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8 17:20:14

政治参与论文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参与的新型模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社会巨大变迁的客观要求，是我国政治稳定发展的现实要求。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遵守法律规范，必须实现制度化、程序化。发挥党内民主的示范作用，以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以党员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提高带动公民政治参与素质的提高，这是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政治稳定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党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公民的政治参与。每个国家的社会条件不同，政治参与的模式也不同。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型模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成为21世纪初叶中国政治和谐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项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

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的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和程序参加政治生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是民主政治实现的重要形式，它反映了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程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到现阶段提出的必然要求。

我国人民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从国家政治运行的层面看，民主讲的是人民群众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民主的本质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从根本上确认了人民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享有广泛的民利和自由。宪法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即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不意味着实行直接民主，社会分工的细化使社会成员承担着各种不同的工种，国家和社会的管理的复杂性，对管理者的专业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让每一个公民都直接参与国家的立法活动和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在实践上是不可操作的。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公民通过普选授权于少数人，由他们组成代议组织来管理国家和社会。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崭新的形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公民选举产生，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代表表达意见、愿望，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人民群众的共同意见和愿望，制定法律，做出决策，统一行使公共权力。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又赋予公民许多的政治权利，公民有自由权、平等权、民。在民中又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批评和建议权、检举权等等权利。公民就是通过运用这些政治权利，对公共权力施加控制和影响，间接实现对国家的管理。

实行代议制民主就能保证人民民主的完全实现吗？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并不能保证。代议制下的公共权力存在着两种可能，它即可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执政为民，也可能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钱权交易，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以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看，权力的滥用，国家干部的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为了避免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滥用，除了加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制约，还需要社会力量通过政治参与，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保持一种自下而上的经常性的影响力，利用自己的民利依法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的运用。尽管这种影响力是有限度的，但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对公共权力良性稳定运行的必不可少的补充，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2]公民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良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成为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变迁，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由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带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参与主体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传统的社会群体日益分化，利益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组成，比较简单明了。由于一大二公的单一体制使绝大多数的城市市民集中在国营单位和公有部门，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民众的利益关系是简单的，个人利益诉求的空间也很狭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私营、外资、合资企业以及中介组织等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这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分化，形成了新的阶层、新的利益群体。除了传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外，社会中又分化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大量的个体户和私营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并扩大。新的阶层新的利益群体都正在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特殊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也变得各不相同，日趋复杂。二是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飞速发展。相比改革开放前，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尤其是以其业家、管理者、为主的新中间阶层，大学以上的高学历者占据相当比例。他们的法制意识、维权意识普遍较强，他们更多的关注广泛的政治权力，关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关注社会的公正、平等与和谐。试图通过更多的渠道来介入并影响现实政治，以表达、谋求和维护自己利益，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较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多元利益格局和多元利益群体，增强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内驱力，在客观上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培育了积极活跃的政治参与主体，并提出了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的要求。

维护民主政治稳定和谐的发展，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是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和重要条件。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政治参与失序的可能性。在一个国家中，公民愿意关心政治，愿意主动参与政治，是一件好事，是公民民主意识提高和民主基础扩大的一种反应。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公民大规模的、主动地参与政治也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构成威胁，特别是当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还处于调整之中，其发展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3]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在其政治发展实践中出现政治不稳定问题，社会骚乱、暴力冲突、军事等政治动乱屡见不鲜。西方学者亨廷顿等在分析原因时提出了“参与危机”和“参与爆炸”的概念，指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现行政治制度能够理清众多的利益要求，把社会公民和各种社会团体（尤其是新生社会团体）通过参与通道纳入政治过程，那么政治稳定仍可以获得。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具有这种功能，既缺乏聚集利益要求的利益团体，又没有建立能容纳大众参与的政治过程，因此，在制度化政治参与受挫的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团体便以裸的形式直接表达和争取各自的利益，由此极易引发社会动乱。亨廷顿指出，在政治系统内部，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率。我国也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分化加剧，利益差异多元化了，但是各种利益之间缺乏一种完善的整合机制和协调机制，利益诉求的渠道不够畅通。如何防止“参与危机”和“参与爆炸”，避免政治参与的失序，是中国政治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完善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参与政治，又是一种有序的政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也是公民政治参与，包括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是有序的，必须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及时代条件，循序渐进，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政治参与模式。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是区别于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新型模式。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参与。民主是一种政党政治。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中，政党始终处在主导的地位，发挥着领导的作用。西方国家是以政党竞争推动民主的进展，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则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为基本前提，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特点，也是我国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起点，中国今天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群众所拥有的广泛的民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斗争赢得的。这种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容纳比西方现行政体更为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社会，正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着强大的支撑作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党建立起了严密厚实的、直上而下的、覆盖全国的组织体系，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金字塔体系，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的栋梁。党形成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制，成为维持党内政治生活，进而维持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党培育起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为主导内容的意识形态，成为团结和凝聚人民群众力量的思想动力。党一贯坚持群众路线，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党执政的基本工作方法，它从方针路线上充分肯定了公民政治参与对政治发展的价值和作用。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力和社会整合力，有能力有效的综合一切有利于政治稳定发展的要素。“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4]没有党的领导，有序的政治参与也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在法律规范范围内的政治参与。民主是一种法治政治。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以守法为其前提的。政治参与的合法与非法是相对于既定的国家政权和法律的性质而言的。一般说，符合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是合法的，它表现为有序的政治参与，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是非法的，它表现为无序的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国现行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政治参与只能是以维护现有政治秩序为前提，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有序地进行。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虽然动员起了千百万群众的政治参与，但是，这种政治参与是在个人崇拜和极左思潮下的狂热，用貌似民主的手段破坏法律、抛弃规则、践踏民主，其结果只能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崩溃和群众对政治参与的厌倦，带来的是政治发展的倒退。今天，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充分满足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法律保证。我国宪法确定了从选举到监督的一整套规则，这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性地位，公民有权通过批评、建议、申述和检举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等，我国有不断完善的职工代表大会、工会、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等直接民主的形式，这些都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合法奠定了基础。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政治参与。民主是一种程序政治。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首先是一种可供操作的政治程序。政治程序是人们的政治活动(如政治权力运行、政治资源分配、政治参与、政治监督、政治冲突的解决等)所必须遵守的规则、步骤和方式。政治程序既是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又是民主社会中各政治主体的行为规则，也是政治制度化的途径。[5]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由政治组织和程序制度化而来，因此，提高政治制度化层次是政治稳定的根本保障。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首先是要实现政治参与的程序化，即通过一定的规则、程序和制度设计为公民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合法途径，以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保证各阶层利益协调整合的畅通，让公民切实感受到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对政治参与保持适度的期望值。显然，程序化的政治参与是有序的，而没有操作层面的程序和具体制度的安排，公民必然会寻求随意的、甚至是非法的渠道进行利益的直接表达，政治参与就是无序的。如，社会上普遍存在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工组织起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维权会，有些地方出现冲击政府机关、静坐上访等另类的参与方式。这成为政治稳定发展的潜在威胁。应该说，我国已初步确立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制度框架，以协商民主为特点的中国政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出现了不少创新的形式。如，人大旁听制度、听证制度、人大主任接待日、人大代表联络区、人大信息网、人大信箱、制度等。公民可以根据自己利益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式表达诉求和意见。但是，从总体而言，我国政治参与的程序化水平是比较低的，中国社会的超大型，使其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平衡，城差、群差很大，目前国家所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还远不能适应多种阶层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因此，积极寻找更多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状况的政治参与形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机制，成为中国政治稳定发展的任务之一。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依照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和条件循序渐进。以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的有效路径，是实现政治参与高度有序的理性选择。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6]党内民主是执政的中共党员按照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党内事务的决定和管理。党内民主能够对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是因为以下因素：

从党的地位看，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执政党，可以直接通过国家政权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施以关键的、全局性的影响。而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往往是以党内民主生活的做法和经验为基础的，党内民主化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程度。从党的功能看，存在于中国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一般政党的功能，如利益表达、精英输送、政治动员和制订政策等以外，还具有自身特殊的功能，如社会导向和示范作用。党的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种本质属性要求党内的民主化要走在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前面，党员个体政治参与能力要高于一般民众，并且成为有序政治参与的楷模。从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看，政党活动是我国公民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作为执政党的党员通过党内民主生活的渠道，将共同的意愿集中起来，形成党的建议，党的建议一经人大通过，就成为国家的法律政策。

加强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是真正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必须以实现政治过程的制度化和程序化，必须以保证和实现党员的民利为基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所要解决的问题。

党内民主的示范作用表现为以党内民主制度化引导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

党内民主是建立在党内完善的制度建设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所有制度中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是其他制度赖以成立的原则和基础。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这些制度是规范机构运作和党员行为的法定程序和规则。具体制度包括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它是维持各级组织日常工作的规则是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的具体化。这些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能够维持党内政治生活的秩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特别是根本制度已经成为其他政治组织赖以运作的核心制度，从而维持了党外政治生活的秩序。[7]（为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16大进一步提出，要扩大在市、县进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健全党员民利的保障机制。在这些措施中，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具有更为重要的示范意义。党内选举制度是维护党内民主的基础性制度，是衡量党内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是党员实现民利的基本形式。它可以通过党员民意的显示对领导干部进行必要的党内制约，可以调动起党员关心和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

政治投票与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基本的方式，我国公民行使选举权，一般是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办法，选出人民代表，组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的选举制度并不完善，人民代表的政治功能尚未完全地体现出来。无疑，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为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序化提供了有利的动力支持，为我国政治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好的生长点。

党内民主的示范作用表现为以党员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提高带动公民政治参与素质的提高。

政治参与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一种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同有高度政治意识的公民的有机结合。人民群众政治素质的高低，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高低。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将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区分为：狭隘观念者、顺从者和参与者。狭隘观念者是指那些对政治体系知之甚少者，他们认识不到自己所担的政治义务，只关心非政治事务，对国家的政治过程毫无意识。顺从者已成为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只是被动的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不是积极的主动的影响政府的行为。参与者鼓励自己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并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从我国的现状看，人民群众中参与者只是少数，狭隘观念者和顺从者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群体对政治参与报着疏远、冷淡、漠视的态度，现代公民意识、政治基本常识、政治参与技能都十分缺乏。究其原因：一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关民主、权利、个性、独立的思想资源极其稀薄，民众从传统文化中承袭的是皇权至上的思想和顺天从命的性格，这阻碍了现代公民意识的生成。二是对政治的片面理解。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批孔批周批邓，接连不断的运动搞得民众人人自危，谈政治色变。至今在不少人的认识中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唯恐避之不及。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民主意识普遍提高，但是从总体水平上民众政治参与的素质要达到高度有序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个教育的过程。

鉴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阶段对公民进行民主教育，可以选择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办法，产生一种示范效应，既由精英民主导向大众民主。加强党内民主，就是让6800万党员先成为有序政治参与的楷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党员无论在政治素质、政治意识还是阶级觉悟等各方面，都属于社会的优秀分子、先进分子，他们分布在各条战线，各个阶层，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有很强的号召力。他们了解并且能够反映各阶层、各行业人民群众的愿望、意见，党员通过党内民主这一渠道，传达民意，提出建议，帮助执政党整合利益，通过党内民主这一手段，行使民利，加强党内监督，促使执政党正确使用权力。通过党内民主这所学校，了解民主的基本理论，增强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掌握民主的程序和规则，学会政治参与的技能。毫无疑问，党员行为的有效示范，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有序的政治参与局面的形成。

注释：

[1]《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5页。

[2]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5]张文显主编：《政治与法治》、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192页。

[6]：《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

[7]王邦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和发展路径》，《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24页。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2]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王俊栓：《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2篇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内涵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用户规模的扩大，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参与方式也日益多元化。本文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指在信息网络条件下，网民作为参与主体，以互联网为活动空间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期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决策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为。对这一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从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来看，由传统意义上的“公民”转变为身份内涵复杂的“网民”，也就是说，网络政治参与者具有现实和虚拟两种身份。

其次，从网络政治参与的对象和目标来看，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政治参与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延伸，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在于影响政府的活动，使政府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以及政策的执行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

第三，从形式和手段来看，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公民参政的渠道，扩大了直接民主的范围，公民获得信息机会的可能性增大。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民众由于权力、财富、身份、地位造成的不平等状态，激发出民众平等、自由、尊重的思想观念。

1.推动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作为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对个人来说，是个人获得政治知识，形成政治信仰、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学习过程”。网络是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之一，且网络政治参与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通过关注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掌握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评价和政治信仰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并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人格。

