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6篇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任何一项人类事业的发展都需要特定的精神或信念的支撑。科学事业也不例外，科学之为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古希腊先哲追问“世界的本原”和探究“万物的构成”;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人们转向探究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及其性质等问题，从而诞生了经典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等近代科学体系;在当代，科学更是将探索触角伸得更广，宏观上大至宇宙，微观上小至夸克，不仅探索物理世界，而且也探究心灵世界的认知奥秘。这些活动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求知精神，这是矢志不渝的追问自然和探究万物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最基本地反映着人们从事科技活动的态度、品格和气质。一般认为，科学精神既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即“求真”精神;也包括面对现实，探索规律的精神，即“求实”精神。［5］按照这种理解，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能够肯定，那种主张“人本主义的极度发达必然导致科学精神的颓弱”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并非先天地缺乏这些科学基因。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是后来的继承者们逐流于世事的更迭，逐渐放弃了科技向度，并非儒家文化本身存在缺陷。

竺可桢曾总结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近代科学巨匠的事迹，归纳出科学精神应包括三个方面:“(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依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则不屈不挠，只是问是非，不畏，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专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6］这里，他将近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贯通起来。其实，丰富的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具有这种“求是”品格。但是，“由于把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看作了‘科学’本身，作为求知活动的科学以及它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却恰恰在‘科学’的名义下被忽视了。”［7］其实，在《论语》中积淀着丰富的先人们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气质和不懈不屈的坚毅品格。孔子提醒我们要做到以下四点: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做事不能固执己见，走极端，要虚怀若谷，祛除偏见。“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他提醒门人要保持怀疑的学问态度，如果只读书而不加怀疑和思考就很容易受骗，但如果只是空想或思考问题而不加学习则会缺乏信心，难成定见。在评价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时，他曾谈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在他看来，“违”其实并非大不敬，对权威和定见的质疑是智慧的一种表现。孔子是反对盲从与附和的，对颜回的表面顺从他曾表达过些许的不满意，认为他“非助我者也”。但是，通过对其私下与其他弟子的交流却发现，颜回还是有很多发挥的，能够“闻一以知十”，举一反三。“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怀疑精神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表现在它能够刺激人们去追问，有利于思想的创新。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即大家厌恶的东西，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爱的东西也一定要去考察。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其原因，科学活动就是探究隐藏于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培养创新精神第一步就是要大胆怀疑，不畏权威。

而且，孔子提倡弟子要“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甚至要为了“仁”的实现而献身，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观点。在他看来，“仁”是人道的最高真理，一旦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就要据理力争，就算面对老师也不能有所谦让。相比于生命，真理的价值更高。为求真理，不畏生死，敢于抛弃一切，是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纵观科学史，受到政治或宗教等外在压迫而仍然坚持科学研究、记录各种天文现象、扎实地收集各种数据的科学家比比皆是。在坚持和捍卫真理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科技工作者是一致的。《论语》的微言大义能对治国安邦和为人处世提供指南和启发，殊不知，这些思想也同样体现着求是精神。首先，孔子告诫读书人要有志于真理。那种以吃粗茶淡饭穿破旧衣服为耻的人，不值得同他商议和交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其次，物质条件的匮乏不能阻碍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做学问搞研究要有这种甘于平淡、甘于贫穷的境界才能真正有所发现和创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知识分子应该有颜回的精神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第三，追求真理任重而道远，需要刚强的意志和坚毅的品格。正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敢于担当，为求真理和道义而不畏生死。正所谓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并且，在追求真理和道义的过程中务必做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第四，求真之路还需要有实干精神，不能只想不做、只说不做。“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不能说的多，而做的少，应该少说多做，这样才能积累实力，不断进步。做真学问不能图慕虚名，“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要时刻牢记言语谨慎，工作勤劳敏捷。在学术共同体内，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研究是不是为人所知，要更多地想着我对别人的研究了解多少，我的研究和别人的差距在哪?对比之中找出差距，然后努力补足，提升自己能力才是关键。“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做事情要有一技之长才不至于为没有合适的职位而发愁，不断完善自身实力锻炼本领自然会为人知晓，以此来被共同体所接纳。是谓“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科研活动要尊重知识产权，讲究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范和科研道德。一切研究和论证都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反对任何形式的投机取巧、沽名钓誉和弄虚作假行为。这些观点，在《论语》里随处可见。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诚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誉，就像车子没有了轴承，可见诚信对一个人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如何做到诚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守约定、遵守规范，不做任性而为之事。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因为对自己节制、约束而犯过失的，这种事情总不会多。规范对于学问是必要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因为不端行为大多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作祟。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做研究不能只求快，更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做不出真学问。

