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1 17:56:32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泰语教学语言与文化外语学习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On Thailand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 Teaching

QUAN Li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Abstract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of Thai language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ourse in senior years， it is essential to learn the students' needs， to motivate the curiosity of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teaching， to use theories as guideline， to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student language culture study， to enrich the forms of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 Thai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0 引言

“语言不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交际工具，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储存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化特征。每个语言对象国的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为了进行顺利的跨语言交际，必须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对于学习外语专业和将来从事涉外工作的学习者而言，除了要在外语上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以外，还要面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通过习得该语种来认知这个民族的行为、思维、心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从外语学习中观察，对不同语言与文化差异进行对比。

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多样化，对非通用语种人才提出了在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上的新要求。对如何提高非通用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教学策略，实现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每位非通用语种教师的责任。本文以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泰语专业为例，探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的教学实践。

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2010年起，广西民族大学为2007级泰语专业本科生开设了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根据学校本科培养计划，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属于专业任选课，课程设置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该课程语言与文化并重，要求学生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语言和文化的概念、泰语语言特征、文化特征、泰国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关系，以及当前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相关理论。旨在让学生通过各种实例的研究，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内在及外在关系，学会分析语言背后的文化特征。课程的开设不仅有利于拓宽、更新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整合四年所学知识，还能让学生在四年级撰写毕业论文时奠定理论基础，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提高文化素质。

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2.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

外语教学中，语言课程总是作为主干内容来进行设置，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专业学生传统的语言训练，如听、说、读、写、译技能方面一直有较好的经验。但语言教学无法与文化背景相脱离，外语教学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方法，总会自然地融入相关的文化教学，并形成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化教学模式。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人才中一直非常注重对文化的导入，授课教师通常会根据上课内容涉及的主题进行补充介绍，灌输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经历见闻，但内容较为零散。在低年级阶段，针对泰语专业的学生在国内也开设有专门的文化课程，如：泰国概况和东南亚历史与文化。课程侧重的是横向的文化知识铺垫，内容覆盖面广而泛。大学第三学年，在学生赴语言对象国学习期间，开设有泰国社会文化课程。虽然我校的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尚处于任选课的地位，但对于加深对语言对象国的认识又是不可缺少的课程之一，在高年级专门开设语言与文化兼并的课程对外语学习者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二语言教学是跨文化交际教学，包含了教授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教师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堂上的作用就是提出语言现象结合文化因素，把语言放在社会语用背景下教学，提高语言学习者对语言文化的认识。笔者通过关注2010年至今泰国语言与文化课开设的情况看，从教学设计、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等方面发现，其中有值得借鉴的可取经验，同时也存在许多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

2.2.1 教材问题

针对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这门新开设的课程目前没有适合的固定教材可供直接使用，暂时给教学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泰国语言与文化课设定为专业任选课，但语言与文化涉及内容范围广，教师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语言文化现象和特征囊括在36个课时内介绍完整。加上可搜集整合的教材资源有限，时间紧、内容多、任务重，教学准备不足使教师没有完全吃透教学内容，对于语言文化知识不够深厚，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则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如何上好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保证授课质量，是任课教师面临的棘手问题。

2.2.2 国内外教师教学方法问题

2010年笔者曾教授过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之后分别由另外两位泰籍外教继续担任授课教师。毋庸置疑的是，中泰教师由于文化差异，教学经验各具特点，教学方法也会存在差异，这包括授课内容、手段和侧重点不尽相同，教学成效也必然会有所差异。

笔者在正式上课前曾具体调查过学生对课程的期望，让学生写下希望从中收获到些什么，以便及时调整教案和尽量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提前做好教学计划后，在第一堂课上会先告知学生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及上课内容，让学生在没有课本和教材的情况下明确本学期该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笔者从“泰语语言特点”的角度出发，采用主题分类的方式，利用每周3个课时教授一个相关主题的内容，如泰语语言等级、泰语中的外来词、泰语称谓词和泰国姓名文化等。笔者分主题制作课件，并打印分发课件讲义作为上课资料。授课过程中先铺垫基础理论导出本节知识点，让学生学习该主题中相关的语言与文化理论，举例论证，尽可能地把本节中语言和文化的背景关系分析清楚，然后进一步介绍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论文。最后，安排全班分组后在下一次课进行小组报告，开展自由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在课后去查找更多其它的有关理论书籍阅读，搜集更多的实例来论证，增强理论基础。笔者还特别强调学生的作业报告中所引用资料的可信度，严格要求参考文献、参考书目的书写规范。

从与泰国外教交流教学经验中得知，泰国学生一般是通过民俗学或文学类课程中习得语言文化知识，而授课老师如果是语言学家则会选用历史纪实、史记类书籍作为教材授课。泰国外教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设计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内容，例如：泰国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语言文化、泰国风俗中的语言文化和泰国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化（以警示诗为例）。同样采取主题分类和课件的方式授课，重点讲解一些实用、优美的词汇，分析词汇的含义、词根、文化背景和现今的使用方法，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词汇后能够学以致用。最后，布置相应的练习或完成课后作业，如造句或写作等进行检查。

