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1篇

赵奎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おお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并不是要排斥“道”与“逻各斯”。赵奎英明确指出：道家之“道”排斥“名”，但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所尊崇的“名”却向往着“道”。因此，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并不会把“道”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名与道”同时纳入视野，在对“名与逻各斯”、“道与逻各斯”、“名道（无名）悖反”与“逻各斯中心”的同异比较中，说明它们对于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复杂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名”与“逻各斯”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此为基点，更有利于揭示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整体风貌和诗学结构的复杂格局。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 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哲学开创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从语言视角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人，其提出的语言哲学观主要分为前期的语言逻辑图像论和后期的语言游戏学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语言哲学观，都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动了语用学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前期和后期哲学的语言学习观点，并分析其对于当代的语言学习有哪些影响和启发，并通过深刻的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来更好地加强我们的语言学习。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014-03

一、 维特根斯坦及其思想简介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跨越19世纪与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他在英国哲学界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他开创了世界早期分析哲学的先河，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发展了两种哲学思想，一种就是他生前的《逻辑哲学论》作为代表作品，在逻辑实证领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中表达了他自身对于逻辑、语言以及哲学方面的追求，当然也适当的讨论了一些他的恩师弗雷格和罗素的观念。另外一种就是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出版的《哲学研究》作为代表作品，这是他生前经过了一段中期思想的反省和沉淀之后形成的后期思想，主要使用了动态的语言用法分析方法，强调了日常语言的不同用法，还规定了语言具有一定的约定本质。虽然我们更多的是讨论其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但是，事实上，他中期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代表作为其后期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于他哲学观、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的研究却是非常热衷的，并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全集》。

二、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哲学观

（一）前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了逻辑原子主义、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以及关于可说不可说等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生前的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在该著作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就是一门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或者学说。在他的视野里，世界、思想和语言都是具有共同逻辑结构的，那些可以说的就是事实，而那些逻辑形式等却是不可言说的。在这个阶段，他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并对意义的指称论持赞成态度。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前期的语言哲学观，就要首先了解下他在这段时期的哲学观。就他前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含了图像论，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就图像论来说，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思想中提出来的论点，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要观点。据图像论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而世界又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联系语言与世界的纽带就是逻辑或者叫逻辑结构。一个命题只有当它具有了图像性质，才可以有一定的含义。换句话说，语言具有逻辑图像性质，语言与世界之间遵循了一种称之为“投影”的规则。那么，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又会触及到可说与不可说的境界，因为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自然语言的内在逻辑形式都是被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需要使用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是，并不代表这就一定能很好地描述世界，表达出思想，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有逻辑限度的，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无以言表的领域，因而，根据此理念，维特根斯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界限，把那些在语言界限以内的东西认为是可以说的，在语言界限以外的东西认为是不可言说的，要保持沉默。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坚持了这种理念，语言可以用来表达那些可以说的东西，但是，他认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办法来表达的，即用可以说的东西来推测不可说的东西，即“显示”不可说的东西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不可说的境界贯穿于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观中，是前后期哲学观的有效连接纽带。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除了哲学观以外，还有语言观，这也是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在他的前期语言观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是世界的图像，还有就是语言具有一定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图像论看来，思想是逻辑结构或者连接关系，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人们只有在事实或者事态的逻辑图像中才能真切的感知到思想的存在，而思想也只有通过命题才能表达出来。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就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一旦语言脱离了逻辑结构，那么，这些语言表达形式就不具有意义。至于他的语言界限观点，由于前期的他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的研究，他认为要解决自然语言给整个哲学带来的混乱问题就要使用符合逻辑结构的语言。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符合逻辑的语言都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界限的思想。此外，逻辑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领域，语言属于“可说的”，逻辑形式等属于“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通过“显示”来认识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的语言哲学观研究的理想语言脱离了实际生活范畴，不能解决语言方面的根本性问题。[1]

（二）后期哲学观和语言观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哲学才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主要内容就是“语言游戏说”。在后期的哲学当中，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的意义指称论，否定了意义的观念论，转而倾向于意义的使用理论。他把前期将语言和意义区分开来的想法摒弃，认为语言的意义与使用是分不开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从本质上来说，也可以称为家族相似的语言观，正是这种后期的哲学语言观才有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它纠正了早期哲学中对于语言的某些错误观点，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就是由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因而，他在后期提出了一种治疗型的哲学观。就其后期哲学观来说，主要包括了语言游戏说、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2]在“语言游戏说”中，维特根斯坦把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活动比喻成了各种游戏，这些语言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它们只是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或者可以想象的各种言语行为，人们通过各种语言游戏来展示他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和方法等。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是与现实中很多其他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游戏活动，并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将语言游戏分为五个基本特征，即自主性，无须证明和反思，非推论性、规则性、多样性和易变性。而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游戏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以及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他认为我们人类只有遵守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才能完成顺利的沟通，而语言的界限事实上就是人类世界的界限。就“家族相似性”而言，维特根斯坦认为他举出的多个语言游戏之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多个成员一样，本质各异，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理论是以其前期的图像论为哲学基础的，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但是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相似性”。除了“语言游戏说”以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也是其后期哲学中的精髓所在，是很多重要哲学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基础。但是，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后来者提出来的。综合多个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生活形式指的就是各种社会规范和宗教形式等，它是由各种实践活动组成的，而语言又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而，语言游戏始终贯穿于生活形式之中。在后期的语言观中，维特根斯坦主要介绍了其意义在于使用，日常语言研究，语言不存在本质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中心思想，亦即说语言中的词语意义就是其用法，这与他前期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3]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能够具有。换句话说，语言中某个词语的含义是由使用者的表达目的，词语所在的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亦即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意向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观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哲学观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前期主要侧重于理想语言，而后期主要转向了日常语言，前期注重逻辑，后期注重使用，也就是说后期的语言研究主要倾向于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否认了语言存在本质的说法，体现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倾向。[4]

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对于语言学习的启发 无论是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等，都是维特根斯坦从哲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语言学的独特贡献。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当然也有中期阶段，但中期阶段主要是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沉淀和反省过程，是后期思想形成的过渡时期。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但是，笔者认为，后期哲学思想是对前期哲学思想批判地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属于技术差异。严格来说，维特根斯坦语言观对于语言学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它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深刻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即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形象，动摇了哲学存在的根基，还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违背了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直接对后哲学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但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前期《逻辑哲学论》和后期《哲学研究》都从哲学的视角对语言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哲学研究向着语言研究转变和联系。他前期的意义指称论、语言界限论和后期的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以及针对私人语言观点，都对语言学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世界上顶级的哲学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突破了很多哲学传统，让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语言，思考人类文化。他的哲学思想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使得哲学研究的根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并给西方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得哲学研究开始了向语言学方向的转变。甚至有人把他与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并列为对现代语言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大的殊荣，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却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哲学思考过程就是对语言的批评过程，并试图把人们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他对语言学习的最大贡献，给人们研究语言学习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1]韩林合.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2]黄根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要旨述评[J].现代交际，2011，（3）.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3篇

――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

提 要：综观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语言研究，“语言哲学”作为重要术语，随处可见。但是，无论它作为术语还是学科，都亟须厘清。文章紧紧抓住“语言”和“语言哲学”两个关节，将语言界定为一种特殊实在；把语言哲学的主要流派区分为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本体论语言哲学，进而提出，语言哲学是以语言这一在者/是者为对象，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的科学。文章特别指出，与一般本体论相比，本体论语言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须要研究语言的在和是以外，由于在者/是者不确定，还须要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通过追问语言本质、反思语言哲学以及界定语言哲学三个环节，初步呈现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语言；分析性语言哲学；本体论语言哲学；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6-0001-4

The Trend for Philosophy ofLanguage in China

Li Hongru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as pervaded all the parts of the modern linguistic studies. As a concept and a disciplin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be explained clearl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language is a special BEINGS. Meanwhil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Furthermor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human’s world by means of linguistic analysis. Th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hould demonstrate the language is a special kind of BEINGS scientifically. The article points to the trend for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China by reflecting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its realm.

Key words：languag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 引言

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作为一门处于时代前沿的学科，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何谓语言（language），何谓语言哲学，其研究方法和学科目的是什么？学术界迄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从“语言是什么”和“语言哲学反思”两个维度出发，探索语言哲学的界定、学科目的和基本任务，以此探索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

2 语言是什么

语言简单吗？语言的构造简单吗？语言的运作机制简单吗？语言所显现出来的生活世界（lifeworld）简单吗？创造语言并通过语言获得形式标记的人（human being）这一现象（phenomenon）简单吗？一句话，追问“语言的本质”简单吗？对此，人们见仁见智。纳博科夫（V. Nabokov）警告自己的学生，“请记住，认为‘简单’，只不过是胡说、瞎扯。著名艺术家不简单，思想家更不简单……简单的是大众性的新闻传播语言、通俗故事（digests）和骂人话。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点都不简单”（Nabokov 1981：238）。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在哲学研究对象和本质的不断追问中发展着哲学。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在语言本质的追问中推动着相应学科向前迈进。回顾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结论：语言不仅仅是任何意义上的工具。那么，“语言是什么？”

无论语言学还是语言哲学，它们都是在对自己研究对象的不断追问中获得发展的。尽管它们的研究目的不同，却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语言。于是，我们进一步追问：语言或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确定？

近年来，我们梳理自己搜集到的语言定义，发现有129种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中，始于亚里士多德，经过穆勒（Mill, J. S.）、列宁等人流行开来的语言工具论――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影响最大。不过，就语言本质而言，工具论并不是最深刻、最准确、最全面的界定，而且这一语言观已经到了应该突破的时候。时代呼唤语言本体论（ontology of language）的建立。

让我们看看以下语言观（陈嘉映 2003：1－2）：观点1：“语言是一种‘心灵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在所有心灵活动和社会现象里，语言是最系统的，最适合成为系统思考［episteme］的对象的”（索绪尔）。观点2：“语言是世界观……是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就是其语言”（洪堡特）。观点3：“人们以为心智指挥语言，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语言控制着人们的心智”（培根）。观点4：“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

其实，关于语言的认识，见仁见智；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索绪尔1999：28）。第一种语言观是费. 德•索绪尔（F. de Saussure）提出的。他针对历史比较语法关注语言的时间，忽视语言的空间（结构），通过历时与共时的划分，凸显共时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系统性，认为语言是一种“心灵活动”和“社会现象”。从索绪尔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聚合与组合、内部与外部等二元对立的语言观出发，也许可以窥见语言本体论的端倪：语言不是自在的世界，也不是人本身，而是自在世界和人的“形象”（образ）、“图景”（картина）（Дмитровская 1985, 1987, 1988; Арутюнова & Левонтина 1999; Шмелев 2002a, 2002b; 维特根斯坦 1992）甚至“地图”（梁瑞清2008）。也就是说，语言处于人与世界之间，属于多元世界的一元，可以叫做中间世界。

第二种语言观是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它昭示人们，语言的产生并不是人对世界和人自身的镜像反映，而是人对这两类对象的认知、思考和加工的结果，即世界观。既然“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洪堡特 1999：49），那么它既与人的心智行为（认知、思考和加工等）密不可分，又与这些行为的对象血肉相联。如果换一种考察角度，那么可以说，语言将世界和人联系起来，将人和世界内聚于自身。同时，语言除具有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点之外，还具有民族个体性。这就为我们展开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突破对比语言学难以突破的瓶颈，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当然，这与本文的主题联系不那么紧密，因此不予细述。

至于第三种语言观，它充分说明，语言不仅仅是被动的交际工具，就像暖水瓶可以保温，但保温本身却绝对不是暖水瓶，语言虽然因人而生，但是一旦生成，它就可以控制和塑造人的心智。语言是什么？

作为第四种语言观，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既然“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那么完全可以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本身和人赖以存在的家园――人的世界。须要提请大家注意，此处的限定成分“人的”极其重要，因为语言只与人的世界有关！

从上面的语言观及其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就本质而言，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于是，我们要问：语言是什么呢？第二，语言中既有世界因素又有人因素，是这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体。第三，语言中的世界因素与人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语言是如何运作的？其实，第一个问题已经有不少人提出自己的答案，本文作者将其界定为特殊在者/是者（beings）；第二、三两个问题属于形而上学范畴，也就是研究语言如何在如何是（being）的问题。这样，语言的本体论研究就聚合为两个论题：第一，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第二，研究语言如何在如何是。这是语言哲学的两个核心课题，它与哲学中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含义不同。这种不同就体现在此处的第一个问题上。一般哲学在研究对象确定的前提下，比如人、世界、社会和文化等，只研究它们的在与是。因此，哲学家不讨论对象“是什么”的问题。这样，研究这一问题的跨学科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交叉点就在对“什么是语言”和“语言如何是如何在”的探讨上。同时，对象及对象的客观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对此处第一个问题的研究，是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得以存在的前提，极其重要。

