陆人文学术界，侯外庐的研究典范与方法迅速被边缘化。就此而言,本文的价值与意义，更多地是历史的而非哲学的。换言之，笔者研究侯外庐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典范与方法在很长时间内支配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历史研究来说，他的典范与方法构成了一个不可化约的历史环节，虽然在当今和将来不必再有实际的效用。

问题是，侯外庐的方法目前是否一无是处、不再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了呢？如果我们不仅意识到观念史、思想史、哲学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之间的差别，同时还自觉意识到“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这些“中文词语”通常在中文的语境中都有其特殊的内涵,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所对应的那些英文观念，如“theintellectualhistory”、“thehistoryofphilosophy”等，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在侯外庐的研究方法论中，迄今仍有一些有价值的因素。

首先，在西方的学术建制中，“thehistoryofphi-losophy”、“thehistoryofideas”、‘‘theintellectualhis-tory”、“socialhistory”、“culturalhistory”或者甚至是目前比较流行的“localhistory”，虽然彼此之间不能全无交涉和重叠,但基本上都是各有所指的不同研究领域，同时也各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正如不同的兵器，各有自己的“武艺”。如果我们从那些西方的学术分类来看侯外庐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并充分考虑到他自己从未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侯外庐的“哲学史”事实上更接近于“intellectualhistory”，而不是“thehistoryofphilosophy”或“thehistoryofideas”。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侯外庐的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大势已去,但是,在一个更广的中国研究的脉络和语境中，比如说,在“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或者“中国文化史”中，这种方法论仍然可以找到其共鸣。侯外庐曾总结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认为这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其所有研究中都加以贯彻的，尤其是在《中国思想通史》中。第一条原则是这样的，他说：

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史以至思想史，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这部思想史紧紧掌握的原则。把思想家及其患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末清前期启蒙思想家，无不如是。

当然，这里的第一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经典表达。不过，如果我们不管这句套话，而是聚焦于第二句话,sr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就会发现,这一点是许多思想史甚至社会史学者仍然信奉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路径。事实上，当我们阅读一些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而著称的学者的著作时，比如曰本学者沟口雄三的相关著作,就会发现，他们所提倡和运用的研究路径,基本上没有越出上引侯外庐第二句话所强调的意思。如今一些中国学者往往对国外学者亦步亦趋，视那些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为“新经”，殊不知就此而言，恰恰是侯外庐及其学派的“故物”。简言之，一旦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从侯外庐这里所强调的研究方法中剔除出去，就会看到，他所强调的基本方法，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仍然是有价值和有所助益的。思想史研究可以遗忘侯外庐，却不可能忽略上述引文中他多年前所强调的研究原则。在这一点上，即便对于近年来在西方学术中大有侵蚀思想史并凌驾于其上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与侯外庐这里所强调的原则的共鸣之处。

其次,笔者希望提出的第二点是，即便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在侯外庐的方法论中，仍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尽管在一般意义上，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已经不再被作为一种典范而为广大研究者所追随了。就在上引他所写的那一段话之后，他紧接着又写了这样一段话：

实事求是，从材料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研究，是《中国思想通史》始终掌握的又一原则。写历史要凭史料，否则就不免流于空泛。《中国思想通史》重视材料的朴实征引，目的就在用材料为说明问题的基础。我们对某一思想家的研究，首先是了解其时代，身世（学术传统），以及其自己的著作，而其自己的著作是最基本的材料。我们在撰著工作中着重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不愿转引，也出于同一理由。在撰著《中国思想通史》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原始材料,作了笔记。在这个基础上，作实事求是的论述。所搜集的材料有些是手抄本或仅存的抄稿，非敢猎奇，意盖在不没前人的业绩，亦恐陷于仅据部分材料轻论前人之误。对待材料，经过考订、审查，辨别真伪，确定时代。校正文字上的伪误衍夺，董理篇章的散乱脱漏，庶不致厚诬古人。已经遗佚的著作，甚至动手辑集。注意版本，尽可能用精校的本子，如用鲁迅校的《嵇康集》是。作好资料工作，才谈得上尚论古入。

虽然这是在谈论“中国思想史”，但此处他所强调的，却是要研究者注重哲学论证所赖以建立的历史材料。侯外庐不但在其《中国思想史》中贯彻了这一原则，而且也在前文所提到的他1980年代主编的两卷本《宋明理学史》中贯彻了这一原则。该书的整体检释框架和不少论断虽然已经过时，但该书最大的贡献正在于对那些理学人物的原始文献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敢于指出，只要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仍然存在，侯外庐在这里所特别强调的注重原始文献的原则，就是始终颠扑不破而不会过时的。

对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其合法性以及研究的典范与方法，近年来有一场争论,笔者也一直参与其中。而笔者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恰如其分地来诠释传统的中国哲学,并且成功地将其重建为一门现代学科，使之具有其自身的特色，而不是将中国哲学原始文献作为材料简单地置人到西方的理论框架之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深人历史上那些中国哲学家们的原始文献以及他们自己所固有的问题意识。仅就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上引侯外庐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当中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吊诡的是，侯外庐将马克思主义提倡为一种能够解释任何人类经验的普遍正确的真理，与上文所引他的第二个观点恰好是自相矛盾的。假如侯外庐彻底贯彻了他自己的主张，即任何哲学论证都必须建立在相关历史文献的严格考辨之上，我想很清楚,他对于古代中国哲学家的所得出的那些结论，一定会与其马克思主义“先见”之下的判断非常不同。事实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他开始其所谓的严格的文献考辨之前，已经严重限制了他所能够得出的结论。对于这一矛盾，笔者不知道他自己是否事实上有所自觉。但是，笔者敢于断言的是，在1949年之后，即使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大陆长期一切都被政治化的体制下，他也无法且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上解决这一问题。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学科　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总体文学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4-0143-05

从克罗齐起，关于比较文学的争论似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争论的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围绕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展开的。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恰好是一个学科是否能够存在的关键因素。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发出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气数已尽”的谶语。并为比较文学开出了一剂药方：“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将翻译研究看作是一级学科，其中含有比较文学，后者是一个有价值的但却是从属的领域。”2004年，作为ACLA新的学科现状和未来发展报告起草人的苏源熙，也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像比较文学这样一个由例证(及例证引取理论)构成的学科，很难说有学术上的独立性”。同年，斯皮瓦克干脆宣布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已经死亡。2006年，在斯皮瓦克的推动下，巴斯奈特又对自己开出的药方进行了否定，直接宣称：“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

巴斯奈特等人与比较文学的“较劲”，再次激起了人们讨伐的冲动。在反对者看来，巴斯奈特等人简直是在睁眼说瞎话，君不见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多么庞大、人才培养多么富有成效、学术成果多么令人瞩目。但是，反对者似乎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巴斯奈特等人是在何种层面上认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他们并不是没有看见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反认为“过去的3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也看到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确有其繁荣的一面，数十个国家设有分会，相关的杂志、学术会议、研究生项目，以及各种学术组织的繁荣景象证明，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坚实的研究领域而存在”。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否认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而是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有价值的领域”。他们否认的只是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如果避开这一切人点，任何批评都是无力的。对待比较文学，应该理性地反思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首先要说明的是，比较文学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那种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观念，其实是对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误解，人们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的追问，是假定在这种误解成立的基础上的。“一个学科能不能存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同类其他学科的特殊品格，换言之，它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理由。”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学科理解的共识。比较文学是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呢?一般认为，它作为学科存在的学理依据，不是“比较”而是“跨越”，即它的特定研究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这可以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吗?在此，我们得分析一下我国的学科划分。根据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文学分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而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11个二级学科。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如果我们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解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话，比较文学就是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二级学科。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因素，所以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果涉及到了跨越性的文学因素的话，其实就是僭越了学科界限，在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做的事情。但正如苏源熙的报告所说：“‘文学研究中那些指向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跨学科课程的进步倾向本质上已经是比较性的了’，那些被认定为搞比较文学的人要加入上述潮流是很方便的。”比如研究韩愈，怎么可能不研究他与佛教的关系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然要涉及到外来影响。研究英国文学，也不可能不涉及到与基督教的关系。如此一来，其他学科的相关人员、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等都应该归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这可能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令人瞩目”的原因。如果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是合法的，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归顺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其研究就是不合法的。

