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历史语境对应的“红色经典”
每一时代有自己时代之文学，任何艺术作品和批评理论都有它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意义生成的环境，“红色经典”是关于革命历史的文学创作，它属于一个特殊时代。
历史语境对应的“红色经典”肇始于建国之初，一般是指产生于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一大批长篇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期间的“样板戏”，由此而派生出的“红”与“红色歌曲”等也常被囊括其中。在政治层面上，“红色经典”曾发挥过强大的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功能，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在情感层面上，“红色经典”“通过话语讲述的方式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论证革命胜利的必然性，确立了一整套严密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和生活方式，已经构成了今日‘人民记忆’或‘国族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②这些作品曾被最上层国家机构重视，在当时是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一部分，曾无数次重印、再版，是那个时期人们的精神食粮。
在艺术层面上，“红色经典”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作品中蕴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激情，史诗式的宏大叙事与艺术追求，在推动文学的大众化方面取得成功，等等。“每一部‘红色经典’其实都凝结了‘激情’——它由执著崇高的艺术使命感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责任感而来，在商业化的浮躁的今天，它是前辈留给我们的一笔遗产。这种理想主义的激情是‘红色经典’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天的读者难以忘怀的主要原因。”③
尽管“红色经典”的外部动因来源自政治需要的推动，但“红色经典”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守理想、信念的执著以及英雄主义的悲壮和崇高，这是人类和文学的基本诉求。在其“红色”内质里蕴含着一个社会所尊崇的基本道德价值：高尚、忠诚、诚信、仁爱、团结、理想、激情等等，虽然这些价值观念因为当时强烈的政治意识被强化到极端的地步，但即便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能够否定，其价值核心本应是政治的最终理想和指向，亦是艺术的最高理想和审美追求。
当下语境笼罩的“红色经典”
在当前文化语境中，“红色经典”有其存在的弹性空间。“现在主要进行的是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和再造，就不完全是关于‘红色经典’本身的事情了。它可以弄得更正经，结果是造成反讽的滑稽效果，也可以大胆地戏拟，变成一种解构，当然也可以深化，对原来的创作进行一次再创造、一次新的超越。”④2000年，万科影视公司推出中国版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炮走红，不仅赢得很高的收视率，而且得到官方与民间的一致赞赏，掀起了“红色经典”的热潮。
小说被改编、重新书写，被网络恶搞，“红歌会”如火如荼，“红色经典”餐厅热火朝天。在消费主义的逻辑驱使和大众趣味的改写下，“红色经典”的面目发生了变化，成为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与商业时尚话语的奇特结合物。
“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创作者往往放置了原作所宣扬和建构的‘革命’主线，而代之以当代市场文化操作起来屡屡得手的武器——情感戏，并谓之‘回到生活本身’。”⑤还有很多改编作品恶性娱乐化，把原著中一些体现人物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的内容删节了，把能升华人们道德伦理、道义情感的情节削弱了，而过分强调“搞笑”，以满足某些人的娱乐需求。这些现象在引起了大众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对“红色经典”的热烈讨论和深入反思，形成了比较极端的两种认知：一方面，人们觉得通过对崇高和英雄的嘲弄强化了个体和自我，宣泄了多年被强硬的政治诉求压抑的小我情感；另一方面，过度的娱乐性又伤害了部分人对民族英雄和多年来被灌输的神圣理念的珍视情感。
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不至于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当前语境下“红色经典”再造的思考重心。“红色经典”热是主流意识形态回归的伴生现象，它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的回顾，更重要的是对于现实社会政治意识和秩序的强化。为防止“红色经典”仅仅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需要重塑其值得继承和珍视的政治品质。
重塑“红色经典”的政治传播价值
十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学术界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政治化是其最大的历史性灾难，文学理论的出路在于其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政治’一词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更多地从消极意义上将之简单理解为阶级、政党、权力和，而忽略和遮蔽其革命性、建构性、理想性、超越性、实践性内涵”。⑥
政治文化是民族或国家长期积淀下来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等，它对人们的价值观、情感、心理、伦理、道德、认知等均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力。在一定意义上说，“红色经典”正是曾经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烙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象征，弥漫于“红色经典”作品中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曾经是国人珍贵的价值观念和情感信仰。“红色经典”塑造的英雄人物已经演变成一大串英雄文化的符号，深深地镌刻在历史和民族的纪念碑上，长久地存活于国人的记忆中；而在一个需要团队和合作精神的经济社会里，集体主义也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价值和意义至今没有终结，并且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永远也不应终结。
在“红色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中，这些革命文艺作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革命奋斗、建立新政权的政治事实所培育的政治情感、信仰以及带给整体民众的激情想象，以激情的集体记忆积极建构了文化的新中国，形象地演绎了历史、人民的选择轨迹，以此确立新中国成立的合法性。在被现实挤压得愈来愈缺乏激情的当下，对“红色经典”的重温和改造是对“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缅怀，人们重新感受中国人在艰难困苦中仍能坚守不放弃的精神追求。
“红色经典”热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在于“红色经典”有效地介入到当下人们的精神诉求，满足了人们立足于现实土壤的梦想。在人口暴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实社会中，人们需要激情和奋斗，“红色经典”中对苦难的超越，对未来的坚信，诠释了激情和奋斗的精神内质；在市场经济的当下中国，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不同阶层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人们对于腐败、贫富差距过大失望和无奈，“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得到了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现实社会一味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人们内心深处价值虚无、出现信仰危机与思想资源贫乏，文学艺术中充斥的也是各种欲望，当中很少能够看到精神的浪漫和生活的激情，现实的焦虑和空虚导致了人们强烈的怀旧心理。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红色经典”已经“不只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大文化现象，其思想文化方面的大我意识、群体原则、英雄理想、济世情怀、道义为本、精神至上等元素，其艺术审美方面的史诗意识、阳刚气质、崇高美、悲壮美、民族化大众化风格等元素，都值得认真总结提炼，并且应当把它们置于丰厚的传统文化艺术的背景之下，和开阔的世界文化艺术格局当中去考察”。⑦
十报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文艺需要相对自主性、自律性和独立性，但也决不能逃避其社会属性；文艺不能沦落为政治的工具和从属品，但也不能沦为金钱和利益的附属品。对于曾经被过度强调政治功利性的“红色经典”来说，更需要去除“政治”之媚，重塑“政治”之魅，进而提升其政治传播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播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编号：10BKS064）、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传播学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进与创新研究”（编号：10YJA710084）、中国传媒大学“繁社”项目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本文使用的“红色经典”一词所指较宽泛，包括“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时期的样板戏以及新时期以来外延的各类“红色”文化现象
②陈旭光：《“经典大众化”：在尊重与变异、重构与消费之间》，《当代电影》，2011年第7期
③赵学勇等：《重话20世纪“红色经典”》，《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
④傅元峰等：《“红色经典”：一次文化事件》，《文艺评论》，2005年第5期
⑤侯宏 张斌：《“红色经典”：界说、改编及传播》，《当代电影》，2004年第4期
⑥焦垣生 胡友笋：《文学与政治关系言说的反思与重述》，《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红色经典艺术教育；音乐表演专业；实践
2011年百色学院继沈阳音乐学院等五所高校之后第二批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之一的大学。对于处在成长中的百色学院艺术系来说正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正是在这样的有利环境下，百色学院艺术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设和实践探索。经过几年的建设，艺术系逐渐成长起来，为百色学院的发展汇聚了力量，为我院宣传红色经典文化、扩充素质教育内涵、加强艺术学学科专业建设、培养具有“百色起义精神”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四得”专门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1 红色经典艺术教育融入音乐表演专业的意义
红色经典艺术作品是指在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能够传播真理、激发斗志、传播正能量的艺术作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红色经典艺术教育融入音乐表演专业对于音乐教育的意义尤为重要，利用“红色经典”的音乐教育资源对高校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既能增强其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又能培养其高尚的情操、良好的品质和坚定的信念。而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中的融合更是能将戏曲、民歌、舞蹈等音乐舞蹈元素融合起来，为高校音乐教学带来更加多元化的题材，有助于激发高校音乐教学的创新力、对于推动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品。
2 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中的实践成果
百色学院音乐表演专业通过五年的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目前基地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和艺术创造及艺术研究建设、艺术实践建设和资源建设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1 在学科团队建设方面
音乐与舞蹈学院组建了21人的学科团队，明确了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有三人晋升为副高职称，五人晋升为中级职称；培养了2名学科带头人；10 ～ 15名红色经典创造人才；支持教师到美国加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进行访问5人；经过音乐与舞蹈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科团队在音乐表演专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2.2 在课程建设方面
为扎实推进全国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建设，百色学院从2012年起实施了“五个一”工程，其中开设一批以百色起义精神、红色艺术、红色文化等为内容的“红色经典教育”微型通识选修课。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设，“红色经典”系列微型课程全面开课。
2.3 在艺术实践方面
以音乐与舞蹈学院红色合唱团的成立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最为突出。合唱作为教育的高级艺术形式，是审美教育中具有普及性、广泛性、实践性等特点。合唱团的成立不仅可以发展大学生的个性特长，锻炼其组织、编创、合作能力，更是在对普及音乐教育和高雅艺术、宣传红色经典音乐和促进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有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出了实践性。合唱团自2014年成立以来，除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形式的比赛和演出活动。如 “红歌大家唱”、 “百色起义组歌”演唱会等。还参加了广西大学生艺术展演、“红铜鼓”、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等演出活动有十余场，并取得优异成绩和一致好评。其次体现出革命性和民族性特色。红色合唱团紧密围绕学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目标要求，打造艺术教育特色专业，在作品改编、创作、舞美设计、宣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革命性和民族性特色。
2.4 在红色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
在艺术创作上，由音乐表演专业教师编辑出品了《百色起义红色歌曲赏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教材两本，以百色地方民族音乐为素材改编创作的《百色起义组歌》15首。以红色经典艺术教育为主要研究放向的课题获得自治区教育厅科研、教改课题立项2项、校级科研、教改课题立项多项，在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有关红色经典艺术的论文和作品10篇以上。同时，举办了5场红色经典教育学术讲座、参加了2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交流活动。
3 红色经典的艺术教育的传承和发扬
在受到当今多元化文化模式的影响，红色经典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小，尤其在年轻的一代当中更是不被接受。如何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中让红色经典文化成为人们所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在年轻的一代中继续根植红色基因，不忘记红色经典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这是目前摆在高校中尤其是被教育部评为“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基地”的学校音乐表演专业教育工作者紧迫的任务。
3.1 转变教学理念，变动教材内容
为使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中得到发展，首先应该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继续在经典艺术教育的实践中修改教学大纲，确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办学、教学方向，丰富教学手段。深入挖掘红色经典音乐的文化内涵，丰富红色经典音乐的传承形式。在声乐、舞蹈、钢琴、民乐等课程教学方面继续加入本地丰富的红色经典文化，不断实践和探索，走出一条既具有特色的符合教学规律同时又能受到同学喜爱的课程设置模式。
3.2 树立红色音乐的研究、旅游等品牌
百色学院作为全国十一所“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基地”之一，相对于其他高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地域上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基因，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要在不断研究的同时，成立红色音乐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经常性举办红色音乐文化研讨会、学术报告或者交流会等。
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中能够很好地体现出红色经典文化的内容。同时，音乐表演专业在实施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当中又能较好的凸显出其专业的特点并在传承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挥高校艺术教育的特长为红色经典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做出贡献是高校教育的使命，也是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实践中的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1] 王颖峰，李红梅.论江西红色文化的品牌发展[J].井冈山学报，2012.
