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政治范文

时间：2023-03-31 17:16:22

政治论文政治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江泽民；政治文明；文明；民主

自从江泽民同志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命题以来，关于政治文明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就有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政治文明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明。政治学上的或者说科学意义上的“ 政治”，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人们为了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谋取、组织和运用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国家以后，社会公共权力则表现为国家权力。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国家权力是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根本问题，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涉及到国家权力，就不算是政治问题，由某些一般社会机构进行的活动之所以成为政治问题，则必定是与国家权力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关系。第二，国家所协调的是社会全局的利益，如果只是局部、部分的利益而且与社会全局利益没有关系，则保留给社会的或民间的机构去处理和协调，譬如企业、行业、社区、村社、家族或家庭，但在社会或民间机构无力协调时国家保留最后的裁处权。第三，孙中山说政治就是“ 管理众人之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管理。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国家的管理是特殊的管理。国家作为统治机器，国家管理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管理的对象在主权范围内无所不及，无所不至，因而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机构所从事的管理，人们似乎更爱用“ 治理”一词来强调这种特殊性，这意味着政治是最高层次的社会管理活动。第四，政治又是围绕国家管理和治理的博弈过程。不仅有统治者、执政者的活动，不仅是国家机构，广大的社会成员作为各种利益的当事人也要关注和参与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权力的谋取和运用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参与的形式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简言之，政治就是国家治理活动和人们围绕国家权力结成的关系。

什么是文明呢？在语义上，作为名词的“ 文明”，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的存在形态及其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把某种文明分析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是整个文明的基础部分，表现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影响和造就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及其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包括语言的、文字的、艺术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这些就构成了精神文明。而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建立一定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制度文明。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呢？有人认为它是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保障的，这就把政治文明等同于制度文明了，在逻辑上显然是有问题的。所谓制度，既有政治制度，也有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和采用的劳动组织形式，这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所谓经济就包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等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经典表述说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存在形态的两个方面。除了这两个方面外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文化。经济、政治、文化，其实是对社会存在形态的另一种三分法。文化具有更强的持续性、稳定性、渗透性，文化既渗入经济，也渗入政治，可以通过许许多多细小的象征事物和细微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也更能映射出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因而有人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但它主要是用来特指人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民俗等，表明了人类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于是，我们可以把整个文明的构成分析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根据以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一定历史阶段上国家为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进行的最高层次的管理活动所达到的水平，即国家治理形态及其达到的水平。

文明又是一个形容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较高形态、精神生活的较高境界、行为方式的较高修养、社会组织较为严密，等等。文明意味着先进、高雅，不文明则意味着落后、野蛮、蒙昧、粗野、粗俗等等。我们通常说要“ 讲文明”，就是提倡精神更加高尚，语言更加文雅，行为更有修养。而就社会发展而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

同样，政治也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也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明也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和国家治理的先进水平的描述和概括。政治的文明程度和国家的治理水平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顺着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转贴于二、在国家治理中感情因素与非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在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优于有感情的人。尽管人们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时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毕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法律一旦产生，就是没有感情的，对一切人都是不讲情面的，不因统治人物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在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中，法律和制度也愈来愈复杂，到了近代，除了规范一般领域社会生活的普通法，还产生了规定国家的治理过程和国家管理活动的宪法，从功能上说，宪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点就在于“ 举国上下，同受其治”，无论何人，包括最高统治人物，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

三、对政治参与的宽容程度。国家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的蒙昧阶段而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国家同时又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否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直接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文明程度。国家的治理愈开放，政治参与的范围愈广泛，国家也就愈能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的统治也愈稳固。在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总是带来盛世之治。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参与的广泛度和对被统治者的宽容度上则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统治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允许甚至动员社会成员（包括被统治阶级的人们）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不同的政治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宽容。随着民主的发展，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获得了投票权。而政治的博弈过程也抛弃了封建专制制度下“ 非王即寇”的逻辑，实行了现代政党政治。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政治必须是理性的政治。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忍受、接受的社会秩序。值得强调的是：要实现文明政治，统治者必须首先文明起来。文明也意味着精湛的技艺、人道的手段、讲道理的风格。而不文明的政治则意味着简单低劣的治理艺术，非人道的、野蛮的治理手段，霸道而不讲理的作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探讨“ 至善”的统治时区分了为统治者的利益、既为统治者也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公共（全城邦）的利益这样三种统治。但是，剥削阶级的国家无论统治者多么开明，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为公共利益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在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以人民的广泛参与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协调社会全局利益的出发点，因而获得了实现高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讲的是治国，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的国家治理要依法。国家的管理虽然要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但绝不能枉法滥行，而必须遵守法律。法治的要义就说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保证国家、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所赋予的权力，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依法治国也要求依照法律规范国家管理的博弈过程，即规范国家各种权力的谋取和行使过程，由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公开、有序地完成各项授权。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江泽民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在这里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要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要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治学政治发展中国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突，这一点在1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著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围绕的主题，除了学科发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题外，绝大多数研究主题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有限，但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都以比较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结这近20年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十二项：

1、范畴与体系。范畴与体系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为了学科健康发展，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澄清了政治的含义，而且明确了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注：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见《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这项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政治和政治研究的传统偏见，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尽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有人在讨论，但这已属于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2、国家与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对国家职能再确定的研究，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充分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全面管理社会的传统局面开始动摇，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研究的焦点转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论问题。

3、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题，同样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对关系中，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议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关注宪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法制建设扩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制度条件、实践机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发展与稳定。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要求从一种简单的政治要求变成社会变革和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中国政治学主要从政权体系的建设、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政治参与的发展、社会调控体系的健全等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在“八五”和“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比较大的重视。（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这类项目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中国政治稳定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反渗透”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人权与。这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政治发展面临的一大主题。政治学对人权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即主要研究人权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和理论意义；二是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即研究人权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人权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了保障，国家才能独立和发展，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政治学对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的一般理论；二是国际关系中的问题；三是国家统一中的问题，即“一国两制”中的问题。在这三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6、政党与政权。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将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因而，它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后首先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之一。政治学在这方面主要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党的治国方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注：由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较早系统探讨党政分开中各主要问题的论文集。）

7、机构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同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为此，政治学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是政治学恢复后第一本比较系统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论文集，有一定的影响。在谢林、方晓主编的《外国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与谭健主编的《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两本论著中，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讨论。）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机构改革上，政治学研究还在政府职能、机构的合并与调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编制管理和科学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8、政府与市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目前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有：产权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政府职能实现方式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导经济的途径与手段问题、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推动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与正义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多与经济有关，所以，政治学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政治思维、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9、中央与地方。中国的改革是以放权为其逻辑起点的。放权包括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其中涉及到权力与利益、集中与民主等重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一向十分困难。改革初期的放权，是针对改革前的高度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义膨胀所导致的“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弱化，使地方分权陷入危机，直到90年代初，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财税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自力；地方政府应尊重中央权威，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央应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发展社会大市场和对地方政策的有效调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据。

10、决策与行政。决策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非理性决策的严重弊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变革发展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1日。）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干部“四化”与科学决策、政治民主与决策、政治过程程序化与决策、政府智囊机构与决策科学化、政治参与与决策民主、法制建设与科学决策等。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和长官意志，扩大了知识、人才以及社会舆论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作用。转11、权力与腐败。随着改革所带来的体制转轨、资源分配方式变化、利益重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以权力为核心的腐败开始滋长和蔓延，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政治学对腐败问题关注比较早，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热潮。（注：王沪宁著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是中国政治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第一部论著。该书出版于1990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权力制约、法律约束、体制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化等角度探讨防止和约束腐败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这其中，对如何通过权力制约来限制腐败的研究最为活跃。在反腐败的研究中，政治学者还把腐败作为一种在各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