然而，语言哲学的情况如何呢？

3 对语言哲学的思考

“在20世纪，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某些观察家甚至说，语言已经成为哲学的中心主题。”（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 2006：465）由于语言地位的凸显，语言哲学成为20世纪以来的当红学科之一（Lycah 2000）。当今语言哲学的主要流派是从地域上区分出来的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至于前者，大多数语言哲学研究者狭义地把英美语言哲学界定为语言哲学。不同之处在于，一部分人把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合称为语言哲学，例如卢康（Lycan2000）、马蒂尼奇（Martinich2001）和徐友渔（1994）、陈嘉映（2003）、王健平（2003）等；另一部分人则把分析哲学排除在外，他们认为语言哲学只包括日常语言哲学，例如阿鲁秋诺娃（Арутюнова 1999）和艾耶尔（2005）等。阿鲁秋诺娃指出，“语言哲学又叫日常语言哲学，它以用严格方法分析自然语言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其基本任务可以一分为二。一是分析处于使用语境中的日常语言词语，旨在确定重要的哲学概念，例如‘善’、‘恶’、‘责任’、‘知识’和‘意义’等。二是揭示语言在日常交际条件下行使功能的‘逻辑’、规则和规约。前者叫做概念分析，后者叫做言语行为逻辑分析”（李洪儒 2009：40）。我们建议将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统称为“分析性语言哲学”。它以分析为方法，以科学为理念，或者以建构科学语言进而消除哲学问题为目的，或者以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去建构人类普遍知识系统，寻找日常语言的适用规则或模式。至于后者，也就是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从整体出发，将语言视为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当成人思想的组成部分。

人们一般只借助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来间接界定语言哲学，很少见到直接界定语言哲学的情况（王建平 2003）。涂纪亮的定义是，“语言哲学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王建平 2003：3）。这个定义基本上代表了目前语言哲学界的普遍看法，王建平的评价是，“此话应该说是切中了语言哲学的关键所在”（同上）。对于上述界定，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首要研究任务是“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对此，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异议。然而，另一方面，把语言哲学的目的定位于“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却让人难以接受，这显然是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的目的，不应该是语言哲学的目的。

现在看看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有人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及其影响下的布拉格功能学派和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甚至乔姆斯基（Chomsky, N.）的转换生成语法等都纳入语言哲学范围（陈嘉映 2003，王建平 2003，涂纪亮 2007）。如果因为乔姆斯基强调人的语言能力的生成，语言能力属于人的重要特征，而将其划入语言哲学范畴，尽管有些勉强，但还说得过去。可是，将在语言内部开展研究工作的索绪尔、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纳入语言哲学之中，不要说根据，就是借口都难以找到。其实，如果你随便翻开一本语言哲学著作或教材的目录，就会发现书中的内容各不相同。这说明这个学科虽然已经引起人们重视，但是其基本定位、主要任务和研究范围等都没有定论。因此，我们尝试着界定语言哲学，就其学科目的和主要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

4 语言哲学的界定、目的和基本任务

目前，语言哲学的主要流派是英美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本体论语言哲学。我们从界定这两个流派开始，在此基础上力争给语言哲学一个整体性的定义。

分析性语言哲学：我们把以科学主义为理念，以分析为方法，通过语言分析揭示外在物理世界和语言使用规则的科学叫做“分析性语言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本体论语言哲学：与分析性语言哲学对应，把语言视为在者/是者，探讨语言如何在如何是，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包括人生活的外在物理世界）的科学叫做“本体论语言哲学”（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是一种特殊实在，其本身是一种特殊在者/是者。同时，语言本体论并不意味着语言研究只能在语言内部进行，也不意味着只能考虑语言内部的因素。相反，要洞见语言的本质，须要在充分考虑语言内部因素的同时，考虑语言同其他实在，例如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以及主观创造世界之间的联系。此外，还须要发掘促使语言运作起来的动因。显然，内在世界是人的标志性特征，主观创造世界是人的杰作，两者都是人的典型存在方式。即便是外在物理世界，要进入语言，成为语言的组成部分，也离不开人。所以，某些哲学流派，比如分析哲学，只考虑外在世界而忽略人的作法不可取。

语言哲学：以语言这一在者/是者为对象，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的科学叫做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显然，这一界定的语言观是语言本体论。尽管许多学派或者学者没有明确提出语言本体论，但其相关研究已经蕴含着这种语言观。要突破局限于具体语言材料分析和瞎子摸象的语言研究弊端，要在语言工具论基础上进一步洞悉语言的本质及其运作机制，要研究人及人的世界，就须要把分析性语言哲学对语言现象的分析纳入本体论语言哲学之中，在有机整合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语言哲学。

学科目的：根据这一新的定义，语言哲学的学科目的是：揭示人及人的世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人性、发展人性和完善人性，具体体现为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

基本任务：从总体上说，语言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两项：一项是语言是在者/是者的科学论证；另一项是从语言的在和是出发，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的在和是。就第一项任务来说，如上文所述，语言哲学中的语言本体论与一般哲学上所说的本体论不同：哲学家一般都是在在者/是者确定的情况下谈论本体论，也就是讨论相应在者/是者如何在如何是，此时因为在者/是者确定而毋须论证；然而，语言哲学不同，它的研究对象――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须要对“语言是在者/是者”，换言之，对“语言是实在”进行细致有效论证。至于第二项任务，一方面须要将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甚至心理学、神经科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语言学家对大量语言现象的分析成果，揭示人和人的世界，由于材料数量巨大，所以计算机科学和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的语料库语言学就成为语言哲学家开展自己工作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语言哲学家用什么去分析语言现象？这须要敞开自己的怀抱，充分吸收现有一切学科的有用方法和思想。比如，从宗教切入，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时，神学和宗教哲学是必须借鉴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第三方面，分析和解释语言现象的目的何在？人是目的性动物，建立和发展语言哲学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目的。它的目的是洞悉人和人的世界。这样，就把语言哲学纳入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体系了。不过，其切入维度和研究对象是语言罢了。这样，语言哲学涵盖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本体论语言哲学，它以后者为基础，同时吸取前者对语言现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成果，逐渐整合，推动整体性语言哲学的发展。

5 结束语

语言不仅仅是人的交际工具，而是人的符号性存在。语言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外在物理世界，而应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后者包括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因为“我（人――本文引者）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 1992：79）。于是，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研究方法是分析和解释，而非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学科目的则是通过语言分析和解释来揭示人和人的世界。

这样，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就在语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目的的厘定中呈现出来。中国语言哲学须要引进和诠释，也须要借鉴，但更须要开拓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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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6期

总第163期外语学刊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乔姆斯基把哲学思考引入语言学研究，对语言问题进行深刻哲学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在这种探索的背后蕴藏着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从而也使得他的语言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同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继承和留存。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特质，对于当前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乔姆斯基；语言哲学；马克思语言哲学；当代论域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128-05

一、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溯源

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根源，不得不提到维特根斯坦和洪堡特两个人，这两人对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另外，还有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乔姆斯基与洪堡特在诸多方面一脉相承，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洪堡特是19世纪德国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他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的概念，它实际上指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系统。他认为这种结构系统深藏在语言内部，是每一种语言的独特属性，应该是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1]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就其内在形式而言，包藏着一种确定的世界观。语言是思维不可或缺的伴行者，也是思想的手段。理解语言内部形式，是某一语言共同体特殊统觉形式与语言外部形式相互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自身的客观规律，包括该语言的词源进化过程。在划分一般感知时出现的不同词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语言内部形式存在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对不同物体、活动、质量和状态的划分为语言进一步形成直接提供依据。洪堡特的这种语言世界观和语言的创造性特征对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产生了巨大影响。洪堡特于19世纪初即提出语言能力这一观点，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其理论，并借鉴了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后（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提出了他的“天赋说”。乔姆斯基的“天赋说”认为，人具有天赋的语言能力。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假设建立在他对一些重要现象的观察之上，而这些现象绝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做出正确的选择。乔姆斯基对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的继承以及自己的理论创新，使得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提出了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使人们借助有限的语言手段不断生成无限个新的表达式，新的思想伴随这些新的表达式而产生，使我们得以用新的语言和视角来谈论和理解世界并改造世界，满足我们对独创性的心智需要。乔姆斯基还认为语言的命题意向与命题之间的组合就是人（命题意向主体）在理解、诠释自身；每一个人都站在世界之中，用时代和世界赋予他的全部知识与对时代和世界的全部理解来解释自己。人在世界之中，同时又通过世界来理解其自身。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亦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影响，二者从两个不同层次对语言进行思考。他们对语言基本属性的阐述角度和侧重点是有差异的。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他们能宏观地捕获语言的基本特质并进行科学分析。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在对语言的关注和认识上有交叉、相似或者完全不同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批判日常语言，追求理想语言；后期则通过回归日常语言的方式继续对语言的反思。表面看来，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是针锋相对的，但实际上它们却统一于“语言批判”。[2]作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语言批判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可以说是哲学史上和哲学观点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其核心思想就是“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词语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分析，从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来加以论述。这对于后来的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日常语言哲学，而且对语言学也有很深的影响。他认为“语言既是结构严谨、自组织性极强的、相对自足的简单系统，又是与多个相邻系统交互影响和作用的复杂系统”，[3]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也直接促成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1957年出版的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是“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构建开始的标志，同时也拉开了第三次语言哲学转向的“认知革命”的序幕。在《句法结构》中，乔姆斯基开始关注人脑的形式属性和普遍语法，注重语言哲学理论的构建，强调语言哲学及语言的解释性，采用假说―演绎性的理论方法，开创了全新的语言哲学研究视角。[4]

乔姆斯基明言其语言哲学思想是对皮尔士语言哲学思想的继承，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论”的哲学基础主要来源于皮尔士，乔姆斯基语言习得理论的哲学背景是皮尔士一般知识获得体系。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天赋思想借鉴了皮尔士认识论的两个重要思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乔姆斯基语言习得模型中融合皮尔士的认识论（溯因逻辑）思想，在猜测本能基础上的溯因―演绎―归纳的知识获得过程，即儿童从有限素材基础上本能地利用溯因推理建立假设和理论，创造性地演绎生成新语言事实，再由归纳在经验中检验这些新语言事实，从而获得语言知识。这是乔姆斯基首次把哲学融入语言的概念里，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使得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意义。

二、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内涵

语言哲学具有母哲学的性质，同时，语言哲学也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分析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它的主要方法论和基本理论突出地表现为经验主义的哲学主张。现代哲学的分析方法与现代逻辑密切相关，而现代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语言的逻辑句法。这是一个从语形到语义的分析过程，也就是说，是通过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进入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或者说，是以语义分析作为出发点而展开的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分析哲学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语言的哲学转向”，通过对语言的基础问题的分析展开哲学讨论。语言的哲学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从经验主义到唯理主义的转变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中的典型标志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的语言观点或者理念就决定了一定的哲学思考范式。

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机能的先天性和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研究，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本质特征和自由的重要性。[5]他认为，自由是保障人的语言能力和其他先天认知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一个理想社会必须提供符合人性发展的环境，使人成为自由、自主的个体。乔姆斯基的这种在语言哲学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自由观有其独特性，它把人的本质与价值看作是自由的基础和目的，把人天生的心智机能看作是自由的限度，把言论和思想自由放在核心位置，丰富了自由的内涵，同时，也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平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观集中地体现为心灵主义、自然主义、内在主义、个人主义和“最佳理论”，他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在本质上是超越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的。心灵主义指的是，用计算―表征论去研究人类的语言知识；自然主义是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与思维；内在主义强调研究人脑内部的抽象表征；而个人主义是指，所研究的大脑内部状态是个体性的而非集体性的。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是存在于世界的真实物体；但他对描述二者的理论术语和论断的实在性，采取“最佳理论”研究态度。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产生有其思想文化理论背景，早期受笛卡尔影响最深，同时康德哲学对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乔姆斯基语法理论中的“生成能力”和“语法规则”是有同一性意义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生成能力是语言哲学规则的潜在形态，语言哲学规则是语言生成能力的外在显现，并可表达为语言哲学的形式系统，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哲学的规则系统的基础知识即为语言的生成能力。[6]

基于批判行为主义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提出了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并更进一步发展出了语言模块性思想。乔姆斯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提出了语言本能的假说，并明确提出语言模块是一种进化而来的适应机制[7]。达尔文认为语言的进化是一种逐渐发生的、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突现进化论者认为，基因突变诱发了语言的产生及进化。对此，乔姆斯基是认同的，乔姆斯基提倡唯理论、普遍论与进化论。唯理论是其语言天赋论萌芽的土壤，普遍语法是普遍主义在语言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语言天赋论告别了古典唯理论里的“灵魂”与“上帝”，走向了同样具有不朽与万能品质的生物“基因”。乔姆斯基从语言哲学角度进行了相关论证，可以从四大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一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二是多角度论证普遍语法的存在，三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辅假设、理想化、最佳理论、溯因推理、直觉证据等），四是内在化语言研究的意义。在使每个方面论证内容具体化、论证思路清晰化的基础上对生成理论进一步评价、批判和发展才成为可能。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为后来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犹如康德的先天知性形式和“图式”哲学思想，其人文精神在于揭示人类心智和思维特征的普遍性，进而可以把人定义为“语言符号的动物”。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批判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否定了结构主义的认识论，运用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对语言现象做出了系统完整的哲学解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反映了人类的心理活动，人类的语言能力包含“天赋”成分，这和马克思强调的语言是“实践性的人类思维活动的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8]同时，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还是一个包含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语言的内在性和自然性、语言的普遍性和个性的三个方面辩证统一思想的完整的语言哲学体系，而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他所提出的语言内在性。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可解读的思维资源。[9]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形式化语法，是人类语言能力模式的哲学表述。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人的内在语法来揭示出操任何语言的人都具有的“普遍语法”，或者说，通过探索人脑中的语言能力来解释人的生理机制，揭示人类自然语言习得的奥秘。