2.推动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阿尔蒙德根据人们在政治系统中的输入、输出以及扮演的政治角色，将政治文化分为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参与者政治文化。参与者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和行政的结构与过程的一种文化”。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物质与制度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政治的兴起和发展使中国公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参与途径，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对传统的非参与型政治文化会形成巨大的冲击。网络政治文化突破了网民的阶层局限与信息局限，调动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近年来，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普通公民表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的迅捷而有效的工具。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网络政治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自身具有的隐蔽性与虚拟性容易导致网络政治参与的欺骗化与非法化。

1.政治参与盲从导致公民的政治认知出现偏差。所谓政治参与盲从，是指“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既不是被一定的目的或动机所驱使，也不是由于直接迫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而是源于自身的一种盲目的本能和不自觉”。某些民意制造者雇佣“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使之按照自己的意愿批量生产“民意”。这些推手和水军往往利用“羊群效应”和“沉默的螺旋”的大众心理，以普通网民的身份留言、发帖、跟帖，对网络舆论进行恶意引导，传播“民意病毒”。由于网民难以驾驭无限的网络信息，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和辨别这些信息，导致其缺乏深思熟虑和意见多变，从而易发生政治参与盲从和非理性行为。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3篇

有学者则指出我国当前的民主体制还不够完善，无法提供满足公民包括青年学生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尚未形成能吸纳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4]。这些研究虽在现状、问题、成因及对策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却未深入分析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因此，本研究将探寻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彼此间的内在联系。采用问卷的方式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学进行调查，运用SPSS因子分析方法，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影响因素，并借此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为提高大学生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积极性和政治参与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动机作为行为的动力，直接推动个体活动的动力，具有激发、指引功能，并与行为特别是行为倾向具有一致性。因此，本研究将选举动机作为选举行为倾向的重要变量，并假设（H1）选举动机越强烈，对选举行为倾向影响越大。但是，任何动机和行为都是以认知作为前提和基础，其认知水平的高低也必然会影响动机，因此假设（H2）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动机越强烈，假设（H3）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行为倾向越大。此外，动机理论还认为人的需要、兴趣、爱好、价值观等都需要转化为动机后才能对活动产生动力作用。

态度作为价值观之一，也必将对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假设（H4）选举态度与选举动机呈正相关，即选举态度越正向，越积极，选举动机越强烈。美国学者Fishbein提出了理理论(TheoryofReasonedAction，简称TRA)，该理论认为，个人表现出特定行为是受个人的行为意向影响，而行为意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个人对此行为的态度与主观规范所决定。但是由于理理论是基于理性人假设，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Ajzen加入了认知行为控制这一变量，并将其理论发展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edBehavior，简称TPB)，主要用来预测和了解人类的行为，后来被广泛用于社会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营销和消费等领域。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态度越正向，越积极，其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越小[6-8]，且Katz和Stotland，Rosenberg和Hovland也曾在研究中发现，人的态度是行为反映的基础[9]，因此，本研究将选举态度作为影响选举行为倾向的变量之一，假设（H5）选举态度与选举行为倾向是正相关，即选举态度越正向，越积极，其选举行为倾向就越大，反之越小。此外，许多心理学家认为态度由情感、认知、意向三部分组成，学者洛开奇（M•Rokeach）甚至认为态度作为一种具有结构的复杂认知体系，是个人对于同一对象的数个相关联的信念组织[10]。由此可看出，认知作为人们心理活动产生的最初来源，对态度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假设（H6）选举认知水平对态度有正相关关系。

研究方法

（一）变量界定与问卷编制

选举认知水平是指个体对人大代表选举的了解和认识程度、理解和评价能力，在本研究中，认知水平则是对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人大代表选举的意义的认知和了解程度的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从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较了解到非常了解，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态度指参与选举的主体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评价和看法，表现为认可与否定程度，赞成与反对程度的状态。如是否能选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人大代表制度设计的合理性、透明度等，分为“完全不认同、少部分认同、一般、大部分认同、完全认同”5个程度，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动机是指选举主体受外界刺激和内在需求综合作用产生的内在动力。本研究采用参加选举是否有自豪感和荣誉感以及参加选举的目的是为了选举出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或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还是例行公事等。从完全不符合、少部分符合、一般、大部分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1至5分。选举行为倾向是人们对人大代表选举所预备采取的先前反应和意向，具有预备性质，它是选举行为的直接驱动力，但不等于外显行为[11]。其量表内容包含“如果条件允许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是否会主动参加”以及“是否会选择代表自己意愿的人”，答案“是”“否”分别赋值“1”和“0”。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方法

为了保证问卷的质量，首先在电子科技大学进行小样本试测（N=60），并运用SPSS20.0对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此基础上根据调查学生的反馈情况进行反复调整与修正，得到了最终问卷，共28题。最终问卷在四川省5所“211工程”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考虑到作为“211工程”大学的学生，综合素质总体更高，因而更加具代表性。我们共发放问卷750份，每所大学150份，收回701份，剔除大量未填写和真实性不足的问卷，同时采用序列均值对少量题目未填写的问卷进行缺失值处理，最终有效问卷共649份，有效率87%。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简称SEM模型），具有同时考虑和处理多个因变量、将无法直接测量的属性纳入分析以及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等优点，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采用AMOS20.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检验假设和分析，并用SPSS20.0进行辅助分析。

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分析

在进行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之前，首先对问卷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Cronbacha来检验问卷各项的内部一致性，当Cronbacha值≥0.70时，属于高信度，0.35≤Cronbacha值＜0.70是，属于尚可[12]。本问卷的信度为0.830，各项目的Cronbacha值也在0.600以上，因此问卷的可信度较高。效度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进行检验，KMO为0.793，且各因子的值也在0.6以上，同时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50，且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特征值，四个因子均大于1，说明问卷测量的项目比较准确的反映了选举认知水平、选举态度、选举动机和选举行为倾向这4个因子的特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二）模型检验与修正

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AMOS20.0对假设模型进行了检验。模型拟合度采用公认指标[13-14]来衡量。一般认为，X2/df的值应小于3，RMR和RMSEA的值应小于0.05，GFI、AGFI、IFI和CFI的值应大于0.9，且越接近1越好，PGFI和PNFI的值应大于0.05。模型拟合结果如表3（初始模型）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要求，模型拟合度良好。但在模型假设检验中，我们发现H3、H5、H6并未通过假设检验（见表4），说明选举认知水平和选举态度对选举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也不显著。根据简约拟合度原则，我们去掉了H3、H5、H6三条路径，得到如图2所示的修正模型。经检验，修正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了标准，且简约拟合度有所上升（见表3）。修正模型拟合标准化解如图2所示。

（三）讨论与分析

H1通过了检验假设，并且我们发现，选举动机越强烈，选举行为倾向越大，这与动机理论是相吻合的，一切需要和心理活动都要转化为动机才能真正促进人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会因确信其投票不会对投票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而不愿意参加投票，但一般而言，行使公民权利所带来的满足和利益，以及不参加投票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足以促使大多数的人们参加投票活动[15]。行为科学认为，只有当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再加上客观条件即诱因的刺激时，两者共同作用才能最终形成人的行为，这对选举动机与选举行为倾向的关系也具有很好的解释性。

H2通过了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越高，选举动机越强烈。虽然我们所调查的都是大学生，但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认知却是有差别的，它会受专业、家庭背景、政治面貌等因素的影响。虽然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动机有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较选举态度对选举动机的影响要弱。

H3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行为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认知水平与选举行为倾向虽有重要联系，但这种影响并非直接的、决定性的。认知要变成行为，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变量和可变变量，而选举动机在本研究中即是这个重要变量。

H4通过了假设检验，即选举态度对选举动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的理论依据“人的需要、兴趣、爱好、价值观等都需要转化为动机后才能对活动产生动力作用”相匹配。

H5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态度对选举行为倾向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原因与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行为倾向的影响有相似之处，选举态度也需要作用于动机才能对选举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受到外界环境和大学生个性特征等因素影响。这是因为相比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大学生更加理想主义，更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影响，当他们认为选举公正、公开、民主，能选出真正让他们满意的代表时，就会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选举动机更加强烈；反之，如果外部政治环境较差，认为选举不公正或者被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时，就会相当消极，甚至产生抵触心理。

H6未通过假设检验，即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调查对象均来自“211工程”大学，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与他们的综合素质并不成正比，选举认知水平普遍偏低，对选举以及人大代表制度的了解程度的均值都低于3分（总分5分）。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很容易产生从众心理，人云亦云，不认真分析也不顾是非曲直而盲目从众；同时还会受到许多固定观念的影响，导致选举认知水平对选举态度的影响不显著。

此外，我们在进行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时还发现，在性别、年级、专业、政治面貌、是否为学生干部和家人是否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群体里，各假设路径虽有微小变化，但并无显著性差别，因此，模型对于解释大学生参与选举影响因素的解释具有普遍意义。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原因及对策

革命先驱曾说:“青年者,人生之玉,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政治的民主建设、社会的稳定和谐和青年一代积极的政治参与密不可分。在青年人中，大学生是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特殊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思想活跃，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

我国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普遍较高,主流积极向上,政治参与意识较强，政治参与行为趋向理性化。多数大学生在校期间努力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和政治理念；在面对政治、社会热点问题时，能理性分析思考，客观合理作出判断，参与行为能按照一定规则有序进行。当前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呈现出总体良性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

1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1.1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薄弱

当代大学生由于面临着就业、学业的压力，部分大学生很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则表现出一定的冷漠，没有真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立场不坚定，这些对他们的政治参与产生消极影响。

部分大学生很少关注国家重要会议和法律法规，参与水平和程度仍然较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因为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而盲目的回避政治,远离政治，缺乏明确的政治参与意识，对政治生活不参与或尽可能少参与,没有把参与政治当作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1.2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动因复杂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上的一些“经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部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动因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学生担当学生干部和入党问题。大学生积极参加学校活动、担当学生干部和入党是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表现，也是政治参与的体现，多数优秀大学生通过这些提升了自身的能力，使之能更好更快的适应社会；但也有部分大学生仅是为了追求个人发展，打造择业就业竞争资本的功能性手段，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为自己未来的名、利、权等方面获取政治资本和实惠。这种政治参与的动因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1.3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被动、盲从特征

许多高校大学生的参选率虽然很高，但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却是被动、消极的。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部分大学生的主动参政意识不够，一般是听从学校和老师的安排。例如我在本科时期曾经组织过班级学生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在选举过程中没有老师为我们详细的介绍候选人的情况，也很少有同学主动去了解候选人的情况，部分同学是在相应的人名前面随心所欲地划个钩交差了事，还有的同学抱着游戏的心理，别人选谁自己就选谁。这充分表现出了当今部分大学生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是被动和消极的。

2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的原因分析

2.1家庭教育的影响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即启蒙之师。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子女的影响很大，父母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子女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在我国，多数父母重视子女学习成绩而不关心孩子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由于我国应试教育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部分大学生的家长不关心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对国家政治方面发生的大事也漠不关心，政治参与性不高，政治责任感欠缺，这也是导致当代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2.2学校教育体制的缺陷

当前我国学校过于强调分数、升学率,片面注重专业知识教育。在校老师不仅要教授理论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系统的、正规的、有意识和有目的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仰，训导学生基本政治能力。

在理论课教育方面，学校应改变教学方式。从老师在台上一味的灌输转变为引导学生自己独立思考。教师和学生之间有学习互动的时间，注重提高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培养政治参与能力，提高政治社会化程度。

2.3社会现实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制度进行改革,大学生毕业后不再统筹分配。就业制度的改革使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和难点。大学生在进入学校的那一刻，就开始为就业做准备，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现实使功利主义在学生中普遍盛行,学生在上学期间忙于寻找增加未来求职的筹码，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参加政治活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享乐主义强烈冲击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社会道德出现滑坡，政府官员出现腐败现象等等，使政府形象受损，政府信任度降低，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使大学生出现了一些政治冷漠现象,制约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

2.4政治参与体制的不完善

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推动力量。校园是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活动场所，大学生的与外部社会联系较少,客观上造成大学生参与政治的局限性。学校里虽然有各种学生社团组织，但政治参与渠道不多,政治职能不足,无法满足大学生参与政治的需要，政治参与的效果不明显导致了大学生政治效能感较低，参与热情不高。

3增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对策

3.1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拓宽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公民越来越关注国家政策、方针等政治问题，大学生作为理论素养较高的特殊群体，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意识更加强烈。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对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国家和政府应当建立相应的政治参与规章制度，使之制度化、法律化，鼓励大学生在法律的保障下主动表达个人意见，充分发挥大学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作用。

政治参与渠道的不畅通，是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范围和广度的直接原因，由于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原因，大学生在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需要拓宽和完善意愿表达渠道，使不同层次的大学生找到适合自己利益表达的方式，释放内心的积郁，要求学校党支部、团支部、学生会、社团等组织积极促进自身的发展，充分发挥政治作用，合理有序的引导大学生政治参与。

