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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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佛教于西汉末年从古印度传至中国，作为外来的唯心主义神学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偏爱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拍即合，因此传人伊始便与当时流行的道术、玄学互相补充，彼此交融。为了加快与中国文化的同化，佛经的中文译本就应运而生。佛经的翻译形式也经历了从最初的个人僧侣翻译发展到寺庙集体翻译再到官方译场翻译的过程，翻译人员主体也从汉语不熟练的外来僧侣转变到通晓梵文经典的中国人为主。两汉三国初期：东汉年问汉明帝求法，为两位从古印度而来的高僧建造了一座寺庙一即今天的白马寺，自此他们就在白马寺开始了译经活动。这便是关于佛教初传的最普遍的传说。今天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相传是迦叶摩腾于白马寺译的《四十二章经》佛教传人中土初期，翻译者多为从西方来到中土的高僧或是胡裔(今新疆地区)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信徒为辅助力量。最初的佛经翻译往往全屏口授，即由外僧背诵佛经，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渡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再进行修饰。因此翻译时往往不只一两人完成，而是由中外僧侣集体完成，这便是“译场”的雏形。在早期翻译过程中，负责传言的人既要熟悉梵文佛经又要汉语功底深厚，而在当时这种人才基本上是凤毛麟角。从翻译方法来说，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的佛经译作可能会出现汉语句法扭曲(梵文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差异大)，还有大量按发音直译过来的内容，从而使得译文晦涩难懂，不易于没有宗教基础的人理解。两晋南北朝发展期：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异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又极端残酷。南北两方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两方都得到发展。佛教的流行与佛经的翻译事业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统治者的日益重视，对佛经翻译的支持力度也得到加强。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从民间个体走向官方支持，“译场”的规模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译场的人员分工也更加明确，除了口授梵文加以传译为汉语之外，还添加了记录原梵文人员、证义汉语的人员以及最后校对的人员。另一方面。此阶段的翻译文本也不再像以前单纯依靠胡裔僧侣的文本，而是直接有从天竺求经而传回的梵文原本。这样多个版本互相补充，相互校勘，使译文更为正确。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由于佛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兼通汉语和梵文的人越来越多，加上分工明细有具有文学修养的人员加以辅助，因此译文基本上通过意译，对文法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字进行适当润色，译文质量比前一阶段有了提高。隋唐鼎盛期：隋唐时代，佛教终于摆脱对中国原有文化(如儒学、道术、玄学等)的依附，成为独立自主的宗教，对佛经的翻译也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一时期隋唐统治者与佛教相互拉拢，统治者企图借由佛教控制人民，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极力巴结统治者。因此由官方主导的译场制度，到此时期发展更为完备。

隋代在上林园设置翻经馆，那就成为常设机构了。就译场而言，论翻译组织之发达完备，翻译人才之精粹汇集，分工之细密精巧，还当以唐代为最。所有经费由国家供给，而且还诏集天下英才，建立严密而完善的译经组织。能够进人译场的人都经过严格筛选。大多是具备能力的僧侣或是朝廷官员才能参与翻译。唐朝国力鼎盛时期，对外交流甚多，各国高僧纷至沓来传道授业，同时更有不少中国僧侣远赴西方取经。他们跋山涉水，走遍圣迹，将各种佛经带回大唐进行翻译。此时对佛经的主译者已经转变为以中土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择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在这些大唐高僧中更是出现了一位纵横千古的伟大翻译家一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组织译场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佛经翻译活动。译出经论达1335卷之多。在翻译技巧上，他巧妙运用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秉承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使得他的译文严谨而不失文采，成为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宋朝以后衰落期：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而在中国南方的禅宗在唐朝勃然兴起。它提倡不持戒，不坐禅、不读经，但求顿悟，把佛教改造得完全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由于不重读经，不遵戒律；加上五代十国社会动乱，很少有人去印度求法求经；佛教经典大都已经介绍过来了，僧徒把精力转向探索佛理，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来改造佛教，对译经的兴趣也就不大了；加上统治阶级无力提倡和支持翻译，北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虽然佛教已不再流行，但是宋朝还是设立有译经院，从事翻译事业，翻译主体多为外来僧侣。最终由于缺乏新的梵文经文，译事时断时续，其对佛教的贡献无法与唐代相比。此后，我国佛经翻译活动开始迅速衰落，自此译场时代也走向尾声。

