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1篇

统一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加强城建档案管理工作的深远意义。

在解决征用土地、地界纠纷等方面的问题时，城建档案是重要的法律依据，可以为维护相关组织和公民合法权益提供重要凭证。因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研究和处理档案管理中的问题，达到对档案资源的有效管理，使城建档案管理工作满足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城建档案工作者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把依法开展档案管理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各职能部门也要共同参与，齐心协力，使城建档案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完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城建档案管理机制。

制度管理是最有效的管理，也是最高效的管理，日趋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城建档案工作正常运转的根本保证。要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建设工程档案备案制、专项验收以及竣工验收等制度，通过与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等形式，从制度上强化对工程档案的监管力度，保证档案的接收质量。同时，要建立健全文件材料积累、归档、整理以及档案收集、鉴定、保管、利用等相关制度，用制度规范档案管理工作，并且要建立健全城建档案执法机制，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确保各项制度能够落到实处，使档案管理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应用现代科技，提高城建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把城建档案工作作为信息产业来管理、开发和经营，走科技强档之路；要用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提高城建档案信息服务功能的实现水平，使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价值。要配备必要的档案管理现代化设备,实现档案储存缩微化、保护科学化、办公自动化。要采用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和手段保证已产生的需要长久保存归档的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要选择好适合于城建档案馆特色的管理软件,建立档案数据库系统。

提高服务水平，发挥城建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

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科学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建设系统的各项工作对城建档案的需求在内容上越来越广、要求上越来越高，为此城建档案部门要紧跟形势,加快档案开发利用工作向深层次服务转化，不断创新服务机制、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法、更新服务手段、提升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建设对档案利用的要求。要在主动服务、超前服务上下工夫,积极探索从档案收集保管型向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型转变的路子,广泛开展编研工作,使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施工以及城市建设管理、科学研究、修史编志、社会教育、国防建设和应对突发事件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还要加强与政府公共安全和应对突发事件机构的合作,做好重点工程档案的备份和安全保管工作,加强对重点工程档案信息的研究分析,为制定应急预案和抢救方案提供服务。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治黄理念的转变，治黄事业必须与时俱进、克服因循守旧的思想，强化创新意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强化对科技治黄信息工作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科技创新，改革传统的科技信息管理理念，探索一套切实可行的治黄科技信息管理模式。努力实现治黄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的转变。坚定不移地走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之路，真正实现“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的治河目标。

一、建设一批高素质的优秀科技治黄人才队伍

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科技。科技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队伍，当今世界正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谁拥有了优秀的人才，谁就能在这场不见硝烟的经济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科技与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地区间、行业间的竞争越来越呈现出科技竞争的特点。当然，黄河治理开发同样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实现在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不懈地坚持科学治水，通过治黄现代化实践力度的不断加大，通过加大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治黄科技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促进治黄科技进步与发展。使科技进步成为由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转变的发动机，为治黄事业和沿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因此，必须创新人才资源建设，培养造就一批综合素质强、知识结构合理的治黄科技信息人才队伍。一是完善继续教育机制。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加强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等相关知识以及外语水平的普及和提高。二是加大骨干人才的培养力度。抓住机遇，创造条件，使这些骨干能够尽可能多地掌握新知识、新技能。造就能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服务技术和方法，新型的、具有多元化知识体系的、外向型的、高素质的治黄科技信息人才，使整个治黄科技信息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更趋合理。三是制定合理的人才政策。通过激励机制，良好的待遇和环境，留住现有人才，吸引外流人才，鼓励科技信息人才为促进科技治黄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管理创新。

（一）进入21世纪，伴随着“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治黄新理念的确立，黄委党组相继实施了全河水量统一调度、调水调沙、小北干流放淤、标准化堤防建设、“三条黄河”建设等重大创新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不仅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了黄河，还为人民治理黄河事业创造和积累了新的经验。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水管体制改革后水管单位、养护企业、供水单位、其他企业并存格局的形成，新格局下的治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尽快认清改革形成的新格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体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治理开发的关键。新的管理体制就是要求各主体根据自身职能所在，明晰自身责任，搞好工作落实；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与管理创新促进治黄事业健康和谐发展。

（二）自主创新的根本在人才。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治黄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实现治黄现代化的战略举措，更加关爱、厚爱、偏爱科技工作者，支持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全力打造黄河科技创新人才高地，切实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三）实现“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终极目标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加强具有黄河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治黄科技事业和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努力缩短在治水方面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通过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实现黄河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科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依靠科技治黄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推进治黄现代化，实现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现代科技治黄事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激发广大治黄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潜能，强化科技创新意识，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动力，通过治黄现代化的实践，向着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三、完善科技推广体系 促进科技治黄技术的推广应用

黄河治理开发与治黄经济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实现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完善科技推广体系，坚持科技治河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促进科技治黄技术的推广应用，通过治黄现代化实践力度的不断加大，让科技进步成为由传统治黄向现代治黄转变的发动机，为治黄事业和沿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同时，努力在自身优势领域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创新，通过以自主创新为先导的产学研紧密结合和施工项目精细化管理，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以科学发展带动全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视科技在治黄工作中的开发和利用；强化“数字黄河”在治黄管理工作中的应用。采取积极有效的“调水调沙、截支强干，工程导流，疏浚破门”等综合措施，对黄河口进行了疏浚治理试验；积极推广引黄淤背加固堤防的新方法，成功实施了长距离输沙实验，实现了以河治河的突破性进展；工程建设中推广应用了垂直混凝土浇筑、垂直铺塑截渗和混凝土模袋沉排、核子密度仪检测等施工新技术，提高了治黄科技含量；计算机网络、大屏幕演示系统的建成，微波通信技术的普及，提高了办公效率，加快了汛情信息、数字化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技术资料的处理和传输，为各级领导全面了解汛情、果断准确决策提供了依据，把黄河防凌防汛真正带入了现代防汛的新时期。可以说，黄河岁岁安澜，治黄科技进步功不可没。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3篇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倡导创新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大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加快提升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样也面临着与信息技术的全面深度融合问题。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及方法论等理论研究已经卓有成效，而关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门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从技术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现象，明确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概念[1]并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体系，深入探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规律，科学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提升到技术层次，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含量，不仅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提供新视角，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开拓新领域，而且对于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次整合、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广义技术观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所谓技术，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运用的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知识技能等构成的综合体。技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它的本意就是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怎么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它的本质就是人有目的的活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表现及其拓展延伸。

 

(一)广义技术观念

 

国内外关于技术的定义繁多，大致可归为两类，即狭义技术观念和广义技术观念[2]。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把人视作技术系统的构成要素，把技术视为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或者说，这两种技术观念的重要分野在于是否承认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的存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王伯鲁教授认为“技术就是围绕着‘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的现实课题，人们后天不断创造和应用的各种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他从广义技术视角对马克思技术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度挖掘，认为马克思对技术的理解和论述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最接近于广义技术观念。技术思想是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他在探讨“人的本质”“生产力”“劳动”“分工”“工具”“机器”“交往”“竞争”“异化”等许多重要问题时也论及技术问题，有关技术思想散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诸多论著中。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根源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又源于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或社会组织体制下展开，因此，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础和灵魂，技术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技术活动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里程碑、人猿揖别的分水岭、人类生存的文化依据和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社会技术

 

马克思指出劳动或实践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著名论断，并把作为劳动工具和技能的技术视作劳动要素，将其归于劳动资料范畴。所谓劳动主要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生产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生活用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由于技术是人类劳动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如何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等都属于技术范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讲“技术创造了人”。技术使人成其为人，并使技术性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只有人类才有技术，技术与人类不可分割。人不仅是技术主体，而且是技术体系内的构成要素。正由于人类具有技术性这一本质属性，使得人类在所有领域展开的有目的性活动都会被打上技术的烙印、被赋予技术属性。人类在思维、自然与社会各个领域中展开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或行为方式都是技术，理论上可相应地区分为思维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在思维技术支持下、由各种自然技术有机整合而成的系统化、综合性的技术体系，其中，思维技术是人类认识与实践活动展开的智能平台，自然技术是建立在思维技术的基础之上、建构社会技术的基本构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根据广义技术观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在社会领域的一项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其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就是一项社会技术，可称其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中介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科学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主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的直接目的和基本任务是改造世界，主要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但是从根本目的和最终意义上，科学与技术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世界，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只要是科学的理论，最终都需要借助技术的手段才能使科学的功能得以彰显。随着现代信息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的步伐显著加快，技术与科学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不断深化，变得更加密不可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不可能直接发生相互作用，其间存在着一个桥梁，技术便是介于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时必然以技术为中介或桥梁;同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理论用于解决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也必然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为中介或桥梁。这就意味着，只要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理论且能够用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时，就应当承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

 

3.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技术

 