学生一致反馈泰国语言与文化课相比过去所接触的语言文化知识课难度更深，层次更高。学生对笔者采用先分析后报告的教学方法的评价是，授课内容有深度、有条理，与泰国教学方式相似，对提高泰语专业学生研究水平起到积极作用。而外教身为对象国语言文化的“代言人”语言地道，是可靠的目的语文化信息来源，教学风格具有本土化特色，课堂文化气氛多元，在阐述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背景时更驾轻就熟。可以说，聘请外教授课本身就是一种加深学生对对象国语言与文化学习的过程。

虽然国内外教师的教学方式各具优势，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捉襟见肘。国内教师在课堂教学上的弊病之一是力求一次讲全讲透、面面俱到，笔者在初次授课时一直忙碌于阅读和搜集大量而分散的资料信息制作课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尽可能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问，但由于准备的材料多，往往会造成对教材不够熟悉，照本宣科的情况出现。聘请外教教学同样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外籍教师的流动性大，部分泰国外教是非泰语专业出身，出现教学水平良莠不齐等情况。外教通常对我们国内的教学大纲不熟悉，上课缺乏教学计划，教学设计不够规范，授课内容经常与学生在泰国留学期间已学习过的知识重叠。此外，由于缺乏系统教学和理论参与指导，课堂上容易出现跑题，讲述漫无边际，教学效率不高的弊病。外教也反映，因为泰语中不少词汇是来自巴利文、梵文并且涉及宗教的文化背景，词汇的含义较深，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解一两个词汇的文化根源，有时需要加快语速或者借助图片教学，学生虽然最终能够掌握，但整个学期下来在专业上的收效甚微。

2.2.3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

大学本科教育一向都提倡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外语专业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对语言使用文化环境的理解。每个学生掌握语言的水平高低和进度不同，文化接受能力不同，自身对新事物新文化的理解和遇到的障碍也不同。是否能够准确地领会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取决于个人语言的能力、文化素质和生活经历。现今社会中不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甚至对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了解甚少，身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对语言对象国文化的学习了解远远不够。如果只具备了专业素质，而欠缺人文素质，最终只能成为“单面人”。另外，笔者在布置学生进行课后分组报告中还发现，一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滞后，获取、处理及运用信息的能力比较弱，这体现在搜集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单一，范围窄。再则，由于缺乏理论研究的培养，理论基础薄弱使很多学生不善于分析和综合归纳问题，在报告的论证中往往缺乏可信的依据，并且出现抄袭的情况，小组报告的信息来源、内容及分析结果雷同，缺乏新意。若能加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观察的敏锐性，学会分析语言文化差异，对加强大学生专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的实践和探索

3.1 了解学生需求，提前做好教学准备工作

笔者从对学生的课前调查中注意到，学生对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的期望值较高，一是对课程感兴趣，从广西民族大学历届泰语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方向来看，语言文化范畴的论文每届平均约占38%，因而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开设，无疑给一部分学生开拓了论文方法及思路的引导。二是可以扩大知识面，在专业知识中查缺补漏。

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预先考虑整个专业的课程体系结构，设定教学方案，明确课程内容设计，保证教学内容系统而完整，使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目的性、计划性更强。教师要迅速地追踪广泛的信息来源，对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筛选、重组、更新，量化课堂教学内容，把握详略，合理分配课堂教学时间，既不能赶时间满堂灌，也不能过于粗糙、枯燥地带过，应根据教学的重点、难点，不断摸索并选择出恰当的教学策略。充分结合中泰教师的优势，取长补短，总结并积累经验，提高教学素质，与学生共同成长。此外，为提高教学质量，课堂教学的反馈依然不可忽视，特别对于非传统课程而言，新课程更需要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总结反思，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正并调整教学策略，为将来的教学准备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任课教师还要开展对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语用学和文化语言学等的学习钻研，搜集大量的语言文化例证，做出系统深入的对比研究，把研究结论或成果运用在教学过程中。

3.2 循序渐进，加强对学生语言文化研究的引导

了解学生需求后，跨语言文化教学应遵循在培养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循序渐进地增强文化研究能力训练。陈申在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中就曾提到应分阶段设计教学大纲。在学习的入门和初级阶段，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较低，一般采用明晰易懂的母语解释来教授目的语文化，增强学习兴趣与动力，打好下一阶段目的文化基础。到外语学习的中级阶段，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已有所提高，具备一定的交际能力，此时的目的语文化可以考虑采用目的语或双语解释的方法教授，同时使学习者在交际行为中应用和领会文化知识，这个时期的学习更偏重于采用交际语言教学模式。外语学习的高级阶段，学习者文化知识的掌握和交际能力的培养都得到较大提高，此时应注重文化教学的过程而不只是内容。随着语言水平提高，文化越是显得重要，文化教学的比重和深度也随之加大。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开设在高年级，学生此前经历了一定语言文化知识形成和积累的过程，授课教师应适当加深教学难度，将语言与文化关系深入浅出地传递给学生，提高其文化洞察能力。

