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研究范文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解构主义; 汉语言文字学; 结构主义

    Abstract: As a counteraction to such western philosophic theories as logicism and constructivism, deconstructivism offers a nove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the academic world in current days. A deconstructivist view of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ies show that, since Chinese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fine traditions of its own,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y must break away from the shackles of Europecentered ideology and succeed our own traditions. Meanwhile, we should follow a creative selfreliance road of Chinese graphology to develop innovative theories based on existing facts of Chinese by a pluralist approach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Key Words: deconstructivism; Chinese graphology; 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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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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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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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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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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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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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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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 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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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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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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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2篇

网络催生了语言的新语体——网络语言。我国自1990年大力发展网络研究和应用后(特别是1995年后)，由活动在网络虚拟空间、具有自主、开放、包容、多样和创新特点的网民群落逐渐创造和形成中国的网络语言——在网络这种特殊环境中(例如BBS、OICQ、E-mail)传递和交流信息的载体、社会语言的变体——网络语言语体。在那里，完全病句、数字、符号、拼音、汉字、英文字母杂糅表达式成了正宗语言成为网民的习惯用法，规范汉语却变成另类表达。

本文首先分析了网络语言的来源与组成。网络语言的组成为：(1)符号叠加谱新意；(2)数字代码谐音语；(3)英文术语和句子；(4)自创英文极简缩略语；(5)自创拼音极简缩略语；(6)汉语谐音词语；(7)动物名称借用；(8)汉语同音字词代替；(9)传统词汇新含义；(10)港台校园流行语；(11)语气用语；(12)新造词语；(13)网络文学作品或“大话西游”精典语句作密码；(14)网上笔名(网上绰号、网名)，等等。网络语言出现的根源来自：(1)节约时间和上网费用；(2)蔑视传统，崇尚创新；(3)张扬个性以引起别人重视；(4)掩饰个人身份、年龄、性别和语言习惯。然后论文提出了应该正确对待网络语言的出现和发展：正视网络语言，研究网络语言，批评网络语言中不文明不健康的东西，引导网络语言健康发展。接着论文对网络新生代中出现的一些网络综合症(品性障碍症、网络痴呆症(游戏痴迷症)、网络孤独症、聊天综合症)进行了分析，并就互联网对当代青年的影响进行了论述。互联网对当代青年的影响表现在：(1)互联网将从根本上改变当代青年的思想、行为和生存方式；(2)计算机网络的传播特性会弱化青少年的道德意识；(3)网络文化的直接化、形象化对青少年的思维方式造成极大影响；(4)互联网的隐蔽性将导致青少年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增多；(5)互联网的全球性使文化网络传播成为青年人生观、价格观冲突的主要原因；(6)“网络上瘾症”、“网络孤独症”等网络传播的伴生品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构成危害和威胁；(7)互联网的示范性将对青少年的恋爱、婚姻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网恋、早恋、同时与几个人恋等)。

论文最后论述了网络语言研究与中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关系。

关键词：网络，网络语言，网络语言出现的根源，网络语言的组成，网络语言语体，语言文字应用

1.网络-像火一样改变人类的生活

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是20世纪末人类科技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Internet则是这个时代的基石与代表作。Internet的普及使网络不再是专家们的技术沙龙，使人们可以突破时间、地域的限制而共享信息资源和进行全天候的交流。当今已经通过Internet形成了一条在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进行超时空多媒体信息交流的神奇纽带。专家们评论和预测互联网的划时代意义：像火一样改变人类的生活。

网络源于美国，它的前身只是联接了4台主机的ARPANET(于1969年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用作军用实验网络而建立，1973年正式运行)。1989年由CERN开发成功的WWW(World Wide Web，万维网)，为Internet实现广域超媒体信息截取/检索奠定了基础。1990年商业使用的Internet在美国开始急速地扩大，Internet也从原来少数人专属使用的网络变为平民化的网络系统。计算机科学的历史迄今不过半个多世纪，计算机网络的历史(从二十世纪80年代Internet这个名词产生)也不过20年(直正高速发展是在二十纪90年代中期)，但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种发明，它们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当中。不仅如此，它们对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商业乃至国防都起到决定性作用。

正是意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意义，国际上对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十分重视。我们现在所用的互联网，它的发展几乎完全由美国独立完成，从各种基础的硬件(如路由器、服务器)到各种标准、软件乃至关键技术，全部由美国掌握，其他国家都是追随者。由于具备这个优势，美国不仅在网络上，而且在军事、国际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拥有巨大的影响。1992年，美国政府主导进行了“下一代互联网计划”的研究，199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又设立了“下一代因特网”研究计划(NGI)。另外，美国19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共同构造了一个叫做“Internet2”的网络研究平台。这个平台计划把创造出今日Internet的美国学术界、政府、工业界联合起来，共同研究创建今后的Internet。如果失去对下一代互联网的发言权，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开展了下一代互联网的研究，都对研究下代互联网投入了巨资。我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的示范网——中国高速互联研究试验网格(NSFCNET)项目由清华大学、中科院信息中心、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联合承担建设，在2001年已经通过鉴定验收。下一代互联网与现在的互联网的标志性区别是：速度更快(将比现在的拨号上网提高1000～10000倍)、IP地址数量更大(将广泛使用IPV6体系，可为地球上每平方米土地分配数以千计的IP地址)、使用更安全(病毒、恶意攻击将得到有效控制)。有专家如此评论下一代互联网的划时代意义：“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火的使用是野蛮人与文明人的分界线；下一代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决不亚于火的使用。”人类的祖先在使用火以后，告别了蒙昧而逐步迈入了文明时代。专家们认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就像火的使用一样，会让世界发生质的变化。一切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2.网络语言(网络催生的语言的新语体)的来源与组成

我国第一次与国外通过计算机和网络进行通信始于1983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通过商用电话线与美国CERN建立了电子通信连接，实现了两个节点间电子函件的传输。以后陆续有了中国学术网络(CANET)、中国科研网(CRN)、中科院网(CASNET)、清华校园网(TUnet)、北大校园网(PUnet)、中国教育和科研网(CERNET)、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GBNET，金桥网)等。待到新浪网、搜狐网、网易、首都在线、雅虎中国、163、263、中国人、中华网、无极网站等家喻户晓时，中国的网络已不胜枚举了。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3年1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02年12月31日，我国上网用户人数为5910万人。5910万人这个数字意味着，我国上网人数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位。实际上截到2003年11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过7800万，全世界每9个上网用户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但我国是互联网“大国”而不是“强国”。

网络是语言的一个新载体，载体的变化往往造成语言风格或语体的变化。语体是语言的环境变体，如日常会话语体、公文语体、文艺语体、媒介语体。网络催生了语言的新语体——网络语言。我国自1990年大力发展网络研究和应用后(特别是1995年后)，由活动在网络虚拟空间、具有自主、开放、包容、多样和创新特点的网民群落逐渐创造和形成中国的网络语言——在网络这种特殊环境中(例如BBS、OICQ、E-mail)传递和交流信息的载体、社会语言的变体——网络语言语体。在网络语言语体中完全病句、数字、符号、拼音、汉字、英文字母杂糅表达式成了正宗语言，成为网民的习惯用法，规范汉语却变成另类表达，例如附录中网络语言的二个例子。纵观网络语言的林林总总，其组成大致可分为以下14种：

(1)符号叠加谱新意：

最有创造力的是：本身无任何意义的符号叠加在一起，居然表达出各种各样的实在意义，成为情感符号。例如：“(-_-)”表示神秘笑容；“: -”表示平淡无味的笑；“＾-＾”表示咪着眼睛笑；“|-P”表示捧腹大笑；“: - )”表示咧着咀笑；“: ) - -”表示大笑；“: - (”表示扁脸，不高兴了；“: - (*)”表示恶心，想吐；“: - P”表示吐舌头：“; - )”表示使眼色，抛媚眼；“: - o”表示哇塞，惊呆了；“*

(2)数字代码谐音语

用一连串的数字的谐音或转意来作数字密码表示各种意思是另一个高明的发明。例如：886(拜拜了)；7456(气死我了)；9494(就是就是)；246(饿死了)；520(我爱你)；596(我走了)；53770(我想亲亲你)；51396(我要睡觉了)；584(我发誓)；5555555(哭声呜呜呜……)；5203344587(我爱你生生世世不变心)；5871(我不介意)；1573(一往情深)；8807701314520(抱抱你亲亲你一生一世我爱你)；2010000(爱你一万年)；360(想念你)；04551(你是我唯一)；5366(我想聊聊)；286(反应慢，智商低，落伍了)；687(对不起)；56(无聊)；8147(不要生气)。

(3)英文术语和句子

在网语中夹杂一些英文术语和句子是一种网上时尚。例如：e这e那；＠；.com；.NET; copy; cyber chat(网上聊天)；cyber lover(网络情人)；how far？(多少距离？)；how many？(多少(数))；how much？(多少(钱))；please hurry.(请快些)；where?(哪里？)；who？(谁？)；why？(为什么？)；single(单身)；occupation(职业)；nice to meet you.(能见到您真高兴)，等等。

(4)自创英文极简缩略语

自创英文极简缩略语更是聊天室里的密电码。例如：IC(我明白了。全文是I see.)；IDK(我不知道。全文是I don’t know.)；TKS(谢谢。Thanks)；TYVM(太感谢你了。全文是Thank you very much); u(you); ur(your); VG(很好。Very Good)；CU(再见。See you); CUL(再见。See you Later); r(are); hv(have); sis (sister); bro(brother); Pls(Please)；以上是能猜出意思的极简缩略语。而有些是很难猜出意思的，除非你事先知道其意思。例如：MorF(是男还女。全文：Male or Female)；LAT(又漂亮又有才华。全文：Lovely And Talented)；FOTFL(大笑不止；笑得滚倒在地上。全文：Fa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HHOK(哈，哈，开个玩笑。全文：Ha Ha， Only Kidding)；KISS(不是吻，不要自作多情，是“简单一些，傻瓜”。全文：Keep It Simple， Stupid)；K001(酷，是cool的变体，显得更酷)；YOYOW或YOYW(你得为自己的话负责。全文：You Own Your Own Words。或You Own Your Words)；VC(不是微生素C，而是风险投资。全文：VENTURLCAPITAL)；f2f(面对面。Face to face)，“to”在网络用语中因为语音与2相同而简称为2，这种与其说是简称，倒不如说是一种网络时尚，例如B2B，B2C，C2C；B4(以前。Before)；L8R(以后。Later的变体或L8TR)；BB(再见。原文Bye Bye)；CBA(酷毙了)；还有一系列的CEO(首席执行长官)、CKO(首席知识长官)等等。

(5)自创拼音极简缩略语

自创拼音极简缩略语(尤其是用于人的称呼上)颇具人情味。例如MM(妹妹)、JJ(姐姐)、GG(哥哥)、DD(弟弟)，一下就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有P或PP(屁屁，屁股也)；PMP(拍马屁)；BT(变态)；BD(笨蛋)；RMB(人民币)；PLMM(漂亮妹妹)；WAN(我爱你；wo ai ni)。

(6)汉语谐音词语

汉语谐音词语被网民群落用来显示自己的个性。例如：酱紫(这样子)；共眠(共勉)；幽香(邮箱)；竹叶(主页)；偶(我)，偶来乐(我来了)；等等。

(7)动物名称借用

动物名称借用使得网上好象是到了动物世界，使网络语言显得风趣幽默。例如：屁免(PII，奔腾2)；酷鸡(酷机，指功能强的主机)；菜羊或赛羊(赛扬主板)；烘焙鸡(个人主页，hompage)；猫(调制解调器，MODEM)；老鼠(鼠标，Mouse)；(温)酒屋(win95)；(温)酒吧(win98)；版猪(版主，电子公告版管理员)；准网虫(见习网虫，网络新手)；爬虫(初级网虫，有点水平的网络新手)；小虫(中级网虫)；大虫(副高级网虫)；飞虫(高级网虫)；大虾(超级网虫)；菜鸟(网络新手)；飞鸟或老鸟(超级网虫，网络高手)；恐龙(丑女)；食肉性恐龙(长相丑陋的泼妇)；食草性恐龙(长相丑陋但稍温和的丑女)；青蛙(丑男)，等等。

(8)汉语同音字词代替

在网络语言中汉语同音字词的借用比比皆是。例如：斑竹(版主)；点心局(电信局)；你才(你猜)；打雪丈(打雪仗)；密马(密码)；粉发涂强(奋发图强)，等等。

(9)传统词汇新含义

有一些传统词汇在网上被赋予新的含义。例如：妹儿(电子邮箱)；坛子(论坛)；打铁(贴帖子，在BBS上发表文章)；机车(不上道、自以为是)；孔雀(自作多情)；太平公主(超级双频、超级平胸)；隔壁(相邻的论坛)；大侠(超级网虫，网络高手)，等等。

(10)港台校园流行语

网络语言中有一部分是港台校园流行语。例如：ATOS(会吐死)；AKS(会气死)；偶像(呕吐的对象)；潜水艇(没水平)；化妆(意指粉发涂强，转意奋发图强)；天才(天生蠢材)；神童(神经病儿童)；蛋白质(等于“笨蛋+白痴+神经质”)；大姨妈(月经)；露露(看一看)；炉主(倒数第一名)，等等。

(11)语气用语

用“嘻嘻”、“哈哈”、“呵呵”、“嘿嘿”、“哎哎哎”、“啊――”等表示情感或打岔。

(12)新造词语

新造词语为网络语言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也是最传神的部分。例如：伊妹儿(电子邮件)；美眉(妹妹、美女)；(网络文学的作者)；拍砖或拍板儿砖(论坛上的争论，多半指批评意见)；灌水(随意写，内容空洞无物，过长言之无物)；造砖(指认真精心地写)；楼上楼下(上面或下面连的文章)；QQ(call我吧)；东东(指东西)；见光死(比喻网恋等一见面就完蛋)，等等。新词新语已成为网络语言的标识，不用则会被认为不入流。初次上网的人总被一眼认出并被送上“菜鸟”、“爬虫”等雅号的原因盖缘于此。

