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1篇

公共管理类课程实践性教学方式较多,其中采用较多且很成功的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当然,案例及其教学并非要取论的发展或者实践的观察,而是为从一种不同的背景审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开辟了道路,是以情景模拟的方式使学生们置身案例所描述的特定情景中来运用所学的知识独立地观察思考、分析问题,而不是直接进入社会实际活动中去直观感受、观察实践。社会调查却是要通过深入社会搜集直观感性的第一手材料,进而分析研究材料,形成理性的调查结论,是知识从感性向理性深化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参与社会实践的特征。在实践基础上从搜集直观感性的材料、分析研究材料到形成理性的调查结论的认识过程,就是调查的过程。

在农村公共管理课程中引入社会调查法来展开实践性教学,引导学生有目的、有意识地专门搜集和整理课堂学习知识的相关信息,通过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可以实现课堂学习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的有机联系,促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逐步加深,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现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

二、社会调查法的框架

作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认识活动,社会调查有着一种比较固定的程序,这种固定的程序可以说是社会调查自身所具有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一种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提出调查主题。这是整个社会调查工作的基础,需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价值的、有创新的,具有可行性的调查主题或观点,尽量具体化和精确化,以便界定调查对象、调查区域范畴和实施调查。

(2)调查准备。在明确调查主题后,需要为实现调查目标而进行调查设计和准备调查问卷。调查设计主要是针对需要研究的问题制定研究分析的策略,并选择适当的调查方法以保证调查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过程的规范和科学。调查问卷的设计是调查准备阶段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须要将研究主题放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明确需要收集那些方面的资料,紧密围绕研究主题设计问题,采用可观察指标,注意构建可操作的变量和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选择适当的问卷结构,这直接影响到所收集的数据质量和后续的研究。此外,简洁和被调查者易于理解的调查问题能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和数据质量的真实,在设计问题时必须要考虑被调查者的时间资源、个体认知能力等情况。

(3)社会实地调查。在这个环节,调查者要深入社会,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选择不同的访谈方法收集资料。在具体调查访谈过程中,往往可能由于现实条件的变化或调查设计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偏差等,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预定的访谈方法或对调查问卷进行修正。

(4)数据整理和分析研究。社会实地调查完成后,收集到的一手资料需要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得出调查研究结论并撰写调查报告。

三、社会调查法在农村公共管理课程实践性教学中的应用案例

笔者将社会调查法引入农村公共管理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以“京郊农民对农村公共管理状况的满意度调研”为例对社会调查方法在农村公共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中的运用进行说明。

(一)确定调查主题

根据农村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在选择什么内容或问题作为社会调查主题时,主要考虑调查主题的有价值性、可行性等,因而选择“京郊农民对农村公共管理状况的满意度”作为调查主题。这是因为:(1)本课程学习对象为北京农学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需要从实践中认识社会,加强专业和课程认知。(2)课程学习的85%以上的学生来自北京郊区,分布于北京市的海淀区、朝阳区以及延庆县、平谷区等九个郊区县的44个乡镇,调研地点的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学生以自己家庭所在地为中心进行辐射式取点或选择调研样本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或滚动取样调查具有非常便利的条件,能够保证问卷调查的质量,而且调研成本低。

(二)调查准备

调查准备主要包括了调查问卷设计和社会调查的组织安排准备两方面的内容。

1·设计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设计一定要紧密围绕调查主题,本着全面、科学、可操作性来设计调查问题和构建变量和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当前北京郊区农村经济状况、农村公共管理的现状、农村公共管理的教学内容及学生的认知能力等,以了解京郊农民对当前农村公共管理的满意度以及影响京郊农村公共管理水平的因素为主要内容,除被调查者及其家庭基本情况的12个问题外,共设计了与调研主题相关的5大类66个问题,其中关于农村公共管理主体的有15个问题,关于农村基层民主的共计20个问题,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及发展的共14个问题,社会保障及参加情况的有11个问题,收入及其他的有6个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设计了子问题以便搜集更详细的资料,此外还设计了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项。通过这些问题,可以考察京郊农村公共管理的状况、村民对公共管理的满意度等相关情况,能使学生对京郊农村公共管理状况有一个直观、真实的认识,从社会实际状况出发来深入而直观地认识农村公共管理的内容、方式、目的等,加深对该课程内容的理解,并从课程学习角度去理解相关政策的实施基础与意义。

2·前期组织安排

随着课程内容的推进,在调查前1个月布置具体的社会调查事宜。主要是介绍社会调查方法、调查数据可靠性的把握、调查报告的撰写以及本次社会调查的要求等,督促学生做相关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对调查问卷要做详细的解释,保证学生理解调查问题及调查目的,减少调查者因对问题的不理解造成的数据错误。因为考虑到少部分学生家庭所在地在北京市城区或京外省份,自主联系京郊农村调研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保证每个同学都能实际进入京郊农村调研,于是按宿舍将学生分成若干调查小组,并且确保每4-6人的小组中至少有2名以上家在郊区农村的学生,要求每组来自城区家庭的学生必须跟随来自郊区的学生进行调研。各小组自主推选一名组长,主要负责小组调查活动的开展和与教师的联系,调查分工等由组内成员自行协商。

(三)京郊农村调查与资料收集

在调查准备阶段,各调查小组根据组员情况,确定调查地点,细化到京郊的村庄。各小组优先选择家庭所在地、亲戚所在地、同学朋友所在地为调查村庄,依靠亲戚、朋友、同学等熟人帮助,在被调查村庄有选择地发放问卷或面对面地调查与访谈,既降低了社会调查的成本而且还能保证问卷的回收率和数据质量。在调查过程中,被调查农民的问题补充说明为研究主题的拓展和深层次分析提供了补充资料。学生在调查总结交流中往往对这个环节的感受最深,从他们的反映来看,更多地集中在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对相关教学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调查访谈技巧的掌握和沟通能力的提高等方面。

(四)调查数据整理、分析与报告撰写

将调查得来的原始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是撰写调查报告和定量研究的基础。这个环节中,指导学生根据调研主题,分析调查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撰写调研报告。各调查小组成员的知识结构和水平的差异影响着各组选择的数据分析方法。更多的小组选择EXCEL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分析较为简单;有些小组选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实现了农村公共管理课程与统计分析课程的结合,学以致用使分析结果更为深入和全面,并加强了课程学习间的联系。

(五)调查的总结、交流

前面的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项社会调查,但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完善社会调查法的实践性教学成效,调查的总结与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进行调查成果的交流,各小组以PPT形式汇报各组的调查情况、调查结论等,就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分享调查体会与经验,并且回答老师和同学的提问,实现知识的启发、碰撞、提升。同时对调查中暴露出问题的总结,比如对于组织安排、问题设计、调查难点等进行总结,以便在今后的社会调查中避免出现相同的问题,完善社会调查法的实施和提高调查效果。从学生对调查交流、总结的情况反映来看,有些小组事先组织安排有所欠缺,导致调查时间和次数比预想的多,很多学生在经过社会调查后改变了原先对社会调查的简单认识;更多的学生反映经过社会调查后对农村公共管理课程中的很多知识有了直观和更深入的认识,并开始思考相关问题,而且还在调查中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感受,比如被调查的村民面对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期望学生们能解决他们说到的问题时,很多学生的反映是认识到专业课程学习的重要性和激发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此外,社会调查对交流、沟通能力以及与团队合作能力的锻炼也是学生交流总结中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六)社会调查的评价考核

各小组完成社会调查后,在规定的期限内要求上交调查报告、填写后的调查问卷、小组成员的分工说明等材料。小组社会调查实践成绩由调查报告成绩、交流汇报老师打分和学生评分三部分组成。交流汇报中,参加汇报会的课程组教师和各调查小组根据调查汇报和回答问题情况打分,分别汇总平均后得到教师评分成绩和学生评分成绩。调查报告成绩、交流汇报教师评分和学生评分成绩分别按照60%、20%和20%的比例加权得出小组社会调查实践成绩。每个学生的成绩以小组成绩的85%为基数,15%按照每个学生在小组社会调查中的分工和表现等给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有助于借助评价考核来检验课程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能力与素质的提高情况,有助于完善实践性教学的各个方面。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2篇

公共管理类课程实践性教学方式较多,其中采用较多且很成功的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当然,案例及其教学并非要取论的发展或者实践的观察,而是为从一种不同的背景审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开辟了道路,是以情景模拟的方式使学生们置身案例所描述的特定情景中来运用所学的知识独立地观察思考、分析问题,而不是直接进入社会实际活动中去直观感受、观察实践。社会调查却是要通过深入社会搜集直观感性的第一手材料,进而分析研究材料,形成理性的调查结论,是知识从感性向理性深化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参与社会实践的特征。在实践基础上从搜集直观感性的材料、分析研究材料到形成理性的调查结论的认识过程,就是调查的过程。

在乡村公共管理课程中引入社会调查法来展开实践性教学,引导学生有目的、有意识地专门搜集和整理课堂学习知识的相关信息,通过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可以实现课堂学习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的有机联系,促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逐步加深,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现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

二、社会调查法的框架

作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认识活动,社会调查有着一种比较固定的程序,这种固定的程序可以说是社会调查自身所具有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一种体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提出调查主题。这是整个社会调查工作的基础,需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价值的、有创新的,具有可行性的调查主题或观点,尽量具体化和精确化,以便界定调查对象、调查区域范畴和实施调查。

(2)调查准备。在明确调查主题后,需要为实现调查目标而进行调查设计和准备调查问卷。调查设计主要是针对需要研究的问题制定研究分析的策略,并选择适当的调查方法以保证调查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过程的规范和科学。调查问卷的设计是调查准备阶段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须要将研究主题放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明确需要收集那些方面的资料,紧密围绕研究主题设计问题,采用可观察指标,注意构建可操作的变量和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选择适当的问卷结构,这直接影响到所收集的数据质量和后续的研究。此外,简洁和被调查者易于理解的调查问题能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和数据质量的真实,在设计问题时必须要考虑被调查者的时间资源、个体认知能力等情况。

(3)社会实地调查。在这个环节,调查者要深入社会,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选择不同的访谈方法收集资料。在具体调查访谈过程中,往往可能由于现实条件的变化或调查设计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偏差等,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预定的访谈方法或对调查问卷进行修正。

(4)数据整理和分析研究。社会实地调查完成后,收集到的一手资料需要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得出调查研究结论并撰写调查报告。

三、社会调查法在乡村公共管理课程实践性教学中的应用案例

笔者将社会调查法引入乡村公共管理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以“京郊农民对乡村公共管理状况的满意度调研”为例对社会调查方法在乡村公共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中的运用进行说明。

(一)确定调查主题

根据乡村公共管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在选择什么内容或问题作为社会调查主题时,主要考虑调查主题的有价值性、可行性等,因而选择“京郊农民对乡村公共管理状况的满意度”作为调查主题。这是因为:(1)本课程学习对象为北京农学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本科学生,需要从实践中认识社会,加强专业和课程认知。(2)课程学习的85%以上的学生来自北京郊区,分布于北京市的海淀区、朝阳区以及延庆县、平谷区等九个郊区县的44个乡镇,调研地点的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学生以自己家庭所在地为中心进行辐射式取点或选择调研样本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或滚动取样调查具有非常便利的条件,能够保证问卷调查的质量,而且调研成本低。

(二)调查准备

调查准备主要包括了调查问卷设计和社会调查的组织安排准备两方面的内容。

1·设计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设计一定要紧密围绕调查主题,本着全面、科学、可操作性来设计调查问题和构建变量和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当前北京郊区乡村经济状况、乡村公共管理的现状、乡村公共管理的教学内容及学生的认知能力等,以了解京郊农民对当前乡村公共管理的满意度以及影响京郊乡村公共管理水平的因素为主要内容,除被调查者及其家庭基本情况的12个问题外,共设计了与调研主题相关的5大类66个问题,其中关于乡村公共管理主体的有15个问题,关于乡村基层民主的共计20个问题,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及发展的共14个问题,社会保障及参加情况的有11个问题,收入及其他的有6个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设计了子问题以便搜集更详细的资料,此外还设计了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项。通过这些问题,可以考察京郊乡村公共管理的状况、村民对公共管理的满意度等相关情况,能使学生对京郊乡村公共管理状况有一个直观、真实的认识,从社会实际状况出发来深入而直观地认识乡村公共管理的内容、方式、目的等,加深对该课程内容的理解,并从课程学习角度去理解相关政策的实施基础与意义。

2·前期组织安排

随着课程内容的推进,在调查前1个月布置具体的社会调查事宜。主要是介绍社会调查方法、调查数据可靠性的把握、调查报告的撰写以及本次社会调查的要求等,督促学生做相关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对调查问卷要做详细的解释,保证学生理解调查问题及调查目的,减少调查者因对问题的不理解造成的数据错误。因为考虑到少部分学生家庭所在地在北京市城区或京外省份,自主联系京郊乡村调研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保证每个同学都能实际进入京郊乡村调研,于是按宿舍将学生分成若干调查小组,并且确保每4-6人的小组中至少有2名以上家在郊区乡村的学生,要求每组来自城区家庭的学生必须跟随来自郊区的学生进行调研。各小组自主推选一名组长,主要负责小组调查活动的开展和与教师的联系,调查分工等由组内成员自行协商。

(三)京郊乡村调查与资料收集

在调查准备阶段,各调查小组根据组员情况,确定调查地点,细化到京郊的村庄。各小组优先选择家庭所在地、亲戚所在地、同学朋友所在地为调查村庄,依靠亲戚、朋友、同学等熟人帮助,在被调查村庄有选择地发放问卷或面对面地调查与访谈,既降低了社会调查的成本而且还能保证问卷的回收率和数据质量。在调查过程中,被调查农民的问题补充说明为研究主题的拓展和深层次分析提供了补充资料。学生在调查总结交流中往往对这个环节的感受最深,从他们的反映来看,更多地集中在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对相关教学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调查访谈技巧的掌握和沟通能力的提高等方面。

(四)调查数据整理、分析与报告撰写

将调查得来的原始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是撰写调查报告和定量研究的基础。这个环节中,指导学生根据调研主题,分析调查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撰写调研报告。各调查小组成员的知识结构和水平的差异影响着各组选择的数据分析方法。更多的小组选择EXCEL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分析较为简单;有些小组选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实现了乡村公共管理课程与统计分析课程的结合,学以致用使分析结果更为深入和全面,并加强了课程学习间的联系。

(五)调查的总结、交流

前面的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项社会调查,但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完善社会调查法的实践性教学成效,调查的总结与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进行调查成果的交流,各小组以PPT形式汇报各组的调查情况、调查结论等,就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分享调查体会与经验,并且回答老师和同学的提问,实现知识的启发、碰撞、提升。同时对调查中暴露出问题的总结,比如对于组织安排、问题设计、调查难点等进行总结,以便在今后的社会调查中避免出现相同的问题,完善社会调查法的实施和提高调查效果。从学生对调查交流、总结的情况反映来看,有些小组事先组织安排有所欠缺,导致调查时间和次数比预想的多,很多学生在经过社会调查后改变了原先对社会调查的简单认识;更多的学生反映经过社会调查后对乡村公共管理课程中的很多知识有了直观和更深入的认识,并开始思考相关问题,而且还在调查中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感受,比如被调查的村民面对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期望学生们能解决他们说到的问题时,很多学生的反映是认识到专业课程学习的重要性和激发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此外,社会调查对交流、沟通能力以及与团队合作能力的锻炼也是学生交流总结中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六)社会调查的评价考核

各小组完成社会调查后,在规定的期限内要求上交调查报告、填写后的调查问卷、小组成员的分工说明等材料。小组社会调查实践成绩由调查报告成绩、交流汇报老师打分和学生评分三部分组成。交流汇报中,参加汇报会的课程组教师和各调查小组根据调查汇报和回答问题情况打分,分别汇总平均后得到教师评分成绩和学生评分成绩。调查报告成绩、交流汇报教师评分和学生评分成绩分别按照60%、20%和20%的比例加权得出小组社会调查实践成绩。每个学生的成绩以小组成绩的85%为基数,15%按照每个学生在小组社会调查中的分工和表现等给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有助于借助评价考核来检验课程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能力与素质的提高情况,有助于完善实践性教学的各个方面。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3篇

1．1社会网络遗忘与自主创新关于组织遗忘，现有研究多围绕组织知识损失视角展开。从组织知识视角来看，遗忘会大幅度降低组织平均知识水平［15］。Holan等［16］认为，组织遗忘是指以自愿或其它方式选择损失组织知识。曾俊健［17］认为，组织可能将有用的知识遗忘，造成资源浪费和机会损失，并指出意外组织遗忘对组织创新具有阻碍作用，而主动组织遗忘有助于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进而促进组织创新［28］。然而，从与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等社会网络视角研究遗忘比较鲜见。社会网络遗忘是指失去或中止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合作过程中的沟通、协作与知识支持，将对自主创新行为产生阻碍作用［18］。宋瑞晓等［15］以社会网络理论为视角，研究发现组织社会网络会对遗忘产生影响。吴欣和郭蕊［19］认为，遗忘或丢失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有益联系，将导致组织被迫重新学习或重新寻找合作关系，不利于保持组织竞争力。Kaplan和Tripsas［20］研究指出，如果企业遗忘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具体包括核心供应商流失、已建立的良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断、未重视客户需求、未关注竞争对手创新动态等），可能会产生企业无法承担的后果，如外部利益相关者可能不会提供企业创新所需的支持资源，甚至为企业创新行为构建新的障碍。综上，提出以下假设：H2：社会网络遗忘对自主创新行为具有负向影响。

