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我们以狭义的概念来理解和论述创业。创业指的是“从零开始创办一家新企业”；创业企业指的是“新创建的企业即新创企业”。由于当代的创业大多发生在高科技领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进环保技术等，因此，本文中的当代创业企业，特指“新创立的当代科技创新型企业”，其创业者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

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创业企业的诞生始发于创业者的创业劳动，创业劳动实际上是科技创新劳动的拓展与延续，科技创新劳动是创业劳动的“源”与“核”。探寻当代创业企业的经济性质，其出发点和关键就在于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性质的理解。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有机融合科学与技术内在禀性的高智力劳动。从劳动形式上分析，这种高智力劳动是一种高度复杂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复杂劳动和智力劳动，更完全不同于简单劳动或体力劳动，呈现出自身所特有的异质性。（注：这里的“异质性”是从具体劳动的层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层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抽象劳动是无差异的。）

1.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与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

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机器发明、机械制造、工艺设计等行为中的创新劳动相比较，由于市场深化与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专业化水平更高。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消费需求更趋个性化的当代经济生活中，科技创新活动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确定极其明确的目标，瞄准极其清晰的制高点和攻关领域，专注于特定的活动对象与活动空间。这集中体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它要求接受更为专门化的教育与训练，要求培育更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要求掌握更为精、尖、新的知识与拥有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实验能力。

与高度专业化相适应的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高度专业化的学习、研究、创造与实践，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积淀后，往往形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能力与劳动品质而表现为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这种高度专用性的劳动形态，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为“沉没”资产，其内在的价值就大大受损。

2.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

(1)体现为产品市场需求的先导性与创造性。飞跃式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物化产品具有优质的消费属性（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一个成功的高科技产品（包括有形的商品与无形的服务）的开发与问世，往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适应了市场需求者的消费趋势，强有力地引导着市场消费的方向，强劲地改善着人们的消费结构，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当代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兴起和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赋予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以新的内涵。

(2)体现为产品效用的高度创造性。当代高科技产品是一种高知识密集型产品，从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说，单位产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某一种或几种需要。①当代科技创新是对自然物质属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区别于传统工业机器生产在性质上仅仅是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加工和表层属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刘诗白，2001）。因此，较之传统工业生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能够带来劳动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式的提高，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高科技生产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所耗费的非核心技术或产品的其他物质资源的成本极低，高科技产品在批量生产下边际物质成本几乎为零。②高知识密集型产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费品更适合消费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费者个体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更为内在、真实的需求，能迎合消费者对单元产品的高质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识含量的消费品由于更能满足现代人的文明消费和审美情趣，从而富有高效用。

(3)体现为产品价值的高度创造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比马克思笔下的工程师一类的“高级工人”的所谓一般“复杂劳动”更高层次的“高度复杂劳动”，是一般复杂劳动的倍加。这种高度复杂劳动，比起一般复杂劳动，具有以下两个更为突出的特点：①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更高。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劳动的专业化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它需要更为扎实的科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更为丰富的实践与实验经验。因此，科技劳动力的形成，需要投入更高的学习教育费用；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劳动强度，是一种高强度的劳动力耗费，需要有较高的劳动力的补偿费用。另外，由于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社会化（即是高度社会结合和社会协助的劳动），创新者的劳动能力实际形成费用中还必须包含间接参与科技创新的社会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费用（刘诗白，2001）。因此，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而言，其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应该高于一般复杂劳动。②劳动力使用创造的价值增值更大。高品质的科技创新产品的成功问世，在一定时期内往往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由此获得了可观的“超额利润”。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与一般劳动产品相比，在高科技产品中，其所耗费的物质资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劳动力价值V部分与价值增值M部分却以更大比例上升。这样，在同一单位时间内，C+V+M在整体上是大大提高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同样能够换算为“自乘的”“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较一般复杂劳动能形成更高的价值。

3.价值创造的高度风险性

一方面，某种创意、想法、灵感要转化为现实的物化产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续探索、高度关注，需要反复试错、重复实验，最终仍有可能失败。这期间不仅要投入大量的、常人难以想像的精力，还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物质资源。失败的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事人要承担着极大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研发取得了现实的物质载体，由于当代科技创新的快节奏和当代市场演变的高速度，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当代科技产品周期极短，产品更新速度极快，市场竞争又日趋激烈，这使得在高科技产业中，某一项技术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难以得到能够赖以生存的市场份额，从而成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硅谷中平均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风险性。

4.效应产生的高度非线性

一般性的生产性劳动或简单劳动，其效应的产生往往是直接而明显的、即期而平稳的，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恒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则与此不同，其效应的产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以及跳跃性。科技劳动者价值的创造并不完全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并不完全是当期就能表现出来的，有的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体现出来；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并不完全是连续的，而是阶段性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或价值创造之间不是一种恒定的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而往往呈现出一种倍增或倍减的非恒定关系即非线性关系。

5.集聚社会资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创新劳动，作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具有强大的集聚社会资源的功能。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资本往往是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发动机和粘合剂，处于资源组合的核心地位。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已经独立地走向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及其特征，强有力地吸引着其他的社会经济资源与之结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渗透，呈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所特有的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才出现了当代的“创业革命”即创业职能的职业化现象与趋势。

在当代创业企业中，出资者不仅与经营管理者实现了分离，而且与创业者也实现了分离。事实上，当代计算机、因特网、通信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工作者在风险资本支撑下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像康柏电脑、美国在线、E-Bay、雅虎等这些享誉全球的明星企业，正是创业革命进程的产物与见证。原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知名高科技企业，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担任经营层职务。他不仅不介入企业成立后的营运管理，甚至对技术开发本身，也是只讲创意而不问实施。这样，克拉克成了一个纯粹的创业者。他的职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优势，即在于对技术发展方向作出敏锐的判断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创意。

二、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与一般的生产性劳动最大的区别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该劳动报酬形式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从构成上看，科技创新劳动报酬(Y)应该包括和体现为以下几种收入形式：①工资性收入A。这是一种再生产劳动力费用，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的初级或低级形式。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收入更主要地是体现在其他的非工资性收入形式上。②风险收入B。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专用性以及价值创造的高风险性特征，使得科技劳动者承担着极大的市场风险、生产风险与财务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承担者应该获得相应的风险收入。③超额收入C。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带来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源泉是科技创新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额利润的创造者应该获得相应的超额收入。④非线性收入D。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效应的产生和价值创造的高度不确定性即非线性使得企业利润的实现也呈现出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实现的非线性特征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收入报酬形式即非线性收入。⑤创业收入E。当代科技创新劳动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吸性带来了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实现了资源配置状态和经济组织状态的创新，从而产生了创业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者应该获得创业收入。

当代科技创新者的劳动报酬是由以上几个部分共同组成的，即Y=A+B+C+D+E。（注：严格地讲，B、C、D、E各种形式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交叉或部分重叠的可能性。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本文中暂且不考虑这种情况，这并不影响问题的探讨与结论。）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难以全面地反映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式中的B、C、D、E等非工资性收入形式都是由科技创新劳动的自身属性带来的，是特殊的劳动报酬形式，不能把它们完全归类于非劳动属性的收入，这是一种根植于科技创新劳动基础上的市场化收入。

由多层次、多元化的收入形式构成的报酬结构特征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特殊性、复杂性与艰巨性：①由于风险是不可计量的，与其相应的风险收入就是难以直接测算的。②超额利润是个事后变量，而且是极不确定的。通过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以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给付，根本无法真实体现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价值形成功能。超额收入是无法事先计量的。③创造价值的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点决定了一次性计量和当期计量的非科学性，人为计量或计划计量也必然是失真的。非线性收入是难以进行一次性计量或当期计量的。④创业收入是集合了多种要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组织租金”，这种“组织租金”只能以某种特殊的“剩余索取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总而言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无法直接地、一次性地、事前地给予定价的。很显然，无论是采用单一的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还是采用传统的年薪制、奖金制或业绩提成制等一般性的剩余索取的形式，都是无法真实、全面反映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价值的。科技创新者的风险收入、超额收入、非线性收入、创业收入是高度不确定的，多层次、多元化、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报酬结构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三、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对这种劳动报酬的计量只能采取间接的、重复的、持续的、适合于不确定性状态的定价机制。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定价机制实质上就是市场中的企业定价机制。由科技创新者自身创办企业，拥有创业企业的所有权，就是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计量的一种较好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1.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

多元化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首先表明了市场无法对它进行直接定价，只能采取间接定价的迂回方式，即先是通过市场对“劳动的实体”的交易进行直接定价后再来间接反映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仅仅反映科技劳动者的一般工资性收入部分，而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都只能通过“劳动的实体”的交易来体现和获取。这里所谓的“劳动的实体”是指劳动的物化产品（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或劳动者劳动持久性投入的组织载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个“劳动的实体”就是企业本身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产品源于企业的生产机制，离开了企业最基本的生产，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产品的提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离开了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服务性商品的企业也具有生产），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企业内在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要实现对科技创新劳动的间接定价，只能采取企业组织的迂回计量方式。

2.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

我们知道，现代企业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企业契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体，是某个“中心签约人”与一系列市场上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产物（阿尔钦、德姆塞茨，1972；詹森、麦克林，1976；巴泽尔，1989）。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的交易机制的内涵。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一个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分析，企业的交易机制体现为企业主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易。各种市场主体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着计量，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就是在这样的相互交易过程中实现的。下面我们对此分别作简要分析。

(1)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①风险资本市场上风险资本家的计量。一般来说，风险投资家是按照某创业者预期会创造出最高价值的标准，从每个研发项目中选定一个进行阶段性融资以使项目得以完成。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之间存在着阶段性博弈，他们之间是进行着一场锦标赛，只有那些能产生最高的预期价值的创业者才能得到在第三阶段完成项目所必要的资本。这种“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青木昌彦，2000）最显著的功能是风险资本家在一群创业者的试错过程中能够把确实具有创业才能且能带来最高预期价值的创业者甄别出来。实际上，这种特殊的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也是风险资本家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定价机制。科技创新劳动所内含的的真实价值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性锦标赛式的治理过程中一步步反映出来的。这种灵活的治理机制有效地反映了科技创新劳动的高风险性与非线性。②股票市场上社会投资者的计量。人们借助于股票或由其派生的股票期权等种种金融工具，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巧妙地实现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多次重复地间接定价。在股票市场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内生力量相互运动、博弈和共同作用而自发生成的股价信号内在地包含了科技创新劳动的种种特性。投资者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买或卖来判断和决定创业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是通过股票市场上提供的价格信号来预期某种高科技产品的内在价值，更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生成机制来对不可捉摸的充满高风险性的科技创新劳动进行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定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对科技创新劳动“出价”并最终形成了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这样，借助于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现了科技劳动力市场上无法直接计量的定价机制的转移，实现了企业内部进行计量的艰巨性到企业外部的资本市场的转移。

(2)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和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消费者日常的“货币选择”行为表面上看是对科技消费产品的购买，实际上是在进行着对凝结在科技产品身上的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化计量，这一点无需多言。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创业企业与众多的供应商之间的产品交易过程，也体现了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意义。供应商对购销合约的履行状况、供应商的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热情度大小，创业企业外部网络化中各相关协作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形成价值功能的判断与预期，直接或间接体现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效应发挥的现状或未来潜力的许可或质疑。这些都是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计量的表现。

(3)劳动力市场上非科技创新劳动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科技创新者的创业收入、超额收入等非合约性收入的获得，是建立在企业内其他非科技创新劳动者之间相互协作产生的“集体力”基础上的。劳动者对各自雇佣合约的执行态度、劳动力的流动势态，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集体力”的形成。劳动力市场上供给方的“出价”行为以及从业者对他们所工作的企业的认同感，不仅体现了劳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是劳动者对创业者的价值创造功能的评价。

以上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异质性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计量，本来应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由供需双方来解决或应在企业内部由创业者与其他要素所有者各方来解决但又难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却在多元的市场交易中由千千万万的“局外人”解决了。在这多元的市场上，无数的经济主体以各自的方式相互作用、综合交织，共同计量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市场经济中，具备这样的通过多元化的市场交易重复多次地间接地进行的综合定价机制，除了企业组织外别无他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个多元市场性的综合定价机制。

3.企业的产权机制适应了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特征

所谓企业的产权机制，这里是指由各种要素产权的让渡而形成的企业所有权尤其是剩余索取权的安排机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对企业剩余的高效率配置。让最为关键性的要素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获取剩余，是一个有效率的企业产权机制的应有之意。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高度稀缺性资源，是当代企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科技创新者通过创办企业，必然要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因此其报酬收入主要是以索取剩余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样的获取收入的方式，恰恰最大程度地适应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特征，符合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参考文献】

[1]刘诗白：《论科学力》，载《经济学家》2002年第3期。

[2]刘诗白：《论科技创新劳动》，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3期。

[3]林强、江彦福、张健：《创业理论及其架构分析》，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

[4]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著，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吴敬琏：《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6]钱颖一、肖梦：《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7]连建辉：《融资制度与企业家筛选机制》，载《改革》2002年第3期。

[8]Amit,R.,Glosten,L.,&Mueller,E.,(1993):ChallengetoTheoryDevelopmentinEntrepreneurshipResearch,[J].JournalofManagementStudies,Vol:30Iss:815-834.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2篇

本文我们以狭义的概念来理解和论述创业。创业指的是“从零开始创办一家新企业”；创业企业指的是“新创建的企业即新创企业”。由于当代的创业大多发生在高科技领域，如信息、生物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进环保技术等，因此，本文中的当代创业企业，特指“新创立的当代科技创新型企业”，其创业者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

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创业企业的诞生始发于创业者的创业劳动，创业劳动实际上是科技创新劳动的拓展与延续，科技创新劳动是创业劳动的“源”与“核”。探寻当代创业企业的经济性质，其出发点和关键就在于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性质的理解。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有机融合科学与技术内在禀性的高智力劳动。从劳动形式上分析，这种高智力劳动是一种高度复杂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复杂劳动和智力劳动，更完全不同于简单劳动或体力劳动，呈现出自身所特有的异质性。（注：这里的“异质性”是从具体劳动的层面上所作出的分析，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层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抽象劳动是无差异的。）

1.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与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

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机器发明、机械制造、工艺设计等行为中的创新劳动相比较，由于市场深化与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专业化水平更高。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更趋激烈、消费需求更趋个性化的当代经济生活中，科技创新活动要取得成功，必然要确定极其明确的目标，瞄准极其清晰的制高点和攻关领域，专注于特定的活动对象与活动空间。这集中体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它要求接受更为专门化的教育与训练，要求培育更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要求掌握更为精、尖、新的知识与拥有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实验能力。

与高度专业化相适应的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高度专业化的学习、研究、创造与实践，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积淀后，往往形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能力与劳动品质而表现为劳动形态的高度专用性。这种高度专用性的劳动形态，一旦移作他用，往往成为“沉没”资产，其内在的价值就大大受损。

2.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

（1）体现为产品市场需求的先导性与创造性。飞跃式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物化产品具有优质的消费属性（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一个成功的高科技产品（包括有形的商品与无形的服务）的开发与问世，往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适应了市场需求者的消费趋势，强有力地引导着市场消费的方向，强劲地改善着人们的消费结构，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当代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兴起和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赋予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以新的内涵。

（2）体现为产品效用的高度创造性。当代高科技产品是一种高知识密集型产品，从而富有高效用。也就是说，单位产品具有更大的有用性，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某一种或几种需要。①当代科技创新是对自然物质属性和自然能力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区别于传统工业机器生产在性质上仅仅是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加工和表层属性的自然能力的利用（刘诗白，2001）。因此，较之传统工业生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能够带来劳动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式的提高，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同时，高科技生产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所耗费的非核心技术或产品的其他物质资源的成本极低，高科技产品在批量生产下边际物质成本几乎为零。②高知识密集型产品更具“人性化”特征。高科技消费品更适合消费者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符合消费者个体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更为内在、真实的需求，能迎合消费者对单元产品的高质量多功能提供的要求。高知识含量的消费品由于更能满足现代人的文明消费和审美情趣，从而富有高效用。

