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论文范文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走出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确立学科体系时期；二是重新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与政府管理体制时期；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中国政治时期。第三个时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但是，由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第三个时期尽管把研究的重点放回到中国政治领域，从而确立了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因为，这个时期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仅停留在体制性分析上，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第二、体制研究与过程研究的关系。体制研究是政治研究的基本，但不是政治学的核心。任何政治生活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但其展开的过程深受各种体制内外因素的影响，因而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展开的政治生活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治作体制研究的同时．更应作过程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还主要在体制层面上展开。所以，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上一个台阶，从浅层研究走向深层研究。

第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决定了理想主义对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学所研究的许多政治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深受各种各样现实的客观因素作用和决定。研究对象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中不能没有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由于在一定条件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在政治学的民体问题研究中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高低。

第四、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政治对社会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说明和解析。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或借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政治问题，从而形成许多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如入口政治、环境政治、民族政治等。边缘领域的扩展对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水平提高方面，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政治学整体水平提高，除了有赖边缘领域的扩展外．更主要的还有赖于政治学核心领域的深化，如对国家问题、问题、民主问题、政党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还不十分成熟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如何深化核心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由干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忽视经验研究。这种状况，在这几年已有所改观，经验研究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追求，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如何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如何使研究中的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三是经验研究如何提高科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我认为处理好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为本。

从世界政治学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将可能以这几个领域为中心展开：一是中国政治，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将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有关；一是地缘政治，这与国际政治单位日益从国家向各种类型的地区或跨地区组织转化有关；三是政治哲学，这与文化和价值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大有关；四是多元化的民主成长道路，这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给世界提供了多样化的成功发展道路有关；五是全球化对各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这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化有关。六是国家，这与全球化以及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所形成的全面性挑战日益激烈有关。其中，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这样一些领域将可能成力人们关注的重点：（1）转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3篇

权力无疑是政治学最为核心的范畴，它意味着支配、控制和决定的能力。在权力、利益和资源的三维关系中，权力居于中心地位，利益是权力的目的，资源是权力的条件和目标。推及至民族政治学科，民族权力是获取和维护民族利益的保障，是拥有和支配各种资源的前提。因而，民族权力是民族政治哲学探讨的焦点，民族权力的角逐和享有是民族政治行为和民族政治关系的核心。民族权力如何得来是正当的?在缺乏理性和民主的时代，民族权力的得来显然依靠是民族实力，丛林法则决定了在围绕权力进行的民族冲突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结果是攫取和拥有权力的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压迫、剥削和歧视。民族权力具有自我控制和控制他者的功能。当民族平等上升为民族关系的准则时，民族权力的自我控制功能增强，民族关系也有单向度的支配和控制变为平等基础上的互动与协商。权利是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及法学的核心观念，其意义为个人自主性为正当。民族权利被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共同拥有的集体权利，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资格和自由。民族权利与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权相联系，是通过民族之间的公共契约、法律等方式等得以确认的;在认知和实现民族权利的同时，民族之间还要履行互相承认、尊重的义务，从民族利益、民族主张、民族资格、民族自由等方面互相关切，同等对待。笔者和马东亮在《差异与共振:人权观念与民族权利关系解读》［3］一文中指出:人权观念强调人的普遍一致性，民族观念突出人类多元与差异性的现实，但两者在权利问题上并非毫无交集。民族权利是理解人权理论与现状的重要切入点，至少在两者表现出来的理论层面，人权与民族权利存在相当程度的理论相关性，并共同致力于解决现代性问题。人权与民族权利关系可藉由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两者的取得与保障过程在现实中呈现同步性，人权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伴随全球化浪潮逐波同步推进;传统人权与民族观念在当代政治现实中都受了挑战，而对这些挑战的回应是否有效取决于两者在理论与现实中的突破程度。马东亮在《民族权利视角的现代人权观解读:以第三代人权观为例》［4］中提到，广义的民族权利属于集体人权之一种，同时也成为古典与现代人权分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人权由一元至多元、区域至普遍、绝对到相对的演变过程中，民族权利视角可以成为理解这种现代演变的重要切入点。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在对人权观念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第三代人权”的观点，第三代人权主要以集体人权为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类群体协同合作的权利，其中的现实政治意涵不言自明，不能保障民族集体权利的政策，也很难保障民族成员的个体权利;侵害弱势民族、少数民族集体权利的政策，也势必从根本上造成对民族成员个体人权的侵害。

20世纪50年代以来，决定一个民族自我命运和未来的民族自决权利得到承认:一个民族可以完全拥有民族自决权利，独占国家权力，与其对应的政治单元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民族与国家的复杂组合决定了多个民族生活在一个国度成为常态，民族之间通过契约、承认、赋予、分享的形式共有国家权力，多个民族的自决权利则转变为公权。但是民族自决权是有限度的，这种权利如果被滥用，就会影响及破坏多民族国家统一与安定局面，因此，严庆、郭建民在《民族自决权及其限定性探究》［5］中提到:源于“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从政治信念衍化为国际政治准则，还进一步被旁支为民族政治的旗帜。根究民族自决权具有的政治价值与特定的时空限定，民族自决权应谨防被滥用。综上，在多民族国家，审视民族权利问题要有如此的思考:民族自决权利是与国家的唯一性相联系的各民族的公共权利，对内表现为各民族共同决定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权利，对外表现为维护国家的荣誉、利益和的义务;民族权利是民族关系意义上的集体权利，单个民族成员个体无权代表民族权利;不同民族成员个体是国家的公民，公民权利受国家普遍保护，民族群体对民族个体的规约与影响不能违反国家法律。

二、民族与国家:国家权威与民族政治秩序

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国家的亦或中央政府的权威无疑是政治格局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多民族国家的权威决定着民族政治运行的规则、轨迹与节律。中央权威的弱化或塌陷引发的将是整个政治系统的失序或肢解。多民族国家中央政府权威与合法性的获得，既仰仗于国家控制力的绝对优势，又借助于为国内各族类群体提供资源、机会与安全的能力。多民族国家必须在顶层制度的架构上要实现对民族多样性的包容、对民族差异多样的利益与诉求的尊重。刘永刚在《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模式与民族差异包容》［6］一文中指出:多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国内成员的民族性与多样性，使得多民族国家的结构模式与制度选择均将国内民族的差异与多样包容其中。虽然在国家结构上存在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但多民族国家均面临着可能的民族认同问题。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利益诉求的多元性，迫使国家结构呈现混合特征。这种国家制度的调适甚至重构既体现着现代国家对于国内民族成员利益的尊重与平等的维护，也彰显着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民族社会对于国家有效且持续的影响力。现实中，世界上绝大数国家都属于多民族国家，一国的国内族裔成分复杂，族类共同体容易被动员成为政治角力单位，可以说，在现代民族政治发展进程中，民族政治动员作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工具，在民族国家构建以及调整族际关系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民族政治动员也应该成为民族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是，正如吴春宝在《论民族政治动员的分析困境与反思》［7］中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学界极少给予相应的理论关怀，鲜有学者关注并进行专门研究，以致民族政治动员无法解释相应的理论问题，更不能应对多变的政治现实发展。由此，民族政治动员正成为当前民族政治学研究中亟待开拓的领域。

严庆以族性作为理解民族政治(族群政治、族裔政治)的效度视角，在《族性与族性政治动员———族类政治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管窥》一文中指出:族性是不同族类群体的特质，是人们认知和理解族类群体集体行动的基础，而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承继性，族类政治行为的发生都是以族性认同为纽带或工具，通过政治组织或政治精英施以有效的政治动员为条件的。而从不同的国情出发，因循不同的族性认同调控策略，防范过当的族性政治化或族性政治动员，则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重要任务。在多民族国家中，有些国家权力沿族类边界裂变，族际冲突成为常态，这些国家被西方社会定义为“失败国家”，用于指代运营困窘惨淡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绝对的权威难以在各族类群体之上建立起来，拼凑而成的中央政府往往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难以稳定住多民族社会的阵脚、建立起族际共存的秩序，更无从谈起为各族类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而对中央政府的失望换来的则是又一轮的冲突与破坏，“失败国家”走向更为失败。范立强在《“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9］中指出，“失败国家”常伴有民族冲突滋生。“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之间的内在逻辑表现为统治和权威乏力与族际政治动荡相伴、资源匮乏引致族际争夺、认同差异导致族际关系断裂。“失败国家”难以抑制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反过来又常常导致国家更加失败。如果说“失败的多民族国家”根源于中央权威的孱弱，那么政治上成功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功之源则多在于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多民族国家的权威可能来自于威权，但更多的来自于合法性，也就是各族类群体对中央政府的认同、认可、折服和信服。从理论和经验而言，合理的政治制度设置是多民族国家中央政府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尤其是自治制度的设计成为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稳定的一般经验，这一经验内含的是民族自主的正义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价值。在自治制度的设计之中，存在着自治单位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张力，而要保持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就要规定自治权力的限度，始终保持中央政府权威和决定力的存在。刘永刚在《民族自治视角下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模式与族际政治》［10］一文中提到:民族自治作为自决理论在多民族国家的有限体现，其在实现国家统一、族际政治整合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少数民族或弱势民族因之获得与国家及其他少数民族或弱势民族合法博弈的制度空间。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政治一体与多元共存、公民身份与群体权利，在民族自治框架下均统合于多民族国家之中。在以妥协性质的民族自治为选项预期实现国家目标并化解可能的冲突与认同问题时，国家制度模式与政策选择也经受着自治带来的风险与考验。

