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经济建设；法治；行政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大作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战略部署。经济的振兴与持续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平台。依法行政的实践与行政法学理论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防护林”。 衡量一个社会有多少财富要看它的经济指数，然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指数则要根据那里的法治状况来判定。经济的振兴应当表现为经济基础的夯实、经济实力的增长及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但恩，经济的振兴与持续发展必须以法治为依托。也就是说振兴经济，法治应先行。 一、经济与法治的关系 经济与法治建设的关系相当密切。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建设属于经济基础范畴，法治建设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必然决定着上层建筑中法治建设的内容、方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它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样，经济建设决定着法治建设的内容、方向。法治建设在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亦会对其产生反作用：当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相适应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前进，反之，它就会凸显其负面本性，使生产力的发展举步维艰。历史上法治建设不健全、法治环境不完善进而影响、阻碍社会发展的案例，俯拾皆是。法律虽有很多“不能”，但现在它已成为调整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与方式。同时，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是根本的、缓慢的、隐然的、理性的、长期的，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表现出相对性、迅急性、显象性、感性性及周期性的往复，具有一种虽被决定但确极具主动性的特质。因此，我们虽不能夸大法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这种反作用，但却不能不给予其足够的审视。 法治建设包涵两个层次的内容四。第一个层次，即传统意义上的法制——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辽宁应当因时、因地、因实际制宜，在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前提下，紧紧依靠党的相关政策，加紧制定经济振兴亟需的、也是实际所需的，具有前瞻性、多视角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第二个层次，就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即按照第一个层次的法制进行实际的管理。它是一个动态的施行过程，包括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内容。依法行政就是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二、行政在法治中的当然涵义 由于行政权是国家权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其执行的内容直接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否依法行政，是否全面地、及时地、如实地依法行政，在很大范围内和相当程度上必将直接影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而，大力加强法治建设，努力建设一个文明、有序、公正、透明的执法环境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一)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权的取得必须合法 因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不是当然取得。行政职权只有经过法律的设定和授予才能存在，这是行政执法机关取得行政职权的唯一合法途径。同时，行政权对于国家来讲，是权力(又称为行政职权)，但对于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它同时又是义务(也称为行政职责)。既然行政权源于法律的设定或法律法规的授予，因此，任何没有法律根据的权力，包括行政职权，其存在和行使都是当然无效的。 (二)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合法 既然行政权源于反映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那么法律在设定、授予行政职权之时，必然从内容、形式等方面作出明确限定。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及其他被转移给行政职权的组织，必须依法而为。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行为必然导致违法。合法行使行政职权包涵三方面内容： 其一，行政职权的主体必须合法。能够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设定而取得的行政职权；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妇联、居委会、村委会等非国家机关组织，经由法律法规授权而取得行政职权问；行政机关也可以将非专属于自己行使的行政职权，委托给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事业组织或个人来行使。例如，公安机关可以把罚款权委托给事业组织或个人来行使，但是拘留权不能委托。因为该项职权专属于公安机关，而且只能由它行使。再如，工商机关收税是一种明显的越权违法行为，但是如果一个非工商行政机关在执法时，将相对人的营业执照收去，甚至做出暂扣或吊销营业执照的决定，此种同是越权违法的行为，由于该机关权限范围极大。相对人即使知道其越权但因某种惧怕心理也不 敢轻易抗言。同时此类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其负面效应也容易被行政职权表面的某些职能上的共性所掩盖，再加上很难取证，实践中某些机关并未取得但却行使另一职权之事时有发生。 其二，主体行使职权的内容——行政行为合法。由于行政职权强大的执行功能及其特有的公定力，如果法律对之不加以明确限定，其强大的破坏力就会毫无掩饰地凸现出来，进而影响整个权力系统良性运行的基础。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涵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行政行为的作出要符合立法目的。立法设定、授予行政职权的目的，就是要求执法者依法对国家、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以实现行政效率的最大化。但效率的前提是依法而为，因此一个合格的执法者应该不唯上、不唯关系、不唯个人好恶，只应唯“法”是从。其次，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作出。一方面，行政行为要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如实作出，执法者无权擅改法定内容，更不能滥用职权，大搞“态度罚”、“关系罚”，借机泄一己私愤或谋取非法利益。另一方面，执法者也不能越权执法。如果执法超越法定权限范围去行使自己根本无权行使的权力，虽然其心理上可能会有某种“满足感”，抑或“成就感”，但容易使相对人对行曲权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同时，由于超越职权的动机与最终后果必是对职权的“滥用”，因此，它更容易造成行政权信赖利益的损失。第三，行政行为的作出要有法定证据。包括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如果一个行政行为的作出，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这不仅表明该执法者欠缺必要的法律素质。同时，他也要承担不利的行政法律后果。所有这些都需要从加强基本法律的宣传，强化执法者的职业道德水准，提高执法者的法律知识与专业技能，加大对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职权违法行为的检查、督导、惩处力度以及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法律素养等方面去着力解决。 其三，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合法。程序是实体生命的价值表现，是实体内容从应然状态到达实然效果的阶梯。执法者需载荷着实体内容，沿着法律设定的“程序”阶梯逐级而上，既不能多走，也不能少行。多走就会造成法律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少行就有可能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实体利益。实践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出于不正当目的而违反法定程序之事亦不鲜见。例如法律明确规定，行政行为作出后，必须明确告知相对人有复议请求权、起诉权及相应的复议期限和起诉期限。有些执法者，或者不告知，或不明确告知(如含糊其词，令相对人难以听清)，或只告知相对人部分权利。此类行为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属当然违法。 (三)如果说依法行政维系着法律的经济价值，那么合理行政就在实现着法律的社会效益 行政应当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功效。因此，依法行政的同时，也必须合理行政。由于社会事务的复杂多样以及相当范围内相当程度的实质性专业技术内容的要求，我国至今仍未设立统一的行政法典对行政内容加以具体规定，对很多情形只做了原则性规定，并由行政机关选择做出某种行为，这就是必须合理行政的基础——行政自由裁量权四。由于法律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行政职权于实践中极易泛化和被滥用。虽然法律在宏观上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具体幅度之内，执法者仍有相当大的、相对“自由”的裁量权。加之行政权“先天”的公定力。如果只是合法而不合理行政，那么相对方即使通过法律救济也很难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对某种行为施以行政罚款3万10万元。只要在此幅度内，罚多少都是合法的，但对于相对人来讲，就存在一个合理的数额问题。对于行政执法者来讲，也存在一个合理执罚问题。如果行政行为显失公正或相当不合理。相对方迫于法律的压力，只有被迫接受或执行，那么法律只是作为手段被实施，其教育及平息社会矛盾的目的远未达到，更不要说其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了。因此我们认为，法律的实施应以解决思想矛盾为要务。行为的冲突，其本质就是思想——如价值观、人生观等相冲突难以调和的结果。在大部分的上访特别是群体性越级上访事件中，行政不合理的案件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今后的执法实践中，合理行政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关键因素。 (四)依法行政要求执法者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由于行为方式的积极、涉及面广，使得行政职权在行使过程巾极易被放纵。如果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就必须依法承担责任。行政执法者依，如实地承担法律责任，是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的双重体现。这对于社会的稳定、一个良好法治环境的营造，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行政的回归——筹建双重“绿色”防护林 依法行政的客 观实际要求必须迅速转变原有的行政观念。传统意义上认为，行政就是管理，这很容易将行政裁量权和行政执法者的“唯我”心理在实践层面“放大”。随着社会公众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的增强，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现代国家在经贸、法律等方面交流的拓展，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融组织、服务、管理、决策和提供福利等职能于一体的行政，愈见清晰，而且其中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充分，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观念要更新，工作要创新，原有知识要升级，行政姿态要降级。那种冷、横、硬、推的行政方式以及显失于“理”的行政内容，在—个文明、法治的现代社会里是难有空间的。 着力引导行政思维的转变和行政素养的提高，正确处理行政执法中“法与理”的辩证关系，努力营造一个服务型的、崭新、高效的法治环境，应是今后行政法学理论与依法行政实践共同努力的方向。它们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防护林”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经济建设；法治；行政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大作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战略部署。经济的振兴与持续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平台。依法行政的实践与行政法学理论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防护林”。 衡量一个社会有多少财富要看它的经济指数，然而一个社会的文明指数则要根据那里的法治状况来判定。经济的振兴应当表现为经济基础的夯实、经济实力的增长及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但恩，经济的振兴与持续发展必须以法治为依托。也就是说振兴经济，法治应先行。 一、经济与法治的关系 经济与法治建设的关系相当密切。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建设属于经济基础范畴，法治建设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必然决定着上层建筑中法治建设的内容、方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它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样，经济建设决定着法治建设的内容、方向。法治建设在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亦会对其产生反作用：当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相适应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前进，反之，它就会凸显其负面本性，使生产力的发展举步维艰。历史上法治建设不健全、法治环境不完善进而影响、阻碍社会发展的案例，俯拾皆是。法律虽有很多“不能”，但现在它已成为调整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与方式。同时，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是根本的、缓慢的、隐然的、理性的、长期的，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表现出相对性、迅急性、显象性、感性性及周期性的往复，具有一种虽被决定但确极具主动性的特质。因此，我们虽不能夸大法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这种反作用，但却不能不给予其足够的审视。 法治建设包涵两个层次的内容四。第一个层次，即传统意义上的法制——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辽宁应当因时、因地、因实际制宜，在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前提下，紧紧依靠党的相关政策，加紧制定经济振兴亟需的、也是实际所需的，具有前瞻性、多视角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第二个层次，就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即按照第一个层次的法制进行实际的管理。它是一个动态的施行过程，包括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内容。依法行政就是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二、行政在法治中的当然涵义 由于行政权是国家权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其执行的内容直接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否依法行政，是否全面地、及时地、如实地依法行政，在很大范围内和相当程度上必将直接影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而，大力加强法治建设，努力建设一个文明、有序、公正、透明的执法环境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一)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权的取得必须合法 因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不是当然取得。行政职权只有经过法律的设定和授予才能存在，这是行政执法机关取得行政职权的唯一合法途径。同时，行政权对于国家来讲，是权力(又称为行政职权)，但对于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它同时又是义务(也称为行政职责)。既然行政权源于法律的设定或法律法规的授予，因此，任何没有法律根据的权力，包括行政职权，其存在和行使都是当然无效的。 (二)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合法 既然行政权源于反映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那么法律在设定、授予行政职权之时，必然从内容、形式等方面作出明确限定。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及其他被转移给行政职权的组织，必须依法而为。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行为必然导致违法。合法行使行政职权包涵三方面内容： 其一，行政职权的主体必须合法。能够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设定而取得的行政职权；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妇联、居委会、村委会等非国家机关组织，经由法律法规授权而取得行政职权问；行政机关也可以将非专属于自己行使的行政职权，委托给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事业组织或个人来行使。例如，公安机关可以把罚款权委托给事业组织或个人来行使，但是拘留权不能委托。因为该项职权专属于公安机关，而且只能由它行使。再如，工商机关收税是一种明显的越权违法行为，但是如果一个非工商行政机关在执法时，将相对人的营业执照收去，甚至做出暂扣或吊销营业执照的决定，此种同是越权违法的行为，由于该机关权限范围极大。相对人即使知道其越权但因某种惧怕心理也不 敢轻易抗言。同时此类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其负面效应也容易被行政职权表面的某些职能上的共性所掩盖，再加上很难取证，实践中某些机关并未取得但却行使另一职权之事时有发生。 其二，主体行使职权的内容——行政行为合法。由于行政职权强大的执行功能及其特有的公定力，如果法律对之不加以明确限定，其强大的破坏力就会毫无掩饰地凸现出来，进而影响整个权力系统良性运行的基础。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涵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行政行为的作出要符合立法目的。立法设定、授予行政职权的目的，就是要求执法者依法对国家、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以实现行政效率的最大化。但效率的前提是依法而为，因此一个合格的执法者应该不唯上、不唯关系、不唯个人好恶，只应唯“法”是从。其次，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作出。一方面，行政行为要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如实作出，执法者无权擅改法定内容，更不能滥用职权，大搞“态度罚”、“关系罚”，借机泄一己私愤或谋取非法利益。另一方面，执法者也不能越权执法。如果执法超越法定权限范围去行使自己根本无权行使的权力，虽然其心理上可能会有某种“满足感”，抑或“成就感”，但容易使相对人对行曲权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同时，由于超越职权的动机与最终后果必是对职权的“滥用”，因此，它更容易造成行政权信赖利益的损失。第三，行政行为的作出要有法定证据。包括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如果一个行政行为的作出，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这不仅表明该执法者欠缺必要的法律素质。同时，他也要承担不利的行政法律后果。所有这些都需要从加强基本法律的宣传，强化执法者的职业道德水准，提高执法者的法律知识与专业技能，加大对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职权违法行为的检查、督导、惩处力度以及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法律素养等方面去着力解决。 其三，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合法。程序是实体生命的价值表现，是实体内容从应然状态到达实然效果的阶梯。执法者需载荷着实体内容，沿着法律设定的“程序”阶梯逐级而上，既不能多走，也不能少行。多走就会造成法律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少行就有可能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实体利益。实践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出于不正当目的而违反法定程序之事亦不鲜见。例如法律明确规定，行政行为作出后，必须明确告知相对人有复议请求权、起诉权及相应的复议期限和起诉期限。有些执法者，或者不告知，或不明确告知(如含糊其词，令相对人难以听清)，或只告知相对人部分权利。此类行为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属当然违法。 (三)如果说依法行政维系着法律的经济价值，那么合理行政就在实现着法律的社会效益 行政应当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功效。因此，依法行政的同时，也必须合理行政。由于社会事务的复杂多样以及相当范围内相当程度的实质性专业技术内容的要求，我国至今仍未设立统一的行政法典对行政内容加以具体规定，对很多情形只做了原则性规定，并由行政机关选择做出某种行为，这就是必须合理行政的基础——行政自由裁量权四。由于法律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行政职权于实践中极易泛化和被滥用。虽然法律在宏观上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具体幅度之内，执法者仍有相当大的、相对“自由”的裁量权。加之行政权“先天”的公定力。如果只是合法而不合理行政，那么相对方即使通过法律救济也很难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对某种行为施以行政罚款3万10万元。只要在此幅度内，罚多少都是合法的，但对于相对人来讲，就存在一个合理的数额问题。对于行政执法者来讲，也存在一个合理执罚问题。如果行政行为显失公正或相当不合理。相对方迫于法律的压力，只有被迫接受或执行，那么法律只是作为手段被实施，其教育及平息社会矛盾的目的远未达到，更不要说其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了。因此我们认为，法律的实施应以解决思想矛盾为要务。行为的冲突，其本质就是思想——如价值观、人生观等相冲突难以调和的结果。在大部分的上访特别是群体性越级上访事件中，行政不合理的案件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今后的执法实践中，合理行政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关键因素。 (四)依法行政要求执法者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由于行为方式的积极、涉及面广，使得行政职权在行使过程巾极易被放纵。如果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就必须依法承担责任。行政执法者依，如实地承担法律责任，是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的双重体现。这对于社会的稳定、一个良好法治环境的营造，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行政的回归——筹建双重“绿色”防护林 依法行政的客 观实际要求必须迅速转变原有的行政观念。传统意义上认为，行政就是管理，这很容易将行政裁量权和行政执法者的“唯我”心理在实践层面“放大”。随着社会公众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的增强，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现代国家在经贸、法律等方面交流的拓展，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融组织、服务、管理、决策和提供福利等职能于一体的行政，愈见清晰，而且其中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充分，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观念要更新，工作要创新，原有知识要升级，行政姿态要降级。那种冷、横、硬、推的行政方式以及显失于“理”的行政内容，在—个文明、法治的现代社会里是难有空间的。 着力引导行政思维的转变和行政素养的提高，正确处理行政执法中“法与理”的辩证关系，努力营造一个服务型的、崭新、高效的法治环境，应是今后行政法学理论与依法行政实践共同努力的方向。它们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防护林”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借鉴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是两种基本立场对立的基础经济思想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以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历史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段矛盾，阐明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对象，通过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水火不容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对立的阶级性。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做出不相同的解释，提出不相同的政策主张，得出不相同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层次、国家和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研究经济理论。与此相反，大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其实，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可能的生产方式。