1．2闲置资源的调节作用闲置资源是组织可用于重新部署和改造的实际或潜在资源［21］，具体表现为未被开发应用的研发成果、现金流、应收账款、存货、机器和设备等［22］。闲置资源使企业有条件与能力采取创新行动，以增强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市场竞争力，有效降低企业经营业绩的波动幅度和频度，是应对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压力的缓冲剂。如前所述，观念和流程变革能够优化组织内部架构，积极影响创新行为；闲置资源则促进观念和流程变革对自主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Akgün等［3］研究发现，闲置资源越丰富，企业进行观念和流程变革可调配的资源越充足，实现自主创新行为预期目标的可能性便越大。企业有效使用闲置资源，如资金，可以购买设备与工具，更好地开展新技术与新产品研发创新。优化使用人力资源，可将任务分配给训练有素的员工，更好地执行创新计划与行动。反之，如果缺乏闲置资源的支持，企业开展观念和流程变革则可能达不到自主创新行为的预期目标。综上，提出以下假设：H3：组织闲置资源加强观念和流程变革对自主创新行为的正向作用。

1．3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社会单元所具有的关系网络嵌入组织内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其中，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创新更为有效。关系型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组织间信任与协作互助关系，它提供了合作伙伴之间合作、知识分享、开发新技术或产品的机会［23］，故有利于促进自主创新行为，以及提升创新能力。如前所述，当组织失去或中止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有关的知识和协作经验，即产生社会网络遗忘时，可能会形成负面影响，降低创新可能性。尤其是深层次关系型社会资本，意味着合作伙伴之间更多的信任、知识分享与协作关系，当组织失去或中止这种关系型社会资本时，自主创新行为可能无法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从而加剧对创新的负面影响，使创新成功率大幅下降［23］。综上，提出以下假设：H4：关系型社会资本加重社会网络遗忘对自主创新行为的负向作用。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具有知识密集、学习意识强、自主创新行为多等特点，符合本文研究内容与目的要求，因而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3家相关企业为问卷发放对象。通过电子邮件、邮寄纸质问卷、电话访谈、实地调研发放问卷等多种方式向企业技术骨干、中高层管理人员发放调研问卷600份，回收479份，剔除填写不清晰、缺损或不合格问卷51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2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1．3％。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样本选择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企业人口比例基本同质分布（χ2＝1．275，P＞0．05）。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企业规模（员工人数）（F＝0．0710，P＞0．05）、企业经营时间（F＝0．627，P＞0．05）方面，应答企业与不应答企业之间无显著差异。因此，在产业类型、企业规模与企业经营时间方面，所获取数据不存在无应答偏差（NonresponseBias），这说明本文采用的抽样与调查方法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显著偏差。

2．2变量测量与问卷设计调查量表基于已有文献设计，所有测项均为前人研究所采用。测项采用Likert7级量表法（1表示最低程度、完全不同意，7表示最高程度、完全同意）。其中，自主创新行为测项，参考Gatignon等［24］的研究，衡量企业致力于自主创新的倾向，最后一个测项为反向问题。观念和流程变革测项，参考Akgün等［13］提出的12个变革测项，分为观念变革和流程变革两个类型。社会网络遗忘测项，借鉴Levin和Cross［18］的研究，衡量合作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在项目开发合作过程中关系密切程度，均为反向问题。闲置资源测项，借鉴DeLuca和Atuahene－Gima［25］的研究，要求被调查者填写公司资源是否足以支持各种项目，以及是否能被及时利用等情况。关系型社会资本测项，借鉴Pérez－Luo等［23］的研究。此外，现有研究表明，不同产业所需技术条件或面临的竞争环境不同，企业规模以及经营时间也不相同，均会对自主创新行为与绩效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企业规模（员工数量）、企业经营时间作为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3实证分析

3．1信度、效度与模型拟合分析信度方面，自主创新行为、观念与流程变革、社会网络遗忘、闲置资源、社会资本的Cronbach’

sα系数分别为0．917、0．890、0．787、0．889、0．926，均超过0．7，满足研究要求，如表2所示。效度方面，变量测项均由相关理论与现有文献修订而来，具有内容效度。所有因子载荷在P＜0．01均呈现统计显著，具有较好的统计学意义，表明聚合效度较好。由表2可知，构建的因素相关系数均小于每个因素的平方根，表明区分效度较好。模型拟合方面，对变革、社会网络遗忘、闲置资源、社会资本与自主创新行为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χ2＝201．23、CFI＝0．97、GFI＝0．89、NFI＝0．93、RMSEA＝0．07，表明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3．2模型分析与假设检验分层回归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只包括控制变量，模型2增加了观念和流程变革、社会网络遗忘、闲置资源、社会资本变量。研究结果表明，观念和流程变革对自主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积极影响（β＝0．304，P＜0．01），假设1得到支持。社会网络遗忘与自主创新行为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β＝－0．310，P＜0．01），假设2得到支持。模型3增加了社会网络遗忘与社会资本之间互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遗忘与社会资本间交互作用对自主创新行为效应不显著，因而假设4未获得支持。模式4使用观念和流程变革与闲置资源互动效应替代模型3中遗忘与社会资本互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观念和流程变革与闲置资源互动效应系数为正，且效果显著（β＝0．146，P＜0．05），因而闲置资源加强了观念和流程变革对自主创新行为的正向作用，假设3获得支持。模型5包括所有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与上述模型结果高度一致，为假设1、2、3提供了额外支持。针对表3中模型4的研究结果，对不同程度闲置资源下，观念和流程变革与自主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模拟，如图1所示。可知，闲置资源越多，观念和流程变革与自主创新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强，即正斜率越陡。

4结果与讨论

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193家样本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观念和流程变革以及社会网络遗忘对自主创新行为的影响，分析社会资本与闲置资源的调节作用。（1）观念和流程变革对自主创新行为具有积极影响。通过观念和流程变革，企业可有效避开组织内部旧知识与以往经验的刚性约束，吸取新思路，采取先进流程与程序，提升创新能力。此外，观念和流程变革对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可通过企业闲置资源进一步得到加强。（2）社会网络遗忘与自主创新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从侧面证实了Kleiner、Nickelsburg和Pilarski［7］关于遗忘导致劳动生产率损失的研究结论。本文侧重于实证研究组织失去或中止供应商、客户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合作联系对自主创新行为的负面影响。一些研究已指出，遗忘可能会导致积极结果，然而这些结论大多通过案例分析得出，还需更多其它样本分析验证其结论。例如，陈春花和金智慧研究认为，当组织处于需要动态性适应的竞争环境中时，组织主动遗忘的积极管理活动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更强。本文完善了以往研究，采用大量样本，测量了社会网络遗忘如何对自主创新行为产生负面影响，拓展了遗忘研究视角，可提升对遗忘理论的相关理解。（3）关系型社会资本加剧社会网络遗忘对自主创新行为负面影响的假设未获支持。这意味着，无论关系型社会资本是否存在，社会网络遗忘对自主创新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一种解释是，社会网络遗忘最重要的负面影响是放弃从利益相关者获取的社会认同与合作关系。然而，自主创新包括对未来的展望，过去积累的社会资本可能无法在社会网络遗忘与创新之间发挥作用。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企业试图停止或忘记以往路径依赖资源，如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社会网络对自主创新行为的负面影响便显现出来，而不管这种社会资本在过去是否已经积累。尤其是针对需要来自外部多样化和新颖想法，以及外部资源支持的自主创新。一方面，以往研究发现，信任是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核心，有利于合作伙伴之间知识转移与分享；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提供了新的合作伙伴为创新提供信息的弱联系。上述两个方面组合起来使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变得微不足道。也就是说，社会网络遗忘对自主创新行为的负面影响独立于过去积累的社会资本水平。

5结语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4篇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又非常大的问题，国内的许多专家和学者倾注了多年的心血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我认识的专家中许多人把一生的精力潜心于南水北调工程研究，终于看到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工，与他们相比我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只是作为一个研究者、观察者来谈一些看法。由于问题太大，无法细谈，只能就一些重要观念略抒己见。

谈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首先要理清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被普遍接受的新观念，它是在充分总结了20世纪后五十年人口膨胀、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对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的现实经验，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它还是很不成熟的，尽管已经发表了相当多的论文，可供操作的成果很少。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我们水行业为了支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没有进入成熟阶段之前，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只能停留在观念阶段。但是，由于水资源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提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非常有远见的。

可持续发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实现社会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前一阶段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很多省、市都制定了各自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但是都是很难操作的。目前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最大的问题是普遍忽略了“流域”的概念，我认为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流域为“单位”，离开流域的大背景谈行政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缺少必要的边界条件和制约条件。我认为目前要解决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首先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大力强调流域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为：①流域是天——地——生大系统的基本单元，具有明显的独特天象（天文、气象等）、地象（地形、地质、土壤等）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态特征；②流域除了具有上述的自然特征之外，经过长期的流域内生活人群与流域自然条件（特别是水、土等资源条件）的相互作用，还形成了流域独特的人文特征和经济特征，即社会特征。③对大多数流域来说，水资源往往成为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条件，面临水资源不足、水域污染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流域的水文特征、自然特征、社会特征都会直接影响到流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流域是客观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所以需要我们重新考虑流域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地位，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指导我们的流域管理工作，发挥流域水资源科学管理对流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服务功能。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缺少定量的分析模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生态等五项考核指标之间，在定量上如何评价和把握是否在协调发展的范围之内。其中社会人口、经济的发展是主动因素；资源、环境、生态等三项是被动因素。对被动因素要研究它们的承受能力，人口和经济的发展不能超过它们的承受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需要强调的是三项承载力的计算也必须以流域为单位，首先评估流域的三项承载力，再以此为背景分析流域内某一地区的承载力。由于现代流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在考虑流域的资源承载力时，还要考虑与流域外的资源交换条件。关于流域三项承载力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化，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协调”和“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等重要概念。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究竟要保护到什么程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同，三项承载力的评价结果也不相同。在这方面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还比较大。一般来说还存在着重视人类自身的需求，轻视其他生物的需求；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轻视对环境的改善。这恰恰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三，发挥水利行业的主动性，抓紧研究以流域为单位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动参与，制定以提高流域安全度、舒适度、富裕度为目标，以流域国土综合整治为基础的流域可持续发展规划。同时制定相应的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协助各省、市制定与流域可持续发展规划，协调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规划，提高流域管理机构在流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参与、协作、服务、指导作用。最近我提出了“以流域为单位，流域——区域——地域相协调的三层次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为了突出强调流域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加大社会经济的调整力度，形成节水社会、控制水域污染、加紧流域生态修复。在水资源十分紧缺的地区，如何保障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环境用水和生态用水是非常困难而又十分迫切的问题。作为我们水利行业应当抓紧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法规和保障措施。同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全社会广大民众的参与，加强宣传，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者活动，在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各个环节将公众参与制度化，满足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居民的多方面要求，接受公众的监督，都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关于南水北调，经过多年的激烈争论，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经过充分的协商，国家已经做出了实施南水北调的决策。对于过去有过争论，现在已经决策了的问题，就不去谈了。还有些问题，目前还在进行研究或讨论的过程中，如南水北调工程的水价和调度管理问题，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有合理地解决，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在这里还是想谈一下与流域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有关的问题。

第一、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南水北调工程。

南水北调的北方广大受水区域，目前实际上已经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特别是广大的华北平原，长期靠超采地下水来维持区域的经济发展。包括深层地下水大幅度下降，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地恶化。这固然是由于区域水资源不足使然，然而在过去的发展中、经济结构不合理、水资源的浪费，超出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在今后如果不解决受水区域自身存在的问题，过分地依赖跨流域调水，即使可利用的水资源量增加，也难以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以为调水成功就解决了大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必须首先解决本地区的节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减少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使受水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

第二、南水北调工程调来的是救命水,要充分作好用水计划。

南水北调工程完成后，受水区域的缺水问题将得到缓解，必然会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并有可能刺激耗水产业增长。这样就有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新一轮的水资源危机，耗巨资兴建的南水北调工程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不过是刺激了一下受水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依然是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从根本上说，受水地区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是社会自己本身的问题，调水解决不了社会机制本身的问题。在受水地区水资源严重不足，很多地区水源严重污染，饮用水质威胁居民身体健康的情况下，首先把调来的水作为救命水，优先满足生活用水和城市用水。特别是中线的优质水，要用到最恰当的地方。如果作一个比喻，目前的受水地区可以比作是一个不健康的人，自身功能失调，而南水北调工程可以比作是输液管，在需要的时候适当输液可以帮助恢复健康，但是如果将输液当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则永远不能属于健康状态。

把南水北调的水比作救命水，一方面说明它的重要性，在受水区域出现水危机时，调水可以缓解危机，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调水的成本较高，而且水体的物理、化学、生物特征与受水地区的原有水体有所差别，还很难普遍地用于改善受水地区的生态环境，但是调来的优质水可以替换等量的城市用水，这部分水可以考虑优先用于改善生态环境。由于调水的重要性和高成本，在调水和用水过程中必须注意水的保护，防止浪费和污染，首先要作好用水和水资源保护计划。

第三、用调水的契机作好受水区域的生态修复规划。

南水北调的受水区域主要在黄淮海大平原，在近半个世纪的开发中，成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美丽、富饶的华北大平原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而且生态环境的修复不仅需要一定的水资源，还需要有较长的时间。南水北调无疑给华北大平原的生态修复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增加受水地区的水域和绿地面积，减少沙尘、增加湿润性，提高人居环境的舒适度，逐步地增加生物多样性。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现这样的基本生态环境目标应是起码的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所以在今后的用水计划中如何通过节约用水保障生态环境用水量，仍然是最重要的课题。但是在华北大平原地下水严重超采的现状条件下，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也是相当大的。而且，很多人认为在水资源如此紧缺的条件下，谈论保障生态环境用水是不现实的，从眼前的利益出发这种看法无可厚非，但是从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观点又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即使在实现了南水北调的情况下，也还是要以调整为主调，适当地抑制社会的用水需求，优先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步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我再概要地总结一下我的主要观点：

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对受水地区应对水资源危机，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调水不能解决受水地区社会发展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受水地区不能过分地依赖调水，而是应当充分利用南水北调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抓紧对社会发展机制的调整，实施以增加流域水绿面积为主的生态修复，提高流域的安全度、舒适度和富裕度。如果借调水之机，盲目发展经济，则可能失去流域生态修复的难得机会，而且不久就可能出现新一轮的水资源危机，后果可能比现在还要严重。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流域 水资源 可持续

日前，本站嘉宾访谈栏目约请了刘树坤教授，他就我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应当注意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又非常大的问题，国内的许多专家和学者倾注了多年的心血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我认识的专家中许多人把一生的精力潜心于南水北调工程研究，终于看到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工，与他们相比我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只是作为一个研究者、观察者来谈一些看法。由于问题太大，无法细谈，只能就一些重要观念略抒己见。

谈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首先要理清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被普遍接受的新观念，它是在充分总结了20世纪后五十年人口膨胀、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对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的现实经验，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它还是很不成熟的，尽管已经发表了相当多的论文，可供操作的成果很少。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我们水行业为了支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没有进入成熟阶段之前，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只能停留在观念阶段。但是，由于水资源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提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非常有远见的。

可持续发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实现社会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前一阶段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很多省、市都制定了各自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但是都是很难操作的。目前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最大的问题是普遍忽略了“流域”的概念，我认为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流域为“单位”，离开流域的大背景谈行政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缺少必要的边界条件和制约条件。我认为目前要解决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首先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大力强调流域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为：① 流域是天——地——生大系统的基本单元，具有明显的独特天象（天文、气象等）、地象（地形、地质、土壤等）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生态特征；② 流域除了具有上述的自然特征之外，经过长期的流域内生活人群与流域自然条件（特别是水、土等资源条件）的相互作用，还形成了流域独特的人文特征和经济特征，即社会特征。③ 对大多数流域来说，水资源往往成为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条件，面临水资源不足、水域污染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流域的水文特征、自然特征、社会特征都会直接影响到流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流域是客观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所以需要我们重新考虑流域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地位，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指导我们的流域管理工作，发挥流域水资源科学管理对流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服务功能。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缺少定量的分析模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生态等五项考核指标之间，在定量上如何评价和把握是否在协调发展的范围之内。其中社会人口、经济的发展是主动因素；资源、环境、生态等三项是被动因素。对被动因素要研究它们的承受能力，人口和经济的发展不能超过它们的承受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需要强调的是三项承载力的计算也必须以流域为单位，首先评估流域的三项承载力，再以此为背景分析流域内某一地区的承载力。由于现代流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在考虑流域的资源承载力时，还要考虑与流域外的资源交换条件。关于流域三项承载力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化，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协调”和“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等重要概念。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究竟要保护到什么程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同，三项承载力的评价结果也不相同。在这方面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还比较大。一般来说还存在着重视人类自身的需求，轻视其他生物的需求；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轻视对环境的改善。这恰恰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三，发挥水利行业的主动性，抓紧研究以流域为单位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动参与，制定以提高流域安全度、舒适度、富裕度为目标，以流域国土综合整治为基础的流域可持续发展规划。同时制定相应的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协助各省、市制定与流域可持续发展规划，协调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规划，提高流域管理机构在流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参与、协作、服务、指导作用。最近我提出了“以流域为单位，流域——区域——地域相协调的三层次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为了突出强调流域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加大社会经济的调整力度，形成节水社会、控制水域污染、加紧流域生态修复。在水资源十分紧缺的地区，如何保障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环境用水和生态用水是非常困难而又十分迫切的问题。作为我们水利行业应当抓紧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法规和保障措施。同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全社会广大民众的参与，加强宣传，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者活动，在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各个环节将公众参与制度化，满足水资源利用过程中居民的多方面要求，接受公众的监督，都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关于南水北调，经过多年的激烈争论，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经过充分的协商，国家已经做出了实施南水北调的决策。对于过去有过争论，现在已经决策了的问题，就不去谈了。还有些问题，目前还在进行研究或讨论的过程中，如南水北调工程的水价和调度管理问题，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有合理地解决，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在这里还是想谈一下与流域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有关的问题。

第一、 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南水北调工程。

南水北调的北方广大受水区域，目前实际上已经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特别是广大的华北平原，长期靠超采地下水来维持区域的经济发展。包括深层地下水大幅度下降，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地恶化。这固然是由于区域水资源不足使然，然而在过去的发展中、经济结构不合理、水资源的浪费，超出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在今后如果不解决受水区域自身存在的问题，过分地依赖跨流域调水，即使可利用的水资源量增加，也难以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以为调水成功就解决了大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必须首先解决本地区的节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减少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使受水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

