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论文范文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传统的语言哲学把语言看成是对逻辑的并非完美无缺的表达。因为哲学是用语言来表达并对语言有依赖性的，它的很多分支为了在进行哲学描述时使语言更接近完美无瑕都对语言有过思考。认识论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我们认识某事物的能力与我们对该事物的表达或描述之关系。后来，语言哲学越来越倾向于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概念。也就是说，哲学家们不再去寻找与概念（如道德、正义、因果等）相对应的现象或假设概念的理想境界，而是更多地探索表述一个概念、给确指概念的术语下定义等意味着什么，他们对在处理概念时发生的语义问题更加敏感。于是早期的“语言哲学”主要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关注和解释语言形成中的句法和语义的特征与规则，而后期由于句法学和语义学不能解释实际语言使用的全部问题，哲学家们开始关注使用中的语言即采用语用分析的方法，“语言哲学”内部实现了由语义到语用的转向。作为西方中世纪人文三学科之一的修辞学与哲学的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自柏拉图以来，修辞学被认为是有别于纯粹逻辑和真理的，具有“或然性”的诡辩特征，这样修辞学就与追求真理的哲学在一开始就分道扬镳了，造成修辞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一直处于与哲学“对立”的一面。随着“语言哲学”的语用转向，使修辞学与哲学出现了融合。而此时的修辞学在受到语言哲学特别是日常语言学派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也开始转向语言意义、语言与人、世界的关系的考察。这样，哲学与修辞学具有了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如语词的意义、语言、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研究方法中语言辩证法思想的应用等。“语言哲学”修复了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使修辞学在历经过长期的低谷期后在当代得以复兴，进而找到了自我发展的新路标。JohnMuckelbauer就哲学和修辞学的关系曾指出：哲学或许已经修辞学化，具有知识、历史及政治内涵；修辞学内蕴哲学并与语言及其使用相关；哲学从来没有停止修辞学化，修辞学也未停止哲学化，两者之间的界限渐现模糊。这样，当代西方修辞学以“语言哲学”为突破口，超越了对劝说进行心理描写的传统修辞学研究范式，开始涉及到关于人类使用语言的本体论假说问题，体现了对“语言、人、世界”的本体论特征，其特点是“从认识论、方法论、人的社会本质等角度上来思考修辞现象”。温科学认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修辞学的哲学转向或者准确地说，哲学家的修辞学转向建构了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理论基础，而其核心就是修辞哲学。换言之，现代西方修辞学的开端是建立在对语词意义的哲学描写的基础上的，并成为一门“将语言作为社会行为，把目的和阐释作为确定意义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正是对语言使用问题的关注使修辞学闪现着“语言哲学”的“灵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以来的修辞学理论是以“语言哲学”为基石，重新丰富作为语言使用理论的修辞学内容。这样就产生了研究修辞学理论的修辞哲学，即关于语言及其含义之间的关系，思维及思维对象之间的关系；知识与其学科之间的关系；意识与其不同内容之间的关系等。因此，修辞学的具体对象不再是交谈或劝说或评判的技巧，而是这些行为本身的意义。“语言”、“意义”及“思维”等成为当代西方修辞学研究的要素。

二、语言意义：哲学与修辞学的核心命题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本体论主要是古希腊哲学的思想。这时的哲学家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敬畏，试图以统一来概括杂多，从现象中找到本质，他们研究“存在是什么？”“构成世界的根本要素是什么？”。近代，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从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体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方法等等。作为哲学的第二次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样，二十世纪初“语言哲学”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出现了。Sluga认为“语言哲学”是其他一切哲学的基础。“语言哲学”认为哲学的混乱源于语言使用的混乱，所以其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阐明语词和语句的意义，解决语言使用中的混乱现象。当代西方修辞学的开端是建立在对语言意义的哲学思考基础上的，这与当代哲学关于语言的观点有着直接的关系。“语言转向”的西方哲学为人们重新认识语言提供了机会，20世纪早期的语言哲学家，如皮尔斯（C.S.Pierce）、莫里斯（C.Morris）、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巴赫金（MikhailBakhtin）、理查兹（I.A.Richards）等人试图阐述系统的规律并明确其运作过程，他们的理论（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层次”理论、维氏的“语言游戏”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理查兹的“语义三角”理论）都涉及到当代修辞学的本质问题，即语言与意义问题。例如语言哲学中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在解构传统哲学以及消解哲学与修辞学隔阂的同时，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上蕴涵着浓厚的修辞哲学基础，对当代修辞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维氏的“语言游戏”说强调语言是人们活动的组成部分。语言是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人们用语词作为工具相互之间传递信息。其实，“语言游戏”的提出是维氏后期在对语言和意义作出重新思考后提出的一种意义观。正是看到传统形而上学对意义和指称阐释的“困难”，他把意义归结为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这体现了“语言游戏”对意义的动态阐释。在维氏看来，对语词的考察必须把其和语境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理解其意义，掌握其用法。语词没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维氏认为语言的意思是一种动态的考察，语词的生命是由语境给予的，或者说是通过使用获得的。脱离了语境，无法进入交流，语词也就失去了意义，只剩下抽象的、没有任何生命的符号了。“语言游戏”动态特征说明维氏语言无本质的思想。以维氏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思想说明：“语言哲学”研究把把意义构建视为动态的、有目的的与受规则规定的、语境化的社会实践；人们动态地解释语言意义，按照规则从事“语言游戏”，对客观世界作出反应。

英国的修辞学家理查兹（I.A.Richards）的《修辞哲学》一书明显地继承了英美语言哲学的基本假说，清楚地体现了语言哲学的特征，将修辞学概念拓展到了劝说之外的需要和可能。在与奥格登（C.K.Ogden）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中讨论了皮尔斯、索绪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用一个表示交际的三角形来说明皮尔斯的符号理论。在这个三角形中，语言符号直接地表示了大脑的示意或所指物体，但只是间接地表示了在世界上大脑外和语言外的“所指意义”。他们也赞同索绪尔关于符号任意性的原则，但索绪尔回避了意义的问题，而这正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认为，符号为了要有意义需要阐释。他们的结论是，符号阐释取决于要被阐释符号的环境，因此意义不是存在于词语的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阐释者记忆中的情景之中。理查兹的语义三角阐释了其意义理论，认为意义和符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符号要有意义就必须阐释，而符号的阐释受到符号所经验的情景的制约，因此，意义不是由词语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词语所处的环境（语境）决定的，这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观点相一致。理查兹的意义阐释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并构建了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理论基础。与理查兹及其他同时代的语言研究者一样，语言哲学家及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也受到了皮尔斯和索绪尔的巨大影响。巴赫金也接受了符号学的基本原理，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符号本身又是任意的，符号只是符号，并不指语言之外的实体。但巴赫金摈弃了皮尔斯和索绪尔认为话语意义在于对符号心里处理过程之中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中，他认为语言只能作为对话被理解。诸如结构语言学或文体学等体系并没有能够说明目的、阐释、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在产生意义时所起的作用。他还认为，意识的逻辑学是思想交流的逻辑学，是某一社团使用的符号的相互作用，所有的话语形式都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效果的策略法，并提出该把修辞学分析扩大到对每一种言语形式，强调语言意义的阐释不仅取决于符号本身而且还取决于语境和反应。虽然巴赫金并不明显地借助修辞学传统，但他评论说，样式是在文学和修辞学中都很有用的范畴，对修辞学样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所以，他建议把修辞分析扩展到对每一种话语的研究。他认为，样式是使语言使用适合复杂环境（包括以往话语交流的历史环境和处于具体社会环境里的使用者的直接环境）的工具。巴赫金的哲学思想现在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说，语言哲学是当代西方修辞学形成和发展的哲学基础，而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构筑了当代西方修辞学与“语言哲学”研究的桥梁。

三、语言：人类生存的关键

关于“语言、人（思维）、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哲学历来关注的核心。当代“语言哲学”认为，人类通过语言去把握实在；世界或实在通过进入我们的语言而进入我们的认知；语言是人类公共交流、相互理解的平台，人们运用语言去表达思想，提出诉求，相互沟通，达成相互理解，构建有序的社会生活；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类的交际，没有交际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因而就不能有人。因此，语言与世界、与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以及与人类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去谈论这个世界，同时也表达人类的思想，而思想也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语言、人（思维）与世界构成了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三者处于同一本体论范畴。例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哲学思想就体现着“语言、人（思维）、世界”的哲学思考。在这三位一体中，“语言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总是处于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交互过程中；人是最关键的环节”。在“语言游戏”中维氏把人的因素带入在语言意义构建之内，认为语言是对世界的反应，强调了人在反应中的作用，因为“语言哲学的目的在于语言之外的世界，准确地说，是人及人的世界，而非自在的世界”。“语言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对修辞学研究有着直接的联系。“语言哲学”为人们认识语言提供了机会，体现了语言与人类的关系。这样，语言意义的讨论必须把人的因素考虑在内，人离不开语言。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其对语言的使用。“人创造了语言，同时，也创造了自己。因为，人有了语言，才有了人的价值观、动机和行动，才有了社会与政治”。语言是世界、人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不存在脱离人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哲学”本体论思想体现在修辞学中就是主体化的语言建构活动。修辞学认为人的知识是通过主体化的语言建构活动（修辞活动）而产生的，真理是人们努力获取的东西，而不是先验存在的东西。修辞以“主体间”的方式起作用，是一门深入研究人类知识的性质、根据、标准以及合法性的学科。现代修辞学认为，修辞就是人们运用各种符号诱发行动的象征行为。人对世界的体验不能不受他的语言模式的制约，不能不经过他的语言过滤，人按照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观察整个世界，他的语言方式不是机械化的、逻辑化的，而是修辞化的。

人们通过语言来构筑或接近现实的时候，不断借助超越逻辑语言的修辞方式，修辞成为人抵达认识彼岸的“舟筏”。所以，从修辞学的视角来看，“语言哲学”体现了修辞主体人的哲学观点，把修辞的范围从单纯的论辩或文学作品扩大到语言、人和世界的关系上，人的特性就是修辞性，这就预示着修辞学的发展出现了哲学化的倾向。美国新修辞学的奠基人物伯克（KennethBurke）重新定义并拓宽了修辞学和修辞分析的范围。伯克认为，人是修辞的动物，修辞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核心”，即使用符号（或象征）去影响他人的学问，是阐释人类行为及关系的学科。人离不开修辞，人的生存依赖于修辞。修辞学关于人的观点对修辞本体论有重要的意义。伯克认为，人类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对一个有等级秩序的世界的构建和保持上。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这种世界。而修辞学是人类寻求或保持那种秩序的一种特殊的手段。不仅在个人头脑中的关系方面，而且在人类所有人际的、社会团体的和阶级之间关系方面，人类正在努力通过与内部自我和外部世界保持社会平衡的方法，寻求在一个公认秩序中的生存地位。对伯克来说，所有话语的使用都是为了使人产生某种程度的动机，因而，应该通过对意图和效果的研究来寻找语义。伯克用“戏剧”（伯克的“戏剧主义”理论）眼光来看语言意义，认为语言是有动机的，即是有修辞性的。他将修辞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美学融合在一起研究人类的行为，对语言意义的研究采用了宽阔的视域。综上所述，20世纪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逐渐突破了早期对意义的逻辑考察，开始探索语言意义外部的因素对语义形成影响，把语言意义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认为语言意义的形成是复杂的过程。同时，修辞学在经历过长期的低谷期后，在语言哲学推动下找到了自身发展的动力，突破了传统对演说、写作、辞格、交谈等的研究，把一切话语形式包含在自己的研究范围，探寻语言意义形成的动因和效果。可以说，正是对语言意义、人与世界关系的关注使语言哲学和修辞学具有一种内在相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通过语言辩证法思想得以体现的。

四、语言辩证法：修辞学的重要基础

“语言辩证法是修辞学的重要基础”。因为，语言辩证法确立的不是现实性，而是可能性；修辞学所要做的则是运用任何通过辩证法而确立的立场来说明与行为世界之间的关系。要使修辞学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必须把修辞学与语言辩证法紧密结合起来。修辞学与语言辩证法的结合表明了修辞学回到辩证法上来，而辩证法又以哲学为基础，那么修辞学的范围就体现在哲学研究之中了。如果修辞学是与辩证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辩证法为基础，而辩证法有以哲学为基础，那么修辞学的范围就在哲学研究中得到了表达。韦弗（Weaver）的《修辞伦理学》也对辩证法和修辞学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修辞是关于言说的，辩证是关于真理的，但是两者都是研究“或然性”的，都是以常识性的“或然性”为依据，而不是表达必然真理的逻辑，修辞必须与辩证法结合才有意义；辩证是以获取真理和知识为目的，而修辞是获取听众；辩证是追求知识，修辞追求的是舆论”。正是对语言的辩证阐释使得语言哲学与修辞学在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同性特征。具体说来，“语言哲学”把对语言的研究从理想中回归到现实交往中，将语言与生活联系起来，注重使用者的作用，将语言的使用放在动态的修辞情景中观察，强调语境对交际活动的影响，着眼于辩证地研究语言、意义、使用者之间的修辞关系。如果修辞与语言辩证法有关联并且建立在辩证的基础上，那么，修辞学的范围就体现在语言哲学研究的基床上了。

五、结语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刘晓梅

哲学上的“直觉”范畴已在乔姆斯基语法学上有所表现。乔姆斯基认为，语法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依赖对素材的描述，更需要语言学家依据自己的直觉，本语族人的直觉来进行研究。对语法规则上是否可用，他并非以技术验证而是强调本语族人的直觉，并且认为直觉是语言素材的一部分。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乔姆斯基TG理论中短语结构与转换结构是如何运用“直觉”范畴的。1．短语结构与直觉。词与词之间组合成短语，在其组合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系统规则，系统规则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人们自身的直觉探索再分析，最终用语言来表达形成的一种体系。例如:Theboybrokethecap．为什么不能说成“Theboyhitthecap．”或“Capthebrokeboythe．”为什么冠词只能放在名词前面，为什么动词不能用hit?这是种语言直觉，洛克认为“直觉可以直接认识一件事物的正确本质而不致陷入于错误”。［4］于是，我们认识到了现实生活情境中一些动词的选择，也懂得了词与词之间的依赖关系和语句通顺即称为语感，这属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直觉”。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归纳出许多的短语结构规则。但是这时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完善，在80年代初，乔姆斯基意识到在词汇性范畴和短语性范畴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状态的范畴。例如:Thisverygoodidea．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可以了解到中间状态的存在，而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验证，也无从说明。“语言直觉”提供前提，乔姆斯基把短语结构规则改用X价(Xbar)作为中间状态，在例子中isa就是那个中间状态。2．转换结构与直觉。转换结构规则更能够体现我们对语句的直觉。转换结构规则主要是主被动句之间的转换。转换是TG理论的特点之一，原是指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而在乔姆斯基的语法体系中却是指句子生成过程定阶段上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操作手段或规则。直觉在转换结构中并非用来解释转换规则而是在转换规则中运用直觉更具有解释力。例如:a．Theboybrokethecap．b．Thecaphasbeenbrokenbytheboy．这两句之间主被动转换的联系应如何解释呢?在乔姆斯基眼中，“简单性是一切科学理论的追求，也是他多年来从事生成语言学研究的追求，引入转换这一操作手法就是这种追求科学理论简单性的尝试”。［5］若用规则的“简单性”来解释其转换之间的联系是不够完全，也很难解释的。于是后来乔姆斯基更多强调它符合本语言人的直觉作用。

共相是现代哲学中的基本范畴。通俗点讲就是在个别与普遍的辩证关系中。“共相”就是代表与个别事物对立的那个“普遍”。一开始，“共相”代表的是普遍的事物，是与代表个别事物的“殊相”相对立的。到了现代罗素则提出“所有的真理都涉及到共相，而所有有关真理的知识也都涉及到对于共相的认识”。以下我们就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层面上来分析罗素在《哲学世界》中涉及到共相的两个方面。1．各种词类共相的存在。“共相存在于精神思维上”的观点就直接引发了证明共相存在的问题即共相是存在于现实中还是精神上。在语法学层面上来说就引发了名词、动词等词类共相是否存在的讨论。我们在说明名词的共相时就会涉及到名词的用法。我们就会先列出各种含有名词的句子，尽管句子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但是只有根据句子中相似的联系，才能总结出一些普遍的语法规则。例如:a．花瓶倒了———热水器坏了。b．我喜欢跳舞———我热爱祖国。这两组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只要是名词就存在这样的关系即可以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等这一语法共相的存在。在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热水器”“花瓶”是主语共相;“跳舞”与“祖国”是做宾语共相。由此，我们知道了名词的共相存在，实际上表现为名词在各句中联系的实际存在，名词在句中的用法有很多，但是在每一个殊相中却永远存在某一点相似且为彼此相似，那样就可以证明其共相是什么了，同时也证明了共相不仅存在于思维也存在于现实。因此，语法学上的“共相”世界是知识的世界。2．普遍语法中语言共相是共相的知识。从语言学层面上说普遍语法研究的是共相的知识即为“语言共相”。“语言共相”主要是各种语言都遵循的普遍原理。以下我们根据普遍语法来分析一下语言共相知识的一些方面。(1)每种语言不仅有名词、动词等词类分析，也有主谓结构之分。例如，在英语中“Theboybrokethecap”;在汉语中“那男孩打破那杯子”。首先，都有词类之分，男孩、boy为名词，打破、broken为动词;其次，都有结构上的“共相”即为主谓宾结构;最后指称代词都位于名词前面而不是“boythe”或“男孩那”。普遍语法研究的是其共相即语言中相同部分，特殊语法则反之可作为殊相看待。(2)许多命题是有关殊相的，却只有关共相。因此，在研究语言共相的时候也要关注殊相的重要性。我们研究语法上词类的用法，我们就必须列举多个殊相句子加以分析，通过经验得到“语言共相”。例如，在句式的变换中:a．Johnopenedthedoorwiththekey．b．Johnusedthekeytoopenedthedoor．c．Thedoorwasopenedbyjohnwiththekey．d．ItwasJohnthatopenedthedoorwiththekey．再如:a．我们去过天坛。b．天坛我们去过。c．我们天坛去过。在第一、二组的各个句子是作为殊相存在，但是它们都是由施事John和我们、受事thedoor和天坛、动作open和去过、工具thekey等共相组成的，都是通过词序与动词形态的变换来进行词义的同义转换。整体上看，每一句都不同，但从某个角度上看又显出它们的相同点，即表达意思相同只是结构不同。换句话说，实际上是验证了形式的特殊性与规则的普遍性哲学原理。因此，无论在英语学科还是中文学科中在进行句法词义转换时，都要涉及到列举不同句子为殊相，以上7句都为殊相，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得到语言共相，即作为一种句法手段变换可以通过移动、添加、删除、替代等句法规则把语义同句式联系起来。

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和亚洲等地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学科上看，其学术影响远远超出语言学的专门领域，不仅在语言哲学上有所影响，也带来了在心理哲学上前所未有的冲击。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中引发的一些哲学思辨，既继承前代一些哲学范畴问题的探讨，又开创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虽然它不能完全扭转乾坤，但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3］总之，对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是对以往传统语言学新的一种继承方式。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1.认知无意识性

每个人的认知侧重点不同，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心理结构上，人翻译语言、运用语言、总结语言的方法各不相同。与其他感知觉一样，语言对视觉、听觉、触觉的影响力也相当大，在没有特殊命题的环境下，语言往往会通过环境传递给人潜意识。潜意识强烈，则说明人的行为会向着某种惯性而发展，并不会捋顺思想规律、行为规范而行。同时，认知意义下的语言发展，是依附于人本思想基础、社会外部环境来拟定的，认知语言学需根据哲学思想来创建自己的心智结构、判定自身感知能力。

2.心智体验性

体验是认知语言学的中心思想，与传统科学不同，体验是一种直观的感性认识，可以直接主导人的思想，而不需要后天教育。又如人一出生便对世上所有事物好奇一样，体验是人的精神特质，是人思想不同的根本原因。从唯心主义角度看，心智的体验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形式上的语言计算、装饰、总结、统计都是对情感体验的亵渎。从本质思想上看，社会经验、行为要求、语言规范都是限制思想自由飞翔的障碍，但是它们的影响能力有限，真实体验是可以弱化认知语言障碍的。综上分析，“体验”犹如贯穿人身体的血液，感知犹如人的肌肉，它们是建立人思想外观景象的组成要素，也是促进思想与现实发生景象反应的助推力。