（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看法相异。

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于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哲学教科书所认为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中的一个部分。

（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看法相异。

从研究内容上看，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计量和实证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定性，规范分析。如有关工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到工人劳动力后，就取得劳动力使用权，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和剩余价值，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资本家则得到剩余价值。这就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价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即是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这就是说，资本家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应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这一本质。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大体上来说，是以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数学分析，一种是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多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偏重分析经济运行，就像萨缪尔森的规定，其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它着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要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得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2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只要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弄清了经济学的实质，就可以更全面地更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一套研究规范。这些经济理论由于在研究规范上的基础相同，使得他们同列入西方经济学的门下。马克思提出的很多理论思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存在一些交集的。比如说，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劳动价值论为例，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价格理论并非与此完全矛盾。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有关福利经济学，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它们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商品经济具体机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运行等，其真正的目的是如何使微观经济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关“经济人”的假说，通过数据的计量检验，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以达到特殊个体的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作为重点，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来推理、预测未来社会的生产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经济学也是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发展中，经济学体系的演进其实质上也是一个综合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被兼收并蓄地容纳进西方经济学框架里，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浅显的说，政治经济学就如同一个大厦，各个经济学家的不同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同具体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其中合用的材料常常被用于其中。有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本来就是大夏具体的建筑材料。也可能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时又被分解成各种素材后又重新建构成新的大厦，从而形成了更加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组合构建最著名的就有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所以说从研究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的共性。

3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可行的吸收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运用一些共性的范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从而创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比如我们可以从私有剩余价值和私有资本中抽象出剩余价值一般和资本一般，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创造共有剩余价值和公有资本的新范畴。我们可以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置于一个统一的一般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待，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起具有科学，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两个异质的机体。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同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体系，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仔细地把西方经济学中可资借鉴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劝说集［J］.商务印书馆，1962：244-245.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理性；政治理性；绩效评估；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半封闭半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我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经济领域，但上层建筑也发生了相应的连锁反应。这种变化的突出表现是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着进步因素，如政府职能重心的转移、行政机构设置的调整、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变革等等，它标志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变迁。

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历程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理性取向阶段。对于我国而言，绩效管理是舶来品，它最先产生于欧美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国家就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产品极大丰富，与此同时公共生活领域也大大拓展。然而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家进入了滞胀阶段，经济发展停滞，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此时政府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经济衰退导致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另一方面是在经济繁荣时期早已大大扩展了的行政职能和规模庞大的行政机构。面对广大公民日益商涨的呼声，各国政府不得不开源节流，通过推行绩效管理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的社会满意度，在此背景下，新公共管理(NewPubHcManagement)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继承了古典管理的“管理主义”，“管理主义”认为良好的管理可以通过引进私营部门中良好的商业实践在公共部门中实现。新公共管理所奉行的是“新管理主义”，“新管理主义”是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综合，主张管理的自由化和管理的市场化取向。绩效评估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公共管理中起着“标尺”的作用，它的发展是伴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发展而逐渐演进的。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在欧美国家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如英国保守党上台后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派掀起了大规模私有化改革，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出了诸如雷纳评审运动、部长管理信息系统运动、财务管理新方案运动等等，在这些运动的刺激下英国政府管理绩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绩效评估中的经济理性也因此盛极一时。

综上可见，在绩效评估兴起的初期，它是以“三E”为根本指标的，即经济(Economy)、效率(Eiticiency)和效能(Effectiveness)，新公共管理彻底接受了古典管理对于效率的追求。笔者认为这种管理的效率取向即经济理性。经济理性又可以称之为资本理性，资本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值，商业天然地具有开放性、扩张性和增值性，在这些特性的引导下经济活动中的一切组织和个人无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故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效率取向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效率指的仅仅是货币形式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还没有扩大到后来的质量管理运动时期的泛化效率，效率内涵的扩大已经是新公共管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了，在第一个阶段其内涵仅仅是狭义上的。经济理性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具体理论范式有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败理论”，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前者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公共服务领域进行研究和分析，指出了政府的行动和政策低效能的原因，并且提出了补救措施，布坎南的这一研究创立了“公共部门经济学”，从而扫除了经济学的盲区，同时也丰富了行政学的研究方法。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则是更加直接大胆地将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方法运用于公共部门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原则，希望藉此来提高政府的绩效。这些理论极大丰富了行政学的学科内涵，在经济理性指引下的绩效评估也有力地促进了政府绩效的提升。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第一个阶段是政治理性导向阶段。行政学的理论渊源是政治学和管理学，其中又要数和政治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两门学科使得行政学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了规范取向和工具取向，在行政学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次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尽管每一次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都无疑可以从不同角度深化人们对于公共行政的认识，但是它同时也常会使得人们过于倚重某乙种认识视角而影响其对公共行政的完整认识。新公共管理发展初期对于经济理性的过度追求，虽然在短期内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绩效，但是从长远来看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公共产品供给中社会公平的缺失，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经济理性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

首先，经济的发展和广大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政治参与意识觉醒并且政治参与热情逐渐高涨，全体公民对于政治民主的需求日益强烈，传统的经济理性取向的绩效评估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政府传统上所具有的舆论和信息权威受到挑战，普通公民通过互联网了也可以很快获得相关信息。在不同的信息量下公民对于政府会有不同的政治预期，不断丰富的信息使得公民对于政府的政治预期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的难度也因此加大。‘最后经济全球化使得各种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单一的经济理性取向的行政管理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日益复杂的公共环境使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趋向于多元化。

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即政治理性，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试图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嫁接到公共部门上，这种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如果要完全消除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界限又是不可能的，二者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二者所代表利益的差异性，私营部门所代表的是个体利益，其主体的单一性使得其不存在公平与否的问题，它只有单一的利益主体。而公共部门是代表着集体利益的，它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并且公共利益并非是所有集体中个体利益的简单几何相加，它是在量变的基础上经过质变综合而成，它所做的不是简单的搭积木，而应当是实验室里的化学实验。因此，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就不能是简单地以效率为导向了，它必须是在一定的量的基础上的内部优化整合，这就需要管理的、法律和政治的手段的综合运用，从而打破唯经济理性是举的局面。将公平、民主和正义引入到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中来，这种多元理性的综合即政治理性。将其称之为政治理性一方面是因为在以上三种手段中，政治手段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平、民主和正义共同构成了行政管理的规范取向，而这种取向是有行政学的主要渊源之一——政治学所赋予的。