（3）体现为产品价值的高度创造性。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比马克思笔下的工程师一类的“高级工人”的所谓一般“复杂劳动”更高层次的“高度复杂劳动”，是一般复杂劳动的倍加。这种高度复杂劳动，比起一般复杂劳动，具有以下两个更为突出的特点：①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更高。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劳动的专业化特征表现得极为明显，它需要更为扎实的科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积累，需要更为丰富的实践与实验经验。因此，科技劳动力的形成，需要投入更高的学习教育费用；当代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劳动强度，是一种高强度的劳动力耗费，需要有较高的劳动力的补偿费用。另外，由于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社会化（即是高度社会结合和社会协助的劳动），创新者的劳动能力实际形成费用中还必须包含间接参与科技创新的社会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费用（刘诗白，2001）。因此，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而言，其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应该高于一般复杂劳动。②劳动力使用创造的价值增值更大。高品质的科技创新产品的成功问世，在一定时期内往往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由此获得了可观的“超额利润”。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与一般劳动产品相比，在高科技产品中，其所耗费的物质资源C部分可能下降，但是劳动力价值V部分与价值增值M部分却以更大比例上升。这样，在同一单位时间内，C+V+M在整体上是大大提高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同样能够换算为“自乘的”“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较一般复杂劳动能形成更高的价值。

3.价值创造的高度风险性

一方面，某种创意、想法、灵感要转化为现实的物化产品，需要“苦思冥想”、持续探索、高度关注，需要反复试错、重复实验，最终仍有可能失败。这期间不仅要投入大量的、常人难以想像的精力，还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物质资源。失败的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事人要承担着极大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研发取得了现实的物质载体，由于当代科技创新的快节奏和当代市场演变的高速度，同样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当代科技产品周期极短，产品更新速度极快，市场竞争又日趋激烈，这使得在高科技产业中，某一项技术往往只有NO.1是成功者，NO.2以下大都难以得到能够赖以生存的市场份额，从而成为市场竞争的失败者。硅谷中平均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就充分表明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风险性。

4.效应产生的高度非线性

一般性的生产性劳动或简单劳动，其效应的产生往往是直接而明显的、即期而平稳的，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恒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劳动则与此不同，其效应的产生往往不是直接和即期的，更多的是具有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以及跳跃性。科技劳动者价值的创造并不完全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并不完全是当期就能表现出来的，有的要经过一段时期才能体现出来；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并不完全是连续的，而是阶段性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付出与其所产生的效应或价值创造之间不是一种恒定的比例关系即线性关系，而往往呈现出一种倍增或倍减的非恒定关系即非线性关系。

5.集聚社会资源的高度粘吸性

科技创新劳动，作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关键性资源，具有强大的集聚社会资源的功能。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资本往往是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发动机和粘合剂，处于资源组合的核心地位。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作为一种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已经独立地走向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及其特征，强有力地吸引着其他的社会经济资源与之结合，并相互耦合、相互渗透，呈现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所特有的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才出现了当代的“创业革命”即创业职能的职业化现象与趋势。

在当代创业企业中，出资者不仅与经营管理者实现了分离，而且与创业者也实现了分离。事实上，当代计算机、因特网、通信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工作者在风险资本支撑下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像康柏电脑、美国在线、E-Bay、雅虎等这些享誉全球的明星企业，正是创业革命进程的产物与见证。原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的非吉米·克拉克先生就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克拉克先后成功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知名高科技企业，却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中担任经营层职务。他不仅不介入企业成立后的营运管理，甚至对技术开发本身，也是只讲创意而不问实施。这样，克拉克成了一个纯粹的创业者。他的职能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优势，即在于对技术发展方向作出敏锐的判断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创意。

二、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与一般的生产性劳动最大的区别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该劳动报酬形式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从构成上看，科技创新劳动报酬（Y）应该包括和体现为以下几种收入形式：①工资性收入A.这是一种再生产劳动力费用，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的初级或低级形式。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收入更主要地是体现在其他的非工资性收入形式上。②风险收入B.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度专用性以及价值创造的高风险性特征，使得科技劳动者承担着极大的市场风险、生产风险与财务风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承担者应该获得相应的风险收入。③超额收入C.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物化产品的高度创造性带来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源泉是科技创新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额利润的创造者应该获得相应的超额收入。④非线性收入D.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效应的产生和价值创造的高度不确定性即非线性使得企业利润的实现也呈现出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实现的非线性特征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收入报酬形式即非线性收入。⑤创业收入E.当代科技创新劳动集聚社会资源的高粘吸性带来了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实现了资源配置状态和经济组织状态的创新，从而产生了创业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者应该获得创业收入。

当代科技创新者的劳动报酬是由以上几个部分共同组成的，即Y=A+B+C+D+E.（注：严格地讲，B、C、D、E各种形式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交叉或部分重叠的可能性。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本文中暂且不考虑这种情况，这并不影响问题的探讨与结论。）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难以全面地反映出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式中的B、C、D、E等非工资性收入形式都是由科技创新劳动的自身属性带来的，是特殊的劳动报酬形式，不能把它们完全归类于非劳动属性的收入，这是一种根植于科技创新劳动基础上的市场化收入。

由多层次、多元化的收入形式构成的报酬结构特征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特殊性、复杂性与艰巨性：①由于风险是不可计量的，与其相应的风险收入就是难以直接测算的。②超额利润是个事后变量，而且是极不确定的。通过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以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给付，根本无法真实体现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高价值形成功能。超额收入是无法事先计量的。③创造价值的潜在性、时间性、动态性、跳跃性特点决定了一次性计量和当期计量的非科学性，人为计量或计划计量也必然是失真的。非线性收入是难以进行一次性计量或当期计量的。④创业收入是集合了多种要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组织租金”，这种“组织租金”只能以某种特殊的“剩余索取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总而言之，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是无法直接地、一次性地、事前地给予定价的。很显然，无论是采用单一的固定合约的工资形式，还是采用传统的年薪制、奖金制或业绩提成制等一般性的剩余索取的形式，都是无法真实、全面反映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价值的。科技创新者的风险收入、超额收入、非线性收入、创业收入是高度不确定的，多层次、多元化、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报酬结构充分体现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计量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三、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决定了对这种劳动报酬的计量只能采取间接的、重复的、持续的、适合于不确定性状态的定价机制。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定价机制实质上就是市场中的企业定价机制。由科技创新者自身创办企业，拥有创业企业的所有权，就是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计量的一种较好的市场性综合定价机制。

1.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

多元化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首先表明了市场无法对它进行直接定价，只能采取间接定价的迂回方式，即先是通过市场对“劳动的实体”的交易进行直接定价后再来间接反映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交易仅仅反映科技劳动者的一般工资性收入部分，而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都只能通过“劳动的实体”的交易来体现和获取。这里所谓的“劳动的实体”是指劳动的物化产品（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或劳动者劳动持久性投入的组织载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个“劳动的实体”就是企业本身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产品源于企业的生产机制，离开了企业最基本的生产，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产品的提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离开了企业的生产机制（提供服务性商品的企业也具有生产），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企业内在的生产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间接定价的基础。要实现对科技创新劳动的间接定价，只能采取企业组织的迂回计量方式。

2.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

我们知道，现代企业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企业契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体，是某个“中心签约人”与一系列市场上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的产物（阿尔钦、德姆塞茨，1972；詹森、麦克林，1976；巴泽尔，1989）。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的交易机制的内涵。企业的交易机制提供了一个对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进行多次重复地间接计量的平台。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分析，企业的交易机制体现为企业主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易。各种市场主体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进行着计量，科技创新劳动报酬就是在这样的相互交易过程中实现的。下面我们对此分别作简要分析。

（1）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①风险资本市场上风险资本家的计量。一般来说，风险投资家是按照某创业者预期会创造出最高价值的标准，从每个研发项目中选定一个进行阶段性融资以使项目得以完成。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之间存在着阶段性博弈，他们之间是进行着一场锦标赛，只有那些能产生最高的预期价值的创业者才能得到在第三阶段完成项目所必要的资本。这种“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青木昌彦，2000）最显著的功能是风险资本家在一群创业者的试错过程中能够把确实具有创业才能且能带来最高预期价值的创业者甄别出来。实际上，这种特殊的锦标赛式的治理机制也是风险资本家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定价机制。科技创新劳动所内含的的真实价值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性锦标赛式的治理过程中一步步反映出来的。这种灵活的治理机制有效地反映了科技创新劳动的高风险性与非线性。②股票市场上社会投资者的计量。人们借助于股票或由其派生的股票期权等种种金融工具，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巧妙地实现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多次重复地间接定价。在股票市场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内生力量相互运动、博弈和共同作用而自发生成的股价信号内在地包含了科技创新劳动的种种特性。投资者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买或卖来判断和决定创业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是通过股票市场上提供的价格信号来预期某种高科技产品的内在价值，更是通过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生成机制来对不可捉摸的充满高风险性的科技创新劳动进行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理想”定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对科技创新劳动“出价”并最终形成了科技创新劳动报酬。这样，借助于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现了科技劳动力市场上无法直接计量的定价机制的转移，实现了企业内部进行计量的艰巨性到企业外部的资本市场的转移。

（2）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和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消费者日常的“货币选择”行为表面上看是对科技消费产品的购买，实际上是在进行着对凝结在科技产品身上的科技创新劳动的市场化计量，这一点无需多言。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创业企业与众多的供应商之间的产品交易过程，也体现了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意义。供应商对购销合约的履行状况、供应商的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热情度大小，创业企业外部网络化中各相关协作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形成价值功能的判断与预期，直接或间接体现了他们对科技创新劳动效应发挥的现状或未来潜力的许可或质疑。这些都是供应商对科技创新劳动进行计量的表现。

（3）劳动力市场上非科技创新劳动者对科技创新劳动的计量。科技创新者的创业收入、超额收入等非合约性收入的获得，是建立在企业内其他非科技创新劳动者之间相互协作产生的“集体力”基础上的。劳动者对各自雇佣合约的执行态度、劳动力的流动势态，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集体力”的形成。劳动力市场上供给方的“出价”行为以及从业者对他们所工作的企业的认同感，不仅体现了劳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是劳动者对创业者的价值创造功能的评价。

以上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异质性的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计量，本来应在科技劳动力市场上由供需双方来解决或应在企业内部由创业者与其他要素所有者各方来解决但又难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却在多元的市场交易中由千千万万的“局外人”解决了。在这多元的市场上，无数的经济主体以各自的方式相互作用、综合交织，共同计量着当代科技创新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市场经济中，具备这样的通过多元化的市场交易重复多次地间接地进行的综合定价机制，除了企业组织外别无他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个多元市场性的综合定价机制。

3.企业的产权机制适应了以不确定性收入为主的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报酬结构特征

所谓企业的产权机制，这里是指由各种要素产权的让渡而形成的企业所有权尤其是剩余索取权的安排机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对企业剩余的高效率配置。让最为关键性的要素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获取剩余，是一个有效率的企业产权机制的应有之意。科技创新劳动是一种高度稀缺性资源，是当代企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科技创新者通过创办企业，必然要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因此其报酬收入主要是以索取剩余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样的获取收入的方式，恰恰最大程度地适应了当代科技创新劳动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特征，符合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异质性。

［收稿日期］2002-08-22

【参考文献】

[1]刘诗白：《论科学力》，载《经济学家》2002年第3期。

[2]刘诗白：《论科技创新劳动》，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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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著，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吴敬琏：《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6]钱颖一、肖梦：《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7]连建辉：《融资制度与企业家筛选机制》，载《改革》2002年第3期。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性质

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不过是投入和产出的生产函数，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组织背后的制度因素被忽视了，因而长期以来企业理论被称为"黑箱"。企业的契约性质第一次由科斯揭示出来，被称为开创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先河。企业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生产函数，而是一系列契约的有机组合。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企业性质中不同的流派。

一、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性质理论是由科斯[1]首先提出来的，在其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并将之用于经济分析，将生产的制度结构纳入经济理论。他认为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在企业内部契约中，生产要素所有者为获得一定报酬而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具有一定强制性权威的企业家的指挥。

张五常[2]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用资本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一种契约方式代替另一种契约方式。市场交易的是产品或商品，企业交易的是生产要素。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两个市场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而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市场分离的前提。

杨小凯和黄有光[3]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一书中，通过消费者--生产者两分法、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均衡契约模型。认为作为促进劳动分工形式的企业，尽管与自给经济相比也许会使交易费用上升，但当劳动分工经济收益的增加超过交易费用的增加时，企业就会出现。由于不同的结构会导致不同的交易效率，因此，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安排是至关重要的。一种非对称的剩余索取权结构在改进交易效率的同时，还能避免直接定价和贸易中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从而促进劳动分工。由于对管理者活动所付出的努力及其产出水平的测量要花费极高的成本，所以，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安排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结构。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4]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也对企业的契约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中的每个雇员与雇主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报酬合约关系，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的差别在于一个队对投入的使用，以及在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安排中有些团体处于一个集权的位置，他是一个队生产进程中的集权的契约人--但它并不具有更为优越的强制性指令或惩戒权力。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

不完全契约理论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代表人物就是威廉姆斯和哈特。威廉姆森[5]认为，现实的生产要素交易中，许多资产具有专用性。这使得事前的竞争被事后的垄断取代，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已有的机会主义行为。用纵向一体化替代现货市场则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中，机会主义要受到权威的监督和长期雇佣关系的弱化。显然，威廉姆森也认为企业的本质在于节约交易费用，只不过他进一步将资产专用性及相关的机会主义作为决定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从而对企业产生或存在原因的解释更加透彻。

格罗斯曼和哈特[6]在坚持契约论的基础上，通过引"不完全契约"概念将企业性质理论推进了一步。他们将契约分为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并且认为要素市场的交易契约是一个不完全契约。而正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不能在订约前把要素买卖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规定清楚，没有详细规定的剩余权力就必须赋予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在履约过程中行使。因此，在他们看来，企业本质上是权利义务条款没有事前完全界定，要素一方有权在履约过程中追加规定的一种特别契约。

三、委托理论

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7]提到，由于一些生产活动具有团队性质，即多人在一起合作生产的效率要高于他们分别生产的总和的效率，因此适宜采取企业的形式。但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生产贡献较难与另一个人分开，从而就较难按照生产贡献来准确支付报酬，这就不可避免的会鼓励偷懒，因此需要有人来监督。因此他们让团队监督者拥有团队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以激励的方式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观点为企业委托--理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詹森和马克林[6]在《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一文中提到："委托人可以采取适当激励人的方法和承受约束人越轨行为的监督费用的方法，限制人与他本人利益的分歧"。

哈特[9]在《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中提到："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无关紧要。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公司中所有个人可以被指挥去追求利润或企业的净市场价值最大化，或者去追求最小成本。个人因为对公司活动的结果毫不关心而只管执行命令。每个人的努力和其他各种成本可以直接得到补偿，因此不需要激励机制调动人们积极性，也不需要治理结构解决争端，因为没有争端可言。"

张维迎[10]在其《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对于企业中谁应该是委托人这个问题，发展了一个企业的企业家--契约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解释了决定市场经济中企业内部委托权安排的因素，资本雇佣劳动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

综上所述，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看到了企业的交易性质，把企业视为一组契约的关系，企业内的各经济主体通过契约结合在一起，契约规定了各方的权利和责任，从而将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的生产的制度结构引入到企业理论中，强调了契约、产权等制度对企业效率的作用，使人们重新关注企业内部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性质理论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但是，无论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格罗斯曼和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还是代表了新古典理论完全信息假设的委托--理论，实际上只是市场均衡论框架下的修正，认为企业的存在只是因为市场的失败，企业没有主动权。然而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组织，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体，包括隐藏于这些有形和无形要素之后的能力、企业家的创新、企业的文化等等。因此， 如何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起关于企业性质问题的综合分析模式，将是今后企业性质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科斯.企业的性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5]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6]哈特.企业、合同和财务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8]詹森和马克林.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0.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4篇

经济报道在企业报中占有重要位置。企业的改革、管理、生产、经营、销售等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充斥着企业报的大部分版面。但是，经济报道的质量还远远没有和其数量相匹配，其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经济报道缺乏理论性。大多数企业报中的经济新闻，往往是成果式的、经验式的报道，对成本、经验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没有做进一步的开掘，没有从理论根据上分析取得成果的深层原因，没有挖掘经验的典型意义在哪里。更有甚者，一些企业的经济报道是照抄单位的经验材料，人云亦云，采访时记者没有实际介入、亲自体会，更难谈上理论性。

记者面对的素材纷繁复杂，要确定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或只是具有一般价值，需要记者调动自己的理论思维，用理论性的眼光去观察，然后进行分析并做出判断。企业的经济活动很多，企业报记者在采写经济新闻时，进行理论思考，写出理论性较强的经济报道，这对企业报记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原石油报》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中原油田原油年产量在1988年达到722万吨的顶峰之后持续下降，由此造成石油专业化施工队伍过剩。从1993年开始，中原油田石油专业化施工队伍陆续走向国内外石油技术服务市场，至今有100多支队伍分布在十几个国家和国内20多个省、市。这样一种经济现象，如果单纯从成果的角度报道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经济新闻，也能总结出许多经验。但是，这种经济现象最终说明了什么？《中原石油报》推出《八千里路云和月》、《努力拓展生存空间》等几篇文章，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角度，揭示了中原油田石油专业化施工队伍努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特点，按市场规律办事，积极开拓外部市场的深刻内涵。这样写就反映了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文章便具有了深度。