3.思维隐喻性

经上文可知，认知是不需要思维逻辑处理的情感，传统哲学对这个情感是排斥的，认为它映射了所有人类的本质执念，让人失去了约束范围，回到了思想自由、思维自由的时代。但是，从理解经验上看，认识语言学是具有一定思维形态的，并非全然忽略逻辑价值。人在社会大环境中，他的思想、行为大多在规范内很少会出现“越轨”行为，所以认识是人行为的感性冲动点，虽然它非常关键，直接能够影响语言体系的建立，但是隐喻的地位却是这个感性冲动点的节点，它能够让正向思维影响人，进而潜移默化干扰人的认知。长此以往，人的体验会自动排解掉思维定性部分，变成体验语言内容。

二、从体验哲学得到的认知语言启示

人的心智是通过认知、学习、实践得来的，从客观角度分析，身体、思想在特定环境、特定事物的化学影响下，它们的空间能动性、情绪感知能力、思维辩证想法都有所提高。由此可见，认知语言是人经历的特写，是生活经验的真实写照。从体验哲学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构想，如语言将思维和思想分开，转换成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在人理解、思索、概括的基础上完成语言交流，这种交流模式是具有一定认知功能的，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层次地了解事物。除此之外，体验哲学还能带给认知语言丰富的精神养料、具有主导效果的启示。具体内容如下：

1.语言符号象似性

认知语言经历两论相持、索绪尔、后索绪尔三个时期，其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征逐渐明朗。早期认知语言的词汇是平面的，语音、语义的解释范围单一，只作为供人们交流的工具。而如今在体验哲学的帮助下，认知语言的词汇逐渐变得立体化、多面化，句法、语法、语言篇幅都可以在格式、语句、词汇的变化下体现语言美。因此，体验哲学的基础学说丰富了认知语言的体裁，使认知语言在大多文学作品中广泛引用、备受关注。同时，认知情感会改变语言符号，让语言脱离自身语义，与环境结合，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经验之言”。这一特征，让认知语言符号失去了理据性，而更偏重于情感的宣泄和情绪的抒发。

2.思维隐喻的制动能力

（1）使认知语言的体验价值升高

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深受情感、社会关系、身体疾病等情绪波动因素影响，在大脑中产生一种冲动基因，这个基因会帮助认知语言扩大情感侵扰范围，成为占据人思维主体的语言要素。由此可见，无论是情感趋势，还是感觉运动，理性思维都可以将这些互不相关的体验组合在一起，变成集合型的认知语言，升华体验价值。

（2）认知语言“思维模式”的构建

体验哲学中将感性体验和理性思维融合在了一起，认为它们同为人的潜意识。从这个角度考虑，认知语言是完全可以构建符合自身语言风格、语言体系的思维模式，如“时间与金钱”。从概念上看，二者是两种不同特性的事物，但是隐喻思维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时间是人最根本的资源，如自然资源一样，它们的概念是共通的，金钱是人最看重的资源，如生命一样，在潜意识思维中，二者虽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它们完全可以在认知语言中使用。综上可知，认知语言的思维模式较为抽象，语言结构黏合范围非常大，可以囊括众多性质不同的词语。

（3）拓展抽象思维在认知语言中的应用

认知语言与科学论证不同，其体现的体验哲学是一种自由形式的情感和思想，如“理解是看见”，笛卡尔运用视觉域映射人心理情绪变化，让人的心智思维和直观触觉相互联系、相互解释。依靠抽象本体，转换直观事物，这是认知语言今后发展的主要路径，无论是“存在是数”，还是“珍爱是眼睛”，认知在这些语言中的引导能力丝毫没有减弱，反而能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语言情感，发人深思。

3.体验情感对认知语言中心意义的影响

认知语言中的符号、顺序、动作与体验情感是具有一定关联性的，形式上的中心意义并不占主导，语言认知效果是在大背景下完成的。体验哲学将认知语言划分成了若干个点，以点带面，将思想倾注到认知语言中，这样情感会成为语言的添加剂，形成较为多元、饱满的中心意义。如同象似性语言一样，认知语言也是有自治系统的，在这个系统中，人在社会上的现实经验、情感认知、生理基础都会干扰中心意义判定。所以，通常情况下，认知语言的解释能力和说服能力并不强，因为体验虽是深刻感悟，但是它们的语言结构对人类真实生活的影响并不大，只存在客观意义，并不具备主观价值。

三、基于体验哲学研究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认知语言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体验哲学的丰富和融入下，其语言体系的创建效果显著，在当代语言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下一个阶段，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仍会围绕心智、思维、认知策略等方面依附体验哲学，创建符合自身语言隐喻思维模式的认知体系。

1.体验哲学的主导地位

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发展的根本，从思想、思维、情感等多个角度影响着其语言体系的发展，因此，体验哲学的心智主义可以连通认知语言与其他语言科学，让它们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同时，在体验哲学的主导作用下，认知语言将摒弃掉传统自治体系，采用创新方式，客观、直接地体现情感，让语言更具描述功能，以提升语言的解释能力和说明能力。

2.与客观世界互动

人类是认知语言的使用者，所以认知语言应学会帮助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让心智、思维、情绪帮助人类在社会中处于和谐发展地位，不被孤立、不被遗弃。情感在转换生成语言的途中，势必会经历客观世界的打磨，这种打磨不完全是正面的，也不完全是负面的，认知语言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情况可以改变这个影响趋向。由此可见，认知语言要想长远发展、被社会大众广泛使用，不仅要提高其认知功能、体验效果和理性思维，还需让其融入客观世界，与世界互动，形成自我语言影响，让认知语言影响人的客观情绪，引领人的社会行为。

四、结语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延续性；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49-0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英籍奥地利哲学家、语言学家、语言哲学的开路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罗素对于《逻辑哲学论》的高度赞扬并对其哲学天赋的肯定[1]，由此开始了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大讨论。在国外，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视角丰富多样。正如王路教授所说，维氏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阵营：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及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和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及其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的阵营。①两大阵营或以《逻辑哲学论》为重心避而不谈《哲学研究》，或以《哲学研究》为重心避而不谈《逻辑哲学论》。大多数研究将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割裂开来，认为其语哲思想的前期和后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维氏自己在《哲学研究》序中所说“前期著作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他们摒弃和否定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的语言哲学思想，更有甚者否定前期思想对后期思想的影响[2]。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DavidStern.VonWright.NormanMalcolm.PeterHacker.GordenBaker等等，他们都试图找到一种阐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标准。但是，对于所谓的标准阐释不乏挑战，以CocaDiamond为首的新维特根斯坦学派、PhillipR.Shields、MarieMcGinnandBrainMcGinness以及TimLabron等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界限及可说不可说理论进行阐释，从宗教的视角寻找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这给语言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国内，对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虽说20世纪20年代张申府已介绍并翻译了《逻辑哲学论》开启了国内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研究，但在直到80年代之后研究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形成规模，期间主要以介绍性的传记或译著居多，这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国外一样，国内也曾分为两大阵营研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但近年来不少学者江怡、陈嘉映、王寅等不仅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差异性，而且更加关注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后期的统一性和延续性。《逻辑哲学论》并非是个错误，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提出的以语言界限划分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在界定完不可说的界限之后，开始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转而说可说的，即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研究》的研究重点———作为生活形式的真实语言。正是这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把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联系起来，换言之，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证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延续性。此外，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序中也说到他觉得那些旧的思想应该与那些新的思想一起发表，并且说新的思想是以旧的思路为背景的，只有理解前期的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后期的思想。”[3]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后期语言哲学思想

多数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重要论著《逻辑哲学论》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前期的思想精髓，而生后出版的《哲学研究》则代表了其哲学道路后期的思想精髓。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逻辑哲学论》充分体现了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前期的重要语哲思想包括语言界定的可说不可说理论、图像论等。前期维特根斯坦用逻辑的眼光看待语言及语言所构建的逻辑世界。由于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的混淆导致了哲学研究的混乱，受“分析哲学之父”弗雷格现代形式逻辑思想的影响，维特根斯坦也寄希望于构造一套完善的理想的形式语言，以消解哲学中的混乱[4]。他强调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澄清语言的活动，澄清因误用语言引起的混乱，即说了不可说的。而维特根斯坦后期研究视角和立场发生了转变：从抽象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到具体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提出了“意义在于使用”以及形象而深刻的“语言游戏学说”[5]，这是其后期思想核心和基石，并基于此提出了家族相似性。陈荣波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学说”并不图像论，而是解决前期的图像论的缺点，修正了图像论。

二、语言界限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6]维特根斯坦主张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语言界定了可说和不可说的界限。语言的界限这一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维氏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也有助于理解维氏对语言与世界的哲学观，还有助于探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的联系。

三、语言划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语言与世界密不可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主张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和世界通过逻辑结构建立了对应关系，语言衍射事况，语言是对世界的反映，人们通过语言认知事态（stateoffairs）。维氏认为可说的即能够用语言明晰地表述的，如自然科学和关于世界的诸事实（facts）、诸事态（stateoffairs）、诸事况（thecase），这些都是语言可及的。除此之外，维氏还界定了很多不可说的，如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美学、宗教等终极意义的探寻。不可说的超出了语言界限，不在世界之内，存在于世界之外。正如我们不能站在世界之外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语言之外说语言。我们存在的世界是语言构建的世界，不可说是语言达不到的，只可通过其自身显示出来[7]。此外，维特根斯坦赋予语言界限以类似于上帝意志的力量，令人敬畏。这种力量赋予语言界限以神秘性、强制性、不可辩解性，语言界限不可逾越[8]。与海德格尔相似，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是指人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是人的世界。人生活在语言构建的世界之中。伽达默尔也主张语言本体论，他也认为语言与世界是不可分离的，人通过语言的方式认知世界并拥有世界，语言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语言和世界密不可分[9]。语言是理解世界最基本的媒介，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表明语言能划出世界的界限，即语言划界的可能性。理解的语言性和世界本身的语言性也表明并且只能由语言划出，换句话说，语言划界具有其逻辑必然性。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不仅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更是维氏找到的解决哲学问题的疗方[10]。

四、语言界限架构维氏前后期语言哲学的桥梁

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似乎与其后期思想截然不同，但其实不然。首先，维特根斯坦在其前期哲学思想代表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是维氏前期语哲的核心内容和结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中说，“本书的全部旨义可概述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1]。他认为可说的部分在书中已经说完，但是这些可说的只是其中的小部分，更多未在书中陈述的部分是不可说的部分，不可说的部分只能显示出来。此外“，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并且“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12]。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用语言划界，划出世界的界限，划出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线。维氏认为许多哲学家提出所谓的哲学问题实质上只是因为混淆可说不可说而出现的伪哲学命题，这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他们说了不可说只可显示的东西。正是这些无意义的胡说才引起哲学混乱，才产生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故维特根斯坦认为可说与不可说理论找到的哲学问题之疗法并终结了哲学问题。后期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所谓哲学问题终结之基础上的。其次，在《哲学研究》中维氏自己也说到后期新的语哲思想粘着早期（已经枯萎的）思想的干瘪的残余[13]。可以说，维氏语哲思想前期和后期都是站在语言哲学这一基本立场上，只不过两个时期研究的视角不同且具体问题不同而已。在《哲学研究》序言中，他还说到思考问题的题目是按照一种自然的次序而且是不间断地从一个题目到另一个题目发展。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维氏后期语哲思想是在前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与前期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完全断裂的两个语哲思想断面[14]。《哲学研究》中的语哲思想标志着维氏已走出纯粹而抽象的逻辑世界进入生动而具体的日常语言交流世界，从静态的逻辑语言哲学转到动态的语言哲学[15]。最后，从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补充了前期语言哲学思想的不足。正如斯泰格缪勒指出逻辑的语言分析被证明是需要补充的，而这种补充有一部分是由言语行为理论提供的，并且此外还证明，一般来说迫切需要对那些构成语言表达的“自然环境”的人的活动规则进行系统研究。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正是前期逻辑分析哲学被证明所需要的补充。

五、结语

基于语言界限视角的可说与不可说理论能体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延续性，站在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的高度来看，前期语言哲学思想与后期语言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前期语言哲学思想是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后期语言哲学思想修正并发展了其前期语言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15〕雷梅英.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之路[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2〕〔8〕〔10〕雷梅英.语言的界限与世界的界限—可说与不可说理论之宗教启示探究[D].2013.

〔14〕汤潮，范光棣.哲学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2.3.

〔3〕〔4〕陈荣波.哲学分析的天才──维根斯坦[M].台湾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5〕王寅.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11〕〔12〕Wittgenstein.Ludwig.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trans.D.F.PearsandB.B.McGuinness.TheTaylor&Francise-Library,2002.3.

〔7〕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23.

〔9〕徐有渔，周国平，等.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96.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特约主持人：钱冠连 教授

主持人简介：钱冠连，祖籍湖北，男，1939年7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钱先生在语用学、对比语言学等语言学领域具有极深的造诣，已经成为国内外语界语言哲学的实际带头人，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学术创新或者说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一直是钱冠连先生追求的目标。

主持人话语：哲人对一个国家的哲学研究并未着意干预却能成功地实现干预者的作用，在西方哲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弗雷格。有意地干预且能实现这种干预者，也不乏其人，如罗素和达米特等人。能成其事者，非哲学大家莫属。对哲学本体的研究或者对哲学的工具性研究（对哲学研究的研究），无非是在提出一些言说的框架，即理论框架，对此，他们有了宽容的习惯，所以他们的哲学流派发达。目前，中国外语界的哲学理论建设，远远未达“理论总数膨胀过快是学科发展不够成熟的表现 ”（long 2007: vii）的程度，远远未达“收敛理论总数，筛选理论”的火候。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语界有人作类似的努力，还是有点意义的。王寅对钱冠连“后语言哲学”的直接对话，就是对中国语言哲学发展方向的摸索，属于自己路子的摸索，一如以往他的创造性摸索一样。这是 “……后语言哲学探索——语言哲学、后语言哲学与体验哲学”一文最重要的哲学意义。

然后，王文以最多的篇幅对后语言哲学进行了5个方面的探索：溯源体验哲学（ep），论述体验哲学与西语哲的渊源关系，说明体验哲学是对西语哲的继承和发展；建立“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式”，为哲学界研究人类理解提出了一个新模式；详解和细化认知语言学（cl）的基本思路“现实－认知－语言”；从哲学角度论述了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4要素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关系，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重点论述了“体验性”这一语言的全新性质。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贡献。王文将ep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异概括为5条，以及对唯物主义决定论（物质决定精神）的重新细化解读，是本文的另外一些贡献。

王爱华《明达语言维度与实在样态》一文的基本思路如下：“用明达语言（与对象语言相对）维度观来探讨语言与实在（reality）的关系。”说起实在，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有赤裸裸的实在吗？王文的回答是：“实在概念有三种不同含义。第一指康德式的本体世界，即物自体。物自体独立于我们，不为人类心智、语言或其他表征形式所过滤处理。第二指在具体情景中语言所表述的现象实在，我们称之为建构性实在。第三种是指人类生活的各种维度，也就是“实在维度”……而人们对这个实在维度的获得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的习得。因此实在维度在语言之内，是我们使用语言时想当然的东西。”（以上4处黑体为钱所注）请注意以上三种含义都与一个东西相关或者交叉——语言。“不为语言所过滤处理”、“被语言表述”、“依赖语言习得”和“使用语言”。原来，“实在”是人“说”出来的！没有赤裸裸的那种不被语言附着与粘黏的“实在”！即王文所说的“语言呈现的实在是通过各种明达语言操作而建构起来的”。由此，王文自然地引出了“明达语言维度决定了语言的建构性；通过语言过滤的实在也必然具有建构性。顺理成章的是，王文将语言呈现的实在主要分为两种：糕点制作式的实在和红树效应式的实在。对两种样态的实在的描述与发挥，虽然是她论文的精彩之处，可是收笔之处更有意义。读者肯定要问：明达语言操作的建构性实在有什么样的哲学意义呢？

“累积的建构性实在不是那种对真知的肤浅反思……我们以明达语言的方式使用语词、处理心智符号，并以此进行思维和行动、表达赞同与反对、解释和辩护自己的主张、批驳对立面的观点，等等。通过这些明达语言操作，作为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的人，在思想的海洋中，创建新的景点、新的视野高度，为我们已知的世界增添新的实在。具有明达语言性的语言的确能够扩展我们的想象力和认知视野。”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现代逻辑

作者简介：张欢（1988-），女，河北唐山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张满（1988-），女，河北邯郸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6--01

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纷繁复杂。这一时期，哲学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从认识论角度去研究哲学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中与逻辑学、语言学的结合日渐紧密，使得哲学研究的领域逐渐变宽。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使得分析哲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成为舞台的主角。

一、概念澄清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学者们普遍认为有三次重要的转向。其中第二次转向就是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到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这三者都是这次转向的产物。

1、分析哲学

对于分析哲学，难以找出意见统一的定义。王路认为：分析哲学至少是一种思潮【1】，一种以语言分析为方法的思潮。根据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使用形式不同，分析哲学可以分为人工语言分析学派和自然语言分析学派。分析哲学总体来说有七大特征：重视分析的方法；以语言分析为首要或者唯一任务；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抛弃形而上学；坚持逻辑分析，注重推理；语言的转向；反对建立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哲学问题的解决要从小问题着手，零打碎敲。

2、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目前没有精确的定义。从起源上来说：国内以王路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语言哲学就是分析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分析哲学发展到后期被称之为语言哲学。从众位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来看，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无非是从语言的方向出发去澄清哲学问题，或者是语言自身所体现的哲学问题，再或者就是研究语言和哲学间的关系。这三种形式都从语言对人类的意义出发考察语言。【2】从研究范围来说：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就是语言的哲学，哲学问题本质上都是语言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是语言学的哲学，与语言学理论的关系更加紧密。

3、逻辑哲学

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不同。它不是逻辑，而是研究由逻辑所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哈克对逻辑哲学的研究内容曾作出分析并经陈波总结为两条：第一，研究逻辑学自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第二，研究怎么样才能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去解决一些传统的哲学难题。【4】具体来说，逻辑哲学的内容主要有：逻辑与非逻辑、蕴含和推理有效性、关于模态逻辑的哲学问题、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哲学问题、关于多值逻辑的哲学问题、逻辑悖论、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自然语言逻辑、逻辑和本体论、专名和通名等主要内容。

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的共通之处

首先，三者的产生具有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产物，即都以现代数理逻辑的产生为历史前提，不管是分析哲学家，还是语言哲学家，抑或者是逻辑哲学家，绝大部分人有现代逻辑基础。

其次，三者有许多相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者。它们具有一批共同的研究课题，如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现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如弗雷格、维持根斯坦、奎因、克里普克等，既是逻辑哲学家，也是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

最后，三者都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语言哲学家从句子出发，应用现代逻辑方法，使句法分析达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果。威廉姆森建议逻辑哲学也应该专注于现代的科学逻辑学。他指的“科学逻辑学”是指具有精确性、系统性和严格性的观念所统辖的那些论证。【5】分析哲学的目的就是建立人工语言，同样也是现代逻辑方法的体现。

三、三者的区别

首先，对三者的界定不同。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都可以看做是一门学科，是语言、逻辑和哲学的交叉而形成的学科。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分析哲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思潮，一种流派。

其次，三者的研究角度和目的不同。三者对相同问题的研究角度存在差异。例，在研究存在问题时，分析哲学通过形式语言还原“存在”的本来面目，而逻辑哲学通过非形式语言来理解“存在”，并将本体论纳入存在问题研究领域中。逻辑哲学有构造理论的功能，这和分析哲学也有明显的区别。另外，三者的研究目的不同。分析哲学是为了更好的阐述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分析哲学家认为过往的哲学家之所以会对很多哲学问题形成争论，并最终使这些哲学问题无法解决而成为千古难题的原因，就在于自然语言有缺点。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理想语言。而语言哲学则至少要解决某些问题。