(13)网络文学作品或“大话西游”精典语句作密码

网络文学作品(例如蔡痞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或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中精典的句子、段、对话成为网络上新的密码，对不上话就知道你是菜鸟，给踢出去。例如：对方问你姓名“你妈贵姓呀(唐僧语)”，你不能真的回答姓张姓王，而要回答“啊――！(表示精神崩溃)”、“我受不了啦――(拔刀自尽)”、“我倒(表示晕倒)”、“(上吊)(表示受不了唐僧的唠叨、婆婆妈妈叽叽歪歪而上吊自尽)”等等。如果对方威胁你，你要学孙悟空说“饶命啊英雄”。如果有人用剑抵住你的喉咙，你应该学至尊宝(孙悟空)撒谎说：“(你应该这样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

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当别人管你借东西时(你应该学唐僧)说：“你想要啊？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吗？……”当网上女朋友问你为什么喜欢她时说：“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再例如：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爱她(他)，你可以用“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精典语句回答：“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幢房子，我有一千万吗？没有。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我有翅膀吗？没有。所以我没有办法飞。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所以我并不爱你。”

(14)网上笔名(网上绰号、网名)

网名也是网络语言中的一个组成。网名也就是昵称，不起昵称而以真名实姓上网的人几乎没有。因为网络是虚拟世界，所以网名起得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甚至很另类很张狂。有充满英雄气概的。例如：海王星、太阳山2350、降龙十八掌、三分剑法、百花错拳、独孤九剑、乾坤大挪移、黯然销魂掌、李寻欢、剑过漂香、指点江山、喜之狼、游侠、剑客、豺子头、林海雪原、自由自在、如风掠过、摘下江天星、笑傲江湖，等等；有诗情画意比较浪漫的。例如：萱草、风中玖瑰、怡人、温婉、上胘月、云淡风清、花好月圆、归去来兮、寂寞含羞草、留得残荷听雨声、桃花依旧笑春风、相见不如怀念、缘来缘去缘如水、雪山飞鸟、甲壳虫、小小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原来思念也有生命，等等；有幽默诙谐的。例如：伤心地铁、死活不嫁、白煤、帅得发呆、加冰的热咖啡、砸锅卖铁来上网、春风吹乱了我的光头，等等。有比较另类的。例如：暗中伤人、图穷匕首现、包藏祸心、疯狗、笑里藏刀、浪子、痞子、鬼子六、古惑仔、座山雕、魔鬼胡安、问题男孩、怀疑一切、招摇过市、狗屎，等等。有占便宜的，例如“我是你爸爸9297”；有普普通通的。例如：玖儿、娟儿、小宇、小文、小明、薇薇、芳芳、丽丽、萍、莲、亮亮、大伟、枫、树，等等；也有人起的黄色网名。例如：“性感男人”、“给我一夜情”等等粗俗下流的网名。也有用字母与数字组合作网名的，例如“谍儿tang78”、“green2956”等等。

网络语言出现的根源，其主要根源有下面4个方面。

(1)节约时间和上网费用

在网络的论坛(BBS)和聊天室时，为了提高文字输入速度，节约上网时间，主要是为了节约上网费用(上网费很贵而上网时间很长时钱包支持不起)，网民群落对一部分汉语和英语词汇或句子进行改造，才创造出英文极简缩略语、拼音极简缩略语、数字代码谐意语。网络语言新词汇的诞生还有一个根源就是微软操作系统上使用智能性全拼输入系统，由于上面的字词或者不是按照网络使用频率排列或者根本没这个词，所以在寸秒寸金的网络上，网民就没有耐性保证打字的准确而大量使用同音字词代替，直到形成公认的新词汇。例如“版主”没有，就用程序生成的“斑竹”代替，“主页”没有就用“竹叶”代替，“你才”先出来就代替要选字的“你猜”；“点心局”先出来就代替电信局。

(2)蔑视传统，崇尚创新

网络语言、网络文化是一种伴生于网络技术的文化现象。网民群落由于大多数很年轻，具有自主、开放、包容、多样和创新特点，他们蔑视传统，具有极强的反传统意识，崇尚创新，完全不受传统语言语法、语义的规范、标准的约束，因此创造出一种方便网络上应用的语言变体——网络语言语体。

(3)张扬个性以引起别人的重视

网络给了每个人张扬个性、释放自我的独特空间。因此网民群落比较愿意故意显得另类来张扬自己的个性以引起别人的重视，因此创造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词汇和网名。网络语言已经成为某些人表现其个性的标志。

(4)掩饰个人身份、年龄、性别和语言习惯。

因为网络空间是虚拟世界，所以大多数人为了掩饰个人身份(是白领、是蓝领、是老板、是主管、是职员、是工人、是学生、是教师、是服务员)，对自己的年龄保密(是80岁、是8岁)，不暴露自己的性别(是男是女)，不流露自己的语言习惯，而愿意以另一种专用的语言来在网上参与论战、与人聊天交流，网络语言就应运而生。

3.网络语言的是是非非

网络语言产生后，其是是非非在我国也掀起过轩然大波。近几年来，对网络语言争论颇多，持积极态度支持者有之，批评、质疑者也有之，甚至将网络语言斥为对有几千年传统的汉语的破坏、斥为文化垃圾、精神污染、斥为网上黑话者也有之。据有的报纸报道认为，网络语言在我国已经经历了四个冲击波。2000年6月26日《文汇报》刊登驻京记者吴娟的记者见闻《网络语言不规范引起关注》，开始形成了第一波。吴娟在《文汇报》2000年12月12日报道的《网上会话不再雾里看花》一文，开始了第二波。第三个冲击波是从《南京日报》2001年2月13日刊登记者李芳的《网络词典是黑话词典吗》和《北京科技报·网络周刊》2001年2月16日刊登记者阮帆的《网络语言“敲”出新天地》开始的，参与的媒体增加到三百个。2001年4月30日上午，国家语委语用所的于根元先生在北京广播学院BBC国际台“新世纪网络传播发展国际论坛”上的发言，比较全面扼要地对编写《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的批评和质疑作了回答。2001年9月7日，《北京科技报》上远帆的文章“第四次冲击波”预言，《网络语言概说》的出版将会引发第四次冲击波。

正如于根元先生发言中所说的：网络语言的实质不是黑话，对不同语体的语言有不同的规范要求的，交际值(交际到位的程度)是衡量语言是否规范的惟一标准。求稳和求新是语言既能用来交际又交际得好的要求。如果一种语言不能发展了，那是最大的不规范。在语言创造面前人人平等。游戏功能也是语言的重要功能。这些说的都不错。

但是，据笔者看，目前网上交流和网络语言仍然存在一起问题。问题之一是少数网民在网上存在不道德不文明的言行，主要表明在：一是不守口德，随意谩骂和进行人身攻击；二是有些人为使自己在网上受到别人的重视故意表现出另类性格和反调言论，与现实社会的行为规范存在明显冲突，污染了网络浪漫的天空，例如有些人起的粗俗下流、庸俗不堪的黄色网名和写的黄色词句。问题之二是，网络语言存在一些粗话、脏话和嘲讽人的词语。例如：TMD(他妈的)、WBD(王八蛋)、NND(奶奶的)、QNNND(去你奶奶的)、SB(傻逼)、NQS(你去死)、SJB(神经病)、东方不败(不男不女)、469(死老狗)、0748(你去死吧)、0487(你是白痴)、BT(变态)、＠%＆$$%＆(骂人的话)，还有嘲讽人的神童、天才、蛋白质、太平公主，等等。这是网络语言中的糟粕。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目前网络语言已不甘心只有网络上生存，开始走出虚拟的网络，有进入现实生活中的倾向。

例如，一些网络词汇也进入生活的口语中并成为新新人类的口头语，成为一种新时尚，比如用“东东”代替“东西”，用“886”代替“拜拜了”，评价女孩这个是“食肉性恐龙”、那个是“食草性恐龙”，下一个是“美眉”，骂男孩子是“青蛙”。更可怕的是，有些中、小学生的作文尤其是日记、周记里充斥着大量的类似语言。有些老师呼吁：现在学生上网越来越多，而他们又正处于打基础的时候，如果对网络语言不加控制，很可能对传统正规语言的学习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第四个问题是网络语言过于求新在求新度方面有些过头，例如E-mail有电子邮件、电子函件、伊妹儿之称；BBS有电子公告板、电子公告牌、电脑告示牌、在线公告牌多种说法；版主也被写成“班主、版猪、斑竹、版竹”等等。常常是一种创新还未定型又有一种创新出现了。这些问题不能不日益引起人们的担忧。

4.网络、网络语言与中国语言现代化

在网络飞速发展和迅速普及的今天，网络也像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是一把双刃剑，在让人们享受新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网络新生代中出现的一些网络综合症：①品性障碍症：情绪与行为发生障碍，导致焦虑、抑郁、甚至激怒，特别是暴力性的网络游戏可发展为好斗性或反社会性等品性障碍；②网络痴呆症(游戏痴迷症)：强烈的心理依赖，每日沉迷于网络，每天至少有10小时时泡在网上虚拟世界和游戏意境中，为此可以放弃一切日常活动包括上学和其他娱乐活动，不去上课，不做作业，有的名校大学生甚至为此学业红灯高挂或被勒令退学。网络成瘾就如吸毒、一样，危害性极大且难以根治；③网络孤独症：可有认知活动减退，思维迟钝，反应缓慢，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判断及处理能力降低。生活懒散、不修边幅，疏远现实生活。远离亲人、朋友、同事、同学，不会正常与人交往；④聊天综合症：一天不上网就觉得如隔三秋，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如失眠头晕、头痛、恶心、浑身没劲、昏昏沉沉，一上网一到聊天室就两眼放光，精神矍铄。常常触网生情，什么网恋、红粉知己、白马王子。因此很多人尤其是学生家长困惑网络、网吧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有些网站散发黄色色情和反动言论，更使家长痛斥网络、网吧为电子鸦片、网络黄毒。

网络对当代青年的影响表现在：(1)互联网将从根本上改变当代青年的思想、行为和生存方式；(2)网络的传播特性造成信息泛滥，多种信息垃圾(例如黄色信息、暴力信息、反动言论)会弱化青少年的道德意识；(3)网络文化的直接化、形象化对青少年的思维方式造成极大影响，一定程度上妨碍其整体素质的提高；(4)网络的隐蔽性将导致青少年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增多；(5)互联网的全球性使文化网络传播成为青年人生观、价值观冲突的主要原因；(6)“网络上瘾症”、“网络孤独症”等网络传播的伴生品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构成危害和威胁；(7)互联网的示范性将对青少年的恋爱、婚姻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网恋、早恋、同时与几个人恋等)。

网络语言是汉语语言在网络环境下的一种语言变体，是汉语词汇的部分，它可与内核部分的基本词语相辅相成，互不取代。网络语言中一部分词汇在经过长时间考验被人们接受后也可以进入基本词汇，因为当代汉语中每年大概出现1000个左右的语文性新词语，也是时代的产物，人们的创新使用。我们反对网络上的粗话、脏话和一些废话，但生动形象能体现网民“个性”的习惯用语无妨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反而能丰富、活跃我们的文化生活。

语言文字应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包括语言教学、语言规划(主要研究语言地位问题和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同社会的关系和语言的社会应用)、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现代科技的关系(例如语言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学)四大方面，应当研究解决语言应用的实际问题，正确引导我国的语言生活，满足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需求。我国社会条件的改善、社会生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的深化，对我国的应用语言学提出了许多要求，这是应用语言学、语言文字应用发展的良机和机遇。当前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宗旨应该是研究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如何使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更具活力，研究如何使我们的语言教学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的语言文字应用应研究以下问题：

(1)探讨汉语语言文字在信息时代的应用问题方面存在什么新课题？

(2)如何看待网络语言？应该正视网络语言，承认网络语言，毕竟网络语言是有5910万之多网民群落使用的交流语言，这个数目远比一些欧洲、美洲、非洲和一些亚洲国家的人数要得多；

(3)如何研究网络语言？应该研究网络语言的组成、来源和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例如，网络语言有没有文法？

(4)网络语言要不要规范？若要，如何去规范？若不要，会有什么问题？肯定不能用平时的标准去要求网络语言，但也不能把特定环境的网络词汇拿到大众生活里来。

(5)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语言学、语文教学的影响和冲击有哪些？如何取之利去之弊？

(6)网络语言算不算汉语语言的新语体？网络语言算不算新词新语？哪些网络词汇可以进入汉语的新词新语甚至是基本词汇(词汇的核心部分)？什么时候进入？

(7)要否成立网络语言方面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机构？

(8)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中国应用语言学学会在引导网络语言健康发展之中应该起什么作用？要否治理网络语言存在的问题？如何引导网络语言去除糟粕、保留精华、继续发展，还是任其自生自长自灭？

(9)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中国应用语言学学会在语文教学改革中应该起什么作用？中国汉语语文教学如何改革？如何教育学生正确区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语言，使正规语言的教学不受或少受网络语言的冲击？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3篇

>> 语言文字在文化差异中的作用 广告中语言文字的误导性 要在运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掌握巩固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教学,怎么突出语言的工具性 语言文字科（教）学研究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教学的重要性及对策 消费文化语境对语言文字应用的影响 文化传承：提升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灵魂 语言文字魅力中经典文化的传播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多样性与双语教育 语言文字训练在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 突出语文的工具性　加强语言文字教学 突出语文的工具性,加强语言文字教学 突出语文的工具性 加强语言文字教学 学生感悟语言文字的层次性探讨 突出语文的工具性，加强语言文字教学 突出语文的工具性 加强语言文字教学 感悟“语言文字运用”的重要性 突出语文的工具性加强语言文字教学 浅谈规范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浅析加强语言文字教学的重要性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fr=aladdin.

