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历经 30余年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 学界 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把 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及其互动结果和衍生现象衔接起来，从全球化角度剖析了国家与市场的现实场景、互动关系和作用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与其核心原理日臻完善和成熟。当前，国际政 治经济学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面临着诸如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的继续充实与更新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全球体系的加速形成，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西欧和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日渐成为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及若干核心原理，包括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理论 、现实主义与霸权稳定理论 以及激进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日益明显和相互渗透，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新颖的思维视角，也昭示着其已经步入新的变革时期。

一、 自由主义与相互依存论

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对国家的决定性和强制性，其观点承袭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想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把国际关系的发展看作是一部市场进化的历史，当今世界体系是由全球性的现代化所塑造，并有赖于三种力量 的推进：一是经济力量，即开发市场、利用新资源的能力；二是技术力量，如通讯、运输 、制造手段的革新；三是组织力量，即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灵活应对主要由上述三种力量推动的市场化构成了国家生活的主要内容~13(P14)。国家间稳定的贸易与经济交流、深化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由此凝结的互惠纽带，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国家问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培植国际和平的源泉之一 。对此，相互依存理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从民族国家与全球市场的权能关系角度 ，给出了学理推断和说明，其也成为自由主义中最重要的分支理论之一。

相互依存理论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依赖状态是一种客观情形 ，各类国际行为主体(国家、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等)活动的终极 目的是促进全球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和效用最大化，实现全球福利的普世化 ，从而为国际和平提供一种功能性的保 障。为此 ，必须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从而强化 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向博弈功能，使各类国际行为主体通过合作关系的不断推进而共享利益，以推动国际经济体向均衡化发展。经 由相互依存的组织网络形成的技术上合作、行为上共处的国际体系，为更多的使用非政治方式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国际冲突提供了必要条件。

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相互依存状态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国际行为主体问的合作一定就是平等互利和非零和的关系。由此，罗伯特 ·基欧汉(Rob一ert 0．Keohane)和约瑟夫 ·奈(Joseph S．Nye)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理论(complex interdependenctheory)。该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引入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指出相互依存关系包含着代价，而事先指明某种关系的收益会大于代价不太可能。这取决于国际行为主体对自身价值和依存性质的判定[2(P14)。很多学者注意到，相互依存关系的达成及其程度受到交往单元的数量与损失程度两大变量的迭加作用和影响，致使依存关系中权力的来源更加复杂，形成所谓的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 弱性(vulnerability)，依存 的双方或多方只有相对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对受损(relative loses)。换言之，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多是非对称的从而造就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相互依存关系的递进与发展 ，非但没有弱化国家的政治权威 ，反而是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为国家新的政治权力提供了来源与动力。为此国家间必须保持适度交流(以不引起对方感到威胁为底限)，以减少相互依存中的对立因素并使之趋近于对称，从而强化由此派生的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的基础，即国际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s)，使之成为调节和控制国家间关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C33(P320—324)。

二、现实主义与霸权 稳定论

现实主义源于重商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市场依赖于国家的存在。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认为重商主义意味着现代 国家的形成 以及资本主义的赢利经营转移到政治上(4](P370—375，727)。弗雷德里克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生产力理论”认为 ，权力较之财富更重要，并决定着国家的主权独立和财富保持C5)(P46—47)。国家应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和贸易，并依赖保护主义手段确保本国的工业竞争力。

现实主义从国家中心论出发，对内强调干预主义，对外主张保护主义，并认为政治权力框架决定经济利益分配。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富的增长依赖于国家“为寻求权力而斗争”的能力。本质上，国际经济关系是相互冲突的，世界经济竞争的零和博弈特性，凸显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竞争作为国际交往的一种常态 ，意味着增强自身优势和削弱竞争对手。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尤为明显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诉求和预期。

霸权稳定论主张由单一的霸权 国家主导国际体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创立结构和秩序，以便规避无政府状态(anarchy)下国际体系的失序风险。罗伯特 ·吉尔平 (Robert Gilpin)从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1)角度，给出了霸权国家确立的三大标识：一是形成以霸权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势力范围；二是建立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金融货币权势；三是霸权国家具有适应全球经济变化的超凡能力。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角度而言霸权国家所提供的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和安全机制等虽然体现了霸权国家的意志和夙愿，成为巩固霸权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但也有益于体系内的成员国。因此，霸权也被认为是维持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一项条件。

霸权稳定论突出了政治结构变动对 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它尤为关注国家体系以及国际政治关系在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并视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为首要目标。基于对霸权战争尤其是世界政治变革的系统研究，罗伯特 ·吉尔平从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角度阐明了霸权 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并指出了统治或控制国际体系的三种途径：一是国际体系中政治联盟 间的权力分配，从形式上有单一结构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二元结构的冷战体系，以及多元结构的均势体系；二是国家间威望的不 同层次 ，威望 (prestige)就是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并 由此决定哪些国家实际上统治国际体系；三是国家间互动的一系列权利和规则—— 国际条约，其所依据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 ，有学者称之为“统治者实践的模型”[6](P35--42)。

现实主义认为，霸权 国家塑造和维持国际体系稳定与和平的基础是其强大的生产能力所带来 的“经济剩余”。这种“经济剩余”会因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和经济结构的“软性化”而趋减，从而导致霸权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欲逐渐减弱，以致其所确立的国际体制最终归于瓦解，国际社会再度进入失序状态。可见，由唯一主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很不稳定。由此 ，罗伯特 ·基欧汉提出了霸权后合作理论。通过增加维持秩序的主权 国家的数量来分散负担国际公共产品，交涉形态的多元化有利于有关国家协调立场，从利害关系的连续微调中达成利益一致，从而实现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稳定。

三、激进主义与 世界体系论

激进主义的最大创见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边缘地带(第三世界)而非核心地区(发达国家)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后果角度来探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演化[7](P54)。激进主义认 为从本质上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国家与国家社会力量间的关系。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核心地区与其统治力量)，只要可能总是要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和精神的改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剥削关系。摆脱与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的非殖民化和现代化 ，成为激进主义的一项核心命题。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是其 中一支较为典型和发展相对较快的学说。

世界体系论主张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社会变革展 开长时段 (1ong term)和大范 围(1argscale)的研究，以充分显现世界体系的“社会时间”和“地理空间”特质。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认 为，世界体 系是一个 由政治、经济和文明三维组成的实体，它具有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一维的“国家”和“社会”。世界体系中政治单位间的联系围绕经济利益分配展开。次序地呈现出中心(center)、准边缘(semiperiphery)和边缘(periphery)三级结构，并最终被政治安排和文明认 同所强化[8](P462—470)。

世界体系论的一项假说认为，资产阶级必定利用其主宰物质生产过程的巨大优势来统治世界，并通过建立某种制度来保证这种统治，不符合这种制度安排的国家将受到打压。由于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受制于某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只要介入这一过程的国家都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在生产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必然对国家问的政治关系发挥着领导作用，因而存在或非中心国家的挑战以及中心结构 内部霸权与挑战霸权的斗争E9；(P5—1 3)。世界体系论的最大贡献是对霸权的兴起和衰落，即国际体系在单一中心霸权和多中心力量平衡间的波动周期及其规律的系统研究。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一个循环序列(103(P229—230)：第一阶段，严重政治冲突(全球战争)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却很难实现 ；第二阶段，世界秩序(世界权力)初创时期 ，国家仍然对秩序的期望很高，这种秩序实为霸权的产物；第三阶段，霸权合法性减退 (hegemonic delegitimization)时期，国家对秩序的期望让位于各种安全范式 ；第四阶段，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时期 ，国家对秩序的期望及其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降至最低点。这种循环序列构成了世界政治的一个霸权周期，即长波周期(一般为 100年)。

对于世界政治 中权力“集中”(concentration) 和“扩散”(diffusion)的波动周期，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运行动力角度给出了分析和解释。他认为世界体系中存在两个范畴的运动：一是阶级范畴的运动，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抗争，其动力是资本积累；二是地理范畴的运动，即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带的依附与对立，其动力是不等价交换El1](P80—81)。从构成中心和边缘关系的主要层面而言，双方的结构和地位经由一定条件的催生可以互相转化换言之，中心和边缘并非一成不变的，核 fl，地区会 出现停滞并沦为边缘地带；边缘地带也可能上升为核心地区或准边缘地区。所谓“一定条件”，主要是三种类型的跨边界交换 ：一是经济交换(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等)；二是政治交换 (战争、侵略、精英联盟等)；三是文化交换(信息、规范、意识形态、宗教等)。上述三种交换的结果， 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形成一个单一的集合体，但从 中心化或边缘化中出现的经济两极化必然会伴有政治两极化，即核心地区成为强 国，边缘地带沦为弱国，从而形成了帝国主义的霸权。

四、结 语

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在全球体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从本质上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之问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直接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博弈。由于直面国际关系现实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起来 ，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概念和假说，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学说。目前流行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是大量 的个案研究 (case—studies或 issue—studies)[12](P178—179)。这反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突破了传统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分野，而且日益融会了两大学科的基本原理，但其仍然受限于理性主义(rationality method)的分析框架。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长于解释 国际行为主体在给定结构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系统的维持，而不长于解释结构的变化和系统的更新①，由此从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上预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妨借鉴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入作为解释结构变化 和系统更新 的新变量 ，比如身份认同(identity)等概念 ，以便增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重释性和问题 回应性。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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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1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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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2篇

经济特区?①作为渐进式体制转轨的活性载体，或者说中央政府改革政策选择的“试验田”，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导引作用。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在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探讨中，经济学学科占据主导地位，并以经济危机、产业结构、资源约束等为主线，取得一些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但这种单纯聚集微观经济问题，缺乏整体性思维支撑的学术研究成果，往往会因具体环境的复杂结构与动态变化而丧失理论解释力。实践证明，地方政府功能的形成和发挥是我国经济特区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地方政府功能的形成和发挥又依赖于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核心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和行动绩效。所谓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②，是经济特区治理结构或组织中那些掌控丰富公共资源，拥有显著公共事务信息优势，其行政策略与行动结果直接决定经济特区治理走向与绩效的政府官员。根据纵横向权力配置结构和现实政府治理情境，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是指经济特区所属行政区中的主政官员[注：按沈荣华教授的观点，地方政府也是一个由众多的相互关联的微观主体如党委、政府各个部门和每个工作人员共同构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运行系统。可以把地方政府的行为主体抽象为地方公共事务的主要决策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他们一般是地方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他们的效用偏好和行政意图贯穿在地方行政体系的整个运作过程之中。参见沈荣华、王扩建《制度变迁中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空间拓展与行为异化》，《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以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为研究主体，探讨经济特区治理相关问题成为因应之道。

一、改革路径、经济特区及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领域的高度计划性、政治领域的纵向权力控制和社会领域的单位制与公社制形成了社会个体间整体性或者说同质性的利益结构。社会主体在自身利益无法通过主观能动加以维持与增量，只能被动接受利益分配方案时，往往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自我实现动力严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发展活力缺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变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赋予了社会个体追逐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并创造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动能，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增长。

上述合法性与制度空间的形成依赖于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这些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之间似乎又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那么，究竟有没有明晰的路线图指引着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呢？对此，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讨论，大致形成以下基本共识，即改革目标不是事先设定而是意识模糊下的摸索。具体来说：黄亚生认为，相比苏联改革，中国改革计划性较弱，目标性不强[注：yasheng huang，“information，bureaucracy，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soviert union”，?world policics，?vol．47，no．1，oct.1994，pp．102-134．]；王绍光指出，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作出的应急性反应[注：王绍光也坦言：“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优先诊治最迫切的议题”。参见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均是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即“中央对怎么改革并不预先设定一个原则和目标，而是通过对试验的不确定态度，实现对地方的选择性控制”[注：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当然，政策试验有基本规则约束，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是前提，即中央政府既希望地方政府努力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元素；又希望能迅速纠正可能破坏政治秩序稳定的不当“创新”行为。而地方政府既希望通过政策创新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又希望有效规避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为此，以局域性的经济特区为载体进行创新试验，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于不同利益视角的共同策略选择。

中央为激励与约束地方政府，借鉴“财政包干制”，在经济特区治理上也开始实行“政治承包制”，即“国家放弃了对承包外行政权力的监控权，国家首先设定了各种硬性指标和禁止性规范，只要部门、地方和基层达到了国家各项硬性指标的规定，不违背各项禁止性规范，它们的行动就是自由的”[注：戴长征：《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这种“行动自由”在经济特区治理中得到集中体现，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放大”[注：由于内部信息控制与纵向权力监督乏力，地方政府往往能变通政策执行，因而可以说行动自由被“放大”。]。正如阿瑟•刘易斯指出的那样，“如果统治者思想的变化允许人们以从前被禁止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基本的经济因素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允许有更大的行动自由的制度变化”[注：［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9页。]。经济特区治理生态中的这种自由逐步演化为“条块”双重分散性[注：“国家管理体制同时存在‘条的分散性’和‘块的分散性’，体制内的这种双重分散性，使得权力关系在任何状态下都可能存在分散性，在集中的时候，形成的是‘条的分散’，在分权的时候，形成的是‘块的分散’”。参见林尚立《权力与体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这种特性构成了经济特区治理生态的基本特征，也形成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生成和成长的环境条件。另外，经济特区治理既是地方政府组织目标实现（地方gdp增长）的关键要素，也是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彰显行动能力和效能的关键行动区域。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和行动绩效会直接反映在经济特区治理的过程与结果上。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与内生性成因

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衍生具有复杂的成因系统，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论文联盟理动力衰竭及相应行为偏差却是成因系统中的唯一“活体”因素：既扮演着其他因素的作用媒介，又直接决定这些因素的作用结果。

（一）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

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集中表现在政策、体制和功能三个层面。政策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逐步形成的“政策洼地”或者说“特区不特”现象；体制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治理体制违背生命周期规律而出现的超前回归与滞后演进问题；功能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功能的结构偏差，即经济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不足。

