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国际教育服务贸易 发展状况 教育法规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范畴，是以教育服务为对象的贸易，是国际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服务贸易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相关规定，延伸到教育领域，可以理解为，除了由各国政府彻底资助的教学活动之外，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于教育服务贸易范畴”。2001年12月，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高校的国际教育服务将进入全球市场，获得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环境;得到一个参与全球一体化，在全球化竞争中不断成长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将面临世界教育服务强国进入我国的竞争压力和挑战。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会涉及到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不同方面和不同环节。

为了有效地应对这一挑战，应该充分认识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以及所面临的问题，采取更为积极的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方针策略。 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 中国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进口开始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1977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要扩大对外派遣留学人员，随后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开始增加。刚开始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主要是公派的。1984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我国自费出国留学开始升温。随后国家制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1996年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负责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和外国公民来华留学的组织、资助、管理，发展中国与各国教育、科技、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

1999年8月国家又颁布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这使得我国自费出国留学开始加速发展，出国留学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11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11.47万人，居世界首位。到200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更增加到13.4万人，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为12.1万，占90%。中国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等。 中国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出口也开始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自费留学生开始进入中国，从此逐年增加。为了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健康发展，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1989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了《关于招收自费来华留学生的有关规定》;1990年颁布了《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定办法》;1992年了《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办法》。

目前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国的教育服务出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国家留学网报道：截至2006年12月，2006年全年共有来自184个国家和地区的162695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519所高等学校和其它教学、科研机构学习。与2005年相比，2006年来华留学生总人数增加了21608名，涨幅15.3%。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奖学金生8484名，比2005年增长了1266名，涨幅14.9%;自费生154211名，增长了20342名，涨幅13.2%。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对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国外教育机构纷纷进入中国，抢占教育服务市场。1995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正式颁布，进一步规范了中外合作办学活动。到2011年6月，授予国外学位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项目已达165个，目前全国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达1300个左右。

一些海外考试机构也看好中国的教育服务市场。1982年中国引入了TOFEL和GRE考试，随后日本语能力测试(JPT)、商务英语证书考试(BEC)、雅思考试(IELTS)、托业考试(TOEIC)等纷纷进入中国。 随着我国教育服务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服务机构也开始走出国门，向海外拓展，参与全球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竞争。教育部于2002年12月颁布了《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规范了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境外办学的行为，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教育机构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积极性，许多高校纷纷采取行动，如北京语言大学分别在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建立了办学点;上海中医药大学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办中医内科、推拿和针灸培训班;上海交通大学在新加坡招收授予MBA学位的学生;北京中医药大学先后在德国、英国、瑞典、挪威等国与当地教育机构合作建立了教学网点。

当然出国办学对我国教育服务机构来说还是个新鲜事物，目前规模还很小，办学的层次不高，学科单一。随着我国教育服务业的飞速发展，这一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得到改变。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教育机构聘请的专家主要是来自前苏联和极少数西方国家，数量不多，影响不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教育领域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教育机构聘请外国专家的数量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快速增长。

2006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聘请的长、短期外籍教师有21223人次。这些专家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对于提高我国教育机构的办学质量和国际化水平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比之下，我国派出的教育专家主要从事汉文化的教学，数量相对较少，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促进我国智力出口的发展，于2011年3月正式颁布实施了《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实施办法》，鼓励中国专家出国任教。“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在5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共120所孔子学院，在42个国家和地区共设立244个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参加考试人数达到7.3万。有143名国家公派汉语教师在80个国家和地区任教;向35个国家和地区派出汉语教师志愿者1050名。”相信随着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派出的文教专家的数量会不断提高。

中国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所面临的问题

(一)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严重滞后

目前国际上教育发达的国家都把国际教育服务作为一项贸易来经营，积极给予政策扶持，大力倡导教育服务机构开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日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纷纷制定政策和法规，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占有更大的国际教育市场份额。而我国现有绝大多数涉及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的制定严重滞后。现有政策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各级政府没能把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像发展信息、旅游、商贸等产品一样，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造成各级高校认识上的混乱和操作上的困难;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没能形成合理和必需的政策框架。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必然会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其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也必然像其它行业一样，有一个自上而下、由表及里的政策体系;国家支持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的有效性和直接性还不明显。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针对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纲领性文件，各级政府也没有以直接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为出发点的政策和整体规划，现有的政策也主要是教育系统本身的行业规则。 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立法相对滞后，虽然近几年有了较大的改观，先后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实施办法》，《高等学校赴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等法规，并清理了《自费出国留学服务中介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高等学校接收留学生管理规定》，《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管理规定》，《中外合作举办教育考试暂行规定》，《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涉外教育的法规。

但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关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一般性法律，相当一部分领域法律处于空白状态，现有的法律法规未成体系，许多法律法规不符合国际自由贸易的法则和惯例，一些传统的法律法规成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开展的羁绊，一些法律条文对教育服务贸易规范不够，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力。需要的还没有出台，已有的约束不到位。所有这些都成了我国高校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瓶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立法相对滞后。

(二)我国教育事业缺乏强大的竞争实力

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教育事业也取得显著成就，高校办学条件得到大大改善，办学水平也有了相应提升。但与一些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的整体办学水平还不高。教育服务产品的质量直接决定教育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目前全世界留学生主要集中在教育发达国家的知名大学里，主要原因是这些大学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美国是吸引留学生最多的国家，长期以来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前列，被公认为世界教育最发达国家，优质的教育服务产品是 其拓展国际教育市场的所凭借的优势。英国的教育质量在全世界享有盛誉，拥有像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所以即使实行昂贵的收费，英国的教育对留学生依然充满吸引力。而我国高等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虽几经改革，但内容陈旧、结构不合理、人才培养模式落后的状况依然存在。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的高等教育目前缺乏能够得到国际公认的质量标准，许多高校的教学质量得不到认可，缺少强有力的教育品牌出现。

其结果，使我国高校在吸引留学生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加入WTO后，教育资源的跨国配置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多的外国教育机构进入我国。面对外国教育机构的优势，我们缺少与之抗衡的实力。由于跨境消费的出现，大量中国留学生涌出国门，漂洋过海到异国求学，造成巨大的教育资金流向国外和大量人才的外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间接地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教育服务贸易的有效开展离不开相关市场的支撑。教育事业的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井然有序地进行，管理是关键。当前，我国高校的整体管理水平比较低，熟悉WTO规则的高层次的教育管理人才更是匮乏，这就使我国高校的竞争力在国际上大打折扣。出国留学中介市场很不规范，很多出国留学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只注重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的眼光和整体规划，坑害消费者利益的事例时有发生。目前我国留学中介基本上都是出国留学服务中介，还没有一家专业从事引进外国留学生，将我国大学的优势学科推向国外的中介。因此，对留学中介市场的管理进行规范和完善，使留学市场能健康发展是我国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重要环节。总之，全方位开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我国还需要在市场建设和机构健全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三)教育经费不足 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教育水平的提高，不能满足国民巨大的教育需求，也不能适应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首先，教育投资尤其是政府教育投资增长缓慢，跟不上教育规模快速增长和教育质量提高的要求。与国际水平相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偏低。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这一指标的平均水平就达到了4.4%，发达国家基本稳定在5%-6%，发展中国家平均也超过4%。而我国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4790.6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491.40475亿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3%左右;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17251.9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850.62366亿元，比2002年增长3592.2亿元，也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8%，比2002年还下降了0.05%。即使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经过这几年教育投资的高成长，现在财政性教育经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仍不足5%。

2006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为5795.61亿元，比上年增长24.22%。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538.33亿元，比上年增长了53.88%，高于中央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18%的增长幅度。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增幅加大，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01%，没有达到国家提出的4%的要求。

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解决教育供求的矛盾。 其次，我国教育投资结构不尽合理。由于受原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教育体制与模式的影响以及在深层次上我国文化传统的内在作用，我国原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实行的是国家集中计划、政府直接管理，单一财政拨款的体制，政府是唯一的教育投资者。例如1991年全年教育经费为7315028.2万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6178286万元，占84.5% 左右。在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几年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 教育投入中，政府财政拨款的比例逐年有所下降，2001年为65.9%，2002年为63.7%，2003年为62.02%，2006年，中国教育经费为9815.31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6348.36亿元，占64.7%，可见政府仍是教育投入的主渠道，而我国政府教育投入的增长又非常缓慢，因此教育机构难以获得更多的办学资金。民间资金投向教育事业，近年来有所增长，但由于体制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多元化的教育投融资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 

结论 总之加入WTO为加速我国高校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机遇。但 是我们要知道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特别是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领域，要与国际教育服务市场接轨，中国高校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应利用加入WTO这一契机，在防范发达国家的教育服务机构对我国国际教育服务市场的冲击的同时，积极地投入国际教育服务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抢占国际教育服务市场的制高点，使我国由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大国发展成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强国。

1.周满生.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新趋向及若干对策思考.研究动态(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内部刊物)，2002(9)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最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由于没有意识到或漠视道德价值观念，而在不断地伤害自己或他人，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非常严重而且很急迫的问题。美国进行传统品格教育的机构，包括学校、社区、家庭和宗教组织在向青少年传授核心价值观念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

道德危机使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变得非常脆弱和不稳定。这此危机包括家庭破裂、贫困、种族不平等、隔离、愤世疾俗、新闻媒介中暴力与性的泛滥、实行主义以及贪婪等等。在美国，人们常常对个人权利比较关注，而不注意个人对家庭、社区以及国家应当承担的固有的义务和作为公民应尽的责任。尽管道德危机影响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对于青少年却更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对于美国儿童来讲，应该成为其保护者和道德支柱的家庭本身就处于放任堕落之中，他们从来就没有一个应有的家庭，他们的邻里是一个充满恐怖的场所，街道是一个充斥暴力之地”。

美国儿童保护基金组织在1996年12月发表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美国现有近100万儿童无人照管甚至饱受和虐待，约50万儿童没有亲生父母照顾，而是被人领养，近1／7的儿童缺乏健康保险。近年来，由于家庭生活、教育和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差别、贫富差别等方面的问题引起青少年吸毒、犯罪现象已经达到创记录水平。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项报告说，1995年美国青少年因犯罪而被捕的人数猛增到14.7万多人，比1990年增加一倍以上。冷漠、不信任、愤世疾俗和不诚实正在取想主义和乐观主义而成为解释青少年品格的名词。

二、美国公众对品格教育的支持及CEP的成立

品格教育日益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尽管多数主要的教育团体反对在课堂上传播有关宗教信条，但同时又认为，传播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公民美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有希望的。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0％的公众认为他们的社区会同意在公立学校进行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教育，90％多的公众支持公立学校向学生传授诚实（97％）、民主（93％）、对不同种族背景的美国人的接受（93％）、爱国主义（91％）、关心朋友和家庭成员（91％）以及道德勇气（91％）的观念、（PhiDeltaKappan、October1993,P.145）。对于让学生培养一种较强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感的重要性的看法，来自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对学校领导人态度的综合报告显示，74％的学校领导人认为非常迫切；25％的领导人认为相当重要；只有1％的领导人认为不是很重要。同时还有70％的公众和51％的教师认为对于学校来说，向学生传授伦理道德观念比传授学术知识更重要。

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品格教育协作组织（CharactorEducationPartnership简称CEP）于1992年3月成立了，1993年2月联合成为一个广泛的、无党派的、并自称是非盈利的各类组织和个人的联合体。她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各地的品格教育组织，提供咨询服务，推广各地在品格教育方面好的做法和经验，影响国会和政府。在这一组织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已经通过法律，在全国12个州进行品格教育的试点工作。CEP致力于培养青少年的公民美德和道德品格，以此作为创造一个更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美国社会的一种途径。CEP执行主任约翰·马丁先生说，CEP希望与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合作，努力使品格教育成为公立学校的根本使命。同时也要加大教师岗前培训和职业培训的力度。

尽管CEP的主要着眼点放在青少年身上，但该组织同时认为，影响青少年的这些问题也是对整个美国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更广泛的反映，正如“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一文中所讲的那样，这些问题“很少有哪些问题仅仅是政府有责任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一个问题仅仅是学校有义务解决的”。因此，所有的成年人都有责任践行优良品格，共同加强美国的公民和道德基础，从而使今后更多的美国人对实现美国理想充满希望。

CEP认为，品格教育是一项帮助青少年培养良好品格的长期的过程。这些良好品格包括理解、互助、并按照公平、诚实、有同情心、责任感、尊重自己和他人等核心伦理价值观念行事。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每个公民不仅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作为个人和公民还要对社会承担责任；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有能力维护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体制；良好品格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持续的教学、示范、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形成的；培养儿童的良好品格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所有的社区、学校、宗教组织和青少年服务机构应尽的责任；创造一个文明、互助的学校社区对于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和进行有效的教学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有效的品格教育是要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使学校成为更为文明、充满关心的社区。