再次，对其他学科的态度不同。分析哲学反对建立理论体系，抛弃形而上学，而且反心理学。逻辑哲学使逻辑哲学化，不像分析哲学一样远离哲学，似乎希望通过逻辑来回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的有些问题语言哲学是不研究的，语言哲学的有些问题，分析哲学至少是不重点研究的，语言哲学不像分析哲学一样反心理学，反而是与心理学相融合的。语言哲学研究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和其他学科的交叉逐渐扩大。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作者：李松崎 刘亮 单位：烟台南山学院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主要包括理想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两者根本区别在于哲学的目标和任务上:理想语言学派试图把哲学变为科学，日常语言学派将哲学还原为哲学。前者以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主要代表;后者以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主要代表。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将理想语言的逻辑分析推向了最顶峰，而后期又将其开创性地回归到自然语言的分析，建构了以语言游戏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实质上是强调如何在语境中理解语言的意义，这为日常语言学派以及语用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思想，也为认知语言学提供了哲学理据。语言理论的本体意义和后效作用语言理论在哲学的作用下产生，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哲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对语言哲学具有明显的反作用。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语言学向逻辑语言学的发展，要求寻找它的应用层面。就语言学对语言哲学的反向作用来看，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影响最大。

哲学对语言理论的启示和决定作用1.传统语言学的哲学思想传统语言学以文艺复兴为分水岭，之前对语言的研究主要在哲学领域。文艺复兴之后，语言学与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大学派的对立甚至影响到当今的语言学界，如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对立就集中体现了哲学基础的对立。2.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的哲学因素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语言学家探察世界语言的谱系，提出科学的研究方法，为现代语言学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此之前语言学一直附属于哲学。洪堡特提出不同语言对相同感觉经验的整理结果也不同，思维和语言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确定成为有形的东西。这种观点对后来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先驱萨丕尔和沃尔夫产生了影响，这表明具有哲学动因的语言思想更有深度，也最具生命力。3.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哲学因素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他的理论深受当时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发展的影响。当时的社会学受到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经验实证主义哲学以及黑格尔派的冲击，而社会学又以自身携带的哲学因素来影响语言学的发展。索绪尔将语言的研究建立在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上，并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语言属于虚拟世界，被认为是不变和稳定的，而言语则属于现实世界，被认为是变化和不稳定的，这条原则是我们理解结构主义哲学和其影响的关键［5］。4.生成语言学中的哲学思想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学界引发了一场革命，使得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不再占据语言研究的主流［6］。根据笛卡尔的天赋论理性主义和洪堡特对语言主要思想，他以唯理主义和心理主义为前提来研究语言和心智的关系，探索人类语言的本质以及隐藏在日常语言使用和习得背后的人类思维和大脑活动过程与结构。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建立在吸收哲学中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得益于对哲学缺陷部分的批判，正是一方面继承笛卡尔关于“固有结构”的思想，同时批判他关于存在着一个精神实体和一个物质实体的二元论观点，乔姆斯基才富有创见性地提出了生成语法。5.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从语用学概念的提出到语用学核心理论的建设，都是语言哲学家参与其中。语言哲学家莫里斯在1938年最早在符号学的框架内提出语用学的概念［7］，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的学生塞尔沿着奥斯汀的研究线路不断发展言语行为理论，使该理论成为语用学的核心理论。语言哲学家开辟了一条研究语言的新途径，而语言学家紧随这一思路继续研究不断发展深化。

认知语言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有关范畴的语言理论直接来源于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8］。另外，认知语言学关于一词多义的语言理论也多借鉴于语言哲学家奥斯汀有关词语意义之间关系的观点。由此可见，一方面，认知语言学家不断从语言哲学家那里汲取营养发展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认知语言学将理论建立在体验哲学基础之上，这又反过来丰富了哲学的研究。西方哲学在语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在高度上对语言学给以引导，使得语言理论更有深度和根基，同时现代语言理论的建立又对哲学发展产生反作用。进入21世纪语言研究若想取得更大的进步必须回溯哲学的历史，充分发挥哲学的批判精神，在批判中继承，继承中批判，将语言研究深植于哲学的根基上，语言理论的枝叶才会更加繁茂。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乔姆斯基把哲学思考引入语言学研究，对语言问题进行深刻哲学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在这种探索的背后蕴藏着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从而也使得他的语言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同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继承和留存。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特质，对于当前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乔姆斯基；语言哲学；马克思语言哲学；当代论域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128-05

一、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溯源

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根源，不得不提到维特根斯坦和洪堡特两个人，这两人对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另外，还有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乔姆斯基与洪堡特在诸多方面一脉相承，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洪堡特是19世纪德国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他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的概念，它实际上指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系统。他认为这种结构系统深藏在语言内部，是每一种语言的独特属性，应该是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1]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就其内在形式而言，包藏着一种确定的世界观。语言是思维不可或缺的伴行者，也是思想的手段。理解语言内部形式，是某一语言共同体特殊统觉形式与语言外部形式相互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自身的客观规律，包括该语言的词源进化过程。在划分一般感知时出现的不同词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语言内部形式存在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对不同物体、活动、质量和状态的划分为语言进一步形成直接提供依据。洪堡特的这种语言世界观和语言的创造性特征对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产生了巨大影响。洪堡特于19世纪初即提出语言能力这一观点，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其理论，并借鉴了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后（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提出了他的“天赋说”。乔姆斯基的“天赋说”认为，人具有天赋的语言能力。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假设建立在他对一些重要现象的观察之上，而这些现象绝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做出正确的选择。乔姆斯基对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的继承以及自己的理论创新，使得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提出了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使人们借助有限的语言手段不断生成无限个新的表达式，新的思想伴随这些新的表达式而产生，使我们得以用新的语言和视角来谈论和理解世界并改造世界，满足我们对独创性的心智需要。乔姆斯基还认为语言的命题意向与命题之间的组合就是人（命题意向主体）在理解、诠释自身；每一个人都站在世界之中，用时代和世界赋予他的全部知识与对时代和世界的全部理解来解释自己。人在世界之中，同时又通过世界来理解其自身。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亦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影响，二者从两个不同层次对语言进行思考。他们对语言基本属性的阐述角度和侧重点是有差异的。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他们能宏观地捕获语言的基本特质并进行科学分析。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在对语言的关注和认识上有交叉、相似或者完全不同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批判日常语言，追求理想语言；后期则通过回归日常语言的方式继续对语言的反思。表面看来，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是针锋相对的，但实际上它们却统一于“语言批判”。[2]作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语言批判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可以说是哲学史上和哲学观点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其核心思想就是“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词语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分析，从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来加以论述。这对于后来的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日常语言哲学，而且对语言学也有很深的影响。他认为“语言既是结构严谨、自组织性极强的、相对自足的简单系统，又是与多个相邻系统交互影响和作用的复杂系统”，[3]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也直接促成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1957年出版的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是“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构建开始的标志，同时也拉开了第三次语言哲学转向的“认知革命”的序幕。在《句法结构》中，乔姆斯基开始关注人脑的形式属性和普遍语法，注重语言哲学理论的构建，强调语言哲学及语言的解释性，采用假说―演绎性的理论方法，开创了全新的语言哲学研究视角。[4]

乔姆斯基明言其语言哲学思想是对皮尔士语言哲学思想的继承，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论”的哲学基础主要来源于皮尔士，乔姆斯基语言习得理论的哲学背景是皮尔士一般知识获得体系。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天赋思想借鉴了皮尔士认识论的两个重要思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乔姆斯基语言习得模型中融合皮尔士的认识论（溯因逻辑）思想，在猜测本能基础上的溯因―演绎―归纳的知识获得过程，即儿童从有限素材基础上本能地利用溯因推理建立假设和理论，创造性地演绎生成新语言事实，再由归纳在经验中检验这些新语言事实，从而获得语言知识。这是乔姆斯基首次把哲学融入语言的概念里，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使得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意义。

二、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内涵

语言哲学具有母哲学的性质，同时，语言哲学也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分析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它的主要方法论和基本理论突出地表现为经验主义的哲学主张。现代哲学的分析方法与现代逻辑密切相关，而现代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语言的逻辑句法。这是一个从语形到语义的分析过程，也就是说，是通过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进入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或者说，是以语义分析作为出发点而展开的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分析哲学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语言的哲学转向”，通过对语言的基础问题的分析展开哲学讨论。语言的哲学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从经验主义到唯理主义的转变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中的典型标志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的语言观点或者理念就决定了一定的哲学思考范式。

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机能的先天性和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研究，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本质特征和自由的重要性。[5]他认为，自由是保障人的语言能力和其他先天认知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一个理想社会必须提供符合人性发展的环境，使人成为自由、自主的个体。乔姆斯基的这种在语言哲学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自由观有其独特性，它把人的本质与价值看作是自由的基础和目的，把人天生的心智机能看作是自由的限度，把言论和思想自由放在核心位置，丰富了自由的内涵，同时，也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平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观集中地体现为心灵主义、自然主义、内在主义、个人主义和“最佳理论”，他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在本质上是超越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的。心灵主义指的是，用计算―表征论去研究人类的语言知识；自然主义是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与思维；内在主义强调研究人脑内部的抽象表征；而个人主义是指，所研究的大脑内部状态是个体性的而非集体性的。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是存在于世界的真实物体；但他对描述二者的理论术语和论断的实在性，采取“最佳理论”研究态度。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产生有其思想文化理论背景，早期受笛卡尔影响最深，同时康德哲学对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乔姆斯基语法理论中的“生成能力”和“语法规则”是有同一性意义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生成能力是语言哲学规则的潜在形态，语言哲学规则是语言生成能力的外在显现，并可表达为语言哲学的形式系统，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哲学的规则系统的基础知识即为语言的生成能力。[6]

基于批判行为主义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提出了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并更进一步发展出了语言模块性思想。乔姆斯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提出了语言本能的假说，并明确提出语言模块是一种进化而来的适应机制[7]。达尔文认为语言的进化是一种逐渐发生的、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突现进化论者认为，基因突变诱发了语言的产生及进化。对此，乔姆斯基是认同的，乔姆斯基提倡唯理论、普遍论与进化论。唯理论是其语言天赋论萌芽的土壤，普遍语法是普遍主义在语言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语言天赋论告别了古典唯理论里的“灵魂”与“上帝”，走向了同样具有不朽与万能品质的生物“基因”。乔姆斯基从语言哲学角度进行了相关论证，可以从四大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一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二是多角度论证普遍语法的存在，三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辅假设、理想化、最佳理论、溯因推理、直觉证据等），四是内在化语言研究的意义。在使每个方面论证内容具体化、论证思路清晰化的基础上对生成理论进一步评价、批判和发展才成为可能。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为后来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犹如康德的先天知性形式和“图式”哲学思想，其人文精神在于揭示人类心智和思维特征的普遍性，进而可以把人定义为“语言符号的动物”。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批判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否定了结构主义的认识论，运用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对语言现象做出了系统完整的哲学解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反映了人类的心理活动，人类的语言能力包含“天赋”成分，这和马克思强调的语言是“实践性的人类思维活动的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8]同时，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还是一个包含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语言的内在性和自然性、语言的普遍性和个性的三个方面辩证统一思想的完整的语言哲学体系，而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他所提出的语言内在性。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可解读的思维资源。[9]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形式化语法，是人类语言能力模式的哲学表述。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人的内在语法来揭示出操任何语言的人都具有的“普遍语法”，或者说，通过探索人脑中的语言能力来解释人的生理机制，揭示人类自然语言习得的奥秘。

三、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与马克

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语言哲学是研究语言学与哲学共同规律的科学，它属于交叉学科。语言和语言哲学研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代表了哲学范式由认识论形而上学向语言哲学的第三次语言哲学的转向。自此，语言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语言不再是人与人交流时所使用的透明工具，而是变为一个特殊的在者。西方语言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先后经历了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已经进入现代语言哲学论的新时代。在此语境下，由于语言从交际工具变成人的存在方式，所以语言哲学不仅成为哲学的前沿分支学科，而且成为西方人文科学的时代标志，这也使得语言哲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出现了风生水起、方兴未艾的情况。

沿着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轨道，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承前启后的宝贵思想财富。马克思强调的是语言的“实践性”；沃洛希诺夫突出的是语言的“对话性”；詹明信凸显的是语言的“辩证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在批判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对立提供了融合、对话的可能，为我们重新审视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根据马克思对于语言的“实践性”的观点来看，语言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资源。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人的主体性在语言作用下走向主体间性是一种哲学必然。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10]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根本特色在于，它既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趋势，又具有较强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特征。它主张，从感觉、直觉到概念的发展过程，就是语言从实体到功能、从直接到间接、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不断发展过程，象征着人的文化创造性的不断成长。它将语言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总体性维度，通过对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进程的文化哲学分析，彰显了语言在人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揭示了人类特有的精神本质和能力。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其本质上是将语言看作客观存在，这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吻合。马克思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通过实践了解物质之间的关系，并且用范畴和概念来理解世界。外部世界是客观现实的存在，客观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具有真实性。语言具有固定意义，人们只要用清晰和准确的定义是可以触及客观的。在获得语言固定意义和清晰定位的过程中，应避免使用隐喻和其他的修辞手段，这样的表述或多或少的有些生硬，这也可能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较少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11]

西方传统语言哲学强调人们的日常实践凭借感知，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感觉、道德、美学和精神意识，人们是通过想象而非理性获得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将主观与客观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经验现实主义在认知隐喻中得以充分体现。人们是通过想象性推理而获得意义的。意义蕴于人体机能和社会经验，意义的结构源于概念之先的结构，抽象的概念源于隐喻和换喻的映射。西方当代语言哲学则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观点，认为主观与客观是互动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生硬。正是在此语境下，19世纪以来，西方的语言哲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乔姆斯基借助维特根斯坦、洪堡特、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建构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一条绳子不是因为其中有一条贯一的线，而是线的相互纠结和交织。乔姆斯基的这种唯理主义思想起源于柏拉图，但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笛卡儿和洪堡特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唯理主义不仅克服了前辈思想家的二元论，而且还与无政府主义、唯意志论、经典自由主义等相联系，为其语言研究和政治研究的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吸收与批评也使得他获得了更高的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乔姆斯基认为存在“人类共有的、先于经验而存在于个人之中的、无差别的绝对共性”的语言。[12]我们可以假定有先天的语言器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对其进行清晰的描述，我们所有的语言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对相关语言现象的解释而已。究其实质而言，这和马克思所强调的语言的“实践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方法体系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他看到了当时的美国经验主义语言学的缺陷，他大胆采用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运用了结构主义和理想化、形式化的方法等，把语言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强调语言的“实践性”。[13]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审视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的相关理论，就会发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及其方法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和他的理论的开放性和相对性是统一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的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当然，其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为基本前提。

四、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对中国语言

哲学建构的当代启示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强调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的主体性、模糊性以及建构性等特征使得语言不可能完全精确地表述客观事物；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对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是在诸多动态的语境中发生的。

中国语言哲学需要一种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元语言。中国语言哲学体系中的元语言是人类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我国语言学若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派，不妨学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由世界进、从语言出，着力语言学思想的创新。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哲学命题的解构分析，更应该展开元语言的建构，即通过转换语言结构分析程序建构出反映认识范畴的表达式。比如概念分类和整体切分作为不同的认识范畴，通过日常语言学派的词语用法分析不容易区分开，通过转换分析建构出表达式，可以有效地得到区分，相关的外延扩大和限制问题也能得到解释。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强调各类语境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过程中，并不孤立存在，在现实的语言学习中，建构合理的语境，形成有效的互动协同，实现高质量的语言输入，有利于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也不应该忽略此点。同时，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还应强调本体论语言哲学，这是由于其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需要研究语言的在和是以外，由于在者/是者不确定，还需要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通过追问语言本质、反思语言哲学以及界定语言哲学三个环节，初步呈现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中国语言哲学建构既要预先关注哲学中的认识范畴，也需要掌握语言结构分析程序。中国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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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 Chomsky.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 .1988，pp.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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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N. Chomsky. 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J].Linguistic inquiry， 2005，pp.34-39.

[13]李曙光.理论的对话――巴赫金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之间的张力[J].俄罗斯文艺，2011，（3）.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omsky's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Xue-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Gansu， China）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哲学语言；哲学思维；开放性；进步

中图分类号：B-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4(2012)01-10052-03

哲学语言是关于人与世界及其关系最一般问题研究中的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是哲学思维的主体根据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及其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创设出最适宜表述它们的语言符号系统。然而。哲学语言又是一个有着巨大潜髓的开放系统，它不只是既定的工具，而是本身有着内在的“冲力”，具有创造性和开放性。正是由于哲学语言的创造功能，从一个层面上引领着哲学思维主体之“思”的运行，引导、促使着哲学思维的不断深化与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内在生命运动”的哲学语言、概念支撑起哲学的历史。哲学语言历史地沿流，它作为哲学思维行程的“向导”和“标记”反映和印刻在哲学的历史中。人们并不满足于仅用哲学语言符号去简单地重复或复制前人的思维成果，而哲人们会意识到他们有责任发展哲学语言，把掌握哲学语言过程中所特有的能动创造性的潜在力量变成可能的现实，变成“现实”的哲学语言，从而促使哲学思维的前行。一个新的哲学概念、命题等总是在旧语言材料使用上有些勉强或扩大了的时候预示出来。“但是这概念、命题在具有明确的语言形象之前是不会获得个别的、独立性的生命的。”而当它们一经被确定之后，必然会影响到其语言符号的生命，促使哲学语言的进一步成长。在哲学语言生长的过程中，哲学思维也就参与其中了。哲学语言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人们思维能力的提高和深化。它们往往每时每刻地都在相对独立的创生出新颖的表述思维成果的可能性。哲学语言和“一般的语言”一样，其语言的形式和构成以及语义等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就“语义”方面而言，常常历史地延续为同一种语言形式，可是又往往会以新的内涵赋予其语言形式之内，并未改变其语音、语形及规律。但它却获得了另外之意，使语义不断地更新，这种语义的变化是一个流程，犹如“存在”，被人们一直探讨着，但内在的含义却不断地变化着，就像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一个流动、生成的过程，而不是被规定了的“在”者。在哲学语言流动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了哲学思维不同层次的提升和深化的过程。这就是哲学历史中拥有的事实和“文献”。因此，哲学语言形式、结构、语义及相关因素的无限变异。也影响着哲学思维及其思维方式的无限变异。

哲学语言不仅从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而且从人类社会范围的横向上看都是开放的，它从纵横两方面引导和促进着哲学思维的行进。