除了根据语言的水平，阶段性地导入不同的文化教学外，高年级的语言文化课程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因而只依靠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做练习，不能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要让学生深刻地掌握每一个语言文化知识，必须让学生亲身参与到研究当中。从产生疑问到理清问题，分享研究成果，达成共识，既有效地利用了课后时间巩固专业知识又能增强严谨治学的意识，激发积极性，提高自信心。交际能力与文化素质的培养是同时并举的，将语言习得升华为符合文化环境的交际行动，还必须从理论上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科研方法，利用理论加强语言文化研究的引导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训练，正如陈申在综合教学模式的应用中提到，“就某一文化专题作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也是有效的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之一。”②在教学中开展语言文化研究，一是教师与学生互动，教师作为学生研究的指导者，应当在研究方向、范围、方法和资料文献的查找方面提供指导帮助。二是学生与信息资料的互动，学生要超越自身文化的界限，在大量的信息资料中经过客观、科学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考证或发现可信的结论。高年级学生中开展以调查研究为形式的学习，不是教学生如何解决问题，而是用问题来激发学生获取答案和新知识的欲望，以已有的本民族语言文化知识为基础，在相互合作、讨论中寻找出异同点，进而解答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曾产生过的疑问，即让学生利用已知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索未知的知识。教师还需要指导学生制定研究计划，让学生掌握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正确引导学生科学地搜集信息、使用信息，能够在实践练习中就有用的信息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比较。语言文化研究的指导，可以从指定本次文化研究报告的主题及范围开始，再提出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回答的问题，需要的资料和文献，搜集文化信息资料的方法，整理归纳有用的原始资料，分析总结提出的问题。各组成员互相听取报告，最后由老师和每组成员对别组的报告情况进行点评和建议。加强文化研究的引导对研究性强的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有很大的指导帮助作用。

3.3 不断丰富教学表现形式

虽然教学大纲规定的课时有限，但教师应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丰富教学的表现形式，发挥现代教育设备的作用，完善更新教学多媒体课件，将网络教育、音频视频纳入课堂，使得教学更直观，加深学生对语言对象国语言文化知识的了解。此外，还可以灵活运用座谈会形式教学，引导学生就语言与文化课题进行交流探讨，例如就某个语言与文化的理论问题用例证阐述见解，或调查分析某种语言文化现象，然后根据相关理论提出观点。

4 结语

掌握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内涵，重视语言的文化价值，减少对目的语的文化障碍，让学生在实际运用中实现顺利有效的交流沟通，恰如其分地发挥外语技能是开设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这门课程的目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主动去了解学生，成为学生学习成功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不断思考以文化作为激发外语学习积极性的作用，尽最大努力积极引导和调动学生兴趣与求知欲，使学生的新旧知识顺利衔接，并探索培养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方法。这同时也是提高学生专业情感，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需要。这种教育指导思想应渗透于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之中，不断检验和完善课堂特色教育，从而进一步提高非通用语的教学质量。

注释

① 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30.

② 陈申.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171.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一：地域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人文、社会文化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

1.人口迁徙导致地方方言与外来方言的融合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①是中国移民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这次长达一百多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对四川有着深远的影响，就语言上来说，这次移民使得被移民地区方言与外来方言共存交融，进而影响原有蜀方言，逐渐形成了“新”的四川方言。

通过日后的语料研究发现，至今仍活在四川人口中的，多数并非移民前的蜀方言，而是随移民而来的各地方言，其中又以楚方言居多。同时，在当时就已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和重庆的方言也对当时四川其他地方语言影响极大。在语言融合过程中，这两地的方言基本上作为了基础方言。因此，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四川方言变化为以湖北、成都和重庆方言为主，湖南长沙、永州、宝庆方言为次，混杂其他方言的基本格局。由此可见，移民对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语音最为明显。例如，在清朝前期的诸多移民中以湖南移民数量最多，因而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以湘方言为基本口音并糅杂其他语音的方言，如把“布（bu）”说成“博（bo）”、把“木（mu）”说成“磨（mo）”、“六（liu）”说成“落（luo）”、“辣（la）”说成“勒（le）”等。再例如川东地区，早期迁徙入达州②的移民主要是江西人士，到了移民运动的中后期，江西移民更是蜂涌而来，在这一移民群体中商人以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导致江西方言最终成为达州方言的主体。至今仍能在达州方言中发现，诸如：将你/泥（ni）说成（yi）、女（nv）说成（yu）、尿（niao）说成（yao）、年（nian）说成（yan）、牛/扭（niu）说成（you）等江西方言的影子。