[2] 郝玉超.高校红色经典音乐的传承与教学之我见[J].青年文学家（教育论丛），2013（30）：20.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 英译 读者接受度
一、引言
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每年有不计其数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在西方读者中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翻译作品在西方世界的认可度。本文通过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在海内外的研究现状的陈述总结，进一步分析产生该现状的原因，寻找研究突破点，为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的数据调查夯实理论基础。
二、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1）国内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和其他期刊数据库，共有1668篇相关论文。研究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英译活动中翻译方法与翻译策略的对比与选择；翻译大家的翻译风格研究；对某一中国文学作品的两个或多个译本进行比较评析。学者不断地通过比较各种翻译方法孰优孰劣，试图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寻求最佳方案，如深入研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
（2）国内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尽管我国不断进行让文化走出去的尝试，中国译者翻译的几百部系列译作并未在国内取得预期效果。21世纪后，翻译学家们开始反思中国译者翻译作品的局限与问题，认识到强行输出本国文化及意识形态是行不通的。20世纪60年代德国 “接受理论”传入中国。受该理论影响，我国翻译界掀起了从“读者接受”角度研究翻译活动的热潮。检索数据显示，国内有关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论文共有510篇，除从接受美学视角探讨翻译策略的研究外，部分翻译家及学者还把目光投向了信息性，政治性较强的文本，如政论文件等相关译本在西方国家读者中的接受程度，部分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然而，对于文学作品读者接受度的实地调查却十分罕见，深入读者的调查可谓是少之又少，研究人员更多地是调研译作销量以及部分专业读者，例如，出版商，文学评论家，审查员及专家学者等的接受度和满意程度，而普通大众读者对于译文的接受度与满意度通常被忽略。
（3）国内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国内对于河北省经典红色文作品的研究鲜少有人涉及，检索数据显示共有3篇关于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尚未涉及其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和调查。
2.国外研究现状。
（1）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近代以来，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关注不断加强，中国在对外文化输出上也投入了不少人力，翻译的数量增长很快，但中国翻译作品在西方世界影响不大，在英语国家市场上仍处于边缘化地位，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缺乏关注。
（2）中国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中国文学在西方国家读者间传播情况并不乐观，中国文学作品译作在英语国家市场大规模遇冷无法得到英语国家大众读者的接受与认可，而西方学者针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读者接受度的研究更可谓是凤毛麟角了。
（3）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目前，国外对于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本的读者接受度调查尚鲜有涉及。
3.小结。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的研究现状主要有以下三点内容：第一，国内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关注度持续上升，国际上，研究讨论汉学的报刊文章和论文数量正在增加，然而中国文学译作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市场上依旧处于遇冷的状态，第二，中国翻译界对读者接受的研究正在兴起，然而对于文学作品英译本读者接受度的实地调查却有所欠缺；第三，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但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数量很少，P注度欠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本文研究对象为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从文学价值上来说，经典文学内涵丰富，可读性强，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面貌。在经历时间过滤之后，仍留存有某些不会过时的精神价值，至今仍能给人启迪的思想。除此之外，经典之作还具有自己超出时代特征的独有特色，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二，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文学范式，河北红色经典文学有着自己的语言特色。鲜明独特的冀中普通话风格，使作品拥有了浓郁的乡土风气，折射出冀中平原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三，河北红色经典文学有着其独特的魅力与影响力，可反映一地区之风土人情，革命思想。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的研究与讨论对于弘扬燕赵大地经典文化与文学有深远的意义。
2.译文文本选择。本文所选的译本多是外文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或者是由著名翻译家戴乃迭、沙博里翻译完成的。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在西方世界中接受程度相对较高，拥有读者数量大，样本较易收集且覆盖范围较广，便于后期数据分析、整理和总结。此外，译本需体现一定的翻译水准，是中国对外翻译作品中的成功之作，对于我国之后的翻译工作的进行有较强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译本能够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并最有效地传递文本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同时又保留原文生动、形象的语言风格，这不仅保证了译文文本意义的流畅和精神的传达，也保障了研究结果具有普遍适用价值。
3.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定性分析法作为基本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是一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跨主题的研究方法，有一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术语、概念和假设组成。定性研究是研究者通过访谈，现场观察，及查阅文献资料了解人们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经历，观点，见解，想法，感觉，收集定性资料，并按一定的主题、类别，进行编码、归纳、推理的过程。由此产生的见解、知识、观点和理论假设即为定性调查的结果。所得到的定性资料是对事件发生过程真实、详细地描述和引用被访谈者经历、见解的文字性材料。定性研究是社会学、人类学常用的研究方法。
4.研究热荨1疚南晗缸芙崃斯内外中国作品英译研究、中国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以及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的现状，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总结，深入剖析了产生该现状的原因，指出调查研究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突破，为进一步进行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调查夯实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有借鉴价值的结论。
四、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分析
形成目前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的主要原因有：
1.中国综合国力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政府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政府不断出台政策以提高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吸引海外读者关注中华文化，阅读了解中国文学。21世纪初，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在国际市场遇冷，国内译者开始反思中国译出文学作品过程中所使用的翻译标准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不断调整翻译策略，深入考虑译出作品在西方世界读者中的接受度与认可度。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的研究受到关注。
2.英译作品影响力不足，在英语国家缺乏读者。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是混合且复杂的，受中西文化，思维模式等方面差异的影响，翻译中的原语与目标语之间无法达到绝对的对等，翻译本身会造成原文中的部分重要信息丢失，甚至造成文化的相互误解和扭曲；加之中西方读者口味与阅读习惯存在差异，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在西方世界的接受程度普遍较低。再者，想要让西方关注到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只考虑译作本身的质量问题，仅追求语言美是不够的，英译作品的传播与推广必须把作者，翻译家在西方世界的认可度，赞助商，以及宣传渠道，出版机构等多种社会性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当前，由于国外中小出版机构实力有限，无法在海外市场营销发行中国文学作品译作，使得很多中国文学译本局限于学术界交流，普通的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缺乏影响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英译本读者接受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3.西方国家本族文化优越心理，对红色政治持有偏见。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现状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关联，冷战原因造成的东-西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国文学难以跨越中西方思想文化差异的鸿沟。西式冷战思维逻辑对中国历史的定位是不义，争霸、丑行累累。这种西方自以为的“政治正确”造成其在引入中国文学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选择性”。例如，在国内禁止出版销售书籍在英语国家往往广受欢迎。这种明显的对东方政治的偏见影响着英语国家读者对中国红色文学作品的认可与接受，中国红色文学译本在英语国家读者中的接受度无法引起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
五、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突破
第一，国内专家学者对于读者接受度依旧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少有人深入调研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的接受度，对有分析价值的样本进行切实数据分析，再通过统计数据结果分析哪种译本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哪种翻译方式更能吸引海外读者。本项研究运用了归纳法和问卷调查法，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通过选取样本、设计问题、回收调查问卷、建立语料库，运用SPSS进行定量数据分析，依据所得数据，得到实证研究结论，具有系统性、证实性、可靠性，概括性和科学性，是一次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转变。
第二，通过分析中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方向，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海外研究人员，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流行文学的研 究和评论上。中国红色经典一直没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调研西方读者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英译本的接受度，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在西方的传播情况与影响力，是一次让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红色文化的踊跃尝试。
第三，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河北省积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与宣传活动，河北红色经典文化作为河北省文化的成功典范，在河北省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分析海外读者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本的接受度，对弘扬河北省经典文化有着积极意义，是传播和扩大河北省地域文化的一次代表性突破。
六、结语
当前，我国文学作品英译本在海外出版的数目和种类不断增多，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持续加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数量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文化不仅要走出去，还要真正能打入到西方市场和英语世界的核心。从目前情况来看，翻译家和学者对于英语国家读者对中国英译作品的接受度缺少实地调查研究，导致英译作品的发展有盲目性。为此，翻译家需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的传播和反馈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考虑目标语国家对翻译者的认可度，使海外读者通过中国文学作品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Denzin，Norman K and Lincoln，Yvonna S.Eited.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Second Edition.Sage Publications，Inc.Thousand Oaks，California.2000.
[2]陈丽蓉.河北红色文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D].石家庄铁道大学，2016.
[3]沈瑜.从读者接受理论看外宣翻译如何“讲好中国故事”[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红色经典”文化；思政教育；贵州师范学院
一、“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意义
“红色经典”文化是革命话语为主要题材创作并极具中国特色的的文学、影视、歌曲、诗词等作品，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红色经典”文化在现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示意义。“‘红色经典’所传承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信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所表达的文化精神，所承载的基本理念，与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是高度统一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可以说，内容丰富、极具时代特征的“红色经典”文化极大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度与广度，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红色经典”文化包括文学、影视、歌曲、诗词等多种艺术形式，其包涵的面非常的广泛，其中蕴藏着独特的时代记忆与民族文化，它承载着国家一段时期的社会和政治面貌，体现着特殊年代的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国革命者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价值观念和道德诉求，作为一种弘扬主旋律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它具有极强的隐性教育功能。“红色经典”文化推崇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不畏强敌、勇于斗争的抗战精神；“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思想境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志同道合、目标一致”的相处之道；“推己及人、重群克己”的集体主义精神等都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植根于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有责任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融入与学生的对话当中，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来陶冶大学生的心境，塑造大学生的理想人格，培养具有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人才”。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汲取“红色经典”文化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二、“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问题
2013年11月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把完善“红色经典”文化教育作为我国教育领域首要改革任务，高校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人才培养阵地，有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一改革任务，通过实践去探索“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工作模式。贵州高校也在实施教育改革，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新形势，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发现、研究、和解决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从而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内容。1.“红色经典”文化在大学生思政工作中宣传不够。当代大学生是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背景下成在起来的，其生活特征两极分化：一面热衷接受众多新事物，另一面却对“红色经典”文化认识严重不足。从中反映出，在现今高校的思政工作中，对于“红色经典”文化的宣传存在缺失，在宣传方式上严重滞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对网络平台有所忽视。另外，在现今高校实行专业分科的教育模式下，过于注重本专业知识的学习，除少数与“红色经典”文化有所联系的专业学生外，普遍存在对“红色经典”文化知识宣传不够的现状。2.中国革命时期优良传统在大学生思政工作中认知不足。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一整套以艰苦奋斗、勤劳朴实、尊老爱幼、为人民服务、团结互助、、志同道合、不畏强敌、实事求是等为核心的优良传统美德。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有责任义务去继承和发扬这些革命时期传统美德。但当前高校中随处可见一些违背传统美德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生活方面，艰苦奋斗观念淡薄，追求享乐；学习方面不实事求是，论文抄袭；交往方面，不追求志同道合，多数以追求利益为出发点。这些都体现出在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对于革命时期传统美德的认知不足，导致这些不良现象愈演愈烈。
三、“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措施
贵师院虽是一所新建本科院校，因此在某些方面没有那么多束缚，可以吸收成熟经验，在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方面亦是如此。学校从2009年升本开始，在思政教育工作中就非常注重利用“红色经典”文化来开展。负责思政教育工作的主要是学工部、宣传部、校团委、各二级学院基层党委和团委、及学生党支部等，这些部门在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时利用“红色经典”文化情况非常普遍，效果明显。如宣传部“道德讲堂”、学工部“明礼知耻?崇德向善”系列活动、校团委“书香四月?阅读人生”系列活动、各党支部以“红色经典”文化为授课主体的新型党课等，都在学生的思政教育方面发挥显著作用。1.强化课堂教育，推动“红色经典”文化进教学。现在新媒体的使用为贵师院在教学模式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仍是贵师院实施“红色经典”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重要平台。在课堂理论教学中，自觉运用“红色经典”文化价值理念、核心命题或经典格言等，来解读教材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不仅能够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文化含量，而且能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红色经典”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为此，贵师院积极开设相关必修课程，《贵州地方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政治道德修养》等，充分体现历史、地方文化、道德品质等多方面要求。同时学校还开设大量相关选修课程，以供学生在结合自身兴趣前提下进行选择。另外，学校宣传部“道德讲堂”、“师院大讲堂”、“党委书记上讲堂”以及各个二级学院自己组织的讲座。2.加强网络建设，搭建“红色经典”文化的新媒体平台。网络化不断普及，人们与新媒体接触日益频繁，尤其伴随手机移动自媒体和网络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新媒体平台已成为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贵师院通过利用宣传部的“师院微博”、“校园微信”、校团委的“青春师院”,同时学校组织部也在建立属于,各个二级学院在自己的门户网页上的相关板块，来为学生搭建一个了解和学习“红色经典”文化的平台。尽而，让“红色经典”文化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在向大学生传播“红色经典”文化的同时，也为提高大学生思政教育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洁超.“红色经典”文化影视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J].电影评介,2010(08):22-26.