12、自治与民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包括各种社区管理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凸现出来。这个问题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由于没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支持，严重涣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调控最基层社会的机制和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农村；一种是由于有比较好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的支撑，这些基层群众自治不论在民主的形式还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发展趋向。这两个极端对中国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前者关系到中国社会调控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基础和前途问题，这样，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很自然地成为90年代中国政治学关心的重点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仅仅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三、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为主席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近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版，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深刻需要而恢复和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而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而，很难确定政治学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成果对中国政治发展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中国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贡献的考察，不是从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出发，而是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1985年，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其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性文件的指导下，政治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腐败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谨慎，需要认真研究，所以，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80页。）这个要求，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为此，政治学研究对以往已提出的具体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这个具体目标体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学研究成果。目标与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政治学为政治发展提供具体发展目标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改革手段，这实际上为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途径。其次，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规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与教训，而没有现成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出发、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合理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合理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这近20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政治学发展对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观念被严重扭曲。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旧的政治观念，对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认识。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在普及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新的政治意识，使人们不仅意识到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这些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直接从事政治学研究和党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这种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的政治发展将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险。“”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就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向政治体系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管理知识的党政管理人才，而且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政治学发展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这些新生力量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邓小平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注：邓小平认为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而且也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贡献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政治发展，但是我们能够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政治学发展，需要政治学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自中国有政治学研究以来，这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继续发展，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概括来说，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正像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总体性的一样，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总体性的。这种不足，除与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有关外，更重要的还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显然，对于发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来说，20年时间还略显短了些。因此，要弥补或消除这些不足，除了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整体上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学要继续获得整体的充实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历史的总结，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是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东西。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启示主要有以下内容：

启示之一，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没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今天的学科体系并没有比20年前发展多少。在当今时代，陈旧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

启示之二，政治学发展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不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引进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引进不能代替创新，而创新不能否定引进。只要有创新的精神，任何引进都将不是盲目的接受。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3篇

文风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更是政治的。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固定的文化特色，文风是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文风不仅能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能充分体现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和文化需求。文风离不开文化。我们常说的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等，就是不同时期我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有强烈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风特点。在这里，文风是文明，是自由，是民主，是劳动人民智慧元素的结晶，它对繁荣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文风和文化一样，从诞生起就是统治阶级所渲染所倡导的国体、政体的有机细胞和组织，在封建社会，文风更多的是体现政治要求的执政工具，是统治者粉饰太平，或扼杀异己的杖柄。文风可以“杀人”，也可以“被杀”。文风“杀人”，以明清“文字狱”为甚;文风“被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清的“八股文”等为甚。“文字狱”也好，“八股文”也罢，都是统治阶级的自私狭隘的文风特点与权力暴政的体现，他们不仅扼杀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无限创造力，践踏了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也是为自己政权的灭亡敲响了丧钟，成了自己权力终极的掘墓人。文风注定是和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相生相长、相互影响的。

因此，文风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文风是人民的，也是大众的，更是政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风的著作不少，对无产阶级文风的要求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更注重运用在实践中。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们是要坚持和提倡求真务实、科学严谨、通俗易懂的唯物主义文风的。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梭》一文中曾严肃指出“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列宁在《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中也明确指出：“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并且还在《评〈自由〉杂志》上说：“我们要告诉作者，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化相差很远。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不仅把文风作为评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标准，还把文风作为党风的重要评价指标，并专门撰文《反对党八股》以论证说明，把文风问题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思想深度。文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章风格、文学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政党，影响政权的重要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创造性地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确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从而开启了对整顿文风与整顿党风相关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为我们党夺取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成为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进行了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和行动准备。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更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党建理论的科学创举。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也多次指出整顿文风关系党风，关系党的执政根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从中央做起，改革会议制度，大力精简会议、文件和简报，切实改进文风。”十七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党是一贯重视文风的整顿的。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文风不正，对我们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危害极大。一般来说，文风不正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思想意识上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工作作风上主要表现为形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都将严重影响我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影响党的执政成效，降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最终会动摇党的执政之基。

文风是政治清明的信号灯，文风是政党民主的风向标，文风是政权稳固的感应器。文风与政治政党政权的相关性特征在当代反映得更加深刻、更加敏感，更加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整顿文风是为了严肃政党政治。只有政治清明，才能政权文明;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政权稳定。同志5月10日在中央党校针对近年来我们的文风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严肃地指出了那些不正常文风的主要表现，并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克服“长、空、假”，倡导“短、实、新”文风。因此，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已成为新形势下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整顿文风?延安整风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明确提出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的根本是整顿党风。整顿党风的根本是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政权。一是整顿文风，端正党风。“八股余孽”是败坏党风的大毒草。从上到下随便翻开我们的报纸期刊、文件杂志，不少文章不是“王婆娘的裹脚”，就是空洞无物的口号。这主要是我们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既不讲党性，更不负责任，存在严重的为人民服务意识淡漠、宗旨意识不强的问题。

二是整顿文风，革除腐败。虚假浮夸的文风是孳生腐败的“寄生虫”。今天，我们在千方百计整治经济腐败的同时，千万不可纵容政治腐败的产生。现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为了突出政绩，急功近利，不惜玩弄文字游戏、数字游戏。上报材料弄虚作假，甚至虚报冒领;总结成绩虚报浮夸，甚至无中生有。其文风“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不正文风是一种不讲党性不讲政治的政治腐败，这种腐败很隐匿，很具有欺骗性，危害性极大。这类腐败者多为政客，他们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对国家的前途麻木不仁，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个人的仕途升迁。对上欺骗领导，对下愚弄百姓。因此，整顿此类文风，一定要有“火眼金睛”，决不手软，毫不留情。

三是整顿文风，巩固政权。文风是党风、是作风。文风不好，作风就不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丧失，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就会淡薄，就不会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自然就会影响党风，就会影响工作成效，就会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就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理解和信任，就会犯官僚主义错误，时间长了，就会误党误国，甚至使党失去执政地位。因此，整顿文风从根本上说是整顿党风，整顿党风从根本上说就是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党的作风，提高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树立党的威信，巩固党的政权地位。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治文明；文明；民主

自从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命题以来，关于政治文明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就有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政治文明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明。政治学上的或者说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人们为了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谋取、组织和运用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国家以后，社会公共权力则表现为国家权力。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国家权力是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根本问题，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涉及到国家权力，就不算是政治问题，由某些一般社会机构进行的活动之所以成为政治问题，则必定是与国家权力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关系。第二，国家所协调的是社会全局的利益，如果只是局部、部分的利益而且与社会全局利益没有关系，则保留给社会的或民间的机构去处理和协调，譬如企业、行业、社区、村社、家族或家庭，但在社会或民间机构无力协调时国家保留最后的裁处权。第三，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管理。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国家的管理是特殊的管理。国家作为统治机器，国家管理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管理的对象在范围内无所不及，无所不至，因而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机构所从事的管理，人们似乎更爱用“治理”一词来强调这种特殊性，这意味着政治是最高层次的社会管理活动。第四，政治又是围绕国家管理和治理的博弈过程。不仅有统治者、执政者的活动，不仅是国家机构，广大的社会成员作为各种利益的当事人也要关注和参与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权力的谋取和运用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参与的形式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简言之，政治就是国家治理活动和人们围绕国家权力结成的关系。

什么是文明呢？在语义上，作为名词的“文明”，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的存在形态及其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把某种文明分析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是整个文明的基础部分，表现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影响和造就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及其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包括语言的、文字的、艺术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这些就构成了精神文明。而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建立一定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制度文明。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呢？有人认为它是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保障的，这就把政治文明等同于制度文明了，在逻辑上显然是有问题的。所谓制度，既有政治制度，也有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和采用的劳动组织形式，这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所谓经济就包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等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经典表述说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存在形态的两个方面。除了这两个方面外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文化。经济、政治、文化，其实是对社会存在形态的另一种三分法。文化具有更强的持续性、稳定性、渗透性，文化既渗入经济，也渗入政治，可以通过许许多多细小的象征事物和细微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也更能映射出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因而有人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但它主要是用来特指人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民俗等，表明了人类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于是，我们可以把整个文明的构成分析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根据以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一定历史阶段上国家为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进行的最高层次的管理活动所达到的水平，即国家治理形态及其达到的水平。

文明又是一个形容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较高形态、精神生活的较高境界、行为方式的较高修养、社会组织较为严密，等等。文明意味着先进、高雅，不文明则意味着落后、野蛮、蒙昧、粗野、粗俗等等。我们通常说要“讲文明”，就是提倡精神更加高尚，语言更加文雅，行为更有修养。而就社会发展而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

