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制论文范文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1篇

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以社会化为标志的生活安全网，来消除竞争机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及其所引起的社会震动，它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救助、扶贫和扶持经济开发等措施，调节收入的过大差距，以缓和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并通过社会保障的各种措施，增进公民的健康水平，提高其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进而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说，社会保障是维护社会化大生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使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社会稳定机制的调节机制。

现在，我市正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转轨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市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另一方面，我市经济发展速度不快，地区间发展也不平衡，这又制约了我市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特别是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又给我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我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应该是：结合包头市的实际，通过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为重点的改革，到本世纪末，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能够切实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权利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一）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它是指社会成员因受自然灾害及其经济、社会原因而导致他们无法维持最低基本生活水平，由国家和社会给予各种形式援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我市历来十分重视社会救助工作，始终把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当作帮助城乡贫困对象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措施。并始终贯穿“依靠群众、互助互济、自救自立、救人救本”的原则，突出了“生产自救”和“以工代赈”的思想，在安定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生产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我市也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社会救助已明显地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企业的改革，大量的人员下岗而陷入生活贫困，而我市的财力又有限，使得社会救助工作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社会救助标准过低，除了孤寡病残救助尚能勉强维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之外，其余各项都仅是象征性的道义支持；二是社会救助经费没有能够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要解决社会救助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立最低社会保障线制度，即国家为救助社会成员中收入难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者，而制定的一种社会救助标准。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国家重视和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的重大举措，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后，可以依法对收入低于生活保障线的社会成员进行救助，覆盖面广，将其它保障项目解决不了的社会成员生活困难问题兜了底，我市已于1997年3月1日正式出台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这是我市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完善，它大大地提高了社会救助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的生活困难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有利于化解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更好、更直接地为我市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在实施最低保障线制度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以下二个问题：一是妥善解决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经费。经费问题是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核心、基础，如经费不落实，其他工作都无法开展。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市财政与各旗县区、各企事业单位共同承担的办法，并明确界定各自的职责、权限、操作运行的程序、资金管理和使用等问题，形成规范化的管理制度。二是要正确处理好需求和可能的关系，使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要与我市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救助标准。不求一步到位。

（二）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强制实施的一种保障制度，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国家和社会基本政策的直接体现，也是维持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稳定和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战略性手段。但是社会保险提供的保障水平只能以一定时期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基准，既不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变，更不会满足遇险社会成员的全面生活要求。同时，它也是国家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特殊手段。

1、养老社会保险

养老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中覆盖面最广的重要项目之一。它是指在政府立法确定的范围内，对达到法定年龄的社会劳动者，当其按照规定正式退出劳动领域后，由国家或用人单位为其提供社会保险补偿，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

我市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保险金的给付与保险费缴纳相脱节，权利与义务不统一；二是养老保险缴费率过高；三是统筹范围小，资金积累不足；四是地方与行业之间的社会统筹缴费比例不同，造成职工跨地区、跨部门调动困难，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我市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应本着兼顾眼前与长远的原则，既要坚持和完善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共济性的长处，又要注意克服其“大锅饭”统筹的短处；既借鉴与引入个人帐户制度中的自我保险机制，又努力避免其缺少社会共济性的弱点。博采众长，形成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相兼顾，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

二是要以“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为原则，统一基本制度，改变制度分散、方法各异的状况。同时，明确界定产权，分别立帐，单独核算，提高管理的透明度，以增加受保人的信心。

三是实行统帐结合的办法后，要打破投保单位中合同工、临时工与其他职工的身份界限，以及各种经济成份的界限，要使用统一的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

四是在计算养老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时，要结合我市经济发展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仍有贫困地区存在的实际，充分考虑到这个缴费比例要有适当的基金积累水平和抗风险的能力。

五是要努力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分级管理、市级统筹的能力、逐步扩大统筹范围，加大基金的调控作用，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剂基金，发挥社会共济、分散风险的保障作用。

2、失业社会保险

失业社会保险是对劳动年龄人口中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意愿的成员，当其因非自愿原因暂时失去劳动机会，无法获得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工资收入时，由国家或社会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我市的失业保险制度是1987年建立的，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促进经济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履盖面窄；二是基金来源单一，保险水平低；三是再就业难以落实。

针对上述问题，我市的失业社会保险应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失业和就业的状况，逐步建立起覆盖城镇全部职工，基金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三方合理负担，救助与再就业相结合，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新型的失业保险制度。

一是逐步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按照《劳动法》的要求，将失业保险覆盖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城镇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等所有劳动者，真正解决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有险无保的问题。

二是合理地确定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和缴纳标准。扩大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变过去国家包揽为国家、用人单位、被保险人三方负担。

三是合理确定基金的使用结构。用积极的促进再就业，代替单纯发放失业救助；用严格救助条件、缩短救助周期。

四是适当延长老年失业者的失业救助期限。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2年（含2年），且在救助期间未能重新就业的老年失业者、可延长享受失业救助至退休，但要降低待遇标准。

五是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的作用，并把失业救助与职业介绍、转业训练、生产自救等就业服务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统筹安排。

3、医疗社会保险

医疗社会保险，是指社会劳动者因病、受伤等原因需要诊断、检查和治疗时，由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我市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虽然也实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根本上来说，仍没有消除其固有模式下带来的种种弊端。一是缺乏有效的医疗费用制约机制，浪费严重；二是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三是医疗社会保险起步艰难；四是医疗服务中价格体系不合理，管理漏洞也较多。

我市的医疗社会保险，要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医疗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合理负担的，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履盖城镇全体劳动者的医疗保险制度。

一是要保障基本医疗，既要使劳动者在患病时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不会因病陷入贫困无助的境地，又要将这种保障水平控制在政府和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二是个人承担适当的经济责任，通过建立医疗保险个人帐户，个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用等形式，改变医疗费吃“大锅饭”的状况。

三是建立对职工个人医疗费用的有效制约机制，减少浪费。职工就医，必须出示由医疗保险机构统一制发的带本人照片的医疗卡。医疗费用首先从个人医疗帐户支付；个人医疗帐户不足支付时，可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中支付，但个人仍要负担一定比例。个人负担比例可随费用的升高而降低。

四是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定点医疗制度，促使定点医疗单位通过合理竞争，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合理检查、合理用药，降低医疗费用。政府有关部门和医疗保险机构要对定点医疗和定点销售药品单位进行资格审定和定期检查。

4、工伤社会保险（略）

5、其他社会保险（略）

（三）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指国家、集体和社会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生活，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提供的福利性物质帮助、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

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市的社会福利不可能是从摇篮到坟墓全部由国家包揽的模式，而应有自己的特点。作为国家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项社会措施，虽然步履缓慢，但已逐步形成了我市社会福利的体系，为满足我市公民的社会福利需求，提供了服务设施与项目，也为我市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努力。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程度低；二是单位自办的福利设施，使用效率不高，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三是职工福利基金提取办法还不尽合理，职工福利基金的项目和使用也比较混乱；四是我市的社会福利设施更新不够，财政投入不多等。

社会福利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它既不象社会保险只对职工失去的工资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也不象社会救助只能起到“雪中送炭”的救急作用，而是以促进城乡居民的生活福利普遍提高为目的。

——在社会津贴方面，将“暗补”变为“明补”。把对城镇职工实行的粮食补贴、副食补贴等，都由过去的计入个人工资总额的办法改为单位给付的形式，由“暗”变“明”，让职工明白自己所得中哪些来自按劳付酬，哪些来自社会福利，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福利支出统计。

——在住房福利方面，要彻底改变对城镇居民无偿分配住房的状况。现阶段改革应分为三步；一是提高现在过低的房租，实现“以房养房”；二是公平出售新理住房，以吸收更多的住房建设资金；三是建房投资来源多元化，除国家、地方投资外，鼓励企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居民个人投资兴建住房。

——在职工福利基金的项目管理方面，应进行调整。把那些不应由福利基金开支的项目，划出来由其他经费解决。对有特殊贡献者，可享受特殊的福利待遇。

——在福利事业社会化方面，企业要摆脱“小社会”的负担，随着生产化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实现，同时，应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加以扶持，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事业。

（四）社会优抚

社会优抚是指国家和社会按照规定对法定的优抚对象提供确保一定生活水平的资金和服务，带有褒扬和优待抚恤安置性质的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市的社会优抚安置，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解决优抚对象的实际困难，保障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不下降，促进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一是现阶段优抚对象的各项抚恤补助标准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优抚经费尚未建立起正常的增长机制；三是优抚事业单位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服务管理方式尚待完善，社会化管理的能力还很弱。

针对上述问题，必须对现行的社会优抚制度进行改革：

——科学地确定社会优抚经费在财政支出中每年的递增比例，以确保优抚事业的正常增长的调整机制，确保优抚对象的生活随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高。

——优抚事业单位要加大改革的力度，以提高经济效益和提高管理水平为重点，改革人事、用工和津贴发放制度、挖掘内部潜力，增强自身发展的活力。并积极筹建社会优抚的专项基金，创办经济实体，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创收，以保证基金的容量。

——要大力发展干休所的生产经营，增强干休所的活力和自我保障能力，积极探索社会化管理的路子，创造条件，由目前“大集中，小分散”的管理体制，逐步过渡到“小集中，大分散”的社会化管理体制。

——继续实行退伍义务兵合同制的保护政策，使他们安心国防建设事业，同时又能适应国家用工制度的改革。

在建立我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社会成员三者的关系；同时，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按照我国的社会制度、社会风俗、民族传统、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和特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

1、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针、政策、指导思想、目标、方式和重大意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去认识它、理解它、支持它，为我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2、要加强组织领导、各方面协调配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开。切不可情况不明，底数不清，便盲目推进，给工作带来损失。

3、要结合我市实际，认真做好我市未来一个时期内经济、人口与社会保险三者的发展状况的测算工作，以便科学确定合理和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初始阶段，一般不宜再增加国家财政和企业的负担，个人的缴费，也应从实际承受能力出发，由低向高，逐步到位。

4、要加快立法速度，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国家、社会保障职能部门、企业和职工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项社会保险费缴纳比例和社会保险金给付标准的确定、调整，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职能、工作程序，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与投资运营的原则和办法，社会保险管理费用的提取比例、使用范围与开支办法等，使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运行法制化、规范化。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2篇

1．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科学内涵、主要内容和实现形式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确立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规范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方向和总体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又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着符合客观要求的体制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作为党领导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实践中以与时俱进的鲜明品质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同时又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创新着自身的内容和方式。

2．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提法有两个定语：第一，“中国”，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带有中国烙印；第二，“社会主义”，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本质特征和发展要求。这两个严格限定，使得它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密切相联。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走共同富裕之路。资料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着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最本质的要求和内容；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和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和创新，不失时机地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着体制支撑和机制保障。

3．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灵魂，也是区别于西方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所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核心，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本质，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充分实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坚持党的领导，根据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需求不断调整和改进行政资源的配置方式，从而切实保证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贯思想和根本宗旨，使各项行政行为体现人民意志，符合人民要求，维护人民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坚持依法治国这一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基本方略，以宪法和法律作为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依法行政，合理行政，诚实守信，高效便民，建设法治政府。

4．体现着更强的公共性、服务性和公正性。公共性、服务性、公正性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主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融这三性于一身，促使政府成为维护人民利益的、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促使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节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社会公正的保障者，注重公共服务，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以形成惠及全民、公平公正、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使政府公正办事，公平行事，诚实守信，政务公开。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更加具有现代公共行政的特征。

5．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行政管理体制中，包括着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行使。使这三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鲜明特征。通过合理配置和运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增强着决策的科学性和责任感，解决着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以及执行不力等弊端，以形成科学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实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监督公正透明。通过在组织构架上科学配置决策、执行、监督部门，使政府工作形成协调严密的工作体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协调，相互制约，从而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滥权要追究，避免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政出多门、推诿扯皮等问题，推动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廉洁型政府的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作为一个体系，它是整个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专门研究和推进；作为体制保障，它又贯穿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需要和其他各项改革和建设结合起来进行。正是由于它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是和各项建设紧密相联的。在诸多的内容中，基本内容有：

1．政府职能。政府职能规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一基本职能，一以贯之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履行这一职能，重在准确全面。经济调节，需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市场监管，重点推进公平准入，规范市场执法，规范市场运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社会管理，需要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着力解决好“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等民生问题。履行政府职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对履职重点和方式作出调整。调整的目的，是为了使政府职能不断朝着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转变。调整的重点，是进一资料来源于/步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履行政府职能，还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关系，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权责脱节、推诿扯皮等问题。

2．政府组织结构。政府组织结构根据政府职能和履行职能的客观需求确定。横向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执行机关，向同级人大负责；纵向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构成完整的国家行政机关体系，中央政府领导各级政府的工作，上级政府领导下级政府的工作。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由办公厅、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局、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组成。省以下各级政府的组织机构，从履行职责的需要和本地实际出发确定。这些机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履行着政府的职责。

3．不同层级政府履行职责的有机结合。我国政府职能的履行，是由从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的不同层级政府共同承担的，并把政府的职能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进行了合理的划分和分配。中央政府着重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统筹协调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履行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服务基层，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地方政府中省、市（地）、县（市）履职的重点和方式不尽相同。目前正在探索的省直接管县，是一种调整政府体系的大胆尝试，有利于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发挥县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4．人员编制。人员编制和职能配置、内设机构是政府部门组织工作的三大要素。政府部门使用的是国家行政编制，国家行政编制的管理权集中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和有利于工作开展出发，确定国家行政编制的总规模。然后，将这些行政编制予以分解，一部分下达给省，由省、市（地）、县逐级下达，一直到乡镇；一部分由中央政府使用。中央政府使用的，除用于中央政府各部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中央垂直管理的系统。中央政府给各地核定行政编制时，主要以人口、地域、经济总量为参数，同时考虑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民族自治地区的特殊性。

5．制度体系。政府制度体系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基本适应政府履行职责需要的政府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前提是坚持我国的根本制度，核心是完善政府管理，关键是规范政府行为。政府制度建设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保证把政府置于国家制度和人民监督之下，以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路径选择

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既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长远目标，又是一个时代感很强的近期目标。当前，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各种新情况新矛盾不断出现，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在政府职能、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管理方式、行为规范、队伍和政风建设等方面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状况也不断出现。为推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切实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理政为民的服务政府，权责明晰、监督到位的责任政府，法律完备、行为规范的法治政府，清正透明、精干有力的廉洁高效政府，必须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渐进改革、逐步改善、适时革新的思路，选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有效路径。

1．集中改革。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就是结合政府换届进行集中改革。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集中改革进行过六次，每一次的重点虽然不同，但都解决了当时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六次改革，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有成效。这种集中改革，一般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决策，自上而下逐级展开，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有相关的综合性配套政策作保障。结合政府换届进行的这种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可以总体规划、整体安排、集中实施。

2．分类推进。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的每一项改革又都毫无例外地包含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的农村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都有职能确定、机构调整和编制核定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

3．适时调整。集中改革和分类推进都是集中解决体制和机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但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是一个不间断的长期过程。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可能出现，又需要及时解决新的问题以便给改革和发展铺平道路。因此，仅仅有集中改革和分类推进这两种形式还不够，还需要抓住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及时对这些体制机制原因予以解决，即出现一个解决一个，发现一个调整一个。经过一个接一个地适时调整，就不断趋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3篇

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社会保险计划应由劳动保障部门“封闭式”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由劳动保障部门一家自收、自支、自管；二是社会保险计划应由多部门协同共管，实行“税务收、财政管、劳动支、审计查”的管理模式。上述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劳动法》第七十四条，即“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收支、管理和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并负有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责任”。而第二种观点主要是基于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考虑，主张通过多部门的相互监督和制约以确保社会保险基金这笔“养命钱”万无一失。权衡两种方案利弊得失，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一、社会保险基金多部门共管有利于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