二、“博学务本”的研究方法

李约瑟证明，通常认为的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的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8］对此，他提出被后人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疑问:“为什么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连同它对先进技术的一切影响，产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按照他的分析，近代科学从方法上区别于古代的是将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9］有学者曾指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走的发展路径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在这方面走的发展路径都是互不相同的”。［10］好比说，我们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人领先”“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10］其实，“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几个主要文明的科学技术都沿着自己的轨道缓慢地发展着，这些多样的科技成就的取得不仅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科技精神，同样也受益于盛于其时的科技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著作加起来就是希腊人知识的概貌。其实，“述而不作”的孔子同样也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一点从《论语》中便可窥一斑。“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论语•子罕》)孔子自谦年少时“多能鄙事”，生活实践上的磨练，使他学会很多技艺。但是，他也指出不能耽溺于这些，所谓“君子不器”其实就是说人一定要全面发展才行，不能只有一种用处。所以，有人说孔子非常伟大，但是很难称他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他警示门人，要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多考虑当前的问题。“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后来，《中庸》发展了这种思想，将其提炼为一种方法论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完全符合认识过程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逻辑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12］但是，孔子也强调君子要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不能舍本逐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基础牢固地确立了，真理自然水到渠成。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孔子坚持的“博观约取”“务本生道”的方法论总纲。具体来讲，《论语》中有如下的求知方法或原则:首先，要重视学思结合。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对此，孔子有着切身的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其次，勤学好问，虚心向别人请教。“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第三，温故知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第四，要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一种科学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常用方法，抓住事物的正反两方面或者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找到符合中庸之道的解决策略。第五，要学会举一反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科学研究内部道理都是相通的，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遇到问题即可“触类旁通”。第六，要见贤思齐，深刻内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善者”作为教训是反思自身行为的一面镜子，要随时检讨自己，以人为镜，向贤者学习优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过，孔子也意识到，在做学问、搞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走弯路，误入歧途，这需要多加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学以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二，要杜绝固执己见，走极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三，学问要循序渐进，遵循进阶过程。“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论语•子张》)君子之道，哪些先传授，哪些后讲述，要像区分草木那样，做以区别和分类。第四，多闻多见，多交流，切忌闭门造车。“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说，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要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做，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去做，就能减少后悔。“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第五，态度端正，实事求是，不可马虎行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反复强调要“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事思敬”(《论语•季氏》)“执事敬”(《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敬就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13］最后，务必要做好基础工作，不要好高骛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三、“以德摄知”的知识观

有学者论证，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科学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本质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求真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前者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这被总结为“以德摄知”的传统。［3］在《论语》中我们能够看到言传身教在求善问题上的作用，也能读出“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3］孔子提出“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这种“以德摄知”传统的确立，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因此之故，做学问要有更高的追求，为学不仅是为了求真、求知，更是为了成为君子，而且为学是成为君子的唯一路径。“孔子肯定了人只有借助于为学才能成为君子，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完善”。［14］在孔子与学生之间的问答之中可以看出，“问答的发轫与完成，始终不在于知识的积累，而在于成就‘君子’的道德品行”。［15］这种“以德摄知”的知识观，要求研究者不断丰富见闻，提高综合素质。孔子将“有教无类”和培养“博学通才之士”作为教育方针和目标，“对学生进行礼、乐、书、数、御、射‘六艺’教育。其中数即数学，乐和声学有关，御和力学有关，射和机械有关。”