一、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的天然成分与人为成分所占的比重。近代欧美思想家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靠机遇还是靠深思熟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合理选择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天然的成份愈来愈少，而人为成份愈来愈多。在原始社会，人类仍处于蒙昧状态，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受天然的血缘关系支配，因而是完全自然的。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公共权力机构也变得复杂起来。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盛行的是君主制度，一方面建立了复杂的国家机器和官僚组织，同时却保留了由血缘关系支配的世袭君主。而到了近代，实现“共和”，结束世袭的贵族制和君主制曾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资产阶级在创建自己的国家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二、在国家治理中感情因素与非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在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法律优于有感情的人。尽管人们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时是有偏好的，但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毕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法律一旦产生，就是没有感情的，对一切人都是不讲情面的，不因统治人物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在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中，法律和制度也愈来愈复杂，到了近代，除了规范一般领域社会生活的普通法，还产生了规定国家的治理过程和国家管理活动的宪法，从功能上说，宪法之不同于普通法的特点就在于“举国上下，同受其治”，无论何人，包括最高统治人物，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

三、对政治参与的宽容程度。国家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的蒙昧阶段而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国家同时又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否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直接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文明程度。国家的治理愈开放，政治参与的范围愈广泛，国家也就愈能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的统治也愈稳固。在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总是带来盛世之治。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参与的广泛度和对被统治者的宽容度上则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统治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允许甚至动员社会成员（包括被统治阶级的人们）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不同的政治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宽容。随着民主的发展，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获得了投票权。而政治的博弈过程也抛弃了封建专制制度下“非王即寇”的逻辑，实行了现代政党政治。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探讨“至善”的统治时区分了为统治者的利益、既为统治者也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公共（全城邦）的利益这样三种统治。但是，剥削阶级的国家无论统治者多么开明，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为公共利益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在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以人民的广泛参与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协调社会全局利益的出发点，因而获得了实现高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讲的是治国，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的国家治理要依法。国家的管理虽然要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但绝不能枉法滥行，而必须遵守法律。法治的要义就说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保证国家、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所赋予的权力，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依法治国也要求依照法律规范国家管理的博弈过程，即规范国家各种权力的谋取和行使过程,由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公开、有序地完成各项授权。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在这里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要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要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文明；文明；民主

自从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命题以来，关于政治文明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就有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政治文明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明。政治学上的或者说科学意义上的“政治”，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人们为了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谋取、组织和运用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国家以后，社会公共权力则表现为国家权力。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国家权力是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根本问题，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涉及到国家权力，就不算是政治问题，由某些一般社会机构进行的活动之所以成为政治问题，则必定是与国家权力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关系。第二，国家所协调的是社会全局的利益，如果只是局部、部分的利益而且与社会全局利益没有关系，则保留给社会的或民间的机构去处理和协调，譬如企业、行业、社区、村社、家族或家庭，但在社会或民间机构无力协调时国家保留最后的裁处权。第三，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管理。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国家的管理是特殊的管理。国家作为统治机器，国家管理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管理的对象在范围内无所不及，无所不至，因而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机构所从事的管理，人们似乎更爱用“治理”一词来强调这种特殊性，这意味着政治是最高层次的社会管理活动。第四，政治又是围绕国家管理和治理的博弈过程。不仅有统治者、执政者的活动，不仅是国家机构，广大的社会成员作为各种利益的当事人也要关注和参与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权力的谋取和运用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参与的形式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简言之，政治就是国家治理活动和人们围绕国家权力结成的关系。

什么是文明呢？在语义上，作为名词的“文明”，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的存在形态及其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把某种文明分析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是整个文明的基础部分，表现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影响和造就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及其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包括语言的、文字的、艺术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这些就构成了精神文明。而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建立一定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制度文明。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呢？有人认为它是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保障的，这就把政治文明等同于制度文明了，在逻辑上显然是有问题的。所谓制度，既有政治制度，也有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和采用的劳动组织形式，这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所谓经济就包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等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经典表述说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存在形态的两个方面。除了这两个方面外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文化。经济、政治、文化，其实是对社会存在形态的另一种三分法。文化具有更强的持续性、稳定性、渗透性，文化既渗入经济，也渗入政治，可以通过许许多多细小的象征事物和细微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也更能映射出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因而有人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但它主要是用来特指人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民俗等，表明了人类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于是，我们可以把整个文明的构成分析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根据以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一定历史阶段上国家为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进行的最高层次的管理活动所达到的水平，即国家治理形态及其达到的水平。

文明又是一个形容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较高形态、精神生活的较高境界、行为方式的较高修养、社会组织较为严密，等等。文明意味着先进、高雅，不文明则意味着落后、野蛮、蒙昧、粗野、粗俗等等。我们通常说要“讲文明”，就是提倡精神更加高尚，语言更加文雅，行为更有修养。而就社会发展而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

三、对政治参与的宽容程度。国家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的蒙昧阶段而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国家同时又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否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直接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文明程度。国家的治理愈开放，政治参与的范围愈广泛，国家也就愈能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的统治也愈稳固。在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总是带来盛世之治。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在政治参与的广泛度和对被统治者的宽容度上则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统治方式，其特征就在于允许甚至动员社会成员（包括被统治阶级的人们）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不同的政治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宽容。随着民主的发展，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获得了投票权。而政治的博弈过程也抛弃了封建专制制度下“非王即寇”的逻辑，实行了现代政党政治。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探讨“至善”的统治时区分了为统治者的利益、既为统治者也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公共（全城邦）的利益这样三种统治。但是，剥削阶级的国家无论统治者多么开明，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为公共利益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在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以人民的广泛参与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协调社会全局利益的出发点，因而获得了实现高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讲的是治国，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的国家治理要依法。国家的管理虽然要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但绝不能枉法滥行，而必须遵守法律。法治的要义就说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保证国家、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所赋予的权力，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依法治国也要求依照法律规范国家管理的博弈过程，即规范国家各种权力的谋取和行使过程,由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公开、有序地完成各项授权。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6篇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做出了深刻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它针对现实并没有提出根本性改革建议与对策，面临了很多严峻的挑战。

1、时代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对前人优秀经济学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关经济学说，它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概念，在创立无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它表达了现实发展的诉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揭示出了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当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其学科性质不够明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在承认其内在阶级性的同时，将很多并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在实际研究当中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当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只讲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指导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已不再符合当展的要求。在现代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适用于各个社会主义形态经济规律的相关规定在当代实际改革当中越来越空泛。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一)理论创新与发展

作为实践的基础，理论的改变与创新是探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价值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继承，充分发挥方法论的优势。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当切实处理好继承、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值得继承的基本原理包括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成分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货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作为根本方法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保证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其次，我们要结合古今中外所有经济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继承与创新，以实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也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析经济现实的工具与方法，给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带来了很好的借鉴。

(二)当代现实发展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的当展既离不开理论化指导，也不能缺少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为重视人们的全面发展，立足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立场上去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来，我们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观念，摒弃将西方经济学一律排除在科学的经济学以外的错误做法，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科学的理论，促使我国经济学构建能够更好为我国实际发展服务，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来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来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发挥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抓住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机遇，加大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并加快理论促进实际的创新发展步伐，以获得科学的理论，丰富并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套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一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为人们解决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解决我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二：地方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财政联邦主义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1、深化政治、经济、财税和政府体制改革，重塑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关系。改革分税制，回归统一税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逐步推动村、乡、县干部直接选举，变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关系为辖区内的微观主体及其人地方人大和政府间的直接委托关系，置地方政府于上级政府、同级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意义；路径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81-02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系统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情感、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取向等意识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政治文化支配人们的政治活动方式,影响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是政治传统、民族心理及外来文化长期交融积淀的结果，可以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能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人格、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政治文化蕴涵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支配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选择,从而引导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当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时,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文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观点、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构成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同时也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而保证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政治文化内含建设政治文明、推动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等要素，作用于政治系统，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归属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序化程度，调控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实现还有待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参与是科学、理性、自觉的政治行为,能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增强社会秩序和政治的稳定感，政治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公民认清自己的政治角色、政治权利、政治义务，从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推进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可见，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政治文化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顺利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而要有效维护政治稳定,首先必须有思想稳定，这就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政治文化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和体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政治价值模糊、政治心理矛盾、政治信念淡化等现象，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需要努力回答和解决社会成员对深化改革的忧虑、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等问题,使政治文明建设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土壤中,这就使得政治文化的作用日显重要。政治文化还有利于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公民坚定的政治信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坚实思想基础,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保证。