现代政府组织理论和规制经济学理论都主张对一种经济活动要由多个政府部门进行管理，认为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拉丰（Jean-JacquesLaffont）在他的“分散规制者以对付共谋行为”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认为，分散规制者可以起到防范规制俘获（regulatorycapture）威胁的作用”。这里所谓的“规制俘获”，通俗地讲就是管理者被拉下水，成为金钱和诱惑的俘虏。拉丰还说，防止规制者和被规制的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这是分权理论的基础。分权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政府的管理部门中存在着一些不能洁身自好者，他们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追求个人利益，从而损坏公众的利益；而如果将一项事业的管理部门分散化，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规制者只能获得其中的部分信息，那么就会减小各个部门或规制者的权力，从而有利于抑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笔者认为上述分权理论对制定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是有启发意义的。2006年11月22日国务院就社保基金安全性问题召开了常务会议，会议指出，“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险基金必须切实管好用好，确保安全完整、保值增值，这是政府的重要责任。社会保险基金是‘高压线’，任何人都不得侵占挪用”。可见，党和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问题是十分重视的。但如何才能保证社保基金不被侵占挪用？显然，根据现代管理的分权理论，社会保险基金还是应当由多部门共管，形成一个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制度模式。由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涉及社会保险缴费的征收、社保资金的使用以及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等问题，所以社保基金多部门共管就是要让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劳动保障部门）与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税务收、财政管、劳动支、审计查”的部门分工格局。这是当前提高社保基金安全性的一个比较好的制度选择。

二、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征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不尽一致。在大国中，美、英等国由税务部门征收，而法、德等国则由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或独立机构负责征收。各国的选择都是基于本国的国情和历史因素所做出的，所以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来进行抉择。笔者认为，我国在考虑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时应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有利于确保征收；二是要有利于节约征收费用，提高征收管理的效率。而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恰恰有这两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在制度和技术上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社会保险费是对企业工资总额按一定比例课征的，而税务部门在课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都需要掌握企业的工资发放情况，这样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就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例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放的工资、薪金可以在税前扣除，这样，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就要向税务机关如实申报当年的工资发放情况，如果企业为少缴社会保险费而瞒报职工工资总额，那么这种行为就很容易被税务部门所发现。另外，个人所得税法也要求企业、单位在向职工发放工资时为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负有向税务机关全员、全额申报职工收入的义务，这也要求税务部门全面、准确地掌握企业和单位的工资、薪金发放情况，从而有利于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

其次，税务机关拥有一支专业的征收队伍（包括征收和稽查人员），其规模和素质足以胜任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任务。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实施了金税工程，大大提高了税务部门的信息化水平。而如果将社会保险费全部交给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征收，后者势必要“另起炉灶”，再去组建一支庞大的征收队伍，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显然会加大社保费的征收成本。而且，许多地区的社保经办机构目前并没有先进的信息化征收管理系统，如果它承担了征收社保费的重任，必然要再建一套信息化的征管系统，这种重复建设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事实上，一些国家政府所有税费都交给一个部门负责征收的不在少数。在这些国家，税务局都不叫“税务局”，而是叫“收入局”。如美国叫“国内收入局”（InternalRevenueService），加拿大叫“加拿大收入局”（CanadaRevenueAgency），英国叫“皇家收入与关税局”（HMRevenue&Customs）。这种制度安排完全是从机构设置和征收效率角度考虑的。笔者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值得我们借鉴。实际上，目前我国的税务部门也承担着一定的收费职能，如教育费附加、城市建设费、文化事业费等都是由税务部门征收的。这种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没有必要教育费附加由教育部门负责征收，文化事业费由文化部门负责征收。从长远看，我国的税务局也应当向国家收入局的方向发展。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将社会保险费交给税务部门征收也是顺理成章的。

三、社会保险与财政关系决定财政必须参与社会保险费制度设计

社会保险是政府按保险原则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障计划，虽然它有独立的收入来源（社会保险缴费），但它与政府财政密不可分。实质上，社会保险计划的收支应纳入政府财政的视野通盘考虑，原因是：

第一，社会保险计划的收支缺口往往要由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弥补。由于社会保险计划由政府承担，所以一旦出现收不抵支，政府都要用一般预算收入（如增值税、所得税收入）对其进行补贴，以保证社会保险津贴的按时足额发放。可以说，财政是社会保险计划最终的资金担保人。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除了美国的社会保险计划财务收支是完全的自求平衡外，其他国家要么财政给予社会保险计划一定比例或定额补贴（如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要么财政用一般预算收入弥补社会保险计划赤字（如法国、丹麦、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等）。我国情况也是如此，绝大多数地区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是其中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需要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补助。2006年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补助为1035.1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的补助多达774亿元。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完全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财政只充当“补窟窿”角色，那么财政的权利和义务就不对称，而且在这种“不可控”的局面下，今后这种“补窟窿”的义务很可能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4篇

推行管理会计的必要性

一是深化改革的需要。在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中，要求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因此，必须实现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三者的最佳组合，这就需要有健全完善的管理会计机制。

二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需要。在改革工作中，建立管理会计体系，在经营管理及核算中划分责任中心，实施对各级核算单位的业绩考核与评估，以引导各责任单位根据本部门的经营状况及责任目标，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努力增收节支，提高经营效益，促进部门管理工作的深化。

三是提高竞争力的需要。农信社必须从资金、装备、人才、技术、营业网点布局、业务品种等方面提高竞争力。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取得理想的经营效益，就要通过管理会计的方法，进行投入产出的分析，以实现预期的收益。

管理会计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预测决策会计。要根据过去和现有的信息，运用一定的科学手段和方法，预计和推测事物未来发展趋势，农村信用社预测的主要内容有：负债业务的预测、贷款投放的预测、现金投放与回笼的预测、成本的预测、利润的预测、主要经营目标的预测、以及国民经济环境和农村信用社经营环境的预测。而决策会计则可为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者提供决策方案（信息），其主要内容有：信贷规模及结构的决策、负债规模及结构的决策、资金合理运用的决策、利率决策、长短期投资的决策等。

二、规划控制会计。规划控制系统是对经营活动以及各种影响因素详细分析的基础上，设置流程控制环节，建立控制方法和组织机构，并通过全面预算、成本控制、风险控制、存量资产控制、本社历史数据设定控制指标或指标值，利用差异控制手段达到控制目标。

三、责任会计。通过在农村信用社内部建立若干个责任中心，并对其分工负责的经济业务进行规划与控制，以实现业绩考核与评价的一种内部控制会计。建立责任会计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设定责任中心，明确责权范围；编制责任预算，明确责任目标；建立反馈机制，保证及时控制；确定合理的内部转移价格，明晰各责任中心权责；实行业绩考评，做到奖优罚劣。

四、人力资源会计。建立用来确认和计量有关人力资源会计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程序。会计模式有两种：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在于提高人力资源的价值，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潜能，为企业优化价值链，保持竞争优势，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服务。

推行管理会计的难点

一、经营决策者对管理会计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农信社的经营决策者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管理水平，与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者具有一定差距，“重经营轻管理”的思想根深蒂固，因而使管理会计在农信社中难以普遍应用。二、会计人员素质较低。农信社会计人员的总体素质还比较低，突出表现为会计人员知识层次低，结构不合理，在专业教育方面层次低，只懂简单的核算工作，这与管理会计对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不相匹配。

三、信息系统基础落后。农信社的金融电子化工作还不完善，综合业务系统的开发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综合业务系统的管理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要推行管理会计工作存在科技上的难度。

四、业绩评价体系的建立。农信社在业绩考评方面还是比较传统的，基本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没有形成系统的业绩评价体系，管理人员对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还不到位。

推行管理会计的有效途径

一、正确认识管理作用与地位。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管理会计重在管理，它是对企业内部各种管理信息进行的收集、整理、分析和报告。明确管理会计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是开展管理会计工作的前提。目前，农信社对管理会计的认识不够深化，还没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这项工作。通过系统的宣传、培训，来提高对管理会计工作的认同以及获得最高管理层的支持，成立专门的管理会计部门，是推进农村信用社管理会计工作的关键一步。

二、培养农村信用社主要领导人的管理会计知识。培养农信社主要领导人的管理会计意识已经成为农信社提高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当务之急，农信社各级领导层应加强学习，提高对会计管理工作意识。

三、重视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会计人才。应该通过引入、培训等多渠道拥有一批管理会计人才。一是对在职会计人员进行管理会计专题教育，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二是严格会计主管人员的准入制度，必须拥有会计师职称；三是向社会招聘管理会计人才，尤其是吸引商业银行的优秀人才归为己用；四是从大专院校招聘会计专业人才从事农信社工作，为今后选拔会计主管人员积累人才。

四、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业务流程再造。要通过引入计算机、通信等现代手段，以完善计算机应用流程为目标，将传统的手工工作流程加以改造，将实现管计会计功能作为系统需求融入正在或即将开始的计算机系统重构工作中，以突破现有的信息系统基础薄弱、原始信息极度欠缺的困境，提高整个系统的工作效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益。

五、有计划地推行责任会计制度。可以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先在一家分支机构运行后，再逐步在全社推行，最终在成本分析和管理制度等配套制度日益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全面的管理会计制度。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组织管理模式是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国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是以官设、官管、官办、官督为特色的典型政府集权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排斥了社会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劳资双方的参与权，对社会保险制度自我调节、自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中国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应当由政府集权管理向多元合作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化，成立由政府、雇主代表、劳工代表和专家组成的社会保险自治管理委员会(3+1模式)，使社会保险实现自我调节、自我发展，保证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行这种组织管理模式还必须创造相应的条件，包括将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权交给全国人大，将社会保险的实施向官民结合的方向推进等。

【关键字】社会保险制度；组织管理模式；政府集权管理；多元自治管理

中国的社会保险改革已经持续进行了将近20年，但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在政府集权管理下，雇主与劳动者既缺少发言权也缺少参与权，社会保险责任正在走向政府化，有鉴于此，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组织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中国社会保险是官设、官管、官办、官督型政府集权管理模式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集权型国家，这＿传统色彩在社会保障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面向城镇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是以劳动保险的名义实施的国家保险制度，它虽然由劳动者所在单位直接提供，却完全服从国家(政府)的政策规范与行政管理，单位没有自，企业的盈亏状况不影响职工的劳动保险权益，国家财政事实上充当着劳动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与物质保证，因此，提供劳动保险的虽然是单位，但实际上单位只是国家保险制度组织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原有的劳动保险制度因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被摒弃，新的社会保险制度逐渐得到确立。与国家保险模式的劳动保险相比，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实现了如下转变：(1)制度模式由原来现收现付式的国家保险制(劳动保险制)转变为部分积累式的社会保险制。(2)财政责任由原来的国家(政府)负责转变为政府、企业与劳动者等多方分担。(3)实施方式由原来的单位分割、封闭运行转变为统﹁的、开放型的社会化实施。上述转变表明，中国社会保险已经基本完成了制度转型的任务。然而，就社会保险的组织管理模式而言，这种转变只是将过去由国有单位分散实施变为政府机构统一实施而已，仍然具有很强的政府集权管理的色彩。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由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或文件加以规范。迄今为止，中国的立法机关还未通过相应的社会保险立法，虽然今年已经确定将社会保险法纳入本届立法机关任期的立法规划，但近年内仍将难以上升到立法机关法律规范的层次。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都是通过国务院或国务院所属职能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或规章来确立的。在国家层面，规范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依据甚至还不是规范的行政法规，而是以国务院名义的改革方案与决定；规范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是国务院先后制定的(失业保险条例)与(工伤保险条例)；规范生育保险事务的只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试行办法。在社会保险费征缴方面，则由国务院制定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来规范。社会保险方面的财务会计制度、基金管理均由行政职能部门通过相关政策文件来规范。地方政府亦有权在中央政策框架内制定相应的政策来规范本地的社会保险事务。可见，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依据不是由立法机关确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的，这种状况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其二，社会保险事务的主管部门是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中国政府的架构与职责划分，负责全国社会保险事务管理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中央政府中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地方则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该部门制定各项社会保险政策并管理相应的社会保险事务。

其三，各项社会保险业务由设在劳动保障系统内部的官方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局)经办。如中央层次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实际上完全隶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地方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同样隶属于当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官方经办、承担着各项社会保险业务。部分地区是委托地方税务机构代为征收社会保险费，更为强烈地表明了政府对社会保险具体事务的干预。

其四，监督社会保险运行的是政府行政部门。一方面，政府财政部门承担着对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的日常监督之责，社会保险基金必须进入财政专户并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另一方面，社会保险机构还必须接受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审计部门设置了专门的社会保障审计机构。

综上可见，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是政策出于行政部门、管理权在行政部门、经办权属于行政部门、监督权同样在行政部门，这种官设、官管、官办、官督型体制是典型的政府集权组织管理模式。

二、中国社会保险政府集权管理模式的缘由及其效应

中国社会保险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原有模式的延续，与改革中已经确立的财政责任多方分担机制、社会化实施机制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所选择的统账结合模式不相吻合。政府集权管理模式仍然延续的原因在于：

第一，对原有政府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一方面，社会保险属于公共事务，对社会保险的管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必然要服从于中国现行行政架构。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政府集权管理甚至突出地表现为中央集权管理，虽然中国已经开始从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化，但政府集权管理行政及社会事务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现行社会保险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保险模式——劳动保险制度，从而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原有体制下政府负责的传统。历史传统的惯性使现行社会保险管理对原来形成的政府集权管理模式产生了路径依赖，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府集权管理的烙印。

第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离不开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来主导与推动。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责任分担机制的确立，决定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政府)、企业、劳动者个人责任的重新划分。不仅如此，中国还对社会保险制度的财务模式、覆盖范围、待遇水平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如此巨大的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行政主导，便不可能推进。因此，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采取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客观上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过程和社会保险制度转型期的需要。

第三，政府依然承担着主要的财政责任。尽管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确立了政府、企业与个人责任分担的机制，但总体而言，政府承担的责任仍然是主要的。根据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情况，企业或雇主承担的缴费责任全国平均约占工资总额的20%，但有1／3以上的企业并未参加社会保险，即使是参加了社会保险的企业，亦存在着少缴、漏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的现象；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的数额为本人工资额的8%，但全国多数地区只达到5%，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截至2003年底只有11646万人，参加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的职工亦刚逾1亿人，参加工伤保险与生育保险的劳动者则更少，多数从业人员并未参加社会保险。因此，作为社会保险缴费主体的企业单位与劳动者个人还未真正成为这一制度的缴费主体。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却仍然承担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巨大财政责任，包括：(1)社会保险行政与经办机构的管理与运行经费列入国家财政预算。(2)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险缴费责任(实际上相当于雇主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由政府承担。(3)对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即对各地(主要是老工业基地)养老保险基金的年度亏空给以补贴，这已经构成国家财政的重要支出项目。1998年至2003年，中央财政对养老保险支出的补贴分别为24亿元、175亿元、338亿元、349亿元、408亿元、474亿元，6年共计补贴1768亿元；如果再加上一些地方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国家财政补贴养老保险的支出还要多。这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职工没有任何养老金积累而现阶段又进入退休高峰期造成的。(4)对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的支出补贴，如对失业保险基金及类似于失业保险基金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补贴，对医疗保险基金不足的补贴等。以中央财政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补贴为例，1998年至2003年，中央财政补贴分别为75.7亿元、90亿元、132.6亿元、135.3亿元、139亿元、164亿元，六年共计补贴736.6亿元。