1.在政策层面。旧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步衰减，在面对其他地区新政策优势产生的虹吸效应[注：所谓虹吸效应，是指某一区域基于特殊政策优势或通过政策创新，对经济发展资源形成强大的聚集效用，将周边甚至更远地域的资金和人才资源吸引过来，从而减缓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时，“政策洼地”效应凸现，环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入wto以后，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与诸多国家战略的实施，使经济特区原有意义上的“特”逐步淡化，甚至有一种“特区不特”的感觉。例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实施都伴随着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传统经济特区不再是优惠政策的集中地”

③

罗清河、蔡腾飞：《新时期经济特区还要特下去》，《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特区不特”主要指的是“特区的优惠政策已经变为普惠政策，而不是说特区已经不再享有特殊的政策，有些地区的政策甚至比特区更‘特’”?③。另外，已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废除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意味着特区最重要优惠政策的取消。

2.在体制层面。经济特区的治理体制向传统行政区体制的加速或滞后回归，使经济特区各生命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有效发挥。经济特区完整的生命周期包括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与回归期[注：经济特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生物体生命周期成长的特征。经济特区自创建到衰亡可分为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和回归期等五个阶段，而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治理特征。参见闫国庆等《开发区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8页。]。不可否认，依据经济特区的生命周期规律，经济特区向传统行政区的体制回归是必然趋势，但这种回归如果超越了经济特区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呈现加速或者滞后局面，则必然使经济特区各生命周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发挥，进而导致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或导致发展结构的失衡。从现实情况看，国内相当多的经济特区并未完全成熟便迅即进入低位回归期，被传统行政体制同化，“先行先试”效应持续弱化，差异性日渐式微。对此，中央政府有着清醒认识：2003年春，在寄语深圳时就指出，深圳应该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发挥“试验田”和“示范区”作用。2010年1月4日，国务院也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海南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

3.在功能层面。经济特区功能系统严重偏差，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严重缺失。这种功能偏差既间接促成了经济特区与母城的矛盾冲突，也形成了独特的特区二元经济形态，成为社会冲突频发的根源性因素。二元经济形态在经济特区中比较普遍，特别是后发的经济特区（如海南）。这些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特区城市化水平、居民收入水差较大。从现实结果看，经济特区的二元经济形态既拖了经济特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后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特区经济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另外，面对人口的聚集与流动，特别是大量涌入的外来流动人口，经济特区必须增强自己的社会管理功能，并配置以相应公共财政资源，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心理、治安等问题上有所作为。否则，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在深圳发生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就是力证。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内生性成因

从学理和现实的双重逻辑看，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成因结构较为复杂，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彼此交织：既有经济因素，譬如，金融危机扩散、产业结构滞后和资本技术缺乏等；又有政府治理的常见问题，如治理体制僵化、体制效能衰退、变革路径偏差和治理操作失当等。然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生成、演进及结果均与作为经济特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与行动结果密切相关。可以说，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是上述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作用于经济特区的基本中介，并可通过自身治理行为的输出影响上述因素的作用结果，进而决定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生成与否、走向如何。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与制度及其运行，而是人与制度的不断互动所构成的政治生活，……这决定了把握权力与制度固然重要，但是认识与把握生动的现实政治生活更为重要”[注：［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页。]。另外，制度结构虽然塑造着改革，但“结构最终离不开行动者的诠释，诠释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改革的不同结果”[注：这里的行动者包括组织与组织成员两个部分，与本文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有一定差异。参见zhichang zhu，“reform without a theory：why does it work in china?”。转引自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事实上，新制度主义者也观察到“核心人物”对制度变化与制度绩效的影响作用，“上层决策者的利益是影响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成本与收益核算的结果往往决定制度变迁走向”[注：［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2页。]。因此，可以说制度的实施过程、方向与运行绩效均是核心行动者“精心设计的改变博弈形式的产物”[注：［美］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从政府纵向权力配置结构看，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往往侧重于对经济特区共性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梳理和模式选取，并通过纵向权力运作加以推广。而各经济特区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侧重于对经济特区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认知及相应政策的执行。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实际上组成了经济特区的治理过程，或者说经济特区治理可直接从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中找寻路线图。当然，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为并不具有绝对空间，也受到现存制度体系和外部环境的约束。但内部信息控制可以使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容易实施对上级政府的有效风险控制[注：纵向政府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上层政府的核查存在高成本和低效率并存的窘境，不足以实现“一核查就发现问题”的理想预期。中央政府与上级政府如果发现目前的治理绩效低于预期，必然会变革现行政策，引发下级政府的“反抗”，即在政策执行上“阳奉阴违”，进行“伪执行”。]，减弱制度体系及外部环境对自身的约束，其行为选择更多取决于自身知识结构与利益结构。具体来说：

利益是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内驱，对利益结构的解构分析是研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基本路径。从利益结构看，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具有三种利益指向：公共人视角下的公共利益、系统维持视角下的政治升迁收益和经济人视角下的个体经济收益。具体来说：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3篇

经济特区①作为渐进式体制转轨的活性载体，或者说中央政府改革政策选择的“试验田”，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导引作用。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在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探讨中，经济学学科占据主导地位，并以经济危机、产业结构、资源约束等为主线，取得一些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但这种单纯聚集微观经济问题，缺乏整体性思维支撑的学术研究成果，往往会因具体环境的复杂结构与动态变化而丧失理论解释力。实践证明，地方政府功能的形成和发挥是我国经济特区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地方政府功能的形成和发挥又依赖于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核心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和行动绩效。所谓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②，是经济特区治理结构或组织中那些掌控丰富公共资源，拥有显著公共事务信息优势，其行政策略与行动结果直接决定经济特区治理走向与绩效的政府官员。根据纵横向权力配置结构和现实政府治理情境，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是指经济特区所属行政区中的主政官员[注：按沈荣华教授的观点，地方政府也是一个由众多的相互关联的微观主体如党委、政府各个部门和每个工作人员共同构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运行系统。可以把地方政府的行为主体抽象为地方公共事务的主要决策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他们一般是地方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他们的效用偏好和行政意图贯穿在地方行政体系的整个运作过程之中。参见沈荣华、王扩建《制度变迁中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空间拓展与行为异化》，《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以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为研究主体，探讨经济特区治理相关问题成为因应之道。

一、改革路径、经济特区及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领域的高度计划性、政治领域的纵向权力控制和社会领域的单位制与公社制形成了社会个体间整体性或者说同质性的利益结构。社会主体在自身利益无法通过主观能动加以维持与增量，只能被动接受利益分配方案时，往往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自我实现动力严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发展活力缺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变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赋予了社会个体追逐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并创造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动能，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增长。

上述合法性与制度空间的形成依赖于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这些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之间似乎又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那么，究竟有没有明晰的路线图指引着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呢？对此，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讨论，大致形成以下基本共识，即改革目标不是事先设定而是意识模糊下的摸索。具体来说：黄亚生认为，相比苏联改革，中国改革计划性较弱，目标性不强[注：yasheng huang，“information，bureaucracy，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soviert union”，world policics，vol．47，no．1，oct.1994，pp．102-134．]；王绍光指出，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作出的应急性反应[注：王绍光也坦言：“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优先诊治最迫切的议题”。参见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均是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即“中央对怎么改革并不预先设定一个原则和目标，而是通过对试验的不确定态度，实现对地方的选择性控制”[注：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当然，政策试验有基本规则约束，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是前提，即中央政府既希望地方政府努力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元素；又希望能迅速纠正可能破坏政治秩序稳定的不当“创新”行为。而地方政府既希望通过政策创新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又希望有效规避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为此，以局域性的经济特区为载体进行创新试验，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于不同利益视角的共同策略选择。

中央为激励与约束地方政府，借鉴“财政包干制”，在经济特区治理上也开始实行“政治承包制”，即“国家放弃了对承包外行政权力的监控权，国家首先设定了各种硬性指标和禁止性规范，只要部门、地方和基层达到了国家各项硬性指标的规定，不违背各项禁止性规范，它们的行动就是自由的”[注：戴长征：《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这种“行动自由”在经济特区治理中得到集中体现，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放大”[注：由于内部信息控制与纵向权力监督乏力，地方政府往往能变通政策执行，因而可以说行动自由被“放大”。]。正如阿瑟•刘易斯指出的那样，“如果统治者思想的变化允许人们以从前被禁止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基本的经济因素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允许有更大的行动自由的制度变化”[注：［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9页。]。经济特区治理生态中的这种自由逐步演化为“条块”双重分散性[注：“国家管理体制同时存在‘条的分散性’和‘块的分散性’，体制内的这种双重分散性，使得权力关系在任何状态下都可能存在分散性，在集中的时候，形成的是‘条的分散’，在分权的时候，形成的是‘块的分散’”。参见林尚立《权力与体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这种特性构成了经济特区治理生态的基本特征，也形成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生成和成长的环境条件。另外，经济特区治理既是地方政府组织目标实现（地方gdp增长）的关键要素，也是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彰显行动能力和效能的关键行动区域。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和行动绩效会直接反映在经济特区治理的过程与结果上。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与内生性成因

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衍生具有复杂的成因系统，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动力衰竭及相应行为偏差却是成因系统中的唯一“活体”因素：既扮演着其他因素的作用媒介，又直接决定这些因素的作用结果。

（一）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

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集中表现在政策、体制和功能三个层面。政策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逐步形成的“政策洼地”或者说“特区不特”现象；体制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治理体制违背生命周期规律而出现的超前回归与滞后演进问题；功能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功能的结构偏差，即经济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不足。

1.在政策层面。旧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步衰减，在面对其他地区新政策优势产生的虹吸效应[注：所谓虹吸效应，是指某一区域基于特殊政策优势或通过政策创新，对经济发展资源形成强大的聚集效用，将周边甚至更远地域的资金和人才资源吸引过来，从而减缓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时，“政策洼地”效应凸现，环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入wto以后，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与诸多国家战略的实施，使经济特区原有意义上的“特”逐步淡化，甚至有一种“特区不特”的感觉。例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实施都伴随着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传统经济特区不再是优惠政策的集中地”

③

罗清河、蔡腾飞：《新时期经济特区还要特下去》，《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特区不特”主要指的是“特区的优惠政策已经变为普惠政策，而不是说特区已经不再享有特殊的政策，有些地区的政策甚至比特区更‘特’”③。另外，已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废除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意味着特区最重要优惠政策的取消。

2.在体制层面。经济特区的治理体制向传统行政区体制的加速或滞后回归，使经济特区各生命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有效发挥。经济特区完整的生命周期包括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与回归期[注：经济特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生物体生命周期成长的特征。经济特区自创建到衰亡可分为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和回归期等五个阶段，而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治理特征。参见闫国庆等《开发区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8页。]。不可否认，依据经济特区的生命周期规律，经济特区向传统行政区的体制回归是必然趋势，但这种回归如果超越了经济特区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呈现加速或者滞后局面，则必然使经济特区各生命周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发挥，进而导致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或导致发展结构的失衡。从现实情况看，国内相当多的经济特区并未完全成熟便迅即进入低位回归期，被传统行政体制同化，“先行先试”效应持续弱化，差异性日渐式微。对此，中央政府有着清醒认识：2003年春，胡锦涛在寄语深圳时就指出，深圳应该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发挥“试验田”和“示范区”作用。2010年1月4日，国务院也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海南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

3.在功能层面。经济特区功能系统严重偏差，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严重缺失。这种功能偏差既间接促成了经济特区与母城的矛盾冲突，也形成了独特的特区二元经济形态，成为社会冲突频发的根源性因素。二元经济形态在经济特区中比较普遍，特别是后发的经济特区（如海南）。这些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特区城市化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反差较大。从现实结果看，经济特区的二元经济形态既拖了经济特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后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特区经济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另外，面对人口的聚集与流动，特别是大量涌入的外来流动人口，经济特区必须增强自己的社会管理功能，并配置以相应公共财政资源，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心理、治安等问题上有所作为。否则，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在深圳发生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就是力证。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内生性成因

从学理和现实的双重逻辑看，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成因结构较为复杂，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彼此交织：既有经济因素，譬如，金融危机扩散、产业结构滞后和资本技术缺乏等；又有政府治理的常见问题，如治理体制僵化、体制效能衰退、变革路径偏差和治理操作失当等。然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生成、演进及结果均与作为经济特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与行动结果密切相关。可以说，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是上述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作用于经济特区的基本中介，并可通过自身治理行为的输出影响上述因素的作用结果，进而决定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生成与否、走向如何。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与制度及其运行，而是人与制度的不断互动所构成的政治生活，……这决定了把握权力与制度固然重要，但是认识与把握生动的现实政治生活更为重要”[注：［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页。]。另外，制度结构虽然塑造着改革，但“结构最终离不开行动者的诠释，诠释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改革的不同结果”[注：这里的行动者包括组织与组织成员两个部分，与本文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有一定差异。参见zhichang zhu，“reform without a theory：why does it work in china?”。转引自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事实上，新制度主义者也观察到“核心人物”对制度变化与制度绩效的影响作用，“上层决策者的利益是影响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成本与收益核算的结果往往决定制度变迁走向”[注：［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2页。]。因此，可以说制度的实施过程、方向与运行绩效均是核心行动者“精心设计的改变博弈形式的产物”[注：［美］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从政府纵向权力配置结构看，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往往侧重于对经济特区共性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梳理和模式选取，并通过纵向权力运作加以推广。而各经济特区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侧重于对经济特区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认知及相应政策的执行。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实际上组成了经济特区的治理过程，或者说经济特区治理可直接从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中找寻路线图。当然，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为并不具有绝对空间，也受到现存制度体系和外部环境的约束。但内部信息控制可以使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容易实施对上级政府的有效风险控制[注：纵向政府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上层政府的核查存在高成本和低效率并存的窘境，不足以实现“一核查就发现问题”的理想预期。中央政府与上级政府如果发现目前的治理绩效低于预期，必然会变革现行政策，引发下级政府的“反抗”，即在政策执行上“阳奉阴违”，进行“伪执行”。]，减弱制度体系及外部环境对自身的约束，其行为选择更多取决于自身知识结构与利益结构。具体来说：