教育属于人类社会领域的实践活动，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就是教育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虽然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但由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教育作为中心任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是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育教学为主渠道，具有强烈的教育属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既然人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是教育技术，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教育实践，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也是一种教育技术，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当今现代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与教育技术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客观存在得以确证。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刻的技术特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基于思维技术和自然技术的一种社会技术体系，客观存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应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问题纳入其基本理论研究范围。所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指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运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最大化的理论与实践[5]。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本质上就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活动方式或行为方式，因此也可将其界定为“人类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运用的一切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和知识技能的综合体”。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的建构原则

 

模型(或模式)作为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化的简约形式[6]，是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过程、事物或概念的一种简明扼要的表达。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是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的建构和运行过程的一般表达形式，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教育过程等特点，由现代教育技术模型与之交叉融合演化而来。相对于其他学科教育而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必须明确领导决策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政治主导、实事求是、民主管理、全面发展等基本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面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已不再是价值中立的了，而是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这种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建构及实施都已不再单纯是一个专业性的系统设计过程，而且是一个以科学专业的系统设计为基础，具有鲜明政治性的领导决策过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决策首先是教育目标决策，并以目标为依据确定教育内容、策略、方法与方式等。

 

(二)必须体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要求

 

这种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空间场所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广泛存在于学校教育中，而且还超越学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这种多样性还体现在实施途径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通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个主渠道进行，而且还通过文化、传媒、管理、活动、人际交往等多种载体、多种途径实施综合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最大限度地超越不同类型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差异性，把焦点集中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同一性上，尽可能覆盖到各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三)必须顺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综合化趋势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在实践中不断交叉融合，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综合化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及其结构也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化，客观上也要求形成多维度、网络化、立体式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现党、政、工、团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促使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渠道形成合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必须体现综合教育理念、协同教育观及“大电教”思想，能够通过系统设计技术的科学运用、现代化教育媒体的优化组合，构建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及整体效能的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等发展需求。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及其基本性质

 

(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

 

遵循上述基本原则，笔者所构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

 

该模型表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具有层次性结构的体系。该体系由三大类别的基本技术构成：

 

1.系统设计与领导决策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学中的所谓“系统设计技术”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科学决策方法”基本相当，都是为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所进行的目标选择、工作计划和行为设计与抉择。系统设计技术承担着科学决策、制订技术方案等核心任务，它实质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要素和工作环节进行系统整合与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获得系统整体功能，形成整体效能与合力，因此它在构建技术体系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先导或灵魂作用。考虑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必须遵守政治主导原则等特殊要求，在系统设计技术之外，还必须加入领导决策技术。确定系统设计方案并履行领导决策程序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程序，它主要是对教育目标与内容是否正确，技术与方法步骤等是否恰当、高效、简便可行等内容进行审核评判，作出合理决策，发挥政治主导和把关作用。

 

2.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主要就是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教育数字资源组织与推送技术与管理规范体系，从而实现以下几大目标：(1)构建融合信息化和全球化特色的基于全媒体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的新体系，探索出一套面向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资源整合集成、共享应用、产权保护、质量评估、运营管理的模式方法，切实提高教育数字资源的组织效能、推送质量和应用水平;(2)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的协同创新，促进数字化环境下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改革与发展，创新优质教育数字资源产生、流动、共享的体制与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组织、推送和应用战略联盟，实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控;(3)建立起一整套与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应用体系，统筹利用各种内部和外部资源，构建人才培养的数字化立体型资源环境，促进资源的均衡与优化配置，切实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创新发展，对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核心问题是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型反思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如何在反思性教学中，合理配置各种信息技术环境与资源，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作用，支持和促进教师对教学的持续反思，进而使自身不断成长，是制约我们在实践中是否能够成功构建起一个面向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师专业发展之基本模式的重要瓶颈，也是让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中的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技术最终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实践中有所突破的关键。

 

3.管理和评价技术

 

在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管理技术的过程中，要在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引入扁平管理、项目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的管理规范，切实提高学习管理的效能和学生学习的绩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评价技术应不止于提供结果判定，而应能促使学生发生某种积极改变。因此要坚持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调节为目的，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监控为导向，以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测量与统计为手段。要突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以知识习得的结果作为评价的主要对象的做法，把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者对各种教育信息资源的利用情况、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能力以及学习者相互之间的交互程度等都纳入其中。

 

与现代教育技术一般模型相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中融入了三个环节：一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主导原则，融入了“领导决策”环节。对于德育教师、学生辅导员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经过系统设计所提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及其负责人应当予以审核把关，履行领导决策程序，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政治方向、教育目标的正确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原则性与适当性。二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性，增加了“载体选择”环节。该模型借鉴并拓展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载体”概念及载体应用研究成果，可以客观反映和妥善解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的多样性问题，为建构与各种载体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提供技术路径。三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任职条件的特殊要求，增加了“人员配置与培训”环节。

 

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系统设计技术和领导决策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技术;教育媒体技术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施过程中的核心技术。管理技术、评价技术涉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每个环节，贯穿技术活动的全过程，发挥着信息反馈和系统调控功能，而人员配置与培训技术则具有关键作用。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基本性质与运用要领

 

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技术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科学与技术之间出现互相促进、相互转化、不断融合的趋势，科学日益成为技术的先导，技术日益表现为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应用，两者愈来愈密不可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为依据，在学习科学破解人类学习奥秘，尤其是态度、情感、价值观学习的奥秘基础之上，借鉴系统科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科学理论与方法，通过系统化设计与开发而建立起来的科学型的现代技术，而不是经验型的传统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总体上属于科学型的现代技术，其中蕴含着科学的力量和智慧的能量。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观点，要保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真理性与方法的正确性，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立在坚实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教育方向、策略与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把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个系统化的综合技术体系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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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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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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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指明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实效、长效的重要措施——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是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治安形势，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科学化水平的迫切需要。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核心要素，是驾驭动态社会治安的主要抓手。坚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方略，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如何规范技术防范市场，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提高技术防范水平，科技创安，已成为当前社会治安方面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增加防范的科技含量，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在治安管理和防范中的作用。”

一、信息化实战安保助力信息科技时代与“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双重融合

在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会上，孟建柱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特别是信息科技向数据科技的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也给我们防控公共安全风险提供了新途径新手段。要创造性地运用现代科技最新成果破解公共安全难题，提升维护公共安全智能化水平，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充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善于从多源的、分散的、碎片化的大数据中找到规律，为维护公共安全提供创造性服务。要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危爆品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

     社会治安的“信息化”防控，在一定意义上是强调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数据和信息的关键性、基础性作用。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数字化、可视化、全程留痕等特点，凭借发达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可以对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行全程追踪，为防控社会治安问题提供有效手段。在迈入大数据时代的形势下，通过大数据的科学分析，可以对社会治安中的问题进行预测，展现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实现对各类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由此预防和减少社会治安案件的发生。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安保工作的客体、环境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新科技时代的新要求、复杂治安的新形势、广大群众的新期盼，无论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本身，还是保安企业的良性发展，都需要寻找并且找准一个具有带动力的平台来引领。随着全国保安行业信息化实战勤务的发展，信息化实战安保已经逐渐作为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治安工作的着力点、突破口和带动力，推动战斗力生存方式转变，助力新科技时代与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机的融合。

二、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成为新科技时代社会治理新模式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由社会治安防控的主体、社会治安防控的客体、社会治安防控的目标等维度构成一个立体的范畴。社会治安防控方向标便通过社会治安防控主体的运行和社会治安防控客体的衍生而具备了实质意义，然后演变成一个新生的立体社会治安防控理念构架。社会治安防控架构的实践过程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在治安防控体系的实践过程当中，常常伴随着地域特色、地方治安实践经验进行特色解读。应该说，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管理体系的线下工作核心便在于安保实际工作的基本建设。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成了治安防控工作的双刃剑，带来高效的同时也让新型犯罪蔓延变得更加便捷，传统犯罪在网络和新媒体的作用下危害进一步加大，对群众安全感影响最广泛。传统犯罪通过网络和新媒体等发明新手段，对人民群众的危害进一步加大，群众安全感受到极大的影响，随着信息技术日渐成熟，传统犯罪产生了质的变化，呈现出网络聚焦放大的情况，“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技术越发成熟，已经可以预见，在之后的较长时期内，安保工作面临的威胁更加多样，治安防范任务更加繁重。

针对越来越复杂的治安防范工作，安保工作需要积极运用新科技时代的新理念，积极运用信息化技术、自媒体技术手段协助信息化实践安保，以信息化安保为引领，更加走近基层、更为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做到信息收集广泛化，矛盾解决高效化。实现情报信息来自群众，防范预警提示群众、共建共治依靠群众，形成了“互联网+”社会治理的新模式。特别是以信息大采集为抓手、情报合成作战为平台、精细化管理为途径。全力加强基础信息化、安保实战化、执勤规范化、队伍正规化建设，提高安保企业的支撑力量、治安的掌控力量和队伍的战斗力量。