但到底是谁僭越谁呢?事实上是比较文学僭越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全球化时代和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研究一旦走向深入，任何学科都有可能“跨界”。比如研究中国的文体学，如果只是专注于中国文学中的文体演变与发展，而不关注它的外来因素以及它在其他国家的流传与演变，更不在世界文学的文体中观照的话，很难说这一研究是深入的。再比如研究《西游记》，如果不研究它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很难说这一研究是完整的。所以，跨越性本身就是各个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而不应该是什么独立的学科。将比较文学视为学科存在，不仅限制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自身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旷日持久的质疑，也会因其自身的悖论而尴尬。比如，既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比较文学学科，而比较文学是研究跨越性文学因素的，为什么要与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并列呢?这种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研究与它跨越的任何一边都是并列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还有，既然比较文学是个学科，为什么不叫比较文学，而要与“世界文学”连在一起?它们到底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呢?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还有，为什么不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呢?假如认可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将其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与“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并列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是否合理呢?这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与同样的质疑。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从其研究对象看，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因为它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内容完全可以分解在其他学科之中，由其他学科来承担。就像有论者说的：“如果这个题目非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也能写出来的话，那何必要我们读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来写呢?既然我们来写，那么，要么是这个题目明显属于比较文学范畴，要么这个题目的写法为比较文学所独有。”问题是除了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论证的题目外，比较文学所研究的课题，又有哪个不能分解到其他学科呢?比如钱钟书，尽管其《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被公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但他本人却很不认同“比较文学家”的身份，他有兴趣的是具体文艺鉴赏与批评。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足以构成学科存在的理由，是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以构成它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呢?如果顾名思义的话，“比较”应该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即使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像克罗齐、约翰・迪尼等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从方法论意义而言的，也不具有特殊性，因为“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都是普遍的”。更何况，这一理解一再被比较文学界所否定。因为承认这一观点，其实就等于认同了比较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人们一再辩解说，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属于本体论而不属于方法论，比较不是它的本质特征，“跨越”才是它的本质特征，它是通过对跨越性的文学现象研究达到汇通的。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比较文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从认识论角度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实证与审美两种，认为前者坚持从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探讨文学问的影响和事实联系，主要是指影响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后者重视的是审美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关系的考证，主要是在指平行研究与阐发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确实使用这两种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专用的，而是一切文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人将比较文学的研究类型等同于研究方法，即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法、平行研究法、阐发研究法，以及接受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与研究类型(或研究对象)当然有密切联系，但如王向远所说，这种混淆会“使研究方法自身的‘方法’特征不突出，‘方法论’色彩不浓，会削弱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在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他认为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弹克罗齐的老调，而实质上，他所说的“比较”是指“跨越”。相比较而言，还是乐黛云等人所说的“文学对话意识”，可能更能体现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但也是建立在“跨越”基础上的。假如不是指“跨越”的话，它们就不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本身就属于影响研究法。研究李白与杜甫，本身就属于平行研究法。也就是说，他们将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跨界视野”，也同时理解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这样是否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因为它比其他论者所总结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更有说服力，其他研究方法只是就某一研究类型而言的，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比较文学的一切研究对象及研究课题”。但问题是，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视野尽管是有价值与意义的，也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依据。从我国现行的学科划分看，学科主要是以研究对象划分的，而不是研究方法，“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性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巴斯奈特与克罗齐都认为比较文学不能作为一个学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克罗齐认为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整体是一种研究方法，即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并非没有道理。

不可否认，国外众多大学都设有比较文学系，开设比较文学课，培养各层次的学生，但这些与学科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尽管也有将比较文学当作学科看待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牢靠的，否则，就不会有争议。在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看待，那种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解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做法，其实是个误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原来的“世界文学”学科发展而来，而由于“世界文学”往往被人理解为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者说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所以人们将专门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排斥在外之后，又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外国文学”。我们先说后一种误解，作为中文学科之一的“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吴元迈所说：“这两个概念(指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具有实质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对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意识。外国文学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而言的，而世界文学则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而言的，即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而言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如有人所声称的文化或文学的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把外国文学改为世界文学，表面上是名称的变化，实际上是加入了比较意识，引进了新的观念。”这种误解导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汉语介绍“外国文学”?事实上，在中文学科之下的“世界文学”学科，其宗旨除了解世界文学知识、开阔视野、进行艾化交流以及审美鉴赏外，更在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融化新知，突破自我，使中国文学的评价和研究及其定性和定位有世界文学的参照。所以，“世界文学”观照的对象不是孤立的民族文学，而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不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而是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看作一个发展的整体。在观照的方法上，不是孤立地看待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而是“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上，以世界眼光与国际视野，在互为参照中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不只是限于对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陈述与评价，而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分析总结出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所以，它所把握到的不只是一些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而是由文学与文学、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第三者”――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以这种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系。使中国文学在对他者的认知之中获得自我认知之道，获得自我突破。

尽管“世界文学”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为基础，但它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史”，而是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这种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并不是把握了文学史知识就能得到的，需要比较、分析、总结，所以“世界文学”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的一种文学研究。

人们对“世界文学”的误解与这一名称本身有关，如果用“总体文学”的概念，则能更清晰地概括这一学科的性质。尽管“总体文学”是一个有争议。缺乏明确解释与定义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但从国内外学者对它的阐释看，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总体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多民族文学所共有的事实，或者说是以多民族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梵-第根就认为，“凡同时地属于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总体文学的领域之中。”具体研究的是“超越民族界限(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的研究”。二是它的研究方法是整体研究，当初梵・第根、韦勒克等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的文学史”，是为了编写“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他们借用“总体文学”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把世界各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讨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他们认为“总体文学”的宗旨就是编写“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他们之所以不用“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就是考虑到人们对这名称的误解，而“总体文学”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内涵。事实上，在欧洲一 些大学，“总体文学”就是指对非国别／民族文学的整体探讨。三是它的性质是文学研究，“总体文学”不是民族文学的总和，也不是文学史的总和，而是对文学史的研究。梵・第根明确指出：“这是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之史的发展是无关的。

‘一般’文学史也不就是‘世界’文学史。”梵・第根将美学与心理学凸显出来，强调它的理论性，有意淡化其文学史性质。

由于“总体文学”凸显理论研究，所以被人误认为是指诗学或文学理论。事实上，韦勒克说它“原来是指诗学或文学理论和文学原则的”，后来被梵・第根借来指“国际文学史”，而并没有说它就是诗学或文学理论。尽管二者都是从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与特点，但“总体文学”是以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而文学理论的重点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总体文学”强调比较的视野与国际眼光，强调比较视域及其汇通，强调跨越性的“文学对话”。如梵-第根所说：“站在一个相当宽广的国际的观点上，便可以研究那些最短的时期中的最有限制的命题。这是空间的伸展，又可以说是地理上的扩张――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它与比较文学联系在了一起。梵・第根当初借用这一概念，就包含着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意思――“想把它拿过来表示一个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特殊概念。”国外一些大学就是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如新索邦大学的课程中就有“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但它又不同于比较文学，梵・第根就说：“一般文学(总体文学)是与各本国文学(国别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有别的。”这种不同并不在于他所说的两种还是两种以上的超越性关系，而在于它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多民族文学所共有事实进行的整体研究，而比较文学并没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但要进行“总体文学”研究，就必须要有比较的视野，或者说，通过比较文学之途走向“总体文学”。雷马克对民族文学、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关系，曾经以围墙形象地进行过比喻，他说：“民族文学是在墙内研究文学，比较文学跨过墙去，而总体文学则高于围墙之上。”