上述四项支出揭示出中国政府仍然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中承担着重要乃至主要责任的事实。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承担起有效组织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责任。

第四，没有相应的替代机制。虽然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欠发达，大量社会事务仍然依靠政府管理。在德国等发达国家富有成效的由政府、资方、劳方组成的三方协商机制，在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建立起来，却是非常不完善的。中国的工会组织由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与复杂化正在遭遇新的挑战，中国的雇主组织还很不成熟。因此，如果政府对社会保险事务疏于组织管理，这一制度在现阶段便不可能找到相应的替代机制。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虽然变革了，但政府集权管理的色彩仍然十分浓厚。这种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的实践产生了如下一些效应：

第一，社会保险责任政府化，国家财政风险持续增加。政府集权管理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承担起社会保险制度的直接责任，它部分地冲消了社会保险制度的自我调节功能，迫使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险责任无限化，进而将使有效控制政府责任的改革目标落空。同时，由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日益复杂化，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必然使团家财政所面临的社会保险财务风险增加，进而会波及国家财政的稳定。因此，在政府集权管理下，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并会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和退休人员的急剧增长而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第二，对新型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均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财务模式，其中个人账户被明确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个人账户上的资金完全来源于劳动者个人的缴费，它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因而实质上是劳动者延期领取自己的工资。对一种完全由劳动者自己缴费并属个人所有的养老金由政府集权管理，显然存在问题。在基本医疗保险中，政府对劳动者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管理基本上形同虚设。由此可见，政府集权管理与中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独特财务模式及其个人账户基金的私人性质存在着内容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对新型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第三，客观上限制了雇主与劳动者个人参与管理社会保险的权责。由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是典型的官设、官管、官办、官督，这种政府集权管理必然剥夺了作为社会保险制度责任主体的雇主与劳动者的相关权益。在现行组织管理模式下，一切听命于政府，雇主只是单纯地充当着缴费义务主体，无权对所承担的义务提出主张，劳动者亦只是被动地承担缴费义务和享受相关待遇，并且无权过问由自己缴费、属自己所有的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与投资运营。因此，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现行管理体制不利于责任分担机制的合理确定与健康发展，亦难以分散和控制政府的责任。

第四，对社会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的有机与有效结合产生相应的影响。以养老保险为例，中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安排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其中社会统筹基金完全由企业或雇主缴费组成，个人账户基金完全由劳动者个人缴费组成。社会统筹基金基本上是现收现付式，许多地区实际上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而个人账户基金从理论上讲应当是逐年积累的，它由劳动者缴费形成并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但劳动者却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力。政府管理与个人所有的分离导致了这一基金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完全分离，显然不利于个人账户基金的发展。在这种权、利分割的格局下，虽然政府统一管理较为简单，但基金贬值的风险却因其过分集中而持续增加，劳动者个人对该基金的不安全感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政府的责任将随着个人账户基金的不断扩充而增加。

三、未来发展：多元自治管理模式

前述分析已经表明，中国政府对社会保险事务实行集权管理，确实存在着不利于新型社会保险制度健康发展的缺陷，加之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和以往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过失误，更导致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信任危机。因此，重新考虑并选择中国新型社会保险制度的组织管理模式，确实很有必要。

基于对社会保险制度本质的认识和这一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不太赞成中国未来的社会保险继续采取政府集权管理模式，而是主张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更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健康、持续发展的多元自治管理模式。这一主张的依据是：

第一，劳资双方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真正责任主体，有权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管理意味着承担责任，而责任应当来源于责任主体，谁是社会保险的责任主体，谁就应当对这一制度负责并有权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社会保险奉行的是选择性而不是普遍性原则，强调权益与义务相结合，其缴费主体是雇主与劳动者个人，权利主体是劳动者个人，解决的问题是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和雇主不确定的劳工风险，因而是平衡劳资利益纷争的调和机制，而调和了劳资关系则意味着维护了社会稳定。可见，社会保险既不同于政府负责的社会救助制度，也不同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其他公共福利计划，它实际上是劳资双方利益调整机制，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公共福利计划。因此，劳资双方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直接责任主体，也有权直接介入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

第二，社会保险制度只有通过自我调节、自我平衡，才能实现自我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保险制度的追求目标，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保险责任政府化是无法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只有让这一制度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自我平衡，才可能自我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需要社会保险与政府保持适当距离，以劳资双方作为责任主体直接介入为基本条件。如果政府包揽劳资双方对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权力，必然导致责任重心向政府转移，社会保险制度的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功能亦将丧失，因为在政府集权管理下，劳资双方均无须对这一制度的持续性负责。

第三，有限责任政府的构建决定了中国政府将无法包办全部社会保险事务。市场经济改革带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建设一个依法行政、富有效率的有限责任政府，庞大的官僚系统正在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发展。如果中国政府要包办社会保险事务，则意味着社会保险管理系统将随着覆盖人数的增加而膨胀，这显然与有限责任政府的发展取向相背离。因此，政府责任的有限化和政府管治职能的弱化，决定着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直接责任主体的劳资双方乃至社会组织有必要介入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之中，并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政府在社会保险制度中除承担起雇主的职责外，还应当扮演最后出场的角色。

第四，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中包括了纯粹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的部分。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部分就完全是劳动者个人缴费积累起来的，它也完全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在基本医疗保险中，也有劳动者的个人账户部分。上述个人账户中的积累，属于私人积累性质，如果继续由政府集权管理，不仅难以管理好，而且终会导致个人账户所有者的不满。

第五，各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趋势揭示了政府集权管理的内在缺陷是无法自我克服的。从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实践来看，凡是实行政府集权管理的保险制度，都无法适应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表现出刚性增长的不可逆转规律，难以实现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和自我发展的目标。无论是智利将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为私营养老金制度，还是一些国家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等，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社会保险责任政府化已经走到了尽头。

总之，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社会保险制度自我发展、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选择一种自已够让劳资双方介入其中的多元合作自冶管理模式，可能较为适合中国未来社会保险制空的发展需要。

本文提出的多元合作自治管理模式，是指在立法规范的条件下，构建由政府、雇主、劳动者三方加上专家组成的社会保险委员会(简称3+1管理摸式)，行使对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权，并承担起这一制度发展的责任。多元自治管理的核心在于自治，但多元合作是前提与基础，是建立在多元合作基础之上的自治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应当是政府委派的社会保险专员，它在委员会中代表政府的利益；雇主方面则应当由各类雇主组织推举出来的代表参与，它代表雇主的利益；劳工方面则应当是工会委派的代表，它代表劳工的利益；而专家则是作为独立人土参与，它应当代表理性与公平。这种3+1组合式的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既独立于政府、雇主组织与工会组织之外，又能够兼顾相关各方的利益，是利益相关各方在合作基础之上的自治管理，因而是值得考虑的合理的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

在管理层次之下，具体的社会保险事务可以委托给社会团体来组织实施，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则在相关立法的规范下制定更为具体的或可操作的政策，并在社会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承担起监督之责。这样，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将是由立法机关规范、多元合作的管理机构自治管理、社会团体实施、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监督。在这样一种组织管理体制下，各方的积极性都能得到发挥，各责任主体均真正承担起自己的社会保险责任，同时还能够借助社会乃至市场的力量，调动更多的资源为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劳资双方作为社会保险最重要的责任主体的自治权力的扩张，既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轻，也意味着社会保险制度具备了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自我发展的机制，并为这一制度走向更加开放奠定基础。

四、为社会保险多元合作、自治管理创造条件

从政府集权管理到多元自治管理，是值得中国政府考虑的社会保险制度未来发展取向。但要真正实现多元合作基础上的自治管理，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

第一，需要将社会保险制度上升到法制规范的层次。即需要立法机关将《社会保险法》作为这一制度稳定的基石。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社会保险法》纳入立法规划之中，预计自1992年开始起草并前后几次搁浅的社会保险立法计划可能在近年内得以恢复。《社会保险法》的制定将为社会保险制度实施多元自治管理提供稳定的法律依据。

第二，需要根据已经确立起来的责任共担原则划清各方的责任。包括政府、雇主、劳动者个人的供款责任、管理责任等，对社会力量与市场机制的运用规范等，均需要有更加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目前社会保险主体各方责任模糊或者责任分担不平等的现实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第三，需要有成熟的政府、雇主组织与工会组织。其中，政府方面需要增强自己的理性并提高效率，在承担自己应尽的“雇主”责任和公共责任的同时，还能够通过相应的行政力量(诸如财税政策)来引导社会与市场力量参与并分担社会保险事务；雇主组织应当从过分分散走向联合，真正有成熟的雇主组织来代表雇主的利益；中国的工会则应当进一步加快建设步伐，并真正从基层做起，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做起，自下而上地推举出自己的代表。理性的政府与成熟的雇主组织、工会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是社会保险实现多元自治管理的保证。政府适当的退出与雇主组织、工会组织适度的跟进，将是促使三方协商机制走向成熟的基础性条件。

第四，发达的社会组织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保险的发展需要发达的社会组织来帮助，而中国社会保险选择基金制，也决定了必须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因此，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发育成熟的证券市场和投资机制等。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管理以人为本体制创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第一次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突出强调要"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体现了社会管理理念的深刻变化。这是一种既符合现代治理善治理念、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它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作为政府职能之一的社会管理，是指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法规范，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培育和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维护和健全社会内外部环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则是多元主体以多样化形式进行的上述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

回顾这些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理论上，我们党对社会管理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了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愈趋多样化，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矛盾增多，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社会管理的法规亟待完善，社会管理的体系亟待健全，社会管理的体制亟待创新。因此，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对社会管理工作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科学判断、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一、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目前，社会管理在体制上的不适应首先体现在社会管理理念不够准确。我国社会管理的理念比较陈旧，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仍然只重视经济增长，对社会民生管理缺乏热情，对当地社会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了解甚少，对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不多。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的理念，仍然存在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的问题。

我们国家"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高屋建瓴的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我国社会发展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要求，也是社会管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社会建设和管理，必须以此作为指导思想，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作为目标，把求得人的彻底解放作为人类最终的发展目标，推进"以人为本"的改革，真正保障"以民为本"。因此，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强社会管理，必须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紧紧抓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灵魂，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管理的主体地位。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关注社会困难群体，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必须实现成果共享，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参与社会发展的不同群体，都能够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同发展，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首先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把从政为民、服务社会的价值追求内化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功能，并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牢固树立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为此，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政府的职责和功能限定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合理边界。

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首先要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长期以来，我国偏重于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使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现在要顺应全球社会公共管理新趋势，加快传统的"经济管理为主"向"社会管理为主"转变，不断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从实施全面管理的全能政府变为实施公共管理的有限政府，使自身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强化。其次要改进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一个现代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必须能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站在全局的、整体的高度，找准定位，明确今后发展的战略模式、战略重点、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划，以落实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能够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权力运作机制，构建新的政府工作运行体系，不断提高行政效能。再次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综合治理水平，一方面，以切实转换政府职能为抓手，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对工、农、学、商等群众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加强政府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改革。最后还要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加大社会各界参与，构筑民主化、多元化、制度化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全面实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三、确立多元化的社会管理主体，充分发挥其社会建设与管理的功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以及公民社会的初步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社会需求、利益关系等都出现错综复杂的倾向，政府越来越难以单独承担社会管理的任务，因而，社会管理的主体应尽快从过去的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形成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为中介、基层自治组织为基础、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社会管理主体构成的新格局，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社会成员各自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因为只有科学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探索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机制，才能有效解决目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强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体制是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必须依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不断改革与完善现行的社会管理制度，使之切实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在推进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强化服务意识，推行电子政务，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新体制。进一步理顺社会管理各部门的关系，规范它们的职能权限，建立健全各管理部门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共同促进社会各项事务管理的综合执法新体制。进一步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推进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的社会化进程。健全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努力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7篇

俄罗斯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从前苏联继承下来的，社保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从全社会普遍的福利制度转向为最贫困者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俄罗斯联邦在1991年至1994年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条例，相继成立了一系列俄罗斯联邦退休基金、社会保险基金、义务医疗保险基金、就业基金等。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退休养老基金制度

俄政府于1991年12月27日颁布退休养老基金法，建立独立于国家预算的退休养老基金。基金的来源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分担，改变了过去主要依靠国家预算拨款的状况。雇主按工资总额的31.6％缴纳费用，农场主按工资总额的20.6％缴纳，工人和公司职员按本人工资收入的5％缴纳，其他人员按工资收入的1％缴纳。并对养老金的计算方式进行改革，延长养老金收入基数的期限，规定按照最后15个工作年的前5个月的平均收入计算养老金，新的养老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固定的，按平均收入或最低生活费标准的一定百分比发放，所有退休人员数额都相等，另一部分是浮动的，与领取者的工龄和收入水平挂钩。提高了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并实行养老金指数化，每3个月按物价上涨情况对养老金进行调整，以抑制由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养老金实际水平下降。

除了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之外，职工还可以通过社会保险机构购买个人退休养老保险。国家对已退休职工的义务不变。但新的年轻工人将来退休时可从国家管理的养老退休基金获得50％的养老金，另一半来自新的个人退休金账户。每个职工都有一个专门的账户，依靠平时积累的资金来保障老年时的生活。每个职工都可以自由选择退休保障方案，使国家强制的退休保险制度同自由的退休保险制度结合起来。国家对税收法进行修改，颁布新的税法，制定有关退休基金会收入来源的条例，并对税收系统进行重大调整，以加强退休基金会的收入基础，消除拖欠退休金的现象。

（二）就业保障基金制度

原苏联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包括了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社会保证内容，但却惟独没有建立失业保障制度。这是因为前苏联实行普遍就业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的问题，因而社会保障制度中也没有失业救济的内容，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大规模的失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据统计，1991年底，俄罗斯的失业人数为10万人，到了1997年失业人数已达到640万人，为了保障失业人员的最低生活水平，俄联邦政府于1991年颁布《关于居民就业》的法律，并于1992年颁布了有关补充规定，建立国家居民就业基金，负责管理失业救济金。失业救济金由雇主按工资基金的2％上缴的费用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地方政府的地区培训的预算拨款组成，基金会独立于国家预算，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运转。中央就业保障基金集中了失业保险税收的10％，90％属于地方就业基金。失业补助的对象为16—59岁的男子和16—54岁的女子。要求本人的最后一年至少工作了12周并且登记在案，原雇主在解雇失业者时应给被解雇者发足3个月的工资，3个月后开始发放一年左右的失业补助金。头3个月的失业补助金为失业前两个月的平均工资的75％，第4个月为60％，最后5个月为45％。

为了控制失业人数的增加，俄政府规定，如大量解雇人员，必须在解除劳动协议前3个月向国家就业处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解雇。对年龄接近退休的人，在政府就业部门的同意后，可提前2年退休。1993年有7.6万名失业人员提前2年退休。1994年，俄联邦就业纲要规定，对被迫非全天和非全周工作或不带薪休假的97万人实行补偿津贴，以防止企业倒闭。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及私营、个体经济部门广泛吸收失业人员，对安置失业人员得力的企业给予优惠贷款等政策性扶持。从国家就业基金中拨款，资助长期失业者、妇女、残疾人。1995年3月，俄罗斯联邦就业服务总局《关于向因工作单位临时停业而被迫下岗的人员发放补助金的条例》。此外，俄政府在就业基金中设立专门的预备基金和补助基金，以鼓励临时就业和防止大规模失业。同时对雇主和居民实行自愿的失业保险制度，以解决失业补助经费不足的困难。