第二、南水北调工程调来的是救命水，要充分作好用水计划。

南水北调工程完成后，受水区域的缺水问题将得到缓解，必然会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并有可能刺激耗水产业增长。这样就有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新一轮的水资源危机，耗巨资兴建的南水北调工程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不过是刺激了一下受水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依然是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从根本上说，受水地区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是社会自己本身的问题，调水解决不了社会机制本身的问题。在受水地区水资源严重不足，很多地区水源严重污染，饮用水质威胁居民身体健康的情况下，首先把调来的水作为救命水，优先满足生活用水和城市用水。特别是中线的优质水，要用到最恰当的地方。如果作一个比喻，目前的受水地区可以比作是一个不健康的人，自身功能失调，而南水北调工程可以比作是输液管，在需要的时候适当输液可以帮助恢复健康，但是如果将输液当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则永远不能属于健康状态。

把南水北调的水比作救命水，一方面说明它的重要性，在受水区域出现水危机时，调水可以缓解危机，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调水的成本较高，而且水体的物理、化学、生物特征与受水地区的原有水体有所差别，还很难普遍地用于改善受水地区的生态环境，但是调来的优质水可以替换等量的城市用水，这部分水可以考虑优先用于改善生态环境。由于调水的重要性和高成本，在调水和用水过程中必须注意水的保护，防止浪费和污染，首先要作好用水和水资源保护计划。

第三、 用调水的契机作好受水区域的生态修复规划。

南水北调的受水区域主要在黄淮海大平原，在近半个世纪的开发中，成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美丽、富饶的华北大平原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而且生态环境的修复不仅需要一定的水资源，还需要有较长的时间。南水北调无疑给华北大平原的生态修复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增加受水地区的水域和绿地面积，减少沙尘、增加湿润性，提高人居环境的舒适度，逐步地增加生物多样性。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现这样的基本生态环境目标应是起码的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所以在今后的用水计划中如何通过节约用水保障生态环境用水量，仍然是最重要的课题。但是在华北大平原地下水严重超采的现状条件下，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也是相当大的。而且，很多人认为在水资源如此紧缺的条件下，谈论保障生态环境用水是不现实的，从眼前的利益出发这种看法无可厚非，但是从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观点又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即使在实现了南水北调的情况下，也还是要以调整为主调，适当地抑制社会的用水需求，优先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步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我再概要地总结一下我的主要观点：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6篇

关键词：农地流转 影响因素 土地资源禀赋

一、引言

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就业及居住，这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此背景下，农地作为农户重要的生产要素，需要进行重新配置，对农地流转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展开。由于国内大部分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因此，本文农地流转的研究也主要基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从1979年的包干到户到1993年开始至今逐步确立并完善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经过30多年的发展，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限制也逐步放开，中央允许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开展土地流转，流转形式包括转包、互换、入股、出租等。在土地利用过程中，部分地区存在着土地经营规模较小、现代农业技术推广较难等问题，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增加农户收入。基于此，有必要对国内有关农地流转的研究进行初步总结，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一）农户个人特征

冯艳芬等人通过对广州市番禺区的农户调查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农户的耕作意愿会降低，更愿意选择把农地流转出去。但储成兵等人对安徽省6个县13个乡镇的调研发现：随着受访农民年龄的增加，其对土地的依赖性反而更强，原因在于年龄较大的农民对国家出台的新政策接受程度较慢，且对土地有着天然的情感，因此，年龄越大越不愿意进行农地流转。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受访农户年龄与农地流转相关性不显著，主要是由于部分地区农户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样本对象的年龄结构普遍偏低或偏高，造成影响不显著。此外，农户文化程度对农地流转也具有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农地流转。因此，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是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二）家庭特征

经济发达地区或城市边缘地区的农村，农户相对有更多的机会从事非农工作，更愿意将自家农地流转出去。卞琦娟等人对浙江省样本数据的调查发现：家庭人口数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该地区二、三产业发达，就业机会较多，家庭人口越多的农户，非农就业的概率越大，农地流入的意愿越弱。同时，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和外出务工人员比重越高，则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越弱，更愿意将农地流转出去。此外，在一些典型地区，如新疆库尔勒市，农户非农人口数对农地流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在于该地区具有特色农业，农户可以从棉花和香梨种植中获取的收入较高，农地流入的积极性较高。可以看出，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比重等家庭特征对农地流转的影响非常显著，但要注意这种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三）土地资源禀赋

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往往能够反映农户的土地资源禀赋，翟研宁分别在河南省宜阳县和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开展农地流转的调研，研究发现：在河南省宜阳县，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越大越不容易流出土地，反映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户流出土地的意愿较低，而是将土地作为家庭生活的保障；在江苏省无锡市，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越大越愿意流出土地，反映出在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生产的相对收益较低，农户更倾向于将土地流转出去，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对土地流转的作用力方向是不同的。

（四）区位因素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农地的质量等级整体较高，不管其区位如何，农地经营的收益相对较高，因此，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程度相对较高。当前，一些企业选择布局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这不仅为当地农民提供了更多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当地的农地流转。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一般距离城市中心较远且交通不够便捷，加之这些村庄的农户往往较为保守，认为农地是他们重要的生活保障，所以这类农户一般不轻易放弃耕作，农地转出的概率较低。因此，区位因素对农地流转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五）制度因素

农地流转组织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和实施都能显著地促进农地流入与流出，盘活当前农地存量，这也说明建立和健全农地流转组织机构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实现农地流转市场化和规范化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在进行农地流转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或调整时，要注意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地推进农地流转。程佳等人认为农地对农户具有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流转的重点在于社会保障功能能否得到替代，并发现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为农地价值功能与农地劳动力承载功能的替代程度。洪名勇等人认为贵州“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地制度稳定了农地的产权制度，进而间接地促进农地流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

三、农地流转中的问题

一方面，我国部分地区的农地流转并不是在农村劳动力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受外在制度、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原因在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没有发挥农村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是往往会受到外在政策的影响，存在着盲目的农地流转问题。彭代彦等人通过对全国23个省（区、市）的调查研究发现：如果用人均耕地面积标准差和基尼系数衡量农地集中度，则人均耕地面积标准差和基尼系数每提高10%，被调查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将分别下降1.15%和1.93%，这说明农地集中并不总能促进农民增收，要通过农地集中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让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时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农地流转市场之所以不够活跃与完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自身能力与农业集中经营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再加之相关社保制度的不完善，更加重了这种矛盾。今后农地流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要与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步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另一方面，农地流转存在着明显的“非粮化”趋势。为追求农地收益最大化，大户或专业合作社经营的农地，往往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非粮化”现象比较明显。虽然种植经济作物并没有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但从国家层面来看，粮食作物的产量得不到保障，将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易小燕通过调研发现农产品价格的不合理、非粮化的收益较高、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会引起农地流转后的非粮化，并提出防止农地的过度非粮化建议，如优化粮食生产布局、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完善种粮补贴政策、提供资金、保险等方面的支持与保障。也有学者认为农地流转并不一定导致农地非粮化经营，如张宗毅等通过全国1740个种植业家庭的实证分析，发现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更愿意种植粮食作物，并认为耕地用途的严格管理，有利于控制耕地的非粮化。虽然对农地流转的非粮化问题，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我国人多地少，粮食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有必要重点关注农地流转的非粮化问题，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及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四、政策建议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在向二、三产业的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土地流转，已成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点。本文不仅分析了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并探究了我国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农地流转只是一种途径而不是目标，不能以规模经营为目标来盲目推进农地流转。农地流转需要发达的二、三产业作为支撑，从而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二、三产业发展存在着区域差异，部分地区产业发展滞后，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政府部门可以合理引导农户进行农地流转。其次，鼓励农业产业化经营，产业化经营不仅可以实现农户的就业与增收，也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与回报率。当产业化经营达到一定程度后，通过鼓励有偿流转从而逐步提高农户农地流转的积极性。最后，逐步完善农户的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使有条件的农户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将农地流转到有需要的经营大户或专业合作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此外，规范农地流转行为，加强对基层政府的监管，提高对农村的资金、技术的投入，以及稳定地权，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的稳定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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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易小燕，肖碧林，陈印军.基于农户调查的农地使用权流转现状、问题与政策建议[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1， 32（5）：42- 47.

[15]易小燕.典型地区耕地流转的模式与农户行为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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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7篇

摘要：

探索儿童运动习惯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对广东省7所学校的7~12岁儿童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常住儿童与流动儿童的运动时间与频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的儿童运动时间与频率差别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常住男童运动时间与频率最高，常住女童与流动男童次之，流动女童最低。(2)儿童运动时间及频率与父亲教育程度无关(P>0.05)，与母亲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有关(P<0.05)，且呈正相关。结果说明母亲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儿童运动时间越长、运动频率越高。

关键词：

社会体育；运动习惯；社会经济因素；流动儿童；常住儿童；广东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城市化建设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城乡流动人口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的流动人口已高达1.47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1.28%[1]。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动的特征也逐渐向举家迁移的方式转变，随着父母打工被动迁移到城市的流动儿童数量不断增加。2013年全国流动儿童数量为3581万，14岁以下的流动儿童约为2450万。许多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容纳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动儿童数量也较多，流动儿童已占据当地儿童总数相当大的一部分[2]，流动儿童俨然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且增长迅速。因受制于我国传统城乡户籍制度和公共资源配置等多种条件影响，流动儿童迁移的过程中出现了教育公平、心理健康、城市适应等方面的社会问题。虽然这个群体已经引起了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关于全国流动儿童状况的各种基本信息却非常缺乏[3]。

人口流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研究广泛关注流动人口的健康现状及卫生保健问题[4-5]。儿童是成长发育过程中的关键时期，有关儿童青少年的体格发育情况、营养状况、卫生保健及其所存在的问题等，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6]。流动儿童因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未能享受到与本地儿童同等的卫生保健服务。与城市常住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体重要比常住儿童低[7]，流动儿童患发育迟缓和营养不良的检出率较高。流动儿童体质健康状况明显低于当地儿童[9]。曾传军等[10]比较研究流动儿童与当地儿童的体格发育状况，指出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水平和家庭收入状况是影响儿童体格发育的重要因素。目前，关于我国流动儿童健康状况方面的研究有很多，但鲜有关于流动儿童运动习惯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分析。本研究对流动儿童与城市常住儿童的运动时间、运动频率等运动习惯进行比较，分析儿童运动习惯与父母亲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任务的需要，本研究综合广东省不同地域经济差异及教学资源的相对均衡性，通过主观立意抽样，确定了7所小学（其中珠三角4所，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各1所，相对而言规模与排名居中）为抽样单位，对以上7所学校的7~12岁健康状况良好儿童，各年龄段以流动儿童与定居儿童、男童与女童约1︰1的比例随机抽取样本调查。2)问卷按照社会学的要求，根据本研究关于儿童运动习惯社会因素相关分析的需要，针对儿童基本资料、运动情况、主要社会因素设计出“广东省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运动习惯调查问卷”。(1)问卷的效度检验。于2014年5月采用面访形式，就问卷设计内容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与准确性，请广州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训练学教学与研究的7位专家进行了问卷有效性认定，6位专家认为有效，1位专家认为基本有效，表明了问卷的有效性。(2)问卷的信度检验。该问卷运用α信度系数法，随机抽取中山市实验小学，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信度测量，结果α(克伦巴赫系数值)=0.82，表明问卷信度具有较高的可靠性。(3)问卷的发放与回收。2014年6月选择广州市的大学生志愿者30人作为调查人员，首先进行为期2周的培训，培训合格后开始进行调查。由各班班主任负责班级调查问卷的分发和收集，要求每个孩子在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帮助下完整填写该调查问卷。2014年7~8月进行问卷回收。共发放问卷2680份，收回问卷2605份，有效问卷2520份，回收率97.2%，有效率96.7%。有效问卷中流动儿童共1234人(男603人，占48.9%；女631人，占51.1%)，常住儿童共1286人(男652人，占50.7%；女634人，占49.3%)。3)统计分析法。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结果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形式进行统计描述，计数资料用相对数形式进行统计描述；满足正态性、方差齐性的多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进一步多重比较采用LSD-t检验；不满足正态性或方差齐性的多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进一步多重比较采用Nemenyi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进一步多重比较采用Bonferroni检验。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协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及分析

2.1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基本情况通过比较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性别与年龄构成发现，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性别构成差别无统计学意义(x2=0.848，P=0.357)，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年龄构成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34.333，P<0.001)。即调查对象男女比例基本相同无明显差异，各年龄段调查对象有差异，8~11岁儿童较多，7岁、12岁儿童较少(见表2)。

2.2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运动情况比较调查对象主动参与以下体育活动：篮球、足球、跑步、游泳、自行车、跳舞等，且运动时间在30min以上，运动情况调查结果如下：1)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运动时间比较：通过比较7~12岁不同年龄的常住儿童与流动儿童的运动时间显示，常住儿童与流动儿童的运动时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的儿童运动时间差别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常住男童每天运动时间为(4.15±2.47)h(最长)，常住女童与流动男童每天运动时间分别为(3.98±2.15)h、(3.59±2.74)h(次之)，流动女童的运动时间(3.27±1.93)h最短。2)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运动频率比较：通过比较7～12岁不同年龄的常住儿童与流动儿童的运动频率显示，常住儿童与流动儿童的运动频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的儿童运动频率差别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常住男童的运动频率最高(6.12±2.78)次/周，常住女童与流动男童的运动频率次之，分别为(5.31±2.84)和(5.49±2.44)次/周，流动女童的运动频率最低(5.06±2.65)次/周。

2.3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社会、经济因素比较通过比较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父母亲教育程度及家庭月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发现，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父亲教育程度差别有非常显著统计学意义(x2=486.483，P<0.001)，流动儿童的父亲教育程度中小学及以下和初中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较高(占69.8%)，常住儿童的父亲教育程度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较高(72.1%)；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母亲教育程度差别有非常显著统计学意义(x2=605.938，P<0.001)，流动儿童的母亲教育程度中小学及以下和初中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较高(占82.1%)，常住儿童的母亲教育程度中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较高(93.0%)。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的家庭月收入差别有非常显著统计学意义(x2=265.203，P<0.001)，流动儿童的家庭月收入中≤2000元和2001~5000元所占比例较高(占88.3%)，常住儿童的家庭月收入中2001~5000元和≥5001元所占比例较高(97.3%)。可见，常住儿童的父母亲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均较流动儿童父母高。

2.4运动习惯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协方差分析以儿童年龄为协变量，分别从父亲与母亲的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收入情况对儿童运动情况的影响进行协方差分析。其中父亲教育程度相关性分析显示：父亲教育程度与男童运动时间及频率的相关度P值分别为0.179、0.135(P>0.05)无统计学意义；与女童运动时间及频率的相关度P值分别为0.095、0.087(P>0.05)也无统计学意义。母亲教育程度相关性分析显示：母亲教育程度与男童、女童运动时间及频率的相关度均P<0.001，具有非常显著统计学意义。家庭收入与男童、女童运动时间及频率的相关度均P<0.001，具有非常显著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儿童运动时间及频率与父亲教育程度无关，与母亲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有关。母亲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儿童运动时间越长，运动频率越高。

3讨论

3.1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运动习惯差异的家庭因素研究表明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在性别和年龄等基本情况上无明显差异，而运动情况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流动儿童的运动时间、运动频率明显低于常住儿童。进一步研究发现，常住儿童父母的文化水平、家庭月收入均高于流动儿童父母。这些研究结果与流动人口学特征研究吻合，即流动儿童父母大都来自农村，处于社会底层，文化程度较低。主要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且收入较低[11]。最后，以年龄为协变量，分性别进行协方差分析，发现流动儿童的运动习惯与母亲的文化水平和家庭的月收入有关。进一步证实了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对儿童生长发育具有重要的影响[12]。

3.2流动儿童与常住儿童运动习惯父母差异的相关因素父母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对子女的身体发育有着深远的影响[13]，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具有较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更大[14]。流动儿童是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派生结果，流动儿童父母的生存现状和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子女的发展[15]。本研究中，我们研究了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与流动儿童运动习惯之间的关系[16]。结果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即儿童运动时间及频率与母亲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有关。母亲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儿童运动时间越长，运动频率越高。稳定的家庭收入是流动家庭生活的保障，收入的高低对家庭行为有重要影响[17]。家庭收入越高，对于流动儿童的发展投入越多，越有利于促进儿童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生活方式。关于儿童运动时间及频率与父亲教育程度无关，我们解释为流动儿童父亲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生计艰难。对于流动儿童体育运动的陪护、教育更多由学校或母亲承担。母亲的教育水平越高，对流动儿童的健康意识培养也就越强，越有利于注重生活中的体育运动。但整体来说，父亲的教育对儿童的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不容忽视的[18]。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8篇

 

一、社区环境教育与非营利组织

 

社区的和谐发展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发展,它应该包括社区所有组成因素的协调共生,可持续性发展的观点。当今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性,怎样解决人与环境和谐共生问题,更多的落实到环境教育环节上,在化整为零的思路引导下,社区承载的任务尤为重要。而富有地区特色的寓教育于发展之中的社区教育活动,从社区与社区人、社区与环境、社区内人与人等三大方面入手,对增强社区凝聚力和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均具重要意义。

 

社区环境教育是一种教育工作形式,它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是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对社区成员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的再学习过程。在社区环境教育的推动下,社区环境活动教育化和学校环境教育社区化两者相结合以社区成员自身为教育主体和对象,面向人生,面向全社会的新式社会化方式。在社区环保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强调“社会、学校、家庭”三结合,以推动社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集合全社区官民之力建设社区是一个宏大的理想,而作为支撑的社区环境教育的发展,也有待理论建设、实证研究与实践工作来成就。

 

