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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

中国经济的论文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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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浅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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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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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改革开放对中国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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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2011年8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见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代表时,公开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此后,中国的经济外交(1)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经济外交已经是我国和平与发展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从“以经济促外交”进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除了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之外,还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中国政府在实施经济外交时要配合政治外交、文化外交,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切实达到中国与世界“共赢”的目标。 【论文关键词】 经济外交 以政促经 政经结合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曾指出“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当时的邓小平就已经认识到了市场经济强大的作用力,于是再三叮咛“韬光养晦”,加强经济建设。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2011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强调了通过经济外交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把政治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互信,同经济上的合作、交流结合起来,以政促经,政经结合,这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以及我国外交工作的总方针,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经济外交的涵义 一般认为“经济外交”包括两个实质性的内容:一是由国家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二是由国家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战略目标、或追求经济以外的利益,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 经济外交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第一,推动更多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合作,利用境外资源,扩大工程承包,拓展国际市场。第二,择优援建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标志性项目。第三,充分发挥多边机制,积极推动高层互访和多边会晤。第四,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积极开展服务贸易,努力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第五,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和区域合作,在国际经贸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二、中国的经济外交(1) 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是学术界开始引进并使用经济外交概念,是对经济外交进行介绍和研究的起步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期~2011年8月,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频繁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引起了某些部门内部比较激烈的争议。2011年8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见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代表时,公开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此后,中国的经济外交(1)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经济外交已经是我国和平与发展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中国的经济外交(1)风头正劲,而其着力点首先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并且中国已从“以经济促外交”进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 首先,经贸领域的携手,大大强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如胡主席的拉美之行,成功获得巴西、阿根廷、智利相继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是对经济外交工作的极大鼓舞。 其次,中国的经济外交(1)实现了政治诉求。经济外交的重要渠道如APEC峰会、东盟与中国10+1会谈等多边场合,是中国政治的平台,可以寻求到更大的区域合作依托。 再次,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能源、原材料进口多元化、分散战略风险。我们要积极推进走出去的外交战略。 由此可见,实行经济外交对中国而言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同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政治意义是推进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经济意义是推进了地区一体化。 三、未来经济外交的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强的形势下,经济手段愈来愈多地被国家用来实现其政治战略目标。温家宝总理曾强调,必须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势,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从外交上做的大战略和总方针等方面充分认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新发展。由此可见,经济外交工作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中地位重要,我们必须更好地发挥经济外交的作用。 保障我国的政治安全, 还必须意识到经济外交并不是万能的。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除了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之外,还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 中国政府在实施经济外交时要配合政治外交、文化外交,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切实达到中国与世界“共赢”的目标。对现在的中国政府而言,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美德外交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阎学通: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学习月刊,2003年第4期,第15~16页 周永生:经济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2~38页 陈宏等:新中国外交[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林德昌:对外经济援助动机之研究[J].问题与研究(台湾),1993,(12) 李长久:经济外交——中国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J].和平与发展季刊,2004,(1) 黄硕风:国家兴衰论[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李长久:经济外交——中国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J].和平与发展季刊,2004,(1)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王义桅:经济外交展现魅力中国声音越来越响亮.环球时报,2011年12月03日第十八版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中国外贸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进入21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也使我国更加充分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的。2000年11月15日,同志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许多文献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出口市场更加集中,与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相矛盾。(2)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3)环保产业和绿色产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目前,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我国出口、外贸、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然而,事实一定如此吗?

经过加入WTO后的这几年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全部都是不利影响。主要有三点原因:(1)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79-1982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11.66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超过英国、法国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共吸引3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30%。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国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从而加快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技术领域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技术应用方面能够与世界同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将使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日趋活跃,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科技活动加速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全球化科技活动不断深入,使民间的全球性科技交流得以加强。经济全球化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3)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发展扩大使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可对贸易保护主义起遏制作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贸易秩序。据世贸组织的一些专家估计,世界贸易量每年增长将达到2000亿美元。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在遇到贸易争端时,企业还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合理地解决与其他世贸成员的经贸摩擦。

从上文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多面的,有利也有弊,但是在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的时候,我们尽量将利益调整到最大化同时将弊端降低到最小化,从而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时,我们做出的具体措施如下:(1)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一方面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通过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其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来,通过进一步发展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劳动力优势。(2)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不断促进和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3)将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以贸易为先导,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以适用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境外投资和境外加工贸易,充分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获取最大规模的比较效益。尤其要重视与世界跨国公司的合作,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4)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很大。这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所在,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贸易的发展有弊的同时也有利呢?我们有以下的数据支持(这里主要只介绍外贸方面):贸易额增长是对外贸易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二十年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4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4.77%,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由第32位跃升为第10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服务贸易也有很快增长,1985-98年,服务贸易额以年均19.3%的速度增长,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由6.9%上升到13.74%。