三、民主框架下的民族政治参与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政治生活规则的发展，政治参与开始成为民主的重要表征，它赋予了普通民众政治表达的机会与管径，也有效缓解了政治格局中的对抗与紧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开始了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的政治行动，旨在争取族裔民利。法院斗争、城市骚乱、街头示威等形式一起汇成了种族隔离制度藩篱的力量，最终民权运动获得胜利，种族隔离制度退出历史舞台，非裔美国人开始进入美国的当代政治博弈场，获得了政治参与的资格。族裔政治参与的实现，也引发了女性、移民群体以及社会不利群体等政治参与运动的兴起。政治参与改变了寡头政治、精英政治的局限性，权力更加具有了公共性的特点。民族政治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系指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在当代，越来越多的多民族国家逐步摈弃了民族压迫、种族隔离、强制同化等旧有做法，开始进入民族群体权利承认和族际政治民主的时代。总体而言，保障和促进少数民族群体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政治参与以政治地位平等为前提，一般围绕领导权、自治权、立法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要素实施参与，旨在表达诉求，实现和维护群体或个体权益。按照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可将民族政治参与分为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无序的政治参与。有序的民族政治参与是依照相关法律，在规定的框架内，通过合理的渠道实施的。无序的民族政治参与往往超越正常的公共政治规则、程序和规范，破坏政治秩序甚至危及公共安全或他人的安全，甚至违反民主的原则。马东亮、黄苧在《政治参与中的政治冷漠研究及其民族政治学价值》中指出:个体政治参与条件与过程的完善既有益于国家建设，同样有利于民族团结。特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培育起少数民族对政治的参与热情有其重要价值，相应地，对政治冷漠现象产生的可能性及其背后的产生原因则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少数族裔之中对政治不关切情绪的蔓延却很有可能带来现实政治问题。民族政治参与是实施政治协商、达成政治一致或谅解的基础。通过政治参与，族类群体能够反映出本民族的意愿和要求，也能了解其他民族的意愿和要求，从而促进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实现合作。一些国家实现民族政治参与的途径与本国的政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相契合。我国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权的获得是以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为标志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赋予了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本民族或本地区社会政治事务的权利，从而使其能够参与本民族自我管理和本地区自治管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赋予了少数民族群众通过选举代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当前，提高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水平需要从自发自愿参与和理性参与两个维度着手，这是与我国政治生活发展的整体进程相一致的。笔者和吴春宝在《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农民政治参与实证分析———基于全国961个少数民族农户的调查》［12］一文中，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指出我国少数民族农民政治参与的特征表现为结构性失衡，政治认知程度较高，但政治信息获取手段单一;投票积极性高，但政治表达意愿低;政治参与的失范行为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并存。而且经济利益、文化地理以及少数民族农民的自身素质都已成为影响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为此，应在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相应的政策落实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扶持项目实施机制等。

四、民族主义是理解民族政治的关键钥匙

被认为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是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甚至是西方族裔政治研究的重点领域，因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发展的整个历史形影相随，又与各种政治思潮盘根错节。民族主义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变身: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中，公民民族主义成为封建王朝的利器;在风起云涌的反殖民主义浪潮中，独立性民族主义成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号角;在云蒸霞蔚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国家民族主义成为最具鼓舞性的旗帜;而在族类群体角逐的行动中，族裔民族主义又被当作一种理由。毫无疑问，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不时体现在复杂的民族政治生态中，并被视为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源于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其先天“重情”的品性使其成为最具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动员纽带，也因此常被政治精英高度青睐。民族主义“用情过度”会取向偏执，进而成为极端民族主义为害多民族社会，恶化族际关系的工具。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民族主义时常会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发酵，衍化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形式;在特定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还会和法西斯主义、威权主义、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勾连在一起，使得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被放大，遏制和防范极端民族主义的难度加大。严庆、闫力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厘定与解读》一文中指出:极端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畸形类别，对族际政治生态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具有巨大的破坏和搅动效应。我族中心主义和源于族裔纯净化的对外排斥既不符合各民族相依共存的道义，也不符合人类交往日益密切的趋势。遏制和消解极端民主义是民族政治和谐发展的呼吁和期冀。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往往轮换登场，民族主义一般在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中极力发挥作用，自由主义通常在稳定一个时段的秩序与政治合法性中发挥作用。而在有的情况下，二者还会出现交融共生的情形:自由主义注入民族主义会降低民族主义极端化发展的可能，民族主义则更具包容精神;民族主义注入自由主义，族类群体或族裔群体的权利通常会得到承认，权力分享或自治会成为政治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笔者和吴春宝在《国家观维度下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辩》［14］一文中指出:从历史和理论两个向度来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既有共性又存差异。在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相互吸纳，彼此借鉴，同时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二者又彼此背离，互相解构。在现代国家语境下，民族主义更多涉及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等宏观现实问题，而自由主义则与个人权利等休戚相关。因此，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中，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化趋势，而自由主义则更多表现了民主化特质。王军在《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竞争与共生》［15］一文中论述道: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包含张力的议题，它们可以意识形态面孔出现，又可以社会思潮、社会理论和社会行动的方式出现。在意识形态的整体主张上，两者的冲突属性突显，但在社会理论、社会思潮和社会行动层面，两者则既竞争又共生。

总之，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社会运动，民族主义都是理解民族政治的关键钥匙。历史的发展业已表明，民族主义已深深嵌入了现代人的政治生活之中，甚至有人说现代政治从来都是民族主义政治，此论断虽然有些偏颇，但也道出了国内与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的重大影响力。从对民族政治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而言，民族主义确实是一把关键性钥匙，这一点已在部分学者的研究进程中凸显出来。譬如，西方汉学界一直将民族主义视为解读中国近现代演进的钥匙，列维森甚至提出了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解释范式，批评这一线性解释进路的学者则无一例外强调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民族主义。而在国内民族关系以及民族与国家关系上，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总是或直接或间接显现其间，可以说，抛开民族主义是难以解释民族关系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国人审视西方政局态势以及政治流变，更不能离开民族主义这把钥匙。