作为构建社区管理主体的是由政府(第一部门)与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第二部门)、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构成。社区是具有亲密关系和高度归属感的人群共同生活的特定区域。在此意义上讲,社区环保教育就是亲密关系和高度归属感的形成手段,或者说,社区亲密关系的建立和高度归属感的形成是社区环保教育的最高目标追求。社区环保教育的主体应该是本社区成员,没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社区环保教育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同时,社区环保教育又存在着它的特殊性质,即:使社区成员了解运用本社区的资源以促进社区的整体发展,这种根本精神上的“共性”;另一方面,缘于各个社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对的问题各有不同,反映在其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因时因地而异的“个性”,在“共性”和“个性”的双重要求下,从草根市民中自发组成的第三部门的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的教育便脱颖而出,且发挥着载体的作用,为社区内的政府机构、企业单位、居民之间的协作互助、通力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推动着一种新型社区教育发展模式。

 

本文基于对日本非营利组织“三多摩问题研究所”的个案调查研究,提炼分析以非营利组织为载体居民全方位参与的新模式在社区环保教育各类形式中的脱颖而出,以及该模式的可推广性。

 

二、市民环境科学理念

 

市民科学是相对于“专家的科学”而言的。根据市民科学研究专家高木仁三郎的说法,“市民科学的课题,基于对未来的希望,朝着科学的方向,表明构筑持续可能的未来设想,在人们心中散播希望的种子,萌发组织、变革的趋势。所谓市民科学,产生于市民社会所直面的不安和问题,其成果接受市民的评价。” ①

 

从来,科学研究都是由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承担的。因此,在行政方面,“专家的科学”在地域决策、决定中占着很大的比重。但是,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公共事业中都涌现出了各种问题,因为片面做出的决定有时会使当地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弥补这些不足,可以说只能由那些活跃于现场的非专业化当地居民与专家们的共同努力来加以解决。

 

三多摩问题研究所的市民环境科学的实践里,不仅包含着自然科学的调查,也融入了历史、文化背景的社会性、人文性调查。换句话说,市民环境科学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的两面性,甚至更偏向于精神侧面。作为科学,重要的是为谁调查研究。因此市民科学并不单纯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市民自主的、为市民自己而进行的调查研究。

 

三、三多摩问题研究所的社区环境教育案例

 

三多摩问题研究所是日本东京都一个市民环境保护非营利组织。该组织主要是围绕其所在的社区内一条名为野川的城市河流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历经几十年,带领市民开展了一系列的围绕水环境问题的环保活动,并创建了市民环境科学这一新型环境教育模式新理念,从而使曾经濒临断流,水质污染等水环境问题的野川重返清流,获得了市民参与环保活动的重大成功。

 

野川河发源于东京都国分寺,流经7个都内市区,注入多摩川,是一条全长20.2公里的一级河流。水源主要是来自于源头和所流经之处的70余处涌泉,再加上降水,自古以来素有“大川”之说。但是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开始,城市化的急剧发展、城市人口剧增、都内绿地剧减,野川流域的湿地纷纷被开发为住宅区,来源于地下水的涌泉也随之枯竭,直至三多摩问题研究所市民环保活动发起之时,野川流域的三分之一涌泉已经枯竭或被掩埋。

 

但是,在活动开始之时,大家还无从知道一个具体的方法。研究者反复奔波于现场,在野川流域做第一手调查活动,引导市民参观河流的源头——清澈的泉水,使会员逐渐增加起来。参加者一边调查,一边齐心协力调查思考,以这种质朴的姿态诞生了市民环境科学。

 

新理念必须坚持数据的社会化,资料的公开性,从市民的共享中立足于事实。研究所将调查的所有的信息、数据、结果通过机构杂志面向市民公布,并出版发行。这样的自肃性使研究会的信息情报透明化,创造性批判精神由此形成。

 

另外,作为追求信息公开化的市民活动,要开辟市民科学的可能性,首先要维护市民的人权和知情权。三多摩问题研究所在其长期的环保史中,开展了向行政部门推荐监督员,提交请愿书,与当局进行意见交流,以监督、提案为主体的行政参与等一系列活动。

 

市民科学是非专业化的科学,与职业化是有差别的。三多摩问题研究所开始并没有发挥调查研究的专门化功能,会员中河流学、动植物学专家仅占极少数。正因为自己是业余的,通过市民程度的调查和学习,才能投入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中去。因此,收集的数据全部拿到现场再确认,再将数据通过市民公开讲座或机关杂志等公布。市民科学虽作为非专业化的科学,却也是先进的环境科学。在野川重返清流的都市河流再生运动中,三多摩问题研究所选择了由市民参加调查研究,以科学数据为依据的方式。这样至少在对待地方问题上,即使有限度,也能从实证出发,实现非专业化人员参加社区建设的监督、检查活动。

 

与此同时该所还设立了野川问题调查研究班,以专家为首,和广大市民共同奔波于现场进行实际调查。在专家的悉心指导下,市民中兴起了用简易测定法进行水质测定和水质净化的实验。在这项活动中,市民亲自体验了是谁破坏了河流、应当如何预防等问题。由于这一系列问题逐渐被认识和理解,因此,市民也觉悟到自己曾经是污染河流的加害者又是河流污染的被害者。为了积蓄野川流域的地下水,使泉水复活,市民们更是开展了通过雨水浸透设备装置渗透雨水活动。与这种建设性市民活动相反,如果市民怠于现场查证而迷信所谓的“技术主义” ②的万能,其行动结果只能导致对专家意见的服从。由此,该会的前会长本谷氏在《野川的动植物调查》中提到“即使不知晓植物的名称也可以作动植物的调查,专家以外的调查也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公害、环境破坏问题,没有专家和非专家的普通人协力合作是无法解决的。一开始就对公害、环境问题是专家的人是没有的。”正是有了这种想法,才产生了对野川的泉水和水质的调查、社会调查和自治体研究,从而也推动了围绕都市河流再生的环境保全的“市民科学”探索。在探索可能性的过程中,又将从现场中调查到的数据、资料一次次地运用到野川市民环保活动当中,并从中再次证明市民环境科学的可能性。

 

总之,三多摩研究所长期的河流再生水系运动可以说是探索市民环境科学的可能性的实践过程。三多摩问题研究所不仅是麦克风的号召、宣传单的散发所标志的运动,更是市民自身无限热情地参加科学数据的收集的实践活动。可以说,它是在都市河流再生的市民环保活动中的一种新型模式。

 

为了都市河流的再生,河流的环境保全没有市民这个中坚群体是不可行的。因此,必须要开拓由行政主导的管制型河流措施到市民为主体的创造型都市河流环境管理模式的转换,而作为中坚的市民在素质方面的提高就愈为重要了。同样地域共同社会的活性化,市民为主体的自主参加型学习活动的重要性是必须得到重视的。视环境的伤痛为自己的伤痛,能自觉参与社区环境建设的人就是环境市民。把培养环境市民作为培养市民的环境意识,即社区环保教育来理解尤为重要。对市民环境科学的实施首先是提高市民对环境意识的理念,推动其自主行为,或者使其选择环境保全型生活方式。市民对环境意识的原始动力可以归纳为对大自然所产生的“丧失感”⑤,或者对未来所产生的“不安感”。为什么会产生“丧失感”、“不安感”?有必要对此进行考察。如前所述,市民亲自参加对河流的自然科学调查中萌发了学习热情和对河流的关心。于是,重新回到河畔来认识河流,在重新唤起对身旁河流的热爱之情时也产生了对此的“丧失感”,“不安感”。可以说,三多摩问题研究所的成功之路就是创造了市民环境科学,培养了环境市民。环境市民虽说不能马上看到河流水质的改善、河流环境保全的效果,但他们是不会再回到河流污染型的生活中去的。人性的精神需求改变了,一个保护都市河流环境的可行之策也由此产生。

 

这一点上,环境学习、环境教育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所谓环境学习就是市民为了实现与环境共生的社会,在家庭、学校、工作岗位或者地域社会的所有场合,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并且为了解决和防止问题的发生,掌握必要的指示、技能、态度、活动能力等,立志于确立与环境共生关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系统的形成,并施之于实践的学习活动。环境教育是通过实践参加,探索与环境和谐的生活方式,探索与自然共存的新型关系的方式。这种方法作为市民环境科学的实践是首要的第一步。为了重新认识每个人的生活,对市民自身的周边环境的再认识,再评价是有必要的。通过参加实践活动,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达到对自己生活应该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存的再认识。

 

在本案例中,正是在河流自然环境里,以愉悦的方式诱发对自然的学习动机,从而加深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再从学习中开展对河流环保的活动。在河流环保过程中,又再产生新的学习欲望,形成更广环保意识的动力。也可以说发生了由“参加型到知识诱发型”的转换。源于草根之民的非营利组织在其中也就成为了人与自然、河流相联系的桥梁,成为了培养环境市民的摇篮。

 

四、理念和模式的推广

 

市民环境科学这一新型模式,不仅是在对都市河流的环境教育中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整个环境教育领域也有着发展的可行性。就我国的环境教育目前现状来说,大体上分为三类,学校环境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在职环境教育和社区环境教育。如果说学校和在职环境教育是面向同质群体颇为局限性的话,社区作为最基层的环保教育场所,它所面临的环保教育对象是最为广泛的社会异质群体,因此社区环保教育实施的难度和意义也就更大。怎样开展?由谁来承载?是推动社区环保教育活动的关键。

 

在开展活动的方式上,目前更多的环境教育的领导者仍是行政的“上意下达”和专家的权威学说,教育模式上也存在着单一、枯燥性特点,这种缺乏生气和趣味的模式阻塞了环境教育方针贯彻的通道,其结果往往造成环境教育的实施没有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各类环境问题的特性,趋向形式化、片面化,市民的环境意识,自觉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却没有被真正的调动起来。因此,改进旧有的环境教育理念和模式,应当大力加强面向社会全民的环境教育。而在实施社会环境教育模式中,要改变以往的宣教式为公众参与机制,如本案例中“参加型到知识诱发型”的从社区居民感性参加到理性参与这种市民环境科学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公众参与机制的表现形式。

 

作为公众参与形式,承载方也应具备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具有民主性、群众性、社会性和鲜活性的特点,并能成为社区群众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代表。而目前大多数的社区环保教育模式以中小学校为主体进行的活动型模式,以街道办事处为中心进行的连动型模式,以社区学院为载体进行的综合型模式为主,能充分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承载体发展薄弱。能调动多样资源动员(man's network)的具有灵活、柔软性特点的非营利组织在社区环保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本个案中可以明显的发现。其草根性、地域性、灵活性等特点,很好的弥补了其他承载方的活动盲区,更为科学和完善性地召集公众参与,开展社区环保。当然,我国目前在社区开展环保教育活动的非营利组织也日益增多,但是从活动方式上或者采用的教育手法上,仍带有传统的说教特点,更多的以“他者”身份对社区居民进行灌输性教育,造成教育与教育后行动的割裂,居民仍保持长期以来的“依赖外界”情绪,而无法真正带动社区居民愿意参加,积极参与。

 

本文所解读的社区环保教育模式理念——“市民环境科学”,可以说是利用了非营利组织这个公共平台,这个能结合社区环保教育所需的“共性”与“个性”双重性格的承载方,为社区公众参与重大项目决策的环境监督和咨询提供必要的条件、机会和场所。另外,这个理念就是在传统环保教育模式上的创新,社区居民在知情权和自主权获得基础上,再加上教育活动方式上的新颖、科学性,主观能动性被大大激发,在逐步的被引导过程中,真正意义上实现社区公众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因此,“市民环境科学”的这个理念为我国环保非营利组织的良性运作,大量的社区环保教育活动开展还是有一定可借鉴参考之处。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9篇

关键词：政治信任 代际流动 代内流动 感知的社会流动 预期的社会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布劳（Blau，1977：5）曾指出，“社会流动的过程是大多数形式的结构变迁的一个基本因素”。社会流动不仅会影响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格局，也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认知态度和价值观念等。在西方学界，从托克维尔、马克思到李普赛特、本迪克斯，再到后来的许多学者，都给予社会流动的后果与影响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在这一研究分支中，关于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间关系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Turner，1992）。众所周知，民众的政治信任对政权的合法性至关重要（Gilley，2006）。较高的民众政治信任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并维护社会稳定（Easton，1965），丧失民众的政治信任则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Gamson，1968），从这种意义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可以作为判断政权稳定性的一个有效指标（Wang，2005）。正因如此，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也成为关心社会流动的政治后果的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1949年以来，在国家宏观制度和政策的安排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也在不断推进，过去一些阻碍人们社会流动的藩篱被逐渐打破，一些新的社会流动机制得以确立，使社会流动的机会和频次增加，流动也变得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已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但大部分研究一般都仅致力于勾画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与总体趋势，揭示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程度、方式、路径机制和主要特征予以探讨（陆学艺，2004；李路路，2006；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2008）。虽然近期有研究开始关注社会流动对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评价、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健康水平等的影响（秦广强，2011；王甫勤，2011），但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还缺乏系统研究。本研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数据，尝试对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进行考察。本文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对社会流动进行测量，旨在回答中国民众客观经历的社会流动，以及主观感知和预期的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分析，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会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政治影响与后果有所裨益。

二、社会流动与政治态度

社会变迁对人们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一直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社会流动一方面受制度变革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其本身又会引发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因此，社会流动研究不仅探讨导致和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和机制，同时也非常关注社会流动的后果。虽然后者在关注度和影响力上无法与前者相比，但学界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和后果的探索有长期的理论传统。积累了不少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关于社会流动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有两种迥异的理论观点。一种认为，迅速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流动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55）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时指出，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结构变动增加了社会动荡的潜在可能性，“虽然路易十六世统治时期是整个王朝最繁盛的阶段，但这种高度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爆发”。他还提醒人们，个人财富的增加和向上流动导致了一种“不安分的心理状态”的产生，因而“那些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地区成为法国革命运动的中心”（Tocqueville，1955：169-179）。

涂尔干（Durkheim，1951：246-254）延续了托克维尔的逻辑，他强调，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流动，都会比社会结构稳定不变时产生更多的社会病症。戴维斯在其研究中对托克维尔的分析逻辑作了一些修正，认为“当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后，忽然出现短期的急剧逆转，这时革命最可能发生”（Davies，1962：5）。社会经济先发展后逆转的过程会使人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革命或叛乱。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之所以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定，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发展模式。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动过于剧烈，但又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配套支持，就可能面临大规模的“失范”，这时的社会流动就可能会加速社会的瓦解，引发动荡。

当一个社会具有比较成熟和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及经济增长，并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社会流动时，一般就不容易崩溃，因此第二种理论观点认为，社会流动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45：53-54）认为，“普遍的（向上或向下）社会流动的制度化具有其‘政治后果’，即民主秩序的稳定化”。因而对他而言，社会流动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社会稳定，主要是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流动模式。帕雷托（Pareto，1935：1430-1431）对政治稳定所需社会条件的分析表达了与托克维尔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精英生产越开放（统治阶级从底层阶级中招募成员），政治系统就越健康；当精英循环变慢，底层阶级中流动受阻的优秀人士会产生沮丧与不满情绪，从而开始支持现有的统治阶级，革命就会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一些研究者在试图解释美国为什么能维持政治稳定，无法形成无产阶级意识和缺乏“左派”运动时，都强调了美国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在减少社会冲突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Marx andEngels，1942；Lipset and Bendix，1959；Blau and Duncan，1967）。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Erikson and Goldthorpe，1985）的研究显示，较频繁的社会流动使美国避免出现过于激进的工人阶级组织和运动。在对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研究中，李普赛特和本迪克斯（Lipset and Bendix，1959）发现，社会流动对保守性政党比较有利，因为绝大多数向上流动到中产阶级的人都变得更加保守，而那些沦落到工人阶级中的人也依然继续支持保守派。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初554位英国青年男性经历的代际社会流动对其政治态度影响的研究，阿布拉姆森和布克斯（Abramson and Books，1971）发现，只要个人相信阶级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即使他们经历向下社会流动，也不太会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而且因为经历流动的人仍然会保留着一些自己原来所属阶级的态度和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某些态度差异。基于这些发现，一些学者将社会流动视为一种社会“安全阀”，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Mayer，Kraus and Schmidt，1992）。

以上研究都有一个基本假设，即认为社会流动会显著影响个人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这个基础上，一些研究又进一步考察社会流动影响个人的哪些态度和价值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流动本身对这些变化起到多大作用等。这一前提假设后来受到一些质疑，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李普赛特和本迪克斯（Lipset and Bendix，1959）的研究，他们通过对不同国家代际职业流动的分析发现，那些与父代相比经历了向上或向下流动的人的家庭阶级出身仍旧会继续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例如，在欧洲和北美的国家，那些中产阶级出身但向下流动成劳动阶级的人在投票时，比那些原本就出身劳动阶级的体力劳动者更倾向支持保守立场，而那些向上流动成中产阶级的人有时则仍然会受工人阶级出身的影响。这表明，社会流动本身并不能彻底改变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某些政治态度和观点可能比较容易受自身生活环境的影响而转变，但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在长期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小就受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一般很难完全改变（Kelley，1992）。李普赛特和本迪克斯（Lipset and Bendix，1959）的研究指出，个人的家庭阶级出身、目前获得的阶级地位和经历的社会流动都会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但在不同条件和背景之下，影响会有差异。因此，在具体研究中对这些因素的各自影响进行考察时，需要注意做出区分。

一些研究对“社会流动影响政治态度”的假设提出了明确质疑（Turner，1992），它们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分析世界十个国家民众的社会流动经历对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发现了一些与先前研究不一样的结果。首先，传统上认为社会流动本身必然影响政治态度的假设并不成立，真正型塑个人政治态度和政党偏好的是其目前获得的阶级地位和家庭出身，而不是所经历的社会流动；其次，民众对于社会流动的主观感受有时会比他们所经历的客观流动对其政治态度产生更大的影响（Turner，1992：9）。这些结果在美国、印度、英国、尼日利亚、丹麦、澳大利亚、日本和阿根廷等国家都得到了验证，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是否也存在，尚待验证。另外，这些研究关注的政治态度主要涉及政党偏好和价值取向（如保守取向或自由取向），并没有对政治信任做专门考察，因此，以上结论是否完全适用于政治信任也有待进一步检验。