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弊,同时也有利。只要我们通过合适的方法降低风险,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完全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这个契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张松涛:《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历程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的若干思考》.《1999年中国经济年鉴》.北京中国经济年鉴社,1999年.第828-835页.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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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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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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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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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行政法 国家主体 论文摘要: 经济法与行政法是独立的两法律部门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本文从经济法与行政法产生背景和本质差异的角度来比较两部门法中国家主体的不同,认为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是积极主动、创造性的;而在行政法中,国家主体地位是被动的、消极的,并从社会法之角度指出行政法与经济法在边缘上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法的概念提出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经济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与行政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仍有纷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经济行政论”,这一理论认为“凡是基于国家公权力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所以经济法是“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研究”。该理论的形成基础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但两部门法中国家权力介入的角度是不同的,通过分析经济法、行政法产生背景和本质差异,可以比较出国家主体在两部门法中的不同地位及发挥作用的截然不同。 一、国家、国家主体 国家究竟是什么?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中对国家的描述到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法学家们一直在试图寻找清晰的答案。但直到19世纪马克思才在他的著作中揭示出国家的真实本质,他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架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突出,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可见,国家首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次,国家是为缓和冲突而产生的。国家主体指当国家在行使上述概念中所体现的职能时,在法律上所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即职权和职责。国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具有法律性和社会性两大特性的。主体的法律性指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行为若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得任意加入到法律关系中,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主体的社会性是指虽然法律主体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但是法律规范确定什么人和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不是任意的,法律规范不是确定法律主体资格的最终根源。立法者不能任意规定法律主体的范围,而要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国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仅仅是由法律规范规定的,其最终决定原因是经济发展状况。所以虽然国家的职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法律部门内,国家主体的地位是与具体的法律部门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其所体现的本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经济法与行政法中虽然均有国家作为实质主体出现即国家授权其代表机构行使国家职能。但由于两部门法的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其所体现的本质不同,国家主体在两部门法中的地位是显著不同的。 二、从产生的社会背景比较 经济法的概念1755年即提出,当时国家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论断,以亚当斯密的思想为代表,即“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任其完全自由,在自己的方法下追求他的利益,而以其勤劳及资本,加入对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的义务,君主们应当完全解除。”这种国家完全不干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生产力发展迅猛,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经济个体对经济整体与经济环境的依赖性增强了,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行为可以避免外部性,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不受其他经济个体及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个体在整个市场大环境中是盲目的,他们不能也没有能力预见到其个体行为对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体逐利行为的总和已经成为对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的破坏。此时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在社会大生产的面前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放弃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守夜人”角色主动干预社会经济运行,可以说国家对经济的介入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回应。 下面让我们分析行政法的产生背景。行政法最早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799年,法国共和八年拿破仑一世时期。当时由于普通法院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行政改革心怀不满,存在着对立。所以拿破仑一世设立独立的行政审判制度,此制度日后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法国行政法院。 而独立的行政法部门的出现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随着“行政国”的产生而产生的。关于行政国,韦德谈到“现代国家不再限制于防御、公共命令、刑事法律以及其他总的事务,而是提供细致的社会服务和承担很多人们日常商业事务的管理。国家控制了主要命脉,也给自己增加了各种新义务,和这些新义务相关联的必然产生新的权力。”可见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使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涌现出来。为了解决这些层出不穷的矛盾和问题,国家增设了大量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以便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秩序进行确立和保障。但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权力的扩张,其被滥用的危险增加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可能受到侵害的威胁增大了,这是由权力的本性决定的。所以,基于行政权力扩张的本性,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形。社会必须创立一种机制,在扩大行政权的同时,加强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制约,使之正当行使而不致被滥用,这种控制和制约的重要环节就是行政法。 从以上两法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出是经济的发展使国家职能的触角延伸了。但毕竟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原因是不同的。因为经济法是应个体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所引发的市场调节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而行政法无论其萌芽和独立部门法产生,其原因都是出于对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行政权之扩张的认识和防范,出于对行政权之限制、控制而产生的。所以必然地两法之中,国家主体是不同的。首先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的出现,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介入是应经济的需求,是积极主动的。国家主体的出现创造了各经济要素良好互动所需的自然秩序。而在行政法中,国家主体地位是被动的、消极的。虽然在经济生活中行政权力的扩张是为了维护经济的秩序,但实际上由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行政法中,为了防止行政权力对个体权利的侵害,防止其对已产生的自然秩序造成破坏,行政权力是被控制的。所以国家主体虽均在两法中出现,但它们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三、从法的本质比较 法的本质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指一法律部门区别于其它法律部门的内在规定性。经济法与行政法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故两法律部门所优先保护的利益以及追求的均衡秩序的状态是不同的,所以它们的本质也是不同的。从经济法的产生可以看出,经济法的最初目的是为防止市场失灵,应国家干预经济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假如市场的确是造成浪费、无效率和不公正的根源,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担保国家行动的结果确实符合它进行干涉的目的呢?”事实证明,政府失灵是同样存在的。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加深了,而经济生活对国家干预的依赖也强了。这些无疑暴露出了国家干预的局限,首先是政府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机制的局限;其次是政府面对如此纷繁庞杂的市场是判断能力的局限。这些局限性使政府发生决策失误,并且作为具有特殊地位的资源中心,其许多决策行为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产生了“寻租”现象。因此经济法的本质被重新定位为协调“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的法律。经济法被界定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也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及至禁止。” 关于行政法的本质的探讨,从18世纪提出的“控权论”到20世纪初的“管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平衡论”,是一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控权论”里行政法的本质被界定为:“其最初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这种理论由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经济发展相适应,而在行政法理论领域占统治地位,达两个世纪之久。直到20世纪初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理论界才兴起了强调行政权力优越性忽视个人权力的“管理论”。但随着社会进步,忽视个人权力的论述没有了社会基础,“管理论”也很快就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平衡论”,它强调行政法的本质是应尽可能“在总体上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建立和维护民主与效率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的法的秩序[11]。 由上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理论的变迁,可见人们对两部门法的本质的认识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但无可否认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与市场主体此时成为平衡杠上的两个端点,平衡支点便是经济法,是经济法一方面利用国家力量为市场调节机制创造最好的自由竞争秩序环境;另一方面又防止国家之手的失灵,使 国家调节市场有度与量的限制。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旨在提供良好秩序,以保证各经济要素能自由地在市场机制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其调节手段必须限于间接的、普遍的、宏观整体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干预市场个体的活动,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市场个体的独立自由的地位。 而行政法作为关于国家行政权的法,其独特性是显而易见得。与其他国家权力相比,行政权是最现实,最常行使的权力。行政权可以直接地、具体地介入影响具体个体的生活,并且行政管理的效率要求使行政权本质上是自由裁量权。可见行政权作为以国家为后盾,以自由裁量权以本质,直接影响社会个体的权力,其一旦不受约束或仅仅是约束有一些疏忽,危害是巨大的。所以无论行政法理论如何变迁,有效的但必须是节制的行政权是构建整个行政法体系的逻辑起点。虽然平衡论是寻求行政机关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平衡但实质上由于双方地位的悬殊,其平衡状态也必然以限制行政机关权力为前提。故行政法中国家主体的地位始终是消极的、被动的。 四、结束语 上面的论述,只是试图从国家主体之角度来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以界定经济法是独立于行政法的独立的法律,并以此来回应“经济行政论”。同时也要看到两部门法的天然联系,例如:二者在经济生活牵涉面上的重合,调整方式上的相互配合等。另外20世纪以来,强调社会本位的社会法悄然兴起,并日益显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其理论基础即:社会本位超越个人本位、国家本位。社会法成为跨于公法、私法领域之上的立体框架。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法的社会法特征日益彰显,强调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并要求以社会自治为调整手段和强化社会责任。而由于社会行政的日益崛起,公共管理社会化使政府的管理范围收缩,行政法将一部分职能逐步交给非政府社会化组织承担,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12]。可见,经济法与行政法在法律社会化的潮流中,二者在边缘地带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行政法 国家主体 论文摘要: 经济法与行政法是独立的两法律部门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本文从经济法与行政法产生背景和本质差异的角度来比较两部门法中国家主体的不同,认为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是积极主动、创造性的;而在行政法中,国家主体地位是被动的、消极的,并从社会法之角度指出行政法与经济法在边缘上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法的概念提出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经济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与行政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仍有纷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经济行政论”,这一理论认为“凡是基于国家公权力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所以经济法是“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研究”。该理论的形成基础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但两部门法中国家权力介入的角度是不同的,通过分析经济法、行政法产生背景和本质差异,可以比较出国家主体在两部门法中的不同地位及发挥作用的截然不同。 一、国家、国家主体 国家究竟是什么?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中对国家的描述到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法学家们一直在试图寻找清晰的答案。但直到19世纪马克思才在他的著作中揭示出国家的真实本质,他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架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突出,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可见,国家首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次,国家是为缓和冲突而产生的。国家主体指当国家在行使上述概念中所体现的职能时,在法律上所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即职权和职责。国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具有法律性和社会性两大特性的。主体的法律性指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行为若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得任意加入到法律关系中,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主体的社会性是指虽然法律主体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但是法律规范确定什么人和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不是任意的,法律规范不是确定法律主体资格的最终根源。立法者不能任意规定法律主体的范围,而要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国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仅仅是由法律规范规定的,其最终决定原因是经济发展状况。所以虽然国家的职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法律部门内,国家主体的地位是与具体的法律部门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其所体现的本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经济法与行政法中虽然均有国家作为实质主体出现即国家授权其代表机构行使国家职能。但由于两部门法的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其所体现的本质不同,国家主体在两部门法中的地位是显著不同的。 二、从产生的社会背景比较 经济法的概念1755年即提出,当时国家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论断,以亚当斯密的思想为代表,即“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任其完全自由,在自己的方法下追求他的利益,而以其勤劳及资本,加入对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的义务,君主们应当完全解除。”这种国家完全不干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生产力发展迅猛,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经济个体对经济整体与经济环境的依赖性增强了,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行为可以避免外部性,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不受其他经济个体及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个体在整个市场大环境中是盲目的,他们不能也没有能力预见到其个体行为对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体逐利行为的总和已经成为对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的破坏。此时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在社会大生产的面前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放弃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守夜人”角色主动干预社会经济运行,可以说国家对经济的介入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回应。 下面让我们分析行政法的产生背景。行政法最早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799年,法国共和八年拿破仑一世时期。当时由于普通法院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行政改革心怀不满,存在着对立。所以拿破仑一世设立独立的行政审判制度,此制度日后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法国行政法院。 而独立的行政法部门的出现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随着“行政国”的产生而产生的。关于行政国,韦德谈到“现代国家不再限制于防御、公共命令、刑事法律以及其他总的事务,而是提供细致的社会服务和承担很多人们日常商业事务的管理。国家控制了主要命脉,也给自己增加了各种新义务,和这些新义务相关联的必然产生新的权力。”可见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使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涌现出来。为了解决这些层出不穷的矛盾和问题,国家增设了大量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以便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秩序进行确立和保障。但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权力的扩张,其被滥用的危险增加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可能受到侵害的威胁增大了,这是由权力的本性决定的。所以,基于行政权力扩张的本性,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形。社会必须创立一种机制,在扩大行政权的同时,加强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制约,使之正当行使而不致被滥用,这种控制和制约的重要环节就是行政法。 从以上两法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出是经济的发展使国家职能的触角延伸了。但毕竟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原因是不同的。因为经济法是应个体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所引发的市场调节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而行政法无论其萌芽和独立部门法产生,其原因都是出于对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行政权之扩张的认识和防范,出于对行政权之限制、控制而产生的。所以必然地两法之中,国家主体是不同的。首先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的出现,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介入是应经济的需求,是积极主动的。国家主体的出现创造了各经济要素良好互动所需的自然秩序。而在行政法中,国家主体地位是被动的、消极的。虽然在经济生活中行政权力的扩张是为了维护经济的秩序,但实际上由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行政法中,为了防止行政权力对个体权利的侵害,防止其对已产生的自然秩序造成破坏,行政权力是被控制的。所以国家主体虽均在两法中出现,但它们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三、从法的本质比较 法的本质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指一法律部门区别于其它法律部门的内在规定性。经济法与行政法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故两法律部门所优先保护的利益以及追求的均衡秩序的状态是不同的,所以它们的本质也是不同的。从经济法的产生可以看出,经济法的最初目的是为防止市场失灵,应国家干预经济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假如市场的确是造成浪费、无效率和不公正的根源,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担保国家行动的结果确实符合它进行干涉的目的呢?”事实证明,政府失灵是同样存在的。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加深了,而经济生活对国家干预的依赖也强了。这些无疑暴露出了国家干预的局限,首先是政府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机制的局限;其次是政府面对如此纷繁庞杂的市场是判断能力的局限。这些局限性使政府发生决策失误,并且作为具有特殊地位的资源中心,其许多决策行为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产生了“寻租”现象。因此经济法的本质被重新定位为协调“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的法律。经济法被界定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也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及至禁止。” 关于行政法的本质的探讨,从18世纪提出的“控权论”到20世纪初的“管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平衡论”,是一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控权论”里行政法的本质被界定为:“其最初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这种理论由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经济发展相适应,而在行政法理论领域占统治地位,达两个世纪之久。直到20世纪初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理论界才兴起了强调行政权力优越性忽视个人权力的“管理论”。但随着社会进步,忽视个人权力的论述没有了社会基础,“管理论”也很快就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平衡论”,它强调行政法的本质是应尽可能“在总体上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建立和维护民主与效率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的法的秩序[11]。 由上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理论的变迁,可见人们对两部门法的本质的认识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但无可否认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与市场主体此时成为平衡杠上的两个端点,平衡支点便是经济法,是经济法一方面利用国家力量为市场调节机制创造最好的自由竞争秩序环境;另一方面又防止国家之手的失灵,使 国家调节市场有度与量的限制。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旨在提供良好秩序,以保证各经济要素能自由地在市场机制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其调节手段必须限于间接的、普遍的、宏观整体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干预市场个体的活动,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市场个体的独立自由的地位。 而行政法作为关于国家行政权的法,其独特性是显而易见得。与其他国家权力相比,行政权是最现实,最常行使的权力。行政权可以直接地、具体地介入影响具体个体的生活,并且行政管理的效率要求使行政权本质上是自由裁量权。可见行政权作为以国家为后盾,以自由裁量权以本质,直接影响社会个体的权力,其一旦不受约束或仅仅是约束有一些疏忽,危害是巨大的。所以无论行政法理论如何变迁,有效的但必须是节制的行政权是构建整个行政法体系的逻辑起点。虽然平衡论是寻求行政机关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平衡但实质上由于双方地位的悬殊,其平衡状态也必然以限制行政机关权力为前提。故行政法中国家主体的地位始终是消极的、被动的。 四、结束语 上面的论述,只是试图从国家主体之角度来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以界定经济法是独立于行政法的独立的法律,并以此来回应“经济行政论”。同时也要看到两部门法的天然联系,例如:二者在经济生活牵涉面上的重合,调整方式上的相互配合等。另外20世纪以来,强调社会本位的社会法悄然兴起,并日益显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其理论基础即:社会本位超越个人本位、国家本位。社会法成为跨于公法、私法领域之上的立体框架。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法的社会法特征日益彰显,强调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并要求以社会自治为调整手段和强化社会责任。而由于社会行政的日益崛起,公共管理社会化使政府的管理范围收缩,行政法将一部分职能逐步交给非政府社会化组织承担,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12]。可见,经济法与行政法在法律社会化的潮流中,二者在边缘地带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了。 参考文献 王克稳.行政法视野中的“经济法”[J].中国法学,1989, (4): 65-7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66. 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382. 亚当·斯密.国富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79. 徐杰.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J].经济法论丛[C].(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1-23.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11. 威廉·韦德著,徐炳译.行政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187. 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G].清华法律评论. (第二辑),北京:清华出版社, 1997, 63. 威廉·威德著,徐炳译.行政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5. [11] 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5. [12] 石佑启.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J].中国法学, 2003, (3): 53-58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9篇