三、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与马克

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语言哲学是研究语言学与哲学共同规律的科学，它属于交叉学科。语言和语言哲学研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代表了哲学范式由认识论形而上学向语言哲学的第三次语言哲学的转向。自此，语言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语言不再是人与人交流时所使用的透明工具，而是变为一个特殊的在者。西方语言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先后经历了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已经进入现代语言哲学论的新时代。在此语境下，由于语言从交际工具变成人的存在方式，所以语言哲学不仅成为哲学的前沿分支学科，而且成为西方人文科学的时代标志，这也使得语言哲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出现了风生水起、方兴未艾的情况。

沿着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轨道，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承前启后的宝贵思想财富。马克思强调的是语言的“实践性”；沃洛希诺夫突出的是语言的“对话性”；詹明信凸显的是语言的“辩证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在批判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对立提供了融合、对话的可能，为我们重新审视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根据马克思对于语言的“实践性”的观点来看，语言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资源。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人的主体性在语言作用下走向主体间性是一种哲学必然。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10]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根本特色在于，它既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趋势，又具有较强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特征。它主张，从感觉、直觉到概念的发展过程，就是语言从实体到功能、从直接到间接、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不断发展过程，象征着人的文化创造性的不断成长。它将语言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总体性维度，通过对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进程的文化哲学分析，彰显了语言在人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揭示了人类特有的精神本质和能力。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其本质上是将语言看作客观存在，这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吻合。马克思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通过实践了解物质之间的关系，并且用范畴和概念来理解世界。外部世界是客观现实的存在，客观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具有真实性。语言具有固定意义，人们只要用清晰和准确的定义是可以触及客观的。在获得语言固定意义和清晰定位的过程中，应避免使用隐喻和其他的修辞手段，这样的表述或多或少的有些生硬，这也可能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较少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11]

西方传统语言哲学强调人们的日常实践凭借感知，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感觉、道德、美学和精神意识，人们是通过想象而非理性获得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将主观与客观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经验现实主义在认知隐喻中得以充分体现。人们是通过想象性推理而获得意义的。意义蕴于人体机能和社会经验，意义的结构源于概念之先的结构，抽象的概念源于隐喻和换喻的映射。西方当代语言哲学则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观点，认为主观与客观是互动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生硬。正是在此语境下，19世纪以来，西方的语言哲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乔姆斯基借助维特根斯坦、洪堡特、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建构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一条绳子不是因为其中有一条贯一的线，而是线的相互纠结和交织。乔姆斯基的这种唯理主义思想起源于柏拉图，但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笛卡儿和洪堡特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唯理主义不仅克服了前辈思想家的二元论，而且还与无政府主义、唯意志论、经典自由主义等相联系，为其语言研究和政治研究的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吸收与批评也使得他获得了更高的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乔姆斯基认为存在“人类共有的、先于经验而存在于个人之中的、无差别的绝对共性”的语言。[12]我们可以假定有先天的语言器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对其进行清晰的描述，我们所有的语言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对相关语言现象的解释而已。究其实质而言，这和马克思所强调的语言的“实践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方法体系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他看到了当时的美国经验主义语言学的缺陷，他大胆采用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运用了结构主义和理想化、形式化的方法等，把语言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强调语言的“实践性”。[13]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审视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的相关理论，就会发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及其方法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和他的理论的开放性和相对性是统一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的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当然，其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为基本前提。

四、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对中国语言

哲学建构的当代启示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强调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的主体性、模糊性以及建构性等特征使得语言不可能完全精确地表述客观事物；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对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是在诸多动态的语境中发生的。

中国语言哲学需要一种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元语言。中国语言哲学体系中的元语言是人类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我国语言学若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派，不妨学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由世界进、从语言出，着力语言学思想的创新。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哲学命题的解构分析，更应该展开元语言的建构，即通过转换语言结构分析程序建构出反映认识范畴的表达式。比如概念分类和整体切分作为不同的认识范畴，通过日常语言学派的词语用法分析不容易区分开，通过转换分析建构出表达式，可以有效地得到区分，相关的外延扩大和限制问题也能得到解释。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强调各类语境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过程中，并不孤立存在，在现实的语言学习中，建构合理的语境，形成有效的互动协同，实现高质量的语言输入，有利于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也不应该忽略此点。同时，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还应强调本体论语言哲学，这是由于其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需要研究语言的在和是以外，由于在者/是者不确定，还需要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通过追问语言本质、反思语言哲学以及界定语言哲学三个环节，初步呈现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中国语言哲学建构既要预先关注哲学中的认识范畴，也需要掌握语言结构分析程序。中国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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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A Fodor， JJ Katz， WVO Quine， N Chomsky.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64，pp.15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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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庆民.新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基础――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与批评话语理论比较述评[J].教学与研究，2011，（5）.

[5]N. Chomsky. Language and nature[J].Mind， 1995，pp.41-44.

[6]刘利民.由世界进 从语言出――布龙菲尔德、蒯因、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之争及其对中国语言学学派建设的启示[J].外语学刊，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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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 Chomsky.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 .1988，pp.95-97.

[11]易立新.语言问题的哲学探索――评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J].外语学刊，2010，（4）.

[12]N. Chomsky. 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J].Linguistic inquiry， 2005，pp.34-39.

[13]李曙光.理论的对话――巴赫金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之间的张力[J].俄罗斯文艺，2011，（3）.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omsky's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Xue-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Gansu， China）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5篇

西方语言哲学发展由于起源于哲学的流变，其根基是哲学的可知论。从这个理论出发，在对待语言上有某种依赖感，用语言认知世界，是言说的工具。这种研究的目的倾向于哲学领域的问题，属于哲学范畴的论题。如上世纪末期西方学者通过语言学中的语用思维和理论构建了认知哲学，使哲学研究有了突破，形成了新的研究范畴。如果长期致力于语言哲学经典论题的探讨，不利于语言学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提升，也不利于真正实现语言学和哲学的共融共生，语言学研究从语言哲学这个土壤里生出别样的新苗就会化为泡影，使语言学真正变成了纯粹的哲学嫁衣。所以说，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中国学者，转变旧的传统理念，重新思考研究目标，对于语言学在语言哲学中的发展至关重要。语言具有先在性，语言使世界出场。按照钱冠连先生的观点，从语言下手，对新思想进行哲学思考。应该说，这个思路在国内的外语研究中还未形成主流。以语言学切入哲学有别于国外的从哲学切入语言学，这是两种路径，但并不排斥，实际上是彼此相通的，只是不同的思考和研究范式而已，不拘泥于旧有模式，各有千秋。从英语语言学本身来说，也确实存在很多这样的语言问题。离开哲学视角，也很难做其他学理性的解释，或者很难搞清楚。“逻辑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从语言中解放出来，哲学家工作的主要部分在于与语言的战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语言作为一个学科来讲，也不是独立的存在，也必须关注人及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关涉哲学问题是顺理成章的。西方学者洪堡特认为语言世界观是探讨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的论点之一。他认为，“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而个人的世界观更多地是通过语言形成的，……也就是说，“学会一种外语就意味着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虽然斯塔博斯(Stubbs.M.)认为:语言主要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发出的比较连贯的口语或者是书面语，不过在这种不自主状态下产生的语言却实在地传递了某种信息。这就说明了研究语言哲学，通过深入研究语言，形成一种世界观，并通过科学的世界观传递正能量，发挥语言的社会作用，从而也达到了研究的预期目的。

二、后语言哲学研究内容的转换

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外语界相关学者在语言哲学方面对西方主流思想研究比较清晰，阐述也足够详尽，应该说对语言哲学问题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但由于研究目的等范式的转换，要求后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应开拓视野，逐步丰富，并且应该体现我们本国的研究特色，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语言哲学的特有魅力。从我国的语言哲学研究来看，语言哲学既重视语言形式，又比较看重语言的功能，注重语言中内含的哲学思想表达。春秋时期墨子就十分强调并重视言语的成事作用，主张“取实予名”，即把名称这样的概念推及现实的思考，注意事物变化及其他因素的逻辑关系。另外，儒家的孟子就十分重视语言的伦理意义，注重语言表达的道德哲学功能。孟子曾经指出：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说明语言不详实、没有好的内容，没有达到内容充实饱满，是语言表达的不当。这里就传递了语言哲学中的伦理问题。如果语言缺乏道德标准，所以表达的涵义不会深远。我们总是倡导学以致用的理念和为我所用的方法论，这与西方的语言哲学观有所不同。这也必然在语言哲学研究方面要与西方的发展方向分道扬镳。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后语言哲学应该体现语言哲学功能和中国特色，体现中国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应该是开放和多元的，既要立足语言学的本身，又要关注语用学发展；既要关注语法逻辑，又要分析推论反映出的哲学问题，并且要继承和借鉴已有的优秀研究成果。如对于语用研究中语言的伦理研究，就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有学者用语言哲学视角分析了礼貌用语表达方式，既以后现代视角指出礼貌的动态性和两面性。语用语言礼貌（pragmalinguisticpoliteness）独立于语境（context-free），主要包括句法、词汇、语义、音系特征等语言选择，礼貌表达就是如何使用它们，这属于语用学与语言学之间的问题；依赖语境（context-sen-sitive），这是在社会文化语境下因人际距离、受益与受损、权力与义务等因素影响下语言选择的恰当性，涉及一定的社会规约，这属于语用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问题。

以上研究说明作为哲学伦理学层面的礼貌问题的语言现象具有多维性，存在与我国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契合问题。另外，要注重古代语哲思想的探究，把英语语言现象与中国的哲学很好地结合。如英语字母本身就隐含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卦原理。英语中元音字母A、E、I、O、U代表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模式；中文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分类组成世界的物质，正与英语元音字母相对应。这种研究紧贴哲学源头，有内涵、接地气，意义深远。

三、后语言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

语言具有共融性的特征，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尤其现代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语言成为了重要的信息载体为人们广泛使用，那么语言哲学涉足的范围会不断扩大。相应地，语言哲学研究也会随着这种发展趋势，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成果对某一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即跨学科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就是语言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合璧与贯通。如从语言哲学及翻译的契合点寻找新课题的跨学科研究方面，朱志方教授从语言进化论视角重新审视了蒯因的翻译不确定理论，提出了异族语言不可能没有指称个体的语言手段的论断，证明了蒯因翻译的不确定理论存在缺陷。进化理论为此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佐证，这也表明了多学科参与语言哲学研究可以使问题的解决更有说服力。一般认为，语言哲学研究就是涉及语言学和哲学理论，没有机会运用其他方面的学科理论。但哲学作为解决人类一般问题的学科，给我们以整个世界及人生之解释，仍然可以有机会与其他学科结合，提高语言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各个学科有各个不同的视角，可以提供语言哲学开放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准备。其实学科划分以人的认识对象为依据，事物存在的本身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一定的事物需要多学科的解释。我国以往的各级各类教育在人文精神方面有所欠缺，缺乏开阔的视野。也就是说，研究语言哲学必须掌握其他跨学科理论，打破学科封闭，这可以为语言哲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根基。

四、后语言哲学研究思维的转换

（一）坚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我们知道，语言哲学兴起和发展于西方，大量已有研究成果含有西方的思想基因，其中，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对于语言哲学研究本身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也提醒我们，在后语言哲学研究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用科学的逻辑方法解决问题。费尔克劳福(Fairclough.N.)认为：“话语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的使用的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话语即社会实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还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语言同样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样，我们就必须紧跟实践的发展，深刻认识和辨别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用好语言的哲学基础。

（二）注重以人为本的思维取向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语言哲学首先关注的是语言，这是从语言哲学的本体论地位来说的。但语言的主体是人，人运用语言这个符号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语言哲学研究中的内容必须关注人的问题。语言哲学思想对于人来讲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以揭示人及人生活的世界为目的，探究人类生活过程中起重要沟通功能的语言在人及其生活世界中的独特存在方式。通过解释、分析语言现象及其逻辑关系等，使语言摆脱工具论的范畴，而进入本体论研究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应该是语言哲学研究的最大受益者。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6篇

特约主持人：钱冠连 教授

主持人简介：钱冠连，祖籍湖北，男，1939年7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钱先生在语用学、对比语言学等语言学领域具有极深的造诣，已经成为国内外语界语言哲学的实际带头人，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学术创新或者说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一直是钱冠连先生追求的目标。

主持人话语：哲人对一个国家的哲学研究并未着意干预却能成功地实现干预者的作用，在西方哲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弗雷格。有意地干预且能实现这种干预者，也不乏其人，如罗素和达米特等人。能成其事者，非哲学大家莫属。对哲学本体的研究或者对哲学的工具性研究（对哲学研究的研究），无非是在提出一些言说的框架，即理论框架，对此，他们有了宽容的习惯，所以他们的哲学流派发达。目前，中国外语界的哲学理论建设，远远未达“理论总数膨胀过快是学科发展不够成熟的表现 ”（long 2007: vii）的程度，远远未达“收敛理论总数，筛选理论”的火候。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语界有人作类似的努力，还是有点意义的。王寅对钱冠连“后语言哲学”的直接对话，就是对中国语言哲学发展方向的摸索，属于自己路子的摸索，一如以往他的创造性摸索一样。这是 “……后语言哲学探索——语言哲学、后语言哲学与体验哲学”一文最重要的哲学意义。

然后，王文以最多的篇幅对后语言哲学进行了5个方面的探索：溯源体验哲学（ep），论述体验哲学与西语哲的渊源关系，说明体验哲学是对西语哲的继承和发展；建立“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式”，为哲学界研究人类理解提出了一个新模式；详解和细化认知语言学（cl）的基本思路“现实－认知－语言”；从哲学角度论述了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4要素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关系，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重点论述了“体验性”这一语言的全新性质。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贡献。王文将ep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异概括为5条，以及对唯物主义决定论（物质决定精神）的重新细化解读，是本文的另外一些贡献。