（三）医疗保险基金制度

前苏联实行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医疗费用完全由国家统包，个人不负担医疗费用，经费由国家预算全额拨付。尽管苏联的医生人数和病床拥有量均占世界首位，但公有制度下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差，业务水平低，药品和医疗器材浪费严重。1991年，俄罗斯通过《俄联邦公民医疗保险法》，1993年4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强制医疗保险制度。基金的来源是各企事业单位按工资总额的36％上缴的医疗保险金，其中0.2％上缴联邦基金，3.4％上缴地区基金，被保险者本人缴纳工资额的1.8％。对于没有劳动收入的居民，国家为其办理医疗保险，保险费从国家预算中支出。残疾人、退休者创建的企业和组织或残疾人、退休者人数超过50％的企业和组织可免缴强制医疗保险金。1993年3月，叶利钦总统下令增加政府工作人员卫生保健基金。医疗保健部门实行经济核算，合理收费，减少免费的治疗项目，免费药品实行限量配给。到1994年，俄罗斯成立了82个地方强制医疗保险基金和900多家分支机构办理医疗保险。

（四）社会福利和救济制度

主要包括社会贫困救济和福利补助。补助的项目有食品补贴、贫困家庭补助、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福利等。社会福利和救济资金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及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俄劳动部于1992年制定了计算最低生活费的方法，根据物价变动等因素逐月公布最低生活费用，并把一个人月最低生活费作为贫困线，把月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算作贫困人口。1997年，俄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俄联邦最低生活费》的法律，规定了计算最低生活费的依据。

为了帮助在经济改革中受打击最严重的人和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俄罗斯设立了特价商店。以比普通商店低1／5至2／5的价格向卫国战争老战士和赤贫者提供食品，并且对学生及来自多子女和离异或丧偶家庭的儿童也给予资助。1993年12月，叶利钦总统颁布了关于完善国家社会补助金制度的命令，从1994年1月1日起，对每个孩子按月发放统一补助金，以取代以前的社会补助金和补偿费。6岁以下儿童的补助金为最低月工资的70％，6—16岁的孩子补助金不超过最低月工资的60％。对下列孩子的补助金数额将再提高50％：单身母亲的孩子、父母拒绝交付抚养费的孩子、处于法律中所列举的无法索取抚养费的孩子、应征入伍的现役军人的孩子。从1994年1月1日起，规定对下列人员发放的补助金数额为最低月工资数额的100人：因要照顾婴儿长到1岁半而休假的母亲、脱产学习的母亲以及服兵役的母亲。政府拨款100万美元，建立助残基金，帮助残疾人。

提高对伤残军人和牺牲军人家属的补助，改善军人待遇。1995年11月，俄罗斯政府公布了关于《国家和地方社会服务机构向老人和残疾人提供免费服务的项目清单》。莫斯科市还规定，所有退休者和残疾人都可免费乘坐市内交通工具；凡荣获保卫莫斯科奖章的公民和参加过战争的妇女，除享受一次性补贴外，支付房租、公用事业费和电话费时还享受50％的优惠；凡获保卫莫斯科奖章的人和无端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可凭医生处方免费取药。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建有福利院、老人公寓等，收养孤儿、残疾人和退休者。

二、现实和制度的差异

在过渡时期，俄失业人数（从1991年至1998年）有增无减，失业救济金的领取人数到1998年已经是1991年的4，7倍，失业者对社保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在俄罗斯（至2001年），必须靠最低养老金来维持生计的有四百万人。但尽管如此，那些能勉强按时收到这笔少得可怜的养老金的人却被认为是幸运者，因为养老金拖欠以及邮政和银行系统的问题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连续几个月都无法从政府领到他们应得的补助。社会保障体系的失灵是俄罗斯进行艰难的经济转轨所产生的最明显也最不幸的结果。这种现象的产生，首先从制度的制订方面来看，有两点不足：一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设置问题。由于资金条件的制约和来自世界银行及国内反对意见的压力，目前社会保障的改革方案只是一种过渡中的妥协方式，传统的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与新制度并存；这导致俄罗斯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缺乏整体性和全局性，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独立和分散进行的，实行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造成社会保障种类之间预算形成的比例失调，而各种社会保障量化指标也没有同缴纳相应基金的数额挂钩，造成缴纳同样保费，而有些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水平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现象，最终不能对劳动者提供应有的社会保护。二是一些主要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制订的不完善。例如：退休养老基金制度的制定中，国家预算拨款的比例过小，而企业上缴基金的比例过大。西方国家退休金占企业拨款的3％—5％，而俄罗斯只占0.01％。西方国家企业上缴保险费一般占工资总额的20％左右，而俄罗斯高达31.6%，这大大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许多效益不好的企业拒交或拖欠医疗保险基金和退休养老金的款项。还有，国家对目前这一代退休职工的义务不变，新职工将来的养老金一半来自国家管理的基金，其余来自个人退休金账户，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保障方案，还可以自由选择个人存款投资于私人养老金汁划等。而实际的状况是俄罗斯的企业为其职员提供医疗、住房、娱乐设施和学校。因此，员工不但需要依靠企业保住饭碗，还需要依靠管理者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获得以上服务，至于个人存款投资于私人养老金账户的人，数量极少；相关的个人退休养老金方面实际上是毫无保障的。

其次，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产生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失灵，这问题与过渡中的社会利益格局变动相关。一种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分配方案。它的稳定存在说明各方的利益之间达成了均衡。在俄罗斯改革前的再分配经济体制中，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中，以国家对几乎全部的重要稀缺资源的垄断为前提，形成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的极强的自主性。但是，当制度发生变迁时，即用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制度安排时，不仅引起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还会导致利益的再分配。从经济过渡中新的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基本上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阶层：上层，包括主要大资本家、“寡头”、代表金融工业集团利益的政治家（占人口总数的6％—7％）下层，包括经济上不是独立的贫穷和最贫穷的社会集团（占40％以上）（里马舍夫斯卡娅，1997）；而位于这两个对立阶层之间的中间阶层：一些中小商人和中小企业家（占20％—30％）虽然产生了，但人数不多，经济和政治上软弱无力，没有发挥稳定和凝聚的职能。仅占6％-7％的“上层”却控制着大量的稀缺资源，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占40％的“下层”由于贫穷或居住地的偏远、对政治体系的无知、缺乏组织，而无法在政治上共同采取行动，没有像其他国家的同类群体一样组成游说集团，对政府根本构不成影响，使俄罗斯的企业乃至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观念，许多赢利的私人企，业和农场主没有为自己的工作人员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进入养老基金。中央和联邦主体也没有划清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权限。在一些北方地区，那里临时工作的劳动者，合同结束后常常患有隐性（潜伏）形式的职业疾病，而地方政府不愿为此负担财政责任。

激进改革虽然迅速改变了经济制度，但却无法立即创造出形成健康化社会结构的物质条件，在经济衰退的形势下，少数人不是靠经济实力而是靠传统权利获得了国家财产，资本与权利的迅速结合，集聚于为数不多的“上层”人物手中，这种财产的获得，腐朽性大于其应有的社会管理功能，法制作为监管的工具却变得软弱无力；用权利大量的贷款导致中央政府的经济资源流失，反过来又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制能力。税款拖欠是预算约束变软的最重要的原因，这对于社会中领取保障基金的弱势群体，产生了不良的后果。社会保障费用的管理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许多地方没有对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经常发生挪用现象，把部分基金用来发放工资、购买债券等。

第三，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俄罗斯转轨以来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国家自主性是相对于社会而言，控制社会方面的能力，国家是整个社会不同利益的协调者，在面对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和不同利益群体的时候，要具有相当的超越性，国家自主性就体现在这种超越性上。国家机构以强制性的权利掌握和支配着社会中的许多资源，是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时候，要尽可能不受强势社会集团的影响。而转轨后的俄罗斯政府被组织强大的产业利益集团、新的“权贵”阶层所控制，政府为各利益集团承诺慷慨地提供援助。国家将大部分企业转给了能以企业普通股帐面价1.7倍的价格购买企业51％股份的管理者和职员。这样，外来的投资者就不能获得控股权。政府失去了税基，但却继续对公司和社会资产进行补贴。在1992年，这些补贴高达550亿美元，接着，在1993年降到200亿美元。然而随着补贴的下降，税款拖欠就更加严重。

国家税收征管不力并且对逃税漏税的熟视无睹导致了财政危机，而政府为应付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其转移支付职能。斯蒂格利兹在巴黎（1999年）做的题为“转轨中失灵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演讲中指出，不进行社会支付（如养老金）不仅撕毁了暗含的社会契约，而且还摧毁了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社会资本。这一点在政府明显地将大量财富转移到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尤为严重。

改革以来，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直是俄罗斯经济改革始终如一的主题，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政府从具体的经济事务中脱离出来，并赋予企业以经营的自，但实际上政府和官员却更深入地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虽然激进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是从政府统制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政府却不是更加超越于市场之外，而是日益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和利益主体。于是，在俄罗斯，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政府行为企业化、市场化的趋势出现了。所谓俄罗斯与大多数东欧地区政府行为企业化和市场化，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即在微观的层面上，政府与经济活动、特别是与企业活动出现新的结合，政府按照企业性的目标定义自己的目标趋向，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政府所承担的其他功能，出现就业（失业）甚至社会保障失灵问题。

国家或政府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处于比较超越的地位，前提是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市场中行动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从俄罗斯和东欧的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必须与资方的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政府将自己的角色看作是市场中的赢利者的时候，就必然将没有直接经济收益的公共事业看作是一种负担。政府用企业的那种赢利性目标来定义自己的目标，要考虑的是会不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甚至会不会增加部门的经济收益。能够增加这种收入或收益的，便积极去做，否则便没有积极性。这是导致经济转轨后俄罗斯、独联体及东欧各国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全面衰败的最根本的原因。

主要参考文献：

朱传一、沈佩容主编，1991：《苏联东欧社会保障制度》，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俄]π。R.科萨尔斯，P.B.雷芙金娜，俄罗斯，2000：《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石天董英辅等译。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跨国有组织犯罪经济模式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壤，皆为利往.古老的中国格言说出了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利益。犯罪作为一个伴随现代社会而存在的现象，其根本起因也在于利益。无可否认，作为犯罪有组织化的最高形态——跨国有组织犯罪，即使它一经出现就很快发展成为扰乱国家法制秩序、危害公民基本人权的世界公害；即使它的滋生和蔓延十分迅速，领域由传统非法活动渗透到几乎所有行业，形成了遍布世界的网络，其拥有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势力另人触目惊心；即使在最近十年中，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一体化的高速发展，人员和货物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跨国有组织犯罪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当前联合国在防范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中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即使跨国有组织犯罪作为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其自身合理性和社会背景，并不是偶然、任意出现的，其发展又同时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但是，它的基本动因仍然是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因此，如果要对跨国有组织犯罪进行控制，明了其基本目的以及其控制经济领域的手段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明了跨国有组织犯罪控制经济领域，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采取合理的措施，真正从根本上对跨国有组织犯罪进行打击，并且在现实意义上，实现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发展的有效控制。为了能建立一个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控制经济的模式，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特征进行界定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做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一、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各国在谈到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时无一不涉及到有组织犯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同看法的。因此，若要界定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就必须先从界定跨国有组织犯罪谈起。

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我国学术界对有组织犯罪定义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争论很大，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和控制的组织结构稳定、具有较强自我保护能力的犯罪组织所实施的各种类型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活动.这个定义要求，犯罪是由故意犯罪者操纵和控制的犯罪组织实施的；该犯罪组织的组织结构稳定，而且具有较强自我保护能力；该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包括各种类型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活动.随后同一作者又认为，有组织犯罪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有组织犯罪，应当包括两类：一是指地区性或跨国性的走私、贩毒、伪造货币、诈骗、敲诈勒索、暴力恐怖以及一些国家存在的业、业等有组织犯罪活动；二是指每个国家内的各种集团性犯罪活动，其中主要包括各种团伙所进行的犯罪活动。狭义的有组织犯罪，则指那些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内部分工明确、有严格行为规范、为了获得巨额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有预谋、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的集团性犯罪。对有组织犯罪的定义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控制或直接指挥和参与，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或组织成员相对稳定，有特定行为规范和有逃避法律制裁的防护体系的犯罪组织和犯罪组织联合体，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而使用暴力、恐吓、腐蚀及其他非法手段所进行的集团性犯罪活动.这个定义界定的有组织犯罪，要求有组织犯罪必须具备若干复杂的条件：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形态是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成员相对稳定，有特定行为规范和逃避法律制裁的防护体系的犯罪组织和犯罪组织联合体；犯罪目的是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犯罪手段是使用暴力、恐吓、腐蚀及其他非法手段；犯罪人从事犯罪的活动方式是集团性的犯罪活动.不符合任何其中一个条件都不能构成有组织犯罪。这个定义太过于绝对化了。如果用它来衡量具有组织形态的犯罪活动，那么，绝大多数都不能列入有组织犯罪之中。

有的人则认为，有组织犯罪又称为集团犯罪、团体犯罪。广义的有组织犯罪，是指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团体，通过其成员的团体活动所实施的犯罪。其中既包括法人组织实施的犯罪，也包括非法的社会团体、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狭义的有组织犯罪，仅指犯罪集团组织实施的各种犯罪.这种观点主要从犯罪的主体来确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接近于这个术语的语义。还有的人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三人或三人以上以谋利为主要目的，为了长期共同犯罪而结成组织的，或虽无明确协议成立犯罪组织，但经常共同实施犯罪的，就是有组织犯罪进而解释说，有组织犯罪的主要目的是谋取经济利益；犯罪成员构成三人或三人以上；从事犯罪的人以长期犯罪为目标；但是，构成有组织犯罪不要求该组织造成实际的严重后果.这个定义把犯罪人数确定为三人或三人以上，将有组织犯罪的面予以扩大，又把该组织界定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的犯罪组织。这个定义从根本上把那些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恐怖活动的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以及那些的组织所进行的犯罪，都排除在有组织犯罪之外了。