从某种程度上讲,会计产生源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通过相应可靠会计信息,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对企业进行必要监督,而经营者通过有效的会计信息,评价出企业经营发展状况和设置相关的战略发展目标,实际上经济体所有者和经营者,在会计报告中获得相关利益,可以直接被认为是经营者进行人力资源利用所产生的产权收益。可见产权会计制度下主要功能对产权进行有效界定、确认和维护,通过相应会计制度法律法规以及固有道德保障会计制度有效性实施,利益会计制度下财务处理及相关日常操作,约束和维护好相关利益群体权益。会计制度下经济增长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产权会计制度规范下,构建出一种更加有效经济体组织形式,并确定相关利益群体的财权所有权,将个人经济获取不断转化成为一种社会性活动,保障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方向一致性,直接减少经济利益分配过程中不劳而获现象;二是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利益获取范围,使经济体在获得收益同时,能够提供真实可靠收益报告,实现一个复杂多变市场经济活动系统,从宏观到微观逐级分解、界定和明确利益群体之间的权责,更好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双赢式。可见产权会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能够不断促进不同经济体,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使得经济体产业发展能够真实反应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从而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影响社会经济制度调整和控制,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上述研究和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和密不可分关系,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制定和产权制度明确,将会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推动性作用,而经济增长作为会计制度变迁需求,有利于促进和完善我国会计制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对于资源分配决定性作用地位越来越突出,这也直接要求我国政府能够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会计政策;另一方面产权制度和会计制度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在我国宏观经济改革大环境下,产权结构多元的改革将会推动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会计制度进一步明晰和使用,将会更加有利于社会中利益群体之间产权分配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政府对于经济体监督支出,实现企业中经济交易费用。本文建设性提出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