我国的学科设置之所以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放在一起，包含着老一辈学者们的良苦用心。它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而是意味着要达到“世界文学”的目的，必须要有“文学对话”意识和“跨界视野”，通过比较文学之途走向“世界文学”。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有过论述，除前面提到的吴元迈所说的之外，钱钟书还指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杨周翰也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遍的文学理论问题，……这是一国文学内部比较研究所无法达到的。这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用比较的结果来充实他们所谓的‘总体文学’。”所谓通过比较文学之途，也就是巴斯奈特所说的，将比较文学整体看作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7篇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可。如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项目与学术组织的持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增长能比中国更为强劲……”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求同存异、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四、结语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8篇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熙 1989 《在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王 力 1985 《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胡裕树 1989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扬 1995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亚川 1990 《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 1993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 1995 《“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李忆民 1995 《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龚千炎 1996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杨庆华 1995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构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盛炎等 1993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评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舆水优 1991 《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 1990 《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赵金铭 1985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7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9 《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1993 《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与创获——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9篇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朱德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朱德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WWw.lw881.com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朱德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朱德熙 1989 《在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王 力 1985 《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胡裕树 1989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扬 1995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亚川 1990 《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 1993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 1995 《“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李忆民 1995 《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龚千炎 1996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杨庆华 1995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构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盛炎等 1993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评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舆水优 1991 《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 1990 《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赵金铭 1985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7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9 《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1993 《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与创获——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话语分析 学位论文 研究方法 多元化

一、引言

提高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水平，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毕业论文写作基础知识，而且要求学生学习掌握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本文针对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作了较深入的剖析。

二、文献综述

研究方法，是指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新的现象、事物，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揭示研究对象本质及发展规律的工具和手段。蔡鸣龙（2002）将研究方法按使用范围、概括程度划分为三个层次：基本方法，一般方法和专业方法。在语言学等一般学科的研究领域一般使用一般方法：主要为以下四种：1.定性分析和定量的分析相结合；2.分析与综合相结合；3.归纳与演绎相结合；4.比较和分类相结合。

刘晶波、丰新娜、李娟（2007）的《1996-2006年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与分析――基于三所高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学前教育领域常用的思辨法、文献法、质的方法、量的方法、行动研究法、混合方法等六种研究方法的总体运用状况以及六种研究方法各自的运用情况从不同级别的学位论文、不同校别、不同的研究选题进行了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献为样本，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在对所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了解研究生在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及研究方法一章撰写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语料中某外语大学的10篇论文，来自该大学图书馆的自建数据库。本文中的“全国英语优秀论文”是指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随机选择的话语分析的硕士论文。

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第一，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种类的使用情况。第二，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撰写中存在的问题。第三，某外语大学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撰写与相应方向的全国英语优秀论文是否存在较大差距。

四、数据分析与结论

1.对研究方法使用种类的分析。通过对比话语分析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发现某外语大学与其他高校的话语分析方向的研究生在研究方法的选择方面差别不大。基本情况均为：研究方法种类使用比较单一，主要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个别论文在使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搭配调查问卷、访谈、语料库研究或多模态的分析方法。

2.对研究方法撰写规范性的分析。以文秋芳的论文研究方法的撰写要求为参考依据，分别分析了20篇论文的研究方法一章的撰写是否完整，清晰。具体的分析情况如下：

在所选的20篇论文中，大部分全国优秀论文研究方法的写作相对比较完整，思路较为清晰。例如《基于需求分析理论对中国专门用途英语教材评价的实证研究――以外贸英语函电教材为例》一文，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开设外贸英语函电课程的两所院校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部分学生及讲授该门课程的教师进行了访谈。在研究方法这一章对研究设计和本章概况简述的非常明白。对研究对象做了详细的阐述，写明了研究对象的人数，背景情况和挑选程序，以及研究价值。在研究工具部分，详细介绍了定量分析、定性分析、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概念，优缺点及选择的理由。在研究过程部分详细分析了调查问卷和访谈的过程，保证了研究数据的信度。

3.研究方法写作改进方案。针对研究方法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方案：首先，应该学习全国优秀论文研究方法写作中的优点，保证写作格式正确，写作内容完整。对此，建议参考文秋芳《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中，“研究方法撰写”一章的内容。此外，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介绍要简介明了。最重要的是在写作过程中要保持思路清晰，保证论文写作的逻辑性、连贯性。

五、结论

通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某外语大学话语分析方向的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撰写方面与全国英语优秀论文的相应方面存在一定差别。第一，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为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有待于向多元化发展，如个案研究以及混合研究。其次，部分研究方法的撰写不够严谨，缺乏完整性和规范性。应加强研究生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与训练，提高对研究方法的驾驭能力；优化定性与思辨研究的结构，重视定量与实证方法在研究中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蔡鸣龙.谈谈毕业论文写作中的研究方法[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51-53.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英语语音 语音研究 语音教学

1.引言

在语言系统中，语音的研究分别是对发音语音学、声学语音学和听觉语音学这三个描述范畴的研究。由于口语与书面语相比有些“缺陷”，外语学习者很难听懂，因此有必要教授语音，并让学生知道这种语音在各种各样的语境中听起来是个什么样子。本文扼要地回顾了英语语音研究的发展过程，并对国内外重要外语、教育刊物上发表的20篇英语语音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分析、归类，总结现状，展望未来。

2.研究成果的归类

综观我国这些年来的英语语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研究范围覆盖5个方面:英语语音理论的探索，英语语音习得过程，影响英语语音能力的因素研究，建立语音能力评估体系的研究，英语语音教学方法的探讨。

笔者对历年来我国各种重要外语、教育刊物进行检索，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外语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和《外语电化教学》8种外语期刊和《心理发展与教育》共9种国家重点期刊上检索到相关的文章，并从中选取了20篇从研究深度和广度均达到标准的英语语音研究论文。结果显示，1999年以前，英语语音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从2002年开始涉及理论、实证、测试和教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们对这些论文进行归类和评述。从研究视角看，实证研究多于理论研究；从研究范围看，从影响语音能力的因素到评估语音能力的有效机制角度各不相同；从研究对象看，20项研究的对象有教师和学生及学前儿童；从研究方法上看，13篇实证研究中，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有2篇，定性的研究有8篇，3篇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研究手段涉及问卷调查、跟踪观察、个案分析、回溯性报告、教学实验、测验和录音等。

3.研究成果的分析

3.1理论研究方面

在英语语音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研究成果显示，对历年的英语语音理论研究文献的回顾几乎可以说是对我国英语语音教学理论的回顾。

受到对比语言分析的影响，语音教学强调对母语和外语发音有差异的部分进行分析、比较和练习。何善芬（1987）指出，单靠听音模仿的办法不能解决中国学生复杂的英语语音学习问题，我国应当建立起自己的应用语音学学科和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语音学教学法。