王爱华《明达语言维度与实在样态》一文的基本思路如下：“用明达语言（与对象语言相对）维度观来探讨语言与实在（reality）的关系。”说起实在，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有赤裸裸的实在吗？王文的回答是：“实在概念有三种不同含义。第一指康德式的本体世界，即物自体。物自体独立于我们，不为人类心智、语言或其他表征形式所过滤处理。第二指在具体情景中语言所表述的现象实在，我们称之为建构性实在。第三种是指人类生活的各种维度，也就是“实在维度”……而人们对这个实在维度的获得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的习得。因此实在维度在语言之内，是我们使用语言时想当然的东西。”（以上4处黑体为钱所注）请注意以上三种含义都与一个东西相关或者交叉——语言。“不为语言所过滤处理”、“被语言表述”、“依赖语言习得”和“使用语言”。原来，“实在”是人“说”出来的！没有赤裸裸的那种不被语言附着与粘黏的“实在”！即王文所说的“语言呈现的实在是通过各种明达语言操作而建构起来的”。由此，王文自然地引出了“明达语言维度决定了语言的建构性；通过语言过滤的实在也必然具有建构性。顺理成章的是，王文将语言呈现的实在主要分为两种：糕点制作式的实在和红树效应式的实在。对两种样态的实在的描述与发挥，虽然是她论文的精彩之处，可是收笔之处更有意义。读者肯定要问：明达语言操作的建构性实在有什么样的哲学意义呢？

“累积的建构性实在不是那种对真知的肤浅反思……我们以明达语言的方式使用语词、处理心智符号，并以此进行思维和行动、表达赞同与反对、解释和辩护自己的主张、批驳对立面的观点，等等。通过这些明达语言操作，作为具有认知能力的存在的人，在思想的海洋中，创建新的景点、新的视野高度，为我们已知的世界增添新的实在。具有明达语言性的语言的确能够扩展我们的想象力和认知视野。”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语言学语言哲学关系

一、引言

从哲学产生之初,语言问题就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只是人们一直将语言作为再现事物的本质、表达思想的工具。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关注的是万物的本体问题;近代以后,认识活动的主体及其所使用的认识方法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而在语言学界,现今一般把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部分,并且认为理论语言学应当是应用语言学的方法论。对语言进行实证性研究是语言学的主要部分,同时它需要理论语言学作指导、作方法论,但是理论语言学又应当以什么作为指导和方法论呢?答案应是:哲学。

理论语言学之所以和哲学密不可分,是因为只有哲学是涉及面最广、概括程度最高、涉及的问题最为复杂和抽象的科学,而且哲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穷根究底,并且打破任何学科界限,因此理论语言学必须和哲学研究紧密结合,并且在正确的哲学学说指导下,同时吸收和采纳实证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使理论语言学研究不断获得突破和进展。

二、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历史上每次语言学的重大变革都是以哲学的突破性进展为先导的。而语言哲学最基本的问题便是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应使哲学成为一门严密科学,凭借“直接地认识”来描述现象,把“现象”、“本质”、“描述”等同起来,使哲学最大限度地获得表述的明晰性,从而突出了语言的重要性。在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学者对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的形而上学颠倒了语言和人的关系,语言从一种“它在”变成了属我(人)之物,从而晦蔽了存在:“正是语言最先造成了威胁和模糊存在的明显状况,也就是造成了失去存在的可能性。”要真正理解语言的本质,就必须将长期被颠倒的语言和人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所谓语言的“它在”是指语言只是作为“存在之家”而在,但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又注定了召唤人的栖居。人必居于“在”之中,即必居于语言之中。于是,“语言控制着人生存的最高可能性”。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具有“此性”和“彼性”之分,语言的此性使人们堕入跟随“公众意见”的现世沉沦。而语言的彼性则是作为“无物的声音而默默到来的,它将人唤过喧嚣在耳的公众意见(此)而面临虚无(彼)。”人通过超越“此”而走向“彼”即是走向这种去蔽以后回归始初状态的本真语言――诗性语言。诗性语言昭示出被世人遗忘了的人与自然的非世界性关系,使人获得了在大地上生存的本质――“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因此,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诗之思在根本上是一场关于语言、存在、真理的对话,如他所说:“思与诗的对话是为了唤出语言的本性,以便必死之人得以重新学会生存在语言中。”在海德格尔这里,诗与思的对话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生存的决断,语言问题被提到了此在的本体论高度。

海德格尔的弟子伽达默尔创立了现代哲学解释学。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他批判了各种语言工具论。他通过对词源学和哲学史的考察,指出西方哲学的中心概念logos(逻各斯)在其本来含义上,是作为语词与对象的统一体,而到柏拉图时代则分裂为对立的二元。柏拉图关于语言的理论就建立在客体或理念对语言的先在性前提上,从此西方哲学开始了摆脱语言控制又反过来控制语言的漫长过程,“而处于这个方向尽头的是近代关于语言的工具理论和理性的符号系统的理想,挤在图象和符号之间的语言存在只能被认作纯符号存在”。他继承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语言”问题和“存在”问题结合起来,认为语言就是我们“存在于世”起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而“诗歌的、艺术的语言”才具有唯一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借助于这种美的显现的直接性和完满性,人们就可以实现对本真的回忆和重新认识。哲学语言通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转向了另一个天地――艺术的、诗的语言。用伽达默尔的话说,这是“原始性语言力量在思想领域中的突发”,“‘语言’因此以全部直观力对其生活世界的持久性根基来说成为至关紧要的;……势所必然,语言本身成为它在哲学上的自我把握的对象”。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试图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在他们看来,语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形式或纯工具,而成为唯一的结构化的现实,关于世界的语言经验上升为绝对的东西。原先在认知过程里被当作一种透明介质的语言,接受了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的聚焦透视。

从总体上说,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粉碎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镜式语言观,将语言作为一个中心点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语言不再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静止的镜子,而是承载着意义和真理的存在。这种转向为哲学确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导致了思维领域内的根本性革命。

(二)结构主义和语言学

“在当代各种哲学思潮中,其语言学基础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结构主义了”。语言学家布洛克曼强调:“要是离开了语言学……罗兰・巴尔特的文学批评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结构主义所作的认识论的研究来说,现代语言学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数学的作用。”

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及其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加上后来分化、发展而成的“转换――生成语法”是结构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主要包括:(1)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词项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词项的意义依赖于词项之间的关系;(2)语言与言语不同,前者是社会的现象,后者则是个人的现象,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是语言,而不是言语;(3)语言现象是一定时间互相并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因此要对语言进行“共时”研究,而非“历时”研究。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分为三个支派:以特鲁别茨柯依(H.C.Tpyoellkoia)和雅各布逊(R.Jakob-son)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又称布拉格音位学学派;另一支派是以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亦称语符学派;第三个支派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俗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其代表是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和霍凯特(C.F.Hockett)。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符号系统,强调共时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分析、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

20世纪50年代,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分化、发展出一个新的语言学派,即“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其创始人是乔姆斯基(N.Chomsky)。他的语言学理论的中心是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每一种语言系统都具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两个层次。表层结构是人们可以“说出、写出、听到、看到的”,而深层结构是“存在于说话者、写作者、听者或读者的心里的”。深层结构是表层结构的基础,深层结构经过转换规则生成表层结构。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运用。只有正确地描写出说本族语言的人的内在语言能力,这种语法的描写才是充分的”。显而易见,尽管乔姆斯基的“转换一生成语法”在很多方面对传统语言学理论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但就其理论的本质而言,仍能清晰地看出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的痕迹。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是索绪尔,而(普通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则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列维――斯特劳斯全面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观点,并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他指出:“语言学并非像其他学科那样只是一个社会学科而已,而是大大推进了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学科。语言学也许是唯一可以真正称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唯一获得了经验方法规则,同时获得了对其所分析的材料之本质进行理解的规则的学科。”

1957年乔姆斯基的名著《句法结构》一书出版,列维――斯特劳斯在深入研读了之后认为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中所作出的先验论的哲学观点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他很快就将它运用于人类学研究。

结构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历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福科(M.Foucault),文艺理论方面的巴尔特(R.Barthes),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阿尔图塞(L.Althusser)。

福科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他一生致力于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去挖掘和分析知识的统一结构,他把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用在历史研究上,建立了“知识考古学”。在他的“爆炸性”著作《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hoses)中,福科“试图通过回到语言的基础来重新建构普遍的历史”。在该书中,福科阐述了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西方思想的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福科认为,这个时期西方文化的构成原则是“相似关系”。无论是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知识,都是由“相似关系”原则来组织和控制的。其次是“古典时期”(17,18世纪)。这个时期的知识构成是以秩序概念为基础的,而秩序又是以同一和差别的原则为前提的。最后是“现代时期”(19世纪及以后)。现代时期的知识构成原则是“根源”,这个时期的知识是追求深层根源和历史性的知识。在书的结尾部分,福科总结性地阐述道:“人类社会的文化及其历史,不论其表象如何杂乱无章,它们都受到内在的深层结构的制约。”

(三)体验哲学和语言学

在体验哲学之前,历史上曾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曾在浪漫主义诗学中盛行的主观主义,认为诗人将心中的情感投射给世界,世间万物就会因此产生诗一般的语言,即诗歌有效的起因是诗人内心的情感激动和寻求表现的欲望。另一种是以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Descartes)和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Kant)为代表的客观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部分构成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弗雷格(G.Frege)的客观主义语义论,即语言符号的客观意义指称某一具体事物,主观思维、想象和观念与之无关;概念是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自然联系,不受人类认知方式的干预。

近年来,随着范畴化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一种既不同于主观主义、又有异于客观主义的新的语言哲学诞生了,即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ty),又称为经验现实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experientialism)或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经验现实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不是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的符号,而是人类认知活动影响下概念结构的产物。经验是其产生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与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经验主义存在本质区别。前者的经验又称为体验(embodiment),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由人的身体构造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象图式共同组成的人类普遍经验的总和;二是人类利用这些普遍经验来认识事物的方式,即理念化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ICMs)――语言就是该模式运动的产物。

体验哲学的思想萌芽早在Lakoff&Johnson(1980,简称L&J)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已经初见端倪,后来的Lakoff(1987)《女人、火和危险事物》(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和L&J(1999)《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又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详细阐述。L&J指出了传统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哲学的种种不足,因此有拒绝传统绝对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第三种选择,即体验哲学(experientialism)。

体验哲学的体验性思想来自John Dewey和Maurice Merlean-Ponty,它是建立在对Chomsky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和人类大脑就是一个像电脑这样的计算系统的反思的基础上的。体验哲学认为意义并非像前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以索绪尔为首的结构主义者所认同的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像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观点所言,仅仅是指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当然更不会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系统的功能的体现,L&J认为“意义与我们现实世界有意义的认知活动,以及通过身体体验及想象结构所获得意义的过程有着紧密的关系”。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并非像生成语法研究者所认同的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模块,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和其它认知能力是交织在一起的。语言的意义来自由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结构所带来的概念化过程。自然语言的词汇、形态和句法并非是自治的系统,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表征结构的连续体。

他们认为认知无意识也常常是基本隐喻产生的基础,这些隐喻使我们数不清的以身体为中心的体验得以在语言层面上实现。隐喻也不是任意的识解过程,他们受我们的身体、大脑和我们日常相互作用的限制。但隐喻并不是建构,他们是概念的。初级隐喻交合在一起形成复杂的隐喻,渐渐地被大多数人接受。他们受文化的影响。他们组成了我们概念结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意识的思考和感觉有很大的影响。语言隐喻不过是我们大脑中深层认知隐喻的体现。

总之,体验哲学在信念系统的产生及其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方面的观点,主要体现在L&J所提出的三原则上,即“心智内在地说是体验的;思维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主要是隐喻的”。体验哲学认为以乔姆斯基为首的早期认知科学假设了严格的二元论的存在,这种二元论下思想脱离身体,以他们的形式化特点来刻化。他们抛弃了乔姆斯基语言学中的形式第一位,意义是派生的主张,因为他们觉得这似乎不能很到位地解释体验哲学的基础――隐喻、格式塔(gestalt)现象、家族相似性和原形范畴理论等这些有心理现实性的东西。体验哲学认为我们的概念结构和认识图式具有完型特性(gestaltproperties),他们反对传统的二值范畴观,认为体验、家族相似论、原形范畴观和隐喻才是人类认知的真实途径。而认知语言学则极大地丰富了语言意义的研究,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因而,体验哲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被提出,它的认识论就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研究与利用。

三、结语

迄今的语言哲学落脚在哲学上并以哲学为目的,而理论语言学落脚在语言学上,同时以语言学为目的,但是两者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人类语言。因此两者必须打通,哲学研究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实证语言科学研究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虽然这两种研究相互不能替代,但应当是互补的关系。因而,两者可以、也应当在某一个平台上汇合,找到他们的共通之处。

综上所述,理论语言学研究需要正确的哲学来指导,而实证性语言科学研究需要正确的理论语言学来指导。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明确指出:“语言学和哲学是最亲密的朋友,二者最应相互观照、相互渗透。”期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利用语言学和哲学的精华,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交互关系中开辟新的认识途径,从而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更大的创新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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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akoff,G&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3

[3]Lakoff,G.&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80.

[4]Lakoff,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5]陈启伟.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J].哲学译丛,1992,(5):8-9.