1.从纵向上看：每一历史阶段的哲学语言是开放的。哲学观点、理论在相互批判或对话的过程中，都在克服着每一种僵化而被推进。哲学的历史之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哲学的概念史，就是要通过这些“固定的”术语让人们晓知和把握由这些“网上的纽结”联系起来的哲学理论。这些“固定化”了的概念、术语引导着相应的哲学思维运行，同时也使之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在开启“哲学之风”，确定哲学时代的主题时，固定在了“水”、“气”、“活火”、“数”、“无限”、“理念”、“原子”等这样的概念、术语之中。在希腊的哲学中，充满着语言的事实性。于语言中反映出了自然世界的经验，从中寻求着世界的本原，把世界设想为“存在”，并使包罗万象的存在物的“总体”，“听从于‘逻各斯’”，上升到抽象的语言世界里，进入哲学语言世界的视阈中，它同具体经验与陈述的“事实”区别开来，由此，古希腊本体论的哲学思想在建构的哲学语言、概念框架引导下，在人类的思维中得以表达，使其真理性获得显现。尽管“本体论”的思想主要表现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其哲学语言既有相对的“凝固性”，但叉不是完全封闭的，在近代和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哲学理论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其相应的“固定化”了的哲学概念和术语，但是，哲学语言的生命并没有止息，它不断地冲破“禁锢”，打破“僵化”，促使哲学思维乃至哲学又在不断地前进，由古希腊哲学直至如今的后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说明不同时期的哲学概念、术语在相对固定的过程中，仍然保有自己的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表现了哲学语言于发展过程中的间断性与连续性，无论是在古代、中世纪，还是在近代和现代等阶段都有一些所谓“固定化”了的哲学语言和前人的思想，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哲学“航行”，而新的哲学语言又在“连续过程”中生长，它的质变也促成哲学思维的飞跃。如，证明古希腊哲学家抽象思维的“高超”之处，并具有永久价值的一大贡献，就是他们发现了数学和演绎推理法。这使得近代科学的出现成为可能。其中也同样离不开“确意”的哲学语言的规范和引导。如“理论”(theory)这个字，原来是奥尔弗斯教派的一个字，有人释为“热情的动人的沉思”。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种“热情动人的沉思”乃是理智上的。而结果是得出数学的知识，这样，通过毕达哥拉斯主义，“理论”就逐渐地获得了它的近代意义。这里应该看到语言的启示、规范与导向作用。又如古希腊的“逻各斯”已成为了引导西方哲学思维前行的“关键词”。直到现在，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后形而上学的哲学中仍有久远的古希腊哲学中启用的语言概念的“阴影”，古希腊的语言、概念及思想的“胚芽”在黑格尔所说的“规定了否定”中，在德里达所说的“涂抹”中更新、变化，从而不断地发展与成长。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哲学语言概念的否定是一个“规定了的否定”。其中包含了新的内容，“它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比先行的概念更高、更丰富；因为它由于成了先行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它包含着先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物的统一。――概念的系统一般就是按照这条途径构成的，――并且是在一个不可遏制的、纯粹的、无求于外的过程中完成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思想，突破了前人语言“内在的僵化”，在其语词、言说的背后，其意向所指不断地被超越。即使一个像康德那样拘泥于形式的思想家，尽管刻意追求拉丁文的学院术语，但仍然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虽然他力求避免构成新词，但却使传统概念获得了许多新的变化或新的用法。与当代和以往的新康德主义相反，胡塞尔的地位就在于他那充满精神的直观力量把传统的艺术表述和他使用的语言词汇所具有的描述性的灵活性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风格。海德格尔则完全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榜样，去证明他创造的新颖的理性，而人们在追随他时走得更远，已经超出最初的震惊和期待。与科学和生活实践不同，哲学处于自身的困难之中。我们说话的语言不是为哲学思维的目的而创造的。哲学陷于一种构

成的语言危机之中，一个哲学家越敢于独特地超前思维，这种语言的危机就会越能被感觉到。如果一种语言方面的冒险和力量能进入这样一些人的语言中，他们能共同思维和继续思维，也就是说，它们能使交流的视野不断运动和扩展。得到照亮，那么它们就是适得其所。哲学语言概念、术语是在建造对象的过程中运动着的。犹如哲学史上的“三次转向”和有学者提出的“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因此，一种哲学思维的地位取决于它对于破除所使用的传统的哲学语言所体现的僵化程度上。哲学语言概念历史地走来，它在历史翻转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断地超越自己，或生成出新的概念，或赋予其新的内容与意向。哲学语言不断地打破自身的逻辑规定性，冲破既定的界限，故而哲学语言在“规定了的否定”中和“涂抹”掉它时，才能使它在动态中得到发展。所以，哲学语言是一个开放系统，正是由于它的“创造性”与“开放性”，促使着哲学思维的深化和进步。

2.从横向上看：每一个民族的哲学语言是开放的。对于共同的、绝对的“哲学世界”来说，它总是寓于在局部的、相对的“哲学世界”之中，它总是以局部的、相对的“哲学世界”反映和表现出来。尽管一种语言有其所表现出的一种“视界”，有着一种可理解的范围，但这范围是有弹性的，不同的哲学语言是可以通过主体相互学习、交流而达到相互理解、相互融合。伽达默尔认为，世界是独立存在的，但它是通过语言而呈现出来的。“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因为它进入了语言之中。语言之所以真实的存在，也只是由于世界再现于语言之中。每一民族的哲学语言引导着相应的哲学思维所获得的成果，即思想所再现的是某一“世界”，也可以说，这个“世界”再现于该民族的哲学语言之中。然而，每一个哲学语言的世界都潜在地包含着其他的语言世界。在哲学语言的融合中，每一民族的哲学语言世界都能够把自己的语言扩展到其他的哲学语言世界之中，反过来，每一种民族的哲学语言都在吸收着其他民族的哲学语言进入到自己的语言世界之中。同时，也促使着哲学思维方式的融合。这种融合并非是一方“吞噬“另一方，而是在哲学语言世界背后隐藏的统一性中，于保持各自相对独立性中发展自己。由于哲学语言的这种创造和发展的多样性，才形成了语言世界的统一和融合的动力，使哲学语言更加丰富，哲学思维更加深化，哲学更加深刻而高远，以至生生不息。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语言的扩延、融合，以至思维方式的“融合”现象。如，印度佛学传人中国，先行者最初接受的是梵文等其他语言文字，然后通过语言的转换，出现了许多以前中国哲学中没有过的语言概念，人们把这些新进入的语言概念融入到具有汉民族特色的哲学语言世界之中，并促使佛学思维方式融合进来，更加丰富了汉民族哲学的传统特色。也使中国哲学思维和中国哲学动态地向前发展。后来有西方的传教士和其他有关人士把西方文化(自然包括语言文字)传人中国，(中国人也走出去，把西方的文化引进来。)近代以来的中国不但有西方音译的概念被引进，也有通过语言的转换，出现了许多中国传统哲学中不曾有的概念。当然，近代以来，传人进来的西方近、现代思潮虽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还需进一步融合，但我们的语言世界已在不断地扩大，思维方式也在悄然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在西方近代以来，东方的思想通过语言的渗透与转换，从莱布尼茨到伏尔泰，从德国的浪漫派到叔本华，从爱因斯坦到玻尔，一直到当代西方许多自然科学家，都最初通过“语言世界”，而从东方思想和文化中吸收过营养和受过启发。特别是从西方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思维转向中可见，一些重要的哲学派别，如尼采的意志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等，在保持西方传统的同时，吸收了东方的思想。从而具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这种保持自己相对独立性的“语言世界”及思维的融合给西方思想、文化的创新发展同样注入了活力。

如今，“全球化”成为倍受人们注目的问题，它不仅是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其中包含语言和思维方式。当今，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与交流越来越加密切，语言的密切交流自然也在其中了。各民族的语言不断地相互吸收，甚至逐渐地“融合”，如我们吸收一些外来语，外语中也在吸收“中国式”的用语，犹如2010年的“两会”，以拼音的形式"liang hui”出现在英文中。以前在国外的报道中，经常把“两会”说成是“中国的两院”，后代之又出现了“中国的国会”(China's top Congress)和“中国的最高咨询机构”(China's top Advisory Body)，这些译文使许多外国人很难搞清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方式。而lianghui”不同于西方概念，这是一个新词，外媒意识到仅用西方的那套政治词汇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民主政治运作程序。中文拼音的运用，标志着一个含义与西方概念完全不同的新词出现了。今后，像类似“两会”这样的新词用多了，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些词汇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当然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流行语的中文词汇有许多进入了“英语”之中。如今，具有权威性的牛津新词典里加进了2000多个新词，其中包括中国汉字“嗲“的拼音dia等，还包括其他民族和现代网络中的语言。这里，不仅是政治及其他类词汇的相互渗入，也包括着哲学词汇的相互渗入。形成语言的“融合”。但是这种“融合”，或说“语言的统一”，“不可能是一种实体的统一性，而必须更确切地被定义为一种功能的统一性。这样的统一性并不以任何质料的或形式的同一性为前提。两种不同的语言，无论在它们的语音系统。还是在它们的词类系统方面可能都代表着两种相反的极端，这并不防碍它们在语言共同体的生活中履行同样的职务。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手段的差异性，而是它们在目的上的一致性。”这种“融合”不一定是以牺牲民族语言为代价，而形成全世界统一的语言和“普遍的语法”，而是一则，吸收外优，发展本民族的语言；二则，各民族越来越多的人们都在扩大交往，学习外语，而且异族通婚日益增多等，不远的将来世界上多数人们至少都会两种语言，这自然会影响到思维方式的变化，或说，思维方式走向了一种新的“融合”。

各民族的哲学也是通过哲学语言而相互理解，透过“语言世界”进而了解其思维方式和思想内涵。由此人们寻找着将西方的“逻辑”和东方的“直觉”、“体验”融为一体的思维方式。人们正在突破着原有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冲破某一思维模式的“极限”和“范围”，实际上，许多哲学家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实践。

每一个哲学的“语言世界”总是在扩展着自己，或是被其他哲学语言世界有所“吸纳”。任何一种哲学语言都有其“不完善性”，那么，受其影响，被它引导的哲学思维方式同样有其“不完善性”，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完善性”，使得哲学语言与哲学思维永远不会“完成”。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1 引言

本文将重申和展开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想法:语言哲学与语言研究的关系,就像营养钵对钵中的小苗的关系,也像摇篮对摇篮中的婴儿的关系。

西方语言哲学是发生在西方哲学20世纪初期至70年代的那一场由语言性转向带来的分析革命及分析哲学的产物。它的初衷是“以语言为手段来重铸哲学的千年老题”(baghramian 1999:xxx)。由分析革命而来的“西方语言哲学”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著述,这些著述富有智慧、营养和启发。我们将这一丰富资源称为“营养钵”(a nutritive bowl 或feeding block),这一营养钵无意中或实际上已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营养,酝酿、发育和激励了语义学、语用学、句法、翻译论、修辞、外语教学及二语习得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尽管这些只是语言哲学的副产品。下文的每一小节的结尾处,我们将呈现每一语言学分支所沿承的哲学轨迹。

尤其是,我们将在第3节看到,我国一些学者从语言哲学这营养中,发掘出全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向和新的解答方式来引领新的语言研究和发展。这种语言研究,既吸收分析传统的营养,又对中国当代语言研究作出新的探索。

2 从语言哲学到语言学的轨道

本节探讨语言学各分支是如何从语言哲学那里发展来的。

2.1 从指称理论到语义学

哲学的各种指称理论告诉我们语词如何与世界关联。指称问题是语言哲学中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何以如此,martinich的一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指称问题的确重要,因为哲学家的典型看法是:语言与实在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指称”(martinich 2001)。这个实在(reality)就是西方哲学家时时关注的存在(being)。看人们怎么用指称,就是看人们怎么用语言表示存在。frege的“论含义和指称”(frege 1952/1999),russell的“摹状语”(russell 1956),strawson的“论指称”(strawson 1950)等等,都是哲学家对指称问题的关注成果。他们的工作只是表明他们的观点:“语言与实在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指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弄清实在是什么,才对语言中的指称感兴趣。

基于同样的理由,哲学家也对名称与指示词感兴趣,因为名称、指示词与指称相关。searle认为,每一个专名都与一组或多或少是确定的摹状语相联系,这组摹状语确定一个名称指示什么样的对象(searle 1958)。简言之,名称间接指示。kripke论证说,名称与它们的命名物直接关联。他推断说,专名确保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辨别出相同的个体(kripke 1972)。evans认为,无论是描述理论还是因果理论都回答“假定出现指称,什么东西确定什么样的对象被指称”这个问题(evans 1973)。

关于命题态度,哲学家是这样考虑的。“哲学家想要知道信念的对象是什么。”信念可否用一种语言学方式表述?他们认为,“信念可以有一种语言学的表述方式”(martinich 2001)。于是就出现了哲学家大量研究“玛丽相信/知道/认为/愿望/期待(等等表示命题态度动词)”的语句。实际上,这就是:存在某个被相信的事件(事件也可以成为对象,不是哲学家想不到这个上面来)或人。这是在用语言描写存在。

围绕语句的真值与词语的意义(truth and meaning)这个项目做文章的作者及作品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语句的真值问题有什么哲学意义呢?西方哲学家大致上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逻辑实证主义者有这样的看法: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然后,另一些哲学家持不同意见:语句有没有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具有真值。若是这个语句是在做某件事,虽然它没有真假可言,却是有意义的语句。第二,哲学家传统上关注于人们所持的信念或所说的话是否为真;倘若为真,那么语言似乎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联系。只有语句为真,哲学家才能从语言中看到与世界相联系的地方,而一谈及“世界”就关上了西方哲学的千年老题:存在。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语义学轨道。轨道1: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世界关联+语词/名称/命题指称什么→指称理论→语义学基础; 轨道2: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其他语词关联+语词如何与使用该语词的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相关→意义理论(指意义的真值条件理论)→语义学(作为一种副产品)。(注意:在二值逻辑的前提下)

2.2 从意义理论到语用学

2.21 二值逻辑的束缚

根据二值逻辑,一个句子非真即假。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却认为: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于是语言中大量没有真值的句子,如祈使句“请开门!”所有疑问句,道德判断句“你不该那样做”等等,都成了无意义的句子,但直觉告诉我们,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2.22 austin的哲学研究对语用学的提升

为了挣脱二值逻辑的束缚,austin提出“言有所述句”(constatives)与“言有所为”(performatives)的划分(austin 1962)。前者描述事态,事态为真为假,依赖于它们是否与世界的样态相符。后者不具有真假值,但有适切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的限制。后来他取消了这样的划分,认为一切言语都是言有所为,我们说话就是在做事。searle发展和改进了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言语行为与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的关系。言语行为理论后来成为语用学家的经典话题,而austin等哲学家的原意不过是在为没有真值的句子也有意义而寻找解释的理由。

转贴于

2.23 wittgenstein的意义使用论

wittgenstein的“意义即使用”观点认为,句子的意义在于使用,“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wittgenstein 1953/1999)。也就是,他将语言意义约束在语言使用的游戏中。在他看来,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哲学研究》第19节)。这是当代语用学中较有影响的意义使用理论。

2.24 grice的意义理论

grice (1957)批驳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证实论。他认为,意义是会话双方互动的产品,不能脱离人的交际意图孤立地进行分析。说话人a 必须试图使话语x在听话人身上产生某种效果;同时,听话人必须领会到说话人的这一意图。交际实际上是意图的传递与交流。显然,grice把语言的意义与人的心智关联了起来。grice意义理论一直是语用学的经典话题。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语用学轨道: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其他语词关联,语词如何与使用该语词的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相关→意义理论(意义的使用理论+多元划分+意义是互动的产品)→语用学(作为一种副产品)。(注意:冲破了二值逻辑的束缚)

比较上文提到的轨道2,才知道为何都从世界的样态出发,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一个是语义学,别一个却是语用学。

2.3 从意义理论到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翻译论

tarski为了最终地提出真(值)的语义理论(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tarski 1956),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其中之一是如何避免像说谎者悖论那样的语义悖论。他的智慧是,首先区分工具性语言(a metalanguage)与对象性语言(an object language)。我们用工具性语言来谈论、解释和分析对象语言即被讨论的语言的特性。为了避免自我指称问题,他建议,“为真”、“为假”这个两个词应该放在工具性语言里做谓语,而不是放在对象语言里作谓语(baghramian 1999:42)。于是,对tarski的t-约定:x is true iff p,我们可以这样例示:

“snow is white” is true iff snow is white.

此句中,引号内为对象语言,引号外为工具性语言,是对对象语言的解释。

工具性语言概念被钱冠连(2003d)扩展,而应用到对翻译的思考。他说,工具性语言是解释、分析和讨论对象语言的语言。也就是说,工具性语言是对对象语言的解释和再度解释。这是一种语言之内的解释。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正是一种语言之内解释关系的延伸。因此,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是一种工具性语言的扩展观。

直接关注和思考翻译问题的英美哲学家有quine (1960)和其学生davidson (1970/1975)。为了搞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纯经验的方式证明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问题,quine提议应研究最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情形,即“迄今为止从没有接触过外界的人的语言的翻译”。 他把翻译场景拉远到一个文明世界首度发现的原始部落,假想一个田野工作的语言学家,试图翻译该部落的土著语言,通过对这种情形的考察,我们可以弄清楚,翻译的要求和条件是什么。davidson将“最原始的翻译”扩展为“最原始的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以包括同一种语言之间的解释和理解。要理解某人的语言,必须依赖双方具有相同的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davidson,quine 所称的“信念沟通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davidson论证,如果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说话人认为是真的句子,而且,如果我们不能设想他的语言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那么,我们连翻译的第一步都无法迈出。既然对信念的认识来源于解释词的能力,那么,我们从一开始便必须假设存在着普遍的一致。因此,信念沟通原则便是认定某人具有某种信念心态的前提条件。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翻译论:轨道1:语义悖论→对象语言与工具性语言的区分→解释关系(同一语言之内解释)→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翻译→翻译论(作为副产品);轨道2:翻译手册→最原始的翻译→解释(早先不知道的外语的翻译)→(学习/翻译/解释一种语言的要求和条件)→翻译论(作为一种副产品)。

2.4 从哲学研究到作为其副产品的句法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句法轨道:dummet的轨道:哲学的目的→思想结构的分析→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作为思想的工具)→句法(作为副产品)(dummet 1991);russell的轨道:传统的哲学问题→哲学句法的功用→句法(作为副产品);钱冠连的建议:句子的结构→宇宙的结构→思想的结构→语言、宇宙、思想三者的同构→语言全息论→句法(作为一种副产品)(钱冠连2003a)。

3 受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启发而产生的新的语言学发现

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以新的视角去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便是所谓的节外生新枝。下面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几个例示。

3.1 纯分析性考试模式危害外语教学

这个问题,对于处在相当迷信现代化考试手段(纯分析性考试,即打钩钩、画圈圈)的中国外语人,是听不进去的。我们曾经在多种场合指出:还是要整合性考试,纯分析性考试弊大于利(钱冠连 2003b)。如果我们搬出著名哲学家的话便是:“现在存在着一种很大的压力,竞相利用新的教育技术,借助最新的科学发展来设计课程与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加害与扭曲创造能力的正常发展,因为这些方法削减了呈现在爱探索的头脑面前的这些材料的范围与复杂性,把行为放在一些固定的框框之内限制起来了” (chomsky 1972, baghramian 1999: 295)。

难道,搞掉人的创造能力就是现代教育的目标吗?

3.2 修辞新论

猜想:凡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呈现方式、描述属性与认知活动时,必涉及修辞活动。修辞可以是一种哲学活动:(1) 从寻找不同的呈现方式与不同的认知内容出发(frege 1952, 1999):土豆(埋在土里的黄豆,比喻),洋芋(从南美洲输入的芋状植物,报告来源),洋芋就是马铃薯(像挂在马脖子下的铃,比喻);(2)从转贴于

描述(摹状)事物属性与交待事物指称出发(russell 1956):“打不倒的矮个子”(形象比喻与坚强比喻);(3)从讨论事物的非严格(非固定)指示记号出发(kripke 1972/1980);(4)从工具性语言出发(tarski 1956);(5)从认知相似性出发(wittgenstein 1953/1999):这里的修辞用法的机理是:选择了一个既相似又偏离于原型的最新最巧的表达式,如“猪脑袋”形容愚蠢如猪;(6)从寻求命题事态出发;(7)从寻求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出发:“猴子探海”:我们是在欣赏像猴子的岩石,还是在欣赏导游的语言艺术(钱冠连 2003c)?