从立体化和信息化二者的关系来看，信息化是立体化的基础，即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将现代信息手段与传统有效做法紧密结合起来，提升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推动社会治安防控转型升级。在治安防控体系信息化过程中，要注意强化信息采集的全面性和信息采集质量，通过布建和整合门禁系统、移动上网、视频监控、电子围栏、物联网等智能化信息采集渠道，全面掌握辖区内的人、地、物、事、组织等基本信息及吃、住、行、消费等动态信息。在此基础上，加快信息整合、共享和深度规模应用机制的建设，尤其是充分利用云技术，提升“数据决策”指挥实战能力，提升对涉恐等重大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动态研判、动态评估和动态预警能力。

 三、运用高科技手段将人防、物防和技防完美结合

高科技安全防范是一项用于满足安全特殊需求的防范活动。随着安全需求的增长，安全技术防范行业作为安全技术防范的施主体应运而生，并凭借高科技、专业化的优势，成为安全技术防范产业化、商品化、社会化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成为政府创建和谐社会的得力助手。安全防范技术设备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它的应用范围相当广，可以用在一切需要进行安全防范的单位和场所，从政府机关、工矿企业、科研单位、财政金融系统、商业系统、文物保护单位、交通要道……以至居区、住家户，即从国家管理的大单位到集体所属的小单位，乃至家庭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近年来，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影响，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增多，流窜犯罪、暴力犯罪、智能犯罪、集团犯罪呈上升趋势，安保形势日益严峻，特别是智能化、技术化犯罪不断增多，手段极为隐秘，现有的、常规的防范手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安保工作强调预防为主，要提高防范能力，就应对症下药，运用高科技的手段来解决，即必须强调依赖技术防范，并将人防、物防和技防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预防损失、化解风险和扼制、打击犯罪。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7篇

关键字：法兰克福学派；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发生了极大变化。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科学技术也带给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即通过对社会生产活动、文化活动、消费活动的渗透，与政治、法律、道德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使得科学技术也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给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致使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的考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

在众多的研究和讨论中，具有独到见解的要数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在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在走向目的化，工具理性逐渐统治社会的价值理性，并以前者为中心使两者合二为一。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科技的运用超越了生产和经济的范围而进入到社会治理领域。一方面他们承认，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技术决定论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同意说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技术“终结”了意识形态职能，而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了新的社会功能：科学技术否定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反之它本身执行了意识形态的职能，或者说，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作辩护。他们在对科技异化的批判中来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

其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最早提出了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他指出，“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但他对此并没有更多的发挥。随后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具体的阐述和发挥。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和统治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他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创造出了一个富裕的社会，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了一种起一体化作用的政治统治制度。它为特定的历史规划所固有的目标服务，作为一种总体体系、一种文化形式，在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辩护中，代替了传统上的意识形态地位。科学技术理性先验地适用于维护社会统治，它排斥个别性、特殊性，要求普遍性、共性，其本质是统治的合理性。它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单面的社会，人失去了最宝贵的一面，即否定性和批判精神。因此，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不能造成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反而由于预先封闭了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阻碍了人类向自由解放发展。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职能的理论，由霍克海默提出，经马尔库塞发展，到哈贝马斯时真正达到了系统化。他提出科学技术是“新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用两句话概括了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功能：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科学本身以普通的实证论思想的形式，表现为技术统治的意识，代替被废除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

二、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不同理解

1、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

哈贝马斯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明确提出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家。他把“科学技术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结成一体”[31l”视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根据和重要标志。

哈贝马斯提出的这一观点并不是为了推崇、歌颂科学技术的作用，而是在于揭露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对之展开批判。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产生着消极的政治效应，主要在于：它履行意识形态功能。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其主要功能就是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他说到“科学技术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一方面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另一方面它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同，他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合法化”的影响等方面。

这里便要引入哈贝马斯关于人的行为的划分，即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前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即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因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则意味着“人的解放，个体化和自由”，而工具行为的合理化则意味着“技术控制力的扩大”。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并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致使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完全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技术的合理性成为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同时，交往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化了。这样，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首先，“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也即政治活动日益技术化；其次，科学技术日益侵入和“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再次，由于群众政治意识的非政治化致使公众舆论也日益非政治化。最终，在“技术统治论”的笼罩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摆脱了合法性危机。

2、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

无独有偶，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重要的地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科技思想，同样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并将此理论应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

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首先表明它必须渗透于生产力的基本因素中，并同其紧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科学技术的这一特点，绝不会随着它在生产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的凸现，成了第一生产力而有所改变，它不会也不可能独立地创造价值。其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它是价值、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与源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是唯一的生产力。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

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可见，除科学技术以外，劳动和自然同样也是生产力的源泉和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一点，也不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而改变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性地反思了生产力系统中的科技作用，指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历史性地发展变化的。他强调必须正视科技在社会生产力中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否则，就无法正确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

邓小平从世纪末政治格局的历史演变中，认识到科技发展水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对我国自身的实力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并以此定位来制定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为建立循环的、良好的“科技――教育――经济”三位一体化趋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正确认识、评价和运用科学技术

对于科学技术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出现社会新功能的变化，我们应当予以正确认识和评价，以便于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 时代语境

中图分类号：B516.59； B516.7 文献标识码：A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是哈贝马斯针对“发达工业社会”所处的特定时代语境而作出的判断。尽管这个论断并非哈贝马斯首次提出，但是，唯有哈贝马斯的论断是针对时代语境的深入分析而作出的，从而，哈贝马斯不仅是通过工具理性批判来揭示“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存在论问题，而且还试图说明在“发达工业社会”之前，工具理性所显示出来的历史进步性。进而，在“发达工业社会”所处的特定时代语境下，哈贝马斯以交往合理性理论的建构来体现对工具理性的超越，从而彰显了对启蒙精神的重构和回归。

相对于国内学术界对于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研究的热衷而言，中国学界对其理论提出的时代语境的关注却显得有些冷落。因此，本文试图考察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提出的时代语境，从而分析其理论的科学性，并在当前科技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来探讨其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的时代语境，哈贝马斯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以区别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1]58。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哈贝马斯在时空上作了规定。它指的是“自19世纪的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存在着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其一是国家干预活动增加，其二是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两种发展趋势，并不是由哈贝马斯首先注意到的。国家干预主义早就为许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马尔库塞就有类似的观点。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尔库塞是基于科技的政治统治性和科技进步的生产力功能来论证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的。尽管马尔库塞也试图揭示时代语境下的新变化，但是他并没有对时代语境作出科学的分析，因而也没有突破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框架。

首先，马尔库塞虽然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统治性，但是他却将这种统治归于“先验”的。运用海德格尔的语言，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2]对自然的改造导致了对人的改造，技术创造物出自社会整体又返回社会整体，技术先验论因而是一种政治先验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不再作为可以与社会政治分开的、纯粹的技术材料总和，而是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技术物生产的、使用的政治意图。

哈贝马斯要批判将技术的统治性理解为“先天的设计”意图。这一方面在于哈贝马斯不认可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式逻辑，同时也在于哈贝马斯对时代语境的关注。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科学技术进步体现的是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不断发展，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发展还没有构成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因而也没有展现出对人的统治性。只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学和技术运行着工具理性的霸权，向生活世界渗透并按照工具理性逻辑同质化生活世界，因而构成了对人的统治。“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体性’”[1]47。

同时，哈贝马斯也反对那种将技术的统治性归结为“政治性”的观点。因为这将导致技术统治论的时代语境被纳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只能适应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哈贝马斯认为，虽然马尔库塞指出了科学技术展现出来的统治的新特点，但是他的批判并不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语境。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的统治性不再具有“剥削和压迫的性质”[1]40，它既让人们能感受到统治带来的压制，但同时让人们失去了对统治的批判意识。“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3]。技术对人的统治，既不表现为人身依附的政治统治，也不直接地表现为经济剥削和压迫，而是合乎工具理性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马尔库塞又试图将技术的统治性作为一种包含着特定阶级利益设计、具有政治内容的统治性。“在科学和技术的物质的先验论中潜藏着一种由阶级力量和历史状况所决定的世界设计”[1]43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尔库塞批判了韦伯所坚持“抽象合理化概念”[1]57，认为“抽象合理化概念”不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从而试图像马克思揭示“等价交换合法性”所掩盖的阶级内容那样，来揭示技术理性背后的政治内容，这个政治内容是与“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相适应的阶级的特殊内容”[1]57。

其次，马尔库塞虽然注意到科学技术进步的生产力功能，但是他却没能对“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新格局作出准确的把握。马尔库塞注意到，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科技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制度化的增长，过了时的生产关系在现存的制度框架内部变成了应该修正的东西，因此，“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从政治方面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对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它本身变成了合法性的基础”[1]41。当生产力成为了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时，促进生产力制度化增长的科学技术就成为了意识形态，它论证和维护着现存的统治。对于过了时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由批判标准变成了辩护标准，马尔库塞将这种改变称为生产力在政治上的“堕落”[1]46。对此，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虽然突破了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经典定义，但却没有对“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新格局作出科学的描述。