[7]伽达默尔.摧毁与解构[J].哲学译丛,1991,(5):9-11.

[8]林玉山.现代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逻辑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 B56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107-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他的意义观在整个语言哲学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一生最主要的两本著作分别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这两本书代表了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研究上的大转向，国内外普遍把《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作为他哲学研究的前期，主要观点是“逻辑图像论”，他的前期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分析哲学的发展；而把《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作为他理论研究的后期，主要思想是“语言游戏说”，他的后期思想开创了日常语言哲学的新时代。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理论：逻辑图像论

（一）逻辑图像论的基本含义

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深受弗雷格和罗素的现代数学逻辑的影响，正如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序中提到：“对我思想的激励大多得之于弗雷格的伟著和我朋友罗素先生的著作”。他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学说和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的目的在于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即对这些不加以澄清就容易模糊的思想给出明确的界限。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立足于意义确定性的寻求，他认为人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哲学问题，是由于误解了我们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因此，他试图澄清语言的逻辑来指明形而上学对语言的误用。跟以往以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为目的的哲学家不同，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是消解哲学问题，这种全新的哲学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逻辑哲学论》中，逻辑分析不仅是维特根斯坦用以整理语言和世界的手段，而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灵魂。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集中研究了语言如何表现实在，一种科学语言的构成，以及语言和世界的“界限”等问题，在这些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他的“图像论”。“图像论”贯穿《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它集中代表了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基本思想。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词汇的简单叠加，命题的本质在于语词间的逻辑关联，语词通过命题建立起逻辑上的联系，语言表征意义的功能才能实现。他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在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每个命题都反映某个事实并且反应的方式类似于图像。而语言是由命题组成的，所有的命题就组成了作为整体的语言，因此语言是实在的一个图像。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同时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提出图像论的灵感之源。当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时偶然在战壕里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示意图描述了一场交通事故。维特根斯坦突然想到，所有的命题也像这张示意图一样，是反映某个事实的图像。在他看来，可以将图像当作一个命题，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图像的关系，进而可以说语言与事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图像关系。

（二）逻辑图像论中语言、事实和世界的关系

关于世界的结构，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分解成诸事实”，世界是事实和对象的总和。关于人类怎样认识世界这一点，维特根斯坦提出了逻辑图像论的观点。他认为，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逻辑相似性，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以他的逻辑图像论勾勒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由于世界可以被看作解析成无穷数量的“事实”，这些“事实”实际成为对于严重诸词汇作为符号所要传达的现实意义的“命题”，因此语言所反映的实际是现实中的各种图像。一个“命题”反映了真实存在着的图像才有意义，语言通过完成“命题”所设定的题目、对应真实中存在的图像来建立与现实的关系，因而语言和现实具有同样的逻辑结构和逻辑形式；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通过这种逻辑图像的建立，完成了二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中所遵循的投影规则的建设。对于语言的本质结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由词汇组成的类聚物，而是由基本命题构成的。一个命题符号就是一个事实，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因此语言是实际的图像。一个命题向我们传达了事态，因此这个命题从本质上应该与该事态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就是逻辑，或者逻辑结构。所有的基本命题都是基本事态和基本事实的逻辑图像，命题是事态的逻辑图像。按照逻辑图像论的要求，一个图像与其所描写的事态或事实必须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反过来，一个命题只有在其是一个图像时才具有意义。

（三）逻辑图像论的实质

逻辑图像论实际上是在继承传统的符号语言学观念的基础上，以逻辑为重要的研究手段和新的准绳，重新对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内容、联系方式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逻辑哲学论》指出“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他承认了人的主体性，没有了人的思想活动，命题、图像、语言是没有意义的，以图像形式的命题、语言是人的精神活动对事实的反应。在图像论的观点下，语言必须反映事实或与事实的逻辑相符。所以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语言的确定性，主张意义的指称论。追求语言的精确性一直是西方的传统观点，在这种影响之下，维特根斯坦和其他著名哲学家，如罗素、弗雷格一样，都追求和推崇理想的、精确的形式语言，同时认为日常语言是不精确又充满混乱的。他主张要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消除由于不精确的表达而引起的哲学混乱，从而清除日常语言对哲学的消极影响。

二、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理论：语言游戏说

（一）语言游戏说的基本含义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两本书时隔多年，后者可以看做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前期语言哲学理论的反思和深入研究。他在其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的序言里写道：“当十六年前，我重新回到哲学思考上来时，我一开始便被迫认识到我在第一本书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一错误指的是他前期理论的核心――语言图像论。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几乎摒弃了图像论用“语言游戏说”取而代之。

在《哲学研究》的开篇，维特根斯坦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朴素语言，或者是原始语言。这是他前后两个阶段不同语言观的缩影，一种是奥古斯丁的图画，这是一种原始、简单的语言观，是脱离了生活的语言。另一种是建筑师和助手之间为某一目的而交流信息的对话，这是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把这两种语言都叫做语言游戏。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语言游戏做严格的定义，有时他把原始语言称作游戏，有时他又把语言和那些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成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本身具有游戏规则，即语言用法，这是一种内在构成规律，规则构成游戏本身，人们只有学会某种语言的用法才能学会某种语言。在这种语言游戏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词汇的意义是变动不定的，任何一个符号都可能代表任何一个意义，只要它在相应的环境里是这样的用法。因此，词汇含义的确在于它在一定语境里的用法，并且词语的含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字面意义来看，语言和游戏有几个特征是吻合的，首先，语言和游戏都是有目的的活动；其次，语言和游戏都趋于稳定，即在一定规则内执行；再次，语言和游戏都是被给与的，两者都要依靠公共约定进行。

（二）语言游戏说的家族相似性和日常生活性

如果说逻辑图像论所关注的重点尚局限在符号与语义之间静态的联系之中，之后以动态会话条件为研究背景的语言游戏说打破了这一局限，并通过“生活形式”为语言研究提出了更广阔的考察空间。因此 “家族相似”理论的提出则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下将各种语言游戏串联起来，对语用、语义、甚至语言的本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化论述，进一步开拓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对于“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而是代之以一段十分形象的论述：“例如观察一下我们称之为‘游戏’的活动。我所说的是棋类游戏、纸牌游戏、球类游戏、竞赛游戏等。它们具备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吗？不要说它们一定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否则其就不能成为“游戏”。而是要去观察，看它们是否真的有一些共同特征。因为当你仔细观察时，你虽然看不到它们全部都具备的特征，但会看到一些、且是一连串的类似和相近的地方。”“对于上述相似性，我想不到有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称呼；因为正像同一个家族中的成员间在体格、面孔、眼睛颜色、走路姿势、脾气等方面的相似那样，游戏间的相似性也重叠、交叉。我要说的是，‘游戏’本身构成一个家族。”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摒弃了图像论中那种命题图像与世界事实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而认为语言与世界事实并没有特定的一一对应，各个范围之间只有相似的某种特点，只能用“家族相似”来表达和划分世界事实。

在提出事物的“家族相似性”同时，维特根斯坦也将语言哲学的研究引入了日常生活中，他强调在研究语言时“不要去想，而要去看”，这句话并不是让人真的不要去想，而是强调不要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转而在日常生活中了解语言的用法，从实际生活中了解词语的特征与性质。

三、结语

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转向，国内外学者褒贬不一。但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经过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后期并不是将前期思想全盘否定，他的前后期哲学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最为核心的转变就是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逻辑语言的确定性，追求语言的本质，后期他回归了日常语言，放弃对语言本质的追求，提出家族相似性。在分析方法上，也从早期的逻辑分析、逻辑解释澄清到后期的日常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语言描述。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维特根斯坦贯穿一生的哲学主张始终是：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任务不是提出新的命题，而是一种消解。并不管是前期的图像论还是后期的语言游戏说，维特根斯坦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是不变的。他始终把语言作为解决哲学问题的钥匙，哲学的任务在他看来就是语言的批判，只不过在前期和后期的批判方法和手段上有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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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纪春景，谢鸿昆.试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转向[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3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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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龙根.维特根斯坦语义理论刍议[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9）.

[5]王国华.从逻辑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探讨[J].北方论丛，2008，2：57-60.

[6]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7]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哲学 语言 语言学转向 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Western Linguistic Turn

HU Hu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rans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which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the we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transition of linguistics philosophy guides a new way to western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history， reasons of forming and significance of western philosophy' "linguistics direction". It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meeting of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philosophy.

Key words philosophy； language； linguistics direction； ontology

西方的哲学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语言作为主体的功能逐渐显露的一个过程。语言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客体逐渐转为主体的事实，说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事实上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的两次重大的转折，即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折，（这次转向完成了从研究客体到研究主体的转向）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认识论到主客体中间对象的进化使西方哲学的重心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这样，就使得哲学研究的焦点从研究纯粹主体转变到研究主体与客体中间环节即语言上来。这两次重大转折，也让语言哲学变成了第一哲学，让语言变成了哲学研究的核心部分，也让哲学研究的对象由认识论为主体转为语言本身。哲学的问题不应该只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而应该是语言的问题，这已经让不少学者意识到当今西方哲学的转轨倾向。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全部哲学即是‘语言的批判’。” 要解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哲学应该首先搞清楚语言的本质、意义和理解等问题，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洪堡特也说过：“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西方哲学从此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语言哲学阶段。从某种意义上看西方哲学的这次语言学转向不仅是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而且也是语言学历史上一座不朽的里程碑。

1 背景

就西方哲学转向这个过程，有一本名叫《作为未来的过去》的书曾经提到：西方的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学理论和哲学，它们在20世纪发生了让人瞩目的变化。它们以认知方式逐渐丧失其权威性和说服力和主客体的分裂和对立为基本模式的哲学观念为首要特征。许多哲学家一直在质疑意识是否可以为知识提供最后的可靠性保证，从而变成所有和知识和认识的最初来源，一些基本的传统哲学概念，如因果性、主体性、连续性、必然性、同一性、先验的理性等等，受到来自各界越来越激烈的批判，从而极大地冲击了整个人文科学的基础和西方的哲学。因此，很多哲学家希望新途径可以通过在以前探索的范围之外得以找到，于是他们纷纷从传统哲学的角度逃离。它们慢慢注重语言在认识世界和存在所起的重要作用，注重语言本质在人和世界之间所展示出来的媒介功用，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由此变为语言。至此，用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来分析和诠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倾向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就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对语言的强调和重视使得西方哲学史上的语言学转向应运而出。

2 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由来

“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也译为语言论转向或语言转向），最早是由美国哲学家古斯塔夫·伯格曼把它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提出来的。它描述了20世纪初以来分析哲学运动的发展，强调了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 在古斯塔夫·伯格曼看来，语言学转向是通过两步来进行的，首先是“语言的转向”，这涵盖英美分析哲学重新表述传统哲学问题为“语言逻辑”的问题，它让语言占据了中心地位从而代替了原本“意识”“思维”以及“经验”在传统哲学中的地位。同时，“语言的转向”也一种反思，即欧陆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对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的反思。接着，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的转向”，开始了，即人们在60年代以后所看到的， 在对过去的哲学问题和认识重新进行审视时，是语言学理论模式在起作用，它被当作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同时也是一种参照体系，它是西方现代哲学转折点，也是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转向的成果。

归根究底，“语言学转向”既是某种哲学观的转变，也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在研究某种哲学转向时，某种体系完整，具有典型范式，且有着深刻影响的哲学学说，实际上人们在心里已经认定在此之前就存在着。而转向则为确立另一种新型的哲学范式和发展方向打下坚实的基础，它是对原有哲学范式的某种缺陷或局限性的克服，也是对既有哲学范式的超越。纵观哲学的历史性转向，都有这个特性，不管是对“语言学转向”而言还是对“认识论转向”而言。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再转向”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或选择。有学者认为，所谓“语言学转向”可以用一个基本命题来概括：即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这样就把语言问题提到哲学中问题中的首要位置，可以这样说，它甚至把全部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

3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成因

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原因很多， 有学者认为它是西方哲学史上研究焦点的转移，则体现在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两个方面就是其所取得的成就。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奠定了人工语言的发展基础，而日常语言学派则拓宽了自然语言的发展道路。

还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语言学转向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在西方哲学体系中，其自身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重新理解人及其世界。卡勒曾经说过：”语言分化的产物就是人文科学，只有回到语言本身才能去揭开一些学科的秘密。因为植根于一个民族对存在的无论何时的关联之中的就是语言的命运。”由此可见，人们所认为始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与存在的问题。因此，海德格尔就说：“如果我们要思考存在变成气这一所谓的事实，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从对语言的思考开始，这并非偶然。”西方哲学在思考了什么是“存在”以及知识如何可能之后，在历经了传统的本体论阶段和近代的认识论阶段以后，发现，一切问题都是形而上学不存在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属于语言的问题，人类的知识如何成为可能以及“存在”是什么等问题只有在把语言问题弄清楚后才能回答。

利奥塔，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重量级人物，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即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他在他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里指出，科学知识就是一种话语，语言跟所谓的40年来尖端科技都有关系，如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现代代数与信息学、存储问题与数据库、交流问题与控制论、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等等，因此，要用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去重新定位人和世界本身的生存状态，而语言哲学就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一新的思维模式，即哲学问题用语言来解读。在语言转向之后，哲学的内容与形式都产生了变化。它不再以过去传统的研究哲学方式进行，它的主题词由“主体”、“意识”、“思维”、转成了“逻辑形式”，“意义”、“语言”，它开始了对语言意义、本质、以及应用的研究，不再是对概念思辨体系的研究。