三、关于品格教育的途径：

根据美国教育部门的调查显示，49％的被调查者认为学校是对学生进行品格教育的主要场所，12％的被调查者认为品格教育要由学校和其它社区合作共同进行，其余的认为品格教育应由教会和家庭承担。一些学校的品格教育是通过公民课和社会课等课程的学习来进行的，主要强调基本的宪法原则和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其他的学校则是通过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代表的广泛磋商而形成自己的一套基本的品格教育方法；一些学校是把品格教育渗透到给学生安排的课程和课外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另一些学校则是从特别安排的伦理课和价值观念课程中接受品格教育训练。一些学校开发了自身的品格教育资源，另一些学校则是利用其它学校和团体已经开发出来的资源。许多学校把提供社区服务作为帮助学生培养责任感、同情心和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品格教育的基本原则

美国中小学校对学生进行的品格教育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但一些品格教育的基本原则已日益得到学校认可，这就是美国品格教育协作组织提出的，用于学校和其它团体开展品格教育和评价其效果的11条原则：

1、品格教育使核心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优良品格的基础。

品格教育坚持一些广为人们所接受的非常重要的核心伦理道德观念，比如，关心、诚实、公平、负责、尊重自己和他人等，以此作为形成优良品格的基础。学校的义务就是理直气壮地公开提倡和坚持这些价值观念；向学校所在社区的全体人员传播这些价值观念；向学校所在社区的全体人员传播这些价值观念；模仿这些价值观念；把这些价值观念作为在校人际关系的基础，等等。

对学生进行品格教育的学校要通过品格教育向学生说明，以上这些核心伦理道德观念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和利益，有利于公众利益，有利于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对人们的权力和义务做出解释。学校要向学生说明，这些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念超越了宗教和文化的差异，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心声。

2、品格必须包括思考、感受和行为。

品格从广义上来讲包括认知、情感、以及道德生活的行为。优良品格是由理解、关心、按照核心伦理道德观念行动几个方面构成。品格教育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知道“善良的东西”，并据此价值观念行为。

3、有效的品格教育要求采取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广泛的态度，从而对学校生活的各个阶段的核心道德价值观念产生促进作用。

“有意识的”和“积极的”态度是指有意识地设计一些方法来培养学生的品格，而不是简单地等待机会的到来。“广泛的”态度则是指利用学校各方面因素教师的示范作用，纪律约束，学术课程（包括有关、酒精以及性教育课程），教学过程，学习评价，学校环境管理，与父母的关系，等等，作为学生品格培养的机会。

4、学校必须是一个关心人的社区。

学校本身必须体现优良品格。学校必须朝着美国追求的那种文明、关心和正义社会的方向发展。要帮助学生养成依靠成人和学生之间相互帮助的习惯。这种相互帮助的关系有助于学生培养学习的愿望和成为一个善良人的愿望。教室的日常活动同学校环境的其它所有部分一样（如走廊、自助食堂、操场和校车），必须渗透诸如关心和尊重他人、责任感、友善、公平等核心价值观念。

5、学生需要通过表现道德行为来养成自己的品格。

为了培养学生的优良品格，学生需要多种多样的机会把责任心和公平等价值观念应用到日常交往和交谈中。要紧扣现实中的各种挑战课堂上如何取得一致？合作学习小组如何分工？操场上如何减少斗殴现象？学生就会在实践中加深对公平、合作以及尊重等要求的理解。

6、有效的品格教育包括一门有意义的、具有挑战性的学术课程。这门课程要尊重所有的学生，并帮助他们成功。品格教育和在校学习不能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相反，二者必须是一种强有力的相互支持的关系。在一所充满关心的学校里，学生如能感受到被老师和其他同学喜爱和尊重，他们会更加勤奋学习，并取得成功。相应地，如果学生在校取得了成就，他们会感受到别人的关心和做人的价值。

由于学生在能力、兴趣和需求方面各有不同，所以这门帮助所有学生取得成就的课程必须在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属于高精尖。尊重学生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尊重学生自己的学习方法。

7、品格教育应当努力去探究学生固有的内在动机的形成过程。

随着学生优良品格的逐步培养，他们的内心也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义务感去做一些他们认为在道德判断上属于正确的事情。学校在对待纪律的态度问题上应当努力发展对核心价值观念的固有的义务，尽量少用外部的奖惩手段，因为这些手段会使学生忽视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真正原因。对于违犯规章的学生，要给他们以悔过自新的机会，促进他们对规章的理解，并在未来的行为中自觉遵守这些规章。

同样，在学术课程中，也应尽可能地培养学生的内在的学习动机。

8、学校全体员工必须是有学识的、有道德的公众，人人有责从事品格教育，努力奉行指导学生品格教育的相同的核心价值观念。

这里有三项工作要做：

第一、学校全体员工，包括教师、行政管理人员、顾问、教练、秘书、自助食堂工人、操场辅助人员、公共汽车司机等等，都必须参与有关学生品格教育活动的学习、讨论和实践。所有成人必须在践行核心价值观念方面以身作则，做出表帅，并利用同学生接触的机会对学生的品格产生影响。

第二、约束学生生活的价值观念和各项规则必须同样适用于对学校社区全体人员集体生活的约束。如果学校的员工在交往中不践行尊重、公平和合作等道德观念，那么，他们很难做到把这些价值观念传授给学生。

第三、学校必须提供机会倾听全体员工有关道德问题的反映。学校要经常询问以下问题：学校已经为学生提供了哪些正面的品格建设的实践？还有哪些产生负面作用的道德实践学校还没有提出来（比如学生间的相互欺骗行为，成人不尊重学生、随地扔东西等）？学校目前遗漏了哪些重要的道德实践（比如学习上的相互合作、学校和社区服务、以及向来自不同种族、民族集团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们学习的机会）？学校哪些活动是与已经明确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发展一个相互关心的学校社区的愿望相背的？对这些问题的反映是发展学校道德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9、品格教育需要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双重道德领导。

对学生进行品格教育必须要有领导（包括一位校长，另一位行政官员，一位榜样教师），而且是要支持这项活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最初应有一个品格教育委员会（或几个类似的支持团体，每个团体在品格教育中都有所侧重），负责品格教育的长远规划和具体执行。以后这个委员会的功能就由学校正常的管理机构来承担。学生也应当参与到道德领导的角色中通过学生管理、学生间冲突调解、跨年龄指导等等途径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10、学校必须吸收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全面参与学生品格教育活动。

必须声明：父母是学生道德教育的首要因素。其次，学校应当在学生成长的每个阶段都采取切实措施，就学校在学生品格培养方面的目标和行动与学生家长沟通，以取得支持。为了建立学校与家庭间的相互信任，在制定品格教育计划的品格领导委员会中应当体现家长的意愿。

最后，学校如果能够得到商业、宗教机构、年轻人的各种组织、当地政府及新闻媒介的支持的话，那么在推动核心伦理价值观念方面，学校和家庭的合作将会更加有效。

11、评价品格教育应当评价学校的资格、学校全休教职员工作为品格教育工作者的作用，以及学生的优良品格的表现程度。

（1）学校的资格：包括学校的文明化程度如何？这一点可通过向学生测试如下问题的满意程度来解决：该校学生彼此之间是否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学校（教室）像家庭一样温暖吗？

（2）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作为品格教育工作者的作用。

他们对培养学生的品格的重要性的理解程度如何？对在这项工作中承担的责任的理解程度如何？能力如何？等等。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城镇化 城郊农村中学生 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识码：A

城郊农村中学生，就是指城市郊区的农村中学生。由于生产方式等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他们与“农业型”非城郊农村中学生有较大的同质性，但地域的特殊性使城郊农村处于城镇化的最前沿，城郊农村中学生与城市发生更为频繁的相互作用，市场、权力对他们的影响更为具体直接，这导致他们的生活、思想方面更为不同。在这种背景下，城郊农村中学生随生活环境的异变而引起的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又对教育提出了怎样的需求，都成为探讨我国农村薄弱地区教育不得不研究的问题。

1 文化价值观

1.1 文化价值观内涵

文化价值观作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客观事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一定文化需要的特殊性质或者能够反映一定文化形态的属性，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①中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能充分的体现出他的活力与青春，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就传统而言有许多变化，研究城郊农村中学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对完善文化价值观的理论、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核心价值观甚至是促进农村学生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2 文化价值观内容

以裴娣娜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文化价值观是“关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民族、宗教、伦理、道德、科学等的价值观”。②由于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城郊农村中学学生，民主与宗教在对象的文化价值观中并非是主要内容；而伦理作为一种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可以将其归于道德方面。所以本文主要从文化价值观中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外来文化价值观、道德文化价值观和科学文化价值观四方面来研究。

2 城郊农村中学生文化价值观存在的突出问题

2.1 传统文化价值观

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主要集中于对人的问题的探讨，包括对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论述，同时又兼有怎样为人、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的观点与看法。随着时代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主流文化的转变和大众文化的侵蚀，更多人将目光集中于个人能力的培养，努力追求的也是个人自身的发展与自身利益的实现，这也就造成了现代文化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价值观产生了巨大落差。

处在成长阶段的中学生对追求目标方面更容易产生迷茫、失落等情绪，而处于城郊的农村中学学生更甚。在一项关于学习目的调查中，有80%的农村初中生“认为是为自己将来的生活工作和家庭而学习的，为祖国的富强和社会的发展而学习的只有20%”。③他们身上体现着国家意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归属感不强，传统优秀文化淡薄，缺乏对自我个人价值的认同。

2.2 外来文化价值观

我们除了本身的主流文化之外，又要接触许多外来文化。外来不良文化对中学生的社会自我意识和责任感产生了很大影响，社会主义价值观受到了多方面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不利于青少年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形成。如网络上的黄色图像、广告；电视上的暴力、偶像、爱情的影视剧等等，宣传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及与道德相悖的价值观。对城郊农村中学生来说，由于家长的疏于管教、教师的消极对待，他们更能轻易接触到这些不良文化，问这些中学生他们崇拜的英雄人物时，他们说不出多少，但当问到影视明星时，他们却能说出一连串的明星名字。

2.3 道德价值观

道德价值观是价值观中关于道德价值的观点和看法，是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价值观是主体根据自己道德需要对各种社会现象是否具有道德价值作出判断时所持有的内在尺度，是个体坚信不疑的各种道德规范所构成的道德信念的总和”，④作为一种评判尺度而存在的道德价值观实际上是相应的道德规范内化的结果，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行为，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2.4 科学价值观

科学价值观主要指的是对科学活动价值的把握，包括对科学价值的目标、追求、评价等方面。科学成为知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形成一种科学知识的文化权威，同时对科学价值的认识也仅仅是认为实用至上，青少年的成长中逐渐排斥人文知识与关怀，将文化进行自我物化，农村学校这种现象更甚。

经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2.6亿，80后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却占流动人口近一半。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的重视，城郊农村中学生并不愁没学上，但还是有更多的农村学生在初中毕业之后就选择进城务工。在这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物质享受主义的观念下，城郊农村中学生科学价值观念在世俗化、功利化中迷失，学到的也只是有用的知识、能赚钱的技能，而关于人成长中所需要的理想、价值、道德、信仰等几乎被排斥在外，他们只是能成为知识与技能的“工具”而已。

3 针对城郊农村中学学生文化价值观的教育对策

城郊农村中学生在文化价值观方面主要体现出忽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教育；吸收歪曲的外来文化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方面缺乏道德感和公德心；对科学价值观自我物化等特点。这些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享受主义，沉沦于拜金主义、拜权主义、拜名主义，陷入教育“科层制”⑤的误区，由此不利于学生的健康而全面的发展，更有可能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必须针对这些特点，提出可行的教育政策，引导他们构建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加强素质教育，促进全面发展战略的实行，努力做到“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3.1 社会方面

（1）促进社会价值体系合理化，加强正确文化价值观渗透力度。城郊农村中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环境，所以，作为社会价值体系一部分的文化价值观也必然会受到社会上各种观念的影响，如人才观、就业观、职业观等。文化价值观在社会上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人们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渐追逐着实用、能力、功利与效益，这无形中使城郊农村中学生及家长的观念变得更为复杂，他们或者像“农业型”农村中学生与家长那样对学历盲目追求，或者是坚持“知识无用论”、挣钱才重要，对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就要求必须改变社会观念，削弱环境中存在的效用价值，才能使教育的真正价值在学生中得以发展和实现。

（2）建构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进行有效的教育体制改革并行。我们在建构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应该同时展开。应该促进素质教育的有效运行，完善素质教育体系；转变教育理念，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重点关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学校教育管理、教育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⑥

3.2 教师方面

由于农村教师师资严重缺乏，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鼓励优秀毕业生到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提高城郊农村中学教师素质，真正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1）完善教师人事制度，对教师的资格制度和聘任制度进行严格把关。向全社会进行的教师资格考试，要保证教师的学历和素质水平。

（2）教师培训。要想对城郊农村中学教师队伍进行彻底更换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走培训这条道路。各级政府加大对培训的经费投入，充分发挥中学的主体地位，加强指导中学展开校本培训，促进教师的自主发展。

3.3 家长方面

（1）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积极引导孩子形成健康的人格。人的素质发展受到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学是儿童向成人过渡阶段，是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大多数居住于城郊的农村家长由于知识欠缺和一些错误价值观的引导，使他们忽视孩子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家长必须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教育观点，积极引导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

（2）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随着社会对人才需要的标准越来越高，开始注重选拔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以能力高低来评定人才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素质教育推进的时期，家庭教育首先要注重的是教会孩子如何“做人”，引导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而综合的发展。城郊农村家长由于为生计奔波，很难做到时时陪在孩子的身边，更何况要注重孩子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父母应该至少有一人能就近工作，对孩子及时关注，积极鼓励，根据孩子的兴趣来培养孩子的爱好特长，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新时期下，中学生处在一个变革与发展的时期，城郊农村中学学生更是受到物质文明的严重影响而精神匮乏，无理想或理想无法实现，越来越消沉与麻木。由于“能够影响人的行动的逻辑一是信仰，二是利益，三是感情”，⑦所以要努力实现信仰、利益和感情的平衡，不能推进“唯利主义”，坚持主流文化，理性认识大众文化，拒绝庸俗精英文化，传递社会正能量，从教育的各个方面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努力真正实现“中国梦”。

注释

① 姜佳男.新时期下青年的文化价值观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9（3）：28.