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使之能更好地发挥政治资源整合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当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突出特点是人治，王权至上,等级尊卑,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人治思想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有残存,例如清官意识、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政治文明建设,就其内容来讲,主要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两个方面。而就其实践来讲,关键是要处理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关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脱离先进政治文化而单独进行,先进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主和法制等政治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并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建设的成果来引导和促进相应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二要处理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共生性和相互促进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要放在同等位置，两者不可偏废。三要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全面提高公民政治文化素质。必须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突出主旋律,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为主流的政治文化。要加强政治引导,对人民群众进行正面灌输,使之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强化他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同时还要关注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用先进的政治文化武装他们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革的心理判断力和承受能力,并且随时代的转换,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一要大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二要建立政治文化传播网络，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的传播,把先进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三要提高公民参政意识。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只有建立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巩固。四要全面提高公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一个国家公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其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以及其他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公民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家政治生活,自觉地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比较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区没有脱贫，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还受到条件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方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最终都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化建设,从政治高度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努力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努力把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把人民群众的政治行为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

加速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2］。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鉴于政治社会化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必须完善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渠道,注重发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以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化素质。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最基本的政治知识和价值观念。要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传递作用，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学校教育应成为国家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渠道;二是要加强政治专业训练，塑造正确的政治人格，使公民具有特定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大众传媒的导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和评价，当前必须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要鼓励人民直接参加政治生活，从事政治实践，直接获得政治知识和技能，培养公民自主参与意识，同时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

参考文献：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8篇

一、具体步骤：

1.提出论题

这是政治小论文的“首”，一般为一段，100--200字左右。针对特定的材料或命题，开门见山，三言两语，亮明中心论点，揭示出本质性的问题。例如，针对我国北方日益严重的沙尘暴，提出“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形势”的中心论题；针对中美撞机事件，提出"反对霸权，振兴中华"的中心论题；等等。

要求新颖而不落俗套，简洁而有概括力。

2.分析论题

这是政治小论文的"干"，一般为1～2段，1100字左右。围绕中心论题进行有理有据、深入本质的分析，鼓励学生发表独到的见解。比如，分析造成"环境问题"的因素，环境问题的表现及危害；分析"反对霸权，振兴中华"的重要性，认识霸权主义的根源、表现及危害，帝国主义的本质，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迫切性等。分析时切记不可面面俱到，而应析其一点，击中要害，一针见血，就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和说服力。

要求论据充足，分析深刻，逻辑严密，层次清楚。

3.解决论题这是政治小论文的"腹"，一般为一段，500字左右。针对中心论题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鼓励学生发扬创新精神。例如，针对怎样才能"珍爱生命，远离邪教"，提出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解决途径；针对如何"

反对霸权，振兴中华"，提出要依靠世界人民大团结来反对霸权主义，我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强综合国力等途径来实现。

4.联系实际

这是政治小论文的"尾"，一般为一段，100字左右。联系青少年学生实际，是政治小论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青少年要认识到当前自己肩负的重任，勤奋努力，刻苦学习，竭力奉献。在此，或鞭笞假、恶、丑，或歌颂真、善、美，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来号召大家为之而拼搏、奋斗。总之，政治小论文的结尾要紧扣论题，联系实际，深化主题，充满感召力。

从政治小论文的内容来看，要把握“小”“精”“美”三个字。

首先，要突出“小”字。

政治小论文是一种“袖珍”议论文，“小”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论题要小。论题就是政治小论文的论点，也就是小论文的题目。一般情况下，政治小论文的话题材料往往摘编自重大的时政热点问题并在这一问题下包含着多个重要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还能够很好地与教材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进行密切联系。因此，作者就话题发表自己见解并行诸于文的时候，要求只能就某一方面的内容一事一议地进行专题探讨，以期达到宽题窄写的目的，从而突出其“小”的特点。作者在确立论题的过程中，论题必须同教材的基本观点或

基本原理相联系，必须同社会或考生普遍关心和有深刻体会的问题相联系。因此，论题也必须是从自己所认识了解的客观事实中提炼出来，不是主观想象出来，也的篇幅内结合思想政治教材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不是抄袭而来的具有“思想认识”的论题。二是角度要小。政治小论文是在有限理对重大热点话题某一方面内容所进行的专题论述以及提出自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这就需要准确选取最佳楔入角度展开论述，让自己有话可说，有理可讲。根据“论题要小”的要求，论述的角度也要突出一个“小”字，才能避免出现诸如“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或“谈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重要性”之类繁杂的论题而无从下笔的困惑。只有选择单一具体的小论题，才有可能写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各具特色的政治小论文。三是篇幅要小。短小是政治小论文显著表现形式。如何使它符合写作“要求”写得短小呢？结合话题材料和教材相关内容精心构思是写“小”小论文的重要策略。论题一旦确立之后，先写什么后写什么，主要写什么次要写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进行论证，都要在头脑中有一个明晰的思路，就会有效杜绝“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现象发生，这是写“小”小论文的关键所在。

其次，要突出“精”字。

精就是经过加工提炼出来的精华，是政治小论文所追求的呈现形态。精之于政治小论文而言，就是要做到主题鲜明、联系准确、论据典型和论证严密。它是政治小论文的灵魂所在。一是

主题要鲜明。政治小论文的内容是充分体现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主题，不可能是老生常谈的空洞话题。因此在文章中要与时俱进地明确表示自己赞成（肯定、歌颂）什么，反对（否定、批判）什么，努力做到既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又要符合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还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二是联系要准确。要正确解读话题材料所传达的各种信息，将相关有用信息及时运用到小论文之中，为小论文的主题服务。因此，在保证观点正确外，还要努力做到信息与话题材料积极思维，使之更能的紧密结合、信息与教材相关内容紧密结合和信息与自己的思想认识紧密结合，调动自己的“下笔如有神”地准确传达出自己的思想认识。三是论据要典型。论据要典型是指在论证过程中使用的论据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精辟的注解力。因此，在政治小论文的写作中，所有的论据都要体现少而精的原则，才能达到以一当十的功效。在论据的运用中要注重事实论据和道理论据相结合的同时，要特别注重运用经过认真选择、概括和提炼后的事实论据，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的典型论据常常是最具说服力的材料，使用事实论据让事实说话，也是写好政治小论文常用的基本方法。四是论证要严密。论证就是组织材料证明观点的过程。如果说论题和论据分别是人的骨架和血肉的话，那么，论证就是人的纫带和肌腱。只有它才能将人的骨架和血肉联接起来，才会使人成为活泼健康的人。在政治小论文写作中如何进行有效的论

证呢？注意论证的逻辑性，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展开论证是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提出问题，就是提出论证的论题（观点），也就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提出问题既可以从话题材料提炼出来，也可以从教材内容中摘录出来。分析问题，就是论证“为什么”的问题。论证过程中一定要紧扣论点，综合运用论证材料去说清楚“为什么”。解决问题，就是要回答“怎样做”的问题。这主要是考查考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在阐述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时，不仅要用教材中所学的知识和理论，也要从国家、社会和自身等不同的角度提出措施和主张，而这些措施和主张要符合国家和社会的规定和自身的思想、生活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最后，要突出“美”字。

政治小论文的“美”是内容和形式和谐的有机统一体，是读者（教师或阅卷人）对作者（考生）论文认可程度的重要衡量尺度。因此，追求“美”既是考生写好政治小论文的重要目标，也是思想政治课教学创新的重要目标。政治小论文的“美”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从内容上看，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提出的问题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政治小论文针对性越强，就越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使作者对事物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更能影响读者对文章的认同，从而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2）论证过程具有逻辑思辩性。论证的过程就是说理的过程，也是考生独到思考和准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9篇

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Frey）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Ronbini）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①Alesina,A."Credibilityandpolicyconvergenceinatwo-partysystemwithrationalvote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8,Vol.78,pp796-806.