语意兼顾理论对语音教学产生影响，在语音教学过程中，当学生对某一语言形式产生疑问或有困难并多次犯错时，教师在纠错的同时应对这一语言形式重点讲解、练习。在语音教学中，许多教师和学生对纠正语音错误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错误纠正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他们发现错误纠正并非如期望的那样有效。向朝红（1999）就“监察”学习理论及其对口语错误的纠正进行研究，认为适当的纠正错误对中介语的发展是必要的。

由于交际语言教学的影响，语音教学从听力教学中独立出来，教学重点从音素和单词的发音转到语流音变、连续、重音、节奏和语调等。与此同时，多媒体辅助发展成为英语语音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则注重个人情感因素和学习环境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主张在外语教学中应当注意学生的心理、感觉、情绪、动机、兴趣等。在语音教学方面，学生的情感因素和自我概念作用尤为明显。乐金马、韩天霖（2006）回顾了英语语音教学研究，乐金马还将Jazz Chants作为一种有效的英语语音教学手段进行了分析介绍。

3.2实证研究方面

研究成果显示，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在13篇英语语音实证研究中有6篇是关于语音教学研究的，而其余7篇则是对语音教学以外的各种相关研究。因此，我们从非语音教学和语音教学两方面来分析英语语音实证研究。

3.2.1非英语语音教学法的相关研究

我国方言众多，仅大方言区就有八个，复杂的语音系统使得我国学生在语音习得过程中出现一些特有的问题，不少学者对不同地区习得者的英语语音习得过程和错误类型进行了深入探讨。

影响英语语音能力的因素从多方面体现出来，我国学者研究了相关因素，并提出了利用这些因素的积极方面促进英语语音学习的建议。王初明（2004）从自我概念的角度探讨英语语音对英语学习的影响，提出“外语语音学习假设”。

另外，文秋芳等（2005）从语音学角度分析话语或以评估语音能力的有效机制为焦点进行研究。

一些心理学学者和教育学学者提出了英语语音意识这一概念，并就学前儿童英语语音意识、字母知识及口语词汇之间关系和音标―语音意识的整合训练对英文准朗读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3.2.2英语语音教学相关研究

我国学者开展了以改进英语语音教学方法和提高语音教学质量为核心的教学实践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多媒体进行英语语音教学改革成为一大趋势。赵文辉（2002）等学者通过教学实验提出发展“网络化课堂教学”的语音教学模式，把网络课件利用到传统课堂教学当中，使得传统课堂教学和网络课堂教学二者优势互补，并探讨了利用多媒体语音课件进行语音教学的优越性和可行性。

中国学生在英语课堂上的小组口语活动中，犯错很多，但纠错也很多。研究者对英语课堂小组口语活动中的学生纠错进行了研究，具体考查了学生口语中所犯错误频率、错误类型以及小组纠错中的纠错频率、纠错类型和纠错

方式。

4.结论

我国近年来的英语语音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对于英语语音理论研究从引进逐步走向消化和应用；以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真实口语语料为基础，采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音特点和引起这些现象的种种因素，对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音学习发展规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围绕英语语音课堂教学，提出了多种提高语音教学的方法，促进了口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虽然我们在语音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还有较大不足，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适合中国学习者的语音理论的构建还需不断完善，语音测试和评估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语音研究的方法可以更多样化，语音教学的研究还需加强等。

参考文献：

［1］何善芬.英语语音教学中英汉对比的几个方面［J］.外国语，1987.6.

［2］乐金马，韩天霖.外语语音教学的回顾与现状――兼评Jazz Chants作为英语语音教学的手段［J］.外语界，2006.1.

［3］王初明.自我概念与外语语音学习假设［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1.

［4］文秋芳，刘相东，金利民.中外评委对大学生英语演讲能力评价的差异［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9.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2篇

1.文献综述方面

高校本科学生要在较短时间内的进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汇总工作，最后以文献综述的形式出现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之中。论文综述的写作对于相关领域研究前沿、研究热点的科学、准确界定，毕业论文选题及后续写作的创新性、科学性等来说至关重要。通过调研发现，目前高校本科学生在校期间很少能够充分了解国内外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研究概况，如该学科或领域中的研究主题、经典文献、权威作者、核心期刊、研究合作群体等，而科学知识图谱的一些分析方法，如来源分析方法、词频共现方法、共被引分析方法、引文分析方法等则恰好能够满足本科学生渴望对学科或领域研究基本情况进行充分了解的迫切需求，对于高度概括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开展科学的研究述评，明确毕业论文写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具有较大的帮助。

2.科学选题方面

鉴于国内多数高校对本科生学术科研要求较低，以及学生本身科研主动性、积极性不强而导致学生对所学学科及相关领域理论及实践研究了解不明确、不充分等特点，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如词频共现方法，可以使得本科生在较短时间内快速了解国内外相关学科或某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情况，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等方面对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研究网络及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解和学习，从而使得毕业论文选题更加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可以说，在本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如以科学的、准确的研究热点或研究前沿为论文写作对象，就是对社会实践和学科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通过满足社会实践和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使得毕业论文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3.研究创新方面高等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的创新水平。如同研究生毕业论文一样，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写作同样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要求，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内容的创新、研究过程的创新等等。通过科学知识图谱方法的有效使用，可以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和掌握，通过高度概括与全面分析，既可以实现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可以在了解国内外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内容上创新，突破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使得研究的广度或深度上更进一步，并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使创新性和实践性统一起来，更好地为社会实践服务。

此外，知识图谱在高校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的其他功效还包括：重要文献资料收集、核心期刊选定研读、权威作者跟踪学习等，这些都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和牢固的研究基础。

二、科学知识图谱在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应用

1.文献数据库的选择与文献筛选

国外文献数据库选择与文献筛选。如果要分析国外某学科或领域的相关研究情况，可以选择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数据库，即众所周知的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其为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涉及经济、管理、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内容。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为例，进入SSCI数据库后，在“标题”或“主题”选项中输入相关主题词语，如“humanresourcemanagement”或“HRM”等，之后确定相应的年限，如2000年—2012年，然后进行文献资料收索，在收索结果中选择相应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在“文献科学知识图谱在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的功效及应用房宏君刘瑛北京联合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类型”中选择“article”即“文章”类型资料并去掉“meeting”、“review”、“editorial”类型资料之后以进行文献筛选；在文献资料保存过程中，选择包含标题、来源作者、来源单位、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等全文献资料类型，以每次500条文献资料数量进行下载，并以文本格式进行保存。

国内文献数据库选择与文献筛选。本科学生如要分析国内相关某一领域的研究情况，可以选择现有的“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数据库，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其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制的中文数据库，通过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统计与分析，可以从定量的视角评价文献来源地区、研究机构、研究学者等相关情况，探测某一学科或领域中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研究网络及发展趋势等。在CSSCI数据库中，确定年限之后，选择“来源文献”数据库，然后在“来源篇名”或“关键词”选项中输入要查询的相关词语进行检索，CSSCI数据库每次可以下载50条文献资料，点击“下载”即可得到相应的文本资料。

2.知识图谱绘制工具的选择

进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的可视化工具很多，包括：“Citespace”可视化软件、SPSS软件、Bibexcel软件、Ucinet、Netdraw等，其中较为常用的如“Citespace”可视化软件、Bibexcel软件、SPSS软件等。本科生在毕业论文综述研究中可以采用操作简单、功能强大的Citespace软件、SPSS统计分析软件等。关于上述软件的介绍与使用在一些专著、教材及相关文献资料中有详细的介绍。

三、知识图谱分析方法的确定

1.词频共现分析方法。

该方法用于探测和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及其演进历程、发展趋势等，包括关键词共现频次分析、突现词探测分析等，如利用Citespace软件中的关键词共现方法可以探测出2006—2010年5年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基本热点情况