二、我国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变迁的政策表现——科学发展观

表现在传统的经济理性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是GDP发展观的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规定了今后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此之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85年GDP(GrossDomesticProduct)成为衡量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十分明确的量化指标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然而GDP是存在不足的：一是它不能反映环境资源成本：二是它不能反映财富问题，GDP是流量指标，财富是存量指标；三是GDP不能反映结构问题；四是GDP不能反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问题。GDP导向的绩效评估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政府职能的单一性。一味的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建设，最终导致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和社会不稳定性的增加。其次，社会自主性的丧失。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造成社会的虚弱以及对政府的过度依赖，社会将因此丧失发展的动力，这种情况的恶化将是公民对于政府、国家乃至自身发展的漠视。最后，当GDP导向的绩效评估与我国领导干部的短期任命制相结合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领导干部的“短视”效应。地方领导为了能在自己任期内取得突出的政绩从而获得提拔，对于那些能在自己任期内完工的项目大力支持，而对于那些时间跨度较大、见效较慢的往往涉及到长远发展的工程则避而不谈，严重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理性取向的绩效评估体系——科学发展观诞生了。幸运的是，在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2007年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相对于GDP发展观有以下方面的进步。科学发展观正确解决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然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发展仅仅是手段问题，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手段和目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为政府的绩效评估输入了新的理念，建立了新的价值取向，进一步而言这一问题的解决成功实现了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由经济理性向政治理性的变迁。传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被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取代，但以人为本仅仅是理论上的指导，进行绩效评估是需要大量的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现实工作的，这些具体的指标将在后文中进一步的阐述。

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政治理性取向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在这一要求下必须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且各个方面要协调发展。这一要求打破了过去GDP导向的片面发展观，同时也为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力依据，当然这里还应该对于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持和实证考察，在此就不妄下定论，不过在我国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不同地区这些权重应该有一定的差异。科学发展观也勾画出了政治理性的蓝图——和谐社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是内在统一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标，同时它也是政治理性的目标和理想模式，它是决策科学中定性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虽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定量分析在社会科学中广为运用，但定性分析方法仍然不失其主体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多元理性即政治理性是难以运用具体的指标将其量化的，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应然的目标作为衡量标准。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绩效评估在量化指标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变迁的原因

(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变迁的原因是缘于行政学的学科发展趋势

行政学自从产生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规范取向和工具取向交替着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从目前的西方行政学的发展趋势来看，规范取向已经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行政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最初的以威尔逊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行政本身就是由于管理学的兴起和社会对于政府管理效率的需求而产生的，因而这个时期是工具取向的；之后就进入到了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时期(1960-1980)，这一时期主要追求的是社会效率即社会公平；第三个阶段是以奥斯本为代表的公共管理时期，这个阶段初期竭力主张将私营部门中的管理方法运用于公共领域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这种做法也存在很多的弊端，所以在其后期开始注意社会公平的问题；第四个阶段就是以罗森布鲁姆为代表的多元公共行政时期，政治理性趋于完善。综合运用管理、行政、法律的手段来实现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民主和正义。我国的行政学在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行政学的影响，故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也由经济理性逐渐转为政治理性。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题】价值论

【英文摘要】Marxrealizedthere-constructionofthemetaphysicinhis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Therefore,hemadehisresearchesofthepoliticaleconomybelongtothephilosophyofvalue.Inhispoliticaleconomy,allofthecategoriesembodyhisideasofthephilosophyofvalue.Thispaperemphaticallyanalyzesthreecategoriesofthem:money,charactersofvalueandtheFetishismofcommoditiesforrevealingMarx''''sprinciplesofthebeingofvalue,thesubjectivityofvalueandtheconsciousnessofvalue.

【关键词】马克思/价值哲学/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Marx/philosophyofvalue/metaphysic/politicaleconomy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00(2003)04-0010-07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为他展开哲学批判的一个扇面[1](序言)，而且是作为他阐发价值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除政治经济学外，马克思还通过自我意识的研究、法哲学的研究来阐发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此方面的研究参见拙文《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与市民社会》，《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马克思的实践--价值解说》，《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所以，如何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中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事实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一开始就关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定义来发掘马克思价值哲学的内涵。只是随着价值哲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定义的哲学意义提出了质疑，从而形成了前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定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学术界普遍以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定义为马克思的价值哲学定义，从而把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划了等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学术界又在对前一阶段马克思价值定义的质疑中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马克思价值哲学理论的意义，力图绕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实践概念中寻找马克思价值哲学研究的新起点。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价值理念建构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所以，我们即使追溯到实践概念，还是绕不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提出了如何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价值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定义入手，而应该从马克思的形而上学问题入手，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价值哲学问题，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思路。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困扰着他的市民社会问题。[2](P32)解决市民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探索人类历史规律的问题。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止于此，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发现人类历史规律的形而上根基，重建形而上学。

那么，马克思要重建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呢?是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扬弃，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它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人本学。因为它不仅把人作为哲学的惟一的和最高的对象，而且还把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置入感性的经验世界之中。这是对黑格尔现象学的唯心主义的颠倒。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找到感性的经验世界的真正基础。他看到了自然存在的人，却没有抓住人的劳动，没有把人的创造活动作为人自身发展的环节，不理解否定辩证法对于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所以，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没有历史的。相反，黑格尔的《现象学》却抓住了人的劳动，并通过劳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P101)。这正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1](P101)。但是，黑格尔只看到劳动作为精神创造活动的能动性，却没有看到劳动作为物质存在的自然性，他把“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1](P4)当作“劳动”的出发点，而这些“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不过是超验性的观念，是“上帝”，因而，也是“劳动”的历史限度，所以，否定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不彻底的，他的现象学也是不彻底的历史主义。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在人的自然主义与精神创造方面各持一端，都无法把人的历史性存在贯彻到底。但是，它们却又以否定的方式表明，要把人的历史性存在贯彻到底，就必须抓住劳动概念，把劳动的积极能动性、创造性与劳动的消极的自然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重建形而上学所要做的工作，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容。

马克思重建形而上学的工作虽然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出发的，却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获得了重建形而上学的两个决定性重要的哲学原则：一是历史主义原则，二是价值否定性原则。所谓历史主义原则，就是把历史本身绝对化的原则。这一原则强调现实是一切观念的出发点，强调任何事物、人的活动、社会关系、人的观念等等都是“不断运动的”，它们的存在也都只是“历史的、暂时的”[3](P142)。所谓价值否定性原则，就是从劳动的否定意义探讨人的价值生存的原则。劳动的否定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就是把劳动看作物、看作商品、看作是用价格进行交易的产品。这是对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的否定。通过这种否定，劳动被赋予了价值的意义，成为人的自我否定的价值存在。这就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

严格地说，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都产生于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创造的，一开始就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联系，本质上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就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本质上是价值的生产。在这里，不仅商品是价值物，就是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人也成为价值物。因此，研究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就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内容，也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但是，在如何研究价值规律上，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着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出发，否定价值规律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因此，他们只能看到价值生产的经济形式，却看不到这种经济形式后面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者的生存价值被否定的事实。与之不同，马克思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从批判国民经济学立场出发，强调价值规律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并通过对商品生产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及人的价值生产过程，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的生命价值创造的一个否定性环节，一种必然被扬弃的社会形态。这样，马克思就从政治经济学进到了形而上学，从分析商品生产形式进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人的生命价值及其实现过程。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就是由此而被建构起来。

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体现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哲学思路：其一，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置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加以考察，以此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其二，以劳动范畴为核心，考察人的自由本性及其自我实现的运动；其三，考察资本主义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创造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从而把历史看作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资本主义只是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否定性存在形式。这一哲学思路表明，马克思是把政治经济学当作一种价值哲学来研究的，他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每一个范畴都体现着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所以，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不仅要把握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路，而且要深入分析他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发掘其中的价值哲学思想。本文仅以其中的货币、价值属性和商品拜物教三个范畴来分析马克思的价值哲学原理。

二、货币与实践：价值存在

货币，是国民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但是，在马克思眼里，货币不仅具有国民经济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哲学的意义。国民经济学只看到货币的现象形式，哲学却处处揭示出货币的本质存在。

货币的本质是由实践规定的。但是，货币并不是消极地被实践规定，它同时也以自己的价值特征规定实践，使实践成为说明人的价值存在的范畴，因此，在说明人的价值存在上，实践与货币是两个互补的范畴。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实践与货币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价值存在的一般规定言，实践是理想的和肯定的价值存在，货币是现实的和否定的价值存在，两者分别从理想和现实、肯定和否定的方面揭示了价值存在的本性；其二，就价值存在的实现过程言，实践的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货币才是可能的。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作为人的普遍的和自由的价值存在，只有经过扬弃私有制进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而私有制就是货币制度，私有制使实践表现为异化劳动，而货币就是异化劳动成为可能的手段和力量，亦是实践的否定性存在。在这里，货币不仅是实践的异化的存在，亦是实践的否定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货币，就没有实践的现实和发展，实践作为人的自我价值创造的活动就只能停留于抽象的思辨，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

那么，货币的哲学含义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揭示出人的价值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全部哲学意义来自于它代表一种文明制度，即私有制。在哲学的意义上，私有制是把人的价值存在与人的自然生命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的过程，这种分离和对立是对人的生命的整体性的一种否定，却是一种积极的否定，因为，人只有在价值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分离和对立中，才能建立价值生命的意识，才能创造人的价值存在，因此，私有制的产生本身就证明，人的价值生命的形成首先就需要有一个分离的过程，一个否定性的过程，而私有制就是这种分离和否定的现实活动。但是，私有制本身又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分离和对立活动是通过货币功能实现的。

马克思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货币的多重哲学含义：其一，货币创造着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马克思指出，货币“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1](P140)，这一特性恰恰显示出货币具有改变人的自然特性的能力，即它能使没有头脑的人变得有实际的头脑，使一个跛子获得二十四只脚。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改变人的自然特性，并不是人自身自然的改变，而是人的社会能力和文化能力的形成，也就是说，货币能够创造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能力，从而使人克服他的自然能力的缺陷。货币的这种功能表明，货币所创造的，绝不是人的自然存在，而是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不仅如此，货币还以自身具有的“分离剂”和“粘合剂”的功能，把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人类的生活联结起来，建立它们之间的特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货币称之为“社会的电化学势。”[1](P144)其二，货币创造人的异化的，即否定性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颠倒和混淆的方式创造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存在。颠倒和混淆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是货币的神力。“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1](P144)反过来，也可以说，人的异化、人的否定性存在就是货币的人格化，或货币的人性表现。货币的这一特性使货币成为历史运动的现实力量，因为货币的神力所造成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是通过现实的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运动实现的，而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运动是个体扬弃社会整体的过程，亦是个体获得普遍价值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的自我实现看作是私有制和扬弃私有制的历史运动，而货币就是整个人类历史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在这里，马克思不仅不否定货币的积极作用，而且还从货币的否定性创造方式中发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现实力量，发现了否定性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其三，货币能够打通人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现实之间的联系，实现价值观念和价值现实之间的相互转化。马克思从思维与存在的高度考察货币的功能，指出，货币具有使人获得他想得到一切的能力，具有把人的任何需要转化为现实的本领，也就使他具有“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1](P145)。由于这一功能，货币才能超越价值观念的束缚，进入人的物质活动，从而成为实践的一个要素，参入人类历史运动。当然，货币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是以自己的方式，即以混淆和替换、颠倒世界方式，参入历史运动，所以，它创造的现实是异化的现实，它创造的观念是宗教的观念，总之，它创造的是历史的否定性存在，是供以后历史扬弃的现实基础。我们认为，马克思把货币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来考察价值观念与价值现实之间的关系，即价值思维与价值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他的价值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他的实践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这一考察不仅揭示出实践是如何获得价值规定性的，而且还揭示出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获得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规定性，从而表明，实践作为一种否定的辩证法只有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货币的哲学概括，深刻地揭示出货币与实践的关系，以货币规定了实践的价值内容和形式，而且揭示出价值的存在形式。就货币与实践的关系言，货币作为私有制的文明形式，它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包含于人类实践之中，是人类实践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货币作为整个社会联系的价值尺度和媒介，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又规定着实践的价值内容，表明实践在什么意义上成为价值存在，揭示出实践的价值存在方式及发展规律。可见，离开货币的考察，实践的价值论永远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东西。