② 王子君.城乡初中生教育价值观比较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09.

③ 蒲建华.农村初中生社会责任感调查研究――以S县农村初中为例[D].四川师范大学，2011.

④ 黄希庭，张进辅，李红等著.当代青年价值观与教育[M].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45.

⑤ 科层制即根据人的学位的高低、知识的多少、能力的大小来安排工作，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科层制的最大的特点和实质在于按人的职位的高低来实行控制。（刘济良.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129.）

⑥ 王子君.城乡初中生教育价值观比较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09.

⑦ 姜佳男.新时期下青年的文化价值观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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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袁贵仁.价值学引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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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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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教育学；中国化；教育实践；原创性研究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若以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大教学论》(1632年)的出版为标志，至今有370多年的历史；若以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1806年)的出版为标志，至今有200年的历史；如果说心理学的诞生(1879年)使教育学的产生有了可靠的理论基础，教育学才算是科学的教育学的话，则以德国教育家拉依《实验教育学》(1908年)的出版为标志，教育学至今有近100年的历史。教育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仅有100年的时间，与其他学科相比，它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教育学在中国的出现与成型，一开始就是从国外引进的，人们形象地称它为“舶来品”。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命运”并不好，既缺乏先天的发育，后天又营养不良，其间有过快速发展，也有过曲折反复。100年来，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就像“病魔”一般始终纠缠在中国教育学者身上，至今使我们无法摆脱，以至一些理论工作者发出“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的感叹，更有甚者断然作出“教育学终结”的结论，教育实践者则称教育之学是无用的教育学和脱离实际的教育学。21世纪中国的教育学如何发展，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体系，这是教育理论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教育学中国化阶段划分

关于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郑金洲认为，中国教育学百年，大致是旧中国50年，新中国50年，“可以说有四次热潮，两度曲折，一大一小”。叶澜认为，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发展大致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划分为两大时期，两大时期又可根据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的基本状态和主要特征分为六个阶段，其间出现过三次历史性中断和三次大的转向。

关于教育学中国化的过程，陈桂生认为，以教育学中国化为中心目标，我们先后对教育学研究成果有过三次反思。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对“进口”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反思，导致标榜“中国化”的“政策法令汇编”式的《教育学》(1960)问世；第二次是60年代初，主要以“政策法令汇编”式的《教育学》为反思对象，反思的结果形成了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第三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以“文化大革命”期间混乱的教育思想为反思对象而以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为参考。

笔者认为，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教育学中国化为主题，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1)1901—1915年。其路径是割断中国教育传统——学习日本——教育学在中国出现，产生教育学中国化的朦胧意识。

(2)1916—1949年。其路径为抛弃学习日本——转向学习美国为主——教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3)1949—1966年。其过程是改造旧教育学——学习苏联与批判苏联——明确提出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结果是中国“政策化”教育学的产生。

(4)1966—1976年。此阶段主要是中国教育学的“独创”——形成“政策化+语录化”的教育学——教育学的科学性遭到破坏。

(5)1977—1984年。此阶段主要是苏联和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全方位介绍和翻译——教育学的恢复和重建。

(6)1985年至今。这一阶段可称为教育学中国化的全面建设和反思阶段。

二、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

1.1901—1915年

这一阶段的引进从表面现象上看是直接学日本，实际上是间接地学习德国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因为此期内主要是翻译和介绍日本的教育学，而此时日本的教育学主要受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影响，中国引进的教育学也是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其实，这一时期国人并没有真正见过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著作，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一直到1936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原先学习日本的教育学是第二手的材料。这种现象对于中国建立教育学，形成教育学的科学理论带来了先天不足的缺憾。同时这一时期也割断了中国的教育传统，教育学是全盘“进口”。

1912—1913年中华民国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师范教育体制确立，日籍教师纷纷离开中国，中国人开始独立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教育实践的发展，完全日式的教育理论陈述及教学方式令国人感到不适，国内一些学者和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教师主张教育学应“以适于吾国现情为主”，教育学中国化意识朦胧产生，于是中国人编写教育学教材和著作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教育学中国化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但由于编著者多半是留日学生，他们又多是速成班培训出来的，其食洋不化或浅尝辄止不可避免，再加上当时引进教育学，不是以研究教育、服务中国教育实际为宗旨，而是以传授国外教育学知识，应师范教育开课之急需为目的，这些现象的存在，对早期教育学的中国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我们今天大量“进口”国外教育理论也有类似之嫌。

2.1916—1949年

1916年，中国一些学习教育理论的留洋学者纷纷回国，除郭秉文1914年回国外，像胡适、蒋梦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都是1917年回国的。这些人在当时的教育界被委以重任，他们都留学美国，深受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从1916年开始，当时最有影响的教育刊物《教育杂志》开始登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再加上杜威从1919年4月30日来中国，1921年7月11日回国，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所到之处即宣讲其教育学说，中国的教育学开始全面转向，丢掉日本，转向主要学习美国，同时也学习和介绍西方其他国家的教育理论。这一时期的教育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教育学中国化也得到了充分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方教育理论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学术探讨的社会环境较为宽松。中国教育界人士在前一阶段学习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创建教育学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开始思考教育学的理论体系问题。

其次，当时有一批学习教育理论的专家。如前文提到的学者中有相当一批是专攻教育的，而且还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他们回国后，迫切希望把他们学到的先进教育理论应用到中国。

最后，教育团体成立，中国第一代教育学家群体形成。1902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

1915年成立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1918年中华教育社成立；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有一批教育家躬身教育实践，身体力行，实践其教育理论。像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践；陈鹤琴的“活教育”实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等，都是这一时期中国化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

总之，这一阶段教育社团的活动和教育家的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迎来了教育学在中国百年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出版的教育学著作有近百本。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教育学体系主要受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三民主义教育理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影响，因此，教育学体系是多元的，各种教育学体系在借鉴国外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结合国情进行研究，教育学的中国化也是多画面的。

3.1949—1966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是对旧教育学的改造，这主要集中在1950年前后。当时对新中国的教育性质进行了规定，强调教育服务于新民主主义建设，强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些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改造旧教育学的同时，中国的教育学开始学习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和苏联其他教育家的教育学著作也开始被翻译介绍到我国。1952年11月，《人民教育》发表《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一文，一时间，学习苏联的教育学成为教育界的中心和热点，与其说是学习苏联教育学，倒不如说是中国教育学的全面“苏化”。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争论，中国不能再依靠苏联，而西方的教育理论和中国的传统教育已被我们批倒、批臭。怎么办？只有创建新时代的教育学。可见，当时教育学“中国化”这一口号的提出，并非偶然，它是针对“进口教育学”现象的不满提出的，也是为当时中国“无处进口”的形势所逼，是中国教育实践对教育学的强烈呼唤，同时也是我国学者对教育学学科发展反思的结果。

早在1955年，教育部在上海召开高师教育学教学大纲讨论会，就明确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但教育学中国化问题是在1957年提出的，1957年，《人民教育》刊发《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一文，发表了当时中国教育界一些教育学者的意见，有的学者提出，我国教育科学发展最迫切的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1957年，瞿葆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上发表《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章，就教育学“中国化”的含义和如何使教育学“中国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年，曹孚在《新建设》上发表《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长文，对苏联教育学研究中的问题进行批判。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对教育学的反思研究，对当时教育学中国化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价值。然而，1958年“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全面批判和否定苏联的教育学，中国的教育学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走向了“政治化”的道路，教育学变成了当时教育方针和政策的汇编与解说，这种“教育学中国化”实际上是对教育学的科学性的否定。

1961年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周扬发表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的讲话，指出：“编出一个好的教材首先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整理自己的遗产，同时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编出具有科学水平的教材，才是中国的教育学、中国的文艺学。”嗣后，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教材试用到1966年。这本教育学教材注意中国的教育实际，改变了教育学是“教育政策学”的方向，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了苏联教育学的模式，在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中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当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该教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政治化”的痕迹。

转贴于 4.1966—1976年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指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在中国大地卷起。从1966年到1976年，10年“文化大革命”是在一片打倒声中，一片砸烂声中，一片批判斗争声中度过的，教育学在劫难逃。当时首先是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认为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以“全民教育论”为纲，以“智育第一论”、“教学阶段论”和“教师中心论”为核心的“黑三论”。到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盘否定建国后前17年的教育工作，提出了错误的“两个估计”。在这种形势下，教育学被指责为“伪科学”，教育学教师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许多大学的教育系被解散，幸存的教育系，其课程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教育思想课”。在中国整个形势不正常的状态下，教育学的中国化只能在不正常的状态下生产出不正常的“畸形儿”，于是，中国的教育学走向“语录化”。这一时期的教育学书籍，都是大段大段地引用马恩列斯毛的语录，特别是毛泽东语录，对领袖教育思想的学习替代了教育学的研究，教育学的科学性荡然无存，其体系中国化更是无从谈起。

5.1977—1984年

1976年“文革”结束，经过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教育学恢复其学科地位。当时一些大学恢复了教育系，开始招生，教育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五院校编写的《教育学》，1979、1980年分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当时的教育学教材，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这一时期，由于思想的解放，教育科学的子学科相继得到恢复和发展，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教育学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教育学中国化又作为一个时代课题被学者们所关注，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体系，应注意三个方面：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和建立教育学体系的指导思想；教育学要突破传统、僵化的模式，顺应时展，注意分化与综合。但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学主要是恢复和重建，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继承和改造，中国化的特色还不浓。

6.1985年至今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我国教育进入全面建设和深化改革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而开展了素质教育大讨论，创新教育、主体性教育研究，中国的教育理论得到长足的发展，为创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1985年后，教育学的研究进入深化和迅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教育学的研究论题增多，主要涉及教育学的历史发展问题、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教育学的分化问题、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问题、教育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教育学学科建设得到快速发展，教育学书籍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应接不暇。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教育学》书籍100多种（本）。

但在经过一个教材建设和出版的“繁荣”时期之后，人们对教育学中国化建设并不满意，进而又引起人们对教育学中国化的反思。从理论上对教育学中国化进行全面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1991年《高师教育研究》第1期发表苏渭昌《由教材特点谈公共课教育学教材的改革》一文；《山东教育科研》1991年第3期发表张忠华《教育学教材建设泛论》一文，等等。这次研究得到了原国家教委的支持，1991年3月，原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师范院校公共课教育学教材改革研讨会，1995年原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发表了经过五次讨论、八次修改、历时五年的《教育学学科建设指导性意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于对教育学学科建设反思研究的深入，进而引起“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试图通过对元教育学研究的性质、范围、方法的探讨，为“教育学的反思”这类研究定位，提供研究的规范，促进反思研究工作的系统化。

综上所述，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学习日本的教育学，还是学习美国和西方的教育学，最终形成“苏化”的教育学，都是以引进为主。其历史贡献在于：中国有了教育学；促进了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使我国的教育理论可以和其他国家的教育理论对话，缩短了中国对教育学理论探索的进程；教育学的引进，解决了中国开办师范教育开设课程之急需；使中国学者认识了教育学，特别是学习苏联的教育学，确立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指导地位，通过引进和学习，中国有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体系结构，为教育学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但是，大量引进和“进口”国外教育学，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教育学在中国失去其个性，过分照搬照抄，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学，形成“大教育学”，使解放前形成的教育学科多样化为一门“大教育学”所取代，形成僵化的“四板块模式”，客观上也影响了教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三、教育学中国化应注意的问题