第二，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以语言研究的发展为基础的。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研究的发展，它直接奠定了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理论基础。语言研究涉及很多领域，其中对语言哲学的创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有三个方面，一、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建立；二、海德格尔对诗性语言的研究；三、弗雷格数理逻辑的建立。其中，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认为语言是自己在说自己，而不是人在说语言，存在之言是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的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语言的地位和功能，语言的地位变成了“先在”地位，而不再是原来的“表征”或“再现”地位，它由被认识的客体一跃成为占据主动的主体。

还有学者认为，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语言学转向的发生和发展。一个原因是被迫改迁，也就是把语言转向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传统哲学认识和思路遭到了外力阻碍而不得不变迁；另一个原因是学理的自然演进，也就是这种转向完全是西方哲学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外力所致。被迫改迁论的认为，海德格尔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从而造成他后期的语言转向， 他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是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语言学转向是发生在哲学范畴内的一个渐进的、系统的过程，它是因为外部的困境触动了内部的某根神经而产生的震动，它是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多方因素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

4 西方语言学转向对西方哲学的意义

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给西方哲学带来的影响和具有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有学者把它归结为六点：第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展示了一次巨大觉醒，即作为反思性学问的哲学自我意识的一次大觉醒。第二，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哲学作为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系统包含了许多方面。这一系统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语言来分析和讨论哲学问题。在哲学言说、哲学运思的方式方法上，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对西方的传统哲学展开了一次全面性的批判。第三，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引入哲学的乃是一系列新的方法。尽管不同的分析哲学家赋予了“分析”一词不同的含义，但这些方法都以强调分析而著称。第四，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赋予哲学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它是哲学多种形式中的其中一种。它的加入使得哲学的内容得以丰富和多样，使得传统的西方哲学遭受了“语言学转向”的批判，可也正是这种转向，为西方哲学的重建贡献了不小的力量。第五，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在哲学思考方法上采用语言分析， 在哲学思考内容上关注语言，最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使语言自身实现转向。第六， 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直接导致20世纪“文化转型”。“语言学转向”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也从根基上动摇了西方的传统文化。

5 结语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有人甚至认为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暂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全面，是否能代表整个学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很明确而且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学以及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哲学，这显然是一个双向研究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把这样一个双向研究的方式展示给世人， 为二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更为今后哲学及语言学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驰骋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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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语言游戏说；言语行为理论；语用行为理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推翻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著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用行为理论把研究重心从微观层面的言语本身，转向宏观层面的以言语为主的交际行为和行为效果，把研究重点放在语境为交际行为(言语和非言语的)所创造的可能性或自由空间上，更加关注交际行为是否有效，认为凡是交际者在语境中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就是恰当的语用行为。语用行为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阐释了言语行为理论所描述和解释的语言现象，展现了当代语用学研究新的发展空间，预示着语用行为研究将成为言语行为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转向；逻辑哲学论

[作者简介]梁臣，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6―0017―03

从西方哲学史上看，如果说古代哲学关注的主题是本体论问题，近代哲学关注的主题是认识论问题，那么20世纪哲学关注的主题则是语言学问题。20世纪的这种哲学主题的演变被称为哲学的语言转向。哲学家们包括英美分析哲学家们不再在传统意义上谈论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而是把目光转向作为人类思维载体的语言，通过分析语言而达到对语言表达式意义的阐明。他们的任务在于对已有的知识，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进行分析考察，以期确立知识的客观性标淮。在哲学的语言转向过程中，维特根斯坦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石里克所言：“维特根斯坦(在1922年的《逻辑哲学论》中)则是一直推进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

哲学的语言转向晚于分析哲学的诞生，作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和罗素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中只是处于酝酿阶段。弗雷格主要从事的是数学基础研究，他创立了数理逻辑，在从事这些研究中涉及到哲学问题，并对之加以研究；他认为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是数理逻辑，研究的方法也是具有客观性和形式性的数理逻辑，他提出了意义的真值理论、意义与意谓的区别、语境原则等，但他并没有从哲学传统的视域中系统地探讨哲学问题。罗素进一步推进了分析哲学的发展，他运用弗雷格和自己创立的数理逻辑作为分析工具，对哲学命题进行分析，提出了著名的摹状词理论和逻辑原子主义。罗素对命题和语词意义所进行的分析，把哲学家引向了哲学发展的新道路：通过对哲学命题的逻辑分析重新建立对哲学和世界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为知识提供最后支柱这一传统哲学观念的阴影，他只是具体针对某些类型的命题进行分析，而不分析所有命题的共性、特征、意义等，不可能从根本上促进哲学的语言转向。维特根斯坦则是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根本上把哲学研究从认识(思维)的内容转向了认识(思维)的表达，他对命题进行分析，试图发现所有命题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以及确立命题具有意义的一般条件和标准。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植根于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哲学传统又超越这个传统。他成长于欧陆文化传统之中，早年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并通过叔本华的著作而了解康德，传统哲学潜移默化于他心中。但哲学工作者显然厌倦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这种带有浓厚思辨形而上学色彩的传统哲学在唯心主义观念下根本无法解决哲学问题，引起哲学界的普遍反感，哲学发展陷入了困境。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提出了各种哲学理论，它们大都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反叛，却没有一种哲学理论能够真正解决哲学问题，哲学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此同时，现代自然科学飞速的发展，数理逻辑的诞生，哲学中反心理主义的兴起和语言科学的建立，为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维特根斯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事哲学研究，他的哲学研究出发点主要受弗雷格和罗素的影响和启发，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研究之路，从他开始，哲学研究的重心才从思维内容的研究转到思维表达的研究，实现哲学的语言转向，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解决的问题、思路从传统哲学的问题、思路出发，以新角度、新方法、新语言来解决传统哲学问题，因而具有哲学语言转向的特征。

我们从《逻辑哲学论》中虽然没有看到传统哲学对他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传统哲学问题隐现于该著作之中。如果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当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哲学任务都是要达到对世界尤其是对人的充分认识和理解。如果说康德进行的是理性批判，否定传统形而上学，重建科学形而上学，探讨的是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研究得出人只能认识现象界，物自体不可知，而不可知则为信仰留下地盘的话；那么维特根斯坦进行的是语言批判，否定形而上学，所探讨的是语言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研究得出可说和不可说之分，而对不可说则保持沉默。事实上，他们在哲学精神本质上、甚至整体框架上都极为相似，维特根斯坦把康德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探讨的哲学问题转为从语言层面探讨哲学问题，只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转变了，例如，在《逻辑哲学论》中依然留有认识论的痕迹，他的命题图像理论依然预设了主客体关系，他所谈论的事实、世界即可说的就是康德所说的现象界，而不可说的东西和康德的不可认识但可思维的对象即物自体具有相同之处。此外，我们从《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的思路发展看，也显现了哲学转向的轨迹，全书共有7个论题，第1、2论题侧重于本体论，第3、4论题侧重于认识论，第5、6侧重于语言哲学。所以，从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与传统哲学的相关性看，它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更具有哲学的语言转向的特征。

其次，后来的语言哲学家们所探讨的语言哲学基本问题、所坚持的语言哲学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中已经提出或蕴含了。

一般认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一)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它们是近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两个角度看同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中有着明显的体现。维特根斯坦是系统地从语言来思考世界的第一人，也正是在这意义上他是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从总体上探讨语言和世界关系的问题，突出地体现在命题的图像理论中。他从世界的逻辑构造出发进行阐述，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世界分解成事实。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诸事体的存在，事体乃是对象(物项，事物)的一种结合，对象是固定的、简单的和不可分的。语言不是由词汇组成的类聚物，而是由所有命题组成的总和，命题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所有命题最终都可分为简单命题一基本命题，都是这样命题的真值函项，基本命题又由名字按特定方式构成，“名字不能更以任何界说分析之，名字只是初始符号”，他认为语言与世界具有同构关系；因此，名字代表对象，基本命题是事态的图像，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实在等同于世界)，语言描述世界。

在意义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坚持意义的指称理论，它也体现在命题的图像理论中，如名字的意义就是其指称。凡是命题描述世界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可说的都是有意义的；不可说的要么是缺乏意义的命题，要么是无意义的命题，前者为重言式、矛盾式和数学等，后者为伦理学、美学、形而上学以及

《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等。

维特根期坦前期哲学系统地蕴含了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或原则。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或原则，一是以句法为出发点，包括逻辑原子论、语境原则、意义理论、意义和所指等。例如，他的逻辑原子主义是通过逻辑构造把世界分解成事实或事态，最终分解成不可分的对象，与之相应，语言由命题(句子)构成，复杂命题由简单命题构成，简单命题由名字构成，名字是不可分析的初始符号。他的语境原则是对弗雷格语境原则的接受和发展，他认为名字(词语)只有在命题中才有意义，单个的或孤立的词没有意义，有意义的词必须描述对象，命题必须同实在相比较才知道真假，才有意义。二是从句法到本体和认识，包括语义上行、对数的分析、分析的方法和依据等。例如，他的语义上行策略蕴含在《逻辑哲学论》思路发展中，他从世界的逻辑结构出发，引入图像同思想关联，思想与命题具有内在关系，这样就顺利过渡到了语言，从而把探讨世界问题转为探讨语言问题本身。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数理逻辑，他接受弗雷格和罗素所创立的数理逻辑，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发展，发明了真值表；他的哲学思想实质上就是在运用数理逻辑作为分析工具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维特根斯坦所坚持的哲学观，也是分析哲学家或语言哲学家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传统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基于我们对语言逻辑的误解，从而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日常语言中，常常同一语词，而以不同的方式标示――因此遂属于不同的记号或者两个语词以不同的方式标示，表面上却以相同的方式应用于命题中……”；“因此，就容易发生最根本的混淆(全部哲学充满了这种混淆)”。“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与问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以，这类问题都是不能答的，而只能确定其无意义；哲学家的大多数问题与命题，都是由于人不懂得自己的语言逻辑而产生的。”由此，“全部哲学即是语言批判(不过不是毛特纳意义上的批判)”。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之逻辑的阐明；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一部哲学著作，本质上，乃由一些解释而成；哲学的结果不是若干‘哲学命题’，而是把问题阐明；哲学应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他认为传统哲学是由没有任何意义的似是而非的问题和命题构成，是不可能的；而他自己所从事的哲学活动即作为说明的哲学则指出了这种不可能性，它也是由似是而非的问题和命题构成的，因此也不可能；只有他认为“哲学”是对思想的逻辑或命题进行澄清即作为职业的哲学，那才是可能的。

最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中的作用还在于他对其本人后期哲学以及其他分析哲学家或语言哲学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后期的思想无疑是在批判继承他前期的思想上发展的，“但四年前我有机会重读了我的第一本书(《逻辑哲学论》)并向人解释其中的思想。……只有与我旧时的思想方式相对照并以它为背景，我的新思想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前期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命题的逻辑图像论，分析的方法主要是现代数理逻辑方法，探讨的是语言的逻辑结构，用一种静态的观点看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否定了这种前期的内容和方法，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问题，从自然语言出发，探讨语言的语法结构，提出“语言游戏论”的思想和哲学无用论的观点。但他的前后期哲学观具有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两者所关心的主题都是对思想的语言表达，哲学是一种活动，哲学问题的出现是思想混乱和理智疾病的产物，通过分析语言的用法才能最终解决哲学问题；此外在关于“可说与不可说”的关系和形而上学的态度上，他的前后期思想都存在一致性。

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逻辑经验主义者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许多论断和观点，例如，把哲学看作一种澄清命题的活动，把命题看作事实的图像，认为除了自然科学、逻辑和数学之外的所有命题都是无意义的，等等。但他们更多地是曲解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引以为用。他们试图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建立一套完备的人工语言方案，通过经验证实的原则确立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拒斥形而上学等观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也对罗素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早期思想和前期哲学对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提供思想基础和逻辑准备。罗素在《我的哲学发展》中承认维特根斯坦对他有深远的影响，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论述逻辑命题的笔记在一战时曾影响了他几年的思想。

[参考文献]

[1]石里克.哲学的转变[A].洪谦.逻辑经验主义[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语言游戏说；言语行为理论；语用行为理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着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用行为理论把研究重心从微观层面的言语本身，转向宏观层面的以言语为主的交际行为和行为效果，把研究重点放在语境为交际行为(言语和非言语的)所创造的可能性或自由空间上，更加关注交际行为是否有效，认为凡是交际者在语境中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就是恰当的语用行为。语用行为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阐释了言语行为理论所描述和解释的语言现象，展现了当代语用学研究新的发展空间，预示着语用行为研究将成为言语行为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分析哲学；课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046-02

分析哲学，也称哲学分析，初创于20世纪初的英国，是哲学家反叛绝对唯心论运动的结果。其分支主要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分化为人工语言派和日常语言派，最终引发了哲学研究领域的“语言学的转向”。分析哲学在推动课程与教学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对课程实践与教学活动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虽然分析教育哲学学者对课程与教学领域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以及研究方法单调等不足，但仍有可借鉴之处。