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不再具有政治上的纯洁性，这表现为生产力不再是解放的潜力。生产力的这种变化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格局的变化而发生的。这个变化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对独立的，而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它是由于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的时展趋势而带来的，具体来说是，当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制度化增长时，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与制度框架的原有格局就遭到了破坏[1]58。

哈贝马斯从目的理性活动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发展，从而带来人类文明形态的改变。在传统社会中，目的理性活动束缚在文化习俗中，神话、宗教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中，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带来了社会合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劳动系统的合理化为基础而不断地扩展的，它带来了制度框架的合理性，制度框架从而直接地与社会劳动系统、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统治制度是依靠生产的合法的关系来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的……社会的制度框架仅仅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1]55。因而，改变既有统治也就是要求改变过了时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不适应且阻碍了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生产力发展时，建立在过了时的生产关系上的直接与社会劳动系统相联系的制度框架也要随之改变，这既是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发展的结果，也是通过代表着新生产关系的阶级之阶级意识觉醒来实现的，他们以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为目的来批判与之相联系的制度框架，从而揭示统治合法性基础――等价交换原则背后的阶级内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提出来的。

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语境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再是相对独立的以及相对于过了时的生产关系而言，生产力不再是对其批判的标准，而是对生产关系的维护，从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二者密切的关系是以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制度化的增长作为条件的。“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生产力的制度化的增长，破坏了一切历史的比例关系。制度框架从生产力的制度化的增长中获得它合法性机遇”[1]40。当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制度框架不再直接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不再从生产关系层面获得，而是从目的理性活动和生产力中获得。制度框架以“国家干预主义”的形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制度化增长，于是，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这使得过了时的生产关系无需以政治冲突的方式来改变，而只需在维护既有统治的条件下，对其作技术层面的调整。“国家干预主义”正是适用于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来确保生产力制度化增长的需要而出现的。这样，来自“上面”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运行的国家干预主义，与来自“下面”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科技，都把经济增长当作社会进步的唯一目标。促进生产力的制度化增长的科学技术与“国家干预主义”的逻辑是一致的，二者都维护着既有的统治。

二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哈贝马斯提出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论断，进而将自己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

首先，科学技术的统治性不是根源于技术的本性，而是出于技术行为或工具理性活动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而使得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行为被工具理性活动所取代。

科学技术作为目的合理性活动，体现的是工具理性的逻辑，如果认为科学技术的统治性是先天的，也就意味着对工具理性的拒斥。在可能导致的逻辑方面，哈贝马斯既不认可海德格尔，也不认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西方主体性文化的批判基础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确立了工具理性批判逻辑。在哈贝马斯看来，对工具理性的文化批判固然重要，但是批判的理论不能脱离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语境，否则它将会导致对启蒙精神的否定，“甚至为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错误推理留有余地”[4]360。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对于第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的批判理论可能导向后现代式的解构主义趋向，哈贝马斯保持着高度警觉，他试图纠正批判理论这一危险的处境。在哈贝马斯看来，依据工具理性的逻辑而运行的目的理性活动不是剥夺人之自由的“铁笼”，而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途径。近代科学技术，作为目的理性活动，显示了解放的潜能，“科学的进步同反思、同偏见的毁灭相同步；技术的进步同摆脱压迫、同摆脱自然和社会的压制成了一回事”[5]。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当科学作为了第一生产力时，工具理性不仅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且也渗透到重新政治化的制度框架中，迫使制度框架层面上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活动屈从于工具理性的逻辑。这样，目的理性活动遮蔽了制度框架所固有的以语言中介的交往活动，语言成为了技术化的语言，失去了主体间交流、理解及对社会反思和批判的功能，成为了论证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怀着重构和回归的抱负，哈贝马斯要在启蒙之处探寻“一条（而非惟一一条）通往虽然已经分化，但依然还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合理性概念的道路”[4]360。“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合理性概念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合理性“更多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谈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如何才能获得和使用知识”[4]8，符号性表达，即语言，人所特有的理性能力，在语言的相互作用中，人依赖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因此，在“交往（合）理性”的概念下，哈贝马斯将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他以交往活动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基础，从而强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意义。虽然技术与目的理性活动的结构（劳动的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是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应该导致目的理性活动对交往活动的取代。因而，走向未来的科技，不是启蒙以来的理性成果以及工具理性逻辑的抛弃，而是以生活世界作为基础从而在交往活动中克服片面的工具合理化。同样，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是对工具理性的拒斥，“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1]76，生产力发展的进程才能成为解放的潜力。

其次，科学技术的统治不再以阶级暴力的形式表现为对局部人群的统治，而是以缓和甚至消除了阶级对抗的形式，作为压制任何可能反思的力量，从而构成了对人类要求解放的整体利益的损害。

与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一样，科学技术也“阻挠人们议论社会基本问题”[1]69-70。但是与此不同的是，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人们可以通过反思加以批判，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技进步似乎适合于处理任何问题，包括实践问题。对于实践的价值问题不再影响技术方案，技术专家也不再依赖政治家的实践来检验他的理论。相反，政治问题反而被归结为技术问题，而不依赖于公众的讨论。从捍卫无可反驳的技术性逻辑和方法论规则出发，技术专家下意识地扮演着独裁者的形象，其拒绝公众的民主参与。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即是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这使得社会的自我理解与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活动相分离，“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自我理解。”[6]63。

由于对实践问题的排除，与以往一切意识新态不同的是，科技从劳动的根基――生产力中获得“意识形态性”， “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6]111，因而科技的“意识形态性较少”。相反，科技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物质生活水平，它满足了人们物质上的需求，使社会免于了物质的匮乏。它还通过国家调控的“补偿纲领”缓和甚至消除了阶级对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的离心力量。因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下，人们难以揭示统治关系背后的阶级对立。同时，科技进步也使得科学成了“偶像”，科技因而是的“隐形”意识形态[6]111。其“隐形”，指科技作为人的存在的境遇，相对于旧的意识形态而言，它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它的影响范围更为广泛，更让人难以拒绝和批判。

正如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所看到的那样：当“发达工业社会”中充斥着“物化意识”、“虚假需求”以及“大众文化”等文化现象时，批判的“阶级意识”无法形成。因而，对晚期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哈贝马斯认为既不能借助于第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也不能求助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为整个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这样，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全社会都受惠于科技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作为意识形态，科技试图以技术手段来解决实践问题，这实际上是掩盖了实践问题。因而，科技不仅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局部利益作辩护，而且站在被统治阶级的一边，压制可能反思的力量，而且排挤了人类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活动。“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利益作辩护，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兴趣本身”[6]111。因此，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较以往所有的意识形态而言，具有更为直接和广泛的操纵性。

三

虽然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存在着原则上的偏离，从而导致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背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代的资本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他对“晚期资本主义”语境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他以“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传达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忧虑，从而显示了他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当前社会发展的意义和时代气质。

首先，哈贝马斯的分析，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展现的意识形态性，这对于研究当前国际形势下的我国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剥削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因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经济全球化是依托着科技全球化而推进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处于技术化生存状态中，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关系相互交织和缠绕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方式也因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深刻地揭示了新时代下的统治问题，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统治方式发生改变的现实。

在当前国际环境中，科学技术以工具合理性的方式来运行资本剥削的逻辑。这表现为在维护技术创新和科学进步的名义下，借助知识产权的垄断，国际资本垄断了生产、流通等环节的利润，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推向全球，从而加剧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因此，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倡导科技进步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我国顺应国际新形势的重要战略。

同时，科学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掩盖了资本利润背后的剥削企图。这表现为科学技术往往以“中立性”的面孔来推进现代化进程，从而将资本利润逻辑所支配的全球化进程视为社会的合理化过程。哈贝马斯指出，由于传统文化的逻辑“以一种畸形的交往语法以及分裂的符号和压抑的动机的注定的因果性为标准”[1]54，科学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产生于对世界的传统的教义解释的批判”[1]56，以工具理性的逻辑显示了其对于传统文化批判的优势，从而运行着工具理性的霸权。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体现传统文化逻辑的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和价值观不断地受到冲击和破坏。资本利润背后的剥削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地以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的方式在上演着。借助科学技术的渗透功能，经济强国以文化强国的方式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其他民族和国家人民生活的贫困化及话语权的被剥夺。在工具理性的霸权下，“冲突领域从阶级范围内转移到没有特权的生活领域内，决不意味着严重的潜在冲突的消除”[1]67。意识形态的斗争依然存在，但它却以掩盖资本剥削的阶级内容的方式来运行着。在种种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面前，我们应该看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是民族话语权力的体现，从而在新的形势下当我们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文化建设。

其次，哈贝马斯的分析也说明了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合理性对价值合理性的挤压，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意义，从而在交往合理性的层面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资源。

作为党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倡导“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它强调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最终使社会成员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不能仅仅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还应该重视人的自我认同的内在需求，这意味着人的自由和解放不仅仅是免除物质上的匮乏，还应该克服工具理性以“合理性名义”而造成的对人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压抑和统治。这意味着践行科学发展观将涉及到制度层面和文化价值层面的两个领域的变革。