五、跨界民族问题:源于认同错杂的民族政治议题

跨界民族问题因族类群体分布与国家疆界的不一致而生成。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边界的切割作用，或是由于族类群体的迁徙流动，抑或两者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不同时代族类群体与国家疆界复杂交叠的多样组合。有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分布于两个国家;有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分布于多个国家;有的情况下，跨界民族的一方还建立有国家。跨界民族的事实一经形成，原来同一民族的成员便成为了毗邻国界而居的不同国家的国民。跨界民族的成员既拥有着对同一根性的族性认同，同时又接受着不同国家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洗礼，而肩负各自所在国家的政治认同。具体就我国而言，我国约有30多个跨界民族，人口约6600万，几乎遍及我国所有的边疆地带。我国跨界民族的发展问题具体涉及我国与邻国的外交关系，涉及边疆开放与综合安全，涉及内外合作与竞争，涉及民族发展与国家利益等多方面的问题。在跨界民族的认同组合中，当国家认同的摆位高于族性认同，或国家认同的排序优先于族性认同的时候，跨界民族就不会对相关国家的政局稳定产生影响;相反，当跨界民族的一方、双方或多方的族性认同膨胀发展，族性认同高于或优先于国家认同时，就会引发泛民族主义运动或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就会对相关国家的政局以及地缘政治局势产生冲击。因而跨界民族问题日渐成为民族政治学、地缘政治学、边疆政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陈永龄教授等提出了“跨界民族”理论，并进行跨界民族学科构建。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界关于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渐趋成为热点，并涌现出众多成果。李聪、王军通过梳理30年来学界跨界民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国内跨界民族问题研究述评》［16］中归纳出相关研究的特点:研究论文数量不断增加与质量日益提高;研究框架与思路进一步多学科化、多样化;既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又关照重点区域跨境民族研究与某一跨境民族的个案研究;逐步建立起了多学科立体研究世界跨界民族问题格局。与此同时，一系列研究不足还在等待学界加以解决。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以及日益增多的人口跨界流动，学界也将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将跨界民族延展为跨境民族(即同一民族跨国而居，但不一定毗邻边界)，西方学界还提出了dias-poranationalism(离散民族主义，或称海外民族主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之为的“长程民族主义”)和离散政治之说，主要定位于移民问题的研究。跨境民族和离散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也依从了跨界民族问题生成的机理，即族性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错位。为此，严庆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视野下的离散政治》［17］一文中指出:离散社群是移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离散民族主义是影响当今世界政治关系的重要思潮。以族类根性认同为纽带，离散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族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格局之中。离散政治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从外部对移出国的内部政治施以影响，移出国的内部政治生态也通过离散认同扩散到离散群体置身的国度。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4篇

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Frey）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Ronbini）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①Alesina,A."Credibilityandpolicyconvergenceinatwo-partysystemwithrationalvote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8,Vol.78,pp796-806.

②Alesina,A.andR.Perotti,"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acriticalsurveyoftheliteratur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4,Vol.8,

【编者按】351-371.

③Alesina,A.andR.Perotti,"Fiscaldisciplineandthebudgetproces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Vol.86,pp401-407.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寓思想性于知识性之中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本质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学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必要的。应依据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基本概念，论证基本原理，强化基本观点，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论知识性之中，一是要体现教学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尝观点、方法；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些学生对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两种倾向：视为理论过时了，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机械静止地认为有的现行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降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必须用理论的科学性打通学生的思想，说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应根据社会进步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把真理当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学生对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错误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这就必须说理透彻，启迪学生辩证思维。

政治理论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师纯理论化、模式化说教，学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会产生厌倦情绪。如果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学生会感到理论离他们遥远，从而会淡化学习兴趣，甚至对理论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出误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实效。

教学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做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四有”体现了合格人才的素质要求，为此应坚持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顾此失彼的倾向。

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知识素养，并广泛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使教学贴近学生实际。把教学内容放在社会大环境当中，贴近时代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

坚持《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学评价标准。《教学大纲》规定了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科学地表述了教学的内涵、外延、方法、途径，是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教学评价也应以此为依据。应加强教学目标管理，把教学目的、任务转化为教学目标，激励教师、学生为达到教学目标努力进取。

二、理论联系实际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是对实践的高度概括、总结和升华，并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直观教学学生容易接受，并可使学生具体应用理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体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丰富内涵及学习的重要意义。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思潮非常活跃，社会生活绚丽多彩。其中有正确的思想、行为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不乏有消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使学生耳濡目染，发生不良影响，对政治理论课教学冲击很大。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教学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培养学生识别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形形的腐朽思想、行为侵蚀的能力。学校教育是学生社会化过程的起始阶段，使学生了解社会、体验社会生活，为将来参加工作步入社会增强适应能力，这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理论如何结合实际，笔者认为：

1．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讲授体现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渗透到教学的全过程。如讲解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及一部分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经济学问题，用现实情况说明理论、论证理论，用理论分析现实情况，进而深化理论学习，使学生提高观察和理解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2．学生有习惯于比较的思维特点，教学中可通过比较鉴别，给学生以冷静的思考和理论的启迪。如新旧社会及改革开放前后的纵向对比，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从感性到理性深化对执行基本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横向对比：把我国改革开放、人民当家做主、充分显示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同两级分化、虚伪民主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对比，使学生对资本主义本质有深刻地认识，坚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信念，真正明白“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①

3．体现主导性与突出主体性相结合。教学是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双向活动，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不盲从、不迷信，然而往往因为其理论基础不丰厚，认识狭窄、肤浅，缺少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内心会有很多质疑、迷惘和误解。教师一言堂，学生对理论知识生吞活剥，教学难以奏效。教师要了解学生心理，欢迎学生提出问题并充分发表见解，教师顺势启发引导。组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使学生在接触社会、接触实际中开拓视野，充实知识，接受教育。

三、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教学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教学与教育相结合。备课挖掘教材思想内容。讲课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克服盲目性、油水分离的弊端，增强说服力和实效性。

精心设计，优化教学过程。教师注入情感，创造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开展课外活动，补充和延伸课内教学。进行专题研究，组织讨论、论辩、知识竞赛，互相交流，加强学生自我教育，促进科学理论的内化。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6篇

政治科学的本质及其 “科学”建构

既然在曼海姆看来上述各种建立政治科学的尝试都有局限，既然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在超越利益、超越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建立，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建构呢？对此，曼海姆认为光有超越利益与超越党派的政治立场还不够，真正的科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建构。那么，怎样的学术理论才是科学的学术理论呢？对此，他解释说： “‘科学的’与‘前科学的’之间的区别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假定的科学范围是什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迄今为止所作的界定都太狭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某些科学成为科学应仿效的样板。例如，众所周知，现代知识的发展是如何反映了数学的突出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严格地说，只有可度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科学。在现代，科学的理想是在数学上和几何上成为能证明的知识，而每一种质的东西只能作为量的东西的衍生物才可得到承认。”⑩不过，曼海姆显然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具体、特殊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一旦用于人文科学，它自然会关注同质化的、普遍化的东西，可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恰恰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或群体，这样势必轻视或忽视这些个人或群体存在价值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其次，它必然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总是从事具体活动的人，他们是在实践中确定利益、价值与兴趣等追求的，若追求一种普遍价值，必然会将这种价值研究与具体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它实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理想。曼海姆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法则或原理，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理实际上也是由个人提出并将个人自我意识扩大化的结果，资产阶级追求普遍化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借“普遍性”名义消灭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政治学建立的首要标志就是取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确立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则），应该把各种知识的研究放到其特定的环境中并揭示其社会存在方面的实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持动态与发展的观点。因为，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身上作为认识主体的集体因素有助于完成这一不断形成的过程。不过，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条也是十分关键的，即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与环境的关系。因为， “观察者不可能有诸如纯理论观点这样的东西。正是一个人的目的才给了他视野，尽管他的利益只能使他片面地、实际地解释整体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他本身陷于其中的部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社会目的而倾向于这一部分的。”曼海姆认为，根据以上原则，科学的政治学就有可能建立。不过，这些原则的不同运用也可能将政治学引向两路，即党派政治学与超党派政治学。显然，曼海姆是不同意前者的，后者才是他努力建构的政治学。那么，后者为何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此，曼海姆认为，除了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还跟目前政治科学的传授方法有关。在他看来，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和资产阶级唯理智论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已经接受了政治科学应该是系统化、条理化的总体理论的说法，这样就很难再确立从具体实践目的出发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建构政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既确立一套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又确立一套与目前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建立。曼海姆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政治学自然不同于党派政治学，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前者只是在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后者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因为，在他那里，政治科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是知识社会学，而知识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曼海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还想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得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由此，他进一步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三种形式，即通过对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没有客观真理结论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剔除不同思想类型的阶级偏见而寻找客观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来中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形式。关于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更多一些真理性成分，曼海姆认为主要看不同党派政治学理论中有无客观知识成分。通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党派政治学作为思想类型来说都有一些客观知识成分。由此，他否定了知识社会学的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赞同并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第二种与第三种形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官僚保守主义看到并研究了国家生活中的稳定问题，历史保守主义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分析了理性化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法西斯主义则看到了一个历史特殊时期民众的心理与愿望。但曼海姆认为这些思想类型都只有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官僚保守主义没有对非理性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历史保守主义则过于强调非理性因素，自由民主思想用理性化原则掩盖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社会结构，而法西斯主义则过于强调历史特殊时刻。对此，曼海姆这样解释道： “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各种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当不同的地位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出现在社会生活溪流中时，它们使每一个处于溪流中的人从其特别的位置意识到生活溪流本身。这样，在不同的时间，便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的社会利益，因此，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对象被人们描述成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物。”因此，科学的政治学就应该是对这些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综合。对于这种综合，曼海姆强调指出： “要有意从最广泛、最进步的观点实现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中也包含着早期的批判，即我们决定达到一种动态的思想调解。”因为， “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政治科学建构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对此，曼海姆刻意对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一番考察并最终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曼海姆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他说： “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例如牧师，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受任何阶级利益与阶级立场的影响，相反，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会受到其出身、身份、职业与财产状况的影响，但随着知识分子对社会中不同阶级及其思想状况的了解，特别是受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学纽带———教育的影响，他们会渐渐淡化已有的阶级立场，慢慢趋向于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利益并最终为整个人类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尽管知识分子存在着可能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但由于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形成处于各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因此，曼海姆认为，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愿加入各种相互对抗的阶级中的某个阶级。他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愿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加入任何一个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任何阶级都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行动提出合理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能适应任何观点，还因为只有他们能选择依附谁，而那些本身就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很少有例外能够超越他们的阶级观点的范围”。不过，知识分子加入一个阶级的过程并非十分顺利，他们既要克服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也要克服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理想的信念，又由于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固定的阶级归宿，因而当他们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后，他们就可能出现现实选择的动摇，重新认同别的阶级，而在与新阶级的合作中，他们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败。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地位所含的使命，以更宽广的视野建构一门与自己的地位与使命相适合的政治科学。他说： “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它应当以行动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甚至教导人们在行动中根据他们对手的实际动机和他们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来理解他们”曼海姆认为，虽然目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到不同阶级之中的知识分子会不断涌向这个群体并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又会使科学政治学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指出： “我们应把现存思想潮流的相互渗透和理解的可能性，归功于有这样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人实行开放，而他们则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前面所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综合，才可能产生出来。”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