教育学中国化，就是教育学理论的中国民族化，是中国教育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教育理论创新的结合；就是一般教育学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是在中国教育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教育学理论。教育学中国化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中国没有教育学，要向国外学习，要经过外化到内化的过程，使中国有教育学，把国外的教育理论本土化，即中国化；其二是在内化的基础上再到外化，也就是把学习的教育理论应用到中国的教育实际，解决中国的教育实际问题。

纵观教育学中国化的历程，可以看到，教育学中国化问题是与教育学“进口”中国相伴生的。只是当初以引进为主，在“进口”的同时，学者们也看到一些问题，开始进行初级的和朦胧的反思，其主要表现是思考“进口”的教育学如何更好地运用于中国的教育实际，这实际上就是教育学的中国化，直到1957年我们才明确地提出教育学中国化问题。但时至今日，对这一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好。总结教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笔者认为，教育学中国化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明确中西方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特点不同

从逻辑和时间上看，西方的教育学是建立在教育实践基础之上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经验在前，教育学理论形成在后。而中国早期的教育学，是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经验之前的，是先引进，再运用，也是应师范教育开课之急需，起初教育学并不是研究教育，指导教育实践、服务教育实际的，而是以传授国外教育学知识为主。

从教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西方的教育学从产生到发展，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小，这与西方的学术自由是一致的。而中国教育学的“进口”，是客观实际发展的需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起初是应师范教育开设课程之需，随后，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使教育学的研究大起大落可见一斑。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如果教育学研究完全变成意识形态的附庸，它的发展也就被窒息了。

从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来看，西方有多种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不同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都有自己的理论建树，有核心的教育领袖和教育代表作。1949年之前中国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不如西方集中和强大，因为我们的研究落后于西方。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之规模，从业人员之多，研究机构数量和研究人员队伍之庞大，都堪称世界一绝，时至今日，中国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教育家仍然屈指可数，具有全球影响的教育代表作仍未出现，这就值得我们很好地反思了。

从师范教育的发展史来看，西方比中国要早 200多年，早在1684年法国就创立了教师讲习所，1794年欧洲第一所师范学校诞生。师范教育的诞生，为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我国师范教育最早是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师范学堂，比西方晚了一个世纪。教育实践不够丰富，教育学中国化的基础不牢固，也是教育学发展的一大障碍。

2.关于教育学中国化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决定着学科发展的水平。在现今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中，绪论部分都提到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等是学者们经常谈到的，而打开他们写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又有多少内容是采用实验法、统计法得到的结论，更多地是采用现象描述法和内容分析法，甚至用引证、简单类比、不周延的演绎推理来叙述教育学的内容，更为甚者基本是直接移植、照抄照搬。中国教育学的发展逻辑更多地是先有理论体系，后以指导实践，理论体系的构建更多地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而中国活生生的教育实践被忽视。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学中国化的建树意识差，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历史上的教育家，都是教育实践在先，而后有他们的教育著作问世，此方面的典例，枚不胜举。

而今的中国，教育团体林立，教育研究人员队伍之大，属历史之最，但躬身教育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联姻”的研究人员又有多少？依笔者看来，大多数教育研究者是从书本到课堂，从课堂到论文、著作，真正从事教育实践和深入教育实际的少之又少。在这方面，中国的第一代教育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像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等人，他们在那个时代，作为教育理论工作者，走出大城市，纷纷深入偏远山区和农村，进行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进行教育实验，积累经验，进而提出教育理论，这才是中国的教育理论，中国的教育学。如果我们今天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从事“行动研究”、“教育体验”，创生中国化教育学的任重仍将遥遥无期。

3.要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二者关系协调时，政治清明，学术繁荣。否则，社会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干扰较大，就会影响学科发展，使学科发展偏离方向。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和研究逻辑，要进行客观的研究，不能凭借政治意识形态来研究和发展教育学。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学，就影响了教育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教育学受政治影响过大，就出现了“政策化教育学”，“文革”期间，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教育学的“语录化”等等。由于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其结果是“教育学‘中国化’……，在中国‘化’掉了教育学”。

相反，当社会意识形态对教育学影响较小时，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就相对繁荣。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学中国化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学发展非常之快，出现了不少别具一格、具有创新性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在教育学中国化建设上有了一些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教育学中国化体系初具规模。经过20多年的探讨、研究，教育学作为一门师范院校的课程，其科学的体系初具规模，教育学的建设逐步清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较为理性地处理了教育政策与教育科学的关系。

(2)构建了不同层次的中国教育学体系，教育学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随着教育学研究的深入，适合不同层次教学需要和学生实际需要的教育学依次出现，如学前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学（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特殊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社会教育学、家庭教育学、农村教育学、元教育学等。而且，每种教育学都有多种版本，教育学建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3)教育学体系日臻分化，出现了一些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著作。一是叶澜主编的《新编教育学教程》，该书由导论和学校功能论、学校教育模式论、学校教育活动论三编构成，体系安排比较简明，全书内容自成体系，克服了传统教育学的“四组块”模式，具有较多的新创意识。二是傅道春编著的《教育学——情境与原理》，这是一本情境与原理结合的教育学著作，它的突出特点是以事寓理，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新探索。三是出现了一些原理性著作，如陈桂生的《教育原理》、柳海民的《现代教育原理》、胡德海的《教育学原理》等。“文革”前的“大教育学”逐步解体，教育学各子学科相继独立，出现了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论、德育原理和学校管理学等学科。四是熊川武等著的《实践教育学》，这是一本与理论教育学相对的实践教育学著作，该书共包括10章，即绪论、教育目的、教育主体、教育资源、教育功能、教育激励、教育过程、教育评价和教育研究，除体系上的别具一格外，内容上亦有独到之处。

总之，我们在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时，要善于运用其方法论思想，但不要把这些理论绝对化，否则，就变成了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仅不能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还会有碍教育学中国化的研究，影响教育学在中国的正常发展。

4.开展中国教育学的原创性研究

原创性研究是学科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原创性研究具有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研究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特点。纵观中国百年教育学发展史，教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我们学习的时间多，思考问题少，更多地是介绍别人的教育学，割断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传统，教育学原创性研究意识薄弱，是制约教育学中国化的一个症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使人们大多随俗，而很少脱俗，创新思维意识差；也有政治制度上的原因，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大起大落，教育学的研究也大起大落，人们对教育的一些敏感问题不敢涉足，也影响教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另外，教育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晚，人们一时间还不能科学正确地认识它，再加上中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者问题意识淡薄，创新观念差，也影响着教育学中国化的进展。时至今日，万事俱备，我们有着庞大的教育体系结构和学术研究队伍，学术环境比较宽松，有了百年教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又有50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经验，开展原创性研究，生发新的教育学的时机已经基本具备。

教育学原创性研究，就是立足中国的教育实际，依靠中华民族优良的教育传统，开展中国教育研究，最终形成有独特个性的中国式的教育学，这种研究哪怕是初级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解决中国教育实践问题的；这种原创性研究，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又不依附于其他学科，应体现教育学研究的特性，在教育学语境下研究教育问题，问题来源于教育实践，研究的结论又高于并且能够指导教育实践。看来，我们的教育学研究者必须走出书斋，回到教育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这样，我们的教育学理论才能回到实践并指导实践，才能创生出中国的教育学。

5.要处理好传承民族文化教育传统与借鉴国外教育理论之间的关系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有其民族性，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民族的文化。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其民族性。教育学的中国化，就是教育学的中华民族化，教育学的中国化，就是教育学的理论与研究要从中华民族的教育实际出发，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具有中华民族的教育特点。

回首教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我们的教育学基本上是模仿和学习，在教育学的著作中，充斥着大量的国外材料，先是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后是杜威的教育学说，再是全面“苏化”的教育学，就是少见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传统的内容，我们过去的“教育学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舍本逐末，基本上割断了历史传统。其实，中国有着优秀的文化教育传统，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伦理文化为核心的，我们在道德教育方面有着十分优秀的教育传统，在道德教育规律、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该成为教育学中德育论的重要成分；再如教学理论，中国古代也有丰富而宝贵的遗产，我们的教育学也缺乏应有的吸收和改造。盲目从外，给教育学中国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在教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处理好民族文化教育传统的传承和国外教育理论的借鉴之间的关系。现有的教育学理论中有多少是从中华民族教育传统中概括出来的理论？有哪些理论与方法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实验总结出来的？我们有多少教育学理论可以拿出来参与国际教育理论的对话？可以说不堪回首。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出现，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教育学在中国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教育学如何面对全球化，又如何发展和保持中国特色，更是一个重大问题。当然，在今天教育学的中国化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吸取国外教育学的精华，为我所用，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但现实的教育学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大量移植国外教育理论，缺少自己的思考；照搬移植其他学科的成果，失去了教育学研究的特性；漠视实践，失去了理论的针对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教育学中国化的进程和水平。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的是：一时间是这种教育理论，一时间又是那种教育理论；一会儿是这种主义的教育理论，一会儿又是那种主义的教育理论。其词汇都是国外“进口”的，文章艰涩难懂，读完令人生疑，事后仔细揣摩，好像明白一点，其实前人早有论述，并无新意。我们大量学习和翻译国外的东西，除了说明中国教育理论的不足和“干瘪”外，还能说明什么？难道只是一些学者为了评职称和拿薪水而已？！

教育学中国化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中国的教育学，中国的教育学是解决中国现实教育问题的教育之学。过分依赖国外模式和相关学科模式，开拓创新魄力不够；不能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教育传统，脱离中国教育实际，不善于从教育实践中吸取营养，是制约教育学中国化的重要因素。

注释：

[1]关于拉依的《实验教育学》出版的时间，一些书籍上的记载是有出入的，这里依据沈剑平、瞿葆奎翻译的拉依的《实验教育学》上的说明为准。详细内容请参阅拉依：《实验教育学》，沈剑平、瞿葆奎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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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毅鹏。当前我国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教育研究，1983，(11).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 ，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文革”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 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江泽民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 （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备 注： （2）刘尧《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科学的三个问题》[J]《煤炭高等教育》2001.5，第1--4页。 （4）刘尧《论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J]《教育研究》2001.6，第22--26页。

（5）刘尧《世纪之交：教育现代化研究述评》[J]《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5，第58--63页。

（6）扬移贻等著《问题及其出路》[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7）《邓小平文选》[M]第3卷，第260页。 （9）刘尧《中国高等教育的十大关系》[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教版》2000.3，第14--17页。 （11）何齐宗《人的全面发展内涵新解》[J]《教育参考》2000.6，第21--22页。

（12）洪宝书《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J]《教育研究》1988.6，第35--39页。 （14）教育部师范司《全面提高教师隶质 积极推进教师专业化进程》[C]《中国教育报》2001.9.8(3)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7页。 （18）李冀主编《教育管理辞典（第二版）》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20）张澍军《略论德育的社会化本真化趋势》[J]《吉林高教研究》2001.1，第9--10页。 （22）刘尧《中国高等教育的十大关系》[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教版》2000.3，第14--17页。

（23）胡东芳《当前教育热点问题的政策分析与探讨》[J]《教育参考》1999.4，第9--10页。

（24）刘尧《矛盾与协调：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探讨》[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0.3，第1--6页。

（25）刘尧《应发展面向农村的高等教育》[C]《中国教育报》2002.1.5(4)

（26）周远清《质量意识要升温 教学改革要突破》[C]《高教研究简报》(华中理工大学)1998.4.11 （28）刘尧《中国高等教育的十大关系》[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教版》2000.3，第14--17页。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7篇

一、音乐教育的观念更新与基础理论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34篇，主要涉及音乐审美、音乐心理学、建构主义理论在音乐研究中的应用、多元智能理论与音乐教育实践等问题。尹爱青《解放、创造、发展・生命质量提升的本质意义――音乐审美教育人学价值透视》一文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情感解放的根本途径，通过音乐审美教育的方式寻求人的审美发展、促进审美能力的提高。任恺《基于“相册”的动力学习范式与艺术学习中元认知的形成》探求了艺术学习中“学习主体――‘相册’――学习客体”的新学习范式。该专题的论文还有杨立梅《以大艺术教育观建设基础教育中的“艺术学科”》、郭玮《审美哲学还是实践哲学――BennettReimer与David J.Elliott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比较》、张媛《浅谈音乐教育与青少年EQ的培养――从青少年心理问题看音乐教学》、郑斌《激发初中生音乐学习兴趣的课堂教学策略实验研究》、宋蓓《格式塔心理学对中小学音乐综合课的启示》、黄丽《试论我国推进创造性主题音乐教育的几个维度》等。