3.3 后语言哲学路子

分析哲学家本来是用语言分析解决形而上学的千年老题,我国一批语言哲学博士从分析哲学的老问题中,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以新的视角去关注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他们用这种节外生新枝的办法,解答了一些颇有意义的哲学问题。例如,《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刘利民2007),这个研究以语言性认知操作三模式论为框架,对先秦名家的思想命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种新解释,引起了我国哲学界的充分注意。又如,《咖啡的芳香:论感觉经验的不可说性》(梁瑞清 2007),该文在对不可说进行概念分析的基础之上,指出传统的不可说问题其实是指感觉经验的现象属性以及感觉话语的现象意义具有弱式不可说性,提出了语言地图说、感觉话语的意义三分说和经验网络假说等原创理论。又如,《明达语言维度观及其哲学关照》(王爱华2007),这个研究在前人从哲学和语言学路向对明达语言(metalanguage) 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明达语言维度观 (a dimension view of metalanguage),并以此视角审视语言哲学里的三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议的话题:(1)语言与实在的关系;(2) 语言与心智 (mind) 的关系;(3)语言的不完备性。对每一个话题,本文 　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4 结论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发展 文学研究

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他那篇引起轰动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其走向高潮之后开始走向瓦解。德里达破坏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激烈地否定结构主义者苦苦追寻的元语言结构的存在,开创了全新的否定思维方式,他不仅将语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在知识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结构主义阵营内徘徊的大师们一夕之间纷纷倒戈,罗兰·巴尔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被成为“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出现了四个特点

:语言学模式、解构思维、跨学科实践和政治化倾向。解构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各种批判性文学研究方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构方法在批判过程中的显着效果又使各理论批评派别对它情有独钟,受现代语言学革命的影响,广大人文学科纷纷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寻新的研究范围,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语言学为桥梁,各学科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个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研究日益要求扩展其视野,打破学科间的垄断状态,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

四、阶段性

关于“语言论转向”,多数论者是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解释的,认为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时期为: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本体论时期,从近代到现代的认识论时期,从现代开始的语言论时期。两次转向为:近代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的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笛卡尔的怀疑论哲学揭开了第一次转向的序幕,现代分析哲学揭开了第二次转向的序幕。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会讲话的人,与这个顺序相应的哲学过程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

可“语言论转向”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发生了? 20世纪的哲学之所以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语言的时代,语言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论转向”体现了20世纪哲学对“语言”这个时代课题的积极的回应和主动的承担,标志着哲学在现时代的重大进展,尽管要解决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

既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语言的时代,既然在这个时代里,语言学以其划时代的空前进展而成为领先的学科,哲学中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那么,受这一切的影响,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里出现了对语言的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也就出现了文学语言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1]万婕.后“语言论转向”中的文学研究趋势[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

[2]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转向[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赵奎英.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4]王汶成.西方20世纪文论中的文学语言研究述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5]朴金波.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2006,(1).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1]韩林合.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2]黄根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要旨述评[J].现代交际，2011，（3）.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13篇

1.1关注语言起作用的条件

语言哲学对语言起作用的条件也很关注。除了经典的格赖斯的合作准则，其他的如马克主义语言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等对此都有论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关注语言起作用的社会阶级背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描述交际中的语言合理性，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背后的人的认知机制。可以说，语言哲学是从社会条件、交际条件和认知条件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促使语言起作用的各种因素。翻译研究对促成翻译语言形成的各种条件也很关注。例如，翻译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就突出了社会条件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翻译对社会条件的反向作用。再如，译者个人条件的研究也日趋系统化，形成了以翻译能力为突出特点的多样性研究。例如，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学科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Neubert2000:3-18)，还包含两种语言的交际能力、超语言能力、工具—职业能力、心理—生理能力和策略能力(Orozco2000:199-214)。此外，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理解文本时其自身条件和状况也很重要，例如翻译过程中控制干扰的能力如何，重新表述的能力和执行翻译任务的能力如何。这些因素对形成翻译的语言也很关键。

1.2关注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语言哲学研究包含了很多关于个体心智意义与环境意义之间的互动形式。意义意味着有意识的经验，但是只有通过介质来理解的经验才能算作意义。在现实世界中，最基本的介质是实体，例如茶杯或者椅子，与一定类型的经验有关。在这种最简单的情况下，意义成为生命形式中物体角色的副产品。随着符号的兴起，意义需要获得与其介质相关的独立地位。在人类的语言中，这种地位得到最复杂的表现。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的生命形式开始独立于意义的集体认知，而这反过来又引起了物体意义的激增。例如，Searle对社会现实的定义是内置于个体心智中的“我们意识”，而Croft认为意义是在言者大脑中发生的事情。与此相比，Hart是把个体放在意义产生的身体和来自外部世界的意义之间的接口上。这些是社会认知语言学通过意义增值来实现语言功能的方式。翻译研究一直以来也关注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意对意”翻译还只是研究的雏形，稍后，雅各布森的语言意义与对等的本质进一步突显意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后来，哈蒂姆和梅森的语境和语篇研究也关注到翻译中的意符层次。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更是将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注在翻译过程中的显现描述得非常深入。这些认知形式对翻译研究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研究者论证(参见王寅2008:211-218;谭业升2009:36-58)。

1.3关注实现语言功能时的语境约束

语言哲学对语境研究非常关注。维特根茨坦关于意义的研究都没有离开语境的分析，连他提出的“激进翻译”也是一种在语境约束情况下的意义建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将语境约束突显为社会语境，在语言的阶级性上建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也非常关注语言所起作用的语境，即必须从语境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为语境类型，从言语行为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为语言行为类型。换言之，语言与语境约束之间的关系又被视为一种语境化、实例化的语用行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语用行为，是语言内之意和语言外之意的混合。话语环境在交际中起着决定作用，它促使言说者的话语转化成一个或另一个语用行为。言语的内容只是交流意义中的几个因素之一。翻译研究对语境的约束更为敏感。翻译依赖于两个相互分离的因素:语境效果和加工努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境的互动体现为双重特征。译者既能够在语境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动作用，也受到语境约束的影响。就语言内部的语境因素来看，韩礼德把语境分析分成三个方面:语场、语旨、语式。豪斯在韩礼德的语境分析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译文评估模式，扩大并细化了语境约束的特点，贝克也在韩礼德模式基础上将其应用于语用概念，对翻译中的语境推理与约束也做了深入分析。这些研究都显示了从选词的微观层次到篇章的建构层次乃至译文之后的社会文化意义都与语境约束相关。

2．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差异

虽然同样关注使用中的语言，由于学科理论建构基础不同和研究侧重点影响，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差异也很明显。首先，语言哲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翻译研究不具备，即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真值条件非常关注。就客观语义学来看，其中认知主义的客观语义学就包括真值对应论和真值条件论。真值对应论始于Frege，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语义是客观世界的内在表征，来自与所指的客观范畴密切对应的关系，因而注重描述语句与环境是如何匹配的”(王寅2006:268)。真值条件论是由Tarski、Davidson等提出的，“他们更强调‘真值条件’，句子的真值条件就是决定句子真假所依赖的客观事实。句子的客观意义是由使得该句子成真或成假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若能确定所说话语赖以成真或成假的条件，也就能理解句子的意义”(王寅2006:271)。此外，在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的语用传统中，对语境因素的强调同样重要。语用参照的结果体现在言语真值内容中，而这样的语用扩大或调解在建立言语意义方面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语用参照的主要成分包括:非语言意义，直观的真值条件，组成成分的验证(Jaszczolt2010:2898-2909)。其次，语言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而翻译不具备的，即语言哲学强调“元语言”、“言语”、“话语”、描述空间和时间体验并做出一定的逻辑判断。格赖斯的“会话与含义”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都与话语有关。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体验描写更为深入，将语言的“时”、“体”概念与人的认知体验相结合。语言哲学都关注言语行为的推理与分析，并对此做出一定的逻辑判断和理据验证。第三，与语言哲学相比，翻译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更加关注双语环境中语言间的转换情况，例如语言的对应与对等模式，语言对的转换与迁移模式，语篇的多重关系网络等等。翻译研究强调“原作者”、“源语言”、“译者”、“译入语”，它以语言对比为前提，涵盖了文体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交际理论、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机器翻译、人工智能、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语篇分析等多个领域。翻译研究关注原文语言在译文中的变化，描述双语空间中语言的转化情况，并对其中的线性和非线性变化做出分析和评价。以话语和语篇连贯为例，语言哲学认为连贯与衔接是意义产生的基础，语言学意义上的连贯可以分为组合连贯与聚合连贯，局部连贯与总体连贯，有标记连贯与无标记连贯。与此不同，“翻译上的连贯是个多重关系网络，可以分为不连贯、伪连贯和互文连贯”(王东风2009:47-55)。第四，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有不同的语境分析路径。在语言哲学中，语境的概念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用的定义通常与语境的含义相关。因此，Stalnaker(1999:43)认为“句法研究句子，语意研究命题，语用研究语言行为及其表现于其中的语境”。Levinson(1983:32)也认为语用学是一种将语境考虑在内来理解语言的理论。在语用学中，研究者关注意境及其所代表的内容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所使用的语言表述与语境是如何相关的。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能力被概念化为一种语境化再现过程。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延伸不仅在一种新语言中给出了一个新的形式，而且是从早期的原语境中提取出来放置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同时伴有来自交际传统、类型与读者期望范式的不同价值。总之，语言哲学关注意义生成的过程、逻辑推理过程以及相关语境，而翻译研究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关注语言之间的转换和语境重建。

3．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的促进

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具有推动和促进的积极作用。早在2000年，英国翻译理论家芒迪在《翻译学导论》一书中就专门写了一章，定名为“翻译的哲学研究”，收入了斯坦纳的阐释步骤、庞德与语言的能量、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解构主义等内容。后来，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主编的《翻译研究读本》也收入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将其作为从哲学途径来研究翻译的主要内容。2007年，我国学者单继刚所写的《翻译的哲学方面》是对经典哲学与翻译研究之间关系的较为全面的总结，包含了解释学、解构论、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总结目前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促进了翻译研究从语言操作的微观层面上升到语言世界观的研究。早期的翻译研究特别是语文学阶段的翻译研究对于语言的微观层面非常关注。例如，早期西方“字对字”还是“意对意”的翻译，我国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等，都对于翻译的语言风格和翻译策略模式有了初步的讨论。后来，语言学阶段的翻译研究其模式扩大到语言意义与对等的本质，并对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转换迁移模式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哲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将翻译研究的框架扩大到语言世界观层面。例如，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使得翻译的本质研究和翻译主体性研究打开了语言世界观的大门;阐释学的翻译哲学观更进一步，认为“作为实践哲学对话，翻译是两种世界观的融合，是人类走向‘交谈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单继刚2007:38)。斯坦纳则用了四步原则描述语言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指出“一切理解皆是翻译”。这不仅扩大了翻译行为的范围，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与语言世界观的融合。格赖斯的经典会话原则更是将翻译研究中的话语意义与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此外，解构主义进一步为翻译的不确定性研究提供了哲学视野。如果说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描述的译作是原作的“afterlife”，这是具有解构意义的初步阐释，那么德里达的“在场”、“延异”、“播撒”等则是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入的哲学阐释，这与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相呼应，促进了文本层面的翻译研究向语言世界观研究的进一步转化。第二，促进了翻译研究从语言上升到语义再上升到语用。翻译研究离不开语言研究，随着跨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研究也从早期的语言形式研究(例如，词汇层、短语层、句子层、语篇层)逐渐走向深入的语义研究。例如，翻译中的意义如何再现，语境参数对其影响如何，翻译过程中的心智意向性如何体现，翻译中的准确价值、绝对价值和默认价值又该如何体现以及相关语义学对翻译的深度影响如何等等，而真值语义学则进一步促进了翻译中合并再现的认知原则。随着实践哲学的发展和促进，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语用理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菁的研究表明:“基于言语行为理论、规范语用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交往实践语言观，应是实现翻译研究语用学转向的一条合理的理论途径”(2009:256)。李菁的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语旨力、意向性、构成规则与协调规则以及语境等概念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规范语用学对翻译活动的重新定位，言语的双重结构对翻译文本意义理解的制约以及言语行为有效性对重建翻译活动理性的指导作用等，对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做了充分描述。第三，促进了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深层结构。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哲学也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认知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趋向”(侯敏2012:1)。“认知哲学采取语境实在论立场，奉行语境纲领，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认知论的新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认知现象是语境依赖、语境敏感和语境限制的”(侯敏2012:3)。认知哲学研究语言的具体途径是通过几个有限的人类的认知方式对语言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将认知哲学引入翻译研究不仅对翻译现象进行了解释，也对翻译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作出了解释。从理论上来看，概念隐喻翻译观、概念整合翻译观、关联翻译观、原型范畴翻译观、框架语义学翻译观以及翻译认知心理学等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丰富了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深层结构的理论基础。从实证研究来看，研究者采用各种不同方法、使用不同工具来验证多样化的翻译过程，涉及到翻译时间、翻译阶段、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翻译策略的选择路径以及不同翻译背景译者的翻译心理机制比较，主要研究方法涉及有声思维、对话协议、键盘录入和眼动研究等，其结果都为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的深层结构提供了理据。

4．结语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 键 词】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认知科学/脑与心智

20世纪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发展，有一条明显的线索，那就是从语言研究到心智研究，再从心智研究进入到认知科学发展的新领域。

语言哲学的两位代表性人物乔姆斯基(n.chomsky)和塞尔(john r.searle)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道路。乔姆斯基从句法研究(1957)，到语言和心智研究(1968，1972)，再到心智和认知研究(1990，2000，2002)；塞尔则从言语行为理论研究(1969)，到人工智能新标准cra的提出(1984)，再到意向性和心智哲学(1983，1997，2002)。两人为何殊途而同归，从不同的出发点而达到共同的终点？在这其中有何规律值得思考？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关于对乔姆斯基发展道路的探索，笔者已有专论阐述，请参阅《没有乔姆斯基，世界将会怎样》一文[1]。本文主要讨论另一位世界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从语言到心智和认知的发展路径，以及这一发展路径给我们的启迪。

约翰·塞尔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哲学系心智和语言哲学威里斯和迈琳·斯卢瑟讲座教授，世界著名心智和语言哲学家，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等方面成就卓著。自1977年至今任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2004年获得美国国家人文科学总统奖章。塞尔还获得过美国、英国和欧洲多所大学荣誉学位，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西班牙、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奖励或奖章。2007年，塞尔受聘为中国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一、20世纪60—70年代：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

综观塞尔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研究，代表作有《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集》(1969)、《表述与意义：言语行为理论研究》(1979)。

在言语行为的研究方面，塞尔是少数原创性哲学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师从著名的牛津分析哲学家奥斯汀(j.l. austin)等人，而奥斯汀是公认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2]。

塞尔这样评价自己在言语行为和语言哲学方面的工作：

当我首次进入心智哲学领域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关于言语行为的概念，他们认为，心智哲学、语言哲学和一般语言学研究语句，而语句是存在的对象。有时，他们把语句看作在实际上与陈述相同的东西，并且用研究语句的方法来研究陈述。由于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和其他所有哲学家的工作，我们开始认识到，语言学习中所涉及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抽象的语句形式，而是使用这些语句来实施一种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正是通过说出这些语句来完成的。因此，这种认识业已为我们研究语言哲学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因为它将语言研究变为人类意向行为的一种形式，我们具有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也就是人类活动的理论，这样我们就有一种语言理论，如果我们将这些东西都一起加以吸收的话，这就是言语行为理论。我曾经致力于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在语言哲学中，整个言语行为理论是对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狭隘性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当然，言语行为理论也开启了心智哲学的研究，因为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是同一学科的分支。而在语言哲学中，从我们研究的所有东西都是抽象的语句这样一种静态的假设中突围出来，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我们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实际操作[3]。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和贡献是多方面的：

第一，塞尔将奥斯汀的理论普遍化和规范化，并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和它的逻辑分析系统。

奥斯汀建立言语行为理论时，将通过说话来做事(doing something in saying something)看作是语言的一种特殊功能。塞尔则认为，“说事”也是“做事”，因此，通过说话来做事是语言的普遍性质和一般功能。奥斯汀区分了三种基本的言语行为，这就是语谓行为(locutionary acts)、语用行为(illocutionary acts)和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其中，语用行为是最重要的言语行为。奥斯汀还将语用行为分为判定式(verdictives)、执行式(exercitives)、承诺式(commissives)、表态式(behabitives)和阐述式(expositives)等五类。塞尔继承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法，但却不同意奥斯汀对语用行为的分类。为了提出自己的分类，塞尔首先分析了语用行为的形式结构，他用f(p)的形式来表达基本的语用行为，并对其中的语用力量f做了认真的分析。塞尔把自然语言中任何能够按照字义用来说明话语的语用力量，或说明语用力量范围的成分，称为语用力量指示成分(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简称ifid)。塞尔认为，语用力量包括七种要素：(1)语用要点；(2)语用要点的力度；(3)完成模式；(4)命题内容条件；(5)前提条件；(6)诚实性条件；(7)诚实性条件的力度。

语用力量的七种要素可以被归结为成功而无缺陷地作出一个基本语用行为的四种不同充要条件。假定听话者理解一个话语的所有条件都被满足，那么，在一个话语语境中成功而无缺陷地作出形如f(p)的语用行为，当且仅当下列四个充要条件被满足：(1)说话者在该语境中以所要求的特征完成模式和语用要点力度成功完成命题p上的语用力量f的要点；(2)说话者表达了命题p，而且该命题满足语用力量f限定的命题内容条件；(3)在该话语世界中，语用的前提条件和命题预设是得到公认的，并且说话者也假设它们得到公认；(4)说话者以语用力量f的诚实性条件的特征力度表达并具有该力量确定的心理状态。

塞尔认为，语用行为在十二个方面能够相互区分开来：(1)在行为类型的要点或目的方面的区别；(2)在词和世界之间适应方向上的区别；(3)在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方面的区别；(4)提出语用要点时，在力量或强度方面区别；(5)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身份和地位在对话语的语用力量影响方面的区别；(6)在与说话人或听话人的兴趣相关的说话方式上的区别；(7)在与谈话的其他有关方面的不同；(8)在由语用力量指示成分决定的命题内容方面的区别；(9)在下述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必定始终是言语行为，另一种行为可以是言语行为，但不必作出言语行为；(10)在下述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的完成需要语言之外的约定，另一种行为则不需要；(11)在下述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的相应的语用动词具有行为式的用法，另一种行为的相应的语用动词则不具有行为式的用法；(12)在作出语用行为的风格方面的区别。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塞尔提出了自己对语用行为的分类。他也将语用行为分为五类：

(1)断定式(assertives)，符号化表述为： b(p)

(2)指令式(directives)，符号化表述为：！ w(h does a)

(3)承诺式(commissives)，符号化表述为：ci(s does a)

(4)表情式(expressives)，符号化表述为：e(p)(s/h+property)

(5)宣告式(declaratives)，符号化表述为：dβ(p)

可以看出，塞尔的分类及其依据与奥斯汀有很大的不同。塞尔的这个分类和它所依据的理论是对语言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并且已经成为关于言语行为的权威理论。

1985年，塞尔和他的合作者建立的语用逻辑(illocutionary logic)，将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推进到逻辑分析的阶段[4]。

半个世纪以来，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对语言学、语言哲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产生的影响外，对心理学、社会学、脑神经科学乃至整个认知科学，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史密斯(barry smith)评价说：“20世纪上半叶，英美哲学最重要的方面是被弗雷格的逻辑思想所塑造的。这种新逻辑所取得的成就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它一直主导着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念，即从本质上把语言看作不过是由或真或假的陈述或命题所组成的。因此，奥斯汀和塞尔的工作代表了对这种观念的突破，这是非同寻常的。”[5](p49)

第二，塞尔提出言语行为的建构规则，在言语行为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了建构性关系，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也为他的社会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塞尔强调，他的哲学由三个部分构成，即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他不仅把语言哲学与社会哲学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联系在一起。在第一种联系当中，塞尔为奥斯汀的一般言语行为理论充实了具体的内容。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除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分类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他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使得言语行为所涉及的话语(utterance)、意义(meaning)和行为(action)这三个向度被统一到了一起。因此，在塞尔的理论中，规则、意义和事实这三个要素在其后的思想发展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塞尔首先区分的是“调节的规则”(regulative rule)和“建构的规则”(constitutive rule)。前者是指用来调节已经存在的行为方式的规则，如用来调节“吃饭”礼仪的规则，而“吃饭”这种行为是独立于该规则的。另一类规则是用来创建或规定新的行为方式，如下棋的规则，使人们有可能从事下棋的这类行为，而这种行为正是从给定的规则产生出来的。

塞尔指出，建构的规则具有“在语境c中，x被当作y”的基本形式。例如，在一辆行驶的汽车内发出“向左转”的信号，在确定的方式下和确定的环境中就被当作向左转的行为；在拍卖会上，举起手指就会被当作投标的行为；说出“我答应给草地除草”，就将说话人置于一种责任之中。在建构的规则中，y代表某种结果，它或者是一种奖励，或者是一种惩罚，或者是某人在将来有责任作出的行为。

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假设是，言语行为是一种根据相应的建构规则说出的话语表达式来完成的行为。因此，塞尔要区分仅仅是发出一些声音，还是作出言语行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按照“x被当作y”的公式来分析通过一个话语所作出的行为。塞尔的分析与胡塞尔(e.husserl)或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完全不同，他的分析的出发点，不是沉默的独角戏中的语言，而是涉及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言语行为。