[2]张锐.新媒体时代高校红色经典传播与教育模式探索[J].云梦学刊,2013(03):128-130.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裸。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新型的“市民社会”。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构想和实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味的解读。把红色经典与文化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和扭曲。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三、经典的沉浮与再造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时代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道成为斗争对象。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当时中国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直沿用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英和中坚力量。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红色经典，精神实质，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经典影视剧(以下简称红色经典)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沉寂和90年代后期的再度走红，几经沉浮时至今日改编红色经典已愈发炙手可热。近年，以《亮剑》、《特殊使命》、《仁者无敌》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持续升温，并引导青年学生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我们认识红色经典的精神实质并对青少年加强思想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材。
红色经典就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里程碑式的人和事。再扩大一点，从广义上说可以认为：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主张起过较大进步和推动作用的人和事，都应归为红色经典。如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实现党的意志和主张的，也应算红色经典影视剧。
与红色经典相对应的是红色原创。红色原创是群众公认的、影响较大的、收视率较高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影视作品，其意义不单纯在于商业价值，更在于为当代社会建立一个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使整个社会通过其塑造的典型人物找到自己的政治模型和文化方位。当然，红色经典都是当年的红色原创，所谓的红色原创，是指进入本世纪以来创作的影视作品。
一、红色经典及其精神实质
1 何谓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习得的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综合体。红色经典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它和其他文化同样具有复合性、象征性、多元性、传承性、共享性等特征。
2 红色经典的精神实质。
红色经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积淀形成的。深入挖掘红色经典的价值内核，它与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石。
红色经典作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文化形态，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其传承与发展促进党的政治文化生成一种巨大的政治价值，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以进一步的巩固。在新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红色经典作为先进文化形态，必然成为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红色经典作为民族文化的天然构成，是革命、建设年代留下的特殊文化形态。它本身所蕴含的厚重的历史承载培养了人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坚持这条道路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红色经典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广义的红色经典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即在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所留下的革命活动遗址、遗物、文献、作品等，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即在革命与建设年代留下的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些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民族独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主义情怀。红色经典不仅是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鲜活教材，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效载体。
二、挖掘红色经典主题。促进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经典反映着中华民族文化前进的方向，满足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红色经典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必将构成一种文明或文明的生活方式，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共存。
1 大力弘扬红色经典，坚定青少年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红色经典的重要内容，也是红色经典的宝贵财富，深入挖掘红色经典中关于理想信念的经典题材，对青少年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使其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培养其热爱党、拥护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的思想感情，并最终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2 通过红色经典的感染力，对青少年普及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题。红色经典在本质上是爱国主义文化，它包括了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经典爱国事例，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和民族气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用红色经典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青少年，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对祖国的深厚感情，立志成长，报效祖国。
3 挖掘红色经典价值形态，推进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红色经典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部分，也是当代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广大青少年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指导功能。将红色经典本身所蕴含的人本思想与责任的培养，诚信教育，同情心、爱心的激励，珍爱生命，珍惜生活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帮助青少年理解周围正在迅猛发生的价值冲撞与变迁，使其知荣辱、明大义。
4 以红色精神培育青少年优良的社会品质。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大学生；红色经典著作；借阅
在十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红色经典著作，是人们学习和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途径之一。大学生通过阅读“红色经典”，可以领悟红色文化，感受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理解 “红色经典” 所蕴含的爱国情怀、集体主义和坚守信念、勇于献身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坚定信念、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明确使命，更加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然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承也受到西方文化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与接受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分析大学生的红色经典著作的阅读动态，提升其红色文化认同，对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红色经典”阅读动态分析
遵义师范学院的前身是遵义师范专科学校，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自升本以来，办学规模逐步扩大，现有在校学生一万五千余人，而且遵义师范学院地处革命老区，是红色文化繁衍地，学生常受到革命传统教育和文化熏陶。因此，本文以遵义师范学院为案例，研究当代大学借阅红色经典著作状况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为了更好地掌握当代大学生的“红色经典”作品阅读状况，本文以遵义师范学院为例，收集整理2000-2012年间，学生借阅《青春之歌》《红日》《红岩》《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西行漫记》《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长征》、《创业史》、《抉择》、《雷锋的故事》、《山乡巨变》等19部红色经典著作的数据，以此为研究样本，分析当代大学的红色经典借阅动态。
（一）借阅率下降态势令人堪忧
从图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2000年到2012年，学校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后，招生规模逐年扩大，遵义师范学院在校学生数增长迅速。然而，大学生红色经典著作的借阅状况却不容乐观，其发展态势具体有如此特点：一是读者借阅率与学生规模增长呈反向发展的趋势，红色经典著作的年借阅率下降显著。2000年，红色经典著作的读者借阅率为9.1%，2011年，读者借阅率大幅下降，仅为0.9%，较之2000年共下降了十倍。二是借阅率呈阶段式下滑模式，从图1可见，13年明显呈三个阶段下滑，分别是2000-2002、2003-2006、2007-2011，在2003-2006这个阶段借阅率急剧下滑，2003-2006期间，大学生的红色经典著作借阅率下滑速度减缓，但并未出现回升现象。而在第三阶段中的2007、2008和2009年，红色经典著作的借阅率则有着明显的回升反弹现象，之后又持续下降。缘何存在此般现象，究其原因有二，其一，2007年遵义师范学院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年，学校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学习和借阅图书，所以借阅率明显回升；其二，2007-2009年，国内播出了多部革命电影和电视剧，因受此带动和影响，红色经典著作的读者借阅率明显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大。但红色影视剧热过后，加之学校鼓励措施缺乏持续性，致使之后的借阅率再度持续急剧下滑。总之，红色经典著作的借阅状况令人堪忧。
（二）不同专业学生借阅差距较大
抽样研究的《青春之歌》《红日》《红岩》《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西行漫记》《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长征》、《创业史》、《抉择》、《雷锋的故事》、《山乡巨变》等19部红色经典著作，馆藏278册。从表1可见，在1999-2013年期间，大学生共借阅2013册次，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借阅1252册次，历史学专业学生借阅382册次，英语、学前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物理、数学、生物、计算机等其他九个专业学生共借阅379册次。由此可见，“红色经典作品”的阅读具有专业差距较大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距，在访谈中得知汉语言文学和历史学这两个专业均有要求学生必须阅读一定数量历史文献和著作的学习任务，这是这该两个专业学生借阅数显著高于其它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与这两个学科的主要特点有着一定的联系。
（三）对红色经典著作阅读意愿不强
为了准确地了解大学生“红色经典”著作的阅读动态，笔者对遵义师范学院大学生的借阅情况进行了专题问卷调查。共发放102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02份，经整理分析发现：
表2 红色经典著作读者认识情况调查
调查项目 选 项 人 数 占有效问卷的
百分比（%）
对 “红色经典”著作 的了解 非常熟悉 10 9.8
有所了解 47 46.1
不了解 45 44.1
读过几本红色经典文化的书籍 6本以上 5 4.9%
5本 6 5.9
4本 13 12.7
3本 12 11.8
2本 17 16.7
1本 22 21.6
0本 27 26.5
阅读红色经典书籍大原因 老师宣传推荐 28 27.5
专业学习需要 44 43.1
受红色影视影响 39 38.2
家长推荐、要求 9 8.8
自己想了解 31 30.4
认为红色经典对您思想的影响程度 有深刻影响 9 8.8
有很大影响 20 19.6
有较大影响 27 26.5
影响一般 38 37.3
没有影响 8 7.8
对“红色经典”的喜爱程度 非常喜欢 7 6.9
喜欢 27 26.5
一般 60 58.8
不喜欢 8 7.8
在红色经典表层理解上，大学生普遍认识到阅读“红色经典”著作具有积极影响。从表2可见，92.2%的学生认为阅读“红色经典”对其思想教育有影响，其中有28.4%的认为红色经典著作阅读对其思想发展具有很大和深刻影响，他们有的认为阅读红色经典著作有助于帮助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有的则认为通过阅读红色经典著作可以学习经典人物的高尚人格、奋斗拼搏和奉献精神，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增强对党的革命历史的认识和对党的政权的认同感。可见“红色经典”所蕴涵的对信念的坚守、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爱护，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和英雄气慨、勇于献身精神等在新时期并未过时，同样能焕发出强大的精神活力，受到大学生们的尊崇，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生们的思想意识，值得弘扬传播。
但是，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有7.8%的大学生认为红色经典著作阅读对其思想没有任何影响，这部分同学也理应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群之一。同时，在对待红色经典著作的态度中，也有有7.8%的大学生不喜欢红色经典作品，仅有33.4%受访者表示喜欢或非常喜欢红色经典著作，这种现状是不容乐观的。
红色经典著作借阅情况也十分严峻，调查分析发现有近三分之一的大学生没有阅读过任何红色经典著作。而且关于借阅红色经典著作的动因，仅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是基于自己个人意愿主动借阅红色经典著作，其余70%的大学生则是由于老师和家长的建议、学习的需要等原因而借阅。缺乏阅读主动性，对大学生感悟革命精神，传承革命文化具有不利影响。
二、推动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的对策建议
基于阅读红色经典著作对人们具有感化心灵和提升思想素质的作用，针对当前大学生对红色经典著作了解不足、认识不充分、阅读有限的现状，特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红色经典著作的借阅率，有效发挥红色经典作品的积极影响。
（一）充分利用图书馆优势，加大红色经典宣传力度
图书馆的功能之一就是进行社会教育，满足社会对文化的需要，丰富和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一个文献资源、情报信息中心和科技文化中心，不仅是学校教师从事教学科研的重要场所，更是大学生读书学习，陶冶情操，享受美好的阅读生活的精神乐园。每年都会有很多读者来到图书馆这个文化中心来获取自己需要的文献和精神食粮，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红色经典”代表着一个时代，诠释了一种时代精神，构建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一。不少“红色经典”作品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不仅情节曲折、而且语言生动，阅读这些红色经典作品，是人们感受革命文化熏陶，学习语言、开阔胸襟、提高自身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因此，图书馆应该有效发挥“红色经典”阅读活动的重要阵地作用，积极为读者推荐最佳的“红色经典”阅读书目，以激发和满足大学生的阅读需求，具体可采取如下措施：（1）加强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搜集，为大学生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2）做好“红色经典”书目推荐、书评及阅读导读工作；（3）大力宣传“世界读书日”，设专栏宣传“红色经典”作品，如：图片展览、海报、作品内容介绍等；（4）在图书馆网站上设立专门的“红色经典”阅读栏目，以传统阅读方式为基础，充分发挥现代网络等信息技术优势，推广红色经典著作阅读；（5）及时增购新书，从2000年起到2013年，本文抽样研究的19部红色经典作品中，增购1次的有8部、增购2次的有5部、增3次的仅有1部，由此可见遵义师范学院红色经典著作更新较慢。由于图书未能及时更新，导致红色经典书籍大多都十分陈旧，且有不少书籍缺页缺角，从而影响读者的借阅。在访谈中就有47%的学生认为红色经典书籍太陈旧，如果不是老师要求看根本就不想去碰它，所以应及时更换新书以激发和提升大学生的阅读兴趣。
（二）有效发挥教师教学要求，推介红色经典著作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宣传“红色文化”，引导大学生阅读红色经典著作，提高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使学生明确阅读目的，阅读红色经典著作不仅是其学习的需要，更是其成长和发展的需要。在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发现，有85.3%的同学认为教师有必要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和宣传红色经典著作阅读。尤其是红色经典书籍所折射出的精神内涵与当代相隔几十年，时间虽不算久远，但部分大学生对红色书籍所反映的内容还是很难理解透彻。那么，作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合作者与指导者的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宣传和指导作用，加强学生对红色经典的认知引导，帮助学生理解其中的疑点和难点，拉近学生与作品的距离，为提高阅读水平扫除根本性的障碍，这样，才能引导学生走进红色经典的世界。
（三）举办红色经典读书活动，激发大学生阅读兴趣
理想和信念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讲理想、信念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邓小平同志指出：青年人“不仅要把这个光荣传统继承下来，而且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大大地加以发扬”。在全校举办以“红色经典”阅读为主题的各种读书活动，如“阅读欣赏讲座”、“读书讨论会”、“讲演辩论会”、“知识竞赛”、“图书漂流”、“征文”、组织观看红色经典书籍改编的影视剧等，通过活动的参与让学生亲身体验红色文化精神，增强大学生对“红色经典”的认知，提高大学生对“红色经典”作品的阅读兴趣，通过阅读进一步领悟书中的深刻内涵，继承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从而获得思想的提升。
（四）组织大学生参观革命遗址遗迹，唤起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关注。
遵义地区是我国红色圣地之一，红色资源十分丰富，通过参观学习可以让大学生进一步了解红色资源形成的历史背景、历史地位，领悟红色资源所体现的实质与内涵，加深对红色文化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认识，唤起广大学生的红色文化的关注，进而激发其对红色经典著作的阅读兴趣。
总之，“红色经典”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着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等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红色经典”阅读可以让他们认识历史、牢记历史、缅怀先辈的光辉业绩，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坚定理想信念，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因此，高校高校图书馆、教师推动大学生自觉阅读“红色经典”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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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红色经典，历史重塑，理论重温，人性丰富，
Abstract: Red-Classic as an art pattern in China during 1949 ～ 1976 is a complex unit of youth and adultness of that time. Three intentions in the present people’s minds， rebuilding-history， recalling-idealism and complex-nature of human， have influenced the action of recomposing Red-Classic and more or less determined the effect of the TV series of Red-Classic and the discussions on them.