三、价值属性与价值主体性

所谓主体性，就是人的自由本性。人的自由有两种：一种是认识的自由，一种是存在的自由，认识的自由是在人对外部自然关系中获得的，表现为人的理性的主体性，存在的自由是在人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获得的，表现为人的价值的主体性。近性主义哲学主要研究人的理性主体性，于是，形成了以认识论的方式研究人的主体性的传统，从而窒息了人们对价值主体性的研究。价值主体性与理性主体性的区别告诉我们，研究价值主体性，首先要摆脱近性主义哲学研究理性主体性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能以认识论的方式，通过对比人的感知与外部自然界的一致性来说明价值主体性，而应该通过考察人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揭示价值主体性的本质及其实现方式。那么，人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是怎样的?人是以何种方式与人的价值世界发生关系，从而获得他的价值主体性呢?马克思以对价值属性的哲学说明揭开了这一理论之谜。

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属性时，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概念：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这三个概念中，对于我们研究价值主体性最有意义的是交换价值。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交换价值不只是表示价值的社会形式的概念，它还是说明人们价值交换活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们的价值交换活动，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才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构造价值的主体性的因素，而交换价值的特性及其与价值、使用价值的联系方式直接决定着价值主体的构造方式和实现方式。所以，考察价值的主体性，最重要的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交换价值的特性，特别要说明交换价值作为人们的价值交换活动的特性。

交换价值的哲学特性是通过它的历史运动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的历史运动就是交换活动的发展，在价值形式上，它经历了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这四种价值形式的更替表明、交换价值的形而上学特性，就是以价值交换活动把隐藏于商品物的形式下的社会价值运动形式呈现出来，使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呈现为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构造和决定价值的主体性。因此，价值交换活动的历史，就是价值主体性构造的历史。这种构造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社会形式，与价值发生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确立起价值的主体性结构。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与价值都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但是，交换价值与价值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商品的社会性。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隐藏于商品的内部，它本身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它的社会性必须通过一定的现象形式来表现，于是，价值就与交换价值相结合，把交换价值作为自己的社会的现象形式。交换价值也就获得了价值的外化的、客观的表现形式。但是，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外化的、客观的形式，绝不是对单纯地反映价值的社会性，消极地依赖于价值，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价值，决定价值的实现方式。交换价值作用于价值，使价值呈现出来，首先是通过人们的交换活动建立不同商品之间的联系，并且把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价值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其次，它要扬弃不同价值主体的主观性，使价值主体的需要服从于公共的社会价值尺度，于是，主体的需要作为价值主体性的主观形式就变成了交换的动机，表现为价值与价值的交换，而价值与价值的交换表现的只是客观的、共同的社会形式。这就是价值主体性客观化的过程，亦是价值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转化。在这里，交换价值不仅揭示出商品交换中的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证明，价值主体性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内在性与外在性之分；价值主体性不可能在它的主观性中获得价值，它只能在价值与价值的交换中，通过价值客观化而获得自身的价值确认。

第二，交换价值以其活动方式改变了使用价值的意义，从而规定了价值主体性的表现方式。交换价值的活动方式就是进行价值的交换。为了进行价值交换，交换价值把商品内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外化出来，使进入交换的商品双方各持一极：代表商品价值的一极为相对价值形式，是要表现价值的方面，代表商品使用价值的一极为等价形式，是充当价值表现材料的方面。当使用价值成为表现价值的材料时，它就超越了自然形式的限制，不再是商品的自然实体，而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是以其某种有用性表现抽象人类劳动的形式。于是，使用价值成为了价值的镜子，而价值把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实现形式。我们知道，价值作为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体现的是人的创造本性，亦是价值的主体性。因此，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交换中建立起来的本质和实现形式的关系，也就是价值主体性与价值自然体之间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价值主体性的社会性只能通过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交换价值建立了价值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交换活动是以价值的个体性存在为前提的，交换活动的功能就是把不同的个体联结成社会的整体。在交换中，个体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转化为价值，也就把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不仅如此，随着交换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关系，个体在进入交换之前就把自己的产品当作社会的产品来生产，并且以交换价值的社会尺度来约束自己的生产，使其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这样，交换活动就使自己成为了价值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建构过程，一方面，它把价值主体分裂为个体，另一方面，它又赋予个体以价值社会性，把个体联结成有机的社会整体。

价值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其实就是价值主体与价值世界的关系。从这一观点看，交换活动不只是建构价值的主体性，而且还建构了人的价值世界，它是以价值主体的建构来展示价值世界的结构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四、商品拜物教与价值意识

商品拜物教概念是马克思对商品所作的最明显、最突出的形而上学反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开篇，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4](P88)商品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是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地，也是马克思说明商品拜物教的逻辑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就是商品的本质与表现这个本质的现象形式之间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这种矛盾和不一致也就是商品的异化存在。

商品首先是劳动产品。劳动产品是人们社会劳动的成果，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商品作为劳动产品，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产品。但是，商品又不同于劳动产品，劳动产品采取的是直接的共同劳动形式，直截了当地表现人的社会性，而商品生产则采取的是私人劳动形式，因此，它的社会性不能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社会形式。交换把劳动产品抽象为人类社会劳动本身，抽象为价值，把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价值与价值的关系，这时，人类劳动的社会性就取得了价值的表现形式，即采取了物的外观。于是，劳动产品就转化为商品，劳动产品的社会性就转化为商品的价值关系，劳动产品的自然形式就转化为商品交换的物质媒介。这就是商品社会化的特殊表现形式。马克思把这种特殊形式表述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4](P89)

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以物与物的关系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本身就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首先发生在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以物与物的关系为外观，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物化的结果，它使人类劳动的性质脱离了人自身的存在，并且成为独立于人、制约人的活动的存在物。这种存在物本身就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的异化物。其次，物与物的关系也处在异化之中。物与物的关系本来是劳动产品的自然关系，却采取了价值的形式，这就意味着，物与物的关系已经从它们的自然形式中异化出来，成为掩盖人的劳动社会性的物质外壳。人类劳动的社会性采取物与物的关系的外观所引起的这种双重异化使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4](P89)，于是，人们的感觉也随之异化了，商品的价值给予人们感觉的，不是人自身的社会性，而是同人的社会性相对立的物的形式。这种感觉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商品拜物教。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商品内在的社会性与其表现的物的外观的矛盾和不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拜物教与宗教一样，是异化的意识。但是，同为异化的意识，商品拜物教与宗教又有区别。宗教的异化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性，而商品拜物教的异化则产生于人与自己创造的生产方式的狭隘性，明确地说，它是私有制的产物。由于这一区别，宗教的异化意识表现为对上帝崇拜，而商品拜物教的异化意识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崇拜，本质上是异化的价值意识。在这里，价值意识的本质通过商品拜物教被揭示出来：价值意识不产生于人们的认识活动，而是产生于人们的交换活动，所以，价值意识不是对价值的反映，而是价值的创造，它不存在于人类的理智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现实活动中。因此，价值意识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意识，只有在商品的本质中才能得到说明和理解。

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揭示了价值意识的秘密，也展示了货币、价值属性的历史局限性，从而表明，人的价值存在、价值的主体性和价值意识都是时代的产物，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它们以异化的和否定的方式存在，随着商品生产为新的生产形式所代替，这种异化的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必然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内核的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这是价值哲学的绝对历史主义的观点。正是在坚持这一观点上，马克思把自己的价值哲学与现代其他价值哲学区别开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1)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动。其构成了目前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临时性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类型。

(2)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或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条件，学生前往外国接受教育，还有工作人员到外国企事业单位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特殊学习性移民.

(3)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进行的移民活动。

(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许可而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另一国，或是有效证件已经过期，却仍停留在目的国而不返回祖国的移民，这些人大多是非法劳工。

(5)难民与避难者，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由于受到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国籍，迁往他国进行避难的移民活动。除开以上几种类型外，国际移民还包含半移民、两栖移民、回归移民等等。国际移民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从一个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区迁移到一个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资源等进行迁移，有很强的利己性，这也导致了迁移的地区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移民输入数量，一定是高于经济较落后国家的输入数量。发展中国家一般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移民环境优美的国家，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主体，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尽管比例仍在较少，但却呈增长趋势。

二．国际移民的成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方便了各国的交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传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都是造成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交互连接不断扩大、深入和加速，它不仅带来了贸易、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国界迁移浪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移民从规模、范围、方式、原因、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本质上都是国际交流与联系加强的结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是基础，经济原因是国际移民难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实上，它的原因更为复杂，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们进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贫困的原因导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经济因素决定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导致部分国际移民消极影响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诸如地区战争、外部强权的介入、政权的更迭、领土的变更、种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潮，国际难民、避难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结果。由于此类原因，人们仅仅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生存环境而从原国籍迁出，进入输入国只为生存。其他方面原因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推动要素。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跨国迁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动，通讯技术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移民的变化，对国际避难者的宽松，使得非法移民通过申请避难的方法获得合法身份，导致了国际难民的不断增加。

三、国际移民的影响政治经济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1)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移民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全球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球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调动与培养的重要形式，为输入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输出国减轻人13负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移民，没有国际移民，就难以实现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

(2)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将一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传播到他国，加强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国际移民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关系到输入国与输出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深入国际对话，是当代国际政治交流的新话题和新途径，在跨国犯罪、国际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探讨进一步促进各国对国际移民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思想保障。企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针对性的实施政策。首先，做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找好两者的切入点。企业思想政治建设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方法，成为企业永久经营的根本；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作为企业发挥核心政治作用的体现，为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充分的组织作用。“企业的兴衰在管理，管理的关键在班组”，因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要渗透进班组，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其次，必须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是内强管理、外树形象，在增强自身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建设动力，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将员工关心的政治问题作为落脚点，用行动夯实企业的思想政治内涵。最后，在企业思想政治内涵的提升过程中，应当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目标。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上，防止虚无的、无效的文化产生，防止趋同的思想政治行为产生，防止僵化的思想政治行为产生。将“思想引领、形象引领、行为引领”融合进企业的管理建设中，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为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2]。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劳动主体。企业良好人文环境的形成，通过企业思想政治导向和凝聚功能，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目的性，反映企业员工及管理者的整体需求，形成企业的团队精神。而这种凝聚力和相信力，就是引导企业全体职工进行生产的巨大动力，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供了人文精神。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和有效载体。企业从新的视野和载体以及手段开展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使企业的形成团结协作与拼搏奋进的精神。在企业经营管理和个性化的建设中，为企业职工提供当家做主的环境。在实践中，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硕果累累[3]。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可以为企业发展注入活力和生机。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经济实践的结果，对经济建设具有反作用。因此，在进行经济建设时，能形成企业经济活动和组织中的文化含量以及文化内聚力。四是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企业的发展中，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工作从本质上看，是以人为出发点。在多边的环境中，要充分考虑建设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根本上来讲，与经济建设的工作条件相同。

