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8 17:26:32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任何一项人类事业的发展都需要特定的精神或信念的支撑。科学事业也不例外，科学之为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古希腊先哲追问“世界的本原”和探究“万物的构成”;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人们转向探究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及其性质等问题，从而诞生了经典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等近代科学体系;在当代，科学更是将探索触角伸得更广，宏观上大至宇宙，微观上小至夸克，不仅探索物理世界，而且也探究心灵世界的认知奥秘。这些活动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求知精神，这是矢志不渝的追问自然和探究万物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最基本地反映着人们从事科技活动的态度、品格和气质。一般认为，科学精神既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即“求真”精神;也包括面对现实，探索规律的精神，即“求实”精神。［5］按照这种理解，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能够肯定，那种主张“人本主义的极度发达必然导致科学精神的颓弱”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并非先天地缺乏这些科学基因。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是后来的继承者们逐流于世事的更迭，逐渐放弃了科技向度，并非儒家文化本身存在缺陷。

竺可桢曾总结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近代科学巨匠的事迹，归纳出科学精神应包括三个方面:“(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依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则不屈不挠，只是问是非，不畏，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专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6］这里，他将近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贯通起来。其实，丰富的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具有这种“求是”品格。但是，“由于把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看作了‘科学’本身，作为求知活动的科学以及它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却恰恰在‘科学’的名义下被忽视了。”［7］其实，在《论语》中积淀着丰富的先人们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气质和不懈不屈的坚毅品格。孔子提醒我们要做到以下四点: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做事不能固执己见，走极端，要虚怀若谷，祛除偏见。“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他提醒门人要保持怀疑的学问态度，如果只读书而不加怀疑和思考就很容易受骗，但如果只是空想或思考问题而不加学习则会缺乏信心，难成定见。在评价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时，他曾谈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在他看来，“违”其实并非大不敬，对权威和定见的质疑是智慧的一种表现。孔子是反对盲从与附和的，对颜回的表面顺从他曾表达过些许的不满意，认为他“非助我者也”。但是，通过对其私下与其他弟子的交流却发现，颜回还是有很多发挥的，能够“闻一以知十”，举一反三。“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怀疑精神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表现在它能够刺激人们去追问，有利于思想的创新。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即大家厌恶的东西，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爱的东西也一定要去考察。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其原因，科学活动就是探究隐藏于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培养创新精神第一步就是要大胆怀疑，不畏权威。

而且，孔子提倡弟子要“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甚至要为了“仁”的实现而献身，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观点。在他看来，“仁”是人道的最高真理，一旦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就要据理力争，就算面对老师也不能有所谦让。相比于生命，真理的价值更高。为求真理，不畏生死，敢于抛弃一切，是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纵观科学史，受到政治或宗教等外在压迫而仍然坚持科学研究、记录各种天文现象、扎实地收集各种数据的科学家比比皆是。在坚持和捍卫真理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科技工作者是一致的。《论语》的微言大义能对治国安邦和为人处世提供指南和启发，殊不知，这些思想也同样体现着求是精神。首先，孔子告诫读书人要有志于真理。那种以吃粗茶淡饭穿破旧衣服为耻的人，不值得同他商议和交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其次，物质条件的匮乏不能阻碍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做学问搞研究要有这种甘于平淡、甘于贫穷的境界才能真正有所发现和创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知识分子应该有颜回的精神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第三，追求真理任重而道远，需要刚强的意志和坚毅的品格。正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敢于担当，为求真理和道义而不畏生死。正所谓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并且，在追求真理和道义的过程中务必做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第四，求真之路还需要有实干精神，不能只想不做、只说不做。“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不能说的多，而做的少，应该少说多做，这样才能积累实力，不断进步。做真学问不能图慕虚名，“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要时刻牢记言语谨慎，工作勤劳敏捷。在学术共同体内，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研究是不是为人所知，要更多地想着我对别人的研究了解多少，我的研究和别人的差距在哪?对比之中找出差距，然后努力补足，提升自己能力才是关键。“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做事情要有一技之长才不至于为没有合适的职位而发愁，不断完善自身实力锻炼本领自然会为人知晓，以此来被共同体所接纳。是谓“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科研活动要尊重知识产权，讲究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范和科研道德。一切研究和论证都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反对任何形式的投机取巧、沽名钓誉和弄虚作假行为。这些观点，在《论语》里随处可见。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诚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誉，就像车子没有了轴承，可见诚信对一个人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如何做到诚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守约定、遵守规范，不做任性而为之事。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因为对自己节制、约束而犯过失的，这种事情总不会多。规范对于学问是必要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因为不端行为大多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作祟。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做研究不能只求快，更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做不出真学问。

二、“博学务本”的研究方法

李约瑟证明，通常认为的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的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8］对此，他提出被后人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疑问:“为什么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连同它对先进技术的一切影响，产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按照他的分析，近代科学从方法上区别于古代的是将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9］有学者曾指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走的发展路径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在这方面走的发展路径都是互不相同的”。［10］好比说，我们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人领先”“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10］其实，“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几个主要文明的科学技术都沿着自己的轨道缓慢地发展着，这些多样的科技成就的取得不仅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科技精神，同样也受益于盛于其时的科技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著作加起来就是希腊人知识的概貌。其实，“述而不作”的孔子同样也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一点从《论语》中便可窥一斑。“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论语•子罕》)孔子自谦年少时“多能鄙事”，生活实践上的磨练，使他学会很多技艺。但是，他也指出不能耽溺于这些，所谓“君子不器”其实就是说人一定要全面发展才行，不能只有一种用处。所以，有人说孔子非常伟大，但是很难称他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他警示门人，要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多考虑当前的问题。“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后来，《中庸》发展了这种思想，将其提炼为一种方法论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完全符合认识过程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逻辑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12］但是，孔子也强调君子要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不能舍本逐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基础牢固地确立了，真理自然水到渠成。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孔子坚持的“博观约取”“务本生道”的方法论总纲。具体来讲，《论语》中有如下的求知方法或原则:首先，要重视学思结合。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对此，孔子有着切身的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其次，勤学好问，虚心向别人请教。“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第三，温故知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第四，要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一种科学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常用方法，抓住事物的正反两方面或者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找到符合中庸之道的解决策略。第五，要学会举一反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科学研究内部道理都是相通的，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遇到问题即可“触类旁通”。第六，要见贤思齐，深刻内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善者”作为教训是反思自身行为的一面镜子，要随时检讨自己，以人为镜，向贤者学习优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过，孔子也意识到，在做学问、搞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走弯路，误入歧途，这需要多加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学以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二，要杜绝固执己见，走极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三，学问要循序渐进，遵循进阶过程。“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论语•子张》)君子之道，哪些先传授，哪些后讲述，要像区分草木那样，做以区别和分类。第四，多闻多见，多交流，切忌闭门造车。“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说，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要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做，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去做，就能减少后悔。“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第五，态度端正，实事求是，不可马虎行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反复强调要“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事思敬”(《论语•季氏》)“执事敬”(《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敬就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13］最后，务必要做好基础工作，不要好高骛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三、“以德摄知”的知识观

有学者论证，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科学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本质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求真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前者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这被总结为“以德摄知”的传统。［3］在《论语》中我们能够看到言传身教在求善问题上的作用，也能读出“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3］孔子提出“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这种“以德摄知”传统的确立，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因此之故，做学问要有更高的追求，为学不仅是为了求真、求知，更是为了成为君子，而且为学是成为君子的唯一路径。“孔子肯定了人只有借助于为学才能成为君子，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完善”。［14］在孔子与学生之间的问答之中可以看出，“问答的发轫与完成，始终不在于知识的积累，而在于成就‘君子’的道德品行”。［15］这种“以德摄知”的知识观，要求研究者不断丰富见闻，提高综合素质。孔子将“有教无类”和培养“博学通才之士”作为教育方针和目标，“对学生进行礼、乐、书、数、御、射‘六艺’教育。其中数即数学，乐和声学有关，御和力学有关，射和机械有关。”