在塞尔看来，说话者说出一个语句t，这就意味着下面三个条件要得到满足[6](p49)：

(1)说话者具有意向i，即他的话语使听话者意识到相应于t的事态是确实的。

(2)说话者通过确认意向i，想要使听话者产生这种意识。

(3)说话者利用支配语句t的规则，想要听话者确认意向i。

因此，当你作出一个言语行为时，也就创造了一个建构的事实。按照里德(t.reid)的说法是，你创造了一个微型的“市民社会”。建构事实的存在，仅仅是由于我们是在确定的(即认知的)方式下，并在确定的(即建构的)语境之中来对待这些世界。后来，塞尔又区分了与观察者独立的世界的特征和与观察者相关的世界的特征。前者有力量、物质和地球引力等，后者有货币、财产、婚姻和政府等。在塞尔看来，后面的这些建构事实都是建构规则的系统。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比奥斯汀要丰富得多，因为他不仅提供了言语行为理论的一般框架，还提供了关于言语行为自身详细结构的丰富的说明。这样，他就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切当性(felicity)条件：作出一个言语行为的条件和它的满足性条件。在《语用行为的分类》[7]一文中，塞尔提出“适应方向”(direction of fit)这个重要的条件来判断是否可以成功作出一个语用行为。按照他的说法，断定式具有从语词到世界的适应方向，用“”表示；指令式具有从世界到语词的适应方向，用“”表示；承诺式也具有从世界到语词的适应方向；表情式的适应方向为空，用“”表示；宣告式具有从语词到世界和从世界到语词两个适应方向，用“β”表示。由此可以看出，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通过说出一个话语作出的言语行为与现实世界之间是具有密切关联的。换句话说，塞尔的言语行为是先定的和必然的具有社会实在性的。

第三，塞尔通过对意向性和人工智能标准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完成了从言语哲学到心智和认知研究的转向。

更为重要的是，塞尔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还是一位语言哲学家。他不仅要研究语词和语词的使用等有关语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语言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如义务的性质、力量的性质和责任的性质等。在塞尔近期的著作中，还提出了自由行为、自愿行为和理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逐渐认识到，我们不仅要研究语言，还要研究大脑、心智、物理学的定律和社会组织形式。

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已经含有心智和认知的因素。例如，在他的基本的语用行为表达式f(p)中，包括语用力量f和命题内容p这两个基本的成分(变元)。我们可以分别考察这两个要素的变化，从而考察和表达一个语用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说话者的意愿。事实上，在前面所给出的语用力量的七种要素中，对每一种要素的考察，如语用要点、完成模式、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诚实性条件，都涉及对心智的分析。在《意向性》(1983)一书中，塞尔将言语行为研究延伸和扩展到认知行为(cognitive act)的领域。他所区分的命题模式(propositional modes)和意向内容(intentional contents)，这类似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一书中对性质(quality)和物质(matter)的区分。

在完成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创新性研究(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塞尔并没有停止前进。他不会像一般的学者那样，终身固守于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即便是业已取得巨大成就的领域。他以探索的精神去挑战新的问题，开拓新的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塞尔转向心智哲学研究，其研究领域包括意向性、心智和意识、人工智能标准(中文房间论证)等。此后，他逐步成为一位公认的、卓有成效的心智哲学家。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意向性和心智哲学

塞尔的哲学由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构成。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塞尔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1975年以后，由于斯隆基金的投入和认知科学的建立，作为基隆基金主要受益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学者、认知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塞尔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改变，他的兴趣从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研究逐步转向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的两项代表性学术成果是《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1983)和《心智、大脑和科学》(1984)。其中，他提出的“中文房间论证”成为反驳强人工智能的论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标准。90年代以后，他在心智哲学方面的著作包括《重新心智的发现》(1992)、《意识之谜》(1997)、《意识和语言》(2002)以及《心智：简短的导论》(2004)等。

塞尔的社会哲学贯穿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之中，这与他的语言和心智观有关。塞尔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一经使用，言语一经说出，就建构了一种社会现实。因此，塞尔的社会哲学与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是紧密相关的。(对塞尔社会哲学的讨论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塞尔的《校园战争》(1972)、《建构社会现实》(1995)、《心智、语言和社会》(1998)、《行为中的理性》(2001)等。)

本节集中讨论塞尔心智哲学的两本重要著作《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和《心智》。

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适应方向”也体现了对心智的分析，而在《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中，塞尔将这种分析普遍化了。例如，信念具有从心智到世界的适应方向，愿望则具有从世界到心智的适应方向。每一个不同的心智行为都是如此，它们都反映了心智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信念、愿望、意向的满足条件也被普遍化了。塞尔说：

在具有适应方向的情况下，满足条件的概念非常普遍地应用于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例如，我们说陈述是或真或假的，命令是或者被服从或者被违背的，承诺是或者被遵守或者被破坏的。在每一种情形下，我们都把语用行为的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该行为与现实的适应关系，而这种适应关系是由语用要点所规定的特殊的适应方向所确定的。我们可以对所有的条件贴上“满足条件”或“成功条件”的标签，从而得到一个表达式。这样，我们说一个陈述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真的；一个命令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被服从的；一个承诺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被遵守的，如此等等。现在，这种满足概念也可以被清晰地应用于意向状态。我的信念将被满足，当且仅当事情就是我所相信的那样；我的愿望将被满足，当且仅当它们会被实现；我的意向将被满足，当且仅当它们会被实行。因此，不论对言语行为还是意向状态，满足概念在直观上看起来都是相当自然的，并可以相当普遍地应用于所有具有适应方向的地方[8](p10)。

可以看出，《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仍然留有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痕迹。但两者又是截然不同的。在该书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心理状态的意向(第一章)；他发现不得不研究感知意向性(第二章)和行为(第三章)；但如果不理解意向因果性则不可能理解感知和行为(第四章)；这些研究导致对非表现的心理能力的基础研究(第五章)；作者的最初目标——揭示语言意向性与心理意向性之间的关系，体现在第六章的讨论之中；第七章讨论两种特殊意向的语言表现形式；第八、九两章使用前面的理论批评了当时有影响的指称和意义理论，提出了对索引表达式和专名的意向性思考；最后，第十章提出关于“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和“心脑问题”(mind-brain problem)的一些结论。

塞尔认为，视觉经验或其他类型的知觉经验是具有意向性的，这一点在关于知觉的研究中被忽视了。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他曾经为相信、害怕、希望等这些言语行为确定过“适应方向”的满足条件。塞尔论证说，视觉经验也具有满足条件，就如同想念和希望具有满足条件一样。例如，我们不能将一辆车的视觉经验与这辆车是黄色的旅行轿车这样的经验事实分离开来，正如我们不能把相信天正在下雨这个信念与天正在下雨这个事实分离开来一样。两者的类似之处在于：

第一，视觉经验的内容总是由一个完整的命题来表达的，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信念的内容也是如此。从意向性的观点看，所有看见的视觉感知都是看见了如此这般的东西。因此，描述一个视觉感知的语句不能使用第一人称的直接陈述句，而应该使用第三人称的间接引语：

1a i have a visual experience of a yellow station wagon(我有一个关于一辆黄色旅行轿车的视觉感知)。

1b i have a visual experience that there i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there(我有这样一个视觉感知，这是一辆黄色旅行轿车)[9](p41)。

1a不能清楚地表达一个视觉感知，1b才是视觉感知的正确表达形式。一般地说，在语言形式上说，x看见y只能用一个第三人称的间接引语来表示。因此，一个完整的命题内容是视知觉的内容，即视知觉的意向内容。例如：

2a jones saw a yellow station wagon，but did not know it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琼斯看到一辆黄色旅行车，但他不知道那是一辆黄色旅行车)。

2b jones saw that there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in front of him but did not know that there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in front of him(琼斯看到，在他面前有一辆黄色旅行车，但他不知道在他前面有一辆黄色旅行车)[9](p42)。

2a没有任何问题，是完全一致的。2b却有问题，是古怪而难以理解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原因是前者不带意向性，“看见y”的形式并不要求说话人报告y对主体的意味；而“看见+从句”的形式却带有意向性，从句表达了一个事实，它显示了该事实对主体的意味，即对意向内容的限定。

第二，视知觉总是具有从心智到世界的适应方向，它的适应方向与信念一样，但与愿望不同，后者的适应方向是从世界到心智。如果视知觉的满足条件在事实上不能实现，如幻觉、错觉、幻想等等，这是视知觉的过错，而不是世界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我们的感觉欺骗了我们”，而不是说我们的视知觉对或错。视知觉不仅仅是表达的问题，它的对错涉及适应方向。哲学家们用一些专门的术语来描述视知觉适应方向的错误，如“欺骗”、“误导”、“歪曲”、“幻觉”、“错觉”等，而用“如实”来描述视知觉适应的成功。

第三，视觉经验与信念和希望一样，是由其意向内容来表明其特征的。如果不用一个that从句来说明相信的内容，是不可能完全表述一个信念的；类似地，如果不用一个of短语来说明经验的内容，也是不可能描述一个视觉经验的。分析哲学家们所犯的典型错误就是认为对视觉经验满足条件的限定这样一种谓词可以从字面儿上来判定其对经验自身的真假。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是由“黄色”和“旅行车”这种表示颜色及形状的意向内容限定成分直接影响视觉经验，而不是表示原因的谓词影响视觉经验。

在不使用概念和语言的情况下，视觉经验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例一，维特根斯坦的鸭—兔两可图。

在我们面前只有一幅画，却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视觉内容，一种是鸭，另一种是兔。维特根斯坦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对动词“看”的不同使用所引起的结果。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塞尔的方案是，我们可以按照类似于前面的“字面儿上的”解释，在一种情况下观察者看到的是这幅图画的一种样式，在另一种情况下看到的是它的另一种样式。那么，是什么因素使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样式而不是另一种样式呢？塞尔认为，这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正如约翰爱萨莉，他看到的是萨莉可爱的一面，而看不到萨莉不好的一面。事实上，对各种各样的两可图的解释，现在更多地采用心理学的方法。两可图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例二，缪勒—莱尔线(müller-lyer lines)。

上面两个图形中心部分线段的长度是完全一样的，但a看起来比b长。在这里，我们视觉经验的意向内容与我们信念的意向内容是矛盾的，前者破坏了后者。我们对月亮的视知觉也是类似的。月亮当空时显得比在地平线上时要小，虽然我们相信月亮的实际大小并没有改变。所以，如果没有关于月亮大小不会改变的信念，我们的视觉就会提醒我们月亮当空时比它在地平线上时要小，但我们知道那只是一种错觉。

在《心智》一书中，塞尔对意向性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表述。在该书中，塞尔是从心智哲学的立场来看待意向性问题的。塞尔认为，意向性问题是心智哲学中仅次于意识问题的另一个困难而又重要的问题。塞尔认为，意向性问题是意识问题的一个镜像。这样，塞尔就把意向性问题与心智哲学紧密结合起来了。

在《心智》一书中，塞尔从三个方面来研究意向性问题：第一，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第二，既然假设意向性状态是可能的，那么，它的内容又是如何确定的；第三，意向性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又是如何工作的。

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塞尔对二元论的解决方案、功能主义的解决方案、消解论的解决方案一一作了驳斥，认为它们都不能提供正确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塞尔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我们无须考虑人的思想为何会到达太阳、月亮、凯撒和卢比肯河，因为这些问题太复杂；如果我们考虑动物为什么会感到饥饿和口渴，问题就要简单得多。塞尔认为，这时我们所说的是关于心智的生理学能力问题，它是基本的，是我们考虑饥饿、口渴、性冲动、感知和其他意向行为的基础。现在，“意向性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大脑何以会产生口渴的感觉这个问题。塞尔认为，这是因为，口渴是一种意向现象，而大脑具有处理这些意向性形式的功能。感觉口渴是有一种喝水的愿望。当2号血管收缩素到达大脑视丘下部的时候，它就会激发神经元的活动，神经元的活动最终会引起口渴的感觉，即引起一种意向的感觉。意识和意向性的基本形式是由神经行为引起的，也是由脑系统来实现的。由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机制来解释口渴的意向，同样适用于对饥饿、害怕、知觉、愿望和其他各种意向的解释。塞尔认为，一旦我们将意向性问题从抽象的精神层面放回到真实的动物生理学的具体层面，意向性问题的神秘性就被破除了。这样一来，动物何以具有意向状态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任何难解之谜。

意向性的结构和内容又是如何确定的呢？塞尔将意向性结构分为：(1)命题内容和心理模式；(2)适应方向；(3)满足条件；(4)因果自我指称性；(5)意向性网络和前意向能力背景。显然，塞尔继承与发展了他在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性研究方面的思想。前三种意向性结构是对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相关内容的继承和发展，后两种意向性结构是塞尔的新创造。在因果自我指称性方面，塞尔认为，大多数生物学上基本的意向现象都具有其满足条件的逻辑特征。例如，关于我昨天去野餐的记忆，一定是由我去野餐这件事引起的。因此，记忆的满足条件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事件，也包括该事件的发生所引起的关于该事件发生的记忆。我们可以说，记忆、意向和感觉经验统统都是因果自我指称的。但另一些意向状态却不具有因果自指性，如相信、愿望等等，塞尔将它们与具有因果自指性的意向状态区别开来。塞尔认为，每一个具有适应方向的因果自指的意向状态同时也具有因果方向。塞尔将认知和意愿两个族的因果自指性、适应方向和因果方向列表对照如下[10](p171—172)：

由此出发，塞尔发展了一种关于意向因果性的全新的理论。他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意向被满足，当且仅当意向自身成为其满足条件的其他各个方面被满足的原因。因此，如果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这个意向被满足并不是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而是这个意向引起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这个行为。

与过去在《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中所作的分析不同，在《心智》一书中，塞尔不仅对意向性继续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分析，而且将意向性研究与神经科学结合起来。下面是塞尔在《心智》一书中给出的关于意向分析的一个新的模型[10](p210—211)：

其中，顶层的结构显示行为意向引起身体运动；底层结构显示神经活动引起生理变化；两边显示神经活动与行为意向、生理变化与身体运动的关系，总之就是底层的活动引起顶层的活动。显然，这是一个由神经活动(neuron firings)、行为意向(intention-in-action)、生理变化(physiological changes)、身体运动(bodily movement)构成的综合模型，其关系是因果链关系，用符号表示，读为“引起”。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型表示为：

塞尔认为，这个模型在教育法上是有用的，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似乎意向在神经之上，宛如糖霜在蛋糕之上一样。塞尔认为下面的图示也许更恰当[11](p211)。其中，小圆圈代表神经元，阴影代表分布在神经元系统中的意识状态。意向是整个系统的功能而不仅仅是在系统的上部。

三、几点重要结论

我们以著名语言和心智哲学家塞尔为例，分析了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的发展，从中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1.20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体现了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路径，塞尔是这一发展路径的典型代表。

过去的一个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有一条明显的发展路线，这就是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路线。这条发展路线在塞尔哲学中得到了印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塞尔的主要工作是言语行为理论。70年代末，认知科学在美国建立，作为斯隆基金的主要资助对象和认知科学最早的发起单位，塞尔所在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1984年成立了认知科学研究的oru，塞尔是其中的重要成员。1983年，《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问世，是他从语言哲学过渡到心智哲学的桥梁和标志。此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向意向性和心智研究，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包括《心智、大脑和科学》(1984)、《心智的重新发现》(1992)、《意识之谜》(1997)、《心智、语言和社会：现实世界的哲学》(1998)、《行为中的理性》(2001)、《意识和语言》(2002)、《心智：简明的导论》(2004)等。在塞尔看来，语言哲学是心智哲学的一部分，语言哲学最终一定会导向心智哲学。塞尔说：

我认为我们已经从以语言哲学为研究中心转移到以心智哲学为研究中心。发生这种转向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是，在语言哲学中正在发生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而当我们对大脑如何工作有更多的发现，以及当我们对语言和意识的诸多问题做了透彻的研究时，在心智哲学中也有大量激动人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心智哲学已经转移到了前台。我认为，我们业已从语言转到心智最简明的原因就是，语言的最重要的性质是基于心智的，因此，意义和意向性是先于语言的心理能力，在我们能够阐明语言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将先于语言的心理能力搞清楚。语言依赖于心智，甚于心智依赖于语言[3]。

2.心智哲学与过去的哲学理论包括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有本质区别。心智哲学是认知科学的哲学，也就是在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脑和神经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建构的哲学理论。

古代哲学是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近代哲学是认知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是主体的认知能力问题；20世纪以英、美为主流的现代哲学是分析哲学，它将哲学的关注点转向主客体之间的中介——语言。这种“语言转向”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以前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早期分析哲学，它以形式语言为哲学分析的基础，以形式语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数学逻辑为哲学分析的工具；后一时期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乔姆斯基、塞尔等一大批语言哲学家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它将哲学的基础重新转向自然语言，以在经典逻辑的扩充和变异的基础上建立的哲学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的逻辑为哲学分析的工具。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的高级发展阶段。

心智哲学继承了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全部发展的积极成果，特别是与20世纪以来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一脉相承。例如，心智哲学同样认为哲学分析是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心智哲学不仅注重对形式语言的分析，而且更加注重对自然语言的分析。在语言哲学的三分框架中，心智哲学不仅注重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而且更加注重语言分析中人的因素和身心关系的分析，即语用学的分析。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中，单纯的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分析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而先天语言能力、内在语言、普遍语法、唯理主义和心理主义这些理论由于将语言分析与心智相结合，它们已经属于心智哲学的范畴。在塞尔的语义学理论中，意向性是理解语言意义的重要因素，而意向性是意识的反映，是与个人的心智相关的。意义的客观性不复存在，任何意义都是主观的建构，都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在语用学方面，奥斯汀、塞尔建立和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基础理论及核心，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的意义是与说话者、听话者、时间、地点和语境这五大要素密切相关的，人的因素第一次进入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范畴，从而也就进入哲学分析的范畴。从以上发展可以看出，心智哲学最初是孕育于语言哲学母体中的一个婴儿，两者是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心智哲学已经逐渐脱离语言哲学的母体而诞生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并发展壮大，逐步转移到了以英、美为主流的西方哲学的前台。

心智哲学与过去各种哲学理论的本质区别是：不论是在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基础和逻辑方法上，心智哲学处处都将哲学问题与人的身体、心智联系起来，哲学不再是一种脱离人的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是与人的身体构造、生理结构、心理结构、心智状况密切相关的理论，是“体验哲学”[12]。莱考夫(g.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在《体验哲学——涉身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中，一开始就提出三个重要的命题：心智与生俱来是被体验的；思维通常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多数是隐喻的。莱考夫说：“这是认知科学的三个重大发现。两千多年以来，哲学家关于理智的性质的思考已经完结。由于这些发现，哲学决不可能再与过去一样了。”[13](p3)莱考夫说：

理智不可能如传统哲学所广泛接受的那样是与身体无关的，而是来源于大脑、身体和涉身的经验。……

理智是进化的，抽象的理智基于“低等”动物所具有的感知的和原始的推理形式。……

理智不是超验意义上“普遍的”，即它不是一种普遍结构。如果说它是普遍的，仅仅是指它是所有人类共同具有的普遍能力。……

理智不是完全理智性的，它大多数是无意识的。

理智不是纯粹字面儿上的，它大部分是隐喻的和想象的。

理智不是与情感无关的，而是涉及情感的[13](p4)。

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灵与肉完全分离的笛卡儿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按照普遍理性的律令而具备道德行为的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仅仅依靠内省而具备完全了解自身心智的现象主义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功利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乔姆斯基语言学意义上的人、后结构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计算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以及分析哲学意义上的人统统都不存在。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下，哲学已经进入一个与人相关、与人的身体、大脑和心智紧密相关的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心智哲学的发展阶段。

3.基于经验和重视个体差异性的认知科学决定了心智哲学的本质。认知科学与过去的科学理论的区别是，在学科特征上，过去的科学强调的是科学原理的一般性，数学和逻辑的定理、物理学的公式、化学结构等，它们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知科学却强调特殊性与个体差异性，曹雪芹之所以成为曹雪芹，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在基因表达上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为什么会是不同的个体？这些都是认知科学所要关注的问题。