社会要重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作用。大学生可以通过、举报、信息网络等政治参与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增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政府提供大学生表达政治愿望的机会，建立健全信息反馈机制，极大的激发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积极主动的了解大学生的意见，集思广益,真正的做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学校在大学生反映的情况中把握其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更好的引导大学生合理有序的参与国家政治事务。

3.2学校进行教育改革，鼓励大学生政治参与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是高校设立的考试必修课，课程的开设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的重要作用。由于课程内容重复及教学方式单调，大学生对高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学校应该不断完善教学内容，改革教育方法，实现教育方式的多样化，让“两课”变得“活”起来，变传统的理论灌输为引导和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自主创造精神，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寻求、探索政治知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成不变和干巴巴的教条，变成了简单的说教，脱离了群众活生生的实践，那就不会有说服力，也就会丧失生命力。”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政治理论知识关注和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社会热点和学生实际，在处理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引导大学生理性思考，作出正确判断，增强政治鉴别力。

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使西方各种思潮涌入国内，人们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这种变化在大学生身上同样有所反映。学校在传授大学生政治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加强政治观教育,使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理性和方向性。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国家观、民族观、政党观、民主观、法治观、人权观等方面的教育。通过这些宣传和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深化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增强政治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提高政治参与的自觉性。

3.3大学生努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

大学生政治参与应该具备一定的参与知识和能力，首先应该全面、深入的了解现有的政治理论。努力学习掌握政治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在社会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力，积极主动的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社会热点问题，努力培养自身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参与意识。

我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遗存下来的传统政治文化残余对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子民”、“臣民”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学生应该突破顺从政治文化的影响，打破“权威奉行”的政治心理，加强自身的主体意识，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加入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目前高校已普遍开设《法律基础》课程，系统地对大学生进行民主法制知识教育，催生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使大学生了解在行使政治权利的同时，要主动担负政治参与的义务；树立大学生政治监督的意识，主动回应民主政治化和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前进趋势。

当代大学生要适应国家民主政治化和政治参与法制化的发展需要,不仅要提高业务素质,更要提高政治素质，强化政治责任感。一个忽视政治素质锻炼、培养和提高的人是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要求大学生们勇于承担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使命,自觉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

参考文献

［1］高旭.关于新时期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的思考［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8）.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原因及对策

1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1.1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薄弱

1.2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动因复杂

1.3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被动、盲从特征

2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的原因分析

2.1家庭教育的影响

2.2学校教育体制的缺陷

2.3社会现实的因素

2.4政治参与体制的不完善

3增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对策

3.1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拓宽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

3.2学校进行教育改革，鼓励大学生政治参与

3.3大学生努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

参考文献

［1］高旭.关于新时期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的思考［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8）.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6篇

1.1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薄弱

1.2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动因复杂

1.3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被动、盲从特征

2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的原因分析

2.1家庭教育的影响

2.2学校教育体制的缺陷

2.3社会现实的因素

2.4政治参与体制的不完善

3增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对策

3.1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拓宽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

3.2学校进行教育改革，鼓励大学生政治参与

3.3大学生努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

摘要：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祖国的未来,肩负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任，参与政治有利于大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健康、积极、稳定、理性是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呈现出的一些显著特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正确引导大学生政治参与理性、有序、健康的发展,对于大学生自身的成长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原因及对策

参考文献

［1］高旭.关于新时期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的思考［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8）.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7篇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活动。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实现形式，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主要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的确立而首先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可是，促成现代政治参与产生的根本条件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进而造成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异质化水平不断提高，即社会不断趋于分化与专门化，造成社会不同群体与个体在职业经历、生活方式乃至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均千差万别，异质多样性特征日益明确，从而使社会矛盾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然而，既有的政治理论及实践经验表明，解决与缓和这类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方法是，社会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渠道、途径与方法宣泄出来，即予以必要的制度性疏导，其中重要的方面正是赋予公民以广泛参与政治的权利，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保证各种民众意愿得到制度化的充分表达，通过民主程序协调、整合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参与原则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果。为此，宪法必须确保一种参与、影响政治过程的公平机会[1]。韦伯同样强调，经济发达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2]。显然，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高度的政治参与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现代社会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有着显著的价值。其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它能适应独立经济主体自由竞争、发展的需要，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也被视为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政治参与的政治价值则更为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它不仅体现在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直接有助于扩大民主，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避免“政府失灵”；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公民通过政治参与，使他们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从而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起到稳妥地矫正政府行为和公民意愿及选择之间的矛盾的作用，使公民的政治需求压力得到释放，实现公民对现有政治体制认同感的提高，巩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价值，这样就能减少社会冲突，确保政治的稳定和发展。

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曾使用了一个极为简单明了且相当富于启发性和阐释力的模型，即“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思考模型。根据该模型，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缺少各种各样必要的压力，这个国家不可能很好地得到发展，所以国家需有必要的压力和挑战，而成功应战的结局便是文明的诞生及其生长和发展[3]。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其实正是这样的“挑战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积极充当其“应战者”，允许并鼓励公民政治参与的经常化和制度化，以充分消化政治参与带来的能量，实现体系的正常新陈代谢，保持政治体系的持续稳定。当然，一定的政治参与水平必须与一定的政治结构相适应。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公民政治参与的活跃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现象。因此，尽可能地推动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乃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在较大程度上由原先以政治分层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利益多元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公民从而有了主动进行利益表达的愿望；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政治资源日益由高层向低层、由政府向社会流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效能已有了提高，这进一步强化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有关”[4]，政治参与的功效越明显，公民的参与积极性也就越高。因此，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正日渐活跃，而且过去那种“动员性”成分开始下降，自主性成分不断上升，逐渐构成我国政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今天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还不够成熟，仍历史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政治参与热情的畸型高涨与相对压抑并存的状况；同时由于与之相应的政治体系构架相对滞后，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出某种非程序化的特点。不过，客观规律不可违忤，既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了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来与之相呼应的水平，而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确实正在快速释放，那么，尽快完善涵盖多元政治主体，包容公民多层次政治诉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就是大势所趋。

二、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特征分析

就整体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从属于上述我国日渐扩大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私营经济在我国传统经济政治意识中的特殊性，以及在当前我国总体经济结构中独有的效率与成长性，使得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必然带有较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根据笔者对浙江、广东、辽宁等地调查情况的分析，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恢复”和“补偿”两种特质上。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存在，每个人必定具有社会性的特质，从而人在本质上不能不是政治性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总结为“人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必然需要通过政治影响力来维护其经济地位，需要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要求应该说不仅符合人之本性，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由于他们是一个过去曾在政治上受压抑的阶层，这样他们的政治参与自然就带有明显的恢复型特点，其政治参与行为属于压抑后的恢复性反弹。一般说来，其恢复程度的高低基本取决于经济实力，鲜有高于其经济水准的。同时，他们的政治参与还大多具有政治心理的补偿性质，即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想以此来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在政治生活中“重新成其为人”。此时，其参政议政所注重的主要是能够进行“参与”这一事实，并非“参政”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他们在纯粹的政治要求方面，往往体现出较大的盲目性。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未形成自觉、完整的政治要求，大多数人对政治的关心仅是一种出于自我利益保护的政治反应。这一特点应当说至今仍较普遍地存在于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的私营企业主中，只是其恢复的自觉意识与程度各有差别而已。

第二，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这是目前该阶层政治参与中最重要、最典型的特点。他们的政治参与带有极强的经济功利目的，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不得不开展的“政治自救”，即在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待遇尚未真正到位的情况下，业主们希望通过主动参与政治，一方面为企业发展营造较好的政治环境，能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为他们创设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进而通过参政议政，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社会对私营经济不同程度的偏见犹存，但是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获取社会的尊敬，不仅能满足他们作为完整政治人的要求，而且更能给他们作为企业的化身换回企业必要的知名度与良好形象，这些对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多得的“利好”条件。因此，私营企业主们大多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踊跃参与政治。在我们的问卷与实地调查中，把“为提高自身社会政治地位”和“为企业提高知名度与资信度，从而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参政议政主要目的的占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总数的60%以上。这一数据显现的倾向性和广泛性，足以说明私营企业主以自我保护、趋利避害等经济目的作为参与政治的主要动力的显著特点。

第三，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这一特征主要反映在那些实力已非常雄厚，不仅在所在社区、在本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辐射力，往往已获得相当层次政治荣誉的私营企业主身上。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私营企业主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其资本在较大程度上实际已成为“社会资本”，其经营再无可能像企业刚起步时那样“躲进小楼自成春”，事实上已与社会发展基本融为一体，为社会奉献在较大程度上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甚至是企业发展壮大新的生长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业已取得的政治身份及其对相应政治场景的熟悉和适应，不断强化了民主的意识与水平，推动他们在努力经营企业并使其实力不断攀升的同时，自身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在不断上升。简言之，伴随着私营企业经济基础的日渐坚实，私营企业主从具有单一利己心的经济人，逐渐发展为具有伦理法制观念的经济人，进而成为较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人，最终实现经济人与政治人的有机统一。一句话，经济发展的结果催生了他们作为社会人的政治自觉。

据1999年浙江省对709家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进行的关于私营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调查，私营企业主最关心的问题及关切度依次是：“企业的发展前景”(90%)、“回报社会、多做贡献”(61%)、“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55%)及“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自身素质”(40%)。私企经营者对获取的利润的主要投向是“扩大再生产”(95.8%)。许多业主表示，按照他们现有的资产，几辈子都吃喝不愁，他们之所以还要拼命干，主要是想为国家多作点贡献。在这方面，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是杰出的代表。他坦言，随着企业的发展，人生观会发生变化，从昔日追求个人发财致富，到如今认准“生命的质量不等于钱的数量”，走出“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狭隘圈子，最终“把人生的价值定位在振兴民族工业上”。作为浙江省唯一的私营企业家身份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不仅就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小企业为党和政府积极出谋划策，而且更自觉地将维护祖国的利益和尊严视为义不容辞的职责。1999年7月，南存辉在赴美进行商务活动之际，针对当地报纸刊登的所谓“民运分子”污蔑中国政府的不实之词，他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用自己办企业的经历证明私营企业在中国是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的。当北美电视台记者对他的做法表示不解时，南存辉答得异常利索：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为我的祖国申辩，驳斥一切有辱祖国形象的不实之词[5]。这恰恰是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私营企业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种精神内涵。

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功效的述评

应当说，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整体状况是比较积极和健康的，与我国现行政治有着相当的认同水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态及其要求，虽然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的特点，但其主要目的是寻求保护合法权益的政治后盾，寻求反映愿望和要求的民主渠道，寻求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舞台，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载体。这些政治要求基本都在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许可范围内。尽管现阶段他们的政治参与仍带有多层次性、分散性和功利性等特点，整体的参与质量也还不是很高，但从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看，其政治参与的效应是积极的、有益的。

第一，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通过适当的渠道，将他们的政治参与一定程度上纳入现有政治体系之中，不但有助于私营企业主较畅通地解决在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问题、意见和想法，即有利于私营企业主与外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更能促使他们的政治参与有序化，使其多层次的政治参与需求得到有效释放，从根本上有利于促进这个阶层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

第二，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能促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我国新生的社会群体，当他们从原有的社会角色转变为新的社会角色后，迫切希望得到社会的重新承认，赢得现有政治体系的认可，也即有着强烈的政治求同意识。100多年前，德国著名的奔驰汽车公司创始人卡尔·本茨先生对其属下有过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因为政府与政治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强大的力量。在中国，作为新生经济力量的私营企业，讲政治、与政府修好还不只是为调动社会资源那么单一，更是企业经营者对政治认同和融入的渴望，他们渴望完全成为“自己人”。根据200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结果，私营企业主对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途径，按所选择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序，前10种途径依次为：1.做大企业规模；2.支持公益事业；3.树立良好形象；4.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5.在媒体上宣传企业；6.与政府领导人联系；7.向上反映问题；8.入党；9.担任政府中职务；10.通过选举担任社区领导。可见，他们内心极其希望得到现有政治架构的承认，而绝非“别有用心”。正是基于这种状况，只要我们不断在经济上鼓励他们健康发展，并且在政治上予以恰如其分的定位，同时辅之以参政议政上的顺势引导，就能使他们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应有的政治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在这种归属感和责任感的推动下，他们不但愿意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还会进而注重自身的形象，注意提高自己的素质，以及注意协调好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护我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第三，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还有利于完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体制。政治民主化是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比照计划经济年代，因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造成的民众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缺失，导致政治参与动力的衰微，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促进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特别是私营经济代表人士，以独立的经济实体为基础，以日益强劲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尽管他们的民利诉求还比较有限，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由于经济的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劳动力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私营经济的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自然而然地要考虑到私营经济代表人士的呼声。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种体现。

总之，整体看来，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有着积极的功效。就该阶层整体而言，现阶段与我国经济政治格局已经有了较高的契合度：其经济活动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相一致；其政治追求基本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其价值取向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其行为规范受到一系列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约。就社会政治整合而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它决定着我们的政治体系必须是涵盖多元政治主体的政治结构。对于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地位愈益重要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我们理应在现实的政治架构中，给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确定适当的位置，有机地接纳它。这是因为，保证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不仅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优秀理论品质和实践胆识，而且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展现社会主义的巨大整合力。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11、214.