一、分析哲学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思想

产生于20世纪初的分析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1.20世纪初之形成。20世纪初，受孔德实证哲学的影响，传统思辨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缩小，哲学面临失去研究对象的危机。一批哲学家开始从数理逻辑领域中探求哲学发展的新道路，在此背景下，弗雷格（Gotlob Frege）、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人提出哲学的分析方法推动哲学研究“语言学转向”的发生，促进分析哲学运动的全面展开。弗雷格从其数学哲学的三个原则①为基点出发，认为哲学首先必须是一种逻辑，是对思维的逻辑表达，是建立在意义理论上的真理理论，而对语言意义的分析是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弗雷格最初对分析哲学的影响是他的反心理主义观点，此观点主张把逻辑从心理学和认识论中分离开来。弗雷格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又一影响是对意义（含义）与意谓（指称）的区分，他认为一个名称之所以能够指称它的对象是因为它有意义。摩尔侧重于对日常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分析，认为哲学家任务是把复杂的概念分析为简单的概念，阐明后者之间的关系。罗素的分析主要植根于19世纪的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认为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解决一切通常所谓的哲学问题。

2.20世纪20~40年代之鼎盛。这一鼎盛时期，以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和维也纳学派的形成为主要标志。维特根斯坦提出命题与世界关系的“图像论”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存在于原子事实的空间之中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即原子事实的存在。与罗素不同，原子事实不是指简单的对象本身，而只是对象的存在方式或者说逻辑结构。它在逻辑中成为一种图像，后者描述着原子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图像论”主旨，在于把命题看做是关于事实所逻辑图像，通过分析命题来最终揭示世界的逻辑结构。维特根斯坦的着眼点是为他心目中的世界概念划定范围，用逻辑的脚手架构造关于事实的命题图像。在他看来，“世界”概念并不仅包含现实世界，更重要的是包含一切逻辑上可能的世界，即用逻辑命题表达、符合命题逻辑形式的世界，而现实世界只是这些可能世界中的一种。一旦有了这种对世界概念的清楚认识，就可以用逻辑的标准衡量和判断日常语言中的命题，发现在日常语言表达中隐藏的思想的逻辑形式，并确定语言表达的界限，区分可说与不可说。维也纳学派继承了休谟和马赫的经验主义传统，接受了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思想，强调以科学为模式、以逻辑为手段、以物理学为统一语言，将哲学彻底改造成一种科学的哲学。

3.20世纪50年代以后之衰退。分析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从欧洲大陆移师美国之后走向衰退，主要以蒯因（W.V.Quine）的逻辑实用主义为标志。逻辑实用主义又称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逻辑分析方法和实用主义传统的结合是蒯因哲学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克里普克、普特南、戴维森等人的工作，分析哲学进入所谓“后分析哲学”时代。分析哲学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所讨论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已过时。相反，当今任何哲学家，只要是讨论与语言、意义、真理、逻辑命题以及实在等问题相关的内容，就一定要受分析哲学的影响。

二、分析哲学的课程与教学思想概述

1.课程与教学目标。以逻辑实证分析和语言分析为依据，分析哲学者提出：只有对教育目的进行深刻的语言学分析才能对其有全面认识，教育目的不仅指研究者和决策者在目的陈述中所表达出来的表面目的，还包括隐藏在这些表面目的背后的各种假设、意图、预设和价值观。还指出，虽然对教育目的的表述难以陈述清楚，但仍应该使用诸如公正、爱国、荣誉等具有鲜明感彩的概念对其进行表述。普适的教育目的是不存在的，因而对教育目的进行分析时，须将之置于具体的实践背景中。同时，对教育目的的分析是向现实和实践开放的，人们对教育目的的理解也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在此基础上，分析哲学对教育活动及其概念进行分析，为教育活动提出新的教育目的观。如谢弗勒（I・Scheffler）强调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和追问精神。他指出，施教者必须为学生“提供证据”（evidence-giving），必须合理解释自己的教育行为，学生有提问的权利和要求施教者对问题作出判断并说明理由的权利。实际上，对教育活动、教育现象进行剖根究底的考察和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与追问精神也是分析哲学在教育目的观上的表现。教学活动的展开是语言活动的过程，是通过语言形式对教育概念和命题的表达实现的。由于教育目的的不断发展，实施教学活动的目标也随之变动，因而，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教学意义也是变化的。教学目标的制订过程中须对时代因素和生活方式进行充分考虑，以形成符合特定时代人们所公认的教学意义。另外，在确立教学目标前，对教学活动含义有清晰的认识是形成相对稳健的教学目标、保证教学实践健康发展的前提，而这种认识是基于语言分析的分析方法。

2.课程与教学内容。分析哲学更多的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具体的哲学思潮，因此，其有关课程与教学内容的思想观点便往往是通过对一些教育术语、口号、命题、论断的分析而间接地表达出来。另外，分析教育哲学学者还对课程计划提出批评，认为课程计划常常是浮于言表，而不系统、细致。教学工作者在制定计划时会将一些问题、语言、意义含混表达。针对这些失误，教师和课程研究者应该认真分析，增强对课程的批判意识，重建专业术语意义清晰的课程。

3.课程与教学实施。在课程与教学实施上，分析哲学学者倡导的是一种知行统一的课程实施观，而这些观点也是通过对一些相关命题与术语的分析中来体现。如对“知道”、“思考”等这些习以为常的观念进行刻意厘清，从而深化教育工作者对教学实施过程的理解，推动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发展。课程与教学的实施策略方面，主要是倾向于对教学方法的分析，表现在：①关注教学实践中价值观和教学术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用中性、冷静、客观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实践，积极应对不良价值观对儿童的侵蚀。②主张将范式分析思维作为确立教学方法的依据，即用可以澄清教学术语观念的逻辑范式来推动教学方法的研究，从而帮助教育工作者用客观、中立、冷静的态度来分析教学实践问题。③对教学方法的有效性进行反思，以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服务于教学实践。

4.教师和学生在课程实施中的作用和地位。教师在教学中承担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及出于怎样的地位都制约着教学的结构和类型。从事语言分析的研究者要求教师在教室中使用的语言要有充分的把握，原因在于语言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媒介。无论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教学语言都和其他语言一样负载价值，都是传递教师要表达的思想。作为教师还应特别关注语言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因为语言负载价值、充满情感，在表达过程中也因人而异。再者，语言也不是全能的，不能言尽一切。因此还要积极配合其他非语言因素，如手势、动作等来辅助思想的表达。由此可见，教师在教学中扮演者知识、观点传递者和这些知识、观点的诠释者着双重角色。所以教师应具备熟练的分析、驾驭语言的能力，以此来理解语言的逻辑结构，了解其内在深意，进而才能发现并回避课程内容中的语言误用现象，提高教学活动的效能。教学三要素重要之一的学生作为语言的接受者，也相应的该具备良好的分析语言的能力，还应善于发现语言在用法上的错误，使自己成为用心的倾听者，以便跟进教师的引导有效地参与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

三、分析哲学的课程与教学思想评价

分析哲学秉承语言语义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论，对教学研究中的术语误用和意义模糊现象进行反思和澄清，从而影响了对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另外，在分析哲学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分析教育哲学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推进课程与教学领域的变革亦功不可没。

1.分析教育哲学对课程与教学研究的贡献。①通过对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中的模糊概念、问题术语的分析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扫清概念障碍，推进课程研究领域的深化。②喊出教学工作者和研究者要对课程与教学领域的命题持怀疑意识和批判态度的口号。明确研究应深入命题内部，发掘隐藏在表面后面的深层含义，并排除主观臆断，从而冷静、清晰、客观地表达。③将概念辨析的研究方法重新引入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拓展研究视野，丰富了课程与教学理论的研究方法。

2.分析教育哲学对课程与教学研究的不足之处。①分析教育哲学学者忘却了净化概念只是研究了课程与教学的起点，而用新概念重新建构课程与教学的理论才是最终使命。②分析教育哲学学者极力想清除课程与教学术语的价值情感色彩，以保持研究语言的纯洁性和中立性，也因此轻视了对人类而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道德问题。③分析方法的有限性，即分析方法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规定的、用来判断两种相互竞争的分析哪个更充分的程序，且分析方法自身存在非客观性的一面。

注释：

①三个原则：一是否定数学来源于经验，强调数学真理的先天性；二是数学真理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性基于数学的非经验基础，而客观性是思想的必要条件；三是一切数学最终都可以化归为逻辑，数学概念可以定义为逻辑中普遍要求的概念，数学公理可以从逻辑原则中得到证明。

参考文献：

[1]陈晓瑞，郝文武.西方教育哲学流派课程与教学思想[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语言；意识；后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13-03

有关意识这个“世界之结”的考量，几千年来便一直没有停止过。从远古时期的图腾灵魂崇拜，到现代科学中开始对意识这一词语进行新的还原和考究，意识这个现象显现得愈加神秘。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在人类认识世界、探索世界的过程当中，意识发挥的就是其中主导的作用。而人身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主体，抛开主体来谈意识这无疑是不现实的，但对于人这一主体而言，语言就是其开启沟通桥梁、打开世界认识大门的一把钥匙。语言是人类开启意识的启动前提，有了语言，才有了人类特殊意识的开启方式，两者之间为因果关系。[1]故而，只有在意识的研究中加入语言的构成因素，才能真正地解答意识的问题。

一、意识的哲学起源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讲，意识就是人脑对大脑内外表象的觉察意识。意识随人类主体衍生，从人类出现开始就一直存在，也正是因为人有了意识，所以才会进一步使得思维拓展形成。故而，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也就由此而始。但是，随着世界、社会进程的发展，人们慢慢发现其实自己并没有真正客观地认识到了世界，而且随着世界的发展，许多人们以为原本熟知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人们就开始把最初的世界这一客观存在体的研究慢慢转移到了身为主体的人的身上。[2]对于“人”这个主体而言，意识是沟通其与社会进行研究的一个纽带，故而，意识就成为了哲学研究中的首要对象，本体哲学的研究也开始逐步向心智哲学的研究而渐渐进化。

（一）意识

意识的形态如何？其实质又是什么？其实在我们研究意识的时候，首先需要弄懂的就是什么是意识？它是否是个有形的物体？是概念抑或是实质？如果是实质，其是否存在着本体形态？如果它是一种概念，那么它的定义又是什么……如此种种，对于意识的研究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时至今日，学界也没有就此作出任何明确的推论，这也就使得意识的研究虽然已经进展多年，但它能取得的真正实质性的进展却是愈加寥寥。

学界认为，区分意识的问题，首先要对它的容易问题和困难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和清晰的定义。意识到问题的解答过程就是思维的起点，这也就决定了没有问题的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肤浅的意识。而所谓容易问题，就是对人的感知、学习等现象的认知过程，但研究意识的真正困难之处是因为要进行经验的解释过程。即人类的主体感觉过程与物理系统之间的区别。[3]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再无经验和意识的物理系统，都无法在没有主体感知的情况下得以进行，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意识的问题能够通过物理的还原方法来进行认知，得到一个具体的结论，但经验的问题却是明显无法得出的。如果想要回答有关意识的困难问题，还需要我们将目光重新着眼于哲学上。在心智哲学中，我们可以将物理系统和主体感知融合在一起，得到一个新的心理物理原则，进而将经验与物理过程进行关联。

但有关困难问题的观点在学界有很多不同说法。著名哲学家Churchland对意识困难问题的观点就颇不赞同，她略带讽刺地将困难问题称为欺瞒问题，她给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困难问题的观点存在，那么它本身就是主体所产生的直觉错误上的产物，因为容易问题和困难问题实在难以界定或分割，在界定什么属于困难问题而什么属于容易问题的时候，本身就会掺杂了主体本身的既定判断，而这实质就是将意识剥离于认知的现象。这种质疑在哲学界也获得了许多的赞同，甚至有许多国内学者也纷纷认为，这样区别容易和困难问题的方法，本身就是缺少实践依据的。[4]

（二）一元论和二元论问题的争议

意识的本质争论冲突其实质在于学界对其究竟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的问题无法形成一个鲜明的统一。哲学家Chalmers率先提出了意识的容易问题和困难问题，故而他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支持二元论的。他继承了笛卡尔的身心两分的主要思想，强调自然主义的二元论。他认为：人类通过感知进而获得了经验，由于其主体经验所限，生存的世界有时无法直观地通往人的内在世界，此时便又衍生了一个世界，即一个名为心理的世界。但是，感受却无法脱离于物质而存在，这些感受的获得往往来自于另外一个物理世界。“我”作为一个本体，“我”的感受来源于另一个世界，却不见得我也同样能够清楚地了解到这样一个物理世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怀疑这个世界的存在。这也就是笛卡尔“身体交感论”的初步雏形。身体交感论思想的实质是：身体和心灵可以区分而存在，身体是具有延展性的实体，而心灵也是实体，区别只在于物理也就是身体相比，心灵不具有延展性，故而，身体交感论认为，身体和心灵是同时存在的，二者之间互为依托，并且可以同时存在。

身心的二元论其实是符合很多人观点的。佛教认为，宇宙中的诸事说到底只是一个“心”字而已，有心方而有识，心与物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反而是一个统一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宗教的教义也可以说是二元论思想的一种体现，两者虽有所不同，但却都有着一元或二元论的认知。即便是无的人，大多也支持着身心两分的这样一种观点。事实上，二元论的思想于生活中也有着诸多体现，如人们会说“我的身体”或者“我的悲伤”，这本来就意味着人们已经觉得“我”这个主体是可以与“身体”或者“悲伤”进行区分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二元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慢慢无法解决身体和心灵的关系，因为按照二元论的观点：身体本身是一种实体，而意识则是另一种不具备延展性的实体，它们之间是如何互相进行转换的？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人能得到答案。正因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二元论的思想也开始慢慢出现分歧，许多哲学家开始向一元论的方向进行转移，有关一元论的诸多观点，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观点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真正的主体，物质优先于心灵而存在，但唯心论却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于心灵所主导的，心灵活动引导本体对外界的环境作出反应，心理活动要优于物质而存在。