利益是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内驱，对利益结构的解构分析是研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基本路径。从利益结构看，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具有三种利益指向：公共人视角下的公共利益、系统维持视角下的政治升迁收益和经济人视角下的个体经济收益。具体来说：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党；执政规律；核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68-05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理论界、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讨论、探求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把握具有深远意义。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进入“瓶颈期”的今天，在当前许多资源不可控、文化信仰价值趋向多元化、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的条件下，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是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前提，而培塑党的核心竞争力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

一、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必须从规律的内在本质性加以把握

综观当今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执政，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执政，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各国政党生存环境以及自身特点不尽相同，执政方式各异，但作为执政的政党，它们仍具有某些共性的规律。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目的之一是跳出1945年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兴勃亡忽”的历史循环规律，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人民谋取最大的福祉。

（一）研究执政规律，必须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规定性

所谓规律，是指存在于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都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执政规律亦不例外。何谓执政规律？梁道刚博士认为：“执政，作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特殊的政治实践活动，也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可循。所谓执政规律，就是执政系统结构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由此推出，在庞大的执政规律体系中，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之间的本质性的联系是最基本的执政规律” [1]。也就是说执政主体（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目的必须与执政客体（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相一致。二者的“一致”如何来衡量？这里可以打个形象的比拟：如果我们把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都看作是一把标尺，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两把标尺的“单位刻度”必须相等，否则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就会产生。因此，执政党的施政方针政策不能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执政实践中不能产生一个与人民大众相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vested interest group)。由此观之，“三个代表”之一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最基本的执政规律的高度概括与阐述。

（二）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的执政经验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首先破解萧功秦教授提出的“严复悖论”。“严复悖论”是2004年萧功秦教授在与朱学勤教授进行的“关于现代化变革中的文化与制度的对话”中提出的，指的是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制度在中国引进后所出现的困境。严复先生对此作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一头牛看见马比自己跑得快，就认为是因为马蹄所致，于是就将马蹄搬到牛腿上，可是牛仍然跑不快，于是意识到马蹄需要马的骨骼支撑，于是又把马的骨骼换到牛的身上，可是仍跑不快，因为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支撑，而马的肌肉又需要马的血液循环系统的支持。最后发现，除非一头牛同时变成一匹马，否则牛永远没有马跑得快[2]。严复先生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用“牛变马”之妙喻精辟地分析了学习借鉴西方所面临的“中国化”问题。其中蕴涵的哲理至今对我们依然有深刻的启示，这就是在学习借鉴西方的经验中，我们绝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生搬硬套，否则可能会“淮橘成枳”，于事无补。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各政党分化组合，各执政党都强调自身改革，如美国政府的“政府重塑”（Reinventing Government）运动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党的自身变革。他们的经验大约有以下几点：扩大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促进党的长远发展；努力争取更多选民，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党内民主，提高党的形象和吸引力；改革传统的组织机制和活动方式，完善政党的运行机制[3]。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基本原理无疑是正确的，具有不竭的生命力。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又要善于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局，善于总结包括西方国家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善于学习各国政党的执政经验，借鉴其失败的教训，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来不断增强党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能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培塑执政党的核心竞争力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

在近代一个半世纪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政治方面的困境在不断汇集起来，并且中国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对理论的挑战是空前的，改革战略与策略的正确性与改革实践中大量的“说不清”的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我们发现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眼看着这些难题正在堆积成无以伦比的高峰。这就是我们要借用C.K.Prahalad和Gary. Hamel的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或核心能力（core capability）这一概念来阐述培塑我党的核心竞争力的原因所在。

（一）核心竞争力概念的由来

“核心竞争力”最初是由C.K.Prahalad（译作C.K普拉哈拉德）和Gary.Hamel（译作哈默）于1990年在《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的“The core competence of Corporation”一文中提出来的，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这一概念是指企业长期形成的蕴涵于企业内质中的，并支持企业竞争环境中能取得持续发展潜力的核心优势[4]8。作为核心能力观的发展，Teece等学者首次提出“动态核心能力观”，认为动态核心能力已不局限于以前提到的任何一种核心能力（可以说是静态核心能力），而是处于企业能力结构的最高层，更具抽象性。它使企业在面对变化的市场环境时，能够迅速整合，建立和重构其内部资源、技能和能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显然静态核心能力观是动态核心能力观的基础，没有静态核心能力的前期积累，就不可能根据环境迅速对内部资源、技能和能力进行改进、整合和重构[5]。后来，Allee发现，更新知识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并提出了核心运作能力和核心知识能力的概念。认为核心运作能力和核心知识能力是鉴别组织的截然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4]8。由此观之，在企业管理理论丛林结构中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是“知识和技能”，是一组先进技术的有效组合。

（二）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培塑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竞争能力逼在眉睫

迄今为止，在学术界、理论界还没有专家学者运用“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来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本文提出培塑党的“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主要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必然带来社会的多元化。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社会主体或者说利益主体的觉醒、自主意识的提高，“理性经济人”都是在理性的成本――收益的权衡中实现着自身价值的，这必然产生与多元化社会的利益要求相冲突，改变政治游戏规则的呼声也会越来越强烈。这必然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形成压力。

第二，我们现今正处于深刻而又复杂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期的基础是社会分化，即从同质性（homogeneity）的社会走向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社会结构的过程。这一过程极易形成如孙立平教授所说的“断裂”社会现象，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并且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这也考验着我党的执政能力。

第三，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exemplary effect)和现代化问题纷至沓来所致的强大压力，这就使得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曲折而又漫长。第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下的中国，受西方文化、价值信仰的冲击，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层次，社会变成市场的社会，同时文化价值信仰等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扰与矮化，这是一个大悲剧。这种状况导致的“三信”危机――信任、信赖、和信心的危机，直接影响到价值信仰迷失、伦理规则失范、阶层群体碎裂化等等负面现象的出现。所有这些客观事实的存在，都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培塑共产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比较优势来保持其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增加其政治权威性和合法性，惟其如此才能保持中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当前培塑党的核心竞争力要善于抓住重点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执政党的核心力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协调冲突、回应公民与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以致力于政治稳定性、扩大执政党的根本合法性为目的，渐次形成的蕴涵于执政党内质的，并支撑执政党在多元社会的环境中能取得持续发展潜力的知识和技能的核心竞争优势。党的十六大把党的执政能力概括为五项：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笔者认为从执政党核心竞争力这一角度来看，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培塑执政党的核心力。

第一，培塑我党整合政治社会利益的核心力。开放的社会必然带来利益主体的多元，任何执政党都无法回避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分化所致的社会矛盾；同时社会转型期传统政治权威的流失和权力失范的现象也弱化了执政党的整合能力。应对、解决这些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效度（efficiency）直接决定了执政党的命运前途。这就要求执政党整合各社会群体的目标共识，应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解决冲突，这种整合并非消除异质，而是最大限度的包容。这要求我们党充分发挥和调动异质体的自组织性和自律性，以找到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交集。这样既能够减轻执政党的政治压力，且增加社会的包容性，从而扩大了执政党的政治社会整合，有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建构。

培塑党的整合政治社会利益的核心力之关键是培塑党对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力。也即前面所提到的群体目标共识，所谓群体目标共识就是社会中每个个体向量（vector）在生活空间（mental lifespace）的位移（locomotive）经讨价还价所致的一个合力（resultant）。这种目标共识的达成就是文化价值观的整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如何调整个体向量达致社会最优价值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和艺术。在王邦佐教授看来：传统的文化价值的整合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功利性的追求日益取代了超越性的努力，信仰的缺失、精神上的迷茫和社会伦理秩序的变异遂使对社会的政治整合缺乏必要的价值支撑。他认为，执政党必须建立起符合时展要求的、统摄多元价值的、能被民众所认同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形态并使之世俗化[6]。其实，王教授的看法与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7]是一脉相承的。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最关键因素。并且他还认为建立和破坏领导权方面的主要活动角色是知识分子，建立和维护推广种种意识形象是知识分子存在的主要意义。因而笔者认为培塑整合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

第二，培塑我党的依法执政（Rule of law）的核心力。纵观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靠政府用政策来调整改革的，这种“政策之治”的行政行为，虽然使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一条渐进之路、稳定之路，但它也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即延缓了法治的建设[8]。我们知道，政策具有短期性和临时性，其本质正如丁煌教授所说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对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方案[9]。而我们制定政策的程序又欠合理性，制定的很多政策又是不透明的、不公正的。因为很多政策的制定对于大众或相对方来说根本没有或很少拥有知情权与参与权，这就容易被部分政府官员滥用而成为创租（Rent Creation）的工具。依法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物，建设制度化平台的法治国家，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当前，推行民主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在形式和实体上的法治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使用的原则应当是法律秩序优先于“目的秩序”。但当我们考察近20年来，享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我们发现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里，经济日渐凋落，而腐败却大幅增加，政府也在日渐衰腐。其原因不言自明：在于法治的欠缺。我们反观西方，其民主是辅以深厚的法治传统（尤其是自然法的理念）和对政策的权利制衡。没有法治的民主制是脆弱的。现有的各种研究结果都表明制度化是衡量政治发展的核心标准，制度化程度越高，政治体系越稳定，可持续性就越强。制度化的前提、基础是法治的文明程度。建立法治社会，培塑党、政府依法执政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我们首先在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中型塑法治精神，以期达到培塑党依法执政核心力的发育成长。

第三，培塑党驾御市场经济的能力。探索党跟市场经济的关系可以看作是研究经济化的政治、政治化的经济以及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当今所有国家都共同面临着如何在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条件下权衡政府失败与市场失败，以及寻找政府与市场两者平衡点的时代课题。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渡的特质，更使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市场经济从其萌芽发展、成熟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综观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市场经济犹如一匹烈马，在人们驯化它之前，极易对人类经济社会造成伤害；但在它被驯化之后，它就成了人类配置资源的良好工具。市场经济最大的善（Great will）是效率；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普适的规则（universal rules），只要我们建立有效的普适性的市场竞争规则，市场经济就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良好工具。发展市场经济，从西方的经验来看，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西方，有种观点认为：自由市场是经济生活的万能之宰，政府作为一种“必要的罪恶”（necessary evil）越小越好。在我国学术界，按毛寿龙教授的理解就是：它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去市场化，不再直接经营竞争性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让市场去生产和供给竞争性的物品和服务；并且在集体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方面，选择多样化的机制……把政府的精力主要集中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营造一个有利的激励环境，建立市场制度，并促进市场的有序运行[10]。在中国,考虑到党政关系的特殊性，面对现实，我党必须深入洞见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当政府退出市场经济中的某些领域时，我们党如何有效地进入这些领域，这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当前及其今后想当一个时期内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普适的市场规则并使其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地扎下根来，解决效率与公正间的张力，扶助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并给予利益补偿等。为此，我们党必须以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这样各级党组织的个体凭借着学习力，使个体价值得到体现，才能使整个组织把握经济规律的能力和组织绩效得以大幅度提高。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发展的重要变量就是知识和信息。

第四，培塑我党的文化信仰核心竞争力。回顾中国历史上的若干盛世及世界大国崛起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不仅在物质层面而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21世纪中国发展的“软肋”是什么？是信仰缺失！对个人而言，是缺乏某种可以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信仰体系；对国家而言，是缺少一个代表公民大众信仰、凝聚公众共识的道德基础与精神支柱。中国目前信仰上的空虚不是因为官方没有提倡的信仰，而是因为大家不愿去相信它。正如李向平教授所说，“当下的中国，不但缺乏普遍认同的公民信仰，同时也缺乏为信仰关系提供超越性、神圣性、普遍认同能力的现性，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迷失与信仰病症”[11]。中国在未来的三十年要实现现代化的大转型，其战略方向就是建设公民社会，从而来规约国家、政府权力，使国家与社会达到一个和谐的动态平衡，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社会多元化以及社会多元化产生的诸多问题。笔者以为欲建构公民社会，当务之急是要重建公民的信仰价值体系，也即培塑我党的文化信仰核心竞争力。

正如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从一定意义上说，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就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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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xploration of the Ruling Law of Party and Core Competence Shaping

FU Wenke YANG Xinjiang

(1.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2. Zhe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0-02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国际关系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财富和贫困问题，以及谁能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什么的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解释为“研究全球经济及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的发展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持续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下，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市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影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主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由于深受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重商主义者将国际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冲突是必然的即争夺经济资源是国际体系的内在性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

2.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他们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自然状态’。因此，必须借用公共权威将个人利益转换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古典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强调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将政治经济力量看作是一种保护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会对国内市场构成威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重商主义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组织与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认识到市场必须运行到一个充满社会和国家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其弱点在于把国际经济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零和游戏，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内社会、国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强调保护主义。

（二）自由主义经济

1.自由主义经济的概述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在经济事务中的中心角色应当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人类的繁荣有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而且这种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它会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市场也会自然而然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追求其经济利益时是理性的，当其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市场之中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获益，因此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是一种正和游戏。市场将使个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国家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一个互利性的合作领域”。

2.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护私人产权，要求实行放任的自由经济。同样是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实现和平的两大基础，因为在分工贸易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惠共赢的，是一种正和的游戏；是相互依赖的，共存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又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思想，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想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自由主义理论是从经济上阐述人是理性的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认为国家间通过加深经济交往，会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这种协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促进，如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者解决特定的国际冲突时，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长期会形成世界范围阶级的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因此他们主张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内容所决定的。