一
2004年，电视剧《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等，轮番出场而一再“失利”，引发了观众、业者、管理者、学术界等方方面面关于红色经典的“讨论”。据广电总局统计，2002年至今，已拍、正拍、规划要拍的属于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有40部共850集。一再的市场失败，热烈的理论讨论，正欲不断涌向屏幕的作品，这一文化现象，向我们呈现了一些什么呢？
二
红色经典，从学理上看，盖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所构成：第一，是在一个五色的当代环境中对一个红色时代的重现。第二，这种重现是通过对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的改编而进行的。三，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主要是指共和国前期（1949～1976）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
为什么需要甚至热衷于红色的重现？这里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它体现在重现者对市场评估上，对品牌的利用上，对观众趣味的把握上，诸如此类的因素还可以罗列更多，但都可以集中到一个更基本的点上：体现了当代人对自己历史的一种关系。有些时候，人们希望进行一种新的回望，重看和体会一种经历者被深深感动过，未经历者又能够为之感动，而无论是经历和未经历者又都还没有被真正把握住的东西。从回望这一视角放眼开去，红色经典与一大批改革开放后其它作品联系到一起来了，如描写红色领袖的作品，描写解放战争大战役的作品，描写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在回看上与红色经典是一样的，但又与红色经典不一样，这就是红色经典内蕴了一种时代心态的原汁，这种原汁是与之有了时代距离的改革后的创作所无法呈现的。非得要通过经典改编，借重于经典的，正是这种原汁。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回望，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历史的民族，中国的历史又是一个最有规律的历史，古代史很有规律，现代史同样很有规律。在中国，虽然北京猿人可以追溯到50万年，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仪式证明了文化的开始，但8000年前的岩画、陶器、玉器的出现，可以算作中国文化的正式开始，不妨以伏羲女祸来代表。从8000算起，正好每2000年一个大节奏。6000年前与仰韶文化相当，是从黄帝开始的三皇五帝时代；4000年前，夏王朝建立，开始了夏、商、周三代；2000年前，秦王朝建立，从秦到清，是中央集权的王朝时代。四个2000年，正好划分四个大时代。2000年这一数字，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大节奏。从夏朝开始，节奏加快，这时记住500年，就记住了从夏到秦的历史：夏，约500年（公元前2070-1600）；商，约500年（公元前1600-1046）；西周，约300年（公元前1046-771），[1]春秋战国，500年（公元前771-221）。这里只有西周是300年，由它进入春秋战国的转折时代。进入秦以后，只要记住300年这一数字就行了。秦朝约20年（公元前221-207）可以忽略不记，西汉约200年（公元前206-公元24），东汉约200年（公元25-220），共约400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处于与转折相连时期，略多100年；魏晋南北朝，约300年（公元220-581年），隋朝30多年，与秦同，可以忽略不记，唐朝约300年（公元618-907）；五代60年可以忽略，宋朝约300年（公元960-1279）；元朝约100年（公元1271-1368），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有所变异；明朝约300年（公元1368-1644）；清朝约300年（1644-1911）。整个古代史的历史周期节奏可列表如下：
2000年周期
8000年前——伏羲、女娲
6000年前——三皇五帝
4000年前——夏
夏，
500年
500年周期
商，
500年
西周，
300年
春秋战国，500年
2000年前
汉，
400年
300年周期
魏晋南北朝
300年
唐
300年
宋
300年
元
100年
明
300年
清
300年
中国现代历史在演进节奏上也是很规律的，基本上显为20年一次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现代性，过20年，是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再过30年；是1890年代的维新变法；过20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过约20年，1927是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过约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约20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过约10年，1978年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路线，过20多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准备全面融入全球一体化。这种有规律的历史节奏使得中国人的历史回望具有了一种很深的意味。
既然回望，为什么不回到经典本身，而要通过改编？历史的距离使改编比原著有了更多期望点。从思想上看。历史之间具有一种思想距离，一个时代要反映自己时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而在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回望中就可以看到；从媒介形式看，红色时代主要是处在印刷时代，印刷形式的小说是其主导形式，当下时代是电子时代，电子形式的电视是主导形式。本来，红色经典包含一切红色时代的各类艺术形式，文学、音乐、美术，但最能与电视形式对接，又最与思想的展示相合的，是叙述性作品，因此，红色经典涌向电视屏幕，就是面向最广大的观众，就在进入当代艺术的主流形式。电视剧形式，就有原来小说电视的文化厚度，又有时代的崭新关联。正在红色经典改编正电视剧的时候，它的成败引起最大社会关注，成为了一个热烈讨论的文化论题。
红色经典的核心是它体现了共和国前期的一种文艺模式，一个时代的心灵和主调都艺术地凝在一种模式上。一种历史此在性的原汁，也正是附在文艺模式上。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共和国前期的文艺模式。其主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一种中国现代性的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理想构成了作品的强光。第二，为了高扬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而把矛盾冲突作为一种主旋律。矛盾冲突不但是中国现代性的主题，也是中国革命史的主题。也构成了红色经典戏剧性情节的主调，敌我的对立斗争和敌我分明的道德评价构成作品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既定方式。第三，这种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突出，对矛盾冲突的情节营造，对善恶分明的人物安排，使得作品中人的丰富性被进行了一种艺术性的必要压抑。同时使得历史的丰富性被压缩形成了一种简单的神话性结构。
红色经典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共和国前期对共和国之前的革命斗争的重写，初一看来，它们是写以前的历史，而实际上它代表的是写作时代的历史。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过程中一个前所未来的成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后的一次空前胜利，是辛亥革命以来，国家分裂状态的第一次结束，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一个醒目的标志。共和国的成立带来的新感受具有一种青春性。但共和国的成立又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和精心筹划的结果，它又具有一种成年性。可以说，青春性和成年性构成了共和国前期互相作用的因素，从这一角度看，在红色经典里，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是与共和国的青春期激情相关的，对人性丰富性的有意识压抑是与共和国的成年性的计算相关的。只理解青春性一面而不理解成年性一面，不能深识红色经典，同样，只样只理解成年性一面而不理解青春性一面，也难以深识红色经典。除了青春性和成人性之外，共和国前期的国际环境，先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对立，后与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对立，都在强化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斗争性。而且在共和国前期的意识形态和文艺美学中，文艺是整个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革命斗争的工具。这一切，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复杂性，也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可回望性，红色经典成了让当下时代的人们回望历史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路标。
三
然而，改革开放26年，当下时代的人们离红色经典所由存在的时代已经很远了。如果说，当年红色经典对革命斗争史的写作是一种为了“当年”而对当年以前的回望；那么，今天重编红色经典则是进行一次对回望的再回望。这一次回望，不仅是与时俱进的主流思想对以前的回望，还有学者们从历史真实角度对以前回望，还有经历者从今天的思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当下艺术趣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娱乐圈与市场需要对过去的重新利用……因此，初一看，红色经典，由于关联到方方面面而有巨大的艺术和市场潜力，仔细一想，正因为关联到方方面面而转成了一个最艰难的艺术求索。回望是在当下的回望，它满足的是当下的需要。完成这个艺术求索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满足，完不成这个艺术求索则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挫败。
那么，在这一回望中，或者说在回望过程中，当下的人们最要想获得的是什么呢？大而言之，有三种需要：第一，是对历史作一总体重塑的需要；第二，是对理想主义重温的渴求；第三，是对人性丰富性本质的重认。
这一节主要讲第一种需要，当中国现代性已经走到今天的时候，从今天的高度到整个中国现代性历程进行一种新的总体认识，已经变成一种需要。这一总体认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多方面的，需要历史型文本（史料体系）、哲学性文本（观念体系）、也需要文艺型文本（形象体系），红色经典正是进入这种新总体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说过，通过红色经典进入历史与通过直接的现代重写（如领袖剧、战争役剧、革命剧）进入历史，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正如能否很好地重写历史对中国现代性继续前行是非常重要的一样，能否较好地重写红色经典已成为考验当代艺术家和当代人的趣味的一个标本。怎样让红色经典的重写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总体思考呢？中国式的重写历史的样板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不妨以紫禁城为例来看中国式的历史回望与重塑的统一。
明清的京城是按照《周礼》的理想建成的，《周礼》是中国京城模式的定型，这个定型是通过几千年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而定下来的，在定下来的这个型里面，包含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重写定位和对自己的现在的理想结构。中国历史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表现在建筑方面，可以说有四个大关节，一是村落空地的中杆（图腾柱），这时的文化是以图腾为中心的观念体系，二是村落中心的坛台，这时的文化是以主神为核心的观念体系；三是城市中心的祖庙，这时的文化是以祖宗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四是以宫殿为中心的建筑群。[2]这时文化是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当《周礼》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建构自己的京城模式的时候，它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的呢？以帝王的宫殿（太和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否定了以宗庙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吕氏春秋》说：“于天下之中而立国，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就是描绘的以宗庙为中心的国-宫-庙三层的京城模式），但是对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仍对宗庙表示了最大的尊敬，祖庙被安排在天安门东面，仍然的依时祭祀。同样，从紫禁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宗庙中心否定坛台中心的时候，对坛台仍然表不了最大的尊敬，这一尊敬在宫殿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西的社稷坛和京城四面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同样，从紫京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坛台中心在否定空地的中杆中心的时候，仍然中杆保持了最大尊敬，这一尊敬在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前的华表，华表上有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华表的身上有表示天的云彩。因此，中华民族从原始向理性的演化，一方面是观念上的大变，从图腾到天神到祖鬼到人王，另方面却不是一个否定一个，而是每一个对者前一个保持了最大的尊敬，并把它在自己的体系中放了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样对使自己有了一个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承传，又把每一段历史放好了一个位置。把这个位置放好了，《周礼》的京城模式就出现了，民族的总体定位也形成了。以紫禁城的实例，可以知道，如果红色经典与中国现代性以来的历程的定位有关，那么，把红色经典改编好了，中国现代性历程其及总体性也就很好地呈现出来了，而一旦体现出来，就没有再进行改编的需要和冲动了。如果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性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定义，红色经典的改编结果也没有满足方方面面的渴望和期待，改编红色经典的冲动就还会出现，因为创作者总认为自己还能在上面加补上一些红色经典本来缺少的一些东西，而为当代观众增加一种新观念，以完成人们对中国现代性总体认识的需要。从这一个角度看，红色经典的改编，无论成功与否，呈现的都是当代中国人重塑历史也是重新定义当下的一种活动。
四
现在讲红色经典后面的第二个动因即对理想的渴望和第三个动因即对人性丰富性的重识。这两个动因，虽然与第一个动因一样，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深刻的观念和心理内容相连，但同时又与红色经典改编的具体艺术问题结合在了一起，是一个更为复杂更难讲清的问题。
红色经典包含了一种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革命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有一个真诚时期，而当从真诚的革命转到具体的建设，从一个浪漫时代转向一个现实功利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会或快或慢地消逝而去。虽然每一种浪漫主义里面都包含着乌托邦性质，甚至包含着各种杂质以及各种虚伪、仇恨、阴谋，但一种理想的真诚性和青春性还是很明显的。正是红色经典里包含着这种与真诚和青春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使一个身处世俗化时代、物质化时代、娱乐化时代人会在一些时刻猛然心里一动。那使人心里会怦然心动的东西使人走向红色经典。
然而，红色经典本身又包含着它拒斥时代的一面，这就是由于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强调，而略少了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由于对斗争性的强调而略少了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和绞缠性，由于对敌我阵营的鲜明区别而略少了人物动机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一缺失在红色经典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可信的，在一个精神氛围相距甚远的当下会被感受为是一种缺失。于是改编的方向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坚持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第二在人物上增加丰富性、故事上增加复杂性，斗争上增加多样性。一句话，把一种红色时代的趣味与当下的时尚趣味接轨，把一种红色时期的简单性与当下的复杂性接轨。把一种红色时代的定性认识与当下的动态认识接轨。
然而，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红色经典改编，在2004的推出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管理者、学界、观众以对“失败”的经验总结，基本集中在三点上：