墨子曾这样称赞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可见，孔子不仅具有较高的人文修养，其实也有着丰富的自然知识。孔子早年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对大自然和动植物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要求学生学习《诗经》，不仅学习其中反映出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要学习其中所包含的各种自然知识。“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苗而不秀，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这反映当时人们对有些苗木不开花、有些开花不结果生物现象早有洞察。而且，孔子在谈到自然知识时，喜欢运用比喻，将其与一定的哲学道理联系起来。一般而言，我们只有对本体和喻体有了充分的理解之后才能做出恰当的比喻。孔子将自然知识、技术知识与政治哲理内在地打通，使之浑然一体。在《论语》中，不乏利用天文现象来进行道德和政治说教的例子。例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从《论语》受众的角度看，这段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日食和月食等自然现象的关注，能够根据对它的认识来理解社会现象。又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北辰”也就是北极星，在这里将其用作为政治比喻，不仅反映了他对天文、历法和气象的了解，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一些天文知识(譬如，北斗星围绕北极星周期性地旋转等)普及程度。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这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时间观念，不仅认识到时间的单向性或不可逆性，而且用它来诠释社会与人生的道理。《论语》中还涉及一些技术知识。例如，“《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一般对这句话的寓意理解是，学习和研究务必要互相商量研究，学习长处，纠正缺点。其实，这能够反映出当时手工业水平。一般而言，切、磋、琢、磨是针对不同的材质所使用工艺技术的分类。古代把骨头加工成器物叫“切”，把象牙加工成器物叫“磋”，把玉加工成器物叫“琢”，把石头加工成器物叫“磨”。这些专门的技艺孔子了熟于心，能够信手拈来打比喻。我们知道，传统技术多是以自然认知为基础的，而且认知与评价是相互融合的。加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形态，“一方面促成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实用技术的发达，另一方面则造成对看似无用的‘奇技淫巧’的排斥或轻视，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理论理性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不过，在当下技术革命的新背景下，传统技术的这些认知特征以及相应的观念值得再次重视。”［16］结语综上所述，相比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先贤，称孔子为自然哲学家并不为过。而且，《论语》也有资格成为反映先秦时期我国传统科技文化发展的代表性著作，其作为一种古代知识分子的综合文化背景，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领先于西方一千多年亦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确，中国的传统科技文化缺乏兴起近代科学的一些必要元素，以致没能独自发展出近代科学体系。正如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人形成了不同的肤色和生活习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有着自己的本色、长处和优点”，也因此发展出了不同的科技文化类型。李约瑟曾说，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使科学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也助长了科学萌芽。考察中国科技思想史会发现，像张衡、祖冲之、沈括、徐光启、李时珍等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其实未曾受到儒学体制的阻碍，在中国历史上也罕有屠杀科技发明者的现象。而且，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最早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并将其积极地介绍给国人的也是儒士们。因此，企图割断历史，全盘否定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的做法并不可取。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历史，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理论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方法，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中国古代虽然有“曹冲称象”的典故，《墨经》、《考工记》等书关于力学现象的总结与记述，在数学方面公元前已出现《周髀》这样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类似于欧氏几何逻辑系统方向上，“中国古代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是连边都没沾上，……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所以欧几里德几何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更是大得不得了。”(4)

杨振宁在谈到中国的《周易》研究时指出：“有许多中国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现代的，他们既不懂《易经》，又不懂近代科学，到处胡讲一通，要么说《易经》里头有近代科学的种子，要么说《易经》引导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我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里头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而且这个萌芽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骗自己，‘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5)

三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杨振宁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结果如何，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启示更为关心。\

1993年，杨振宁到了澳门，当他站在澳门最高的一个炮台时，感慨万千，他想到了中西方两大文明数百年来的冲突、碰撞、融合的过程，想到了中国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转换领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纪之前，中国四大发明传到欧洲。这些发明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正如欧洲伟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术使文学改观，火药使战争改观，磁铁使航海术改观。可以说，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支宗教派别，没有任何伟人曾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大的力量和影响。”(6)

——15世纪开始三十多年间，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远征航队中最大的船只长440英尺。西方史学家曾存有疑惑，认为当时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发现了一只船轴，直径1.25英尺，高达36英尺。从而使国际上一致认可15世纪初，中国科技仍领先于西方。

——15—17世纪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发生倒转。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大旗下，从思想领域、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导致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生。相反，中国在这两个世纪，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到17世纪初，原先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的地位已丧失殆尽。当时的中国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再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的天朝大门便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轰开。

在这个大转换前后，中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对彼此的科学技术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颇耐人寻味的态度：15世纪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从中国传入的许多重大发明，这些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　当以意大利人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带来一部分西方科学技术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杨振宁认为对中西双方的影响都非同寻常。这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西方结出了牛顿力学这么个大果子，传入中国也并不算晚，却只是无花果”。 (7)

四百年后，利玛窦被中国人尊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他来到中国时所负有的重大“使命”是让这块广袤古老、具有久远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但是，他同时也带来了“三棱镜”、《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技术。

从三棱镜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当16世纪之前的西方人盛赞中国的陶瓷工艺时，他们制造玻璃的技术，已接近炉火纯青的水准。三棱镜对他们来说，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可是，最初看到它的中国人却交口称赞：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

更令当代学者感叹的是，也就在中国人首次见到三棱镜的几十年之后，牛顿通过这小小的三棱镜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将狭缝中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折射为斑澜的七色光谱，成为近代光学的一件厚礼。在中国此后的三百年间，三棱镜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艺”。\

无独有偶，就在西方技术无法发扬光大时，西方科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牛顿之前，由于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经典力学已在萌芽之中。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大定律及微积分后，经典力学实际上已宣告诞生。牛顿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杨振宁认为这本书出版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近代科技诞生的标志”。然而，这本书无论在思维形式上，还是逻辑上都得益于欧几里德的《初探》。“查看《数学原理》，就会发现古希腊几何学在牛顿身上的深远影响。《数学原理》全书的结构完全是以欧几里德的《初探》（Elements）为样本的：两本书都从定义开始，然后是公理，牛顿称其为‘普通意见’，再是引理、命题和证明等等。”(8) \

在牛顿《数学原理》一书出版约8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已将欧几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几何原本》。虽然这本书未能译完，可是徐光启已“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9) 并且已认识到“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10)徐光启一生还编著过《农政全书》及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

可惜的是，《几何原本》与徐光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响。《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A.Wylie 1815—1887）译出。

三棱镜、欧氏几何学在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命运，实质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杨振宁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他说：“1600年到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为什么？科学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举制度；文化传统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但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夷夏之辩’。满清康熙皇帝是一个极有心的君主，他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对付反抗，巩固统治，得显示自己是中国‘正统’的继承者，于是着意比‘正统’更‘正统’，排斥‘异端邪说’，与异质文化划清界限。种族冲突的时代，宗教不能不是个敏感问题，贬拒天主教，现代科学也就跟着倒霉了。”(11)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显示‘正统’，最终拒绝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玛窦来了，德国人汤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来了，传教士大批涌入，带来了“地球是圆的”的观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们坐不住了，开始顽强地抗拒异族文化。其中有一种“西学中源”之说：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这个“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几何即勾股也”，“谁知欧陆言，乃与周髀同”。杨振宁曾多次提到的另一个典型的反对传教士的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个顽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实上是一个“妄得敢言名”的“市侩之魁”。他有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曾不择手段地弹劾已做了钦天监掌印官的汤若望，在汤若望去世时，杨光先做了钦天监监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极端聪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学中源说，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12)

统治阶层的利益、文化传统的保守可以暂时关住天朝大门。但是，在炮舰的外交下，军事接连失败，不仅大门关不住了，还得赔款又割地，受尽后的古老而骄傲的民族终于认识到既要打开大门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来，还要走出去向人家学习。

四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杨振宁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50年。虽然这50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1949年才结束的解放战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动荡，生活不安，但是，从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开始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为标志开始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以理论物理学为例，从1927—1933年中国有三位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是王守竞（1904—1984）、周培源、吴大猷，也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到1948年，杨振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有中国血统的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中国人的理论物理学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从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也就是两代人的间隔，“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令我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纪后50年，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技术已在中国本土化，并且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培养出来，科技对经济的巨大贡献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贡献。

杨振宁还乐观地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为此，他提出了“将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四个条件：

第一、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猛进，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9％。相信中国在2010年左右变成世界工业大国之一。

杨振宁说，科技发展取决于上述四个条件，前三个中国现在已有了，最后一个到下世纪初也会具备。因此，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科技在21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杨振宁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有两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这个观点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也得到了认同。90年代中期开始，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管理学界和媒体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学者们通过对许多华人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同现代化美国的大部分商业原则迥然不同；华人家族企业同为数众多的、经过现代化管理科学改造的西方家族企业比较，也完全不同，但是结果却是华人家族企业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更快。更令学者们疑惑的是，这种冰山尖顶底下究竟隐蔽着多少宝藏呢？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都一致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课题，也是一个文化课题。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亚洲华人把家族资本、传统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

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却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经济进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约瑟文集》，辽宁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2)(3)(4)(5)资料由杨振宁采访录音整理所得。

(6)转引自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载《明报》月刊，1993年10月号。

(7)(11)心远，“在碰撞中产生能量”，载《科技日报》， 1994年5月5日。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yannan.cn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yannan.cn )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文化创意；设计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J502　文献标识码：A

视觉传达在电影(19世纪末)与数字媒体(20世纪末)出现之前，主要以文字、绘画结合纸张、印刷为传媒形式。这四项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自成系统，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仅存的具意象特征的文字；造纸术先于西方文化千年之久，全盘被西方文化吸收；活字印刷术也领先西方文化五百年之久，不但全盘被西方文化吸收，还促使西方文化发生质变，促成传播体系与知识体系的世俗化；中国绘画的自成一格，不仅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融成一体，更重要的是也与文字的传意系统融为一体。这些都是视觉达设计的重要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资产。