经济报道与经济理论相结合，应该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使理论既具权威性，同时也尽量通俗化。

理论是虚，新闻是实。在文章中，应处理好理论与新闻事实的比例关系和理论在文章中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理论是统帅，新闻事实是士兵；理论是主干，新闻事实是枝叶。理论在经济报道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不能占据很大篇幅。在表现形式上，理论要融于新闻事实之中，通过记者对新闻事实的叙述、组合、剪辑而凸现出来，或者是用提示性的语言表现出来。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名家的作品，如艾丰的《中观上的突破--评述襄樊经济崛起之势》，把"中观经济"这一理论概念通过襄樊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工作体现出来，其中的一些小标题如"中观经济的文章主要做在'结合'上"、"协调--中观经济的主要手段"等，则起到了提示作用。

经济报道中的理论具有权威性，能够提高人们对经济现象、经济生活的认识，为指导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理论的权威性是指理论符合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符合中央的经济政策，符合经济学的观点。记者在写经济报道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运用理论观察、判断经济现象，对于自己拿不准的问题应该向专家求教，不能想当然地写。理论是方向问题，若理论模糊不清，将会误导职工，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企业的稳定，给企业带来损失。对企业经济生活中新的事物、新的发展进行理论总结或理论概括时，应抓住那些代表事物发展方向、反映事物本质、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事物，这样概括出的理论才是正确的、全面的。反之则是错误的、片面的。

经济报道是企业报的"重头戏"，而企业报的经济报道往往带有很强的专业性。企业报经济报道中的理论，有些是专业方面的理论，有些是经济方面的理论，比较艰深难懂，企业报记者在处理时应举重若轻，使之通俗化。要做到理论的通俗化，首先记者要深刻领会理论的含义和其在经济报道中的意义。其次，在表现形式上，要尽量避免专业术语的大量运用或照抄经济学理论概念，应通过记者对理论的理解，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现出来，让普通群众能接受，不要变成"群众看不懂，专家不愿看，领导不爱看"的东西。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经济伦理；制度模式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094-02

企业家精神最早出现在法语中是由弗兰克·奈特提出来的，当初的意思是指企业家的才华和能力，意为企业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或性质。不过，企业家这一产业革命以来崛起的特殊群体或阶层，实在太复杂太富于变化了，以至于企业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企业家精神，也成为一个比企业家概念更为复杂的问题。

纵观西方关于企业家精神理论的有关材料，概括思想家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用这样一些理论模式来加以认识：一是经济伦理学模式，即从价值取向和伦理学角度论述企业家精神；二是文化特质模式，即从民族文化的相异性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角度探讨企业家精神。

一、经济伦理模式中的企业家精神

持这种思想的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归根到底是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的伦理取向。亚当·斯密关于“自由竞争”的思想和马克斯·韦伯以“敬业”为特征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所作的最具代表性的总结和归纳，也是从经济伦理角度诠释企业家精神的典型。另外，熊彼特的“创新”由于今天企业实践背景也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功能能力，上升到了初步具有经济伦理的意蕴。而新制度经济学和上面分析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则从不同的伦理视角出发都隐然包含了与它的理论性质一致的哲学价值和经济伦理思想——“合作”。

在中国，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经济伦理的观点也很普遍，一般认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是市场经济在各个发展阶段中一直留下来的特有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这里所谓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主要就是指经济伦理。

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伦理模式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英国人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发展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理论，为近代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亚当·斯密把洛克的哲学思想运用到经济学理论中，提出来“自由竞争”思想。约翰·洛克的哲学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得到了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有力支持，并成为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竞争”思想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同时也使这种思想成为西方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哲学和经济伦理。

作为一种观念意识，“自由竞争”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还不足以说明一种新的文明产生的动因。人为什么会去竞争？是什么力量触动人们放弃安逸生活和已有成就去冒险经营？一般人都认为，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使然。韦伯认为，在缺乏一种精神力量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也不能达到理性的经济目的。现代类型的资本主义只有在物质和精神——结构性支持和规范性支持都已出现时，才能畅通无阻。韦伯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以达到自身的目的，相反地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新教伦理——新教徒的勤勉、坚韧、节俭、诚实、守法、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把工作当作生活本身和目的等等，韦伯称之为“敬业精神”。这种“敬业精神”，正是韦伯从宗教文化的广阔视野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伦理。无疑，这种“敬业精神”是构建近代企业家精神最早最重要的支柱。

除“竞争精神”和“敬业精神”外，作为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伦理的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创新精神”。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和“决策”理论等，同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它最早是从企业家成长模式角度来阐述“创新”问题的。但是，由于二战以来不断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以及美国在新科技革命中的巨大成就，刺激发展中国家普遍大力引进新科技，力图缩短现代化建设中的传统道路。这使得“创新”精神弥漫于整个世界，并为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能力逐渐提升成为新时代的经济伦理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二、文化特质模式中的企业家精神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理论家热衷于研究民族文化特质，从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以及其内涵中不同的哲学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文化特质与现代经济社会的互动，来考察和诠释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6篇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繁荣，为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本文立足于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现状，分析阐述其教学改革的相应措施。

关键词：

市场经济；高校；企业经济学；影响

高校企业经济学是相对独立于整体微观经济学的学科，是通过综合分析考量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创新而设置的企业经济管理体系，是在遵守基础性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企业经济管理理念的革新过程。目前，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的教学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完善，基于此，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背景下，本文简单分析了当前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所产生的教学问题，提出几点建设性改进或完善策略，期望本文的分析阐述能够为我国的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与指导。

一、浅析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

1.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实践教育的价值目前，虽然我国大多数的高校均设置了企业经济学这一专业，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的高校并没有设置统一系统的教学大纲，甚至连企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都不明确，缺乏统一、科学认识，而且各大高校的企业经济学研究认识自始至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认知不深刻，缺乏与时俱进的调整和相应的教学结构，忽视实际的企业经济学教学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研究，依然停留在照本宣科的传授理论知识，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教师“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健康发展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举个例子，在企业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注重学生对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的分析、粗浅的理解，依然采用板书的形式，将深奥的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并没有进行一系列的市场调查考证，考证相应的理论知识能否有效的契合我国企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在教学过程中，并没有与鲜明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或者相应的案例进行有机融合，学生不懂得其教育价值，而且灌输式的教学课堂，往往会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同时不利于学生毕业后的就业。

2.教学内容及教学手段均比较落后实际上，我国正式引入企业经济学的时间较晚，而且大量的教学内容均来自于国外，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情况相脱节，其中大量的教学案例均为国外比较典型、成功的案例，与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接受能力、思考判断能力等实际上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以企业经济学理论教学为例：企业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的创设，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完全信息假设作为设立的前提，如在博弈论的引入中，国外的理论知识为，不完全信息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均衡解，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制度、法律体系与国外的差别，国外的消费者以及产品生产者之间掌握的信息，所出现信息不对称的几率比较小，因此，该理论对国外企业的经济发展行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但是，我国消费者与产品生产者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所以，该理论对我国企业经济发展行为的解释力不强。因此，不符合我国经济制度、法律体系的教学内容，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实现全面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目的。除了教学内容的落后，在教学手段上也比较落伍，难以满足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大多数的高校，在企业经济学教学中，依然采用传统老旧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在形式上表现为：学生从一个大学校门不是直接过渡到社会，而是重新走入另一所校门，即社会课堂，在高校学习期间，学生对企业经济运行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认识，更谈不上了解企业，而且现实生活中，学生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已经严重脱节于现代企业经济的实际运行，无用武之地，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二、阐述几点建设性问题的改进或完善策略

1.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关注，甚至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特点及规律，制定详细的、科学的企业经济学教学体系，重视教学结构的与时俱进，集中精力研究市场经济发展与企业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明确的掌握我国企业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其中，重点考量我国的法制环境以及相应的产权制度，将其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企业经济学教学理念区分开来，构建企业诚信体系。另外，在立足于企业文化、市场行为以及市场绩效三者统一协调的基础上，在尊重国外企业经济学理论的就前提下，将其作为我国现阶段企业经济学教学研究的重点与方向，与此同时，提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国情的企业经济学理论，并加强其研究力度。

2.编订适应我国学生学习、掌握的教材内容，并多渠道的拓展教学手段目前，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教材内容有待进一步规范和调整，应该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转台，全国范围内所有设立了企业经济学专业的高校，集思广益，确定与我国企业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相一致的企业经济学内容，促使学生所学习、掌握的理论知识能够更加高效、优质的解释我国企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产业行为或现象，从而带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少一些拿来主义，多一些中国特色，从而在提升教材内容编订质量的基础上，全面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便他们毕业后顺利就业。另外，还需要多渠道的拓展教学手段，如：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构建企业经济学教学信息资源的共享平台，教师、学生均可以跨时空界限的实现线上线下互动，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将学生由被动式学习转变为主动式学习，同时，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技术交流活动，鼓励支持学生积极参与，全面的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而且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得到强化，形成持久而强大的良性循环，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从而全面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毕业后顺利就业打好坚实的基础。

三、结语

总之，为了全面的提升我国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水平，需要在结合我国当前市场积极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融入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内容（案例等），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多渠道的拓展教学手段并加以优化等。本文的分析阐述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不能忽视其研究价值，期望本文能够为我国的高校企业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与指导，产生一定的积极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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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中国高校产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09，17（9）：156-158.

[3]赵嘉馨.上海市属高校资产经营公司运营模式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9，25（11）：215-216.

[4]龚丽敏,江诗松.多理论视角的新兴经济企业战略与行为研究最新进展[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36(7):72-80.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马歇尔立足于现实阐述了自己的企业家理论。马歇尔从企业家的界说、企业家的能力和素质、企业家的作用几个方面对企业家进行了分析。马歇尔把企业家的界定与企业家的素质和职能联系起来，认为企业家应担当风险、经营管理和创新，并具有相应的知识、领导和一般能力。

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42～192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新古典学派的代表。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阐述了其企业家思想。

一、企业家的界说

在马歇尔之前，已有经济学家使用“企业家”这一概念。在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中多次使用了“Entrepreneur”这一术语。在他看来，企业家的外延很广，比如租地农场主、布商、制造商、面包师、屠户、商店店主和零售商等等。（p25-26）亚当·斯密，“对企业家的界说为后继经济学家研究企业家问题确立了基本框架”（p275）。他认为，资本家（企业家）“几乎没有劳动”，但由于其资本的垫付能力而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对企业家做出了明确的定义。他说，企业家“是应用既得的知识创造供人类消费的产品”的人（p372）。在马歇尔的著作中，企业家的地位很重要。马歇尔喜欢在企业家前面加上限定词，例如“机警的企业家”，“机敏的企业家”，“谨慎的企业家”等，这无疑包含着马歇尔的价值判断。在《经济学原理》的正文中，马歇尔没有给出“企业家”的直接定义，所以通过马歇尔的叙述，必须明确“企业家”所指代的内容。

马歇尔在谈到生产要素之一的组织时，涉及到了企业管理。他说：“在大多数营业中，都有企业家这个特殊阶级参与其事。”（p305）“在近世的大部分营业中，能够如此地指导生产以致一定程度的努力能最有效地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任务，不得不分裂开来，而转入专门的雇主手中，或用较为普通的名词来说，转入商人的手中。他们‘冒着’或‘担当’营业的风险；他们收集了工作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他们安排或‘计划’营业的一般打算，并监督它的细小事情。”（p305）可见企业家是营业中的主体，是中间人，是商人。企业家所担当的角色是企业中风险的承担者和管理者。在《经济学原理》的附录中，马歇尔给出了一个近乎定义的论述:“这一名词来自亚当·斯密而惯用于欧洲大陆，用它来指那些把企业的风险和管理看作自己在组织工业工作中应尽的本分的人，似乎最适当不过了。”(p392)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企业家是劳动者，企业家只有在工业中，才能称之为企业家，并且要承担一定的职能，尽自己的本分。在此基础上，马歇尔对企业家进行了分类:“一类引用先进的企业方法，另一类墨守成规”。

二、企业家的素质及作用

马歇尔道出了理想的企业家所需的才能。

马歇尔依据企业家所履行的不同职能对其所需的能力和素质进行了分析。

首先，以他作为商人和生产组织者的作用而论，企业家必须具有他自己行业中的物的透彻的知识。他必须具有预测生产和消费的广泛变动的能力，他必须能谨慎地判断，大胆地承担风险；他当然必须了解他的行业中所用的原料和机械。(p309）马歇尔的企业家素质论中，伦理性素质(亚当·斯密讲的节俭、不妄为、爱秩序)呈隐退趋势，技能性素质占据主导性地位。企业家必须对所从事的行业的知识有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如果没有很好的预测能力，企业家就无法在市场经济中立足;企业家应有创新精神。他们把新的技术引入到生产领域，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家还应该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以理性判断作为其基础的。其次，以他作为雇主的作用而论，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马歇尔所说的这些素质是一个企业家能“尽本分”的重要保证。他描述出的企业家近似完满的人，是一种理想类型。在现实中，真正的企业家却很少有如此全面的能力。以上讨论的是企业家的素质,那么企业家所需的素质是如何获得的，即企业家是如何形成的呢。一般的人只要具有“耐心、天才和好运气”，有效地经营管理，都有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更不用说那些具有较多优势和机会的资产阶级了。这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还需要其他条件和因素。先天的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包括物质条件和各种就业机会和途径。后天的因素——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工业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从马歇尔对企业家素质的有关论述中来看，企业家的职能是担当风险、经营管理和创新。三、马歇尔企业家思想简评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马歇尔的企业家思想在企业家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既对前人的思想有所继承又对后人产生了影响。马歇尔也有自己的创新，并且论述的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刻,比如他讲到的“创新”的重要性,“好运气”的作用。马歇尔对企业家的关注和系统论述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马歇尔将企业家定位于“工业生活”中，这样企业家就是处于具体的生活环境中的人。在马歇尔的论述中,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

参考文献: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企业；性质；起源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5－0034－02

一、企业的性质与起源――现代企业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般认为，现代企业理论由科斯开其先河，奠基之作是《企业的性质》（1937）一文。这篇文章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对企业性质作了经济学解释。针对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存在的重大缺陷，科斯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把企业理论从“黑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科斯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价格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市场运行也存在费用。企业之所以出现，正是通过管理协调来代替市场协调并降低成本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通过企业组织生产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的交易费用，企业才得以产生。市场和企业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可相互替代的手段，它们之间的不同表现为：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来调节，而在企业内，则通过管理协调来完成。企业的边界由交易费用来决定，当扩大规模时，企业内的交易费用低于在市场上交易费用时，企业的边界则得以扩展，直至两者的交易费用相等时为止。科斯以交易为分析单位，以马歇尔的边际分析和替代分析为方法，以交易费用概念为基础，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和边界。

二、企业的性质与起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它对企业的性质分析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从生产力的角度看, 企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协作的组织形式。马克思认为, 协作是人类劳动过程最基本、最重要的属性。其次，企业作为协作的组织形式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即企业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是以劳动力市场取代产品市场的产物。马克思认为,在企业内部, 资源配置是通过资本家的权威实现的，而在市场上, 价格机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这实际上就是把企业视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最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 企业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 带有一定的社会性质, 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性质就是资本雇佣劳动。

马克思是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研究企业的起源的。他认为，企业并不是自发产生的, 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首先，马克思认为企业的两大主体――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协作形式一开始就出卖自己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可是,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不是自发产生的, 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说：“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社会形态灭亡的产物。”在封建社会末期，小商品者之间的竞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竞争中的失败者丧失了劳动力赖以实现的生产资料, 他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外再也没有可以出卖的东西，于是成了雇佣工人；而竞争中的胜利者便成为资本家。其次，马克思认为企业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其出现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企业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协作成为可能，而协作则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三、现代企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比较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协作生产视角，通过工场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作坊的比较，分析了企业的起源，进而对企业的性质作了深刻的阐述。

现代企业性质理论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契约关系所构成的联合体，企业的本质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契约的集束，企业是所有这些契约的建立过程和执行过程的总和。“企业问题本质上是有助于契约安排的选择”，企业的形成就是用“一个契约代替一系列契约”，用“一个长期契约代替一些短期契约”。大量减少契约就可以降低风险，节约交易费用，促使人们以企业组织代替市场交易。