从制度层面来说，我们面临着适应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变革。在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现代化按照西方全球化进程运行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运行着自己的现代化。当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告别以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而步入知识和信息革命带来的第二次现代化的快车道时，尚未达到富裕阶段的中国却面临着两次现代化的压力。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要在中国构建一个理性的现代社会，因而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日趋合理化的进程，这既需要发展科技来开化民智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又需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的合理化可能导致工具理性的霸权，科技进步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引发科技理性霸权所导致的新统治。这既表现为我们内在的精神迷失，又表现为外在的生态危机在现实中的不断上演，从而遭致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难以协调发展的难题。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仅仅强调发展科技和注重以科技促进生产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够的，还要强调以“人”为根本出发点来考察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民主政治和发挥人的主体性。

从文化价值层面来说，我们要看到，技术统治论并不是根源于技术的本性，而是根源于技术行为或工具理性活动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当前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同时，还要强调对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引导。

借助交往合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说明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取决于人类的主体选择和设计。在他看来，劳动与语言是人类的设计，是超越于时代和阶级的人类的设计，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行为指向人类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以劳动为媒介的技术行为也是超历史的人类设计，是可选择的人类设计。这个设计有赖于人类的价值取向。“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作为我党执政的价值理念，是对传统的经济增长观的超越，也为科学技术的合理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 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 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106.

[3]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 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44.

[4]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9篇

[关键词]马尔库塞；技术理性；超越技术理性

[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42-02

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技术理性主义信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技术理性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变成了奴役人的统治力量，其本身正在走向异化。对此，哲学界在二十世纪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潮。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已经成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进入到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因此，马尔库塞如此断言：“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技术的新控制就是技术的异化，技术的异化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文化。从而，科学技术成了统治者操控社会的新形式和工业社会异化的罪魁祸首。

一、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价值中性的，而是具有两面性质。一方面，它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头等生产力，创造的生产生活资料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技术渗透到燕个社会控制和协调系统中去，技术统治代替政治统治成为主导统治方式。科学和技术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变成了使社会统治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科学技术的这种两重性被马尔库塞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扩大的奴役。这一公式是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最凝练的表述。

从科学技术的两重性可以看到，当技术理性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科学技术改变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它会把所有的对立消解掉，形成一种新的统治体制。马尔库塞称之为“更好的统治”。在新的统治体制下。人们陷入一种新的异化的和物化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新的异化是人自愿的、带有享乐性质的物化活动。马尔库塞在其书《单向度的人》中写道：“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马尔库塞认为。理性原本应该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技术理性的本质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而是保护。但是，在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相对富足的消费世界里，在马尔库塞所称之的“更好的统治”中。理性渐渐背离了它原本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而蜕变为一种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在技术社会中。技术理性在科学技术中取获得的成就越多，作为自由的实践存在――人类就会丧失越多的否定性，人本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自然就被技术理性消解了。消解了否定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的人，不再具有反抗社会的思维意识。人们在言语上和行为上只有对社会现状的认同、肯定和支持，变得一味的顺从，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本性。马尔库塞称这样的人为“单向度的人”。工人被整合到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过程，马尔库塞作了如下的分析：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了单向度的生活和生产领域。技术发展带给人类的大量物质财富满足了各阶层人的需求，使人感到幸福，但这种表面上的物质的被满足，不是真正需求的被满足，而是虚假的需求的满足，幸福充其量只能是虚假的意识。其次，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单向度的政治统治。技术的巨大控制力使社会不再具有反对派，社会变成了极权主义社会。最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单向度的思想文化。技术理性的统治是无孔不入的，社会通过广播，报刊、大众传媒等“意识工业”对人进行思想观念和自由意识的控制，使人安于享受受压抑的需求满足和受操控的生活，而全然不觉。

技术理性统治造成了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它的根源是什么呢?马尔库塞给出的诊断是：理性的价值取向已经从否定的维度转向肯定的维度。那如何为其开药方呢?马尔库塞的药方就是“艺术解放论”。他主张要对现有理性进行扬弃，在审美层面上呼唤一种新的理性。要消除技术理性对人的奴役，把人从受压抑中解放出来，就要彻底抛弃技术拜物教，把价值与艺术整合到科学技术中去，形成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全面发展的局势，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二、对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反思

马尔库塞看到了科学技术的消极方面，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事实。他剖析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造成的异化现象，特别指出现在的社会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不仅仅是依靠政治和经济，而是依靠科学技术，对人们进行“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可以说。马尔库塞觉察到了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把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进而抨击理性的工具化，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他的理论也对后人影响很大。但限于时代背景和他本人看问题的角度。马尔库塞最终没能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否定和批判。我们对他的批判理论也要持辩证的观点，对其进行反思。

首先，马尔库塞忽略了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并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完全对立起来。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工业社会，技术理性摒弃了价值理性，完全等同于工具理性了，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价值理性成为主导的统治理性。那么。技术理性的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的缺失。他把技术理性批判作为捍卫真理的武器，并为其找寻新的理性形式来替代技术理性。他对技术理性的理解直接导致了后人对技术理性的误读和批判。技术理性批判的传统形成了思维定势，人们不断夸大技术理性的负面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有利方面。事实上，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正是得益于技术理性。人类在技术理性的指引下创造了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现代文明。世界正朝着人类期望的方向前进，这一切正是技术理性的内在价值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说，技术理性是有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维度的，把技术理性仅仅等同于工具理性是片面的。

其次，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马尔库塞将科学技术被资本主义利用所造成的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原罪”。顺理成章的，他把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根本原因。因此，他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本身的批判。显然，马尔库塞夸大了科学技术潜在的破坏性和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把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源归

罪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没有看到它的深层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仅对科学技术及技术理性进行批判终究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

第三，马尔库塞在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错误。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这种双重维度的统一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呈现过程。需要把技术理性放在历史中动态地去解读，才能客观地看到科学技术发展带给人的巨大福祉。马尔库塞这种只看到科技的负面影响，忽略了技术理性带给人类的财富的眼光，永远摆脱不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困境。

最后。马尔库塞的“新理性”缺少现实性而流于空想。对于技术理性，马尔库塞主张从审美的维度构造出一种“新理性”来代替，把科学技术统文化、艺术结合起来，走所谓意识形态全面发展路径。马尔库塞企图借助于审美使人类得到解放和自由的想法，未免过于脱离实际，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超越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

对技术理性消极的、负面的影响进行反思及批判是有必要的。但这种批判需要具有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技术理性是动态变化的不断展现的历史过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它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尔库塞建立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人对该问题的思考。

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奴役人的异己力量。相反，科学技术彰显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本领，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决定性力量，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也在为未来的人类创造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因此，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而马尔库塞却把它看成是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工具。

笔者认为，针对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我们要对其批判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才是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能盲目的去否定和批判技术理性。要批判或者说超越技术理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技术理性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不是一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区别。技术理性的内涵远远大于工具理性，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体。工具理性是技术理性发展的低级阶段，价值理性是技术理性发展的高级阶段。

第二，技术理性是动态发展着的历史过程。不同的时期。技术理性有占主导地位的形态，技术理性在工具理性这个发展阶段，它的工具化倾向和双刃剑效应是避免不了的。技术理性是构建现代文明的重要力量，其功能是无法替代的。马尔库塞企图用新理性来替代技术理性开出的种种方子，只能是徒劳的。

第三，超越技术理性的根本方法是不断完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在低级发展阶段，即工具理性阶段，它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和抛弃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辩证发展的一个过程。只有加大力度使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才是真正的途径。伽达默尔曾说，“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人定义为有理性的动物，就表明后人对理性所具有的自豪感。”㈣可见。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技术理性笼罩下生存的我们受益于技术理性的太多，它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文化和精神，我们不应该也无法摒除它的影响和浸染，只有赋予它更多的关照和热情。才能让技术理性真正朝着人类期望的目标进化。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2

[2]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43

[3][美]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J]，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11)：13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现代水利水利现代化莱芜市

1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快水利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保障防洪、供水、粮食安全和生态、经济、国家安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明确了水利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确定了水利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是指导和推动水利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水利现代化的内涵

2.1 现代化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辞海》称现代即现在这个时代。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和目标，“使具有现代先进科学技术 ”（《现代汉语词典》），“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辞海》）。作为过程，其首先的标志是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达社会为参考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

2.2 现代水利

现代水利就是适应当代的水利。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利事业发展现状、治水理念更新和治水技术进步看，其内涵应包含科学治水思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利可持续发展方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运用市场理念的水利运行机制、各种现代技术的充分运用等。

2.3 水利现代化

水利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一个目标，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现代化的治水理念、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科学的管理制度武装和改造传统水利，有效解决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四大水问题，通过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综合治理、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科学治理，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利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其标准、内容也会不断变化。

2.4 水利现代化的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即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合理配置的水价形成机制基本建立，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基本形成，这“四大体系、一项制度和三个机制”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内容；其过程就是在5～10年时间用先进的治水理念发展水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水利，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水利建设与管理。