一、视觉传达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演变

有关中国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史已有许多文章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只作一简述，以示文化的变迁：

中国的视觉传达设计在1840年前后，主要形式为画洋画、拉洋片等，是以上海十里洋场、少数租借或重要通商口岸如：香港、广州、青岛、天津等的市井情态为素材。及以后，虽然“西学”的色彩与热情不减，另有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育”，但这时期的视觉传达设计，显然也只是简单的版面图文配合编排，在造形方面，木刻版画对平面设计有一定的影响。民国时期，由于陈之佛先生从日本所学图案学以及美国文化的影响，所谓的老上海风格或老上海式样逐渐形成：其一，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 style)，主要表现在图书封面设计上；其二，报纸版面，尤其是平面广告，中外文字夹杂出现，以此为时髦、摩登；其三，受木刻版画的线条影响，这和当时的某些视觉传达设计技术方式有关。

1949年建国后，平面设计上的特色为：其一，前期残存的老上海式样，这与创作人员流变有关；其二，苏联构成主义艺术风格影响，体现了政治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其三，受民间艺术(如：剪纸)的线条影响，开始重视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

期平面设计的特点为：其一，人物形象为样板戏人物造型，线条较动感，色彩红、光、亮，女性形象男性化；其二，字体设计粗黑，具有视觉冲击力，没有外文出现。其三，报纸专栏多有政治色彩很浓的标志图形(Logo)出现，和各种花边一起构成简单的装饰。

进入改革开放期至1985年前后的特点，其一，媒体广告先以“叫卖”形式出现，功利性极强，元论电视还是平面基本上是以纯文字形式出现，后发展为以“美人图”的形式“叫卖”。其二，字体设计以美术字为主，英文或伪英文(汉语拼音)字母混杂其中，以此为时髦、摩登。

1985年后，视觉传达设计以及其周边知识丰富起来，其一，各种设计素材(图形、图片、字体、版式)日益丰富。其二，无论媒体广告还是平面杂志(如《看电影》、《读者》)都将创意作为设计成败的关键，这是在设计从业人员在对设计技术要素熟练掌握之后的，更高层次的文化较量。其三，国外视觉传达设计的作品进入，带来新的形式与理念，但有些作品的创意也受到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其四，国内视觉传达设计制作人无论对世界潮流的吸收还是对中国传统当然包括少数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的融合都有着出色的作品。

从文化产业角度看今天的视觉传达设计――创意的确是关键，而创意的语境却还没有很好的提起注意。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出路只能是立足于本土的传统文化语境，在这条路上挖掘的越深，传播的越广，我们的本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就越大。

二、视觉传达设计的价值观――技术视界与人文视界的融合

从设计涵盖的范围来讲，不只是视觉传达设计，尤其是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其包含的技术成分是不言自明的，而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新工具与新材料的应用造就了新的形式美感。

在艺术设计领域，从敦煌石窟彩塑和壁画的透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原理，从刻版印刷术到活字印刷，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科学、技术”革命，许多新的设计材料、工具、媒介纷纷出现，这就使得到了20世纪20年代，国际上的建筑设计与身份日益独立的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在其艺术表现形式上，仿佛越来越依靠技术的存在，设计艺术仿佛成了一门以技术为主体的、并由技术决定的学科。

“设计”――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是造成了制造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相分离的工业革命的结果。……所谓‘好设计’的概念诞生于30年代。在50年代，当人们试图用把它归因予某种风格、尤其是道德态度的方法，将工业生产统一到现存的品位价值中时，它变得突出起来。无怪乎人们会被‘好设计’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因为这个时期的品位的制造者还不能认识到，由于技术就是我们现有的文化”。更进一步的解析，由于“文化”的含意广泛，所以隶属文化范畴的设计自然能够统合科技的成就。这样，一方面，作为文化范畴的设计学就很容易的占据了西方设计理论的核心，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作为文化范畴的设计与作为技术范畴的设计之差异就在于是否处理了“价值观”问题。但是，设计在作为“技术学科”时，是不考察“价值观”问题的，或是说会以“科学”的态度来处理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在这种观点下，设计理论就会趋向于排除“价值观”的工程技术的片面理论、设计方法就会倾向于描述设计与生产步骤的程序性设计理论；方法论就会倾向于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乃至工程主义的观点、技术革新的观点、生产成本的观点、营销的观点、经济的观点。

不过整体而言，设计作为技术学科，对当代设计而言，其“内容”确实是很丰富的，值得研究的内容也很多，但这些丰富的“技术改进”的内容，从设计理论、设计方法与方法论的角度看，却停留在功利、效率、竞争策略，甚至其负面作用会对自然、人文环境产生破坏。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设计只作为技术学科的观点受到质疑与批判。从设计专业的“知识”带有人文的、价值观的成分来看，我们便较容易理解西方的后现代设计，为什么会跳过“设计的现代主义”直接与古典主义、历史主义、风土主义相连。而“设计的现代主义”在我国却多少有些与“现代化”的意思相近，这就是说“设计的现代主义”和“现代化”都是以“科学技术”或表现出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摒弃了或忽视了人文的、价值观的成分。

在设计中价值观应是一种有立场的价值(评价)系统。“所谓设计，指的是把一种设计、规划、设想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过程。”在此定义下“文化”的概念即在于加强设计作品的个性、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语义表达作用。因此“价值观”的概念即在如何选取与确立设计目标并解释设计作品“所以然”的原因。在设计领域，设计者谈文化与价值观时，在概念上应更清晰，而不是将文化与价值观挂在嘴上，充当解释作品时支吾的搪塞。

总的来说，设计是以融合了技术与艺术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以“一种客观、价值中立的技术”，来培养所谓“高级的”视觉传达设计人才的。在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观点下，理论会趋于对艺术、设计创作的整体描述与批判，设计方法会趋于设计过程中的内省与灵感、顿悟之说，方法论则会趋于形成多元化的设计理论。

三、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基于文化创意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究竟只是一种工艺美术或服务于商业的技术，还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如果只是一种专门的技术，仅仅在职业教育中实施便可，又何必在大学设系；如果是一门学科，那么，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和学科规范是什么?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其设计方法在哪里?视觉传达设计方法与思维方法的关系在哪里?有无特定的知识结构?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理论与实践训练的关系如何契合?等等以上这些的问题，促使我们试着构建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

从西方的设计、艺术发展史来看，到19世纪末期，由于人造工具的日趋多样与复杂，由于机械生产与工厂生产的取代手工生产，更由于产业革命后的社会经济的变革、专业分工的趋势，设计作为新兴的专业才逐渐与艺术专业区分开来。到了20世纪初，承续了艺术的现代转化，更承受了艺术现代主义运动的激荡，而出现了现代设计运动。更由于现代设计运动与工业化，逐渐从建筑设计专业里分裂出新的设计专业：工业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一般而言，工业设计专业大致在两次大战期间形成。视觉传达设计(或称平面设计graphic de-aign)专业大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以广告设计专业为先逐渐形成。也正由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形成的时间较短，加上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与多种相关专业的亲缘性(诸如：文学、美术、大众传播、电影)，以及设计专业长期被认为是应用学科的学术取向(即认为只要将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拿来应用即可)。所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作为一种学科，这学科的规范、理论基础是较易被忽视的。

不过，当一门学科的处于以“实践”为主的时期时，从学科应用的角度，或许不觉得“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期望一门学科的发展能有所突破时，“理论”所能发挥的正面作用首当其冲。张道一先生在谈话中多次强调：传统的手工艺设、计过程的特点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而现代设计的过程的特点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所以，当代的设计过程如果不是以理论支持作为开端便还是一种“口诀式的”技术操作，虽具有一定的艺术形式，但不能成为现代的设计。

要总结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首先要明确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独特性。在对比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后我们会发现：在确立设计目标的过程中，无论从技术层面和人文层面，视觉传达设计都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它表现出来的技术非工程性，人文多维度、多层次性是它自身的独特性一此有别于普通的和其他门类的设计理论，亦即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理论存在的价值性。

面对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张道一先生归纳了三种设计：技术设计、艺术设计、营销设计。这是依次展开的程序性设计过程。当今设计学界所提出的“设计方法”，一般而言，大概要以建筑设计与工业设计这些领域最为领先，但是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这些领域在“设计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下所开发出来的“设计方法”，基本上是以解决问题为取向的程序性设计方法，是较偏向物质生产型态下对“设计”步骤所作的理论设想，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这种“理论”表现出较为特殊的特点。这个特殊的特点便是：“创意”自始至终占据着视觉传达设计过程的灵魂，没有创意的设计技术、技巧以及艺术形式的纷繁表现最终会遭受到营销阶段的全部失利，而在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中至少还保有功能良好的产品进人营销阶段。所以，当今设计学界所持的“程序性”设计方法与在此我们将要讨论的以“创意”为统领的视觉传达设计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方面“程序性”设计方法似乎长于关注设计技术、艺术技巧，在程序进展过程中难于系统的结合、探讨“创意”问题；另一方面“程序性”设计方法难于处理“意义”与“人文价值”的问题。而“创意”与“深刻的意义”却是促成视觉传达设计成功和评价视觉传达设计优劣的关键。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课文解读生活化——搭建科技与生活的桥梁