②Alesina,A.andR.Perotti,"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acriticalsurveyoftheliteratur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4,Vol.8,

【编者按】351-371.

③Alesina,A.andR.Perotti,"Fiscaldisciplineandthebudgetproces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Vol.86,pp401-407.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10篇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各个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动，面临诸多挑战与考验，政治稳定问题自然倍受关注。政治民主是政治稳定的直接的、重要的相关因素，围绕二者关系学术界有诸多讨论。本文拟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及运行机制

──即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梳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旨在探讨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政治稳定的功能、能否产生政治稳定的效应。

一、制度民主与体制民主

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有关民主的认识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展崐开的。对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古崐希腊城邦国家民主制度的标准

──“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治崐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①

即使在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在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仍有对于民主的追求，有着他们对于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及政治制度的理解。中世纪人在精神领域中皈依于神权。但就世俗关系而论，社会关系的有序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协调即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民主。奥古斯丁认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一种被安排得很好的秩序。秩序就是崐有差异的各部分得到最恰当的安排，每一部分都安置在最合适的地方。”在世俗对教会服从的前提下，世俗也受到教会的关怀与协调，便是中世纪的民崐主的制度安排。

卢梭是近代以来民主理论最重要的阐述者之一。卢梭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②

国家属于参加社会契约的全体人民，人民即国家，公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卢梭的民主理论不仅把西方的民主思想推到了空前激烈的制高点，也为西方崐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卢梭是人类历史上三个不同时代中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民主思想分别代表各自所处时代中普遍的民主观念

──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解。由于时代的差异，他们所论述的民主的制度含义和阶级属性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关于人类民主制度的观念仍然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即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民主概括为体现着平民主义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只不过平民主义的标准因时代差异而有所区别）。回顾人类民主理论发展演进的历史，不难看出：民主，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反映的是不同时代标准下的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对国家政治关系作出的平民主义的原则规定。当然，这种价值观念与原则最终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换言之，当某种平民主义的价值观念被以法律形式确定为国家意志的时候，一种民主制度便诞生了。传统的政治思维从总体上就是这样认识与思考民主问题的。从表象上看，这也就是为什么

──人们一直习惯于把民主归崐入判断政治制度性质的标准范畴。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民主问题认识的视角才逐渐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应首先归功于熊比特。熊比特对于传统的民主观念作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批判，熊比特指出：以平民主义的“人民的统治”定义的民主，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理念，在现实中却难于界定。而如果观念规范在现实中得不到经验的实证，这一规范也无法成立。事实上，传统的政治思维中，甚至连观察与实证民主的经验性手段都没有提出。熊比特不满足于传统政治思维对民主的理解，而要在新的层面上，以新的视角观察与认识民主问题。

在熊比特看来，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一种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方式。具体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表现为：政治精英竞取社会权力，人民选择政治领导的两个政治过程的统一，而选举则是其集中的表现形式。如果说现代西方社会是民主的话，它就具体地、实在地表现在选举之中。在政治体制层面上，选举程序即是民主。除此之外，人们不能说出民主还有什么其他崐的实际意义。

熊比特与卢梭的在民主观念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区别。卢梭揭示的是“制度的民主”──

对于崐国家及权力的价值规定；而熊比特更关注的是“体制的民主”──对于某种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

二、两种政治体制的结构与功能比较

从现实性看，民主建设的真正含义与其说是人们如何对国家及权力做出价值规定，还不如说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那些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同一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民主体制作为其实现形式，而不同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表现为相同的民主体制。因此，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体制就成了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关键。

所谓政治体制是指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权力结构即政治权力主体间相对固定的关系形式，表现为对权力主体权限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运作方式即行使权力的程序。集权与民主是两种基本的政治体制。

集权政体的权力结构内部为等级型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支配—

服从的方式进行；民主政体的权力机构内部为平等型的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博奕方式进行。集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各具特点，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集权政体要么具有绝对的稳定性，要么处于绝对的不稳定状态。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影响结构。集权政体的自稳功能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集权政体的等级结构产生了政治行为的高度同质性，上层政治角色的意图决定下层角色的行为，下层的行动满足上层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压力—稳定”机制。集权政体下的稳定性的前提是政治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的上层角色具有权威性，否则权力结构就难以稳定。这一前提条件导致了政治权力（机构）必须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排斥对于其权威可能构成的威胁，必须不断排斥来自体制内外的不同意见。换言之，“压力—稳定”机制具有使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的、政治的矛盾积累起来的负面效应。从另一方面看，集权政体下社会重大矛盾的解决只能以否定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为前提，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对政权的否定，终究会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权更迭。

民主政体常常处于相对稳定和相对的不稳定之间的平衡状态。民主政体的内部结构中的平等型政治关系决定了权力角色行为的异质性，这是该体制的相对不稳定性的原因所在。但由于民主政体下的权力精英间平等的政治关系，即政治角色之间具有形式上相等的影响力、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力又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平衡意味着稳定，民主政体内在的“平衡—稳定”机制导致了它的政治稳定功能。进一步讲，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具体表现为：

──缓释功能。在民主政体权力结构中平等的政治关系形成了权力精英间的制衡，同时也使政治权力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在没有绝对的政治权威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较为通畅，各种社会矛盾可以及时释放，不易积累、酿成危机。

──微调功能。民主政体下的权力运作采取博奕方式，各种政策的制订要经过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精英的反复交涉、协商最终达成妥协。这样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的政策、法规可以较好地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使社会矛盾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调整。

──整合功能。整合，是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的最重要的体现。利益矛盾与冲突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中的客观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不稳定因素。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在于：它使各种利益群体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或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这样，凡参与政治活动、提出利益要求的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在客观上都是以承认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为前提的；这样，各种利益群体提出的任何否定性的意见与要求，实际上都变成了肯定现行政权前提下的否定；这样，政权就将各种社会群体整合到了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从而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性与稳定性。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不同的政治体制对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民主政体的“平衡─稳定”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中大国的印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是极其艰难的，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社会结构复杂矛盾尖锐，这些都构成了印度社会发展的障碍，孕育着现代化道路上的危机。但是，令世人惊奇的是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现代化累赘的印度，在独立后五十多年中始终保持了基本的政治稳定。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建立了民主政体，1950年印度宪法生效，此后这部宪法经过了80次的修正案的补充和修正。1952年至1997年的45年间印度进行了13次大选，成立了13届民选政府。在民主政体下，印度社会并非风平浪静，民族、种姓、阶级、地区矛盾和冲突不断、此起彼伏，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不稳态社会的印度政治权力结构并不是强有力的集中制，平均每届民选政府执政时间不足4年。然而，在频繁的宪法、法律修改和政府变动条件下，在政治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印度社会却又保持了长时间的相对稳定。这充分表现了民主政体对于社会矛盾的适应、调节和整合能力。

在政治系统建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因需要解决矛盾的性质不同、任务不同，政治体制的稳定功能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对于不同体制的政治稳定功能的评价亦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政治系统在建立过程中，主要任务是克服旧矛盾，建立起新的政治关系，这时集权体制往往是有效率的，有利于坚决、迅速地克服旧矛盾、扫除旧势力。在政治系统成功地建立起来之后，新的系统内部关系就发生了转化，旧矛盾的消除意味着新矛盾的产生，但新系统中的新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消除，而是控制、调解和平衡。显然，民主体制更适合于这一阶段中的政治系统自我稳定的需要，也应当成为人们的明智的政治抉择。

三、民主过剩了吗？

在对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进行一番理论分析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广泛建立，使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也为人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于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便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即认为民主政体对于处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而似乎集权体制更合乎发展的需要。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曾提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③

此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权威主义”的发展理论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也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亨廷顿的“权威主义”在实践中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东亚模式”为支撑的。这一模式被认为是集权政体的发展模式的成功范例。

正当越来越的人们开始相信集权政体似乎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所谓的“东亚模式”却发生了危机。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遇到了明显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1997年年中以来蓄积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了，从7月份泰国的金融危机开始，一连串的金融—经济风暴席卷了大部分亚洲国家。其中韩国，这个80年代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奇迹”，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打击，导致了自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最严重的衰退。11月，韩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高达550亿，实际上宣布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破产，“东亚模式”向世界亮起了红灯。