马克思与现代企业性质理论有着巨大的差别，甚至在基本分析范式上大相径庭。究其原因，除阶级立场、阶级观点和研究目的的差别外，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基本属于生产型的经济，交易费用很低。而科斯所处的时代，企业规模急剧扩大，企业内部所具有的大规模的有异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日渐显示出来，在资源配置中逐渐表现出来的是企业内部这只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使科斯注重了对企业交易功能的研究，却忽视了企业更基本的生产功能。实际上，企业是“生产”和“契约”两重基本规定性的统一，但企业本质仍是生产属性，企业的契约属性是从属于它的生产属性的。生产属性是企业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特质。因此，在企业性质的界定上，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要比科斯的企业理论更符合历史性，也更具有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在科斯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企业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得出了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逻辑关系的企业起源理论。

马克思指出，企业的起源在组织形式上，首先是与简单协作相联系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分工协作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认为由于协作可以提高生产力和节约生产成本，简单协作使得企业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得以萌芽，进而分工协作使得企业得以产生并扩大规模，最后由于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驱使企业向机器协作过渡。概言之，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产组织的企业的产生及其演进的深刻根源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科斯在研究企业的起源问题时，首先将矛头对准了马克思，否认分工协作关系对企业产生的重要作用。科斯在否定马克思的企业起源理论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企业起源理论，自称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概念，第一次成功地把企业和费用相联系，来说明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原因。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成立企业可以节省市场交易费用。

四、现代企业性质与起源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第一，如果仅从交易的角度来说，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在逻辑上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缺少的是历史真实性。换句话，它不能给出企业起源的历史源头。为什么企业没有在中世纪产生而是直到近代才诞生？仅从交易的角度或仅用交易费用因素不足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存在。尤其是作为管理者的资本家和作为生产者的工人，他们是从何而来的？完整的企业理论在解释企业的起源和性质上，企业家和工人的起源本身就是理论首先要说明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既定的前提。马克思指出，在封建社会后期小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的过程中，一部分较富裕的商品生产者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货币，上升为雇佣工人进行生产的资本家；而大部分商品生产者则逐渐破产，丧失了生产资料，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从比较中可以发现，只有马克思对资本家和工人的来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第二，在对企业性质的理解上，现代企业理论只看到了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的一重性质，而忽视了企业作为生产性合作组织的另一重性质。单纯从交易费用的存在和大小来说明企业的存在，不仅有失片面，而且过分夸大了节约交易费用对企业产生的作用。节约交易费用只是企业决策的一个重要层面，而现实经济中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总是交叉在一起的，哪种费用占主要地位要视技术、市场和组织等状况而定。不可否认企业具有交易功能，但企业的生产功能是其最重要的功能，是企业区别于市场的标志。显然，西方主流企业理论颠倒了主次关系。将节约交易费用作为企业产生的唯一原因，也容易使其理论陷入困境。

第三，现代企业理论未能揭露资本主义企业最本质的契约关系，而是故意歪曲和掩藏了这种关系。资本家不付费用而占有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财富，是一种有别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新型契约关系，不过这种“自由”和“平等”的契约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新型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企业作为系列契约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现代企业理论却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异质的，有指挥与被指挥、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和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企业在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单一地归结为交易关系。现代企业理论的致命缺陷就在于避开了形成契约联结的企业内部活动和关系，并认为企业的性质或本质在于这种契约联结。企业的本质规定性，应从要素集结之后的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寻找，这些活动与关系恰恰正是新古典企业“黑匣子”里面所隐藏的内容。

第四，在方法论上，采用抽象的、局部的和静态的逻辑分析方法。西方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基本方法是抽象的、局部的和静态的逻辑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征是抽象出经济事物某一规定性，通过假设、推理，局部地和静态地考察经济事物与现象；而不是把经济事物看做是具体的，从事物多重规定性的矛盾运动中分析问题。比如，企业的契约理论首先把经济活动主体看做是没有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只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抽象的经济人；其次又把企业抽象为交易活动的契约形式；然后从企业参与者的产权所固有的特征出发，把企业契约的形成看做是在给定私人财产制度条件下通过自由的局部的讨价还价达成最优所有权安排的契约的过程。这样一来，具体的社会制度条件就被忽视了。

参考文献：

[1]程启智.企业的起源和性质：对马克思和科斯等人的评价与综合[J].经济学家，1999，（4）.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企业性质；契约性质；权力性质；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6―0016―06

企业的性质即企业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特性所在，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企业内在特性的经济学意义以及其产生的原因、存在的根据等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将企业抽象成为一个投入产出的转换装置，忽视了企业内部复杂的经济关系，从而企业是“黑箱”性质的；现代主流企业理论建构交易费用分析范畴，将企业界定为契约性质的，并沿袭古典分析传统，涉及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契约)关系，但这种关系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中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而被认为是一种法权关系和交易关系。事实上，企业契约背后隐含着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表现为复杂的权力支配关系或层级关系，而不是平等的交易关系。因此，本文将企业的性质界定为企业的权力性质，并从企业权力分析的历史向度问题以及企业权力的内生性质等方面来拓展和深化这种界定。

一、企业的“黑箱”性质：从古典到新古典

在经济学说史上，企业理论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但长久以来，传统经济学只是将企业看作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生产者，去分析企业的行为和特征。以斯密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基于企业运作的现实描述，分析的重点是企业内部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其后，马歇尔在巨著《经济学原理》中研究了工业组织中分工、专业化及知识的作用，使古典企业理论达到了顶峰，同时又是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发端。马歇尔引入自然科学哲学特别是经典物理学中的均衡概念，连同边际分析方法一起，把企业理论带入了新古典时代。

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在给定资源和技术水平前提下的一个生产函数，考察企业如何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严格地说，这种企业理论是关于企业生产决策的理论，它只关心不同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及不同产量和价格的最优配置。由于企业被看作是概念化的、充分有效率的“黑箱”，并且是完全同质的从事专业化生产的“黑箱”，从而回避了对于企业为什么存在，由什么决定其规模，企业内部权利结构配置等问题的探讨。由此，“在控制生产和投资时所呈现为实质性权力的东西只是现象而已。决策制定者仅仅是在实施资源的配置，而其决定因素绝不包括资本的实质性权力”。

二、企业的契约性质：科斯理论及其发展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开创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先河，企业的“黑箱”性质也逐步被打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企业的理论广泛吸收新古典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乃至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及生物进化论的分析方法，以企业制度为分析对象，从不同侧面解释了企业的行为特征，渐渐形成了系统的现代企业理论。

科斯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并且能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企业之所以具有这一功能就在于“在很难缔结契约和试图了解当事人同意做什么和不同意做什么的情况下，必然要花费很多精力，长期契约就有可能被采用”，“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如果签订一个较长期的契约以替代若干个较短期的契约，那么，签订每一个契约的部分费用就将被节省下来”。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企业内部一次性的、长期的要素契约，代替了市场交易各方之间的一系列短期的产品契约，才使得交易费用大大节省，才使得企业取代了市场，因而企业的存在具有了合理性。

但是，科斯之后的企业理论都竭力将企业内部关系与外部市场关系加以同质化，即将企业内部关系概括成交易关系或契约关系。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看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等同于店主与消费者(顾客)之间的关系。换言之，雇主与雇员之间所形成的在企业内部的关系，与店主与消费者(顾客)之间所形成的在企业外部的关系，都仅仅是平等的交易关系，而并不存在权力关系。

张五常把企业外部市场关系与企业内部关系都看作交易关系，前者为产品交易，后者为要素交易，这两种交易都是契约关系，只是具体的契约安排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他认为，企业是“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这意味着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在他看来，产品交易与要素交易都是交易，产品交易的契约与要素交易的契约都是契约。这样，企业与市场的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了。难怪他指出：“一个‘企业’可能小到只是两个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约允许扩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个经济”，“这里提供的这种方法所具有的最富意义的地方是，我们对于企业的规模无法说得更多，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

及至詹森和迈克林，企业契约论已经走到了极端。他们从单纯的契约关系角度去把握企业的性质。他们把企业视为“一组个人间契约关系的一个连结”，而契约关系只是一种法律关系，因此，詹森和迈克林指出，“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不仅对雇员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供给者、顾客和信贷者等等来说也是如此。……企业完全只是法律假设的一种形式……在法律假设(企业)与劳工、物质和资本投入品的所有者以及产出品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多层次的复杂的关系(即契约)”。这样看来，企业不是简单的生产函数，而是复杂的契约集合。可以说，现代企业理论本质上是企业的契约理论。只有在契约理论的基础上，才有了其他一系列专门的理论。

我们不否认企业的契约属性。因为无论是在市场还是在企业内部，都涉及到大量的契约以及由此引出的契约关系。由于契约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企业契约理论同新古典企业理论相比，其进步性表现在：抛弃了企业是物质财富的简单聚集和物质要素的技术关系或生产函数的观点，指出企业是一组合约的联结，并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性质。但是，由于契约主义方法论所固有的平等范畴，因而把企业内部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等同于和他们在市场上的关系，都是平等的自由人的契约关系和交易关系。这里涉及到一个方法问题。用交易关系或契约关系概括企业性质，这是一种理论抽象。但是，如果将交易或契约概念的外延加以过度扩展，就会超出该概念的内涵或本质规定性，从而使这个概念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建立在泛化了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上的企业契约理论，将企业内部关系特别是层级关系(权力关系)概括为交易关系，是不恰当的。企业契约理论只看到了企业

通过契约关系形成企业的要素集结，而忽略了企业契约背后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所谓的交易关系，而足有指挥与被指挥或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权力关系)，也有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利益关系)，还有其他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因此，仅停留于用建立在交易费用分析框架上的契约关系来界定企业的性质，实际上无法区分同样也具有契约性质的市场，即无法区分市场契约和企业契约的界限。

那么，企业契约理论的内在缺陷根源于哪里?这里涉及到关于企业性质界定的方法论命题，即我们应该从生产关系还是交易关系，或者从经济关系还是法权关系，来界定企业的性质?由于企业契约理论将企业看作是一种法律虚构物，体现的是法权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同时，企业契约理论以交易范畴界定企业内部关系，体现的是交易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因此企业的契约理论强调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交易关系决定生产关系。这构成了企业契约理论的方法论特征，也正是其理论的内在缺陷所在。

三、企业的权力性质：一个重新界定

作为企业形成的起点，我们可以用契约来说明企业是一组生产要素的集合，并且是要素所有者签订的一组不完全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可是这并不足以解释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企业的本质规定性，应该从要素集合背后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以及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去寻求；这些关系，恰恰正是新古典经济学企业“黑箱”性质和企业的契约性质所隐藏的内容。

考察要素集合背后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意味着要对企业的层级制及其权力关系进行系统分析。这是因为，企业内部契约关系要求契约的形成必须以形式上平等的交易主体为基础，但是契约的实质内容却呈现出高度不平等的层级(权力)特征。这种“二律背反”使我们的分析视野不能只局限于外在“平等的”形式，而应该着眼于内在“不平等的”实质。这必然涉及到特定生产力水平下由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引起的权力关系。另外，企业契约的履行过程包括要素投入、要素使用权的行使、要素增值的分配以及组织资本和组织资产的创造等，必然涉及到分工和协调。而分工和协调形成的纵向整合，本身就是一种层级或权力关系。因此，考察要素契约背后的企业内部关系，必然涉及到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

事实上，企业内部契约关系本质上是异质的，客观存在着权威，存在着基于层级结构的权力和服从关系，已经超出了交易概念的内涵所能统摄的范围。权力构成企业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机器大工业时代，企业权力性质体现为以自动化大机器为代表的工业资本对雇佣劳动力的绝对控制。正如恩格斯说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佣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史蒂芬・玛格林认为企业的性质主要是与权力而不是与效率有关，企业的存在不仅依赖于它的技术，还依赖于它对资本的日益扩大和控制能力。著名经济学者霍奇逊指出，“企业是一种权力制度，而不是因为增加效率而存在的产物”，尽管提高效率的生产功能是企业具有的最重要的功能。“相反，科斯、威廉姆森的传统提法中，企业的存在则纯粹是用节约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来解释的”。这种做法，在方法论上犯了不合逻辑的“目的论”错误，即单纯地以企业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来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塞缪尔・鲍尔斯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恰恰是作为市场体系内部的权威体系而存在的，……企业，即自由主义思想家不乐意视为权威主义机构，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家罗宾逊将企业内部的控制结构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相互对照时特别强调：企业是“这个无意识合作之中有意识的权力的岛屿”。同时，从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来看，作为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企业，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工网络中的科层计划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分配形式的企业，是一种能够使市场交易的平等权利转化为企业内部不平等权利的神奇机制。因此，本文以为，企业契约区别于市场契约的“硬核”在于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企业契约的权力属性。

四、唯物史观与企业的权力性质：一个拓展

需要指山，本文将企业的性质界定为企业的权力性质。这种性质必须而且也只能从企业契约背后的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中得到合理解释，以区别于基于法权关系和交易关系的企业契约性质。基于此，本义从企业权力分析的历史向度问题以及企业权力的内生性质等方面来深化认识企业的权力性质。一方面，本文指出企业权力是“历史的”，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企业权力现象；另一方面，本文着重强调企业权力是“内生的”，即内生于生产力系统，而不是先验地赋予某种特定的资本形式。

1.企业权力分析的历史向度问题

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新古典企业理论和企业契约理论对企业权力现象的分析，往往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识以致他们运用一些共时概念去描述或概括本质上属于历史性质的企业权力现象，从而无法正确认识企业的权力性质问题。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认为，对企业的权力性质的深刻把握，需要考虑到企业权力现象的历史向度问题。这就是说，企业权力现象是“历史”的，某种特定的企业权力关系只可能对应某种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而不可能贯穿于历史发展过程始终。比如，“(物质)资本雇佣劳动”的权力关系，只可能存在于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中。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强并成为主导性生产要素，必然引起企业内部权力关系变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认识企业权力现象及其演变的科学方法和态度。

2.企业权力的内生性质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因此，基于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分析视野中，企业的权力及其权力关系本质上作为一种经济关系和牛产关系，必须结合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背景来考察。换言之，企业权力不是给定的外生变量，而是内生于生产力系统并作用于生产力系统。

具体而言，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相互依赖关系，由于各种生产主体和生产要素的性质存在差异，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不同的作用和贡献，决定丁社会各集团成员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对各种资源的支配能力和谈判力的分布状况。其中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集团拥有对社会资源实际的绝对支配能力(权力)，并在社会利益分配中享有社会剩余。由此看来，权力不足给定的外生变量，而是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系统及其潜在效率结构的改进中，它赋予那些决定并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生产效率的要素所有者对其他要素所有者的控制能力，即权力，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主导性生产要素发生转换，从而相应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会出现更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权力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体的，它构成了一部分生产力。而且权力不断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改变”，权力及其权力关系从来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它是生产力演进的产物。这样，我们就可以合理解释：Ⅰ、对应于特定阶段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机器和大工业生产，为什么(物质)资本能够雇佣劳动?Ⅱ、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力资本对关键性资源的控制能力和谈判力增强，如20世纪现代工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经理革命”，为什么能够介入企业权力(如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博弈?换言之，企业内部权力关系及其演进同样是自然历史过程，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脱离生产力系统对其形成合理的解释。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现代企业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 局限性

一、现代企业理论的初步认识

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已经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即新古典企业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理论指出，企业的本质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代替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科斯最早建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他认为，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有关企业本质的主要观点

[流派\&代表人物\&企业观\&主要观点\&古典学派\&亚当·斯密、穆勒\&分工生产单位\&企业是劳动分工的产物\&新古典学派\&马歇尔\&利润最大化单位\&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函数\&新制度学派\&科斯、威廉姆森\&契约关系\&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马克思学派\&马克思\&雇佣关系\&企业是同一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行为主义学派\&塞尔特\&适应性制度联合\&企业是政治联合和一种适应性的制度\&进化范式理论\&尼尔森、温特\&知识仓库\&企业是一束包含特质信息的路径、是一个历史性的实体\&企业成长限制理论\&彭罗斯\&资源束\&企业是不同资源的混合束和知识积累的实体\&]

一个完整的企业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一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企业为什么出现；委托权是如何在企业成员间进行分配的；委托人用以控制人的最佳合约是什么。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市场是完全有效的，企业的出现是因为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是有成本的。其存在的依据就是与市场相比它能够节约交易成本。

二、企业与市场的边界的确定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边界是由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边际价值确定的。交易成本是指通过市场进行的对资源进行组织的成本，管理成本是指企业内部对资源进行组织的成本。当市场运作的成本大于管理成本时，利润最大化要求企业替代市场，从而企业出现。科斯也对企业的边界做出了解释。他认为，企业的存在虽然可以节约交易成本，甚至还可以降低新古典生产成本，但是，由于“管理收益递减”现象的存在，使得在企业内组织交易必然存在管理成本。