二、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历时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中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不仅极大063地推动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为后来形成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还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以及魏晋之后的文学创作了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佛教典籍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佛经翻译出现以前，中国古代的翻译大都还是中央雅言和地方语言间的转化，文言文的表达也大都更好地为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所用。佛经翻译的出现，不仅大大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同时对文言文的语法结构也产生了影响。语言学家们现在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35000单词出自佛经翻译(日本《佛教大辞典》中，所收人佛教的词汇也多达35000余条)，除直接与佛教相关，如“佛”、“塔”、“和尚”、“菩萨保佑”、“佛法”、“佛经”、“禅师”、“僧人”、“涅”、“般若”、“参禅”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如“回忆”、“世界”、“现在”、“因果”、“执著”、“虚空”、“迷惑”、“真实”、“圆满”、“心田”、“刹那”等等。拿“魔”一字来说，它本身佛经中一个恶神的名字，后来被汉译成“魔”，进而发展出“着魔‘色魔‘人魔”等等新的汉语表达。佛教中过去世、现在世、未来式的引人，也使得汉语中出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另外现代汉语中存留下来的很多四字成语或是习语，很多都有佛经汉译的色彩。因此魏晋之后，大量的四字习语纷纷出现，它们至今还为现代人所引用。例如如“天花乱坠”(《心地观经•序分》)、“作茧自缚”(《妙法圣念处经》)、“随机应变”(《金光明最胜王经》1，还有习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第二，佛经翻译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前文中说道，佛经的汉译偏于口语化、白话化，这与当时两汉魏晋时流行的文笔华丽的骈文有很大不同，促使了文坛出现了“变文”的形式。变文即晋宋以来僧徒的转读经文发展到讲唱佛经故事的新文体(以散文，韵文混和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载体)。到了宋代，宋人“说话”用的说话本子，就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而小说的发展，才促成了章回小说的出现，使得小说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分庭抗礼。在文学素材上，古印度文学丰富的想象力和瑰丽的文学表达力，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灵感。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乐府诗集中的《孔雀东南飞》就有它的影子。佛教引人的“生死轮回观”、“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也催生了六朝志怪小说，使古代文学获得了解放。可见佛经的汉译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乐土。极大了促进了古典文学的发展。第三，佛经翻译使得佛教思想深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终与儒家、道家一起汇成一流，形成了以儒道佛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佛经汉译以前，中国统治阶级惯以儒家思想统治人民，并且道家思想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汉、晋时期佛教初人，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来崇拜。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佛教逐渐中国化。宋明以后，佛教才真正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佛教传人以前，中国士大夫阶级崇尚儒家思想，积极“人世”。他们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教的传人，引人“空”的概念，相反推崇人们保持心灵明静，鼓励“出世”，要看破红尘修炼成佛，最后涅桀重生。这些观念最终同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相互融合构成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与世无争、以和为贵，并建构了中国人特有的那种集体“无意识”。佛教经典中推崇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观”都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并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努力做好事积善德，以期望来世有好的宿命。同时社会风气也鼓励恶人回头是岸，劝诱坏人苦海无边，悬崖勒马。可以说经由佛经的汉译，佛教思想传人中国，它成为最具有民众基础的普世价值观念，历经千年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之中。