2.马克思主义代表主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起点是“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以彼此相互依赖的某种政治结构和某种经济结构为特征。他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一个具有核心区、区和半区的等级结构之上。核心区拥有先进且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成规模的市场工业和复杂精细的农业，而且这里的经济活动都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区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产场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来自核心区的资本家手中；半区在经济上混合，拥有相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处于核心区和区的中间地带。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基本运作不平等的交换过程。经济剩余从区转移到核心区；利润从区低工资、低利润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核心区高收入、高利润的生产者手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国有能力要求弱国继续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将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论述给马克思主义分析增添了色彩。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是社会阶级之间，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处于支配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新危机与新冲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二、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解决当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简要论述，笔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用下图可以明确表示。

参考文献：

[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倪世军.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M].吴勇，宋德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新常态；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8-00-01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积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积极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培养大学生奠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尤其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一、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今年，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高瞻远瞩，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指出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所谓经济新常态，就是指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结构乃至社会发展结构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粗放的、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终将会为历史所淘汰，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会出现。

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必然会衍生出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在这种发展状态下，必须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鉴于此，笔者认为，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当代中国的战略任务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此背景下全社会强烈地需要凝聚和形成价值共识。当今世界面临着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也面临着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大量涌入，既给我们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带来机遇，也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带来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想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促进主流文化发展壮大，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就必须形成全社会的价值共识。

（二）大学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

1、大学生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群体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截止到2012年底，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为2536.56万人。大学生作为当代青年最主要的群体，他们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承担者。依据2013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结果：98%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表示高度认同；有96%的学生认同“诚信是做人之本”。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具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心理基础，他们是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群体。

2、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武装的重要对象

当代中国面临着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困惑，面临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能力和宣传能力与社会发展需要不平衡对人们正确价值观形成带来的影响，一些领域存在着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存在理想信念迷失、道德水平低下、诚信观念缺失等问题，因此，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武装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这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积极主体

中国梦展示了中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理想和追求，党的十报告通过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对这一追求进行了具体勾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已达26.9%，大学生已占同龄人的四分之一；当代大学生将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社会各行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尤其是在科技、文化、管理等各个层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也是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群体。

二、新常态下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一）树立明确的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首先要树立明确的价值理念，明晰基本的指导原则。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要树立的价值理念主要包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和同志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二）调动主体的积极性

学校是两部分人的对立统一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服务者和被服务者。无论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还是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都无法离开这两部分人的共同努力。因此，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挖掘培育和践行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采取多样的形式

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尽管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亦可以规制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科学性的内容，但为践履这一内容，我们也必须注意艺术性的形式。因此，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活动中，要以有趣为导向，挖掘各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式。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能力，思想政治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根本指针，它为当代大学生加强自身修养、锤炼优良品德、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指明了努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进高校？如何进大学生头脑？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计的基本功能所面对的重大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承担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培养的课程教育，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组成的课程集群。“思政课”的教育作用，体现在其目标是使学生提升思想政治理论修养，认同核心价值，形成积极人格和健康心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组成部分；课程属性是承担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养成的载体、手段和媒介。教学效果评价要带动高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观念的变革，并使其终身受益。

当代大学生只有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健康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围绕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问题，我们以湖北经济学院大二学生为主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89份，对调查显示结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以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经济学理论课程教学效果和教学方法改进起到一定作用。

二、调查结果分析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知途径与平台

调查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知识渠道前三位的分别是：政治理论课程（57.4%），电视、广播、网络（26.9%），报刊、宣传窗（15.7%）。显示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获取社会主义理论知识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作用亦不可小视。这一结果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传播渠道具有层次性。这种态势显示正面教育、自主学习、环境影响均有助高校学生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他们的自主认知。但要注意，一方面，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无疑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习渠道，另一方面，网络作为一把双刃剑，它的虚拟性和隐蔽性极易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网络平台信息的多元性极易蛊惑那些三观尚未成熟的大学生。

2、理论认知的全面性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程度：18.5%和53.2%的人分别选择了“有些了解”和“了解一点”，其中22.5%和5.9%的人选择了“不了解”和“不关心”，说明了有少部分大学生并不了解或不关心该理论。值得注意，虽然二年级以上的高校学生已经学过相关课程，但22.5%的人对相关知识不了解，5.9%的学生不关心。特别是理科生，他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趣尚未充分激发，少数学生主观上不愿意接触相关知识，对专业课程以外的理论不闻不问的现象仍然存在。

3、理论认同的主动性

被调查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主要原因结果显示，大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相关政治理论的原因排序是：了解所处社会的基本知识（34.4%）、修学分（46.3%）、帮助自身发展（18.3%）。这一结果整体来说令人担忧，修学分和着眼自己发展的实用动机较明显，而主动认识社会的自觉性不强，从中一定程度地体现出大学生在学习选择方面的偏向性，缺乏青年一代应该具有的社会志向和远大抱负。

在问及大学生对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必要性时，11.6%和75.7%的同学分别持“有必要全面了解”和“有必要一般性了解”的观点，二者累计87.3%，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得到认同。持“无所谓”和“没有必要了解”观点的人分别占8.3%和4.4%，虽然累计占12.7%属于非主流状态，但这一倾向值得注意，说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在大学生整个理论教育中有盲点存在，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4、理论教育和传播效果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政治类课程教学效果的总体评价，大学生的选择分别是：非常满意（2.3%）、满意（8.1%）、较满意（31.3%）、不太满意（47.2%）、不满意（11.1%），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效果不太满意的学生占47.2%、超过非常满意、满意、较满意三者累计41.7%。由此可见学生虽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在高校课程设置中的必要性，但多数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这一理论的教学效果。这一结果对高校政治类课程开设时间、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师资队伍素质等都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一种理论要为大学生所掌握、使用及认同，离不开对这种理论相关知识的正确理解，而传播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理解程度。

三、调查整体结论及影响核心价值教育的相关因素

高校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和教育的重要对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高校教育层次及体系的重要一环。调查总体结论基本点包括：

1.高校学生对核心价值体系认知的均衡性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的多层次认识，学生的理论认知性总体比较均衡。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认知度最高，达到8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认知78%。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比较了解占比52%，不了解占比13%。这一比例反映了学生对核心价值观认识具有较大片面性。很明显，高校学生以自己学习相关知识和对社会的初步了解的切身感受，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缺乏系统性认识，并促成了他们对社会发展和改革深化中出现的问题思考和判断的简单化和片面性。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普遍评价较高，对社会满意度高达83%，这说明虽然他们对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效果总体评价不高，但校园钝化尖锐事物的效应明显，高校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普及和深化教育中有重要的作用。

2.认知具有碎片性和模糊性

社会主义一词几乎家喻户晓，但调查结果也表明还存在认知盲区，即使接受过专业的理论传授，还有少数的学生不了解或不关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不知道或不想知道这一理论。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上，同样具有“碎片化”的典型特征。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海量且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被很多碎片化的内容切分，在信息传播进入网络时代以后，碎片化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一种形象性描述。调查显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认知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碎片性和模糊性。比如，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什么是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等深层次问题时，多数学生表示不清楚和不了解。仅有23.7%的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相联系。特别是部分学生认为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相关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目的只是为了修学分，体现高校学生的理论自觉度不足。高校政治理论教育必须滤掉学生对社会认识上的幼稚性。使他们进入社会的个人代价和社会成本降低。

3、环境是影响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认知的主要外在因素。

第一、学校环境。学校是大学生获取知识的主渠道，是大学生接受、学习、内化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的主要场所。学校通过校报、广播、宣传橱窗等新闻媒介，来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主流价值观念，从而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同时也要看到，高校并不是真空，各种时兴的思想、思潮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高校校园里激荡，对学生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促进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因素和正能量，也包括了一些非主流的不健康的消极因素。第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可以划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主要指的是国内外的社会大环境。宏观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最大，也最深刻。大学生普遍认同市场经济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一些类似“金钱万能论”、“功利主义”等消极思想也开始在大学生群体中蔓延。第三、家庭环境。家庭作为社会构成中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大学生最初的成长环境，家庭成员的经济观念、经济价值取向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位大学生。此外，每个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同和父母对子女期望值的不同也会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提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知认同的对策

1、重视大学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首先，要善于处理好教材的相对稳定性与理论的快速变动性之间的关系，不断拓展教学内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发展，也在不断创新与完善社会主义理念和价值。高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锐性，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理论发展最新动态，并将其纳入到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使理论能够快速的回应和解释现实问题。大学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必须直面市场改革带来的矛盾，把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具体政策措施引入到课程设计中，引入到我们的教学案例中，引导学生进行批判分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结论。

其次，要善于从社会大环境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出发，不断创新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除了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式外，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要善于运用大学生可塑性强、前瞻性和批判性等特点，丰富原有的教育方式。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引导学生开展调研，了解社会现实，从而进行有效的自我教育，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2、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媒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的重要渠道作用

新媒介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新媒介体作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阵地，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相比较，它具有信息量大，互动性强，传播形式多样，集理论性、及时性、趣味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由于它集中了传统媒体的优势，在媒体竞争中越来越占居主导地位。因此，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网络媒体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传播的重要工具和主要阵地。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充分传播社会正能量。

3、弘扬校园文化，推动政治理论读物大众化、通俗化

校园文化是学校本身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涵盖院校领导、教职工在内，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校园文化是学校所具有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进大学生头脑，就必须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法治建设评价；目标责任；政绩考核；政治责任

[中图分类号] D920.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4―0144―07

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法治建设评价自然也呈现出阶段性钱弘道教授将我国的法治建设评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立法司法领域的专项评价，包括立法后评估、司法评估以及其他领域对法治的评估；第二个阶段是法治建设评估的全面探索，见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引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屈茂辉教授认为，早期的评价受到美国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主要是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进行评价；到了第二个阶段，随着立法评价、司法评价、司法管理评价逐步纳入到法治评价的视野中，法治环境评价才渐渐成型；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法治评价，见屈茂辉、匡凯：社会指标运动中法治评价的演进，《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3期。。从实证角度看，我国法治建设评价从微观层面开始，过渡到宏观设计阶段后在地方、区域内开展；以1997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和2005年开始的“法治余杭”指数的构建为标准，可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之前的阶段；1997至2005年的阶段；2005年之后的阶段。2011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被宣布初步形成，意味着我国将实现全面法治化，法治建设评价也即迈进全方位评价的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提出法治中国时，明确要求“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为此，有必要对我国法治建设评价的源流予以考察，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依附于政绩考核、具体事项

评价的阶段（1997年之前）

（一）概述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1999年《宪法》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文本上的法治在我国正式确立。世界法治指数在方法论上关注各国在实践中对法治的坚持，它不是通过考察写在纸上的法律，而是通过考察这些法律在实践中实施被执行的效果，来衡量各国的法治状况。

张保生、郑飞：世界法治指数对中国法治评估的借鉴意义，《法治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6期我国的法治建设走的是先有“行动”中的法治后才有“文本”上的法治道路，在开启法制建设时便有了“有法可依”的理念，“用法律治理”社会的“行动”中的法治。

正如钱弘道教授指出，我国的法治建设评估从属于法制现代化这一框架，属于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具有转型期的时代特点。

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1997年以前，经济建设是我国的中心。为纠正经济发展中对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忽视，我国的法治建设评价以目标责任制的方式，就某一事项进行专题的评估。不过，这种法治建设评估因在政绩考核评价体制内进行被认为是无意识的。

（二）特征

1.以目标责任制为形式，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性

这个时期的法治建设评价是专题性的，即专门围绕某一主题进行评价，以目标责任制的形式出现。目标责任考核的内容涵盖到政府职能的依法履行问题，是法治建设评价的主要对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明确的目标导向性。如为督促地方政府依法履行环境保护的职责，1988年9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的决定》，同年底公布《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实施办法》及一些有关文件；1992年建设部制定《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实施办法》。从1992年开始，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正式启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实现人口控制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1年通过的《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承担完成本地区人口计划的责任，实行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并于1991年、1993年和2006年逐步建立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浪潮中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不断增值，原国有资产管理局于1995年制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

1995年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失效后，国务院于2003年制定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35条强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益。”推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责任制，第6条构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第7条构建了参考指标。

“法律指标是对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法律现象的反映，它会随着地域的不同和时间的流逝而变化。”

王称心、蒋立山主编：《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法治建设评价因社会、经济目标的重要性发生变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治建设评价将退出历史舞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法治评价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特殊产物，其范围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而缩小。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法治评价以政府在重大生态环境目标实现上的职责为评价标的，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目标责任制形式的法治建设评价一直被保留下来，如根据《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开展的耕地保护目标评估考核；根据《节约能源法》和《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开展的节能评估考核以及根据《防沙治沙法》开展的防沙治沙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奖惩。

2.服务于政绩考核

屈茂辉教授认为，早期的法治建设评价受到美国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主要是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进行评价

屈茂辉、匡凯：社会指标运动中法治评价的演进，《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3期；张保生教授也指出，“国内法治评估项目主要服务于政府绩效考核”

张保生：世界法治指数对中国法治评估的借鉴意义，《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在我国，政绩考核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1989年，中央组织部定出了考核领导干部的三个标准：第一，拥护改革开放路线；第二，让人民满意；第三，政绩突出。1996年，中央组织部出台《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办法及考评标准体系》，设立了三大类18个指标，即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指标。1998年，中央组织部下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对考核方式、考核内容、考核程序、考核结果的评定与运用等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2005年的《公务员法》第33条规定，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的形式出现。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法治建设评价的结果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如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强调：“要把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和完成人口计划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甚至提出，对党政领导和计划生育部门分别进行责任考核，落实“一票否决”制度；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对党政领导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双线考核”，扩大为“对党政领导、责任部门、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分别进行考核”的“三线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度”。