以上关于社会流动与政治态度关系的研究为考察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提供了启示。基于以往的研究与学术争论，本研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社会流动对个人的政治信任仍会产生影响。那些在客观上经历了向上流动或在主观上感受或预期向上流动的民众将拥有更高的政治信任（H）。这一假设背后的逻辑是，个人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对政府所持态度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个人能持续地从现有制度和政府政策中获益，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改善，那么他们就会对现有制度和政府报以较高的政治信任。反之，如果政府的决策损害其利益，致使其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生活状况恶化，利益受损者就会对政府丧失信心。客观的社会流动是衡量个人从现有制度条件下是否获益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观感知的社会流动则反映个人对已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目前生活状态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而主观预期的社会流动则体现个人对现有制度和政府能否提供更好生活机会的信心和希望，这些都会影响个人对现有制度和政府的基本态度。

本研究同时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测量社会流动。在客观维度上，测量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代际教育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在主观维度上，测量了个人感知的社会流动和预期的社会流动。依据这些测量维度和内容，上面的理论假设可被进一步细化为代际流动假设（HI）、代内流动假设（H2）、感知的社会流动假设（H3）和预期的社会流动假设（H4）4个研究假设：

H1：经历了向上代际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

H2：经历了向上代内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

H3：感知自己在近些年经历了向上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

H4：预期自己在今后几年将会实现向上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

本文尝试从社会流动的视角，考察社会流动的客观经历和主观感知与预期对政治信任态度的影响。因为基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流动对个人政治态度的影响会通过民众切身的客观经历与主观体验发挥作用，所以，将社会流动作为影响个人政治信任的一个解释变量的第一个优势在于，能将宏观层次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微观层次上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变化及其感受同时纳入考量。政治信任的宏观层次理论认为，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受政府绩效的影响，微观层次理论则认为个人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不仅反映政府总体绩效的好坏，也反映个人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状态的评价。例如，那些结构性失业者或者那些认为是政府政策失误导致他们生活窘迫的人，通常比那些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人更不信赖政府（Mishler and Rose，2001：36）。

以社会流动作为解释变量的另一个优势是，当用对政府绩效的主观满意度解释对政府的信任态度时，用客观指标来测量政府的绩效可以有效避免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以前的一些研究发现，民众对政治领导人的政绩、经济发展状况和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会显著影响他们的政治信任（Citrin，1974；Citrin and Green，1986；Feldman，1983；Hetherington，1998；Miller and Borrelli，1991）。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也指出，中国近些年来保持了令人瞩目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大多数民众都从中受益，因此他们对政府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比较满意，从而产生较高的政治信任（Wang，2005；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例如，王正绪（Wang，2005）基于2001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虽然完全有理由相信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但这类研究的一个潜在问题是，使用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而非客观经济发展指标测量政府经济绩效，分析中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都是个人的主观态度，被调查者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可能同时被某些遗漏变量影响，而那些真正的影响变量却并没有被纳入分析，这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影响分析的有效性。所以有必要对政府绩效满意度背后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探讨，而社会流动可能就是这类遗漏变量之一。

三、数据、变量和估计模型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调查采用四阶段按规模大小成比例概率抽样法（Four-Stag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抽取了18-70周岁的10 151个成年人样本，调查范围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青海、宁夏和）。其中，59%为城市居民，41%为农村居民。

（二）变量

1.因变量：政治信任

源于调查中询问受访者的“在下列一些话题中，当各种渠道的信息不一致时，您对下表第一行列示的五种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如何？”一题。问卷列出的八个话题基本上都是目前中国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分别是“房价的涨跌”、“股市的走势”、“国内的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判断”、“某次矿难的伤亡数字”和“某地方近期将有大地震”。给出的五种信息渠道分别为“政府机构”、“中央级媒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

因为人们对某种信息渠道所提供信息的信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们对其本身的信任程度，所以，可以用人们对信息渠道所提供信息的信任分值测量对信息渠道的信任度。运用这题所提供的数据信息，笔者构建了一个测量被调查者政治信任度的指标——“政治信任指数”。建构这一指数的操作过程如下：

第一步，针对每种信息渠道，将每位被调查者在所有八个社会话题上的信任分值相加，每种信息渠道生成一个新变量，被依次命名为“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对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信任”、“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和“对民间传闻的信任”。这些新变量显示的是每位被调查者对每种信息渠道的总信任分值，其值域范围为8-40。被调查者在某种信息渠道上的信任分值越大，代表对这种信息渠道就越信任。

第二步，对在第一步中生成的五个新变量作因子分析。在旋转因子之后，前两个变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和“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住第一个因子上同时具有较高的因子负荷，分别达到0.749和0.794，这个因子就是“政治信任因子”。3为确认这两个变量在测量民众政治信任度上的可靠性，笔者检查了它们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系数），得到较高数值0.791，这证明可以用这两个变量构建“政治信任指数”。

第三步，构建“政治信任指数”。具体操作如下：将用于构建这个指数的变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和“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标准化。对标准化后的两个变量取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平均值变量，然后将这个新变量转化成值域为0-1的连续变量，就得到本研究的因变量“政治信任指数”，指数的数值越大，代表信任度越高。

2.关键自变量：社会流动为全面考察社会流动对政治态度的影响，本研究不仅在客观维度上测量社会流动，也在主观维度上测量被调查者对社会流动的感知和预期。

问卷中询问了被调查对象的第一份职业、目前职业、父亲职业、个人教育程度、父母教育程度、对以往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感受，以及对将来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预期等一系列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收集到的数据，可以同时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上对社会流动进行测量：

（1）代际职业流动根据测量内容的不同，代际流动可分为代际职业流动和代际教育流动。代际职业流动可通过比较子代的职业地位与父代的职业地位测量。为便于比较分析，笔者首先采用六分类的EGP职业代码对职业变量进行编码。EGP职业代码按职业地位由高到低将所有职业分成六大类，依次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Ⅰ、Ⅱ）、一般行政人员和非体力劳动者（Ⅲ）、小业主和个体经营者（Ⅳa、Ⅳb）、领班和技术工人（Ⅴ、Ⅵ）、非技术工人（Ⅶa）和自雇农和农业劳动者（Ⅳc、Ⅶb）（Wu andTreiman，2007；Erikson，Goldthorpe and Potocarero，1979；Ganzeboom，deGraaf and Treiman，1992；Ganzeboom and Treiman，1996）。然后将被调查对象当前所获得的职业地位EGP值与其父亲所获得的最高职业地位EGP值相减，得到的就是“代际职业流动值”，它可测量出代际职业流动的方向和流动距离。如果大于0，则表明子代经历了向上的职业流动；如果小于0，则表明子代经历了向下的职业流动；如果等于0，则表明子代的职业地位与其父亲相同。

（2）代际教育流动代际流动还可以通过代际教育流动测量。一般是将被调查者的最高学历与跟个人同性别家长的最高学历相比较（即儿子与父亲比，女儿与母亲比），如果被调查对象的学历比其父亲或母亲的学历高，那么就可认为这个人经历了向上的代际教育流动，否则就是向下或不变的代际教育流动。

（3）代内流动代内流动可通过将被调查者第一份职业的EGP值与其目前职业的EGP值进行比较，如果被调查者目前职业的EGP值大于其第一份职业的EGP值，那么就认为其经历了向上的代内流动，否则就是向下或不变的代内流动。

（4）感知的社会流动除了在客观维度上对社会流动进行测量外，笔者还从主观维度上把被调查者对以往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感知以及对未来的预期也考虑进来。虽然考察个人主观感知和预期的社会流动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可能会引发内生性问题，但这种分析可以作为在客观维度上分析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影响的一种补充，能加深关于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影响机制的了解，仍具有研究价值。

问卷中有一个问题“与三年前相比，您本人在下列各方面有什么变化”，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收入状况”、“资产”、“职位”、“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每个方面都有“上升了”、“差不多”、“下降了”和“不好说”四个答案。

笔者通过如下步骤构建“感知的社会流动”变量：第一步，将“不好说”重新编码，归入“差不多”；5第二步，将对应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五个方面的变量按照与“政治信任指数”相同的步骤构建“感知的社会流动”变量。数值越大，代表被调查者在越多方面感受到向上流动。

（5）预期的社会流动问卷中另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三年后您本人下列各方面的状况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同样是针对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五个方面，也包括同样四个答案。这一问题用于主观维度上测量“预期的社会流动”。笔者运用与“感知的社会流动”变量相同的步骤和方法构建“预期的社会流动”变量，数值越大，代表被调查者在越多方面预期向上流动。

3.控制变量：在进行回归分析时，笔者除了对基本的人口变量如年龄、性别等加以控制外，还对其他一些可能对中国民众政治信任产生影响的变量，如职业地位、教育、居住地和党员身份等进行控制。以往研究发现，个人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其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教育作为社会化的重要机制，一方面起着宣传意识形态和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着传播现代价值理念的作用（Wang，2004）。大众教育的发展与普及可能引发个人价值观的转变，促进“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的产生，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Norris，1999）。

在1958年后中国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之间的长期区隔（Wu and Treiman，2004）。虽然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加速，城乡区隔正逐渐被打破和消解，但城乡居民在社会福利保障和工作生活条件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别，这种以居住地为代表的城乡差异可能会影响城乡居民的政治态度。

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可以表明个人对于国家政治的卷入度和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度和忠诚度。把是否是中共党员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本研究假定中共党员更有可能对党所领导的政府持有更加信任和支持的态度。

（三）估计模型

本研究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0LS）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社会流动对个人政治信任的影响：

其中，P是政治信任分值；M是在不同维度上用不同指标测量得到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包括代际职业流动、代际教育流动、代内职业流动、感知的社会流动和预期的社会流动；Xk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职业地位（专业/管理阶层、非体力劳动者和个体经营者阶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及以下）、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性别、年龄、居住地（城/乡）和党员身份。

四、结果分析

（一）中国的政治信任

以往的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政府持有较高的政治信任（Tang2005；Wang，2005；Wang，Dalton and Shin，2006；Shi，2001；Li，2004，2008）。2001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中，有97%的被调查者表示对中央政府“相当信任”或“非常信任”，95%的被调查者对议会持有相同的信任度，92%的被调查者对执政党持有相同的信任度。虽然受访者对公务员和警察的信任度略低，但仍有66%的人“相当信任”或“非常信任”公务员，73%的人对警察持有相同的信任度（Wang，2005）。和其他30多个国家相比，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位居榜首，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位居第二，对议会的信任程度位居第四（Wang，2005）。近期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的诺里斯（Norris，2011）基于2005-2007年第5次“世界价值观调查”中49个国家民众对自己国家的7个公共机构的信任度的测量数据，构建了一个值域为O一100的信任指数，中国以80.2分位居第二，仅次于越南（91.1分）。除此之外，在1993年进行的一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中，黎友安（Nathan，2003）发现，94%的被调查者“同意”或“强烈同意”这样的陈述：“我们应该相信和遵从政府，因为归根到底它服务于我们的利益”。同年，史大健等研究者（Shi，2001；Chen and Shi，2001）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民众的政治信任的比较研究也发现，处于权威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大陆民众要比在民主体制下的台湾地区民众更信任他们的政府。本研究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也发现中国民众的确持有较高的政治信任度（见表2）。

首先，在所有八个话题上，对五种信息渠道持信任态度的被调查者比例按照由大到小顺序的排列都一致，依次为：中央级媒体、政府机关、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如果按被调查者在八个话题上对五种信息渠道的平均信任分值由高到低排列，也是同样的顺序。这表明，个人对中央级媒体和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信息渠道。中国较高的民众政治信任不仅体现在与其他国家民众政治信任的比较中，也体现在与国内其他组织和行动者所享有的民众信任的比较中。

其次，被调查者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人数比例和信任分值在所有八个话题上都高于“政府机构”。一方面，这可能反映出民众对中央政府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因为在问卷中，并没有明确区分政府的层级，只是笼统地询问了受访者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所以无法确切知道被调查者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程度的差别，而被调查者对“中央级媒体”信任度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研究设计的不足。中央级媒体是中央政府的宣传工具，代表中央政府的权威，它们的信息和表达的观点是中央政府意志和立场的体现，因此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可以作为对中央政府信任的一个近似测量。被调查者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明显高于笼统的“政府机构”，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论，即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比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Wang，2004；Li，2004，2008；Jennings and Zhang，2009；胡荣。2007）。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反映出民众对中央级媒体本身有较高的信任。虽然中央级媒体本质上是中央政府的宣传工具，但它们仍然拥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独立性（Latham，2000），有时它们是“社会安全阀”，为民众提供一个表达对社会问题的意见或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有时它们又作为“批判者”揭露社会的不良现象，甚至有时它们还会扮演“监督者”的角色督促政府。这些角色有助于中央媒体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提高民众对它们的信任。

第三，针对不同的社会话题，被调查者对某一信息渠道的信任度也存在差异。以往关于中国政治信任的研究只关注了个人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而没有注意到在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上，个人对某层级政府（中央政府或地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也会有所不同。这种民众在不同社会问题上对某级政府信任度的差异，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级政府在解决此类问题上的成效和民众的满意度。例如，表2中，在“国内腐败问题”和“某次矿难的伤亡数字”话题上，对政府机构所提供的信息持信任态度的被调查者比例（60.6%和59.7%）都低于在其他话题上对政府机构持信任态度的被调查比例（61.4-72.5%），平均信任值也最小（3.65和3.60）。与此同时，对政府机构在这两个话题上所提供的信息持不信任态度的被调查者比例（17.8%和18%）又明显大于其他话题（9.7-15.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众对政府所提供的关于国内腐败和矿难伤亡数字信息的不信任和对解决这两种社会问题成效的不满意。

这些不信任和不满意的产生都有其原因。在国内腐败问题上，对政府的不信任发生在近期中国腐败问题加剧的背景下，腐败的加剧源于政府行政不透明和官员的权力寻租（Wedeman，2004）。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第三方监督，一些中国民众开始对政府惩治腐败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从而降低了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对政府的信任。在矿难伤亡信息上，个人对政府也不太信任的原因在于，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以牺牲生产安全等为代价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不能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规章的要求对企业的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进行有效监管，导致各种安全生产事故（例如矿难）频发（Wright，2004）。当矿难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掩盖其工作失职，甚至与矿场主串通一气，刻意瞒报或少报矿难伤亡人数。这种渎职和欺骗行为一旦被媒体曝光，就会使地方政府及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声望一落千丈，严重损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通过把民众对政府机构以及中央级媒体信任的结合，笔者构建了“政治信任指数”，并测得中国民众的平均政治信任分值为0.71。这对于一个值域为0-1的变量而言算是偏高的数值，反映出中国民众较高的政治信任。

（二）中国的社会流动

表3是基于调查数据制作的代际职业流动表，7从表中可以看到，对于那些父亲拥有较高职业地位（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者）的人而言，有35%的人保持住了这种地位，近22%的人下降成为办公室行政人员或其他非体力劳动者，还有43%的人则向下流动为职业地位更低的一般劳动者；那些父亲为一般行政人员或其他非体力劳动者的人中，近37%的人仍然停留在这一职业地位上，约21%的人向上流动为拥有更高职业地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还有约42%的人经历了向下代际流动；那些父亲为小业主和个体经营者的人，大约31%仍为小业主和个体经营者，40%向上流动到更高阶层，而另外约30%的人则经历向下职业流动；父亲为技术工人的被调查者，有约30%仍为技术工人，另外49%向上流动，21%向下流动。那些父亲为非技术工人的人中，约22%仍为非技术工人，47%向上流动到更高职业阶层。约31%的人职业地位下降；而父亲为自雇农和农业劳动者的被调查者，有约一半（51%）仍停留在此职业地位上，另外一半则向上流动获得了更高的职业地位。

综合而言，在代际职业流动方面（见表4），大约36%的人拥有与其父亲相似的职业地位，约43%的人实现了向上代际流动，只有14.7%的人职业地位下降了。在代际教育流动方面，因为中国一直努力推广九年制义务教育，1999年后又开始推进高校扩招，明显提高了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反映在调查数据中就是有近48%的被调查者比其父母受到更高程度的教育，约17%的被调查者受过与其父母相同的教育，只有2.7%的被调查者学历比其父母低。

与代际社会流动相比，代内职业流动的模式基本相似，但又稍微不同。表4显示，大部分人（53.4%）在2006年之前没有经历过职业地位上的流动。约28%的被调查者获得过比第一份职业更好的工作。只有约5.6%的被调查者处在比首份工作职业地位更低的位置上。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民众实现了较大规模的向上流动，尤其是向上代际流动机会较大。

以上是在客观维度上测量了中国民众的代际和代内社会流动。接下来将从主观维度上考察个人对自己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感知和预期。

表5显示，与三年前相比，从日常生活经济状况五个方面看，除了在收入状况上有许多人（43.1%）感觉上升了之外，大多数人（63.7-83.1%）都觉得在生活工作经济状况的其他四个方面（资产、职位、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没有明显改善，有一些人（7.6-12.4%）甚至觉得他们的生活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了。这表明，人们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流动与实际存在较大出入。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虽然很多被调查者与父代相比实现了向上流动，但他们只有少部分人实现了代内向上流动，因而会有不少人主观上觉得自己的生活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与前几年相比并没有明显改善；第二，根据“参照群体”理论（Merton，1968），个人总是将自己与参照群体相比较，并以此来评价自身的才能、成就和境况等（Thompson and Hickey，2005）。近几十年，中国整个国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提高，即使被调查者的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在客观上已经获得改善，但如果周围的参照群体的状况与他们差不多，甚至比他们更好时，他们对这种改善的主观感知就会减弱，对生活满意度就会下降，甚至有可能会觉得相对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

表6所展现的预期的社会流动模式与表5呈现的感知的社会流动模式相类似，反映出人们对以往社会流动经历的感受会对其关于未来流动的预期产生一定影响。与表5类似，表6也只有在“收入状况”这一个方面上有较多人（46.5%）预期三年后情况会改善。大多数被调查者（61.1-80.1%）都认为三年之后自己在生活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其他四个方面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只有很少一部分被调查对象（4.3-6.1%）觉得他们的生活工作经济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在三年后会恶化。这表明，2006年前后大多数中国民众对未来生活还是充满信心的。