2.特有地理环境的影响

山多、沟多、坎多，是川渝特有的地理环境。于是在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就产生了很多与沟沟坎坎有关的词语，例如：“拿不过沟、翻不过坳”、“爬坡”、“上坎”、“翻山”等方言词语。再比如，由于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不少区域都在沿江地带，因此也出现了许多与江河、码头有关的语言，例如，重庆人将“弄虚作假”叫做“踩假水”；“事情没办成”叫做“事情水了”；“找错了人”叫做“找错码头”；“哪儿出现了问题”叫做“哪河水发了”等等，以上俗语皆因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产生。

3.历史原因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在川渝民间，人们习惯将内裤俗称为：“裤”，这一叫法与古时农耕习作有关。最初“裤”是指旧时流行于四川民间的一种长度在膝盖上下的便裤。当时，此裤只被富裕人家当作贴身内裤，但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却经常直接外穿，因为此种便裤既省布，又不影响观瞻。尤其对农耕人民来说，十分方便劳作。我国古代民间基本自己纺布织衣，由于工艺流程的原因，原色布要比有色布便宜许多，因此裁剪这种便裤时，为了节省，腰部都多用土白布缝制，然后再用一根带子将其固定在腰部，由此便被称作“腰（yao）裤”。久而久之，“腰（yao）裤”读音变调为“窑（yao）裤”，成为现在仍在说的内裤俗称。

再比如，四川方言中“打牙祭”（指吃肉、开荤）这一俗语也与古时军旅文化有关。“牙祭”本是古时军营中的一种制度。在古代，将帅的营帐前，往往立有一根饰以象牙的大旗，叫做“牙旗”。每月初二、十六都要宰杀牲畜来祭牙旗，称为“牙祭”。而祭牙旗的牲畜肉（又称为牙祭肉），不可白白扔掉，往往是将士们分而食之，称为“吃牙祭肉”，因此后来四川人就俗称“吃肉”为“打牙祭”。关于此在一些文献中有曾有记载。例如，民国二十七年的《沪县志风俗》中有这么一段话：“肉食则不常御，寻常人家半月或十日食豚肉一次，谓之打牙祭（有雇佣者以废历每月初二、十六行之）。每食必肉或间以其他肉类者（鸡、鸭、鱼类）绝少。”以及李劫人《大波》第三卷中的有关记录：“隔几天，还是搞些鸡、鸭、鱼、肉回来，让我们再打一次牙祭好娄。’自注：‘打牙祭是四川人用来代替吃肉的一个名词。’”

4.地方戏剧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四川方言中有一组很有生命力的词：“幺台”、“幺不”、“过潮、“做过潮。这组词都带贬义，“幺台”有事情结束了，、下台的意思。“过潮说的是，表面现象，花招、花样，故意做作的假样子。“做过潮的意思是，做表面现象，耍花招，摆花样，让人看其故意做作的假样子。不难看出这组词与戏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幺台”本来是指戏剧的最后一幕。四川多将高筑的四方平地称为台。旧时在农村和乡镇，演戏都需要临时选择空地搭建表演用的戏台。而且，由于一般都只是逢年过节才请来戏班搭台演出，于是，慢慢的“台”就成了戏的量词，演一出戏，就被人们说成唱一台戏。幺，在四川方言中有末了的意思，因此，幺台，也就是最后一场戏，意味着演出将结束。久之，就有人借这个意思来表示事情的结束。例如：“要下雨了，你赶快把事情做完，回家幺台算了。”“幺不”也就是无法收场，无法结束的意思。如今，人们经常还用“幺台”来暗指一些贪官污吏坏事败露，最终下任卸职的情况。

“过潮是戏剧的一个术语，是传统戏剧舞台的一种调度手法。这一手法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虚拟的动作来弥补戏剧舞台表演中涉及到长途跋涉、追逐、逃亡，以及较大的空间位置转移时不便表演的局限。于是，方言在吸收了“过潮这一戏剧术语后，就为其赋予了“耍花招、摆花样”的意思。现在这个词在口语依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形式也很多样，有“走过潮、“过场多”、“走啥子过场嘛”、“没得过潮等等用法。

另外还有一个有关戏剧的例子，“打假叉”。打叉是川剧武生的一种特技，需要打叉者用数根钢叉，连续掷向另一个人的周围，钢叉距被掷者只差分毫。然而在真实演出时，表演者有时要表演“打假叉”，即被刺者在打叉时故意表现出胆怯害怕，目的是为了营造更刺激的舞台效果。由于“打假叉”表演时的叉子都是纸做的假叉，因此就产生“打假叉”这一惯用语，表示说假话，做假事。

5.人文环境、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

川渝方言里也有很多受到人文因素影响的地方，比如重庆人以性格豪爽、耿直出名，于是在重庆方言中，就有很多类似“吃得亏，打得拢堆”、“不存在”这种俚语，这些话言简意赅，一说就很有豪气，很符合重庆人的性格。

再有一个影响了川渝方言的，就是重庆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食物：火锅。重庆话中有不少与火锅有关的俚俗语，比如“内部油碟”这个说法。在吃火锅的时候为了减少辛辣食物对胃部的刺激，人们在吃火锅的同时往往会用一个加有麻油、味精、蒜泥等佐料的小碟子，作为油碟。而经常如果认识火锅馆内部的人，油碟的佐料就好一些，比如会多一点麻油之类的。因此就有了“内部油碟”一说，用来比喻有内部关系的人，表现出对当前不正之风的讽刺。