第一， 英雄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让原有的英雄形象得到歪曲；
第二， 反面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变得光辉起来；
第三， 故事情结不能在“丰富化”的过程中，迎合时尚，进行“爱情”等趣味性注水。
这三点，都点到了红色经典改编中的问题所在，但这一问题又不仅是一个改编中的技术问题，而与时代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而且与红色经典的内在矛盾相联。自改革开往以来，中国人的性格，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都在由以前的单一向多样，由类型向丰富发展，也可以说，是由一心一意干革命走向人性的丰富上面发展，这里的人性丰富仅只是相对一革命时代的单一而言，而且这里的丰富，还包含着各种负面的因素，正如当年的单一也包含着相当的负面因素一样。因此，人性所就有的丰富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当下所处地现实中和艺术中的这种丰富，显然不完全是的，我们所经历的所看到所理解的人性丰富，只是真正的人性丰富中的一种表现，一类显现，这种现实显示还不是、至少不等同于人性丰富本身。人性丰富的应有本质和人性丰富的现象呈现这一矛盾性正好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表现出来。红色经典改编中遭到激烈批评的“戏说”、“注水”、“情色”等，无不与用当前趣味中本还应该予以思考的人性丰富现象相关。我们希望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也希望通过使红色经典人性化，不但保持这一理想，而且把这一理想变得更有人性，但我们用以去改变这一理想的人性，却是我们这一个有限时代的人性，甚至只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性的多样性中的一种，属于时尚的那一种。而且这种时尚的人性丰富确实对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有所歪曲的。这样，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人们既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理想，也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人性。
这样，红色经典的改编遇上了一个双重难题。让红色经典适合我们现在的趣味，而变成一种穿着红色外衣的现在时尚，这是不行的，既然是看时尚，观众为什么非得到红色经典上去看，而让自己看完之后有一种受骗感呢；我们放弃自己的时尚而把红色经典完全保持在原味上，也是不行的，在共和国前期还显得是真实的东西，在现代其缺点的一面会更加放大，时代的距离会使其观众望而生畏。
五
然而，如果前面说是红色经典包含三种因素（对历史总体的重塑，对理想的重温，对人性丰富本质的识认）还是存在的话，还是尚在中国现代性演进历史过程之中的今天的我们心中的一种内在思想和情感需要的话，那么，红色经典会是一个永远的诱惑，让人禁不住要想去改编。在这一意义上，红色经典改编2004的“蒙难”，不管有多少具体的原因，从深层上来说，它呈出了中国当代人心中的一种“痛”。这种“痛”的存在，显示着中国人对自己现代性以来的历史，还未得到一个总体的体认，显示中国人对失去了的理想的不甘，显示了中国人对什么是人性丰富的困惑。因此，似可说，红色经典从表面上看，是让人回到过去，从内在里讲，是引出了一种回不到过去里去的痛。这种痛的根源是与当下的处境相关联的，在这一意义上，不妨把红色经典改编，看成中国人正在对重寻历史、理想、人性的漫漫途中的彷徨。还没有找到这三者之前，这三者还未真正满足当代人内心的需求之前，红色经典的改编会不断的涌冒出来，像一首在路上极为想唱而又尚未唱成好调的歌。
注释：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红色经典，历史重塑，理论重温，人性丰富，
abstract: red-classic as an art pattern in china during 1949 ～ 1976 is a complex unit of youth and adultness of that time. three intentions in the present people’s minds, rebuilding-history, recalling-idealism and complex-nature of human, have influenced the action of recomposing red-classic and more or less determined the effect of the tv series of red-classic and the discussions on them.
一
2004年，电视剧《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等，轮番出场而一再“失利”，引发了观众、业者、管理者、学术界等方方面面关于红色经典的“讨论”。据广电总局统计，2002年至今，已拍、正拍、规划要拍的属于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有40部共850集。一再的市场失败，热烈的理论讨论，正欲不断涌向屏幕的作品，这一文化现象，向我们呈现了一些什么呢？
二
红色经典，从学理上看，盖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所构成：第一，是在一个五色的当代环境中对一个红色时代的重现。第二，这种重现是通过对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的改编而进行的。三，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主要是指共和国前期（1949～1976）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
为什么需要甚至热衷于红色的重现？这里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它体现在重现者对市场评估上，对品牌的利用上，对观众趣味的把握上，诸如此类的因素还可以罗列更多，但都可以集中到一个更基本的点上：体现了当代人对自己历史的一种关系。有些时候，人们希望进行一种新的回望，重看和体会一种经历者被深深感动过，未经历者又能够为之感动，而无论是经历和未经历者又都还没有被真正把握住的东西。从回望这一视角放眼开去，红色经典与一大批改革开放后其它作品联系到一起来了，如描写红色领袖的作品，描写解放战争大战役的作品，描写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在回看上与红色经典是一样的，但又与红色经典不一样，这就是红色经典内蕴了一种时代心态的原汁，这种原汁是与之有了时代距离的改革后的创作所无法呈现的。非得要通过经典改编，借重于经典的，正是这种原汁。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回望，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历史的民族，中国的历史又是一个最有规律的历史，古代史很有规律，现代史同样很有规律。在中国，虽然北京猿人可以追溯到50万年，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仪式证明了文化的开始，但8000年前的岩画、陶器、玉器的出现，可以算作中国文化的正式开始，不妨以伏羲女祸来代表。从8000算起，正好每2000年一个大节奏。6000年前与仰韶文化相当，是从黄帝开始的三皇五帝时代；4000年前，夏王朝建立，开始了夏、商、周三代；2000年前，秦王朝建立，从秦到清，是中央集权的王朝时代。四个2000年，正好划分四个大时代。2000年这一数字，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大节奏。从夏朝开始，节奏加快，这时记住500年，就记住了从夏到秦的历史：夏，约500年（公元前2070-1600）；商，约500年（公元前1600-1046）；西周，约300年（公元前1046-771），[1]春秋战国，500年（公元前771-221）。这里只有西周是300年，由它进入春秋战国的转折时代。进入秦以后，只要记住300年这一数字就行了。秦朝约20年（公元前221-207）可以忽略不记，西汉约200年（公元前206-公元24），东汉约200年（公元25-220），共约400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处于与转折相连时期，略多100年；魏晋南北朝，约300年（公元220-581年），隋朝30多年，与秦同，可以忽略不记，唐朝约300年（公元618-907）；五代60年可以忽略，宋朝约300年（公元960-1279）；元朝约100年（公元1271-1368），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有所变异；明朝约300年（公元1368-1644）；清朝约300年（1644-1911）。整个古代史的历史周期节奏可列表如下：
2000年周期 8000年前——伏羲、女娲
6000年前——三皇五帝
4000年前——夏
夏， 500年 500年周期
商， 500年
西周， 300年
春秋战国，500年
2000年前
汉， 400年 300年周期
魏晋南北朝 300年
唐 300年
宋 300年
元 100年
明 300年
清 300年
中国现代历史在演进节奏上也是很规律的，基本上显为20年一次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现代性，过20年，是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再过30年；是1890年代的维新变法；过20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过约20年，1927是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过约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约20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过约10年，1978年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路线，过20多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准备全面融入全球一体化。这种有规律的历史节奏使得中国人的历史回望具有了一种很深的意味。
既然回望，为什么不回到经典本身，而要通过改编？历史的距离使改编比原著有了更多期望点。从思想上看。历史之间具有一种思想距离，一个时代要反映自己时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而在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回望中就可以看到；从媒介形式看，红色时代主要是处在印刷时代，印刷形式的小说是其主导形式，当下时代是电子时代，电子形式的电视是主导形式。本来，红色经典包含一切红色时代的各类艺术形式，文学、音乐、美术，但最能与电视形式对接，又最与思想的展示相合的，是叙述性作品，因此，红色经典涌向电视屏幕，就是面向最广大的观众，就在进入当代艺术的主流形式。电视剧形式，就有原来小说电视的文化厚度，又有时代的崭新关联。正在红色经典改编正电视剧的时候，它的成败引起最大社会关注，成为了一个热烈讨论的文化论题。
红色经典的核心是它体现了共和国前期的一种文艺模式，一个时代的心灵和主调都艺术地凝在一种模式上。一种历史此在性的原汁，也正是附在文艺模式上。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共和国前期的文艺模式。其主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一种中国现代性的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理想构成了作品的强光。第二，为了高扬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而把矛盾冲突作为一种主旋律。矛盾冲突不但是中国现代性的主题，也是中国革命史的主题。也构成了红色经典戏剧性情节的主调，敌我的对立斗争和敌我分明的道德评价构成作品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既定方式。第三，这种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突出，对矛盾冲突的情节营造，对善恶分明的人物安排，使得作品中人的丰富性被进行了一种艺术性的必要压抑。同时使得历史的丰富性被压缩形成了一种简单的神话性结构。
红色经典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共和国前期对共和国之前的革命斗争的重写，初一看来，它们是写以前的历史，而实际上它代表的是写作时代的历史。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过程中一个前所未来的成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后的一次空前胜利，是辛亥革命以来，国家分裂状态的第一次结束，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一个醒目的标志。共和国的成立带来的新感受具有一种青春性。但共和国的成立又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和精心筹划的结果，它又具有一种成年性。可以说，青春性和成年性构成了共和国前期互相作用的因素，从这一角度看，在红色经典里，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是与共和国的青春期激情相关的，对人性丰富性的有意识压抑是与共和国的成年性的计算相关的。只理解青春性一面而不理解成年性一面，不能深识红色经典，同样，只样只理解成年性一面而不理解青春性一面，也难以深识红色经典。除了青春性和成人性之外，共和国前期的国际环境，先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对立，后与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对立，都在强化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斗争性。而且在共和国前期的意识形态和文艺美学中，文艺是整个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革命斗争的工具。这一切，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复杂性，也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可回望性，红色经典成了让当下时代的人们回望历史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路标。
三
然而，改革开放26年，当下时代的人们离红色经典所由存在的时代已经很远了。如果说，当年红色经典对革命斗争史的写作是一种为了“当年”而对当年以前的回望；那么，今天重编红色经典则是进行一次对回望的再回望。这一次回望，不仅是与时俱进的主流思想对以前的回望，还有学者们从历史真实角度对以前回望，还有经历者从今天的思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当下艺术趣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娱乐圈与市场需要对过去的重新利用……因此，初一看，红色经典,由于关联到方方面面而有巨大的艺术和市场潜力，仔细一想，正因为关联到方方面面而转成了一个最艰难的艺术求索。回望是在当下的回望，它满足的是当下的需要。完成这个艺术求索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满足，完不成这个艺术求索则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挫败。
那么，在这一回望中，或者说在回望过程中，当下的人们最要想获得的是什么呢？大而言之，有三种需要：第一，是对历史作一总体重塑的需要；第二，是对理想主义重温的渴求；第三，是对人性丰富性本质的重认。
这一节主要讲第一种需要，当中国现代性已经走到今天的时候，从今天的高度到整个中国现代性历程进行一种新的总体认识，已经变成一种需要。这一总体认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多方面的，需要历史型文本（史料体系）、哲学性文本（观念体系）、也需要文艺型文本（形象体系），红色经典正是进入这种新总体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说过，通过红色经典进入历史与通过直接的现代重写（如领袖剧、战争役剧、革命剧）进入历史，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正如能否很好地重写历史对中国现代性继续前行是非常重要的一样，能否较好地重写红色经典已成为考验当代艺术家和当代人的趣味的一个标本。怎样让红色经典的重写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总体思考呢？中国式的重写历史的样板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不妨以紫禁城为例来看中国式的历史回望与重塑的统一。