墨子曾这样称赞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可见，孔子不仅具有较高的人文修养，其实也有着丰富的自然知识。孔子早年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对大自然和动植物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要求学生学习《诗经》，不仅学习其中反映出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要学习其中所包含的各种自然知识。“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苗而不秀，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这反映当时人们对有些苗木不开花、有些开花不结果生物现象早有洞察。而且，孔子在谈到自然知识时，喜欢运用比喻，将其与一定的哲学道理联系起来。一般而言，我们只有对本体和喻体有了充分的理解之后才能做出恰当的比喻。孔子将自然知识、技术知识与政治哲理内在地打通，使之浑然一体。在《论语》中，不乏利用天文现象来进行道德和政治说教的例子。例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从《论语》受众的角度看，这段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日食和月食等自然现象的关注，能够根据对它的认识来理解社会现象。又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北辰”也就是北极星，在这里将其用作为政治比喻，不仅反映了他对天文、历法和气象的了解，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一些天文知识(譬如，北斗星围绕北极星周期性地旋转等)普及程度。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这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时间观念，不仅认识到时间的单向性或不可逆性，而且用它来诠释社会与人生的道理。《论语》中还涉及一些技术知识。例如，“《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一般对这句话的寓意理解是，学习和研究务必要互相商量研究，学习长处，纠正缺点。其实，这能够反映出当时手工业水平。一般而言，切、磋、琢、磨是针对不同的材质所使用工艺技术的分类。古代把骨头加工成器物叫“切”，把象牙加工成器物叫“磋”，把玉加工成器物叫“琢”，把石头加工成器物叫“磨”。这些专门的技艺孔子了熟于心，能够信手拈来打比喻。我们知道，传统技术多是以自然认知为基础的，而且认知与评价是相互融合的。加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形态，“一方面促成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实用技术的发达，另一方面则造成对看似无用的‘奇技淫巧’的排斥或轻视，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理论理性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不过，在当下技术革命的新背景下，传统技术的这些认知特征以及相应的观念值得再次重视。”［16］结语综上所述，相比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先贤，称孔子为自然哲学家并不为过。而且，《论语》也有资格成为反映先秦时期我国传统科技文化发展的代表性著作，其作为一种古代知识分子的综合文化背景，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领先于西方一千多年亦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确，中国的传统科技文化缺乏兴起近代科学的一些必要元素，以致没能独自发展出近代科学体系。正如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人形成了不同的肤色和生活习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有着自己的本色、长处和优点”，也因此发展出了不同的科技文化类型。李约瑟曾说，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使科学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也助长了科学萌芽。考察中国科技思想史会发现，像张衡、祖冲之、沈括、徐光启、李时珍等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其实未曾受到儒学体制的阻碍，在中国历史上也罕有屠杀科技发明者的现象。而且，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最早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并将其积极地介绍给国人的也是儒士们。因此，企图割断历史，全盘否定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的做法并不可取。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历史，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理论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方法，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中国古代虽然有“曹冲称象”的典故，《墨经》、《考工记》等书关于力学现象的总结与记述，在数学方面公元前已出现《周髀》这样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类似于欧氏几何逻辑系统方向上，“中国古代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是连边都没沾上，……我以为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现欧几里德研究这样具体的几何问题，以及因为研究这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逻辑系统，至少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一半。……所以欧几里德几何的影响非常之大，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更是大得不得了。”(4)

杨振宁在谈到中国的《周易》研究时指出：“有许多中国的老先生，包括近代现代的，他们既不懂《易经》，又不懂近代科学，到处胡讲一通，要么说《易经》里头有近代科学的种子，要么说《易经》引导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我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里头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而且这个萌芽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骗自己，‘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5)

三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杨振宁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干的，结果如何，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启示更为关心。\

1993年，杨振宁到了澳门，当他站在澳门最高的一个炮台时，感慨万千，他想到了中西方两大文明数百年来的冲突、碰撞、融合的过程，想到了中国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转换领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纪之前，中国四大发明传到欧洲。这些发明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正如欧洲伟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术使文学改观，火药使战争改观，磁铁使航海术改观。可以说，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支宗教派别，没有任何伟人曾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大的力量和影响。”(6)

——15世纪开始三十多年间，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远征航队中最大的船只长440英尺。西方史学家曾存有疑惑， 认为当时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发现了一只船轴，直径1.25英尺，高达36英尺。从而使国际上一致认可15世纪初，中国科技仍领先于西方。

——15—17世纪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发生倒转。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大旗下，从思想领域、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导致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生。相反，中国在这两个世纪，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到17世纪初，原先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的地位已丧失殆尽。当时的中国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再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的天朝大门便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轰开。

在这个大转换前后，中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对彼此的科学技术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颇耐人寻味的态度：15世纪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从中国传入的许多重大发明，这些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　 当以意大利人利玛窦（Mathew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 并带来一部分西方科学技术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杨振宁认为对中西双方的影响都非同寻常。这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西方结出了牛顿力学这么个大果子，传入中国也并不算晚，却只是无花果”。 (7)

四百年后，利玛窦被中国人尊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他来到中国时所负有的重大“使命”是让这块广袤古老、具有久远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但是，他同时也带来了“三棱镜”、《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技术。

从三棱镜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当16世纪之前的西方人盛赞中国的陶瓷工艺时，他们制造玻璃的技术，已接近炉火纯青的水准。三棱镜对他们来说，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可是，最初看到它的中国人却交口称赞：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