2.来源分析方法。

该方法用于分析一定期限内文献资料的主要来源国家、来源作者、来源机构等，以探讨文献资料来源的基本情况，如利用Citespace软件中来源分析方法可以探测出2001—2010年10年间国际范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的主要来源国家。2001-2010年国际范围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来源国家图谱共被引分析方法。

3.共被引分析方法。

该方法主要包括作者共被引、文献共被引、期刊共被引方法，用于探测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权威作者、核心期刊及其网络关系等。如利用Citespace软件中文献共被引分析方法可以探测出2005—2009年5年间国际人力资源研究领域中的最具有影响力的重要经典文献。2005-2009年国际范围人力资源研究文献共被引图谱

四、研究结果的验证与应用

科学知识图谱研究的结果虽然是量化的、客观的，但是仍然需要通过实践调研去进行验证，如对研究热点的核实与确认，可以通过对某一研究领域中的权威专家进行访谈加以核实，还应该结合社会实践相关领域中的热点现象去验证，以综合确认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可以说，经过验证的科学的、准确的、量化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科学选题、文献综述、内容创新及突出论文的有效性和实践性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结论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高职教育 高职院校 国际化

[作者简介]李伟（1978- ），男，河南邓州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为金融与人力资源管理、高等职业教育。（北京 100102）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北京市教委科研基地建设―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北京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PXM2013_014208_000030）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6-0165-03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都呈现出高度的国际化。因此，国际化成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和战略方向，国际化的程度在一定层面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教育的交流状况及参与水平。

高职院校数量占整个高等院校总量的46.5%，在校生人数已达1000万，占整个高等教育规模的30%，在校学生规模已经成为高校学生总人数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国际化或高职院校国际化研究最早始于2008年，研究历史较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与探讨。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概念

高职教育国际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在高级技术应用性教育方面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过程，实现高职教育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利用。

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特色是以技术应用为手段，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制定国际化策略，培养国际化的高技能人才，在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全面推动国际化。同时，有学者认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具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特点，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把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无论从学校内部的变化，还是学校外部，从管理者、教师、学生，还是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都发生着变化。这种观点从含义、范围、条件等方面定义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有逻辑理论性，也有分层次的可操作性。因此可以这样界定高职教育国际化：高职教育国际化是以技术和应用为特色，以培养国际化中高技能人才为目标，以融合国界和文化差异为手段，创建不同观点并存的和谐氛围环境，实现高职教育的管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文章围绕研究目标，有针对性地对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全面的检索、收集和整理。文献检索主要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首先，采用“高职教育国际化”“高职院校国际化”“高职国际化”“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作为关键词进行查询，获得相关文献155篇。其次，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筛选，排除与本文研究主题没有关系的文献，最后获得文献152篇。筛选的具体标准如下：（1）文献中剔除非学术的文章;（2）文献中剔除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相关文献;（3）文献中剔除一文多发的文章;（4）剔除由于不同关键词搜索到的重复文献。最后，对所选取的文献内容进行阅读、整理、分析和归纳，利用SPSS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三、研究发展趋势

（一）研究的时间分析

1.研究成果的时间趋势。随时间发展论文篇数总体上处于递增状态。其中2012年发表篇数34篇，达到峰值。数量总体上可以按照时间分为两个阶段：（1）2002年至2009年，该阶段论文数量出现过上下波动，但变化不是很大，总体呈现出稳定态势。（2）2010年至今，论文数量迅速递增，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阶段，论文数量占近二十年总数的63%。这标志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研究从中外合作办学的探索阶段，“引进来”国外教材、培养模式、外籍教师等，发展到目前的“引进来，走出去”阶段，即中外留学生及教师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这与目前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开展状况基本一致。由于2013年还没有完全录入数据库中，篇数略低于2012年的篇数，但是可以预测该阶段论文篇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

2.时间的差异性。比较两个发表时间阶段的篇数差异性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将两个阶段分为两组1和2，对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1和166页表2所示。

对表分析结果如下：（1）表1给出的是对篇数的统计描述，可见第一阶段年均篇数均值为7篇，第二阶段年均篇数为24篇，两阶段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不能说明其差异程度。（2）方差F检验和样本T检验。表2方差齐性检验结果为F=3.589，P=0.087，由于P值大于检验水准0.05，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两个样本总体方差齐性，选择方差齐性时的T检验结果，此时P值显示为0.000小于0.05，从而最终得到的统计结论为按0.05检验水准。可以认为，两个阶段篇数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说明近四年来数量较之前有明显的差异。

（二）研究方向和领域

1.文献的归类整理。采用分类归纳的方法对近12年的152篇文章进行归类整理、按照篇数排序统计如表3所示。

通过归类整理，可以把研究内容归为八个主要研究方向，按照篇数比例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分别是：（1）高职国际化教学管理研究为38篇，比例为25%，包含内容为师资培训、教学方法改革、培养模式研究、专业课程设计、质量管理保障体系、外方师资管理等;（2）高职国际化发展策略研究为30篇，比例为19.7%，论述了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策略;（3）院校案例分析研究为23篇，比例为15.1%，论述了各地区和高职院校国际化的现状、遇到的问题及如何解决等;（4）实现方法及途径为20篇，比例为13.2%，论述了国际化的方式、海外实习基地的建立、专业课程教学方法等;（5）国际化过程问题研究为19篇，比例为12.5%，总结和分析了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等;（6）高职教育国际化论述为15篇，比例为9.7%，从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内容、标准及综述等方面做论述;（7）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为5篇，比例为3.3%，介绍了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开展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现状及经验介绍等;（8）国际化研讨会综述为2篇，比例为1.3%，论述了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和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工作等。

对研究方向进行再整理归类可以分为三个大类：第一，高职教育国际化操作手段和方法，包含上述的实现方法及途径、国际化研讨会综述、高职国际化教学管理，共有60篇，所占比例39.4%，论述了高职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具体操作方法。第二，高职国际化发展策略研究，包含西方发达国家经验、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论述、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共有50篇，所占比例32.9%，论述了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方向和具体方法。第三，高职教育国际化问题分析与研究，包含院校案例分析研究、国际化过程问题研究，共有42篇，所占比例27.7%，通过案例和问题的分析进行经验的解决，服务于操作手段和方法。具体分布见167页表4。

结合表3和表4可以看出，近十二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三大领域的八个研究方向。

2.研究特点及存在的不足。表3和表4归类表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研究方向中关于教学管理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最高，为38篇，占总数的25.0%。涉及的内容有教学日常管理、师资管理、专业课程管理、留学生管理、培养目标及质量标准体系等。无论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探索阶段还是快速发展阶段，教学管理都处于重要的地位，保障了国际化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二，学术研讨会综述虽然只有2篇，但是分别发表在2010年和2012年，说明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发展到了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第三，教学管理、发展策略、案例研究、实现方法及途径、问题研究等共有130篇，占整个比例的85.5%。这些体现了当今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学者们不断探讨国际化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如何发展等，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同时，结合具体的高职教育国际化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国际化进程的实现方法和途径，如“双语教学”“国际交流”等。

第四，研究方向中既有高职教育国际化含义的分析、体系和模式的建立等理论研究，又通过案例的研究、经验的介绍等举例说明，实现操作方法的落地和途径的建立。因此，表4将研究方向归为三大领域，即问题分析与研究、应对策略研究、操作手段和方法。