科学不仅是生活现象与生活规律的理论归纳或演绎，也是生活现象与生活规律的形象描述与解说。语文教材中的科技内容可谓丰富多彩。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让文学形象具有科技的意义，也要让严密的科技理论演绎成实实在在的生活现象，以增强学生的科技意识与科技能力。教学《祝福》，我们既要让学生明白诸如“族权”“政权”的封建政权的腐朽及诸如“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也要让学生明白诸如“祭神”“捐门槛”的“伪科学”的害人不浅；不仅要从理论的高度分析课文所蕴含的科学哲理，也要引导学生联系目前生活实际以分析现实生活中“祥林搜”的存在现象。教学《南州六月荔枝丹》，我们既要引导学生准确解读荔枝的外形及内部构造，也要引导学生了解与明白现实中荔枝的生产与发展现状，以实物进行教学，从而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活的情趣。教授《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理解“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这些科学概念，同时，也应让学生回到现实生活中，并使之明白“尊老爱幼”“民族气节”“忠孝节义”等是“文化传统”而非“传统文化”，而我们每年正月初一“放鞭炮”“贴春联”、五月初五“吃粽子”“赛龙舟”、八月十五“赏月”“吃月饼”等是“传统文化”而非“文化传统”。严密的科技理论与实在的现实生活结合，文本才可“鲜活”起来。

课文内容解读的生活化，不仅可使课本内容通俗化，易于让学生接受，增强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而且也可使语文与生活间的距离大大缩短，让学生明白学习语文就是学习生活，以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增强语文教学的生活性与实用性。尽管语文教材中的许多科技内容，由于条件限制，教者无法将它生活化，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生活化了的语文课堂教学无疑给语文课堂教学增添了魅力，引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这对语文教学而言，也无疑是一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途径。

二、生活内容书面化——构建科技的生活舞台

能力的形成不仅需要相关理论的建构，更需要现实实践。语文教学也不会例外。“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否则，便是对生命与知识的极大浪费。学习文学作品，必要时，要让学生根据课堂所学，结合生活实际，并以生活实际为出发点，运用生活逻辑，发挥合理想象，写出符合生活逻辑与科学逻辑的文学作品。如学了《骑桶者》而写作《骑云者》《站在火星上》《跨上飞碟》等，学了《沙之书》而写作《水之书》《云之书》《风之书》等，学了《祝福》而写作《祈祷》《膜拜》《崇拜》等。学了科技作品，要让学生结合现实生活，学写自己身边的事物或者自己生活中的事物。如学了《南州六月荔枝丹》而让学生写作《黄岩蜜橘》《仙居杨梅》《玉环文旦》《临海勾青》等，学了《景泰蓝的制作》而让学生写作《椒江燃香姜汁的做法》《台州泡虾的制作》《临海麦饼的做法》《三门食饼筒的制作》等，学了鲁迅的《拿来主义》及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而让学生写作《中国人过圣诞节的文化思考》《韩国“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的文化区别》《“乞巧节（七夕节）”的文化演变》《春节的文化内涵》等。

叶圣陶有言：“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乎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联系。”“阅读”与“写作”始终是语文教学的两条主线。语文教学的理想或者说是理想的语文教学应该是“阅读”与“写作”相辅相成，也就是说，以“阅读”促“写作”，以“写作”促“阅读”。用教学篇目的学习来指导学生的作文写作，进而再以其写作促使学生对文本的更深透的阅读，这无疑是实现“阅读”与“写作”相互促进的一条有利途径。让生活内容书面化，让所学能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使得“生活与科技”的教学内容在语文“阅读与写作”的教学中得到切实的落实，从而构建科技的生活舞台。

三、语文练习“科技生活化”与“生活科技化”——创设教学共赢局面

高考关涉千万考生的人生命运与前途，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涉教师的教学前途，说得严重点，也可能关涉到教师自身的人生生计。语文教材中少不了科技文，高考语文试题的现代文阅读中，也有一块是科技文（也叫社科文）的阅读。科技文（社科文），内容范围广——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表达严密。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不仅可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语文与科技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使学生的科技意识与素养得以培养与提高。从实用的角度看，语文课堂教学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训练必不可少。提高科技文（社科文）阅读的答题正确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教与学双方实现共赢的一个重要点，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这无疑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了。

利用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实施科技教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选用的什么样的科技文阅读材料，而在于我们所选的科技文文本与现实生活有多大的联系。中学生知识层次有限，他们对艰深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也许有一定的困难，但倘若我们所选择的文章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学生所感受到的也许更为强烈，而其学习自然也就有了乐趣。选择具有生活内容的科技文（社科文）抑或选择与学生生活较为贴近的科技文（社科文）文章作语文阅读训练文本，并配以适当的题目，这既能增强学生的科学素养，同时也会激发学生阅读科技文（社科文）的兴趣，寓教于生活，寓生活于教，学生高兴，教者自然也受益匪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选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文（社科文）作为学生的语文阅读练习，是个让学生与教师双赢的方法，也是我们实现科技教育生活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四、丰富课外活动——奠定语文科技教育的基础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从科技文化和知志产权制度的差异角度探析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因由。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必须对现行科技政策的内涵加以充实,包括建立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科学教育体系和完善相关科技知志产权制度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政策;科学精神;知志产权

一、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延续了数千年,一度还还引领历史潮流,雄踞时代巅峰。但20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历次运动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似乎很少主动读《论语》,《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论挂在嘴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传统的儒家文化渐息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饮食起居触目可及都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美国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对青年人的诱惑远大于凉茶和中式快餐,欧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乐歌手……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分析的一般,近代以来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造诣方面落后于西方有着深刻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经济的,更可能是文化的。笔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文化差异和产权制度的因素最有解释力。有学者将李约瑟难题归咎为传统社会的氛围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束缚。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追根朔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特质和知志产权制度差异的问题上。以下笔者将尝试从这个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成因。

二、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如果说把人类现行的知志体系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类,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可归为最后一种。科学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社会文化系统与构成对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适合科技发展的社会文化主应包含合理性价值、功利性价值、普遍性价值和反对权威义等方面。这些因素恰恰是西方社会所具备的并为其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道德伦常,修齐治平的道路。知志分子关心的不是自然界的知志与奥秘,相反是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文化的形成归因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具备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小农社会不大讲究效率和效益,甚至对这两者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斥。自给自足,靠天吃饭也使得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感兴趣,以致清末的重臣们看到西洋先进的科技还斥之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足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与科学、尤其与自然科学绝缘,呈现出一副具有浓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和经世致用的功利色彩的人文学科知志体系。

历史上,传统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私有产权,尤其是知志产权。这也使得科技生长的产权制度环境比较欠缺。统治者的意图只是为了思想控制和方便统治的需要,并非为民众提供技术专利的保护和鼓励社会进行技术创新,或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志产权制度的主要原因。

三、李约瑟难题对我国科技政策革新的启示

(一)完善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比古人更全面客观。尽管现在人们都知道科学知志的重要性,但谈起文化的含义,人们或多或少还是首先将其与人文学科知志体系挂钩,对于科学知志,则更多的归到知志技术范畴。为此,我们应改变狭义的文化观,将代表人类知志发展最高水平的现代科学知志体系纳入文化的视野。尤其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更是不能缺少科学精神的培育。“科技文化所体现的理性,公平,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是推动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大学科学教育应重视科学史知志的讲授,强化科学教育理念的传授,关注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大力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内涵和价值的把握与理解,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对科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

科学精神的缺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不足。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一种仅仅为政治、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具,没有发掘出隐藏在技术层面背后的科学精神内涵。当然,科学精神的培育也应该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但不代表热”既是传统文化回归的一个重要信号,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强劲的竞争力。如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被现代科学话语解读为讲究和谐统一,注重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后工业化时代,饱受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后,人们深深的体会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提供源远流长的理论支持。

此外,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中有益养分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先生说过,近代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我们科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当在大力培养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精神。恰到好处地调节科学中的“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改变将科技看成一种纯粹工艺技术的偏颇观点,发掘科技背后的精神内涵。简而言之,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科学精神的培育应成为未来科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关于中国科技政策革新的若干建议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数字出版；稿件采编系统；网络监督；期刊推介；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1-0067-03

技术决定论者坚信传播技术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深刻改变[1]。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正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许多方面。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印刷版中国科技期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在许多环节进行了各种积极尝试及措施以应对网络的深刻影响，并正在发生着各种发展转变。