[3]张俊伟 .极简管理：中国式管理操作系统[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4]方克立，周德丰.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5]张斌.现代汉语[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

[6]百度.文化 [EB-OL].http：///subview/3537/6927833.htm？fr=aladdin.

[7]百度.文化 [EB-OL].http：///subview/3537/6927833.htm？fr=aladdin.

[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白利利.《说文解字》“女”部字文化蕴含[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27）：69-70.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解构主义； 汉语言文字学； 结构主义

Abstract: As a counteraction to such western philosophic theories as logicism and constructivism， deconstructivism offers a nove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the academic world in current days. A deconstructivist view of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ies show that， since Chinese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fine traditions of its own，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y must break away from the shackles of Europecentered ideology and succeed our own traditions. Meanwhile， we should follow a creative selfreliance road of Chinese graphology to develop innovative theories based on existing facts of Chinese by a pluralist approach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Key Words: deconstructivism; Chinese graphology; 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 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 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 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 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 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 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 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 (Ezra 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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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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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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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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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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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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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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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 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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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 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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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 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 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 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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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 参 考 文 献 ］

［1］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 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 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 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 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 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 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解构主义； 汉语言文字学； 结构主义

abstract: as a counteraction to such western philosophic theories as logicism and constructivism, deconstructivism offers a nove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the academic world in current days. a deconstructivist view of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ies show that, since chinese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fine traditions of its own,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y must break away from the shackles of europecentered ideology and succeed our own traditions. meanwhile, we should follow a creative selfreliance road of chinese graphology to develop innovative theories based on existing facts of chinese by a pluralist approach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key words: deconstructivism; chinese graphology; 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 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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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 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 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 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 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 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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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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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 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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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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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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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 (ezra 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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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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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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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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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 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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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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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 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 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 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 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 参 考 文 献 ］

［1］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 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 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 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 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 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 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6篇

长期以来，在讨论语言规划（languageplanning）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对于语言规划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往往见仁见智，造成学术交流的混乱和困难。本文试图针对这个问题，结合国内外语言规划工作的实践，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

从本质上说，语言学是一门描写性的科学，而不是一门限定性的学科。在语言学的研究史上，从限定主义（prescriptivism）到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语言学，其基本特征就是限定主义。语言规划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定主义，不过，这种限定主义是对现代语言学描写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要在对语言现象描写的基础之上来制定语言限定的规范，因此，语言规划不是单纯的限定，而是在描写的基础上的限定，语言规划的限定往往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因此，语言规划的限定主义绝对不同于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对古希腊限定主义的否定之否定。

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它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

根据对语言规划的这种界说，我们认为，语言规划具有如下的性质：

第一，社会性语言规划首先应该是政府或社会团体的行为，一般不能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时私人的或半私人的组织、著名人士、作家、出版商对语言规划也能起某些作用，不一定非得要有政府的参与，但政府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的作用比个人的作用大得多。因此，语言规划又叫语言计划，通常由政府或其中某一个部门来制定，通过这样的计划，官方的语言政策可以得到确立或执行。语言政策体现了政府或社会团体对语言的根本态度。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第二，权威性语言规划的社会性同时也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国内外在语言规划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往往都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然，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不应当滥用权威，不应当用权术来控制学术或者压制学术，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语言规划一旦失去了权威性，就会引起社会上应用语言文字的极大混乱。因此，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对于语言规划的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语言政策的制定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稳定。这就是语言规划的权威性。

第三，交际目的性语言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促进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发挥。语言规划的目的是由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决定的。离开了交际功能的语言规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交际功能之外，无所谓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往往容易带上强烈的民族情绪，如果这种民族情绪影响了语言交际功能的发挥，就可能导致语言规划的失败。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交际目的性。

第四，长期性语言规划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一般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几经挫折，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初见成效；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经历了非常曲折而艰辛的过程；有的国家对于语言规划的一些关键性决策的认识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渐深化，最后才获得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长期性。

第五，实践性语言规划的内容是十分庞杂而广泛的，它除了对语言文字进行一般性的管理之外，还包括语言的选择、语言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文字的创新、文字的改革等极为广泛的、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它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容，同时还包含了复杂广泛的各种实践活动。语言规划还往往涉及到多种语言和不同的专业学科，从事语言规划不仅要有广博的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而且要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和行政工作的能力，语言规划决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性工作，而是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部门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实践性。

总而言之，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权威性、交际目的性、长期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我们在研究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不可不注意这些特点。

“语言规划”这个名称是1957年由语言学家威因里希（UreilWeinrich）首先提出的。在语言规划这个名称出现之前，世界上早就进行过语言规划了。在我国，远在秦代就有语言规划，秦始皇把形形的六国文字统一为小篆，实行“书同文”，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语言规划。在欧洲，远在罗马帝国时期，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官吏和军人掌握了拉丁文，但广大人民仍然处于文盲的状态。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各个民族纷纷独立。文艺复兴时期解放了思想，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典都成立过负责语言研究的机构，以保持和维护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促进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挥，为以后的工业化作了文化上的准备。这些也都是早期的语言规划。

关于语言规划的工作内容，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J.V.Neustupny）曾经把它分为“政治法”（politicsapproach）和“培育法”（cultivationapproach）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诺依斯图蒲里的这种提法闪烁其词，含糊不清，晦涩难懂。为了在总体上对语言规划的内容进行分类，从实质上掌握语言规划的关键，我们有必要对诺依斯图蒲里这种分类进行改进。

在普遍浏览国内外有关语言规划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如果撇开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各种枝节问题不谈，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languagepositionalplanning）。就是决定某种语言或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position，status）。这种规划，一般要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来进行，因此，它相当于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的“政治法”。

第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languagenoumenalplanningorlanguage—in—selfplanning）。就是语言文字本体（noumenon，language—in—self）的改造和完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在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中，需要保护语言文字本体的纯洁和健康，需要对语言文字本体进行精雕细刻的培育，因此，诺依斯图蒲里把它叫做语言规划中的“培育法”。

我们在这里把“语言规划”叫做“语言文字规划”，多加了“文字”这个词，是因为在我国通行的汉字是一种非常复杂而重要的文字，在语言规划中，必须给以特别的重视。

下面，我们从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两个方面，进一步对国内外的语言规划工作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1.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印度、菲律宾、以色列、东非都进行了共同语文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为例来说明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

新加坡于1959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邦，1963年脱离英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的地区，讲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但是，马来西亚联邦只能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不容许新加坡保留其他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样，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联邦之间在语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矛盾，马来西亚请求新加坡离开联邦，新加坡在1969年成为独立的自治共和国。语言上的矛盾是新加坡不得不离开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的78％，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5％。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语、华语（汉语的普通话）、泰米尔语、英语4种语言为官方语言。马来语是马来人的民族共同语，为了尊重历史，新加坡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国歌要用马来语来唱，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共同的标准马来语为规范。华语是方言复杂的新加坡华人的民族共同语，以中国内地的汉语普通话为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同时，采用中国内地的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泰米尔语是新加坡印度人的民族共同语，泰米尔语的标准遵循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原有规范。英语是新加坡行政、教育和贸易的用语，是新加坡各族人民交际的共同语，以英国BBC广播公司的发音为标准音。这样，新加坡的语文以英语为主，多语并存，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民族团结。英语成为各民族相互交际和吸收外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实用语言，而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则成为各个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的语言，实行以英语为主流语言的双语制。1979年9月，新加坡开展以推广汉语普通话为目的的“华语运动”，要求在五年之内，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华人，除了跟父母谈话用汉语方言之外，都使用华语，十年之内，华语要成为公众语言，与英语并用。受华语运动的启发，新加坡的“马来文化团体中央理事会”也在1982年举行了“马来语运动月”，提倡新加坡的马来人讲标准马来语。语言问题在多民族的新加坡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实行双语制，一方面也不忽视作为第二语文的民族语文，同时又要防止民族语言运动盲目地发展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因此，新加坡政府一直把语言规划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语言规划看成与新加坡的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问题。

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1963年联合加里曼丹岛、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口中，马来族占多数。马来亚在5世纪以前接受印度文化，字母源出于印度南部。15世纪以后信奉伊斯兰教，改用变体阿拉伯字母，1456年以后，马六甲海峡成为海上交通的枢纽，这里的廖内—柔佛（Riau—Johor）方言逐渐成为东南亚商人和旅客的交际语言。1941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激化了当地的独立运动，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代替原来的阿拉伯字母。马来西亚成立之后，1969年把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定名为马来西亚语，1972年马来西亚的宪法又将它定为国语，并制定了语文改革计划，实现拼写法的标准化和词汇的标准化。

印度尼西亚原来是一些分散的封建王国，1596年荷兰入侵，从此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1950年8月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有1亿7千多万人口，是世界上的第五个人口大国，有250多种语言和方言，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最大的民族爪哇族占人口的40％，但是爪哇语不是印度尼西亚的全民共同语。作为全民共同语的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就是马来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尼民族意识高涨，1928年的印尼青年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要求以马来语代替荷兰语，作为全国的法定语言。印尼独立后，与马来西亚对抗，马来语的推广受到阻碍。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是一种没有经过规范的语言，词汇和语法都没有规范化，缺少现代词汇和系统的科技术语。1959年，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商议，决定对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拼写，并采用“马印拼写法”（Malindo）为共同的拼写法，但由于不久两国关系恶化，直到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决定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共同语，共同语可以由各国分别自定名称，不要求统一名称，但是，共同语的内容必须是一样的，两国又再次修改拼写法，称为“改进拼写法”，由两国政府正式公布施行。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1984年独立，24万人口中，马来人占54％，华人占26％，土著居民占20％。1984年1月1日独立，也采用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这样一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4个国家，将近两亿人口，便共同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他们抛弃了语文民族化的狭隘思想，迈向了语文国际化的道路，这是语言地位规划的成果，也是把语言规划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社会语言生活所取得的成绩。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语言的地位规划还要注意少数民族语言政策问题，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制定有关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政策、法令、标准等，慎重地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和全民共同语的关系。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一定要包括语言平等在内。因为语言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使用同一语言的民族成员都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在他们看来，使用本族语言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没有语言平等就意味着没有民族平等。客观而论，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具体体现。

语言的地位规划还应该研究世界诸语言的地位问题。一种语言在世界诸语言中的地位，不仅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有关，而且还同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关。如果按照使用语言的人数来考虑，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在这种情况下，汉语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英语的地位就比汉语高得多了。英语原是现在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地角人”（Engle）使用的语言，叫做“地角语”（Englise，古代拼写法）。地角人渡过英吉利海峡移居不列颠（Britain），用他们的地角语代替当地的凯尔特语（Celtic），于是，这个地区称为“英格兰”（England），这种语言称为“英语”（English）。英语在5—6世纪时，用鲁纳字母（Rune）书写，鲁纳文字是一种在艺术性方面能与汉字比美的古典文字。7世纪时，基督教传入英格兰，英语开始拉丁化，15世纪时，英语的语音发生重大变化，而文字来不及反映这样的变化，写法很混乱，这种混乱的写法流传下来，成了英语拼写定形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的全民共同语，又成了科技和工业头号强国（美国）的全民共同语，今天，英语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随着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普及，英语在INTERNET中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英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英语的这种国际共同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稳固。同时INTERNET上出现了以英语为主，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语言的网络时代。一个是互联网络，一个是多语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语言规划的特色。

与确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有关的是濒危语言的问题。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的语言总数大约有6700种，但是，大多数的语言都处于灭种的边缘，只有不到200种的语言没有消亡的危险。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丧失了语言也就是丧失了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需要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如何挽救这些濒危的语言，是语言地位规划应该注意研究的问题。

2.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国际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实际上也就是进行文字地位的规划。

从罗马时代开始，欧洲的文字就掀起了拉丁化浪潮，拉丁字母成为罗曼语族的文字，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接着，拉丁字母代替了原来的鲁纳字母（Rune），成了日耳曼语族的文字，英文在5—6世纪是使用鲁纳字母的，后来改用拉丁字母，德语、荷兰语、卢森堡语、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冰岛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向欧洲东部传播，同斯拉夫字母争地盘，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此外，阿尔巴尼亚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爱尔兰语、芬兰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都采用拉丁字母。地中海岛国马耳他，讲阿拉伯语，也采用拉丁字母。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拉丁字母传到美洲。整个美洲都采用了拉丁字母，南美洲和中美洲全盘拉丁化，他们不仅采用宗主国的拉丁化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连本土的语言（如巴拉圭的瓜拉尼语、秘鲁的凯楚亚语）也使用了拉丁字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丁化浪潮席卷到大洋洲，使整个大洋洲都拉丁化了。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太平洋中的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都掀起了拉丁化浪潮。夏威夷成了美国的一个州，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夏威夷语逐渐衰落，仅用于地名和旅游用语之中，这些残留的夏威夷语全部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新独立的斐济、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贝劳、西萨摩亚、汤加、瑙鲁都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本民族的语言也都采用拉丁字母。整个大洋洲也都拉丁化了。

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北的阿拉伯国家采用阿拉伯字母，南面除了埃塞俄比亚采用传统的民族字母之外，都使用拉丁字母。可以说，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也拉丁化了。索马里信奉伊斯兰教，独立后创造新文字，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之间进行了困难的抉择，最后毅然放弃阿拉伯字母而采用拉丁字母。这是继土耳其之后，又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采用拉丁字母。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采用斯瓦希里语为两国共同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早年采用阿拉伯字母，现在也改为采用拉丁字母。通用于尼日利亚和尼日尔的豪萨语，16世纪采用阿拉伯字母，20世纪初也改用拉丁字母。南非共和国除了使用英语之外，还使用阿非利堪斯语作为官方语言，也采用拉丁字母。此外，卢旺达、布隆迪、莱索托、斯威斯兰、马达加斯加等国的本土语言，不仅成为了法定的语言，而且也都采用了拉丁字母。