二：语言定的语音或事物名称会促进某些习俗的形成

四川方言有其独特的语音，因此川渝之地的人常常会因为某些字的谐音，将一些其他地方人们觉得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联系起来，出现某些特有的忌讳词和吉利语，从而影响到一些独特的地方风俗。比如：

其一，“九碗、九斗碗、吃九碗”的习俗。“斗”，在四川方言中有“大”的意思。“九碗”是指筵席上的九碗主菜。一般在四川地区举行结婚或祝寿的宴席，席上的菜一般是九碗，不会是十碗，也不会是八碗。这是因为在川方言中“十”与“石”同音，只有牲畜类才“吃石碗”；而叫花子、乞丐来祝贺时，主人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多为八人一席，桌上八碗菜。因此，在四川某地区就把八碗席称为“叫花子席”，十碗为“猪狗席”。

其二，在四川方言中因为“舌”与“折”、“佘”同音，所以在四川凡做肉铺生意的人，一般都避讳提到“佘（舌）财”。因此，在四川买卖猪、牛舌一般都不直呼其名，都说成“猪招财”、“牛招财”。这种类似的避讳在四川射洪一带也有，在这一带的人们如果姓“佘（she）”都读做“梭（suo）”，也是为了避讳“折（佘）财”这一说法。同样的，四川人也习惯将与“佘”同音的“蛇”叫做“梭二棒”或“梭老二”。总之就是避讳提到“佘”字。

其三，因为川方言独特语音的缘故，在四川给人送花也有讲究，比如在四川的三台、安县、武胜等地，探望病友是不会送“梅花”的。这是因为当地的人发音“h”、“f”不分，“花hua”读起来就好似“法fa”，这样一来“梅花”就成了“没法”了，寓意不好。同样的，“茉莉”花也一般不会送给经商的亲友，因为“茉莉”音同“没利”。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因方言语音而产生的一些忌讳。

以上仅对四川方言中某些比较特殊的词语进行了分析，但从中我们已可以发现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密切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在语言中存储了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而就语言而言，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所有的语音、词汇、语法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人类不同的群体处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彼此对各自的客观世界都有着不同的感知，各种语言的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都是特定的，受到该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说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文化反过来也促进着语言的发展；失去语言的文化是封闭的，无法传承与发展，失去文化的语言是空洞的，没有意义没有生命。

参考文献：

[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4]崔希亮·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5]方言与俗语研究──温端政语言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6]黄尚军·湖广移民对四川方言形成的影响[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1）

[7]徐适端·四川方言“窑裤”、“幺台”考──兼及方言对文化的传承保留作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8]张桂英，傅远碧·四川方言中的言语禁忌[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6）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我们学习应用外语，目的是为了交际，并且是跨文化的交际，故此必然涉及不同的习俗文化、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　和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等。我们所指的文化，并不单纯是狭义上所指的文学、音乐、美术等，而更广义上所指的：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俗、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所以在跨文化的交往中，没有这些的深入认识，只局限地以自己母语文化中所形成的各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习俗观和世界观去和外国人进行交往，必然会形成不同文化观念在某个话题或论点方面的冲突和不快。

在初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工作者更多地强调了“听”“说”“读”“写”四大技能的培养及素质教育在教材的安排和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忽略了英语文化的进一步的学习、了解和渗透。同时，作为素质教育，我们在语言教学中，应尽量多地全方位体现该语言范畴的文化现象、文化特征。虽然对事物的理解受到年龄、职业、信仰、思维等影响，但对于初中学生来说，他们应该可以理解在欧美国家最常用的成语、谚语、格言和典故。这些内容在教材中安排得并不多，尽管有“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但我认为仍不足够，英语文化中，常用的谚语还很多，而适合初中学生年龄认知的谚语也很多，如：“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least said, sooner mended”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典故，在第一套人教版教材中，初中英语第五册曾有过的故事，简单涉及了所罗门这位智慧之王的故事，但这类的典故并不多见。根据年龄与接受力的因素，我认为可以适当增加多几个常见于西方文化中的典故文章作为了解和阅读材料的，如the garden of eden, noah’s ark, the tower of babel, achilles’ ，heel等。另外，在英语中，颜色的运用，特别在语言中作比喻和联想的运用是较为广泛的。我们在教材中见得也不多，如the green house, the white house, in black and

而受年龄和思维深度、心理因素的制约，委婉语、禁忌语和英语文体等在初中教材中极少出现是较正常的。在跨文化交往中，怎样才是有礼貌、怎样用适应的谦辞和敬辞同样很重要。虽然在教材中有出现，但仍要补充。尤其能结合现实中，中国人汉文化与欧美人英语文化在交往中出现的各种失误与冲突的材料，在教科书中应有充足的安排，这样的例子才有说服力和警示性。