教师在进行高中政治教学的时候，要注重开发利用自身的资源，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程度。高中政治教师应首先转变教学思想，认真做好现代教学理念的学习，认识传统教学的弊端，总结新课改的教学方法。学生政治学习兴趣不高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学理念的落后，因此，教师应加强对学生行动能力、学习能力、自我领悟能力的培养。

(二)改善教学方法

传统的高中政治主要是填鸭式的教学，学生的思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教师应改善教学方法，注重互动教学的建立，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将政治教学的要求和教材结合起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加强学生社会认知能力的培养;第二，展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第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例如在进行“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这一知识点的教学时，教师给出一则材料，“2007年，济南遭受大暴雨的袭击，26人遇难，将近200人受伤，造成损失将近13亿元。为什么暴雨会给城市带来这么大的危害?我们如何才能够为将来的城市建设建言献策?”学生在阅读材料时，就会将实际生活和理论知识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掌握在客观规律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规律。

(三)加强教学反思和总结

为了提高教师的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教师要加强教学反思，及时总结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并且找出解决措施。教师在进行政治教学时，要取长补短，让群体的力量最大化。教师要进行新知识、新理念、新方法、新技能的学习，在总结和反思中提高政治教学的效果。

二、认真挖掘学生资源

(一)挖掘学生的基础性资源

学生的基础性资源主要是学生在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利用好学生的基础性资源是政治教学的关键环节，也是提高学生政治理念的核心步骤。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要加强学生基础性资源的发挥，关注学生的生活经历，加强师生间的互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充分利用学生的基础性资源。例如在教学“政府职能:服务和管理”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在网络上搜集资料，分析政府角色、职能等。这样教师就能很好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思维方式，这对于以后的教学有很大的好处。

(二)开发学生差异性资源

每个高中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展示出不同的特点。对学生的差异性进行分析，掌握学生之间的差异，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实现因材施教。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学习，以让学生之间形成互补，提高每一个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三)利用学生生成性资源

学生在进行政治学习时会产生很多的生成性资源，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经过交流会产生很多思维的火花，这个时候教师进行适当引导，便可以让学生灵光一现，掌握政治知识。例如在教学《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一课时，教师就可以利用学生消费观念的不同，让学生进行讨论交流。有的学生认为应该及时享乐，有的学生则认为应该理性消费，这种消费观念差异的讨论就是一场辩论赛，在辩论中学生能锻炼自己的思维和理解力。

三、合理利用外部资源

(一)利用教材资源进行教学

教材资源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大，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合理利用教材资源，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率。教师应充分领会教材精神，改变教学观念，加强对政治教材的理解能力。教师在进行教学时，不能拘泥于教材，而要合理利用教材资源。例如在教学《影响价格的因素》一课时，教师就应综合分析教材中各种影响价格的因素，然后给学生全面展示各种影响因素，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二)开发网络资源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8篇

1．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的内涵。所谓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就是将生活化思维融入到政治教学当中，特别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熟悉的生活经验、生活视点和社会知识作为初中政治教学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将生活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开展课堂教学活动，使“政治源于生活”的教学理念渗透到初中政治教学活动，使初中政治教学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促进学生在政治教学过程中体验生活，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的价值。作为一种创新型教学模式，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对于提升初中政治教学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要求，“立足学生的实际生活体验，从学生的长远发展需求统筹考虑，将政治理论视点同现实生活的主题做到紧密结合”，是新课程改革对政治教学提出的明确要求，因而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探索和创新生活化教学模式，是落实新课程改革目标要求的重要措施，这将有利于学生在学习初中政治过程中体验生活，为学生未来发展特别是融入社会、融入生活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初中政治教学具有一定的“枯燥性”，学生普遍对政治学习缺乏兴趣，而将生活化思维融入到初中政治教学当中，能够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主题来增强初中政治教学的吸引力，使学生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激发，进而促进初中政治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全面提升。

二、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模式的创新策略

1．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启发性”。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提升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是初中政治教学的核心目标之一。基于此，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将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格局中的重大事例引入到课堂，给学生以启发，使他们能够思考。

2．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特色性”。要想使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取得实效，就必须将本地特色与政治教学结合起来，这样不仅能够使学生了解本地的风土人情，而且也有利于学生加强对政治的理解。这就需要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留心将本地的人文特色、地理特色、发展特色与教材内容合理结合。如在学习“传统文化的继承”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本地的传统文化来开展初中政治生活化教育，福建地区可南音、土楼等作为教学案例;北京地区可以将京剧脸谱作为案例进行教学;长三角地区可以围绕水乡古镇、江南园林等案例进行教学;东北地区可以通过二人转、大秧歌等表演艺术作为案例进行教学;而河北地区则可以将唐山皮影戏、评诚、河北梆子等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总之，通过将特色化的案例融入到初中政治教学当中，使初中政治教学更具独特性和吸引力。

3．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趣味性”。初中政治教材中，有不少“抽象性”的教学内容，这就需要提升初中政治生活化教学的趣味性，通过生动的事例来加强学生的印象。这就需要初中政治教师将一些教学内容与趣味性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比如，“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教学，可以让学生搜集大量国内外标志性建筑，中国长城、法国埃尔铁塔、美国自由女神像、埃及金字塔、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等等，也可以让学生搜集不同饮食文化差异，比如中国的饺子、美国的肯德基、日本的寿司等等，这样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使学也了解更多的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并让学生学会如何分辨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可谓一举多得。

三、结语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9篇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后行为主义

作为战后西方主流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展嬗变。这一嬗变过程就是所谓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革命”――后行为主义革命，其兴起标志是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在1969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所作的就职演说。在这篇著名演说中，伊斯顿对美国行为主义的研究现状作了前所未有的尖锐批评，他指出：“目前美国的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让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了，而新的革命正在发生。我把这个新的挑战称之为后行为主义革命。”①伊斯顿的批评，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迅速得到了罗伯特、达尔、乔治?格雷瓦姆、乔治?卡略里等许多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积极支持，从而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西方形成了不断发展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post―behavioralpoliticalscience）。后行为主义的产生开创了当今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理论格局，对当今西方政治学其它各主要流派，特别是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s）和回归国家学派（thenewstate―centricscholars）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在严格意义上说，后行为主义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发展充分的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因为，它并不像传统学派那样要根本否定行为主义，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是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它的产生毕竟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行为主义时期。无论在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上和方法上，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批评、修正和补充，由此形成了以下“后行为主义信条”。