亚洲西部使用阿拉伯字母，南部使用印度字母，东部使用汉字。拉丁化浪潮席卷了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原来一直使用阿拉伯字母，由于土耳其语的辅音少元音多，而阿拉伯字母原则上都是辅音字母，只有三个加在辅音上的元音符号，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土耳其语，容易产生歧义，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延续了700年，阻碍了土耳其文化的发展。1922年土耳其废除苏丹制度，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宣布放弃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1928年公布了新的拉丁字母表，并决定从1928年秋季开始正式采用拉丁字母，从1929年1月1日开始，凡是土耳其语编著的书籍一律用拉丁字母印刷出版，教学上一律禁止使用以阿拉伯字母印刷的书籍。土耳其是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土耳其改用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在东方国家文化和西方国家文化之间首先筑起了一座拉丁字母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后来许多国家的拉丁化运动，都是以土耳其为榜样的，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冲破了印度字母和阿拉伯字母的传统，采用拉丁化的民族文字。印度尼西亚在5—6世纪接受印度文化，采用梵文字母，13世纪信奉伊斯兰教，改用阿拉伯字母，17世纪以后沦为荷兰的殖民地，以荷兰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在民间用拉丁字母书写各种本土语言，后来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共同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马来西亚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习惯用阿拉伯字母，在拉丁化浪潮冲击下，改用拉丁字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虽然都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但是，拼写法各有差异，印度尼西亚的拼写法受荷兰语影响，马来西亚的拼写法受英语的影响，不利于彼此的交流，1972年统一了拼写法。菲律宾有多种语言，其中有的语言在18世纪前采用起源于印度的变形字母，后来有的地方改用阿拉伯字母，采用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为国语之后，也实现了拉丁化，菲律宾是双语制国家，还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

越南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另外还使用根据汉字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字喃”，汉字是正式的文字。1651年，法国神甫罗德（AlexandredeRhodes）设计了拉丁化的越南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和字喃。起初，这种拼音文字只在教会使用，1885年法国在南方积极推行这种拼音文字，使它成为辅助行政和教育的文字，后来扩大传播到越南全国。1945年越南独立，称这种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作为国家正式文字，废除汉字，实现了拉丁化。

我国是汉字的发源地，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方案》，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小学生入学，先学汉语拼音字母，然后用拼音字母帮助学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基础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成为方便的学习工具。50年代以来，我国制定的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共13种，其中，苗文3种（黔东、湘西南、川黔滇），载瓦文、布依文、哈尼文、侗文、土文、壮文、傈僳文、白文、黎文、纳西文各一种。另外，拉祜文、佤文、滇东北苗文三种原有的拉丁文字得到了改进，景颇文是一种原有的拉丁化文字，继续得到使用，这样一来，如果不包括1994年新制定的羌文，共有17种拉丁化文字。

现在，全世界拉丁字母已经在120个国家成为正式的文字，不用拉丁字母为正式文字的国家也有拉丁字母的拼写法，作为辅助文字或拼音符号。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在1982年成为了汉语罗马字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89），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制定各种非拉丁文字的罗马字转写标准。

国际拉丁化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这是国际语言文字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大事。

当然，国际拉丁化浪潮也有受到阻碍的时候。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曾经以中亚的突厥民族为主，掀起拉丁化的浪潮，阿塞拜疆率先于1923年实行了拉丁化，接着，前苏联的各种突厥文字以及其他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都纷纷改用拉丁字母，创制了30多种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中国在苏联的华侨也制定了拉丁化的中文。这个声势浩大的拉丁化运动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后来斯大林反对拉丁化，主张苏联所有要求改造和创造文字的民族，都必须采用俄文字母，字母不足可以补造新字母。根据他的命令，前苏联所有已经制定的拉丁化民族文字，都一律改用俄文字母。俄文字母是地区性的字母，拉丁字母是国际化的字母，采用俄文字母，不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特别在信息网络时代，在网络上不用拉丁字母几乎寸步难行，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又酝酿重新改用拉丁字母。

蒙古于1921年独立。1940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决定采用新文字，并成立了以党中央总书记泽登巴尔为首的新文字中央委员会负责新文字的工作。新文字中央委员会在采用拉丁字母还是采用俄文字母作为新文字的问题上，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最后决定采用俄文字母来改革自己的旧文字。在俄文字母表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新字母，共35个新字母。1941年5月部长会议和党中央联席会议通过了这35个蒙古新文字字母，1941年11月又通过了新文字的正词法，从194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都采用了新文字。现在蒙古境内的主要出版物，都用新文字出版，学校的课程也以新文字讲授。在世界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中，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卷入这个浪潮。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文字改革上作出的决策，也是世界文字地位规划工作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朝鲜也进行了文字改革运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时就接受汉字文化，早期的历史书都是用汉语的文言文写的，后来创造“吏读”，用汉字来书写朝鲜语，尽管使用吏读，正式文字仍然是汉语的文言文。朝鲜在李英宗8年（1443年）时制定了《训民正音》的拼音字母方案，共28个字母，这套字母的形式是按照发音器官的形状造成的，字母的排列也是按照发音的原理，先辅音后元音，辅音字母的顺序，先不吐气辅音后吐气辅音，元音字母的顺序，先单纯元音，后复合元音。字母近似汉字的笔画，叠成汉字的方块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字是一种内部音素化的拼音音节方块字，叫做“谚文”。谚文字母虽然少，但是音节组合很多，文献中出现过的音节组合字达4951个，仍然是一个大字符集。《训民正音》于1446年李世宗时刊印，《训民正音》上说：“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所谓“谚文”，就是通俗文字的意思。谚文后来在李朝燕山君时曾一度停止，1894年，朝鲜政府宣布《训民正音》可以作为公用文字，此后汉字和谚文一直混合使用。1948年，朝鲜开始废除汉字谚文混合体，在供给一般人阅读的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公文中完全停止使用汉字，改而使用“谚文”。现在，谚文已经用于朝鲜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韩国继续使用汉字谚文混合体，可是减少了汉字的数目，文学作品也全用谚文。韩国教育部1972年公布1800个汉字，要求中小学生掌握。朝鲜的文字改革走的是一条民族形式拼音文字的道路。

三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指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中，某种语言或文字与其他的语言或文字在地位上的关系；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则指在某一语言或文字内部其自身的普及推广以及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这是语言文字本体内部的关系问题。

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

推广共同语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共同语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有民族共同语，有全国共同语（或全民共同语），有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有世界性的国际共同语。

在农业化的时期，农民基本上不外出活动，与外界交往很少，安土重迁，共同语的用处不大。当时农业的知识也比较简单，可以口头传授，不一定用文字说明，需要文字和共同语的只有官吏和商人。到了工业化时期，生产的知识复杂了，口头传授不够了，人民需要学习文字，需要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工人和商人大量增加，他们流动频繁，需要共同语来进行交际。在欧洲的罗马帝国时代，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数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

工业革命以后，西欧国家和北美都把普及教育和推广共同语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十分重视。西欧和北美较早地形成并且普及了标准的共同语。共同语是现代教育的血液，共同语的普及推动了教育的进步，而教育的进步则推动了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现代化。

日本的民族主要为大和民族，北海道还有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除琉球群岛之外，本土日语分为关东方言和关西方言两种，关西方言又可分出一个九州方言。这些方言，除鹿儿岛差别较大之外，不同方言区的人都能相互听懂。这种情况，十分有利于日本国语的推广。日本的国语，原来以京都话为正宗，日本迁都东京以后，改为以东京话为国语的标准。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只用20年的时间就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做到了一切学校讲国语，一切公共场所讲国语。日本迅速普及国语，主要依靠两项措施：第一，日本十分重视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以国语为教学语言。第二，日文是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字，假名是拼音的音节文字，读音很容易标准化，汉字的读音在字形上表现得十分模糊，不利于读音的标准化，日本实行在全部汉字旁边都注上假名的办法，在普及国语的时期，小学课本、报纸、杂志和所有的日文书籍上的汉字，都注上假名。这种给汉字用假名注音的办法促进了汉字读音的标准化，当然也就促进了国语的普及。全部注音的办法一直实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汉字数量大大减少，国语已经普及，只在生僻的汉字旁边注音。充分利用注音，是日本能迅速普及国语的另一个原因。语言规划一般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日本用20年时间普及国语，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末中国的学部尚书问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如何才能办好新教育，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回答“推行国语”。国语也就是共同语。在亚洲，日本首先认识到：共同语是教育的前提，而教育则是建国的前提。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

我国自清末以来，就开展了国语运动。1903年，清末奏定的《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第24条明文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这里的“官话”也就是国语。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1917年成立了国语委员会，1919年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修订注音字母，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推动学校的国语教育，培训国语师资，出版国语的书刊。

但究竟什么是国语，其内涵一直不十分明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国语作了明确的界说，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有了这样明确的标准，推广普通话就不至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普通话推广工作委员会。1957年11月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这对于普通话的教学是一个很大的推动。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为了培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人员，1979年的2月和10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语言研究所举办两期普通话研究班，培训学员80多人。1978年年底至1979年夏天，先后有湖北、河南、安徽、内蒙、江苏、吉林、湖南、广东、福建、青海、黑龙江举办了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79年8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个新的推广普通话的高潮。经过40年的努力，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和香港，也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

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的重要方面。地方方言也有规范化的问题，但是，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比方言的规范化影响面更大。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问题。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既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的需要显得十分突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汉语方言的纷杂，汉语的书面语也相当混乱，因此，我国政府及时地把包括推广普通话在内的语言规范化工作当做严肃的政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实，在解放前数十年间，我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出了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他们奔走呼吁，发起旨在建立和推广民族共同语、改进语文工具、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语文运动，但是，由于政令不一、战乱频繁，学术研究力量微薄，这个语文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民的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敏锐地认识到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该报逐日连载吕叔湘、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讲话》的推动之下，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文的高潮，现代汉语规范化成为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全面地开展起来。《讲话》发表的目的之一，就是“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指出“哪些格式是正确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确的，某一格式怎样用是好的，怎样用是不好的”。可以看出，社论和《讲话》的目的就是要进行语言规范，它奠定了以书面语为主要对象，以“匡谬正俗”为主要方法的语言规范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于纠正写作中的错误，对于澄清当时普遍存在的语文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模式在局部问题上虽然收效较快，但是却难于贯彻和持久。之所以难于贯彻，是因为“匡谬正俗”的根据，即规范的标准，常常引起争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规范的标准只能反映过去的既定事实，卡得太死，就会阻碍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规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要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语言的规范，而不是单纯的“匡谬正俗”。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之中，从来没有静止的时候。社会的每个地区、每个集团，甚至每个人，使用语言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都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变异。我们不能把语言规范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静止的系统，把它们作为条条框框到处去套活生生的语言。实际情况是语言的变异不断冲击着现存的规范，在它的冲击之下，大部分原有的规范总是保存着，否则，人们就无法彼此交流思想，可是一部分旧的规范被突破了，更多的新规范出现了，语言也就因之而向前发展了。当然，变异虽然本质上是一种推动语言前进的力量，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有的变异是积极因素，有的变异是消极因素，还有的变异纯属语言错误。我们只应肯定积极的变异，而指出消极的变异，对那些语言使用中出现的错误则必须予以纠正。

语言规范既然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那么不管它是自发的或是自觉的，它既有绝对的一面，又有相对的一面。这是因为语言作为全民交流思想的工具，虽然需要有明确的、有时甚至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统一标准，让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遵守，这时它是绝对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只要人们能用它彼此进行交际，就能够完成协调彼此思想、行为的任务。

这样约定俗成地形成的规范一般就应该予以承认，不能过于拘泥，把规范看得太绝对了（当然，在判定是否合乎规范时，还应该考虑一系列的主、客观社会因素）。语言的使用标准不像红绿信号灯、旗语、军号、信号弹那样简单而绝对，易于掌握，它往往需要考虑并协调各种因素甚至彼此对立矛盾的因素，需要相当的灵活性。总之，语言规范化工作主要是对语言的变化加以恰当的分析和选择，对语言的发展加以合理的承认和阐述，同时排除那些不健康甚至错误的东西。这样的认识显然比简单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深入了一步。这些情况说明，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必须有系统而坚实的语言规范化的理论来指导，必须认真地研究语言规范化的理论。

80年代以来，我国在语言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中存在着许多中介物，在规范方面提出规范“度”的理论，以区分病句和不规范的用法。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动态的，动态是语言的本质，提出语言是亚稳态体，提出语言的动态性理论、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理论、律动说、脉动说，指出了语言中有序与无序的相对性；还提出了语言变化的惯性和时间差理论，指出语言规范化工作要适度超前，要善于抓住机遇。

有的学者提出语言的层次性理论，指出在推广普通话中存在层次的问题，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提出了三级六等的不同层次，在普通话规范的程度上不作强求一律的要求。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的潜、显理论，认为潜、显是语言运动的原因和方式，所谓“显语言”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行为经验事实的语言现象的总和，而所谓“潜语言”，就是还没有被我们说过、听过，但是随时可能破门而出的语言现象；潜语言的存在是语言具有开放性和生成性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主张，在语言规范化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不要以“语言警察”的身份自居，不要以语言规范的卫道士的形象出现，来维护陈旧的、缺乏新鲜活力的语言规则；“规范就是服务”，做语言规范化工作的人应该一边做学生，一边做先生，不要本末倒置，为了合乎某种所谓的“规范”而妨碍语言本身的发展，妨碍人们的交际、思维和认知。

有的学者通过探索语言变异形式中合理性因素的有无来判断和评价语言运用中的正确和错误，以便修正和淘汰错误，确立新的规范形式。

这些理论和观点的研究，使我们对于语言规范化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这是我国应用语言学工作者对于语言规范化基本理论的新贡献。其中的许多理论，是在长期实践工作的基础之上，加以提炼升华而提出来的，是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的。