一、对科技期刊传统稿件处理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中国科技期刊在网络应用及普及前，对稿件的投稿、审稿、退修、编校等环节均在纸质稿件上进行，并通过邮局邮寄方式联系，费时费力。

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网络的运用逐渐推广并在近十余年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学术期刊稿件的处理方式也悄然而不断发生改变。

在21世纪初，有期刊就开始尝试通过网络，利用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作者、专家进行稿件的传送，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稿件的处理时程；之后，逐渐出现专业的开发软件公司，制作并推广使用期刊网络采编系统。

该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期刊门户网站和期刊采编业务集成化信息平台，将在线投稿、查询和在线审稿、流程监控等采编业务整合在一个系统平台上，以实现传统平面期刊的数字化存储、网络化传播和个性化利用的目标[2]。

目前采用稿件采编系统的期刊已较为普遍，这种方式易于实时查阅稿件处理进度，而且快捷、方便，提高了稿件采编流程的效率，有效缩短论文编审及发表时滞[3]。

二、对科技期刊编辑策略及传统印刷出版方式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互联网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及方便快捷和可主动选择等优点，正在深刻影响着科研工作者查阅文献的方式，即不只是受限于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获取科研学术信息，而是充分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或各种专业数据库，主动检索并查阅所需内容。科技期刊编辑必须积极改进并提升编辑策略，以应对这种转变。如对网络检索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篇名及摘要等正投入更多精力，编修中不断提升其关注度，以便于科研工作者查找到相关单篇文献，提升论文的传播效果[4]。

同时，网络普及也促使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发生着深刻转变。由于网络的即时快捷，可避免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发排、印刷装订等过程延搁。为了使科研论文及时与传播，现今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正处于印刷版期刊与数字出版并存的阶段，并逐渐走向定量印刷或全部数字出版的未来。

目前，有些科技期刊在保存传统印刷版期刊的同时，自建期刊网站，应用网络即时论文，随后再按期印刷出版。2007年，我国上网期刊已有6000余种[5，6]。也有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网络数字化期刊或论文平台。自20世纪末以来，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这种全新的学术论文传播模式大规模兴起，促进了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取得长足发展[7-8]。如中国科研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http：），即通过网络即时来自不同作者和不同领域的电子版论文，并逐渐开始尝试同时也出版纸质期刊。

此外，优先数字出版也是一种迅速发展并得到认可的科技期刊网络化数字出版模式。这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数字期刊。目前大多数期刊选用的优先出版模式是录用并完成编修的经编辑定稿的稿件，一般以期或单篇论文为单位出版。目前，国际上许多著名学术期刊都有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如Springer创办了“Online First”， Nature的“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的“Express”， Elsevier的“InPress”；国内期刊大多采用中国知网平台进行优先出版。这种即时发行且灵活的出版方式，节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时间、排版印刷时间、邮发邮寄时间、图书馆编目上架时间，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与读者见面[9-12]。这些不同的网络数字化出版方式，顺应了科研工作者在网络上查阅信息并阅读的现状，也便于利用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读者主动推荐、推送，有力促进了期刊论文影响力的提升。

三、科技期刊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监督的发展转变

随着网络应用及对期刊出版方式的影响，逐渐出现了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出版是否是正式出版以及缺乏相关法规制度等方面的新问题，并进一步产生了大讨论和新的思考[13-17]。例如，互联网普及之前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仅在答辩后收藏于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图书馆，学术期刊和司法界都将之视为未公开发表。因此，国内外学术期刊传统上并未将学位论文内容再次发表认定为重复发表。但近年来，随着网络出版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建立了硕博士学位论文库，读者可以检索并阅读全文，这一传统认识已受到挑战。张小强等[18]认为学位论文被收录进网络数据库属于正式出版——网络出版。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一法规或规范，但中国科技期刊界的很多编辑工作者，已对其学位论文内容的研究论文投稿采取尺度不一的拒绝。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硕博士研究生对此不能理解，或产生不满而抱怨甚至责问期刊编辑部，或者对毕业时学校要求上传电子版学位论文并网络产生抵触情绪，但为了顺利毕业而委曲求全并被动放弃投稿期刊。这些均对科研工作者的情绪、工作热情等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科技期刊及相关各方均急需重视并积极应对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如完善规范制度和机制，形成共识，达到有据可行，避免混乱；目前也并非所有高校都提供研究生毕业论文电子版全文，故是否应全面考虑各方利益，如研究生只提供毕业论文摘要或应有自主决定权提供全文，或数据库按研究生论文下载支付给研究生费用等措施，以期达到互利共赢。这些均需进一步深思并转变。网络普及在提升中国科技期刊所刊发论文质量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网络数据库检索的广泛性及文献不端检索软件的应用，均有效避免了刊发抄袭、文字复制等不端行为，保证期刊的原创性和首发性，提升了期刊论文质量和传播效果。

四、中国科技期刊利用网络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和影响力并有望促进学术交流

利用网络的无地域、时间限制的优势，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占主要份额的中文科技期刊走国际化之路并减少知识产权外流，是一个有利时机，必须积极利用互联网，寻求走出国门的方法和途径。

目前侨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近三十年来迁往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新时期移民逐步增长，这一时期的移民大多具有高学历或为技术移民。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含中英文版）的国际化进程，可为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查阅和了解中国科研成果的机会，也利于增进国际化传播。

中国知网数据库正在积极探索将中国科技期刊推介到世界各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此外，科技期刊也应进一步开拓各种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拓展更广泛的读者、作者和审稿专家。如高校科技期刊应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国际间校际交流和科研合作优势，将其科技期刊网站在对方院校或研究单位的互联网站上建立广泛链接；或借助海外科研工作者及编委等，在其名片、电子邮件末尾签名处或博客主页等，标注上相应中文科技期刊的网址等，通过其与其他科学家交流或参会等机会，便可以使中国科技期刊得到积极推介，并逐步扩大国际传播及影响力。截止到2006年，已有超过500家的大型海外机构用户通过互联网使用中文期刊，中国的传统期刊在通过互联网发行到世界各地。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知名院校及皇后图书馆、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等海外大型图书馆的借阅者们，可通过互联网阅读到了中国的科技期刊。而且，很多中国科技期刊也已拥有国际编委或审稿专家，正是利用了网络的便利，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也促进了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中国科技期刊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广泛传播，也将对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产生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内科技期刊以这种方式走出国门，特别对不容易收录入以英文为主的SCI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中文版期刊，通过利用网络的各种方式推介，将极大促进中国科研成果的传播，并为世界各地掌握汉语或以汉语为母语的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科研发展的窗口。在增进国际科研工作者了解中国科研成果及期刊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吸引更多海外华裔科学家将其科研成果以其熟悉的中文撰写，并投往中国科技期刊，从而形成科研成果共享与期刊发展共赢的良性循环。随着其在国外推广力度的加大和提升，对国内科技期刊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推动；而且也方便世界各地华裔或他国的科研工作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开辟并寻找更多与国内同行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中文版科技期刊还应进一步重视并提升论文的英文摘要的编辑加工和规范，为不掌握汉语的国际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解中国科研进展的窗口。相信科技期刊在传播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发挥其促进交流的作用，这也顺应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到中国声音“走出去”的需要，避免科研领域购买国外试剂、仪器而将科研论文成果发表在国外英文期刊的“两头在外”的弊端。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等知名学者建议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重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改革旧有的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对国内外期刊一视同仁，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双重标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深刻影响及积极应对转变的进程中，这些无疑又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要坚持世界一流和国家需求方向，要关注科学前沿和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好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中国科技期刊是国际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并采取各种应对方式，不断转变思路和运营模式，建立自己的科技文献品牌体系及学术期刊评价的国际话语权。目前，利用网络平台，将以往小而散的期刊进行整合并实现集约化发展，也是目前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又一个趋势，并正在不断发展。这必将使中国科技期刊经历深远而有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更高效地发挥科研成果的传播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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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董琳.网络版权技术措施刑事保护研究[J].中国出版，2012（7）.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传统武术;科学化;发展;途径

传统武术就是相对于近现代以来受西方体育文化影响较深的、被称为“现代武术”而言，能够基本保持中国武术文化传统的，没有或者受现代体育文化影响较弱的武术。[1]上世纪初至今，随着中西体育交流的深入和相互影响，中国的传统武术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步的复兴，作为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传统武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传统武术今后要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是决定其未来兴衰成败的关键。因此，本研究针对现代条件下传统武术的发展之路进行理论探索和分析，为促进传统武术的健康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科学化是传统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科学有别于迷信，对立与谬误，常被赋予“真理”的美名。科学化则是以科学的思维、态度和行为来对待事物，发现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利用规律办事，造福于人类，它不仅是时代文明的标志，也是促进事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方法和途径。[2]