二、音乐教育的文化与历史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14篇，主要涉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文化传承及中国音乐教育历史研究等问题。谢嘉幸《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一文通过“传统文化”、“现代教育”与“后现代传媒”三个概念，透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问题。文中指出要解决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问题，唯有将文化与教育两方面统一于学校音乐教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使命。余丹红《文化守望与全球视野――论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一文通过对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的分析，阐述了该教材中蕴含的全球化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守望姿态的完美结合。这一专题的论文还有马东风《中国原始音乐教育的意识与形态》、林琳《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教育研究》、金世余《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之影响管窥》、罗琴《中美音乐课程标准比较――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张斐《文化传承与认同中的音乐教育》、郭洁《论文化与人类发展和音乐教育的关系》、李红蕾《“母语”的回归――浅谈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李望霞、赵昕《在国际交流中直面中国大陆音乐教育问题――音乐教育研究问题的国际论坛交锋》等。

三、音乐教育课程改革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涉及基础音乐教育、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等问题。金亚文《我国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回顾》一文通过回顾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历程，得出启示：在纵向上思考，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与革新；从横向上梳理，是对国外经验的参考和借鉴。李冠莲《有关中学音乐欣赏课教学预设与生成的辩证思考》从预设与生成的辩证关系方面入手，分析、反思现行音乐教学中出现的某些偏颇，探求导向有效生成的种种途径。本专题论文还有方楠《走进网络社会的高等音乐教育》、孙梅《网络音乐资源的缺陷与教育对策》、刘琨《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新课改背景下城乡基础音乐教育发展之比较》、黄文翠《“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彰显――义务教育音乐教材两个不同版本的取样分析及比较研究》、钮小静《基础教育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陈栋《国乐飘香飘香国乐――论高师民族乐器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费邓洪、费茸《我国高等音乐教育课程不可忽视的内容――音乐的数学性》、许冰《论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在社区音乐教育中的开发利用》、梁莉《浅谈音乐课程综合理念的本质与实践模式》等。

四、音乐教学实践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42篇，是所有参会论文中数量最多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音乐教学实践的研究始终是最受音乐教育工作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课题。郁正民《创造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音乐课目标教学实验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文依据教学论的基本原理，提出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立足国内众多的实践模式中抽取出共同的、最能体现目标教学本质特征的、具有多种应变能力的结构因素和结构方式，组成最一般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课堂教学模式，作为音乐目标教学的课堂教学基本结构形式。陈雅先《略论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一文通过对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考查，使音乐基础课教学工作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依赖的是哪一些心理学原理，以便更有效地解决视唱练耳教学中的问题。本专题论文还有郑莉《创造是音乐的生命，音乐促进我们创造――简论音乐教育与创造能力培养的关系》、陈玉丹《在〈音乐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发展学生音乐智能的策略》等。

五、音乐教师教育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主要针对我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模式、课程教学、中外音乐教师培养比较等展开探讨。周世斌《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现状之虞――从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引发的思考》一文以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先驱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为借鉴，提出“素质教育的实施，决不意味着精英教育从教育舞台的退出。两种教育模式必将是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形成民族和国家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所需之坚实金字塔”的观点。代百生《德国的音乐教育专业培养模式及其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启示》对德国音乐教育专业的三种形式――普通学校音乐教师教育、专门音乐教师教育以及音乐教育学理论专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与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可资借鉴的方式与方法。本专题论文还有蔡世贤《音乐教师教育的重要构件――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迎《苏格拉底“助产术”对我国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若干启示》、尹爱青、金顺爱《“尊重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高师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王昌奎《试论高校〈钢琴文献与教法〉课程的性质与教学模式设计》、孙强《高师视唱练耳教学中学生元学习能力的培养》、李飞飞《从课程对比看音乐教师的培养》、高伟《高师钢琴教学内涵的二维阐释――一种基于音乐审美文化与文化传承理念的解读》、吕志芳《对音乐学专业应届硕士研究生学习方法的几点思考》、张小鸥《对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思考――参加第27届国际音乐教育大会有感》等。

六、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与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9篇。其中，涉及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论文3篇，涉及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趋势的论文6篇。马达《行动研究与音乐教师专业发展》论述了行动研究的内涵、特点和实施步骤，并根据音乐教育的特点，阐述了行动研究对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郑卫新《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我国音乐教育学研究》通过对我国部分音乐教育研究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分析，阐述了音乐教育研究必须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专题的论文还有马力《在“方法”的岔路口徘徊――对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哲学解释学思考》、冯洁《马来西亚第27届ISME大会的创造性教学教育观――对创造性教育论文及实践的评述》、吴珍《从〈2020视野〉展望美国音乐教育价值的新理念》、宋裴裴的《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音乐――15届国际学校音乐教育和教师教育研讨会初探》、王丽莉《色彩斑斓的民族音乐教育――印度音乐教育一瞥》等。

七、其他方面

此次大会还安排了三场重要的学术报告，这三场专题报告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前主席BennettGary博士的《音乐教育的全球展望与评价》，美国纽约大学音乐表演艺术系主任、著名的实践哲学的倡导者David J .Elliott教授的《实践的音乐教育》，香港教育学院体艺系主任梁信慕博士的《教育改革中的技术与本土化教学：音乐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新趋势》。三位国际音乐教育界专家的到来使会议具有了国际性的对话色彩。

在大会专门设置的workshop的教学实践研究会场中，许卓娅、李妲娜、杨立梅、郑莉、余丹红等分别就幼儿园音乐教学、中小学音乐教学、综合艺术课堂教学及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等课题作了精彩的现场教学示范。

音乐教育学是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一门年轻的新学科，199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成立后，在曹理教授等一批音乐教育学者的带领下，平均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成果。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吸纳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为团体会员，同年8月两个学会第一次在大连联合举办全国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本次长春会议是两个学会第二次的合作。从本次研讨会收到的论文来看，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前几届研讨会有了一定的提高，拓宽了研究领域，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看问题，特别是在音乐教育文化、音乐教学实践、音乐教师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近年举办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动态，本次会议邀请国外音乐教育专家介绍当前国际音乐教育发展情况，使与会者获得不少新信息。本次大会还有一个特点，即来自全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共70余人参与了会议。研讨会为研究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会议期间召开了研究生座谈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部分研究生导师参加了座谈会。与会师生就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学习方法及研究生培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大会还评选出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

从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颁布以来，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紧密联系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已取得不少成就，相信此次长春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8篇

农村教育研究是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在农村教育研究方面，教育理论工作者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取得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①。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1］所以，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为有效地开展农村教育研究，使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农村教育实践的发展，有效提高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使广大农村青少年儿童享有和城市大体均等的受教育权利，使农村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快速迈向城镇化的新现实，是农村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摆在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那么，农村教育研究是否需要“理论”，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关于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农村教育研究都是有“理论”的。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内在地反映出研究者一定的立场、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等理论素养，农村教育研究成果也必然具有“理论性”。但具有“理论性”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并不必然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农村教育理论是农村教育研究中的一部分：其一，它是对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的研究；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对农村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抽象出一般性的问题，从而确立一定时期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领域，进一步来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对象；其三，对“农村教育”这一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特征、发展规律进行抽象归纳，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其四，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农村教育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假设，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由此，“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抽象与升华。

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是否应有属于“自己”的“理论”。目前的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将某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性的“理论”应用到或移植到农村教育领域中来，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中的理论，正如将统计学引入到教育领域而成为教育统计学一样，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研究要“综合应用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2］，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研究视角和路径。本文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固然有助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但也应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研究对象，从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特殊的本质、特征与规律入手，构建农村教育的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农村教育是否特殊到足以需要一种有针对性的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从农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将其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有其合理性；但我国的农村教育亦有其特殊性，从体制来看，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造成城乡间发展的不均衡，农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尽管在国家教育政策文本或经典教育学教科书中，我们很少见到有关于农村教育是与城市教育相对应的教育的表达，但实际上，无论在观念层面或在实践层面，农村教育已成为一种区别于城市教育的教育”［3］。从文化上看，基于农业文明的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此外，人口分布情况、地理和民族差异等等因素造成了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并且这一特殊性无论合理与否，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并非城乡教育发展“同质化”。所以，农村教育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理论”，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作为农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教育，必然有其异于其他教育的特殊性。农村教育研究需要立足于农村教育的现实。理论的生成不是由“一般到个别”，而是正相反。正如不是先“构建”辩证唯物主义，再“创造”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农村教育实践发展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提升，将其上升到理论认识，并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规律，从而提升农村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前提下，通过整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学科优势进行视阈融合，形成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方法论”［4］，据此形成属于农村教育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也将起到丰富和完善整个教育学学科的作用。对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目前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不仅仅是把农村教育作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领域，研究者只是将某一理论应用在这一领域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者需要深入其中，探究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理论。首先，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自秦汉以降，管理地方越来越重视教化的作用，“到明中期地方乡绅、族长成为教化的主导力量，与此相适应，乡约、族谱便成为教化的主要形式。”［5］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十分迅速，城市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变化是巨大的。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农耕文化传统，其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和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本身是否合理，在短期内是很难消弭的，理论研究者不能无视这种差异。其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在体制上强化了城乡本就具有的这种差别。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因素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的叠加影响，农村的社会与教育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仍是巨大的。这也是理论研究者必须正视的现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6］，“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7］。城乡一体化为农村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也说明，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一现实，一厢情愿地进行抽象的批判和理论构想，对改善农村教育的现实并无裨益，这种流于清议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中反而往往是有害的。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由于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等原因，农村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场域，更主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简言之，农村教育有其特殊性。至于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农村教育理论建设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农村教育的内涵。包括其本质、规律、价值取向等问题，这是建设农村教育理论的合理性前提。

二、问题域：“教育的农村问题”抑或“农村的教育问题”

顾名思义，农村教育理论的价值是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由上文，建设农村教育理论首先要为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立法”，即在内涵上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假借农村教育之名做泛性的一般化的研究。更进一步，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也在外延上明确了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域。如果对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领域：一类是“农村的教育问题”；一类是“教育的农村问题”。所谓“农村的教育问题”，是指将农村教育问题视为整个农村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的视角下来审视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此类研究比较侧重于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探究农村教育问题背后的动因，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与其他农村问题之间的联系，试图从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农村教育。关注此类问题的大多是具有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术背景的学者。其研究的合理性是注意到农村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整体制约性，也关注教育对社会的影响，理论视角比较开阔和丰富，其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比较规范、严谨，其研究结论也具有说服力。其局限则是相对忽视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性，更多的是从外部而不是从教育自身出发来探讨农村教育问题，视教育为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手段与途径，造成农村教育改革路向的偏差。所谓“教育的农村问题”，是指基于教育自身的视角，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此类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农村学校）从农村大环境中剥离出来，做相对独立的剖析，关注相对微观的学校教育内部的问题，对农村学校教育现状的描述较为具体细致，有助于对农村学校教育问题认识的深入。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多具有教育学科背景。其研究的合理性是充分尊重了教育活动自身的特殊性，对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架构等方面问题更为关注。其问题则是容易导致相对孤立地研究农村学校教育现象和问题：一方面，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别。

两类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农村”与“教育”（学校）之间的分离。建构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将农村与教育真正结合起来，做到既有农村，又有教育。既要立足于农村，把农村教育问题视为农村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又要立足于教育，凸显出农村教育之于农村社会和城市教育的特殊性。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看，一种是由教育自身原因引发的教育问题，这是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领域。此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教育领域内部矛盾发展变化使然，例如教师体罚学生，虽然问题也有社会背景，但主要是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不必扯上什么社会原因，把责任推给社会。这类问题是教育矛盾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也必然是教育学要研究的问题。一种是由社会原因所引发的教育问题，这类问题表现为教育问题，实际是农村社会（以及整个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这一问题不仅在教育领域反映出来，也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得以反映，所以，这类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在农村教育的框架内单独解决，而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才能得到解决。对于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这类问题并非不可以研究，但需要更加审慎，不能流于空洞的情绪化的议论。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在农村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来展开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教育理论也要深入研究农村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教育研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由于社会其他领域问题与教育问题发生切实的影响。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影响了教育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需要把教育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去研究。教育理论之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社会活动中的矛盾影响和制约了教育活动的矛盾运动发展，所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提。所以，需要将“教育的农村问题”与“农村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教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农村教育，那么农村教育就变成了一般教育理论的应用地，但是如果我们从城乡关系、社会转型等大的背景去思考问题时，就会发现农村教育有许多自己独特的‘问题型’”［8］5－10，由此所生发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是可以解决的有意义的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研究。