3推进莱芜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的建议

3.1 科学确定建设目标

研究确定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目标时，既要有3～5年内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定量指标，又要有较长时期内适应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定性指标。由于现代水利的动态性，有时定性指标可能比定量指标更科学。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指标，都应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基本适应，并保持一定的超前性。

3.2 注重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

在建设水利示范市时，既要重视最终结果，又不能忽视“推进”的精彩过程。既要坚定信心和决心，先行一步、敢创敢试，朝着水利现代化目标推进，又必须立足当下，着眼于轰轰轰烈的水利建设实践，深入总结莱芜在河砂资源整治、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小农水重点县建设、水行政执法、落实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河道综合开发等工作中创造的、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新鲜经验，将实际中探索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充分实践现代水利示范市的理论内涵，为全省提供示范经验，并用于指导实践。

3.3 注重实物和精神层面的两个体系建设

推进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一方面要搞好工程体系建设，为推动水利事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创新治水理念，积极发展、大力弘扬先进的行业文化（即水文化），使水利工程建设与美化水环境、改善生活环境相结合，在建设水利工程的同时，建造亮丽的人文景观，以青山绿水、碧空蓝天带给人们美的享受，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切实解决重建设、轻管理，重实物体系建设，轻精神文明、文化软体系建设问题，力争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治水理念创新、机关文化和水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好成绩，做到双丰收。

3.4 注重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现代水利示范市内涵丰富、建设内容广泛，必须统筹规划，明确目标方向，上下联动、全员参与、整体推进。要选准突破口，集中优势资源，全力攻坚，特别是各县（市、区）要立足实际，选准优势项目，倾力打造亮点，达到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整体发展的效果。

3.5 强化水利科技工作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水利，是发展现代水利、建设水利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进一步强化科技意识，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技术，更新治水理念，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水利工程建设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以工程带科研，以科研促工程。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引进，积极争取编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支持，引进高端人才、培养科技领军人物，带动莱芜水利科技的快速发展。积极引进全国乃至世界最先进的水利技术，在水利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最先进的技术、最亮丽的示范点，要将莱芜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水利新技术的聚集区、试验区，成为引领水利科技发展的“航空母舰”。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的联合，充分发挥莱芜高等院校和科技人才力量雄厚的优势，在水利科学研究方面搞好联合，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难题，加大科技攻关的力度，在工程建设中出成果，在解决问题中提升科技工作水平。加大对引进新技术的资金支持，对引进全国或世界先进新技术的单位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加大对水利科学研究的支持，对获得市级以上水利科技奖励的课题组、科技论文作者给予资金奖励。对部分水利科研课题给予资金支持，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进水利科技的创新水平。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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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12篇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理论模型的建构原则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决策首先是教育目标决策，并以目标为依据确定教育内容、策略、方法与方式等。必须体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要求这种多样性首先表现在空间场所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广泛存在于学校教育中，而且还超越学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这种多样性还体现在实施途径的多样性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通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这个主渠道进行，而且还通过文化、传媒、管理、活动、人际交往等多种载体、多种途径实施综合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的构建必须最大限度地超越不同类型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差异性，把焦点集中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同一性上，尽可能覆盖到各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必须顺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综合化趋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多样性在实践中不断交叉融合，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综合化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及其结构也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化，客观上也要求形成多维度、网络化、立体式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实现党、政、工、团等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促使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渠道形成合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必须体现综合教育理念、协同教育观及“大电教”思想，能够通过系统设计技术的科学运用、现代化教育媒体的优化组合，构建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及整体效能的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等发展需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理论模型及其基本性质

该模型表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具有层次性结构的体系。该体系由三大类别的基本技术构成：1.系统设计与领导决策技术现代教育技术学中的所谓“系统设计技术”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科学决策方法”基本相当，都是为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做好”等问题所进行的目标选择、工作计划和行为设计与抉择。系统设计技术承担着科学决策、制订技术方案等核心任务，它实质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要素和工作环节进行系统整合与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获得系统整体功能，形成整体效能与合力，因此它在构建技术体系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先导或灵魂作用。考虑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必须遵守政治主导原则等特殊要求，在系统设计技术之外，还必须加入领导决策技术。确定系统设计方案并履行领导决策程序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程序，它主要是对教育目标与内容是否正确，技术与方法步骤等是否恰当、高效、简便可行等内容进行审核评判，作出合理决策，发挥政治主导和把关作用。2.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主要就是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教育数字资源组织与推送技术与管理规范体系，从而实现以下几大目标：（1）构建融合信息化和全球化特色的基于全媒体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的新体系，探索出一套面向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资源整合集成、共享应用、产权保护、质量评估、运营管理的模式方法，切实提高教育数字资源的组织效能、推送质量和应用水平；（2）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的协同创新，促进数字化环境下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改革与发展，创新优质教育数字资源产生、流动、共享的体制与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组织、推送和应用战略联盟，实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控；（3）建立起一整套与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相适应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组织和推送应用体系，统筹利用各种内部和外部资源，构建人才培养的数字化立体型资源环境，促进资源的均衡与优化配置，切实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创新发展，对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核心问题是信息技术环境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专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型反思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如何在反思性教学中，合理配置各种信息技术环境与资源，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作用，支持和促进教师对教学的持续反思，进而使自身不断成长，是制约我们在实践中是否能够成功构建起一个面向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师专业发展之基本模式的重要瓶颈，也是让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中的人员配置和技能培训技术最终能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实践中有所突破的关键。3.管理和评价技术在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管理技术的过程中，要在既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引入扁平管理、项目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方法，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的管理规范，切实提高学习管理的效能和学生学习的绩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的评价技术应不止于提供结果判定，而应能促使学生发生某种积极改变。因此要坚持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调节为目的，以对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监控为导向，以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测量与统计为手段。要突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以知识习得的结果作为评价的主要对象的做法，把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者对各种教育信息资源的利用情况、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能力以及学习者相互之间的交互程度等都纳入其中。与现代教育技术一般模型相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模型中融入了三个环节：一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主导原则，融入了“领导决策”环节。对于德育教师、学生辅导员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经过系统设计所提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方案，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及其负责人应当予以审核把关，履行领导决策程序，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政治方向、教育目标的正确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原则性与适当性。二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性，增加了“载体选择”环节。该模型借鉴并拓展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载体”概念及载体应用研究成果，可以客观反映和妥善解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的多样性问题，为建构与各种载体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提供技术路径。三是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者任职条件的特殊要求，增加了“人员配置与培训”环节。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体系中，系统设计技术和领导决策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技术；教育媒体技术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施过程中的核心技术。管理技术、评价技术涉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每个环节，贯穿技术活动的全过程，发挥着信息反馈和系统调控功能，而人员配置与培训技术则具有关键作用。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观点，要保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真理性与方法的正确性，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建立在坚实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基础上，确立正确的教育方向、策略与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把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个系统化的综合技术体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作为它的子系统，其运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系统化设计、综合化处理与优化调节的过程，其结果使技术本身成为一个包含了策略方法、物质工具、操作规程、知识技能等要素的综合体，表现出系统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等系统特性。因此，我们必须用系统观点看待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及其一般模型，准确把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系统性、综合性与整体性。既要正确理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耦合及制约关系，又要正确把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过程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运行机制及流程；不仅要深刻认识到系统设计技术的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其系统整合与优化作用，而且要深刻体会到建立在“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等五个技术范畴基础上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各个环节之间都是相互关联、全程发挥作用的，都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整体效能的形成与发挥产生重要影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过程和资源为研究对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与学过程和资源视作统一的研究对象，强调教与学的方法、手段的系统整合与综合，注重教与学的资源和媒体的选择、编制和使用，实施教与学的全过程的管控、评估和优化，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效能。因此，我们必须把系统方法作为最根本的研究和实践方法论，以此为基础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与学过程及相关资源作为统一的整体来对待，通过系统设计和优化教与学过程、合理开发和配置教学资源、强化人员互动协作和信息反馈调控，更好地发挥系统整体效能。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现代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

中图分类号：S4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01010502

1引言

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地球环境的不断改变，在林业生产中，更好地保护生态建设，成了当今林业发展的根本所在。而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上，不同的防治措施，都会对原始林业环境造成影响。如何用不同的标准，对有害生物进行防治，成了当今的研究重点。下面就现代林业可持续发展保护中的应用进行简要的分析探究。

2林业有害生物研究现状

在现代国家林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建设中，为更好地满足基本的社会生产需求，其林业生产的规模，正在逐u扩大。在现代林业的发展中，为保证林业发展的生产安全，就需要从林业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探究。而在林业建设中，来自物种方面的林业有害生物，成了当今可持续生产发展中的一项主要因素。在对林业有害生物的物种研究方面，我国已经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为了从根本上减少林业有害生物对森林资源的危害，就需要从最基础的生物防治技术上进行综合分析，加强对林地的保护措施，执行合理的生物防治方针。