三、结语

第2篇

从形态类型的角度语言可以分为粘着语、屈折语、孤立语和抱合语四种，日语属于粘着语，汉语属于孤立语。粘着语(膠着語)的主要特点是依靠助词或助动词的粘着(附加)来表示每个词在句子中的地位和作用。汉语作为孤立语，每个词都有它独立的含义，词在句子中所表达的意思及所起的作用不是靠助词，而主要是靠位置和词本身的意思来决定。由于汉语和日语有这样的不同，因此，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助词、助动词的用法非常重要。尤其是初学者，常常被一些格助词的用法搞得晕头转向。这主要是因为语言类型的不同导致表达习惯上的不适应。比如，汉语的“登山”，日语却有「山に登る和「山を登る两种表达方式，其中，格助词用「に还是用「を意思是不同的。用「に表示对象，意思是朝着山上或往山上登;用「を则是表示经过路线，意思是顺着山路往上登。再比如汉语的“在院子里走”，日语既可以说成「庭で歩く，也可以说成「庭を歩く。用「で是强调活动场所，用「を则是强调经过路线。由此可以知道在日语里格助词决定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并且决定整个句子的意思。怎样记才能科学有效呢?死记硬背不符合认识规律。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语言每个词条的意思之间也存在着连续性，正因为这种连续性的存在才使得词汇的意义扩展成为可能，比如像下面的例子。〈具格的〉:1．ハサミで新聞を切る2．片手で網を引っぱる3．クーラーで書斎を冷やす4．雰囲気で観客を圧倒する〈原因格的〉:5．頭痛で学校を休む格助词「で从表示具体的工具到表示抽象的原因存在扩展关系，这种扩展在3、4体现出了连续性。通过对这种连续、扩展的理解，有利于形成记忆网络，提高记忆效果。连续、扩展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仅体现在一个词的多义性上，还体现在多个词之间的意义联系中。比如上面我们讲过「で「を都可以用在移动动词句中，「で表示活动场所，「を表示经过路线。「で和「を之间的连续在于二者都表示动态移动这样的意义特征。「に和「を在表示移动意义上也是有联系的，只是二者强调的侧面不同，「に强调移动的着点，句子呈静态特征，「を则凸显经路，句子呈动态特征。而「に和「で的连续性在于都表示场所。在静态、动态上二者有区别，「に表示静态，「で表示动态。所以，「会社に勤めている表示一种状态性，而「会社で働いている则表示一种动作性。「に和「で在静态、动态上也是有联系的。比如「病院に勤めている也可以说成「病院で勤めている，就是说「で也可以表示静态意义。「に「で「を三者在静态、动态方面的连续性可以表示如下。静态动态にでを日语中许多微妙的意思都可以通过格助词来加以区别。比如「太郎に行かせる和「太郎を行かせる，虽然都用了使役态，由于格助词的不同，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使役对象用「に来表示，可以理解为对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即对象「太郎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后者使役对象用「を来表示，可以理解为对对象的一种强迫性，即迫使对象「太郎去。这样的句子用汉语表达时只能用动词加以区别。比如前者可以译为“让太郎去”，后者可以译为“打发太郎去”。由此可以看出日语格助词在句子中的重要作用。表示非意志性主体的行为用「から，如「火が裏口から出た，而表示意志性主体的行为用「を，如「泥棒が裏口を出た。这样的句子译成汉语可以译成“火从后面出来了”“小偷从后面出来了”，就是说汉语中主体的意志性和非意志性没有加以区别，都可以用“从～出来”表示。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只能用动词。如“火从后门冒出来了”“小偷从后门溜出来了”。所以，日语的格助词在区别句子的意义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汉语却只能靠具体的词汇来完成这样的功能，从中也看出了日语粘着语和汉语孤立语语言类型的不同。如果说在语言表达上日语每个词都要明确它在句子中的地位作用，那么在文化习惯上，日本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在集体中的角色。在公司里更是强调团队精神(チームワーク)，注意整体配合。怎样才能配合好呢?那就需要每个成员必须明确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在生活中日本人也非常注重和周围的协调，以免发生摩擦。由于这样的一种文化习俗，使得日本社会秩序井然，人们彼此谦让，各行其道，各尽其职，社会和谐畅通。反之不利的一面，则使得日本人常常是看人家眼色行事，并且人们缺乏独自性和创造力。汉语每个字都有独立的意思，并且在句子中也起相对独立的作用。在文化习惯上中国人讲求独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并且乐于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不利的一面就是在团队中克服个人主义，争强集体的战斗力。