更令当代学者感叹的是，也就在中国人首次见到三棱镜的几十年之后，牛顿通过这小小的三棱镜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将狭缝中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折射为斑澜的七色光谱，成为近代光学的一件厚礼。在中国此后的三百年间，三棱镜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艺”。\

无独有偶，就在西方技术无法发扬光大时，西方科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牛顿之前，由于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工作，经典力学已在萌芽之中。当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大定律及微积分后，经典力学实际上已宣告诞生。牛顿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杨振宁认为这本书出版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近代科技诞生的标志”。然而，这本书无论在思维形式上，还是逻辑上都得益于欧几里德的《初探》。“查看《数学原理》，就会发现古希腊几何学在牛顿身上的深远影响。《数学原理》全书的结构完全是以欧几里德的《初探》（Elements）为样本的：两本书都从定义开始，然后是公理，牛顿称其为‘普通意见’，再是引理、命题和证明等等。”(8) \

在牛顿《数学原理》一书出版约8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已将欧几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几何原本》。虽然这本书未能译完，可是徐光启已“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9) 并且已认识到“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10)徐光启一生还编著过《农政全书》及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

可惜的是，《几何原本》与徐光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响。《几何原本》的后半部分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1857年才由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A.Wylie 1815—1887）译出。

三棱镜、欧氏几何学在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命运，实质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杨振宁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他说：“1600年到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为什么？科学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举制度；文化传统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但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夷夏之辩’。满清康熙皇帝是一个极有心的君主，他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对付反抗，巩固统治，得显示自己是中国‘正统’的继承者，于是着意比‘正统’更‘正统’，排斥‘异端邪说’，与异质文化划清界限。种族冲突的时代，宗教不能不是个敏感问题，贬拒天主教，现代科学也就跟着倒霉了。”(11)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显示‘正统’，最终拒绝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玛窦来了，德国人汤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r Bell，1591——1666）来了，传教士大批涌入，带来了“地球是圆的”的观念，坐在“世界中心”的士大夫们坐不住了，开始顽强地抗拒异族文化。其中有一种“西学中源”之说：你西方科技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了！这个“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乃是清代大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他的名言有：“几何即勾股也”，“谁知欧陆言，乃与周髀同”。杨振宁曾多次提到的另一个典型的反对传教士的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此人是一个顽固而又怪戾的官僚，以“敢言”在官僚中出名，事实上是一个“妄得敢言名”的“市侩之魁”。他有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曾不择手段地弹劾已做了钦天监掌印官的汤若望，在汤若望去世时，杨光先做了钦天监监正。

“看到梅文鼎和戴震等极端聪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学中源说，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12)

统治阶层的利益、文化传统的保守可以暂时关住天朝大门。但是，在炮舰的外交下，军事接连失败，不仅大门关不住了，还得赔款又割地，受尽后的古老而骄傲的民族终于认识到既要打开大门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来，还要走出去向人家学习。

四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杨振宁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50年。虽然这50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1949年才结束的解放战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动荡，生活不安，但是，从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开始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为标志开始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中一些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以理论物理学为例，从1927—1933年中国有三位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是王守竞（1904—1984）、周培源、吴大猷，也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到1948年，杨振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有中国血统的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中国人的理论物理学水平已站在世界前沿。从第一位到第十六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也就是两代人的间隔，“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令我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13)

20世纪后50年，杨振宁认为，近代科学技术已在中国本土化，并且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培养出来，科技对经济的巨大贡献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贡献。

杨振宁还乐观地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为此，他提出了“将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四个条件：

第一、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人才。

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猛进，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9％。相信中国在2010年左右变成世界工业大国之一。

杨振宁说，科技发展取决于上述四个条件，前三个中国现在已有了，最后一个到下世纪初也会具备。 因此， 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科技在21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杨振宁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有两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这个观点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也得到了认同。90年代中期开始，华人家族企业管理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管理学界和媒体追逐的新聚焦。管理学者们通过对许多华人企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同现代化美国的大部分商业原则迥然不同；华人家族企业同为数众多的、经过现代化管理科学改造的西方家族企业比较，也完全不同，但是结果却是华人家族企业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更快。更令学者们疑惑的是，这种冰山尖顶底下究竟隐蔽着多少宝藏呢？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过都一致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个经济课题，也是一个文化课题。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亚洲华人把家族资本、传统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

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却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经济进步的基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李约瑟文集》， 辽宁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2)(3)(4)(5)资料由杨振宁采访录音整理所得。

(6)转引自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载《明报》月刊，1993年10月号。

(7)(11)心远，“在碰撞中产生能量”，载《科技日报》， 1994年5月5日。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yannan.cn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yannan.cn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yannan.cn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文化创意；设计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J502　文献标识码：A