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

正词法标准的制定是文字规范和标准制定的主要内容。任何拼音文字都应该有自己的正词法。英语、法语、德语等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文字的语言，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适合于本语言特点的正词法（orthography）。

英语正词法的形成经过了很长的历程。英语分古代英语（公元700年—1100年）、中古英语（公元1100年—1500年）和近代英语（公元1500年至今）。公元9世纪丹麦人入侵英国，至11世纪初，丹麦人实际上统治了英国，丹麦语和英语同属日耳曼语族，加速了古英语的简化过程。

1066年法国人入侵之后，英国实际上存在着3种语言：法语是官方语言，拉丁语是宗教语言，英语是社会下层使用的语言。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历史变动，英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法语词，公元1250年—1400年的150年内，约有10000个法语词进入了英语，75％至今还在使用。

由于基督教会的影响，拉丁语词汇也大量进入英语，使得英语的同义词大量增加。例如，同是表示“问”的3个词，ask来自古英语，inquire来自法语，interrogation来自拉丁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使大量的拉丁语、希腊语词汇涌入英语。例如，arithmetic（算术），grammar（语法），logic（逻辑）来自希腊语，arbitrator（仲裁人），executer（执行者），item（条款）来自拉丁语。这些情况，使得在现代英语中，借词占了80％的比重，这些来自不同语言的大量借词，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机会。大量吸收外来词——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和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语正词法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和读音之间的矛盾问题。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逐渐统一，形成了规范的形式，而这些规范的形式又通过印刷的方式进一步固定下来。与此同时，英语的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规范的书面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在英语正词法中，基本上保持历史上原来的词形，从而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可能性。

18世纪开始，英国强调语言的规范化，要求语言准确有力。1755年，约翰逊（SamuelJohnson）编写了第一部英语词典，把英语词的拼写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样，英语的正词法就能够以词典作为规范的根据。

尊重历史，保留词形的原有形式，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书面拼写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不一致，当然也会给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带来一些困难，为了统一读音，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推行标准语，著名语音学家琼斯（DanielJones）编写的《英语发音词典》（EnglishPronunciationDictionary）成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发音规范。

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同时也适当考虑语音原则。

法语属罗曼语族，它的祖先是拉丁语。拉丁语的使用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一分为二了：书面的拉丁语古文有严格的语法规则，专为贵族和僧侣使用，口头拉丁语俗体是人民大众使用的活语言，又称民间拉丁语。民间拉丁语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由军队和商人传到了法国南部的高卢人那里，并逐渐取代了高卢语，同时又受了高卢语的影响。公元7—8世纪，原来的民间拉丁语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古代法语。

12世纪末，以巴黎为中心的方言逐渐成为法国的全民语言，17世纪以来，由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法国一直十分注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主张清除法语中的不纯洁成分。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法语的语音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书面的拼音形式却已经基本固定下来，语音的演变并没有反映在书面的形式上，因此，法语与英语一样，也存在着书面的拼写形式与实际读音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固然给学习法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却为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为了解决书面拼写法和实际读音的矛盾，法语的正词法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则。

例如，法语词末的辅音－ds，－s，－x等，大多数是古音在书面形式上的遗迹，在现代的口语中已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不同而实际上已经不发音的词末辅音，就可以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poids（重量），pois（豌豆），poix（松香），发音都是［pwa］，是同音词，由于词末辅音－ds，－s，－x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各不相同的词末辅音，就可以把这3个同音词在书面形式上区别开来。

可见，法语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并把这个原则作为区别同音词的重要手段。

德国人在使用拉丁字母之前，是使用鲁纳字母（Rune）的。这种字母的形式很像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是一种艺术性很强的拼音文字。德国人在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就放弃了艺术性很强的鲁纳字母而改用简明的拉丁字母。公元2世纪，拉丁字母的地位在德国进一步巩固。

到了公元7世纪，拉丁字母成了西欧各国大部分民族文字的基础。但是，德国早先使用的拉丁字母是歌德体的字母，与西欧各国并不完全一样。在使用拉丁字母来拼写德语的过程中，德语的正词法逐渐形成。例如，在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元音的变音（Umlaut）用a、o、u后加e来表示，分别写为ae、oe、ue，后来才采用在a、o、u的上边加两个圆点的办法来表示变音。

德语正词法主要根据下列原则：

1）语音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中字母的发音应与该字母的表音一致。例如，p、t、k、f等字母在词中的任何位置或与任何字母相结合，均依次读为［p］、［t］、［k］、［f］。这个正词法原则还要求单词的发音与其拼写法尽量保持一致。例如，kalt（冷）读为［kalt］，oft（经常）读为［oft］等等。在德语中，70％—80％的词和字母是符合语音原则的。

2）形态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根和词干的写法在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词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合成词中，在名词的变格形式中，在动词的变位形式中，在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中，尽量保持词根和词干的原有形式，必要时采用变音（Umlaut）。

3）识别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把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几个词在写法上加以区别，以便在书面形式上区分同音词。例如，Lid（眼皮）与Lied（歌曲）都读为［lid］，根据识别原则，把Lied中的［i］写为ie。

4）历史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保持历史上的某些传统写法。例如，ziehen（拉）一词中的字母h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词根里i的长音已经写为ie，完全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h来表示长音，但由于这个h在历史上曾经表示过一种特殊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辅音，根据历史原则，可以把这个h保留在ziehen的词形中。

在这4条原则中，“语音原则”是德语正词法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使得德语的书面形式比英语和法语易读，易写，易记。

然而，德语有19个元音，23个辅音，共42个音位（phoneme），而拉丁字母只有26个，这就不可能处处都遵循语音原则。为了弥补字母之不足，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不同的音位，同一个音位可以表示不同的字母，也可以采用字母组合来表示一些单字母不能表示的音位。为了补充语音原则的不足，德语正词法还规定了如下的字母拼写规则：1）同一个音位可以用不同的字母或字母组合来表示。2）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两个音位的组合。3）用不同的字母组合方式表示长元音，并使之成为区别同音词的手段。

由此可以看到，德语正词法十分注意语音原则，但也考虑到了形态原则，识别原则和历史原则，以区别同音词，减少拼音文字使用中的同形现象。

1958年2月11日，我国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这就出现了汉语拼音的正词法问题。

汉字一连串写下来，既不分词又不连写，只有“字”的书写单位，没有“词”的书写单位。汉语普通话中的词有单音节的，有多音节的，多数是双音节的。用汉语拼音来拼写普通话时，应该分词连写，也就是以“词”作为书写单位，使得语言中的表义单位能够在书面形式上反映出来。这是拼音书写形式与汉字书写形式的根本区别。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onghéguó，也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而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再如“出租汽车”，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也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而是写成chūzūqìchē。

这样的写法反映了词语的实际结构，阅读起来比全分或全连都来得清楚。可见，汉语拼音正词法就是以词为单位来正确地书写汉语普通话的拼写法。

198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1988年7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的联合通知》。1996年1月22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把它当作国家标准。这样一来，汉语拼音正词法的规范便基本确定下来了。

如果今后汉字文本也要标志词的界限，那么，汉字的文本也有正词法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将会越来越迫切。因为在计算机网络上，要进行大量文本的检索，如果汉语的书面语没有词的界限，检索的效率是很低的。这个问题迟早会被提到日程上来。

日本使用汉字，并且较早地注意到了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问题。日语中汉字的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音读”是按照汉语的字音来读，“训读”是按照日语的字义来读，一个日文汉字的读音可以多到几十种。为了解决读音的困难，日语中创造了“假名”。假名起初站在文字之外，后来进入文字之中，日文书面语成了汉字和假名的混合体。假名先书写虚词，后来扩大到书写实词，书面语中汉字在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为了加快减少汉字数目的步伐，于1946年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共1850个汉字，出版物中用的汉字以此为准，此外均用假名代替。1981年重新公布《常用汉字表》，汉字增加到1945个，除法令和公文必须遵守这个字表之外，其他不作硬性规定。减少汉字初见成效。日本还简化汉字，1946年的《当用汉字表》中不少简化汉字，1981年的《常用汉字表》中，有简化字225个，占字表总数的12％。日本整理汉字，以减少字数为主，不以简化笔画为主，在常用汉字中进行简化，牵动的面比较小，收效却比较大。除了《常用汉字表》之外，还规定人名用字166个，取名以常用汉字1945个和人名用字166个为限，不得超过。

日本的假名有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在使用中，假名的字形逐渐规范，两种假名也各有分工，平假名趋于通用化，片假名趋于专用化，科学技术术语、外国的人名地名，都用片假名书写。

日本的罗马字运动开始于明治维新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部省于1947年发表《罗马字教育指针》，规定国民学校罗马字教育实施要项。罗马字正在逐渐成为与传统日文并用的一种辅助文字。日本罗马字有“黑奔式”和“训令式”两种，黑奔式是美国人黑奔（J.C.Hepburn，1815—1911）提出的，训令式是日本人根据日语特点自己设计的。两种拼写法各有千秋，造成社会上罗马字拼写法的混乱。日本已经把“训令式”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7），希望它成为用拉丁字母书写日语的国际标准。在日本文字的计算机处理中，日本采用“假名—汉字转换”的方法，制成了日文文字处理机，成功地解决了日文输入计算机的问题。我国语言学老前辈周有光教授把日本在文字规范方面的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言文一致，东西并用，新不废旧，多轨前进。”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在我国，汉字的使用年代久远、地域广阔，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同字异形现象，造成学习和阅读的沉重负担，非常需要进行规范化。1955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共列出异体字810组，含1865个汉字，经过整理后废除了1055个字。1965年1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推行经过整理编定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共6195个汉字。

由于汉字字数庞大，笔画繁多，难学难记难认，是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的严重障碍，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国务院在1965年1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开始全面推行简化字。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发行了《简化字总表》，共收2236个简化字，简化了1264个繁体字，经过这样的整理和简化，基本上确定了现代汉字的字形规范。

在信息时代，与计算机技术有关的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日益重要，汉字的信息处理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关键性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我国为了解决给没有文字和原有文字不完备的少数民族创制、改革和选择文字的问题，50年代组织700多人参加的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16个少数民族的省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基本弄清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和文字状况，帮助13个少数民族制定或改进了18种文字方案。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原则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民族文字方案尽可能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有的语音单位，可以另外设计字母。根据这些原则，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是比较合理的。

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工作长期被我国的语言学界忽视，有些语言学家认为“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有鉴于这种局面，周有光先生力排众议，高瞻远瞩地把“术语的国际化”列为语文现代化的六大内容之一。

科学技术术语是人类科学技术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是人类自然语言中十分宝贵的财富。在国际上，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37），专门负责术语标准化工作。在我国，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技术监督局下属的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为了促进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成立了中国术语工作网。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术语标准化日见重要起来。

术语标准化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语言规划工作。首先，术语标准化是要靠政府来推行的，它是政府的行为或社会集团的行为。个人难以左右术语标准的制定和推行。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社会性和权威性。其次，术语标准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们在技术领域的交际问题，术语的混乱使得科学技术交流受到严重的阻碍，术语标准化是与改善科学技术领域中语言交际密切相关的。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交际目的性。另外，术语标准化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术语的制定，要经过反复的斟酌，一个术语的确立，更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真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长期性。最后，术语标准化的内容也是十分庞杂的，它涉及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学科，是一种跨学科的多边缘的语言文字实践活动，术语标准的制定和推广需要有行政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因此，术语标准化具有实践性。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 语言文字研究 地名标准化 用字 组词 翻译

一、地名标准化的意义

人类在社会的生产活动当中对各种地理实体的称谓叫做地名，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通过社会文明的发展，不同地域的人之间的交流增加，用以区分不同地域的手段。在早期，人们只能运用图画和图形来标记识别不同的地区，后来语言文字的出现，使地名的命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名的使用更加方便、传播更为广泛和迅速。

北京不仅是繁荣的现代化都市，还拥有灿烂的历史文明，它的地名称谓也经历了多次的变迁。早在三千年前，这里就已经建立起一座城市了。在秦汉时期，由于其地理位置对于中国北方非常重要，其名称发生了很多的更替，先后为：蓟城、燕都、燕京、大都、北平、京师等等；汉朝末年，更名为广阳郡；西晋时期，又被改为燕国；十六国后赵时期，变为燕郡，到了金朝，改名称为中都；元世祖先后改为大兴府、大都路；明初，朱元璋改为北平府，后朱棣又改北平为北京，也称为“行在”，于是历史上北京被第一次正式称为“北京”。到了近代，国家饱经战乱，北京在风雨动荡中经历了“北京”到“北平”再到“北京”的更改，于1949年重新更名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二、从语言文字研究的角度看实现地名标准化

（一）用字方面

1.遵循汉字的发展，简化用字。

汉字，不同于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字，由于被大范围和长期使用，是中国法定的通用文字，具有涵义深邃、形状美观、简单易懂的特色，而且发音规则、清晰，实为非常实用的一种文字。但是另一方面，汉字也具有字数繁多、结构复杂等特点，使用起来非常复杂和精细。例如古代评价祖龙一统天下的业绩有一条标准就是“书同文、车同轨”，汉字使用的繁杂，由此可见一斑。随着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和现代的改革开放，社会各界在很多学者的大力倡导、示范下，推行简化字、废止异体字、规范字形，促进了地名标准化工作的日益深入。

2.生僻字的处理。

地名中的生僻字，存在范围虽然往往仅存在于某地区若干个地名甚至唯一的地名，但是影响了各界对这个地名的使用。它们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早已融入当地人民世代传承的血脉，传承至今。从文化意义上来讲，它们已经是当地非常珍贵的人文“化石”，也被广泛视作中华民族的“无形”文化遗产而加以保护。例如湖北省宜昌市的亭中的“”这个字，在现代汉语当中，基本很少会用到。类似于这样的汉字，我们要做的不是想方设法找相近的简单的汉字来替代，而是努力使它们的使用更加规范化和合理化，争取一个被广泛接纳的地位。可以把类似于“藁”、“隰”、“鄞”、“歙”、“黟”、“渑”收录到《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新华字典》或者计算机字库当中。

