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1篇

一、时代性――社会理念与价值导向的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从来都不是一门孤立的静止的学科，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下，我国国内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不断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从教育时代性问题来看，无论哪一种学科，其发展都必须采用时代最新的教育方式与新的教学内容。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其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体现为学科自身的发展水平，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反映了该学科当时的发展水平，而且还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水平。因此我们通常上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是一门独立与社会发展之外的学科，而是深刻反映社会意识形态发展水平与发展进度的科学。

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如果对思想政治理论体系或者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等方面关系把握不够的话，极易可能导致教育内容与现实形式相背离的情况，也就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特点，进而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效果。从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来看，我国现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从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出发，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影响因素，以中国梦为理想的价值目标与发展前景，在理想道德方面时刻保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才能真正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

二、民族性――维护国家统一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都是通过民族的语言与民族的教育形式来实现的，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除了民族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形成的固定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生产方式与社会习俗之外，这种民族性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完善与进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自发行为，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重要教育内容所在。

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与价值理念入侵，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用科学的社会主义理念引导人们，就必须充分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理念的引领作用，从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在现今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为价值目标。

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思想政治理念的教育还体现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中，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应采用一种吸收借鉴的态度，充分尊重与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时代精神，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勤劳勇敢，尊老爱幼的民族品格与道德理念等等。只有不断吸收借鉴，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断丰富与完善，才能促进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保护。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

思想政治理论的社会性体现在社会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引导与控制上，它一方面约束和规范个人的行为，使个人行为符合社会的规范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特殊需要，另一方面，又最大化的鼓励个人的创新行为，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与限制，或者引导与激励，又不完全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限制与制约，个人对社会的适应与贡献，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因此对于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与群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方式与途径应有一定的把握。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阶级和国家的矛盾不断深化并突出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采取系统严格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但无论哪一历史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最终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教育方式，担负着特定的历史责任与社会责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观念、政治立场、道德素养等方面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这些内容无一不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对受教育者价值理念的引导，使其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和其他学科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直接体现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社会群体利益的拥有者服务。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各自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体现，都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2篇

一、从全局上把握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而服务的，鲜明的政治性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特点，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现阶段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虽不太激烈，但比较错综复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不能放松。现阶段，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事实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务于这一最大政治，充分利用各类大众传媒，广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政治，并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和中心工作经常讲、反复讲，只有善于从政治上、大局上把握每个时期的政治导向，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序地发展。由此可以说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掌握思想政治工作，是团结全党进行伟人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我们一定要坚持讲政治，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绝不能任其自由泛滥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二、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具有丰富的内涵。人文关怀，从广义上理解，是对人的需要、个性和价值的肯定，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是对人的尊严和幸福的重视；从狭义上理解，是对每个人的生存状况、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关注。心理疏导，从一般意义上讲，是利用科学知识改变人的认知、情绪、行为和态度，达到治愈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目的；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讲，是指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方式，帮助人们进行心理调适、宣泄不良情绪、缓解心理压力，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是思想政治工作在理念上、内容上和方法上的重大创新发展。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要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立场观点，同时要尊重人、关心人，真正把群众的冷暖和需求放在首位，深入推进政务公开，保护广大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政治工作

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我们党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升华，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等方方面面，概括起来讲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叮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它的提出对新世纪新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创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人战略思想，必将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和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推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科学指南，也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强人的思想武器。孔了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做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模范，加强学习，积累丰厚的理论功底；甘为人梯，培养更高的思想境界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善于思考，提出有针对性的、符合实际的工作对策和工作思路，努力培养自己政治家的素质，思想家的风范，实干家的品格。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引导人们在注重竞争发展的同时，立足长远发展；在关注现实利益的同时树立远人目标，坚持眼前与长远、现实与理想的协调统一。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从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入手，通过教育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促进人民群众全面发展。

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

创新是时代的灵魂，是中国当代的理论特色的支撑点，所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新时期、新形势的思想观念惜综复杂，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简单从事，既不能仅凭书本，“按图索骥”；也不能仅凭经验，“照猫画虎”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灌输与疏导相结合，启迪与感化相结合，教育与规范相结合，把思想政治工作常做常新，使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创新中愈来愈充满生机和活力。

坚持典型引路。广泛深入地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全面、准确、生动地反映先进典型的特征、风貌和精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好的典型，就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具有强人的说服力和导向力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善于挖掘典型，及时宣传典型并根据实际需要，培育和推广典型经验，利用群众身边先进典型的先进思想、优秀品质和模范事迹教育群众，使他们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形成以点带面、共同提高的良好氛围，使社会正气和时代精神在比、学、赶、超中得以大力弘扬。

坚持走制度化道路。思想政治工作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是一项隐性工作，她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这一工作要做到一以贯之，不为个人主观意志所左右，不为社会思潮所迷惑，必须走上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要克服思想政治工作时紧时松、时热时冷、时“硬”时“软”现象，必须按照全方位、广覆盖、多层次的要求，从决策、执行、反馈、检查、考核等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建立健全更具约束力的运行机制。当前一些地方思想政治工作处于软弱无力状态，与运行机制不健全、不适应关系极大。因此，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健全运行机制，将其纳入制度化的有序管理。

坚持群众观点，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离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必然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创造中所形成的经验和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体系中去，这是当代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内在地要求着思想政治工作观念、话语、体系、机制的创新，必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下转261页)(上接259页)益，离开这一目标，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然，坚持群众观点，在不同的时期将会面临着不同的情况、任务和挑战。在当代中国，随着经济结构和利益主体、利益格局的变化，利益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如何妥善协调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各方面的相互配合。而不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针对性，是我们解决群众利益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和环节。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正是紧紧围绕着影响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种种因素。使得我们对思想政治工作在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也更坚定了我们不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信心和决心。

五、求真务实，改进工作作风

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群众的具体情况，采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有的放矢。一般来说，应注意如下几点：一是把握动态，主动工作。在一些重要举措和敏感问题的酝酿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主动深入群众，开展引导工作，争取正确信息的最初效应。同时还要及时把握思想动态，针对倾向性的思想苗头进行疏导，力争把思想问题克服在萌芽状态。二是平等沟通，启发诱导。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采取平等交流、相互探讨的方式，这样才能听到群众的心里话，便于形成共同语言，有利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问题，启发人们开动脑筋、积极思维，使人们在双向的思维互动中相互理解，形成一致。三是以诚相待，关心体贴。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做工作，充分理解人、尊重人、信任人。对职工群众提出的意见，确属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应诚恳接受，认真改正，决不能文过饰非，愚弄群众；对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和风细雨、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帮助解决。此外，思想政治工作者还要加强政治理论、文化科技、金融、法律、法规、心理学等知识的学习，坚持学以致用，把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作为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在实践中总结新经验，不断提高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廉洁自律、清正廉明，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而不是空喊口号、唱高调，自觉接受广大员工的监督。对于事关职工整体利益的人事，真正做到身正两袖清风，切实解决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号召力。