三、落脚点：如何建设农村教育理论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农村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许多新问题需要理论研究加以应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8］5－10在学前教育、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义务教育、教师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设想，农村教育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农村教育理论的建设的路径，应是在对当前农村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通过理清农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矛盾和核心问题，探索农村新教育理论构建问题。其目的是通过理论研究，系统总结之前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今后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村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一）在对已有研究的研究中确立学术生长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教育研究，提高农村教育研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力，有必要对30年来农村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其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十六大以来的10年，改革逐步深化，社会继续发展。适时进行理论总结，探究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发展线索，对农村教育研究做相对全面的理论梳理，以形成对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全面概括。其二，对30年以来农村教育研究所取得的经验与成绩进行总结。农村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与理论研究者的努力是不可分的。任何实践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的背后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此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的成功之处进行深入研究，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三，对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反思。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当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农村教育研究的解释力与实践力的不足需要反省。所以，有必要对当前农村教育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到原因所在，以求在今后的研究中克服。

（二）基于农村教育现实，明确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都有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问题。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离不开农村教育实践与理论中的现实问题。农村教育研究是研究农村教育中的问题的。所以，基于农村教育的问题意识，是农村教育研究的合理性前提。即只有研究的是农村教育的问题，才能称作是农村教育研究。这就需要找到农村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找到了农村教育的特殊矛盾与问题，才能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深入认识农村教育的本质和特征。也就能够确定农村教育研究的边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社会与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演进路径和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造成了农村教育问题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中国教育中的普遍性问题。当然，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但由于教育发展与研究价值取向中的城市本位的价值取向，农村教育和农村教育研究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作为中国教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教育在现实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从理论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这种局面，对于农村教育是不利的。农村教育中的问题是被“发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本文力图通过文献梳理与调查研究，从理论上阐明农村教育的本质与特征，以确立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与现实起点。

（三）基于辩证法的方法论，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从研究农村教育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入手，可以追本溯源，从而提高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有效性。此外，农村教育理论的构建要基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教育理论研究不能构建农村教育的“乌托邦”。当前，“学科取向”与“问题取向”是教育研究中的两种价值取向。近一时期，后者在教育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学科取向”与“问题取向”本质上不是对立的，具有统一性。“问题”总是在一定的“学科”意识下被发现，“学科”也总是要通过研究教育中的“问题”来形成。建构农村新教育理论，需要本着系统性原则，将纷繁复杂的农村教育问题进行脉络梳理，理清问题的主次、先后，从而避免陷入“解决了一个问题，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小问题，引发了一个大问题；解决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引发了一个复杂的问题”等等的怪圈。所以，“问题取向”的农村教育研究在把研究坐实的同时，也存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潜在危险，导致研究的碎片化。教育问题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往往互为因果，单独就某一个问题做原子式的分析与探讨，固然可以得到比较深入的认识，但深入的认识未必是全面的认识，这就需要本着系统性的原则，从问题之间的联系入手来分析某一问题。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9篇

翻开中外教育史，对教育所下的定义有千百条，但归其究竟，不外从社会需要论教育和从人的发展论教育。

在中国古今的教育思想中，长期存在着从社会需要论教育的观点，如《学记》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1]1521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在我国长期的革命中，又强化了这种思想，而且突出了“教育是阶级斗争工具”的社会职能，以至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一思想走向扩大化，直至扭曲，“”中的表现是最具代表性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政治和思想路线，确定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教育战线上，1978年开展的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实质上是从对教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左”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对传统的“教育是上层建筑”说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教育是生产力说，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说，是特殊范畴说等。这场讨论，虽未最终解决问题，但在解放思想上却起到了推进作用。现就讨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做些简略说明。

教育是上层建筑说：该学说是当时讨论中的核心问题。这一学说主要是把教育视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进而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并具体化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里涉及到对社会上层建筑作何理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论述社会上层建筑时，并未把教育列入其中；社会上层建筑是否都具有阶级性，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因而由此引申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次有关教育是否是上层建筑的讨论，对否定仍然坚持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起到了积极作用。

教育是生产力说：该学说是针对教育是上层建筑说而提出来的，其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它是与我国所提出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培养目标相吻合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来说是比较新颖的，但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共识。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说：该学说把教育的育人功能突出地提了出来，是对教育本质认识的一大进展。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作为专题来讲，此略。

30年间，教育的本质问题，一直在讨论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至今日，又有许多新的问题提了出来，如教育现代化问题、教育产业化问题、人力资本理论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民主问题、教育对象的主体性问题、终身教育问题、后现代教育思潮问题，等等，都一一提上日程。这些问题为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出现百家争鸣之势。看来，教育本质问题，还将继续争论下去，有的问题，在后面将有所论及。

二、教育与社会和人的三边关系

从无数的定义和不尽的争论中，可否给教育下这样一个定义呢？“教育是培养人的各种社会活动”，或者说“教育是为社会培养各种人才的社会活动”。这个定义如果可行的话，在教育本质中就包含了教育与社会发展和教育与人的发展的三边复杂关系。在近代西方的教育思想中，也有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反映着教育与社会和人的复杂关系。下面就这个问题分别加以阐述。

（一）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教育是人类社会所特有。在动物中，特别是高等动物中，也有老对幼的养育和训练行为，但都属于本能活动，代代相传，没有经验的积累和发展。人类则不同，他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文字，把经验积累起来，传递下去，这样才有了日后的文明和进步。因而人类发展需要教育，社会发展也需要教育，教育与人类同在，与社会共存。教育是人类营谋社会生活的手段，教育也是推进社会前进的工具。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社会的两大生产，即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这两种生产的进行都离不开教育。[2]教育随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人类社会永存，教育也永存。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与经济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和与文化的关系几个大的方面，下面对这三个方面作些简述。

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教育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水平和性质，教育又反转来为其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高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

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划分教育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古代教育和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教育；以生产关系来划教育，就出现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不同性质的教育。这两种划分法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也可以二者兼而用之。我国现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既有与资本主义相同的现代化教育的特点，又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特色。我国所实行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教育，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共同制约下，结合中国实际的产物。它既不能脱离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又不能违反为人民服务的公益性的特点。因而我国当前的教育不能不受产业化的影响，又不能完全走产业化的路，这就是当前如何办教育所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从教育的现代化来说，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有共同要求，因而可以引进和学习。但从其指导思想来说，我们又具有社会主义的特色，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是我们教育健康发展的前提。

人力资本理论，被西方经济学家视为20世纪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是“经济史上的革命”[3]。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给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教育迅猛发展和人员质量的提高。

2.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同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生产关系具体体现，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具有阶级性的特点。

一般地讲，国家和政党决定教育方针政策，政治思想统治教育思想。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教育的阶级性表现的极为明显，这是客观事实。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利用教育进行统治，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被统治阶级也利用教育来反抗统治，维护自身的利益，所谓“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4]，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历史事实。所以说“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情况下，教育是有这个功能的。但不能把它扩大化，更不能把它扭曲，把阶级斗争引向邪路，这方面的教训应当牢牢记取。

当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从革命斗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之后，“科教兴国”就是教育的重要任务和功能。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被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多次报告和讲话中，都反复地讲到教育的重要性问题，这些讲话、指示，已为大家所熟知，不再赘述。

当前教育的公平和民主问题，是教育与政治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教育差别问题、流动儿童受教育权的问题、择校问题、弱校的提高问题、高考的改革问题等，都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所应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都应从实际出发，逐步给予恰当的解决。

再如终身教育问题，这是科技迅猛发展、知识不断更新提出的要求，也是人口结构不断变化提出的问题，建立“学习化社会”“终身学习”的教育体制，也是教育改革的措施，这个问题已写进我国的教育法中。

阶级斗争已成过去，但社会集团的差别仍然存在，这种存在可能还要长期延续下去，如果处理欠当，也还有扩大差别的可能，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而教育的公平、民主问题，一定要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想尽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是教育改革中更为复杂和更为直接的问题。

从广义的文化来说，教育也属于文化范畴，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教育又是文化继承、保存、传递和创新的重要手段。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民族文明的标志，它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经五千年文明发展而不衰，在于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讲到民族文化，儒、道、墨、法、名、兵等各家都有各自的贡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家，其仁义、忠恕、中庸之道，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行为中，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准绳；它的教育经验和师道传统，已为历代名师所遵从；它的“以仁为本”的思想，同当代的人文主义思潮相契合，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上都在发挥着重大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民族，在近代“废科举，兴学校”的过程中，我们又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在教育上影响较大的，一是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一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思想，这两种教育思想一直影响到当代的教育改革，且还在以不同形式被争论着。

在当前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时代特点的影响下，如何处理好中与外、古与今的关系，又是摆在我们教育改革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要把这篇文章写好。先进文化无国界，各国文化有特点，这就是处理国际与本土化关系的基本原则。

当前已进入到信息时代，网络文化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扩大了大脑的功能，拓宽了个人的视野，加快了发展的速度。教育科研网络的建立，为教育科研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真正做到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教育除了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有广泛联系，并受其制约外，它与如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着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教育还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相对的独立性。我们讲教育的作用，一般是指其正面影响而言的，但不正当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也会起反面的作用，教育者对此也应引以为戒。

（二）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功能就是要促进人的成长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要促进社会发展，还是通过人的参与来实现的。因而对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就成为教育学中的又一重大课题。

人有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两个方面，但人的主要特点是其社会性。下面就这两个方面及其与教育的关系做些简要说明。

1.人的自然本质与教育

人的存在首先表现为自然实体，即人的肉体结构，其中最主要的是大脑和各种感官。“人有两件宝，双手与大脑”，大脑是人的高级神经系统，它指挥着人的双手和各种感官运作，创造出各种奇迹，使人成为“万物之灵”。通常所说的“遗传素质”，就是指的人的这些自然实体，它是人类长期进化的结果，是历史的产物。

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有“上智”，也有“下愚”，有天才儿童，也有弱智儿童，这是少数，多数是一般儿童。就一般的儿童来说，要没有先天的缺陷，就具备了向各方面发展的条件和可能性，关键在于良好的环境和教育。

儿童有年龄特征，又有发展的最佳期，教育者要很好的掌握这些，适时地促进其发展。即使是天才儿童，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其优越素质也无法得其发展，王安石在《伤仲永》一文中提供了很典型的例证。相反的，一些先天具有缺陷的儿童，在有针对性的教育和训练下，其缺陷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如一个聋哑儿童，可以通过视觉与触觉的发展来加以补偿，人的潜能是巨大的，关键在于教育和训练。可见遗传素质只是提供了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但能否得到发展？发展的程度如何？端赖教育与环境。

2.人的社会本质与教育

上面所说的人的遗传素质，只是人发展的先天条件，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人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后天的环境和教育，它是人的社会性的具体体现。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1]2727。这点“几希”就体现在人的社会性上，也就是他所说的“人伦”和“仁义行”[1]2727。所以先天素质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后天品德的形成更离不开教育。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打上了社会的烙印。正是由此出发，马克思才提出，人的本质从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这里说的是“一切社会关系”，而不是阶级关系，包括了亲子关系、夫妇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教育工作，就是要为全面的处理好这些关系服务。

人在教育与环境的影响下发展，但每个人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又离不开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即主观能动性的参与。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同一的教育影响下，在不同的教育对象中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有的受教育者接受了，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有的未被接受，甚至有的还产生了逆反心理，其效果适得其反。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越讲越引起对方的反感。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充分了解教育对象，做到“因材施教”，创造教育良好情境，做好教育转化工作，发挥教育的最大功能。

三、结束语

从以上所述，可以总结以下几点作为结束语：

第一，教育的概念，可否概括为：教育就是造就人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功能就是为社会培养各种人才，使人在推进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力作用。

第二，教育是社会生活的永恒的和普遍的范畴，这是教育的普遍性，它与社会共存，与人同在，是各个社会所共有，人所必需。教育又是历史的范畴，教育具有历史性，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教育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这是教育的特殊性。

第三，教育这一社会活动，是极普通，又是极复杂的。从广义的教育来说，是人人所共享，而且终生在受教育，并担负着教育子女的义务，人人对教育有发言权。但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又是极复杂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育对象，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景，要求有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因而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对待，方能体现出教育的应有功能。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世界书局，1935.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张仲实，译.上海：新中国书局，1949：（序言）3.

[3]艾慧.人力资本产权激励的理论基础及实践价值[J].集团经济研究，2007(1，下)：219.