与国际标准会计准则制度相比,我国会计准则制度还存在一定程度上差异性,结构和内容还存在不完善性,没有构成多方面需求性主体,对于会计准则制度绩效评价效果和方式不健全,同时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方经济利益主体参与程度不高,本文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建议如下,一是有序改变现有会计准则制定机制,从博弈论角度看,只有经济体各方利益者积极参与会计准则制度的制定,并进行规制的利益博弈,制定出的准则才能实现利益多元化共赢纳什均衡最佳状态,才能使经济体的各方利益达到满足,进而推动各方经济利益合理增长,可见会计准则制度应向公开方向发展,逐步改变政府性主导地位,实现多元化主体参与,达到动态博弈平衡;二是增强会计准则制定程序透明度,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从最终目标上看,是为更好平衡各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从过程上主要体现是否经过各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平衡结果,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科学合理性,必然需要一个相对透明环境,公共利益各群体积极参与及实现更为完善会计准则自我调整,因此建议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积极有序借鉴发达国家会计准则制定经验,制定出积极有效保障措施和法规,调动其个利益群体和公民代表积极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平衡博弈

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看,如果一类高收益资源领域,不具备相应准入机制,各方利益群体将会争向加入,以此获得自身的最大收益,资源将会被无限制过渡性应用,直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需求与资源关系上存在一定矛盾冲突,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经济利益体彼此排除对方,但是有必须相互合作,这实质上就是一类发展过程弈行为,会计制度和产权制度之间相互融合及制定,实质上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最后达到一种动态均衡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模式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选择,会计外部环境条件,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过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由于从自身最大利益角度出发,为谋求自身生存和权益,在一定规则和制度环境下,势必将会发挥经济利益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去与企业经济利益体进行博弈,达到一定范围和程度博弈均衡,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化不断创新和信仰,又产生一种新博弈状态,因此会计和产权制度相互影响就是一种不断更新博弈平衡关系。保证和实现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博弈主要措施,一是完善会计法,依据我国具体经济实际情况,制定相应会计准则和行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于市场干预,造成的不必要资源浪费;二是会计制度制定必然严格体现出主导公平性,确实保证各个经济利益群体公共利益;三是在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过程中,在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前提下,选用合适方式,例如政府主导下诱导下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从而更好实现利益各方协调,满足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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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12篇

[摘 要] 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ECM)模型等方法,利用1991年到2006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对我国的进口、出口、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外贸与外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正向影响关系,GDP与FDI之间存在一个单向因果关系。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远大于进口和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外贸(进口和出口)与FDI相互之间没有显著影响,误差项仅仅对进口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出口和FDI都没有显著影响。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协整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存在着紧密联系,国内外学者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外贸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更多学者对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从理论研究转向了实证分析。由于各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样本和数据等方面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Helpman&Krugman(1985)认为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单项直接的因果带动,Chartey(1993)认为经济增长对出口有单项直接的因果带动关系,Helpman&Krugman(1995)则认为二者互为因果关系,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如Pack(1992),Helleininer(1996)和Bleaney(1997)。 我国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在地区层面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相对比较缺乏,这就使得建立数学模型,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测定外贸与外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内的研究者中,佟家栋(1995)开创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的先河,他利用1953年~1990年中国进口额和国民收入数据,采用简单线形回归方法对进口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进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期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林毅夫、李永军(2001)利用宏观经济模型证明了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进口对经济增长则具有负作用。孙敬水(2007)从弥补供给缺口、缓和贸易摩擦、诱导国内需求与激发技术创新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利用1991年~2006年的统计数据,对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杜江(2007)运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ECM)的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的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进口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唐志(2007)采用四个变量系统的VAR模型和VECM模型,对我国对外贸易、产出和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都存在正的影响。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采用多变量来进行分析,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纳入出口、进口、外国直接投资和GDP四个变量,对我国1991年~2006年期间外贸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1年~2006年间我国的出口(EX)、进口(IM)、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及产出(GDP)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相关各个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为消除统计数据中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将GDP调整到1978年不变价格,并利用GDP平减指数对出口额、进口额和FDI数据进行了平减。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各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并用LEX、LIM、LFDI、LGDP分别表示。 通过做出各变量对数时间序列的时序图可以发现,我国GDP、出口、进口和FDI的对数时间序列在1991年~2006年期间,随着时间的变化,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都显示出不平稳性。下面的单位根检验将对其加以证实。 三、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只有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两个变量才有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在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分析时,首先用Phillips-Perron单位根检验方法来 检验时间序列的单整阶数。 从表1可知,原序列是非平稳的,这表明不能对变量用简单的回归方法进行分析。表2为对原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的ADF单位根检验,在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发现各个序列都是平稳的。可见,四个变量LGDP、LEX、LIM、LFDI经过一阶差分平稳,故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的结果,可以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一阶。 2.协整检验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计量分析。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变量,如果它们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由表3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惟一的协整方程。对系数进行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为: LGDP=0.3876LEX+0.1467LIM+0.2556LFDI+12.3490 (0.1109)(0.1839) (0.0783)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上述协整方程的误差修正项为: ECT=LGDP+0.6940LEX-0.5843LIM+0.3328LFDI-5.7238 可得VECM模型如下: 模型总体检验统计量为:LogL=67.3683,AIC=-2.5453,SC=-4.0283。上式的所有变量都是零阶单整的。 由于重点考察的是外贸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存在以ΔLGDP为被解释变量,以ΔLEX,ΔLIM和ΔLFDI为解释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 从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GDP与外贸和外资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是,出口、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每变动1个单位,GDP将分别同方向变动0.3849、0.1203和0.1362个单位;误差修正项ECt-1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其修正速度为-0.1029。 3.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上述协整检验结果,我国的进出口与外资和GDP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本文对样本区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进口、出口与外资四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注:列为因果方向,表中数值为零假设(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伴随概率 由表4可知,我国的GDP与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特别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表4还表明,在GDP与FDI之间存在一个单向因果关系,即FDI是GDP的Granger原因,但GDP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 1.我国的GDP、出口、进口和FDI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可用如下的协整方程式表达: LGDP=0.3876LEX+0.1467LIM+0.2556LFDI+12.3490 即出口、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GDP的增长都有正的贡献。 2.我国的GDP与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正向影响关系,GDP与FDI之间存在一个单向因果关系,FDI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远大于进口和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3.外贸(进口和出口)对FDI没有显著影响,即 进出口很少通过影响FDI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同样,FDI对进口和出口也都没有显著影响,误差项仅仅对进口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出口和FDI都没有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杜 江:(2007)《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实证分析—兼论“重新审视进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4期 佟家栋:(1995)《关于我国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南开学报》,1995年第3期 林毅夫 李永军:(2003)《出口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导向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4期 孙敬水:(2007)《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2007年第1期 唐 志:(2007)《中国对外贸易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年第3期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13篇