六、重在落实，确保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取得实效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生产关系；经济规律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10-0005-12

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提高到学科高度，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对一年多来学者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进行梳理，以便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和前沿动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及学科特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同时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上别国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为列宁毛泽东等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是源和流的关系②。从发展阶段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特殊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特殊属性，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并将在实践中继续发展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因此也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致的④。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差别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逻辑，也就是说，始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来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侧重于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发展、发展的必然形式、道路和规律等等问题⑥。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当前实践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必修课。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学者们对此达成了共识。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学者们对于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笼统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贯彻始终⑦，而没有严格区分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加以区分，并强调其中方法论的作用，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其方法论为本，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发生矛盾时，应遵循其方法论原则修正其理论，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理论而违背其方法论原则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都很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能把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对立起来和分割开来，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无疑都十分重要，但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十分关键。如果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则容易陷入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只有重视方法论，才能联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原有的理论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创新，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有学者在谈到《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时指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重要的借鉴，是借鉴而不是指导；而其方法论才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在创新，不能照抄照搬⑩。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政治经济现象，探索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本质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是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一般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具体地讲，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有世界性和历史性。有学者认为其世界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及可以与别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相互学习和借鉴。另外，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其研究对象在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世代又各不相同，所以政治经济学从空间来说又具有每个国家的特殊性。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民族性，认为民族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决定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基本国情、基本实践都具有特殊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该理论形成于中国、发展于中国、服务于中国，其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因此具有中国特色。有学者将其特殊性表述为国家主体性，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国家主体性，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的，强调的是中国。这里说的“特色”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的，其实讲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总结，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即历史性、世界性以及中国特色的个性即民族性、国家主体性。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符合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是经济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殊性的分析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对象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中，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全面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同时中国又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影响，因此作为产生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对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性上讨论其特殊性。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该定位决定了研究层面：通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层面限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学者认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辩识“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坐标或参照系的底色，“初级阶段理论”让我们获得了改革最迫切需要的历史方位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有学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进行讨论，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践内容的角度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全面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称为改革的经济学、建设的经济学、发展的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了特殊的时代特征，正是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我国才从单一的公有制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其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和体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这些因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另外，经济实践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从理论的目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肯定既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的学说，是属于建设性的经济学，而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否定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寻找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好制度，是批判性经济学。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时代特征。

另有一些学者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角度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认为存在于中华文明之中而且仍然对当今有着重大正面影响的思想基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重要基础；有学者分析了我国传统文化“基因”中特殊的价值模式和伦理模式，认为我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价值模式，集体主义价值模式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个人主义价值模式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伦理模式上，我国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节俭、积累、容忍、传统、追求长期稳定生活的伦理模式，这种伦理模式使人们倾向于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即使这种交易可能不是最优，而在短期导向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更关注当前交易的剩余。而基于儒家思想传统的“积累欲和节俭观”对于经济增长也有真实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历史所赋予的，中国的经济学一定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这是稳固的根基所在。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江泽民；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人民群众

江泽民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了党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

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概念，强调要把实现“政治文明”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一，“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有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需要有较高程度的政治文明，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与此相适应。“政治文明”主要表现为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的进步。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邓小平曾反复强调，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问题上，提出过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而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集中表述为“政治文明”则是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创新。2000年春，江泽民提出了“三令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江泽民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及其保障——法制建设的新发展，首先提出“政治文明”这一科学概念。2001年1月10日，他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2002年“五三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加成熟，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更加完善。

第二，“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目标的集中体现。江泽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文明建设的不断进步，而这种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明提供的动力和保障，离不开精神文明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在内的社会不断全面进步的过程。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在政治方面的集中体现，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使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的政治文明，不仅可以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而且为它们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第三，“政治文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体现。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点。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立足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心一意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和精髓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进一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由人民自己来依法管理国家大事；就是要更充分地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使人民更切实地履行自己的各种义务。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进一步完善以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本质属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第四，“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的与时俱进。

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有新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把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文明”作为一个新的奋斗目标来对待，切实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与时俱进。

二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道路；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6—0014—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概念、内容结构及对政治道路发展探索的历史考察，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提出及形成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词之一是道路。何谓道路？道路是指达到某种目标任务的途径和模式，或事物发展变化的途径和方式；政治道路，是指达到实现政治领域某种发展目标的途径和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指从中国实际出发，顺应时代潮流，突出中国特色，达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使政治发展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政治公权合理配置，公平实现全体人民各方利益的政治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提出、发展和完善，经过了反复认识的探索过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政权兴亡“周期率”时第一次讲到政治道路，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610这是中国政治道路的思想发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开辟了中国社会的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显露，及时提出了以苏为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2]213在这里用了“中国路线”的概念，其实质是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个思想是明确的。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题，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十分关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168还强调，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4]195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政治体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三大政治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确立指明了方向。

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使我国政治建设上升到现代法制的高度。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概念，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5]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走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5年2月4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他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完整概念。2007年10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阐明了它的主要内容。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6]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它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部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性的认识，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丰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容结构及特色

依据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刻论述，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核心是党的领导，目标任务是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2）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保障。（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治文明水平，推进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发展动力。（4）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支持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重要的发展条件。（5）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科学内涵的逻辑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指导思想层面，要求以政治理论包括民主政治论、政治改革论、政治制度论、政治文明论、民主执政论、依法执政论、依法治国论、统一战线论、参政议政论、行政管理论、民主监督论等为指导思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进方向。二是制度保障层面，要求以“四大政治制度”为依托，从最高权力的人大制度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四个方面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健康发展。三是政治实践层面，要求由政治理论转化为政治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政治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任务，在实践中又好又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高政治文明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中，最鲜明的特点是“中国特色”，在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突显出“中国特色”。其主要表现是：

1.领导力量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和改革开放面临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始终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努力成为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才有希望。

2.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的共同理想追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方向，以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形成共同团结奋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3.本质核心的中国特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和核心，是与其他一切社会政治道路的本质区别所在。其中国特色就在于：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最终目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特色还在于：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治国、治党，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4.发展动力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所在，只有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才能有不竭动力和方向途径。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民主，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有序扩大公民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5.政治体制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集中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和符合中国政党实际的政党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其特点是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4]220还指出，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政党体制采取的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体制的特色是：一方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另一方面，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又一重要形式。