（三）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笔者利用OLS多元回归分析考察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见表7）。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向上的代际和代内流动、对向上流动的感知和预期，以及居住地会对被调查者的政治信任在统计上有显著的影响，四个实证假设（H1-H4）都得到验证，进而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而被调查者的职业地位、教育、性别、年龄和党员身份对其政治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首先看向上流动对个人政治信任的影响。数据显示，当控制其他变量之后，那些经历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人相对于那些没有经历流动的人，其所持有的平均政治信任分值要高0.015。那些经历了向上代际教育流动的人所持有的平均政治信任分值要比那些没有经历流动的人高0.017。而那些经历了代内职业流动的人所持有的平均政治信任分值要比那些没有经历流动的人高0.014。那些与前三年相比在生活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五个方面都感受到上升的人的平均政治信任分值要比那些都感受到下降的人高0.023。那些预期三年后在生活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五个方面都将上升的人的平均政治信任分值要比那些预期都将下降的人高0.044。这些都表明，那些已经经历了向上流动，或对向上流动具有明显感知和美好预期的民众一般会对政府有更高的政治信任。

除了向上流动之外，居住地对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度也有显著影响。数据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分值要比农村居民平均低0.04左右。对这一发现，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基于“参照群体理论”，中国城市居民一般会比农村居民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社会福利，有更多改善生活状况的机会，这本应该会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增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但由于城市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城市居民与其他城市居民相比，并没有多少优越感，因而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可能并不比农村居民高。另一方面，城市中个人生活条件的异质性比农村大，贫富差距更悬殊，这会导致城市居民更容易产生不公平感和对现实的不满，降低他们的政治信任度。另一种解释是基于“批判性公民理论”（critical citizentheory），该理论认为，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培养个人的批判性意识，导致“评判性公民”的产生，他们对政治权威倾向于持批判怀疑态度，这降低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Norris，1999；Wang，2004，2005）。受以上这些可能效应的混合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对政府持更加不信任的态度。

表7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虽然向上流动的经历、感知和预期都显著提高了个人的政治信任度，但那些经历了向下流动的人持有的政治信任度与未流动的人相比并没有显著减少。这表明。那些经历向下流动的人没有显著降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这或许是因为在调查时他们并没有把自身生活状况恶化和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原因归咎于政府，也或许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只是自己面临的暂时困境，未来境况就会有所好转，因而这种向下流动没有显著影响他们对政府的态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部分地解释了中国民众为何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

其次，模型5中“向上流动”的系数比其他模型中的同类系数更大，显著性水平也更高。这说明，个人对向上流动的期待会较强地影响他们的政治信任度，也即那些预期自己在将来可以过上更好生活和实现向上流动的人，相信政府能够为他们美好希望的实现提供更多机会和营造更有利的环境，因此支持和信任政府。这说明，确保民众不丧失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对维持他们的政治信任和保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近期的研究也表明，中国民众对未来生活持有的持续乐观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社会在经历巨大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因（Frijters，Liu and Meng，2012）。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10篇

一、2006年的工作情况

一年来，在各位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团中央和中央有关部委的关心重视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经过研究会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工作继往开来，展现出新的工作风貌，赢得了更多的社会影响，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参与“为了明天工程”实施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服务党政中心工作，承担党委、人大、政府交办的事务，是研究会地位作用的重要体现。“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是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联合20个部委共同开展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系统工程。今年是“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全面实施的一年，加强工读教育和推进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是今年的工作重点，研究会积极参与了这些工作。今年下半年联合中央综治委预防办、团中央权益部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分赴10省市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工读教育的调查和研讨，10月，又会同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全国加强和改进工读教育座谈会，与会的70多位工读学校校长和有关专家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组织有关专家撰写并出版了《中国工读教育研究报告》一书，同时起草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工读教育的意见》（送审稿），提交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团中央等部委审改，并由上述部委形成正式文件，推动我国的工读教育向前发展。8月，研究会会同中央综治委预防办、英国救助儿童会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召开“为了明天——未成年人保护与违法犯罪综合预防研讨会”，组织了几十名理事出席会议，与学术界、司法实务界100多位专家学者，就未成年人保护和少年司法制度建设问题进行了研讨。12月，研究会与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团中央等部委相关司局开展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联合调研，并在此基础上草拟《关于进一步加强公、检、法、司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矫正未成年罪犯的配套工作的意见》，以进一步推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是与青少年犯罪研究密切相关的一件大事。受全国人大内司委和团中央指派，研究会派专家参与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工作的全过程，并多次召开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研讨会，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情况调查，向全国人大报送相关资料和修改建议，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献计献策。目前，研究会正在组织专家编写《未成年人保护法问答》等书籍，积极为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贯彻做好准备。

2.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青少年犯罪研究学术活动。推进学术研讨活动，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是研究会的基础与根本。一是做了搭建学术研究平台的工作。今年以来，编辑出版了6期《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发表了文章92篇、近100万字。年底对《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进行改版，还新申办了《为了明天》杂志，近期将正式出版。编辑了3期《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工作动态》、6期《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调查与研究》，编辑并即将出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年鉴》2004年和2005年卷，共130多万字，同时做好“为了明天”网站的建设维护和中国平安网信息报送工作，在提供研究资料和汇集研究成果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二是开展重点调研活动。下半年联合中央综治委预防办、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到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流浪未成年人问题调研。8月，赴昆明开展少年司法制度调研，并正在会同中央综治委预防办、团中央权益部、英国救助儿童会编写出版《少年司法制度论文集》。受团中央委托，10月至11月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了青少年犯罪调研，撰写了《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及其预防工作调研报告》。10月，研究会在河南、河北开展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矫治调研，11月起，受中央综治委预防办委托，实施了“为了明天——留守儿童问题调查项目”。12月，联合英国救助儿童会在北京丰台区开展流动人口未成年人子女调研。三是举办了研讨会和培训班。8月，联合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南京大学在澳门举办“青少年犯罪现状及理论研讨会”，并编辑了研讨会论文集。4月，在北京举办了全国社区青少年信息管理系统培训班并进行了社区闲散青少年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研讨。以上这些工作涉及了青少年犯罪研究的许多重要课题，对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3.加强了学术交流与合作。交流与合作是研究会的重要职能和工作方式。研究会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进行了多种方式、多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3月，与新加坡触爱社会服务组织开展友好交流，接待其访华团组，4月，配合团中央权益部组团出访香港澳门，考察港澳地区依托社区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有关情况，与香港基督教青年会、澳门童军总会等组织进行交流与合作。10月，派人参加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的“21世纪青少年犯罪社区预防与矫治制度研究国际研讨会”和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的儿童保护工作会议及“《儿童公约》全球行动日新闻会”。11月，派人赴台湾参加“2006年国际儿童人权高峰会”，并到台湾地区儿童少年社会福利机构、青少年犯罪研究机构访问交流。昨天，研究会还派专人参与接待美国律师协会会长一行，并与他们进行交流。研究会注意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会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制作“我和我的祖国”专题节目，报道研究会郭翔等专家的事迹，并推荐研究会专家担任中央电视台戒除网瘾节目的主讲嘉宾。近期，还联合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制作5集青少年犯罪研究和预防青少年违法工作专题节目。这些举措扩大了研究会的社会影响，促进了青少年犯罪研究工作。

4.加强研究会自身建设。自身建设是研究会担负使命，发挥作用的基础。2006年，是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自身建设得到加强的一年。一是组织建设上。团中央书记处高度重视，配齐配强了研究会工作班子。下半年，经团中央书记处研究提名并经研究会理事会通讯表决，调整了研究会会长和秘书长，配备两名副局级干部担任研究会副秘书长，充实了研究会工作力量。目前，正在酝酿增补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以进一步增强研究会的活力。研究会还注意加强与地方研究会的联系，10月至11月对省级青少年犯罪研究会进行摸底调查，了解到各省级研究会会员平均人数为300人左右，天津、上海、内蒙、山东、重庆、湖南、浙江、河南、广东、宁夏等省、市、自治区研究会都能按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并时常举办各种形式的研究讨论，还有一些省份的研究会开展各种联谊活动，不少省份的研究会编辑出版了青少年犯罪研究的书籍、杂志。二是制度建设上。理顺和密切了与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团中央权益部的关系。制定了秘书处工作管理办法，完善了对内对外的各项制度。三是硬件配备上。优化了办公环境，配备了编辑排版系统、电脑、复印机等一批设备，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保障。四是队伍建设上。招聘和发展秘书处专兼职工作人员，建立一支有战斗力有朝气的工作团队。

同时我们感到，研究会工作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突出的有:研究会工作还不够活跃，活动还不多；研究课题、学术活动和对内对外交流的参与面和知晓度还不够；与相关政法部门、学术单位、地方研究会的联系还不紧密，为会员提供的服务还不到位；自身长效运行机制还没有完善等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二、工作经验和体会

一年来，研究会在探索中前进，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值得总结和运用。

1.以承接“为了明天工程”重点项目作为研究会工作的主要支撑。“为了明天工程”内容丰富而广泛，其中，做好调查研究、提供决策参考、参与政策制定、开展宣传教育等都是研究会可以大有作为的方面，也是会员和理事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经研究会争取，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研究会实施“为了明天工程”的重点项目，并给予相应的项目经费和政策支持。这有力地提升了研究会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大局中的地位，扩大了研究会的社会影响力，给研究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这是研究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研究会发展的一个机遇。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验来看，承接政府委托项目是一个社会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工作的重要支柱。如香港，非政府组织60％到70％的经费来自政府委托项目。研究会要抓住政府向社会团体购买服务的契机，实施好“为了明天工程”重点项目，发挥“为了明天工程”对研究会理论和实践工作的巨大推动作用，进一步提升研究会的工作水平。

2.把“理论和实践两手抓”作为研究会工作的重要原则。青少年犯罪研究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研究会的好传统，也是研究会进一步发展应当坚持的原则。任何学术研究的生命力，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研究会不仅在组织发展上要凝聚和团结一些实务工作者，在学术活动中要注意开展调查研究，还要在工作布局中坚持实践和学术两个轮子运转，两条腿走路。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既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也是一个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社会组织。在今后发展中，研究会不仅要用学术研究来分析解释青少年犯罪问题，还要提出相应对策并直接应用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实践，从而充分发挥出研究会的社会功能和独特价值。

3.把合作与交流作为研究会工作的重要方式。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体会到，研究会每一项工作离不开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几乎每一项工作都是与相关部门或机构合作完成的，几乎每一项工作成果都是合作的结晶，合作产生效益，携手带来共赢。青少年犯罪是全球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是与每一个机关、单位和家庭息息相关的事情，需要超越国界联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通过合作交流可以吸取国内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有益方法，借鉴其它部门或机构的工作经验，弥补研究会的资源不足，进一步提高研究会的工作能力和社会影响，形成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合力。

三、明年的工作打算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后研究会将按照和谐社会建设的总要求，以“为了明天工程”重点项目为统揽，扎实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研究和实践工作，把研究会建设成为有作为有影响的社会团体，为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作出应有的贡献。

1.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把研究会建设成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研究会要进一步实施“为了明天工程”重点项目。一是开展流浪未成年人、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等重点群体的预防工作。联合相关单位开展两个重点群体的调研活动，摸清底数，掌握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思想动态，总结基层对他们教育和服务的经验，撰写有分量的调研报告，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材料和有价值的建议。联合相关单位或机构开展流浪未成年人、农村留守未成年人预防工作项目试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和预防工作，为全面开展流浪未成年人、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预防工作贡献新鲜经验。联系新闻媒体开展两个重点群体预防工作的宣传报道，在社会上营造关爱流浪未成年人、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发展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推广社区闲散青少年信息管理系统。配合相关部门制定发展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的政策，开展社工培训，在部分省市建立社工试点，探索建立社工的人事管理、服务规范、考核评价等一系列的规则和标准。继续开展社区闲散青少年信息管理系统培训，完善信息管理系统的运作，及时掌握和分析闲散青少年的动态，为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做贡献。三是加强和改进工读教育，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受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团中央等部委委托，承办加强和改进工读教育电视电话会议，推动各地进一步重视和改善工读教育。受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团中央等部委委托，开展犯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治的工作调研，提出犯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治的法律和政策建议，筹备召开全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论坛和会议，分步骤推进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四是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干部培训。受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综治办委托，举办预防干部研讨班、轮训班，提高预防干部工作能力和水平。五是建立青少年违法犯罪跟踪信息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跟踪信息系统监测点，分析青少年违法犯罪数据和个案，撰写全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最新情况报告，探索青少年违法犯罪预警监测机制，为党政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参考和依据。六是开展“为了明天工程”宣传。联系新闻单位建立青少年犯罪研究和预防工作专栏、专题节目，制作一些专家、干警、家长、社工和青少年的访谈节目，推出一批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和优秀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者的先进典型，营造全社会关注重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良好氛围。七是做大做强“为了明天工程基金”。多方筹措资金，探索建立长效机制，为青少年犯罪研究和预防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2.加大理论研究力度，把研究会建设成为一个青少年犯罪研究的高水平学术社团。要进一步确立研究会在青少年犯罪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和权威作用。一是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抓住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实施这一重要契机，举办《未成年人保护法》讲座，出版《未成年人保护法》研究书籍，举办贯彻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题培训班，召开《未成年人保护法》研讨会。二是继续举办好“为了明天论坛”。根据工作重点确定主题，创新交流方式，扩大论坛影响。三是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重要课题的研究。特别是开展重点群体研究，撰写出版《流浪未成年人问题及其对策》、《农村留守未成年人问题研究》、《少年司法制度重点问题研究》等书籍。四是加强青少年犯罪研究平台建设。编好《为了明天》杂志，作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刊物。争取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综治办支持，力争创办一本公开发行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的杂志，为青少年犯罪研究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提供广阔的交流空间。对“为了明天”网站进行改版，丰富内容，提高点击率，加强与中国平安网的配合，设立研究会会员交流专区，使之成为青少年犯罪研究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高水平专业性网站。编好《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增加内容，提高稿件质量和装帧质量。办好《研究会工作动态》，及时反映研究会最新信息和各地研究会建设情况。加大《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调查与研究》的采编力度，使其成为青少年犯罪理论界和实务界内部交流研讨的重要渠道。不定期编印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内参，及时将重要情况上报中央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五是扩大对外交流。明年计划组团到港澳地区进行青少年犯罪研究访问和交流，与英国有关机构建立互访关系，委派部分理事到欧美国家参加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相关机构和专家来内地访问和交流，与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举办相关培训，进一步拓展研究会的工作。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中小民营企业；离职倾向；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

［中图分类号］ F2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1－0052-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社会资源的重组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迁，职业高流动就是这种变化之一。中国员工流动一般都是从中小企业流向大型企业，从国内企业流向外国企业，员工流失最为严重的当属中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引进人才难，留住人才难，用好人才更难。频繁的单向的员工流动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成本损失。引起民营企业员工流失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是笔者研究的主要问题。笔者试图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以温州中小民营企业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中小民营企业员工离职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中小民营企业员工离职率高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研究模型与理论假设

（一）模型简介

笔者根据以往理论研究，特别是Price-Mueller（2000）雇员流失模型，结合民营企业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其以个体变量、环境变量、结构变量为自变量，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为中介变量，离职倾向为因变量。具体模型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该模型包括三大类外生变量和三个内生变量。三个内生变量是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三大类外生变量指个体变量、环境变量和机构化变量。模型中的个体变量主要是指个人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龄、月薪、职位等。环境变量是指外部工作机会和寻找工作的难易程度。结构变量包括九个变量：晋升、培训、沟通、薪酬、分配公平性、工作自、单调性、工作压力、社会支持。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机构变量中的九个指标是影响民营企业员工流失的关键指标，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虽然环境变量和个体变量都对员工的流失意图有影响，但由于这些因素难以为组织所控制，所以在分析时只是将这些变量作为参考的指标考虑。

（二）研究变量的含义

这里仅对一些主要的指标加以详细解释。

1． 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通常是指某个人在组织内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对工作本身及其相关方面（包括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工作方式、工作压力、挑战性、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等等）有良性感受的心理状态。Hackman和Taylor在大量的工作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的“技能多样性、任务完整性、任务重要性、工作自主性和工作结果反馈”五个核心因素构成学说，上述五个因素还受到“工作人员的能力和技术、个人成长需要的强度和背景条件的满足”三项调节因素的影响，从而决定取得激励的效果。

2． 组织承诺。对于人力资源的研究者而言，组织承诺较工作满意度及其他工作行为变量更能成为离职倾向的预测指标，而且也可以作为组织效能的指标，更可有效预测员工的绩效。Porter、Steers、 Mowday＆Boulian(1974)认为组织承诺是指个人在某一组织认同和投入态度的相对强度，包括：（1）对组织目标信仰的接受强度；（2）为组织利益付出额外努力的意愿程度；（3）很希望保持组织成员资格倾向的程度。根据定义，Porter将组织承诺分为价值承诺、努力承诺和留职承诺。

3. 离职倾向。因变量离职倾向是反映员工离职行为的预测变量。它是指员工想离开本单位的程度，这里的离职指员工个人的自愿性离职，即员工主动提出要求中止与组织的雇佣行为。

（三）研究假设

研究模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各种结构化变量（即组织所能控制的相关因素）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离职倾向的关系；重点了解结构化变量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影响程度。结合现有研究的成果，本研究假设结构化变量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均有显著影响。个体变量和环境变量都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有显著影响。

三、样本企业简介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样本大部分来自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祥地――温州。“温州模式”是以民营经济占主导而闻名全国。本次调查大部分是通过温州当地人才交流大会现场对有经验员工发放调查问卷，被测试人员涉及各个年龄、工龄及各种性质的职位。他们所在的企业一般为中小型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的人数大致在300人以下，公司产值多为3 000万左右，76.2%的公司年龄都在14年以下。共发放问卷450份，收回390份，除去数据缺失的22份问卷，有效问卷为368份。调查企业员工中有民营企业员工265份问卷，剔除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员工103份问卷。