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意识到了“东亚模式”的弱点。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模式”，韩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者。在这种模式下，集权的政治体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学者阿姆斯登在总结韩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时写道：“在韩国，并不是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对私有企业进行指导，而是由政府作出投资决策，每个企业不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运行，而是在一个受到控制的市场里运行。”④

台湾知名经济学家李国鼎先生在分析“东亚模式”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关系时也指出：“事实上，政府过去曾担任民营企业的代管人，新事业的创办人，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及冒最大的风险提供企业所需的贷款，这些工作在经济进步的国家，都是为眼光远大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所崐担任的”。⑤

在这种模式带来一些为人们所反复论及的好处的同时，也埋藏下了隐患，积累了弊端，这次席卷亚洲的危机正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与隐患的大爆发。

首先，政府动员机制造成了经济集团化与垄断。在集权政体之下，政府必然要集中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而集中与控制的有效途径即是扶植并左右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和行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在政府动员机制的推动下，韩国历届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特别是通过政府主导型、间接融资为主的投资体制，将经济资源集中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由家族管理的大型“财团”（CHAEBOL）的手中。目前，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的财产占了该国国民财富的1/3。这些财团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实行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战略，使韩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这样，一方面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运转缺乏灵活性；另一方面，大企业集团之间激烈竞争造成了经济规模的极度膨胀，形成“泡沫经济”。只要由于某种原因，经济快速扩张的条件被削弱，这种“泡沫经济”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韩国的这次危机就是由于财团经济的过度膨胀，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引发的。苏黎世肯帕财物公司的经济分析家黑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韩国的问题是一个经济模式失灵的问题”⑥而韩国经济过度膨胀的根子则在于集权政体下的政府动员机制。

其次，集权政体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亚洲的集权政体在工业化过程中利用政权力量强制实现社会稳定的同时，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地积累、加深和加剧。1961年5月18日，朴正熙发动军事上台后，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后称“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的名义宣布禁止一切工会活动。此后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均遭到了强行压制。1971年12月颁布的《关于国家保卫特别措施法》，此后于1972年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韩国政府对社会的统制达到了顶点，政府对工会、各类政治团体及普通公众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以暴力为基础的严格的社会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矛盾的公开表现，但绝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反而在不断地积累和激化社会矛盾。韩国在长达25年的专制集权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化运动一直没有停止，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终于爆发了“光州起义”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反独裁运动。

第三，集权政体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作和完善，引发严重的政治性腐败。集权政体一方面没有使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得到及时的缓释和解决；另一方面制造了一个与经济界联系密切的庞大的官僚体制，成为严重的权力腐败的温床。在集权政体下，政府广泛干预经济，政、企关系密切，进而造成了经济运行中的二元调节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两种性质、方法和目标均不相同的调节机制的左右，即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普遍发生在集权政体国家中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并非偶然，它恰恰是这种“二元调节”的直接后果。“二元调节”模式曾受到许多赞誉，被认为是“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政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所在。但人们却不应忽视其与腐败的密切联系。经济的二元调节造成了腐败的“非凸组合”：

A0B

<----------------------------------->

市场调节政府调节

（计划调节）

腐败

在上图所示导致腐败产生的“非凸组合”关系中，OA代表市场调节的加强，OB代表政府（计划）调节的加强，OD代表腐败的加强。在这种“非凸组合”中，假定A或B，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调节机制得到加强而相反方向的调节机制被减弱，都意味着腐败的经济动因减少。在二元调节的模式下，两种调节机制在配置资源的目的和方法上存在着矛盾，腐败便从这些矛盾中产生、成为一种经济需要。其典型的表现即是企业运用寻租行为通过政府而不是通过市场即可获取资源与利润。应当说，较为单纯的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或较为单纯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都是较少的和可控的，都不易发展为严重的政治性腐败。而唯独政府与市场两种调节机制大面积交叉和并存则容易造成大范围的腐败。

韩国的集权政体下出现的普遍、持久而严重的腐败现象为上述理论分析模式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韩国的三星、现代、乐喜金星、大宇、鲜京、双龙和韩国火药等七大财团中，出身于政界、军界的经营管理人员占其副经理以上的主要经营者总数的近17％。有资料表明，韩国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退职后几乎都有在财团企业担任高级职务的经历。⑦官、商人事结合化解了对经济活动的种种监督制约机制、废弛了法律，使腐败大行其道。腐败强化了发展的盲目性，从总体上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在经济扩张时期，韩国众多的财团和企业通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广施贿赂，大搞人情贷款、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了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腐败对经济及社会的危害暴露无余。

在这次韩国的危机中表现出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的双误现象，充分说明了集权政体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弊端。从长远来讲，集权政体既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不利于政治稳定。

东亚模式的危机已经在提醒人们：应当重新考虑政治体制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了，到底是集权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更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更有利于政治稳定？人们应该作出新的回答。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2页。

②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页。

③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20、516页。

④艾丽斯·阿姆斯登：《亚洲的下一个巨人：南朝鲜和后起工业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3期，第50页。

⑤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⑥《韩元的损失——韩国以往的政策无法医治今天的经济疾病》，载《华尔街日报》，1997年11月24日。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11篇

──即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梳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旨在探讨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政治稳定的功能、能否产生政治稳定的效应。

一、制度民主与体制民主

卢梭是近代以来民主理论最重要的阐述者之一。卢梭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②

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卢梭是人类历史上三个不同时代中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民主思想分别代表各自所处时代中普遍的民主观念

──人们一直习惯于把民主归崐入判断政治制度性质的标准范畴。

熊比特与卢梭的在民主观念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区别。卢梭揭示的是“制度的民主”──

对于崐国家及权力的价值规定；而熊比特更关注的是“体制的民主”──对于某种价值规定的实现形式。

二、两种政治体制的结构与功能比较

集权政体的权力结构内部为等级型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支配—

三、民主过剩了吗？

在对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进行一番理论分析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的经验。

在这种模式带来一些为人们所反复论及的好处的同时，也埋藏下了隐患，积累了弊端，这次席卷亚洲的危机正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与隐患的大爆发。

A0B

<----------------------------------->

市场调节政府调节

（计划调节）

腐败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2页。

②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页。

③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20、516页。

④艾丽斯·阿姆斯登：《亚洲的下一个巨人：南朝鲜和后起工业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3期，第50页。

⑤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⑥《韩元的损失——韩国以往的政策无法医治今天的经济疾病》，载《华尔街日报》，1997年11月24日。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12篇

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政治学分析必然涉及到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企业及其活动”的关注经常容易出现偏差从而必然导致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结果往往难以尽如人意。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在认识和处理的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问题上是犯过比较严重的形而上学错误，具体表现为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人们经常会很容易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的一种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不仅没有正确地解决“企业及其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没有真正地促进企业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且在根本上妨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和压抑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企业不仅是一个从事生产和销售的经济实体，而且也是一个鼓励和推进劳动者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实体，尤其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越来越重要。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世纪里，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大力培育和发展政治市场的同时，必须重视“企业及其活动”相关问题的研究，让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围绕“企业及其活动”相关内容所展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政治学视域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企业政治学》还没有最终形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及其活动”相关研究很难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如果不能从学科体系结构中来界定《企业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学科内容、学科特点和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那么必将导致《企业政治学》能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的产生，从而让“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研究停滞不前。为了更好地将“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就必须展开对《企业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内容界定、发展规律、研究方法等相关内容的基础性研究，从而最终构建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即《企业政治学》。

2《企业政治学》的建构及其内涵

一门学科能否构建和独立存在，不仅取决于是否有其研究之对象和解决之问题，还要取决于有其独立之理论，因为理论是经过整理的关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及答案的知识，是围绕学科结构体系将相互依存的概念和原则合理组合起来的知识体系。如此同时，一个新型学科的构建除了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完整的分析之外，还会由于此学科的研究深度、广度和力度的需要必然涉及到毗邻学科的相关知识的支撑，甚至对于某些特殊的学科而言，其毗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还会在根本上对其构建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要想构建一门新型的《企业政治学》学科的话，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需要描述“企业及其活动”的其它相关学科的支持。围绕“企业及其活动”业已形成企业会计学、企业经济学、企业组织学、企业行为学、企业管理学、企业伦理学等一些相对成熟的学科，这些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则天然地构成了《企业政治学》的理论支撑。因此，建构《企业政治学》除了对其研究对象和学科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地展开之外，也必须学习和借鉴其它关于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这些学科包括企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企业行为学、企业伦理学等。