6.民主形式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民主形式的鲜明特色，集中表现为“两个结合”：第一，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其结合点是“带动”。这就是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通过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达到最终推进整个国家人民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种民主的带动和结合是相互作用的，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精神带动。党内民主建设的精神转化为人民民主的精神；二是法制带动。人民民主建设的法制转化为党内民主的行动。如1979年修改《选举法》，人大代表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8年后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引入了党代会，实行差额推选程序。三是制度带动。要求以各种制度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联系起来。如民主集中制，既是党内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的一项具体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把党内民主建设与人民民主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效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我国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民主形式上采取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其中国特色集中表现在两个民主相结合基础上，突出了协商民主。凡是重大政策和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样有利于扩大社会各界的有序政治参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展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这种协商民主具有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是创新的民主形式之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探索中发展，经过三个发展时期。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奠基准备时期（1949-1978年）。这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酝酿准备时期。在这29年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为着力点，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人民民主的国体和民主政体的确立为标志，“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7]432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了充分的奠基和准备。这个奠基和准备集中体现在五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会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8]809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总目标和基本途径。会议还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醒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第二件大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三个重要政治文件，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中《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是一部建国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以及国家结构形式，论述了政党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共同纲领》成为规范和衡量全国一切党派、团体、个人的行为活动的共同准则。”[9]16

第三件大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此开始。时隔近三年的1952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是建国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四件大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实现了从专制独裁政治到人民民主政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转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正式实行，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伟大创造，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确定了一种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和总的民主程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同我国的国体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全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通往包括政治道路在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

第五件大事，1966年5月开始的十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历史上，这场“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为我们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左”倾错误理论的影响，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社会风气、道德水准下降，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及各种错误思想泛滥。在政治生活上，党的组织和政权机关受到空前浩劫和损失，长期陷于瘫痪状态；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大民主横行，破坏了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为纲统揽一切，玷污了人民民主，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在党的建设上，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引导下，党的机关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激烈冲击，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破坏了党的纪律，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中断。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作为实践模式，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思想模式，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是一个统一体。其形成过程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90年代，以党的十六大为形成确立的标志。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经过了三个阶段。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形成的历史起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纠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起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第一次把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之一明确提了出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影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改革问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定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在强调“两大文明”建设要靠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支撑的同时，还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密切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个重要的探索实践，集中体现在党的三次重要会议上。一是党的十三大。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进程。二是党的十四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任务。三是党的十五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纲领，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政治任务。这一任务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2002年5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论述了这条道路的核心内容、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首先，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次，把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其三，第一次揭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这个“三者统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确立。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创新时期（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新理论和重大战略决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上开辟了新的境界。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主要的理论创新有如下几个方面。

（1）政治发展道路命题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这一命题的表述是完整的、系统的，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统一体。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又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政治发展道路基本内容的创新。党的十七大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其表现：一是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新论断，丰富和创新了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二是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新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三是提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新概括。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四是阐明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

（3）政治发展道路动力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部署。基本要求是在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的，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保证。

（4）政治发展道路制度框架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基础。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发展了这一制度框架的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概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新命题。在这个制度体系中突出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机制的具体制度，尤其是突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

（5）政治发展道路战略举措的创新。党的十七大和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战略任务和战略举措全面系统地进行了阐述。归纳起来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6）政治发展道路领导力量建设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建设就是关键的关键。为此，党的十七大和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其创新思想集中反映在“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其创新点是：第一，首次提出“一条主线”和“一个要求”。即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必须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作为基本要求。第二，首次系统完整提出“五大建设”的重点。即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第三，首次提出了32个字的党建新目标。这就是“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0]48

参考文献：

[1]年谱（1893-1949）：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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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06-01

[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M]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2011

[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0]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Conceptual Contents and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Path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U Yuanchang

（Zhengzhou Huaxin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1100）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大学生 政治社会化 特征 价值

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对政治社会化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如今，政治社会化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政治社会化研究过程中，政治社会化的内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出发，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①

在上述定义中，包含关于政治社会化六个层面的内涵：政治社会化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特定政治关系”的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是“特定政治关系”中的人；政治社会化的客体是特定政治系统中的“政治知识和能力”；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是“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即形成健全的政治人格、正确的政治态度和稳定的政治情感，进而提高政治行为能力，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政治社会化的媒介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人的能动的而非被动的过程，是在特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互动中，能动地形成特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

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涵义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指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习得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知识和能力，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理性的政治态度、良好的政治情感的互动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健全大学生的政治人格，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凝聚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维护政治社会秩序与安全，提高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政治行为能力，有序参与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与政治实践活动。

因此，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两个方面互动统一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和造就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也就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的政治人才与合格公民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大学生能动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知识，传承政治文化，稳定政治心理，提高政治能力，从“自然人”逐渐成长为成熟的“政治人”的个人习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统一于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

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要特征

大学生政治意识的不成熟与可塑性。大学时期是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与稳定时期。政治社会化是其在政治领域的社会化，是其成长的必经阶段，也是其一生中政治观和政治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总体来看，由于受自身发展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政治意识还显得非常不成熟。于此同时，大学生在这一阶段的心理发展特点决定了此时的大学生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了选择政治社会化方向和内容的能力，但还存在很多迷茫，政治理性还不成熟，政治情感还不稳定，政治态度还不坚定，政治信念还不坚决，政治方向还不完全确定。这就使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呈现出很强的变动性与可塑性的特点。

大学生政治教育的灌输性与能动性。政治教育是引导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不是自发地、自然而然地进行的，灌输是引导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必要手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人们的利益意识逐渐觉醒，主体性要求越来越强烈。面对各种思潮的涌入，大学生被推向了各种思潮交锋的最前沿。大学生已不再简单而被动地接受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思想和观点，因此，高校要认真研究新时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新特点，尊重并利用大学生能动性的发展规律，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在满足大学生的政治发展需求、激励大学生主动接受政治教育和自觉进行自我政治教育上下工夫。

主导价值一元性与价值取向多元性。一方面，在教育引导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一根本原则。另一方面，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为不同社会意识和不同价值取向的存在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多元价值取向的并存不可避免。因此，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要尊重大学生不同价值取向的客观事实，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更要加强教育和引导，用主流的意识形态主导和塑造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唯有如此，方可完善大学生的政治人格，并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媒介的多元特性与目标的高预期性。政治社会化是通过各种传递政治文化的媒介完成的。概括来说，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各种媒介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政治实践等。家庭是人的政治社会化的第一个途径。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引导孩子初步学习和了解社会政治生活，对孩子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的形成产生最初、最深层和最持续的影响。学校是最具系统性的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它可以灌输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知识，培养理性的政治认知能力，强化大学生的政治情感，提升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完善大学生的政治行为。大众传媒包括广播、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宣传传播工具，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政治实践是“客观政治世界达之于人们主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最重要的桥梁，比起政治社会化的其他媒介来，它更具有根本的意义”。②

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③这也是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的定性描述。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大学生“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定性描述突显了社会对大学生的较高的政治期望，也表明了大学生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必将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7篇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教育的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形式多样,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问题很多。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研究要根据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特长与研究方向相结合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要明确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以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是思想理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最高目标是引导学生为实现理想的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现实目标是帮助学生解决在现实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思想问题,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目标和现实目标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为实现更高的目标奋斗。