传统武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汲取了传统的哲学、兵法学、养生学、中医学等思想，并在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中逐步构建起了一套独立的武术文化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过去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人们认知的历史局限性影响，传统武术体系中也充斥了很多糟粕性的、不合理的、不科学的东西，至今仍影响着许多人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开启民智、探索究竟，走科学化的发展之路。只有这样，传统武术才能跟上时展潮流并造福于广大民众。

二、传统武术的科学化发展途径

1、传统武术研究的科学化

走好传统武术的现展之路，首先要做好对传统武术的科学研究工作。传统武术历经千年，由于历史上社会科技水平不高，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多限于经验的总结与提炼，虽有一定的科学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的臆测和猜想，甚至在传统武术内容体系中，融入了许多的诸如封建迷信等不科学的、甚至是糟粕性的东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不科学、不合理的武术认知观点和武术文化、修习理论及方法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科学研究方法对传统武术的文化渊源、历史发展、价值意义、技术技能以及与传统武术相关联的中国传统哲学、医学等文化科学知识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发现真相，探求真理、取精去粗、去伪存真，结合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建立起科学、系统的传统武术的文化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体系。

2、传统武术教育的科学化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军事武术的“团练式”教育外，传统武术主要以“师徒制”的教育方式进行传授，讲究徒弟拜师学艺，师傅言传身教。每一门的拳术都形成了一整套的教育方式，当然有的科学合理，但有的则缺乏科学性。例如，有的武术门派在练功夫时讲究抹“神水”，吞符咒的方式来提升功力，而事实上这些修习方法除了在思想、精神上对学习者起到一些控制外，对身体并无裨益。甚至还有一些违背人体生理和心理规律的教育方式方法，导致习练者价值观、人生观混乱，身体机能紊乱，从而“走火入魔”。因此，在科技、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今天，要促进传统武术教育的发展，就要把传统武术的教育纳入现代科学教育体系，对传统武术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方法要进行科学研究，不泥古，不盲从，择优留存，并结合时展特点，对传统武术的教育目的、价值和意义、教育方式方法等进行科学变革和创新，通过现代科学教育理论和方法，实现传统武术教育的科学化发展。

3、传统武术训练的科学化

在古代，习武之人的训练一般采用师承的训练方法，其中有科学合理的成分，当然也存在着很多的不科学的成分。随着时代的发展，时至今日，以人为本的科学化训练已经成为身体运动训练的主流。传统武术要想在现代得到良好发展，就必须从过去主要依赖于经验训练走向现代的科学化训练。其一，要实现传统武术训练方法的科学化。要运用现代训练技术方法和手段，激发习练者的兴趣，合理安排运动训练量和训练周期，逐步实现训练目标;其二，做好运动疲劳的恢复工作。良好的身体恢复是进行下一步运动训练的重要保证，因此，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来促进运动疲劳的恢复至关重要。要实现运动疲劳的恢复，就要注重习练者的体能、机能方面的科学检测、分析和评价，运用医学、心理学、运动学等知识和方法，有针对性的对习练者进行身心调理，促进疲劳的恢复;其三，要实现传统武术技术和功效的科学化评判。传统武术的传授靠的是言传身教和经验体悟，武术动作的传承和习练常常因人而异发生变化甚至面目全非，没有形成规范化动作结构，要实现传统武术动作技术的规范化，就需要借助于现代的影像技术进行教学;还可通过三维高速摄影机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现代科技手段建立武术动作技术数字模型来进行分析研究，既可以对动作技术进行评价和改进，还可以有效实现动作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对传统武术功效的评判方面，改变以前的主观感受，设定一些健康指标，通过长期的科学监控，对这些指标进行跟踪与分析，实现量化评价，客观准确的反映出通过武术修习后身体机能的变化情况。[3]

4、传统武术传播的科学化

在古时，传统武术作为防身保命的 “秘技”，不会轻易示人，一般只有在比武（如打擂台）、考功名（如武举制）等时候才会向公众展示，除此之外，更多的时候是处于默默无闻而非炫耀状态。此外，外来武技对传统武术发展的冲击很大，如跆拳道等，传统武术固守的师徒制的传承方式也对其发展有一定的制约，导致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传统武术的社会影响力很弱，甚至出现了一些拳术后继乏人、濒于失传的现象。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其一，必须改变传统武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播理念，树立现代开放式的传播理念;其二，要利用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加强传统武术的传播力度。通过现代媒体和互联网技术，多渠道、多形式的进行宣传活动，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武术，爱上传统武术;其三，通过举办培训班、竞赛交流和推广活动等，培养更多的传统武术人才，万众齐心、集思广益，共同促进传统武术的发展。

三、结束语

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强身健体、文化教育、养生修身等功能对于促进人的良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受到现代体育文化的冲击、人们多元化的体育选择等原因，导致今天传统武术的发展面临困境，其价值无法得到很好地发挥。因此，作为武术工作者应正视科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积极推动传统武术融入时代的大潮之中，促进传统武术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使之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 周争蔚，王建利.我国民族传统武术文化解析及其实用套路研究[M].北京：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10.9-10.

[2] 张健.“科学化”思絮[J/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3.9.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科技文化；人文文化；科技传播；文化制约；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080-03

一、文化是影响科技传播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到“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而“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首先就不能忽视社会文化因素对科技活动的影响。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科技传播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也就是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1]科技传播作为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伴随着科技的产生、发展和人类交往的不断密切而进行，它从一开始就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辞海》中，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2]本文主要从狭义层面理解文化。其中，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技术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人类改造自然、进行生产的方法与手段。科技传播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它必然给科技传播打上深刻的烙印。同时，科技传播也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公元11世纪至15世纪，我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及指南针经过阿拉伯传入西欧，对欧洲的社会文化进步产生了重大作用。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可见，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传播对近代欧洲文明进步产生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科技传播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双向作用的关系。随着社会的日益科学技术化，我们往往容易注意到科技传播对社会的影响，而忽略社会是如何影响和促进科技传播及其发展的。事实上，社会是推动科技传播的主导力量，社会状况如何，决定着科技传播及其发展的状况如何，社会如果不能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仅仅是基于科技传播自身发展的内部逻辑，科技传播不可能有重大的突破。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由此文化成为影响科技传播的重要社会因素。文化渗透于社会的各种制度之中，隐含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之中，并且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强大的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构成文化在形式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着当传播者选择传播何种科技内容、以何种方式传播时，在受众选择接受何种科技内容、以何种方式获取科技信息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既有文化传统的影响，最终影响到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科技传播的方向和效果怎样。换言之，科技传播是社会行为和结构的特殊形式，不同的文化选择、价值取向都决定着科技传播的轨迹和状况。所以，社会文化因素对科技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科技传播文化制约的体现

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认为科技传播“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4]这一论述指出了科技传播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微观层面的学术交流，二是宏观层面的科学教育以及科学普及。文化因素对科技传播的制约也就体现在这两个层面上。

（一）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抗阻碍科技传播

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人类在认识与改造自然、认识与改造自我的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它们是贯穿在科技探索与人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实质，是展现科技活动和人文活动内在意义的东西。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用不同，二者在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现上均存在巨大差异。正如1959年英国著名学者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的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中所提到的那样: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生活正日益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抗使西方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以至于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不能对“过去”作正确的描述，不能对“现在”作合理的解释，不能对“未来”作可靠的估计。[5]虽然斯诺关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离与对抗的描述有一定的夸大，估计也过于严重，但是，总体上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合作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其结果是导致科技传播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均受到阻碍。

1.两种文化的文化内涵差异及价值观念的彼此不认同导致科技传播受阻。首先，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抗使人被禁锢于精细的专业学科内，人随着学科的专业化而不断专业化。长期的专业化教育使不同学科的人们具有广泛的自律性，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们不掺杂主观的要求或价值观念，不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那样受本人的观念、信仰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之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个人的、阶级的、国家的意志或意识影响下也很难像自然科学研究者那样客观。因此，双方很少主动寻求机会接近对方，自然科学家被动地从事科技传播，人文社会科学家与普通大众参与科技传播的意愿也不强烈，其结果是科技传播微观层面的学术交流不活跃，宏观层面的科技新知向公众普及的广度与深度受到阻碍。其次，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众传媒界注重新闻价值轻视科技价值的特有新闻价值取向与科技界形成的尊重科技价值取向的对立不利于科学共同体成员与大众传媒的沟通，进而影响科技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在报道科技事实时，往往侧重选择有轰动性、影响力的科技事实，或者属于科技事实但未必具有较大科技价值却能引起读者广泛注意、容易引发新闻轰动效应的其他事实；而尊重科技价值著称的科学共同体成员不能接受传媒文化对科学的如此“解读”与“重构”。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宏观层面影响了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活动的顺利展开。