企业经济学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运行规律，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是我国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其主要内容包括筹集资金、购买生产要素、组织生产、销售产品、分配收入、扩大再生产以及扭亏为盈等活动。除此之外，由于企业经济的运行离不开社会和整个国民经济，企业经济学还涉及与企业经济运行的外部条件相关联的一些内容，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宏观对微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和指导，企业对国家的遵从和调整等。企业管理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综合性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合理利用人、财、物、信息等资源来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就是以提高生产力、协调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企业在进行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时都直接体现为两个方面：即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管理主体必须是人，而管理客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财、物、信息等。这种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形成的管理关系就是企业管理中“本源”的管理关系，它与社会关系、技术性关系、法律性关系、经济性关系不同。企业伦理学是当代西方企业管理学流派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一门研究企业伦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是因管理学与伦理学的双向互动和交叉而产生的，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所谓企业伦理就是企业活动中的伦理，即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构成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企业伦理现象则包括企业的伦理行为、伦理选择、伦理评价、伦理悖论和伦理意识等；而企业伦理规律则是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构成的伦理关系种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处理所有关系应遵循的道德法则。通过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领域的“企业及其活动”的比较可以发展，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没有充分地进行挖掘和研究，还缺少通过政治学来界定“企业及其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导致《企业政治学》的缺位。为了更好地找准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位置，更好地发挥企业的政治功能，就必须使企业真正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并进行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来构建《企业政治学》。

《企业政治学》通过两种角度将企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探讨：其一是关系论的角度，即从企业与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入手的角度。社会行为是社会人互动中形成，但又相对独立于个体行为，在社会行为的过程，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组织）之间以及群体（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了一种关系结构网络，而每个关系网络的联结点都嵌入了社会的资源和规则。这种蕴含能量的关系网络结构既在企业组织中存在，同时企业组织本身也作为新的组织个体存在于更广的关系网络结构之中，这些关系网络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等序的而是差序分层的，并构成企业行为制度场的核心内容。因此，企业行为的过程是复杂而多向性的，面面俱到地把握企业行为的影响因素既不现实也无助于深刻理解企业行为的意义，因而，在学理上对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因素进行简单的类型化，抽离出其中关键成分就尤为必要，企业政治则是理解企业行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二是实体论的角度，即从企业和环境来进行研究。可以把企业政治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亦即外部政治和内部政治。前者是指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涉及的是企业行为与外部实体的权力关系，其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者代表企业整体利益的最高决策者，具体而言包括企业与政府机关和其他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其中面向政府的企业活动行为是企业政治的核心内容。企业政治微观层次是指企业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由企业组织内部的企业成员互动形成，是企业内人际关系的总和，其主体包括了企业组织中所有的自然人，由此构成的关系网络结构在每一个节点上都凝结着资源并影响着关系网内人的行为选择。企业微观政治属于企业内部成员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非正式渠道，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则和制度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除了影响企业成员的行为选择外，同时对于企业整体行为也具有影响力。内因是起决定作用，外因则是条件作用，但内因必须通过外因来发挥其重要作用。因此，企业的政治关系、政治风气、政治状态、政治秩序、政治机制等等文明与否、优良与否，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13篇

粮食政治学属性反映了粮食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时的内涵，而政府制定的粮食政策所引发的各种政治现象也决定于这种内涵。因而，粮食的政治学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政策施行可能带来的政治效益。

2如何用政治学属性评价粮食政策

2.1政治学属性为评价粮食政策提供合理的参考系

宽泛而论，评价体系的科学与否主要依赖以下几点：第一，评价广度，即能够评价的政策范围；第二，评价深度，即评价过程对标准的依赖程度，是否做到了紧密切合标准；第三，评价效度，即评价的结论能否为以后再评提供参考。

2.2政治学属性之下粮食政策优劣的标准

2.2.1粮食的政治学属性揭示

第一，粮食的生产是权力意识的开始。它是一切政治现象存在的基点。区域间粮食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对权力控制的范围和强度提出要求，这种要求随着粮食自身生产状况的变化而改变。第二，粮食的拥有是原始的权利象征。它的形成与发展构建了统治分级的基础和权利结构的模型，而与之相关的所有形式的土地制度，粮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为加强和巩固这种基础所做的努力。第三，粮食的分配决定权力统治的根基。粮食不同于其他的事物，它既是一个民族根本的生存资源，也是国家得以运转的根本政治资源，其自上而下流转分配的效率是衡量政府管理效果的基本指标。

2.2.2粮食政策优劣标准

第一，政策是否有利于改善区域间粮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如果政策仅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忽略了这种不平衡，没有相应措施来调整粮食生产资源的配置问题，那么政策就是有后期漏洞的。第二，政策是否有利于政府在国内外环境下加强对粮食资源运作的控制权。如果政策直接或间接削弱甚至丧失了对粮食运作的实质控制权，那么无论其起初的目标是什么，这种政策都是危险甚至不可取的。第三，政策是否有利于提高粮食集散分配流通的效率以保障改善民生。如果政策降低了粮食运作的效率，那么就会影响到人民生活质量，情况严重时会爆发政治危机。

2.3政治学属性评价粮食政策的理论过程

首先，分析粮食政策的背景，政府制定政策所处的时代格局和本国国情。然后，保持严谨态度去分析政策符合标准的程度。这种严谨性是保证评价客观的重要一环，我们只保持客观的态度对待研究的过程，而不涉及科学意义的探讨，分析政策也应严格参照其能否贴合粮食具有的政治学属性来进行，不进行主观的人文关怀。

3用粮食的政治学属性评价粮食政策

3.1用粮食政治学属性评价坚守1.2亿hm2红线政策

3.1.1坚守1.2亿hm2红线政策的背景

2006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1.2亿hm2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2007年3月5日，温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

3.1.2坚守1.2亿hm2红线的措施

国家为守住1.2亿hm2耕地红线，在《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了以下重要举措：第一，层层落实责任。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总责。第二，建立耕地保护数据库，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数据库系统的互连互通和数据的网络传输。第三，强化耕地占补平衡的法定责任。

3.1.3评价坚守1.2亿hm2红线的措施

首先，“层层落实责任到具体负责人身上”其实就是以行政力量为中介，法律为后盾，加强对粮食资源运作的控制。“建立耕地保护数据库”可以揭露区域间粮食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清晰面目，为改善这种不平衡提供依据。“强化耕地占补平衡的法定责任”，“落实非农业用地建设对耕地的回补制度”和“大力推进整理复垦开发，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就是在维持土地资源配置的平衡和稳定，避免政府对耕地资源管理的逐步失控。可以看到，这项政策的内涵符合粮食具有的前两点政治学属性，而没有违背第三点。综上，当前，虽不能论断政策实施的细节是否是目标整合后的最优选择，但至少没有违背粮食具有的政治学属性，可以说，这项政策不是缺陷政策。

3.2评价我国应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政策

3.2.1转基因农产品相关政策的背景

转基因农产品对人体和环境的安全问题在国际上引发热议，各国出自利益的权衡致使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态度不一。欧盟、日本对转基因农产品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并且迅速出台法律加以限制相关农产品的流入，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则采用宽松的进出口政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相关的转基因农产品政策便应运而生，。

3.2.2应对转基因农作物的政策

我国为应对转基因农作物的贸易制定了一些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1996年7月10日，中国农业部为应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发展，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管理实施办法》。2000年6月6日，政府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并且在2002年3月20日付诸实施。中国国家质监总局也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制定了《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这些法律文件说明了转基因农产品的范围，对其监督、检查、研究、生产、加工、进出口、经营和相关的罚则都做了规定。