视觉传达在电影(19世纪末)与数字媒体(20世纪末)出现之前，主要以文字、绘画结合纸张、印刷为传媒形式。这四项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自成系统，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仅存的具意象特征的文字；造纸术先于西方文化千年之久，全盘被西方文化吸收；活字印刷术也领先西方文化五百年之久，不但全盘被西方文化吸收，还促使西方文化发生质变，促成传播体系与知识体系的世俗化；中国绘画的自成一格，不仅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融成一体，更重要的是也与文字的传意系统融为一体。这些都是视觉达设计的重要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资产。

一、视觉传达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演变

有关中国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史已有许多文章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只作一简述，以示文化的变迁：

中国的视觉传达设计在1840年前后，主要形式为画洋画、拉洋片等，是以上海十里洋场、少数租借或重要通商口岸如：香港、广州、青岛、天津等的市井情态为素材。及以后，虽然“西学”的色彩与热情不减，另有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育”，但这时期的视觉传达设计，显然也只是简单的版面图文配合编排，在造形方面，木刻版画对平面设计有一定的影响。民国时期，由于陈之佛先生从日本所学图案学以及美国文化的影响，所谓的老上海风格或老上海式样逐渐形成：其一，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 style)，主要表现在图书封面设计上；其二，报纸版面，尤其是平面广告，中外文字夹杂出现，以此为时髦、摩登；其三，受木刻版画的线条影响，这和当时的某些视觉传达设计技术方式有关。

1949年建国后，平面设计上的特色为：其一，前期残存的老上海式样，这与创作人员流变有关；其二，苏联构成主义艺术风格影响，体现了政治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其三，受民间艺术(如：剪纸)的线条影响，开始重视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

期平面设计的特点为：其一，人物形象为样板戏人物造型，线条较动感，色彩红、光、亮，女性形象男性化；其二，字体设计粗黑，具有视觉冲击力，没有外文出现。其三，报纸专栏多有政治色彩很浓的标志图形(Logo)出现，和各种花边一起构成简单的装饰。

进入改革开放期至1985年前后的特点，其一，媒体广告先以“叫卖”形式出现，功利性极强，元论电视还是平面基本上是以纯文字形式出现，后发展为以“美人图”的形式“叫卖”。其二，字体设计以美术字为主，英文或伪英文(汉语拼音)字母混杂其中，以此为时髦、摩登。

1985年后，视觉传达设计以及其周边知识丰富起来，其一，各种设计素材(图形、图片、字体、版式)日益丰富。其二，无论媒体广告还是平面杂志(如《看电影》、《读者》)都将创意作为设计成败的关键，这是在设计从业人员在对设计技术要素熟练掌握之后的，更高层次的文化较量。其三，国外视觉传达设计的作品进入，带来新的形式与理念，但有些作品的创意也受到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其四，国内视觉传达设计制作人无论对世界潮流的吸收还是对中国传统当然包括少数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的融合都有着出色的作品。

从文化产业角度看今天的视觉传达设计――创意的确是关键，而创意的语境却还没有很好的提起注意。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出路只能是立足于本土的传统文化语境，在这条路上挖掘的越深，传播的越广，我们的本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就越大。

二、视觉传达设计的价值观――技术视界与人文视界的融合

从设计涵盖的范围来讲，不只是视觉传达设计，尤其是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其包含的技术成分是不言自明的，而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新工具与新材料的应用造就了新的形式美感。

在艺术设计领域，从敦煌石窟彩塑和壁画的透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原理，从刻版印刷术到活字印刷，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科学、技术”革命，许多新的设计材料、工具、媒介纷纷出现，这就使得到了20世纪20年代，国际上的建筑设计与身份日益独立的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在其艺术表现形式上，仿佛越来越依靠技术的存在，设计艺术仿佛成了一门以技术为主体的、并由技术决定的学科。

“设计”――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是造成了制造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相分离的工业革命的结果。……所谓‘好设计’的概念诞生于30年代。在50年代，当人们试图用把它归因予某种风格、尤其是道德态度的方法，将工业生产统一到现存的品位价值中时，它变得突出起来。无怪乎人们会被‘好设计’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因为这个时期的品位的制造者还不能认识到，由于技术就是我们现有的文化”。更进一步的解析，由于“文化”的含意广泛，所以隶属文化范畴的设计自然能够统合科技的成就。这样，一方面，作为文化范畴的设计学就很容易的占据了西方设计理论的核心，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作为文化范畴的设计与作为技术范畴的设计之差异就在于是否处理了“价值观”问题。但是，设计在作为“技术学科”时，是不考察“价值观”问题的，或是说会以“科学”的态度来处理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在这种观点下，设计理论就会趋向于排除“价值观”的工程技术的片面理论、设计方法就会倾向于描述设计与生产步骤的程序性设计理论；方法论就会倾向于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乃至工程主义的观点、技术革新的观点、生产成本的观点、营销的观点、经济的观点。