2.承载两种文化的语言符号体系差异制约科技传播。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分别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表达工具与运载工具。日常语言具有意指的多样性、模糊性特点。而科学语言则要讲究准确、严密、富有逻辑性，概念明确，善于推理判断，有理有据，不能有半点含糊，要有说服力，使人信服。科学语言在表述科学现象、现象之间的关系时所运用的术语、符号、公式、图表等在人文文化的范围内并不具备通约性，缺乏科学文化背景的人文群体或个体就难以准确理解和把握科学语言。语言符号的差异使人文文化背景的受传者难以接触到广阔的科学技术领域。反之，当大众传媒运用日常语言来表述科技信息，则往往难以做到科学语言所要求的“精密准确”。因为大众传媒语言力求简明扼要、标新立异、扣人心弦，这就难以达到科技信息表达所要求的精确性，势必造成科技信息的“失真”，其结果是科学共同体不满大众传媒对科技信息的解读，大众传媒也对科学共同体的不认可难以理解，最终两个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被强化，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活动受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就被耽搁。

（二）科技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异质性阻碍科技传播

科技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它是以科技知识分子为代表创造、传递和交流的文化。科技精英文化以论文、专利、实验等形式体现，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科技精英通常具备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准则、共同的行为模式、共同的探讨模式和前提。他们具备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概括的科学活动的基本精神气质：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合理的怀疑性。大众文化是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市民文化。它既与同一历史时期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也与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产生的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一些原则差异。首先，大众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其次，大众文化是一种强化娱乐的文化，它轻松愉快、娱人耳目、悦人身心、引领大众的世俗消费；再则，大众文化是一种同质文化即标准化文化。借助现代科技新手段，大众文化信息的传播易如反掌，非常便于普及。

当科技传播在最宏观层面展开，即开展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过程时，科技精英文化以其专有的研究领域，专业的规范和准则、专业的术语、专业的工具和专业的方法致力于追求学术的纯正和规范，普通大众自然难以理解那些专业、深奥、枯燥、抽象的文化内容，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通俗、轻松活泼的大众文化。科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受众在选择性接触过程中对大众文化传播亲近，而对科技精英文化传播疏远。科技精英文化因“曲高”而“和寡”，“门可罗雀”；大众文化因通俗而盛行，“门庭若市”。

（三）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阻碍科技传播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选择和自我保护作用。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有文化模式的维护时，即可促进科技传播发展；反之，当外来文化对原有文化模式构成威胁、破坏时，则限制科技的交流、沟通与分享。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提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在运用自然知识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更有成效。然而，近代科学却没有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这说明，欧洲的文化土壤为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因此，当我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及指南针经过阿拉伯传入西欧，对西欧的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作用。而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170多年的历史时空中，还是没有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日本曾经处于类似中国的困境，但日本面对西方既迅速又成功地实现了政府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家许光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的传统社会组织给日本人带来无需剧烈改变心理社会稳态模式就满足其现代化要求在心理上所需要的力量，而中国的传统组织却未能提供可比的优势；日本的现代化并非基于日本民族性格的任何重大变化上，也不是建立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理变化上，日本社会和文化恰巧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较之于中国更适合于现代化组织形式的心理社会稳态。[6]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中国不愿意使用大炮，而16世纪末的日本，其枪炮制作工艺已经十分精湛，拥有的枪炮数量也堪称世界第一。这是因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产生了一种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文化心态，认为向外国学习技术有损尊严；而日本则没有这样的社会心理，采取的是开放、兼容、并包的姿态，因此日本能迅速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会对微观层面的学术交流和宏观层面的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形成阻碍，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将大大受阻。

（四）特殊历史时期宗教文化对科技传播存在制约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信仰；而科学则是人类理性的结晶，是反映事实真相的学说。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有“冲突说”、“互补说”和“交融说”等多种关系理论。但自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出现以后，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对抗、接受，或者试图将科学纳入自身的轨道，都意味着宗教无法回避来自科学的挑战。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在宗教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例如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欧洲，在蒙昧主义与信仰主义的统治下，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发展及其缓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神学鼓励科学家用科学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伟大，给科学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但是，基督教规定科学必须服从神学，凡与圣经或神学推崇的学说相悖的观点都被斥为异端邪说，这当然是对科学研究、科学体系、科技传播的严重制约。如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由于与教会所倡导的“地心说”相违背，在1543年刚公开出版时就被教皇宣布为“邪说”并被列为禁书。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无限宇宙论，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的地球中心论，于1600年2月17日被罗马教廷在罗马百花广场活活烧死。被20世纪科学主将爱因斯坦称之为“近代物理学之父――事实上也是整个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以自己的天文观察实验支持与宣传哥白尼学说遭终身监禁。由此可见，中世纪教会限制科技书籍发行，限制传播者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甚至从肉体上残害科技传播者的做法必然抑制科技传播事业每个层面的发展。

三、消除科技传播文化制约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努力建设文化强国，要使这一伟大事业顺利开展，就必须重视科技传播过程存在的社会文化影响问题，积极应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通过发展社会文化来推动科技传播发展。

（一）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营造有利于科技传播的文化氛围

首先，培育开放、发展的文化心态和思想观念。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但是，仍需客服僵化的思想观念，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勇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合理的、先进的部分，保证文化的发展性、先进性与科学性，实现文化自强，以利于科技传播活动的展开。其次，弘扬宣传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在给人们提供许多新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人们对事态的进程难以把握和对社会现象感到困惑时，封建迷信便会乘虚而入，沉渣泛起。因此，科学精神在当代中国公众当中扎根是最基本的建设，是最重要的内容。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努力形成爱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使科学精神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意识深处。

（二）融合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二者的融合不是简单地合二为一，用一种文化去统率、消解另一种文化。融合不仅指人类无论在科学技术活动中，还是在人文社会活动中，都能够受到两种文化指引，使科学技术活动同人文社会活动协调发展；同时也指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还是人文社会工作者，都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良好的人文文化素质，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为了填平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强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例如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建立综合性的科学团体、举办文化沙龙等。此外，针对当代的很多工程技术问题与社会问题，组织联合攻关、合作研究与著书立说、开展战略发展研究等。在我国，还要从改变文理割裂的教育体制入手，学习发达国家文理打通的做法，使培养的人才对科学技术史、文史哲学史同样熟悉。再者改革专业划分过于狭隘、刻板的状况，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循序渐进培养公民的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念和科学思想方法，努力消解两种文化的分野与对峙造成的科技传播的无形藩篱。

（三）加强科技传播专业建设，改进科技传播语言艺术形式

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传播也随之发生不少新的变化，比如：不仅社会公众需要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科技工作者本身也需要接受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科学技术不仅可以造福人类，用之不当也会对人类产生危害，通过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工作可以使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角色和作用有一个全面、辩证的了解；科学普及工作还包括向公众解释当代大科研投入巨大的理由、价值和意义等。因此，科技传播活动必须与时俱进，这样才能适应科技发展、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只有当科学技术传播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才可以有效指导科技传播活动的开展，这也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应该努力建立、健全科学技术传播学学科体系，通过加强科技传播专业的建设，培养专业科技传播人才，使科学普及工作的主力由先前的科学家这样的科普业余工作者逐步向专业化的科技传媒队伍工作者转化。与此同时，改进科技传播的语言艺术形式，这主要指加强科学技术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只有培养科学家科技传播的浓厚兴趣，并使他们掌握有效的科技传播语言方式与途径，才能推动科技传播在科学家层面的开展；大众传媒只有在深刻领悟科学真谛的基础上才能灵活运用群众的语言、形象化的方法来讲科学、打动和感染读者。总之，任何参与科技传播的个人、群体、组织都需要努力学习，不断探索开发新型传播方式，满足科技传播在新形势下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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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76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7.

[4][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 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41.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近现代科技革命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特别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近代科技文化彰显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功利主义为近代科学的确立提供合法化基础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人们过度追求工具理性,虽然物性科技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是却忽视了人文科技的作用,造成了人们精神的空虚和失落,导致人类陷入生态危机与人文危机交织的生存困境。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对现代科技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大力呼吁科学精神的人文复归,增强科技文化的人文底蕴,推进科技文化与伦理型文化的协调良性发展。科技文化与伦理型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寻求达到理性的世界秩序形态的两种不同方式,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科技文化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文化与技术文化的不断整合而演化出来的新概念,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一方面具备科学文化的特征,即以经过严密逻辑论证的理性形式表现出来的抽象化、普适化了的知识特征,另一方面也具有技术化的实践性、应用性和实证的特征。因此,科技文化是科学理性与技术实践性相结合的产物,是科技之精神本性的理论表现或理论形态,其“本质上是以人类主体意识为中心、以人类的主体创造性为基础、以多元主义为思想方法、以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特征的文化形态。”[1]16追求工具理性是科技文化最显着的标志。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它注重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崇仁爱原则,倡扬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重视人生价值,强调个人在家庭人伦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义务和责任;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重视修养践行,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核心价值讲,伦理道德构成了它的内涵,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三纲五常”思想在社会中发挥着整合中国人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关键作用;就其制度安排来说,伦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经济上的均平格局、法律儒化教育的忠诚至上等等取向,都以其伦理化来显示出它们的制度特质;就其社会生活实际状态而言,伦理道德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人们的日常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是由伦理关系所决定的。实现人文价值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