[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EB/OL].(2007-09-17)[2008-02-11].http：/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123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DOI：10.15938/ki.iper.2017.01.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21-07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规律的专门学科。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建设，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用鲜活的实践经验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持续研究总结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学科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5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宣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作为马克思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地位正式成立。十年恚2006-2015），各培养单位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以及实践探索都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博士研究生规模快速增长，学位论文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广泛。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建设水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本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具体化，也是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因此，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特别是对论文研究选题进行全面探析，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该学科的发展水平以及研究态势，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学科分布及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1983年，国家教委将当时的政工专业命名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始招生培养专业人才。经过30多年的努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渐成规模，在全国设置了7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博士点）①、282个硕士学位点、275个本科办学点，培养和凝聚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团队，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方法论等20多个研究领域，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等一系列分支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动态开放、成效显著的学科体系。[1]在这些研究领域，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下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状况和博士论文产出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情况

目前，我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院校共有70所（见表1）。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博士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独立二级学科博士点各占35个（见表2、表3）。[2]

从表1、表2、表3可以发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建设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博士点单位增列迅速 在上世纪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单位仅6所：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而2005年前也只有28所，但2005年以后博士点快速增长，由28所增加到70所，增幅达150%，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

（2）博士点区域分布不平衡 虽然72所（在分布统计时，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同时计入两地）博士点单位分布在24个省区，但是各省区数量差距大，北京12所，江苏8所，陕西6所， 湖北5所， 黑龙江、湖南、辽宁、上海各有4所，这7个省区就有47所，占总数的65.3%，而其余16个省区仅占总数的34.7%。同时，内蒙古、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7个省区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

（3）博士点院校类型和层次分布较均衡 从表中统计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和部队院校，院校类型覆盖面较广。在院校层次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及其他院校（主要地部属院校及地方重点大学），其中22所是“985”高校，27所是“211”高校，其他院校占21所，因此，博士点在院校层次上分布较均衡。

2.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基于中国知网CNKI，统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2006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7日所公布的博士学位论文，共有599篇（见表4），涵盖50所院校。②对培养单位博士学位论文产出数量前十名的院校进行统计（见表5）。

从表4、表5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具有以特点：

（1）年度产出数量呈非线型增长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前5年（2006-2010），产出论文数量少，一共才77篇。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达到100篇，呈现出非线型增长态势。

（2）产出总量不足，院校间差异大 十年间，CNKI收录的50所培养单位共产出博士599篇，年均产出1.2篇/校，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论文产出量相当低，博士研究生规模较小。从产出量前十名的院校看，东北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和武汉大学3所高校产出论文最多，每校年均达3篇左右；据统计，产出总量在5篇以下的有14所高校。这说明院校间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人才培养差异校大。

二、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类别分析

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反映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和研究趋势。下面，着重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关键词、研究的类别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关键词频次分析

对599篇论文中所有关键词进行统计，不同关键词总量达1713个（统计时对同义词进行了合并，如：“中共”视为“中国共产党”统计，“高校”、“高等学校”、“高等院校”合并统计为“高校”）。统计发现，有一大批高频率关键词，频次达8次以上的高频率关键词有20个（见表6），而仅一次出现的关键词达917个，占关键词总量的53.5%。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高频率关键词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主流方向 从排前20的高频率关键词看，“思想政治教育”频次达140，说明23.4%的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范畴。其中，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第一关键词的有54篇论文，说明占论文总数9.2%的论文选择它为核心研究内容。从研究对象上看，“大学生”、“高校”、“中国共产党”成为研究焦点；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命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显然，高频率关键词基本吻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特点，也反映了这门学科研究的主流方向和发展态势。

（2）低频率关键词量大，既反映研究领域走向纵深与宽泛，也说明存在偏离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研究 在低频率关键词中，如责任论理、政府诚信、终身德育、意志教育、自尊外化、幸福指数、医学人文教育等关键词，表明研究主题更加具体，更加现实，更加深入，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同时，少数论文的关键词如财政权力、创业发展、风险社会理论、知识产权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等等，s把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泛化，偏离学科主旨。

2.选题研究类型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畴具有多领域、复杂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等特点。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类型是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类标准的，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应用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历史发展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理论基础研究、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侧重教育方法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发展、运用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原理、方法与社会具体的人、群体及社会现象结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研究是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研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形成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比较研究，一般是将中国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研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是指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偏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方法。[3]

按照上述分类标准，599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类统计分成了7类（见表7）。

从论文选题类型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具有以下特点：

（1）应用与实践研究是论文主要选题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的主要类型，分别占论文总数的42.2%、22.1%，这表明，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着重于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以及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特别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公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路径、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选题多，研究深入，成果丰富。

（2）历史发展研究反映了我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理论与方法 论文选题类型处于第三位的是历史发展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3.1%，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对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较多，对抗战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等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较深。同时，也有少数论文对中国古代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史开展研究，如孔子道德教育、马恩列思想政治理论等。

（3）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成果欠缺 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为研究选题的总量少，共37篇（其中基础理论研究24篇）占论文总数的6.2%。从附表8看，已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较高水平和价值，但产出数量过低，这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创建乏力。

此外，选题跨学科研究偏少，只有24篇论文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统计发现，有56篇论文选题几乎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没有研究关联，如“财政权力”、“风险社会理论”等选题研究，这些选题与研究成果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发展。

三、对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思考与建议

学科调整后的十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内容、方法、实践等方面等到快速发展，学科领域不断拓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也表明，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已逐步形成了本学科的问题领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分析论文选题情况，也发现诸多问题也不足，如选题创新性不够、专业性不强、实证性不多等问题均有不同程度存在。分析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从而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教育对象的特点，把握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水平研究，不断增强分析解决人们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1.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11篇

因此，探讨中国教育学的改革与发展，就必须考察文化在其中的影响与作用。但纵观我国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发现，在寻求教育学科学化、理性化的过程中，在向西方教育学理论学习与借鉴的同时，与中国历史传统相联系的文化恰恰是缺席的。文化的缺失正是当代中国教育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桎梏。20世纪初，一些学者大量翻译介绍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著作，“五段教学法”成为中国新教育的教学模式基础。之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进入中国，以其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甚为流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以凯洛夫的《教育学》著作为代表的前苏联教育学影响了全国，其学术思想与话语体系充斥了当时的中国教育学领域。改革开放以后，则又迅速转向美国和欧洲的各派教育学理论，如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的教育学，等等。发展到目前，中国教育学似乎成了大杂烩，各种思潮与观念并存，有所谓“德国的教育学”、“美国的教育学”、“前苏联的教育学”等，却唯独难有“中国的教育学”。引进、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学理论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借鉴的同时，我们不应该淡忘乃至漠视自己的文化，过于迷恋各国的教育学理论，而不屑于及至耻于谈自己的文化之根。在这一全球化确切说是西方化的背景中，中国教育学经受了一次次的“文化失语”、“文化缺失”和“文化误读”的煎熬。

要克服中国教育学无“中国味”的处境，就必须从文化视角追问之、审思之。忽视了中国文化这一根基，我们就总也找不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总是困惑我们到底可以向国外的教育学理论学习些什么，就总也不明白中国教育学究竟要解决哪些重要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学，还没有普适性的教育学，任何教育都是在一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文化土壤，教育学就是抽象的，必不能适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教育学是一门价值关涉的学科，具有浓厚、不可压抑的文化品性。哲学界近年的文化研究给了我们以启发。中国哲学界率先反思中国哲学的有无问题，并引发了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积极回应，“民族话语”、“文化追寻”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课题。教育学者也应着力探讨如何以中国文化为底基，沟通教育学的中西文化，打通中国教育学之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让中国教育学焕发出文化张力，而不能任由“文化迷失”的现象持续下去。

文化有其自身的固有延续性，在我们有所忽视文化之时，它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育。作为在此文化背景中生活的教育学者，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悟，只是这种体验往往是内隐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唯有当我们有意识地去挖掘的时候，文化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中国教育学探究的源泉。二、文化意识：中国教育学文化品性的建设自从哲学解释学者施莱尔马赫率先对“科学”的教育学提出质疑以来，教育学的文化品性研究备受关注。文化有其特殊性、个别性与地域性，无论是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观念，均离不开文化对其的影响。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教育实践问题，作为人文学科，特别是与文化密切相联的教育学，离开了所处的当地文化，就难以产生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教育学理论。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文化习俗、文化风尚，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立场、教育基点与教育视野。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建设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表现在当我们引进各国教育学理论与教学模式之时，沾沾自喜，以为这就是与世界接轨，这就是教育现代化，这就是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殊不知，国外教育学理论的产生有其特有的文化与社会习俗背景，有其特有的人文底蕴与根基，盲目照搬是不可取的。但时至今日，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意识仍然薄弱。用赵汀阳评价中国现代哲学的话来说，就是“西方哲学重新唤起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挤掉了中国原来的问题。有了问题意识，却丢了自己的问题”[5]。中国教育学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在此情景下，我们迫切需要提升教育学运思的文化意识。唯如此，我们才能为建立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提供思想基础。

要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必须突出文化意识，这与当前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意识缺失有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长一段时间内讲文化讲得太少了，未能充分认识文化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常常只借鉴国外的先进教育学理论，却不去认真思考其是否适宜中国的文化土壤。二是过于迷恋工具理性，只讲求教育策略、教育技能，缺乏对文化价值的体认，特别是过于追求教育学的“科学化”，突出普遍普适性、价值中立性，认为教育学不存在什么特殊性、个别性、差异性，从而将西方的教育学理论照搬过来。有些学者不能区分哪些属于中国文化，何种是他国文化，在教育中混为一谈；有些研究者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厚此薄彼，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教育学就是传授各门学科知识，不涉及什么文化。尤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文化底蕴日渐缺失，文化意识日趋淡薄，教师更像是“教书匠”，而缺乏“文化人”的意识。因此，强调文化意识，此其时也。面对纷繁复杂的诸般文化学说，如何形成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学，这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关注并重建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意识的时候。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国教育学民族话语的探寻需要我们勤于探索，“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中国的教育学者本着“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人文探究精神，以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和善于借鉴的开放态度，立足中国教育现实，成就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民族话语。

三、文化伦理：复归民族的中国教育学

要对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有清晰的认识，就必须复归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找寻中国文化的精神。无论是回到自身的文化原点，还是对外来教育学理论的批判借鉴，最终都是在本国当前的教育学研究过程中进行的。当前，借鉴国外先进教育学理论固然非常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直面中国的教育现实，寻绎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传统。这理应成为中国教育学的立足点。只有当我们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教育学文化立场与文化传统时，我们才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教育学”。

首先，复归民族的中国教育学要面向自身的教育实际。进行民族化和本土化的教育研究是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教育学的根本路径。中国教育学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问题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我们的教育遇到了很多新问题，如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普及问题、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问题等，均具中国特色，也是许多国家所没有遇到过的，它们极富现实意义。“中国教育学要着重研究在中国这一特定空间和条件下的教育问题，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途径，探索中国教育运行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中国教育学的源泉只能是中国的教育实践，它既包括传统的历史文化，也意味着当前中国教育学的种种改革与实践。离开了实践，教育理论就将成为思辨性的形而上学。同样，脱离了中国教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就不可能产生现代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我们固然需要了解与认识国外教育学的理论前沿趋势，需要学习与借鉴各国教育改革中的种种经验与问题，但这些引进、介绍、学习不是为了全盘照搬，而是立足于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人文底蕴，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学体系。

其次，要复归民族的中国教育学，就必须了解中国教育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教育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人文伦理的推崇，教育的目的不仅是“知”，更是“行”，即如何形成道德品性，它需要的是伦理实践，在教育活动中不断历练自己的修为。正如《大学》的“学”绝非西方所谓外向静观的纯粹理论认识活动，而是实践理性活动。其目的并非要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而是自身道德品性的修养。其目的不仅是“知”，更是“行”，即了解与掌握既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学既是知，也是行，归根结底是行。《论语》中指出：“事父母能竭其力，与友交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所以，教育从本质上不是帮助学生寻求客观知识的理论活动，而是良好道德品性的成长。“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谓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这种以明德达道、修身至善为根本目的的“知”与“学”的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

遗憾的是，借鉴西方所谓“科学化”的教育学理论之后，《中庸》中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存在性与知识性的统一便被打破，教育学就沿着“科学化”的道路向前迈进。“科学化”走的是一条专业化、学科化和知识化的道路，虽以“客观性”为标榜，但那种与“尊德性”相脱离的客观性却可能导致学问知识与文化伦理的疏离。朱熹力倡读书为学应“切己体察”，其间始终贯穿着一种存在性与知识性相互渗透、学问与人格相统一的人文探究原则。

四、文化比较：走向世界的中国教育学

重建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既不是狭隘的“本土化”，排斥一切其他外来文化的教育学，也非单纯以本国的教育价值取向为衡量别国教育的价值标准，甚至按照本国需要歪曲别国的教育事实。这样“本土化”的中国教育学必然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教育学的发展，也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悖。真正有中国文化传统品性的教育学应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对古今中外的教育学理论成果去伪存真，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形成适合中国教育发展、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教育学。“中国化”的教育学必须走向世界，形成文化比较的能力。