不过整体而言，设计作为技术学科，对当代设计而言，其“内容”确实是很丰富的，值得研究的内容也很多，但这些丰富的“技术改进”的内容，从设计理论、设计方法与方法论的角度看，却停留在功利、效率、竞争策略，甚至其负面作用会对自然、人文环境产生破坏。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设计只作为技术学科的观点受到质疑与批判。从设计专业的“知识”带有人文的、价值观的成分来看，我们便较容易理解西方的后现代设计，为什么会跳过“设计的现代主义”直接与古典主义、历史主义、风土主义相连。而“设计的现代主义”在我国却多少有些与“现代化”的意思相近，这就是说“设计的现代主义”和“现代化”都是以“科学技术”或表现出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摒弃了或忽视了人文的、价值观的成分。

在设计中价值观应是一种有立场的价值(评价)系统。“所谓设计，指的是把一种设计、规划、设想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过程。”在此定义下“文化”的概念即在于加强设计作品的个性、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语义表达作用。因此“价值观”的概念即在如何选取与确立设 计目标并解释设计作品“所以然”的原因。在设计领域，设计者谈文化与价值观时，在概念上应更清晰，而不是将文化与价值观挂在嘴上，充当解释作品时支吾的搪塞。

总的来说，设计是以融合了技术与艺术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以“一种客观、价值中立的技术”，来培养所谓“高级的”视觉传达设计人才的。在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观点下，理论会趋于对艺术、设计创作的整体描述与批判，设计方法会趋于设计过程中的内省与灵感、顿悟之说，方法论则会趋于形成多元化的设计理论。

三、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基于文化创意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究竟只是一种工艺美术或服务于商业的技术，还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如果只是一种专门的技术，仅仅在职业教育中实施便可，又何必在大学设系；如果是一门学科，那么，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和学科规范是什么?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其设计方法在哪里?视觉传达设计方法与思维方法的关系在哪里?有无特定的知识结构?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理论与实践训练的关系如何契合?等等以上这些的问题，促使我们试着构建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

从西方的设计、艺术发展史来看，到19世纪末期，由于人造工具的日趋多样与复杂，由于机械生产与工厂生产的取代手工生产，更由于产业革命后的社会经济的变革、专业分工的趋势，设计作为新兴的专业才逐渐与艺术专业区分开来。到了20世纪初，承续了艺术的现代转化，更承受了艺术现代主义运动的激荡，而出现了现代设计运动。更由于现代设计运动与工业化，逐渐从建筑设计专业里分裂出新的设计专业：工业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一般而言，工业设计专业大致在两次大战期间形成。视觉传达设计(或称平面设计graphic de-aign)专业大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以广告设计专业为先逐渐形成。也正由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形成的时间较短，加上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与多种相关专业的亲缘性(诸如：文学、美术、大众传播、电影)，以及设计专业长期被认为是应用学科的学术取向(即认为只要将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拿来应用即可)。所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作为一种学科，这学科的规范、理论基础是较易被忽视的。

不过，当一门学科的处于以“实践”为主的时期时，从学科应用的角度，或许不觉得“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期望一门学科的发展能有所突破时，“理论”所能发挥的正面作用首当其冲。张道一先生在谈话中多次强调：传统的手工艺设、计过程的特点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而现代设计的过程的特点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所以，当代的设计过程如果不是以理论支持作为开端便还是一种“口诀式的”技术操作，虽具有一定的艺术形式，但不能成为现代的设计。

要总结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首先要明确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独特性。在对比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后我们会发现：在确立设计目标的过程中，无论从技术层面和人文层面，视觉传达设计都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它表现出来的技术非工程性，人文多维度、多层次性是它自身的独特性一此有别于普通的和其他门类的设计理论，亦即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理论存在的价值性。