三、现代企业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支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企业理论便沿着两个分支发展，一是交易成本理论，二是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的着眼点在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企业的性质与边界，理论则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成员之间的关系。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的生产成本是对应概念。从本质上说，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交易成本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主科斯所提出，交易成本理论的根本论点在于对企业的本质加以解释。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人、财、物的耗费，就是交易成本。从动态角度看，交易成本渗透到交易活动的全过程中。在当今世界，交易成本占所有成本的大半以上，所以交易成本的概念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二）理论

委托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由简森和梅克林与1976年提出的，后来发展成契约成本理论。理论主要涉及企业资源的提供者与资源的使用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按照理论，经济资源的所有者是委托人：负责使用以及控制这些资源的经理人员是人。的种类主要有三种，即委托、法定和指定。

四、现代企业理论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新制度学派把企业看作契约集合的分析方法，并由此提出了分析企业内部关系框架，这为分析企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毕竟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在其内核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市场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契约平等化等理念，因此，它还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一）现代企业理论存在认识论的局限性

按照交易费用的起源上看，科斯开创的以契约为基础，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的现代企业理论，应该承认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也正因为过于重视交易费用而把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交易领域。按照科斯的理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企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交易费用的增加会使企业协调出现。但是，现实中完全存在着相反的情况，即交易费用的降低，伴随着的是企业的增加，而非减少，因为这种情况下更适合企业专业化生产；相反，交易费用的提高，会使企业数量减少而非增加，因为这时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就算交易费用为零，企业也不会消失，因为企业的功能并非单纯的交易功能，它还必须进行生产，实现分工带来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市场越大，交易费用越低，就越提高了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不是相反。企业和市场之间不应是替代关系，而是依存和促进的关系。正是由于过于重视交易费，导致了他们对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的认识上的局限。

（二）现代企业理论忽视生产性质

由于对现代企业理论存在着的认识论上的不准确，导致了这一理论重要的缺陷，忽视生产性质。契约性质并不是企业本质的全部。企业是一个组织，但他更是一个为社会提品或服务的盈利组织。企业不仅是不同资源所有者之间的交易集合，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生产机制，忽视企业的生产性质，就不能揭示企业的真实本质。生产性质是企业的第一本质，契约性质是从属于生产性质的第二本质。企业，从契约性质这个角度看，和市场具有一些同质性。但是从生产性质的角度看，企业和市场是完全不同质的。市场不具有生产性质，市场不具有价值增添功能。由于生产性质是企业最本质的特征，所以企业与市场基本上是异质的，不应该被作为相同的事物使用相同的理论思路进行处理。科斯将企业的本质归结为对市场交易成本的替代，后继的研究者进一步将企业和市场视为同一性质的且彼此竞争的事物。结果只能得到交易成本降低，必然导致企业消亡的与现实相背离的结论。

五、小结

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则更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缺乏对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的全面把握，是我国企业改革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对企业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做出一个初步梳理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两大流派的贡献及其存在的局限。企业的本质是“生产”和“契约”两重属性的统一。作为长期生产知识和契约知识积累的结果，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是内生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企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积累和构建自身的核心知识和能力，是当前我国企业发展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1]科斯.企业的性质.中译文载《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三联书店，1990

[2]科斯.1999:《评论》.中译文载科斯;哈特等编《契约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张五常.1999:《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中译文载科斯，哈特等编.《契约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5

[6]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关于公司的新的经济意义[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7]周志超,范小云.分工协作与古典企业理论的再造[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1

作者简介：

张伟宁（1990- ），男，汉族，安徽宿州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货币银行学；

宋翔（1991- ），男，汉族，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企业家创新；员工参与；企业治理

中图分类号：17425；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5-0034-11

一、引言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转型经济体，中国的企业治理水平在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开放的进程中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传统的股东单一治理理论已无法满足许多现代企业进一步提高投入一产出效率、解决委托一问题、增强员工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学者们认为：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理论，员工是除股东之外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Morrow认为员工参与企业治理，是提高企业经济收益与降低委托一成本的重要制度性安排。一方面，员工参与企业治理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使其增加在专用性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从而能有效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使企业劳动生产率与整体效益获得提升。另一方面，员工参与企业治理可以降低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成本，有利于解决股东、管理层与员工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业组织内部由于合谋所致的交易成本，避免由于不完全信息所造成的契约无效状态。

学界关于员工参与企业治理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民主理论等发展而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学者认为，员工参与企业治理可有效解决长期组织契约中的利益平衡性问题，进而有效提升劳动者在企业最终收益分配上的“平衡要求系数”。如果将企业视作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别市场契约。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越深，其进行长期性、专用性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主义风险就越小，也更可能规避由于员工的频繁流动和“搭便车”行为等所造成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不足。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企业发展与持续性经营的核心要素。为激励员工人力资本尤其是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主动供给，增强员工在企业经营发展中创造性劳动投入的积极性，员工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拥有者应该参与企业治理。基于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积极性的经济目标，企业治理模式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物质资本主导下的单边治理，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主导下的双边治理，再到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平衡的多边治理的演化路径。持经济民主理论的学者则认为，员工参与企业治理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对民主化创新需求不断上升的外在表现。经济民主化是指在经济领域引入民主化的治理机制，而其首要含义在于企业资方、管理层和员工的广泛参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参加国际价值链分工的程度逐渐加深，市场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传统的以物质资本供给者作为治理主体的单边治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市场竞争环境不确定性对知识创新多元性、全面性和持续性的内在需求。同时，信息经济的发展使得知识社会日益具备流体属性，有关创新的知识分布逐步呈现出平均化、分散化的发展趋势，资本所有者、企业管理者和普通员工均分别掌握差异化的创新知识。为控制不确定性引致的创新风险和实现创新知识的积累与共享，企业治理模式逐渐从“权威型”走向“民主型”。“产业民主”“工业民主”从理论层面的讨论逐渐转化为现实层面的管理实践。在民主化创新体系下，员工作为企业知识和关键信息的实际拥有者，也应当有权参与企业治理。基于企业共同治理模式，由于具备充足的经济激励，员工的创新知识与创新潜能将得到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绩效将趋于优化。基于管理实践的内在需求，有文献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的深度也呈现出递增趋势，具有信息参与、持股参与、经营参与和监督参与的阶段性特征。还有文献从人力资本所有权、劳动力稀缺性程度等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的外部经济因素。

综上所述，从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投入一产出效率、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和知识创新的内在需求等角度出发，现有文献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然而，由于理论认知和数据可获性的限制，上述文献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影响因素的探讨，并未涉及到企业家这一决定企业行为模式的最关键主体。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一般解释，企业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现代企业的灵魂。从管理实践上说，企业家也是影响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最为重要的决策者。因此，只有对企业家影响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的内在动机、作用机制和实际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才能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一般解释，任何一项制度安排，包括员工是否参与企业治理，都是企业家基于成本一收益的决策结果。Knight最早对企业家的角色进行了动态性的系统研究。Knight和Sehultz都认为，市场体系的实际运行中存在较多的非均衡点与不确定性，而企业家则是处理市场各种类型失衡、承担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最重要主体。正是在“创造性破坏”上的持续努力，企业家推动了创新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作为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无形生产要素，以及作为有形生产要素最重要的配置主体之一，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在其对创新的推动上。从企业家创新视角重新审视员工参与企业治理问题，才能更为精准地分析企业家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的真实影响。

本文从熊彼特创新理论出发，对企业家创新与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企业一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在充分控制人力资本理论、经济民主理论等现有文献的有关变量基础上，就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进行实证检验。2015年CEES数据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法，搜集了570家企业在企业家创新行为和创新精神方面的数据信息，并有效覆盖对应4988名员工在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工作中交流合作程度（经济民主程度）方面的关键变量。从数据的逻辑一致性和样本信息时效性上看，该数据是分析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不可或缺的研究样本。

二、理论分析

Casson较早从管理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企业家创新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关键性作用。Casson认为，企业家是专门就稀缺资源的配置做出判断l生决策的经济主体。由于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与企业发展最为重要的稀缺性资源，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的创新职能。在此以后，学者们就企业家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Aghion和Howitt认为，尽管技术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在一般均衡的理论机制上，研发投入并不会必然转化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预期下一期研发投入越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就越大，这将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并进一步增加当期技术创新的研发成本。在上述经济机制下，技术创新的排他性知识的垄断租金将趋于下降，这将抑制研发投人的积极性，并最终使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趋于停滞。Aghion和Howitt认为，要打破创新困境，其核心是发挥企业家创新精神。只有激发企业家对研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配置功能，创新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增才能有效对冲研发投入的边际成本上升趋势，从而真正驱动创新投人和长期经济增长。关于企业家创新对技术创新和企业经营绩效的实证关系，Salas-Fumes等、Bosma和Schutjens、Sousa和Luts分别采用来自于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创新对技术进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企业家创新对技术创新和企业经营绩效提高具有重要作用。而实现企业家创新“创造性破坏”功能的基础条件之一，就是形成有效的知识分享和知识创新机制。由于创新收益与风险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往往是在众多潜在可能的创新路径中选择预期收益最大、预期风险最小的可行性方案。因此，获取尽可能丰富的创新知识，是企业家创新在管理实践上能否成功的关键。由于创新知识分布的分散性，除企业家外，员工也是创新知识的重要拥有者。只有充分提高员工创新知识积累的积极性，并为员工创新知识的分享构建激励相容的治理结构安排，才能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有效释放。为此，构建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的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知识经济的前提下，员工参与企业治理有助于促进创新知识在企业层面的信息对称，并为创新知识积累提供充分的经济激励，因而可以降低企业家创新决策的机会成本和创新成果转化的机会成本。作为相当部分创新知识的所有者，员工参与企业治理有利于提高知识所有人的内在激励性，促进显性知识的传播和隐性知识的共享，以及知识资本的积累和知识价值的创造，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竞争优势。Shapiro认为，部分企业的创新之所以会一直低迷不振，其实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员工缺乏创新的动机，另一个则是员工的创新能力被低估。然而，无论是创新动机还是创新能力，这二者都是员工自我发展的需求。构建员工参与型的企业治理模式，将有利于满足员工自我发展的需求。从而释放出员工创新的积极性。Cumow和Moring、Rothwell曾经详细分析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的许多企业创新项目最终成败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员工是否充分参与创新过程对创新项目的成败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这是因为，创新活动是不断摸索、搜寻试错的过程，是对无数可能解决方案的不断否定和选择。除关键性技术诀窍外，市场需求、技术机会、研发管理、沟通交流、资金支持和产品性质等都是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的制度安排下，员工与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员工所能提供的各类知识资源相匹配。因此，从企业家创新视角来看，员工参与企业治理有利于企业家整合优势信息资源和了解关键创新知识，为企业的创新主体、创新过程、创新来源和创新技术路线等选择提供更多决策信息和方案。

根据Baumol的分类。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可以使用其在技术创新、质量创新等领域的生产性活动进行表征。因此，从企业家创新理论进行分析，可得出如下理论假设：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及其生产性活动将有利于员工参与企业治理。企业家进行以研发投入、专利开发等活动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以及以获得国际先进市场准入认证、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开展质量检测设备投资等行为为代表的质量创新时，其预期收益和风险均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通过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的制度安排，企业家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员工创造和分享关键信息和知识，从而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根据选取变量的不同，本文将企业家创新行为与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关系做出了五个细分的理论假设（H1―H5），如表1所示。

考虑到中国的转型经济特征，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及其非生产性活动对企业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也起到了重要影响。在经济转型早期，企业家的制度突破能力，政商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处理能力，国外先进生产组织方式的模仿能力，对突破管制性壁垒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企业家群体对制度能力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效应，即较为依赖寻租行为及其非生产性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具体表现在部分企业家群体主要通过税收减免、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等寻租行为及其非生产性活动获取利润，或延续其在经济转型初期所形成的模仿型、跟随型商业模式（例如加工贸易企业）而获得经济收益，而较少有意识地通过创新行为及其生产性活动实现企业投入一产出效率的改善。与企业家创新行为相比，企业家的模仿和寻租行为及其非生产性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少，因而这一部分企业家往往偏好于保守型的发展策略，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的需求程度较低。一个可能的理论猜测是，企业家的模仿和寻租行为及其对应的非生产性活动。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具有负向抑制效应。根据选取变量的差异，将上述理论假设进一步分解为五个细分维度的子假设（H6―H10），如表1所示。

除企业家创新行为、模仿和寻租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存在影响外，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也具有潜在的重要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具体表现在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等方面。根据心理经济学的研究，企业家的人格特征可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变量。大量的心理学调查数据证实，与认知能力、智力因素等变量相似，基于语义自我评价的人格特征变量也具有较强的时序稳定性和较显著的个体差异性。因此，采用企业家人格特征变量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变量，既能够避免由于样本信息不可观测所造成的测度误差，也能够有效反映不同类型企业家在创新精神上的实际差异。根据心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基于大五人格分类法的开放性、外向性和冒险精神等三个变量均可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有效变量。其中，企业家的外向性人格代表其决断力、领导力、进取心和活跃度；而开放性人格则反映了企业家的个体创造力、创新精神与好奇心。Rauch和Frese认为，企业家的外向性、开放性人格特征和企业家冒险精神都对企业家的创新选择及其创新成功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因此，基于前文对企业家创新行为与员工参与企业治理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理论假说：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考虑到选取外向性、开放性和冒险精神等三个统计指标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变量.本文将该理论假说进一步分解为H11―H13等三个细分维度的子假设，如表1所示。

三、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

2015年CEES数据调查由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等四家机构联合开展，选择的调查区域为中国经济总量比重最大、区域内部发展差异性较为显著的广东省。基于随机分层等距抽样方法，本次调查选取广东省13个地级市的19个区（县）作为调查单元，数据覆盖珠三角、粤东和粤西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在此基础上，以“第三次经济普查”的制造业企业清单（2013年）作为抽样总体，本次调查随机抽取1 000家企业作为受访样本。每家受访企业按照员工规模随机抽取6―10名员工作为调查样本，并保证30%中高层管理人员和70%一线员工的样本比例，从而保证了调查数据具有充分有效的样本代表性和异质性。与现有文献多采用居民人户调查数据不同的是，2015年CEES调查采用直接入企的访问方式，从而有效规避了居民入户调查所存在的拒填、瞒报、谎报等造成的样本选择有偏性偏误较大、统计测度误差较明显和关键信息填报不全等缺陷。最终成功回收570份有效企业问卷、4988份有效员工问卷，共计5 558份有效问卷。表2为本文理论假设所使用的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企业家创新方面，2015年CEES数据搜集了2013―2014年企业家创新行为（技术创新、质量创新）、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是否加工贸易出口企业、是否获得减税优惠、是否获得减免税优惠、是否享受税收返还、政府是否提供土地补贴）以及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人格特征）等三个维度企业家群体的完整样本信息，并同时搜集员工人力资本状况（平均受教育年限）、经济民主化程度（平均交流、合作状况）等关键变量，以及企业规模（员工人数、工业总产值）、企业类型（是否国有企业、是否外资企业）等其他重要控制变量。从企业家创新数据、企业数据和员工数据三者匹配上看，2015年CEES数据为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具有逻辑一致性的样本。表3对被解释变量（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以及企业家创新精神所使用的企业家开放性、外向性人格特征和企业家冒险精神的变量定义、统计含义和测算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二）描述性统计

通过观察全文13个主要理论假设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第一，在未充分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本文使用散点拟合线的形式描述了企业家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弹性系数。结果发现，无论采用研发投入还是新增专利总数作为企业家技术创新行为的变量，企业家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理论假设H1和H2在描述性统计结果上符合预期判断。其中，研发投入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弹性系数为2.15个百分点，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企业的研发投入每提高100%，其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将提高2.15个百分点。新增专利总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弹性系数为3.34%，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企业新增专利总数与平均值相比增加1倍，该企业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将提高3.34个百分点。

第二，通过单一解释变量的OLS回归模型以及相应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柱状对比。本文给出了企业家质量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统计表明，无论以质量检测设备投资、是否获得国际先进市场准入认证，还是是否获得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家质量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普遍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其中，质量检测设备投资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弹性系数为0.52%，即在未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企业的质量检测设备投资额每增加1倍，其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将提高0.52%。同时，与未获得国际先进市场准入认证和未获得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相比，获得国际先进市场准入认证和获得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在员工参与程度上分别高出4.87%和18.65%。描述性统计结果说明。本文关于企业家质量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理论假设（H3―H5）与经验数据初步吻合。