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林业建设情况，需与国外的森林自然生物防治技术进行综合分析。随着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在进行货物外贸运输中，结合材料的生产基础进行分析，生物干扰问题，是影响林业生产的根本所在。而我国现阶段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之中，林业生产需要大量的现代化林业生产技术，促进对地方区域成长的有效建设。

3现代防治技术策略分析

随着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在进行现代化的林业生产中，应用机械化的生产理念进行改良生产，可以更好的满足科学化的生产需求。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并延续现代化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够有效的保证其达到对现代林业生产的有效防护。在进行防治过程中，应当做到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的层次化管理，保证地方林业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在进行无公害的防治过程中，需要结合如下几点来进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处理。

首先，提高民众对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控意识。从现代的管理工作形式来看，生态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根本重心，而如何应用现代化的生产结构机制来促进战略性的发展要领，则需要从最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我国人民思想认识范畴方面的有效提升。只有基层劳动人民能够采取最为合理的防治措施，才能够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而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过程中，还要提防外来生物，应当严格检疫执法程序，防止外来森林有害生物的入侵。从严格意义上讲，种苗产地检疫可从源头上控制林业有害生物的传播扩散。与此同时，在植物调运过程中，要加强对外来森林有害生物检疫措施，来实现国内森林的生态安全。

其次，在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过程中，应当以森防部门的预测预报作为最主要的防治依据。地方林业部门，应当做到以身作则，及时对林业有害生物进行监测调查，并通过监测数据提出相应防治措施，促进地方相关部门对林业有害生物的及时防控。在部级中心测报点的预测分析上，可结合当地的预测结果，进行及时的预防治理，保证在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工作上，做到防范于未然。加强对监测预报信息的现代化管理工作，实现林业信息的现代化，通过现有的精确性和时效性，扩大监测覆盖面以及影响信息措施上的防护作用。从部级测报点的发展形式来看，不同的应用基础和针对性的结构使用环境，都可以从现代生物的预报促进对基础性措施的防护应用，引导公众加强对生物的监控预防处理。

然后，深化现代化改革，以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为总动力，促进科学有效地进行防治处理，并以此来促进对林业有害生物的有效防治。在进行这一类工作的落实过程中，相应的工作人员，应当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基础建设上，并建设合理的统一管理规范。这样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通过相应的研发机制，促进对规范化应用基础上的有效建设，可以更好地满足基本的行业管理措施，并以此促进现代化发展的规划应用。以科技作为生产力，提高防护措施的现代化、科学化。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力争做到科学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并合理利用农药进行生物控制。例如在使用中，需要严格按照农药的使用日期来进行及时地喷雾防治，同时加强检疫工作的监督管理，促进科学化管理的应用力度。而在实际的生产使用中，为更好的满足基本的生产需求，就可以结合生物防治技术，加强检疫工作的执行力度，并通过科技投入力度上的增加，从而确保对防治方法上的科学化推进。

最后，根据现有的法律依据，在生物预防措施上加强安全防护建设，做到协同防护的全面部署。在进行防护管理的过程中，及时地进行防护处理，并依照相应的改革机制，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处理，并做到统一部署，分级联动的作用，实现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达到协同作战的效果。为更好的满足林业保护人员的工作实际要求，可对整体的护林工作队伍进行防治技术培训，加强其自身在有害生物防治措施的实际演练。通过演练结果的分析，不同的应用机制，实施有效的防护措施，可以更好满足设施生产基础。而在进行技术培训的过程中，对于有害生物的防治管理规范，应当结合日常工作需求，进行常态化规划，加强对资金供应方面的有效实施，才能够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我国的林业生产中，需加强对林业保护系统上的经济补贴，并依照相应的持续常态作用，促进林业工作的有效建设。在进行政府资金的维护管理上，结合国家的相关资金补贴，可促进生态稳定性方面的管理，完成林业结构的和谐化发展建设。

总的来说，在进行林业的防治技术应用上，对于林业有害生物的控制，可从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上进行综合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十”对和谐美丽家园建设的指引进行全面建设。

4林业有害生物防护工作的展望分析

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林业生产的需求正在逐步扩大。而在这个过程中，为更好的满足社会的经济需求，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已经成为当今林业发展的基础需求。为更好地促进林业生产，结合当今的应用基础，促进对现有森林环境的有效拓展。

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为更好满足基本的生产需求，需要结合现代的社会发展需求，加强对现有社会的不断完善发展。应用现代化防治管理，可以更好的满足基本的生产需求。

伴随着现代机械数字化的发展，在执行应用的过程中，为确保促进基础生产的应用，可结合现代机械农药的洒，促进对现代林业的发展建设。而在进行林业有害生物的预防中，应用现代科技进行林业管理，可以从根本的生产结构体系上，完善对整体结构的有效建设。而在进行不同林业体系的建设中，加强对周边环境体系的有机建设，也可以更好促进对环境体系的合理化应用。通过应用结构的过程分析，促进对基本应用状态的分析，就需要结合时代的需求，加强对林业结构的有效管理。

在进行结构的划分分析过程中，其不同的应用结构，对于基本的使用状态等，都可以更好满足基本的使用需求，其防治费用也得到了极大的控制。在进行这一类的应用措施管理上，可结合相应的应用指标，确保对不同使用管理的强化执行，改善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措施。

在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林业生产体系的建设，在整个发展中都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为保障林业生产的体系能够满足基本的社会需求，就需要结合地方林业结构特点，制定有效的防护策略。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应结合现代的发展规划进行管理服务业务上的有效培养，完善对防治人员的积极性调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从林业有害生物的特点上，促进对现代防护体系的有效建设，确保其生产体系的结构有效性。

而随着现代化的建设发展，在进行这一类的林业结构发展中，可通过现有的林业政策和应用培训结构，实现对规划内的林业规划，促进对现代化林业发展。通过现有的科学防治措施进行管理，可以更好的促进现代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快速发展。

5结语

随着我国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在进行林业生产中，为更好地满足基本的社会需求，应加强在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工作管理，以更好地满足基本生产需要。通过加强基础地带的防治协调工作，并通过相应的沟通情况，可进一步实现现代化防治工作的进程，并通过相应的边界分析，从地带的附属性上，加强对现代制度的有效调控。对于基础的边界防范设施建设，可加强基础的防治处理措施，实现对林业边界环境上的合理化调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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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喜迎.小陇山林区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生物防治技术初探[J].现代园艺，2016（18）：43.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关于会司法人治理理论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但对科技园孵化器治理的研究却很少。高校科技园孵化器具备适用企业法人治理理论的前提。实现科技园孵化器法人治理的重点是明确大学和科技园孵化器的产权关系。构建高校科技园孵化器治理结构的框架，关键是要明确各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在公司治理框架下要维护高校股东在科技园孵化器中的权益，依法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化。

我国企业孵化器自1987年诞生以来，从资产性质角度主要是国有资产投资，因此在制度选择上主要适用了非营利以公益为目的的制度设计，在管理体制上适用了事业法人的管理制度。但从孵化器的发展趋势来看，孵化器的投资主体日益多样化，商业价值日益显现，随着其发展的逐渐市场化、产业化，企业化运作方式日渐显示出灵活性和适应性，更加适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因此，为了更大效用地发挥孵化器的功能，运用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构建公司型孵化器，探讨孵化器的法人治理结构，越来越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所需。

一、高校科技园孵化器适用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前提

进人孵化器的企业属于弱势群体，孵化器具有科技成果转化的公共责任，尤其是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认定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组织;而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理论又称公司治理，传统观点奉行股东至上，终极追求是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营利性的追求将是公司经营活动的第一目标。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的公益性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的营利性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实践中虽然已经有一些科技园孵化器进行法人治理尝试，但也只认为是借鉴，并不当然的认为科技园孵化器之所以要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就是因为科技园孵化器本就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

首先，把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因为科技园孵化器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不是判断科技园孵化器有无公益性的标准，而是判断属于企业法人还是事业法人的标准。同样科技园孵化器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更不是判断孵化质量的标准，只有孵化出有数量、有质量的成功企业和企业家才是孵化器服务质量的唯一判断标准，因为孵化器的本质核心功能就是培育科技型、中小型企业的成长，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这和提供实物商品及简单的店铺租赁企业是具有本质区别的，孵化器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服务就是孵化器公益性的体现，以营利为目的的服务行为并不影响公益性的发挥。

其次，股东至上仅是沿循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观点，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已经发展为共同治理，法人治理的目标发生了变化。现代企业理论认为，股东利益的实现或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健全的现代企业治理的唯一目标，而只有在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各自利益相对均衡状态下，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追求的市场主体。2006年1月1日施行的新《公司法》新增条款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应承担社会责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经营理念，公司应当对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债权人、员工、客户、供应商、金融机构、所在社区以及所在地政府等)承担责任，对环境负责，对社会安全负责。可见，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公司化治理都强调了公司社会责任，因此适用公司型孵化器并不会减损其公益目标的实现。