面对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张道一先生归纳了三种设计：技术设计、艺术设计、营销设计。这是依次展开的程序性设计过程。当今设计学界所提出的“设计方法”，一般而言，大概要以建筑设计与工业设计这些领域最为领先，但是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这些领域在“设计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下所开发出来的“设计方法”，基本上是以解决问题为取向的程序性设计方法，是较偏向物质生产型态下对“设计”步骤所作的理论设想，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这种“理论”表现出较为特殊的特点。这个特殊的特点便是：“创意”自始至终占据着视觉传达设计过程的灵魂，没有创意的设计技术、技巧以及艺术形式的纷繁表现最终会遭受到营销阶段的全部失利，而在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中至少还保有功能良好的产品进人营销阶段。所以，当今设计学界所持的“程序性”设计方法与在此我们将要讨论的以“创意”为统领的视觉传达设计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方面“程序性”设计方法似乎长于关注设计技术、艺术技巧，在程序进展过程中难于系统的结合、探讨“创意”问题；另一方面“程序性”设计方法难于处理“意义”与“人文价值”的问题。而“创意”与“深刻的意义”却是促成视觉传达设计成功和评价视觉传达设计优劣的关键。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课文解读生活化——搭建科技与生活的桥梁

科学不仅是生活现象与生活规律的理论归纳或演绎，也是生活现象与生活规律的形象描述与解说。语文教材中的科技内容可谓丰富多彩。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让文学形象具有科技的意义，也要让严密的科技理论演绎成实实在在的生活现象，以增强学生的科技意识与科技能力。教学《祝福》，我们既要让学生明白诸如“族权”“政权”的封建政权的腐朽及诸如“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也要让学生明白诸如“祭神”“捐门槛”的“伪科学”的害人不浅；不仅要从理论的高度分析课文所蕴含的科学哲理，也要引导学生联系目前生活实际以分析现实生活中“祥林搜”的存在现象。教学《南州六月荔枝丹》，我们既要引导学生准确解读荔枝的外形及内部构造，也要引导学生了解与明白现实中荔枝的生产与发展现状，以实物进行教学，从而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活的情趣。教授《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理解“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这些科学概念，同时，也应让学生回到现实生活中，并使之明白“尊老爱幼”“民族气节”“忠孝节义”等是“文化传统”而非“传统文化”，而我们每年正月初一“放鞭炮”“贴春联”、五月初五“吃粽子”“赛龙舟”、八月十五“赏月”“吃月饼”等是“传统文化”而非“文化传统”。严密的科技理论与实在的现实生活结合，文本才可“鲜活”起来。

课文内容解读的生活化，不仅可使课本内容通俗化，易于让学生接受，增强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而且也可使语文与生活间的距离大大缩短，让学生明白学习语文就是学习生活，以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增强语文教学的生活性与实用性。尽管语文教材中的许多科技内容，由于条件限制，教者无法将它生活化，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生活化了的语文课堂教学无疑给语文课堂教学增添了魅力，引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这对语文教学而言，也无疑是一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途径。

二、生活内容书面化——构建科技的生活舞台

能力的形成不仅需要相关理论的建构，更需要现实实践。语文教学也不会例外。“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否则，便是对生命与知识的极大浪费。学习文学作品，必要时，要让学生根据课堂所学，结合生活实际，并以生活实际为出发点，运用生活逻辑，发挥合理想象，写出符合生活逻辑与科学逻辑的文学作品。如学了《骑桶者》而写作《骑云者》《站在火星上》《跨上飞碟》等，学了《沙之书》而写作《水之书》《云之书》《风之书》等，学了《祝福》而写作《祈祷》《膜拜》《崇拜》等。学了科技作品，要让学生结合现实生活，学写自己身边的事物或者自己生活中的事物。如学了《南州六月荔枝丹》而让学生写作《黄岩蜜橘》《仙居杨梅》《玉环文旦》《临海勾青》等，学了《景泰蓝的制作》而让学生写作《椒江燃香姜汁的做法》《台州泡虾的制作》《临海麦饼的做法》《三门食饼筒的制作》等，学了鲁迅的《拿来主义》及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而让学生写作《中国人过圣诞节的文化思考》《韩国“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的文化区别》《“乞巧节（七夕节）”的文化演变》《春节的文化内涵》等。

叶圣陶有言：“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乎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联系。”“阅读”与“写作”始终是语文教学的两条主线。语文教学的理想或者说是理想的语文教学应该是“阅读”与“写作”相辅相成，也就是说，以“阅读”促“写作”，以“写作”促“阅读”。用教学篇目的学习来指导学生的作文写作，进而再以其写作促使学生对文本的更深透的阅读，这无疑是实现“阅读”与“写作”相互促进的一条有利途径。让生活内容书面化，让所学能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使得“生活与科技”的教学内容在语文“阅读与写作”的教学中得到切实的落实，从而构建科技的生活舞台。