二、指示代词

在日语中，指示代词也不可小看。无论是日本的日语能力考试还是中国的大学日语考级，它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无论是在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都要面对的问题。在初级阶段有「こ「そ「あ「ど体系，近称、中称、远称等比较复杂的使用方法。对于中国日语初学者来说也是个较难理解的问题。所谓难就难在缺少对应性和可比性。汉语的指示代词体系没有那样复杂，运用也不那样广泛。比如，日语用「こ「そ「あ「ど分别表示近称、中称、远称，而汉语只有“这”和“那”两个指示代词。中日之间的对应关系是:这こ、那そ、あ，就是说汉语中中称(そ)、远称(あ)不加区分，都用“那”表示。这样，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就难以区别中称和远称。这种中、近、远的区别不仅是表示空间距离，还表示说话者相对范围的界定。这种范围界定可以用下图表示。从这种范围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日语指示词的运用也是很注重彼此的相互关系的。在文章中，指示词的运用更充分体现了日语语言表达的相互关联性。下面这段文章摘自芥川竜之介的『羅生門。それから、何分かののちである。羅生門の楼の上へ出る、幅の広いはしごの中段に、一人の男が猫のように身を縮めて、息を殺しながら、上の様子をうかがっていた。楼の上から差す火の光がかすかに、その男の右の頬をぬらしている。短いひげの中に、赤く膿を持ったにきびのある頬である。下人は初めからこの上にいる者は死人ばかりだとたかをくくっていた。それがはしごを二、三段上ってみると、上ではだれか火をとぼして、しかもその火をそこここと、動かしているらしい。これはその濁った、黄色い光が隅々にくもの巣をかけた天井裏に、揺れながら映ったので、すぐにそれと知れたのである。この雨の夜に、この羅生門の上で、火をともしているからは、どうせただの者ではない。『羅生門像上面这篇文章一样，如此频繁地使用指示代词对于中国人来说会感到摸不着头脑，而作者就是通过这些指示代词把读者拉到文章中去，使你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指示代词在文章中指代的是文章中先后出现的人物或事件，使整个文章前后照应成为一体。指示代词的广泛使用也体现了日本语言文化整体性和相对性的特征。另外，对初学者来说疑问代词作主语用「が而不能用「は也是个难解的问题，比如「どこが食堂ですか不可以说成「＊どこは食堂ですか。使用疑问代词是说话者对未知情况进行提问，这就说明话者和听者对这一情况不是彼此都知道的共有情报。对日本人来说非共有情报就不能用「は。所以，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日语表达是非常注重彼此关系的。

三、敬语

日本是个金子塔社会，上下关系层次分明。这种社会关系在语言上的反映就是敬语的广泛使用。敬语分为尊敬语、自谦语、郑重语三种表达形式。尊敬语主要是表达对话题中出现的人物尊重;自谦语则是表示对话者自身行为的谦让;郑重语则是表示对听话人的礼貌。敬语的使用不仅能体现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也能反映出说话者、听话者以及话中人物的亲疏远近关系。对自己的上司说话要用敬语，而和外人说起自己的上司时就不能用敬语，因为上司和说话者同属于一个圈内的人。由此可见，敬语表达体现了日本的人际关系泾渭分明，上下里外层次清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语言文化背景，使得日本社会礼貌谦让，秩序井然。敬语反映了话者、听者和行为者等的相互关系，所以可以说敬语也是日本语言相对性的一种体现。在汉语里我们一般说“我等你”“你爸爸是老师吗?”这样的话，用人称代词来区分彼此，这样显得很直接，而日语一般说「お待ちします「お父さんは先生ですか，不是用人称代词来区分你我，而是用敬语来表达彼此的相对关系。日语的这种相对性在授受表达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汉语说“给你买”，“给我读”，一定要加上人称代词“你”“我”才能表达清楚谁给谁做什么;而日语就可以说「買ってあげる，「読んでくれる，不用人称代词，只用「てあげる，「てくれる这种授受补助动词就可以表达清楚。所以，在日语学习过程中要充分理解日语表达的这种相对性，注意区别汉语的这种直接表达方法，克服母语干扰，以免发生误用。