内容论文摘要:在中国,GDP指标已经连续三年保持平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已经过去的2006年更是达到10.7%,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绽放出令人眩目的光环,伴随而来的是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房地产投资的空前高涨、重要商品价格的大幅上升、证券市场的持续走牛。文章对促成当前中国经济热潮的深层原因和未来变局进行了探讨。 论文关键词:周期性,核心价值,经济博弈 一、从理论的视角,正确看待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在周期性运动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事物发展规律性的理论,对整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做出了基于宏观层面的科学界定。对于人类的经济认识的总体趋势,我们给出这样的认识:即总的趋势不断向前发展,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曲折。纵观近20年来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轨迹,这种经济周期的起伏波动贯穿始终。事物存在的质、量、度。事物发展中的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事物发展中的肯定和否定及其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矛盾。因此,宏观经济的冷热、起伏等周期性问题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的。 西方经济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做出了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引起波动的内在力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波动不过是随机的和未预期到大冲击的结果;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波动主要归结为错误导向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波动看作来源于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不过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内在特征扩大了一些这样的干扰,并使其作用持续存在。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几次周期性波动。引起波动的基本原因,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缓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总需求的快速扩张与社会总供给的增长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因而经常引起社会总供求的失衡。这种矛盾的动态趋势是在不断减弱的,其原因分阶段来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需求的迅速增长也带动了供给能力的提高,总供求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迅速减小。同时,经济加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也使从政府到社会各方面对加强宏观调控的认识趋于一致,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越来越多地转向通过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对客观经济规律越来越重视,宏观调控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是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减小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和核心价值 第一,稳定的国家政治格局,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保证。现行政治体制,有利于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广大领土国家有效纳入高度的集权掌控。各种政策能够以最快的效率传达和实施。国家有能力排除各种不必要的超出经济生活之外的干扰,一心一意的发展经济。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完全应该按照这个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去选择,但是在目前现阶段的中国,这无疑是最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政治制度。全世界对中国政府的信心也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二,相对健全的综合生产体系和较好的自然资源,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经过建国几十年来,几代中国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农业生产基础,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也随之有了较快的发展,加上我国较大的国土面积能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自然资源保障。因此,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终于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步入了快车道。中国近几年来的经济热潮也就孕育而生。 第三,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有政府管理的市场经济。政府的调节和管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进行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第二是超过市场监管,促进公平竞争增进微观经济的效率 ,保护资源生态和环境,维护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等。第三是通过财政税收等杠杆,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总共进行了六次宏观经济调控,由于这几次宏观调控比较顺利,成效显著,减少了损失,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第四,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资源,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巨大力量。中国劳动力后备资源非常丰富,中国不仅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经过实施九年义务教育,青少年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中国具有巨大的不断扩大的市场,十几亿人的大市场,吸引着各方面的投资,还有中国基础设施缺口很大,投资机会很多,建设的推进,经济增速快,人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国内居民消费不断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的竞争加快,使中国的市场空间非常大,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场所。 三、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国家经济博弈趋势 作为“市场化”的延伸,我国面对的世界经济开放的新特点:一是贸易和投资范围扩大到全球;二是市场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采用。然而,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它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更多的挑战。 1、人民币持续升值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热钱”(HOT MONEY)流入是炒作人民币升值的结果,不能成为升值的理由和根据。“热钱”就是逐利,人民币升值的炒作越大,“热钱”的流入越多,而表面上会形成外汇的积累更快。这样的循环是炒作的结果而不能成为升值的理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外国资本的流入是对中国的各产业以及中国市场和政府有信心的货币选票。但是,这些国外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资本和掌控它们的投资人,深知投资具体产业的漫长而艰辛过程,所带来的利润远不及利用经济博弈手段获取的收益高效而轻易,特别是当面对拥有强大政治、资本、人才、信息等优势,经验丰富的外国资本博弈老手们,那些新参与进世界资本博弈游戏中的发展中国家简直不堪一击。这些“国际资本大鳄”欣然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它们提供的饕餮大餐。 热钱不具备外汇储备的支付功能,也不为央行所控制。当中国经济有任何风吹草动,特别是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显现出来,“热钱”会快速流出。大进大出造成的冲击可能就不是经济不稳定的问题了。虽然我们有资本管制,但是他们自己有办法进来,就有办法出去。“热钱”靠炒作制造市场波动赚钱,要他们以及专门为“热钱”服务的咨询行业不炒作是不可能的。中国将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之中,面对越来越多的压力。我们要采取措施化解一些“幻觉”和“错觉”,抓紧汇率暂时稳定的时间,加强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改革,进行经济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 2、中国的房地产热潮,是内外资本、政府与普通民众这四方面交叉博弈的恶果。我们将中国的房地产热潮梳理一下,能够得到以下信息:房地产开发无论对地方政府短期的财政收入,或者所谓的当地GDP增长目标,以及地方基本建设,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那些地方主要官员在房地产开发的热潮中能很轻易的将手中的行政权利“寻租”转化为个人的私利,地方官员受个人利益驱使,参与这种巨大利益的分配博弈,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中国房地产业膨胀的因子。因此,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热潮的私下认同,甚至是推波助澜是情理之中的。 在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同时。国内开发商对写字楼、商场、酒店等资源型地产项目的投资也 愈加看好起来。内外资本为了争夺资本博弈过程中的“制高点”,不惜代价的控制以土地作为永恒稀缺资源的房地产开发行业,加剧了中国房地产热潮的发展势头。中国有句俗语:“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正是由于这些强势力量时而互相倾轧、反复争夺,时而狼狈为奸、彼此勾结。使得那些真正需要住房的普通百姓成为中国的房地产热潮中最大的受害者。炒作房地产的不仅是企业,而且有许多个人参与。特别是各地都出现了假按揭现象,有多少这 类现象不得而知,但的确有不少高收入者将购买住房作为投资行为。 3、中国股票市场游戏里正上演着一场零和博弈的大戏。造成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走牛的基本因素有两方面:其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这一制度变革,解决了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大制度性缺陷,从根本上使上市公司大小股东利益趋同,全流通时代即将到来,大大增加了股民的信心。其二,中国经济的持续向好。一直以来这被看作是股市走牛的最坚实基础。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股民对中国股市产生良好预期,成为拉动由熊转牛的最重要引擎。需要警惕的是,当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一部分、当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时,不管是否存在泡沫,大量资金涌入中国股市将在未来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我们需要一个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可是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变为一个充斥着投机和冒险氛围的,繁荣不能是仅仅是一时的需要,那无异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四、结论 赌徒心理是人性的基本特质,人性对于物质资料(财富)的追求永远是贪婪、冷酷、充满野心的。在追求占有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步发现,个人所能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物质资料(财富),永远不能满足自己对物质资料(财富)的期望。因此,通过各种手法来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了。因为有社会的基本契约的限制,在一定规则条件限制下的经济市场的博弈,看来是如此的直接简洁并且充满诱惑。当然,更高层次的方法是人们理性的结合起来,采取政治手段或者军事手段进行更行之有效的占有。那又另当别论了。是另外一个话题,在此不作累述。 人类之间这种广泛的博弈行为的结果,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有实际需求的人没有能力得到物资资料的满足,而那些拥有大量物质资料的人,自身却根本使用不了这么多物质资料。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循环被少数能够掌控财富的人,以物的形式冻结起来(这种物的形式以土地为最普遍、最有效力的手段),社会生产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个环节中的有机运行机制被人为破坏。那将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灭顶之灾。回顾上个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究其原因同现在的中国的经济热潮,本质是一样的。笔者认为:“从人类社会形成开始,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事实上不存在量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资源总体上是能满足甚至超出那一时间节点上,人类自身的需求的(如果不能满足,人类也就不能演进到今天的状况)。然而,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是由单个的生命个体共同组成的,人类自身作为生命个体的自然首要属性同来自人类群落的社会属性构成一对的矛盾,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复杂运动过程,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人类的经济生活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矛盾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所以,人类社会的经济应该只存在解决运动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因为,我们人类所面对的经济现实,从来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乐观或者悲观,那只是因为的心理和心理影响下的行为往往超越了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平衡一旦被打破,人们的心理以及为心理所支配的行为会在首先被突破的方向上保持强大的惯性,这种惯性的力量同时有反过来验证人民在事实上看来是非理性的判断,经济运行的正常结构将被彻底破坏。”国家作为这种超越人的生物自然属性的机器,应该对人的非理性经济心理和行为负起责任,进而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干预。 文章 来源:中華勵志網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中国蛛网一样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法律和政策上的模棱两可、严重的官僚主义、太多的政府干预、内耗嫉妒、墨守成规、封闭保守、自立性较差等消极因素与中国经济滞后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旨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探讨如何兴利除弊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更好地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

一、关于中国经济滞后性的几个问题

按目前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估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落后于西欧、北美约15年,西部边远地区又落后上述地区l5年,要赶上欧美目前的水平,在一切正常理想的情况下,整体估计,至少要半个世纪。美国学者马·韦斯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变化速度约为以前各世纪平均发展速度的5o倍,每1o年的落后就是过去的5个世纪!