第五，研究中有理论研究、案例分析及经验介绍、具体操作手段和方法，但是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定性研究仅仅局限于概念的定义、理论的分析及保障体系建设等，论述也只是对于现有理论的总结，深度不够，缺乏理论创新;学者们结合自身所在院校国际化实践对过往经验进行总结，研究的方法也仅仅局限于定性研究，最常见的是个案对比研究、地区等因素研究，多停留在抽象的认识和思辨上，主要进行逻辑分析、文献梳理与案例描述。有关操作手段和方法的论述过于单一，比如国际交流、双语教学、海外实习等，对于具体的实施步骤涉及不多，可行性有待进一步商榷。

四、高职教育国际化未来研究方向

（一）全面认识国际化人才培养观念

文献的分析表明，有关国际化人才培养观念的研究虽然已经涉及，但仅仅是对概念的解析和作用的一般论述。国际化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行政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应该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观念，无论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如何将这一观念深入到管理体系和操作领域显然缺乏研究，未来研究可以把这一主题作为研究方向。

（二）加强留学生研究

高职教育国际化是学生、教师、资源等教学资源“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两者是同时相互作用的过程，相辅相成，互为主客体。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加强外国留学生市场营销的研究。建立有效的市场推广渠道成为扩大留学生规模的重要手段，高职院校要想对留学生具有吸引力必须具有市场经济的观念，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进行宣传和推广。如何推广，如何为留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如何使得更多的留学生了解中国的高职教育成为诸多学者必须研究的课题。

2.关注留学生在校的生活研究。设计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留学生在校生活，有利于宣传中国文化，加深与国外文化交流，减少中外文化冲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实现中外学生的交流，形成和谐的氛围。这些都有待于学者们进行摸索和研究。

3.关注中方师资、学生海外学习研究。海外学习先进经验由来已久，但是针对高职层面的对象如何去学习与交流，以什么形式和操作方法进行尚有待商榷。

（三）加强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研究

文献分析表明，有关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研究不是很多，职业资格认证的国际化是体现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标志。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高职课程的国际化，我们有必要围绕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进行高职课程的设计、开发、建设、实施和管理，高职教育国际化不仅仅要学历教育国际化，还要职业资格认证国际化等多元化的教育。我国已有高职院校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探索，对于引进什么标准的资格认证、如何引进、如何与国际认证机构进行合作等仍需学者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海外实训基地研究

海外实训基地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国内高职院校很少建立海外实训基地，学者们的关注也不是很多。但是，随着国际化的开展，拥有海外实训基地是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标志之一，也是发展的需要。对于如何与国外高校和企业进行实训基地的建立、使用、交流等势必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内容。

（五）丰富研究方法

高职教育国际化研究方法从最初的理论探索到目前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但仍存在一些具体问题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落实。诸多学者针对高职教育国际化问题选择了西方典型案例进行研究，虽具有国际视野，为中国的理论界提供参考和帮助，却没有对其是否能适用于中国环境做出详细的跟进和说明。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提高定性研究方法的应用深度，定性研究过程不仅局限于理论的分析、经验的总结，更应该扎根到中国高职院校当中去，分析其具体应用的效果。同时，增加定量研究方法，这对丰富中外高职教育国际化研究资料、吸取西方先进教育内容和理念是十分有利的。

五、小结

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从起步探索阶段到快速发展，无论在研究的范围、方法、数量和质量、对象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相对于国外高职教育国际化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不仅仅与我国实际开展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现状有关，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政府政策的制定、企业或组织的参与有关，更与从事高职教育的一线教师及研究者有关。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宏观政策、逻辑论述的研究偏多，基于数据的分析和探讨不足。对于所提出的建议往往是通过文献的分析对比所得，操作性不强。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不足，观点和方法的提出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撑。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良好运转，高职教育国际化势必得到迅猛发展，届时将会有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呈现。

[参考文献]

[1]戴小红.高职院校教育国际化动因、内涵与路径选择[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6）.

[2]梁晶.示范性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实践探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3（33）.

[3]陆启光.关于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若干问题的思考[J].广州职业教育论坛，2012（11）.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4篇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研究方法; 研究范式; 本土化旅游研究; 跨文化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5-01; 修订日期： 2011-08-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皖南国际旅游区品牌权益的评价与管理:基于顾客视角的研究》(AHSK09-10D90);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60-751056)

作者简介：

张宏梅(1969-),女,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跨文化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旅游研究已走过30年。30年来,旅游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 很多研究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这些研究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将国外的测量工具翻译成中文,然后以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以中国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复制,而很少能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推进旅游知识的积累;(2) 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国外理论和方法时能考问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应用时的适用性问题;(3) 尽管解释性研究数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满足于对现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当然地列出一些解释;(4) 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只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堆砌,而这些分析结果很难放置在一定的理论脉络中加以解释;(5) 缺乏理论构建意识,很多研究满足于对案例地或调查样本特征的具体描述,而对理论概括和抽象无所涉及。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使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无法提高,旅游学的学科地位无法确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研究者在参考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时,多依葫芦画瓢。虽然在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却很难直接从文献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科学哲学是构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构建上有所贡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基础作用,并探讨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国旅游研究者对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关注。

2 对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样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简单粗糙会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进而限制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国内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陆林(1997)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谢彦君(2003)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刊出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约80%的文章运用传统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法,对所研究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属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辨阶段;运用现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8.8%,这些文章主要运用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各种定性数据进行频数和频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定量方法的文献只占总数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础统计方法(均数、频数等),比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复杂统计方法使用较少。

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定性研究中,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定量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研究者来说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旅游研究质量的提升,让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撇开这些成绩的光环,将旅游研究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就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游学科和上述学科的差距还很大,这固然与旅游学科的复杂性有关,但更与国内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和训练有关。旅游学科可以说是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现象涉及面极广,具有高度复杂性,这都给旅游学科树立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挑战。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作为旅游研究者,当然首先应该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反省目前的研究现状,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简单重复、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论建树的怪圈,还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摒弃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处理好旅游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很艰难,也很漫长,但有志于旅游学科发展的仁人志士应当勇于挑战这种艰难。不过光有勇气和决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克服这种艰难的有效途径。我觉得这种有效途径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二是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 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国家中,科学哲学和各门学科之发展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门学科的发展,变成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回过头来,促进各门学科的发展(黄光国,1999)。与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学者进入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方法论课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学年必修的基础课程。反观国内的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没有开设方法论课程,甚至一些高校连研究方法课程都尚未开设,研究生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结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难有自觉的理论建树。

目前,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尝试使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各种数据分析方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状况仍令人担忧。一方面,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们,对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国内旅游学界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但很多人会满足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问题。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和建构知识的基础,要进行高质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们不仅要掌握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种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旅游研究工作。

3.1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

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整个20 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混沌理论、建构实在论等多种思潮或范式,这些范式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最先提出、持续时间最久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由普遍规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其路径为科学观察和逻辑归纳,“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遵循“观察-归纳-理论-证实-新的观察”的真理累积增长模式。实证主义采取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认为:人类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描述;超出主观经验的知识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致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就遭遇了危机和挑战,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推动了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

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以其“否证论”哲学最先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2)一书中,提出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假设和猜想。他否定科学理论是由归纳过程发现的,主张演绎才是经验科学正当的方法,并始终认为“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理论先于观察”,提出科学发展的证伪模式:“问题-猜想(理论)-批判(反驳或证伪)-新问题”。波普认为,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必须坚持否证原则,我们可以证明一种理论为假而予以摒弃,或者因为还不能证明它为假而暂时予以保留,但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实一种理论。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主要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科学和理性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它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被很多社会学科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心理学中的实验心理学和行为学派,并成为20 世纪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立场,认为在主体(研究者)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客体(研究对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和真理,寻找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种立场遭到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持主观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的批判。这些哲学流派反对“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的无所不在的客观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构建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实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等待研究者去认识的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双方共同构建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复的。