第一，批评了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当代西方政治学家通常以“事实――价值”关系为基础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传统的（规范）方法和现代的（经验）方法，而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价值”方面，现代的方法则注重于“事实”方面。行为主义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应把价值和事实严格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只有绝对排除研究主体的价值观念对政治研究的干扰，才能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政治学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一门“精密”的可以测量的科学；后行为主义则认为，完全与价值无涉的政治研究是不存在的，政治科学本身理应包括价值判断。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决定着他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材料的搜集和解释等。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顺应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历史潮流之后承认：“任何人在判断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动作价值标准”②，深刻的政治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评价，评价就不仅涉及论述中经验的合理性，也涉及论述中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道德性质。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的建设性发展，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学者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在评价问题上完全持“中立”态度，所以，行为主义所恪守的“价值中立”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批评了行为主义的“纯科学”倾向，主张政治学科的“政治化”。

奉行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其逻辑指向必然是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因而它就有一种脱离政治的“非政治化”倾向。对此，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与“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这就是后行为主义者著名的“关联原则”①。政治学研究不仅应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基础，还应对一些长期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而且，这种研究本身还应针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贫困、饥饿、核战争和环境污染等。与行为主义的格言“宁可错误，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对立，后行为主义者的格言则是“宁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他们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应该付诸于政治学者的行动之中，因为政治学研究人员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且也应该是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应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勇于承担指导社会进行政治结构改革的义务，应该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为现存社会问题、特别是关键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和途径，而不能成为只对社会作小修小补的技术师或修理工。这一主张扩大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使许多新的实际政治内容进入了研究领域，如种族政治、妇女政治、学生政治、核武器政治等。同时政治学研究组织和政治学家同政府关系也更为密切。

第三，批评了行为主义对政治学传统研究方面的贬低，主张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行为学派的政治学家申明抛弃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哲学方面，而采取经验―科学的方法，以对政治现象作系统、精确、客观的描述。后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行为主义这种实证研究法是狭隘的，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也要用复合的方法去研究”③。行为主义的经验分析应同政治哲学的规范政治理论相结合，这将有助于行为主义摆脱自身困境。关于这点达尔文认为，“不了解经验取向的分析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容易变得不切题，甚至愚蠢，不关心政治哲学家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会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中，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经验（科学）研究“能够相互取长补短”②，政治哲学的研究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前提和标准，政治学者应该关心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应该研究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基础、自由平等正义的意义这类规范性课题。后行为主义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即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学派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后行为主义对传统的政治规范理论和方法的重视，成为风靡当今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回归国家学派兴起的开端。

第四，批评了行为主义对定量分析方法的过分热衷，主张加强公共政策研究。

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过分重视，使它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方法学”。后行为学派对此深为不满，他们认为政治的实际内容理所当然地应置于形式和方法之上。当然，他们并不反对行为主义所采用的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本身，事实上，许多后行为主义者都精通统计学和计算机分析。但是，他们强调，即使是高级、严密的研究方法，也决不能“喧宾夺主”地优先于政治的内容，因为“方法只能是工具，决不能以它们本身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毕竟不是卖弄自己手中的方程式公式，而是要发展实在的政治理论”②。计算机、模拟法、控制论、系统论、博弈论、统计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手段应当被用于对实际政治内容，特别是要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后行为主义这一“目的”与“方法”并重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促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纯科学”向“应用科学”，即由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而政策科学也就成了后行为主义批评、修正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

考察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由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演变，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应该说，行为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政治学流派，曾适应了维持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实现国家管理的精确化与高效化的需要。然而，行为主义奉行“价值中立”的纯学术研究态度，把政治研究引上了脱离实际政治的轨道，因而它不能为解决西方社会50、60年代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提供可行的方案，这就注定了它的衰退。而后行为主义的蓬勃兴起，其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它对实际政治活动的积极研究和参与，在于它参与为当权者出谋划策，使政治研究能够有效地为现存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服务。由此可见，主导西方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的政治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对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是对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

第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各种研究方法作有机整合。

政治研究的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行为主义热潮的冷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使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探索过程中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探讨。

由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因此亟需在支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经济方法、阶级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基础上，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及时捕捉政治生活的细微变化和发展，准确、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这是繁荣我国政治学科的当务之急。要重视调查研究，应用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的方法及技术，形成可供检验的经验理论，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方面，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深入社会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新制度主义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各种方法，剖析我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运行过程，探索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系统批判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待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消极态度，重新把国家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之一。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其一，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解释，恐怕难以有足够的说服力。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其二，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④。虽然作为根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功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三，研究政治制度问题要坚持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相结合。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把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倡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davideaste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69:pp1051―1061.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81―189．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1篇

1、根据教学目标选择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

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助于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都具有其独特的功能与长处，也都存在着内在局限性。一般说来，在记忆性政治课教学中，只要求达到识记，了解知识的层次，教师可选用讲授法，尽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避免“有教无学”的弊端，让学生对本门学科中基本概念有一个明晰深刻的把握。在思维性的政治课中，教师可选用讨论法、探究法等新型的教学方法，此类教学方法，往往费时费力，用的太多会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和基本知识的掌握，过分追求这种新颖奇特的教学方法会适得其反。因此，方法只是学习知识的手段和桥梁，有时传统的教学方法仍然是教师教学的基本方法。

2、实现教学内容生活化，拉近学生与政治课的距离。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政治课脱离实际，导致学生不会用所学哲学、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形成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认为政治课就是讲大道理，说空话，没有学习的必要性，缺乏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仅仅是考试前死记硬背突击一阵。因此在高等教育教育中政治课教学方法的改革就应从理论联系实际入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变为简单的做人道理。例如，在讲《思想概论》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时，让学生联系生活中好人坏人，朋友、敌人，深入浅出，使学生能够深刻把握为什么把区分敌我的问题上升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又如讲统一战线理论，让学生联系实际对自己有何启示，使学生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激发起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

3、实现教学内容活动化，引导学生积极开展探究活动。

（1）激发学生探究欲望

培养学习政治课的兴趣，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好奇心，大胆使用质疑，把质疑作为学习政治课的一种有效方法，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信仰思想、邓小平理论。

（2）培养学生探究式的思维方式

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象央视节目《面对面》那样精心设计问题，层层追问分析、归纳判断推理，透过事物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例如在讲《思想概论》中中国革命道路时，先引导学生分析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和现状，然后让学生以分析归纳起来作为前提对中国革命进行推论，得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的道路。然后把它作为原理，讲述如何用这一伟大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3）突破学生探究思维的障碍。

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不会运用知识。重要的概念，往往死记硬背，似懂非懂。教师应针对这种状况循序渐进，培养学生探究能力，打破高中政治课的学习模式，按照问题的难易，使学生于困惑中有顿悟，在教与学中能碰撞出学生思想的火花，做到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4、加强课件的设计和运用。

随着电脑在学校的普及和学生年龄的增长，同时为了避免政治理论的枯燥抽象，加强课件的设计和应用已势在必行。

（1）文字、图片的设计。

凭借电脑的优势，对需要的板书图片加以美学表现，突出教学重点，又清新悦目、色彩鲜明。既便于学生较好地掌握知识，又给课堂平添了生趣。

（2）动态设计。

动态事物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想象和思维，课件中插入富有动态美的文字图片，将枯燥的内容形象化，复杂的知识简单化，从而增强了教学的感染力，提高了教学的效率。

（3）情境设计。

学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相联系的，因此教师应围绕“意义建构”这个中心，运用电脑技术创设与主题相关的尽可能真实的情境，运用形、声、色的调控给学生感官多种刺激，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形成良好求知心理。

二、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

高等教育“政治课”是对学生进行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但随着形势变化和实践的发展，“政治课”教学内容不能“万古不变”、“一劳永逸”，必须不断改革，那么如何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呢？

1、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必须坚持三个原则。

（1）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必须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精神的原则。

“政治课”是社会主义大学区别于其它社会性质的大学的标志，其内容是党和政府的主张，我们改革“政治课”教学内容不是否定党的指导思想以及科学世界观、价值观，而是在坚持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有选择地挑选一些内容进行阐述，因此，不管教学内容怎么变、怎么改，仍然要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否则就与其宗旨背道而驰了。

（2）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必须符合现实社会实际的原则。

“政治课”内容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来源于实际生活，但实践是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变化的，因此必须改革“政治课”内容，然而这种改革主要是回答现在提出的问题，让人能走好现在的路，明确未来方向。