明清的京城是按照《周礼》的理想建成的，《周礼》是中国京城模式的定型，这个定型是通过几千年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而定下来的，在定下来的这个型里面，包含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重写定位和对自己的现在的理想结构。中国历史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表现在建筑方面，可以说有四个大关节，一是村落空地的中杆（图腾柱），这时的文化是以图腾为中心的观念体系，二是村落中心的坛台，这时的文化是以主神为核心的观念体系；三是城市中心的祖庙，这时的文化是以祖宗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四是以宫殿为中心的建筑群。[2]这时文化是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当《周礼》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建构自己的京城模式的时候，它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的呢？以帝王的宫殿（太和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否定了以宗庙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吕氏春秋》说：“于天下之中而立国，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就是描绘的以宗庙为中心的国-宫-庙三层的京城模式），但是对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仍对宗庙表示了最大的尊敬，祖庙被安排在天安门东面，仍然的依时祭祀。同样，从紫禁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宗庙中心否定坛台中心的时候，对坛台仍然表不了最大的尊敬，这一尊敬在宫殿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西的社稷坛和京城四面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同样，从紫京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坛台中心在否定空地的中杆中心的时候，仍然中杆保持了最大尊敬，这一尊敬在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前的华表，华表上有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华表的身上有表示天的云彩。因此，中华民族从原始向理性的演化，一方面是观念上的大变，从图腾到天神到祖鬼到人王，另方面却不是一个否定一个，而是每一个对者前一个保持了最大的尊敬，并把它在自己的体系中放了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样对使自己有了一个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承传，又把每一段历史放好了一个位置。把这个位置放好了，《周礼》的京城模式就出现了，民族的总体定位也形成了。以紫禁城的实例，可以知道，如果红色经典与中国现代性以来的历程的定位有关，那么，把红色经典改编好了，中国现代性历程其及总体性也就很好地呈现出来了，而一旦体现出来，就没有再进行改编的需要和冲动了。如果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性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定义，红色经典的改编结果也没有满足方方面面的渴望和期待，改编红色经典的冲动就还会出现，因为创作者总认为自己还能在上面加补上一些红色经典本来缺少的一些东西，而为当代观众增加一种新观念，以完成人们对中国现代性总体认识的需要。从这一个角度看，红色经典的改编，无论成功与否，呈现的都是当代中国人重塑历史也是重新定义当下的一种活动。
四
现在讲红色经典后面的第二个动因即对理想的渴望和第三个动因即对人性丰富性的重识。这两个动因，虽然与第一个动因一样，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深刻的观念和心理内容相连，但同时又与红色经典改编的具体艺术问题结合在了一起，是一个更为复杂更难讲清的问题。
红色经典包含了一种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革命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有一个真诚时期，而当从真诚的革命转到具体的建设，从一个浪漫时代转向一个现实功利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会或快或慢地消逝而去。虽然每一种浪漫主义里面都包含着乌托邦性质，甚至包含着各种杂质以及各种虚伪、仇恨、阴谋，但一种理想的真诚性和青春性还是很明显的。正是红色经典里包含着这种与真诚和青春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使一个身处世俗化时代、物质化时代、娱乐化时代人会在一些时刻猛然心里一动。那使人心里会怦然心动的东西使人走向红色经典。
然而，红色经典本身又包含着它拒斥时代的一面，这就是由于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强调，而略少了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由于对斗争性的强调而略少了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和绞缠性，由于对敌我阵营的鲜明区别而略少了人物动机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一缺失在红色经典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可信的，在一个精神氛围相距甚远的当下会被感受为是一种缺失。于是改编的方向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坚持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第二在人物上增加丰富性、故事上增加复杂性，斗争上增加多样性。一句话，把一种红色时代的趣味与当下的时尚趣味接轨，把一种红色时期的简单性与当下的复杂性接轨。把一种红色时代的定性认识与当下的动态认识接轨。
然而，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红色经典改编，在2004的推出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管理者、学界、观众以对“失败”的经验总结，基本集中在三点上：
第一， 英雄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让原有的英雄形象得到歪曲；
第二， 反面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变得光辉起来；
第三， 故事情结不能在“丰富化”的过程中，迎合时尚，进行“爱情”等趣味性注水。
这三点，都点到了红色经典改编中的问题所在，但这一问题又不仅是一个改编中的技术问题，而与时代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而且与红色经典的内在矛盾相联。自改革开往以来，中国人的性格，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都在由以前的单一向多样，由类型向丰富发展，也可以说，是由一心一意干革命走向人性的丰富上面发展，这里的人性丰富仅只是相对一革命时代的单一而言，而且这里的丰富，还包含着各种负面的因素，正如当年的单一也包含着相当的负面因素一样。因此，人性所就有的丰富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当下所处地现实中和艺术中的这种丰富，显然不完全是的，我们所经历的所看到所理解的人性丰富，只是真正的人性丰富中的一种表现，一类显现，这种现实显示还不是、至少不等同于人性丰富本身。人性丰富的应有本质和人性丰富的现象呈现这一矛盾性正好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表现出来。红色经典改编中遭到激烈批评的“戏说”、“注水”、“情色”等，无不与用当前趣味中本还应该予以思考的人性丰富现象相关。我们希望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也希望通过使红色经典人性化，不但保持这一理想，而且把这一理想变得更有人性，但我们用以去改变这一理想的人性，却是我们这一个有限时代的人性，甚至只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性的多样性中的一种，属于时尚的那一种。而且这种时尚的人性丰富确实对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有所歪曲的。这样，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人们既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理想，也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人性。
这样，红色经典的改编遇上了一个双重难题。让红色经典适合我们现在的趣味，而变成一种穿着红色外衣的现在时尚，这是不行的，既然是看时尚，观众为什么非得到红色经典上去看，而让自己看完之后有一种受骗感呢；我们放弃自己的时尚而把红色经典完全保持在原味上，也是不行的，在共和国前期还显得是真实的东西，在现代其缺点的一面会更加放大，时代的距离会使其观众望而生畏。
五
然而，如果前面说是红色经典包含三种因素（对历史总体的重塑，对理想的重温，对人性丰富本质的识认）还是存在的话，还是尚在中国现代性演进历史过程之中的今天的我们心中的一种内在思想和情感需要的话，那么，红色经典会是一个永远的诱惑，让人禁不住要想去改编。在这一意义上，红色经典改编2004的“蒙难”，不管有多少具体的原因，从深层上来说，它呈出了中国当代人心中的一种“痛”。这种“痛”的存在，显示着中国人对自己现代性以来的历史，还未得到一个总体的体认，显示中国人对失去了的理想的不甘，显示了中国人对什么是人性丰富的困惑。因此，似可说，红色经典从表面上看，是让人回到过去，从内在里讲，是引出了一种回不到过去里去的痛。这种痛的根源是与当下的处境相关联的，在这一意义上，不妨把红色经典改编，看成中国人正在对重寻历史、理想、人性的漫漫途中的彷徨。还没有找到这三者之前，这三者还未真正满足当代人内心的需求之前，红色经典的改编会不断的涌冒出来，像一首在路上极为想唱而又尚未唱成好调的歌。
注释：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红色经典”；艺术特质；表现形态
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成果（项目编号：12456004）。
近年来，“红色经典”一词可谓是无处不在。2004年中国广电总局《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中对“红色经典”的界定是：“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其实在学术界，广义的红色经典是指所有以革命年代为背景，以英雄事迹或英雄人物为表现内容的文化形态，包括1942年到1976年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如《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还包括1990年以后产生的以红色经典母本为基础的各种衍生文本如《亮剑》等影视剧和“红太阳”等红色歌曲，甚至包括红色旅游、“红色经典”动漫游戏、“红色经典”主题餐厅、“红色经典”戏剧、“红色经典”绘画、“红色经典”频道等，“红色经典”已成为大众文化消费视野中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固化在人们的脑海之中。
“红色经典”文本的艺术特质
（一）现实主义的审美特征
“红色经典”作品都是以中国革命历史为背景，记述了那个特殊时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程，塑造了一大批不畏艰难、舍身救国、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伟大精神。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早期红色经典的作者们用手中的笔把这段历史记述下来，并绵延不断地传承下去，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财富。《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就曾经说过，书中的许多人和事都是真实存在的。作者冯德英也说《苦菜花》是以真实的生活素材为基础写成的，有些情节几乎完全是真实事件的写照。红色经典文本虽然不能等同于历史文献，然而其内容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再创造，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程，体现出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审美特征。
从“红色经典”文本的整体结构看，《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红岩》等作品不但运用了长卷式的宏大结构和展现宏阔生活画面的全景式描写，并且把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紧密结合，塑造出高大的英雄形象，奠定了英雄主义的文学基调，展现了革命战争的独特魅力，造就了一批达到高超艺术境界的宏大史诗性作品。深入到作品里边看，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物形象表现出的质朴纯真的人性美。《创业史》中的父子情、《保卫延安》中的战友情、《红日》中的军民情，让读者处处能感受到情的温暖。红色经典作品虽然表达的是伟大的革命主题，塑造的是高大的英雄形象，但是所有的伟大与高大都是以世俗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红旗谱》《山乡巨变》《三家巷》等作品中对百姓日常生活以及当地文化风俗的描写，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拉近了作品和读者的距离。红色经典作品宏大的史诗性、淳朴的人性美与浓厚的生活气息，都是红色经典文本现实主义审美原则的体现。
（二）通俗文学的特质
“红色经典”作品是对革命历史时期的反映，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烙印，然而文学的传承性又使作者们借鉴和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传统，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学中通俗文学的特质。“红色经典”作品继承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传奇性特征，《林海雪原》《红岩》《红日》《青春之歌》《保卫延安》《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等文本既讲述了革命斗争的传奇故事，又塑造了杨子荣、江姐、双枪老太婆等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甚至使用神话传说营造神秘气氛，使整个作品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基调，增强了作品的故事性与感染力。爱情往往是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近代翻译家林纾曾言“小说之足以动情者，无若男女之情”。 “红色经典”作品的主要写作目的虽然是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然而有人处即有情感。“红色经典”作品中对于爱情的描写同样是在继承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如《红旗谱》中运涛与春兰之间的爱情，《山乡巨变》中陈大春与盛淑君的爱情，《林海雪原》中少剑波和白茹之间的爱情等都表现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爱情的含蓄、细腻、纯洁、朴素等特性。文本中对于爱情的描摹虽然不占主要地位，仍旧能使读者真切感受到爱情的伟大、崇高与美好。“红色经典”作品集成了传统文学中通俗文学的特质，满足了受众审美娱乐的心理需求，增强了作品的欣赏性，为红色经典作品走向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
“红色经典”多样化的表现形态
“红色经典”作品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主题，与国家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发挥着教育民众，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另外，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抓住了“红色经典”作品现实主义的审美特征与通俗文学的特质，对红色经典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和改造，既可以获得更高的商业利润，又可以满足民众的精神审美与娱乐需求。因此，“红色经典”出现了多样化的表现形态，如“红色经典”影视剧、红色旅游、“红色经典”主题餐厅、“红色经典”歌剧、“红色经典”绘画、“红色经典”舞蹈等。本文只就其中表现最为显著的两种表现形态进行论述。
（一）从文字到光影的嬗变——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改编
“红色经典”作为反映中华民族革命历程与民族精神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最初是以小说为主要表现形式，《红旗谱》《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小兵张嘎》《保卫延安》等红色经典小说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体现着信仰的力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90年代之后，“红色经典”作品出现了两次出版高潮，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民众的热切期待和大众文化产业市场化的共同作用下，大量的“红色经典”作品被出版、重印和再版。现代影视传播媒介又把红色经典作品从文字的平面空间发展到有着光与影美妙结合的立体视觉空间，被影像化了的红色经典以崭新的面目走向观众，适应了大众文化的需求，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1.影视剧因其形象性与直观性，成为现今红色经典传播的最佳媒介
影视剧将画面、音响、色彩、特写、三维动画等多种现代科技因素结合起来，充分表现出传播媒介的现场性与直观性特征，强烈的感官刺激和视觉冲击极大地丰富了观众认知社会、感受生活的方式方法，增强了“红色经典”的传播力度。影视剧采用立体的声光影像以及蒙太奇、长镜头、特写等特有的表达方式来完成对故事的讲述，给观众的脑海和心理留下深刻的烙印，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已“是一件不同的东西”。
2.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改编满足了受众的怀旧心理，符合现代审美标准
对红色经典的改编与再造，是新语境下对革命历史与价值的新诠释。21世纪的电影人对红色经典的再创造掀起了阵阵高潮，《建国大业》《风声》《南京！ 南京！》《天安门》《惊天动地》《沂蒙六姐妹》等力作都是成功的典型。电影人们把握主流社会的共同心理，用强大的明星阵容和创作团队，将一部部红的制作转化成一个个万众瞩目的文化媒介和时尚事件。为电影事业提供了全新的理念、营销方法和推广方式。“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改编更是商业化浪潮中对红色原典的激活和重建，随着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深入普通百姓家，一大批“红色经典”作品被影像化，成为大众文化市场上的一个消费亮点。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根据“红色经典”文本改编成电视剧的作品有：《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苦菜花》《敌后武工队》《沙家洪》《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等几十部。改编后的红色经典把流行文化的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如强大的明星阵容、镜头的感官刺激、情节的离奇怪诞等，从市场化的角度对红色经典母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再创造。虽然民间和学术界对于“戏说经典”褒贬不一，但总体看来，衍生文本适应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性要求，有效地加快了红色经典的传播进程。