3.2.3评价应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政策

1)从政策是否利于改善区域间粮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来看。

由于转基因种子有可能对本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预料的恶性后果，转基因果实对身体健康可能具有潜在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长期的影响，所以，我国政府对转基因农产品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截至2014年，通过我国法律获得批准，用作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仅有棉花和番木瓜，而批准进口的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和甜菜5种作物仅用做加工原料，不得改变用途，不可在国内种植。这意味着至今我国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种植。可以看到，对那些可用作粮食用途的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油菜，甜菜的管理是很严格的。若此类作物管理宽泛，出现生态环境的紊乱，就会对各区域间粮食生产的稳定模式产生不良后果，给粮食生产的平衡带来恶性因素，甚至造成粮食运营系统的瘫痪，最终威胁到国家的粮食。

2)从政策是否利于政府在国内外环境下加强对粮食资源运作的控制权来看。

虽然政策并未提高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粮食运作的控制权，但由于我国对转基因农产品保持审慎，政策严格限制了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适用范围，即便现今科技手段不能达到全面控制的程度，也已将其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严格控制在了可挽救的范围。因此，政策也并没有使政府丧失对粮食运作的实质控制权。

3)从政策是否利于提高粮食集散分配流通的效率以保障改善民生。

政策指导下，转基因粮食作物的介入是在有序控制下进行，而且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只用于加工原料，而不像一些国家那样大面积种植，所以，转基因粮食作物的运营过程并未降低粮食分配流通的效率，对民生也未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4结语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政治文明政治主体政治素质

人类文明是一个大系统，大体上划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部分。物质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内容，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内容。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所取得的所有的积极的政治成果，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

政治文明对大学生政治素质的要求

1.大学生政治意识的现代化

对于人的现代化，有学者提出了12种意识或观念：⑴自主意识；⑵民主意识；⑶参与意识；⑷竞争意识；⑸改革意识；⑹超前意识；⑺集体观念；⑻科学观念；⑼法制观念；⑽时间观念；⑾价值观念；⑿效益观念。[1]具体政治意识领域，我们认为大学生政治意识的现代化包括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等。下面简单谈谈前三种意识。

首先是主体意识。主体意识促是公民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现代公共生活当中，共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但是，目前部分大学生并未真正意识到或者并未真正理解主体意识，一方面受到臣民意识的束缚，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不强；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主人意识，依据自己不成熟政治认识，对政治现实进行非理性的批判，往往是只“破”不“立”。

二是权利意识。大学生不仅应当知晓自己享有权利、如何行使权利，还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权利。事实上，我国大学生并不缺乏权利意识，缺乏的是正确行使权利、正确主张权利的意识。我们知道，主张自身权利，不仅仅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也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秩序。从这种意义上说，主张权利的精神是衡量大学生权利意识的重要标准。

三是责任意识。大学生应意识到履行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义务，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大学生应该认识到自己在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我国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日益增强，但是，在实际参加政治生活时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相脱节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这种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与目前我们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体制建设不完善有关，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意识的缺失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大学生现阶段政治素养与现代政治理性之间的差距。

2.大学生政治知识的全面化

政治知识是指公民对政治生活规范和准则的掌握情况，以及接受有关政治生活方面信息的程度。我们这里的政治知识既包括政治理论知识，也包括政治参与的技能知识。

首先，政治认同感依赖于对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对大学生来说，如果拥有较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就不会随形势变化而多变，也避免了对政治问题认识的迟钝和肤浅。大学生基于对国家政治活动价值理念的深刻理解，才会产生较强的政治认同感。

其次，政治参与技能有赖于对政治程序的熟悉。大学生如何灵活运用公民权利以保护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和方法，可能也对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大学生政治参与水平较低且目的性参与少和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参与知识、规则和技能，于是，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与低下的政治参与知识和技能就会发生冲突和矛盾，而这种冲突和矛盾又往往会给社会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现代市场经济逐步将政治世俗化、理性化、大众化，传统政治运作过程由过度经验化走向制度化、程序化、公开化。为适应政治文明这一发展趋势，大学生应掌握较全面的政治知识。

大学生政治行为的理性化

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无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推动力量，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大学生渴望运用手中的权利表达政治意愿和利益要求，借以影响国家政治运行尤其是政治决策。毫无疑问，这种趋向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有利于整个政治文明的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部分大学生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非理性甚至非法的偏差行为，这突出表现为大学生政治行为目的的盲目性和行为方式的不规范性。这两种偏差严重阻碍了政治行为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等消极因素。因此，大学生政治行为的理性化应强调行为目的的理性化和行为方式的理性化。

首先，大学生政治行为目的的理性化。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应是处于对某一政治问题真正关心的目的、运用扎实的政治知识对政治现实作出正确判断后，自愿、主动的政治行为，而不是盲目的人云亦云、一哄而上。大学生在没有准确把握社会的最高利益，没有理解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盲目地或以消极的心态进行政治参与，只会对民主造成破坏。

其次，大学生政治行为方式的理性化。政治活动是项理性的活动，只有激情和冲动无济于事。因此，大学生应使自己的政治行为符合法律、制度和程序的要求，符合政治发展的要求。

政治行为的理性化如何，政治行为是否纳入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政治行为的效能如何，与预期的效果、宗旨是否统一，这些综合性指标便成为政治行为文明乃至政治文明不可缺少的要素。

参考文献：

政治论文政治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浅析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当前，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企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如何在逆境中求发展，困境中求生存，可以说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本保证，企业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思路，对症下药，才能绝地逢生，稳定发展。

一、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1.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所有工作的生命线，是企业不可缺少的生产力要素之一。思想政治工作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为了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目的，通过教育活动，用本阶级的思想去影响广大社会成员，使其接受它并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和形成一定的行为意识，从而支配人们自觉地去行动的活动。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

摘要的力量，使企业在和谐中生存，前进中发展. 二、对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问题的分析

1.思想、价值观念的错误观点严重影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西方通过各种形式、途径对我国思想政治的渗透，以及各种腐朽思想的广泛影响，使当前企业职工的思想价值观念形成了错误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多种分配方式的实行，使企业职工的收入拉开了档次政治论文，职工在收入和分配上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职工过分地关切工资奖金，认为工资奖金的多少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从而心理不平衡，影响了工作的情绪，也影响了企业的工作。有些领导干部为了自己的私欲，甚至铤而走险，挪用企业的大量资金，触犯了法律。由于错误的思想、价值观已经在企业领导干部和职工内部生根发芽，所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势必受到这些腐朽思想的阻碍，从而影响企业的形象和正常进程.

2.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方法方式上走老路. 目前，很多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仍然是一条老路。很多企业大搞形式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弄清楚，却盲目地做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形式上仍然是你听我说式的教育，缺乏渗透性、吸引力和感染力。许多企业职工抱着被强迫接受教育的态度来听讲，很难产生好的效果。在这种传统枯燥的宣传教育形式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无法深入人心，企业领导和职员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最终思想政治工作得不到合理开展，企业的发展停滞不前，效益一落千丈。 3.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受重视。

当前很多企业只重视效益，而忽略了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企业领导与职工群众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领导和职工之间缺少交流和沟通论文网。在企业中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环境，导致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很好进行. 三、解决企业思想政治问题的对策 1.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在内容、形式上有所改变。

为顺应时展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形式上首先要有所改变。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太单一，企业领导应结合企业的改革和生产实际，动脑筋想办法，采取多层次、多内容的全方位教育，把单一的灌输式扩展为讨论式、演讲式，并借助媒体进行直观形式的教育，使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枯燥无味。同时，领导在向职员宣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时，也应该采取平等、讨论的方式，以亲切自然的态度与他们协商，从而使企业领导和职员间相互信任、相互理解，更加能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2.新形势下，不断创新完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创新是现代企业文化的精髓，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因此要把创新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定位。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政治优势和光荣传统，越是经济发展，越要发挥这种优势传统。目前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倡导创造性思维，使思想政治工作有创造性、超前性和开放性，使思想政治工作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

思想政治工作应避免形式主义政治论文，应围绕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充实思想政治工作。要建立齐抓共管的组织领导机制，建立规范有序的管理机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正常运转。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不利的一些观念陈旧、知识老化等现象，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培养高素质的领导队伍，及时补充新鲜血液，营造有利于工作开展的良好环境。

3.要把以人为本的思想放在企业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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