三、语文练习“科技生活化”与“生活科技化”——创设教学共赢局面

高考关涉千万考生的人生命运与前途，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涉教师的教学前途，说得严重点，也可能关涉到教师自身的人生生计。语文教材中少不了科技文，高考语文试题的现代文阅读中，也有一块是科技文（也叫社科文）的阅读。科技文（社科文），内容范围广——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表达严密。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不仅可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语文与科技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使学生的科技意识与素养得以培养与提高。从实用的角度看，语文课堂教学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训练必不可少。提高科技文（社科文）阅读的答题正确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教与学双方实现共赢的一个重要点，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这无疑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了。

利用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实施科技教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选用的什么样的科技文阅读材料，而在于我们所选的科技文文本与现实生活有多大的联系。中学生知识层次有限，他们对艰深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也许有一定的困难，但倘若我们所选择的文章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学生所感受到的也许更为强烈，而其学习自然也就有了乐趣。选择具有生活内容的科技文（社科文）抑或选择与学生生活较为贴近的科技文（社科文）文章作语文阅读训练文本，并配以适当的题目，这既能增强学生的科学素养，同时也会激发学生阅读科技文（社科文）的兴趣，寓教于生活，寓生活于教，学生高兴，教者自然也受益匪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选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文（社科文）作为学生的语文阅读练习，是个让学生与教师双赢的方法，也是我们实现科技教育生活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四、丰富课外活动——奠定语文科技教育的基础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从科技文化和知志产权制度的差异角度探析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因由。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必须对现行科技政策的内涵加以充实,包括建立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科学教育体系和完善相关科技知志产权制度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政策;科学精神;知志产权

一、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延续了数千年,一度还还引领历史潮流,雄踞时代巅峰。但20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历次运动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似乎很少主动读《论语》,《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论挂在嘴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传统的儒家文化渐息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饮食起居触目可及都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美国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对青年人的诱惑远大于凉茶和中式快餐,欧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乐歌手……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分析的一般,近代以来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造诣方面落后于西方有着深刻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经济的,更可能是文化的。笔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文化差异和产权制度的因素最有解释力。有学者将李约瑟难题归咎为传统社会的氛围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束缚。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追根朔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特质和知志产权制度差异的问题上。以下笔者将尝试从这个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成因。

二、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如果说把人类现行的知志体系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类,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可归为最后一种。科学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社会文化系统与构成对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适合科技发展的社会文化主应包含合理性价值、功利性价值、普遍性价值和反对权威义等方面。这些因素恰恰是西方社会所具备的并为其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道德伦常,修齐治平的道路。知志分子关心的不是自然界的知志与奥秘,相反是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文化的形成归因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具备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小农社会不大讲究效率和效益,甚至对这两者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斥。自给自足,靠天吃饭也使得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感兴趣,以致清末的重臣们看到西洋先进的科技还斥之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足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与科学、尤其与自然科学绝缘,呈现出一副具有浓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和经世致用的功利色彩的人文学科知志体系。

历史上,传统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私有产权,尤其是知志产权。这也使得科技生长的产权制度环境比较欠缺。统治者的意图只是为了思想控制和方便统治的需要,并非为民众提供技术专利的保护和鼓励社会进行技术创新,或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志产权制度的主要原因。

三、李约瑟难题对我国科技政策革新的启示

(一)完善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比古人更全面客观。尽管现在人们都知道科学知志的重要性,但谈起文化的含义,人们或多或少还是首先将其与人文学科知志体系挂钩,对于科学知志,则更多的归到知志技术范畴。为此,我们应改变狭义的文化观,将代表人类知志发展最高水平的现代科学知志体系纳入文化的视野。尤其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更是不能缺少科学精神的培育。“科技文化所体现的理性,公平,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是推动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大学科学教育应重视科学史知志的讲授,强化科学教育理念的传授,关注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大力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内涵和价值的把握与理解,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对科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

科学精神的缺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不足。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一种仅仅为政治、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具,没有发掘出隐藏在技术层面背后的科学精神内涵。当然,科学精神的培育也应该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但不代表热”既是传统文化回归的一个重要信号,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强劲的竞争力。如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被现代科学话语解读为讲究和谐统一,注重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后工业化时代,饱受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后,人们深深的体会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提供源远流长的理论支持。

此外,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中有益养分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先生说过,近代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我们科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当在大力培养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精神。恰到好处地调节科学中的“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改变将科技看成一种纯粹工艺技术的偏颇观点,发掘科技背后的精神内涵。简而言之,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科学精神的培育应成为未来科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二)关于中国科技政策革新的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