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论战,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如皮亚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结构主义成分,也有建构主义成分。一个哲学流派内部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变得非常困难。

各种哲学思潮和相应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优势和不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实在论试图整合客观和主观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提供哲学基础。建构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主张存在两种“实在”,一种是“实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种是“建构之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实在自身”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有某些结构,这些结构或许是以距离、空间、因果性或时间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我们无从获悉;我们对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预设,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出来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这个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建构的实在”(黄光国,2010)。

3.2 研究范式对研究方法的制约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译成范型、典范,是美国物理学家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参考框架,是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理念,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知识共同体(科学社群)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学哲学思想决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如后实证主义哲学决定了遵从该哲学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范式是研究者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研究者要进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解范式开始(黄光国,2010),只有理解了各种范式的基本观点,“才能确保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时,保持资料的收集方法与此后的基于资料的知识建构之间的一致性”( 詹宁斯,2007)。

每一种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并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带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观因素。反过来,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观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客观实在”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建构的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即客观规律或真理。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来说,研究者采取某种研究范式,就需要相应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多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收集数据,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理论和假设。但后实证主义也不排斥质性方法,如他们通常会通过个体访谈或焦点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被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设计问卷和量表的基础。解释学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和非参与观察、焦点组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主位(或局内人)视角、三角互证等方法分析数据,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虽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就会用到频数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标。

因此,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对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访谈法,后实证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都主张客观主义,认为需要摆脱研究者个人偏见对访谈过程及其结果分析的影响,而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则强调解释者的“偏见”或“视域”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将研究者的偏见合法化,认为访谈是双方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访谈结果的分析中明确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质性研究五阶段框架中,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第四个阶段,即陈述的转折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将自我融入到认识的整体过程中,并将自己写进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释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阶段质性研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观点是相一致的。

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适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国外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已趋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过,不同的学术期刊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会有所偏好,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睐。国内的旅游学者由于对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使用,导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这种认识不利于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3.3 旅游研究范式选择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入某一科学社群进行研究工作的起点。当一个研究者想进入旅游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时,他必须首先理解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外旅游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加强,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方法论专著和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经过近30年的争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旅游研究同时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或根据研究情境适当地取舍。

旅游现象非常复杂,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又涉及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既涉及心理学领域,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所以,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复杂学科,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场最适合旅游学科的性质。

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域性，所以对旅游现象的不同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达到对研究问题较深入的认识。如旅游体验研究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旅游行为预测可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旅游影响研究则既可采用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都应对该范式的优势和不足有较清晰的认识,避免过于美化某种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种范式。

旅游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但目前,旅游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跨学科性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仍然处于多学科阶段。多学科的特点是相关学科分别从各自兴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来充实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而对统一的旅游学科的形成无太多帮助。跨学科则要求介入旅游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个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谢彦君认为这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旅游的本质,即“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谢彦君,2010) 。

旅游学科在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中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哲学基础,以帮助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依据和方法,这个科学哲学流派就是建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不同学科的跨学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学上提出一套知识论的策略,让不同学科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体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这也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4 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各种哲学思潮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学者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屡有建树。我们熟悉的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产生于西方,我们自己很少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积淀的领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学框架内进行研究”( 李炳全,2007)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统的认识,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学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有一种“相应的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进入学术这一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黄光国,2010)。

虽然中国旅游研究与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时间上相距不像其他学科那么久,但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国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树,也必须去熟悉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来验证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识。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途径是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中国人的旅游行为、旅游业发展模式和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必然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仅靠简单借用西方理论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难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改变总是步西方研究后尘的局面,为全面理解旅游现象做出贡献。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认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对建立和完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4.2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的一些心理学者在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并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给旅游研究以很大启示,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与其盲目地复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们熟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或特征。根据李炳全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改造和处理,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框架下修订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者。其基本步骤一般为:学习和接纳外国研究范式改造或转换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这种本土化本质上仍是国外的理论,又被称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为操作比较简单,适用于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第二个层次是以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旅游现象的研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学理论体系,这种本土化可称为“内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1) 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时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为此,研究者需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如在某个景区停留较长时间,观察旅游者的行为,与旅游者进行交谈或访谈。(2) 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从自己的视角,而不是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这种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请学生或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实证方法和方法论。(3) 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这样更容易达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灵的相通,研究者会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对中国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更容易理解。(4) 异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学者对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异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李炳全,2007)。以上四种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几种研究策略。

4.3 本土化旅游研究与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联系但又互相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强调对本土(特定语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现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现象的独特性。不过,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旅游知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识和理论如果能在别的语境下重现,就有可能发展成普遍性的知识和理论,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验证知识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张宏梅,陆林,2008;张宏梅,陆林,2009;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健,2010)。旅游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会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差异和共性,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解释中国旅游现象时出现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且都重视文化的影响。通过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国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优势,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不过,与本土化研究侧重单一文化下旅游现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时考察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兴趣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要求,以免使用不当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结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却得不到可靠的知识(张宏梅,陆林,2009)。

5 结语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异常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还比较落后,表现在我们总是步西方的后尘,从研究选题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是对西方研究的简单模仿,而没有去深度理解指导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来改变中国旅游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但无论是采取哪种研究策略,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演变路径的理解是希望对旅游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掌握不能仅靠研究生们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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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耀峰,郑鹏,白凯.入境游客决策行为差异研究――以旅华日美游客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1):102106.

［7］ 王健.跨文化比较: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J］.旅游学刊,201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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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詹宁斯.旅游研究方法［M］.谢彦君,陈丽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11］ 张宏梅,陆林.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J］.旅游学刊,2004(3):7781.

［12］ 张宏梅,陆林.入境旅游者旅游动机及其跨文化比较――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J］.地理学报,2009(8):989998.

［13］ 张宏梅,陆林.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8287.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海外；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分布；特征

由于对中国的日益关注，海外各大国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金作相关的研究。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遍布亚洲、欧洲、中东、大洋洲以及北美，相比较而言，美国的机构数量最多，涉及的领域最为广泛，因此其成果和积累也最为丰厚。

一、北 美

美国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都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前者以中国的人文学术为研究对象，后者着重关注近代中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研究起步较早，是美国最早设立中文教学的学校，其独有的优势的是丰厚的藏书资源。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是美国西北的中国研究重镇，在50―60年代曾与哈佛大学齐名。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是美国西部的一个研究重镇，胡佛图书馆的档案涉及20世纪中国变革的重要资料和文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是目前美国西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机构，最近比较关注上海专题的研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在中国近代史和文化史方面有独到的研究，中国教育史方面的资料收藏是其一大特色，另外，该中心出版的刊物《近代中国》在国际学术界有着重大的影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并已有相应的成就。

总体而言，美国大学里研究中国的人数最多、实力最强、专业和兴趣最广，但往往与政策脱节。而华盛顿和波士顿研究中国的顶尖智库型机构最多，并与美国政策制定者联系密切，这些智库中，卡内基学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项目被普遍认为是较有深度的。其中的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都是独立的非赢利性研究机构，前者主要进行当代国际问题和美国国内问题研究，中国问题是其中涉及的领域。后者主要研究中美关系、中国安全战略、中国军事等。

除了大学和智库之外，美国政府的主要部门、大兵种都有中国研究专项，所有大公司也都有中国项目或者中国部门。美国亚洲协会是全美最大的关于亚洲问题研究协会组织，其重要特点是每年召开年会，届时，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关亚洲问题的研究专家都会前来参会。中国问题是这些会议里的最主要议题，其中又尤其着意于外交，过去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人权、贸易等比较单一的双边问题，现在则牵涉面广泛得多，非洲、拉美、能源问题都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贸易也从双边逆差发展到汇率、全球经济平衡、防止核扩散等问题。