在学科目标上,20世纪的科学要上天入地，人类不仅要遨游太空，还要潜入深海；人类不仅要释放核能，还要创造生命——这些都是20世纪科学所要解决并且已经解决的问题。21世纪的认知科学所要关心的却是人自身。人类要搞清楚自己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脑如何产生心智，这就是脑科学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要了解人类所特有的符号语言与脑和认知的关系，这是认知语言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想知道心理与认知的关系，如感知和注意、模式识别、学习、记忆、知识表征、推理与问题解决、情感与认知等，这是认知心理学所关注的问题；认知人类学要解决由人类文化发展和人类进化过程所决定的与人类种群特征有关的认知问题，如符号的起源、语言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文化的进化、文化的适应性和不适应性、文化与基因的双重进化等；认知计算机科学即人工智能要解决机器智能的问题，如人工智能的标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机器的感觉和知觉、机器人和智能体等。心智哲学要解决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心身(mind and body)问题、人类的意识之谜、意向性问题、心理因果性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无意识行为的问题、感知问题、自我问题等。因此，心智哲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

在科学与人的关系上，过去的科学理论标榜自己的客观性，排斥一切与人相关的因素，试图创建一种绝对的知识体系和以真假来判定的真理标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和数个世纪，甚至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人类寻求的科学原理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普适的知识。科学来源于实践，它的理论又超越于实践而凌驾于实践之上。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宗教。与此不同，认知科学不假设过去的科学理论所肯定的这些前提，而把科学理论看作是人的创造与建构。

4.由于对心智和脑的研究，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许多学科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认知科学对21世纪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推进作用：

首先，形成nbic聚合技术，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2000年，人类进入新世纪之初，由美国近八十名科学家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将新世纪的带头学科确定为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合称为nbic，亦称为聚合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y)。该研究报告指出：“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与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知识。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会)的技术综合可能成为人类伟大变革的推进器。”[14](p102)

这份重要的研究报告还指出，在nbic四大科学技术中，认知科学是先导：

我们看到，聚合技术的协调综合以认知科学为先导。因为一旦我们能够以如何(how)、为何(why)、何处(where)、何时(when)这四个层次上理解思维，我们就可以用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来建造它，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来实现它，最后，我们就能够用信息技术来操纵和控制它，使它工作[14](p281)。

其次，在认知科学的学科框架内，促进六个相关学科的发展。认知科学由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六大学科所支撑，在这个框架内，已经形成心智哲学、认知心理学、语言与认知、认知人类学、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等六个新兴学科，它们被称为认知科学的核心学科。(1)心智哲学研究与人类心智相关的哲学问题。哲学与心智相关的三个经典的问题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心智的结构和知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与认知科学相关的其他哲学问题和领域还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哲学和自然转向；科学哲学；认知科学中的心智；民族心理学问题；意向性和心理内容；逻辑与心智科学；哲学与生理学，等等。(2)认知心理学是与信息处理相关的心理学，它涉及感觉的输入和生理运动的输出。鸟类和哺乳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尤其是大猩猩和人)都具有最复杂的智能形式，需要建立理论来处理它们的思维机制和内在经验。认知心理学所关注的问题有情感、感知、注意、记忆、决策和问题解决、语言和交际、认知发展和认知结构、学习、智力等。(3)认知神经科学也是关于信息处理的科学，它涉及的问题有如何获得信息(感觉)；如何建立解释、确定意义(感知和认识)；信息的存储和修改(学习和记忆)；沉思(思维和意识)、预测未来的环境状态和行为结果(决策)、指导行为(神经动力控制)以及语言交际，等等。(4)人工智能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关于智能机器创造的工程学科；另一种是关于人类智能的计算机建模的经验学科。在早期，这两种含义常常不加区分，现在已逐渐将它们区分开来，前者(人工智能)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后者(计算机智能)是现代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计算机智能所关注的领域和问题有机器和认知；人工智能；认知建构；知识基础系统；逻辑表达式和推理；逻辑决策；不确定信息的表达和推理；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学习；语言；视觉；机器人技术；复杂性、合理性和智能，等等。(5)认知科学的语言学重视自然语言的研究，尤其重视言语(口语)的研究。语言与认知所关注的问题有语词和意义；语言结构(语词和声音，短语结构和生成语法，词库，语言界面和语义学，意义)；语言使用(语境中的语言，变动中的语言，心智中的语言)。其他被关注的问题还有人机交互；机器的言语识别；言语合成；脑与双语学习，等等。(6)认知人类学或称文化、进化与认知不仅要研究认知的个体差异性，而且要研究认知的群体性、民族性和社会性。个体是属于群体的，个人的机体是种群的成员并享有同一基因组；生物体在本质上具有种群特征的认知能力，同时带有表面的个体差异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富有文化特征的。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社会性和文化才成为可能。认知人类学研究这些认知能力发展的个体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并对认知过程提供社会的和文化的信息。认知人类学关注人口层次的认知现象，它从三大视角来研究文化、进化与认知的关系——从比较和进化的视角来看认知；从进化和认知的视角来看文化；从生态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视角来看认知。

最后，通过多级交叉、综合与辐射，认知科学将会推动更多学科的发展。例如，通过认知科学六大基础学科和六大核心学科之间的交叉，已经形成更多的新兴学科，如控制论、神经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认知过程仿真、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人类学语言学、认知人类学、脑进化等。

实际上，认知科学对学科发展的影响远非如此，即便是传统学科，如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科学、教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认知科学，因为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都与人相关，与人的心智相关，因而与认知科学相关。可以说，在21世纪，如果不做认知科学研究，或者不与认知研究相结合，很多学科都无法深入发展。

这就是本文通过对过去的一个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和学术发展的主线“语言心智认知”的分析，所试图昭示和预测的未来发展蓝图。

【参考文献】

[1]蔡曙山.没有乔姆斯基，世界将会怎样[j].社会科学论坛，2006(6).

[2]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蔡曙山.关于哲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12个问题与塞尔教授的对话[j].学术界，2007(3).

[4]searle, john r. and vanderveken, d. (1985) foundations of illocutionary logic. cambrid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蔡曙山.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smith, barry (2003) john sear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searle, john r.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searle, john r. (1975) a taxonomy of illocutionary acts. in keith gunderson (ed.), language, mind and knowledge: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8]searle, john r.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searle, john r.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searle, john r. 2004. mind: a brief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searle, john r. 2004. mind: a brief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lakoff, g. and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语言哲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 键 词】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认知科学/脑与心智

20世纪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发展，有一条明显的线索，那就是从语言研究到心智研究，再从心智研究进入到认知科学发展的新领域。

语言哲学的两位代表性人物乔姆斯基(n.chomsky)和塞尔(john r.searle)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道路。乔姆斯基从句法研究(1957)，到语言和心智研究(1968，1972)，再到心智和认知研究(1990，2000，2002)；塞尔则从言语行为理论研究(1969)，到人工智能新标准cra的提出(1984)，再到意向性和心智哲学(1983，1997，2002)。两人为何殊途而同归，从不同的出发点而达到共同的终点？在这其中有何规律值得思考？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关于对乔姆斯基发展道路的探索，笔者已有专论阐述，请参阅《没有乔姆斯基，世界将会怎样》一文[1]。本文主要讨论另一位世界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从语言到心智和认知的发展路径，以及这一发展路径给我们的启迪。

约翰·塞尔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哲学系心智和语言哲学威里斯和迈琳·斯卢瑟讲座教授，世界著名心智和语言哲学家，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等方面成就卓著。自1977年至今任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2004年获得美国国家人文科学总统奖章。塞尔还获得过美国、英国和欧洲多所大学荣誉学位，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西班牙、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奖励或奖章。2007年，塞尔受聘为中国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一、20世纪60—70年代：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

综观塞尔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研究，代表作有《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集》(1969)、《表述与意义：言语行为理论研究》(1979)。

在言语行为的研究方面，塞尔是少数原创性哲学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师从著名的牛津分析哲学家奥斯汀(j.l. austin)等人，而奥斯汀是公认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2]。

塞尔这样评价自己在言语行为和语言哲学方面的工作：

当我首次进入心智哲学领域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关于言语行为的概念，他们认为，心智哲学、语言哲学和一般语言学研究语句，而语句是存在的对象。有时，他们把语句看作在实际上与陈述相同的东西，并且用研究语句的方法来研究陈述。由于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和其他所有哲学家的工作，我们开始认识到，语言学习中所涉及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抽象的语句形式，而是使用这些语句来实施一种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正是通过说出这些语句来完成的。因此，这种认识业已为我们研究语言哲学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因为它将语言研究变为人类意向行为的一种形式，我们具有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也就是人类活动的理论，这样我们就有一种语言理论，如果我们将这些东西都一起加以吸收的话，这就是言语行为理论。我曾经致力于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在语言哲学中，整个言语行为理论是对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狭隘性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当然，言语行为理论也开启了心智哲学的研究，因为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是同一学科的分支。而在语言哲学中，从我们研究的所有东西都是抽象的语句这样一种静态的假设中突围出来，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我们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实际操作[3]。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和贡献是多方面的：

第一，塞尔将奥斯汀的理论普遍化和规范化，并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和它的逻辑分析系统。

奥斯汀建立言语行为理论时，将通过说话来做事(doing something in saying something)看作是语言的一种特殊功能。塞尔则认为，“说事”也是“做事”，因此，通过说话来做事是语言的普遍性质和一般功能。奥斯汀区分了三种基本的言语行为，这就是语谓行为(locutionary acts)、语用行为(illocutionary acts)和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其中，语用行为是最重要的言语行为。奥斯汀还将语用行为分为判定式(verdictives)、执行式(exercitives)、承诺式(commissives)、表态式(behabitives)和阐述式(expositives)等五类。塞尔继承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法，但却不同意奥斯汀对语用行为的分类。为了提出自己的分类，塞尔首先分析了语用行为的形式结构，他用f(p)的形式来表达基本的语用行为，并对其中的语用力量f做了认真的分析。塞尔把自然语言中任何能够按照字义用来说明话语的语用力量，或说明语用力量范围的成分，称为语用力量指示成分(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简称ifid)。塞尔认为，语用力量包括七种要素：(1)语用要点；(2)语用要点的力度；(3)完成模式；(4)命题内容条件；(5)前提条件；(6)诚实性条件；(7)诚实性条件的力度。

语用力量的七种要素可以被归结为成功而无缺陷地作出一个基本语用行为的四种不同充要条件。假定听话者理解一个话语的所有条件都被满足，那么，在一个话语语境中成功而无缺陷地作出形如f(p)的语用行为，当且仅当下列四个充要条件被满足：(1)说话者在该语境中以所要求的特征完成模式和语用要点力度成功完成命题p上的语用力量f的要点；(2)说话者表达了命题p，而且该命题满足语用力量f限定的命题内容条件；(3)在该话语世界中，语用的前提条件和命题预设是得到公认的，并且说话者也假设它们得到公认；(4)说话者以语用力量f的诚实性条件的特征力度表达并具有该力量确定的心理状态。

塞尔认为，语用行为在十二个方面能够相互区分开来：(1)在行为类型的要点或目的方面的区别；(2)在词和世界之间适应方向上的区别；(3)在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方面的区别；(4)提出语用要点时，在力量或强度方面区别；(5)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身份和地位在对话语的语用力量影响方面的区别；(6)在与说话人或听话人的兴趣相关的说话方式上的区别；(7)在与谈话的其他有关方面的不同；(8)在由语用力量指示成分决定的命题内容方面的区别；(9)在下述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必定始终是言语行为，另一种行为可以是言语行为，但不必作出言语行为；(10)在下述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的完成需要语言之外的约定，另一种行为则不需要；(11)在下述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的相应的语用动词具有行为式的用法，另一种行为的相应的语用动词则不具有行为式的用法；(12)在作出语用行为的风格方面的区别。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塞尔提出了自己对语用行为的分类。他也将语用行为分为五类：

(1)断定式(assertives)，符号化表述为： b(p)

(2)指令式(directives)，符号化表述为：！ w(h does a)

(3)承诺式(commissives)，符号化表述为：ci(s does a)

(4)表情式(expressives)，符号化表述为：e(p)(s/h+property)

(5)宣告式(declaratives)，符号化表述为：dβ(p)

可以看出，塞尔的分类及其依据与奥斯汀有很大的不同。塞尔的这个分类和它所依据的理论是对语言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并且已经成为关于言语行为的权威理论。

1985年，塞尔和他的合作者建立的语用逻辑(illocutionary logic)，将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推进到逻辑分析的阶段[4]。

半个世纪以来，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对语言学、语言哲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产生的影响外，对心理学、社会学、脑神经科学乃至整个认知科学，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史密斯(barry smith)评价说：“20世纪上半叶，英美哲学最重要的方面是被弗雷格的逻辑思想所塑造的。这种新逻辑所取得的成就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它一直主导着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念，即从本质上把语言看作不过是由或真或假的陈述或命题所组成的。因此，奥斯汀和塞尔的工作代表了对这种观念的突破，这是非同寻常的。”[5](p49)

第二，塞尔提出言语行为的建构规则，在言语行为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了建构性关系，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也为他的社会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塞尔强调，他的哲学由三个部分构成，即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他不仅把语言哲学与社会哲学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联系在一起。在第一种联系当中，塞尔为奥斯汀的一般言语行为理论充实了具体的内容。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除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分类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他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使得言语行为所涉及的话语(utterance)、意义(meaning)和行为(action)这三个向度被统一到了一起。因此，在塞尔的理论中，规则、意义和事实这三个要素在其后的思想发展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塞尔首先区分的是“调节的规则”(regulative rule)和“建构的规则”(constitutive rule)。前者是指用来调节已经存在的行为方式的规则，如用来调节“吃饭”礼仪的规则，而“吃饭”这种行为是独立于该规则的。另一类规则是用来创建或规定新的行为方式，如下棋的规则，使人们有可能从事下棋的这类行为，而这种行为正是从给定的规则产生出来的。

塞尔指出，建构的规则具有“在语境c中，x被当作y”的基本形式。例如，在一辆行驶的汽车内发出“向左转”的信号，在确定的方式下和确定的环境中就被当作向左转的行为；在拍卖会上，举起手指就会被当作投标的行为；说出“我答应给草地除草”，就将说话人置于一种责任之中。在建构的规则中，y代表某种结果，它或者是一种奖励，或者是一种惩罚，或者是某人在将来有责任作出的行为。

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假设是，言语行为是一种根据相应的建构规则说出的话语表达式来完成的行为。因此，塞尔要区分仅仅是发出一些声音，还是作出言语行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按照“x被当作y”的公式来分析通过一个话语所作出的行为。塞尔的分析与胡塞尔(e.husserl)或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完全不同，他的分析的出发点，不是沉默的独角戏中的语言，而是涉及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言语行为。

在塞尔看来，说话者说出一个语句t，这就意味着下面三个条件要得到满足[6](p49)：

(1)说话者具有意向i，即他的话语使听话者意识到相应于t的事态是确实的。

(2)说话者通过确认意向i，想要使听话者产生这种意识。

(3)说话者利用支配语句t的规则，想要听话者确认意向i。

因此，当你作出一个言语行为时，也就创造了一个建构的事实。按照里德(t.reid)的说法是，你创造了一个微型的“市民社会”。建构事实的存在，仅仅是由于我们是在确定的(即认知的)方式下，并在确定的(即建构的)语境之中来对待这些世界。后来，塞尔又区分了与观察者独立的世界的特征和与观察者相关的世界的特征。前者有力量、物质和地球引力等，后者有货币、财产、婚姻和政府等。在塞尔看来，后面的这些建构事实都是建构规则的系统。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比奥斯汀要丰富得多，因为他不仅提供了言语行为理论的一般框架，还提供了关于言语行为自身详细结构的丰富的说明。这样，他就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切当性(felicity)条件：作出一个言语行为的条件和它的满足性条件。在《语用行为的分类》[7]一文中，塞尔提出“适应方向”(direction of fit)这个重要的条件来判断是否可以成功作出一个语用行为。按照他的说法，断定式具有从语词到世界的适应方向，用“”表示；指令式具有从世界到语词的适应方向，用“”表示；承诺式也具有从世界到语词的适应方向；表情式的适应方向为空，用“”表示；宣告式具有从语词到世界和从世界到语词两个适应方向，用“β”表示。由此可以看出，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通过说出一个话语作出的言语行为与现实世界之间是具有密切关联的。换句话说，塞尔的言语行为是先定的和必然的具有社会实在性的。

第三，塞尔通过对意向性和人工智能标准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完成了从言语哲学到心智和认知研究的转向。

更为重要的是，塞尔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还是一位语言哲学家。他不仅要研究语词和语词的使用等有关语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语言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如义务的性质、力量的性质和责任的性质等。在塞尔近期的著作中，还提出了自由行为、自愿行为和理性行为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逐渐认识到，我们不仅要研究语言，还要研究大脑、心智、物理学的定律和社会组织形式。

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已经含有心智和认知的因素。例如，在他的基本的语用行为表达式f(p)中，包括语用力量f和命题内容p这两个基本的成分(变元)。我们可以分别考察这两个要素的变化，从而考察和表达一个语用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说话者的意愿。事实上，在前面所给出的语用力量的七种要素中，对每一种要素的考察，如语用要点、完成模式、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诚实性条件，都涉及对心智的分析。在《意向性》(1983)一书中，塞尔将言语行为研究延伸和扩展到认知行为(cognitive act)的领域。他所区分的命题模式(propositional modes)和意向内容(intentional contents)，这类似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一书中对性质(quality)和物质(matter)的区分。

在完成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创新性研究(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塞尔并没有停止前进。他不会像一般的学者那样，终身固守于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即便是业已取得巨大成就的领域。他以探索的精神去挑战新的问题，开拓新的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塞尔转向心智哲学研究，其研究领域包括意向性、心智和意识、人工智能标准(中文房间论证)等。此后，他逐步成为一位公认的、卓有成效的心智哲学家。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意向性和心智哲学

塞尔的哲学由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构成。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塞尔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1975年以后，由于斯隆基金的投入和认知科学的建立，作为基隆基金主要受益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学者、认知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塞尔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改变，他的兴趣从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研究逐步转向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的两项代表性学术成果是《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1983)和《心智、大脑和科学》(1984)。其中，他提出的“中文房间论证”成为反驳强人工智能的论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标准。90年代以后，他在心智哲学方面的著作包括《重新心智的发现》(1992)、《意识之谜》(1997)、《意识和语言》(2002)以及《心智：简短的导论》(2004)等。

塞尔的社会哲学贯穿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之中，这与他的语言和心智观有关。塞尔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一经使用，言语一经说出，就建构了一种社会现实。因此，塞尔的社会哲学与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是紧密相关的。(对塞尔社会哲学的讨论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塞尔的《校园战争》(1972)、《建构社会现实》(1995)、《心智、语言和社会》(1998)、《行为中的理性》(2001)等。)

本节集中讨论塞尔心智哲学的两本重要著作《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和《心智》。

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适应方向”也体现了对心智的分析，而在《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中，塞尔将这种分析普遍化了。例如，信念具有从心智到世界的适应方向，愿望则具有从世界到心智的适应方向。每一个不同的心智行为都是如此，它们都反映了心智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信念、愿望、意向的满足条件也被普遍化了。塞尔说：

在具有适应方向的情况下，满足条件的概念非常普遍地应用于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例如，我们说陈述是或真或假的，命令是或者被服从或者被违背的，承诺是或者被遵守或者被破坏的。在每一种情形下，我们都把语用行为的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该行为与现实的适应关系，而这种适应关系是由语用要点所规定的特殊的适应方向所确定的。我们可以对所有的条件贴上“满足条件”或“成功条件”的标签，从而得到一个表达式。这样，我们说一个陈述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真的；一个命令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被服从的；一个承诺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被遵守的，如此等等。现在，这种满足概念也可以被清晰地应用于意向状态。我的信念将被满足，当且仅当事情就是我所相信的那样；我的愿望将被满足，当且仅当它们会被实现；我的意向将被满足，当且仅当它们会被实行。因此，不论对言语行为还是意向状态，满足概念在直观上看起来都是相当自然的，并可以相当普遍地应用于所有具有适应方向的地方[8](p10)。