3.读音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仅语言就有八十多种，还有数不胜数的方言，真可谓“一省一县甚至十里语不同音”。然而在世界交通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之间的交流沟通早已突破地区乃至国家的界限，地名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地名的读音标准化成为当务之急，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国的地区命名当中，汉语占大部分，读音的基本规范是根据称谓的涵义来决定读音。这种方式所引起的问题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首先是多音字的读音问题，如：“重”，有zhòng、chóng两种读法，地名“重庆”就应取“chóng”的读音。其次是不同地名相同读音的问题，如：浙江有个“武‘义’县”，同时河北有个“武‘邑’县”，与浙江的同音，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北岳‘恒’山”与“南岳‘衡’山”。再次是方言发音引起的问题，如“堡”这个字在不同的方言当中可以读作bǎo、bǔ、pù，陕北就发音为bǔ。最后是古今异读的问题，如山西的“洪洞县”中的“洞”，现在读dòng，意为洞穴，古代念作tóng，意为水流，考虑到其文化底蕴，当地申请读作tóng。

（二）组词方面

解决地名组词问题，其难度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看似简单的文字，背后却隐含着很多单凭技术手段难以攻克的壁垒。中国地名的结构，一般是专名加通名组成的一个个词组。其中专名和通名拆开来看，一般都是“单词”。如：湖―南、江―西；也有两者皆为词组的地名组合，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南京―中山陵，等等。

地名词语的组合也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早期的地名，常常以单字为主，如《周礼・夏官・职方氏》中记载：“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到了三国时期，曹操的“魏”、刘备的“蜀”和孙权的“吴”，都完整清晰地表示了相对应地域所在。后来在很多县级的地名当中，单字地名还很常见。例如：安徽的寿县、黟县、歙县，河北的蔚县、赵县、邱县，等等。现代随着白话文的大力推广和使用，很多的地区都用词组来命名，带有鲜明的时展印记。例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连云港市、张家港市、马鞍山市，一・二八纪念路、共和新路等。

（三）地名的翻译

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各国地名翻译也越来越重要，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样是为了交流和沟通，本国的语言文字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本国人民的使用，所以各个国家的地名规范具有浓郁的历史积淀和地方特色。我们在翻译国外的地名的时候，一定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1979年国家开始执行《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标准，近年来，在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阿拉伯和葡萄牙语七种语言译音表的基础上，以“国家标准”了《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对外语中地名的翻译成汉字或者翻译成外语，其基本要求首先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翻译规范，让各个翻译部门都遵循这个规则来进行翻译工作；然后要注意译音准确、充分结合当地的习惯风俗和国内的思维方式、使用习惯等。例如：中国长城普遍被简化为“The Grate Wall”，但规范的译法为“Great Wall，China”――中国长城。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8篇

一、“字”在中文表达理解中的核心作用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句法的基点是“字”。“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对“字”和“句”关系的基本认识。在“字”和“句”中间,完全没有“词”的位置。即无须“词”的转换,汉字天然就是一个基本的语言单位。而“词”这个观念,在汉语中原来是一种文学样式,是将诗文配上曲调加以演唱的形式。“词”的word含义,是由翻译外来词而产生的,它并不是一个中文的概念。在现代汉语的分析范畴中,“单音词”和“字”对应,两者并无冲突。“双音词”把两个字的较为稳定的组合视为一个基本单位,并非没有道理。首先,单个汉字字义丰富,却不够明确。虽然中文高度依赖语境,但当我们仅仅指称一个概念的时候,指称本身的明晰就成了概念清晰的一个基本条件。中文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指称,其方法就是将有限的汉字灵活组合,产生新的组合义,从而创新了语汇。由此,新的组合义(1+1>2或1+1≠2的组合义),是双字组结构“合法性”即“词化”的必要条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明”表示bright,“白”表示white,而两者组合后的“明白”表示understand(组合义)。其次,中文的表达喜好单双音节交错的节律,因此新的概念的产生,即字的组合和“意会”,大都发生在一个稳定的双字组范围内。甚至即使在意义上是1+1=2的字组,也会因双音化而“凝固”起来,成为一个基本单位。前者如“然则”,王力分析说:“‘然’是‘如此’,‘则’是‘那么’,‘然则’本来是两个词,即‘既然如此,那么……就’的意思。后来由于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就凝固起来,成为一个连词了。”

又如“所以”,“在上古时期,‘所以’应该认为是两个词,‘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语的本来意义。”“‘所以’这个仂语,在古代汉语里是最常见的凝固形式之一。”更有些1+1=1的字组,其组合不惜以意义的冗余去凑足一个双音节。例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偏义复词”,诸如用“吉凶”指“凶”,用“国家”指“国”。“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出入”实指“入”;“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史记?项羽本纪》),“出入”实指“出”。又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同义并行复合词”,“涕泪”同义,“诛杀”同义,“忧虞”同义,“愿望”同义,“爱怜”同义。“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公输》)的“既已”、“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斧斤”,都是十分典型的1+1=1的组合。在汉语史的发展中,基本表达单位的双音节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然而,即使受双音化的影响,汉语的“双音词”仍然与欧洲语言的“word”有根本的不同。其关键在于汉语的双音组合是“字”组,汉字在组合中有很大的分析性。这就造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世纪纠结:当两个汉字组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哪些组合是“word”,哪些组合不是。即使是那些很有把握判断为“词”的字组,只要提供合适的语境,组合中的字就有可能独立表意,由此形成汉语表达中十分独特的“组义分合二重性”。经典的例子如“非常”,合则为“很”,分则为“不寻常”;又如“半天”,合则为“好久”,分则为“白天的一半”。汉字的分析性使得“字”即使在一个成熟的组合中都潜藏着很大的游离性,这种游离性甚至能转换结构的性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动宾强势转换”。例如,联合结构“唱歌”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唱了一个歌”),联合结构“睡觉”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睡好觉”),偏正结构“小便”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小便小不出来”),甚至貌似不可分析的连绵词、音译词也难挡汉字的游离,连绵词“慷慨”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慷他人之慨”),音译词“幽默”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幽他一默”)。这一因汉字特点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分合二重性,稍加扩展就成为汉语表达中习以为常的“结构重新分析”。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音韵节律的基点也是“字”。“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櫆《论文偶记》)汉语的表达,天然讲究对称与和谐。这种讲究,在口语中粗放地表现为单双音节的配合,而一旦要深究其规律,必须推敲书面语中每一个字的音韵表现,所谓“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由字句准之。”(《论文偶记》)“字正”才能“腔圆”,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意义的基点也是“字”。汉语是一种高度依赖语境的语言。汉语的说话人奉行“听话人负责”的言说策略,对听话人的默契有很深的信任。因此汉语句子的建构讲究“人详我略”。句子的意义依靠有限的文字作充分的意会,这样的文字在句子的理解中就成了一个一个的意义支点,在多方意会中灵活地组合起来,字义成为句义乃至篇章之义的基础。汉语句子的理解,在“字斟句酌”和“字里行间”展开,形成“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的意义格局。这样一个特点,造成了中文简洁凝练、灵活自由的风格,这也是为什么唐诗和宋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正如张新所说:“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3]汉字的凝练是中国文学充满诗意、中国人的思维充满丰富的意象和诗意的重要原因。中国语文研究传统高度评价“字”在汉语结构的组织和理解中作为基本要素的功用。刘勰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论文《〈左传〉句型研究》中曾指出:“(刘勰)强调‘因字而生句’,这是同西方形态语言的因‘框架’(形态配合关系)而生句完全异质的一种组织方略。因‘框架’而生句,以大统小,以虚摄实,是先有句法关系模式,然后在这个图式内的各条‘透视线’上刻意经营。这是一种静态的空间体造句。因字而生句,是以小组大,散点经营,以流程见局势。这是一种动态的时间流造句。刘勰所谓‘正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其中的‘本’、‘一’,都体现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的建构而非‘填构’的语言组织方略。”

当然,就汉语句子的格局而言,仅仅有字的立足点还是不够的,字的运用必须和“气”联系起来,并且浑然一体,形成句读段,才能产生强大的铺排延宕能力,使汉语的思维和表达流动起来,在语境的观照下形成生发语义的整体(这一点,正是后来有人提出的“字本位”语法的很大的局限)。而“气”的形成,依然是“字”的有节律的组合。汪曾祺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作为汉字书面语的诗歌和小说,用口语朗诵,甚至配乐朗诵,听上去就像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因为离开了汉字视觉,会损伤原作的意境。他以柯仲平的“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为例,指出:“这写得很美。但是听朗诵的都是识字的,并且大都是有一定的诗的素养的,他们还是把听觉转化成视觉的(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实际还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几个字。如果叫一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学素养的普通农民来听,大概不会感受到那样的意境,那样浓厚的诗意。‘老妪都解’不难,叫老妪都能欣赏就不那么容易。‘离离原上草’,老妪未必都能击节。”因此,汉字书面语的阅读效果比耳听更好。与其听书,“不若直接看书痛快。”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9篇

关键词：语言文字应用；教学策略；研究

人教版《语言文字应用》教材中介绍了古今汉字字形、字义的变化发展；介绍了各地方言的特点；介绍了熟语、成语的运用；介绍了如何避免歧义句等内容，并将这些内容与生活实际相联系。目前的《语言文字应用》教学还存在很多问题。笔者就当前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语言文字应用》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分析方方面面的原因，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策略。

一、合理进行课程设计

“选修课的设计，必须以课程目标为依据，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实际水平。不能把选修课上成必修课、补习课和应考的辅导课，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大学里的选修课。学校及教师有选择地设计、开设选修课，按照各个系列的课程目标，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需求，建设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愿望的选修课。”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语言文字应用》教学要根据学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素质，按照课程目标合理进行课程设计。

二、转变教师的教学现状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人类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是课堂教学的执行者。教师的上课态度、自身素质、教学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要转变目前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语言文字应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教学现状。

1.转变观念，提高教师对《语言文字应用》教材的重视

根据调查发现，实际教学过程中《语言文字应用》教材并没有得到教师的足够重视。目前的高中语文教师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他们认为必修教材是必须要认真讲授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而选修教材则可讲可不讲，不需要特别的投入。这种态度势必会影响教师对《语言文字应用》教材的讲解。正是由于教师对选修课的不重视，才使得目前的《语言文字应用》课堂存在教师只讲教材、教学内容枯燥缺乏新意等现象；教学方法还是“一言堂”教法，教师“一站到底”“一讲到底”。教师的这种态度必定影响学生。正是教师对《语言文字应用》教材的不重视，使得学生对《语言文字应用》的学习也不重视，学生的听课状态极差。要改变目前《语言文字应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转变教师的观念，提高对《语言文字应用》课程的重视。只有足够的重视，教师才会认真挖掘教材，组织教学，深化教学重点。

2.加强自身学习，提高教师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文化素养是每个专业工作者必备的基础性素养。”教师肩负着传播知识、文化的社会责任，因此，教师更要拥有渊博的文化素养。所谓“尊其师，而信其道”，学生只有尊重教师、敬仰教师，才会信服、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取得学生的尊重和敬仰？这就需要教师要有浓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语言文字应用》教学同样如此。《语言文字应用》涵盖了古今汉语、普通话和方言、汉字的字音和字义、汉语的词汇、句式、修辞等内容，可谓是涵盖面广、知识量大。如果教师没有渊博的语文素养和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就不能做到深挖教材、拓展教材，不能将自身所掌握的与教材内容相联系的语言文字知识运用于课堂教学中。

三、转变学生的学习现状

教师教学的对象是学生，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学生只有在学习过程中发挥其主体作用，发挥出自身学习的主动性，才能使教师的教学和自身的学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学生对于《语言文字应用》课程的认识和学习存在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转变学生目前的学习现状。

1.联系生活实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于学生来说，兴趣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兴趣能够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对某些事物的学习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推动学习的最大动力。语文教师要在《语言文字应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学”“好学”，让学生在《语言文字应用》教学中找到学习的乐趣，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在教学中，教师要适当地转变教学模式，联系生活与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差异性有侧重地加强训练指导

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在语言文字应用方面的能力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各有长处和短处。有的学生口语表达能力较好，但落实到书面表达上就会出现很多错字；有的学生对古汉语掌握得较少，但对新词语却了解很多；有的学生对熟语知识了解得少，对熟语、成语的含义没有真正理解；有的学生句子表达不准确，发现不了句子的毛病；有的学生修辞手法运用不当，不能理解语言的不同色彩。对于学生在不同方面存在的问题，教师要有侧重地对其进行训练指导。

参考文献：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10篇

“汉字革命”――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起源语境，赵黎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吴晓峰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晚清以降，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系统而言，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及其现代转型的发展前景――语言文字变革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时的重大文化事件。加之，伴随着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兴起，语言文字方面的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渐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文学研究者加入到了这一似与其专业有所隔膜的领域。尤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青年学者更是纷纷将之作为了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的选题，表现出某种共同的文学研究的旨趣，即探究近代以来“语言文字变革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关联，或再大而言之探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联。

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兴盛，可作简单的解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文字变革与文学的发展自然是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语言文字与文学是两个相对对立的发展领域，并不能为对方所包容，如将二者通盘考虑，自然会产生与既往中国文学史研究思路的较大差异。于是，我们看到在“语言文字变革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研究的思路逻辑之中，大多首先确认晚清以降语言文字变革以独立而极其重要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与发展的深刻影响与形塑。