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的深化

(1)社会层面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状态。我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多种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形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在现实社会中,主导意识形态与多元的意识形态长期并存而且相互影响,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品德和道德风范。思想政治教育要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相关学科理论,研究社会客观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具体影响,更要研究这些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综合影响。也要研究国家在改革开放中的政治主导、民族文化主导、人本主导和社会核心价值主导等,这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研究的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2)个体层面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矛盾状态。在市场体制条件下拥有自和民主发展条件下拥有自由性,能够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地发展自己主体性与个性特点的同时,必须融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道德生活,接受社会政治、法制与道德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政治和社会道德的目标、规范实现学生的社会化。在学生社会化中,学生在不断的追求进步和实现理想而不是依赖于社会的生活条件。学生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难题探讨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8篇

【关键词】“90后”青少年 政治观 政治理想 政治社会化

最近，某市一位佩带“五道杠”的少先队员因其网络博文和照片而走红，网络舆论褒贬不一，评价取向发生很大分歧。部分网民从正面肯定了这位少先队干部的优秀表现和政治理想追求。同时，也有部分网民通过对这位少先队员的博文和照片的质疑乃至耻笑、谩骂来表达对社会政治生活和学校教育中所存在问题的不满。这一网络舆论事件折射出一定程度的社会政治心理问题，它从一个侧面表明，如何理性看待“90后”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及其政治理想追求，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准确把握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特点和规律是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政治观的前提

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政治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的社会化中比较高的层次。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学习和内化社会的政治文化，从而使社会的政治文化得到维系、延续和变革的能动过程。它包括如下三层含义：个体政治学习过程――社会政治教育训练过程――历史的政治文化传递过程。因此，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把握政治社会化与个体政治观形成的关系。

其一，对个体而言，政治社会化是个人通过学习政治文化、形成政治人格的过程，是一个人特有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认知模式以及政治行为方式的形成过程。一个人政治社会化完成的标志即是这个人对他在一定政治体系中所担任特定政治角色的知识、价值观念、技能和行为模式的掌握，即政治角色的社会化，而个体政治观的形成仅仅意味着内化社会的政治文化。

其二，对社会主体而言，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政治教育训练的过程，是特定社会主体把本政治系统内所认同的政治取向模式和政治行为规范传播给所有成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社会化过程与政治教育过程是直接同一的。这个过程要以个体政治观的形成规律为依据，才能得以实现。

其三，从整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看，政治社会化是人类社会把政治取向模式和政治行为规范代际相传或变革的过程，是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持续相传、变革或创新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政治社会化是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实现社会遗传、变革和创新的外在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社会化与个体政治观的形成有显著的区别。

青少年阶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和政治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经过学习和实践所形成的政治观对其一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成年后政治人格的特点。青少年正确政治观的形成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其内在的特点和规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教育理念变化，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日趋复杂化，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自主性增强、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模式变化以及反向政治社会化。自主性强体现为青少年参与政治生活的主动性、独创性以及政治责任感加强；青少年的社会政治参与模式由单一型向多样型政治参与转变；反向政治社会化体现为青少年一代向成年人一代的政治文化反哺。当代中国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特点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学校和网络社会成为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源。正如我们从这一网络舆论事件中看到的，这位少先队员通过自主的学习、团队活动以及学校的教育，促进了其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的形成，为自己确立了某种政治理想，并通过积极参与少先队活动，向困难家庭、孤寡老人、农民工子女、患病少年以及受灾地区捐款捐物等实际的行动来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追求。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政治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通过思想教育、政治生活、道德实践等形式让学生了解、认识社会政治现象和道德规范，帮助青少年积累一定的政治知识和形成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念。同时，学校也为青少年的政治参与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条件。学校的各种活动是青少年锻炼自身能力、提高实践技巧的重要机会和方式，从而使青少年在进入社会后能够有效地应对现实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矛盾。社会尤其是网络社会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又一主要渠道。青少年通过网络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对其政治社会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社会政治活动过程能够增强青少年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心度，培养起青少年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第二，当代青少年的政治学习机会明显提高，政治社会化进程明显加快，政治理想的形成过程提前。和“80后”相比，“90后”的青少年一代政治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增强，对政治的关注度得到明显的提高，他们更早地实现了对政治社会的认知并形成自己富有个性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90后”的青少年一代，一方面从年龄上就体现出了青少年政治社会化提前的倾向，另一方面可以知道青少年对政治的学习不仅仅是停留在学校课堂上了，已经扩展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位少先队干部不仅在学习、认知上对少先队的政治活动有强烈的兴趣和较深刻的认知，并且在行为方式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治化”的烙印。青少年性格、思想的可塑性比较强，思想的变化和影响很快地反应在行为方式上。少先队活动中独特话语的出现是青少年长期关注少先队活动、实践少先队思想观念的结果。

团队组织活动是促进“90后”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平台

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少年儿童中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群众性，是促进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进程的正式组织。因此，团队组织及其活动是当代中国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平台。

各级团队组织应该根据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及青少年成长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青少年政治社会化。200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道德实践活动，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90后”一代成长于新的社会环境中，接受的教育模式，面对的文化环境、社会舆论有着新的变化。这就要求，各级团队组织应遵循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内在规律，切实结合“90后”一代的新特点，采取适宜的教育策略、措施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团队组织要充分发挥社区、学校、家庭的育人功能，重视法定节假日、教育基地、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网络载体，正确引导少年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纠正不良社会风气和社会舆论对他们的影响。

家庭和社会应积极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政治理想

家庭应根据青少年身体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帮助“90后”青少年一代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想。家长不能任意加速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进程。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教育方法，但家庭教育都应当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文化知识学习、政治素质培养方面，同样不能拔苗助长。如果少先队队员的思想、言语、行为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特点，这与他的家庭教育失当是分不开的。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政治心理的发展、政治人格的塑造、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的形成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的教育方式、言行都会无时无刻地影响着自己的子女，只有按照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其施加影响，在合适的阶段做合适的事情，才能够保证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9篇

就政治理论领域而言，西方久负盛名的三大民主理论，即一人一票的普选理论、多党竞争的政党理论和议会决策制度，开始逐渐褪去了鲜艳的色彩、失掉了炫目的光环。

我们不妨具体地来看看。例如，西方式的民主竞选，竞选人要胜出，主要靠吸引选民眼球的漂亮政纲。竞选人是否真正具备治国能力并不重要，只要他口才好、能言善辩就行。又如，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政党竞争，虽然各政党都声称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彼此又因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争权夺利，为自己能够上台执政而相互对立倾轧，彼此之间极尽抹杀污蔑之能事，日益造成社会的分裂。再如，西方式的议会决策制度中，不同的议会党团出于党派私利的考量，对本来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决策任意否决，造成了空转和久拖不决的僵局。这些情况，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引起了深深的忧虑，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困境。

西方思想理论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究竟为什么？这就需要先弄清楚，什么叫理论？理论是指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事物，形成了比较系统化的认识。它运用语言文字的概念和逻辑形式，进行推理，得出结论。通俗点说，理论就是讲道理，辨明是非曲直，使人们获得对某一事物和问题的阐释、理解。