（3）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改革必须符合高职学生思想、文化基础的原则。

高等教育学生有自己的特点，对高等教育“政治课”内容进行改革不能脱离高职学生情况，改革不是内容变“多”，不是内容变“深奥”，不是内容变“遥远”。

2、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必须坚持三个方法。

改革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多门学科，如果对某一方面不熟悉，改革的效果都会欠佳，如高等教育“政治课”教学内容“多”、“少”为宜呢？如何具体把握？关键就是坚持什么方法改革。

（1）实事求是方法。

改革“政治课”教学内容要尊重客观实际情况，以对学生有用为准。根据学生学习时间有限和学生兴趣特点，对“政治课”内容该简化的一定要简化，要“忍痛割爱”，必须突出“精简”与“管用”的标准。“政治课”内容改革有三个方面必须考虑：一是考虑学生基础差，理论不能太深；二是考虑学生重专业学习，缺乏理论思维习惯，理论不能太多；三是考虑学生实用主义思想严重，因此理论应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理论不能离学生太遥远。对学生讲些什么东西，哪些详讲，哪些略讲，哪些内容放在一块，以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和思路进行讲解，这些都是“政治课”教学内容必须涉及的。

（2）综合方法。

所谓综合方法就是对“政治课”内容要求从宏观上把握，不要求具体化、细化。“思政课”内容本身涉及面广，因此要求面面俱到根本无法做到，改革“政治课”教学内容是把对学生有用的内容集中，按专题进行阐述，要求学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进行把握。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政治文明 政治主体 政治素质

人类文明是一个大系统，大体上划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部分。物质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内容，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内容。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所取得的所有的积极的政治成果，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

政治文明对大学生政治素质的要求

1.大学生政治意识的现代化

对于人的现代化，有学者提出了12种意识或观念：⑴自主意识；⑵民主意识；⑶参与意识；⑷竞争意识；⑸改革意识；⑹超前意识；⑺集体观念；⑻科学观念；⑼法制观念；⑽时间观念；⑾价值观念；⑿效益观念。[1]具体政治意识领域，我们认为大学生政治意识的现代化包括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等。下面简单谈谈前三种意识。

首先是主体意识。主体意识促是公民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现代公共生活当中，共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但是，目前部分大学生并未真正意识到或者并未真正理解主体意识，一方面受到臣民意识的束缚，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不强；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主人意识，依据自己不成熟政治认识，对政治现实进行非理性的批判，往往是只“破”不“立”。

二是权利意识。大学生不仅应当知晓自己享有权利、如何行使权利，还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权利。事实上，我国大学生并不缺乏权利意识，缺乏的是正确行使权利、正确主张权利的意识。我们知道，主张自身权利，不仅仅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也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秩序。从这种意义上说，主张权利的精神是衡量大学生权利意识的重要标准。

三是责任意识。大学生应意识到履行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义务，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大学生应该认识到自己在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我国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日益增强，但是，在实际参加政治生活时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相脱节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这种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与目前我们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体制建设不完善有关，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意识的缺失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大学生现阶段政治素养与现代政治理性之间的差距。

2.大学生政治知识的全面化

政治知识是指公民对政治生活规范和准则的掌握情况，以及接受有关政治生活方面信息的程度。我们这里的政治知识既包括政治理论知识，也包括政治参与的技能知识。

首先，政治认同感依赖于对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对大学生来说，如果拥有较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就不会随形势变化而多变，也避免了对政治问题认识的迟钝和肤浅。大学生基于对国家政治活动价值理念的深刻理解，才会产生较强的政治认同感。

其次，政治参与技能有赖于对政治程序的熟悉。大学生如何灵活运用公民权利以保护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和方法，可能也对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大学生政治参与水平较低且目的性参与少和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参与知识、规则和技能，于是，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与低下的政治参与知识和技能就会发生冲突和矛盾，而这种冲突和矛盾又往往会给社会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现代市场经济逐步将政治世俗化、理性化、大众化，传统政治运作过程由过度经验化走向制度化、程序化、公开化。为适应政治文明这一发展趋势，大学生应掌握较全面的政治知识。

大学生政治行为的理性化

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无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推动力量，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大学生渴望运用手中的权利表达政治意愿和利益要求，借以影响国家政治运行尤其是政治决策。毫无疑问，这种趋向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有利于整个政治文明的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部分大学生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非理性甚至非法的偏差行为，这突出表现为大学生政治行为目的的盲目性和行为方式的不规范性。这两种偏差严重阻碍了政治行为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等消极因素。因此，大学生政治行为的理性化应强调行为目的的理性化和行为方式的理性化。

首先，大学生政治行为目的的理性化。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应是处于对某一政治问题真正关心的目的、运用扎实的政治知识对政治现实作出正确判断后，自愿、主动的政治行为，而不是盲目的人云亦云、一哄而上。大学生在没有准确把握社会的最高利益，没有理解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盲目地或以消极的心态进行政治参与，只会对民主造成破坏。

其次，大学生政治行为方式的理性化。政治活动是项理性的活动，只有激情和冲动无济于事。因此，大学生应使自己的政治行为符合法律、制度和程序的要求，符合政治发展的要求。

政治行为的理性化如何，政治行为是否纳入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政治行为的效能如何，与预期的效果、宗旨是否统一，这些综合性指标便成为政治行为文明乃至政治文明不可缺少的要素。

参考文献：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3篇

毋庸讳言，我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落后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从我国政治学自身建设的角度看，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长期存在以下诸方面问题。

首先，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对政治学基本范畴的研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拥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是一个学科自立于学科之林的基本依据，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但是，现有的政治学范畴，仍然主要是该学科恢复初期从科学社会主义等传统学科中直接借用来的，而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层次严密的范畴体系。由于没有逻辑严密、基点统一的范畴体系，导致我国的政治学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科语言，这种状况使得许多政治学研讨没有可供政治学界通用的、专门化的、规范的、严密的、统一的表意符号。同一个词语，从不同人的口中说出来，却具有不同的含义，代表着不同的概念，如何能真正讨论问题？虽然讨论的问题是政治现象，但如果是随意使用“大白话”，或者是原封不动地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范畴，就不会成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

其次，我国政治学也缺乏学科化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方法论，有一整套具有鲜明学科特点的基本研究方法。而政治学目前所使用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基本研究方法仍然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还要不要呢？当然要。但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层次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还应该有本学科的方法论和基本方法。在政治学中，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外，还应该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对此迄今尚未见到系统的论述。

由于上述问题，与恢复后发展较快的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显得比较陈旧，中国政治学者关系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似乎依然停留在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刚刚恢复时编写“政治学原理”教材的启蒙阶段。进入90年代以来，出版的政治学理论性著作不多，现在见到的各种“政治学原理”教材，绝大多数还是80年代前期或中期编写的。由于没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某些“政治学”著作和教材与其他学科的内容相仿，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个别政治学原理教材让人读起来似乎与其他某些学科如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或者只是关于各种政治现象的描述的拼盘，各个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些都说明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学界给以更多的重视，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新近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在政治学的理论体系等方面，做了一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探索。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是当前政治学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学无论有多么大的区别，它们都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必然集中地体现在理论体系的区别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应该能够反映出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主导思想、实践功能和价值取向等等。那么，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应该有哪些呢？

第一，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理论指南。如果以为中国政治学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不了政治学，都是错误的。但是，这里同时需要弄清楚的是：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政治学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相当的论述属于政治学的范围和内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些范畴和概念与政治学有所交叉，其所研究的问题中有不少也是政治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政治学在认识和研究这些问题时也要从本学科特有的视角出发，使用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和基本分析方法，并达到本学科所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政治学的过程中，它的基本精神和分析方法以及某些有关的范畴和概念，在融入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而成为政治学的灵魂的同时，它们自己也学科化即政治学化了。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政治学，这是推进学科繁荣和发展的原则，但并不意味片面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也不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现成的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再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要积极地大胆吸收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各种思潮，要注意研究，科学分析，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学和科学技术一样，也经过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概念工具，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而恰恰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治学与世界的政治学的联系和交流中断了许多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忽视甚至限制吸收外国政治学的成果，就不可能有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对外国的东西，不能生吞活剥，盲目照搬。当代国外政治学的成果中，许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鉴别科学与谬误，吸收和消化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东西，用来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并使之纳入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