尽管绩效强调的是领导干部在其任期内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和实际效果，但工作成绩和实际效果的取得以合法行使权力、依法履行职责为前提。因此，法律指标自然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而且，虽然我国的目标考核源于对政府人员的岗位责任制，但从后期发展形态来看，各级地方政府习惯于从整体层面将所辖各职能部门纳入考核范围，将政府所应承担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职能，按照工作类型、完成时限、重要程度等标准分解到各条线部门，并一一落实牵头和成员单位，直至组织到部门形成完成目标的链条。

卓萍：政府创新的前沿路向：从目标考核走向绩效评估，《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1期这表明，我国的政绩考核主要是围绕是否履行法定职责展开。尽管我国的政绩考核目前的一个难题是没有纳入法制轨道，做到依法考核；国外政府进行绩效评估时都首先进行相关的立法和制度建设

吴江：国外政府绩效考核制度的特点，《小康》2007年第1期，但可预见的是，当在法治中国的框架内进行政绩考核时，政府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法律规定的主要职能必将成为绩效考核的重点，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无关的工作不再纳入考评范畴。这样一来，政绩考核的内容将成为法治建设评估的重要对象，政绩考核的数据将成为法治建设评估的重要数据来源、切实可靠的数据来源。

二法治建设评价的宏观设计

阶段（1997―2005）

（一）概述

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9年修改《宪法》时在第5条明文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为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任务，各地的依法治省（市）工作相继展开，法治建设评价进入全面的宏观设计阶段。

1996年黑龙江提出了《依法治省方案》；1997年江苏省委作出了《关于推进依法治省工作的决定》，对江苏省依法治省工作提出明确的目标，进行全面部署。1999年上海市制定了《上海市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纲要》，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的目标。2001年，为加快法治化建设的步伐，积极提升依法治市水平，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化城市，苏州市制定了《苏州市2001―2005年依法治市工作规划》等

1986年，辽宁省本溪市人大常委会率先通过《关于依法治市的决议》，开创了全国依法治市工作的先河。。这些依法治省（市）规划，描绘了地方法治建设的蓝图，其内容涵盖民主政治、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与服务等法治建设的基本方面，成为法治建设评价的主要依据。

（二）特征

1.立法后评估成为法治建设评价的新形式

立法后评估制度因其客观公正和科学性正日益受到重视。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规章、规范性文件施行后，制定机关、实施机关应当定期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安徽省法制办自1999年开始，每年选择3至4部政府规章，与相关实施部门联合进行规章实施效果测评，向省政府提交测评报告。山东省自2000年以来先后对多个地方性法规进行了立法后评估。甘肃省2004年初开展立法“跟踪问效”，对《甘肃省麦积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等进行了跟踪调研。重庆市也自2004年开展了立法后评估工作，成立了地方性法规评估课题研究组，对《重庆市职业介绍管理条例》与《重庆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等进行专项研究。2005年，北京市选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和《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作为评估对象开展评估工作；上海市正式启动对《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立法后评估工作程序。

尽管我国的地方政府立法评估制度刚刚起步，评估的内容、评估的标准、评估的手段都还处于探索阶段，评估的实践也还不够成熟，但立法后评估工作已经得到了各地的重视。江西省通过的《江西省地方性法规质量评价办法》，则对地方性法规质量评价的内涵、适用范围、评价主体、评价程序、评价标准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地方性法规质量评价的规范性文件，填补了我国规范法规质量评价工作的空白。

2.初步探索内容全面的法治建设评价

这个时期的法治建设评价更多是在依法治国理念下进行法治建设评价的理论设计。首先表现在法治建设评价从纠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评价走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评价。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被形容为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现代化布局从局部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即从“经济现代化”走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现代化布局，决定法治建设评价覆盖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领域，相对于第一阶段专题性的评价而言是全面的评价。

这个时期全面的法治建设评价还表现在根据各地制定的依法治省（市、县）方案以及五年规划进行。如北京市开展的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大部分指标，“尤其是工作效能指标部分基本上是将《北京市依法治市工作规则》的主要内容经过高度概括和量化后形成的”王称心、蒋立山主编：《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三全方位、地方实践的阶段（2005年之后）

（一）概述

随着社会主体法律体系的逐步形成，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开始有法可依，为全面的法治建设评价奠定了基础。2005 年11 月，杭州市余杭区在全国区县级政府中率先提出建设法治城区的目标，拉开了我国全方位法治建设评价的序幕，法治建设评价从单项的法治政府评价、综合性的法治政府评价转移到全方位的法治评价。此阶段的法治建设评价中，地方级政府试图通过将法治工程量化为可测量的指标来逐步推进

侯学宾、姚建宗：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

余杭出台的“法治指数”是地方法治水平量化考核方法的突破。2007 年7 月，《“法治余杭”量化评估体系》初稿形成，是年11 月正式通过专家论证。余杭法治指数借鉴香港模式，以“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社会平安和谐”为依据，进行分解，最终形成包括27项主要任务、77项评估内容的指标体系。评估结构可以用“1（1个指数）4（4个层次）9（9项满意度调查）”来概括。“法治余杭”评估体系内容涵盖了余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力求做到具体化、目标化、现实化，基本构建了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实践性、指导性和鲜明的余杭特色。

朱未易：地方法治建设绩效测评体系构建的实践性探索――以余杭、成都和香港等地区法治建设为例的分析，《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期根据该评估体系，浙江杭州余杭区2007年度法治指数是71.6分。除了余杭外，包括江苏、上海、深圳、昆明、湖北等在内的地区也开展了地方特色的法治建设评价实践探索，“法治湖南”“法治广东”“法治浙江”等甚至成为热门词汇。这些地方法治建设评价正逐渐成为我国法治建设及法治建设评价的重要“试验田”。

（二）特征

1.全方位

与专题性的法治建设评价以政府是否依法实现特定目标为对象不同，如火如荼开展的地方法治建设评价采纳的是广义上的法治。钱弘道教授指出了这点：地方评估法制进程中对法治的广义界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属于法治的内容也纳入其中。

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这里不区分这点。杭州余杭区的“‘法治余杭’量化评估体系”中将依法行政的评估内容归纳为12个方面，其分为立法领域、执法领域和监督领域等几个方面的依法行政内容。

朱未易：地方法治建设绩效测评体系构建的实践性探索――以余杭、成都和香港等地区法治建设为例的分析，《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期

更突出的是，此阶段的法治建设评价涵盖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如《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将党的十依法治国方略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法治中国建设部署在四川具体化、实践化，始终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着力于将法治建设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各方面。

2.地方性

在“依法治省（市）”法治化运动中，我国从省级政府、市级政府一直到区（县）级政府都制定了各自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或者“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2008年底《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出炉。随后包括四川在内的省（市）纷纷制定了各自的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2010年，湖北省颁布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2011年，辽宁省颁布《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江苏省颁布《法治政府建设阶段性目标考核评价办法》；四川省出台《四川省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评估指标》等。

可见，在法治建设评价中，地方政府的热情非常高。钱弘道教授将此称为“法治评估区域化”，即中国的法治评估基本上是在各地开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地方政府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县际竞争”的现实状况。

钱弘道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3.主客观评价相结合

法律指标有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之分。主观指标是人们对客观法律现象的感受，表现为人们的心理状态、清洁、愿望和满意程度等。传统上，人们所运用的大量法律统计数据一般都是客观指标。对法律状况的了解，除了客观指标外，还应有主观指标。国际上研究主观指标的呼声认为，主观指标对于社会状况、社会运行质好坏及法律生活的评价最有说服力。

王称心、蒋立山主编：《现代化法治城市评价――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 32页。

此阶段的法治建设评价中，主观指标开始受到关注。如“余杭法治”评估中，有9项满意度调查，包括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市场秩序规范、兼顾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感。而《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第21条明确指出，要以保障人民群众政治权益、经济权益、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建立覆盖城乡的群众权益保障体系。

三法治中国建设评价实践的经验

（一）法治建设评价宜采取体制性的路径

目前世界上对法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价值性的进路，审视法律的内容， 看其是否确认某些基本人权和价值

戴耀廷：香港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6期，如世界银行的法治指数；另一种是“体制路径”，更聚焦于政府是否依法行事的考核方式，如“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中“政府的自律和他律的均衡”被放在了法治定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之首。体制路径“对法治的理解着重于看政府是否依法行事，政府的体制、运作的程序，是否可以确保达到利用法律来管治社会的目的。” 香港2005年的法治指数采取的是体制路径的法治评价。

在中国，法治的“体制路径”更符合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因为“一个社会的法治情况，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府的执政情况”；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是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

王长斌：中国法治建设刍论，《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我国已经开展的法治建设评价采取的都是体制性的路径，评价地方人民政府是否依法行事。如最早开始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评价，在于通过对地方人民政府在实现每个五年计划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上的考核评价，使城市人民政府的职能开始转向宏观管理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因为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城市人民政府形成了强烈的“经济导向激励”。如果没有这种考核评价，我国城市环境质量保不定会出现“随着国民经济的翻番，环境污染也翻番的严重局面”。耕地保护目标法治评价在于判断政府依法保护耕地职责的履行情况；节能目标的评价在于通过节能减排，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我国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法治建设评价应一如既往地采取体制性的路径，以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

（二）法治建设评价以纠正政府唯经济效益的做法为宗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党的基本路线，也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路线。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忽视发展的质量，大部分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动力不足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种转变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城市政府受到大量经济发展指标的考核，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经济导向激励”。要使城市政府的职能真正转换过来，我国法治建设目标的设定首先应更多地关注于通过法治建设评价，督促政府转变职能的手段，履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不是追求GDP的增长。为了纠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做法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局面，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节约能源法》在内的法律，通过规定目标责任制予以纠正。事实上，我国已开展的专题法治建设评价都以政府转变唯经济建设的职能为目的。

（三）以政府推进为主

内源性法治现代化道路是保障法治永续持存的关键，不管是世界正义工程还是的法治指数还是我国香港地区的法治指数都是由非政府组织设计、实施的。我国选择走的是“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指一国的法治化运动在国家“上层建筑”的推进下启动和进行，“政府”是法治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法治目标主要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

郭学德：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2期在“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法治建设评价也是政府推动型的，如余杭法治指数、昆明法治指数。

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评价的做法符合我国的情况。事实上，起到实际效果的法治建设评价是以中央政府推进的专题评价，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我国法治建设评价之所以以中央政府的推进为主，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对违法行为的监管，首先存在意愿严重不足的情形，地方政府难以转变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的职能。因此，在需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领域，都会长期存在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评价。

四法治中国建设评价之展望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回顾我国法治建设评价的历程，可以对我国法治建设评价作如下展望：

（一）“五位一体”全方位的法治建设评价

我国已开展的专题法治建设评价都以政府转变唯经济建设的职能为目的。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后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2012年，党的十又进一步扩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意味着现代化布局从局部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不大协调的现代化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与此相适应，2011年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被宣布已经形成后，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与现代化布局同步，我国法治建设评价将从微观到全面，围绕五个领域全面展开，针对具体领域开展专项法治建设。

（二）从服务于政绩评价走向独立的评价

我国专题性的法治建设评价的重要形式――目标责任制被纳入党的政绩考核体制内。但法治建设评价还是不同于政绩考核评估。法治建设评价是服务于法治的，其最终要符合法治的基本目标：控权与维权，使国家的权力得到制约，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因此，法治建设评估一方面评估有权力的主体是否依法行使权力，权力是否受到法律的控制；另一方面评估公民的权利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其受到损害后是否能顺利得到国家的救济。法治建设评估的对象既涉及到党政领导干部，也涉及到普通的公民。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从而政绩考核的内容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的现状下，更应该注重和加强全国层面的法治的“普遍性”，各级政府和部门主导的法治指数设计要避免过分强调自身的“差异性”而背离法制内涵的“普遍性”。

侯学宾、姚建宗：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 这意味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评价将从服务于政绩考核走向普遍性的评价。

同时，随着依法治党的深入，党的政绩考核机制必将走入法治的轨道，与现行《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相衔接。“依法治党”的“法”除了党的规章制度外，自然是法律，首先是国家的宪法。因此，政绩考核首先是法治建设评价考核，政绩考核的工作业绩是法治建设评估的重要内容，政绩考核的数据成为法治建设评价重要、可靠的数据来源。

（三）从以内部法律责任为保障的评价走向以政治责任为保障的评价

法治政府是责任政府。广义上，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履行促进社会正义与美好的法定职能与社会义务。

马怀德：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政府，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建设责任政府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政府责任追究机制。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大学生；精神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

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精神世界的发展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表现出“理想信念模糊与人生目的缺失、诚信迷失与道德失范、精神世界寂寞空虚、高道德认知与低道德践履、大学生对于精神文化飞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精神文化发展实际水平不能满足大学生高精神文化需求的矛盾”等失调失衡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大学生自身缺乏成熟稳定的价值观是造成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失调失衡现象的根本原因，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大学生，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增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与科学性，提高针对性，增强时效性，从而为更好的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服务。

一、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失调失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伴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应用，人们接收各类信息的渠道更加方便快捷。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诸如“诚信迷失、道德失范、价值观扭曲、理想信念模糊”等各类不良现象。据调查显示目前大学生精神生活存在失调失衡现象令人堪忧。

1、理想信念模糊与人生目的缺失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生前进的动力。价值取向是主体基于自身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矛盾、问题时所持的价值态度和基本立场。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在促近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精神动力不足、理想信念淡薄、价值观扭曲”等各类不良现象，诸如论文抄袭、论文剽窃、篡改成绩单等现象时有发生，制造虚假简历、恶意拖欠学费甚至于青少年犯罪也时常成为新闻或者报纸的头条，对于社会责任感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不损人”而尽量“利己”的“不作为”层面，伴随改革开放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相互交锋博弈造成的文化差异性与文化同一性矛盾造成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也使得当代大学生更愿意接受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求职和就业的压力迫使大学生越来越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而缺乏敬畏感、底线和稳定的价值观。