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凝聚作用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凝聚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有利于发挥党组织在建设中的优越性。政治性是企业建设的首要特性，在企业的经济建设中，应当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管理与组织作用，在有效政治活动的创建中，为企业发展凝聚力量。企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每一个员工个体的作用，在党组织的带领下，能充分发挥每一个“因子”的作用，形成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其次，有利于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的创新。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是建立在资源行为上的行为规范，更加适合企业职工的接受。在工作机制上，企业通过具有特色的管理，能够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提供科学的机制，将个人的命运发展和对企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相结合。在生产经营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合理协调定额、薪酬以及福利方面的矛盾[4]。最后，有利于工作途径和形式的创新。企业的思想政治的建设目标是实现“内生动力、外聚资源”。在制定思想政治发展的目标的同时，应当和企业发展的经营战略目标相结合，探索建立合适的路径，继承优秀政治因子，整合传统的价值理念，将企业的精神以及价值理念贯彻在企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实现企业效益的最优化。就创新企业发展的形式而言，通过汲取精华文化，不断将形式主义的东西抛弃，能集中优化企业的管理目标。例如，使用标示、标语以及新型的传播媒介，通过具有循环形态政治环境的建立，为企业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的战略思维，是形成企业凝聚力的黏合剂。企业与员工是企业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只有将两者结合好，加强企业员工之间的沟通，加强企业的建设规范，制定人性化和理性化的管理方案。让员工和企业同一个脉搏，共同发展。企业的凝聚力是企业出奇制胜的法宝，任何事物在赋予了思想政治的内涵之后，便会形成企业的内在凝聚力，为企业的发展带来强势的竞争力[5]。第二，有利于企业和谐发展。有效的企业思想政治建设是在企业中打造出一支优秀和谐团队的关键。因为和谐企业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取向，在工作中，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重点是统一企业和发展团队的发展愿景，将关心人、教育人、成就人统一起来。另外，通过企业员工成长空间的优化，缩小员工现实条件和成才愿望之间的差异，能有效地解决员工群体的实际问题，为企业的发展凝聚力量，塑造员工的新形象和主人翁的责任感。通过塑造员工良好的整体精神风貌，用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合理实现企业的和谐发展。第三，有利于实现企业科学发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必须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注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桥梁作用。企业的理念、精神、宗旨和使命是企业思想政治文化的核心，要为企业的第一要义“发展”服务。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企业的发展，这就决定的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从根本上更接近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引导，让企业员工认同企业的思想政治建设，实现企业发展的价值，提升企业发展竞争力，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结语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综合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发展的认知和理解，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施政能力的增强；二是公民对于参与政治生活热情的增加。换言之即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两大目标。然而大多数人学者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1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将政治发展看做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发展，即为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在亨廷顿看来，民主化是威权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迈进的一个动态的发展过渡阶段，而在这个过渡阶段之中一定充斥着一些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但是一旦转型成功之后，国家即成为具有民主性的国家了。

二、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

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亨廷顿列举的影响政治发展及民主化的因素中，其中许多的变量都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出现继而产生作用，对政治发展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影响。亨廷顿在书中着重指出：“经济因素对民主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总体上存在着一种相关性，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三、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

在亨廷顿看来，经济发展会有助于民主化和政治发展，会推动相关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而促进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发展。第一，国家的经济发展涉及到重要工业化的话会带来不同之前、更为多变复杂和彼此依赖的经济体系，并且会产生许多新型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然而这种经济体系对于威权政府来说无异于一种噩耗，政府对其控制力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社会的教育水平因为经济的发展得到提高。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为：“经济发展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商人、专业人士、商店老板、教师、公务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文秘和销售人员，构成了一个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社会阶层。”亨廷顿提出，多数统治是实行民主的前提条件，但是在一个贫穷的国家中，社会环境中贫穷的多数对阵富裕的少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与民主相容，而“在一个土地占有相对公平但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社会，比如19世纪初的美国或20世纪的哥斯达黎加，民主或许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中产阶级已经成长为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最为积极主动的支持力量。例如，在巴西，1964年中产阶级为争辩提供了处于绝对性优势的支持。在韩国20世纪80年生的民主运动中，城市中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构组成了瓦解全斗焕政权的主要力量，推进了韩国政治制度的转型。同样的，在菲律宾、西班牙、厄瓜多尔等国家，中产阶级纷纷在推进国家政治发展，进入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同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追求经济的“哲学实现”，主要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由对政治异化的批判上升到对劳动异化的批判，通过对国家与市民适合关系的解剖，把长期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遮蔽的社会存在论本质加以澄明，进而对私有制展开了全面批判，用历史的普遍性去提升历史特殊性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旨在校正人类世俗化的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这一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历史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追溯观念发生的谱系关系的批判，在历史的隧道中，马克思发现了前现代和现代性的根本区别，为后人提供了历史哲学最具解释力的原理与方法论。其注重从范畴史批判过渡到对历史偏斜运动背后的自由本质的澄明，深刻追问了历史偏斜运动的社会存在论，揭示和批判了资本运动引发的物化和异化本质。

它不是用一种经济学去批判另一种经济学，批判所指向的历史理论具有唯物史观哲学的深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历史规律空间中，察审特定时代经济结构产生及运行的过程，用现代最好的历史理论来说明社会经济的现象。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规律面前，任何经济学范畴的追问，都会汇集到更高的历史整体性，都会显现其流变性和过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当经济价值的公式符合世界历史进化的公式时，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进入到经济学批判，又回溯到了历史大尺度审视中，经济价值的理论逻辑做出了对实践的科学解释与指导，经济现象成为局部问题，“资本永恒”等资本主义教条符咒都将被证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历史与逻辑的上升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空坐标指向下，对特定的经济事件、结构和环境进行必要的哲学思辨，揭示了事件内在的矛盾本质。如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而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劳动范畴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单纯的范畴，但它具有深度和广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算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它们只有基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样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渡到了对一种历史哲学思辨，从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素质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导致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辩证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生成”范畴的哲理。“生成”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理解的“过程”，“生成”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通常马克思在三种情况下使用辩证的“生成”范畴：一是充满着历史内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觉反思的逻辑运动；二是具有历史进化意义的实践生长点的绵延与集聚；三是具有人类感性的、实践的因素等驱动的人与自然进化关系的哲学力量。运用辩证的“生成”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特征，生成贯通着资本的生命周期，意味着过程与目的性的连结，是辩证逻辑上升运动，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构成的矛盾运动，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环环相扣，它的发展贯穿着繁荣、危机直至衰亡的铁律。同时，在《资本论》中认为经济思想史认识的过程极为复杂和曲折，是从关于现象的外部方面知识到关于内在本质知识的运动，详细察审了剩余价值起源和历史认识图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马克思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在思维行程中，抽象的规定导致具体的再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充分表明：我们要把思维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用思维来掌握具体，不应当从感性出发揭示资本世界的深层本质，应当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开始，政治经济学才会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混沌表象的穿透，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经济范畴的错误教条，揭示了历史生产组织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以形成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经济危机等范畴体系，回答了货币生存世界的资本座驾问题，回答了现代性历史遭遇的深层社会存在论问题，阐明了人类历史是从何处来，应往何处去的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实践活动的先进学说

马克思肩负着无产阶级伟大使命，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特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历史规律如何行动的价值判断，是追求“政治与哲学”的实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揭示的事实判断。马克思通过批判，进行了再颠倒，破解了价值规律在资本的社会化层面上带来的神力，指出“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把非科学的、被颠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核心命题给推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具有高度科学性和真理性，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树一帜的价值贡献，它的在场性承载着对政治经济学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揭秘性实践”，追求着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资本论》从头到尾贯通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货币-资本-财富”体系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解剖。事实上，《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利润”的本质，用的是一种最具原创性的思考方式，集中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之链”，始终保持着具有普遍性特质的自在自为的真理。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　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02―0074―07

一、西方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形态

西方政治经济学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现代社会。16世纪初叶的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孕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17-18世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重农主义等三个典型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态日渐成熟，其中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为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可谓早期现代(early 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真正地塑造出一门现代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经过李嘉图、马克思以及诸多19和20世纪经济学大家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思想更为广阔和多元的理论场域。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甚至在20世纪以来的衰落，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本文着重予以说明的是两点。第一，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国家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与产生机制的理论探讨，它是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分工、货币流通、信托资本以及自由贸易乃至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相关联的，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必然要与上述的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综合加以探讨，也就是说，一个脱离了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的完全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与早期现代尤其是与英国18世纪的政治构建和市民社会密切相关的，第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之后很快就开始趋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近年来在经济学界，一种去政治经济学或反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之完成，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制度前提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现代经济学则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和预设之下展开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内源探讨的，在这里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问题不再作为一种变量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如上所述，本文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概括，那就是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国家的框架)，另一个层面，则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政治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现代经济学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较为系统性的层次分离，把原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作为外生变量置于经济学范畴之外，将政治的归政治、不放在经济学语境中加以探讨；而集中探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化出诸多理论流派。所以，现代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层面问题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现代经济学不再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经济学的政治性(国家、层面的，非政府政策层面的)，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预设而设立了。只不过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原先自明的前提设立反而在它们的局部扩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致于没有谁再提及，就像政治学的利维坦，大家都把它忘记了，或者说它主动藏匿起来了(有人说它在沉睡)，但是，藏匿(沉睡)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会苏醒、现身，那时将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现代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微妙而严峻的关系，将会铸成大错。

在主流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之外，本文还要扼要说一下另外几种变异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从学术谱系来看，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奇特而伟大的产物，马克思接续英国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把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种新型的通往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财富(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性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最终导致的是一种绝对政治的去经济学。从这个视角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是他的最高教义，这与西方现代去政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的经济性)恰恰是截然相反的，而它们的实质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即政治性与经济性，各自发挥到极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教义实证主义化了，搞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这个模式把马克思政治浪漫主义(不可实证性)硬性地予以经济化，最终只能导致哈耶克所谓的“奴役之路”。此外，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学术框架内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形。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诞生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有罗默、普沃斯基、艾尔斯特、鲍尔斯等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剥削等概念，也取得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的技术性结论。然而这种分析马克思主义，割裂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观念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也是将马克思的思想工具化了。虽然他们也有很多重要的研究结论，甚至也能为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接受，但仍然是将马克思主义去政治化了。

第二个是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左派的中心一依附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总的特性来说属于一种“内政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它主张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资本无国 界等，但其政治性主要涉及内政，构建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制度。当然，这种政治经济学也不乏具有那个时代的准帝国性和全球性，但它的政治经济学之政治的中心还是内政的，也就是说，构建一个政治的与法律的国家制度为其治理下的国民财富或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保护机制是其政治性的内涵，至于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其外部延伸。现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颠倒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主次关系，它把国民财富的基础归结为国家间的基于国际政治的经济结果，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政方面被它们淡化或遮蔽，而放大或突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性，并凸显出国际政治的丛林原则。

如果说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注重国际法、国际机制等一些法律化的制度建构对于全球经济财富的正面意义，那么到了现代左派尤其是一些激进主义的新左派那里，全球秩序就遭到了彻底的颠覆，诸如现代世界体系、白银时代以及中心一依附等一些批判性的社会政治一经济理论，它们从绝对政治的高度，结合后发国家融入现代化的失败教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帝国主义(通过科技、军事、金融等手段对于全球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血腥掠夺)展开了满腔义愤的批判和控诉。在它们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绝对不平等的社会，西方国家的国民财富根本不是传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通过劳动、交换等方式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后发国家那里榨取和掠夺来的。因此，新自由主义等现代经济学完全是一派胡言。从上述意义上说，它们也属于一种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即国际的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本质特性倒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同构，只是时代背景有所不同，而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去甚远，与古典正统政治经济学则大相隔膜。因为它们极其忽视内政的制度建设，对于西方国家的内政意义上的法治建设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对于导致后发国家经济失败主因的法治的严重缺失只字不提，把责任推卸给西方霸权与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这种解释倒也轻松，只是如何建设。就难免陷入道德主义的乌托邦。

第三个我把它称之为一种现代、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严格地讲，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形态。