第二，中国政治学理论应该研究和反映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因此，中国政治学必须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探讨我国的政治应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事业，如何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政治学应该关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增强之间的关系，由此探讨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立场、方法开展对民主政治的研究，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里我国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过去对它的本质上的优越性研究得较多，但对它的实现形式（包括机构、程序等）却注意得较少。而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主制度的时候，民主的形式问题应引起学界的特别重视。为此，就要研究古往今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得失成败；要用政治学的眼光，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我国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出自己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指明了方向。中国政治学需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现象及其规律。同时，还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总结中国古代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分析近代以来为探索救国图强之路而出现的各种政治理论，比较西方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线索，把各种政治学说放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理清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络，比较中国和西方政治思维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从而科学地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内容，使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建立在深厚扎实的基础之上。

第三，中国政治学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体系。中国政治学的范畴，应当是在对政治现象的本质加以概括和抽象的基础上，形成观念地反映政治的特性和各种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作为认识和掌握政治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在建立学科范畴体系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把商品作为研究的起点，抽象出了价值与使用价值，并从抽象到具体层层推进，形成了一个庞大、严谨、科学的范畴体系，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为了建立政治学的科学的范畴体系，我们就首先需要努力完成对社会政治关系的最高抽象，确认最基本的政治现象，抽象出它的本质一般，将反映这个本质一般的概念确立为政治学的核心范畴。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个别，形成反映纷纭复杂、云诡波谲、变幻万千的一个又一个政治现象的具体概念，再进行新的综合，形成一个含义确定、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范畴概念体系，成为反映政治现象之网的政治学概念之网。在建立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时，必须处理好两个借用的问题，一是从其他学科借用某些概念，二是从外国政治学概念体系中借用某些概念。这两种借用都是必要的，但是，都不能简单地“拿来”。前一种借用概念必须使之政治学化；后一种借用概念则必须使之中国化。无论哪一种借用，都必须把借用来的概念改造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并确认其在中国政治学范畴体系中的位置。借用来的概念，不能游移在中国政治学概念之网以外，也不能是坠入政治学概念之网的网中之物，而必须脱胎换骨，真正成为网上的一个“纽结”。为此，就需要确立它们与政治学核心范畴的逻辑联系，使之在政治学范畴之“网”上定位。

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是当前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关键。一般说来，一个大的学科都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两大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政治学当前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基础研究。政治学要走出困境，要维护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独立存在的权利，就必须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就要在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方面下工夫。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必须具备以下三大要素：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独立严密的范畴体系和基本分析方法。因此，所谓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首先就是要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范畴体系、研究方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方面下一番真功夫，不急功近利，不追逐时髦，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头做起，坚持不懈。我们认为，为了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的力度，当前应当做到：

第一，在重视政治学应用研究或对策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在许多学科中都存在。但由于政治学恢复后发展的历史较短，基础研究尤其薄弱，因此加强基础研究显得更加重要。对此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政策导向问题。在认识上，一谈科学研究要为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就忽视基础研究，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其实这是把“需要”与“应用”简单地等同起来，把“眼前的实际”与“长远的目标”割裂开来，看不到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指导作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社会科学“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是非常及时的。发展应用研究并不意味着非得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任何一个学科，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的支撑，应用研究是不可能取得丰硕而且先进的成果的，应用研究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在政策导向上，由于基础研究往往需要下更深的工夫，出成果的周期更长，而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估机制不够完善，如教学科研人员评定职称虽然也强调科研成果的质量，但对成果质量的评价往往难以掌握，实际操作起来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主要是依据科研成果的数量，这就会误导和驱动人们去追求所谓“短、平、快”的东西。因此，我们主张加大鼓励和支持基础研究的力度。

第二，在基础研究中，尤其要鼓励和支持从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开始。一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有赖于长期、扎实的学术积累。从现在起，学界应有计划、分阶段地就政治学自身建设中的基本问题开展充分、反复的讨论。通过研究和讨论，深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求得基本共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明确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政治的概念、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根本功能，政治的伦理和价值判断，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联系，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等等。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把自己的对象和范围搞清楚，政治学也不能例外。政治学的对象、范围和学科体系，是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建设的起点，尤其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个问题本来在80年代前期曾有过比较认真的讨论，大体上形成了共识，并出版了专门的论文集〔1〕，可惜的是这种讨论没有继续深入，以至于甚至在政治学界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又变得模糊起来。因此，重新开展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构建政治学的范畴体系。为了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范畴体系，就要分别确定和论证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建一个学科的范畴体系，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不能指望凭着一时的灵感或感性印象随意列举，而必须通过科学的思维和严密的论证逐一加以证明，并接受逻辑的和实践的双重检验。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和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就是会使用政治学的学科语言即本学科的范畴、概念来讨论问题。只有做到这一点，政治学者相互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沟通，展开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讨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才能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准。

再次，确定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拥有属于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角度。在学科的方法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层次，政治学也是如此。处于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是世界观层次的根本方法，而处于核心地位、能够体现学科特点的是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最后是作为一般分析工具的具体研究方法。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相互照应的，必须围绕这些问题，长期坚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推进，进行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形成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中国政治学体系结构，从而自立于学科之林。

第三，为了形成比较成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目前要鼓励和提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鼓励和提倡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才能使我们多侧面、多层次地认识学科研究的对象。

在世界观层次上，应该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当然，它们作为人类的科学思维方法，也要不断吸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要注意吸收现代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科学思维。

在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层次上，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应该占有它应有的位置。同时，应当看到，在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方面，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而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我们分析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面对的通常是大量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矛盾和政治矛盾。这样，仔细地分析和谨慎地处理好这些矛盾，就成为我国推进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怎样才能准确、清楚地分析当前我国的这些矛盾，分析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就成为我国政治学界应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创造新的分析方法。我们注意到，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不少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及相应的范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用于分析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概念工具，虽然这些范畴和工具还不一定成熟。面对时代的要求，政治学应当通过努力形成富有时代气息的政治学基本研究方法。

在一般分析工具的层次上，要不惧怕引进国外政治学所使用的许多具体研究方法，如此较研究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制度分析的方法、行为分析的方法、文化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经过认真消化，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工具性一般方法的。政治学恢复以来，我国政治学界在介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要做的是不再停留在一般介绍的水平上，而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用这些方法实际研究几个具体的问题。

第四，要提倡政治学的学术化。政治学要为现代化事业服务，为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政治学来直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政治学的任务是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政治现象，而不是代替执政党和政府直接制定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政策和纲领。政治学要实现为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的任务，还有待于其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一定的政策和纲领。这个转化过程不能由政治学自己来完成，而应由政策的制定者运用包括政治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各个学科的成果，通过决策过程来完成。这就是说，政治学是通过学者的学术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来为社会服务的。这就要求政治学实现学术化。怎样才能使政治学学术化呢？我们以为，政治学在自身建设中要排除各种非学术的干扰，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理性化。实现政治学的学术化，首先要实现政治学队伍的学术化和理性化。有一支高水平的学者队伍，是一个学科兴旺、繁荣、发达的根本条件。面对政治学的现状，搞好队伍建设显得十分紧迫。由于种种内部的和外部的原因，政治学的队伍不够稳定，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功底不够扎实深厚，可以说，政治学队伍的学术化是当前政治学自身建设的关键中的关键。政治学者要讲政治，这是没有疑问的，这里所谓讲政治，就是要在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引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理性的眼光，从学术的角度研究政治，以学者的智慧和理性理解、研究、阐释政治。

第五，发挥中国政治学会的协调和组织作用，发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的导向作用，发挥《政治学研究》的主阵地作用，通过研究活动加强政治学自身建设。中国政治学会和各地方的政治学会作为政治学的学术团体，要把积极引导、组织和协调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目前尤其要集中组织一部分力量从政治学自身建设的基本问题搞起，使我国政治学的学术水准上一个新台阶。由国家权威机关和各级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所的政治学学科研究课题的指南，直接表明国家提倡、鼓励的研究重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为了促进和推动整个学科的建设，它们应该具有高瞻远瞩的科学眼光和开放宽容的博怀，兼顾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在当前，则尤其要强调给予政治学自身建设所急需的基础研究以强有力的推动。在课题的设计中，应注意学科结构的完整性。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各个分支的课题数量的多寡可以不同，侧重点可以不同，但是，一般说来，在任何时候，学科的各个分支在课题总数中都应占有适当的比例。长期以来，政治学的专业学术园地极少，《政治学研究》最近得以恢复是政治学界的一大幸事，广大政治学者都应关心它，支持它，爱护它。《政治学研究》作为我们唯一的一块专门化阵地，应在推进政治学的自身建设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考虑开辟关于政治学自身建设和学科基本问题研究的专栏，通过广泛、深入、反复的讨论，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求得基本共识。