调查问卷的变量部分主要依据上述模型中影响企业员工流失的因素进行设计，并根据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对各个变量进行了精心设计。问卷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介绍，第二部分为企业制度，员工满意度，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调查。工作满意度部分参阅了国外最著名的明尼苏达大学心理系D.J.Weiss等人开发的明尼苏达满意问卷（MSQ），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 Scale）5点量表法。5点量表有5个备选答案1、2、3、4、5，分别代表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一般、不同意和很不同意,并依次记为1分、2分、3分、4分和5分。要求被试者根据实际情况对每个题项所陈述的情况作出判断，然后选择其中一个答案。为了提高调查的准确度，问卷采用了匿名的方式。有效问卷的数据被录入到计算机中，有个别变量存在的缺失的数据用相应变量的平均值来代替。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问卷题目设置对“社会支持”和“工作自”测度的是一个反向的态度,所以在相关分析和回归过程中把指标的数据进行了正向化处理。

四、调查结果分析

对回收的问卷数据采用SPSS13.0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因素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列联分析。

（一）因素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使用的量表是建立在小样本预试量表的基础上，对量表的部分题项和结构作了修改，因此顺利通过了效度和信度检验。从因素分析结果来看，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较大，一般都在0.70以上，可靠性较高，载荷系数没有低于0.50的，说明题项的有效性好。因素分析的结果说明，量表满足基本的心理测试量学指标，测试题项从内容上能够反映出所构想的变量内涵。

（二）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指两类现象在发展变化的方向与大小方面存在一定的关系，反映了变化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为了探讨影响员工流失的各因素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及离职倾向的关系，我们对各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结构变量中分配公平性、工作自、社会支持、工作压力、工作单调性、外部工作机会都和因变量离职倾向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晋升和离职倾向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与员工离职倾向显著相关的几个变量如表2所示，通过两两相关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工作满意度和培训、沟通、晋升、薪酬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离职倾向与工作压力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而工作满意度与分配的公平性、工作自、工作单调性、外部工作压力和社会支持的相关性不是很明显。

由表4可知，组织承诺与沟通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与工作压力和外部工作机会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与其他变量如培训、薪酬、晋升相关性不明显。

表5说明了在离职倾向和组织满意度两个因素对离职倾向的影响中，工作满意度最为显著，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三）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可以说明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关系的紧密程度与方向，回归分析则可进一步指明关系的方向，可以说明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部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离职倾向作为因变量，将工作自、单调性、社会支持、晋升、工作压力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对其因果关系进行验证。

a 预测变量：工作自。

b 预测变量：工作自，单调性。

c 预测变量：工作自，单调性，社会支持。

d 预测变量：工作自，单调性，社会支持, 晋升。

e 预测变量：工作自，单调性，社会支持， 晋升，工作压力。

表6显示员工流失模型的总体参数效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五个对离职倾向有显著影响的因素都进入了回归方程。这说明工作自、工作单调性、社会支持、晋升、工作压力对员工离职倾向是所有变量中影响最大的，而且其影响程度是按照工作自、工作单调性、社会支持、晋升、工作压力的次序排列的。回归方程的确定系数R接近于1，说明不存在着多重共线性，DW的值接近2，说明存在着序列相关，故以上回归方程可信。

从表7中我们可以得到回归方程的系数，并把回归方程描述如下：

离职倾向＝0.229×工作自＋0.189×工作单调性＋0.162×社会支持－0.176×晋升＋0.131×工作压力＋1.126

（四）列联分析

本部分探讨民营企业员工不同的个人特征对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的影响。通过对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工龄、教育程度、月薪及工作性质七个因素的交叉分析表明，其中教育程度和职位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有显著的影响。教育程度对组织承诺有显著性影响（sig.

五、结论

影响中小民营企业离职因素中虽然有环境、个体和组织三大方面，但相对而言，组织因素即结构变量对员工离职行为的解释程度更大些。在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到工作自、工作单调性、社会支持、晋升及工作压力都对离职倾向有显著的影响。工作满意度相对于组织倾向对员工离职倾向影响更显著。环境变量中的外部工作机会也对离职倾向影响显著。个体变量对员工离职影响除了教育程度和工作性质外都不是很明显。因此，影响中小民营企业员工离职的主要因素是工作自、工作单调性、社会支持、晋升、工作压力等与工作内容相关的因素。

［参考文献］

［1］Price，J.L. The Study of Turnover [M].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

［2］陈宝杰.民营企业员工流失意图影响因素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管理科学版），2004，（9）.

［3］谢晋宇.雇员流动管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4］姜秀丽，石岩.员工流动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5］姚裕群.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社会调查方法 课程建设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是教育部在 1998 年为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而设立的专业。专业的定位是立足农村，面向农业产业，解决“三农”问题，其培养目标一般被认为是“面向农业科技推广、面向农村企业经管、面向农村社会管理、面向区域协调发展”的专业教育方向；“培养具备农业和农村区域发展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农业推广管理部门、农业企业、事业单位、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从事推广与发展、经营与管理、教学与科研、规划与设计、决策计划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的定位和培养目标要求学生了解农村和农民，这就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社会调查能力。浙江省的丽水学院自2009年在商学院设置农村区域发展的本科专业。目前它是浙江省的重点学科。从2010年开始，丽水学院的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在四年级秋季学期开设了《社会调查与文献检索》课程。笔者长期担任课程的主讲教师，以下仅依据近几年的教学经验，就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建设和实践能力培养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开设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必要性

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是管理学门类的学科。该专业旨在培养涉“农”有关的技术、经营、战略三结合的综合性人才。该专业的教育方向以及专业课程所具有的方法、技能及应用型的性质，决定了该专业的学生教育培养必须突出实践教学环节，系统地、有计划地实践教学内容付诸实施。实践性是专业的培养方向和专业建设的根本内在要求。近年来，对于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学校都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教学和实践活动。滕明兰探讨了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效果评价，提出实践教学体系框架包括基础认识性实践、综合应用性实践以及研究创新性实践3个模块，其中，基础认识性实习主要包括认知实习（农村体验）、初步社会调查等。综合应用性实践主要包括专业调查、专业实践实训课程、专业综合实验、课程设计（论文）、市场调查和社会服务等。研究创新性实践主要包括科研训练、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研究设计性实验等。三个模块中，第一和第二个模块都提到了社会调查，可见社会调查能力是居于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核心环节之一。

社会调查能力的培养居于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中心环节之一。段华平和卞新民在谈到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学生社会调查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时谈到四方面，一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三是提高学生的团体意识和合作能力；四是实现了教学互动、教学相长的目的。除以上认识外，笔者认为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所具有的应用性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在实践能力培养中，社会调查能力的培养居于核心环节之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定位是立足农村，面向农民，针对农业产业，解决“三农”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首先要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谈研究。要科学了解与认识“三农”问题，就迫切需要下基层调研，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要讲求科学性，社会调查研究本身涵括了方法论和具体的调查技术。社会调查能力的培养是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一环。社会调查能力的培养是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学生必备的能力之一。

开展社会调查要讲求方法。社会调查方法一般是围绕社会研究的原理、逻辑、策略和科学程序。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是社会学、人类学的专业核心课，一般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研究方法及技术三个层次，主要详细阐述社会调查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解释与评估的各种方法、技术及其应用。

二、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教学模式

在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开设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有其特殊性。首先，学生没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背景，所以在课程教学内容安排上，要适当补充社科研究方法论的内容。要讲清楚如何开展研究工作，更要讲清楚为什么这样做事；要讲清楚如何具体开展调查，更要讲清楚为什么这样做，背后的逻辑和道理是什么。二是因为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主要开展的是农村调查，所以在课程内容设计上要侧重于开展农村调查会使用的调查方法和技术，以及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三是教学要注重实践性，实践性教学要贯彻始终，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基于以上认识，浙江丽水学院2010年在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开设社会调查方法时，就进行了充分的设计。首先，课程将社会调查方法的教学与毕业论文写作辅导有机的结合，将毕业论文写作的文献查找和文献综述写作，以及社会调查方法串联起来进行教学。由此，课程名称也就命名为《社会调查方法与文献检索》。其次，课程没有指定的课本，只有推荐的参考书目。目前市面上出版的有关社会调查方法的课本主要供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学生进行教学使用的，一般理论性太强，要求的课堂教学的学时也太多，对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教学不实用。无疑，无课本授课，也给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教学内容要相对简单和明确，对多媒体教学以及PPT制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教师讲课更要能吸引学生。再次，为突出实践性教学，有效串联教学内容的各环节，通过一学期的课堂教学和实践，带领和指导学生完成一个小型社会调查“丽水市莲都区流动人口的调查”以及后续的调查报告。这其中的具体教学环节包括围绕着“流动人口”研究展开文献检索和文献综述写作、对丽水市莲都区的流动人口就某一主题，通过发放问卷、访谈等方式进行调查，并最终完成调查报告。

（一）教学内容与进度安排

课程设计共分为启、承、转、合四个模块。一般来讲，按一周两节课，一学期16周来进行课程内容的设计。具体如下：

（1）启：选题与文献综述写作

1、如何选题

2、文献检索

3、文献综述写法（布置作业）

4、小结（讲评文献综述的作业）

本模块主要是帮助和指导学生进行文献检索和文献综述写作。其中，文献检索的课堂教学是既包括关于信息文献的基本知识的介绍，也包括查找相关文献的实践操作的学习；既包括图书馆的馆藏图书的查找和借阅，也包括中国知网、读秀等网络工具的使用，最终的目的是要增强学生的信息检索的能力，提升信息意识，培养信息道德。在文献检索基础上，再谈文献综述写作。教学方法主要是通过案例教学的模式，通过硕博论文以及综述类论文的范例，指导和帮助学生展开文献综述的写作。文献综述的作业要求是以流动人口对研究对象，自选某一主题进行研究，并就此进行文献综述的写作。其中文献综述的内容包括流动人口等关键概念的界定、基本理论和他人相关研究综述。最后要求至少有5个注释和5个参考书目。

（2）承：社会研究的方法论

5、科学研究方法论

6、社会研究的逻辑

7、测量与概念的操作化

8、小结

本模块侧重于理论教学，其中也涵括案例的分析，希望借此能将理论讲得更清楚、明白。社科研究方法论和进行科学研究的逻辑是社会调查具体技术的基础。本模块授课的难点在于教学内容相对抽象和枯燥，此部分把握教学的难易程度，以及充分利用案例进行教学成为教学工作的重点。

（3）转：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

9、问卷设计的方法

10、问卷调查的实践（布置问卷设计的作业）

11、访谈（布置访谈的作业）

12、观察

13、小结：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讲评问卷设计和访谈的作业）

本模块的重点教学内容是社会调查的具体技术和方法，其中包括问卷设计和问卷调查、访谈和观察等内容，最后通过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的比较，反思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的优劣以及适用性。本部分教学的难点是如何有效贯彻实践性教学，如何将调查方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技巧有效传授，如何让学生有兴趣真正参与到教学过程的各环节，愿意认真完成作业。当然，本部分的作业量也较大。作业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问卷设计和问卷调查。其中问卷设计要求问卷有封面信和指导语，以及9个封闭式问题和1个开放式问题。问卷设计完成后，要求使用自己设计的问题开展问卷调查，填写至少5份问卷。第二项是就研究的主题进行一次访谈，作业要求提交访谈提纲和访谈记录，其中，访谈提纲要求10个问题，访谈记录要求500字。

（4）合：调查报告与论文写作

14、调查报告写作

15、论文写作指导

16、总结（讲评调查报告的作业）

本模块是总结前面的内容，帮助和指导学生进行调查报告的写作。在此基础上，就论文写作的规范和格式要求进行必要的讲解，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辅导。最后提交的调查报告要求包括总结前面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内容，得出一些基本结论。

（二）考核与成绩评定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13篇

商贸 流通业 发展

为市商贸流通业发展提供重要的依据。下面就这次调研活动，笔者谈三点：一、开展商贸流通业调研

这次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商贸流通业调研活动，一方面是要通过调研摸清企业和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针对性地予以解决，在商务系统把“三问三解”活动落到实处；另一方面是要切实摸清全市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研究制定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思路和具体举措，使之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我市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意见。局相关业务处室和商务主管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切实认清发展商贸流通业的重要意义。

一是要认识发展商贸流通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商贸流通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杠杆，它连接着生产与市场两端，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级、促进消费增长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不仅可以促进生产产能快速有效地转化，有利扩大内需和提升最终消费率，还能有效增强我市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二是要认识发展商贸流通业是我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迫切要求。市党代会提出要把本市建设成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市。建设与国际化程度相配套的商业设施、商品和服务，而商贸流通业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窗口。目前，我们的市场体系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高端商场和商品还要进一步增加，服务水平和市场秩序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必须要围绕打造中西部商贸服务中心这个目标，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进一步提升我市商贸流通业发展的能级和水平。

三是要认识发展商贸流通业是我市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调整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保证我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任务。商贸流通业在提高经济运行的速度、效益和质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商贸流通业为主的服务业有利于促进我市经济结构由生产促进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

四是要认识发展商贸流通业是进一步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建设必须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如何让农民进一步增收，让农民共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成果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加快发展商贸流通业，可以进一步健全农产品的流通市场体系，解决农产品“卖难”的问题，让农民真正的富起来；另一方面，加快发展农村商贸服务业有利于破除当前在城乡之间特别是城乡社区之间在商业及服务业上的二元结构，让农民同样享受良好的商业服务和便利的社区服务，享受安全的消费环境。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将召开全国流通工作会议，研究出台加快流通领域改革发展的新意见新政策。全市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一定要结合这次调研活动，切实摸清本区域商贸流通发展底数，超前谋划，研究制定具体的发展规划和贯彻落实举措，为加快商贸流通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力争实现全市商务工作新突破。

二、扎实做好各项调研工作

这次商贸流通业调研活动可以说是近年来全市商务系统规模最大的一次调研活动，局相关业务处室和各区县商务部门在调研时，要结合实际，把握好调研重点。

1.突出商品流通市场建设调研

商品流通市场建设涵盖面较大。调研中，要突出“农产品市场”、“工业品市场”、“零售业市场”、“商贸服务业市场”等重点内容进行调研。其中，“农产品市场”重点摸清全市农产品市场的数量、规模、主要经营范围及辐射区域等问题，从解决居民买难、农民卖难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的办法；商贸服务业市场重点摸清全市餐饮业、老字号企业和商贸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具体的指导意见和扶持办法；工业品市场和零售业市场，重点是通过调研，对全市大型商场、超市的数量、分布状况、销售额，以及服装、金银珠宝、汽车等销售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2.突出内贸重点工程建设情况调研

内贸重点工程包括“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镇超工程”、“农产品流通网络”以及“农超对接”、“社区双进工程”、“放心早餐工程”、“家政服务体系建设”、“放心肉体系建设”等内容。这些重点工程都与民生联系紧密。调研中，要深入社区和农村，切实摸清群众对工程实施的看法和意见，找准存在问题，为下一步更好地推进这些重点工程，服务民生提供重要依据。

3.突出商贸流通业行业管理调研

调研中，要重点做好流通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的调研，特别是要虚心听取企业和相关部门的意见，进一步

完善规划。同时，对市场运行监测、整顿规范市场秩序以及电子商务发展等方面也要做好详细的调研。

三、确保调研活动取得实效

这次调研活动范围广、时间紧、任务重。各区县商务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集中时间，确保调研活动取得实效。

1.加强领导，细化安排

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要成立各自领导机构，加强配合，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分工，主动当地企业搞好协调对接，确保各项调研任务落到实处。同时，要结合实际，深入总结分析本地区商贸流通业的成绩经验和矛盾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和思路对策，认真完成基础数据统计调查等重点调研任务。

2.深入基层，务求实效

要切实把这次调研活动与开展“三问三解活动”结合起来。各调研组要真正深入下去，进基层、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采取面对面座谈的方式，深入了解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各类专业批发市场的发展建设情况，认真听取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商贸流通协会的分析汇报，了解社区群众、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和消费需求，结合发放问卷调查，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真正把我市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现状摸清、摸准、摸实。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流动人口 移民融入 安全感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新移民融入城市的过程，城市中移民的融入程度越高，城市化进程也越顺利，相关的城市化问题也越少。

本文以深圳市的本地社区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两大群体为例，探讨移民融入程度与各群体的安全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作者假设认为，本地社区居民的群体安全感和外来流动人口的群体安全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其中群体距离发挥了很大作用，具体是通过一种“社会排斥机制”起作用的。本地居民对于外来群体的排斥导致了外来群体安全感的下降，从而产生了更多的越轨行为，这样又加强了本地居民的不安全感，从而导致更大的排斥。

本文创新性的以关系的视角来研究探讨群体安全感的获得，并结合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的城市化进程，将群体安全感与城市中移民地融入程度联系起来，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尝试性的为城市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同时，文章也可以为深圳市以及其他城市创建移民友好城市的政策制定，为深圳市治安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为移民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有序进行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二、研究设计及说明

本文以深圳市的本地社区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两大群体为例，探讨移民融入程度与各群体的安全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为了验证作者的假设。我们在深圳市选取了A、B两个社区进行比较研究。首先通过分群体的小范围的抽样获得样本，用问卷对其进行群体距离和主观安全感的测量。再通过访谈获得更深入的资料，最后结合公安部门和当地社区提供的一些治安方面的资料完成资料的搜集准备活动。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整理，形成初步结论并提出一些初步的政策性建议。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了两个较有差异性的社区。第一个是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平山村社区，属于城乡结合地区，当地的流动人口多是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社区也基本上是流动人口居多。第二个是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明月社区。位于市区的较中心位置， 当地的流动人口很大一部分是专业人员等高文化程度的人员。

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在两个社区采取偶遇抽样，总计发放问卷100份，每个社区50份，其中25份为本地居民，25份为流动人口。收回问卷100份，其中有效问卷98份。为了保证问卷填答质量，问卷采用访员填答的形式，由访员询问被调查者相关问题，依据被调查者的回答由访员填答问卷。

三、样本描述

在被调查的居民中，有45名为本地居民，43名为流动人口。在被调查的本地居民中，52.2%为男性，47.8%为女性，平均年龄为30岁；而在被调查的流动人口中，53.5%是男性，46.6%是女性，平均年龄为29.5岁。二者性别结构和平均年龄相似。