其一，是布坎南等人一再论述的立宪经济学，在我看来，这种立宪的政治经济学只属于一种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或政府论意义下的政治经济学。这派经济学敏感地发现了现代主流的经济学那一套沉迷于关于边际效用、货币供应、消费偏好等纯粹的经济性，搞得越来越像代数学，忽视了现代经济的公共性，忽视了政府、宪法以及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们关注政府失灵、公共性缺失、搭便车、权力寻租等问题，试图重新开辟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性维度。此时，它们更强调论述，一个政府或者说国家在一般日常政治条件下的公共财政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构建理论细化为财政手段，而给予精致的理性分析。诸如政府财政、税收、福利、教育、环保、医疗等重大的公共政策的政治一经济问题。应该看到，上述问题确实是困扰着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政治一经济问题，所以这一派经济学的凸显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

其二，是阿罗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以及卢卡斯、萨金特等人的从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前者主要探究社会偏好加总、集体一致的逻辑基础、功利主义的基础以及投票问题，其理论核心是几个不可能定理。如阿罗不可能定理、吉巴德不可能定理、森不可能定理等，证明了现代政治理论根本逻辑前提上的困境，以及解决这些困境所要放松的前提假设。这些理论与正义理论、权利理论、契约理论等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论题有许多重叠的部分，然而毕竟过于抽象和理想化，缺乏历史维度和实证方法，不能对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提供直接帮助。后者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其要点是把政治“内生化”、“经济化”，即将政治博弈、政治策略、政治周期等看作经济增长和波动过程中的产物，以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外在冲击作为经济一政治变动的根本动力。

其三，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最典型的如经济学界新星阿西莫格鲁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所表现出的研究路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兰德斯的国家起源理论和格雷夫的以博弈论重述市场发生历史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分析工具进入经济史、政治史提供了可能。阿西莫格鲁、迪克西特、巴泽尔等人，以更精致的数学工具综合了上述这些思想，从国际政治、经济历史中抽象出可供分析的制度类型，加以分析。这套分析在探讨局部制度方面非常有力，也能获得实证的有力支持，然而它却无法推广到对一般政治的讨论，故而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我所谓的第三种现代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阿克塞尔罗德的通过复杂理论、计算机仿真技术来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麻省大学的“桑塔菲学派”等。但是几乎所有上述的现代新政治经济学，它们的研究都忽视了对国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具有某种去政治化的倾向。

二、新中国两个30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

现在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我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中曾有过专门论述，基本观点是：从政治逻辑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政治(国家一自由政体)和现代经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因此，我们类似于16-19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生机制从一开始又是处在费正清所言的刺激一回应的模式之中，与西方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生演进秩序具有发生学的差异。尽管我们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15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500年的历程，但其中很多关键的结构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逻辑是超越不了的。当然，我也一再指出，这个逻辑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也无法克隆、照搬西方曾经走过的那一套，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忽视或跨过这个历史的峡谷，一步就与西方现时代比肩而立共同迎接所谓后现代社会。在上述这个逻辑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文并不准备处理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简单谈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60年，可分为两个时段，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轫、推进乃至破溃的时代；后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时代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并且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

下面我着重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层面审视一下中国这两个30年的演变。我前文曾经论述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所展开的两个基本的层面以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转变，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退却与现代经济学的凸显。从形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两个30年，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西方来说，却是大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 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前30年是一个变异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与之伴随的是国民经济即将崩溃，而后30年的经济学，则又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现代经济学，以至于到目前，为世人痛斥，难以为继。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之双重失败，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其内在逻辑之中了。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社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任务都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内政的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从而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以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构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说，一个现代政治只有把财富的动力机制交付给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由他们自主地追求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法律机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权行为，维护一个有序的秩序与市场秩序，那么，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一派，如亚当・斯密，他们强调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自由的交换机制，通过最大化的释放个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每个个人追求财富的创造能力。这一点与重商主义不同，把财富放到自由市场的生产与流通之中，放到个人手中，由他们去创造，而不是通过国家，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础。这派经济学因此强调法治、产权保护、自由秩序，这些到了现代经济学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为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所接受。

但是，我们看到新中国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没有计划。个人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按照自己的理性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当然是有计划的。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计划往往会被社会的偶合市场秩序所破坏，而这恰恰构成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之动力机制。就整个社会来说，它是一个自生秩序、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为主的市场经济，是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国民财富的症结点，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与此完全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央计划主导的、低效率的、没有给市场经济留下任何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对此，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都有过系统的批判。

后30年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启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重大的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为中国后30年的现代经济学，它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阙如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在这样一个空白点上，将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直接吸收过来，企图催生中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中国的国民财富的健康发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所谓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的后30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后30年中的后15年。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彻底甩掉了政治包袱，以独立的、由现实的经济增长赋予合理性的姿态，在中国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两股力量起到了极大作用。其一是大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教育。中国大学的经济系以“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为主要目标，以学习和写作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论文为手段，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教材，突出数学工具，而相对忽视理论对现实的描绘与阐释。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系学生出国和学成归来，随着一些著名高校相继建立专门培养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的研究中心和培训班，使得经济学完全被西方经济学所挟持，变成一件无可改变的事情。其二是现代新兴媒体在本世纪初迅速崛起。以《财经》为代表的现代财经媒体的崛起，大量研究者通过阅读和了解张五常的论文、随笔来学习经济学，他们的工作使得经济学门槛极大降低，许多普通读者藉此获得了丰富的经济学常识，同时也忽略了真实经济必须要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相结合的复杂性。这方面的影响也使得经济学逐渐变成“黑板经济学”，而不再思考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教条。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的半径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下的领域为前提的，在现代的国家制度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的地域，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前苏联解体之后，在相关国家进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即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双重的功能，它只能在一个完备的体制内塑造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前一个基础。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同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由于后发国家大多并没有经历过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双重的构建过程，现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那里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扩展、功能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独特情况，即一些威权国家或地区通过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某个时段内较为积极的成果，如曾经显赫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等。这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并不能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大的特殊功能，而只是表明这些威权国家，至少在形式上与国家有某些相同之处，大致具备了一些作为现代经济学所必须的政治要素，例如稳定的乃至法治的秩序。

新中国的后30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30年。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样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而是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绩卓著，但问题也不小，在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经济改革难以单腿独进。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乃至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或者其扩展空间已经用尽。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现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到了举步维艰的现时代，关于经济改革的反思，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乃至对于整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变成了公共话语，对此，我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我反对那种情绪化的道德批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哪些是它们能够做的，哪些是它们做不到的。我觉得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30年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第一，它们有效地破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计划经济，把一个西方社会的完备的主流经济学植入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之中，没有这一派现代经济学的持久努力，我们很难走 出政治经济学前30年之窠臼。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一个独特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在有限的空间下，新自由主义努力推进个人产权以及市场经济，力主国退民进、市场秩序等等，致使一个相对的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起来，30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不容抹杀。

问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盲目回避问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理论的限度与实践的边界，企图用经济化约政治，用现代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现代经济学家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要求他们担当政治经济学家、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所应承担的学科责任。而且，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贫富不均、权力寻租、黑社会化问题、国企垄断等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力解答的。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重提政治经济学，我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经济学?本文在前面曾经归纳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形态，总的说来，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甚至是相互对峙的。如何把握这三种政治经济学的各自本性，结合中国60年尤其是后30年经济变革的状况，选择一条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道路，不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我们先来看第三种。这套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严密的理论形态。它们是多种各自独立的社会与经济理论的通称，如佩里，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思想，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卡多索、阿明的中心一依附理论，等等。总的来说，这一套繁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他们的一些核心理论观念来自马克思与列宁，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被压迫民族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是他们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他们又都是一些后发国家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反全球化的理论。他们对于人类历史，尤其是世界经济史，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一依附的历史叙事，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凭借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霸权，不公正地掠夺了全球的各种资源，造成了人类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因此全面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才是经济学的本质所在。第三，这派经济学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或全球政治经济学，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去处理后发国家的建设问题，一股脑儿地迷恋于对抗全球一体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全球垄断和资源掠夺，他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绝对化了，严重忽视了作为内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关注后发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及国家和市场经济之平行的内政制度构建。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新左派就完全接受了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铁幕之中，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全球资本主义垄断对于中国人民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奴役。从而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解放。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摆脱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约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种政治经济学又以某种新面目出现，例如，政治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全面掌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宪法确立，国有企业的强势垄断，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没有任何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周边地带还是让渡出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空间，单向度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瓦解，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法制建设并不完善的前提下，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勾结的黑洞出现了，并成为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原因所在。对此，如果全面回复到前3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去，全面清除市场经济，或许从理论上说可以解决上述黑洞问题，但改革时至今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复辟如何可能呢?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1篇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2篇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政治制度；经济增长；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0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00309

一、引言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奥秘。自从Solow[1]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来，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探讨就不断涌现出令人惊喜的成果。很多成果来自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是总量生产函数中的重要参数。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的数量并非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的来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新古典增长模型设定这个重要因素为外生变量，这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根本缺陷。但恰恰是这个缺陷刺激了人力资本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等一系列新理论的发展。然而，这些理论模型并不能完美地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部内涵。因此，很多经济学家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制度分析上。但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和经济学的大多数领域一样，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再探讨也就非常必要。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包含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分析框架，以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经济学家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制度的理解角度和定义方式上。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诺斯认为制度是“共同的游戏规则”，而肖特认为“社会制度最好是被描述为由某种特定成分博弈的反复进行而形成的超博弈的非合作均衡”。另外，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给出制度定义。

收稿日期：20121120

作者简介：王学龙（1985-），男，河北廊坊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土地制度及农村劳动力流转的相关研究。Email：wangxuelong@echokudaiacjp

不同的概念体现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经济学家差异化的理解方式。但都反映出一个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经济理论对普遍性的追求与经济问题具体性之间的冲突。经济学家总是试图发现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从而能够像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样精确地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然而，任何经济体总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因此，经济问题常常表现出特殊性。制度也不例外。制度分析大师的各种定义，都是在一个很宽泛的层面上进行的抽象。然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甚至婚姻制度总表现为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的集合。如果过度抽象恐怕反而会影响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和稳健性。因此，本文并不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相反，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我们仅仅研究政治制度所赋予公民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在本文中我们尽量谨慎地使用“民主”这一概念，因为民主一词已经被赋予了太多政治含义和政治愿景。两党制、多党制和选举等一系列的安排被很多人认为等同于民主。然而崔之元强调“民主本质”与“民主形式”具有重要区别。这又使民主一词的意义更加复杂化。为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以及避免政治色彩和政治偏见，我们关注政治制度赋予公民的平等与自由的权利，而不对具体的制度形式进行讨论。 究竟对经济增长有何种影响。

目前，关于政治制度的民主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众说纷纭，而且存在很多相反的主张。有的学者认为，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会导致更多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加当前消费，抑制投资，最终有损于长期经济增长[2-3-4]（Huntington， 1968； Dornbusch & Edwards， 1991； Alesina & Rodrik， 1991）。这主要是因为在理想的民主体制下，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由中间投票人决定，如果收入差距越大，中间投票人就越倾向于收入再分配[5]（Persson & Tabellini ，1994）。但是，Verdier （1993）的研究认为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再分配不一定就有损于长期经济增长。因为比较小的收入差距导致收入较低的家庭也可以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Galor和Moav[6]的研究似乎为解释这个理论冲突提供了一种方式。Galor和Moav认为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实物资本的积累。然而，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人力资本将取代实物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因。在这一阶段，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将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政治制度在不同的经济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即便这是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关于政治制度的理论冲突也不仅仅涉及收入差距。另外一个引起经济学家广泛关注的问题是政府的执行力。大多数国家的中央政府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地区差异性。由于、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而一个集权的政府似乎更能够抑制冲突，加强地区之间应有的合作，维持政治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7]。但也有很多研究认为，一个集权的政府同样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并且未必比地方政府富有远见，未必能够使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8-9]（Alesina et al， 1992；Przeworski & Limongi， 1993）。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更多理论探讨可以参考Acemoglu等[10]以及 Aghion和Howitt[11]。