有了政治学的成熟，才会有政治学的独立和自立，到那时，我们看到的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达和繁荣。我们相信，这就是中国政治学的明天！＊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4篇

现在电大的学生在全国有300多万，大部分电大学校重视专业技术课，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存在不同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一是削减或变相削减课时和课程。按照有关规定,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开足两年,开齐三门课,而有些院校为给专业课让路,将原本开一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只开一学期,有些院校在学生实习实训期间数周数月不上课,为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只好削减课程。二是集中上课或自修。大部分电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合班象征性地集中讲课，课堂纪律难以保证,学生上课睡觉、玩手机、交头接耳现象屡禁不止；有的甚至干脆不上，让学生自学自修。如此，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根本很难保证。三是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上课随意。电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关键时刻不要”的尴尬境地。

（二)教师能力不足、素质参差不齐。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怎么样,关键在教师。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教师有很高的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目前许多电大骨干政治教师缺乏,有些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够,就让语文、历史等教师上政治课,他们连一些专业知识都不懂,怎么教学生呢?只好照本宣科,敷衍了事,这也使政治课成了“人人都能上,人人都会上”的“公共课”。

（三）教学方式陈旧,教学主体缺失。

目前，许多电大教师的教学仍停留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上。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按照规定的方法讲授规定的内容,将学生当成“笔记本”，成为装载思想知识的容器,老师传授什么学生就接受什么,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单向灌输的教学方式，往往更多地强调教师的权威、地位和尊严，却淡化、弱化甚至忽视了学生的思想问题、道德困惑、生活追求和情感需要,其结果使学生成了知识的被迫接受者,。长此以往，一些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电大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探索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存在的教学方法，在不断调研学生思想状况和教师教学现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套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色的以案例教学为核心的综合性教学方法体系。

（一）丰富教学内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作为电大学校，应严格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及实施意见，我认为至少设置2门必修课即：《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规定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等等。

（二）提高教师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要不断提高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做教书育人的表率,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当前要切实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队伍建设,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认真做好任课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其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加强教师队伍的培训和培养,加强师德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传授知识,更要善于做育人。三是妥善解决教师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要关心青年教师成长,既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又重视他们全面素质的提高和事业的发展。

（三）更新教学方法。

影响电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因素很多,提高电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关键要有好的教学方法和措施。结合教学实际，我认为应抓好以下方面：

1、完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保障机制。

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不应忽视，学校应保证相应的教学时间，开齐开足规定的课程，落实规定的学分。课堂规模与专业课应大体相当，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要求及计算标准应与专业课一致，整合人力资源，配足配强任课教师，采取激励措施，留住高水平的教师。

2、加强思想政治课案例教学研讨。

针对思想政治课案例教学研究成果少、系统分析和理论建构缺乏，定量研究少等问题，要注意借鉴管理学、法学等学科案例教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思想政治课的课程特性，做到边实践、边研究、边总结、边提高，不断创新。

3、更新教育观念,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高职教育特点相结合。

电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适应高职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凸显高职教育特点,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将理想信念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与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相结合,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创业观,并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良好习性、敬业精神、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4、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

根据高职学生的现状和教师的特长,善用启发式、参与式、探究式和案例式教学,力求生动活泼,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努力提高教学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主要以案例教学为主，组织课堂讨论、主题演讲、观看教学片，课后让学生撰写心得体会、组织辩论赛、搜集整理不同职业道德规范等，使教育更加直观、具体，更深刻地引发了学生思想深处的思考。《形势与政策》课则强调时效性，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帮助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明确肩负的历史责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课堂教学要避免教师唱“独角戏”,要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5、合理使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

。相对于“我讲你听”、“我说你记”、“我灌你通”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运用了声、光、图片、视频、网络等手段,让学生能同时听、说、想、看,增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性,提高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利用网络搭建师生交流互动平台,丰富和优化教育教学资源。

6、完善考试方法。

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要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一套闭卷与开卷、笔试与口试、平时作业与期末测试、理论道德认知与实际表现相结合的综合的科学有效的考试和评价体系。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5篇

提高政治课实效的关键在教师。当今职业中学的政治教师队伍很不稳定，总体水平不高。还有不少学校政治教师兼职的多，“半路出家”的多。这种现状不改变，提高政治课实效恐怕难上加难。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教师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形成了一套正统的育人标准和价值观念，与教育对象在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作为每一个政治教师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塑造自身的新形象：除具有坚定政治信仰，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的广搏的知识、扎实的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有关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具有较高的教书育人的艺术，还必须具有正确的学生观，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不断更新观念，并以此来教育广大学生。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学生诚学之，笃信之，从而增强政治课教学的影响力。

二、不断改进政治课堂教学，转变教学观念，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扬弃传统的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变封闭式教学为开放型教学

课堂教学是政治课教学的主阵地。在政治课堂教学中，仍然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以教师为中心，“满堂灌”、“一言堂”，以教师的说教代替学生的思考，着眼于单纯的知识传授，实际上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课堂教学模式化，方法呆板，手段单一，照本宣科，作业抄书，用众多的作业和频繁的考试迫使学生死记硬背……等等。因此，不断改进课堂教学，对提高政治课的实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转变教学观念。现代教学观念已从教师为中心转变为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政治课教学已从传授知识，转变为传授知识、增强能力、提高觉悟。每一个政治课教师都应以这些观念指导全过程的教学工作。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要进一步挖掘这一原则的深刻内涵。特别是要求每一个政治教师要深入研究学生的心理、思想实际。只有深入研究教育对象，关注他们的“热点”、“焦点”、“疑点”问题，才能使政治教学贴近和把握学生的思想脉博。同时，政治教师也要深入研究我们的时代，分析社会发展的走向，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来教育学生，使政治课堂与时代社会相通，加强政治课教学的针对性。

3、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政治课教学要由灌输型变为启发型，由说教型教学变为情感型教学，等等。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经常尝试“讨论法”、“自学指导法”。经常采用这些科学与民主的教学方法，会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理论的热情。

4、采用多种教学手段。传统的政治课教学手段单一：教师一支粉笔，一张嘴，一块黑板，一本教材。依靠这种手段教师讲授深刻的、抽象的政治理论，必然使学生感到空乏无味，难于理解。这种手段与我们时展水平也不相符。作为政治教师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实际出发，适当运用图表、实物等手段，并尽可能进行电化教学。这种多样灵活、直观形象的手段，对于提高政治课感染力、突出重点、解决难点，调动学生多种感觉参与教学活动，掌握知识，巩固知识，激发同学的兴趣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改进政治课考核方式，变考核单一化为多元化，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考核方式具有导向作用。长期以来，政治课的考核和其它学科的考核基本相似。教师教条条，考条条，学生背条条。许多同学认为，上课听不听无所谓，反正到考前突击就行。这种考核方式势必造成有些学生成绩优异与思想政治素质低下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农村中学，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这种传统的考核方式必须矫正。为此，我们要把知识考核、能力考核、思想素质考核结合起来，真正凸显政治学科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提高觉悟的性质和任务。本文由收集整理。

四、研究学习方法，教会学生学会学习

提高政治课实效，对学生来说有两条根本途径：一条是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之“爱学”；另一条是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使之“会学”。当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由原来的“一次教育”转变为“终身教育”。因此，研究学习方法，教会学生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每一个政治教师都要研究学法，指导学法，教会学生学习。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结合政治课的有关内容开设“学法讲座”。如果每一个政治教师都重视学法指导，这对于提高教学效益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会使学生终身受益。

五、政治课教学应该主动与学校德育工作接轨，开辟政治课教学的“第二课堂”

作为政治教师在完成学科任务的同时，应主动与学校德育工作配合，实现政治课教学与学校德育工作接轨，并形成合力。另外也可以开辟政治课的“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延伸与补充。

总之，政治课教学改革涉到各方面的因素，除以上几个要素外，还有其它诸多因素，本文不可能一一涉及。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坚信：政治课教学只有进行配套改革，才能提高实效，实现政治课教学目的，全面地完成政治课的教学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