（三）有关意识的研究途径

真正关于意识研究所需要争论的点在于：意识究竟是如何存在的，它是人类在感知思维能力中所附加的一个成分还是和思维存在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意识是一个附加条件，那么意识本体论的问题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必须对意识的进化过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对意识的起源过程有完整的研究。因为意识的进化过程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但其他生物是否和人类一样也进行了意识的进化过程却无从知晓，如果我们承认了意识进化的思想，那么也就必须对其他生物由意识进化所带来的好处进行一个完整的分析。如果意识和思维是一体存在且不可分割的，那么关于意识的所有问题就都变成了徒劳的研究，因为如果意识和思维绑定存在，那么任何一个具有记忆和思维的生物，它在进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会也经历伴随着意识的进化，当然，由于其是绑定存在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单独的意识是并不存在的，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意识研究可言。

事实上，在意识研究的过程中，二元论的思想已经开始逐步被主流所淘汰，成为了人们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但二元论的问题在于：它们都认为人的身体和心灵两者都是物化的、独立自主的实体。但是由于二元论的思想并无法就意识和身体的统一得出一个相关的可靠结论，所以它被社会的淘汰也就成了正常的现象。

由于二元论发展的诸多滞后性，一元论的发展于是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区别在于，一元论只承认身体或者是心灵中的其中一个占据主导位置，一元论虽然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但这两者的实质却是完全相同的。它强调身体或心灵的独立性。但相较于现行的唯心主义，强调唯物主义的其实更占据主导地位。唯物主义更认同于身体上的物质的存在，在现代社会，唯物主义无疑更加被社会所接受，同时，这也是物理事件所进行的一个完整过程。

二、语言哲学到后语言哲学的转换过程

语言和意识的作用是不可分离的，20世纪初由于语言性转向的影响，语言哲学开始慢慢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个转向是因为分析哲学的发展而造成的。分析哲学的观点认为：语言的误用是导致哲学开始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故而在此基础上，将语言作为一种方法对现代哲学进行清理，无疑也是一种现代哲学的整合方法。在分析哲学中，虽然分析哲学的流派非常复杂，其中所持有的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原则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将语言对哲学的建设性作用放在首位，把语言分析作为哲学发展的关键要素。在语言性转向的发生时期，许多哲学家如Frege、Wittgenstein等人都是以分析哲学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的。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主要以逻辑性的思维尤其是数理的逻辑为分析的工具，通过形式语言来进行哲学分析，其目的就是为了简洁抽象的逻辑性系统，从而来明确界定出语言对哲学的意义。语言哲学方面的哲学家Chomsky曾说：语法的生成其实就是由逻辑系统所形成的，他以语言作为基本的哲学假设，从生成规则的转换出发，对新生成的句子进行研究。同时，他明确表示反对形式主义的流俗，试图在经典逻辑的基础上以构建新的逻辑秩序，并且将此作为分析工具，从而将日常的语言作为语言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如此，才能在语言的构建过程中得到语言的真正意义。20世纪60年代后，语言哲学开始逐步进入顶峰的研究状态。因为研究的意义所在，研究过程中对心灵研究的重视作用开始进一步增加。语言知识、社会现象及它们的合理性等诸多方面，都需要通过对心灵现象进行研究才能达成。故而，语言哲学的作用开始下降，而心智哲学的地位慢慢提高，并且取代了语言哲学的第一哲学地位。

所谓心智哲学，它的研究过程包括了心智的本质、特征、活动和功能等许多方面。同时，它们与大脑的关系也是心智和语言两种哲学间互为依存的有关证据。在社会中，大脑对于意识有依存性。意识是思维的本质，而思维又是表征的本质。所谓表征，指的就是人大脑中信息的呈现方式，也是外在事物存在于心理活动中，并在心理活动中进行内部再现的过程。

在社会活动中，大脑可以起到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的作用，在此过程中，语言将人类从外界环境中得到的经验加以抽象化，由此来进行表征。

虽然表征的方式在目前仍未有一个明显的定义，但语言在表征中的作用却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故而，语言活动也大体可以算做是心智活动的基础反映。哲学家Searle曾说：“语言可以作为心灵哲学的分支之一而存在”。目前，心智哲学的研究方法大概能够分为两个蓝本，其中一个是形而上学为取向的语言研究，而另一个则是以科学为取向的语言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两个蓝本都是以语言分析为研究工具，从而对心智哲学中的问题进行阐述。而在语言学的角度看来，心智哲学中的各类心理现象，其实也可以大体看作是语言问题的概称。它们通过对已知的语言研究对象和未来的研究对象间进行对比，由类比移植等方式进而虚构成了词语的命名方式。Jaynes认为：主观的心灵实际上是由词汇经过多方构建进而所得出来的一种结论。故而，意识起源于人类语言能力这种说法无疑是更加增加了可信度。对心智哲学的发展来讲，形而上学哲学虽然中心地位得到了恢复，但是语言哲学的分析却一直都是存在的，心智哲学脱胎于语言哲学并且由于它的进化，对语言哲学也产生了许多的影响，同时，语言哲学的蓬勃发展也为心智哲学提供了明确的理论依据，在心智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哲学在这一哲学中开始占据着比以往愈加重要的作用。而后语言哲学与经典哲学的区别就在于：首先它吸收并借鉴了西方哲学的特点，但却并不局限于陈词滥调，而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研究理论。其次，从日常的社会生活下手，寻找具体语言问题，同时结合汉语的语境，将西方的语言哲学和本土的趋势相结合，使语言风格转为多样化。在21世纪，语言哲学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益于揭示语言和人本体间的相关联系，同时也为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本文就是从后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着重探求语言和意识的联系，从而进一步考证语言哲学在心智哲学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三、结语

有关意识的相关研究，并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停止，相反，正是因着社会的发展，它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愈加凸显出来。在此基础上，有关意识的研究，无论是容易问题和困难问题，还是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理论都不会是意识研究的最终结果，新的理论研究一定会陆续得出。但是，如果希望人类的意识研究取得长足进展，那么从语言的角度着手，也就显得是一种必然。语言的力量对人类而言意义巨大，同时，语言也是后现代语言哲学得以出现和发展的精髓。可以说没有语言，意识的发展究竟会走向何方我们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语言的研究说到底就是意识的研究，语言的问题就是人类的问题。研究意识的视角并不缺乏，而语言却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只有了解了语言的奥秘，我们才能真正对意识的发展做出进一步的评判。

参考文献：

[1] 成晓光. 语言与意识――后语言哲学视域中的解析[J].外语学刊，2012（04）：9-17.

[2] 刘兆林. 语言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卢梭和赫尔德语言起源论之争的实质与意义[J].外语学刊，2013（01）：98-102.

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第15篇

在西方哲学史的认识论中存在着两大主要阵营，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其中理性主义（又称唯理论），在狭义上，是一种片面强调理性作用的关于认识的理论或学说。它同经验论相对立，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可靠知识不是来自经验，而是与生俱来的，或是从先天概念出发的逻辑推理得到的。［1］理性主义者认为，对真实知识的追求，不是建立在感觉印象基础之上的，因为感觉印象常常出错。人类具有理性，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他们特别强调理性思维。语言学与哲学是分不开的，如何观察世界就决定着如何看待语言。［2］因此，在西方语言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都可以发现理性主义的影子。梳理理性主义在西方语言学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为我们认识西方语言学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对于当代语言学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古希腊是欧洲语言研究的发源地。古希腊人的语言研究常常与哲学研究难解难分，语法被当作哲学的组成部分。古希腊最早接触语言问题的是一批哲学家，他们把语言问题当作哲学问题的一部分看待，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总结了以前各派的哲学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创立了“理念论”（又称形式理论），他认为理念存在于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存在于个别之外。他认为理想的世界存在于被智慧捕捉到的理念之中，从而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柏拉图为了论证其理念论提出了“回忆说”。他认为，人的感觉只能认识变灭的、不真实的事物，而不能认识永恒的、真实的理念，人http://们关于理念的知识通过回忆才能获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理论“天赋观念”的雏形。受认识论的影响，柏拉图在语言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他认为真实存在的是事物的本质，即他所谓的理念，理念世界只能由思维来认识，而知识也就是对理念的命名；意义在于语言（名字）和事物间的“自然关系”，似乎由认识者对着理念说出便成。［3］

古罗马与古希腊来往已久，到公元3世纪古罗马帝国征服古希腊城域之后，古希腊虽然是战败者，但是它的科学文化却对古罗马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罗马人所用的拉丁语与古希腊语的结构比较接近，所以古罗马人在继承古希腊人的学术和艺术方面成就的同时，也把古希腊人关于语言学的思想争论和语法范畴运用到对拉丁语的研究中去。沿用希腊语法理论和语法范畴描写和分析拉丁语是古罗马语法研究的特色。因此，其认识论的基础主要是经验主义。

二、中世纪

中世纪学术的突出特点是，教会势力增长，并且左右着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基督教势力强大，经院哲学达到全盛。

这一时期在语言学上最值得关注的是经院哲学影响下出现的由摩迪斯泰学派的学者们建立的思辨语法。思辨语法遵循理性主义传统，它是把普利西安和多纳图斯对拉丁语语法的描写融入思辨哲学体系的产物。与过去单纯教授学生不同，在思辨语法学家看来语法的理论基础应当属于哲学家的研究范围。于是，哲学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导致了普遍语法观念的产生。在中世纪，拉丁语是当时唯一的学术语言，思辨语法学家虽然用拉丁语写作，甚至举例也使用拉丁语，但是，他们却试图对拉丁语语法所体现出的规则赋予一种普遍的有效性。从12世纪开始，思辨语法学家不再满足于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说明，而是要探索语言的内在原因和深层的语言理论问题。如果说以普利西安为代表的古典语法学家及其拥护者面向语言材料，其材料主要来自文学文献和古典用法，那么，思辨语法学家则主要面向语言理论。此外，在例证的选择上，思辨语法学家也呈现出理性主义倾向。他们几乎用程式化的形式编造自己的例句，不考虑实际的言语，也不管适用的情境是不是可能。

三、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逐渐波及整个西欧，16世纪达到高潮，16世纪末接近尾声。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的伟大文化运动，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极力宣扬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反对宗教桎梏，要求个性解放，提倡研究古典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文学和艺术，追求科学知识，主张客观的科学调查研究，是当时的总体精神面貌和基本科学特点。

到文艺复兴后期，欧洲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力学、天文学、数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对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实验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和总结，要求提出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上的理性主义。

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人类或者至少是达到文明程度的人类，具有一种普遍的思维结构。这种普遍的思维结构基本上可以独立于任何语言。因此，可以用一种普遍的语法表达。就这个问题，英国的维尔金斯的《论一种真正的文字和一种哲学语言》是同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他提出了编制“世界通用语法”的设想。在他看来，这种“语法”应当包括能够满足所有交际需要的各种词类及简洁的句法规则。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种所谓的“哲学语言”，这种语言结构严密，而且具有一套适用的原则，这种语言既可以写，又可以说，全世界各民族的人都能够用它交流思想。然而，维尔金斯等人的设想是天真的，他们没有能够创造出什么“哲学语言”。但是，他们的努力说明当时的语言学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他们是在探索语言到底是如何构成的。他们相信不论讲哪种语言，人类都具有一种相同的思维结构，所以人的思想才能够用一种普遍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观点也正是法国波尔—罗瓦雅尔学派的指导思想。波尔—罗瓦雅尔学派以笛卡儿的哲学为基础，认为人的理智高于一切权威；因为人的思维和理智是相同的，表达思想的语言也应该有相同之处。他们试图阐述语法的普遍原则，揭示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语法在表达思想上的一致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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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7、18世纪近代语言学时期

17、18世纪是欧洲各国哲学发展上的重要阶段，当时在认识论的研究方面，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展开了对人类知识起源的讨论。哲学家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时常涉及语言问题，并特别就语言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最先详细论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是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出版后不久，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开始写作《人类理智新论》。在关于语言问题的认识方面，他们的观点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其中的不同之处正是洛克的经验论立场和莱布尼茨的唯理论立场相互对立的反映。18世纪下半叶，人们普遍对语言的起源问题产生兴趣，赫尔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语言起源理论，虽然用词激烈，但并没有背离唯理论观点。

这一时期，普遍语法哲学理论在英国的杰出代表是詹姆士·哈里斯。他将其普遍语法理论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基础上，但又非常了解和重视各种语言的表层差异。他反对当时英国流行的经验主义态度，捍卫天赋观念的思想；而且在坚持普遍语法观点的同时，还认为人类建立普遍或一般概念的能力必定是神授的，词则是这些概念的符号。

此外，洪堡特是生活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语言学家，他的语言理论的哲学背景相当复杂。他受康德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另外，他又受到18世纪理性主义，尤其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的不少影响，同时还接受了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不少观点。不同的哲学背景使他的语言理论观点表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兼而有之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洪堡特可以说是连接近代和现代的过渡型人物。

五、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

19世纪语言学的主要成就集中在历史比较研究领域。经验主义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起到很大的作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注重语料的收集和对比分析，一改18世纪关于语言起源和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缺乏足够例证支持的现状，将理论分析建立在充分的语言材料的基础之上，体现出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特点。

六、20世纪现代语言学时期

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在20世初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主流的时期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以结构研究为特征的新时期。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索绪尔，他反对只研究历史，而不注重语言的现实结构的情http://况。继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他们仍然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布龙菲尔德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语言中可以用经验主义的归纳式作穷尽描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