当理论冲突普遍存在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通过实证检验对各种冲突的理论做一个判断。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关于政治制度的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能帮助我们得出任何结论。Borner等[10]总结了16篇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实证文章，其中3篇表明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另外3篇表明民主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剩下的10篇实证检验不能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之后的实证文章虽然采用了更加严密的计量方法，但仍然没有非常可靠的结论。Barro[11]的分析表明，民主制度和收入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Acemoglu等[12]在使用面板数据并且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之后，却发现本来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消失了。Mulligan等[13]并没有直接研究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是检验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他们利用1960—1990年之间的跨国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民主制度对经济政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Aghion等[14]同样利用面板数据并且控制国家固定效应，虽然相关关系也像Acemoglu等[12]的研究那样变为不显著，但当引入制度和技术的交叉项之后，结论表明民主制度能够显著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正是基于上述的理论冲突和模糊的实证结论，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借鉴林毅夫在探讨制度变迁时所倡导的分析框架，参见林毅夫未正式发表的论文《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我们试图将视野投到更广阔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当中，而不是仅仅关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经济因素。为此，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基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经济模型。并且在模型中不对具体的制度形式做任何假定，而是利用“平等”这个维度来衡量政治制度。我们认为，实现相同结果的政治制度可能有多种形式，而具体采用哪种形式要考虑到历史传统、社会偏好、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很多复杂的因素。因此，为了学术分析的可行性，我们利用一个变量（d）来代表政治制度在“平等”这一维度上的位置，从而避免误解和偏见。这个包含了精英和平民、考虑了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模型表明：更加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制度能够显著提高经济效率。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平等的政治制度赋予经济主体更自由的活动空间，从而允许其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经济主体相互合作，以构建更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帮助经济主体分散投资风险，从而使其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经济活动。而政治制度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则取决于平民阶层参政议政的能力。如果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能力和热情不高，政治制度不会对经济政策产生任何影响。只有当平民阶层能够积极参与政治时，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才会导致有利于平民的经济政策。文章安排如下：第二节阐述理论模型；第三节对模型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第四节是结论和建议。

二、理论模型

我们将社会成员简化为两个阶层：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这两个阶层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力量。这里的精英仅仅指那些掌握了诸多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少数社会成员。我们将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视为一个阶层，因为政治诉求往往是经济利益的体现。从统计上讲，大多数的富人不喜欢收入再分配政策，而大多数的穷人希望政府能够实现更小的收入差距，即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同，其利益诉求不同，其思考问题的角度必然不同，提出的政治主张也就不同。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一个不同利益集团进行谈判和妥协的过程，那么，在模型中把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视为一体就合乎逻辑。在我们的模型中，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文化背景和政治力量显然是各异的。

（一）文化背景和政治力量：来自平民和精英对经济的影响

1 文化背景与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两个紧密相连的范畴。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的需求就会不同。人的需求不同，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就不同。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最基本差别就在于收入差距，那么两者的文化倾向或者文化环境就必然有很大差别。借鉴Gradstein和Justman[15]，我们用一个变量pi表示经济主体i在文化上的倾向。这里所谓的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对教育、生育和金钱观等问题的理解。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们使用这样一个变量来衡量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判断。 假设pi∈[0，1]，那么两个人的文化倾向差异是gij=|pi-pj|。假设阶层内部的文化倾向差异是0，两个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用g来表示。

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两个阶层之间没有交流与合作。事实上，任何一个阶层也不能够脱离另外的阶层而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普遍存在。在这一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可能就是日本社会了。日本社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是博士生非常少但都是非常优秀的精英；二是本科生很多，但一般来讲并不十分刻苦学习。普通的大学生入职之后只需要按照操作规程来工作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而这些规程恰恰就是那些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设定好的。普通大学生日常所修炼的是两种精神：协作和认真。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合作可能是支撑日本经济的重要基础。 文化差异在两个方面影响着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首先，文化差异可以影响合作成功的概率。我们设定合作成功的概率与文化差异成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1）如果文化差异很大，双方理解和沟通上就有很大的不方便，对问题的判断就会有很大差异，难于达成一致；（2）文化差异不同，双方来自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网络，相互合作时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更大。当一个人脱离了他以前生活的社会环境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以前环境中的关系网络和道德对其约束力就减弱或者不存在了，这时欺骗或者其他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更大。 如果我们用θ表示合作成功的概率，那么θ=θ（g），θ′（g）

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到，文化差异越大合作潜力就越大。也就是说，两个经济主体的文化背景不同，成功的相互合作所带来的未来收益就越大。这可以从交换这个角度来理解。交换，就是要互通有无。文化环境差异大就意味着消费需求差异大。如果来自另一个文化环境中的人能够有独特的方法来满足这个消费需求，这就产生了商业机会。如果相互能够以自己文化的独特方式满足对方的独特需求，这就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从而产生经济收益。涉及到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这个逻辑仍然适用。另外，Burt[16]提出的社会网络的结构漏洞理论也是对这一解释的生动说明。根据Burt[16]的研究，一个社会网络（社会群体）与另外一个社会网络之间往往存在着结构漏洞（社会隔阂）。如果有人能够弥补这个漏铜，沟通这两个社会网络，那么他将获得巨大的收益。这是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对文化差异以及合作收益的理解。这里的合作收益可以理解为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即当经济主体投入一单位资本时，获得的收益（产出）是多少。 在数学上，我们假设两个经济主体的合作收益是b，b=b（g），b′（g）>0。当两个经济主体没有文化差异时，收益仍然存在，即b（0）>0，这可以理解为集体协作产生的规模效应。

设定d是一个反映政治制度的变量，为了简化起见，设d∈[0，1]，d=0代表平民没有政治自由的制度安排，而d=1对应着给予平民充分政治自由的制度。政治制度对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合作的影响主要在于对经济社会网络规模的影响。在一个缺乏政治自由的政治制度下，公民没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也缺乏相应的经济自由，那么所接触的合作伙伴就很少。如果政治制度给予公民足够的自由，那么经济主体就有可能建立更大的合作关系网络。用数学来描述，假定一个经济主体与N0个来自相同文化环境的人进行合作，同时与N1个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人进行合作。N0的数量不受政治制度的影响，但是N1很明显会受到不同政治制度的影响。当政治制度给予公民自由越小的时候，集权程度很高（d趋近于0），阶层之间的隔阂就越严重，阶层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也就越少。当政治制度的自由与平等程度很高时，即便是精英阶层，也很少享有特权，特权可以理解为一种阶层之间的隔阂甚至对立。 也必须与平民共用很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对话。因此，我们设定N1≤N（d）。

2 政治力量与经济

经济利益不同，政治需求也就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组织形式不同，政治力量的实现形式和政治影响力的强弱也就不同。借鉴Acemoglu[17]的设定，我们假设精英阶层的政治力

量是所有精英贡献的线性函数，即PE=φ∑i∈ξθi。其中，PE代表精英阶层的政治力量， 而θi是精英阶层成员i付出的努力，φ是一个值为正的参数，ξ是所有精英阶层成员的集合。从每一个成员的角度来看，θi可以视为其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付出的成本。

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就有所不同了，这主要是因为平民阶层的人数很多，又缺乏组织，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非常突出。因此，我们使用一个不涉及个体行动的函数来表示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即PC=μ（E）d。其中，PC代表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μ（E）是一个值为正的函数，其中E表示平民参与政治的努力程度或者对自身权利的重视程度，μ（E）d表示制度所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本文的模型中，μ的设定与Acemoglu[17]有着根本的不同。Acemoglu[17]将其视为外生参数，认为某种制度规定一定能够实现某种结果，没有考虑到各个社会的文化差异。本文考虑了社会大众对政治的态度与热情，认为即便在相同制度规定下仍然会有不同的政治权力。人的因素在政治博弈中是有重要影响的。 这种设定形式主要思考的是，即便在同一种制度形式下，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也会有所差别。如果平民不去履行自己的权利，不重视维护自身利益，那么，即使制度上明确给予公民很大的政治自由，平民阶层的政治力量也会很弱。相反的，即便政治制度上限制了平民的部分政治自由，只要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热情高，积极努力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总体的政治力量也会很大。

由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有不同的文化倾向，不同的经济利益，他们所支持的经济政策就有所不同。为了简化分析，同时不失一般性，我们用参数τ作为这个政策变量，τ∈[0，1]。τ=1是精英阶层所最期待政策，τ=0是对平民阶层最有利政策。而最终的经济政策是一个政治博弈的结果。我们设定τ=F（PE-PC）是一个单调递增函数。这就是说，最终的经济政策取决于相对的政治力量。这样的设定较之于制度形式决定经济政策的设定更为符合社会现实。不一定在选举的情况下，做出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都有利于平民阶层，不一定在集权甚至极权的制度下，每一项经济政策都不利于平民阶层。在任何制度形式下，都存在着政治的博弈。即便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王朝，帝王所做出的最后决策也都是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权衡。

（二）经济效率与经济政策：政治制度影响经济的两个层面

政治制度（d）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我们的模型中文化影响着经济合作，政治影响着经济政策。这就意味着政治制度可能在两个方面影响经济：一是政治制度可能影响经济政策，从而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二是政治制度可能影响经济合作的效率，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下面我们将分别来研究政治制度影响经济的两个层面。

1 政治制度与经济效率

在这里，我们试图从资产组合理论的视角来考察政治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初看上去，资产组合作为一种微观概念似乎与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不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中存在着两种合作模式：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并且这两种合作模式有着不同的收益（b（0）和b（g））和风险。遵循Markowitz（1952）提出的经典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对风险的理解，本文将风险定义为投资回报率的方差。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再将资产回报率与生产效率做一个转换，就恰恰符合了资产组合理论的分析框架。

假定各个经济主体利用资本制造一种通用商品（Common Output），我们用y来表示这种商品的数量。经济主体i的资本总量是hi。hi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或者其他类型的资本。在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情况下，经济主体的投资回报率是b（0）。为了使生产函数与投资组合理论之间构建充分的联系，可以将这里的投资回报率理解为生产效率。以合作模式（1）为例，经济主体投资hi单位资本，能够获得b（0）hαi单位的产出。参数α用以捕捉资本规模变化的影响，而b（0）反应的是投资效率（包括管理和技术在内的综合效率）。 由于成功概率是1，风险为0。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情况下，投资回报率是b（g），成功概率是θ（g）。根据二项分布的方差计算公式，这种投资风险为b2（g）θ（g）[1-θ（g）]，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其记为σg。经济主体选择与多个对象进行合作，从而分散风险，但要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即N1≤N（d）。由于b′（g）>0，这就意味着，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活动。假定经济主体选择将w0比例的资本用于无风险投资，而将wg比例的资本用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那么，我们有如下约束条件，w0+wg=1。设预期回报率为B，则B=w0b（0）+wgb（g）。

经济主体i的风险收益偏好可以用效用函数U（B，σr）来表示。那么，其效用最大化的投资决策问题可以用如下形式描述：

可以证明，最优投资组合的生产效率是制度变量的增函数。

根据命题1及其证明，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将证明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投资主体的生产函数可以写为yi=B*（d）hαi。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出，政治制度可以影响经济效率。而影响途径就是通过给予经济主体更多的自由，从而允许其构建