第三，通过对不同类型企业家模仿行为（是否加工贸易出口企业）、企业家寻租行为（是否获得减税优惠、是否获得减免税优惠、是否享受税收返还、政府是否提供土地补贴）等非生产性活动的分组对比发现：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与对照组相比，企业家从事加工贸易出口，该企业的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将显著偏低4.10%；而获得减税优惠、获得减免税优惠、享受税收返还，以及政府提供土地补贴的企业，其员工参与程度分别比对照组偏低6.23、6.73、4.89和10.39个百分点。这表明，企业家的模仿和寻租行为等非生产性活动由于对知识分享和知识创新的需求不足，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上述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本文H6-H10理论假设的预期判断基本吻合。

第四，本文估计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在单变量OLS回归条件下的弹性系数估计值。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无论以企业家外向性人格特征、开放性人格特征还是企业家冒险精神作为表征量，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弹性系数均显著为正，估计值分别为35.76%、83.52%和9.10%。这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符号方向与理论假设H11―H13的预期判断基本吻合。

四、实证检验

前文第三部分分别对企业家创新行为及其生产性活动、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及其非生产性活动、企业家创新精神及企业家人格特征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实证关系进行了初步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企业家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家模仿行为和寻租行为及其非生产性活动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对企业家外向性、开放性人格特征和企业家冒险精神等企业家创新精神而言。其与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相关性。考虑到2015年CEES数据的短面板特征，并有效控制调查数据的异方差性，本部分通过构建一个综合考虑行业效应、地区效应和年份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就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从上述三个维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本文研究目标，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二）估计结果

表5-表7分别给出了企业家创新行为及其生产性活动、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及其非生产性活动、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效应。在充分控制企业规模（员工人数、工业总产值）、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合作状况、平均交流状况、企业所有制类型（是否国有企业、是否外资企业）的情况下，实证检验主要有如下三个发现：

第一，企业家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表5分别考察了企业家技术创新行为（研发投入、新增专利数）、企业家质量创新行为（是否获得国际先进市场准入认证、是否获得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质量检测设备投资）的不同细分维度指标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效应，其对应的理论假设H1―H5。无论是企业家技术创新行为还是企业家质量创新行为，其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弹性系数均在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取值范围为1.00%到69.00%。上述参数估计值与H1―H5的理论预期符号完全一致。这表明，由于需要从尽可能丰富的潜在创新方案中寻找出预期收益最大、预期风险最小的可行性路径，企业家“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行为对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机制存在较大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作为人力资本拥有者，员工参与企业治理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企业家创新行为将促进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对技术创新行为、质量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系数进行比较发现。企业家质量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弹性系数普遍更大。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质量创新涉及产品生产管理、市场需求发现、产品升级换代等多维度深入而全面的持续改进，对员工显性能力、隐性知识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质量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效应更大。

第二，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表6分别考察了企业家模仿行为（是否为加工贸易出口企业）、企业家寻租行为（是否获得减税优惠、是否获得减免税优惠、是否享受税收返还、政府是否提供用地补贴）等非生产性活动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其对应的理论假设为表1中的H6―H10。结果发现，无论是企业家模仿行为还是寻租行为，其对员工参与企业程度的影响效应均在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负，取值范围为-9.18%到―4.58%。上述参数估计值与H6―H10的理论预期符号完全吻合。这表明，由于部分中国企业仍对传统的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财政补贴与税收返还等非生产性活动存在路径依赖，与创新型企业家相比，这部分企业家群体更多通过确定性盈利模式而获取收益，对构建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机制的内在动力较为不足。

第三，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以企业家外向性人格特征、开放性人格特征和企业家冒险精神等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变量，表7估计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弹性系数。发现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系数为0.091到0.835，并且上述弹性系数估计值均在至少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正，与理论假设H11―H13的预期符号方向完全一致。这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越强，其创新意识、个体创造力、进取心和活跃程度越高，也更倾向于通过持续性的创新行为而获取经济收益。企业家创新精神越强，对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机制的内在需求也更为迫切，企业家创新精神将驱动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提高。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2015年CEES数据，本文通过对企业家创新行为、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等不同维度变量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系数进行稳健性估计，研究发现：企业家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与技术创新行为相比，企业家的质量创新行为在驱动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提高方面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而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使得企业家过于依赖确定性的盈利模式，从而造成企业家对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机制的内在需求较为不足，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存在较为显著的抑制效应。企业家创新精神越强，其在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质量创新等方面的自觉意识也更强，这驱动了企业家倾向于让员工更为深入地参与企业治理。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成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减少政府对企业家过度的“父爱主义”关怀，通过释放人力资本潜能进而实现企业发展。企业的发展和持续经营最终依靠的是人力资本尤其是创新型人力资本。因此，充分激发人力资本的创新潜能，对实现企业的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当前，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关怀如税收减免、科技补贴和土地补贴等，虽然能够解企业一时之急，但也容易造成企业对政府资源形成路径依赖，不利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充分发挥。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父爱主义”情结会在长期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从而造成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对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应切实减少政府对企业家过度的“父爱主义”关怀，使得企业家真正依靠释放人力资本的创新潜能实现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的制度安排就显得十分重要。员工参与企业治理，有利于调动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加快知识创新和知识共享，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投入一产出效率。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12篇

摘要 在转型大背景下，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发展转型，企业幸福感提升的紧迫形势。本文对创新提升企业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我们发现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物质财富增长，弱化企业物质欲望，增强企业非物质欲望，从而稳步提升企业幸福感。

关键词 创新 企业幸福感 物质欲望 非物质欲望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奇迹”，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涌现了大量中小企业，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小企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的重要力量。然而，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缺乏创新的严重问题。

十二规划提出，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中小企业面临转型的“大考”。企业能否从过去缺乏创新的粗放发展方式转向加强创新的集约发展方式，取决于企业幸福观的转变。中小企业，构成了经济系统最重要的微观经济组织。因此，我们针对目前国内外主要对个人幸福感研究居多，而对企业幸福感研究则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对企业幸福感的研究。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创新对企业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二、文献综述

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个人的普遍需求。在经济学里，商品生产和政府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国民的幸福（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当然，企业作为一个特殊个体和有机组织整体，其幸福感相对于个人幸福感是有差异的。针对幸福感这一概念，必然涉及到效用问题。主流经济学以理性人、稳定性偏好和最大化为假设，收入同效用成正比，效用多寡由收入来衡量。这种结论是通过考究人的选择行为来判断显示性偏好而得出，但忽视了人的内心体验和真实感受。

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国外最早是从伊斯特林开始，之后的研究围绕收入的增加并没带来幸福感的增加的“伊斯特林悖论”展开。对此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另一类是理论快乐适应和社会比较理论。

国内学者对幸福收入关系的研究采取综合分析的立场。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导致幸福同等程度增加在于：一是人对财富的增加产生“享乐疲劳”；二是相对收入对幸福更重要；三是嫉妒。大部分是描述性的叙述，缺乏以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幸福感。因此，展开运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视角对企业幸福感进行分析理论意义重大。

三、创新提升企业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熊彼特把敢冒风险，第一个将发明引入生产体系的企业家称为创新者。他认为这些人具有“创造性毁灭”的企业家精神，是动态经济的经济主体。目前，很多中小企业是土狼族式的家族企业，严重缺乏创新。企业作为经济系统中的特殊个体“细胞”可以通过加强创新，进而持续提升企业幸福感。在本部分，我们将借鉴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的快乐适应论和社会比较论分析个人幸福感的经济理论运用到企业幸福感的分析上来。

我们假设企业追求正的利润为目标，而非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于企业发展到成熟期，生存已不是首要目标，更多的是追求更多其他非物质目标，如社会责任，社会形象，员工个人价值实现等目标。第二个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

企业物质财富得到不断积累，但同时企业物质欲望也会升高，从而导致企业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带来企业幸福感的提升。企业创新，可以加速企业物质财富增长，增强企业非物质欲望，削弱企业物质欲望，使得企业物质财富的增长快于企业物质欲望的升高，使得企业实现稳步提升幸福感。

在创业阶段，各个企业的物质欲望水平近似处于同一水平。平均而言，有着更高物质财富的企业往往会拥有更高的幸福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创业阶段，企业为了生存，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盈利。因此，企业幸福感和物质财富大小成正向关系。

如果保持物质欲望水平不变，企业物质财富增加，企业的幸福感将上升。然而，如果保持物质财富量不变，企业物质欲望上升，那么企业的幸福感会降低。这反映了企业随着发展，如果不采取扩大规模生产或创新，企业的物质财富增长慢于企业物质欲望的膨胀，其幸福感会随之降低。

企业在其生命周期中，物质欲望会随物质财富增加而相应增加。因而，物质财富水平和物质欲望同时提高了，而幸福感保持不变。这反映了如果企业通过扩大规模生产或创新，维持持续的物质财富增长，可以保持企业的幸福感稳定。

如果企业但采取规模生产，而不主动采取各种创新，在面对外部或内部冲击和不确定性情况时，企业物质财富增长突然放慢，无法跟上相应的物质欲望水平提高。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给企业产品需求带来不利影响，使用企业物质财富水平增长放慢，企业幸福感下降。这样表明企业的发展不可持续，无法维持其幸福感的稳定。而如果企业采取规模经营并加强创新，转变企业盈利模式和幸福观，用更少的成本去提升企业的信誉，承担社会公众责任，弱化企业的物质欲望，从而使得企业的物质财富增长快于企业物质欲望的增长，从而在稳定企业幸福感的基础上，提升企业幸福感。

参考文献：

[1]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经济研究.2006.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13篇

在了解中国特色企业文化战略之前，我们要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做一次厘清。企业是企业文化的物质载体，在企业文化战略的实操中，恰恰这一最简单的概念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视，但又是这一基本概念的重新拿起来审视，我们会得到更为深刻的如何将企业文化持续固化进行、如何运用更为适合的研究方法进行企业文化创新的思考。尽管不同学科的对待企业以及企业文化的视角远不相同，但正如我们在企业文化实操中所一直强调的辨证观点一样，不能简单对某一研究方向进行非此即彼的褒扬或否定，只有从不同学科的研究角度来看企业文化，才能丰富我们对于企业文化的系统思考。而在本节中，我们立足于从目前影响中国企业最多的经济学与未来将更大影响中国企业的管理学的对于企业的视角比对来深入看待企业文化。

从经济学角度

尽管经济学对于企业存在的经济理性阐释受到了管理学者的质疑甚至批判，但效用最大化、交易成本分析、有限理性等经济学对于企业的假设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管理思想，并且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以及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管理现象是应当予以吸收的。

利润最大化将使企业文化处于无尽的物质痛苦之中

经济理性即“最大化行为”一直是新古典经济学最核心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版图中，竞争是充分的，信息是完备的，交易是无摩擦的，企业是抽象化从而非人化的生产函数，所有要素作为自变量被投入这个函数，可以期待的是价格引导下的收益最大化，是各种要素贡献此消彼长后的边际相等。”这是企业存在价值的最基础假设，引出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向。企业是否应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论题在近年随着企业文化的研究深入而成为一个核心论点，但存在于企业投资者或者管理者决策判断深层仍然以此为主。我们认为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企业文化的理论基础，很容易将企业文化视同为减少交易成本的附件工具，而忽略了文化本身精神至上的应有之义。

经济学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它主张最大合理化的配置资源，以期获得最大的投入产出比，这是冲破计划经济的关键性指导思想，因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但经济学内在的缺陷在于其基本假设建立在资源稀缺，因而人们的物质欲望也是无限的基础上，但物质的追求并不仅仅是人类的福音，更是人类的痛苦。这就将使问题回到物质与精神这一对哲学上的根本矛盾上来。西方社会呼吁精神回归的呐喊，中国社会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失衡，中国企业核心理念的混乱，无不在告戒我们，企业领导者必须澄清企业终极存在的价值这样的基本命题，否则，极易片面地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经济学的观点来主导企业管理，那将使企业文化缺乏终极的价值基础，最后沦落为物质的奴隶而非精神的上帝。

经济理性思维模式将企业文化拉回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木上

但上述的观点并不妨碍我们采用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来分析管理现象。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的：第一点，经济学分析总是从个人出发，换句话说，“经济学总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确是这样的，经济学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包括组织行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个人行为的分析的基础上，即由个人到组织。这一点与社会学不一样，社会学一般是从组织到个人，首先在组织规则下研究社会个人行为。第二点，经济学研究人们的理性选择，它假定每个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至于最大化结果是什么要根据他的偏好和约束而定。这种偏好不仅仅是利己主义也可能包括利他主义，例如你高兴我就高兴，最大化你的偏好就是最大化我的偏好(有东西宁可让你吃而不是我自己吃，母亲都有这种特点，孩子高兴所以母亲高兴)。另一方面，任何偏好最大化都是要满足一定条件的。这种约束条件可能是技术决定的，例如在某种情况下，你一天的饭量总是有限的，工作时间也是有限的；也可能是制度决定的，我们后面将更多的谈到这种制度的约束。第三点，均衡分析是重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学分析某个人时，最后要落实到某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某个个人所无法改变的，我们称之为均衡。

在我们的每一个企业文化管理咨询项目的前期谈判中，每一次都必须经历一番极具经济学色彩观点的质疑，比如高层领导关注的是企业文化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文化的投入能够为企业带来多少收益？中层干部关注的是企业文化的重塑能够为他们带来多少空间与待遇的提升？而基层员工判断企业文化效果的标准则更为直接地体现在是否能够提升他们的薪水。

我们讲吸取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并非简单地使用算术的加减乘除或者投资收益率的计算，这样的分析企业文化的方法难以得出直接的结论，即使得出了结论也难以具有广泛的普适意义；对于中国企业文化实践更重要的是理性的思考模式，这能够为偏重感性思维的企业文化建设带来新的契机、新的生命力。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

比如西蒙的组织是有限理性的令人满意的解的理论。其认为组织存在的理由是因为有限理性的经济化，从而必然出现组织。组织的实质是因为“同样可能的选择、同样的价值观和同样的知识”，换句话说，“同样可能的选择、同样的价值观和同样的知识”也划定了组织的边界。比如使用博弈论的纳什均衡、承诺博弈、信息等等概念来分析文化的定义(其认为文化是一组人群行为规范的稳定预期以及共同信念。)以及信任的现象。比如非正式的内在制度与正式的内在制度的分析。又比如产权制度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

又比如经济学家哈特(O·Hart)、格罗斯曼(S·Grossman)与莫内(J·Moore)等人与近10年来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不完全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s)理论方法在西方经济学界愈来愈引人注目。尽管合约是不完全的，但签约者们可能不能说清楚但却可以共同预期到他们间的关系。这就直接引出了隐性合约概念。典型的隐性合约就是人们常说的“企业文化”——他表现为一系列价值观、思维方式及应如何进行工作之信念的共享。“企业文化”是隐性合约的集中表现。这说明了为什么改变企业文化会是相当棘手的事：因为改变企业文化意味着打破旧的合约并以新合约取而代之，而隐性合约并不明确议定其中的隐性原则使得这种改变困难重重。这也解释了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资产重组与企业兼并过程中的合作障碍现象。由于隐性合约不可能通过法律来实施。它没有文本，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字面性的合约规定条款。因此，隐性合约必须依赖于实施机制，它必然是纳什均衡。

从管理学角度

管理是一种行为，企业管理的主体组织是企业。企业是管理行为一个载体，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企业，本质上是群体围绕目标而进行协作。或者进一步说管理学更多地是把企业看成是人的集合体。这样的视角与经济学的视角是不同的，它更强调从哲学的意义上考虑管理的高度。

人的行为终究是要归结到人存在的意义上来的。可能读者扪心自问这样简单的问题：我为了什么而活在世上，我应该怎么活着才有价值，我活着的目标是什么？都会觉得需要不断去澄清。既然企业是人的集合体，那么企业的存在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发问。

因为对于企业是什么的问题没有问答，我们就没有根据来判断企业为了什么目标、什么样的结果对于企业经营更有实际的意义，所以我们才有关于使命、远景的阐述。继而我们所阐述的价值观是为达到使命与远景的生存方式，从这个层面出发的问题又与个体的人对于“怎么样活着更有意义”的认知却有相同之处。

1956年德鲁克写出《管理的实践》的时候，标志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我们知道古典的管理理论之所以称为理论，而不称为学科，是因为德鲁克站在前人的高度，并且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伦理等多门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已有的研究成功，系统地阐述了管理这个复杂的实务。

德鲁克把管理这个复杂的利用其他原有科学比如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等多门社会科学很难解释与阐述的实务从已有的学科中剥离出来创立管理学，是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已存在的社会现象，是想把组织中已存在的纷繁的具体工作解析得更加清楚，但是剥离并不是原有的目的，管理学仍然交融了原有社会科学的元素，所以研究管理实务时也就不能仅从德鲁克创立的管理学中寻找答案。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企业家理论理论演变理论发展