西方许多专家把有组织犯罪看作是用来界定某些主要从事暴力、谋利性的犯罪活动的集团所反映出的犯罪现象的一个术语。①作为集团犯罪的一种形式，有组织犯罪应与纯粹由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集团所为的其他犯罪言行区别开来，②还应把有组织犯罪集团和其他由有组织犯罪集团雇佣而诉诸相同方法和手段的组织区别开来。不能把有组织犯罪与法人公司偶尔从事的犯罪活动相混淆，后者所为的犯罪只能算作是法人犯罪或者是机构犯罪。③有的国家认为，有组织犯罪是由划分为两极以上的犯罪组织或由若干不同的犯罪组织，采用阴谋手段，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所从事的刑事犯罪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或对公众生活方式施加影响.有的国家则认为，所谓有组织犯罪是指由稳定的具有逃避社会控制之防护体系的、操纵犯罪团伙，利用暴力、恐吓、腐蚀和大量盗窃等非法手段从事故意犯罪的相对大的集团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这些定义都在不同层面上揭示了有组织犯罪的特征。由此可见，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尚存在许多争论。为了求得一致的见解，以便更好地认识有组织犯罪问题，有必要从多个视角去理解它的实质意义。从术语上讲，有组织犯罪首先是个犯罪学术语。这个术语来源于英语

organizedcrime。从语义的角度上讲，organized是已经完成了的组织状态，organizedcrime自然是指具有组织形态的犯罪。汉语有组织犯罪，是由两个术语组成的：有组织、犯罪.有组织是修饰词，它是用来界定这类犯罪的。很明显，有组织犯罪主要是从组织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和界定此类犯罪的。是否具有组织形态，是判断这类犯罪的标准。各国刑法典中所规定的每一类犯罪，只要犯罪人是具有组织形态的，都可以列入有组织犯罪中。可见，组织形态是理解有组织犯罪的关键。而恰恰国际上对有组织犯罪的分歧也正在于此。犯罪时，具有多大规模的组织形态，才算是有组织犯罪；一个犯罪组织的内部结构如何，才能称作是有组织犯罪；犯罪时，犯罪人内部如何分工，如何联系，才能认为是有组织犯罪；犯罪人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组织，并如何在犯罪组织的驱使下进行犯罪，才可以认为是有组织犯罪，诸如此类都是界定有组织犯罪的关键问题。从犯罪学的角度上讲，有组织犯罪可以有多种理解。第一层，应把有组织犯罪看作是犯罪组织的犯罪，即凡是由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都可以认为是有组织犯罪。从这个理解层面上看，各种犯罪集团，类似意大利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哥伦比亚卡利贩毒集团从事的暴力犯罪、贩毒、走私、洗钱等毫无例外地归属于有组织犯罪。从这个角度出发看问题，界定犯罪组织就成为确定有组织犯罪的关键。就生物学而言，组织是生命的有机体，是有结构的存在。就社会意义而言，所谓组织，是指为了一定目的，按照相应规则，而结成的具有体系的机构。犯罪组织即是为了犯罪的目的，根据犯罪需要而结成的具有内部管理体系的系统。从组织形态上看，单个人是不能称为组织的，犯罪组织最起码应由两人以上构成。犯罪人结成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施犯罪。这就把那些为了其他目的而成立的组织排除在外了，这种组织即使偶尔实施了犯罪，也不能把它称作是犯罪组织。从内部管理机制看，犯罪组织有其特殊的组织系统，并按照内部规则进行活动。第二层，有组织犯罪则是指犯罪人有组织地进行犯罪。凡是犯罪人按照犯罪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完成其犯罪活动的，都属于有组织犯罪。从这个角度上讲，有组织犯罪即是犯罪人根据犯罪需要，共同进行组织、策划、实施犯罪。两人共同犯罪，只要具有组织形态，并且按照组织规则进行犯罪活动，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是有组织犯罪。第三层，有组织犯罪不是个人犯罪，而是多个人在某个组织的名义下进行的犯罪。这种犯罪因此具有组织行为的全部特征。它不象个人那样，以单个人的行为反抗整个国家或社会的面目出现，而是以组织形态来表明其的性质。所以，有组织犯罪是特殊社会组织反抗整个社会的一种形式。

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形式之一，是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犯罪。如何界定跨国有组织犯罪，最主要的立足点是要把它放在跨国犯罪的范畴内来加以考察，不能只单纯用国内犯罪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跨国有组织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空间概念，并不具有任何时间概念。所以，跨国有组织犯罪无非就是指犯罪组织在两国或两国以上有组织地实施犯罪。其认定依据是国家的疆界范围。凡是有组织犯罪者超越一国领域实施犯罪，即可以归入跨国有组织犯罪之内；凡在一国领域内由该国的犯罪团体实施，就不能认为是跨国犯罪，更不能认为是跨国有组织犯罪了。由于犯罪的阶段各不相同，在犯罪预备、计划、着手、实施各阶段，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行为的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也不一致。跨国有组织犯罪过程一般都很复杂，这当然给认定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了困难局面。从抽象的意义来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下列各项：首先，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所有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都是有组织进行的，任何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都需要许多犯罪成员加入才能完成，所以，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犯罪规模很大。为了完成特定的犯罪任务，实现其犯罪意图，犯罪集团不得不进行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计划、预谋、准备到实施犯罪、逃避打击，都要进行周密的安排。整个运转过程如同跨国公司的商务运作那样，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各项犯罪活动。在跨国贩毒和跨国洗钱过程中，其运作最能体现出这种特征。

其次，跨国有组织犯罪是跨国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跨国犯罪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跨国有组织犯罪肯定都具有。所谓跨国犯罪，是指非法进出两国或两国以上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尽管跨国犯罪是在国际范围内活动，其危害性涉及各个有关国家，如犯罪地国、犯罪结果地国、受害人国籍国、行为人所属国等，但它仍然是国内法上犯罪，而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犯罪。跨国犯罪主要破坏的是国内法。认定跨国犯罪是以当事国特别是受害国法律来作为衡量标准的，而不是以国际法为标准的.第三，跨国有组织犯罪以谋求更大的利益，榨取巨额利润为其首要目标。第四，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敛集了巨额资本，具有在国际范围内调动资金投入犯罪的能力。这是一般的国内有组织犯罪团体无法比拟的。第五，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组织结构严密、内部约束严格。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主要犯罪特征之一。由于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往往比较庞大，各个集团的组织结构相应都是很复杂的。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有组织性是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特点。实际上，跨国有组织犯罪是一个处于动态发展中的概念。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特殊形态，它的产生也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同时，大规模的跨国犯罪组织也可能发生分裂或者消亡。认识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动态特征，就为我们同一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跨国有组织犯罪对社会的经济控制模式

顾名思义，有组织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应有之意，而有组织的根本特征就是控制性即在一定领域或者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控制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控制力量，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危害才特别巨大，某些大规模跨国有组织犯罪甚至能够富可敌国，成为第二政府.物质是社会的基础，物质利益是人们组成社会的根本动因，因而，跨国有组织犯罪也以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根本特征的，也就是说，犯罪分子集合起来组成跨国犯罪组织的动力正来源于其经济目的，经济特征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本质属性。谈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经济特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跨国有组织犯罪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和发展的，另一方面，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经济目的决定其一切其他特征和行为。

前者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谈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阶段）的高度发展而形成的。在以分散和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自然经济和以短缺和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跨国有组织犯罪缺乏生存的土壤，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无利可图。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社会分工细化、国际交流频繁的社会中，跨国有组织犯罪才显得更有存在必要。现代经济活动要求的激越化、信息化、国际化在各种犯罪形式中，也只有跨国有组织犯罪才有可能达到。同样，也只有以跨国有组织犯罪这种形式才有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最高形态的犯罪特征。后者是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经济特征和其他特征相互关系角度谈的。经济背景只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外在条件，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出现是犯罪内生因素决定的，谋求犯罪利益最大化是犯罪的终极目标。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是因为资本追求超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也正是这一股力量使得犯罪实现了由一般犯罪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转变。垄断是跨国有组织犯罪追求的目标，也是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手段。正是为了牟取垄断经济利益，个别的罪犯组成了犯罪组织并进而发展成为跨国；正是为了提高犯罪的效率，犯罪组织内部建立了严密的层级结构和分工；正是为了拓宽犯罪市场，跨国有组织犯罪不断向全球扩张，活动领域遍布各个行业；正是为了长久的维持其犯罪利益，贿赂官员和武装威胁甚至操纵选举，才成为其常用的手段。

可见，组织特征和经济特征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两个基本特征，分别对其从外在形式和内在目的两个方面作出了概括。除此之外的其他特征是附属于基本特征的。而在两个基本特征之间，经济特征是第一位的，是跨国犯罪组织之所以成为跨国犯罪组织的基础和动力。

既然经济特征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经济学家又是如何描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呢？通常，经济学家将以两种模式描述跨国有组织犯罪：在获得利益的前提下，组成一个公司或者一个政府.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正是一个通过向其他无组织、小规模的犯罪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公司。通常，它以充当高于正常价格卖出的垄断性供应者或者低于市场价买入非法商品的垄断性收购者的方式统治着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的犯罪行为。作为垄断性卖方，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可以以垄断价格出卖货物，例如将出售给零售者。而零售者以同样方式将其出卖给吸毒者。但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不仅获得了垄断利润，同时也将大部分被捕的风险转移给了无组织的罪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它可以作为唯一的买受方时，可以人为低价买入，例如被盗物品。同样，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获得了以低价购买非法商品的利润而将触犯盗窃罪的风险转移给了无组织犯罪人。

垄断供应者和垄断购买者的经济模式帮助解释了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采取此种行为模式的原因。例如，如果一个类似黑手党形式的犯罪集团经营着一个几乎没有竞争者的市场。而，此时，人身暴力，或者暴力的威胁，是犯罪集团用来保卫市场分额的基本武器。例如，如果当一个强大的组织试图侵入同一市场时，对于因此而出现的市场的不稳定，暴力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而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合法的公司可能通过投资于调查研究或者广告来保护它的市场分额。

另一个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形式类似于政府。在这种模式下，一个犯罪辛迪加在大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并且在一定的地域或者经营范围内对合法或者非法的生意都享有额外的特权。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组织充当政府的角色制定了对某些行为的规定，如果必要，仍然以胁迫手段为最终的解决方式。类似一个政府，这种犯罪组织拥有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利。跨国有组织犯罪政府通过对合法或者非法的经营征收额外的强迫赋税或者贿赂来取得从事特定的营业的许可。

同时，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也是一种重新分配的机构，把从一些民众那里取得利益再分配给其他人。同合法的公司或政府一样，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利润获得同时意味着利润的分配——象公司分配给股东，或者象国家以福利的形式分配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分配的依据是在组织内部不同的作用和地位。在通常的犯罪集团中，集团的成员被分为如下三类：执行者、决策者和保护者。下层的执行者有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在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下的单独犯罪人，在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中，他们可以说是被害人，这是因为他们是犯罪集团中最基层的执行者：在作为犯罪集团的垄断性买卖中，如果他作为买方并承担着面向普通社会成员的卖方，那么，他是犯罪集团中最为暴露并因而承担着最大的被捕的风险，同时，相对于犯罪集团所获得的利益，他获得的利益无疑是最小的；如果他作为卖方，那么，他的应得利益或者会被犯罪集团的垄断性低价而剥夺怠尽，或者会因为不得不依照犯罪集团发挥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政府管理功能时所制定的税——保护费而被部分瓜分，但无论如何，做为犯罪集团的最基本构成人员，他们是整个犯罪金字塔的基础，也是整个黑社会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其二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内部的决策者。他们在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中的作用相当于公司或者政府的决策人员。他们负责规划出黑社会组织内部的分工与发展方向，同时，也具有代表作用，即作为真正的黑社会首领——即合法化的某些政府官员的代言人指挥着整个黑社会组织的行动。保护者是黑社会内部最为合法的一部分人——他们或者具有某种合法的社会身份，或者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并通过他的这种身份或者政治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以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方式保护着黑社会组织，并通过其合法的行为为黑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

对于一个成熟的跨国犯罪组，它就是这样以两种方式、三类组成人员达成了控制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地区经济的目的。控制经济——分配利润——取得政治权力——控制社会——便利犯罪——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个怪圈的不断循环构成了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经济历程。

三、我国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及控制措施

与成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不同，中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仍然处于逐步发展的进程中，在其组成人员与经济控制方式具有独特之处。

1，在经济控制模式上，中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暴力性明显。同资本的原始积累相类似，暴力是跨国有组织犯罪获得最初的经济基础的不二法门。处于发展中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自然也无法免俗。从中国现有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来看，暴力手段仍然是其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基本手段。而暴力手段意味着犯罪集团中基层执行者的增多与单独犯罪的增多。而基层执行者又多来源于两劳人员，因此，加强对两劳人员的控制，不失为防范跨国有组织犯罪蔓延的有效方式，同时，加强对社会治安的管理、打击、防范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背景下，控制国内黑社会犯罪的发展，也是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发展的有效方式。

2，组织化程度不高，结构层次简单。西方跨国犯罪组织多由一个绝对权威的决策者操纵、控制，有多层次的固定成员，有严格的残酷的内部纪律、规章制度，有专业犯罪技术和科学分工，有极富成效的保护体系，但是，在中国，由于地域、文化等原因，跨国犯罪组织的家族性、地域性较强，就跨国有组织犯罪总体水平看组织话程度不高，结构较为松散，除首领地位显著外，内部等级不森严等。在西方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跨国犯罪组织程度的提高，多是随着跨国犯罪组织之间的并吞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而，防范这些分散的犯罪组织联合起来，也就成为减少黑社会性质势力经济控制力提高的有效方式。

3，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利益分配的受益者之一，某些政府官员也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组成人员，他们造成的危害甚至更大于执行者与决策者。例如，在1991年和1994年初之间，经过刑事调查和全民投票，意大利政府的整个领导阶层由于贪污与著名的跨国犯罪体团——黑手党有染的罪名全部被罢免。4名前总理被指控有罪。其中一名被指控有与黑手党同谋，参与谋杀的罪行。另一名由于贪污已被判处8年徒刑。一名前内务部长被逮捕并因与卡莫拉秘密团体勾结的罪行而受审判。十余名前部长均因贪污而被罢免。24分要求授权审理因犯有严重罪行（其中17分是关于与黑手党勾结的罪行）的前立法会议的议员的报告被呈递到议会。400余名不同级别政界人士被指控贪污。70个市议会由于黑手党在其所辖区域的破坏活动而被解散。150余名地方行政人员因同样缘故而被撤职。显然，我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还未发展到如此猖獗的地步。但是，跨国犯罪组织同政界勾结的迹象却已有迹象。

总之，在明了跨国有组织犯罪对社会的经济模式的同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分析我国现有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并结合这些特点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是制止跨国有组织犯罪产生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维护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康树华主编犯罪学大辞书[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有组织犯罪的经济模式》王家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第15卷第2期，2001年3月

《RussianOrganizedCrime》，RobertHeilman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9篇

内容提要：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既要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也要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还要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和谐理念和谐行为和谐绩效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如何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呢？

一是以和谐的行为动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人的社会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同样也是受动机的驱使。传统的专制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自身的政权地位和对人民的统治，所以，它必须基于强权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专制社会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其制度也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和谐地施行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社会，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所以，它必须基于和谐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民主社会是公民选出公务人员进行社会的自我管理，其制度也是服务于公民自身。正是如此，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者就应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动机来确立和谐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依据人民授予的权力去压榨百姓。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有一个普遍感受，即随着公民法律制度意识的增强，政府的行政行为难度越来越大，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譬如，湖南嘉禾的拆迁事件最终就是以地方官员的过错而终结的。对此，我们的学术界和上级党委政府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公务人员的执政能力不强问题。其实，问题的原因不是执政能力不强，而是执政动机不正确。如果我们的官员抱着为民服务的行为动机，就不会将公民抛向对立面。

二是以和谐的行为需要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动机的背后，则是人的需要；同样，受行为动机驱使的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也是人的行为需要在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之所以要基于公务人员的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其原因就是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即人们对社会公共品的需要。如果我们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制定看着是社会公共品的生产过程的话，那么，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者即政府则是公共品的经销商或送达者，公民就是公共品的消费者。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了，如果不能通过优质的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其满足人们欲求的功能同样难以实施。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如果不能保质保量地满足公民的需要，它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在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的走样已是一个常态，所谓政策执行效果的边际递减效应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缺乏制度执行的需要行为意识，他们总是站在上级或领导者的位置去实施制度行为，而不是站在一个制度供货商或制度产品送达者的位置去满足公民的需求；他们不懂得公民对公共制度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行为使命。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应当以和谐的行为需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三，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和谐，最终得以制度实施后的绩效加以衡量和检验，和谐的制度必然产生和谐的绩效。当然，绩效的衡量指标有多个方面，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设计。我国是一个物质财富缺乏的社会，人们在衡量人类活动绩效的过程中总是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放在首要位置。近年来GTP的大小已经成了各级政府追求的最重要的政绩目标，结果GDP增加了，而带来的是经济活动对自然和社会因子的过度消费。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是随之配合的。譬如，越来越多的“矿难”看起来是一个安全生产和矿业的管理制度问题，但安全和管理的背后却是国家公共管理制度的失衡使然。因为现在从事矿业一线生产的工人基本上是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命价值在我国矿业矿难中的赔偿标准只有国有矿业中正式职工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极低的生命赔偿价值使矿业企业只要支付极低的成本就可以渡过矿难，企业主当然就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去花费大量的钱财去维护矿井的安全，这是经济人计算成本收益结果的必然选择。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公共管理制度中都有体现。譬如，我国的公务员违规的惩诫制度，金融领域、公有单位的信贷优先制度，垄断领域的特殊人占有制度等等，它们都无不打上了物质与精神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公有单位与民有单位之间，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公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等等不和谐的烙印。表面看起来，这些不和谐制度似乎没有影响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绩效，但从深层次观察，特别是站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看，它们已经透支了未来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潜力，若不对其改革，势必造成重大的社会潜在危机。所以，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公共管理制度已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如何衡量公共管理制度的和谐绩效呢？