2、精神世界寂寞空虚

大学阶段作为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生特殊阶段，大学生面对学习、恋爱和求职等各种压力由于自身缺乏足够的人生阅历和社会实践经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不能自主、正确的处理而表现出明显的浮躁心态，对于自己内心遇到的困惑很少有同学愿意向父母倾诉而相比较之下他们更乐于选择向同龄伙伴倾诉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真实的想法，通过更新QQ、微博状态等形式宣泄自己内心的烦恼以满足自我内心获得及时情感反馈的需要。

2、高道德认知与低道德践履矛盾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诚实守信也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通行证。当代大学生总体对于“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等观点持点赞认可态度，但是近年来随着媒体的“碰瓷”、“扶不扶”等事件的发生，造成大学生虽然意识观念上有明确的道德追求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不敢积极践履，这种矛盾心理使得大学生对于社会责任感的理解停留在“不损人”而尽量“利己”的“不作为”层面，这种矛盾心理造成了大学生不能具备本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对此国家应该健全和加强相关法纪法规建设，重视并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努力培育“四有”新人，为新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服务。

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优化大学生精神生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论断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就是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不断强化社会价值性内容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核心价值体系包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方面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四个方面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首先，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引起的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和各类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都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出了新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用核心价值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用社会主导价值取向引导公民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整合社会利益协调思想关系功能，通过化解矛盾整合利益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不断强化社会价值性内容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予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追求崇高理想信念、确立稳定价值取向，把个人的人生理想同祖国、社会的发展目标相结合，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确立为祖国为人民贡献青春的远大理想抱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大学生对祖国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引导学生在社会转型文化多元矛盾的背景下克服价值选择上的混乱无序，培育树立社会主义主导价值取向，为实现人生理想保驾护航。

最后，把对象需求性内容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象需求性内容是基于人的发展立场把受教育者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发展的需要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范围重新确立的教育内容。核心价值观创新对象需求性内容就是把核心价值观“嫁接”到对象需求性内容中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针对大学生目前存在的竞争压力大、精神空虚、缺乏社会责任感等实际问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学生实际问题满足学生现实需要，让思想政治教育更接地气，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和实效性，着力构建适应大学生精神生活优化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转轨时期；中国；政治权力；改革与发展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是结构分化、角色专业化和权威理性化。其实，我国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国在从1978年至今25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化是通过国家中心权力的逐步分离、权力中心的逐步位移而实现的。所谓中心权力分离，是指传统核心权力体系衰微和与此同时次级

权力体系不同程度摆脱传统权力影响和束缚而争取更大独立空间的过程，它包涵两层含义：一是指传统权力结构关系中权力日益分化、传统的核心权力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能逐步弱化、传统权力作用逐渐衰微淡化的过程；二是指传统权力结构中次级体系独立自主性的增强。我国的权力架构中，国家权力一直是中心权力，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权力体系的核心。中心权力分离是1978年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我国25年来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革与发展走向

有目共睹，我国25年来社会发展成就是巨大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此也评价很高。但是，对于25年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评价，赞誉不多。人们所持的基本判断是，25年我国在政治发展方面所获得的进步不大，与人们所预期的改革目标相距甚远。客观而言，这样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与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变化相比，政治生活的变化毕竟还不明显，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这样的评价也有失公允，因为有许多变化只是由于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没有给以关注，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对25年来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作出如此评估和判定，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人们从历史的角度立足于我国政治环境而对我国政治发展的考察和关注不够，因而对其每一细微变化的意义领会不深。我国改革开放25年，社会各个方面的确变化很大。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已经做了不少，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所做的宣传也比较充分。然而，从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角度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相对较少。当然，这是由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相对于其社会层面的变革而言，25年改革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所带来的变化远不如其他方面突出；另外，由于政治的敏感性等原因，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政治问题成为我国学者忌讳触及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国外学者来说，他们所做的研究要么受资料所限，要么缺乏对我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无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实事求是地衡量和评价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标准，也无法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中领会政治变革的细微意义。

另一方面，有些人们往往运用“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来评价我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自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从“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看，民主化是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首要内容和目标。如果以民主化为标准来评价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进程，我国改革在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与人们的普遍预期显然还相去甚远。其实，许多研究，包括美国政治学家派伊、亨廷顿的研究与论述，都表明民主化并不是政治发展的唯一标准和内容，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其他的价值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或许更具优先性。所以，如果换一种角度，或者一种标准看问题，25年我国的政治变化也未必不值得关注。

实际上，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相比，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是一场无声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种无声的变革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浪漫主义的参与制式的大众民主价值取向，向现实主义的公民和社会自由价值取向转变。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我国民众以民主为理想目标，追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以期通过改善国家政治环境来实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民利。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多年来我国民众的普遍追求，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这种理念正在发生变化。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论是出于何种考虑，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更加趋于现实。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但无论如何，到今天，公众更加注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价值取向和体制性安排，更加注重争取自由生活的空间和珍惜个人生活的价值。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这种转变，无疑为现代政治所赖以构建的尊重个人权利、尊重公众选择、顾客导向等民主政治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一种无声的变革发生在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上。人们可能不会否认，我国25年来经济领域的变化最大。比如，就经济模式而言，从计划经济，到有限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最后到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模式转变的轨迹鲜明清晰，而每一次经济模式的变化，都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就非公经济成份的地位而言，从“资本主义残渣余孽”，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再到它索性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中途虽有波折，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今天甚至是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它是大陆经济成份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实际上，了解中国传统政经合一体制特点的人士都不能否认，这些变化并不只是经济性的。在经济学家看来的这些纯粹的经济变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我们不能否认，经济模式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资源分配和政治控制方式的变化。我们也不能否认，经济成份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中间阶级”的理论是每一个社会政治学者所熟知的。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资源越来越多样化，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了。这就意味着我国公民能够享有实实在在的自由越来越多了。

第三，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另外一种无声的变革那就是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层面的变革：终身制变成了任期制；党政不分变成了党政分开；干部制变成了国家公务员制；基层人事任命制变成了民主选举制，实行了领导干部竞争上岗等等。尽管这些机制的变革还十分有限，而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它所确立的方向和原则理念已包含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二、25年来我国政治权力改革取得的成就分析

25年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进步可以概括为“中心权力分离”，即传统政治体系中核心权力结构所掌控的实际权力逐步被分化，从而形成权力相对分散的结构体系。这实际上也是我国体制创新的主要方面，因而，也是25年来改革成就的重要来源和保障。

众所周知，25年前我国传统的政治架构是按照产品经济的设想组建起来的、与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党、政、军、经济、文化高度合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结构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中央集权和计划管理为模式。在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中，核心权力结构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时期：（1）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以党为代表的国家机关，即国家执行机关和党的各级组织构成，实施全面的高度的政治控制。（2）建立政治权力与非政治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以党政权力部门构成，实现政治挂帅的集中管理。（3）建立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由中央政府和机关构成，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计划管理。（4）建立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由各级党委和机关构成，保障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领导和控制。

上述这些传统集权主义权力结构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全能主义、政治中心主义、中央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即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的关系中，国家（政府权力）处于至高的核心地位；在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文化权力的关系中，政治权力处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权力处于核心位置；在政党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地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终是党的领袖）始终是权力的核心，因此政治角逐的主要舞台在中国共产党内，而非党外的其他权力结构。

在今天看来，上述权力结构体系所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全能主义的集中管理造成“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严重抑制了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和政治挂帅的权力安排和集权管理体制，带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特点，严重背离经济规律，中央高度集权的人财物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模式，使地方、集体、组织和个人缺乏自主性，限制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严重影响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整个政治体系的办事效率；党政不分以及党的大权独揽使党凌驾于国家权力机关之上，造成党的各级组织的国家化和行政化，而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徒有虚名，这种状况不仅严重背离政治权威的理性化，而且极大地制约了其他政治权力结构功能的有效发挥。

1978年以后，我国经过以下六个阶段的改革，对传统的权力结构进行了调整：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8月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实现政治上的拔乱反正；实行权力下放，确立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的地方和企业管理自。主要成果是实现工作重心由阶段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恢复“”前中央到地方国家各级权力结构和机制。其意义体现在权力中心向非政治领域转移。第二阶段：1980年8月邓小平讲话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下放权力，政企分开；全面推广新的自主经营管理模式。主要成果是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厂长责任制；探索政治改革思路。其意义体现在社会和个人开始活化；权力重心开始下移。第三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精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加强民主和完善法制。主要成果是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第四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机构改革；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主要成果是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精简机构。其意义体现在社会和个人进一步活化。第五阶段：1997年党的15大召开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主要成果是明确非公经济的地位；精简机构。其意义体现在民营经济争得了合法地位；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的探索。第六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现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25年我国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也正是中心权力被分离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传统核心权力逐渐得到弱化，而社会权力则逐渐得到强化，不断增强公民和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调节能力；社会权力结构也日益多元化，社会自限不断扩大，地方适度分权和政务公开原则基本形成。严格说来，25年我国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突破传统全能主义集权管理体制的种种束缚和制约，探索新的发展路径的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25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传统权力结构被分离弱化、新生权力结构要素，包括个人和社会自利、地方和企业的自力成长壮大的过程。这正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由“强政府、弱社会”逐步走向“小政府、强社会”。

在现代化社会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是社会权力，而非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是社会对国家的领导权，其权力实体是政党、社会阶级阶层组织、社会政治团体和公民个人，它反映了社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能力；“经济权力”是企业等经济实体，以其法人财产权为基础而具有的生产经营权、财产支配权、利润分配权、劳动人事权等支配控制的权力。“国家权力”则指由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法律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国家与社会没有明确的界限，国家掌控一切，权力结构单一。25年来我国改革虽然没有自觉划分上述几种权力结构，但在实际过程中，恰恰实现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适度分离。

25年我国的整个改革体现了制度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以权力结构重心位移为核心标志内容的体制创新，造就了我国改革的成就和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继续推进25年来的改革进程，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有限政府”、“有作为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发展，并为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我们把政治体系分为政府政治体系（即国家制度性体系）和非政府政治体系（即所谓的“市民体系”和政治党派及公民个体）的话，我们所谓的一国政治发展也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从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在政府制度化建设以及各种管理和协调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从非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公民政治责任心的增强，以及自治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中国政治发展也应包括国家（或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进步。从国家（或政府）这一层面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动力。

25年我国改革表明，政府推动的改革路线，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25年中国改革也表明，中心权力分离与弱化是改造传统集权体制、实现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主要途径。正是这方面的努力，造就了25年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在中国以加入WTO为标志的全面纳入国际体系的决策背景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沿着25年改革开放所遵循的中心权力分离弱化的路径，进一步限制和规范“公权”——政府权力，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坚持以民为本，应该是今后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限制和规范“公权”方面，我们认为，党的十六大以后，未来5到10年内，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是我国中心权力结构调整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贯彻“有限政府”原则，继续将“政治权力”从政治国家返还公民社会；二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彻底实现政企分开，确立企业独立的“经济权力”；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真正保障民营企业合法的经济权力；四是贯彻分权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对“国家权力”的合理分权；五是将国家政治舞台由执政党内转向国家权力机关，并为此探索一条实现顺利转轨的路径。

近期而言，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切断政府与垄断性行业的关系，以加入WTO为契机，全面引入竞争与市场机制，实现行业改造；坚决整顿公检法等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与政府形象直接相关）的部门，这是遏制政府权力商品化的有效措施。

限制“公权”(publicpower)、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公共权力的平衡，给公民个人与社会以更多的自治权和更有力的监督权。在限制“公权”的同时，也规范社会与公民个人的行为，创造一个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这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在“公权”不受限制的“强国家”模式下，一定不可能产生一个充满活力、秩序良好、健康发育的公民社会；但是，在“公权”不被重视的“弱国家”模式下，也不一定必然生成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换句话说，在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公权”的收缩和受到限制，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相反，在社会和个人行为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公权”的收缩，则极有可能为社会不良势力留下乘虚而入的机会。

在国家作为历史现象还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没有国家公共权力就没有正常的社会秩序，或者已建立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又要受到公众和社会的监督与制约，使这种权力的行使形成公正、公开等行使方式。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条件下，这种权力的行使还应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推进政府机构的调整和行政业务的再造，推行电子政务(E-government)和政府在线服务(gov-ernmentservicesonline)。

总而言之，我国在明确界定“公权”范围、减少国家权力对社会和公民个人行为干预的同时，还必须确立规范社会与公民个人行为的各种机制。在这方面，一种公正、有力的法治权威的树立和社会公共责任制的确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公正有力的法治权威和社会公共责任机制的确立，有赖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新华出版社,1968.

[2][美]派伊.政治发展诸方面[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3][美]阿尔蒙德科尔曼.发展中地区的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0.