[2]韩水法.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93.

[3]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权利保障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网络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在网络时代，发生在网络空间，目标指向现实社会政治体系，并以网络为载体和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行为，特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选举、网络对话和讨论，与政党、政界人士和政府进行政治接触以及网络政治动员等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①网络时代的每个公民都依法享有网络政治参与权，而要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就必需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进行法治化，这涉及到政治参与法治化建设的必然性与原则、具体措施等诸多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原则。

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原则

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体现了参与式民主的要求，可以促使公务人员按照民意约束自己的行为，有助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因此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与基础。要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就要在法律上赋予公民政治参与权。公民参与权是公民一项基本人权，是指公民通过国家创造的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公民参与权是一类权利的总称，主要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担任公职权、参加听证、参与民意调查、提出意见、建议权等等。②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有必要对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新形式即公民的网络参政权作出规范与保障。保障公民网络参与权的必要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的行使，就是维护落实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而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包括了公民广泛、自觉的政治参与。民主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政治参与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历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在网民激增与公民意识觉醒的今天，网络政治参与权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新形式必然要受到高度重视。

为加强对公民网络参政的保护，应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权法律法规保障的不足之处。现行法律有关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的不足之处较多，如宪法并没有集中、明确地规定参与权，在有关政治参与的条文明确性方面，宪法的规定尚显不足：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该条没有明确公民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时间是在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行为实施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因为这种批评、建议若仅在行为实施之后提出，就仅仅起到事后监督作用，不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又如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机制缺乏刚性规定。当前有很多法律法规规定了各种公众参与的形式，但是其规定普遍缺乏强制性，因此公众参与往往被作为制度创新大力宣传，却难于以制度化形式存在。拿听证来说，《立法法》等仅规定有关机关作出决议、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等形式，而对上述形式缺少硬性规定，因此立法应补充规定听证会代表如何遴选、听证意见如何处理等操作规程、不进行听证的法律责任，否则听证程序将成为随意取舍的环节。

上述有关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的法律法规规定不足之处说明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需要从各方面完善立法，不仅要针对有关公民网络参政的各种问题进行专门立法，而且也应完善其他法律中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规定。

网络言论自由原则

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在网上发表言论，而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自由发表言论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形式，因此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网络言论自由原则。所谓言论自由是公民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言论自由原则有利于推动社会观念的发展进步。目前网络上言论自由权利的滥用现象比较严重，这使人们认识到对于网络上言论自由原则的运用必须有所限制，公民网络参政立法需要对网络政治参与言论自由划定一个合理边界。在我国，确定言论自由合理界限的基本依据是《宪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公民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其他公民与组织的合法民事权利。由于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国家机关利用“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词语的具体含义不清晰、有争议的特点，以“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名义进行损害公民合法利益的行为，因此公民网络参政立法需要对“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这两个较有弹性的概念进行界定，以划定网络言论自由权利行使的合理边界，防止国家机关滥用“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侵害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权利。

近年来，有一些不法分子出于各种目的在网上散布各种谣言。网络谣言包括网络政治参与的谣言，传播快，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网络谣言自然不属于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对象，完善对其的司法惩处措施非常必要。2013年9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处理网络谣言上升到刑法层面，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明确细化的规定，例如对相关犯罪情节轻重作出区分，提出明确的量化标准；提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标准，从而为用刑罚手段惩治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标尺。根据《解释》等刑法相关规定的反面解释可知，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而在网络上、转发，即使对被害人名誉造成一定损害，也不构成犯罪。如此则《解释》有助于厘清公民信息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有效保障了公民的表达权和监督权。

总之，《解释》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也有利于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最终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进步。《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解释》目前尚属于司法解释层面，立法层次较低，立法机关可根据《解释》适用的实际情况，择时将相关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以增强相关规定的权威性。同时未来立法也应针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非法政治参与而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

依法参与原则

依法参与原则是指公民在网上进行政治参与活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原则。人们在网络上的一切行为均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民行使网络政治参与权不得违法侵害法律保护的利益。

完善网络政治参与立法是公民依法参与网络政治的前提。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网络新事物如微博、博客等不断出现，依托网络技术发展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与规模也日新月异，而我国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目前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使得我国网络和网络政治参与的立法明显滞后于技术发展和时代进步。由于缺失相关法律法规，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一直处于无序的发展状态，网民政治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因此加快建立健全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是我国立法机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落实公民依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原则的前提。

拟制定的网络政治参与法律应是符合网络空间特点的一部专门网络法律。立法应与网络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的特点相适应，应适应网络政治参与现状，适时调整各类法律关系，最终为网络民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加强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必须立法规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范围、渠道、方法等内容。根据政治学相关原理，网络政治参与内容可主要包括决策参与、立法参与、执法参与、争议裁决参与、监督参与等内容；在政治参与的渠道、方式上，网络政治参与法律可建立网络投票、网络政治辩论等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立法亦应完善相关的司法救济程序，尤其要针对网络自身特点创设符合网络空间环境特点的、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司法救济措施。应注意的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既要规范网络秩序，更要注意保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自由，要在规范网络秩序与保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点。

禁止传播有害信息原则

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媒介—网络媒体的政府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管制有害信息。有害信息是指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违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违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以及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各类信息，包括文字、音频、视频等形式。互联网的开放性为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利益的政治参与活动的发生提供了新型土壤，导致一些试图损害国家利益、破坏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违法分子散播的有害信息在网上传播。网络有害信息传播危害了网络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网络政治参与者的实际利益，扰乱了网络社会正常秩序，因此有必要对有害信息等进行网络管制以禁止其传播。

禁止有害信息传播原则与网络言论自由原则并不冲突。任何国家均没有绝对的网络言论自由，其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均受到法律限制。因此，网络政治参与立法既要注意保护网络政治参与者的言论自由，同时也要对有害的网络政治参与信息加以限制或禁止传播。但是对网络政治参与有害信息的内涵界定需要非常谨慎，因为如果界定的范围过大，就会损害网络言论自由原则，而如果界定的范围过小，就会使禁止有害信息传播的立法目的落空，因此立法要慎重地合理划定有害信息与无害信息的界限。

适度管制原则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一些负面的行为，如在网上煽动分裂祖国、散播政治谣言等违法行为也随之而来，它们让人们感受到了网络民主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减少网络民主的负作用，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实施适度管制。

第一，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非理性等消极特点决定了有必要对网络政治参与实施科学而合理的管制。有序而适度的公民政治参与是网络民主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在网络社会中，公民可以选择多种政治参与方式，再加上网络控制的难度较大，极易可能使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要求超越当前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对政治体系稳定形成新的挑战。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加上网络政治参与人数多、网络结构复杂决定了对网络的管理困难。由于网络信息的交流和传递是在自由和缺少管制下进行的，任何人都可追逐极端的个人自由，随心所欲任意发表言论、进行活动，因此网络政治参与中容易出现网民大量的“非理性”参与行为。上述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且非理性特点容易导致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危机，易引发社会动乱，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民众网络政治参与实施科学而合理的管制。

第二，需要通过适度管制消除网络空间信息资源在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间的不平等分配带来的负面影响。网络空间信息资源在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间是不平等分配的，能够左右网络信息资源分配获取的“信息强者”往往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网民的信息权利，此种现状决定了有必要在网络空间中实施管制。通过管制规范“信息强者”的行为，使其网络行为能合法合理，注意保护“信息弱者”的利益，实现网民政治参与权由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嬗变，从而最大限度实现网民间平等的观点交流，实现对话平等，促进网络民主的发展。

对网络的管制不能“为管制而管制”，网络需要适度而有效的管制，而不是过度的管制。网络管制需要标准和限度，需要遵循适度原则，把握好管制力度。网络管制过弱会使网络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损害社会利益，而网络管制过强会压制网民参与政治的活力与热情，同样也会损害国家与社会利益。因此，进行网络管制时必须平衡国家、集体与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把握好网络管制的尺度、力度与具体措施，应以既可防止网络违法行为、又不至于侵害网民政治参与权利为标准。在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中，“适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弹性的标准，需要立法者高度重视与谨慎界定。

结语

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原则、网络言论自由原则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各个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过程中首先需要贯彻的原则，因为在我国这样一个民主制度尚在完善之中的国家，市民社会不发达而政治国家很强大，政治国家侵害公民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为了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首先明确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保障法，因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必须首先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与言论自由权。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平衡的需要，在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的同时，需要贯彻依法参与原则、禁止传播有害信息原则，从而依法加强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行使的合理限制与依法规范，但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的种种限制也必须适度，以防止对公民正当行使网络政治参与权利造成妨害，因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过程中必须贯彻适度管制原则。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各个基本原则互相联系、制约，立法者必须注意如何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立法中平衡各个基本原则的关系。(来源：人民论坛文/葛峰金博；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注释】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权利均衡

Abstract:Thepoliticalparticipationofprivateentrepreneursisaspecialandimportantphenomenoninthesocietytransition.ThroughthecasestudyinDistrictL,TaizhouCity,ZhejiangProvince,thispapermakesaresearchonthepresentsituation,andpointsoutsomeproblemssuchasinactiveparticipation,relativelylowlevel,poororganizationandunfairopportunity.Finally,inthelightofsocialrightsbalance,measuresareputforwardconcerningtheestablishmentofaregularandfairpoliticalparticipationsystem.

Keywords:privateentrepreneur;politicalparticipation;expressionofinterests;rightsbalance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又必将对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如何认识、引导、规范这一特殊而重要的政治现象是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课题。作为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浙江省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尤为活跃。据初步统计，浙江的县（区）级人大、政协中私营企业主代表和委员已约占30%，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社会政治影响力。本文试图通过对浙江省台州市L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考察，分析当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问题和意义，进而提出建构公平有序的政治参与体制的对策性建议。

一、台州L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

按宽泛的定义，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指的是参与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影响或试图影响政府公益分配的行为。参与渠道、方式与内容是呈现政治参与现状的重要方面，而这些方面又与参与主体的社会特征密切关联。

（一）私营企业主的社会特征

（1）社会来源多样化。L区的私营企业主大多受惠于改革开放政策，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劳动经营积累原始资本，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资本家并没有历史渊源关系。农民是L区的私营企业主最主要的社会来源，约占80%，普通职工、国家干部、无业人员也占一定比例。私营企业主与原社会群体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仍受前身份比较大的影响。

（2）政治参与意愿强烈。参与政治的私营企业主一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社会阅历丰富，人脉网络发达，与政府官员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比较积极，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具有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些特征增强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参政议政意愿强烈。根据调查，L区有7%的私营企业主愿意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治组织，仅有17%的私营企业主表示不愿意；在回答“是否支持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问题时，有11%的人表示不支持，有22%的人表示无所谓，有67%的人表示支持。

（3）政治参与动机复杂。根据调查，L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动机复杂多样，有22%的人是为了为私营企业主阶层说话，有26%的人是为了寻求政府支持，促进企业发展，有10%的人是为了推进民主政治，有38%的人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其中最典型的是“功利型”动机。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最终还是为了自身企业的发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些头衔对他们来说主要是政治“保护伞”；其次是“民主型”，有些企业主社会责任感较强，能以公心为本阶层乃至普通百姓代言；还有一类是“补偿性”的，由于我国私营企业主长期在政治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现在政策宽松后，有了一定经济地位的私营企业主寻求在政治上恢复性的补偿。

（4）统一的阶层意识尚未形成。L区的私营企业主在保护私有财产、建立公平竞争秩序、限制公共权力不当干预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诉求，但就总体而言，由于社会来源的多样、企业规模和实力的差异等原因，私营企业主内部分化比较严重，存在着大量利益冲突与矛盾，统一的阶层意识尚未形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较小。一些中小企业抱怨地方政府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不帮“雪中送炭”忙。大企业跟政府关系好，要钱有钱，要地有地，中小企业说话的机会少，即使说了，分量也很轻。在调查中，我们获悉与L区相邻的一个区曾发生过中小企业主市人大代表，抗议一家大企业“圈”走了他们土地的事。在回答“最能有效表达和维护企业利益的方式”这个问题时，有29%的人认为进入人大、政协，有17%的人认为参与民间经济组织，有16%的人认为与政府官员座谈，有14%的人认为私下与官员接触，有17%的人认为与政府官员交朋友。