既然理论有助于人们认识自然界和社会事物的内在关系和发展规律，所以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必须是正确的理论，正确的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而错误的理论则是失败的前奏。什么样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呢？第一，正确的理论必须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事物的实际；第二，正确的理论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第三，正确的理论也要与时俱进，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和发展。

即使有了正确的理论，还要注重运用理论的科学方法，这里也要特别强调两点：首先，和世间任何的事物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一样，任何理论本身也都含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要区别什么是普遍性的认识，什么是特殊性的认识，不要混淆在一起；其次，一切理论都是以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运用任何一种理论也都必须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决不能刻舟求剑、生搬硬套。

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后，我们就丝毫不奇怪，为什么西方一些看似绝对正确的理论，必然会在中国退场。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西方的理论我们已不再盲从，也不再搞教条主义了。比如说，我们要推进民主政治，但是，是否一定要采取一人一票、直接投票选举的形式，那就要看具体情况了。事实已经证明，在经济和文化都不发达的国家里贸然推行西方式的直接民主选举，带来的不是和平和稳定，而是战争和动乱。正因为西方国家自命不凡，把自己的理论发明看成是绝对正确的、到处适用的，才遭遇了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滑铁卢”结局。

辛鸣：中国理论遵循规律，抓住本质

中国理论最大特点就是遵循规律，抓住本质。理论本身不能自相矛盾，也不能名不副实，更不能发生异化。理论存在的价值和使命是什么？必须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中国理论在形式和实质的问题上，更加注重实质。

例如，西方国家总是向全球推行西方民主。诚然，西方民主尤其是选举民主是人类进步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这一点不容抹杀，我们也不会抹杀，但是这个成果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优的。如果将西方选举民主当作人类民主的唯一形式，不仅会犯历史性错误，还会自食苦果，自讨苦吃。美国曾经在二战后将其民主形式推广到世界各地，但凡是照抄照搬的全都后院起火、叫苦不迭，甚至现在连美国自身也感觉到其民主理论的失败或失灵。西方选举民主只是在选举之时把人民动员起来投票。选举过去了，人民的民利就休眠了，要想再做主，只能等四年之后。而中国的协商民主，把人民的民利体现在政治发展的全过程。既然民主的着眼点是让人民参与政治，那么民主参与就不能是一时一地的，不能只是选举之时，而应是全过程的。政治参与不仅仅有选举一种形式，更要有平r、日常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等。这种民主理论的创新，着眼于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更有效。

中国法治理论同样如此。西方法治理论最大的特点是讲究程序和形式，甚至把其作为法治基石。法治发展中的程序和形式当然很重要，但形式永远不能替代内容，把形式等同于内容就是本末倒置，就是忘记初心。法治精神真正可贵的是实质公正，而不能只是形式公正、程序公正。如美国的辛普森杀人案，判案法官公开承认，美国人民都知道辛普森有罪，连上知道他有罪，但是法律没有看见辛普森有罪，所以法官只能判定辛普森无罪。一些法学人士不遗余力吹捧这一案例，殊不知这样的法治已经变味，只会让人民远离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而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体现的正是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科学兼顾。

范明志：中国法治理论完善了法治的人民性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一直在探索与发展之中。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决定既提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勾画出了基本框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原则，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人类法治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其历史发展及其先进性向世界证明，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法治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己任，他没有自身的利益，也从来不固化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这不但消解了人治的质疑，更使法治的人民性得以彻底的彰显。而且，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十以来提出的从严治党，更是以法治的方式保证了党的人民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更是以法治的方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法治的人民性。法治的两个基本要素，“制定良好的法律”、“法律得到普遍遵守”，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使传统法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为法治增添了实质性的内容要素：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像一种权力游戏规则，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则为这个游戏规则增加了人民性这一实质性的内容，从而实现了人类法治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现了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体系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性

评价一种法治理论的优劣，不仅要看自身的体系性和完善性，更要看它对所服务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与中国现阶段国家治理相适应的一种理论。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更有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特点与优势。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当今主要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是我国与西方相比所具有的最明显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更加讲究整体性，以社会为本位，更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更容易建立整体性的发展目标，协调社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更有能力解决地区发展之间不平衡的矛盾，并将实现整体性目标的成果惠及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个人权利，往往以个体为本位，注重l挥个人的积极性，通过个体的发展来实现整体的积累，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从每一个国家都有对自己发展模式选择的角度来讲，两种发展模式并没有对错之分，关键是看能不能发挥出自己所选择模式的优势，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就是要提高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并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共同推进，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契合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妥善地处理了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既能够有效地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又能使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得到法律活动的支持，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权益与福祉。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还表现在对社会生产力最新发展的响应上。比如，在当前信息化社会背景下，我国比西方国家更早更系统地提出并建设司法信息化，尤其是网络司法公开，我国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党的十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事实上就是为国家治理设立的总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体系，将为实现中国梦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性，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优势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古今中外，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法治既不是完美的，也不是万能的。法治的不完美性，即来源于法律自身的缺陷。比如，僵化性、抽象性和教条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成本；法治不是万能的，首先表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需要法律来调整。例如，道德领域、慈善领域中的某些关系，其次表现在法律调节局限的权利义务关系上，对于更高思想层次的关系，如奉献、信仰等关系，法律则无能为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克服了传统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局限。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和法律都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作用。在社会管理上，二者既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又相互独立，各有千秋。而且，我国在历史上也有德法结合的优良传统，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扬德治的优点，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优势体现。

同时，以德治国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提供了方式上的正当性。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首先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体系是比一般法律法规更严的行为规范体系，其主要表现是执政党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和政治要求。如果党内法规体系等同于一般法律法规体系，那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也难以形成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说服力。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对执政党的基本要求，也佐证了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正当性。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政治鉴别能力；提高；塑造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时期及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在适应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如何引导青年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现实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预防或克服青年学生的政治盲动和政治偏激，加强对国家和社会重要公共利益的决策和活动作出准确的观察、辨别、判断的本领和技能，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鉴别力成为迫切的需要。

一、提高大学生政治鉴别能力的必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接力奋斗。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学生无疑是祖国的未来，正如列宁所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要由青年来担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政治社会化也存在着矛盾斗争，包括敌我矛盾性质的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以及与国际斗争相联系的主义政治社会化的斗争。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态下，这种斗争还很严重，其性质和范围，超出政治社会化范畴，主要表现为对立政治势力争夺整个意识形态阵地，争夺青少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青年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各种阶级势力都把青年作为争夺的主要对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虽然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残余和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尚未消除；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从来没有停止，形形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意识还在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到现实生活中来，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运用各种手段对青年学生进行渗透。邓小平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