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要体现自然与人的和谐。这种和谐的核心是人不要过份地向自然索取甚至是掠夺。2004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是量的20%，铁矿石的30%，铝的40%、水泥的45%，GDP却只有世界的5%左右。极不协调的投入产出关系凸显的是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有违自然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一旦自然资源枯竭，人类的生存条件也将荡然无存。所以，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应当是建立一套科学的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以在保持生态和环境不受破坏的条件下提高物质财富的质量和数量。只有官员的绩效考核制度和谐了，整个公共管理制度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是公共管理制度要体现政治与人的和谐。公共管理制度的本意应不具有政治性。但是，由于任何国家的公共管理制度都是具有政治倾向的人所制定的，所以，它就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了。正因为如此，公共管理制度很可能被少数政治集团或人物利用而变成一种政治统治工具。在我国，由于公共管理制度的建立严重地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的政府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就使政治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公共管理制度之中。为了不至于使政治影响公共制度的公正性，我们有必要强调政治与人的和谐，使渗融于公共制度中的政治能更好地体现人的意志和权利，真正使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制度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10篇

内容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剖析马克斯·韦伯所设计的科层制组织的优缺点特征，着重探讨了我国 社会 转型中组织模式的二元性特征，在此基础上试图对建构符合 中国 国情的 现代 管理组织模式 理论 作一探索，以期新的组织管理方式能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并使组织 发展 为既能严格执法又能充满活力的创新体系。 论文关键词：科层制，组织管理模式， 科学 管理 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要求构建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必须承认，由于改革开放，人们的组织意识增强了，价值观念提高了，竞争意识也大大强化了，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同时发生的负面效应：信仰危机、理想淡薄、道德滑坡、社会责任感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些现象的本质是：组织在变迁，人性在物化。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把它理解为转型时期社会现象的特殊反映。由此，关于中国社会管理组织模式的未来走向便成为理论界 研究 的一个重要 问题 。笔者认为，必须研究传统的组织结构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从中探讨社会转型过程中组织模式的二元性特征，努力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科层制，以适应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一、科层制组织的特征及其优缺点 科层制（又称官僚制）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的基础上的，它体现了德国式的社会科学与美国式的 工业 主义的结合。按照通行的解释，官僚制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① 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官僚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马克斯·韦伯在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进行广泛的 历史 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任何有组织的团体，唯其实行"强制性的协调"方能成为一个整体。基于此，他将官僚集权的行政组织体系看成是最为理想的组织形态，并预言人类在以后的发展中将普遍采用这种组织结构。韦伯设计的这种理性科层制组织具有以下的五大基本特征： 1． 专门化。在科层制组织中，作业是根据工作类型和目的进行划分的，具 有很清楚的职责范围，它科学地划分每一工作单元和强调删除那些无用的重复工作，以及考虑到职能交叉的必要。各个成员将接受组织分配的活动任务，并按分工原则专精于自己岗位职责的工作。 2． 等级制。在科层制组织中，拥有一大批官员，其中每个人的权威与责任 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些官员的职位按等级制的原则依次排列。部属必须接受主管的命令与监督，上下级之间的职权关系严格按等级划定。 3．规则化。在科层制组织中，组织运行，包括成员间的活动与关系都受规则限制。也就是说，每位成员都了解自己所必须履行的岗位职责及组织运作的规范。所以说，科层制组织所采取的手段能最有效地实既定的目标，领导人一时产生的错误想法或已经不再适用的程序，都不大可能危害组织的发展。 4．非人格化。在科层制组织中，官员不得滥用其职权，个人的情绪不得 影响 组织的理性决策；公事与私事之间具有明确的界限；组织成员都按严格的法令和规章对待工作和业务交往，确保组织目标的实施。 5．技术化。在科层制组织中，组织成员凭自己的专业所长、技术能力获得工作机会，享受工资报酬。组织按成员的技术资格授予其某个职位，并根据成员的工作成绩与资历条件决定其晋升与加薪与否，从而促进个人为工作尽心尽职，保证组织效率的提高。 韦伯认为，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能为组织带来高效率。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实行强制性官僚制是最合理的已知手段。它在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和适用性等方面都优于其他任何形式。 1．严密性。权力的层级结构制度可以确保决策制度的可靠性。位于层级结构中的每个成员都有明确职权限制，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发生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当把问题转交给哪个部门、哪个职位；如果需要做出某项决定，那么决定应由谁来做出。这种严格按等级、法规运作权力的结果，可避免组织之间、个人之间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11篇

内容论文摘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本文以这一科学发展观为基点，界定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的涵义，分析了目前社会成本增大的现实原因，并提出其相应的控制和管理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更快、更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规定；实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孙向军，2005）。传统观念认为发展就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改变了这一认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的发展是多方位的。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健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思路也适用于社会成本的控制与管理。 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涵义和实质 成本是经济学中一个普遍的经济范畴，美国会计协会与标准委员会对成本做了如下定义：“成本是为了一定目的而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 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前提是这样一个基本经济事实：资源是稀缺的。这就构成了机会成本概念的基础。不管是国家、厂商还是个人，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任何资源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一般在使用资源的时候，总试图在不同的用途中去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另一方面，当我们选定了某种资源的用途，就放弃了资源用于各种用途的“机会”，放弃这些机会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在这些用途中可能得到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被放弃的收益也就成为一种“成本”。严格地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将资源用于某种特定的用途而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所能带来的最高收益，通常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成本，而是在选择资源用途时所产生的观念上的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对经济分析非常重要，它是用经济学的眼光对资源进行估计的成本。虽然精确计算机会成本常常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它的大小的估计对于资源的使用方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考虑的是每一种单项资源的机会成本，而一个国家的经营需要使用许多种资源，那么，从经济分析的观点出发，国家经营的总成本就应该将所使用的所有资源的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这就是国家经营的总的机会成本。我们把如此计算出来的总成本称为国家经营的经济成本，也就是说，经济成本等于国家所有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之和。故成本控制与管理必须在效率的基础上谋求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公平。政府必须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全面衡量各经济组织产品或服务寿命周期内的成本与效益，以社会成本最小化，而不是以制造成本或顾客成本最小化作为成本决策的依据，此即社会成本控制。它通过运用影子价格法和机会成本法，综合考虑经济组织行为对有关各方环境的影响来实施宏观的成本控制，此时成本控制管理战略演进为一个由全体经济组织构成的整体国家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开放性系统。 社会成本增大的原因 社会成本是一国的政府、经济组织及个人发生的一切成本的总和。目前我国社会成本增大也就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 政府社会成本过大。其一是政府机构和官员有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偏好。原因有二：政府机构规模越大，则可以获得的预算越大（傅光明，2002）；政府支出的大小与官员权力大小成正向关系。其二是政府的管理效率低下。其三是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的社会损失。其四是政府官员“失节”，即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其五是政府效率失常引起的损失。 人力资源成本增长过快。其增长趋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工资的比较差异和劳动力价值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政府干预社会性管制整体改革

政府管制也称为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由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政府管制按管制性质和内容一般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大类。经济性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会性管制是指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卫生和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及确保教育、文化等社会福利而对社会经济主体各种特定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预。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而社会性管制改革又是管制改革的一大重点。目前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明显滞后，社会性管制本身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当前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禁而不止的煤矿矿难问题，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和有毒食品问题等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管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转变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基本问题上来，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范畴。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步伐，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改革，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协调推进。

一、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政府社会性管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健康、环境、安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性管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应当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健康卫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政府社会性管制法律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现实需要上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社会性管制的广泛性、深人性和重要性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坚持修法与立法并重，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建构系统规范的法律法规群体，增强法律的惩处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有利于增进政府管制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就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皖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依法规范政府在配置社会资源、控制市场冲突、维护公共秩序、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职能和行为，从而维持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政府社会性管制的认同和支持，这意味着政府管制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因为“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即社会公众认为政府的管理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如果“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

二、健全社会性管制的行为主体

管制行为主体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性管制水平。要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必须健全其行为主体。

第一，构建新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传统上，政府行政机关是唯一的管制主体，其管制内容不分巨细、管制手段单一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化，政府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考虑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在这种背景下，将部分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由行政机关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要使非政府公共组织同相应的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一起，构成新的具有合理分工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

第二，解决好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工作机制问题。

一是合理安排各主体间的权责分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哪些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履行，哪些应下放给地方；哪些管制由行政机关保留，哪些交给其他公共组织。二是确定管制主体问的协调沟通机制，特别是当管制权存在交叉时要有明确有效的协调渠道，如定期会议、联合办公等。

第三，建立和完善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在管制活动中，由于政府集准立法权、执行权、自由裁量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管制机构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很可能出现寻租现象，使管制者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使社会性管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为此，可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实行的“行政三分”原则，即将社会性管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由不同的部门来实施，以实现分权制衡，从而防止某一环节的偏废或腐败。同时，要注意解决好管制体制改革中地方和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维护各管制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设置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

与其他管制手段一样，社会性管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因素：一是管制方法。在社会性管制中，政府多是通过命令和控制来直接配置资源，这导致社会性管制容易严重干预被管制企业的运行，乃至影响到企业的微观管理。二是管制成本。实践中，社会性管制往往是以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为代价(成本)，来增加不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收益)。比如法律强制要求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这必然会提高企业活动的私人成本，或降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除了这些可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社会性管制更大的成本来自对企业自由意志和行为的限制，来自对一般竞争的依法限制。除了被管制方遵守管制政策需要付出成本外。政府管制本身也需要巨额成本。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司法成本和旧制度的终结成本等，其管制的综合成本相当高昂，并且管制越是浩繁细密，成本就越是高昂。

因此。在设置社会性管制目标时必须权衡各种关系。权衡是政府管制的核心要求。政府管制并不仅仅是尽可能地降低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同时还需要衡量管制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达到政府管制的目标。应该寻求一种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管制，既要考虑管制有益的一面，也要权衡管制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还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以实现经济的良眭运行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应该使环境、安全、质量、卫生等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之上。从而既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又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四、构建“适度型”社会性管制模式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面对着计划经济时代“全面管理”、“过度管制”、“管制主宰”的遗留影响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既包括由市场机制本身缺陷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也包括由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配套制度、机制暂时缺失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如何在“市场失灵”与“管制失灵”的双重困境中确定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确定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就是要在加强与放松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然而，无论是加强还是放松管制的做法，都无法单独达到管制的目标，统领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方向。啤实上，两者之间是个巨大的连续体，我们要做的便是在其间选择二者的最优配置比例。一方面，基于对社会性管制在行政管理中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积极发挥其应有作用，也就是要加强管制；另一方面，如果管制数量浩繁巨大，内容细致庞杂，超过维持一定监控水平的需要，反而会抑制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和谐，因而必须控制管制水平或者放松管制。权衡以上两个方面，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应是松紧结合，构建“适度型”管制模式，逐步完善其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在某些领域、某些层面上适度地加强，在其他领域、其他层面上温和地放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应当尽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凡是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政府不应进行干预：凡是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形式进行分配的事项，政府不再进行审批。对于那些政府应该有所管理、却不需要管制尤其是不必审批的事项，就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如降为核准或备案。同时要尽量充实政府的引导、调控、监督、咨询和其他服务职能，防止过度管制倾向的产生，陷入“管制崇拜”的陷阱，这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要引起特别注意。随着煤矿事故、食品中毒、重大环境污染等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卫生、污染防治等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技术性和偶然性因素，但政府社会性管制的不得力也是重要原因。对那些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有重点地加强管制。在具体管制环节上，也要改变传统的被动检查工作模式，坚持主动预防、关口前移的原则，逐步实现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监控。以尽可能地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五、综合运用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

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社会性管制过程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适宜，直接影响管制绩效，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程度。以往为实现社会性管制政策目标经常采用的工具如行政许可、标准设立、监督检查等，基本上都属于强制型的政策工具。而激励型管制政策工具则是放弃强迫企业服从的传统方式，转而利用市场机制，为被管制者提供选择和行动的机会，引导、激励被管制者主动服从管制要求，从而实现管制政策目标，因而又称为市场化的政策工具。

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市场化政策工具对于被管制者而言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市场化工具使企业和其他被管制主体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监管目标：市场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创新和技术革新实现这些目标。府通过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押金返还等市场化政策工具。提高或降低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成本，从而对被管制者提供充分激励，以鼓励被管制者作出政府所希望的行为或避免出现不合理的行为，进而实现社会性管制的政策目标。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激励型政策工具还能更好地解决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竞争不足以及设租、寻租等问题，在改善企业服务方面效果也比较明显。目前我国社会性管制领域仍然以强制型工具为主，市场化工具的运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但在国家实行绿色GDP后，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市场化工具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有必要加大市场化政策工具的，运用范围和力度，综合运用强制型管制方法和激励型管制方法，增强企业服从管制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以确保政府管制政策目标的如期实现。

六、强化安全、健康和环境的管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需求增长，同时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问题，也有了更多、更高的认识和要求。但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重大问题，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甚至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政府加以协调和解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托者、代表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的最大目的应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社会性管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安全、健康和环境管制。这种管制正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对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的巩固。

安全和健康管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在政府职能中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中，人是生产中的主体，是市场中的消费者，更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如果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通过安全和健康管制。政府在个人与企业组成的市场交易的双方中，保护处于弱势的个人一方，保障劳动者生产和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这既是对公民基本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和谐社会本质内涵中“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环境管制以节能减排为中心，以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发展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必须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必要干预与合理调节，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规划。为此，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社会性管制措施，保护生态，治理污染，坚持计划生育、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基本国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七、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谓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就是社会性管制未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预期目标，并且由于管制不当而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和负面效应，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的现象。要根治社会性管制失灵，防止管制机构不作为或违反管制规定现象发生，必须强化对管制者的管制，建立一套保证和促使管制者坚持以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最大化为管制目标和行为准则的规范体系。

第一，建立对管制者管制的机构。企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有特殊的影响力，而政府管制者也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这两者结合会产生“管制俘获”现象。即管制者对被管制者特别关心，允许其规定更高的价格，赚取更高的利润，及降低服务标准和质量，从而偏离和违背公平正义的管制原则。因此，建立对管制者实行管制的机构，以之对作为“法定垄断者”的管制者滥用权力加以限制，监视其是否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去行动。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管制部门要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不对称是永远存在的，但不能过度，要保证法定的、必需的信息正常披露和传阅。管制部门应公开所有业务活动，全盘公布影响决策的有关信息，并在实际决策公布前，提前预示该决策可能实施，接受监督，以避免同利益团体或政府官员达成私下协议。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13篇

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社会保险旨在为人们的例如生老病死这些一般生活风险提供保护；社会补偿旨在为人们在遭遇例如战争、暴力行为这些特殊的生活风险而受到损害时提供保护；社会救济旨为那些不能从社会保险或者社会补偿中获得待遇或者从社会保险或社会补偿中获得的待遇不能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人们提供的保护。而社会福利旨在为提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人们的全面发展而提供的物质帮助和服务设施，例如住房津贴、教育津贴、青少年津贴、老年公寓、博物馆等。