（二）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渠道与方式

（1）经党政部门和有关组织的推荐，进入人大、政协、工商联任职或参政议政。政府一般根据企业的实力、企业家的声望、各区域平衡等诸因素确定和分配名额。据统计，在L区二届人大20名常委中，私营企业主占3名，196名人大代表中私营企业主代表占29名，其中不包括既办企业又担任村级领导的“两栖”委员。在政协委员中，私营企业主所占的比例更高。目前L区33名政协常委中私营企业主有11名，在133名普通委员中私营企业主占了61名。另外，L区有全国政协委员1名，省政协委员1名，市政协委员29名，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均是私营企业主，29名市政协委员中有16名是私营企业主。目前工商联共有正副会长17名，理事61名，会员500多名。

（2）参加个私企业协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社会经济组织。目前L区个私企业协会共有个体户会员4万名左右，民营企业会员3413名，民营企业会员769名，下设8个分会，每月召开一次例会。目前在区民政局注册登记的社团还有青年企业家协会、模具工业协会、电机行业协会、社会福利企业协会、网吧管理协会、印刷业协会等。据调查，私营企业主主要参加以下社会团体：6%的人参加商会，24%的人参加个体劳动者协会，22%的人参加民营企业协会；13%的人参加行业协会，还有32%的人没有加入任何组织。

（3）直接与政府官员接触或保持与政府官员的经常性联系。通过与政府官员个别的接触或参与党政部门召集的座谈会表达意见。L区党委政府重视与企业的双向沟通，建立了领导干部与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联系制度，政府有关部门经常深入企业，听取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要求和意见。有些私营企业主往往动用种种社会资源，实现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接触。

（三）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内容与策略

私营企业主提交的议案提案，大致反映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策略。通过对近年来L区私营企业主在人大、政协会议上议案提案的分析，关注重点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围绕政府的中心工作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二是关注社会整体发展，反映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这类内容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整治、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近年来，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成为议案提案的热点。三是关注企业发展，维护企业权益。这类内容占了议案提案及其批评建议的大多数，其中较为集中的问题和意见主要有：投资环境的改善、企业融资、企业人才引进和培训、中小企业用地、用水用电管理，等等。

有意思的是，在访谈中发现，这些诉求的提出与参与的方式、动机、场合以及诉求的对象有密切的关联。一般来说，功利性或非正式参与的内容较多集中于企业自身发展的事项，在这种场合，私营企业主往往跟关系“铁”的官员提出私人性的甚至非法的利益和要求，有些问题即使是面上的，但一般也经过挑选或包装，实际上是与企业的切身利益相关的。正式的集体参与则较多关注社情民意，反映社会热点问题，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立场并非是“质询”而是“吁求”，往往只是希望政府能够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至于政府采取怎样的后续措施并不怎么关心。“政府的帮手”是许多私营企业主的自我角色定位，在访谈中，有些私营企业主说：“我们参政议政总不能给政府‘添乱’，有些事情政府的确是一时难以解决的，我们要做的是当好政府的助手，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具体的实际问题。”

二、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说，社会转型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是一场主要在政策执行领域中发生的基于力量博弈的利益政治战争，是私营企业主与地方官员关系性合意的建立过程。运用亲戚、朋友、同乡等私人性的关系网络资源，托庇于政治权力而非经由制度化、组织化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整合是当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重要特征。［1］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存在一些问题，认清这些问题或许正是建构公平有序的参与秩序的重要前提。

（一）政治参与渠道的自主性不高

我国政治参与体制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社会监督体制、民意表达体制。但是这些组织渠道更多地体现了党委政府的意志，更多的是作为党政部门的衍生机构而存在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控制式的参与体制降低了民众包括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认同感和效能感。在调研中也发现，L区的私营企业主对“加入社会团体对维护利益是否有帮助”的看法不一，即使对个私协会等民间社会团体的认同度也不是很高。有19%的人认为没有帮助，有58%的人认为有点帮助，有11%的人认为很有帮助。

民间社团不能充分发挥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的主要原因也在于自主性不高，有关政府部门视之为行政管理的衍生工具。据一些私营企业主反映，有些行业协会是政府为了方便管理或为了一项具体的目标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一旦政府的任务完成就撒手不管、不了了之了。

（二）政治参与的目标层次较低

当前大多数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不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利，也不是为了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主要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寻求政治“保护伞”，为自己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据一位政府官员反映，当地的一位私营企业主本不想参与政治，而身边的朋友极力劝他进入“政治圈”以捞好处，现在这名私营企业主已经是区政协委员了。也有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个政治荣誉，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一旦获得某种政治安排后，往往不履行政治职责。据区人大、政协的有关官员反映，许多私营企业主代表忙于自己的事务，真正投入精力来参政议政的不多。这说明当前的私营企业主尚缺乏高度的政治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

（三）政治参与的组织性不强

在调研中发现，L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主要还停留在个体参与阶段，参与活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化，而是处于一种散乱和单独行动状态，大多数私营企业主以个人身份，利用私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就个人的利益直接与个别政府官员接触，而不代表群体或阶层的整体利益，不会提出整体性的、关涉整个行业或群体利益的问题。这种个体参与容易孳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由于集体行动的资源被政府掌控，这种基于分散的个人利益的垂直参与容易造成原子化的个人，由于社会成员之间信任的缺乏，也容易破坏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提高社会交易成本，甚至助长恶性竞争之风。［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原子式的个人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生活情境，大致相同的利益诉求，几乎一致的诉求对象，因此，可以预想的是，在缺乏组织的政治参与背景下，如果受到特殊的重大事件的刺激和催化，众多原子式的个体容易迅速形成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冲击政治体系，因为未经协调过滤的利益诉求在特定情境下往往有激进和非理性的倾向。［3］

（四）政治参与的机会不均衡

政治参与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公平参与是应有之义。但是，由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还处于个体参与阶段，由于民营企业规模实力等方面的差异，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目前L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机会不均衡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一方面表现在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名额是组织安排的，选举、推荐只是走过场。一些私营企业主反映，花钱买政协委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在政治参与上存在着比较尖锐的矛盾。在访谈中，许多中小企业主抱怨他们没有有效的参政议政渠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名额基本上留给了较大的企业家，即使有机会，他们说话的分量也很轻。在回答“是否同意大企业比中小企业说话有分量”这个问题时，有35%的人表示不同意，有65%的人表示同意。

三、建构公平有序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体制

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是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也是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和重要组织者，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有助于资源、信息的沟通、交流和共享，形成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良性互动，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在社会权利均衡的视野下，建构公平有序的政治参与体制，通过理性的、程序的制度安排协调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形成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机制。

（一）依法行政，规范公共权力的运用

在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公共行政尚未规范的背景下，公共权力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影响。L区的私营企业主普遍反映，近年来，当地政府服务意识明显增强了，吃、拿、要的现象基本消失了，但同时也抱怨，政府手中握有许多权力、有许多优惠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企业就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许多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目的就是寻求公共权力的庇护，以免不当干预或争取政府分配的利益。这种寻求特殊主义利益的政治参与建立和拓展了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主之间的庇护关系，易引发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在特殊情境下，还可能造成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公共权力的运用是建立公平有序的参与秩序的关键。

（二）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增强参与体制的自主性

由于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考虑私营企业主的位置，因此，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并不能有效满足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愿望和需求。应创新体制机制，畅通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体制、社会监督体制、民意表达体制的职能和功效。通过人事组织制度的改革，取消有关制度中对私营企业主的歧视性规定，吸收优秀的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更为根本的是，增强商会、个私协会等民间经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切实发挥民间经济社会组织的职能，有效协调冲突的利益和矛盾，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使民间的社会经济组织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的途径和渠道，缓解私营企业主过多的政治诉求对政治体系施加的压力。［4］

（三）提供法律程序保障，提高政治参与的公平性

在没有程序保障的情形下，说服极易变质为压服，同意也就成了曲意迎合。程序可以提供一种特殊的自由讨论、沟通的场合和方式。在这里，通过法律规范的屏障作用，社会影响力和身份差异被尽量排除，一切既定的真理标准和权能行使都被缓期执行。［5］只有在正当程序的保障下，才能体现政治参与的公平性。一方面，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权利的前提下，制定听证程序、监督程序以及责任条款等必要的法律规范，依法规范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对于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严格依法进行，公开透明，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杜绝营私舞弊、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发生。同时，对参与政治的尤其是进入人大、政协的私营企业主加强教育和管理，规范其参政议政行为，督促其切实履行人大、政协代表的职责。另一方面，将沟通协商规则制度化，妥善协调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利益矛盾。在参与体制的设计中，可以适当增加中小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等组织的比例。

（四）创设各阶层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增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合冲突的利益和观念关键在于建立一种程式化的、稳定的、配套的制度安排，使得各个阶层获得表达利益的合法渠道，且能通过某种中介机制或沟通机制，使利益和观念冲突得到合理解决。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先富群体参与政治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也要防止政府与私营企业主尤其是大企业家的合谋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造成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的不和谐，最终危害社会政治的稳定。因此，政府在积极支持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同时，也应该为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阶层提供表达意见的平台和渠道，积极有效地回应各个阶层提出的合理诉求，公正行政，增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参考文献：

［1］徐露辉,陈国权.社会转型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J］.社会科学战线，2006(6)：171176.

［2］梁波.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J］.求实，2002(5)：4749.

［3］ZHOUXueguang.UnorganizedinterestsandcollectiveactionincommunistChina［J］.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1993，58（1）：5473.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及其制约因素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概念、特征和价值

政治参与是指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或团体以某种方式涉入政治过程并导致对政治系统的运行及其结果施加影响的努力和活动。这里，政治稳定是指政治体系的持续性，主要指党和政府的稳定。在我国，政治参与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表达自己意志和愿望的权利。而政府稳定对我国为公民提供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政治参与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自愿性，二是选择性。

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是在一定体制内的参与，是制度化的参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必须要在“有序”的形态下展开，“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新型参与模型。其基本特征是党领导下的政治参与；是法治化的政治参与；是与我国社会历史条件相容的渐进式、高起点的政治参与；是既与世界文明主流相一致，又超越西方社会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方式或程序，直接或间接地对政府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表达集体或个人政治意愿的行为，因此，政治参与即是公民的政治活动，是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但同时又作为国家管理的对象，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尤其是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过程的管理，这也是实现政府决策反映人民利益，做到政治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保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切主要活动，使国家的政治运行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参与的有序程度如何，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际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一般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系统是否提供了充分、有效、平等的参与通道。政治系统的民主化程度越高，为公民提供参与的通道就越多越畅达。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可能的偏离。尽管公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影响政府决策有时是有限的，但却是对公共行政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补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表征。

（二）、制约当代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因素

一是公民文化的缺失。公民文化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其核心是国家责任意识。由于中国封建思想的历史影响，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文化还在发挥作用，它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展和公民主体地位的提升。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公民主体意识薄弱，反过来它又造就了公民文化贫瘠的土壤。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仍有相当多的公民和社会群体尚不知“政治参与”为何物，更不要说主体化地去政治参与了。此外，由于“”和“”前许多极端化政治运动的原因，公民“政治冷漠”仍比较多见。公民文化的缺失导致市民社会发育不良。良好的政治参与的一个社会条件，是有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存在。说到底，市民社会的最大功能，就在于能减少政治运作中的非理性因素，并降低政治成本。西方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之所以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主要是因为那时市民社会已经相当成熟。而由于中国历史的原因，国家一直具有压倒一切的强势地位，官员也有主导一切的特权地位，这使社会运作全部靠国家力量来支撑，政治成本相当高昂。由于我国市民社会不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难度就加大了。

二是社会经济的制约。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历史上是并肩前进的。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自主参与对被动参与的比例也越高。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方的贫困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还不够高。

三是政治体制提供的参与机制不完善。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渠道还相对单一，有待拓展和开发，主要反映在我国“官办”、“党办”的社会组织较多，它们代表党和政府更多一些。如工青妇的组织网络比较健全，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通道。通过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带动“准组织化参与”，应该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特色之一。但是当前工青妇组织这方面的功能相当薄弱，在整体上看，它们的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亲和力不够，社会公众对其依赖感不强，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还相当大。由于制度化参与机制尚不健全，非制度化的参与就时有发生，例如利用一些节点或“敏感期”闹事、集体上访等现象屡见不鲜。