大学生处于成长期，处于获得政治社会化本质内容的年龄段，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迅速发展、逐步实现社会化、日趋成熟的阶段，他们的思想尚未定型，仍具有很大的可塑造性。就社会而言，他们是教化、塑造的重点对象。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经济之争，对经济的发展起倍增和决定作用的是科技，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就青年大学生自身来说，他们是有可以塑造的内在条件和需要，不成熟和不定型正是社会塑造和教化的有利条件。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知识层次的提升，他们的思维方式从形式逻辑思维扩大到辩证逻辑思维，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大学生的思维能力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其自身思维的批判性与熟悉事物的狭隘性的影响，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方面欠缺，在政治思维方式上仍存在一定的缺陷，政治鉴别力较弱，对社会现象不能作出较深刻的理性分析，时常陷入“想当然”的境地。学校的任务在于引导他们对社会上的一些思潮、言论、行为划清是与非、对与错的界限，而不被错误的、有害的东西所迷惑。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使他们始终坚持正确的社会化的政治方向，更好地去践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和道德义务。

二、提高大学生政治鉴别能力的方法

(一)青年学生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明确的价值取向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列宁也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当代大学生政治判断缺乏理论的支撑，政治理论的匮乏往往使大学生只能看到问题的表面，抓不住本质，缺乏深层次的研究与理解，在遇到问题分析问题时，对事物性质和发展程度做出准确的判断，离不开正确的判断方法和科学的判断标准。马列主义理和方法论，是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判断的方法和正确的判断标准。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扎实了，才能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敏锐地识别各种错误的观点和思潮，坚定地在各种复杂的局势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马克思主义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改造思想意识，提高政治素质的科学世界观，而且为大学生提供了改造思维方法、提高认识能力的科学认识论。因此，掌握科学的理论，就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大学生首先要吃透理论，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能运用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

政治的本质在于谋取一定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大学生应当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复杂的形势面前，要善于准确地发现和把握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正如马克思说：“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没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就不会有清晰准确的政治鉴别力，难以通过种种表象来判断和辨别其政治实质。

(二)渐进深入，求解难点

遵照认识规律，注重从生动的现象和较浅显的心理层面人手，提升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也就是渐进深入的原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不可能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自发地产生，为此，必须充分发挥客观事实和科学理论的力量，对受教育者进行正确教育，从提高思想认识人手，以理服人，启发自觉，激发其内在积极因素，引导青年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新时期“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这就要求教育者善于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回答学生在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疑问，即“热点”问题。人们思想上的热点、难点问题，往往也是学生关注的焦点，对此，教育者要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找准当前学生关注的热点、认识上的疑点和理解上的难点，注意把“矛盾”带进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听课中产生疑惑，从而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讲解过程中有意识地揭露矛盾，诱出错误使学生深入思考、比较和判断，从而为大学生的政治鉴别能力提供富有时代信息的最佳切入点。热点和难点的求解，将取得举一反三的效果，在适应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使之能更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和反思思想困惑。

(三)强化社会实践这一重要活动

社会实践是加强青年学生政治鉴别力的重要环节，“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

斗争中去，才能接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核心内容，使人们在实践中加深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并逐步把它转化为自己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彼岸性”。为使学生从理论观点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收集信息进行“理论探讨”的钻研者，使其理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就要强化社会实践这一重要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有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社会服务和社会公益劳动等。有效地组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使青年学生认识社会，了解国情，了解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所遇到的多种矛盾，了解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在学生获取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基础上，通过优化信息，思维加工，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社会实践既尊重了学生的心理特点，又能以事实来纠偏，增强认同感，发展学生智力；既扩大了大学生学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知识的广度，又加深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使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具体化。同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既要用理论指导活动，又要在活动中应用理论，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政治觉悟。

(四)教师应有较高的政治水平

政治水平主要指政治上分辨是非的能力、政治敏感性以及认识和处理各种政治问题的能力，它是政治觉悟、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劳动的特点，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确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并把远大的理想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只有真信马克思主义，才能满腔热情地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用自己的政治热情去传播、影响和教育学生，才能对学生产生强烈的感召力，使学生感到诚实可信，心悦诚服，通过理论教学和自身行为教育、影响学生，效果更为显著。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难以达到教学效果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辨是非，善于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政治问题。对思想理论界的动向和问题，应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这样才能抓住联系实际的要点和重点，才能体现时代精神和研究的前沿性。

(五)驱动主导政治文化内化

政治文化是一定阶级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下，特定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现实政治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评价的总和，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向、方式和方法起导向和制约作用。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人们政治取向模式对社会历史进程，尤其对社会的政治生活有重大影响，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活动性质、政治过程方向、政治结构模式、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政治变革的进程。我国主导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教学中要紧紧抓住我国政治社会化的灵魂和关键，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大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整体价值观念为依归，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最高政治价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以此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治理  治理理论  中国特色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阵“治理”热潮，关于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大学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治理经验，并且对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兼收并蓄，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治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今天热议的“治理”话题，其体现的治理理念在当时的多家学派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中国从古及今文化传承中所包含的众多治理思想，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精华理念。

(一)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

道家无为则无不治。把为当作无为，把无为当作为，取法自然，其体现的是一种依法治理、遵循规律的治理理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吸收道家学派依法治理、遵循客观规律、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治理理念。

(二)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

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德治主义，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伦的和谐。儒家这～主张体现的是以德治国的理念。在今天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我们在重法的同时也要兼顾重德，以法促德，以德促法，相辅相成，才是治理良策。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中必须涉及和不可忽略的一部份。

(三)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

法家的法治论主张。在立法方面要做到事皆有法；在执法方面必须做到任法、从法；在法的保障方面，赏刑分明，刑为主赏为辅。商鞅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三要素——法、信、权0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的主张，尤其是以法为本，法律至上的治国方针，值得我们学习并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当今中国，若要更好更有效地推进法治化进程，需要借鉴法家的这些主张。无论如何，崇尚法律的绝对权威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

(四)其它学派的主张

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连横合纵，唯利是从。。我们只要深入推敲．就能感受到这些学派各具特色的治理思想和理念。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应该积极吸纳进来，让其成为有特色的治理理论的闪光点。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治理的成功经验

在治理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很多方面的政治和行政都在实践着治理的理念。以政府治道变革为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从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一)发展观念转变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发展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从“一部分入先富起来”的政策走向“和谐发展”的政策。“和谐社会”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治理理念的核心精神，协调发展是善治的重要精神。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治理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二)政府职能转变

治理理念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近些年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不断落实企业自主权；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三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市场竞争领域政府退出，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强化政府职能；四是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

(三)目标理念转变

治理理念引导下的中国政府自身变革，还意味着政府的目标理念发生变化，由建立传统权威型政府转变为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是善治的核心理念，责任政府是善治的重要内涵，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是善治的重要理念。

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路径选择——多角度视角

(一)主体多元化

1．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型政府，即有机地梳理各个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政府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它自身的改革完善非常重要。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其对社会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

2．市场。坚持市场的治理主体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必要前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然要求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是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3．公民社会。治理理论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而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公民社会在中国现今只能作为一个相对次重要的治理主体，因其自身力量的弱小。我国要改变历来“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就必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4．执政党。中国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包括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内部和公民社会内部各自的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这两种博弈创造条件，推动双方最终使博弈达到双赢的结局，从而实现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需要转变我们党的角色和职能，这不但是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关键。而且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关键。