西方企业家的理论研究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西方企业家理论的发展，根据时间的顺序，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古典阶段企业家理论

“Entrepreneur”(企业家)一词最早见于16世纪的法语文献。而最早将企业家应用于商业的是康替龙(Cantillon)，他在1755年所著的《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认为企业家特质就是承担收入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后来的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家问题，创立了各具特色的企业家学说。而在古典阶段，对企业家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企业家的职能。

1.重农主义经济学派的企业家理论

魁奈(FrancoisQuesnay，1694～1774)等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沿袭了康替龙的企业家理论。魁奈认为企业家是简单的监督管理者，他抛弃了康替龙关于企业家的风险承担内涵。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波多(Baudeau)继承了魁奈和康替龙的观点，认为农场主是指承担费用、承担风险、享受获利——最终所有的一切经营都是为他自己利益的人。杜尔阁(Turgot)则认为，企业家是富有的工业企业家或者商人，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而从事有风险的经营和生产管理事务。

2.萨伊的企业家理论

最早赋予企业家突出重要性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1803)，在其《政治经济学问答录》中首先指出企业家概念包括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精神两项内涵。他对企业家阶层的诠释是：“结合一切生产手段并为产品价值寻求价值的人，是预见特定产品的需求以及生产手段，发现顾客、克服困难，将一切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经济行为者。”企业家是将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组合起来进行生产的人，是生产过程的中心枢纽，是生产要素和生产环节的协调者。

萨伊之后，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1848)在英国推广了这一术语。古典阶段的另一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则认为企业家的特质是人格化的资本，或者说企业家是一定资本的所有者。

二、新古典阶段企业家理论综述

新古典经济对企业家的研究侧重于企业家的特质，即企业家的性质。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歇尔，熊彼特，奈特以及柯兹纳等人。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企业家的特质进行了分析。

1.马歇尔的企业家理论

马歇尔(A•Marshall)提出了在修正不均衡，使不均衡走向均衡这一动态过程中企业家承担着重大作用的观点。马歇尔所谓的企业家是多重角色的，他赋予企业家中间商人、风险承担者、领导协调者、创新者等角色，形成了企业家理论的雏形。马歇尔指出：“企业家们属于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的有高度技能的职业阶层。”

马歇尔这种赋予企业家多重角色的折衷观点使其企业家角色理论失去了鲜明性，但其思想博大渊深，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方向。

2.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

熊彼特(J.A.Schumpeter)从企业家资质或能力角度分析企业家阶层的角色功能，他界定了企业家是管理者，其管理活动的核心是创新，企业家的创新产生了动态的经济运动与经济发展。他提出了企业家即创新者，第一次把创新作为企业家的首要职能，强调创新是企业家的判别准则。企业家通过“创新”显示个人成功的欲望，即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企业家的活动，熊彼特把它称为“企业家精神”。

关于风险的承担问题，熊彼特认为承担风险的是资本家，而企业家并不是风险承担者。熊彼特以企业家为中心，构筑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历史进程的动态理论体系。但他的理论完全抛开了资本的作用，将企业家与风险分割开来；把企业家置于企业组织之外去追求个人功绩，没有涉及到企业家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

3.奈特的企业家理论

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年)一书中，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来论述企业家阶层的功能角色。他认为，面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家承担的职责就是通过决策，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尤其是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

奈特的企业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不确定性下，使管理权限和保证责任不可分割的联系起来，只有保证合同收入才能掌握决策权，这种逻辑在企业组织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股东与内部人的关系，但奈特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

4.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综述

柯兹纳(Kirzner)继承了马歇尔的研究传统，从研究市场结构入手研究企业家的角色功能，他把企业家作为推动市场结构的主体，探索作为“中间商”角色的企业家本质机能。他基于对市场过程的分析，提出企业家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市场过程中发现获利机会，从而形成了马歇尔之后企业家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柯兹纳发展了马歇尔和康替龙的理论，从市场过程内在角度成功地阐述了企业家的形象，但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局限于把不均衡只视为始终存在于投放与产出的过程中，他并未把企业看作是生产资源的集合，也没有考虑资本运营的风险作用。

三、新自由主义阶段企业家理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企业家的问题研究侧重于企业家的作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行为受自身所处的组织环境的影响，有权选择自己的组织，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森、鲍莫尔等。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企业家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等人。

1.卡森的企业家理论

卡森(Casson)运用企业家市场均衡模型来研究了企业家角色功能，在信息的主观性、内生性偏好和有限理性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综合了前人的企业家理论，把企业家的行为分析综合到一个供给——需求分析框架之中，构造了一个企业家市场均衡模型，从交易成本入手，得出了企业家对市场过程的参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结论。

卡森关于企业家一般规定性的探索，抓住了以往经济理论对企业家研究的不同要素。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者”角色的创新行为，柯兹纳的企业家“中间商”角色的套利行为都可视为卡森企业家“判断性决策者”决策行为的特例，这使得他的企业家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他的企业家概念的偏颇，即只注重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交易性，而忽视了其生产性。

2.科斯的企业家理论

科斯(Coase)认为企业家是决定企业制度形成的重要力量。他在《企业的性质》中，从降低交易费用这一全新的视角阐述了企业家在企业制度形成中的作用问题。在科斯看来，通过一个组织(企业)，让某个权威(企业家)支配生产要素，能够以较之市场交易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交易时，企业就产生了。科斯同时论述了企业边界的存在和确定，认为企业边界的位置处于通过市场实现交易与通过企业组织实现交易成本相等的地方。

从他的理论，可以看出企业的边界也是企业家的边界，企业家在降低交易费用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受到企业家有限理性边界的限制。

3.诺斯的企业家理论

美国新经济史学家代表经济学家诺斯(North)认为“企业家和他们的组织会对(可观察的)价格比率的变化直接做出反应，通过将资源用于新的获利机会或(在现有规则内变化无法实现时)间接地通过估计成本和收益以将资源用于改变规则或规则的实施。”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在于运用自己的才能去发展通过重新配置资源获取更多收益的机会，并通过组织去改变制度框架的规则或准则。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绝大部分是渐进的，长期的制度变迁是企业家短期决策的结果。

4.阿尔钦和德姆赛茨的企业家理论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andDemsetz，1972)在他们的企业理论中重点由使用市场的交易费用，转移到解释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上。他们认为企业实质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每个人的边际贡献难以精确的分离与观测。为了克服因此而产生的偷懒问题，必须让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为了保证其监督的积极性，剩余索取权必须交予监督者。这可以作为对企业特别是古典企业中不对称的产权安排的有力解释。但其重要缺陷是把企业家的功能仅仅归结为“监督”，而真正重要的职能，经营决策则被抽象掉了。

5.彭罗斯的企业家理论

彭罗斯(Penrose，E)从企业组织的角度考察了企业家的角色和功能。他认为：(1)企业家承担了推动市场与企业组织两者联动机构的作用。(2)企业家应具有预见未来变化和发展潜在生产机会的能力。(3)企业中未被利用的能力以及潜在能力构成了企业扩展的动因，企业家利用这些能力，促进企业的扩展。(4)企业家是主动地承担风险，而不是被动地承担风险。他讨论了企业家在企业的生产性和交易性两方面活动的实质作用，在企业家内在规定性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企业家理论的本质特征探析

综上所述，西方企业家理论的演变与发展主要经历了古典阶段、新古典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我们看到的企业家理论是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众多的学者应用交易费用理论、契约理论、委托理论等从企业家的职能、特征和能力不同的侧面描述和概括企业家一定的经济性质和本质特征，但是还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标准。

本文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把企业家定义为企业家是能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善于捕捉获利机会、勇于创新、主动承担风险，面对不确定性做出决策的企业管理者。

通过探析，企业家的本质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1)企业家具有企业家才能，富有创新精神，能主动承担风险；(2)企业家是生产的组织者和实践者，能不断吸纳人才，将各项资本优化组合，把握交易机会，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利润最大化；(3)企业家具有市场眼光，能发现机遇和抓住机遇，并根据不确定性的内外部环境做出决策；(4)企业家承担着引导、指挥、组织、协调、监督、教育、凝聚人心、营造企业文化等企业领导职能，善于运用自己独特的领导艺术和方法。

随着企业家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及对社会发展各方面所作的贡献。企业家理论将会得到更多的发展和深化，它与人力资本理论，企业理论及其他更多理论的交叉、融合，必将使企业家理论发展的价值得以最大发挥。

参考文献：

[1]高良谋.史前经济学中的企业家思想[J].财经问题研究，2000，10.

[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丁栋虹，刘志彪.企业家模式及其理论的演进与发展[J].学习与探索，1998，1.

企业经济性质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企业异质性； 企业同质性； 产业空间分布； 二重性； 双向迁移； 选择效应

一、 引言

我国当前推行的产业空间发展战略旨在引导沿海传统产业向内陆梯度转移、推进沿海产业转型升级，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和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科学合理的政策构建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基本前提和依据，但政策的合意性和适用性必须建立在正确把握空间属性和产业分布规律的基础之上。遗憾的是，基于代表性（同质性）企业范式的主流经典理论存在的缺陷使其无法满足政策实践的需要，表现为： 从宏观视角分析产业地区间分布的产值、企业数量等“份额”差异不能完整揭示微观主体空间行为的动态过程及其内在机制，从而无法为政策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传统理论提出的引导产业从中心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单向迁移或转移的政策思路也与现实中产业“双向转移”的现实情况相背离，因而也无法对实践中的新问题和新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类似研究见： 朱廷、李宏兵《异质性企业国际转移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HFT 模型和NEG模型的拓展及验证》，载《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10期，第4859页。[1]80。因此，迫切需要从新视角对空间属性以及空间格局形成的动力系统进行再认识、再挖掘，以对经济系统本质特征进行理论刻画，对企业成长和产业布局实践进行科学指导。

近年来，“新”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G）在空间经济研究中引入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将长期游离于边缘的经济地理融入主流经济学； Baldwin 和Okubo进一步在NEG框架上引入企业异质性（投入产出系数差异），既验证了传统理论的合理部分，也得出了甚至与传统相反的新观点，比如，集聚过程的连续性和扩散动力的倒U形趋势，因而被Ottaviano定义为“新”新经济地理学（NNEG），以下称BO框架。参见R.E.Baldwin & T.Okubo， ″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6， No.3（2006）， pp.323346。实际上，从“投入产出比”角度定义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最早见于新新贸易论文献，主要分析企业差别出口行为，详见 M. Melitz，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71， No.6（2003）， pp.16951725。突破传统空间研究的“企业同质性”假设，以“企业异质性”刻画经济系统类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竞争性特点[2]236，并基于此分析生产效率维度“空间分类”的形成机制，促使理论上对产业分布空间形态的认知从“量”表（产业份额）深化到“质”核（生产效率）。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借鉴META（荟萃）分析法的基本思想，从产业份额和生产效率两个角度分别系统梳理了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的国内外最新文献，发现：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的“中心―”空间结构具有耦合“二重性”，且生产效率差异更接近空间非均衡本质； 除基于外部比较优势的集聚力和分散力外，企业竞争与选择行为是产业分布“二重性”空间形成与演化的“第四”动力； 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等因素都通过企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策略行为发挥作用。拓展分析认为，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共同作用可能导致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迥异，从而要求更为精细化、差别化的产业指导政策与之匹配； 而且考虑到企业竞争既是对投入要素资源的争夺，也是对消费市场的竞逐，则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考量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因素对产业空间布局与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十分必要。

二、 产业空间分布“二重性”： 产业份额与生产效率非均衡

主流文献侧重于从就业密度、企业数量、产值等“数量”层面描述产业在地区间分布的“中心―”非均衡结构。但事实是，相对于，中心地区不仅企业或产业份额占比较大，地区平均生产效率也显著为高，我国城―乡、沿海―内陆都具有上述特点。基于此，本文认为产业空间的分布具有“二重性”，即产业份额非均衡性和生产效率非均衡性。

（一） 基于产业份额的非均衡空间

产业空间分布主要包括集聚（非均衡）和分散（均衡）两种形态。既有相关研究，如区域发展的增长极论、“核心―边缘”或“中心―”论等都认为产业分布是空间非均衡或异质的[3]4。以中国为例，研究形成了三个思路：

（1）传统经济地理侧重于地理中心或重心的测度、探测和描述，以直观观察经济活动的空间景观及宏观演变趋势[4]。这些文献研究方法比较接近，主要是借鉴物理学重心模型；结论也基本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重心经过几次转折，整体以由北向南迁移为主，1980年前向东南、1980―1990年向西南、1990―2003年向东南、2003年后小幅转折向北。

由表1可知，从经济密度看，我国高密度城市都分布在沿海（南部、东部和北部）地区，低密度城市则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从宏观集聚指数看，前三位省份远远高于最后三位省份，产业空间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或异质性特点。

（2）新经济地理模型及实证是较新的主流方法，多采用数量模型或LQ、Gini等系数对各地区产业、市场份额及演变趋势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统计描述。Wen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产业以持续向沿海集聚为主，但2003年前后出现分散趋势陈秀山和徐瑛也坚持这一观点，见陈秀山、徐瑛《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17129页。也有文献认为，全面走向分散的转折尚未到来，如张公嵬《我国产业集聚的变迁与产业转移的可行性研究》，载《经济地理》2010年第10期，第1674页； 李娅、伏润民《为什么东部产业不向西部转移： 基于空间经济理论的解释》，载《世界经济》2010年第8期，第70页。[5]。比较行业集中度前八位本文只选取了集中度前八位的部分产业，但这已经足以论证本文观点。地区后发现，上榜次数较多的江苏、广东、山东、浙江等多为沿海省份且集中度较高，说明沿海地区仍是我国产业中心（表2）。

（3）区域发展差距（如人均GDP等）研究大都采用统计或计量方法描述地区差距水平及其变化情况，以印证产业分布的空间结构形态的形成与演化[6]。结果表明，产业空间分布不均衡是区域发展差距的主要来源。

总体而言，这一视角的研究基本认为我国以产业份额衡量的产业分布结构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即在沿海高度集聚，东西部、南北部区域间是非均衡的。

（二） 基于生产效率的非均衡空间

地区之间存在生产效率或投入产出差异是基本经济事实，但主流经济学鲜有文献关注生产效率空间分布问题，空间研究也极少涉及企业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生产效率空间分布差异进行再认识。NNEG从企业生产效率异质性视角开始了这种尝试，以下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两方面予以梳理和比较。

（1）劳动生产率。研究发现，我国产业集聚存在典型的“俱乐部”或“分类”特征，而集聚效应等对空间分布的影响都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7]1226。不同技术密集度的行业技术或生产效率的差异决定其反应弹性不同。

范剑勇的研究表明，中国劳动生产率确实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且主要是由产业分布不均衡造成的[8]80。表3表明，1979―2006年期间，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一直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呈现差距整体扩大、局部缩小的趋势； 从增长率看，2004年以后东部放缓、中西部加速的特征比较明显。

（2）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TFP估算，包括企业或行业层面估算[9]； TFP差距来源与分解，包括交通基础设施[10]； TFP的影响或效应，包括促进市场竞争[11]27等。

石风光的研究结果显示（表4），我国TFP空间分布高度非均衡，东部地区最高，地区间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递减分布格局。

（三） 基于市场份额和生产效率耦合的空间“二重性”

（1）空间“二重性”： 理论框架。Baldwin和Okubo在NEG模型中引入企业生产效率异质性，并分析了异质性企业的空间行为模式，得出如下结论： 生产效率决定空间决策异化，即高效率企业向“中心”迁移以获取更大的产品市场和更丰富的高端投入资源，低效率企业被“挤出”市场或迁移到以获取更低的成本投入要素或可赖以生存的贸易障碍[12]，进而形成市场份额和生产效率耦合的“中心―”二重空间结构。

（2）空间“二重性”： 实证结果。鉴于从“二重性”角度定义空间属性的理论分析尚处于探索性阶段，难以找到较完美的指标或手段描述企业选择行为，因而目前对上述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仅有的文献仍然为上述理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证据，比如，基于智利、日本和瑞典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支持了产业空间分布“二重性”观点相关文献可参见： H.Saito & M.Gopinath， ″Plants Selfselectio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Regional Productivity in Chil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9， No.4（2009）， pp.539558； T.Okubo & E.Tomiura， ″Industrial Relocation Policy， Productivity， and Heterogeneous Plants： Evidence from Japa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42， No.12（2012）， pp.230239。 [13]，并认为学习效应或知识溢出、企业自选择和集聚经济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Okubo和Forslid进一步利用日本企业层面区域和产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生产率两端的企业（即较高效率、资本密度和较低效率、资本密度两端）更倾向于在“中心”集聚 参见T.Okubo & R.Forslid，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Sectors，″ DP 10E56， RIETI， 2010。，这说明效率水平和市场份额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可能是倒U形关系。