最后，因为自筹资金办学，已经使很多高校负债累累，如果再投资兴办非营利的科技园，会使高校的财务雪上加霜。另外，人孵的高科技企业成功后才会给科技园孵化器带来高额回报，这种盈利的特点会使以营利为目的的高校科技园孵化器千方百计地提高自身服务水平，精心打造服务品牌，通过为人孵企业提供多方位、专业化的增值服务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利润，形成科技园孵化器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营运模式。因此，科技园孵化器自身所具有的营利性、企业性属性更加要求适用规范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以保证其有序运行。

二、高校科技园孵化器实现公司治理的重点—高校与科技园孵化器的产权安排

一流的大学科技园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大学科技园不同于一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特征也正在于此，所以建设大学科技园必然要以高校为主导。但是这种主导作用如果是把科技园主导为校办企业，主导为高校行政附属，这将丧失科技园孵化器的独立性。

高校财产权益可以有不同表现形式:物权、债权、股权。高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科技园孵化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因此避免把科技园孵化器建成高校或政府的附属物、避免高校和科技园之间产权界限不清的最有力办法就是把科技园孵化器建设成为现代企业模式，清晰界定产权。这就要求高校和所有战略投资者一样，以前期实际投入人股，把对财产的所有权让渡给科技园孵化器公司，学校可以将持有的专利产品、专利技术、实验设备、实验室、著作、软件、资金等作价人股，根据出资比例或持有股份数量计算各方的决策权、管理权和收益权。科技园孵化器接受了各方的出资财产，将成为股东所交付财产的所有者，即享有法人财产权;而股东再不能直接支配交付到企业中的财产，换回来的是股东权。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真正实现两权分离，产权清晰。

高校股东根据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享受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及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并没有导致高校财产价值的减损或流失;相反股东权锁定了高校的投资风险，高校对孵化器公司的风险以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对高校股东来说，股东权与物权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权利，股东对公司财产不享有直接的财产权，因此高校股东如果想对科技园公司发表管理意见，不可以由学校下达直接的行政命令，而只有通过股东会这一公司机关来表达意见，这样就避免了高校和科技园孵化器之间校企不分，行政附属的局面。

孵化器具备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没有法人财产权，科技园孵化器无法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孵化器公司对全部法人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具体事务的运作通过公司机关董事会决策，再由市场化遴选的经理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这样高校就可以后顾无忧地专职于教学科研工作，根据科技园孵化器的需求产生更多可以转化的科技成果。孵化器公司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债权人承担独立责任，无论科技园公司负债状况如何，最终是以孵化器公司的整体财产对债权人承担全部的责任，高校作为股东不直接面对债权人。如果孵化器出现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则按市场机制运作，申请破产，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债权人按比例赔偿，不需要高校承担连带责任。

三、高校科技园孵化器公司治理结构框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科技园孵化器，不仅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同时还要管理科学，因此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实现科技园现代治理的重要保证。构建高校科技园孵化器的治理结构，很重要的一点是杜绝由学校或政府直接支配包办孵化器企业，而应由孵化器企业自主管理。科技园孵化器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就其属性而言，它本身是没有思想的，因此需要和所有的公司企业一样由自然人组成法人机关，它包括孵化器权力机构股东会(管委会)、孵化器执行机构董事会及经理、孵化器监督机构监事会。完善高校科技园孵化器的治理就是正确处理各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受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三个机构之间应当做到分工明确，互相配合、相互制衡。

股东是股东会的当然成员，孵化器的各投资主体根据出资比例或持有股份在权力机构科技园管委会会议上行使权利。科技园管委会作为权力机构扮演重大事项决策者的角色，如审议批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报告、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确定公 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实践中表现为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赋予股东会的职权。股东会会议决议一经形成，即成为公司的意思，可以约束董事会和监事会，但与园内人孵企业之间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可以对外产生效力，因为公司法要求的股东会—管委会虽是最高决议机关，却也仅是权力机构，不是执行机构，这样能够避免政府或高校股东直接支配或命令科技园孵化器企业，避免科技园孵化器成为高校或政府的附属物。

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核心是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股东会产生，因此董事会必须向股东会负责，董事会要认真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接受股东会的监督。董事会是孵化器公司的对外代表机关，行使公司法人财产权，即代表公司对孵化器资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除了执行股东会决议外，董事会对孵化器的重大业务及行政事务均有决定权，对于需要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的，一般由经理负责。

公司经理是公司日常事务的负责人，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高管包括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等法定以及公司章程规定人员。经理与董事不同，他不是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公司机关董事会聘任的，经理是公司的高级雇员，具有公司的权利。这种聘任制度有助于孵化器通过市场化途径选任职业经理人组建专业团队对孵化器进行管理。

为了防止孵化器公司董事经理们追求自身利益置股东及公司利益不顾，《公司法》要求设立监事会作为监督机构，对公司财务及董事经理的业务执行进行监督。孵化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孵化器的管理监督制度，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孵化器公司的利益，进而满足高校等股东投资者长期的最大利益，同时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孵化器公司的良好治理依赖于高校等股东权利的审慎行使和公司的规范治理，高校要自觉尊重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职权的行使，避免高校股东超越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发号施令，尤其要避免高校股东人“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干预高校控股人孵企业的经营自由。

四、高校股东权益的维护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第15篇

1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快水利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保障防洪、供水、粮食安全和生态、经济、国家安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明确了水利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确定了水利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是指导和推动水利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水利现代化的内涵

2.1 现代化

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辞海》称现代即现在这个时代。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和目标，“使具有现代先进科学技术 ”（《现代汉语词典》），“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辞海》）。作为过程，其首先的标志是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达社会为参考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

2.2 现代水利

现代水利就是适应当代的水利。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利事业发展现状、治水理念更新和治水技术进步看，其内涵应包含科学治水思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利可持续发展方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运用市场理念的水利运行机制、各种现代技术的充分运用等。

2.3 水利现代化

水利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一个目标，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现代化的治水理念、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科学的管理制度武装和改造传统水利，有效解决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四大水问题，通过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综合治理、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科学治理，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利现代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其标准、内容也会不断变化。

2.4 水利现代化的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即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合理配置的水价形成机制基本建立，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基本形成，这“四大体系、一项制度和三个机制”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内容；其过程就是在5～10年时间用先进的治水理念发展水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水利，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水利建设与管理。

3推进莱芜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的建议

3.1 科学确定建设目标

研究确定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目标时，既要有3～5年内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定量指标，又要有较长时期内适应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定性指标。由于现代水利的动态性，有时定性指标可能比定量指标更科学。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指标，都应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基本适应，并保持一定的超前性。

3.2 注重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

在建设水利示范市时，既要重视最终结果，又不能忽视“推进”的精彩过程。既要坚定信心和决心，先行一步、敢创敢试，朝着水利现代化目标推进，又必须立足当下，着眼于轰轰轰烈的水利建设实践，深入总结莱芜在河砂资源整治、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小农水重点县建设、水行政执法、落实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http://、河道综合开发等工作中创造的、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新鲜经验，将实际中探索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充分实践现代水利示范市的理论内涵，为全省提供示范经验，并用于指导实践。

3.3 注重实物和精神层面的两个体系建设

推进现代水利示范市建设，一方面要搞好工程体系建设，为推动水利事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创新治水理念，积极发展、大力弘扬先进的行业文化（即水文化），使水利工程建设与美化水环境、改善生活环境相结合，在建设水利工程的同时，建造亮丽的人文景观，以青山绿水、碧空蓝天带给人们美的享受，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切实解决重建设、轻管理，重实物体系建设，轻精神文明、文化软体系建设问题，力争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治水理念创新、机关文化和水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好成绩，做到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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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注重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现代水利示范市内涵丰富、建设内容广泛，必须统筹规划，明确目标方向，上下联动、全员参与、整体推进。要选准突破口，集中优势资源，全力攻坚，特别是各县（市、区）要立足实际，选准优势项目，倾力打造亮点，达到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整体发展的效果。

3.5 强化水利科技工作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水利，是发展现代水利、建设水利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进一步强化科技意识，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技术，更新治水理念，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水利工程建设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以工程带科研，以科研促工程。高度重视科技人才引进，积极争取编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支持，引进高端人才、培养科技领军人物，带动莱芜水利科技的快速发展。积极引进全国乃至世界最先进的水利技术，在水利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最先进的技术、最亮丽的示范点，要将莱芜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水利新技术的聚集区、试验区，成为引领水利科技发展的“航空母舰”。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部门的联合，充分发挥莱芜高等院校和科技人才力量雄厚的优势，在水利科学研究方面搞好联合，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难题，加大科技攻关的力度，在工程建设中出成果，在解决问题中提升科技工作水平。加大对引进新技术的资金支持，对引进全国或世界先进新技术的单位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加大对水利科学研究的支持，对获得市级以上水利科技奖励的课题组、科技论文作者给予资金奖励。对部分水利科研课题给予资金支持，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进水利科技的创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