（二）红色经典多种表现形态的高度融合——红色旅游的兴起
红色旅游是作为内涵的“红色”和作为载体的“旅游”的有机结合，是新时代革命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旅游产业观念的结晶。
1.多种表现形态的高度融合，推进了红色旅游产品多层次体验塑造的进程
红色旅游既要突出“红色”特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又要遵循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只有积极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把单一、平面、静态的展示变为多样化、立体化、动态化的表现，充分体现红色旅游的观赏性、趣味性与参与性，才能把潜在的消费群体吸引过来。利用现代科技翻新旅游产品，如运用3D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多媒体手段生动再现革命历史事件，变静为动，以增加产品的吸引力；在红色旅游景区推出主题文艺演出，如在西柏坡，省政府就专门成立西柏坡实景演出领导小组，进行演艺策划和组织筹备工作。另外，运用现代科技设计游客参与项目，让游客在体验中感知历史与革命精神。比如结合红色景区所特有的革命故事与题材，设置当年革命战士工作、战斗、生活、劳动的场景让游客去切身感受，邯郸涉县129师司令部旧址，就策划了“当一天八路军”等参与性较强的系列活动，很受大家欢迎。保定冉庄地道战遗址，具备开展战争旅游体验的有利资源，只要精心组织策划，就会吸引源源不断的客流，实现把潜在客源变为现实市场的目的。
2.优化配置多种红色经典资源，追求人文、自然与经济的和谐共生
红色经典资源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资源，只有将本地域的革命历史文化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结合，追求人文与自然、经济的和谐共生，才能把多种资源相结合并转化成富有吸引力的红色旅游产品。以河北省为例，河北省革命老区自然风光秀美、环境宜人，旅游资源丰富。以抗战文学为代表的丰富的河北历史与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革命主题，围绕《小兵张嘎》和《地道战》等文学文艺作品，将红色、绿色、农耕等多种文化互相融合，为河北“红色旅游”与绿色生态旅游、蓝色海洋旅游、历史文化旅游、民俗风情旅游相组合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从而大大增强了河北“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如红色老区西柏坡与部级4A级旅游区天桂山、驼梁相连，又与岗南水库毗邻，多种旅游资源相组合形成大西柏坡旅游区，优越的地理条件与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有机结合，利用多种资源叠加的优势，打造复合型旅游产品，使游客既受到了红色教育，又欣赏了优美风景，真正体现了红色经典资源思想教育、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等多种价值和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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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宗伟.传承·重构·再造——红色经典电影简论[J].当代电影，2011（07）.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红色经典 主流意识 形态理想与信仰询唤 现代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95-09
伴随着一系列历史节点的到来，银屏上多次掀起“红色经典”热潮，如何在复杂的时代语境中思考“红色经典”的再生产，是学界不可绕过的话题。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复杂力量和价值担当进行探讨。
一、“红色经典”出场的历史语境及其意味
尽管学界并非全然认同“红色经典”这个概念，对何谓“红色经典”也缺乏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界定，但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早已受到官方、大众阶层、批评界和市场的广泛关注，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红色经典”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源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典”改编或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主要是对“十七年”间的某些作品进行重述和切合时代意识的改写，改编者的诉求大多着眼于商业目标，以“借用”作为吸引眼球的广告策略，从而获得可赢利的市场份额。实际上，“红色经典”再生产主要是被当作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开发的，这些作品多为消费主义语境中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是流行的大众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合谋”与抗争的产物。进入新世纪，“红色经典”开始成为影视生产与消费的一个类型，其内涵逐渐明晰，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界定，“红色经典”指“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名著”，其所指不限于单纯的改编，而泛指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文艺创作，既包括对“十七年”作品的改编，也包括新的革命史题材的文艺创作。
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显然不能从单纯的学理角度分析，其出场伊始就与文化产业的创意、市场运作、产品营销策略相关，遵循的是商业逻辑。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它首先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类型产品，继而在融入各方力量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关注后，开始变得复杂而具有多重意味，其中有着不可忽略的新崛起“大众”（新中产阶级）的微观政治学诉求。改编中由“红色”到“杂色”的流行体现了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侵蚀和渗透，一种新崛起的文化力量的生成和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出现价值冲突不足为奇。 范玉刚：《欲望修辞与文化守夜》，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60-170页。 在遭遇现实“抗争”（大众的颠覆性阅读）、“规训”（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后“红色经典”的改编逐渐开始矫正方向，不断调整姿态后获得各方力量认可，开始与主旋律作品相互交融，并与原初的意味有了较大差异。从生成性来说，这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自我调适中对旧有资源的开发，商业娱乐文化对“红色”资源的借用、挪用，也是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在消费语境下相互趋近的一个表征。当下，主旋律产品在艺术元素和运作模式上向大众文化趋近，在技巧和商业“卖点”上迎合消费者的，在市场营销上和大众文化彼此呼应，无可否认这种“娱乐化”倾向俘获了一部分大众重新回到影院，重新坐到银幕前，但这种“政治娱乐化和偶像政治化的策略” 倪震：《大众文化心理的满足和扩展——中国主流商业片的回顾》，《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凸显娱乐化同时，带来的是政治教化功能的弱化，在文本的编码解码中，主流叙事的权威和革命神圣性及其价值认同有可能在消费中被消解或置换，使原本聚焦的价值观被散点化，一度助长了大众文化“娱乐至死”的蔓延。
不可否认“红色经典”作为被消费的对象，其改编背后有着非文学权力的博弈，并契合了“文化研究”思潮中政治向度的凸显。“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政治向度的强调，恐怕多数是出于不同方面的动机或指向：或维护传统政治利益，或反对权力政治，或抨击世俗化堕落，等等。显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不是抽象言说的理论，而是实在、具体的利益维系着的复杂政治立场的表达。” 吴俊：《以政治为核心：现实与文学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在转型期的文化发展中既可以看到威廉斯分析的主导文化、剩余文化、创生文化之间的流变，也可以洞察到布迪厄所谓的文化权力之间的博弈。在社会结构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非同构性关系，拥有经济资本意味着控制了生产的经济方式，但不意味着对品味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何谓文化拥有发言权。相反，拥有文化资本并不必然暗含对经济资本的意义，也未必拥有重要关系网成员的资格。各阶级拥有的权力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因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享有更高的声望，所以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会千方百计地获取文化资本。所以拥有经济合法性的新中产阶级必然想在文化上获得话语权，在“红色经典”改编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就是一条最有效最安全的路径。因而，“红色经典”改编中的一系列冲突、困惑，就不单纯是文化事件，而是不同利益阶层的权力博弈。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红色经典；影视剧；道德理想主义；建构策略
“红色经典”①影视剧是“红色经典”的影像表达方式，“红色经典”影视剧所包孕的崇高精神和道德理想主义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政治信仰和情感世界，而影像叙事的方式成为国家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理想主义的载体和桥梁。当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道德理想主义建构还不理想，还不能有效地转化为青年大学生的自觉认同而成为中国未来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对“红色经典”的影视进行一场道德理想主义的保鲜运动实为当务之急。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设性的策略。
第一，红色经典文化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和民族先进文化的诠释者，这种捍卫和诠释就是通过一系列英雄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红色经典”影视剧在对英雄形象的现代性转换中要延续道德理想主义的永恒价值，持续建构英雄形象的生命力度和人格高度。
英雄形象是一个民族国家形象的象征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集中表现，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道德国，“红色经典”中的英雄首先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英雄，其次才是一个革命时代的英雄，只有品格上的完美才能充当国家的“形象大使”，才能在新秩序赋予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能力。如《红旗谱》中朱老忠、《野火春风斗古城》杨晓东、《风云初记》高四海等都是道德完美的革命英雄的代表。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传统的革命英雄崇拜和道德理想主义情结逐渐被青年一代的偶像崇拜和个体主义价值观所淡化。新世纪以来很多成功的“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或新“红色叙事”影视剧中，特别注重从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挖掘、还原和建构英雄的多向度个性特征，用独创性故事情节扩张了英雄的革命精神内核，既遵循了原著中的英雄形象主要性格特征和精神，又做出了符合当下审美期待和憧憬的新英雄形象。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亮剑》中的李云龙、《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顺溜、《潜伏》中的余则成等，这些英雄叙事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现代审美意识要求下，通过血与火的战争场面、同志间的革命情谊、家庭生活中的亲情关系、男女间的爱情追求以及敌我周旋所展现出的斗争智慧等多侧面、立体地展现了英雄的行为和情感，使英雄形象超越了传统的“高大全”式而成为一个从生活中来、在斗争中成长的、有血有肉甚至有着常人缺点的革命英雄，真正揭示出英雄的本真形象，更能引起“80后”“90后”青年的情感共鸣和高度认同。
第二，回归革命历史真实、挖掘和激活沉潜在革命历史当中的那些有力量的思想、情感和智慧，为当下和未来的先进文化建设注入刚健有为的力量和道德理想主义激情，赋予“红色经典”与时俱进的新主题。
首先，尊重革命历史的前提下合理地加入新的人物和情节，进而对国家、战争、和平、人性的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和新的发展。《江姐》和《洪湖赤卫队》中在尊重原著核心事件的基础上，深度开掘了江姐、韩英两位女英雄的情感世界，从尘封的往事中寻找英雄的成长的心路历程，在爱情、亲情、战友情等情感刻画中，展现了一个有着真实、普通的青年女性追求又意志坚定的女共产党员形象，令人感到可亲、可敬。其次，在“历史理性精神”的浸染和烛照下，对原著的情节和人物进行充实与重组，通过一定的艺术想象和虚构，以原著为蓝本加入新的素材（内容），重新进行艺术的组合，营造一个更符合时代主题需要的影像审美世界，提供了将革命历史理性精神、道德理想主义与艺术真实与的辩证统一的成功范例。《建国大业》充分的党史资料作为依据，通过对众多历史细节和伟人的日常生活来解密革命历史，从五个方面做出了符合新时展主题的新阐释主题：“其一，超越战争的和平，以谈判体现实力理念；其二，超越政治的和约，以协商体现规则意识；其三，超越利害的和解，以情意体现团结胸怀；其四，超越身份的和蔼，以性情体现朴实本色；其五，超越历史的和合，以中庸体现文化传统”，其与时俱进的新主题是：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富有大国责任的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要努力超越战争实现和平，就必须拥有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第三，站在中国崛起的高度重述革命历史，提倡“主旋律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影视叙事策略，运用影像叙述方式对“红色经典”进行现代性建构、实现对国家形象的新表达。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②原是指文艺作品可借助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体现主流意识形态，这里用来借指“红色经典”改编中的一个叙事策略，即采用不同的类型化的影像叙事手法来弘扬革命历史的崇高信仰和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些成功的“红色经典”改编剧或“新红色叙事”影视剧就是采用了“主旋律与多样化相结合”的策略，将商业影片中的娱乐性元素、艺术影片中的审美元素、战争片中的幽默喜剧元素、谍战片的惊悚和紧迫等多种创作类型元素相糅合，使得“红色经典”影视剧在保持自身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基础上，推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颖的影像表达形态。《洪湖赤卫队》《江姐》《永不消逝的电波》采用了目前较受欢迎的谍战+悬疑+无间道式剧情配方，体现出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诉求，缓解并释放了人们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和生存焦虑，又满足了观众对崇高信念的呼唤、对英雄人物真实生活的探寻愿望。《建国大业》站在当代中国崛起的高度去重述革命历史，其“明星+产业化运作”影像叙事使票房很快超过四亿元，体现出“红色叙事”影片和商业片在创作制作上互相借鉴和融合的优势，为“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念、营销方法和推广方式，也在现代性宏阔视野之下实现了对国家形象新的银幕表达。
第四，爱情叙事是革命叙事的推进力量，重构“红色经典”影视剧中的爱情叙事和革命叙事关系，在创新的“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中建构崇高信仰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主色调”。