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逻辑

（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逻辑前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超越西方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以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大制度的基石，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实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大制度的核心，党的领导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的统治性质，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政治权力的主体归属，防止政治体制与人民的分离，避免“公仆”与“主人”关系的倒置，杜绝国家对社会的异化。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民主共和国政体，是保持公共权力不异化的具体形式，它不同于“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具有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然要求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这既是国家整体化民主政治建设之要件，也是民主政治建设本身的价值取向。经过30年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当前，要着眼于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这一伟大目标，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整体性地、稳定地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提高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逻辑内涵

在本质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以容纳比西方政体更为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为其基础的。因此，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21世纪中叶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党代表人民利益的重要体现。可见，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

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来说，把握好政治参与的层次和强度是至关重要的。参与层次有基层参与、中层参与和高层参与。参与强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决策活动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整个政治运作过程的重要性程度。参与强度的过强或过弱，或者说，政治参与的过剩或缺失，都会对政治体系形成挑战。过强的政治参与，会引发诸多“政治热”症，形成“参与爆炸”；过弱的政治参与，则促使公民主体性萎缩，造成国家与公民的隔膜。事实上，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重要内容的政治参与，具有非常广泛的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都为公民政治参与、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各种保障和途径。如人民网、光明网、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参与、社区化参与，都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逻辑归因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本身就是对公民政治参与价值的充分肯定。这一路线，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政治参与的主体是谁。是全体社会成员，全体公民，他们参与政治的渠道是通畅的。执政党通过政党号召、政府鼓动、宣传等手段广泛动员公民参与政治，号召公民做国家的主人。

二是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什么。参与决策还是影响决策？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还是影响一切价值资源的分配？决定各级政府首脑的选举还是影响选举？参与官员的弹劾还是影响监督？……我党的群众路线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参与，实实在在的参与。

三是政治参与中的角色定位。直接政治管理、直接行使管理权还是间接政治管理、间接行使管理权，或影响和控制管理权的行使？参与中所处的地位是官员身份还是平民身份？我党的群众路线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不妨在基层政府通过某种途径，或直选进入管理层，然后向上一级政府推广。总之，具有公民身份的平民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影响，或对政治运行过程的影响，要逐步扩大。

三、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动摇意味着政权稳定性的动摇，必然损害诸多目标。因此，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在以“共产党领导”为特征的中国民主模式内产生和存在。当前，我们要以两方面来为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

（一）、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

在社会转型中，政治秩序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稳定是对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只有政治参与和政治体制之间保持平衡才有稳定。就是说，社会力量的有序政治参与要被政治体制吸纳，现实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与政治体制形成良性互动。所以在我国社会转型中，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已经兴起，政治体制也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改革。

一是要完善选举制。选举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形式。毋庸置疑，我国公民直接参与选举县及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的实践是成功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主，但有些方面还需要真正落实和进一步完善。主要是候选人提名缺乏公开性导致选民对候选人缺乏足够的了解，候选人很少向选民作出承诺，他们相互之间缺乏竞争机制，直接影响了选举权的行使和选举的实际效应，也使一部分公民主动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应当完善与选举制度相配套的公开办事制度以及候选人提名制度等，候选人的提名应更加注重代表为民服务的意愿和参政能力，而不是仅仅以界别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

二是要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但这不并等于我们无所作为。公民意识的培养需要社会、政府、公民共同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地发展和壮大，作为公民社会重要载体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应该在培养公民意识中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要鼓励公民参与非政府组织，这样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和选举文化精神；其次是党和政府要加强公民参政意识教育特别是监督党和政府的教育。

三是要让公民有机会参与立法。公民直接参与立法工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建立公民听证制度，对于一些重大的立法、行政、司法事项，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下，可以让公民旁听，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决策的科学性；可以在审议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和人事任免时，实行事前公告、公示制度；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会等方式就法律或法律中的某项规定广泛征求意见，既要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也要听取普通公民的意见，使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都能得到体现和表达。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它必须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志。所以让公民参与立法，了解立法，有利于建立法律的权威，形成法制信仰的氛围。

（二）、提升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执行效力

一是要实施确保公民政治参与责任追究制。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存在着自己的利益，并存在利用权力追求个人私利的可能性；官员腐败和政策被歪曲执行的现象就是政府执法人员追求私利或者歪曲理解政策的突出表现。确保公民政治参与责任追究制虽然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但是它可以保证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还可以督促党政一把手认真领会落实公民政治参与政策的真正含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就会让官员获得较高的机会成本，付出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的代价，这从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许多官员不执行政治参与政策的念头。

二是缩小地方党和政府贯彻中央政治参与政策灵活掌握的范围和政策执行不适应的申诉空间，并将其制度化。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上，同样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这里面，除了地方党和政府维护自己利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部分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原因。鉴于此，中央制定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到地方党和政府的实际情况，在保证执行公民政治参与政策的前提下，缩小地方各级政府贯彻中央政府决策灵活掌握的范围，这样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政治参与政策的执行。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11篇

[摘要]　公民文化理论描述了一种政治文化形态，并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提出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的价值目标，而且提出了历史发展进程、政治制度建设以及政治社会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进路。公民文化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针对普遍的政治发展国家，能够对其深层政治结构问题提供一定的分析和解释。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73-08

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体现了它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甚至依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行为主义理论的兴起，为比较政治研究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以往偏重于历史、制度等文献性的描述迅速发展到通过建立价值系统进行比较、评价的更高研究阶段。它建立了有序的政治学研究体系，主要涉及政治系统、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决策、政治执行等研究领域；它拥有严格、有效的分析工具，其中，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提出，进一步补充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手段。它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视角，比起制度、经济等解释，政治文化是解释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差异的唯一的、重要的因素。‘肌’它帮助政治分析家把文化变迁的心理层面与更大的政治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联结的方法。

阿尔蒙德是较早提出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学者，他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分类以及分析方法；此后，虽然有关政治文化的理论讨论和应用不断扩展，但基本上还是沿用了阿尔蒙德的理论概念和基本逻辑。然而，在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中，“公民文化”理论之工具性价值逐步体现出来。虽然，如阿尔蒙德所说，公民文化是一种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它并非仅适用于解释民主政治生活。它包含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指导，指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形成一种分析方法，对深入解释不同国家、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具有极大的帮助，由此成为学术活动可操作的理论工具。本文试图对公民文化理论做出分析，在阐述理论内涵的同时，对其工具性价值的应用给予解释。

一、公民文化理论基本内容及其价值

(一)公民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1961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撰写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中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提出公民文化的概念。他们在对政治文化分类的基础上阐释了一种混合型政治文化形态，这就是“公民文化”。所谓混合的政治文化，正如阿尔蒙德解释的那样，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政治文化的融合。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是基于不同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识及其态度、政治统治权分化与否以及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等主要标准做出的。概括地说，传统政治文化基本表现为公众对统治权力的依附，从而形成对政治权威的服从或忠诚的态度，统治者权力集中，以及缺少公民政治参与；而现代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加强。阿尔蒙德指出，公民文化的混合性就体现在传统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态度与现代的公民参与要素的结合上。具体地说，它表现为各种政治要件的平衡。

其一，公民文化是共识与分歧平衡的政治文化。现代社会首先是多元化社会，政治多元化是现代政治基本特征之一。一个社会中如果缺少一定的结构性分歧是不可思议的，公正的利益分配便不存在意义，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民主政治；同时，如果没有一致，那么则意味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处于分裂之中的政治体系势必在不断的争端和冲突中受到威胁。因此，一个社会应该有一套普遍的、具有支撑作用的价值存在，成为建立社会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以此凝结政治共识。

其二，公民文化是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规范与参与行为的平衡。虽然公民文化具有现代政治文化的元素——政治参与，但是阿尔蒙德等通过大量的调查资料证明，从个人的价值取向来说，大多数民众并不倾向经常性地参与政治行动，而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往往是不得已的行为，比如，在长期的利益表达受阻的情况下进行的，或是盲从的行为。就建立政治秩序而言，经常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参与行为既是缺乏政治认同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将在政治对抗中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政治不信任。在公民文化中，公民首先拥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意识，而且社会具备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即阿尔蒙德所说的“参与规范”)；而就公民的参与行为而言则是消极的、非主动性的。因为，公民权利保障及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已经提供了公民表达利益要求、影响政治过程的可能。另外，公民政治参与的平衡还表现在选择政府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选举之后公民的消极参与方面。在对政府赋予权力的过程中，通常需要公民积极参与选择政府的过程(参与选举)；而一旦政府被正式授权，公民则把权力交给政府行使，使其拥有做出政治决策的空间，公民参与则回归“消极”的状态。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政治权力；社会权利；边际效用；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9-0109-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象的日益普遍，学者们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具有差异性，笔者拟从政治权力、社会权利、需要层次和动机、费耐尔逻辑模型和边际效用等不同学科的不同视角对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进行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在此基础上，探讨现有文献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研究共识、不足与理论空间。

一、政治权力：政治学的研究视角

政治权力的视角是指从国家、政府的角度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它是政治学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要而言之，主要包括：

第一，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进行的研究。王晓燕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角，探讨了我国中小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真实社会建构[1]。王志刚根据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理论，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及社会建构，阐述了充分发挥私营企业主阶层参政议政作用，使其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支健康力量的重要性[2]。

第二，运用公共选择理论进行的研究。周兴新、罗晓敏、陈舜键运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对涉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政府这一政治行为主体进行了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是理性的，即政府也要效用函数最大化。不仅如此，他们还应用公共选择领域中的“效用”概念思考促进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好地发挥政治参与的作用[3]。

第三，运用政党执政理论进行的研究。朱光磊、杨立武从扩大和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和执政资源的角度出发，认为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新型阶层，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力量和适应性的政党，必须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性渠道，扩大和巩固自己执政的社会基础，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深远意义[4]。

第四，运用政治参与理论进行的研究。政治参与理论主要研究政治参与主体、政治参与形态、政治参与的现状和规范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内容。在关于政治参与主体的研究中，陆学艺认为私营企业主的阶层意识在逐渐产生，但尚未产生统一的自觉的政治要求[5]。在关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客体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的政治参与结构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制度化程度低、配套性差的问题；其次，从结构功能角度来看，我国政治参与体制的分化程度不高，自立性比较低，在担负着某些政治参与功能的同时，受到党政机构强有力的支配，成为党和政府用来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调控的系统[6]。在政治参与形态的研究中，成伟认为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现状为：合法性参与为主、非法性政治参与时有发生；政治参与目的层次较低；政治参与的组织性不强；政治参与的强度不高[7]。赵纪梅则进一步指出，政治参与的主体有限，受教育程度高、经济实力强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政治参与的目的层次较低，利益是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驱动力；政治参与模式以制度性参与为主，非制度性参与时有发生；政治参与组织性不强，以个体参与为主；政治参与强度不高是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　[8]。

二、社会权利：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社会权利的视角是指从社会出发，以公民个体为分析单位，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展开的分析，这符合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第一，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黄文雯运用公民身份理论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合法性，认为，既然党的十六大明确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生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那么我国私营企业主属于新时期人民群众的范畴，他们也就拥有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9]。苏红霞、张静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权依法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政治权利，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10]。

第二，运用社会分层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社会分层理论主要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征、来源、发展过程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社会分层理论尽管不是专门研究政治参与问题的，但是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特性、社会流动机制和路径等研究可以为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提供重要的知识背景。李路路认为，原来的国家干部、普通职工或农民、非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是私营企业主的主要社会来源[11]。王晓燕认为，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国内大多数学者仍采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为基本的分析框架”[1]。并且将中小私营企业主从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划分出来单独对其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研究。

三、需要层次和动机：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第一，依据需要层次理论进行的研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分析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华正学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视角，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新的观察和思考，认为可以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需要归纳分解为以下五个主要层次，分别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的参与要求；保障权利、维护安全的参与要求；靠近组织、回归社会的参与要求；提高地位，获得尊重的参与要求；成就事业，实现自我的参与要求。同时他还把上述五个层次需要归结为物质利益追求、精神性激励、共同愿景等三个目标[12]。

第二，运用动机理论进行的研究。心理学认为，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有其动机。胡绍元从动机的角度认为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主要表现在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参与社会等三个方面[13]。敖带芽认为，1999年修宪之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趋于明朗和稳定，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维护自身利益；获得对本阶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14]。邢乐勤等学者认为一方面私营企业主的政治需求更具有公益性和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大多数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态是拥护党与国家政策，关心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发展有所作为的同时，也希望在政治发展中有所作为[15]。王河则更为明确地指出，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特征及其心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升政治地位，以获得心理补偿；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上升[16]。