刘进才著《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视野宏大，将语言文字变革以史的线索，从晚清一直写到了20世纪50年代“汉语书面语规范的确立”。在具体操作上，他多选取特定时代的重要语言文字变革现象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并形成相关的章节。例如在五四时期，论述有：第四章“被发现的风景――国语运动与20年代儿童文学的兴起”、第六章“从‘文学革命’到‘文腔革命’――白话语言欧化的合理性探寻”和第七章“新文学建构中的民间语言资源――以《歌谣》周刊，《国语周刊》为中心”。其对现代语言运动的定义为：“主要指晚清以降语言文字改革及国语统一运动，是以追求言文一致为目的，使中国汉语书面语言从文言向白话转型的语言现代化运动”，试图达到目的则是：“在梳理现代语言运动史料的基础上，勾勒语言运动与现代文学或显或隐的内在关系，探询中国现代书面语是如何在摆脱古典、接受欧化、汲取方言和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进而探询言文一致的现代语言运动对现代文体的具体影响，并反省言文一致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刘著，第1页)

赵黎明著《“汉字革命”――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起源语境》，则是力图全方位、多层次反映中国现代的语言文学革命。该书以时代为序、分别细述每一时代语文变革运动，以形成有机的整体。在其中，不断追问的是“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风云际会对语言文字变革到底造成了哪些影响呢?是哪些因素在促进着这些变革呢?”(赵著，第1页)在这一看似“外部”的问题的视野下，关心的重心自然落到了各种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对语言文字变革的影响上，试图在与社会政治的联系中追寻中国近代以来语言文学变革的深层动因。朱栋霖先生认为赵著的答案是：“‘民族’和‘民主’是百年中国语文变革的双重引擎。一百多年的语文变革与民族国家意识演变相呼应，语言文字变革伴随语文家的‘中国’想象。与此同时，‘民主’的诉求也与语命相始终。”(赵著之朱栋霖序，第4页)

与以上两部专著不同，吴晓峰著《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则将目光集中在一个特定的领域，着眼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互动关系是研究语言和文学动态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吴著，第326页)。在研究方法上，有着文学与语言学视野的考量，力图表明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某种历史契合，二者在更高层面融合所肩负的历史重任。由此，对五四领袖人物的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作个案分析，并试图将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大略而言即是“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显示，它们从最初平行的两个运动逐渐走向一种自觉地联合，在联合过程中又同时保持各自的相对对立。这是因为这两个运动既有着相似的志趣，又有着不同的途径，从而构成一种对话，并通过对话选择了联合，在互动互补中共同追求语文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吴著，第326―327页)

不难发现，在文学与语言学双重视域下，将语言文字变革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结合起来这一文学研究思路的推进，在数年来已然取得了不少实绩。它扩大了中国文学近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一定程度改变了既有的文学研究套路，突破了“文言／白话”二元对立的文学史阐释体系。另外，它们还关注到诸如清末民初时期的教科书、现代文学时期语文教学方面的刊物，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视角。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当下一些青年学者的努力，即在扎实的史料上重新审视与重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与发展的图景，以及晚清以降语言文字运动与中国文学现展的深层互动与纠葛，尝试以新的视野与方法开拓新的研究空间。

当然，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当我们整体描绘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变革的种种表现之时，应如何考察各种语言文字实践之间多维度的复式结构；同一时期语言文字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浪尖的部分，及其在历史上的传承与积淀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如何凸显自身的精神特质；在论述20世纪不同时期之中，语言文字变革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与发展的意义的同时，如何在另一面强调它们之间深刻的历史联系、所肩负的共同历史功能、各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纠葛，并不断追问不同时期“断裂”的意义何为。

更值得关注的是，支持包括这三部专著在内的“语言文字变革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研究思路的最为核心的理论观念，是毫无例外的“现代性”话语。关于“现代性”，这一概念在当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非常流行，似乎已经产生了一种学科覆盖式的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片“混乱”。而“语言文字变革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思路对“现代性”的应用，是有其实质性的内容的，也高度整合了相关的研究内容。由此可以期待：在立足于语言文字变革与文学发展考察的基础之上，打通语言文字学科与文学学科的隔阂，产生一种有效且成熟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可以说，必要在相当的理论自觉之中，在与研究对象的高度结合之中，去处理“现代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绝非是一个简单而不辨自明的概念，反倒是略作思考就会觉得荆棘丛生。这样，研究并不只是去追寻在某种固定启蒙精神之下均质与“进程”式的“现代性”，而应是把“现代”视为一种典范，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而非先验的价值，在更为广阔人文精神的脉络上，展现出由此所真正开拓的文化与文学的变革空间，从而也使得“现代”真正成为常态与学理的学术研究。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11篇

一、字母词发展理论与发展

国内对于“字母词”是否是汉语词具有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主流的话语。首先，字母词作为与国际语言发展相接轨的语言现象，具有一定合理合法性。在汉语语言环境中自发衍生的语言产物，应该加以引导和保护。如，曹学林认为，字母词是一个语与义相互结合的语言外来词，字母词的读音隶属于汉语语言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字母词的语义又通常被主体人所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将其归为汉语语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之上，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布鲁诺（Jerome Bruner）对该学说进行了深化，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介绍了字母词教学理论（scaffolding）。“字母词教学”是从建筑行业借用的一个术语，本意是指建筑工人使用的脚手架。而用于教育学中，“脚手架”是指一种辅助物，学习者凭借这种辅助物可能完成其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

二、字母词在外语教育教学中的现状审视

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的教学，还是技能的培养。在英语教学中，听与说处于先导地位。听是理解，说是表达，而理解又是表达的前提，只有掌握了良好的外语技能，才能逐步完善其他各种语言技能。但目前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中，外语课所占的课时比例通常是最少的，并且英语外语教学的手段和方法机械单调。很多教师忽视了外语教学的技能性特点，仍采用传统的“三部曲”式教学方法：教师播放录音材料，学生听录音做练习，最后教师给出正确答案。这种传统的形式主义的教学手段容易使学生感到单调乏味，缺少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更没有同学间的交流沟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教学效果不佳。另外，大学英语等级考试（CET）、雅思（IELTS）、托福（TOEFL）等考试中多外语的考核使得大学英语外语课演变成了测试课。无可厚非，测试是检验学生能否理解外语材料的有效方法。但是不同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和对信息的感知速度不尽相同，测试往往会造成许多学生的疲惫与紧张，挫伤其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并且，课堂上频繁的外语测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外语教学的真正目的，以考试选答案取代了指导学生如何听，忽视了对学生外语技能的培养，陷入了英语外语教学的误区。

三、字母词的语言辅助与语言检验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字母词；外语；教学

基于国内文献归纳和梳理，目前国内对字母词的称谓有二十多种，譬如：字母词、字母汉语词、字母词汇、非汉字词语、外文字母词、中西合成词、西文字母新词等。刘涌泉是国内较早提出字母词这一概念，他认为字母词就是“由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相互融合的符号、数字、西文和汉语的混合构成词。《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明确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2]。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包括五方面的基本技能，即听、说、读、写、译。听排在五项技能的首位，说明了其基础性和重要性。外语技能不仅是获取语言信息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而且有助于说、读、写、译等技能的巩固与提高。外语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但其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外语课也成了大多数学生颇感困难的一门课程。因此，如何加强大学英语外语课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英语外语技能，是大学英语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将字母词教学理论应用于大学英语外语课的教学研究中，探讨如何发挥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们之间的字母词教学作用，为学生的外语学习建构有效的字母词教学，以促进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为全面提高大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奠定稳固的基石。

一、字母词发展理论与发展

国内对于“字母词”是否是汉语词具有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主流的话语。首先，字母词作为与国际语言发展相接轨的语言现象，具有一定合理合法性。在汉语语言环境中自发衍生的语言产物，应该加以引导和保护。如，曹学林认为，字母词是一个语与义相互结合的语言外来词，字母词的读音隶属于汉语语言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字母词的语义又通常被主体人所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将其归为汉语语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之上，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布鲁诺（Jerome Bruner）对该学说进行了深化，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介绍了字母词教学理论（scaffolding）。“字母词教学”是从建筑行业借用的一个术语，本意是指建筑工人使用的脚手架。而用于教育学中，“脚手架”是指一种辅助物，学习者凭借这种辅助物可能完成其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

二、字母词在外语教育教学中的现状审视

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的教学，还是技能的培养。在英语教学中，听与说处于先导地位。听是理解，说是表达，而理解又是表达的前提，只有掌握了良好的外语技能，才能逐步完善其他各种语言技能。但目前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中，外语课所占的课时比例通常是最少的，并且英语外语教学的手段和方法机械单调。很多教师忽视了外语教学的技能性特点，仍采用传统的“三部曲”式教学方法：教师播放录音材料，学生听录音做练习，最后教师给出正确答案。这种传统的形式主义的教学手段容易使学生感到单调乏味，缺少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更没有同学间的交流沟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教学效果不佳。另外，大学英语等级考试（CET）、雅思（IELTS）、托福（TOEFL）等考试中多外语的考核使得大学英语外语课演变成了测试课。无可厚非，测试是检验学生能否理解外语材料的有效方法。但是不同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和对信息的感知速度不尽相同，测试往往会造成许多学生的疲惫与紧张，挫伤其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并且，课堂上频繁的外语测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外语教学的真正目的，以考试选答案取代了指导学生如何听，忽视了对学生外语技能的培养，陷入了英语外语教学的误区。

三、字母词的语言辅助与语言检验

在教学过程中，辅助物可以由教师、家长、同学等人提供，而和建筑物竣工之后的脚手架一样，任务完成后辅助物就会逐渐撤离。这个比喻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一种教学模式：借助他人的支持与帮助，学习者能够更进一步地掌握和应用所学知识及技能。布鲁诺认为，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不是一个简单发现的过程，而是主动建构的过程。建构不仅需要学生的内部认知，还要外部字母词教学的共同参与。学生能够在教师、家长或同学为其提供的字母词教学辅助之下来完成各项任务，不断建构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操作技能。在分析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挖掘其语义和语用规律。课题组重点在词汇、短语、小句、复句、篇章层面上，回答字母词的语义表达如何做到明确，不产生歧义；在心智层面如何实现计算模型的。挖掘字母词生成和识解机制的内在逻辑和动因，以及影响和制约字母词语用推理的相关因素。（作者单位：新乡学院大学外语部）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意向认识论下字母词语义兼容与生成研究”（2014-qn-558）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 陈浩天.回应性治理：农户需求与国家政策整合的基层面向[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3] 陈浩天.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J].理论导刊，2014（7）.

[4] 陈浩天.资源下乡：农户需求治理与政府治道变革的服务转型[J].学术交流，2014（9）.

[5] Lefrancois， G. R. Theories of Human Learning： What the Old Man Said[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343.

[6] 陈浩天.文化强农：公共文化服务的传播困局与治理路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医学类院校；语言文字工作；探讨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2-0273-03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是评价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样，语言文字工作在高等教育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医学类院校共计186余所，占高校总数近10%，有着很大比重。在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医学研究与服务的对象是人，在医学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文、理、医渗透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把医德和医术的培养结合起来，加强医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语言文字对于医学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何与病人沟通交流，如何书写医嘱等，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帮助。对于综合类、文史类院校，有着文科基础，有利于开展语言文字工作。而医学类院校专业性强，学科相对单一，缺乏文科基础，开展语言文字工作有一定的困难。医学类院校如何开展好语言文字培训与测试工作很值得探讨与研究。

一、医学类院校语言文字工作现状

目前国内医学院校对于大学生的语言文字方面的课程少之又少，加之医学专业课程繁重，留给语言文字方面的时间就不多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内医学类本专科院校共计11所，这些院校中具有独立设置的语言文字管理部门的几乎为零，均是挂靠在教务处管理，而拥有专职的语言文字管理人员更是凤毛麟角。由此可见，上至领导、下至工作人员，对于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还是不足，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认为语言文字工作就是普通话测试，而且这种考试可有可无，进而导致医学类院校的语言文字工作开展不尽顺利。（内容较少，应做一个调查表，补充点内容，可与我校现状综合在一起写）

二、我校语言文字培训测试工作状况

我校河北医科大学，是河北省省属骨干大学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普通类在校学生1.2万余人，专业学科覆盖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学、预防医学、护理学、中医学等七大医学门类。和其他类医学院校一样，我校专业课业繁重，人文社科类课程开设较少，总的来说人文素养氛围不是很高，对语言文字工作做得最多，也相对好些的是普通话测试工作。普通话测试我校开展较早，自2003年后就进行了在校生普通话测试工作，在2006年我校对普通话测试工作就达到了全员测试工作。我校于2009年开始进行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测试工作，也是全省较早的开展机辅测试的院校之一。

通过几年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也对医学类院校如何更好地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认识，下面就与各位同仁一起做个交流。

对于提高认识，这不仅是医学类院校需要注意的，而是所有高等院校都应提高认识。由于医学类院校有它的特殊性，因此更应该多做此方面的工作。语言文字知识在医学生的职业生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方。医生的服务对象是人，是患者，这就需要沟通交流，只有良好的沟通交流，才能获得准确的病情，从而做出相应的诊断。只有良好的语言及文字知识才能更好地做出正确的治疗方案，从而为患者解除病痛。由此可见，提高医学类院校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尤为重要。

四、大力开展人文素养教育，塑造医学类院校语言文字氛围

医学类高等院校本身一般没有人文类专业，这就会造成没有人文教育的氛围。可是在我国悠久历史中，经典的文字并不缺少，现在“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就是使很多我国经典文字重新焕发光明。通过对传统经典的诵读，传承经典文化，塑造语言文字氛围。医学类院校应开展多渠道的活动，如诗歌朗诵，经典诵读等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活动，来提高人文素养教育，进而提高语言文字氛围。

在举行这些活动的同时，可以融入我们医学院校自己的特色。在医学中并不是没有经典文字，医学专业中同样不缺少优秀文字巨著。早在我国唐朝，孙思邈就写下了《大医精诚》一文，此乃我国医学中极为重要的文献，也是习医者必读之经典，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这篇文章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国的不少中医院校仍用它作为医学誓言，并用它作为准则来严格要求自己，每个医生都秉承“大医精诚之心”，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这类的经典还有很多，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伤寒论》等，将这些经典文字，和传统的诗歌朗诵、经典诵读活动相结合，就能得到适合医学类院校的，有自己特色的语言文字活动，从而塑造良好的语言文字氛围。