理论和实证都表明，技术效率和经济活动存在地区集聚，其地理分布和空间轨迹高度耦合。具体到我国，两者呈现“东―中―西”的耦合性依次递减格局，具有显著的空间二重性特征。遗憾的是，目前国内仍缺乏对此的实证研究。

三、 “一元”非均衡空间： 基于企业同质性的比较优势

企业同质即以代表性企业涵括行业或产业整体特征。因此，产业分布的空间景观只能表现为地区间产业份额的差异，其演化动力源于企业外部： 一是产业外部自然资源禀赋的静态比较优势，由地理第一性外生决定，直接影响区位决策； 二是产业内部、企业外部的规模经济或金融外部性的动态比较优势，由地理第二性内生决定，通过产业关联发生作用[14]19。

（一） 外生静态比较优势

早期研究认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解释产业空间分布与演化的关键因素 相关文献请参见： 曹明福、李树民《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利益得失》，载《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6期，第6874页； 鞠建东、林毅夫、王勇《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 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载《经济学（季刊）》2004年第1期，第2754页。，主要包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投入及包括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在内的贸易成本。（1）要素投入。早期贸易论和区位论强调劳动丰裕度、自然资源等外生比较优势的区位决定作用，且地理因素重要性还在上升[15]75，但规模经济存在集聚和分散动力相互抵消的情况，作用效果不显著[16]76。其内在逻辑是： 资源禀赋比例决定了生产要素价格比，进而产生商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差异。（2）贸易成本。地理距离决定的运输成本以价格加成方式进入成本函数，作用强度可视为给定，若运输成本下降可能导致产业的集体“扩散”[17]63； 制度和政策因素以交易成本方式进入企业成本函数，它可以政策手段将地区比较劣势调节为比较优势[18]29。

（二） 内生动态比较优势

马歇尔认为产业集聚的动力源于外部性或动态比较优势，即基于产业关联（投入产出的前后向关系）的金融外部性[19]373和基于知识关联（特定地理空间的制度、文化、关系等广义知识联系）的技术外部性[20]340346。（1）金融外部性。偶然因素使某区域（如沿海）的人口大于其他区域（如内陆），使其获得相对更大的市场规模、更低的价格指数，从而吸引其他区域人口和企业向该区域集聚，并最终形成“中心―”空间格局。其中，代表性企业迁移的动力源于初始条件下上下游的价格和市场规模等金融外部性优势，并经过正反馈机制不断强化为区域的动态比较优势[21]125。既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实证包括内资或外资区位决策、中间投入等，相关文献参见： 刘修岩、张学良《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中国地级区域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载《财经研究》2010年第11期，第8392页； 余、孙永平《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7182页； 范剑勇、谢强强《地区间产业分布的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第107119页。。（2）技术外部性。产业空间演化本质上是生产网络空间和社会网络空间重构的耦合过程[22]6，特定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如制度、文化、关系等）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创新水平和知识溢出促进集聚参见林承亮《技术外部性与集群企业创新》，浙江大学产业经济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作用路径有二：一是地方性知识通过促进原子企业或个体不断被网络化整合，并共享中间投入、公共平台浙江很多中小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成长都是依托某一专业市场，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推动了小商品制造业的繁荣，绍兴轻纺城促进了轻纺产业集聚等。以优化生产组织过程，降低交易或协作成本[23]87； 二是地方性知识利于个体间关系构建与关系质量提升，通过增加交流频度和知识溢出强度来发挥组织间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作用，也即技术外部性可通过本地知识（社会关系）发挥组织经济或社会网络经济效应[24]385393。

（三） 综合比较优势

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对我国产业动态分布具有同样重要的解释力，比如，我国区域间产业梯度格局中，中部、西北、西南地区静态比较优势更显著，而沿海及京津地区动态比较优势更显著[25]1403。

上述研究对空间差异的判别只能从企业数量、产值等宏观产业份额层面展开，而对其演化动力只能从外部、静态等层面予以宏观笼统把握，难以洞察内在微观驱动机制。

四、 “二重”非均衡空间：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竞争与选择

（一） 企业异质性与需求竞争

OTT框架尝试在延续企业同质性假设的同时修正竞争促进（procompetitive）效应，即产业空间集聚过程中，市场参与者的增加加剧市场竞争[26]423。与NEG范式不同，空间竞争模型侧重于探讨基于市场需求的企业竞争与博弈如何引致产业空间均衡，并发现企业竞争策略对实现集聚均衡的重要性[27]。企业异质性与竞争策略动态互动，即核心能力差异决定企业竞争和博弈的策略选择的同时，竞争机制反过来促进企业能力提升[28]，如在多企业（超过双寡头）市场中，品牌差异化等往往是企业取得市场优势的主要策略选择品牌或产品差别化是企业主要市场策略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度差异化可能也是不经济的，详见： K.Behrens & Y.Murata， ″Trade，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87， No.1（2012）， pp.117； T.Tabuchi， ″Multiproduct Firms in Hotellings Spatial Compet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Vol.21， No.2（2012）， pp.445467。[29]949。因此，市场需求限制或消费价值竞争都将影响企业行为策略和空间分布模式。

（二） 企业异质性与选择行为

企业异质性包括多个维度，既有文献多侧重宏观“量”层面的分析，未能把握个体行为“质”的特征，如企业规模与产业集聚研究[30]89。BO框架引入生产效率异质性以刻画经济系统中企业间类生物“个体群”的竞合关系和群落特征企业本质上具有生物特征或生命周期，其行为可在群落分析中理解，异质性表达借鉴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技术系数”或“惯例”，参见R.R.Nelson， ″Recent Evolutionary Theorizing about Economic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3， No.1（1995）， pp.4890； 杨虎涛《什么是演化经济学： 基于学科类比的说明》，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7378页。。生产效率处于技术链和竞合关系链最核心和关键的交叉节点： 各种投入要素经过“技术黑箱”决定企业生产效率，而基于生产效率的核心能力是企业所有竞争行为的依据。假定企业生产效率为连续分布产业的技术连续性假设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多恩布什理论，如果按照边际成本或技术水平排序，可以将所有产业视作连续区间。且单个企业无市场势力，则存在一个外生的竞争机制或市场进入的最低生产效率门槛水平： 只有生产效率（边际成本）高于（低于）这一门槛的企业才能生存，其他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空间区位重置。面对竞争门槛，企业进行选择选择（selection）和拣选（sorting）是演化经济学中企业演化的两个重要机制，选择是最基本拣选路径，拣选可视为选择结果。： 基于对自身效率水平的预期和评估，通过空间自我匹配和区位优化重置获取市场存续。这一过程的决定因素包括自身生产效率（即边际成本）和应对竞争的策略选择（空间、品牌等）。空间策略即选择竞争门槛较低或资源禀赋更优的地区定址。由此，生产效率作为企业能力内核，决定了其竞争行为和竞争优势的内生性[31]94。

竞争的门槛效应挤压了低效率（高成本）企业市场存在的空间，并推动其向要素投入成本更低或竞争程度更弱（产品边际定价容忍度更高）的“市场”迁移； 同时吸引高效率（低成本）企业向市场较大的“市场中心”迁移，获取最优市场规模与高端要素投入。这一过程的空间轨迹呈现出低效率企业向“空间”、高效率企业向“空间中心”的动态双向迁移，并形成生产效率的“中心―”空间分布也有研究从区域产业结构视角得出类似结论，见王方方、陈恩《产业转移中的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分析――基于区域产业结构理论的演变》，载《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5期，第3540页。。企业“选择”的共振成为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的内生动力[2]。

企业效率差异决定其选择与分类，并使产业在空间上演化为产业份额和生产效率耦合的分类结构，其形成动力和“内核”应包括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及选择与竞争行为。

五、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空间分布动力与影响因素

生产效率是技术和行为决策的交叉点，既受技术链上各种投入因素的影响，也会影响企业竞争策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旨在获取更大消费市场，故其区位决策必然以整个生产、运输、消费过程链为背景，既要考虑影响生产效率的劳动、资源、知识和组织等内部因素其中，除劳动投入外，其他原料和中间投入也是重要因素，但两者本身也是金融外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前文已做分析。，也要考虑影响产品消费的技术水平、贸易成本、需求分布等外部因素（图1）。

（一） 异质性劳动投入

异质性劳动钟陆文在《人的异质性假设及其经济学阐释》（载《求索》2006年第2期，第912页）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是企业最核心的投入，通过劳动生产率直接或结合其他因素间接地影响产业空间结构。经验研究表明，劳动异质性是导致集聚经济被高估的重要原因[32]736。具体路径有三： 一是“劳动―工作”匹配与搜索机制，即集聚区或城市发挥劳动池效应吸引人口集聚，人口的集中反过来又通过“资本追逐劳动”王舒鸿认为，高技能劳动一般与资本结合得更为紧密，则劳动流动必然带动投资和产业转移。参见王舒鸿《FDI、劳动异质性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载《财经研究》2012年第4期，第5968页。、劳动池效应等促进产业集聚类似研究还包括： M.Amiti & C.A.Pissarides， ″Trade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Lab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67， No.2（2005）， pp.392412。[33]898； 二是选择与分类机制，即高技能劳动者自我选择进入中心区域获取高收入，低技能者反之，从而形成劳动技能和效率的空间分类[34]； 三是企业家迁移引领，即企业家资源的分布与迁移将改变企业和区域的竞争态势，从而引导劳动者和企业调整空间分布[35]154。

（二） 组织外部经济

企业技术差异和有效组织是分工实现的前提。产品内分工呈现全球网络化、模块化特征，生产网络组织优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创新直接或间接通过生产效率而影响产业空间分布[36]159。组织的外部经济效应作用机制有二： 一是企业持续对内部模块进行组织整合和动态调整以适应高度精细化的产品内分工需要 模块化可视为产品内分工的结果，是企业对高度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权衡，相关研究可参见： 庞春《一体化、外包与经济演进： 超边际―新兴古典一般均衡分析》，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4128页； 沈于、安同良《再集成： 一种“模块化陷阱”――基于演化视角的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2期，第8997页。，比如对生产组织进行模块化切割，使各部门高度专注于产业链或价值链的某一环节、价值点或价值模块，通过提高知识技能熟练度获取生产效率溢出[37]39； 二是搭建与企业协作的外部平台，即企业通过技术模块化和集群网络化“锁定”个体间关系以降低交易风险、提高地理或交流的邻近性[38]197，而城市应成为淘汰低效率个体的“过滤网”和培育创新“空气”的知识“孵化器”最新文献也从计量上给予证据支持，见bes， G.Duranton & L.Gobillon et al.， ″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 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 Econometrica， Vol.80， No.6（2012）， pp.25432594。以提升整体生产率[39]247，政府则通过法律和政策对市场秩序和宏观环境的管制作用影响企业行为参见蔡玉胜《地方政府竞争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吉林大学政治经济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三） 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源于地理摩擦（基础设施、运输技术）和非地理摩擦（文化、关税、标准、法规、补贴）等[40]。区域特殊文化和制度、地理距离等都是外生贸易成本因素，市场壁垒或税收政策可能因改变国家间比较优势动态对比等推动企业区位调整[41]60。但各企业对此存在不同反应： 高效率企业因成本容忍度高而选择本地和出口两个市场，参与全球分工； 低效率企业则只能在本地销售，参与地方分工[42]993。补贴作为“”地区改善福利水平的主要手段，通过帮助企业克服贸易障碍向迁移，但因机会成本更小的低效率企业和面对给定税收的大企业更倾向于迁移，必须以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精细化措施应对相关研究请参见T.Okubo， ″Antiagglomeration Subside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DP201111， Kobe University， 2011； T.Okubo，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with Firm Heterogeneity：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35， No.5（2009）， pp.530541。[43]563。税收政策也可能影响企业区位决策： 低税率、高工资竞争时，企业可能过度进入[44]。随着贸易成本降低（一体化程度提高），产业空间分布呈现“集聚分散集聚”的变化特点： 高效率企业首先向中心迁移引发集聚，继而集聚加剧“拥挤效应”，推动高成本企业“逃离竞争”而走向分散，最后竞争保护门槛继续降低从而引发高成本企业重新迁入中心市场而集聚[45]235。

（四） 异质性偏好或需求分布

理论研究表明，偏好异质性是我国“市场获得”不收敛的原因之一，具有较强的分散动力[46]174； 但在消费者居住选址过程中，伴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报酬递增技术和垄断竞争可能促使产业集聚[47]318。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促进中间投入品或最终消费品生产的集聚[48]80。显然，关于异质性需求和偏好对产业空间分布的作用方向并没有取得共识，高效率企业通过集聚获取规模经济的同时，加剧了市场竞争对低效率企业的“挤出”，从而使整体效应不确定 结论得到微观数据支持，参见C.Syverson， ″Market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 A Concrete Example，″ NBER Working Paper， No.10501（2004）， pp.148。。由此可见，偏好异质性本身可能并非集聚或分散的动力，而是更多地发挥了对现有分散或集聚程度的弱化作用[49]。

六、 拓展性分析： 集聚空间还是竞争空间？

产业空间分布演化中，规模经济（即报酬递增）和竞争经济发挥了怎样的作用？NEG认为，规模报酬递增是解释产业集聚正反馈机制的关键，主要源于外部经济： NEG强调了金融外部性，而NIS（New Industrial Space， 新产业空间论）则更重视技术外部性。这两个学派已具有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理论范式与框架，但整体上都侧重生产端的研究，强调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将市场结构视为给定，要么是完全竞争，要么是垄断竞争。全球化时代，“生产―消费”系统的天平日益偏向消费偏好或消费者价值，企业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配置资源的出发点不再局限于内部生产行为，而是更紧密地结合自身技术能力和消费者价值。因而，对产业空间分布的认识不能停留在代表性企业加总的“数量”层面以及将集聚效应归因于“外部经济”黑箱的解释，必须进一步从微观视角考虑异质性企业基于消费者需求偏好、市场分布、竞争策略等因素的空间行为模式。顺应这一趋势，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从价值的生产到消费的完整流动链条中，只有掌握核心环节的企业才能占据主导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企业的空间行为也必须服从于其基于价值创造的竞争战略[50]。显然，尽管不同理论的分析范式有别，但其内在逻辑仍具有一致性。产业链是技术链、知识链、行为链、价值链等多链的融合，异质性企业是其基本构成单元，链上主导企业直接影响全产业链的空间布局。

企业主要面临三个链条或网络： 横向或纵向技术链、投入要素空间链、消费者价值链。不同效率水平或技术结构所决定的技术链的空间可分性是有差别的。上游、下游企业受特殊资源（高端人才和需求）地理分布的限制，空间分离性较小，而随着产品内分工的深化，标准化、模块化生产使中间部分具有较高的可分离性。如果将技术水平或生产效率与价值含量对应起来，则价值链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全球化时代价值链呈现出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大区域分散、小区域集聚”的空间格局，本质上即产业链在发达国家分解并在全球重组的过程。和技术链存在“同向耦合”关系，而两者与空间链存在“反向耦合”关系： 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其产品（环节）附加值高，空间可分离性低； 反之，亦然。

可见，必须将基于产业份额的空间集聚与基于生产效率或核心能力的竞争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洞察产业空间分布的本质和企业空间行为的动力以及两者的互动。

七、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国际理论前沿和现有文献，借鉴META（荟萃）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梳理比较了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空间分布结构的性质以及构建影响因素，并得出以下结论：

对产业空间分布的非均衡（“中心―”）结构的认识为：（1）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空间具有产业份额和生产效率的“二重”非均衡性，是“质核”意义上的，更接近空间差异的本质属性； 相比而言，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传统空间则仅把握其产值等“数量”意义上的“一维性”，只是代表性企业指标宏观的简单加总，不能反映微观动态过程与特征。（2）企业异质性视野下，空间构建与演化的动力既包括传统的集聚力（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和分散力（拥挤效应），也包括微观企业的内生性竞争与选择行为； 而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都是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 相较而言，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根本上源于比较优势，具有企业外在依赖性。（3）就企业行为与产业（链）分布关系而言，企业是产业（链）的微观组织载体，产业（链）是微观个体的外部环境，单个企业的效率差异影响其空间决策，进而塑造整个产业（链）空间分布； 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和能力（效率）决定其主导全链的能力和策略，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发挥作用意味着其面临的技术链、空间链和价值链具有耦合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