四、费耐尔逻辑模型和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第一，运用计量经济学的费耐尔逻辑模型（198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质量研究中心费耐尔博士总结原有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把顾客期望、购买后的感知、购买的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组合起来，建立起一个计量经济学的逻辑模型，即费耐尔逻辑模型。进入21世纪，费耐尔逻辑模型已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最广泛采用的顾客满意度研究的理论模型）分析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华正学根据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实践的特点，结合费耐尔逻辑模型认为，政治参与进程中私营企业主满意度的理论模型主要由以下六个变量构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期望；私营企业主对参与质量的感知；私营企业主对参与价值的感知；私营企业主对参与的满意程度；私营企业主对参与的抱怨；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程度。并且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上述变量之间主要呈现以下关系：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期望影响满意度，高的期望值会使满意度下降；私营企业主对参与质量的感知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即感知越高，满意度越高；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参与抱怨呈负相关关系，即满意度越低，抱怨就越多；反之，抱怨越多，也表明满意度越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满意度与其政治忠诚呈正相关关系，即满意度越高，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系统越忠诚。同时，他还补充强调由于多变量因素的存在，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各变量间的关系有时也是十分复杂的，并非是单一的对应关系[17]。

第二，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指消费者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消费量所引起的总效用的追加（或减少）。而总效用则是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消费一定量物品或劳务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它是消费一定量物品或劳务所获得的单位的加总。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是研究消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总效用单位的变化。而消费量的变化所引起的效用单位的变动，就是边际效用）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运用这一概念可以为研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华正学依据西方经济学的消费需求理论，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边际效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他认为在实践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并不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而增长，而是相反地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当有的私营企业主初始得到政治参与机会时积极性高涨，而当组织为其安排的政治参与机会越多，政治安排角色越多，希望他更能够代表非公经济人士利益愿望的时候，反而越不积极甚至消极退缩[18]。

五、现有文献的共识、不足与理论空间

对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进行研究的现有文献基本达成如下研究性共识：一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具有多层性，包括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升政治地位，以获得心理补偿；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参与动机是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上升。二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模式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主要有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两种。三是对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存在诸多问题的认识。研究者基本认为，现存的政治参与体制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解决。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不足，这些不足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

（一）现有文献的不足

毋庸置疑，现有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些分析框架和有益的启示，但也存在以下的不足。

第一，研究成果没有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放到宏观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去，即运用政治参与理论时，并没有把政治参与的约束变量考虑进去。事实上，在中国语境下，摒除宏观的社会政治结构分析，简单套用西方经典理论往往出现解释乏力的现象。

第二，由于忽略了宏观社会政治背景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重大影响，许多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理论建构主要基于理论层面的逻辑推演，尽管也掌握着大量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很大部分是基于理论需要、囿于分析框架剪裁后的产物，真实世界中丰富多彩的事实实际上被屏蔽了，所带来的结果是研究得出的结论尽管符合经典理论，但是往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第三，通观我国学术界对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的历史分析视角和比较分析视角的研究还显得十分缺乏。

（二）理论空间

一般地，理论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认识，当我们应用理论剖析具体问题时，如果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样的理论便存在理论空间。就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而言，笔者认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论空间至少有二：第一，可以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问题放到宏观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去，把影响和决定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约束变量纳入到政治参与理论中，从而全面考察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并从中找出其固有规律。比如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影响等。

第二，从历史学的历史和比较的视角研究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发端和发展的，至今已近三十年，进行历史地分析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空间至少有二：一是从纵向上，对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特点的研究；二是从横向上对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类型的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不仅如此，三十年来，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发生过怎样的变迁，这种变迁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导致这些变迁的主体、动力、路径、目标是什么，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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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网络参政；公共决策；参政意识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现今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各种移动终端设备的更新换代，极大促进了中国公民政治参政意识的觉醒。网络参政成为传统参政手段的有效补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参政议政作用。

一、网络参政的内涵

虽然目前学术界还未能形成统一定义，但基本上都是殊途同归。比较研究文献可以将其定义为：公民以网络为平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达到影响或改变政府公共决策的一种政治行为。

陶东明和陈明明认为任何政治参与都包括参与主体、参与客体、参与途径。网络参与与传统政治参与主要区别在于参与途径上的不同，即利用通信设备、计算机、网络等多种技术手段，弥补传统政治参与的单一渠道的不足。

二、网络参政的主体

1.一般群体。对于一般群体，学者们普遍关心的是网络参政过程中存在的公民参政意识淡薄、参政能力欠缺、参政过程的非理性、群体极化等。李斌认为网络参政是网民、虚拟团体通过网络平台表达意愿进而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而黄婷则认为网络参政是公民以网络为基本载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或改变政府公共决策的一种政治行为。

2.特殊群体。李广宝认为大学生网络参政是大学生通过上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维护自身利益、影响政策的制定或改变决策结果的政治运行过程。孙崇文认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政现状是热情与冷漠并存，理性与非理织，应培育参政型政治文化氛围，完善网络监管体系，推进“一站式政民互动”平台建设。黄广发认为针对大学生网络参政的日益普及，高校应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创新传统的德育课程。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胡庆亮认为该群体面临着网络带来的参政机遇与困境并存，缺乏主动诉求意识，理性思考不足，活动相对封闭，网络参政能力不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群体与网络参政思想脱节的形势。他指出鼓励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网络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设置与该群体相关议题，激发他们表达诉求的热情和网络参政的利益动机。

三、网络参政客体

狭义的网络参政客体仅指政治领域。胡宗仁认为网络参政是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为依托，表达公民自身利益需求进而影响政治统决策系统的行为过程。

广义上的网络参政客体还包括公共管理等行政领域。魏娜提出网络参政是公民以电子邮件、网上讨论等形式，评论社会事件、影响公共政策的过程。李亚认为电子参政是在公共管理和政策制定中，利益相关者利用电子参政平台获取相关信息，以此表达观点和利益诉求，促进公共决策水平提升的一种现代参政方式。

四、网络参政的理论研究

1.网络参政的问题研究。关于网络参政存在的问题，有学者从获取信息的客观性，参政形式的规范性，议政内容的合法性等角度进行了分析；有学者从网络参政主体的不均衡性，参政过程的非理性、非规范性，参政行为的群体极化和法律监管缺位等角度进行了分析；有学者还指出网络参政存在非制度化、政府回应不力、意见领袖过度权威化的问题。

2.网络参政的效应研究。网络参政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网络参政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并存。在积极方面，公民的网络参政促使政府在管理思想上、方式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极大推动了政治社会化进程，同时网络参政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高速便捷的渠道，改善了政治参与的途径长、渠道不通畅的形势；有的学者还提出网络参政还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加速推进网络民主化。在消极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信息不对称、“数字鸿沟”导致公平缺失，非理性、情绪化的政治参与不利于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易造成舆论制约行政的困境。

3.网络参政的治理研究。应对网络参政面临的问题、网络参政的消极效应、网络参政过程的无序化以及网络舆论危机的威胁，顾丽梅认为要推动治理方式的创新，实现“网络问政”与政府治理的平民化；推动治理角色的创新，政府官员应转变执政理念，由管理者身份向利益协调者与冲突的解决者转变。严雄飞认为网络参政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市场、政府、社会三方力量权衡的稳定三角模式。地方政府网上征求公民建议，根据民意来制定政府政策，及时反馈和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

五、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网络参政研究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偏向于理论叙述，实证研究和技术性的治理手段研究很少，因此实际应用价值并不显著。今后的研究应从实证研究入手，加强网络参政的系统理论研究，引入技术手段对网络参政治理效果进行评估，扩展网络参政的研究范围和广度，细化参政主体和参政客体，以期解决网络参政中的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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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同学科背景大学生政治参与比较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2

大学生政治参与是指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大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与此联系的实际政治参与行为。内容主要包括投票、选举、发表政治评论、加入政治组织、参加党团活动、投身政治生涯等。大学生普遍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认知程度，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现状。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标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无论是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是大学生的自身成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调查问卷设计的目的和内容

本次问卷从受调查者个人基本情况、政治知识、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四个方面来设计，具体内容涉及大学生的基本情况、大学生对一些政治参与知识的了解程度、对待政治参与的态度、政治参与的方式、入党意愿和入党动机、个人了解政治的主要途径、参加的政治活动、关注的社会问题、影响个人参与政治的因素等问题。问卷调查以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和行知学院法学分院这两个有同学科的学院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选取80个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二、同学科背景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比较

1.从政治认知看，法政学院学生的政治认知更强

大学生政治认知，指大学生通过教育和实践所习得的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及其发展规律的认知，是参与政治的前提和基础，直接影响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效果。

就大学生对一些政治参与知识的调查，两学院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认知都表现较为不错。但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哪一项，法政学院的学生都表现得更了解。在“我国现任国家主席是谁”、“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哪个机构”两项调查中，甚至所有人都表示了解。

2.从政治参与意识看，法政学院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更强

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指大学生对集体、国家乃至国际大事等政治活动，自觉认识、积极投入的心理状态。政治参与意识强的公民通常表现为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调查显示，就“对待政治参与的最好态度”调查，法政学院的学生选择“积极参与”的占72.5%，“不介入”的占12.5%；法学分院的学生选择“积极参与”的占55.O%，“不介入”的占27.5%。就“是否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的调查，法政学院的学生77.5%表示“非常愿意”或“愿意”，2.5%的学生明确表示“不愿意”；法学分院的学生则有72.5%的人选择“非常愿意”或者“愿意”参加，15.O%表示“不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通过比较看出，法政学院“非常愿意”和“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的大学生比例较高，但相差不大。但是“不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的大学生，法学分院的学生是法政学院的学生6倍，表现更为消极。综上所述，法政学院的大学生政治参与思想更加积极，政治参与热情更加高涨，政治参与意识更加强烈。但通过两个学院学生对入党动机的认识的比较显示，法政学院的大学生的入党动机更加趋向功利性。

3.从选择的政治参与方式来看，法政学院学生方式更多样化

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等都是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方式。此外，还可选择社会实践、志愿者活动、学生会干部竞选、班干部或者团干部选举等方式参与校园政治。

调查显示，就“大学期间是否参加学生干部选举”，法政学院和法学分院的学生参加过此类选举的学生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分别有近90%的学生参加过班干或者团干选举，近80%的学生参加过学生或干部选举，近50%的学生参加过其他团体组织干部选举。但就“大学期间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的数据显示，法政学院有88.75%的学生选择是，而法学分院只有53.75%。就“大学期间是否参加过社会实践”的数据显示，法政学院学生90.0%参加过社会实践，而法学分院只有53.75%。综合来看，法政学院的学生政治参与方式更多样化，且非常注重志愿者活动（88.75%）和社会实践（90.0%），这些活动有助于大学生增强对社会的认同，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政治参与能力。

4.从参加的政治活动内容看，法政学院学生参与范围更广

调查显示，就“平时参加的政治活动”，两个学院的学生参加的政治活动种类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法政学院的学生有3人（1.5%）参加过游行，而法学分院的学生没有。同时，两个学院的样本量都为80，计算得到，法政学院学生每人参加2.4625项政治活动，而法学分院学生平均每人参加约2.075项。比较之下，法政学院的学生所参加的活动更为广泛，但相差不大。就“平时参加的政治活动”，法政学院的学生平均每人关注4.5项社会问题或学校问题，法学分院的学生平均每人关注3.1项，比较而言，法政学院平均每位学生关注的问题更丰富。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政治活动更感兴趣，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更加浓烈，参加的政治活动更加多样化和丰富化，这与前面的比较结果相吻合。

三、同学科背景下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学习和掌握政治知识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高校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对待政治参与的态度，进而影响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调查显示，法政学院学生认为学校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影响相当大，决定了我的参政态度”的11.25%，“有一点影响”的62.5%；而法学分院认为“影响相当大，决定了我的参政态度”的10.0%，“有一点影响”的52.5%。比较可见，法政学院学生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上学到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知识，进而形成更强烈的参与意识。但要看到，仍有25.0%的法政学院学生和22.5%法学分院的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影响，与现实脱节”，有1.25%的法政学院学生和27.5%的法学分院学生表示“不清楚”。可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待改革，以更有利于大学生培养政治参与意识和素养。

2.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渠道

大学生需要通过参与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追求。可见，政治参与渠道是否充分是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调查显示，32.1%的法政学院和17.5%的法学分院学生认为参与渠道不通畅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在各政治参与影响因素中分别排第一和第三位，说明政治参与渠道不通畅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同时，对“政治参与渠道是否通畅”的调查发现，法政学院的学生60.0%认为通畅，而法学分院的学生只有50.0%认为通畅。可见，法政学院的学生所拥有的政治参与渠道相对通畅。但两个学院分别有40.0%和50.0%的学生认为政治参与渠道不通畅。需从各方面拓宽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渠道，以促进其参与政治活动。