在文化交际中，我们接触得最多的还是人，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外国人，必须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政治信仰和等有深入的了解和熟悉。必须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和人民有大概的了解，在各种人物传记中，新旧版两套人教版教材所选的内容都非常好。人们都总想从下面的、有积极意义和成功的奋斗经历的人物身上吸取其人生精华，因而在所有教材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如：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其名言为“我唯一抱憾的是：我有，且仅仅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的祖国”)，反映普通人一面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的动人故事；反映有骨气的歌唱家；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爱迪生；著名杰出的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现代护理制度创始人佛洛?萨南丁格尔；在丛村中因飞机失事而幸存，并顽强求生的德国女孩的故事等等。所有这些反映了历史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在教材中应适当补充现代著名的体育运动员、艺术家、政治家或社会以至为全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的轶事。所有这些材料，给在成长时期的中学生的心灵教育起着极大的积极的作用。人们可以分析其文化背景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中吸收其精华。另外，体现欧美人独立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乐观主义和与他人良好的合作精神、创新探索精神的人物传记与体裁，应考虑到教材的更新和补充中去。

语言中，包含着文化领域中的民族性格部分。如欧美人所崇尚的幽默感。这类题材文章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并不多见。作为更深入地了解和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应参照(第二册)等有关教材中的文章选取适当的扩充到初中的教材中。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语言文化对外汉语教学

一、引言

国外对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产生了很多较为重要的理论，如沃尔夫假说和前苏联的语言国情学，这些对我国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鉴于篇幅有限，本文只梳理我国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

我国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从词语的涵义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国内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的滥觞。继而兴起了多种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也产生了几个流派，如“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派”，“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派”和“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流派”（束定芳，1996），以及多个学科分支，如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言语言学等。这些研究证明，文化和语言的关系错综复杂，对其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不仅不互相冲突，而且从不同的方面完善了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语言与文化的定义

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明确何为语言，何为文化。“从语言的结构特征来看，语言是个符号系统。它是一个由音位、语素、词和词组、句子和篇章等构成的层级系统。从语言的功能特征来看，语言是个工具，是个思维的工具、交流的工具”（束定芳，1996）。关于语言的定义争议不大，但关于文化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国内外有两百多种定义。季羡林先生（1995）曾指出文化的定义“最好还是不下”，同时他认为：“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做文化。”

（二）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上文已提到，我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研究成果已颇丰，进入新世纪也出现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理论。顾嘉祖（1998）曾说：“任何对语言三要素的研究与使用语言的人分离开来，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研究语言三要素，我们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语言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包含关系

这是一种较被认同的观点，也是较为折中的观点。王魁京（1993）、束定芳（1996）和杜道明（2008）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说文化是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大系统的话，那么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杜道明，2008），“二者的概念有大小之分，有包容与被包容之分。”（杜道明，2008）“作为人类传递信息的工具――语言，它是人类文化总体的组成部分，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媒介。”（王魁京，1993）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反映与工具关系

还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反映，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反映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束定芳，1996），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工具关系。但随着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大家逐渐注意到这种表述并不准确。刘君涛（2000）指出：“我们不能把语言简单地看成是反映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可能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杜道明（2008）则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够全面，他主张“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这一说法。传统的反映和工具的关系倾向于认为文化重于语言，而刘君涛（2000）和杜道明（2008）则认识到语言也会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语言也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决定关系

戴昭铭（1996）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值得采纳。他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指出：“语言和文化谁产生谁，谁决定谁和谁影响谁，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值得、不必要也不可能求得一言以蔽之的解答。”这就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还有学者是从具体的方面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如王魁京（1993）是从语言的各个平面研究了其与文化的关系，如语音、词汇和语法与文化的关系，这对对外汉语教学是有指导作用的。戴昭铭（1996）则从文化的各个层面和语言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从思维、哲学、政治、宗教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重要性

有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要在外语教学中重视文化教学，认为“学习语言，一方面要学习规范的语言，另一方面要学习正确地运用语言”（王钟华，1991）。进入新世纪，研究者更是从国家的战略高度讨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指出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是随着我国国力增强而带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蓬勃发展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深入拓展，在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张德鑫，2001）。由此可见，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讨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已成为一种趋势。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

上文已经提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该树立不同的文化观，换言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与我们文化本体研究中的文化是不同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更多地是从交际的角度、实用的角度来研究的。对此，周思源（1992）在《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观念》中较早地作了论述。他认为：“我们建立的文化观念归根结底要服务于教学，以是否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为取舍标准。”如果我们把语言中包含的任何文化知识都毫无遗漏、不加取舍地传授给学生，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处处都是文化，语言教学受到冲击的困境”。对此，张占一（1990）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所谓知识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不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和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但是这种分类的问题是内涵不够清晰，其中的“不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很多时候是因人而异的，会出现一种文化知识既属于“知识文化”，又属于“交际文化”。周思源（1992）提出学生的五种需求，也就是要从学生的需求来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知识进行取舍和分类，内容比较宽泛，没有提出具体的分类标准。但其后的葛中华（1994）进行了“语言文化”与“超语言文化”的划分，“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进行考察和研究”。此种分类完善了“交际文化”与“知识文化”的分类，也就是说这样的划分更为细致，“避免了‘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在外延上前者包容后者、在内涵上也含混不清的情形”（葛中华，1994）。同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也可以据此来进行文化大纲、文化教材的编写。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讨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我们要分阶段来研究。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不同的。