[4]施九青,倪家泰.当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5]谢庆奎.当代中国政府[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6][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7][美]林毓生.论自由与权威的关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8]夏书章,王乐夫,陈瑞莲.行政管理学(第二版)[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9]郭小聪.政府经济职能与宏观管理(第二版)[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10]蔡立辉.政府法制论——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法制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转轨时期；中国；政治权力；改革与发展

美国着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是结构分化、角色专业化和权威理性化。其实，我国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国在从 1978年至今 25 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化是通过国家中心权力的逐步分离、权力中心的逐步位移而实现的。所谓中心权力分离，是指传统核心权力体系衰微和与此同时次级

权力体系不同程度摆脱传统权力影响和束缚而争取更大独立空间的过程，它包涵两层含义：一是指传统权力结构关系中权力日益分化、传统的核心权力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能逐步弱化、传统权力作用逐渐衰微淡化的过程；二是指传统权力结构中次级体系独立自主性的增强。我国的权力架构中，国家权力一直是中心权力，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权力体系的核心。中心权力分离是 1978 年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我国 25 年来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革与发展走向

有目共睹，我国 25 年来社会发展成就是巨大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此也评价很高。但是，对于 25 年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评价，赞誉不多。人们所持的基本判断是，25 年我国在政治发展方面所获得的进步不大，与人们所预期的改革目标相距甚远。客观而言，这样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与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变化相比，政治生活的变化毕竟还不明显，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这样的评价也有失公允，因为有许多变化只是由于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没有给以关注，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对 25年来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作出如此评估和判定，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人们从历史的角度立足于我国政治环境而对我国政治发展的考察和关注不够，因而对其每一细微变化的意义领会不深。我国改革开放 25年，社会各个方面的确变化很大。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已经做了不少，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所做的宣传也比较充分。然而，从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角度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相对较少。当然，这是由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相对于其社会层面的变革而言，25 年改革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所带来的变化远不如其他方面突出；另外，由于政治的敏感性等原因，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政治问题成为我国学者忌讳触及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国外学者来说，他们所做的研究要么受资料所限，要么缺乏对我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无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实事求是地衡量和评价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标准，也无法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中领会政治变革的细微意义。

另一方面，有些人们往往运用“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来评价我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自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从“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看，民主化是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首要内容和目标。如果以民主化为标准来评价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进程，我国改革在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与人们的普遍预期显然还相去甚远。其实，许多研究，包括美国政治学家派伊、亨廷顿的研究与论述，都表明民主化并不是政治发展的唯一标准和内容，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其他的价值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或许更具优先性。所以，如果换一种角度，或者一种标准看问题，25 年我国的政治变化也未必不值得关注。

实际上，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相比，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是一场无声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种无声的变革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浪漫主义的参与制式的大众民主价值取向，向现实主义的公民和社会自由价值取向转变。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我国民众以民主为理想目标，追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以期通过改善国家政治环境来实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民主权利。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多年来我国民众的普遍追求，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这种理念正在发生变化。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论是出于何种考虑，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更加趋于现实。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但无论如何，到今天，公众更加注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价值取向和体制性安排，更加注重争取自由生活的空间和珍惜个人生活的价值。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这种转变，无疑为现代政治所赖以构建的尊重个****利、尊重公众选择、顾客导向等民主政治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一种无声的变革发生在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上。人们可能不会否认，我国25 年来经济领域的变化最大。比如，就经济模式而言，从计划经济，到有限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最后到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模式转变的轨迹鲜明清晰，而每一次经济模式的变化，都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就非公经济成份的地位而言，从“资本主义残渣余孽”，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再到它索性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中途虽有波折，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今天甚至是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它是大陆经济成份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实际上，了解中国传统政经合一体制特点的人士都不能否认，这些变化并不只是经济性的。在经济学家看来的这些纯粹的经济变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我们不能否认，经济模式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资源分配和政治控制方式的变化。我们也不能否认，经济成份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中间阶级”的理论是每一个社会政治学者所熟知的。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资源越来越多样化，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了。这就意味着我国公民能够享有实实在在的自由越来越多了。

第三，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另外一种无声的变革那就是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层面的变革：终身制变成了任期制；党政不分变成了党政分开；干部制变成了国家公务员制；基层人事任命制变成了民主选举制，实行了领导干部竞争上岗等等。尽管这些机制的变革还十分有限，而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它所确立的方向和原则理念已包含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二、25 年来我国政治权力改革取得的成就分析

25 年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进步可以概括为“中心权力分离”，即传统政治体系中核心权力结构所掌控的实际权力逐步被分化，从而形成权力相对分散的结构体系。这实际上也是我国体制创新的主要方面，因而，也是 25 年来改革成就的重要来源和保障。

众所周知，25 年前我国传统的政治架构是按照产品经济的设想组建起来的、与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党、政、军、经济、文化高度合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结构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中央集权和计划管理为模式。在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中，核心权力结构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时期：（1）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以党为代表的国家机关，即国家执行机关和党的各级组织构成，实施全面的高度的政治控制。（2）建立政治权力与非政治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以党政权力部门构成，实现政治挂帅的集中管理。（3）建立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由中央政府和机关构成，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计划管理。（4）建立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由各级党委和机关构成，保障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领导和控制。

上述这些传统集权主义权力结构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全能主义、政治中心主义、中央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即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的关系中，国家（政府权力）处于至高的核心地位；在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文化权力的关系中，政治权力处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权力处于核心位置；在政党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地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终是党的领袖）始终是权力的核心，因此政治角逐的主要舞台在中国共产党内，而非党外的其他权力结构。

在今天看来，上述权力结构体系所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全能主义的集中管理造成“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严重抑制了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和政治挂帅的权力安排和集权管理体制，带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特点，严重背离经济规律，中央高度集权的人财物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模式，使地方、集体、组织和个人缺乏自主性，限制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严重影响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整个政治体系的办事效率；党政不分以及党的大权独揽使党凌驾于国家权力机关之上，造成党的各级组织的国家化和行政化，而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徒有虚名，这种状况不仅严重背离政治权威的理性化，而且极大地制约了其他政治权力结构功能的有效发挥。

1978 年以后，我国经过以下六个阶段的改革，对传统的权力结构进行了调整：第一阶段：1978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80 年 8 月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实现政治上的拔乱反正；实行权力下放，确立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的地方和企业管理自主权。主要成果是实现工作重心由阶段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恢复“文革”前中央到地方国家各级权力结构和机制。其意义体现在权力中心向非政治领域转移。第二阶段：1980 年 8 月邓小平讲话到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下放权力，政企分开；全面推广新的自主经营管理模式。主要成果是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厂长责任制；探索政治改革思路。其意义体现在社会和个人开始活化；权力重心开始下移。第三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 1992 年党的十四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精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加强民主和完善法制。主要成果是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第四阶段:1992 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到 1997 年党的十五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机构改革；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主要成果是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精简机构。其意义体现在社会和个人进一步活化。第五阶段：1997 年党的15 大召开到 2002 年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主要成果是明确非公经济的地位；精简机构。其意义体现在民营经济争得了合法地位；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的探索。第六阶段：2002 年党的十六大至现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 25 年我国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也正是中心权力被分离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传统核心权力逐渐得到弱化，而社会权力则逐渐得到强化，不断增强公民和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调节能力；社会权力结构也日益多元化，社会自主权限不断扩大，地方适度分权和政务公开原则基本形成。严格说来，25 年我国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突破传统全能主义集权管理体制的种种束缚和制约，探索新的发展路径的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25 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传统权力结构被分离弱化、新生权力结构要素，包括个人和社会自主权利、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力成长壮大的过程。这正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由“强政府、弱社会”逐步走向“小政府、强社会”。

在现代化社会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是社会权力，而非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是社会对国家的领导权，其权力实体是政党、社会阶级阶层组织、社会政治团体和公民个人，它反映了社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能力；“经济权力”是企业等经济实体，以其法人财产权为基础而具有的生产经营权、财产支配权、利润分配权、劳动人事权等支配控制的权力。“国家权力”则指由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法律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国家与社会没有明确的界限，国家掌控一切，权力结构单一。25 年来我国改革虽然没有自觉划分上述几种权力结构，但在实际过程中，恰恰实现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适度分离。

25 年我国的整个改革体现了制度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以权力结构重心位移为核心标志内容的体制创新，造就了我国改革的成就和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继续推进 25 年来的改革进程，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有限政府”、“有作为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发展，并为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我们把政治体系分为政府政治体系（即国家制度性体系）和非政府政治体系（即所谓的“市民体系”和政治党派及公民个体）的话，我们所谓的一国政治发展也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从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在政府制度化建设以及各种管理和协调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从非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公民政治责任心的增强，以及自治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中国政治发展也应包括国家（或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进步。从国家（或政府）这一层面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 21 世纪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动力。

25 年我国改革表明，政府推动的改革路线，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25 年中国改革也表明，中心权力分离与弱化是改造传统集权体制、实现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主要途径。正是这方面的努力，造就了 25 年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在中国以加入 WTO 为标志的全面纳入国际体系的决策背景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沿着25 年改革开放所遵循的中心权力分离弱化的路径，进一步限制和规范“公权”——政府权力，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坚持以民为本，应该是今后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限制和规范“公权”方面，我们认为，党的十六大以后，未来 5 到 10 年内，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是我国中心权力结构调整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贯彻“有限政府”原则，继续将“政治权力”从政治国家返还公民社会；二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彻底实现政企分开，确立企业独立的“经济权力”；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真正保障民营企业合法的经济权力；四是贯彻分权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对“国家权力”的合理分权；五是将国家政治舞台由执政党内转向国家权力机关，并为此探索一条实现顺利转轨的路径。

近期而言，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切断政府与垄断性行业的关系，以加入 WTO 为契机，全面引入竞争与市场机制，实现行业改造；坚决整顿公检法等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与政府形象直接相关）的部门，这是遏制政府权力商品化的有效措施。

限制“公权”(publicpower)、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公共权力的平衡，给公民个人与社会以更多的自治权和更有力的监督权。在限制“公权”的同时，也规范社会与公民个人的行为，创造一个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这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在“公权”不受限制的“强国家”模式下，一定不可能产生一个充满活力、秩序良好、健康发育的公民社会；但是，在“公权”不被重视的“弱国家”模式下，也不一定必然生成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换句话说，在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公权”的收缩和受到限制，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相反，在社会和个人行为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公权”的收缩，则极有可能为社会不良势力留下乘虚而入的机会。

在国家作为历史现象还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没有国家公共权力就没有正常的社会秩序，或者已建立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又要受到公众和社会的监督与制约，使这种权力的行使形成公正、公开等行使方式。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条件下，这种权力的行使还应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推进政府机构的调整和行政业务的再造，推行电子政务 (E-government) 和政府在线服务 (gov-ernment services online)。

总而言之，我国在明确界定“公权”范围、减少国家权力对社会和公民个人行为干预的同时，还必须确立规范社会与公民个人行为的各种机制。在这方面，一种公正、有力的法治权威的树立和社会公共责任制的确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公正有力的法治权威和社会公共责任机制的确立，有赖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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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蔡立辉. 政府法制论——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法制建设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转轨时期；中国；政治权力；改革与发展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是结构分化、角色专业化和权威理性化。其实，我国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国在从1978年至今25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化是通过国家中心权力的逐步分离、权力中心的逐步位移而实现的。所谓中心权力分离，是指传统核心权力体系衰微和与此同时次级

权力体系不同程度摆脱传统权力影响和束缚而争取更大独立空间的过程，它包涵两层含义：一是指传统权力结构关系中权力日益分化、传统的核心权力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能逐步弱化、传统权力作用逐渐衰微淡化的过程；二是指传统权力结构中次级体系独立自主性的增强。我国的权力架构中，国家权力一直是中心权力，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权力体系的核心。中心权力分离是1978年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我国25年来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革与发展走向

有目共睹，我国25年来社会发展成就是巨大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此也评价很高。但是，对于25年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评价，赞誉不多。人们所持的基本判断是，25年我国在政治发展方面所获得的进步不大，与人们所预期的改革目标相距甚远。客观而言，这样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与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变化相比，政治生活的变化毕竟还不明显，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这样的评价也有失公允，因为有许多变化只是由于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没有给以关注，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对25年来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作出如此评估和判定，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人们从历史的角度立足于我国政治环境而对我国政治发展的考察和关注不够，因而对其每一细微变化的意义领会不深。我国改革开放25年，社会各个方面的确变化很大。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已经做了不少，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所做的宣传也比较充分。然而，从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角度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相对较少。当然，这是由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相对于其社会层面的变革而言，25年改革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所带来的变化远不如其他方面突出；另外，由于政治的敏感性等原因，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政治问题成为我国学者忌讳触及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国外学者来说，他们所做的研究要么受资料所限，要么缺乏对我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无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实事求是地衡量和评价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标准，也无法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中领会政治变革的细微意义。

另一方面，有些人们往往运用“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来评价我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自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从“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看，民主化是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首要内容和目标。如果以民主化为标准来评价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进程，我国改革在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与人们的普遍预期显然还相去甚远。其实，许多研究，包括美国政治学家派伊、亨廷顿的研究与论述，都表明民主

化并不是政治发展的唯一标准和内容，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其他的价值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或许更具优先性。所以，如果换一种角度，或者一种标准看问题，25年我国的政治变化也未必不值得关注。

实际上，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相比，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是一场无声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种无声的变革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浪漫主义的参与制式的大众民主价值取向，向现实主义的公民和社会自由价值取向转变。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我国民众以民主为理想目标，追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以期通过改善国家政治环境来实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民利。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多年来我国民众的普遍追求，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这种理念正在发生变化。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论是出于何种考虑，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更加趋于现实。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但无论如何，到今天，公众更加注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价值取向和体制性安排，更加注重争取自由生活的空间和珍惜个人生活的价值。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这种转变，无疑为现代政治所赖以构建的尊重个人权利、尊重公众选择、顾客导向等民主政治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一种无声的变革发生在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上。人们可能不会否认，我国25年来经济领域的变化最大。比如，就经济模式而言，从计划经济，到有限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最后到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模式转变的轨迹鲜明清晰，而每一次经济模式的变化，都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就非公经济成份的地位而言，从“资本主义残渣余孽”，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再到它索性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中途虽有波折，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今天甚至是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它是大陆经济成份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实际上，了解中国传统政经合一体制特点的人士都不能否认，这些变化并不只是经济性的。在经济学家看来的这些纯粹的经济变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我们不能否认，经济模式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资源分配和政治控制方式的变化。我们也不能否认，经济成份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中间阶级”的理论是每一个社会政治学者所熟知的。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资源越来越多样化，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了。这就意味着我国公民能够享有实实在在的自由越来越多了。