（一）我国传统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内容

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1951年8月了《关于城市救济福利工作报告》，报告由政府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保障对象主要是无依无靠的城镇孤寡老人、孤儿或弃婴、残疾人等。民政部门通过设立福利机构为这些孤老残幼人员提供保障。福利机构分为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福利企业两类。福利事业机构包括各种收养性的福利院、精神病院等；福利企业主要是通过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残疾人的生活保障问题。民政部主管的这些福利只覆盖了城镇极少数特殊人群（占总人口1%不到）。1950年6月颁布的《工会法》、1953年劳动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对企业职工的生活困难补贴、探亲补贴、取暖补贴作了规定，还规定企业应设立食堂、托儿所，所需费用由企业行政或资方负责。1953年5月财政部、人事部《关于统一掌管多子女补助与家属福利等问题的联合通知》、1954年3月政务院了《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福利费掌管使用办法的通知》、1956年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1956年职工冬季宿舍取暖补贴的通知》、1957年1月国务院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这些法规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冬季取暖、生活困难补助、职工住宅、上下班交通、职工家属医疗补助、生活必需品供应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由此，绝大多数企业职工以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需求按规定由其所在单位提供，并且是我国社会福利的主体（占城市居民的95%以上，占总人口的25%以上）。企业职工的福利由劳动部负责和管理，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由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福利是由民政福利、企业职工福利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福利三部分组成。

从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至90年代末期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在不断增加，从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冬季取暖补贴、探亲补贴、交通补贴、休假疗养，到为职工建立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洗澡堂、医务室、阅览室、体育场，再到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粮油以及副食品价格补贴，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单位就是一个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小社会。此外，教育和住房分配也是福利待遇。在教育方面，从小学到高中教育是免费的，高等教育不仅免交学费、住宿费等费用，而且学生还可以享受到能够解决吃饭问题的助学金；在福利分房方面，企业或者单位按照职工的工龄和年龄等条件以及家庭人口数目，为职工分配住房。总之，计划经济时代的50年，我国的社会福利是以职业为依托、以城镇职工为主体、关怀职工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经费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提供的福利制度。

我国的福利制度自建立以来，尤其是在建国后的十来年，在解决城乡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社会成员的生存问题上，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据民政部门的统计，1959年民政部门管理的福利院收养了64454位孤老、27964位孤儿和14627位“三无”精神病患者。[1]在农村，按照1960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197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30条确立的对农村中的孤老残幼实行“五保”的制度，许多地区建立了养老院，收养农村中的孤寡老人。到1994年，全国已有33584个乡镇统筹供养了273万“五保”人口，农村敬老院约4万所，收养56万老人。[2]民政福利制度的实施就使得那些社会上最脆弱群体的生存有了保障，由此极大地显示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社会稳定。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就业、低工资”的就业和分配制度下，城镇职工所享受到的无所不包的福利待遇，不仅极大地填补了职工由于低收入而造成的生活上的亏空，改善和提高了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而且使他们切实地感受到当家作主的满足和自豪。

（二）我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传统福利制度日益暴露出一系列不适应新社会环境的弊端：首先，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它们要与所有企业一起参与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尤其是一些老企业，由于背负沉重的职工福利负担，所以难以与新生企业公平竞争，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而且职工所在的企业一旦破产，职工极其家庭能够获得的福利待遇将没有了着落，生活将立即遇到极大困难；其次，企业的福利待遇将企业与职工紧紧地栓在一起（例如单位分配的住房、职工子弟就读的子弟学校等，形成了企业与职工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同企业或单位，职工的福利待遇会有很大差异，有些单位职工的福利甚至高于工资，这就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第三，优厚的福利待遇由于是平均分配，所以不但没有发挥它激励劳动者积极性的功能，反而助长了人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影响企业的效率和发展；第四，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经济结构多元化，农村人口流入城镇，进入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单位就业，他们连应当享受到的社会保险待遇都享受不到，何谈享受社会福利待遇，这种从制度建立之初就对农民实行的不平等待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不能再延续下去，否则会继续扩大城乡差距，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也无法打破。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下，传统福利制度不但不能适应不同社会成员的需求（我国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只能满足5%的社会需求，这里的社会福利服务主要指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的养老和寄养机构），而且直接对企业的发展，最终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也会酿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改革传统的福利制度势在必行。

1993年4月，民政部了《部级福利院评定标准》，同年8月，民政部又了《社会福利企业规划》。1994年12月，民政部了《中国福利管理办法》。1997年4月，民政部与国家计委联合《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残疾人可以由过去单一的在福利企业就业改变为在福利企业或分散就业。1999年12月，民政部颁布了《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从这些法规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福利院和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福利资金的筹集，还是残疾人就业，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等，民政部门作为我国福利事业的主管机构将把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逐步从官方举办引向社会举办，并按福利需求设立福利项目，例如将原来单一的以集中收养孤寡老人的养老院，按照老年人的不同需求设立养老院、老年公寓、老年护理服务、老年家政服务等福利项目，并面向所有有福利需求的老年人。民政福利的社会化不仅使民政福利走出封闭，而且提高了民政福利机构的效率。与此同时，社会办的福利机构也在迅速发展。尤其是社会办的社会福利企业，其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官办福利企业，有数字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末，官办福利企业占福利企业总数从65%下降到14%，社会办的福利企业从35%上升到86%，就业的残疾人数占到福利企业就业残疾人总数的84%。[3]

企业职工福利改革，在初期，通过实行承包责任制，将企业的福利设施对外开放。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社会背景下，在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绝大多数企业和单位打破过去封闭运行的模式，成立了面向社会、有偿服务的劳动服务公司，并逐渐与原单位脱钩，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并参与市场竞争。例如，绝大多数的房修公司、托儿所、幼儿园、理发店等都是从原来的企业或单位剥离出去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住房福利改革，198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改革的实施方案》后，城镇居民福利分房开始向住房商品化、私有化方向改革。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以标准价出售公房，1998年底，中央政府宣布停止企事业单位的福利分房后，职工按标准价购买了住房。同时确立了由单位和职工各缴费50%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为职工建造和出售经济适用房。有些城市为居民提供廉租房或房租补贴。

教育福利改革，让人们感到压力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原来高等院校的助学金制度改为贷学金制度，后来高校学费一路攀升，城市重点中小学校也要收取赞助费。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失去集体经济的支持而将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被打破，人们的收入出现了差距，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应运而生，先进的教学设备、优秀的师资、独特的教学方法，为富人的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就学机会。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多种办学模式，开辟了教育领域的竞争局面，为培养出适应时展要求的学生提供了可能。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减少，加之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事业逐步走向社会化，因而，单位和企业对于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大大减少，负担大大减轻。与此同时，国家和社会举办的福利事业在迅速发展，不断满足不同社会成员对于福利项目的需求。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改革虽然没有社会保险改革进展快、步伐大，但是它正在缓慢地朝着社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三）应当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

1．应重新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津贴和住房津贴制度。教育津贴和住房津贴都是为人们的全面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提供条件所采取的政策，属于社会福利范畴。我国在教育方面，大学由过去的助学金制改为现在的贷学金制，城市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费用也比较昂贵；在住房方面，由过去的福利分房改为现在的住房货币化。这样以来，国家将上学和住房方面的负担几乎全部转移到了老百姓身上。但是，由于相关的工资制度和收入制度不配套，酿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进入低收入阶层，而且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改变，由此他们子女的上学问题，尤其是上大学，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和思想压力。据教育部门统计，西部地区考上大学的学生20%左右来自贫困家庭，，安徽省高校有贫困生4万余人，，北京高校24万在校生，其中贫困生占15%-20%，有些学校达到40%。[4]各地虽然颁布了“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并建造了经济适用房，但真正有资格的购买者由于囊中羞涩而不能购买，反被有钱而没有买房资格的富人买走用于出租收取租金，这不但使立法的初衷没有得到实现，反而进一步拉大了贫富距离。因此，在教育福利和住房福利改革方面，我们不能采取过去和现在的这两种极端的做法，而应当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按一定条件提供的教育津贴和住房津贴法规，以减轻人们在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经济负担，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

2应尽快建立青少年援助制度。青少年援助制度适用于那些父母因死亡、离异、被判刑等原因，无人照管而流落街头的未成年人群体，应当是社会福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几年来，在我国出现了许多有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的人士，他们利用自己办企业赚来的钱或者从国家慈善机构争取来的资金，收养那些流落街头的未成年人，为国家承担了责任，使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归的未成年人生活有了保障，也得到了教育。[5]但是，由于这些从事慈善事业的人经济能力有限，使得所从事的有益事业常常处于困境甚至难以为继。每当这样的时候，当地政府又不能接手，使本来有意义的事情变得非常被动。这不仅不利于那些未成年人的成长，而且给以后愿意做善事的人造成恐惧和担心，使他们不再敢重蹈覆辙。在我国，流落街头的未成年人比较多，所以，需要尽快制定青少年援助法，为那些不属于残疾遗弃，但又无人照管、流落街头的青少年提供生活和教育援助，使他们能够与其他青少年一样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青少年援助所需资金应由国家财政支付或者从福利收入或社会募捐中拿出一部分支付或在主办人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时国家财政予以一定支持，这样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从事类似的慈善事业。

3．分离福利与就业的内在联系，使职工与企业和单位之间只具有劳动工资关系，使职工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根据需要和可能购买从社会福利中分离出来的市场化服务。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以及企业和单位为职工提供的平均分配的隐性收入，价值与工资相当甚至超过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将单位与职工紧紧捆在一起，甚至无法分离。在市场经济下，应当将这种隐性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体现在人们的工资收入中，让人们在获取比较多的劳动报酬后，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需要选择购买适合自己的服务产品，比如老年公寓、托儿所、幼儿园、体育设施、餐馆等会有不同档次，人们都可以自主选择。为了得到收费较高的优质服务，人们需要积极努力工作，这又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热情；人们有了较多的收入，就会购买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这反过来又推动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需要大力支持民办福利机构，减少对民办福利机构的限制，包括对民办福利机构成立的条件不能要求过严，为民办福利机构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政策，扶持民办福利机构健康发展，并为民办福利机构与官办福利机构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4．要将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作比较明确的界分。社会福利解决的是人们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如何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问题；而社会救济解决的是人们的生存问题。在我国以往的社会福利项目中，有些项目属于社会救济范畴，比如城镇的“三无”人员，民政部门为其提供的生活保障属于社会救济，而不属于社会福利，尽管所需费用都是从国家财政支付，所以没有不要将社会救济列入社会福利的范畴，因为为他们解决的仅仅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另外，残疾人由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所以对他们的劳动就业、康复、接受特殊教育等问题由残疾人保障法作出专门规定，并由残疾人企业、康复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予以实施，也属于独特领域，不应纳入社会福利范畴。而对于那些“三无”残疾人，则应由社会救济机构为其提供保护。

5．要将社会福利社会化与第三产业提供服务区分开来。社会福利社会化应当理解为国家办社会福利，而不是企业和单位办自己职工的福利。在社会保障领域，国家与社会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主要是指国家用公众（社会）缴纳的税金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其次是政府将发放的福利和组织募捐获得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比如教育津贴、住房津贴或购房津贴、青少年援助资金由国家从财政支付，而城镇在社区设立的健身设施的资金则出自发行的体育。而过去涉及面广泛的其他福利服务则应由称作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提供并由人们自己去购买。社会福利在我国目前甚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是无所不包的，实践证明它是包不了的。

总之，经过以上初步梳理以后，我们应当摈弃以往无所不包的大福利概念，在合理的工资制度下，将应当由人们购买的社会服务让人们就像购买食品、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那样自己去购买，而只是将有限的几个项目保留在社会福利中，这与国与民都将是有益的。

[1]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2]林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3]郑功成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必要性

关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投资者的心理比较复杂，一方面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股东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投资者担心一旦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证券市场无法及时消化，会造成股市价格的大幅度回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可是，从社会资源配置角度看，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变现流通，以至于长期沉淀，既不能有效地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不利于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国有资产结构，盘活和有效利用这些国有资产。

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不仅仅限于其所代表的国有资产不能盘活可能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它还带来一系列十分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当初开放证券市场，目的是配合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希图通过证券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走出困境，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然而，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规定将上市公司股权分为国有股和法人股，占上市公司全部股份的将近70％，这部分股权是封闭的，由政府或上市公司主要发起人集中掌握，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不但不会被削弱，反而会因为送配股而增强。上市公司真正可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总额一般只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左右，且高度分散于广大股民之手，这部分股权高度大众化。上市公司的这一股本结构削弱甚至完全摧毁了股份制的法人治理优势，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与改制上市前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在股东大会里，无论是实行累积选举法(即不给予多数股票所有者对结果的完全控制权)，还是实行直接选举法(即给予多数股票所有者完全控制权的“一股一票”，我国目前使用此法)，都不可能动摇国有股、法人股的优势地位。众多分散的小股民既因为各自股本太少而没有联合起来行使监督制约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积极性，也因为联合的组织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过于昂贵而不可能联手与国有股法人股相抗衡。

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股份制流于形式，一些企业并未真正转换经营机制，因此不可能达到股份制改造的目的，不可能真正取得好的经营绩效，以至设立证券市场的初衷落空。一些企业通过股票上市，从广大股民那里筹集了一大笔资金，企业财务状况暂时好转，长期积累的问题暂时被掩盖，但随着这笔资金的耗尽，企业很快会重新陷入困境。

有一种观点认为，造成我国上市公司效益逐年滑坡趋势的原因是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和上市流通时，过度包装，信息披露不真实。其实，纵然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度包装问题，但是，一旦企业上市成功，就会无一例外地从股市上圈到大笔资金，即使原来企业效益和实力(比如财务状况)并不如公开披露出来的好，也会因为平白无故地突然得到这么一大笔不需要还本付息的资金而彻底好转。所以，只要企业上市成功，应该说，无论上市前有多么差，上市以后从财务和管理会计的角度看，起点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好的企业的起点。如果企业能够好好利用从股市上募集到的巨额资金，借着改制上市的机会转变经营机制。踏踏实实加强经营管理，那么即使当初是包装上市的，效益也没有理由出现普遍滑坡的趋势。上市公司效益出现逐年滑坡的趋势，根本原因仍然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并没有丝毫改变企业的经营机制，并没有因为改制上市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只是单纯为了融资圈钱的需要。

实际上，绝大部分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流通，只是凭空虚设一部分所谓流通股公开发行上市，并不是将已经存在的一部分实质性资产出让给(哪怕是溢价出让给)广大股民，企业原来的实质性资产则通过包装折合成庞大的国有股、法人股保留在原来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手中，其中的虚增部分数额十分巨大。企业包装上市，提供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本质上属于经济诈骗，是十分错误的行为，也可以说是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彻底予以纠正和惩处，不能因为上市的是国有企业，上市可能“有助于”国有企业脱贫解困就姑息养，破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是，即使如此，倘若没有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规定，国有股、法人股与现在的流通股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或出资方代表也不至于置市场规律于不顾，将计划经济的东西披上股份制的外衣。如果国有股、法人股可流通，那么其持有者必然会积极追求证券市场溢价的好处，即使为了控股，也会改变行为方式，而不仅仅是僵硬地控制企业，这样就不得不遵从市场规律，否则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投资者，股价得不到追捧。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国有股、法人股能够上市流通，在市场特性上与现在的流通股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么企业上市时的过度包装和虚假信息披露问题也会得到有效遏制，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才产生或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过度包装、虚假信息披露和过度的投机炒作问题。如果国有股、法人股能够上市流通，就会使我国的证券市场保持合理的股票供给和需求关系，不至于供需过于失衡，股票价格过于偏离其价值，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止股市的过度投机和泡沫，规范投资者行为。而且，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会大大增加证券市场的竞争性，如果过度包装，信息披露虚假，即使一时得逞，欺骗了投资者，但是，一旦败露，企业股票价格就会跌落下来，原来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市场价值也回复到正常水平，甚至更低，从而使弄虚作假的企业遭到惩罚，其损失可能要大大高于从过度包装中一次性骗得的收益。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其市场价值也是虚拟的，当然也就不存在市场价值回落风险，企业及其主管部门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忧。