纵观今日中国经济滞后的原因,大致为四大过程:

第一就是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未曾经历过的、二三千年延续至今不断的封建传统文化。什么君子性_格,儒学精神,乐天品德,恬淡心境,不管这些传统包含什么优良的成份,不管现代西方人如何重新评价这些传统,并希望从中寻求减缓未来振荡烈度的阻挡力,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之中,即在资本主义借助工业革命得以抬头的时期,在强权、拼搏、竞争的年代,这些传统文化肯定成了中华民族被抛在后面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184o年以后我们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竟达百年之久。中国人在这一深渊中,不仅因国家虚弱而饱受了屈辱和伤害,而且因性格的软弱而培养了或者是卑微的崇洋媚外,或者是反常的盲目排外,又或者是自暴自弃、苟安偷生的乐天安命?并陷入了传统文化受到压抑、抛弃,外来文化又受到敌视、排斥的痛苦心境之中。在这百年之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教育均受到了极大的扭曲。

第三是解放后,我们用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度接受苏联模式,并强化其弱点。特别在过庋集权、压制民主、束缚自由、压抑个性、限制文化选择、封闭社会活动、僵化体制、统死思想、听任官僚主义盛行、用政治统治一切等方面,我们在1957年转向后越走越远。第四是1957年的突然转向,直至发展到“继续革命”的十年动乱。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我们今天关于改革的主要思想,特别是关于发展经济、现代化,对知识与人才的认识、政治民主等思想,在1956年都曾出现过。而从1948年至1973年,世界经济正走上空前大发展的道路,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富有生气的景象。整个世界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是从1956年开始的,美国白领阶层超过蓝领工人在1956—1957年间出现……正当世界急剧向前发展变化的时候,我们竟有整整20年步步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这四大过程是相关的。例如,十年动乱就是封建僵尸借苏联僵化模式和扭曲心态还魂的产物,其中任何一过程都不可能单一地导致今天中国的落后结呆。这四大过程也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四大背景,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中国入今后的每一步行动,其对于今日中国经济滞后性影响的主要表现为:

1、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行业垄断现实存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指出,尽管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年增长约8,但结构和效益状况与架子不相称,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不解决,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就很难得到保证。

2、国企改革困难重重。国有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不仅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还源于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布局太散,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进行企业改革,很难取得突破。要改变国有经济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就必须对其进行战略性改组,同时相应地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有的甚至严重滞后,导致对社会经济生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规范化的管理,腐败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实践证明,对经营者的监督比选好经营者显得更重要,建立一个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比选好企业领导班子显得更为重要。“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名言已明显地在90以上的国有亏损企业中应验了。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改革,这是大家都已达成的共识。由于改革的不规范,不少国有企业改制后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效益滑坡,经营状况日益恶化,有些股份制企业甚至搞得股东血本无归。

4、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致使内需不旺,同时也影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着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的问题,许多外商企业、私营企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和住房保险的社会统筹,使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对进入非国有企业就业和自谋职业存在后顾之忧。

5、缺乏能真正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品牌经营是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后的必然产物,名牌代表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名牌代表着企业拥有的市场。由于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因素,造成了企业对名牌意识的淡薄。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名牌大量涌入,使得国内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损失了大量市场份额,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国外厂商咄咄逼入的进攻态势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实施名牌战略已刻不容缓。

6、缺乏一支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创新的人才队伍。严格地讲,目前体制内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其价值实际上被认为基本等同于行政官员的价值。有关机构曾对2000家亏损企业作过调查,结论是80以上的企业亏损是由于经营不善而致,而经营管理不善的责任主要体现是国企领导入和领导班子的问题。前卫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就悲观地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该定理推出了国企的几个“不可能”——“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所有权约束不可能”。

二、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文化具有稳固性。一种文化形成之后,就会延续一定的时间,甚至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形成传统;文化具有制约性,一旦为社会认可,就会要求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去遵从,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1、儒家学说思想对中国入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儒家学说的历史进步性是无法否认的,儒家解决了人对人的问题,以“温、良、恭、俭、让”为基本方针,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消极作用是限制了健康个性的发展,容易使人失掉原则性。同时整个儒家学说不仅很少提到科技经济这方面的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表示出对劳动和生产的轻视,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大错误。爱因斯坦曾指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第一把标尺是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在中国,倘若没有人际关系,你就会失去创造活动的基本条件;反之,只要你人际关系好,即使你没有才能,也可以好处多多。因此,人们就不会再去潜心研究、刻苦创造,而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去经营人际关系,其结果是大大地削弱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社会前进的宝贵动力。人际关系可以使人生财,但绝对生不出创造之才,而搞经济建设需要的恰恰是后者。同时,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和谐,就必然忽视竞争,而竞争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人类就是在竞争中不断进步的。

2、重情面,讲人情,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照章办事,以人治代法治,是中国社会的病根之一。重情轻法,不严格依法办事,不遵守交易规则,有章不循,曾导致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必然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近年有学者从经济学层面对腐败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是:在当今中国,腐败行为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以最小风险投入取得最大收益的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也正因如此,腐败致使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正常事情不能正常办,导致了一批“蛀虫”对国有企业的恶意经营和对国有资产的大肆侵吞。法律法规在人们头脑中的淡薄,出现了经济领域中的种种“怪现象”:一些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率,排挤竞争对手,公然违背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价格法》中关于经营者开展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要求,采取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低价倾销和变相涨价进行非法竞争,无序竞争;为小区域利益,便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假冒伪劣商品在一些地方畅通无阻,走私贩私日益猖獗;企业不规范破产行为,借“破产”之名,行逃债之实的破产欺诈现象,而无视《破产法》的存在和债权人的利益。有人分析: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美国是以“法”为中心的管理,日本是以“理”为中心的管理,中国是以“情”为特质的管理。以法为中心的管理,强调尊重规则和秩序,追求卓越的特征使它一直处于创新管理的领先地位。以理为中心的管理善于对人家成功的管理模式进行改进,追求功利而牺牲道义,追求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人。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则注重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对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比较松懈,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不充分。实践表明,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应该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企业对外经济行为的管理机制.实施对企业行为的法规化管理。以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强制性原则精神为指导,是强化企业管理的关键。