张占一（1990）、王钟华（1991）和王学松（1993）等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在语言教学中要分阶段处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基本上认为在初级阶段要以语言教学为主，文化教学为辅，同时文化教学内容为“知识文化”或称为“物质文化”，如“春节、贵姓”等当中包含的礼俗文化，“四合院、紫禁城”等当中包含的建筑文化，“菜系、旗袍”中包含的饮食服饰文化，以及“京剧、唐诗”中包含的文化艺术文化都可以在初级阶段介绍给留学生。在中高级阶段要加大文化的输入，而且输入的是“交际文化”或称为“精神文化”，如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可以在这个阶段介绍给学生，但要注意“适量”，在这个阶段也不能放松语言教学。吴仁甫和徐子亮（1996）从定量、定性的角度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包含基础汉语教学、交际文化教学和知识文化教学，这三种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位置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基础汉语教学作为语言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它是首要的。”“交际文化教学和知识文化教学也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心应偏向于交际文化教学。”就三者的关系，作者给出了形象而贴切的比喻：“三者的关系犹如一座宝塔，基础汉语是塔基和塔座，交际文化是塔内由下而上的楼梯，而知识文化则是塔尖。”并且进一步提出基础汉语教学是“无中生有”，指在初级阶段要把语言技能方面最基本的语音、词汇语法知识教授给学生；交际文化教学是“雪中送炭”，是指把交际中常用的文化内容讲解给学生。如汉语中有时不直接拒绝某人，而是采用较为含蓄的“拒绝”的代名词：“以后再说吧。”“我们再考虑考虑。”等等，留学生了解了这种交际文化既可以听懂别人“拒绝”的意思，又可以用这些词语委婉地拒绝别人。知识文化教学是“锦上添花”，指把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文化介绍给留学生，使他们对中国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本文认为，此项研究将语言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分析得很透彻，但这里沿用了“交际文化”、“知识文化”的分类，在概念的外延上还是有所不清。

这方面最新也是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是李枫（2010）的《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一文，文章中论述了文化因素分阶段处理的必要性、依据、原则和策略，比较完整。但通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也发现，不管是以前的成果还是现在的成果，在论述方面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大的方面提出一些原则，研究得还不够细致和深入，这可能也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容驳杂有关。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大分阶段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力度，将研究引入更深、更细的方向，完善对外汉语教学。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将我国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如包含关系、反映和工具的关系、决定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应该从多角度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不应将两者的关系绝对化和单一化。进而梳理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以及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这些研究都比较宏观，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要将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细化和量化，为教学提供有利的参考。

参考文献：

［1］陈建民.关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思考［J］.汉语学习，1992，（1）.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杜道明.语言与文化关系新论［J］.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

［4］葛中华.文化考察的新视角:语言文化与超语言文化［J］.汉语学习，1994，（3）.

［5］顾嘉祖.语言与文化――永恒的跨学科研究课题［J］.外语研究，1998，（4）.

［6］季羡林.西方不亮，东方亮――季羡林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演讲［J］. 中国文化研究，1995（冬之卷）.

［7］李枫.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4）.

［8］刘君涛.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重新认识［J］. 外语研究，2000，（1）.

［9］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10］束定芳.语言・文化・外语教学［J］.山东外语教学，1988，（2）.

［11］束定芳.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基础阶段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J］. 外语界，1996，（1）.

［12］王魁京.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与第二语言的教学［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6）.

［13］王钟华.建立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关系问题的思考［J］. 世界汉语教学，1991，（1）.

［14］王学松.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层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6）.

［15］吴仁甫，徐子亮.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位”与“量”［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16］张德鑫.润物细无声――论对外汉语教学与汉学［J］. 语言文字应用，2001，（1）.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米歇尔的论述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观念:一是在语言学、符号学中隐藏着图像转向的能量。在以往的语言研究中，图像承担着与语言文字一样传达意义的功能，只是比较起来显得初级;二是对非语言符号的研究。从传统上看，我们只能用语言具有的意义范式或模型去研究非语言符号，这样一来，语言被扩展到各种符号的表意行动中，反而忽视包含图像在内的视觉符号自身的意义;三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话语与视觉、文字与图像之间存在的缝隙，注重视觉图像与视觉感知在建构世界和创造文化秩序中的独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视觉图像向语言文字发起挑战，开始撼动语言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中心地位。“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

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

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

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

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

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

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

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

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

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

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

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

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

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西方文论同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直接体现语言学的内容。语言学的发展也深深影响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本文关注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主要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阐释诗歌文本的理论,和叙事理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来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发展.