四、时态体态

日语可以用助动词的变化来表示时间。日语的这种形态变化能够表达比较复杂的意义特征。而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所以有些日语的表达形式汉语中找不到相应的对应形式，这样，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就会感到难以理解。比如，「犬が死んでいる「犬が死んだ这样的句子，翻译成中文都是“狗死了”。就是说在这里「ている和「だ在汉语中都用“了”来表示，没有加以区别。这样我们的学习者就难以区别二者的不同。实际上日语的「犬が死んでいる表示的是狗死了之后的一种状态，这种死后的状态被发话者所看到，是一种场景描写句。而「犬が死んだ只是一种表示完了的叙述句。再比如「父は死ぬと思う「父は死ぬと思っている，前者「思う的动作主体是说话者，即话者认为自己的父亲会死;而后者「思っている的动作主体是父亲，即父亲认为自己会死。这里助动词的形态变化又表示了一种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区别。终止形的形式表示一种主观性，是说话者的一种主观判断，所以，「父は死ぬと思う译成中文是“我认为父亲会死”;「ている形式表示一种客观性，「父は死ぬと思っている表示的是父亲认为自己会死这样一种客观状态事实被发话者观察到，说话者对这一客观事实进行直接描述。这种主观性和客观性不仅在动词上，在形容词上也表现的比较明显。比如，日语可以说「私はうれしい，而不能说「＊彼はうれしい，因为「うれしい是一种主观性表达，只能表示说话者的心情而不能表示别人的心情。但是，如果把它变成过去时态「彼はうれしかった就可以成立。所以说主观性客观性与体态时态是相关联的。就是说基本型表示说话者的主观语气，所以「父は死ぬと思う「私はうれしい中的「思う「うれしい对应的是说话者「私，而持续体和过去式可以表示客观语气，所以「父は死ぬと思っている「彼はうれしかった中的「思っている「うれしかった对应的是第三者「父「彼。从上面我们可以知道日语通过助词的形态变化来表达复杂的时间关系以及主观性客观性，而汉语缺乏这种形态变化，所以二者之间不成对应，这就使得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对这些问题难以理解。

五、动补结构

从语言类型上说，汉语属于「する型语言，日语属于「なる型语言。「する型语言强调动作者的动作过程，句子往往表示“～干什么”;「なる型语言强调动作的结果，句子往往表示“～怎么样”。从认知文化的角度讲，汉语是以人以及人的动作为中心，表现为一种主观性;而日语则是以事态以及事态的结果描写为中心，表现为一种客观性。汉语和日语这种语言类型及认知文化的不同也表现在结果表达上。比如“那本书，我买了半年才买到”这样的句子直接译成日语「＊その本は私は半年買ったが、ようやく買った就不成立。中日这种差异性有动词意义、助动词等多种原因。但从语言类型及认知文化的角度看，汉语习惯于用“～干什么”这样的表达，所以“买了半年才买到”就很自然地使用;而日语则不习惯用“～干什么”这种形式表达，所以「＊半年買ったが、ようやく買った就很不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日语习惯以「半年かけてようやく手に入れた这种形式表达。「手に入れる表示某物最终弄到手，是个结果性表达。所以，从这个句子中也反映了日语表达注重结果这一习惯特征。再比如，汉语中“我听懂了、他喝醉了、杯子打碎了、衣服穿破了、眼睛哭肿了”这样的句子，都习惯于用动词做谓语成分来表达，而日语如果一定要加上谓语动词来表达就显得很不自然。如「＊私は聞きわかった、＊彼は飲み酔った、＊コップは叩き壊れた、＊服は着破れた、＊目は泣き腫れた这些句子就难以成立，而习惯于用「私はわかった、彼は酔った、コップは壊れた、服は破れた、目は腫れた这种结果状态的形式来表达。Talmy(2000)指出，汉语属于〈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language)，日语属于〈动词框架语言〉(verb－framedlanguage)。汉语的动补结构如此发达也恰好符合〈卫星框架语言〉的特点。日语作为〈动词框架语言〉，它在语言表达上和汉语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汉语可以说“头发染红了”“坑挖深了”“衣服洗干净了”，完全用动补形式表达，而日语中的对应表达形式是「髪は赤く染まった「穴は深く掘った「服はきれいに洗った，就是说日语中表示结果意义的副词性成分「赤く「深く「きれいに只能作为动词的修饰语出现，并且这种修饰语的出现要受到动词意义的极大限制。比如「きれいに洗った可以说，「＊汚く洗った则不可以说。而汉语则不同。汉语既可以说“洗干净了”，也可以说“洗脏了”。中日这种差异性显然是由于结构不同所导致的。汉语的结构是动词在先，补语在后。从象似性(iconicity)角度看，动作完了后引起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可能的。所以结果补语的意义就比较自由，不受约束。另外，日语结果性副词成分因为是限定性成分，它在时态上也从属于动词，所以，日语可以说「髪を赤く染めている「穴を深く掘っている「服をきれいに洗っている，即用进行时态也可以。而汉语则不可以说“＊正在染红头发”“＊正在挖深坑”“＊正在洗干净衣服”，因为汉语是动作完了之后才出现结果，动作和结果不具有同时性，所以不能用进行时态。下面的例子也反映了中日〈卫星框架语言〉和〈动词框架语言〉的区别。a太郎がとても大きな円を書いたので四角が円に入った。(kita1999)b太郎画了个很大的圆，所以方块儿进了圆内/所以方块儿画进了圆内。日语用一个动词来表达结果状态，句子很自然。而汉语如果也用一个动词“进”来表达这一结果，句子就很不自然。汉语必须用动补形式“画进”，句子才显得自然。