吴敬琏等教授批评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其实，问题的根源依然是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对这部分股票的管理只能继续使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而国有股、法人股又在证券市场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流通股的市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国有股和法人股，所以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以至出现我国目前这种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控制手段来管理在市场经济各类要素市场中市场因素最为活跃的证券市场的怪现象，当然也就不能完全避免不当干预的不良后果，甚至出现政策市的“松紧”恶性循环。如果不是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股票供给和需求失衡，投资者对企业上市融资就不会是被动的接受者，企业上市融资时就不会不担心甚至撇开证券市场上可能存在的发行风险，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取监管部门的行政审批和上市额度上，不得不苦练内功，尽力提高自身价值。现在我国的股票发行制度虽然已经开始朝市场化方向发展，但是，只要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等待上市的企业和券商就有激励继续冒险，过度包装，披露虚假信息，上市成功以后得到的高收益足以填补包装中留下的缺陷，支撑一年以上的会计业绩。

在二级市场上，因为股票供需失衡，泡沫本来就很严重，对国家相关政策和管理层监管的松严变动自然会很敏感，政策市的状况也就不奇怪了，加上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法人治理结构无效，投资者不可能对企业经营真正产生影响，长期持有一个企业的股票风险很大，不得不以追求股票价格的短期溢价为主要目标，追逐收益最大化的机构投资者同样也不能免俗。相对于股票内在价值的变动而言，股票价格的短期波动对信息更为敏感。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特别是内部信息)方面，机构投资者和所谓的大户股民天然具有相对的优势，券商和上市公司都更愿意为他们服务，他们也更有能力获取和利用政策层面的信息。这样就形成了今天的二级市场混乱局面，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都十分显著，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了生存和发展，也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以中长期投资为主，发挥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

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客观需要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保险型制度，社会保险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从1986年起开展了企业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基本的做法是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将“企业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1995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革思路被提出。1997年统一了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比例和个人账户规模，我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

一般论者，特别是证券业和部分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士，在讨论我国养老金制度时，都认为我国对养老金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并且对现收现付制大加挞伐。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1997年以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际并非单纯的现收现付制，而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混合形态，其中基础养老金部分属于现收现付模式，而个人账户部分则属于基金积累模式。在养老金给付构成中，基础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为20％，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为20％～30％，可见，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甚至有些稍微偏重基金积累模式。

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以至有些方面呈现出现收现付制的假象。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带有明显的制度转轨特征，当初设计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时，并没有对旧体制下的养老保险欠账采取专门措施，而是寄希望于暂时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满足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支付需求。这就造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当我们谈到我国养老保险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时，一般也没有将个人账户和基本养老金账户区分开来，而是笼统地说是收大于支还是支大于收，本质上是将个人账户和基本养老金账户混为一体，用个人账户的积累弥补基本养老账户的亏空，忽视了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性质，暂时掩盖了基本养老金账户的巨额赤字现状。

这种筹资模式符合我国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现实条件，有其合理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来不及建立个人账户，甚至也没有积累起能够保证基本养老金发放所需的资金，这部分养老金给付只能由国家包下来，但是实践中国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指望依靠现有的社会保险缴费，加上少量财政拨款加以解决。至于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则指望将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时间推移，等到纳入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老人”养老金给付问题自然消失，再腾出力量充实个人账户，实际就是想利用代际之间的时间差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改革思路和做法危机重重，很难实现，而且负面影响很大。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基本养老保险金和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和给付彻底分开，真正做到专户管理，不要相互挪用，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应该真正积累起来，保值增值。可是，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妥善解决养老保险金的欠账问题(或者说是养老保险制度中“老人”的全部养老保险金筹措问题，以及“中人”的部分养老保险金筹措问题)，放弃动用个人账户养老金的错误做法。依靠财政拨款解决养老金欠账问题不太现实，财政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而且因此而增加财政收入同样是增加在职人员的负担，在性质上与挪用个人账户养老金没有什么区别。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动用存量国有资产。我国存量国有资产超过9万亿元，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盘活。从社会保险金对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出发，从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出发，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将所得充实社会养老保险金，特别是满足应该由国家包下来的“老人”养老保险金需求，以及“中人”养老保险金中应该由国家承担的部分对资金的需求，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需资金既主要应由国家负担，同时又不能依靠国家财政，那么资金来源只能是庞大的存量国有资产了。非经营性国有资本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国家投资积累要承担带有公共品性质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职责，一般不能进行变现流通，适于变现的国有资本是国家在竞争性领域的大量投资积累。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成功，则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会带有很强的保值增值能力，并且因此有条件具备比较强的流动性，很容易通过一部分国有资本变现筹集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需资金。即使只考虑由1000来家国有企业(只占国有企业的极小部分)改制而成的A股上市公司，其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目前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7．8％，如果将这一比重降低到51％，那么就有478亿股可以上市变现，以每股平均价格2．1元计算，则可筹集1003．8亿元资金，如果将这一比重进一步降低到30％，那么就有597．5亿股可以上市变现，以每股平均价格2元计算，则可筹资1195．32亿元，两者合计超过2000亿元，加上其他配套措施，基本可以满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需要。

三、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结合模式

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筹措问题应该和拓宽社会保险金投资渠道，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保值增值问题一并考虑。可以考虑将准备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折股之后划入专门成立的社会保险基金，作为保险基金财产，然后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或券商经营，实现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和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具体的做法是逐年划拨一部分国有股、法人股进入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成为社会保险基金的资产，这种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的营运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由基金管理公司选择合适的时机对基金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进行变现流通，满足迫在眉睫的养老保险金给付需要，解决应该由国家负担的“老人”全部社会养老保险负担和“中人”的部分社会养老保险负担，并将挪用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填平补齐，解决个人账户空账问题。

至于国有股、法人股的价格和折算问题，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不完善的实际，国有企业在改制上市的时候，往往有一定程度的包装，加上二级市场投机气氛比较重，存在一定的股市泡沫，完全按照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划入社会保险基金和变现流通显然不合理，也会给证券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是根据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再综合考虑市盈率因素，在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适当溢价，最后形成国有股、法人股划拨到社会保险基金时的划拨价格。当前我国股市市盈率平均在70倍左右，显然偏高，为了证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划入社会保险基金的国有股、法人股应该虚设一个用以计价的市盈率，比如10倍以内，最高不能超过该支股票上市时的发行市盈率。这样，国有股、法人股的划拨价格就等于每股净资产乘以虚设的市盈率。

这样确定的价格与二级市场上的现行价格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会诱使社会保险基金托管人和受托的证券经营机构急于将基金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对证券市场造成太大冲击。为了防止这种可能的市场风险，可以在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步骤上定出严格的时间表，并且在证券市场逐步规范的同时，对划拨到社会保险基金的国有股、法人股进行折股处理。比如按照划拨价格与证券市场现行股价的百分比对国有股、法人股进行折股计算。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路，实际怎样折股，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特别是要在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和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为了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维护养老保险金领取者的利益，完全以市盈率很高的二级市场现行价格为基数折股可能就不合适，也许需要稍稍缩小这个基数。这种价格确定方法应该说是经得起我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考验的。如果完全按照部分人的设想，给国有股、法人股定价特别低，比如不到流通股价的1／10，不但有违公道，管理层难以接受，而且不利于尽快筹集养老保险金，对证券市场未来发展也不利；如果完全按照另外一部分人的主张，国有股、法人股与流通股同股同价，既会严重打击股市，又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国有股、法人股划拨社会保险基金的流量和时间的选择，可以一次性划拨完成，也可以根据养老保险金给付需要分期分批划拨，从筹集资金，解决养老保险历史欠账角度看并无太大的区别，可是，从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角度出发，分期分批划拨可能就不如一次性或较快地完成全部划拨工作好。因为国有股、法人股一旦划拨到由专业人士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虽然一时没有上市流通，也十分有利于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国有企业尽快建立起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变目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流于形式的弊端，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成功。

社会上还有一种先变现后划拨的方案，即直接变现方案。这种方案主张直接将国有股、法人股在证券二级市场上变现，所得资金补充养老保险金。与我们这里设计的方案相比，虽然这种方案也考虑通过逐步分批上市来减缓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对证券市场的冲击，但是，相比之下对证券市场的冲击仍然要大一些，而且，这种方案也没有充分考虑利用证券市场实现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因而付出的代价要高一些，需要更多的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才能满足社会保险的需要。

我们的方案并不仅仅局限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而是与整个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和完善连在一起，并且通盘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初步解决了养老保险历史欠账以后，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手解决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空账问题和保值增值问题。现有的养老金领取者资金给付以10年期计算，由国有股、法人股组成的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可以分10年从容地完成国有股、法人股的变现流通和养老保险资金筹措任务。在这10年期间，这种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所持有的国有股、法人股数量逐年减少，直至基本消失，即使最后仍然持有一部分股票资产，那也纯粹是为了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实施的正常的资产组合策略的结果，已经与特殊的国有股、法人股减持没有关系了。在进行国有股、法人股变现的同时，可以考虑为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提取一部分资金，归还原来的挪用亏空，解决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的空账问题，然后进一步将原本是为了解决养老保险历史欠账和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而成立的特殊的社会保险基金转变为专门为个人账户保险基金服务的养老保险基金。利用证券市场实现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为将来的退休人员(即现在的社会保险体制中的所谓“新人”)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好处创造条件。

对于养老保险金进人证券市场，目前社会上存在若干十分流行的错误看法。为了论证养老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的必要性，有的人提出养老保险金入市不但可以实现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利用证券市场筹资，即通过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运作解决社会保险金的历史欠账问题。这种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很不完善，系统性风险很大，容量也有限，根本无力满足庞大的社会保险金的筹资需求，将养老保险负担转嫁给股民也不公平。每年抽出大笔资金满足养老金给付需要也是不现实的，即使将来我国证券市场比较成熟了，也只能作为基金积累式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场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依靠证券市场为社会保险事业筹资的。我国养老保险中属于现收现付性质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部分如果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本来就不应该有太多的结余资金，否则就失去了现收现付性质，增加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费负担，而且，即使有少量资金结余，也应该以安全性和流动性都十分强的现金、银行存款和国库券形式持有，以满足基本养老保险金的给付需要。真正能够投入证券市场的只有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因为它属于基金积累式的，而且资金筹集与给付之间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差，不但有条件进行各种投资组合，客观上也需要保值增值，但是现在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处于空账状态，严格地说养老保险是没有多余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

当然，一旦解决了社会保障资金的历史欠账问题和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个人养老保险基金真正积累起来，那么个人养老保险基金将十分庞大，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人口与劳动力状况，恐怕要形成能够与银行存款和证券市场资金相提并论的第三股资金力量。那时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影响也会十分显著。解决社会保险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社会保险金的商业化运营，其中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是重要内容。目前在社会保险金积累比较少，证券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应以间接方式为主，可以考虑允许社会保险金以一定比例投资封闭式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将来也可以允许社会保险金以一定比例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产业投资基金，甚至少量进入房地产市场。随着社会保险金的积累，特别是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的充实和积累，需要成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从效率角度考虑，没有必要专门成立新的针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社会保险金进入证券市场应该以委托给专业基金管理公司为主，投资实物资产应该以委托给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为主。

在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解决社会保险金资金筹措问题上，也可以首先借助国有投资公司的力量，在通盘解决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的大背景下考虑养老保险金的筹措问题。国有股、法人股规模十分庞大，除了满足社会保险金筹资需要之外可能仍然绰绰有余。将国有股、法人股交由国有投资公司经营，由国有投资公司选择受托的证券经营机构进行国有股、法人股的变现流通，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四、结论性评论

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涉及面很广，既关系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和健康发展，又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不将国有股、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结合起来，单纯考虑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且实际也很难行得通。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工作应该加紧进行，并且要优先保证社会保险金的需要，不能挪用。要将这件事做好，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与配合，采取许多配套措施。

社会管制论文范文第15篇

1.保险基金缺乏有效管理。完善、科学的信息基金管理对于社会保险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制度规范行为，是指导社会保险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操作的准则和办法。只有具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社保基金管理制度，才能规范信息社会保险人员的行为，使得操作有依据，社会保险相关人员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是，根据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不够健全，不少地区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使得很多行为没有操作依据，不少社会保险人员的行为得不到约束，出现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阻碍了地区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

2.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不少关于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但是不少法律法规太过于笼统，不能适应所有地区的情况。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不少社会保险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由于颁布的时间已经久远，其中很多条例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无法切实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同时，每个地区的社会保险现状不同，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保险现状也大不相同，同一部法律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地域。有的法律也许适用于城市地区，但这部法律不一定适用于乡村地区。除此之外，现有的法律过于宽泛，只是界定了几个大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具体的细节适用性不强。对于很多细节性的问题，很难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这就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不小的麻烦和阻碍，大大影响了社会保险的进展和全面开展。

3.专业人才缺乏。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没有人才，组织就不能取得长远发展，更谈不上不断进步和自我完善。目前，社会保险专业方面的专业人才还不够，可以说，社会还没有形成重视社会保险的氛围。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不少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人才十分匮乏。有的单位虽然有一些社会保险人员，但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知识培训，经验也不够丰富，责任心不强，不能履行好作为一名社会保险人员的基本职责。

二、完善社会保险的对策

1.加大社保宣传。一些非政府组织要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保险的思想深入人心，使传统的观念得以改变，努力营造一种全社会关心、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一步一个脚印加快推进参保工作。进一步增加补贴力度，努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防止农产品价格发生剧烈波动，使生产资料价格保持稳定，建立和完善农业保护制度。对农业收费严加管理，力求减少乱收费现象。不断增加政府对广大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积极稳定地发展农业集体经济。市政府可以考虑每年从财政收入中划拨一部分作为农村社会保险风险基金，并遵循专户专存的原则，真正使农民从中受益，从而提高他们的参保积极性。

2.强化基金监督管理。良好的监督是社会保险正常活动的前提，没有完善的监督体系，很难确保业务的正常开展。各个地区的社保单位应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为此可以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有计划地控制，及时发现社会保险工作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应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工作效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除了做好社会保险基金内部的监督工作，不断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外部监督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新闻媒体监督和社会大众的监督。企事业单位管理者要认识到社会保险基金内部管理的不足之处，认真改正有缺陷的地方，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建设。同时，也要不断加强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是一项巨大的完整的工程，具有完善的体系和结构，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落实到位，才能确保整个体系的良性运行，从而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3.扩大覆盖范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受到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呈现二元分化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通过单位制获得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各类社会保险，在农村的农民依靠家庭保障和生产社集体经济制度为基础的集体保障，以及集体经济资助的合作医疗，然而与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在各方面均存在差距。我国上世纪末开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至今日，各项改革依然受制于户籍制度对城乡的分隔，入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仅覆盖面小，而且往往享受不到与城市常住居民同等的待遇。因此，国家和政府必须尽快完善社会保险各项制度，使得社会保险的开展有充分的依据，有利于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真正做到社会保险惠及人民，全社会的人民都能享受到社会保险的好处，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