五、开展普通话类的课程，让语言文字知识进入医学院校教学安排环节

在语言文字工作中，普通话的地位很重要，现在的医学类院校中必修课没有这方面的教学任务，这是有欠缺的。语文的教育应该一直伴随着学生的学习生活，建议在有条件的医学类院校开展《大学语文》、《普通话》、《硬笔书写》等有关语言文字类课程。普通话是用来沟通的，规范字是用来记载的，这些看似简单的基本技能在当代大学生中水平却差的很多。

医学专业的学生更需要良好的普通话，和标准的文字书写基本功。现在有种说法就是大夫开的处方，一般人是看不懂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他一定的特殊性，大夫在诊治病情时的确繁忙，时间紧任务重，从而写字就有些潦草了。可是这不应成为书写不好汉字的理由。我们都知道，说话、写字是从小练起的，有了良好的基本功以后才能书写一手漂亮的文字。而这些说话、写字的教育应一直跟随着教育始终，从小学到中学直至大学也不应该停止，只有这样坚持不懈的教育，才会使语言文字深入每个学生心中。医学生更是如此，所以在医学类院校的教学安排环节中，要努力开展《大学语文》、《普通话》、《硬笔书写》等语言文字类课程。

六、科学的进行普通话测试考前培训，结合医学内容融入医学文化

对于普通话测试前的培训，有的学校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或是认为说话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过来的，所以对考前培训不够重视。其实在我们看来，考前培训还是很有必要的，它进了说可以提高普通话测试的通过率，远了说它也是对语言文字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教育，通过培训可以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认识，使学生通过普通话考试来提高对语言文字的重视，来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习惯的培养。当然这培训还是要结合着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比如培训是根据一些医学生常用的词语，来纠正学生的发音等。也可以引用些医学经典作朗读科目，用以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

以我校为例，2010年我校参加普通话测试人员共计1924人，当时未进行系统的考前培训。当年考试结束后对成绩经行分析，其中达到一级乙等级别的学生数仅为54人，占2.81%；达到二级甲等的学生1173人，占总考生60.97%；达到二级乙等的学生593人，占总考生30.82%；达到三级甲等及以下水平的学生104人，占总考生5.4%。经过我校科学系统的考前培训后这个结果大有改善，在2013年普通话测试结束后我们又对当年的学生成绩做了个分析：其中一级乙等的学生占总学生的百分比达到5.41%，二级甲等的学生占68.86%，二级乙等的学生占22.65%，三级甲等及以下水平的学生占3.08%。由此可见科学培训后，学生成绩提高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七、对普通话测试进行科学管理，提高学生对普通话测试的重视

普通话测试是提高语言文字水平的重要推手，对于这个考试很多院校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大家普通话天天说，考试没有必要了吧，而且有借考试的方式来收取考试费的嫌疑。对于普通话，只是个交流工具，只要不影响沟通，发音准确与否无关紧要。殊不知正是有这种思想，才导致现在语言文字工作不受重视的。其实语言文字的重要地位前面已经说过了，往大了说他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要“书同文，车同轨”。往小了说这也是一个人的门面，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在我们进入社会时就会为自己争取到更有优势的竞争地位。所以说普通话很重要，认识到普通话的地位后，这个普通话测试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对于普通话测试，高校还是要用心的科学的去安排，去组织。它不像其他考试在固定同一时间进行，但这毕竟是部级的考试，其地位应该引起所有组织者和参与者的重视。就像高考一样，人们都很重视，所以从考试组织，到考试安排，以及学生的考试都很严肃、认真。普通话考试也应该如此，每次考前应该组织考试委员会，对整个考试全程经行指导。制定适合本学校的考试流程，明确各考试工作人员职责。只有考试工作人员对考试重视了，这个考试才有严肃性，只有这样，广大学生才会认真对待普通话考试，也就不会散漫应付了。

以上就是我校近几年开展语言文字工作的些感受，通过这些办法，语言文字工作在医学类院校中开展就会事半功倍。紧紧抓住医学院校特色，寻找适合医学类学生的教育方法，从而使语言文字工作能更好的在医学类院校开展。让广大医学院校学生爱上普通话、爱上规范字，了解到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进一步将语言文字工作真正地融入整个医学类院校教学的全过程，最终结果必将会得到医学类学生专业知识和语言文字水平的双丰收。

参考文献：

[1]聂丹.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走向的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11，（5）.

[2]殷平善，庞杰.汉语言文字与中医学的整体思维[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6）.

[3]刘莉.医学院校推广普通话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华北煤炭医学院学报，2011，（5）.

[4]黄玲娟，蒋耀辉，刘婕.综合性大学加强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探索与实践[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2）.

[5]孙洁，，范忠，李亚南.论医学院校教师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培养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12，（3）.

[6]包和春.规范使用语言文字与高校的历史责任[J].北京教育.高教，2012，（12）.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意义；对策

[基金项目] 本文是河北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语言文字研究专项）成果，项目编号：YWZX201340。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243-2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充分体现了党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语言文字工作在我国“五位一体”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强调说：“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在教育领域，母语感情和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的重要任务。”目前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面临着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体育院校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缺失已成为普遍现象。因此，新形势下提高体育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迫在眉睫。

一、体育类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现状分析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与师生访谈等方式对所在学校和几所兄弟院校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体育院校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现状堪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口语表达方面。普通话是全民族口语交际的共同语，准确而流利地使用普通话是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文化素质的重要表现。体育院校大学生普通话过级率低，日常交谈很多人不使用普通话，语言粗俗化、暴力化现象普遍，不经意间会将国骂带在嘴边。口语表达能力差，苍白、无力，甚至词不达意。

（二）书面语言文字应用情况。从校园海报、普通书信到学生作业和毕业论文来看到处充斥着错别字、病句，滥用繁体字、乱造简体字的现象比较普遍。另外，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差，思路零乱、文笔生涩，标点符号乱用等现象突出，连最常用的一些应用文如假条、申请书都写得格式不规范，错误百出。

（三）语文文字规范意识淡薄。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合语法规则的现象很普通，社会和网络流行语使用普遍，学生日常生活语言杂用现象严重，除了使用汉语外，还会将各种数字语言、字母、英文、符号与汉语夹杂使用，还自认是时尚语言，如果不用，就好像落伍了，不跟时代合拍了。

二、影响体育类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因素

（一）教育思想偏颇带来的负面效应。首先，英语热导致母语教育缺失。我国很多高校，不过英语四级，不给学位。更为严重的是，在求职应聘中，英语与计算机几乎成了找工作的两把利剑，导致很多大学生在大学前两年主要在学英语，而中国目前的大学校园内，大学语文等人文类课程的教育却处于一种缺失状态。很多高校根本不开设语文等母语课程。

其次，体育院校受专才教育思想影响等因素，不重视人文教育。体育院校大学生有很多从小从事体育，没有受过系统的基础教育，文化基础薄弱，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更令人堪忧。

（二）社会上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的负面影响。现在是信息社会，大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是多元的，社会上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对学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街头牌匾、广告，甚至指示牌错别字现象严重。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许多错别字，如街头标语，标识牌在营销活动中乱造诸如“衣衣不舍”、“秋水衣人”这样的词语。

网络语言的侵入使得大学生使用语言文字越来越随意。体育类大学生自身文化素质较低，抵抗网络不良影响的能力较差，对网络语言的盲目滥用，在学生中已形成气候。厦门大学教授李如龙认为，“网络语言对汉语是一种污染，是小群体为了团体交流方便，根据自己的爱好编造出来的语言，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苗头”。先不论网络语言是否是污染，但网络语言的产生与滥用的确降低了大学生语言文字规范使用的水平。

报刊、广告、影视屏幕中语言不规范现象也屡见不鲜。每年央视春晚结束后，都会收到观众反映，主持人或演员读错了多少处，字幕出现了多少错别字等。即使中央电视台最具权威性的一些栏目也时有差错，据有关专家统计，2013年10月24日这一天，中国新闻、新闻30分、今日说法、海峡两岸等栏目就出现了11处错误，错误主要集中在字幕和主持人误读上。而电视剧中错字别字的出现率比电视节目更高。

（三）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不利影响

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在给学生带来便捷生活的同时，也对学生规范使用语言文字产生不利影响。首先表现在：学生大部分业余时间泡在网上，与同学交流变少，甚至导致部分学生与人面对面交际产生障碍；另外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悄然而至，当键盘输入替代汉字书写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导致提笔忘字现象严重。最后网络信息量大，查阅资料方面，很多学生贪图便捷，不去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导致书面表达能力下降。

三、加强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重要意义

（一）培育民族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加强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首先有利于母语的繁荣，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软实力。

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说：“我认为对祖国语言的理解、欣赏、热爱，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也提出了类似看法：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即民族语言，两者的统一程度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

近代著名学者龚自珍曾经说过：“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古史钩沉论二》），语言文字不仅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还是文化的基础、民族的象征，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在18世纪中叶，英国政府把掌握英语知识看作是教化属地内有色人种最重要的方式，对英属殖民地普遍实行种族隔离的教育政策。日本和东北期间，也曾强行推行日语教育。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因此我们要增强文字自信，对汉字、汉语抱有敬畏之心。

其次，提高大学生语言文字能力可以为实现“中国梦”助力。

语言文字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历史使命。实现“中国梦”，先从热爱母语，规范使用汉字做起。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他们的语言文字水平直接影响着“中国梦”的实现进程。倡导大学生“用普通话讲述中国梦，用规范字书写中国梦”，共同构筑语言文字中国梦。

（二）有利于提高体育类大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大学生自身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及全面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首先，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决定了其应用能力的高低关系到职业能力的高低，一个人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强弱势必会影响他的学习、工作、生活的成败得失。尤其是体育类大学生，因为大多文化基础薄弱，如果能拥有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无疑会增强就业竞争力。

另外语言文字能力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形成和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是思想的延伸，“母语教学要培养负责的公民，帮助学生形成国家观念，具备应有的道德价值观；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培养学生的个性。”语言文字与人的综合素质息息相关。

四、提高体育类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途径措施

（一）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首先是教育部门与高校领导要更新观念，明确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重视语言文字工作，为大学生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提供便捷条件。

其次，高校教师要转变观念，努力提高自身语言文字水平，在语言文字应用上为学生起到示范作用。体育院校的一些教师由于教育、环境等因素影响，语言文字不太规范现象比较严重，教师要能够采用普通话教学，板书规范，并采取多种措施切实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最后，体育大学生应转变轻视语言文字的观念，在语言文字能力培养方面发挥主体性作用。牢记“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就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二）科学设置母语类课程，构建语言文字能力培养体系。若想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合理构建课程体系，完善教育内容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主要包含口语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围绕此目标，开设诸如《大学语文》、《普通话》、《演讲与口才》、《常用应用文写作》、《基础写作》、《书法》等母语类课程。在课堂上要求教师传播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对汉语语言文字之美的感悟，同时加强对母语思想情操的教育，从根本上提升人们对母语的自信心，提高学习母语的热情。

（三）依托校园文化活动，搭造语言培养实践平台。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单靠课堂内是难以实现的，毕竟课时有限，母语能力的培养更多的是在课堂之外，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要重视宣传橱窗、条幅、校园网、校广播台等校园环境对学生的熏陶作用，学生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就会自觉地提高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同时要积极搭建语言实践平台，通过组织书法比赛、汉字书写大赛、辩论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并通过组建与语言文字相关的社团、协会来激发学生爱母语、说母语、用母语的热情，不但能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字能力，还能净化校园语言环境，丰富校园生活，提升校园文化品位，促进高校可持续发展。

（四）阅读经典，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信息社会中，电视与网络的普及使大学生所受诱惑增多，大学生阅读经典名著大大减少，尤其是体育大学生，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很多学生没有阅读习惯，课余时间用于读书的时间很少，即使阅读也多限于武侠、言情等，呈现出严重的娱乐化倾向。韩愈曾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意思是说，阅读是写作的先导，没有读的基础，就没有写和说的“收获”。

要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一个重要途径是引导他们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名著。首先，阅读经典，可以从语言大师的作品中扩大词汇量，领悟语言应用技巧，提高语言应用能力。其次，可以通过经典阅读学习中国优秀文化，激发文化自信，提升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怀，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总之，语言文字不仅是个人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更是加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体育类大学生语言文字基础薄弱，更要将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这样才能培养出文武兼备、德高技精综合素质过硬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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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15篇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重语言、轻文字的倾向，这主要是受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西方语言理论建立在西方语言事实的基础之上，拼音文字的拼写与语音基本一致或基本相当，因而西方不专门进行文字的教学。

形。口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是“两个王国”。而不是索绪尔认为的语言符号只是心理现象，于是得出口说语言和文字虽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但却是“一个王国”，文字附属于口说语言。在这个王国里，文字连“服装”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口说语言的“照片”和“假装”。由此得出的结论：“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是完全错误的。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一个王国，分不清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因而将口说语言和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亦视为同一个，或称之为“词”，或称之为“字”。

1938年，郭绍虞先生已经提出“字本位”的观念：口说语言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文字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徐通锵后来提出的汉语口说语言和汉字都是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的，没有“词”这个单位；印欧语言和拼音文字只有“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没有“字”这个单位——这是徐通锵“字本位”的观念。相比之下，郭绍虞的“字本位”观念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我们认为“字”是一切文字(包括“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包括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不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

辩证唯物主义细胞分析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两个王国，因而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不同的。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语基”与“音节”“音素”除了在语音形式上不同而外，更主要的区别在于：“语基”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细胞，是语音、语义、语法的统一体。而“音节”“音素”都只是语音的单位，不是语言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