六、结语

第3篇

了解一定的西方本土俚语的表达习惯和说话规则是我们有效交流中的重要部分。说话者除了要有标准的发音、准确的语调外，还要注重场合。例如，一学生在做完一场英语演讲后，希望外教对自己有所指点。他说：“I’mdesirousofexploringyourfeelingonthelecture.”外教听了非常惊讶回答道：“YourEnglishistoobeautifultobetrue.”但这位学生不太接受这样的评语，他说这个句子是用的书本上的语句。那位外教接着解释说：“像desirousofexploringyourfeelings这样的短语在口语中是不适合的，一般都说成‘I’dliketohearyourviewsonthelecture.’或‘MayIhaveyourviewonthelecture？’。”英美国家的文化中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在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习语中难免会被蒙上一层宗教色彩。主要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古典的寓言和故事，历史大事件，体育娱乐以及农业和日常生活等。俚语的理解难度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其原因就是它的地域性过强。通过了解英美国家的传统文化背景，地理文化环境，民俗民风是认识和提高英语口语的关键所在，也是突破英语口语的关键所在。

2.西方文化对英语阅读的影响

谈到阅读，就更不能忽视对英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的了解。因为阅读是针对大篇幅的文章进行解读和赏析，若是没有较好的文化知识背景，许多内容将无法掌握，阅读是综合了一个人的语言知识、专业知识、文化背景了解以及校正能力的过程。如果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太少，则会影响到阅读时达到的效果，离欣赏就更难了。所以，想要在阅读方面有所提高，光有词汇跟固定的语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多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多看一些跟西方文化背景有关的文学作品以及杂志等，并留心和相应的积累一些历史方面以及民俗方面的素材。

3.西方文化对英语写作和翻译的影响

此外，了解西方独特的文化对我们进行英文写作与翻译也不小的促进作用。因为文化习俗大不相同，同一件食物当其处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不文化背景之中时往往引起出乎我们意料的差别十分明显的意义，那么它所代表的文化形象也就不同，即使是相同的表达法，在意义上也会大相径庭。在数字范畴、颜色偏向上都可以得到验证。英语西方国家认为单数吉利，如onehundredandonethanks(千恩万谢)，haveonethousandandonethingstodo(日理万机)等；基督教文化之中的特殊存在“三位一体”(theTrinity)明确了“三”所包含的的深奥文化，人们经常性的把事情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一分为三，以图吉利，因而有“Allgoodthingsgobythrees.”(好事成三)一说。“三”被寓意为“完美”。但在中国，文化习俗中崇尚偶数，“二”有成双的意思。由此可见汉语的“二”与英语的“two”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我们不能将这些词直译出来，不然很难被英语文化所接受。在英语和汉语里，颜色偏向上有很明显的不同，如brownbread是黑面包，brownsugar是酥糖，blacktea是红茶，green-eyed是红眼病。

4.如何更好地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西方文化

由以上可见，西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在英语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是很重要的，想要更好的了解英语，就必须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更多的了解西方文化，多看一些报刊或者反应西方独特文化的杂志，电影电视，体验异国的文化气氛，在与外国人交谈中更好的留心和积累一些西方文化方面的知识。通过实践活动，了解由于生长于不同的国度，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无论是神话还是一些生活习惯，都值得学生学习与借鉴，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知识面的拓展有着不小的作用。也提高了自身的写作和阅读能力，并且更好的了解到了西方国家的文化之后的故事。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