(二)领域宽广化

治理理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形成各自领域内的治理理论，并指导着各自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其内涵非常丰富，也相应地包括了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等等。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12篇

对政治经济学从学好用好到必修课的系列论述，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运行显著地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轨道，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愈加凸显。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重大课题。2014 年7 月，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新要求。强调学好用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里提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经济发展规律能力和水平这样一些关键词表明，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论述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2015 年11 月，在规划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关口，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 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的重要论断，从必修课意义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这些论述，是制定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指向。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理论指导意义的肯定。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在根本上也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发展的理论形态，具有显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1956 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向。他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和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一些独创性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从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正确道路确定和战略思想制定上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阐释。

1984 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时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一《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一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同志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从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从进行第二次结合历史进程中，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成就及其必修课的作用和意义作了重要论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起源和延伸上，就是以中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联系起来为基础的，也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的。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的探索为主题和导向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这也是提出必修课思想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

2016 年7 月，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指导实践到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从加强研究和探索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上，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则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则，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和重大课题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重要思想，其中最为要紧的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做出多方面的论述。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他提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关系上，他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上，他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思想，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释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也成为他丰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强调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新的判断;他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使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在新常态经济大逻辑中，提出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思想;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中，他又提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思想。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总体整体的结合上，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的视界，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已经成为最近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这一结合起来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与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在这一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最不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二是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强调的辩证法两点论，关键就在于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这一定位，是以中国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的重要呈现，是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结为一体的思想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凸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立场，深化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观点。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这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开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整体研究的视野，深化了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整体理论上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系统理论中强调，要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新阐释，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13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性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国际大背景以及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开展实践探索的同时，也从未停止过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在科学回应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性课题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启。1982年，党的十二大作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此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初步探索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新模式。这些重大思想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初步形成。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党的十六大后，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党的十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经济新常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一系列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和完善了。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央首次明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名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核心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涵盖了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等诸多层面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其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强调党的一切方针和政策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决不能脱离现实，超越阶段。其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其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应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其四，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实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强调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完善各种福利政策，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其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其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一定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七，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在发展实践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其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相一致的部分，也有其突出的中国特色和鲜明的中国色彩。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坚持和继承，二者在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等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第一，二者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都始终将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关重要的首位；第二，二者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都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研究和揭示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发展变革的规律；第三，二者的基本任务是一致的，都是要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第四，二者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都坚持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第五，二者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客体；分析研究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转贴于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

社会治理的特点范文第15篇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凸显期。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治理，对于实现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美国的公民治理

随着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即公民应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积极的主人角色。基于治理理论的美国公民治理也就愈发凸显出它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公民治理是美国社区的基本治理形态。“公民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学者博克斯提出的，以“公民中心”为治理导向的社区治理模式，它重构了公民、代议者、公共服务职业者的角色定位，打破了以基层官员主导基层公共决策的制定与操作的局面，强调“公民本位”的治理价值观。

公民治理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就是“治理理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其一，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治理的权力运行是上下互动的，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其二，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与合作；不仅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公民自助组织等。博克斯指出“我使用了治理一词，而没有使用政府或者行政的概念，目的在于说明包含着参与社会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公民、选任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的全部活动”①。

从治理理论出发，博克斯进一步探索公民、选任官员和公共服务职业者的角色：公民成为社区的治理者而不是消费者；选任官员的作用在于协调公民参与治理的种种努力，而不是替他们作出决策；实践者关注的焦点是帮助公民实现其社区治理目标，而不是着力于控制公共权威机构。

美国公民治理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后现代话语理论―治理必定越来越以相关各方，包括公民与官员之间开诚布公的对话为基础。可靠对话的最终理想把行政官员与公民大众视为彼此是充分参与的，而且被视为在一种其中他们作为人而相互接洽的关系中的参与者。“一个公民易于进入的和民主的社区制度把社区居民看作是公民，它允许公民就政策议题进行公开对话，认同人们有能力提出建议或采取具有真正影响的行动。②”博克斯认识到了代议者的作用正逐渐被参政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所取代，但是，他也看到对话并不能代替代议制治理机构，不能保证民主和责任原则的同时兼顾，实现理性的连贯性，因此他直接指出，“开放的治理体系和公民对话确实也非常重要，但它自身终究不能保持政策判断的一致性，也无法应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政策执行”。③

按照博克斯公民治理模型，在社区治理中，公民成为社区的治理者而非消费者；选任官员的作用在于协调公民参与治理的种种努力，而不是替他们做出决策；实践者关注的焦点是帮助公民实现其社区治理目标，而不是着力控制公共权威机构。公民成为社区真正的主人，自行管理社区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抵制国家和州政府以及本地政治、经济精英对社区政策过程的控制，回归创建国家时社区治理的历史价值，即“地方控制而不是州或国家控制的公共治理；小而富有回应性而不是庞大臃肿的政府；公共服务职业者是公民的咨询者和帮助者，而不是公共组织的控制者”。④博克斯的公民治理模型意在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在基层社会实现最大限度的“强势民主”。巴伯认为，“强势民主不只追求选票，而且要求有好的理由；强势民主不仅仅追求对事物的看法，而且也重视理性的辩论”⑤。公民治理所彰显的直接民主，就是要求公民以社区为载体，通过对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性治理的民主实践成为社区的真正主人。

在美国的公民治理实践中，公民治理可分为完全型公民治理和不完全型公民治理。所谓完全型公民治理是指作为社区主人的社区公众，不仅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而且参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即社区居民既是社区治理的决策者，也是社区政策的执行者。

所谓不完全型公民治理，是指社区居民只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者，而把社区政策的具体执行交给社区公共管理者。由于社区公民治理的核心是公民决策，因此，社区居民如果能够真正主导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成为社区的主人，他们虽然不从事具体而微的社区治理，也应视为公民治理。不管是在完全型公民治理下，还是在不完全型公民治理模式下，美国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都必须由社区居民来决定；重大的社区公共事务决策，还必须通过社区全体居民公决来解决。

中国特色公民治理与美国公民治理的共通性

公民治理理论虽源于西方国家，但以公民为中心的制度设计理念与我国基层的村（居）民自治都是基于人民理论，因此公民治理的精神应运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以人民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唯一来源的现代国家所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治理，即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居）民自治，就是人民群众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活动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中国特色公民治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需求上都具有可行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建设小康社会最重要的阶段，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就突出地摆在了党和政府面前。可以说社会稳定与否和社会治理状况具有直接关系，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已成为政府政策合法性、公民满意度、社会治理格局、社会稳定度的衡量标准。党的十明确指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基础的“五位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难点在基层，活力源泉也在基层，要以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城乡社区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建设为根本，进一步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