更广大的生产关系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进而分散投资风险。由于能够通过关系网络降低投资风险，经济主体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率的生产方式。

2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

在我们的模型中，经济政策是政治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由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相对政治力量来决定，即τ=F（PE-PC）。 由于平民阶层人数众多，并且缺乏组织，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在博弈中属于被动的一方。而精英阶层由于人数少，组织好，因此，可以主动计算如何实现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假定一个政治精英i从政策当中获得的好处

三、实证分析

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我们得到了两个可供检验的命题，即命题1与命题2。下面的实证分析将对两个命题分别进行检验。

（一）数据和方法

1数据和指标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Acemoglu等[12]。这是一个覆盖了1960—2000年的面板数据，时间间隔为5年。其中包括各个国家在这一期间的人均实际GDP、平均受教育年数、储蓄率和人口数量等重要经济指标，还包括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政治变量指标：第一个指标是自由屋指数（Freedom House Index，简称FHI）。第二个指标是第四政治制度指数（Polity IV Index，简称PVI）。FHI和PVI都是综合指标，是建立在若干子指标基础上的加权平均，并且被标准化为介于0与1之间的实数。0代表最不平等自由的制度状态，1表示最为理想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制度。虽然这两个指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由于统计内容不同、统计方法不同，仍然可以作为替代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关于这两个指标的具体信息请参考Acemoglu等[12]的数据描述部分以及官方网站的说明。

2 对命题1的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以下计量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对命题1进行检验。

采用通行的做法，使用人均受教育年数来反映模型中人力资本的规模。但由于实物资本数量难以获得，我们只能粗糙地使用前期投资的数量作为实物资本规模的一个指标。根据如果人力资本增长模型的分析，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远不如人力资本显著。如果实物资本不是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变量，这一粗糙的指标所产生的估计误差可能不大。另外，如果资本折旧率比较高，从而前期投资与资本规模的联动性很大时，这一做法也无大碍。但关键是当这两种情况不存在时，就非常有必要使用更为精确的指标衡量资本规模，从而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精确估计。这是本文研究的缺憾所在，我们希望将来能有更好的数据来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引入滞后项，计量模型就产生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之后，滞后项与随机干扰项之间就产生了相关性。此时普通的面板回归方法就产生了偏误。因此，有必要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修正。但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个最普通的方法是采用Arellano和Bond （1991）的主张，使用更前一期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但这种做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在大样本的情况下才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二是对于高度持续性的数据回归结果并不理想。由于制度变量和技术变量都存在高度的持续性，根据Heid等[18]的建议，我们使用Arellano和Bover[19]以及Blundell和Bond[20]发展的系统广义距估计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系统广义距估计可以在更宽松的假定条件下处理面板数据内生性和数据持续性问题。但我们仍然把混合最小二乘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这几种面板分析的基本方法的结果列出，从而进行对比分析。

3 对命题2的实证分析

对命题2的检验，难点在于没有现成的指标反映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利用现有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将实证检验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设基础上。我们的假设条件是，受教育程度与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成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公民维护自身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的努力就会更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公民平均受教育程度来代替不可观测的变量E。

由于大部分平民阶层是劳动者，主要获得劳动收入。而对劳动者有利的经济政策必然导致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增大。因此，我们使用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来反映政策变量τ。用W来表示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二）实证结果

1 对命题1的实证检验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政治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无论是以何种指标衡量的政治制度变量都能够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但是符号与系统广义距估计以及其他回归方法的结果是一致的。由于固定效应回归在处理计量模型（1）时结果是有偏的，这个不显著的回归结果不影响我们得出的上述结论。我们发现系统广义距估计所得的结果都非常显著，并且反映出来的经济影响也要比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大。其中单期影响最大的是利用FHI指标不加控制变量所得的结果，为039。这意味着，如果政治制度从限制公民平等自由的状态转变为给予公民充分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则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9%。而这一效应的累积效果甚至达到177%。累计效果定义为β2/（1-β1），这是各个单期影响的加总。 我们还利用多种其他的控制变量以及回归方法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命题1所得出的判断。

*， **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据为异方差条件方差。FE 和 RE 分别代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Sys-GMM 代表系统广义距估计。 第四列和第八列的回归模型设定中使用青年人在人口年龄分布中所占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在这里报告其他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邮件索取。

2 对命题2的实证检验结果

对命题2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表2当中。我们尝试了各种模型设定形式、不同的回归方法和控制变量，但结果均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命题2当中涉及到的E

*， **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的数据为异方差条件方差。FE 和 RE 分别代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设定（1）和（2）使用FHI指标，（3）和（4）使用PVI指标，均为添加控制变量。模型（5）—（7）均使用FHI指标，回归所用的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口数量、人均GDP和人口年龄结构。设定形式（8）考虑了模型设定偏误的可能性，因此引入被解释变量之后项且采用系统广义距估计的方法。我们还使用了半对数模型进行了类似的回归分析，并且均考虑了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采用同期模型而非分布滞后模型。然而，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和受教育年限都不存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的显著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探讨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不仅体现在很多相互对立的理论观点，还表现在众多相互冲突的实证研究结论上。针对目前这个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主张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分别探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方面的影响。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分析了政治制度对于经济效率和经济政策的影响。

结果表明，能够给予公民更多平等和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影响发生作用的原因是，在一个更加平等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下，经济主体可以建立更广的生产关系网络，从而分散经济风险。由于经济风险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因此，经济主体倾向于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的生产方式。另外，我们发现，当平民阶层不能够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付出足够努力的时候，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够改变政治博弈导致的均衡政策。只有当平民阶层能够为争取利益而付出充分努力的情况下，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才能够产生有利于平民的均衡政策。

虽然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确实能够显著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够有效地影响经济政策，不能够很好地提高劳动者的收益。这意味着在大多数国家，普通公民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努力并不足以使制度产生对经济政策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国家，很难通过制度上的变革来改变政治博弈均衡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政治上的变革改变对平民阶层不利的经济政策。要想让制度在政策层面上发挥作用，首先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不断提升平民的参政议政能力，让平民阶层为自己的政治权利和利益而进行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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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ghion，P，Alesina，A，Trebbi，F Democracy，Technology，and Growth[A] Helpman， E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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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urt， RS Structural Holes versus Network Closure as Social Capital[A] Lin，N，Cook， K，Aldine de Gruyter，RSSocial Capital：Theory and Research[C] NewYork， 200131-56

[17]Acemoglu，D，Robinson ，JA De Facto Political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Persistenc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2）：325-330

[18]Heid，B，Larch，M，Langer，J Income and Democracy：Evidence from System GMM Estimates[J]Economics Letters，2012，116 （2）：166-169

[19]Arellano，M，Bover，O 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8（1）：29-51

[20]Blundell，R，Bond，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15-143

[21]董直应，王林辉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评述[J]南方经济，2009，（7）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4篇

注释：

[①]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程同顺编著：《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朱光磊：《政治学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 吴志华主编、高建副主编：《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⑥] 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⑦] 刑颖、胡仙芝、张霁星：《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讨会综述》，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8期。

[⑧] 吴春华：《政策创新中的政策规划与传输》，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02期。 [⑩] 潘允康、王光荣：《基层群众组织民主自治的理性思考》，载《社会》，2001年08期。 [12] 程同顺：《村民自治的蜕变及防治》，载《调研世界》，2001年02期。 [14] 杨龙：《评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政治观》，载《理论与现代化》，2002年02期；杨龙：《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特色》，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 [16] 刘润忠：《美国政治与利益集团》，载《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01期。 [18] 谭融：《美国公共利益集团政治评析》，载《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02期；谭融：《美国利益集团政治评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4期。 [20] 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2] 徐大同：《21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23] 高建：《重视对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24] 吴春华：《密尔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特征及其形成》，《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 [26] 马德普：《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6期。

[27] 吴春华：《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向》，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11期。

[28] 赵景来：《20世纪晚期西方政治哲学三场争论的研究综述》，《学海》2001年第1期。

[29] 马德普：《上帝与永恒法——论基督教神学中的普遍主义传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

[30] 马德普：《价值多元论与普遍主义的困境——伯林的自由思想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6期。 [32] 常士訚：《后现代民主思想述评》，《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8期。 [34] 佟德志：《自由立宪与民主制的创新》，载《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5] 佟德志、牟硕：《缺失宪政的民主革命及其困境》，《中西政治文化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7] 刘泽华：《王权主义概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8] 陈永森：《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08期。

[39] 刘泽华：《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 [41] 葛荃：《论政治思维定势与东林党人的困境》，《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2] 刘泽华、刘丰：《礼学与等级人学》，《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

[43] 程同顺、杨文彬：《传统等级观念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44] 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载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6] 戴回天：《阻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心理因素探析》，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1期。

[47] 黄颂：《略论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嬗变与政治发展》，载《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02期。黄颂,张正乾：《对我国公民政治意识嬗变中若干问题的思考》，载《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02期。 [49] 张喜阳：《求实精神的恢复与我国的政治思维转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50] 葛荃：《论“以德治国”的现代规定性》，载《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05期。 [52] 温克勤：《说“人治”》，《道德与文明》2002年第2期。

[53] 吴德义：《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4期。

[54] 刘世明：《古今“德治”之比较》，载《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05期。

[55] 郭九林、顾世宽：《法治与德治：治国安邦的两大法宝》，载《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04期。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传播与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15-03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仍停留于初级阶段。在理论本体方面局限于国外尤其是北美理论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体系。在产业研究方面，虽然提出了有别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新范式，显示出该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问题的深度仍有待加强，且由于本土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缺失，套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往往不能准确的分析出我国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阶级结构、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关注显示出该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价值追求，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实践性，相较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较少参与媒体改革等抗争和替代性传播实践，且学术成果对传播实践的影响力有限。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缘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大陆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一直处于学术地带的边缘，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等条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广泛的知识积累之上，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准备不足。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开放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我们相信上述限制条件将会逐渐消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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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J].现代传播，2002（1）.

[3]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J].当代传播，2004（1）.

[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2008（5）.

[5]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渊源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

[6]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7]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J].国际新闻界，2001（3）.

[8] 郭镇之.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J].国际新闻界，2002（1）.

[9] 陈世华.媒介帝国主义和思想管理：重读赫伯特・席勒[J].国际新闻界，2013（2）.

[10] 杨茵娟.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4（6）.

[11]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2]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3] 陈卫星.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概念转型[J].国际新闻界，2009（8）.

[14] 高亢.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作用机理的思考[J].现代传播，2013（5）.

[15] 谢进川.媒体改革运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0（6）.

[16] 黄源清.微博控制的维系与消解――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微博研究[J].前沿，2012（22）.

[17] 蔡骐，谢莹.受众视域中的网络恶搞文化[J].新闻与传播转研究，2008（3）.

[18] 刘燕南，文卫华.论“三次售卖”――兼谈电视互动节目中的受众权益问题[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9）.

[19] 罗锋.论版权贸易逆差：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J].国际新闻界，2010（5）.

[20] 胡冀青，汪睿.新闻专业主义批判：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现代传播，2013（10）.

[21]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22] 黄典林.“限娱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J].视听纵横，2012（3）.

[23] 宋晶.全球化语境下中印媒体对社会冲突的再现之比较――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8）.

[24] 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2）.

[25] 冯建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另类媒体――以韩国和委内瑞拉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9（8）.

[26] 吴晓迪.美国广播电视业的所有权集中化――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2）.

[27]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分析[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1）.

[28] 王殿英.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公民权[J].当代传播，2013（3）.

[29] 刘晓红.大众媒介与公共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及启示[J].新闻界，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