可以看出，《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仍然留有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痕迹。但两者又是截然不同的。在该书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心理状态的意向(第一章)；他发现不得不研究感知意向性(第二章)和行为(第三章)；但如果不理解意向因果性则不可能理解感知和行为(第四章)；这些研究导致对非表现的心理能力的基础研究(第五章)；作者的最初目标——揭示语言意向性与心理意向性之间的关系，体现在第六章的讨论之中；第七章讨论两种特殊意向的语言表现形式；第八、九两章使用前面的理论批评了当时有影响的指称和意义理论，提出了对索引表达式和专名的意向性思考；最后，第十章提出关于“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和“心脑问题”(mind-brain problem)的一些结论。

塞尔认为，视觉经验或其他类型的知觉经验是具有意向性的，这一点在关于知觉的研究中被忽视了。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他曾经为相信、害怕、希望等这些言语行为确定过“适应方向”的满足条件。塞尔论证说，视觉经验也具有满足条件，就如同想念和希望具有满足条件一样。例如，我们不能将一辆车的视觉经验与这辆车是黄色的旅行轿车这样的经验事实分离开来，正如我们不能把相信天正在下雨这个信念与天正在下雨这个事实分离开来一样。两者的类似之处在于：

第一，视觉经验的内容总是由一个完整的命题来表达的，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信念的内容也是如此。从意向性的观点看，所有看见的视觉感知都是看见了如此这般的东西。因此，描述一个视觉感知的语句不能使用第一人称的直接陈述句，而应该使用第三人称的间接引语：

1a i have a visual experience of a yellow station wagon(我有一个关于一辆黄色旅行轿车的视觉感知)。

1b i have a visual experience that there i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there(我有这样一个视觉感知，这是一辆黄色旅行轿车)[9](p41)。

1a不能清楚地表达一个视觉感知，1b才是视觉感知的正确表达形式。一般地说，在语言形式上说，x看见y只能用一个第三人称的间接引语来表示。因此，一个完整的命题内容是视知觉的内容，即视知觉的意向内容。例如：

2a jones saw a yellow station wagon，but did not know it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琼斯看到一辆黄色旅行车，但他不知道那是一辆黄色旅行车)。

2b jones saw that there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in front of him but did not know that there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in front of him(琼斯看到，在他面前有一辆黄色旅行车，但他不知道在他前面有一辆黄色旅行车)[9](p42)。

2a没有任何问题，是完全一致的。2b却有问题，是古怪而难以理解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原因是前者不带意向性，“看见y”的形式并不要求说话人报告y对主体的意味；而“看见+从句”的形式却带有意向性，从句表达了一个事实，它显示了该事实对主体的意味，即对意向内容的限定。

第二，视知觉总是具有从心智到世界的适应方向，它的适应方向与信念一样，但与愿望不同，后者的适应方向是从世界到心智。如果视知觉的满足条件在事实上不能实现，如幻觉、错觉、幻想等等，这是视知觉的过错，而不是世界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我们的感觉欺骗了我们”，而不是说我们的视知觉对或错。视知觉不仅仅是表达的问题，它的对错涉及适应方向。哲学家们用一些专门的术语来描述视知觉适应方向的错误，如“欺骗”、“误导”、“歪曲”、“幻觉”、“错觉”等，而用“如实”来描述视知觉适应的成功。

第三，视觉经验与信念和希望一样，是由其意向内容来表明其特征的。如果不用一个that从句来说明相信的内容，是不可能完全表述一个信念的；类似地，如果不用一个of短语来说明经验的内容，也是不可能描述一个视觉经验的。分析哲学家们所犯的典型错误就是认为对视觉经验满足条件的限定这样一种谓词可以从字面儿上来判定其对经验自身的真假。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是由“黄色”和“旅行车”这种表示颜色及形状的意向内容限定成分直接影响视觉经验，而不是表示原因的谓词影响视觉经验。

在不使用概念和语言的情况下，视觉经验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例一，维特根斯坦的鸭—兔两可图。

在我们面前只有一幅画，却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视觉内容，一种是鸭，另一种是兔。维特根斯坦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对动词“看”的不同使用所引起的结果。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塞尔的方案是，我们可以按照类似于前面的“字面儿上的”解释，在一种情况下观察者看到的是这幅图画的一种样式，在另一种情况下看到的是它的另一种样式。那么，是什么因素使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样式而不是另一种样式呢？塞尔认为，这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正如约翰爱萨莉，他看到的是萨莉可爱的一面，而看不到萨莉不好的一面。事实上，对各种各样的两可图的解释，现在更多地采用心理学的方法。两可图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例二，缪勒—莱尔线(müller-lyer lines)。

上面两个图形中心部分线段的长度是完全一样的，但a看起来比b长。在这里，我们视觉经验的意向内容与我们信念的意向内容是矛盾的，前者破坏了后者。我们对月亮的视知觉也是类似的。月亮当空时显得比在地平线上时要小，虽然我们相信月亮的实际大小并没有改变。所以，如果没有关于月亮大小不会改变的信念，我们的视觉就会提醒我们月亮当空时比它在地平线上时要小，但我们知道那只是一种错觉。

在《心智》一书中，塞尔对意向性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表述。在该书中，塞尔是从心智哲学的立场来看待意向性问题的。塞尔认为，意向性问题是心智哲学中仅次于意识问题的另一个困难而又重要的问题。塞尔认为，意向性问题是意识问题的一个镜像。这样，塞尔就把意向性问题与心智哲学紧密结合起来了。

在《心智》一书中，塞尔从三个方面来研究意向性问题：第一，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第二，既然假设意向性状态是可能的，那么，它的内容又是如何确定的；第三，意向性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又是如何工作的。

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塞尔对二元论的解决方案、功能主义的解决方案、消解论的解决方案一一作了驳斥，认为它们都不能提供正确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塞尔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我们无须考虑人的思想为何会到达太阳、月亮、凯撒和卢比肯河，因为这些问题太复杂；如果我们考虑动物为什么会感到饥饿和口渴，问题就要简单得多。塞尔认为，这时我们所说的是关于心智的生理学能力问题，它是基本的，是我们考虑饥饿、口渴、性冲动、感知和其他意向行为的基础。现在，“意向性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大脑何以会产生口渴的感觉这个问题。塞尔认为，这是因为，口渴是一种意向现象，而大脑具有处理这些意向性形式的功能。感觉口渴是有一种喝水的愿望。当2号血管收缩素到达大脑视丘下部的时候，它就会激发神经元的活动，神经元的活动最终会引起口渴的感觉，即引起一种意向的感觉。意识和意向性的基本形式是由神经行为引起的，也是由脑系统来实现的。由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机制来解释口渴的意向，同样适用于对饥饿、害怕、知觉、愿望和其他各种意向的解释。塞尔认为，一旦我们将意向性问题从抽象的精神层面放回到真实的动物生理学的具体层面，意向性问题的神秘性就被破除了。这样一来，动物何以具有意向状态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任何难解之谜。

意向性的结构和内容又是如何确定的呢？塞尔将意向性结构分为：(1)命题内容和心理模式；(2)适应方向；(3)满足条件；(4)因果自我指称性；(5)意向性网络和前意向能力背景。显然，塞尔继承与发展了他在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性研究方面的思想。前三种意向性结构是对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相关内容的继承和发展，后两种意向性结构是塞尔的新创造。在因果自我指称性方面，塞尔认为，大多数生物学上基本的意向现象都具有其满足条件的逻辑特征。例如，关于我昨天去野餐的记忆，一定是由我去野餐这件事引起的。因此，记忆的满足条件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事件，也包括该事件的发生所引起的关于该事件发生的记忆。我们可以说，记忆、意向和感觉经验统统都是因果自我指称的。但另一些意向状态却不具有因果自指性，如相信、愿望等等，塞尔将它们与具有因果自指性的意向状态区别开来。塞尔认为，每一个具有适应方向的因果自指的意向状态同时也具有因果方向。塞尔将认知和意愿两个族的因果自指性、适应方向和因果方向列表对照如下[10](p171—172)：

由此出发，塞尔发展了一种关于意向因果性的全新的理论。他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意向被满足，当且仅当意向自身成为其满足条件的其他各个方面被满足的原因。因此，如果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这个意向被满足并不是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而是这个意向引起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这个行为。

与过去在《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中所作的分析不同，在《心智》一书中，塞尔不仅对意向性继续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分析，而且将意向性研究与神经科学结合起来。下面是塞尔在《心智》一书中给出的关于意向分析的一个新的模型[10](p210—211)：

其中，顶层的结构显示行为意向引起身体运动；底层结构显示神经活动引起生理变化；两边显示神经活动与行为意向、生理变化与身体运动的关系，总之就是底层的活动引起顶层的活动。显然，这是一个由神经活动(neuron firings)、行为意向(intention-in-action)、生理变化(physiological changes)、身体运动(bodily movement)构成的综合模型，其关系是因果链关系，用符号表示，读为“引起”。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型表示为：

塞尔认为，这个模型在教育法上是有用的，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似乎意向在神经之上，宛如糖霜在蛋糕之上一样。塞尔认为下面的图示也许更恰当[11](p211)。其中，小圆圈代表神经元，阴影代表分布在神经元系统中的意识状态。意向是整个系统的功能而不仅仅是在系统的上部。

三、几点重要结论

我们以著名语言和心智哲学家塞尔为例，分析了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的发展，从中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1.20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体现了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路径，塞尔是这一发展路径的典型代表。

过去的一个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有一条明显的发展路线，这就是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路线。这条发展路线在塞尔哲学中得到了印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塞尔的主要工作是言语行为理论。70年代末，认知科学在美国建立，作为斯隆基金的主要资助对象和认知科学最早的发起单位，塞尔所在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1984年成立了认知科学研究的oru，塞尔是其中的重要成员。1983年，《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问世，是他从语言哲学过渡到心智哲学的桥梁和标志。此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向意向性和心智研究，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包括《心智、大脑和科学》(1984)、《心智的重新发现》(1992)、《意识之谜》(1997)、《心智、语言和社会：现实世界的哲学》(1998)、《行为中的理性》(2001)、《意识和语言》(2002)、《心智：简明的导论》(2004)等。在塞尔看来，语言哲学是心智哲学的一部分，语言哲学最终一定会导向心智哲学。塞尔说：

我认为我们已经从以语言哲学为研究中心转移到以心智哲学为研究中心。发生这种转向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是，在语言哲学中正在发生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而当我们对大脑如何工作有更多的发现，以及当我们对语言和意识的诸多问题做了透彻的研究时，在心智哲学中也有大量激动人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心智哲学已经转移到了前台。我认为，我们业已从语言转到心智最简明的原因就是，语言的最重要的性质是基于心智的，因此，意义和意向性是先于语言的心理能力，在我们能够阐明语言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将先于语言的心理能力搞清楚。语言依赖于心智，甚于心智依赖于语言[3]。

2.心智哲学与过去的哲学理论包括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有本质区别。心智哲学是认知科学的哲学，也就是在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脑和神经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建构的哲学理论。

古代哲学是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近代哲学是认知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是主体的认知能力问题；20世纪以英、美为主流的现代哲学是分析哲学，它将哲学的关注点转向主客体之间的中介——语言。这种“语言转向”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以前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早期分析哲学，它以形式语言为哲学分析的基础，以形式语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数学逻辑为哲学分析的工具；后一时期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乔姆斯基、塞尔等一大批语言哲学家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它将哲学的基础重新转向自然语言，以在经典逻辑的扩充和变异的基础上建立的哲学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的逻辑为哲学分析的工具。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的高级发展阶段。

心智哲学继承了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全部发展的积极成果，特别是与20世纪以来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一脉相承。例如，心智哲学同样认为哲学分析是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心智哲学不仅注重对形式语言的分析，而且更加注重对自然语言的分析。在语言哲学的三分框架中，心智哲学不仅注重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而且更加注重语言分析中人的因素和身心关系的分析，即语用学的分析。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中，单纯的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分析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而先天语言能力、内在语言、普遍语法、唯理主义和心理主义这些理论由于将语言分析与心智相结合，它们已经属于心智哲学的范畴。在塞尔的语义学理论中，意向性是理解语言意义的重要因素，而意向性是意识的反映，是与个人的心智相关的。意义的客观性不复存在，任何意义都是主观的建构，都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在语用学方面，奥斯汀、塞尔建立和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基础理论及核心，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的意义是与说话者、听话者、时间、地点和语境这五大要素密切相关的，人的因素第一次进入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范畴，从而也就进入哲学分析的范畴。从以上发展可以看出，心智哲学最初是孕育于语言哲学母体中的一个婴儿，两者是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心智哲学已经逐渐脱离语言哲学的母体而诞生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并发展壮大，逐步转移到了以英、美为主流的西方哲学的前台。

心智哲学与过去各种哲学理论的本质区别是：不论是在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基础和逻辑方法上，心智哲学处处都将哲学问题与人的身体、心智联系起来，哲学不再是一种脱离人的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是与人的身体构造、生理结构、心理结构、心智状况密切相关的理论，是“体验哲学”[12]。莱考夫(g.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在《体验哲学——涉身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中，一开始就提出三个重要的命题：心智与生俱来是被体验的；思维通常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多数是隐喻的。莱考夫说：“这是认知科学的三个重大发现。两千多年以来，哲学家关于理智的性质的思考已经完结。由于这些发现，哲学决不可能再与过去一样了。”[13](p3)莱考夫说：

理智不可能如传统哲学所广泛接受的那样是与身体无关的，而是来源于大脑、身体和涉身的经验。……

理智是进化的，抽象的理智基于“低等”动物所具有的感知的和原始的推理形式。……

理智不是超验意义上“普遍的”，即它不是一种普遍结构。如果说它是普遍的，仅仅是指它是所有人类共同具有的普遍能力。……

理智不是完全理智性的，它大多数是无意识的。

理智不是纯粹字面儿上的，它大部分是隐喻的和想象的。

理智不是与情感无关的，而是涉及情感的[13](p4)。

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灵与肉完全分离的笛卡儿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按照普遍理性的律令而具备道德行为的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仅仅依靠内省而具备完全了解自身心智的现象主义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功利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乔姆斯基语言学意义上的人、后结构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计算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以及分析哲学意义上的人统统都不存在。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下，哲学已经进入一个与人相关、与人的身体、大脑和心智紧密相关的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心智哲学的发展阶段。

3.基于经验和重视个体差异性的认知科学决定了心智哲学的本质。认知科学与过去的科学理论的区别是，在学科特征上，过去的科学强调的是科学原理的一般性，数学和逻辑的定理、物理学的公式、化学结构等，它们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知科学却强调特殊性与个体差异性，曹雪芹之所以成为曹雪芹，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在基因表达上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为什么会是不同的个体？这些都是认知科学所要关注的问题。

在学科目标上,20世纪的科学要上天入地，人类不仅要遨游太空，还要潜入深海；人类不仅要释放核能，还要创造生命——这些都是20世纪科学所要解决并且已经解决的问题。21世纪的认知科学所要关心的却是人自身。人类要搞清楚自己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脑如何产生心智，这就是脑科学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要了解人类所特有的符号语言与脑和认知的关系，这是认知语言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想知道心理与认知的关系，如感知和注意、模式识别、学习、记忆、知识表征、推理与问题解决、情感与认知等，这是认知心理学所关注的问题；认知人类学要解决由人类文化发展和人类进化过程所决定的与人类种群特征有关的认知问题，如符号的起源、语言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文化的进化、文化的适应性和不适应性、文化与基因的双重进化等；认知计算机科学即人工智能要解决机器智能的问题，如人工智能的标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机器的感觉和知觉、机器人和智能体等。心智哲学要解决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心身(mind and body)问题、人类的意识之谜、意向性问题、心理因果性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无意识行为的问题、感知问题、自我问题等。因此，心智哲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

在科学与人的关系上，过去的科学理论标榜自己的客观性，排斥一切与人相关的因素，试图创建一种绝对的知识体系和以真假来判定的真理标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和数个世纪，甚至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人类寻求的科学原理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普适的知识。科学来源于实践，它的理论又超越于实践而凌驾于实践之上。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宗教。与此不同，认知科学不假设过去的科学理论所肯定的这些前提，而把科学理论看作是人的创造与建构。

4.由于对心智和脑的研究，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许多学科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认知科学对21世纪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推进作用：

首先，形成nbic聚合技术，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2000年，人类进入新世纪之初，由美国近八十名科学家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将新世纪的带头学科确定为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合称为nbic，亦称为聚合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y)。该研究报告指出：“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与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知识。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会)的技术综合可能成为人类伟大变革的推进器。”[14](p102)

这份重要的研究报告还指出，在nbic四大科学技术中，认知科学是先导：

我们看到，聚合技术的协调综合以认知科学为先导。因为一旦我们能够以如何(how)、为何(why)、何处(where)、何时(when)这四个层次上理解思维，我们就可以用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来建造它，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来实现它，最后，我们就能够用信息技术来操纵和控制它，使它工作[14](p281)。

其次，在认知科学的学科框架内，促进六个相关学科的发展。认知科学由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六大学科所支撑，在这个框架内，已经形成心智哲学、认知心理学、语言与认知、认知人类学、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等六个新兴学科，它们被称为认知科学的核心学科。(1)心智哲学研究与人类心智相关的哲学问题。哲学与心智相关的三个经典的问题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心智的结构和知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与认知科学相关的其他哲学问题和领域还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哲学和自然转向；科学哲学；认知科学中的心智；民族心理学问题；意向性和心理内容；逻辑与心智科学；哲学与生理学，等等。(2)认知心理学是与信息处理相关的心理学，它涉及感觉的输入和生理运动的输出。鸟类和哺乳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尤其是大猩猩和人)都具有最复杂的智能形式，需要建立理论来处理它们的思维机制和内在经验。认知心理学所关注的问题有情感、感知、注意、记忆、决策和问题解决、语言和交际、认知发展和认知结构、学习、智力等。(3)认知神经科学也是关于信息处理的科学，它涉及的问题有如何获得信息(感觉)；如何建立解释、确定意义(感知和认识)；信息的存储和修改(学习和记忆)；沉思(思维和意识)、预测未来的环境状态和行为结果(决策)、指导行为(神经动力控制)以及语言交际，等等。(4)人工智能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关于智能机器创造的工程学科；另一种是关于人类智能的计算机建模的经验学科。在早期，这两种含义常常不加区分，现在已逐渐将它们区分开来，前者(人工智能)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后者(计算机智能)是现代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计算机智能所关注的领域和问题有机器和认知；人工智能；认知建构；知识基础系统；逻辑表达式和推理；逻辑决策；不确定信息的表达和推理；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学习；语言；视觉；机器人技术；复杂性、合理性和智能，等等。(5)认知科学的语言学重视自然语言的研究，尤其重视言语(口语)的研究。语言与认知所关注的问题有语词和意义；语言结构(语词和声音，短语结构和生成语法，词库，语言界面和语义学，意义)；语言使用(语境中的语言，变动中的语言，心智中的语言)。其他被关注的问题还有人机交互；机器的言语识别；言语合成；脑与双语学习，等等。(6)认知人类学或称文化、进化与认知不仅要研究认知的个体差异性，而且要研究认知的群体性、民族性和社会性。个体是属于群体的，个人的机体是种群的成员并享有同一基因组；生物体在本质上具有种群特征的认知能力，同时带有表面的个体差异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富有文化特征的。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社会性和文化才成为可能。认知人类学研究这些认知能力发展的个体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并对认知过程提供社会的和文化的信息。认知人类学关注人口层次的认知现象，它从三大视角来研究文化、进化与认知的关系——从比较和进化的视角来看认知；从进化和认知的视角来看文化；从生态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视角来看认知。

最后，通过多级交叉、综合与辐射，认知科学将会推动更多学科的发展。例如，通过认知科学六大基础学科和六大核心学科之间的交叉，已经形成更多的新兴学科，如控制论、神经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认知过程仿真、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人类学语言学、认知人类学、脑进化等。

实际上，认知科学对学科发展的影响远非如此，即便是传统学科，如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科学、教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认知科学，因为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都与人相关，与人的心智相关，因而与认知科学相关。可以说，在21世纪，如果不做认知科学研究，或者不与认知研究相结合，很多学科都无法深入发展。

这就是本文通过对过去的一个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和学术发展的主线“语言心智认知”的分析，所试图昭示和预测的未来发展蓝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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