3、中国文化中的诸多病症体现在中国经济体制上,便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多缺陷。今天,对于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仍在致力于缩短传统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差距的中国,正面临着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双重压力。我们工业经济的管理科学尚未完成,又要提出知识经济下的管理科学,而且我们的不少管理行为还带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农业经济的特征,在这种“多种经济特征”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确实使我们的管理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知识经济的要求。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其二,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在竞争中步履艰难;其三,政企不分,国有企业难以挣脱体制的桎梏;其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营者动力不足。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致使我们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分配不公的经济制度使人勤奋无望;非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束缚人的创造发挥;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使人才受到排斥压制;僵化陈旧的教育制度使人的创新精神受到限制。

过去对国有经济的改组,主要是通过计划方式进行的。实践证明,这种由政府“拉郎配”或者说是“用小舢舨焊接航空母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直接面对造成脆弱性的根源,关键还是要寻求将社会公平、有效的风险分担以及个人责任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根本的出路在于打破旧文化传统观念和制度的束缚,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改组,一定要加快以建立业主负责制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废除“市长项目”,把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为规范市场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不能越俎代疱,去处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处理的人、财、物、产、供、销等问题,而要办好自己应当办的事情,特别是着重于竞争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4、多年来形成的重“仕”轻“商”的传统观念,使得中国的国有经济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政府官员。中国人自古以来很少把劲铆到科学技术和经商上,轻视科研人员和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历来都把劲用到争取做官上,结果,那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自然也就越来越落后,而做官之术则越来越高明。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官好处最多,利益最大。其实,决定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首先应该是商人,企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要赚钱。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的职责不同,对其要求也不应一样,应该将二者的管理、待遇、职业及评价标准分开,不能用党政机关干部的标准来考核企业经营管理者。只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职业企业家队伍,造就一大批职业管理者,才能真正发挥管理者在企业脱困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家队伍必须靠市场来培育,政府应营造培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为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5、长期的中国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安于现状,害怕冒险,讳疾忌医,缺乏忧患意识等国民性中的不良基质,使得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缺乏开拓进取和开创精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国古来就有“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之说.这种明哲保身的滑头哲学教人在待人处世中自卑自下,不可与众不同,不得自我表现,这种世故哲学一经形成,就对世风产生出极其恶劣的影响,使人的心灵扭曲,人格变得卑下,人的素质格调也就日渐下滑。中国人历来认为,变革求新是极其危险的,“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理上让三分”,“饱经世事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由此可见,中国人重关系、重和谐的国民性已经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了。中国人在谈到本国、本民族时更喜欢扬自己的优点和成绩,总是沉浸在四大发明中沾沾自喜,却忌于谈论自己的缺点和失误。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正是使弱者变成强者的头等障碍。在现实生活出现的凡事瞒上不瞒下,“注水”统计报表,浮夸风,“数字产官,官产数字”的恶性循环等恰恰是这一文化的最好注释。这也就难怪有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后连连感慨:“在我们国家,如果有一项改革方案出台,支持者和反对者态度鲜明;而在中国,人人都在喊改革,可就是改不动。”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最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的一些“官商”、“官倒”们是靠手中的权力之外,有相当一批人是那些无正当职业者的社会闲散人员(当时戏称为“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原本就一无所有,大不了仍旧一无所有。

6、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的观念和心理因素造成的,中国文化自古重生产轻消费,先储蓄后消费,重视物质消费轻服务消费,并常常把勤俭节约与鼓励消费相对立。中国人没有超前消费的观念,赚了钱除了维持生存或养家糊口必需的消费外,其余大部是要存起来的,钱越少的人存钱比例往往越大,因为他们有个预期的收入和支出,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天晴防下雨”,如果预期收入越来越少,就只好把存起来的钱当保命钱。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是完善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面,提高收缴率,改进保险金拨付办法,实现社会化发放。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再就业服务中心,采取财政、企业、社会多方筹集资金的办法,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拓宽就业渠道,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逐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对下岗职工培训等措施,提高下岗职工的整体素质和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此达到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已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又喜又忧的活生生的现实。历史潮流不进则退。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只有自身强大的时候,才会对外来文化采取理解、宽容和接纳的态度。而对外来文化的非理性排斥,则常常是自身软弱、颓废甚至是处于危亡之境况的一种抗拒性表现。

中国经济的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中国蛛网一样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法律和政策上的模棱两可、严重的、太多的政府干预、内耗嫉妒、墨守成规、封闭保守、自立性较差等消极因素与中国经济滞后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旨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探讨如何兴利除弊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更好地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

一、关于中国经济滞后性的几个问题

按目前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估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落后于西欧、北美约15年,西部边远地区又落后上述地区l5年,要赶上欧美目前的水平,在一切正常理想的情况下,整体估计,至少要半个世纪。美国学者马·韦斯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变化速度约为以前各世纪平均发展速度的5o倍,每1o年的落后就是过去的5个世纪!

纵观今日中国经济滞后的原因,大致为四大过程:

第一就是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未曾经历过的、二三千年延续至今不断的封建传统文化。什么君子性_格,儒学精神,乐天品德,恬淡心境,不管这些传统包含什么优良的成份,不管现代西方人如何重新评价这些传统,并希望从中寻求减缓未来振荡烈度的阻挡力,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之中,即在资本主义借助工业革命得以抬头的时期,在强权、拼搏、竞争的年代,这些传统文化肯定成了中华民族被抛在后面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184o年以后我们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竟达百年之久。中国人在这一深渊中,不仅因国家虚弱而饱受了屈辱和伤害,而且因性格的软弱而培养了或者是卑微的崇洋,或者是反常的盲目排外,又或者是自暴自弃、苟安偷生的乐天安命?并陷入了传统文化受到压抑、抛弃,外来文化又受到敌视、排斥的痛苦心境之中。在这百年之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教育均受到了极大的扭曲。

第三是解放后,我们用教条主义、度接受苏联模式,并强化其弱点。特别在过庋集权、压制民主、束缚自由、压抑个性、限制文化选择、封闭社会活动、僵化体制、统死思想、听任盛行、用政治统治一切等方面,我们在1957年转向后越走越远。第四是1957年的突然转向,直至发展到“继续革命”的。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我们今天关于改革的主要思想,特别是关于发展经济、现代化,对知识与人才的认识、政治民主等思想,在1956年都曾出现过。而从1948年至1973年,世界经济正走上空前大发展的道路,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富有生气的景象。整个世界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是从1956年开始的,美国白领阶层超过蓝领工人在1956—1957年间出现……正当世界急剧向前发展变化的时候,我们竟有整整20年步步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这四大过程是相关的。例如,就是封建僵尸借苏联僵化模式和扭曲心态还魂的产物,其中任何一过程都不可能单一地导致今天中国的落后结呆。这四大过程也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四大背景,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中国入今后的每一步行动,其对于今日中国经济滞后性影响的主要表现为:

1、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行业垄断现实存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指出,尽管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很快,年增长约8,但结构和效益状况与架子不相称,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不解决,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就很难得到保证。

2、国企改革困难重重。国有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不仅源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还源于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布局太散,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进行企业改革,很难取得突破。要改变国有经济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就必须对其进行战略性改组,同时相应地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有的甚至严重滞后,导致对社会经济生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规范化的管理,腐败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实践证明,对经营者的监督比选好经营者显得更重要,建立一个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比选好企业领导班子显得更为重要。“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名言已明显地在90以上的国有亏损企业中应验了。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改革,这是大家都已达成的共识。由于改革的不规范,不少国有企业改制后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效益滑坡,经营状况日益恶化,有些股份制企业甚至搞得股东血本无归。

4、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致使内需不旺,同时也影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着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的问题,许多外商企业、私营企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和住房保险的社会统筹,使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对进入非国有企业就业和自谋职业存在后顾之忧。