被调查的流动人口主要是来自明月社区（21名）和平山村社区（22名）。88.4%的流动人口来自外省，只有11.6%的来自本省。他们大部分人未婚，在总人数中占51.2%，而已婚的只占46.5%。经调查，80%已婚流动人口中的配偶也在深圳务工。在另一项问题中显示，与家人一起来深圳务工的人数为58.1%，个人来的则为41.9%。从这里可以看出，未婚者主要独自来深圳打工，只有少部分和家人一块过来。而已婚者多是携带家眷来深圳务工。他们来深圳后居住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与别人一起租房子（39.5%）、住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30.2%）、自主或住亲戚家（30.2%）

当问及家庭在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出来的打工的原因时，调查显示，62.8%的流动人口的家庭经济情况在当地占中等，而27.9%在当地占中等以下，只有9.3%占中等以上。23.3%的流动人口出于单纯的经济原因来深圳打工，而出于其他原因的占20.9%，为了学习一技之长的占16.3%，随大流的占16.3%。在这些流动人口中，以前有打工经历的占60.5%，拥有一定技能的占55.8%。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来深圳打工的流动人口多处于经济原因，希望来深圳打工能改变其家庭境况。他们通常拥有丰富的打工经历并拥有一技之长。

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本地居民没有太大距离，但收入却有明显差异。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主要为高中（46.5%），初中文化程度的为25.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为20.9%小学文化程度7%，高中文化程度的，没有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而本地居民的教育程度也没有太大差距：45.7%的居民的教育程度在高中，32.6%的居民的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15.2%的居民的教育程度在初中，4.3%的居民的教育程度在小学。可见虽然本地居民的教育程度会比流动人口高一些，但是没有太大的差距。

流动人口的月收入主要为1500―2500元，占总人数的34.9%，其次为800-1500元，占总人数的37.2%，2500―3500的则占14%，800元以下和3500以上的都占7%。而本地居民的月收入主要在1500―2500元之间和3500元以上，都占总人数的28.3%，其次是800―1500元之间占总人数的26.1%，而收入在1500―2500元之间的仅占8.7%，而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则占6.5%。

流动人口的月花费主要为1000―2000元，占总人数的44.2%，其次是500-1000元，占总人数的41.9% ，500元以下的为11.6%，2000元以上的为2.3%。这些花费主要用于交房租和休闲娱乐，都占总花费的25.6%，其次是购买衣服，占总人数的23.3%，而吃饭的花费则占14.0%。流动人口的休闲娱乐项目主要是看电视，听收音机（41.9%），其次是逛街（23.3%）和聊天（16.3%），很少人上歌厅舞厅，主要原因在于价位太高（67.4%）。他们中会说广东话的只有30.2%，但是，大家的学习热情都不是很高，30.2%的人愿意学广东话，34.9%的人却不愿意。53.5%的人采取相关措施提高自己文化水平和能力，而44.2%却没有。

四、调查结果分析

（一） 融合性分析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查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度。首先在较为可见的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包括三个因素，分别是收入、居住方式和教育状况。

从收入来看，流动人口的月收入主要为1500―2500元，占总人数的34.9%，其次为800―1500元，占总人数的37.2%，2500―3500的则占14%，800元以下和3500以上的都占7%。

而本地居民的月收入主要在1500―2500元之间和3500元以上，都占总人数的28.3%，其次是800―1500元之间占总人数的26.1%，而收入在2500―3500元之间的仅占8.7%，而收入在800元以下则占6.5%。

从居住方式来看，流动人口来深圳后居住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与别人一起租房子的39.5%；住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的30.2%；自主或住亲戚家的30.2%。他们拥有自己住房的比例较小，居住条件同本地居民相比差距较大。在居住的空间上就限制了流动人口同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本地居民没有太大距离，但收入却有明显差异。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主要为高中（46.5%），初中文化程度的为25.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为20.9%，小学文化程度的7%，没有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

本地居民的教育程度与流动人口没有太大差距，情况是：大专及以上32.6%，高中45.7%，初中15.2%，小学4.3%。可见虽然本地居民的教育程度会比流动人口高一些，但是没有太大的差距。

其次是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情况，可以发现流动人口表现出了高度的内聚性，交往片面，局限于同质群体。

流动人口在城市的交往圈子非常狭窄。往往局限于基于地缘与业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小群体里，或者称之为流动人口的内群体。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往往局限于雇佣关系，缺乏更加深入的互动。在问到“遇到困难找谁帮忙”、“经济拮据找谁借钱”、“最亲密的人是谁”时，近四成的人都将“亲戚”作为首选。

此外，当被问到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最根本差异时：32.6%表示在于“生活差异”，26.1%表示在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13%表示在于“社会地位”，8.7%认为有其他差异，4.3%表示在于“职业”和“收入”，只有2.2%表示在于“教育程度”。而流动人口认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最根本差异在于：社会地位32.6%，收入62.8%，价值观和思维方式30.2%，生活习惯32.6%，教育4.6%。

由此可以看出，本地居民基本上认为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差异是生活和精神上的，很难由后天调整的，生活差异和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是较为根深蒂固的。而流动人口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本地人口存在分歧，他们认为主要是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更偏重于物质方面，可以轻易改变的差异，虽然他们不否认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地人思想深处有很强烈的我群意识，对流动人口有较强的排斥感。

由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本地居民在交往和对流动人口作邻居的接纳程度上较高，但是流动人口却感受到了比实际情况更高的被排斥感，自身也倾向于少同本地居民交往。在“对外来人口是造成城市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一说法的判断上，本地居民同外来人口之间有较大差异。多数本地居民认同这一说法，而流动人口并不认同。由上述我们可得出：本地居民在行为上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倾向，但是在思想上对流动人口有排斥心理，这也使流动人口感受到了较高的被排斥感。

为了考察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度，笔者考虑从反面着手，即通过测量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进行双向度的测量与比较考察流动人口融入本地居民群体生活的意愿。而对社会距离的测量则采用修正后的鲍嘎德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见表2、3。

（二）安全感分析

首先我们在理论思考和编制问卷时，借鉴了以前研究对于社会安全感的分解和指标的建构。我们采用了下表所示的安全感测量分析结构。如表4。

表中“个人生活状况的评价”主要指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水平的认知和评估，它对个人总体的安全感影响较大，包含的内容也较丰富，包括“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评价”、“对个人生活的评价和预期”、“对家庭收入状况的评价及预期”以及“对自己社会地位的定位”四方面。

表中“个人风险的认知和评估”指个人对自己遭遇风险的可能性、应对能力的高低的认识，它包括两个三级指标，即“对保险的认同程度”和“对突发风险的担忧”。这里的保险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一般来说，对保险认同程度较高、对突发风险认识较充分的人心理更为稳定成熟，安全感水平也更高。

表中“社会交往的个人取向”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陌生人交往的意愿、信任度与行为取向，包括“对陌生人的信任”和“助人意愿”两个三级指标。人们在陌生情境中的心态和应对措施同样能反映出他们安全感水平的高低。

表中“社会治安状况的感受”指个人对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和心理感受，包含“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总体认识”、“公共场所的行为选择”和“夜间行走的限度”三方面。其中“公共场所的行为选择”指个人在公共场所中是否会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财物，防止被盗；“夜间行走的限度”指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敢于选择外出行走的可能性。显然，对社会治安持乐观评价的人社会安全感较之于其他群体更高。

表中“宏观社会形势的评价”指个人对社会现实和前景的评价及预期，包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对社会秩序的预测”两个三级指标。对政府工作满意度高、对社会秩序持乐观判断的人群，心态比较积极健康，其社会安全感也相应较高。

首先来看，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对社会治安的总体认识和对治安问题的归因。流动人口对治安状况的评价较本地居民的评价低，其个人安全感也较本地居民的低。工作的稳定性和经济安全对流动人口的安全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有超过半数的流动人口有过遭到侵害的经历，而本地居民只有23.9%的人报告有这种经历。

被调查的流动人口中有4.7%认为治安状况很好，25.6%认为较好，37.2%认为一般，20.9%认为不太好，11.6%认为很差。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对深圳治安状况的整体评价并不是很好，我们调查的都是关内进行，关外的情况应该更差。对本地居民来说37%认为“一般”，23.9%认为“不太好”，21.7%认为“较好”，4.3%认为“很好”和“很差”。

那么在被问到“影响治安状况的原因”时，被调查者中有16.3%的人认为是贫富悬殊，2.3%认为是下岗人员太多，53.5%认为是外来流动人口太多，2.3%认为是人们没什么安全防范意识，20.9% 认为是执法机关打击不力，4.7%认为是其他。外来人口过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原因。对于本地人来说“是否认为治安不好是因为外来人口？”45.7%认为“是”，32.6%认为“不是”。

涉及个人安全感的问题时，被调查者中有18.6%认为安全，39.5%认为较安全，16.3%认为说不清，同样有16.3%认为不太安全，9.3%认为很不安全。与大家对治安状况的感觉有所不同，更多的人觉得有安全感。对本地居民来说，37%表示“说不清”。26.1%表示“较安全”。15.2%表示“不太安全”。10.9%表示“安全”。4.3%表示“不安全”。综合来看：有25.6%的流动人口认为不安全或不太安全，而本地的只有19.5%。

另外，从工作，保险，健康，经济状况上看，本地居民在这些方面的社会安全感较流动人口具有较大的优势。

先看工作：被调查人中，流动人口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而本地居民每四个人中才有一个没有工作。在工作性质上，流动人口大多从事第二产业，服务业等蓝领工作，本地人口多是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等白领阶层，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老板”。

其次是工作状况，被调查的流动人口中有67.4%的在职 16.3%失业或下岗 7.0%退休，2.3%是学生，7.0%则是其他。而在被调查的本地居民中，在职的比例达到77.7%，比流动人口高出10个百分点。

再来看工作性质，也就是职业。被调查的流动人口中有16.3%是产业工人，30.2%是商业服务工人，20.9%是专业人员，18.6%是管理人员，4.7%是私营个体业主，9.3%则是属于其他。而在本地居民在职者中30.4%的属于管理人员，25.2%的选择专业人员，14.3%的选择私营个体业主。本地居民大多拥有较高级的职业，大多是白领阶层，而流动人口中还有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蓝领职业。

再看经济状况：流动人口对收入的满意程度与本地居民相比很低，收入的稳定性也低于本地居民。在对收入的使用上，由于流动人口对未来的预期更悲观，所以他们倾向于保守的储蓄方式，而本地人口对未来有较好的预期，也更喜欢把收入拿来投资。

对目前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满意：流动人口中有7.0%表示很满意，20.9%表示比较满意，39.5%表示一般，23.3%的表示不太满意，9.3%表示很不满意。而在本地居民中39.1%的居民选择了“一般”，30.4%的居民选择了“比较满意”，13%的居民选择了“不太满意”。10.9%的居民选择了“很满意”，4.3%的居民选择了“很不满意”。

家庭目前经济收入是否稳定：流动人口中有4.7%的表示很稳定，46.5%的表示比较稳定，14.0的表示说不清，16.3%的表示不太稳定，18.6%表示很不稳定。而在本地居民中56.5%的居民选择了“比较稳定”，17.4%的居民选择了“说不清”，13%的居民选择了“很稳定”，8.7%的居民选择了“不太稳定”，2.2%的居民选择了“很不稳定”。

未来十年的收入水平：流动人口被调查者中有60.5%的认为好于现在，9.3%认为和现在相似，2.3%认为差与现在，27.9%认为说不清。本地居民60.9%的选择好于现在，19.6% 的选择说不清，15.2%的选择和现在相似。

五.结论

实际上我们发现，流动人口的安全感与本地居民相比更低，他们的安全更没有保障，比如在工作稳定性，保险这些直接影响安全感的项目上本地居民比流动人口占有很大的优势。对未来的和社会宏观形势的看法上，流动人口也更为悲观。我们发现融入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其安全感也更低。较低的安全感是由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较低融入程度造成的，而较低的安全感也会导致流动人口倾向于内聚式的交往，与本地居民的交流与融合越来越少。从正常渠道获取资源的能力进一步下降，甚至会导致一些流动人口出现一些越轨行为，从而导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社会距离不仅没有缩小，甚至还有逐步拉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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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汉生.社会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03.

社会调研的流程范文第15篇

关键词：CDIO；物流工程；能力等级；ANOVA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students cultivation objectives of logistics specialty， refine the ability training outline， and provid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ty and curriculum system， this paper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students' ability level of logistics engineering specialty based on the CDIO outline. The scores of students' ability from the enterprises， teachers， alumni and student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survey. The ANOVA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factors on the ability score， and finally the ability grade was give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ents' ability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logistics related specialties.

Key words： CDIO； logistics engineering； ability level； ANOVA

0 引 言

物流行I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人才需求空间，同时对高校物流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培养出适应于社会、行业、企业等不同层次的物流人才，是众多高校、尤其是应用型高校要考虑的首要问题。高校在专业的设置过程中，首先要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及定位，同时突出本校的专业特色[1]。在专业建设过程中，重点是要制定出与培养目标相对应的具体人才培养能力大纲，使其能够指导教学内容设置和教学过程的展开。

针对工程教育问题，MIT提出了“构思―设计―实现―运行”（CDIO）工程教育模式[2-3]。该模式主要包括三个核心文件：一个愿景、一个大纲和十二条标准。十二条标准是人才培养过程质量保障体系的关键环节。其中第二条标准是能力大纲的构建，该标准对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样，对于物流工程专业而言，学生能力的培养是进行后续课程设置与建设的基础，也是培养目标的细化。

CDIO工程教育模式为能力大纲的构建提供了模板与标准，虽然我国多所高校也逐步开展了基于CDIO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专业与课程建设[4-5]，但鲜见物流专业学生的能力调研报告与能力大纲。

本文基于CDIO大纲模板设计调查问卷，针对物流专业教师、企业人士、年轻校友与北京联合大学物流工程专业在校生展开能力调研与分析，旨在为北京联合大学进一步明确物流人才培养目标、细化能力大纲，为物流工程的专业建设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问卷设计

根据CDIO大纲所确定的工程师第二层面能力与第三层面能力，设计调查问卷。其中第二层面能力调查采用评分方式，主要包括：工程推理和问题解决、实验与知识发现、系统思维、个人技能与态度、职业的技能与态度、团队协作、沟通、用外语进行沟通、外部与社会环境、企业与商业环境、构思、设计、实施和运作能力。并采用基于实践的五级能力标准来评定一个工程毕业生需具备的能力水平，评定分值为1～5。其中第三层面能力评分可从第二层级得到，即从第二层级中选择1～2项被调查对象认为最重要的能力。本文主要根据第二层面调查结果进行定量分析，旨在确定调查对象是否对工程毕业生应具备的能力等级具有一致意见。

1.2 调研对象

能力大纲要能反映社会与企业的需求，同时要包含相关教育人员的观点，因此本次调查对象包括物流专业相关的企业人员、专业教师、毕业校友和在校生。其中在校生选择大四学生，主要考虑到大四学生的大学教育经历丰富，更能明白自身需求。本次调研共计收到有效问卷103份，其中涉及15名物流企业人士、13名来自不同高校的物流专业教师、33名北京联合大学物流工程专业毕业年轻校友、42名北京联合大学物流工程专业大四学生。

1.3 问卷分析

本文采用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对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处理。通过对CDIO大纲中第二层面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不同职业背景人员对学生14项能力打分的均值与标准差。同时本文采用ANOVA[6]分析来检验不同职业背景人员对学生能力评价是否具有一致性；对不同相关群体平均值进行比较，得出不同相关群体达成共识的程度。

进行职业背景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自变量为职业背景，因素水平k=4，分别为检验因素k个水平的均值是否相等，提出如下假设：

计算平均组间离差平方和MSA与组内离差平方和MSE，n为样本容量，得到F统计量进行检验：

给定显著水平α=0.05，检验职业背景对CDIO大纲中各能力等级的评分是否有显著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期望能力等级

基于CDIO大纲的物流工程专业学生能力期望等级如图1所示，其中星号表示在这一条目上调查组之间产生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差异。

对于“实验与知识能力”，四方给出的分值出现了显著差异。其中企业人员给出了较低分值，这可能是因为物流企业更注重实操，对实验与知识发现能力没有更高的期望值，而学校教师、学生以及年轻校友在实践环节上更多的是接触实践，因此对实验与知识发现给出了较高的分值。

对于“外部与社会环境”，教师与企业分值一致，而学生与年轻校友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教师和企业人员认为学校是教学为主，外部与社会环境在工作之后自然会接触到，而学生和年轻校友认为在校生应该更多接触外部与社会环境。

此外在“设计”能力上，企业给出的分值低于其他三方，企业可能对于本科生在设计能力上并没有太高的期望值。

除上述3项能力之外，对于其余11项能力，四方调研对象给出的分值没有显著性差异，较为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各项能力评分取平均值是可取的。

2.2 能力等级高低确定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确定了学生在哪些方面需要较高或较低的能力等级，其结果如图2所示，数据上显示较高期望等级的条目用“H”标示，较低等级的条目用“L”标示。

上述分析结果为明确物流工程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能力及其等级提供了重要依据，是进行基于CDIO的物流工程理及其实践课程改革与建设的基础。

3 结 论

本文基于CDIO能力大纲，对北京联合大学物流工程专业学生的能力等进行调研与分析，采用ANOVA分析来检验不同职业背景人员对学生能力评价是否具有一致性，得出各职业人员对物流工程学生能力是否达成共识，并给出基于CDIO大纲的14项期望能力等级，为进一步明确物流人才培养目标、细化能力大纲，进而展开专业与课程体系建设奠定基础，并为其他高校物流相关专业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 查建中，徐文胜，顾学雍，等. 从能力大纲到集成化课程体系设计的CDIO模式――北京交通大学创新教育实验区系列报告之一[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2）：10-23.

[2] 顾佩华，陆小华. CDIO工作坊手册[S].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

[3] 顾佩华，陆小华，沈民奋. CDIO大纲与标准[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

[4] 刘联辉. 物流管理专业KAQ-CDIO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J]. 中国市场，2013（1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