科学精神是科技文化的核心内质,现代科学精神规定着科技文化不仅追求着求真的探索精神,有根据的怀疑精神,追本逐末的原理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等,而且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更要求具有竞争性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精神等。这就说明,应然问题即价值层面的人的精神问题也纳入了当代科技文化的范畴,与仅处理实然问题即事实层面的原生态的科学知识相比,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也就是说,当代科技文化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必然,也同时具有了人文价值理性的应然。科技文化虽然以工具理性为其最显着的标志,但科技文化本身就包含着人文精神。同样,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虽然以伦理道德价值为其终极的目标追求,但在其发展、追求、实现伦理道德目标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渗透着科学精神的工具理性。因此,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在其最原初内涵层面上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并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还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物欲的膨胀、人类对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日益占据了人类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价值理性则日益被漠视、边缘化。工具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价值理性日益失落,现代科技文化与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冲突越来越凸出,这也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各种危机的根源。

二、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冲突

科技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实质是一种价值伦理文化。价值理性体现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与价值理性相区别,工具理性所把握的世界是不依赖于人和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其本质特征是关注器物而缺少人文关怀。因此,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价值伦理文化二者具有内在实质的差别,它们在思维方法、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分歧,特别是当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物性化,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类生存危机突出,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正确地审视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由于科技文化所追求的是科学理性真理,它要求具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动态特质上注重于事物的发展、开放和创新;而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追求为最高境界,在其思想深处注重的是稳定、保守、封闭等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因此当二者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肯定立马就会产生不相适应的冲突感。第一,创新性与保守性的冲突。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是科技的灵魂,科技总是在以扬弃以往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前进,通过创新使科技文化发展始终处于文化发展的前沿。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倾向影响着创新意识的出现,孔子崇尚“乐天知命”,董仲舒尊奉“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保守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现实中根深蒂固的中庸思想导致谨言慎行,不提倡冒险、开拓与进取精神,因而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第二,发展性与稳定性的冲突。科技文化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科技的实践有一个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建制过程,科技文化也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知识累积、智力接力的建构过程。在科技哲学领域,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他们都承认科学知识的增长,都在试图探索出科学发展的合理模式,认为科学总是后人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怀疑批判托勒密的地心说基础上发展的,居里夫人是在伦琴发现x射线和贝克勒尔发现铀放射线的基础上发现镭的等等。同时科技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在科技的历史就是一部“驱愚”的历史。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却往往大都是强调求稳定、求太平,奉行安身立命的处世哲学,甚至还带有封建迷信和愚昧思想,这种求稳的价值取向与科技文化所追求的求变、求新的思维模式是很不相融的。第三,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冲突。科技研究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它的思想方法是多元的,因为单一模式只能导致思维僵化,因而它反对霸权主义或权威主义,鼓励怀疑精神,支持学术的交流碰撞。俗话说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但是科学是无国界的。在大科学时代,科技研究更是超越国界、学科的界限实行全方位合作交流,这与科技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特点是分不开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受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束缚下形成的,带有很大的自我封闭性,这与科技文化所追求的开放性理念相异。

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除了自身内在的差别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现代科技文化片面追求工具理性,忽视人文,科技成为强势力量,存在排拒伦理的倾向。在现代社会中“现代科学只是关心那些可以衡量的东西以及它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再去追问这些事物的人文意义,只问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去工作,而不去关心技术本身的目的。科学的价值被扭曲了,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发达工业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与人性不相融的‘病态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2]31马尔库塞的这段话指出了科技进步的目的原本应使社会结构更趋于合理化,使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更大的发挥,然而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由于科技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们在生活中只关注科技的应用,而忽略对人文价值的追问,科技的统治导致了科技的异化,科技的异化又导致工具理性的膨胀,进而使人和社会都陷入这种异化的怪圈中。尽管科技创造了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却反而使人日益成为技术、物质的奴隶,社会也日益成为畸形的社会。由此可见,工具理性的“独裁”与价值理性的“失语”,将造就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其中的人也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新意识,趋于工具化和贫乏化。

特别是近年来,科学技术越发展,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明显,其对伦理的挑战也就越突出。科学技术理性、工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精神三者交互作用、彼此影响,使现代人和现代生活在世俗化、功利化、物本化的意志道路上疾跑,而科学及其时代精神追求也在这一疾跑的路上被迅速物化,成为实现技术功利价值的开路工具。进而使得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出现,并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空间,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等许多新兴话题相继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我们在正确审视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的同时必须重新思考二者的融合问题,要力求寻找它们之间的最大共同点和最佳结合点,促进现代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良性协调发展。

三、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融合

人类社会中在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上,曾经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持整体文化观,有些人持文化冲突观,也有些人坚持两种文化互补共存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都有其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存在合理性,但是我们应该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审视,既要承认二者冲突的客观性,又要看到二者之间能够融合并且必须融合的趋势。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社会和国家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科学又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人类要正常生存,除了科学外,信仰、伦理道德等古典文化基本元素也必须承担起各自的使命、履行各自功能。因此,在理想的状态下,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应该是互补共生、共存共荣的,特别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更要促进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既要把科学精神渗透到传统文化当中去促进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又要用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去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呼吁科学精神的人文复归。

(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重构与整合。由于近代科技取得前所未有的实证性效果,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乃至人类自身过程中彰显了巨大的作用,致使人们对科学技术产生崇拜,把科技的工具理性当作唯一,进而把人类一切领域的活动都企图用科技的工具理性来操纵或控制,最后致使价值理性日益衰微和人与自然关系趋于紧张。从而引发了西方现代化困境:社会的异化、人性的迷失、物欲的膨胀、道德的沦丧、精神的颓废、环境的恶化等诸多问题。因此,在现今重新审视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时,必须重新整合人类理性,坚持相得益彰、互补不足的对立统一原则,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共同审视人类的生活。根据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人类的需要不仅包括生存需要、安全需要还包括社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科技研究和应用不仅仅满足人的生存、安全需要,还要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二)推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沟通与融汇。科学精神在寻求实现现代世界的合理而美好的秩序形态的过程中,却由于其具有的反主体效性,“其对人的控制、制约和束缚没有在特定的文化精神结构中给人的欲望、情绪、感情和意志等因素以恰当的地位和足够的重视,结果造成人的心灵的无着落感;而其在对待自然秩序的方式上却是一种挑战,即改变原有的自然秩序与自然运行方式,使之全面技术化、功利化。”[3]46正鉴于此,引起了人们对科学理性主宰一切的反思,从而倡导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沟通意识,构筑科学与人文的和谐,避免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化对立,由此使得科学与人文在探究实现人类社会的合理而美好的秩序形态的过程中起到互补相成的作用。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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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引用文献

1.马克垚：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北大学报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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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毓瑚：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北京农大科研资料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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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石声汉：a.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农业出版社81

b.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80

11.宁可：a.西汉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79.4.10

b.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范学院80.3

12.田人隆整理：关于东方****主义座谈纪要载当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1

13.史志宏：a.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古今农业92.3

b.清代前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14.卢锋：a.若干朝代农业生产效率蠡测人民大学学报89.1

b.近代农业的困境及其根源中国农史89.3

15.古非：农耕与游牧——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中文化二元对峙矛盾的格局固原师专学报90.1

16.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三章第三节上海人民出版社90

17.许苏民：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福建论坛86.2

18.汤晓芳：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与交流宁夏社会科学89.6

19.刘瑞龙：a.正确对待中国的农业遗产中国农史81.1

b.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人民日报83.5.13

20.刘巽浩：a.以无机促有机，无机与有机结合——兼论有机农业农业现代化研究83.1

b.对生态与“生态农业”问题的看法农业考古88.1

c.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精久农业农业现代化研究90.1

d.持续农业种种谈世界农业92.3

21.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历史教学92.1

22.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88

23.刘国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昆明师专学报87.1.2

24.孙声如：我国传统农业的间套混种与当代立体农业的新发展古今农业90.7

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经济学动态81.9

27.吴慧：a.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85

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平准学刊第一辑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载现化农业论丛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84.1

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85.1

31.李凤岐.邹德秀：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农史研究83.1 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学习与探索80.1

34.陈平：a.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学习与探索79.4

b.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学习与探索82.1

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学习与探索83.1

35.陈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古今农业88.1

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载中华农业史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 ries are closely related despite the obvious distinctions considering the perspe ctive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of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ussing part icularly the disputes as to whe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turb harmony betwe en man and nature or they mean knowing and conquering the nature, whether they a re rational knowledge or irrational knowledge, and whether they are non-systemat ic, theori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or they are systematic, theori 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key words: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 hnology; distinction; 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 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 轻“ 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玩物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 (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 ，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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