5、缺乏能真正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品牌经营是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后的必然产物,名牌代表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名牌代表着企业拥有的市场。由于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因素,造成了企业对名牌意识的淡薄。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名牌大量涌入,使得国内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损失了大量市场份额,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国外厂商咄咄逼入的进攻态势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实施名牌战略已刻不容缓。

6、缺乏一支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创新的人才队伍。严格地讲,目前体制内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其价值实际上被认为基本等同于行政官员的价值。有关机构曾对2000家亏损企业作过调查,结论是80以上的企业亏损是由于经营不善而致,而经营管理不善的责任主要体现是国企领导入和领导班子的问题。前卫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就悲观地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该定理推出了国企的几个“不可能”——“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所有权约束不可能”。

二、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文化具有稳固性。一种文化形成之后,就会延续一定的时间,甚至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形成传统;文化具有制约性,一旦为社会认可,就会要求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去遵从,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1、儒家学说思想对中国入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儒家学说的历史进步性是无法否认的,儒家解决了人对人的问题,以“温、良、恭、俭、让”为基本方针,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消极作用是限制了健康个性的发展,容易使人失掉原则性。同时整个儒家学说不仅很少提到科技经济这方面的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表示出对劳动和生产的轻视,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大错误。爱因斯坦曾指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第一把标尺是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在中国,倘若没有人际关系,你就会失去创造活动的基本条件;反之,只要你人际关系好,即使你没有才能,也可以好处多多。因此,人们就不会再去潜心研究、刻苦创造,而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去经营人际关系,其结果是大大地削弱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社会前进的宝贵动力。人际关系可以使人生财,但绝对生不出创造之才,而搞经济建设需要的恰恰是后者。同时,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和谐,就必然忽视竞争,而竞争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人类就是在竞争中不断进步的。

2、重情面,讲人情,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照章办事,以人治代法治,是中国社会的病根之一。重情轻法,不严格依法办事,不遵守交易规则,有章不循,曾导致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必然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近年有学者从经济学层面对腐败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是:在当今中国,腐败行为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以最小风险投入取得最大收益的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也正因如此,腐败致使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正常事情不能正常办,导致了一批“蛀虫”对国有企业的恶意经营和对国有资产的大肆侵吞。法律法规在人们头脑中的淡薄,出现了经济领域中的种种“怪现象”:一些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率,排挤竞争对手,公然违背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价格法》中关于经营者开展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要求,采取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低价倾销和变相涨价进行非法竞争,无序竞争;为小区域利益,便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假冒伪劣商品在一些地方畅通无阻,走私贩私日益猖獗;企业不规范破产行为,借“破产”之名,行逃债之实的破产欺诈现象,而无视《破产法》的存在和债权人的利益。有人分析: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美国是以“法”为中心的管理,日本是以“理”为中心的管理,中国是以“情”为特质的管理。以法为中心的管理,强调尊重规则和秩序,追求卓越的特征使它一直处于创新管理的领先地位。以理为中心的管理善于对人家成功的管理模式进行改进,追求功利而牺牲道义,追求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人。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则注重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对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比较松懈,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不充分。实践表明,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应该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企业对外经济行为的管理机制.实施对企业行为的法规化管理。以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强制性原则精神为指导,是强化企业管理的关键。

3、中国文化中的诸多病症体现在中国经济体制上,便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多缺陷。今天,对于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仍在致力于缩短传统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差距的中国,正面临着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双重压力。我们工业经济的管理科学尚未完成,又要提出知识经济下的管理科学,而且我们的不少管理行为还带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农业经济的特征,在这种“多种经济特征”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确实使我们的管理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知识经济的要求。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其二,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在竞争中步履艰难;其三,政企不分,国有企业难以挣脱体制的桎梏;其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营者动力不足。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致使我们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分配不公的经济制度使人勤奋无望;非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束缚人的创造发挥;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使人才受到排斥压制;僵化陈旧的教育制度使人的创新精神受到限制。

过去对国有经济的改组,主要是通过计划方式进行的。实践证明,这种由政府“拉郎配”或者说是“用小舢舨焊接航空母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直接面对造成脆弱性的根源,关键还是要寻求将社会公平、有效的风险分担以及个人责任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根本的出路在于打破旧文化传统观念和制度的束缚,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改组,一定要加快以建立业主负责制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废除“市长项目”,把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为规范市场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不能越俎代疱,去处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处理的人、财、物、产、供、销等问题,而要办好自己应当办的事情,特别是着重于竞争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4、多年来形成的重“仕”轻“商”的传统观念,使得中国的国有经济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政府官员。中国人自古以来很少把劲铆到科学技术和经商上,轻视科研人员和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历来都把劲用到争取做官上,结果,那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自然也就越来越落后,而做官之术则越来越高明。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官好处最多,利益最大。其实,决定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首先应该是商人,企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要赚钱。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的职责不同,对其要求也不应一样,应该将二者的管理、待遇、职业及评价标准分开,不能用党政机关干部的标准来考核企业经营管理者。只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职业企业家队伍,造就一大批职业管理者,才能真正发挥管理者在企业脱困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家队伍必须靠市场来培育,政府应营造培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为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5、长期的中国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安于现状,害怕冒险,讳疾忌医,缺乏忧患意识等国民性中的不良基质,使得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缺乏开拓进取和开创精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国古来就有“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之说.这种明哲保身的滑头哲学教人在待人处世中自卑自下,不可与众不同,不得自我表现,这种世故哲学一经形成,就对世风产生出极其恶劣的影响,使人的心灵扭曲,人格变得卑下,人的素质格调也就日渐下滑。中国人历来认为,变革求新是极其危险的,“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理上让三分”,“饱经世事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由此可见,中国人重关系、重和谐的国民性已经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了。中国人在谈到本国、本民族时更喜欢扬自己的优点和成绩,总是沉浸在四大发明中沾沾自喜,却忌于谈论自己的缺点和失误。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正是使弱者变成强者的头等障碍。在现实生活出现的凡事瞒上不瞒下,“注水”统计报表,浮夸风,“数字产官,官产数字”的恶性循环等恰恰是这一文化的最好注释。这也就难怪有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后连连感慨:“在我们国家,如果有一项改革方案出台,支持者和反对者态度鲜明;而在中国,人人都在喊改革,可就是改不动。”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最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中,除了极少数的一些“官商”、“官倒”们是靠手中的权力之外,有相当一批人是那些无正当职业者的社会闲散人员(当时戏称为“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原本就一无所有,大不了仍旧一无所有。

6、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的观念和心理因素造成的,中国文化自古重生产轻消费,先储蓄后消费,重视物质消费轻服务消费,并常常把勤俭节约与鼓励消费相对立。中国人没有超前消费的观念,赚了钱除了维持生存或养家糊口必需的消费外,其余大部是要存起来的,钱越少的人存钱比例往往越大,因为他们有个预期的收入和支出,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天晴防下雨”,如果预期收入越来越少,就只好把存起来的钱当保命钱。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是完善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面,提高收缴率,改进保险金拨付办法,实现社会化发放。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再就业服务中心,采取财政、企业、社会多方筹集资金的办法,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拓宽就业渠道,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逐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对下岗职工培训等措施,提高下岗职工的整体素质和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此达到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已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又喜又忧的活生生的现实。历史潮流不进则退。事实证明,一个国家只有自身强大的时候,才会对外来文化采取理解、宽容和接纳的态度。而对外来文化的非理性排斥,则常常是自身软弱、颓废甚至是处于危亡之境况的一种抗拒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