3.价值取向、就业方式的影响

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益抬头，大学生越来越重视个人利益的实现。7.1%的法政学院学生和31.25%的法学分院学生表示“得不到直接报酬”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同时，大学生面临学习和就业双重压力。在越来越严峻的就业趋势面前，大学生易偏向关注自身发展，缺乏时间和精力甚至不愿去思考国家政治问题。大多数大学生更愿专注于自身知识提高和实践技能培养以期在未来就业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相对而言，法政学院学生基础较好、学历较高，毕业后更可能找到心仪的工作。综上所述，利益分配方式和就业前景对法学分院的学生影响更大，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

4.学校学院的政治文化和氛围

作为政治参与的特殊主体，大学生尚处于政治社会化进程当中，学校仍然是他们接触的最多的环境。调查显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的学生讨论政治的状况的更加积极。调查对象中，法政学院学生经常谈论政治的比例为30.0%，不存在不讨论政治的学生。而法学分院的学生经常谈论政治的比例为25.0%，同时有7.5%的学生表示从不涉及政治讨论。另外法政学院学生表示周围同学经常谈论政治有42.5%，不存在从不涉及政治谈论的学生，而法学分院学生表示周围经常讨论政治的同学为30.0%，15.0%的同学不参与政治谈论。综合来看，法政学院的政治文化更加浓郁，政治氛围更加积极，有利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

5.家庭氛围

家庭环境是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基本环境，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具有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父母自身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对子女参与政治的态度、父母自身的政治意识和素养等等都会对子女的政治参与现状产生影响。

调查显示，法政学院的学生在家庭中讨论政治的状况更加良好，经常谈论政治的比例为42.5%，远高于法学分院学生经常谈论政治的比例（22.5%）。父母对子女政治参与的态度也更加积极，支持子女积极参与的比例有47.5%，远高于法学分院的比例（22.5%）。同时，法政学院学生在家里收看新闻的频率更频繁，一周数次收看新闻的比例占70.0%，远高于行知学院法学分院的比例（27.5%）。可见家庭氛围是影响两个学院学生政治参与的原因之一。

四、完善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对策

1.改善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环境

良好和谐的政治环境和氛围对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具有重要意义。为培养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认知，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三大环境的共同改善。

（1）营造良好的校园政治文化氛围

学校是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最重要的环境因素。首先，学校要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和谐民主的校园政治文化，为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广阔的空间。高校应重点扶持一些政治类社团，经常开展政治活动，培养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提高政治认知，增强政治参与能力，为大学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学校要自觉承担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责任，引导大学生接受国家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以减少非主流政治文化对大学生的冲击。为此，学校要加强校园网建设，对大学生网上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参与进行监督和引导。

（2）创建和谐民主的家庭氛围

第一，提高家长的政治理论素养。家长要对子女政治参与进行引导。为此家长要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提高政治素养。第二，转变家长政治观念和教育观念。家长应认识到政治社会化价值，支持和理解政治教育，自觉承担对子女的教育责任。第三，家庭成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政治理论只有运用到实践中才会发挥作用。第四，营造和谐民主的家庭氛围。成长在和谐民主的家庭的大学生会形成健全的正直人格。

（3）营造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

第一，建设协调一致的制度环境，为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创造制度条件。不仅要坚持已颁布的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且也要制定新法律，以适应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第二，弘扬主流政治文化，减少各类政治社会化途径影响的冲突，为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第三，加强网络管理和建设，为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创建良好的网络环境。运用法律和技术手段，加强网络监控和管理。第四，促进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

2.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着力培养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

（1）加强政治观教育，强化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

首先，加强政治参与理论知识教育，提升大学生政治主体意识。在政治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将学习与实践有效结合，发挥主人翁精神，参与到社会政治建设中来。其次，加强政治参与引导，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自觉性。课堂内外，为学生营造积极的政治参与氛围，使其对政治参与保持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

（2）加强政治参与知识教育，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能力

首先，建设和谐的课堂氛围和校园文化，为政治参与教育提供良好环境。提高教育者素质修养，以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积极进取的态度影响学生。其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实践内容。让大学生接触和了解基层民主选举活动，使他们懂得政治参与的程序，掌握更多政治知识，具备较高政治能力。最后，抓好“两课”教学。“两课的教学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的教学，更应通过对当代社会的分析，使大学生全面准确了解社会，提升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

（3）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加强对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的引导

在教导大学生学习更多知识的同时，要引导他们鉴别政治参与中的误区。首先，通过科学的理论认知，强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同。其次，让大学生在实际政治生活的参与中行使政治权力，通过对国家和社会事物的管理增强社会责任感。再次，树立正确政治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

（4）提高党团组织的教育引导作用，引导大学生政治参与健康发展

要充分发挥高校党团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引导和管理职能。首先，加强对党团组织的认识，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团组织的大事来抓。其次，发挥党团组织教育引导作用，引导大学生政治参与健康发展。发挥党团组织作用，加强大学生的实践组织活动，和政治参与心理疏导，促使积极健康参与政治生活。最后，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发挥学生党团领导作用。

政治参与论文范文第15篇

1中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与意义

1.1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意义大学生政治参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重大的社会意义，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政治参与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最通常和广泛意义的实现。青年期是个体成长过程中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形成的重要时期，大学生就读期间是其获得政治意识、信仰、知识、情感、能力，逐步树立政治观的过程；是掌握社会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质，进而成为符合主流社会政治要求的社会成员的过程［3］。其二，扩大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治民主化对大学生提出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大学生群体积极的政治参与，将会带动全社会广泛和普遍的政治参与，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养和民主意识，全面促进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在于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之尽可能地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使国家政治体系的举措避免或减少对“公平性”的可能偏离，以提高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亨廷顿等［4］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说明政治制度化不良、政治参与无序都会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笔者认为，从另一角度讲：社会发展∝政治参与×稳定的社会政治，即在社会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提高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将会促进社会发展，同时产生大量的社会精英。

1.2当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国内理论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便开始了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和探讨，近十年更是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现状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然而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参与”依然是一个罕有人提及的理念。大学师生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知识相当缺乏，对于政治参与的途径、渠道、方式方法所知甚少，甚至有些根本没有听说过“政治参与”术语。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急需加强该领域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着手，寻求对大学生进行相关教育和培训的有效途径与方法。各地问卷调查数据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比较一致，认为当前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以下特点：其一，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流积极向上，同时存在政治情感冷漠。大多数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意识比较强，能主动关心时事动态，但也有一部分大学生政治情感冷漠，政治兴趣缺乏，忽视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更不重视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政治责任。其二，大学生政治认知与实际的政治行为不协调。尽管他们有较强的参政意向，但政治素养不高。表现出理论基础薄弱，缺乏相对专业的政治理论知识，政治认知模糊，往往在认知层面选择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差异，政治情感不稳定，政治态度不明朗，实际参与能力较低。其三，大学生政治参与动机多元化，个人本位主义趋势日益显著。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源利益分配机制对人们的价值观造成冲击和影响，造成大学生中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蔓延［5］。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积极推进大学生政治参与

与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类似，美国的社会教育、德国的政治教育、法国的公民教育也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品行的教育。西方社会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在法制建设、课程设置、行为参与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不断完善政治认知、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这三个政治教育中的基本概念和关系层面［6］。综合考虑，笔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大学生政治参与。

2.1全面提高政治参与的意识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认识到培养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责任与义务，着力加强政治参与的宣传、学习和教育，将其作为党政、团学、学工的关注议题，体现在日常工作中，落实在教学、实践、思想教育等各个环节，并逐步列为评估高校对社会贡献和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考核指标。

2.2加强政治认知、政治认同教育

从概念的辨析中，本研究认为政治参与属于行为范畴，但这些具体的行为必然受参与者的政治认同支配和政治认知左右。加强文化通识教育、丰富政治理论课程，是明确政治认知，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辨别能力，提高政治素养的基本要求。开展丰富的文史哲美伦理等文化通识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观、历史观、社会责任感，提升其政治素养与人文涵养。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了巨大的潜移默化的政治教育功能，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及“位卑不敢忘忧国”等思想，可以激励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而儒家学说中的“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思想，则体现了“以德治国”“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个具有丰富人文底蕴的人，通常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政治学角度看，该个体必然有着强烈的政治情感，理智的政治认同，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达到了政治社会化的目标［7］。另外，还要强调公民责任意识，形成政治态度。公民政治参与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加入政治参与的内容，加强宪法教育，加深大学生对公民基本权利、公民基本义务和公民社会政治责任的认识。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中的精英，更应具备现代文明的法制意识和民主精神。

2.3重视政治参与技能，培养公民政治意识

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素养，引导大学生有意识地关注时下的政治热点问题，并努力提高认识的全面性、准确性。政治体制确定以后，政治参与的形式和手段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性和方法学范畴。政治参与涉及每个公民，要设置一些指向明确的政治参与行为学的教育环节，注重政治参与实务技巧训练，诸如行政管理的技能技巧、常用法律文书常识、信息获取与诉求传递、选举和被选举、辩论诘问与质询听证、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公务员法规等实务课程和训练，使大学生充分了解和掌握政治参与的知识、程序、渠道和方法，学会合法行使权力，了解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如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合理合法捍卫利益的权力，反对社会腐败的权力，遵守法律的责任，伸张社会正义的义务，必要时应征服兵役的义务等。政治理论要结合社会实际，培养学生具有爱国主义的情怀，用民主、法制的精神，理智辩证地审视社会矛盾，客观全面地分析和判断政治问题，唤起政治兴趣，掌握政治知识，提高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

2.4营造政治参与环境

大学校园文化是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参与各项实践活动，可使大学生检验和修正自己政治思想和理论，产生新的感受和认识，不断形成自己的政治认知，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技巧，完善政治人格。大学生本着政治参与的意识深入社会，结合社会现实调查研究是很好的形式。通过调查走访，查阅资料，分析归纳，学生可以学会综合、质疑、批判、分析、创新和实证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深思熟虑，客观公正地作出政治判断，给出相应建议或反应。尽管目前大学设有军训、学习参观、社会调查、大学生村官计划、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生产劳动、勤工助学等实践教学环节，这些例行实践过程论及广度和深度是不充分的，社会和大学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学校要以培养政治参与实践的态度让大学生参与学校各项管理，关心学校的发展计划，关心社区发展情况。设立校长信箱、校长热线、校务公开日、领导接待日、后勤监督委员会等，倾听学生的诉求，提高学生的参政地位，关切校务管理的途径和方法，都是让学生在校园里践行政治参与，养成良好的习惯和理念，避免非常态的极端化做法，是对未来关心国家事务和社会公益的前期准备和锻炼。在校园内可以创建一些模拟的社会管理模式，例如辩论会、模拟施政演讲与质询会、听证会、网络交互论坛等，有意识地为政治参与锻炼服务。要引导政治意识、组织管理、行政能力、工作作风比较突出的学生骨干学习和依法实践政治参与过程，假以时日，他们将是未来的国家英才。要为其创建实践平台，发挥各种学生社团的作用，扩大政治参与面。基层民主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完善机制，调动学生热情，在校园范围内开展合理、合法、合规的团学干部和社团干部竞聘上岗制度，培养大学生发表自己的施政主张、诘问对手和上任承诺的能力，也养成接触群众、兑现承诺的习惯。这种模拟政治选举的活动，既可以锻炼有政治意向的学生干部，也可以使学生得到作为选民的政治体验和人生经验，对未来参与正式选举和被选举是一种预演和准备。

2.5发挥社会政府职能

支持和鼓励大学生政治参与应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政府和社会应当疏通信息渠道，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功能，将听证公告信息联通高校；广开参与门户，为大学生政治参与营造和谐良好的参与环境，欢迎大学生参政议政。政府的招标会、听证会、法庭庭审等涉及社会公开公正公平的形式，应向高校开放旁听，让大学生了解政府或政府机构如何行政管理，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参与的方式何为有序。长期以来，多处高校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与大学生接触甚少，应当改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脱离选民的状况，社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定时按约与大学生选民沟通，如开通网络议事，以了解他们的诉求，解释他们的疑虑，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一种真实体现的政治参与过程。要鼓励大学生自觉地投身政治参与，上通“天气”，主动学习领会党的政策方针；下接“地气”，积极下基层进社区，习惯与群众结合，习惯面对挑战，习惯参与竞争，习惯接受监督，习惯保持诚信，习惯恪守廉洁，习惯为民施政，习惯兑现承诺，习惯承受来自于公众的压力。使大学生树立起“我是国家未来管理者”的观念，树立起“我是国家栋梁”的自豪感。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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