第三，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另外一种无声的变革那就是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层面的变革：终身制变成了任期制；党政不分变成了党政分开；干部制变成了国家公务员制；基层人事任命制变成了民主选举制，实行了领导干部竞争上岗等等。尽管这些机制的变革还十分有限，而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它所确立的方向和原则理念已包含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二、25年来我国政治权力改革取得的成就分析

25年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进步可以概括为“中心权力分离”，即传统政治体系中核心权力结构所掌控的实际权力逐步被分化，从而形成权力相对分散的结构体系。这实际上也是我国体制创新的主要方面，因而，也是25年来改革成就的重要来源和保障。

众所周知，25年前我国传统的政治架构是按照产品经济的设想组建起来的、与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党、政、军、经济、文化高度合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结构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中央集权和计划管理为模式。在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中，核心权力结构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时期：（1）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以党为代表的国家机关，即国家执行机关和党的各级组织构成，实施全面的高度的政治控制。（2）建立政治权力与非政治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以党政权力部门构成，实现政治挂帅的集中管理。（3）建立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由中央政府和机关构成，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计划管理。（4）建立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由各级党委和机关构成，保障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领导和控制。

上述这些传统集权主义权力结构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全能主义、政治中心主义、中央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即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的关系中，国家（政府权力）处于至高的核心地位；在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文化权力的关系中，政治权力处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权力处于核心位置；在政党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地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终是党的领袖）始终是权力的核心，因此政治角逐的主要舞台在中国共产党内，而非党外的其他权力结构。

在今天看来，上述权力结构体系所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全能主义的集中管理造成“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严重抑制了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和政治挂帅的权力安排和集权管理体制，带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特点，严重背离经济规律，中央高度集权的人财物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模式，使地方、集体、组织和个人缺乏自主性，限制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严重影响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整个政治体系的办事效率；党政不分以及党的大权独揽使党凌驾于国家权力机关之上，造成党的各级组织的国家化和行政化，而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徒有虚名，这种状况不仅严重背离政治权威的理性化，而且极大地制约了其他政治权力结构功能的有效发挥。

1978年以后，我国经过以下六个阶段的改革，对传统的权力结构进行了调整：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8月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实现政治上的拔乱反正；实行权力下放，确立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的地方和企业管理自。主要成果是实现工作重心由阶段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恢复“”前中央到地方国家各级权力结构和机制。其意义体现在权力中心向非政治领域转移。第二阶段：1980年8月邓小平讲话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下放权力，政企分开；全面推广新的自主经营管理模式。主要成果是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厂长责任制；探索政治改革思路。其意义体现在社会和个人开始活化；权力重心开始下移。第三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精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加强民主和完善法制。主要成果是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第四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机构改革；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主要成果是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精简机构。其意义体现在社会和个人进一步活化。第五阶段：1997年党的15大召开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主要成果是明确非公经济的地位；精简机构。其意义体现在民营经济争得了合法地位；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的探索。第六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现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25年我国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也正是中心权力被分离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传统核心权力逐渐得到弱化，而社会权力则逐渐得到强化，不断增强公民和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调节能力；社会权力结构也日益多元化，社会自限不断扩大，地方适度分权和政务公开原则基本形成。严格说来，25年我国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突破传统全能主义集权管理体制的种种束缚和制约，探索新的发展路径的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25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传统权力结构被分离弱化、新生权力结构要素，包括个人和社会自利、地方和企业的自力成长壮大的过程。这正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由“强政府、弱社会”逐步走向“小政府、强社会”。

在现代化社会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是社会权力，而非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是社会对国家的领导权，其权力实体是政党、社会阶级阶层组织、社会政治团体和公民个人，它反映了社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能力；“经济权力”是企业等经济实体，以其法人财产权为基础而具有的生产经营权、财产支配权、利润分配权、劳动人事权等支配控制的权力。“国家权力”则指由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法律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国家与社会没有明确的界限，国家掌控一切，权力结构单一。25年来我国改革虽然没有自觉划分上述几种权力结构，但在实际过程中，恰恰实现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适度分离。

25年我国的整个改革体现了制度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以权力结构重心位移为核心标志内容的体制创新，造就了我国改革的成就和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继续推进25年来的改革进程，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有限政府”、“有作为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发展，并为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我们把政治体系分为政府政治体系（即国家制度性体系）和非政府政治体系（即所谓的“市民体系”和政治党派及公民个体）的话，我们所谓的一国政治发展也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从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在政府制度化建设以及各种管理和协调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从非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公民政治责任心的增强，以及自治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中国政治发展也应包括国家（或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进步。从国家（或政府）这一层面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动力。

25年我国改革表明，政府推动的改革路线，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25年中国改革也表明，中心权力分离与弱化是改造传统集权体制、实现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主要途径。正是这方面的努力，造就了25年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在中国以加入WTO为标志的全面纳入国际体系的决策背景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沿着25年改革开放所遵循的中心权力分离弱化的路径，进一步限制和规范“公权”——政府权力，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坚持以民为本，应该是今后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限制和规范“公权”方面，我们认为，党的十六大以后，未来5到10年内，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是我国中心权力结构调整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贯彻“有限政府”原则，继续将“政治权力”从政治国家返还公民社会；二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彻底实现政企分开，确立企业独立的“经济权力”；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真正保障民营企业合法的经济权力；四是贯彻分权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对“国家权力”的合理分权；五是将国家政治舞台由执政党内转向国家权力机关，并为此探索一条实现顺利转轨的路径。

近期而言，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切断政府与垄断性行业的关系，以加入WTO为契机，全面引入竞争与市场机制，实现行业改造；坚决整顿公检法等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与政府形象直接相关）的部门，这是遏制政府权力商品化的有效措施。

限制“公权”(publicpower)、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公共权力的平衡，给公民个人与社会以更多的自治权和更有力的监督权。在限制“公权”的同时，也规范社会与公民个人的行为，创造一个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这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在“公权”不受限制的“强国家”模式下，一定不可能产生一个充满活力、秩序良好、健康发育的公民社会；但是，在“公权”不被重视的“弱国家”模式下，也不一定必然生成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换句话说，在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公权”的收缩和受到限制，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相反，在社会和个人行为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公权”的收缩，则极有可能为社会不良势力留下乘虚而入的机会。

在国家作为历史现象还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没有国家公共权力就没有正常的社会秩序，或者已建立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又要受到公众和社会的监督与制约，使这种权力的行使形成公正、公开等行使方式。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条件下，这种权力的行使还应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推进政府机构的调整和行政业务的再造，推行电子政务(E-government)和政府在线服务(gov-ernmentservicesonline)。

总而言之，我国在明确界定“公权”范围、减少国家权力对社会和公民个人行为干预的同时，还必须确立规范社会与公民个人行为的各种机制。在这方面，一种公正、有力的法治权威的树立和社会公共责任制的确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公正有力的法治权威和社会公共责任机制的确立，有赖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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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立辉.政府法制论——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法制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13篇

Abstrac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s embodied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ideology.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undergraduate actually is to cultivate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the Socialist ideology. The report stressed on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showed tha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entire course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nd spiritual education and finally become the conscious pursuit of the people. Thus, domin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dergraduate in the independent college us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is both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Key word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undergradu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4-0125-02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们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无产阶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

2007年底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提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导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这无论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还是对于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就会迷失方向。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要解决好的根本问题,而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培育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时期,而独立学院在办学机制、经费来源、招生就业、学生管理方面与我国普通高等院校有很大的不同,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很多实际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找出新方法,不断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当代中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是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培养人才。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并将其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当今时代,是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是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知识经济加速发展的时代,也是我国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化建设战略目标的重要时代,在这一新的条件下,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

2.1 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新挑战。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最显著的特点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既有可能形成国际范围内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又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以后,世界多元的经济和多元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对青年学生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全球化使一些人淡忘国家意识,消解民族身份,失去对传统的认同感。因此,越是全球化,越是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1]

2.2 现代科学技术提出的新挑战。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但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等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新的伦理道德问题。

2.3 市场经济提出的新挑战。当前经济成分的多样化,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就业分配的多样化,归根到底是利益的多样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各种思想现象的背后,往往有利益的动因。由于经济地位的区别,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常常有所不同;由于具体利益的差异,人们的要求和愿望也往往不尽一致。如何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坚持和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树立社会的共同理想,寻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点,制止个人主义的膨胀,这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1]

2.4 信息多元化提出的新挑战。当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信息发达的社会,信息来源、传播渠道和内容都多样化了。特别是互联网发展非常迅速,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趋利避害、发挥扰势、主动出击,用正面的宣传、信息占领阵地,使青少年既要有获取信息的能力,求知的能力,又要学会筛选,学会鉴别,学会吸收,学会抵制,在接受知识信息的同时接受教育。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已经成为高校尤其是独立学院一项极为紧迫的重大战略任务。

3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价值

在当今价值观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间,在青年大学生中旗帜鲜明地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更深层次地影响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与行为方式,进一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新形势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始终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二是要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三是要始终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

四是要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要求。

五是要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准则。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高校在育人过程中,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统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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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14篇

摘 要 国有企业作在实现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是维系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因此，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现状、途径展开论述，以供参考。

关键词 新形势 国有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 途径

一、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国有企业为了积极探索着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深入贯切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将党组织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推动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源泉和思想动力，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以来，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深化改革和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围绕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做好国有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听取职工心声，反映职工心声，为职工排忧解难，体现了企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二、国有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所面临的基本现状

（一）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不足，思想理论建设薄弱

企业重经济效益，而忽视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企业领导对于展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缺乏正确的认识，使得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或者思想教育活动缺乏创新，缺乏吸引力，使得职工参与积极性不高，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

（二）思想政治工作脱离实际，不能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效结合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结合，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实际操作中，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照本宣科，没有落到实处，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对于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没有积极探索、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处于常态化、缺乏活力，缺乏执行力，因而不能为企业生产提供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三）企业职工思想状况复杂，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大

国有企业职工的年龄跨越大，一些老员工思想过于保守、陈旧，难于适应时代的发展所需，而打破其固有思想状态难度较大。加上企业政工队伍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和专业结构等方面。从年龄结构上来看，企业政工队伍中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是大部分是从其他岗位退下来的老职工，而专门学习心理学、教育学、政治专业的年轻成员较少。

三、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途径

（一）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强化思想理论的建设

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要清楚认识到做好国有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证党的先进性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强化思想理论建设，就要根据新形势的要求，打破陈规陋习，与时俱进，开拓思想工作新格局。针对国有企业职工的思想状态，加强其理想信念教育，以此鼓励和鞭策职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修养。

（二）思想政治工作要融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去

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结合企业实际，保证各项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此外，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工作开展方式和手段的多样性，可通过企业内部网站、宣传栏、官方微信等形式进行思想政治内容的宣传，同时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焕发思政工作的活力与新面貌。在思政工作的考核上，要与企业经济工作指标一起考核，建立责任机制，把促进企业改革发展与生产经营活动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作为企业思想教育工作成效的最终检验。

（三）建立和健全企业考核机制，积极培育“四有”新青年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思想，以经营业绩好、政治素质好、团结协作、作风良好等方面严格考核企业党员干部，对于企业老职工固有的思想，要取之精华，去其糟粕，积极打破条条框框，努力推陈出新，开拓创新。同时注重新时期新职工的思想培育工作，为企业政工队伍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围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青年”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加大对青年岗位练兵与实际锻炼，使其成为促进企业发展的先锋。

四、小结

新时期，面对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复杂的国内外市场，要充分认识到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现状，正确把握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积极开展企业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维护和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15篇

一、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的现实选择，也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与根本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高度的统领性，是对我国现实存在的不同层次的价值观念进行整合的结果，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适用性。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挥其整合、引领作用，有利于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统一社会各利益群体、各阶层思想，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亲和力。作为企业，必定受到商品规律和市场法则的制约，力求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多的产出，尽可能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这也是企业的经营目标。同时，企业也是社会健康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它有其神圣的社会责任。当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良虽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但是它会使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从而为企业获取长期的利润而准备了条件。因此，必须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体思路是：一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体现时代要求、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经营实际，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理想信念主题教育活动，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职工把共同理想与企业发展目标、个人愿望追求统一起来，不断增强企业广大职工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要确立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健康经营，做到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两者的最佳结合；大力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守法、奉献的企业精神，营造和谐、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引导广大职工模范遵守公民道德行为准则。

二、要把经常性工作贯穿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部历程

高度重视并坚持不懈地做好经常性工作，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紧紧抓住经常性这个根本，才能全面推动企业和广大职工立足本职，为企业创造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其一，要牢固树立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生命线的观念，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的中心工作之中，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使其真正内化为广大职工的自觉信念、外化为广大职工的自觉行动，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实践；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手抓，绝不能一手硬、一手软，更不能做表面文章，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假、大、空现象；要加强对企业各类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机制，不断加强企业报刊、网站以及图书室、活动室等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搭建更多载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注意科学性，要渗透在企业经营中、职工的学习生活中，将教育方法的原则性与特殊性、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集中性宣传教育与经常性宣传教育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应该注意多样性、生动性，紧扣广大职工思想活动和精神需求的客观实际，求真务实，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运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方法，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其二，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探索建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是一项政策性、原则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既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衔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便于操作，切实可行。这就要求我们在探索建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的过程中，既要敢于探索、勇于实践、善于创新，又要立足企业现实，使思想政治工作的计划、目标具有可操作性；要紧密结合企业的实际和广大职工正当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使构建的长效机制能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稳定地发挥作用；建立健全科学的有利于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考评体系，完善考评标准，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目标考核体系，把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融入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把解决好职工的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问题放在与生产经营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要强化考评结果的运用，把考评结果作为基层党组织和车间、班组年终目标考核和人才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通过科学的考评体系，从制度上引导和激发各级党组织、业务部门、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加强职工教育培训力度，提高职工队伍科技文化素质。要结合企业实际，大力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倡导终身学习理念，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舆论环境，形成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氛围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