基层社会是公民进行民主政治实践的试验场，也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的最大存储地，基层社会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中诸如官民矛盾、公民政治冷漠等问题已经严重损害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也严重威胁到中国基层群众自治的效度。因此，对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也毋庸置疑地成为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与难点。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的多样性与广泛性特点，也使城乡广大社区成为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活力源泉和希望所在。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社会自治活动中，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让广大城乡居民在自己的家园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我国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方向。

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为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公民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保障。实践证明，我国基层社会的自治发展中需要一个主导性的、有效的政治力量的支撑，这种力量在中国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党的产生和壮大，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和巩固，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高度统一的。我国现行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七大、十都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四项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充分重视和肯定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的最佳形式和途径。因此，矢志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基础与保障。

其次，西方公民治理与我国的村（居）民自治都强调以公民为中心，倡导公民充分参与。西方新公共管理一度提倡“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偏离了以“公民为中心”价值诉求。新公共管理强调了政府在公共行政中的主导作用，把公民当作“顾客”，认为公民只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被动消费者”。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关于公共行政治理系统的一系列思想，它将公共服务、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置于这些思想的中心地位”⑥，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既不是划桨，也不是掌舵，而是服务，在治理过程中应该彰显“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导向。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中提倡公民的充分参与，如果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很难使政策合法化。

我国的村（居）民自治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它彰显了直接民主的治理精神，提倡人民当家作主，鼓励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自主性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公民自主性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是我国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形式，也是践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期实现群众自治目标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在价值取向上与西方公民治理相似，因此具有可行性。

第三，中国特色公民治理与美国公民治理在制度设计上都是以“自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设计原则。无论是西方的公民治理还是中国的村（居）民自治，在制度设计上都强调基层群众自主性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即都强调自治。美国的公民自治是在早期的乡镇生活形成的一种具有民主价值意识的公民自治理念，如托克维尔所说：“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⑦，“乡镇的管理方式是根据居民的爱好而选择的”。居民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自行管理自己的社区事务，充分彰显基层社会的自治价值观。我国宪法和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明文规定了，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社区成员和村民利益的代表，是发展基层民主，维护村（居）民合法权益的自治组织，它们不是行政派出机构，更不是附属组织。党的十七大则明确把基层社会自治制度确定为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这为群众自治活动提供了重要保障。

公民治理在中国的运作

美国的“公民治理”是植根于美国的文化背景、经济基础、公民素质等特定的生态土壤的。我国基层群众自治根植于我国的国情，因此打造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就不能照搬西方“公民治理”的经验。而应该充分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以使得理论与实际相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为突破口，健全参与表达机制，大力培育社会自治组织，加强公民自身素质建设，夯实基层群众自治基础。这才是真正让中国特色公民治理运转起来的理性路径。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合作治理格局，是未来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大的制度框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公民治理提供了方向指导和力量支持。政府应该完善服务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要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规范民主选举，倡导公民参与，这样才能积极有效地推进公民治理的进程。

社会组织对于公民治理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团体如果能够发挥其辅助作用，并吸纳更多的公民加入社会组织，不仅能提高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的能力而且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的积极参与是政策合法性的来源，同时也是政府与民众有效交流的方式。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政府治理+公众参与”模式的替代模式应当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现代社会是一个依法治理的社会，法治保障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与重要前提。任何社会主体都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社会组织、公众依法参与是打造“五位一体”合作共治格局的基础性工程。在法治保障下，加强“党群、政府与民众、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多元合作治理”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不仅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也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合作治理，并借助基层社会合作治理走向公民治理美丽蓝图的手段。

以健全公民“表达机制、参与机制”为重要抓手，推进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完善公民表达机制和参与机制是在现代社会实现公民治理的重要抓手。表达机制和参与机制的完善是回应政治民主的最有利因素，健全的表达机制、参与机制是培养“积极公民”的有效平台。在建立健全包括法律制度、制度、听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双向表达与沟通机制，是通过合作治理走向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基础性路径。政府与民众的双向互动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源泉。

此外，应完善政府回应机制，做到有求必应。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尤其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要为他们提供绿色通道以捍卫社会公平正义。在完善参与机制方面，应完善（村）居民委员会的自治作用，而不是视其为一个封闭的环节，让更多民众参与村和社区的事务，为城乡居民自主性管理基层公共事务提供广阔的平台。福克斯和米勒把公共能量场中的话语分为“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一些人的对话”三类，并认为少数人的对话其实是独白性的操纵，多数人的对话则导致表达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而“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它的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但是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地超过了它的缺点。”⑧因此，政府官员与公民代表要充分进行对话、协商与合作，这样才能让公民在基层社会自主性治理中的“话语权”得到充分保障。

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资本与社会活力。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市场缺陷；既能减少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概率，又能较好处理市场不能或无力处理的问题和矛盾。

社会组织能为维护公民权利、社会稳定发展，实现公民治理提供支持与保障。可以说，社会组织愈发达，社会自治组织水平就愈高，就愈有利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与繁荣发展。

从参与的有效性、可行性和现实性来看，公民通过自治性结社方式的集体参与更为有利。因为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聚合速度的加快必将促使公共问题建构和议程确立由政府统合转向为公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建立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诉求的自治组织有利于增强公民参与博弈的力量、降低博弈成本和促进利益整合。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括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也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它们能够通过多元化的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地方，公民社会就越发达，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公民治理。因此，应大力培育新兴社会组织，为社会组织的良好发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并应该健全社会组织内部操作制度，尤其是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与监督机制来保障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

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公民素质和参与能力。提升公民参与能力的最重要的途径是加强公民教育。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教育体系，更多的是以政治思想教育、纪律教育来替代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的内容应该既包括公民意识的培育，也包括公民政治能力的锻炼和提升。公民意识即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同，公民意识的提升有利于公民对自己主人翁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责任感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在实践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为此，应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城乡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组织社区成员参与公共活动，在活动中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同时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一些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公共图书馆、体育活动室、议事会、邀请专家定期给予其指导等，以此为基础，城乡居民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活动中，会逐步提高他们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能力。党政部门应为公民能力的培养提供便于操作的平台和可行性路径，在实践中帮助城乡居民掌握政治参与的技巧与方法，培养他们理性的公共视角和与利益相关者协商的能力。比如，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基层社会自治平台，以村级公共服务资金的民主使用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农民在自主性管理活动中不断提升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理性之路，实现了基层民主实践与公民教育的良性互动，丰富和发展了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创新之路。

结语

在当代中国，让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真正运转起来，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重”五位一体的社会合作共治体制为制度化平台。在党的领导与整合下，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公民教育、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培育社会自治组织的基础上，以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深入推进城乡基层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是让中国特色公民治理良好地运转起来，实现人民群众在城乡家园真正当家作主的可行性路径。

（本文系史云贵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路径创新研究”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经验总结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3BZZ036、NCET-13-0389）

【注释】

①[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孙柏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②③④[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⑤Barber， B. R.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76.

⑥[美]金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⑦[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