加拿大

与美国同属北美的加拿大对中国问题也颇为关注。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是加拿大在研究亚洲和加拿大-亚洲关系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独立的全国性智囊机构。它成立于1984年，旨在为加拿大公众，特别是商界、公共政策制定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提供资讯和相互交流等服务，以便更好地了解亚洲的发展，并得以更有效地参与到亚太地区的事务中去。

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隶属于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当代中国的研究在中心获得发展。东亚研究系现有教师21名，其中有9位学者从事着与中国学相关的研究，研究领域既包含传统的汉学研究，如文学（如“当代中国文学与电影”、“中国古典诗词”、“中国古典文学”等）、语言（如“汉语”）、宗教（如“道教研究”）、历史（如“早期与传统中国历史”和“史学理论”）等方面，也有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如对“中国的性别问题”、“中国的发展问题”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特色”等方面的研究。

二、亚 洲

日本

在日本的高校中，近年来最较为活跃的当属设立于爱知大学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该中心与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法国、德国）的主要大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相互形成远程多边的教研交流系统。他们计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设置该中心在中国的研究基地（分中心），并从日本国内和国外招收博士课程研究生，培养现代中国问题的专家，并就现代中国的研究和教育建立世界各国共同的学术评价基础。在研究方面，该中心与海外合作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学者们共同组建了“现代中国学研究方法论”、“现代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圈”、“中国与亚洲・世界文化共生”、“现代中国政治和亚洲・世界和平”、“现代中国和亚洲・世界的人口环境”5个专业领域的研究会，每年召开一次综合各领域的国际研讨会，采用远程会议（RMCS）方式与中心的海外基地同时进行学术讨论，然后将研讨会的成果用日文、英文、中文3种语言编辑成报告或文集出版。此外，爱知大学还同日本国内外各合作大学共同协作，建立了涵盖日本全国及世界各地的现代中国研究综合数据库。

日本外务省于1947年成立了东方学术协会，替代了原来的日华学会，后又于1948年将“东方学术协会”更名为“东方学会”。现在东方学会有会员1560人，由研究中国问题、朝鲜问题、蒙古问题、印度以及东南亚问题、中亚问题、西亚问题、日本问题的学者组成，其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占多数。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经济、民族、民俗、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等，涵盖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该协会的出版物有：《东方学》（半年刊，创刊于1951年），至今已发行了100多期。主要刊载研究东方各国历史、文学、思想、考古等学科的学者的论文，论述日本东方学的发展状况，包括岸本美绪、池田温、滨下武志、山田辰雄、小南一郎、丸山升、沟口雄三等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纷纷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东方学论集》，（1954年在外务省资助下出版，1955年度第3辑停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1957年出版），以及《东方学论著目录》（1967年）。

新加坡

新加坡的高校以中文教学和研究为重心，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专门机构，不以研究人员的个人兴趣为重心，而是旨在配合国家的政策，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咨询服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机构包括新加坡东亚研究所（隶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最初研究中国儒家思想，目前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以及东南亚地区华裔问题）、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刊物《亚洲文化》和东南亚史料丛刊英文学术丛刊）、华裔馆（主要进行海外中国、海外华人社团和海外华人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并编辑和出版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中国家谱和《华裔馆通讯》）。

印度

印度的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学院由一批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学者开创了东亚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东亚研究中心，该中心主要关注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此外，还有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所，及其定期出版的《中国报道》，专门登载中国研究方面的论文。该所还负责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即21世纪的中国，并经常组织中国问题研讨会，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三、大 洋 洲

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起步比较晚，与欧美和日本等国相比，其相关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和研究经费都是无法比拟的，但是，它的发展不能算慢。悉尼大学是最早确立大学中文计划的学校，学校的研究、培训以及大学生的课程计划都紧密围绕着语言、哲学、文学和历史的综合研究。其主要学者有：贝尔詹・皮埃尔・里克曼斯，主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弗雷德・泰韦斯，主要从事有关问题的研究；达里德・古德曼，主要从事中国政策导向及现实问题的研究，其代表作是《邓小平传》。

澳大利亚的当代中国中心着重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与夏普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中国论文》丛书。中心主办的刊物《澳大利亚中国问题杂志》是一份高水准的国际性刊物，包括论文和书评，自1995年起改名为《中国杂志》。该国另一个著名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该中心经常进行一些商业领域的调查和讨论会，为澳大利亚商界提供一些课程，并出版刊物《走进中国》，其中的文章主要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公司介绍。此外，中国经济研究小组也非常值得关注，该小组侧重研究中国的城乡经济关系、工业化进程、粮食生产以及市场投资和就业问题，并出版了一些研究报告。

四、欧 洲

法国

法国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建于1996年，主要进行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中心的项目主要包括关于“中国的技术和物质文化研究（包括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改革）”；关于中国水利问题的研究；关于20世纪中国农业社会问题的探讨；关于20世纪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和思想观念方面问题的研究。该中心着眼于对中国现实国情的研究，如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农村改革问题、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这些研究贯穿一个目的，就是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走势。这大概与法国对华政策研究的需要也是契合的。法国的中国研究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广泛关注，也注意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探讨和研究。

法国远东学院是法国国民教育部下属的机构。其前身是l898年在越南设立的印度支那考古团。l900年1月20日，考古团更名为“法国远东学院”，任务是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该学院在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韩国、中国等国设立了研究中心。在中国的研究中心有三处，分别设立在北京、香港和台北。该学院出版的刊物包括：《法国汉学》（年刊，中文版），主要内容是译介法中两国汉学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年刊）；《亚洲艺术》（年刊），以及《远东亚洲丛刊》。

德国

近年来，德国的中国研究机构也逐渐增多。柏林自由大学的东亚系设有中国学专业，以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外关系为主，其研究人员都专注于各自擅长的领域。

波恩大学从事中国问题教学和研究的机构有中国学系和东方语言系汉语专业两个单位，前者以研究中国历史为主，后者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并出版《袖珍中国学》、《东方语言系学报》及杂志《亚洲研究》。

慕尼黑大学的中国学专业设立于1946 年。著名中国学家鲍吾刚曾担任该专业的主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该系有学生600 人左右，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该系图书馆藏有中文图书5 万多册，期刊240 种（其中中文期刊占一半左右） 。慕尼黑大学从事有关中国学研究的系所还有3个：戈氏政治学研究所重点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人类学和非洲研究所从事中国边疆民族的研究，医学史研究所以中医为研究重点。著名学者鲍吾刚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版物：《慕尼黑东亚研究丛书》

英国

在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主持东北亚国家的语言、历史、资料文献、社会科学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研究的国家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和蒙古，该所的特点是非常鼓励相关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对话。

牛津大学的东语系中国研究中心以定期举办研讨会，积极与中国开展各类学术交流活动为主，如学者互访等等。在中心内还可查阅到剑桥大学内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写的有关中国研究的大量书籍和文献。

五、俄 罗 斯

俄罗斯对中国的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成立于1966年，该所已成为俄罗斯综合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党、政、社会、经济、内外政策、意识形态及俄中关系等重大问题，为俄罗斯政府研究对华政策起助手和顾问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该所还综合研究日本、朝鲜半岛局势、国际政治问题、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俄罗斯同这一地区各个国家的关系和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等问题。目前，远东所积极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定期进行资料交换和专家交流。与之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是俄罗斯最大的东方学研究中心。该所的出版物有：《亚非人民》（双月刊，与非洲研究所合办）、《东方学研究所简报》、《东方学研究所学术论丛》、《东方》、《今日亚非》（与非洲研究所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