传统“红色经典”中，众多青年正是通过革命追求到纯真的爱情，或由追求圣洁的爱情而参加革命的，他们青春的生命因为革命的支撑和爱情的滋润而充满光彩。《风云初记》《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等作品虽以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为主题，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令人神往的纯洁、朴素的爱情，看见道德理想主义在爱情层面实现，爱情描写给“红色经典”增添了浪漫的情怀、鲜妍的色彩和动人的力量。当下“红色经典”影视剧采用大明星与青春偶像剧相结合的“革命+恋爱”的叙事路线，成为吸引当代青年大学生“不二法门”，其爱情叙事会大大增加影视剧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提高青年大学生的收视率和传播范围。《江姐》《洪湖赤卫队》《战斗的青春》《延安爱情》《开天辟地》《中国1921》等采用“80后”“90后”等的审美需求和欣赏趣味，普遍采取明星化、偶像化、时尚化的青春型叙事方式，显示了艺术创新的巨大活力与表现空间。《江姐》中的“新江姐”是青春、美丽、妖娆也富有革命激情的，超越了被削弱女性符号的钢铁战士形象，青年演员丁柳元刻意地突出了江姐的女性天性，增加了青年、大学生们喜爱的新看点。《中国1921》仍然沿用传统“红色经典”的“革命+恋爱”模式来表现与的爱情：“我们结婚吧，我给你生孩子，下雨不怕，打雷不怕，杀头不怕”，剧中这段对表白的台词，让我们看到了革命伟人将个人的青春、生命、爱情、未来与民族的解放、革命、斗争、命运紧密相连时所焕发出来的伟大力量，能使青年将遥不可及的理想转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寄托，才更能在心灵深处激起他们对信仰、道德、事业、爱情等的探索和思考，对自己人生道路做出符合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正确选择。
第五，以提升大学生德育实效性为主题，积极探索高校与影视部门的合作方式，深度挖掘和开发创新“红色经典”影视剧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与影视表现手段，实现高校红色经典文化建设与“红色经典”影视剧创新发展的双赢。
在大众消费文化和媒体文化的时代，比起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播，“红色经典”影视对“90后”大学生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其独特的影视叙事魅力更能打动个性、自我、多变的“90后”，更能有效地连接起红色经典文化的价值起源和目标追求。将大学红色经典文化建设与“红色经典”影视剧，不仅成为建构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起点，而且成为“红色经典影视创新发展提供思想源泉和学术支撑，这涉及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一方面，优秀的“红色经典”影视剧能够在集中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先进文化最集中、最形象、最优美、最动人地展示出来，是高校红色文化建设和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必不可少的载体形式，能有效地缓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单一、红色经典文化传播力度的不足，促进大学生主动地选择“红色经典”进而提升对“红色经典”文本的阅读效果，使大学生成为自觉接受、传承和实践主流文化的力量主体；另一方面，大学处于社会文化建设的势能高位，是先进文化创新发展的源泉，高校应整合自身专业学科优势和科研力量，建立和深化红色经典文化的资源开发、理论探讨和应用成果研究和推广体系，不断增强红色经典文化的理论武装和科研创新，为提升“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思想价值和影视表现力做出贡献。
因此，持续的探索和实践“红色经典”影视剧的道德理想主义建构策略，在影像叙事中传承、创新“红色经典”真善美的生命力量，使红色经典文化成为中国未来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不仅成为一种新型的、理想的、代表未来走向影视发展方向，也是让红色经典文化重新进入当代大学生的审美视野，达到信仰和道德理想主义层面实现的重要的时代课题。 0
注释：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一、红色经典的重要传播方式——影视剧的改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社会环境与政治宣传的需要，电影剧作家们把大量的红色经典小说改编成电影，它们以革命战争为题材，塑造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如《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钢铁战士》《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等，用革命伦理道德和革命英雄主义号召中国人民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政治信仰与精神支柱，得到广大民众的热情欢迎，在文化传播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缺席之后，红色经典电影又在70年代中后期得以复苏，《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保密局的枪声》《渡江侦察记》等再次被改编并放映。然而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由于新观念的冲击与娱乐电影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红色经典电影在电影市场上悄然隐退。80年代末，随着抗战胜利50周年、建党70周年与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等纪念日的到来以及受到社会转型时期价值体系重建的艰辛、怀旧情绪的彰显和商业意识的崛起等因素的冲击，红色经典电影又重返文化舞台，再度进入创作的高潮，比如《大决战》《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血战台儿庄》《西安事变》等，得到受众的广泛认可与热烈欢迎，反响强烈，获得了极大成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走进寻常百姓家，剧作家们把目光投向了这一新的传播媒介，由“红色经典”小说和电影改编成的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迅速出炉，纷纷占据了各大电视台的黄金领地。获得高收视率的“红色经典”影视剧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又满足了受众的怀旧情绪与审美需求，得到官方与民众的一致赞赏。“红色经典”电视剧出现了改编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得以批准立项的“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就有六十来部，如：《红岩》《红色娘子军》《红旗谱》《红灯记》《洪湖赤卫队》《江姐》《小兵张嘎》《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血色湘西》《烈火金刚》《苦菜花》《敌后武工队》《刑场上的婚礼》《双枪老太婆》等。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改编热潮，使红色经典的传播效果迅速扩大，红色经典成为多元文化构建中备受青睐的亮点再度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尊崇。
随着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热潮的发展，逐渐出现了新红色经典作品即红色经典的衍生文本，新作品将红色经典母本中的英雄形象、革命精神和现代大众文化相结合，借助于影视和网络等现代化媒介进行传播，将视觉文化与消费文化相结合，爆发出强大的传播力量。2000年以后的红色经典衍生文本，把流行文化的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如请明星出演主角，利用传媒炒作造势，追求镜头的感官刺激，情节离奇怪诞，等等。总之，新红色经典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对红色经典母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总体看来，衍生文本适应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性要求，对红色经典进行的这一系列的改装与重组，有效地加快了红色经典的传播进程。
二、河北红色经典的代表品牌——河北抗战影视剧
河北是抗日战争时期对敌作战的主战场之一，燕赵儿女不畏强暴，奋勇杀敌，贡献卓越。香城固伏击战、齐会战斗、陈庄战斗、黄土岭伏击战和百团大战等著名的战役，地雷战、地道战、水上游击战、麻雀战等独创的作战方式，“狼牙山五壮士”、回族英雄马本斋、爆炸英雄李勇、战斗英雄邓世军、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民族小英雄王璞等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都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永载史册。恢宏壮丽的抗战历史为红色经典的产生奠定了厚重的基础。河北抗战小说如《铁木前传》《战斗的青春》《平原烈火》《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地道战》《大刀记》《狼牙山五壮士》等激励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具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在全国抗战小说中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近年来，随着大量以抗战小说为代表的红色文学作品被重印、再版以及被改编成影视剧、戏曲、舞蹈甚至是网络游戏等各种艺术形式，河北抗战小说的革命故事、英雄人物以及影视插曲等，都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红色文化资源，对河北红色经典的推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红色经典影视剧的价值体现
（一）立足文化特色，文脉与地脉、人脉紧密结合，深度开掘红色经典产品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红色经典影视剧也存在着生命周期的问题。要实现红色经典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其命脉在于回归红色经典主题的人文精神，并把这突出历史文脉的人文精神融入到“和而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因地制宜，在突出本地域文化特色上下工夫。以河北省为例，燕赵儿女多奇志，河北红色经典作品表现出的就是我们燕赵文化古朴厚重的内涵。所以，描绘河北抗战历史的红色经典影视剧就以突出燕赵文化为立足点，并将各种传播媒介相结合，以期达到更良好的传播、教育与经济价值。比如当代著名作家徐光耀的抗战小说《小兵张嘎》自发表至今四十多年期间，被翻拍成电影、电视剧以及动漫等各种艺术形式，主人公“张嘎”，因其“英气”与“嘎气”，已成为新中国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灿烂的一部分。诗歌与舞剧《雁翎队》再现了当年抗日英雄们的英姿，他们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神话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之中，白洋淀上的抗日武装——“水上飞将军”雁翎队因此而闻名全国。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作品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力，在小兵张嘎的故乡白洋淀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小说、电影、电视剧以及动漫《小 兵张嘎》的不同之处及其创作特色，或在红色旅游景区内对《小兵张嘎》和《雁翎队》各种表现形式的作品进行展览，还有就是兴建“嘎子村”和“雁翎队纪念馆”，以品牌形象和鲜明的革命抗战历史吸引游客，以“红色经典”带动红色旅游的市场化。
（二）以红色经典影视剧作媒介，进行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再创造
把经典革命小说、革命故事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话剧、戏剧、音乐剧甚至是网络游戏等各种表现形式，契合了当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与审美情趣，借助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文化传播媒介，既能得到现今人们的喜爱，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又能大范围快速传播。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大量出现，带动了对革命歌曲、红色民谣、民间舞蹈、革命历史故事、革命纪念日等反映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各种非物质资源的挖掘与再创造，而恰恰是这部分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所具有的特定精神象征意义，能够满足当今社会人们的情感需求，最能打动民众的内心，引发国民感情的共鸣。我们把这些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原有功能与现代人们的审美情趣相结合，在保持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独特性的前提下，力争多样化开发其社会与经济价值，实现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与循环。
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如红色歌谣、革命文艺、革命故事等有许多是口头创作、口头传承。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现代科技，对这些遗产进行文字、音像、数字等多样化记录，并进行深度的开掘。比如在西柏坡一带流传的红色歌谣《支前歌》，情感淳朴，语言直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我们把这类的红色歌谣与小调进行搜集与整理，不但充实和丰富了河北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还可以对此类资源进行再创作和再加工，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其社会与经济价值。深度挖掘的方法多种多样，或使用结集出版的方式，如《毛泽东诗词书法作品集》《红色革命歌曲合辑》；或进行适当的改编创作，如把经典红歌（如《浏阳河》）、革命诗词（如《沁园春·雪》）翻唱成现代流行、民族或美声歌曲，达到了利用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推广红色产业的目的，进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利用“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品牌效应，加大红色旅游推广宣传力度，打造红色旅游形象和品牌
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影视剧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其宏大的史诗性、淳朴的人情美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叙事基调，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符码，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红色旅游是集思想教育、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是民族精神与现代旅游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强大的生命力。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想内涵，不断拓展、创新红色旅游的产品形式，才能更快更好发挥红色经典作品的宣传功能，幷以之推动红色旅游业的发展。
以河北红色旅游产业为例，我们可以利用河北“红色经典”影视剧贴近群众生活的品牌效应的优势，加大河北红色旅游的推广力度。河北省的很多红色旅游资源都与家喻户晓的抗战文艺作品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小兵张嘎》和白洋淀及雁翎队抗日活动遗址、《狼牙山五壮士》和易县狼牙山五勇士跳崖处、《地道战》和清苑冉庄地道战旧址等都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正是由于这些享誉全国的反映河北军民革命斗争的抗战文艺作品的宣传作用，河北革命遗址所具有的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人文价值才得以深刻地体现。利用这些贴近百姓生活的抗战文艺作品推广河北红色旅游产业，必将产生巨大的品牌效应。
例如，在保定冉庄和狼牙山我们可以借助《地道战》和《狼牙山五壮士》等影视剧作品进行宣传推广等。宣传方式也可以多样化，比如借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制作大量红色经典与红色旅游风景区广告，把广告宣传与旅行社线路推广相捆绑，把线路广告纳入到红色经典与景区宣传活动中等，总之是要提高市场的宣传密度，吸引广大游客的注意力。
把河北省红色资源与反映河北革命历史的红色经典结合起来，增强红色旅游景区的人文特征，就会大大丰富河北省红色旅游的内容，满足游客的审美需求，产生相得益彰的多赢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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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文革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文革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扞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扞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