关键词:结构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文学批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5-0172-01

1.引言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关联紧密。结构主义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开创性的理论,它质疑学科研究的现状,改变学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力图建立科学化,独立化的人文研究。“结构主义通常是指一批以法国人为主的思想家的观点,他们在本世纪50、60年代受费尔迪南一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把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运用到了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上。” 而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不是某一时期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学科领域出现的理论新变而是这些理论新变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就是借用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促使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形成一股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文学问题的批评倾向。雅各布逊、热拉尔・热奈特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则。人们把这些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雅各布逊等人的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运用,还在于其理论主张对文学理论新原则的创建以及开创了文学批评研究的新学科。这些结构主义文论所阐释的理论方法与原则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之间有复杂的转化和发展。本文致力于从结构主义文论的阐释诗歌文本理论,叙事理论来研究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发展。

2.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阐释诗歌文本理论中的发展

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影响,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学科学。雅各布逊用文学材料来开拓语言学的新领域,创建语言学诗学以弥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漏洞。索绪尔认为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他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他们的最确切特征是,他们不是别的东西。”这一观点启发了雅各布逊对诗歌语言功能的研究。雅各布逊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做了重要的发展,在他的《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了对等原则理论。

言语的诗歌功能就是在言语展开的线性过程中,把对等原则从具有聚合关系的选择轴投射到具有组合关系的组合轴。对等原则所生成的诗歌文本具有明显的对称、对偶,诗歌文本正是通过突出表现语音之间、韵脚之间、想象之间的相似点,使语言变得丰富复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与雅各布逊所描述的语言运用上的相似性与邻近性是相连的:相似性对应聚合关系,邻近性对应组合关系。雅各布逊还进一步将索绪尔的理论与传统修辞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建立在相似性关系上的语言符号选择是隐喻;邻近性关系上语言符号选择是转喻;诗歌以相似性为主突出的是隐喻,而散文以邻近性为主突出的是转喻。他把隐喻和转喻看作是语言的基本运作模式,并以隐喻和转喻为基础建立诗学分析的普遍模式。

雅科布森通过对组合聚合关系的改变来研究文学的诗性功能。他认为诗歌语言正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是注重语言自身。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揭示诗句的组织特点。这一思想在现代对现代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中具有启发意义。

3.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叙事理论中的发展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分析叙事,寻求叙事规则,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但这种运用带来了叙述本身特质与结构主义理论的融合: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开创了新叙事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首先就是分析单元从符号向话语转换。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确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对共时性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系统作了要素的切分与结构的分析。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只适用于语言的封闭系统之内,适用于它的语音层和单词层。而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以划分叙事单元为基础。但与语言学理论以语词符号为基本单元是不同的,叙事分析中所划分单元大于语词符号。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是从普罗普1928年《民间故事形态学》对民间故事深层结构的分析中开始的,以功能作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功能就是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人物的行动。后来热奈特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叙述话语。叙事分析都是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无论功能、神话素,还是陈述、话语都是大于语词符号的要素单元。他研究叙事与故事,叙事与叙述,以及故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结构关系越出索绪尔语言的范围,是个体的话语结构。他所说的结构不仅依赖具体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涉及社会生活背景。他所说的叙事分析离开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进入话语世界。

叙事分析从语言结构发展到话语结构,适用了分析对象带来的变化。最初的叙事分析是适用的是个体性和创造性相对较弱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等文本;而成熟的叙事分析适用的是个体性、创造性相对较强的现代叙事文本。叙事文本的个体性、创造性特点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而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研究对象从符号扩展到话语、从语言结构发展到了话语结构。

4.结论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结构主义文论重视对文学自身的研究,突出文学的语言意义,关注对作品语言和文学形式的研究,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原有的特点,形成了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转化,它并不是直接借用语言学的模式从而失去文学批评应该有的文学审美特性。相反,它是以关注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为方向的,通过阐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和分析叙事文本的非语言学个体性、创造性形成叙事学原理。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促成了文学批评的成熟与独立。

参考文献:

[1]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P29

[2][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M],商务印书馆,1980年:P128,P163

[4]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巴尔特:叙事学研究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2011～2015年文化语言学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刘冬雪.文化语言学初探[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6）.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话语；福柯

“语言”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备受瞩目的关键概念。在哲学领域，“语言”成功取代了“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语言问题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西方哲学在继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而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则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文学研究更是深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各流派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极大关注，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是客观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研究正趋向于文化研究、语言过渡到话语等现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 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体位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后殖民批评是在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解构和颠覆中产生的一套与殖民主义针锋相对的话语。殖民主义话语一面弱化、贬抑、否定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历史意识，一方面宣扬、抬高西方宗主国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精神异化来实现殖民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开始。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分析了作为主体的西方如何对作为他者的东方进行文化想象和阐释，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话语建构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维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通过对殖民文本的改写、反讽从而达到颠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目的。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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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一、理论基础

二、主要观点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