随着与国外交流的日益普遍与深入，我们与世界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全球化的到来，伴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教育学必然参与到世界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形成文化比较的能力。我们不仅要有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生成的实践活动，还要有广阔的文化比较视野，形成文化比较的素养。唯此，我们才不仅是一名具备德性文化的教育者，而且是具有现代意识与全球视野的比较文化的教育者。对教育者而言，文化比较能力主要反映在能否吸纳国际的先进文化，如知晓各国的礼仪，了解各国的风土人情，懂得世界文化间的差异，并能吸取精华、为我所用，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文化与世界先进的文化。对教育实践我们应该有广阔的理解，“它应包括古今中外一切的教育活动，即过去实践过的或正在实践着的教育事实。不能将教育实践仅理解为某一国、某一地区或某一校的具体的实践”。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概论课；民族教育；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是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和专科生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概论课中进行民族教育是指在概论课的教学中渗透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国家观、历史观以及有关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精神、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当前在概论课教学中渗透民族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落实和巩固。

一、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的重要性

（一）是契合课程特点的需要

概论课是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和专科生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较，概论课更加适合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民族教育。首先，从内容上看概论课教学内容体系庞大，能与民族教育相渗透的结合点甚多。概论课着重讲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而且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并涉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课程宽阔的视野是我们进行民族教育的基础和平台。其次，从授课时间上看，在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时间更有保障。其他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授课时间为1个学期，独有概论课授课时间是2个学期，这为我们在概论课中系统进行民族教育提供了课时保证。因此在概论课教学中全面渗透民族教育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二）是应对复杂国际国内环境的需要

在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而采取的有效措施。首先从国际上看，在概论课中加强民族教育有利于我国应对国际不良思潮和文化的影响。目前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蔓延、“泛突厥主义”等思想的活跃及境外三股不良势力的策动，使我国民族问题日益突出。这需要我们在概论课教学中加强民族教育，增强大学生对不良民族思潮的免疫能力。其次从国内的具体国情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频繁，而产生的民族矛盾也日益增多。民族问题的普遍化趋势要求我们必要通过特定课程对所有地区的大学生进行民族教育。而在概论课教学中加强民族教育则满足了这一需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持国家的长远稳定。

（三）是贯彻国家相关政策的需要

概论课中渗透民族教育是贯彻国家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等相关政策的要求。随着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冲突的日益复杂化，对学生进行民族团结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中需要重点强调的内容。国家多次颁令要求各地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如2009年、教育部、国家民委了《关于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高校要深刻认识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等学校要将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有机融入《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因此在概论课中渗透民族教育是落实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要求和举措。

二、概论课渗透民族教育的重点内容

（一）以民族史教育为基础

概论课教学中要让学生了解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渊源和近代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民族教育的基础，只有知道历史才能创造未来。概论课的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集中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等理论，这三章涉及的时间跨度是从近代以到当代的漫长历史。因此可是在这三章中可加强学生的民族史教育。其一，让学生了解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尤其要重点讲述少数民族对新中国成立的伟大业绩。如可补充红军长征时和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关系。其二，可对各个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历史和对各时期民族政策进行解读。长征时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专门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建国后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可对以上不同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影响进行重点介绍。

（二）以党的民族政策和理论教育为前提

了解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和理论是当前我们处理民族问题的前提，有利于学生了解我国族问题的现状及其本质，在概论课教学中应根据具体教学内容在各章中加以贯彻。如第六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补充介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第七章“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可选择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案例，介绍我国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可详细介绍我国西部大开发政策及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用，还可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汉族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其不足，探讨发展对策和建设；第九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可在介绍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苏联运的联邦民族治理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后，补充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提高学生分析民族问题的理论水平；第十三章“国际战略和外（下转第36页）（上接第34页）交政策”可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分析“”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揭露他们分裂祖国的本质；第十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重点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坚决维护党领导地位，共同创造团结统一的局面。

（三）以民族团结教育为重点

民族团结教育是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学习民族理论、掌握民族政策、普及民族团结常识、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履行维护民族团结义务、增强维护民族团结责任的教育。在第十一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教育学生民族团结统一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为此对学生进行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教育，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等；第十二章“祖国统一的构想”中要加强对学生进行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反对宗教极端势力、反对暴力恐怖势力等方面的教育；在第十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中第一节要详细介绍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加强民族间团结与和谐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指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四）以民族价值观教育为核心

一个国家民族，有了正确的民族价值观，就有了全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就有了战无不胜的力量。因此在概论课中要加强民族教育价值观教育。首先要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结合概论课第十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内容，加强各族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同时还可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加强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的教育。

（五）以民族宗教观教育为依托

对学生进行民族宗教观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依托，因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都是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必不可少。概论课中第十四章虽有专门介绍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但内容略为单薄，需要补充一些相关知识。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政策教育，论述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指出紧民族团结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密不可分的基本现象，并重点分析当前宗教的积极和消极因素。

三、概论课渗透民族教育的主要路径

（一）优化内容：系统教育和专题教学相结合

概论课中渗透民族教育的最主要的渠道就是优化教学内容。优化教学内容主要是指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增加删减、扩充合并，并将之进行优化组合，做到系统教育和专题教学相结合。系统教育是指在概论课中进行民族教育教学内容要考虑到民族教育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专题教学是指在概论课系统渗透民族教育的基础上，对一些重点、要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专题式教学。通过系统和专题的讲授，让学生全面了解民族及相关问题，提高辨别能力。

（二）改革方法：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

当前概论课中民族教育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除了教学内容单薄外，还有教学方法上的问题。因此概论课教师要不断创新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增强民族教育的理论性和针对性。概论课教师还要加强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学习，加强概论课教学中民族教育教学的理论性、系统性。此外，还要加强实践教学，积极开发民族教育的社会实践基地、社区共建基地、见习实习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进一步活化民族教育的形式，增强民族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

（三）创新途径：学校教育和社会参与相结合

概论课中渗透民族教育不仅仅是概论课教师一个人的义务和工作。还应该得到学校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不断拓宽民族教育的途径，创新民族教育的载体。学校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民族教育的氛围和文化，把民族教育融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活动中。同时家庭和社会各界都要加强对学校进行民族教育的支持力度，只有全社会在民族教育上形成强大的合力，才能使概论课中的民族教育产生实效。

参考文献：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13篇

1.1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具体内容研究

学前教育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主体、客体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与手段。主体指的是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而处于学前教育年龄阶段的适龄学童，自不必说，甚至连学前教育的规律都可称之为客体。那研究最多的当属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手段了。在何时何地设计什么课程，才能更好的作用于客体，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让客体更好的成长呢?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于慧慧、王中华以宏观的大视角解读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的具体内容，坚持科学发展观，注意均衡发展，恰当增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充分利用和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是实现国内学前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3］。而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杨宁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动作和运动问题—四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张往颖、张世锋的《英国开展儿童户外游戏的理论与实践》两文中，则是以微观的小视角具体分析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对儿童教育的内容，杨宁认为儿童早期的动作发展不仅是其智力发展的重要指标，更是发展的普遍特征;除了对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方式方法的研究外，也有研究学前教育理论中客体的文章，例如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的张利洪、李静在探讨了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回答学前教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经历了“规律说—现象说—现象及规律说—综合说”的转变过程。他们认为从科学哲学、教育学与学前教育学的关系来看，把学前教育问题定为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比较适宜的。

1.2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价值取向研究

所谓价值取向，是每一个主体对一件事物的带有主观色彩的判断，在学前教育理论上各位学者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有其独立存在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源自学前教育的独立价值，即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不依附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教育而独立存在的价值。田涛与吴定初指出，国内当前学前教育实践中存在若干独立价值失落的现象，如超前的教育与强化训练，误读了基础，因而必须加强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也必须强化学前教育政策与制度的保障，来促使其独立价值的回归。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的朱家雄则更加准确的指出自己在学前教育理论中的价值取向，认为当前国内的学前教育应该由科学主义走向生态，科学主义取向的儿童发展理论是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但如果陷于对科学主义的崇拜，将无法解释和适应学前教育的复杂性。康建琴与李志宇则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层面在价值取向上冲突的原因，融合的方法。理论工作者不仅是理论的介绍者，更应该是理论的创造者、生成者;实践工作者不仅仅是理论的践行者，更应该是行动的研究者;管理工作者不仅仅是政策的传话者，更应该是政策的研究者、理论的解释者、地方课程建构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1.3国内学前教育理论评价标准研究

教育乃是国民的教育，是一种公益性的活动，因此公平性成为了教育的根本属性。在探讨教育公平这个话题上，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什么是教育公共，相对公平与绝对公平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实现教育公平，这些都是教育的评价标准上的问题，学前教育也是如此，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蔡东霞认为质量话语曾长期在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中占重要地位，对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近年来人们对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评估提出了多方面质疑，认识到忽视差异、去背景性和去情景性的质量标准不仅不利于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更会使实践因盲目追求统一的质量指标而造成学前教育的不公平。学前教育应寻求建立更具适应性和包容性的质量评估体系，以最终实现学前教育领域的实质公平。总之，我们需要加以强调与权衡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质量与公平的问题，要坚固学前教育中的公平与质量，不只是为每一个儿童提供优质的、科学的、统一的环境，还必须努力的根据每个儿童的差异提供合适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学前教育公平的评价标准体系，来保证公平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2思考与展望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是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民族观教育,使其形成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民族观的学科。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民族现象而产生和发展,不同时空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理论基础必然有差异。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出发,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出发。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但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即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仅提出了许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观点和理论,而且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这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和观点,也必然成为科学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因而也是他们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没有这个根本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就不可能诞生,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失去了依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没有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们就不可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不可能用社会经济原因来说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们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同社会经济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发展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解决;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

以上内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实现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这些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实质的,是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最新总结与行动指南,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3.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

从学科的角度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亟待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体系,建立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既可以推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又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是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共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同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还必须把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自己的具体理论基础。

二、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人类社会一种客观现象。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主要表现为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历史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历史,中国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共同体,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既体现在族际血缘的融合上,又体现在经济 发展的互动上,也体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扞卫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正是党和国家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历史基础,也只有在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满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建立的历史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并对社会成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才使得祖国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经验,也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问题依然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新情况,国际敏感热点问题极易引起国内的反响和回应,国内民族问题也极易引发国际关注和干预。目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导致民族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相对落后;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之间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矛盾纠纷有所强化;三是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之间的误会和摩擦有上升趋势;四是因和风俗习惯不同而引发的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五是国际敌对势力极力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企图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

民族问题无小事。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如何使社会成员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正是针对和适应这种现实的需要。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就构成了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三、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

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评价的主体,还是认识的主体。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必须考虑到所有作为主体的人。这里的所有作为主体的人,内在地包含着我们党、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和一般社会成员对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这里着重研究我们党关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关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1.我们党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认识基础

重视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政治优势。曾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邓小平指出,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关系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提出了“两个共同”的思想,指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随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加强及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各民族之间的认同度不断提升,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思想深入人心,大大推进了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和社会和谐,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整体凝聚力。

近年来,我们党对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相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认识基础。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什么是民族”这一民族理论的首要问题,在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二是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内涵。三是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强调民族问题事关国家和民族团结。四是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五是从我国现实出发,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新的概括和发展。六是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明确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七是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五项指导原则,这是对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处理民族问题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八是对民族工作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努力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等重大问题,从理论的高度作出了新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要求。

总之,我们党在实践中总结提炼的与时俱进的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思想和观点,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认识基础和思想基础。

2.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基础

中国教育问题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德国文化教育学；哲学倾向；战后政治教育

一、作为教育哲学的德国文化教育学

德国是一个盛产学术思想的国家，拥有一大批对人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哲人。如果就其与教育发展的关系而言，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潮有两种：一是德国精神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其中以狄尔泰和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理论和施普朗格的文化哲学为主要代表；二是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以阿多诺、霍克海姆和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19世纪末以来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几乎主宰了德国教育学的走向，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教育学发展。博尔诺夫曾说：“这种新教育学教席的代表人物大部分属于W・狄尔泰（1833―1911）学派，或者至少接近这一学派。”这个学派的几代代表人物狄尔泰、李特、斯普朗格、诺尔、福利特纳、维尼格、博尔诺夫等在西方教育学界都享有盛誉，可以说是长盛不衰。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德国文化教育学是一种教育哲学。“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问题进行独特的哲学思考的产物，它大致说来分为两种类型。美国1956年春季卷的《哈佛教育评论》开辟了“教育哲学：目的与内容”的论坛，将教育哲学的研究区分为“教育过程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和“教育学科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discipline of educaion）”。有人还进一步把“教育过程的哲学”叫做“规范的教育哲学”、“传统的教育哲学”，把“教育学科的哲学”叫做“分析的教育哲学”、“现代的教育哲学”。显然，德国文化教育学属于一种规范教育哲学，它从“应然”的视角考察教育问题，并对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提供指导。

每一种教育哲学理论都有自己基本的理论倾向，这种理论倾向决定了理论的独特价值，也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局限性。而要发现教育哲学理论独特的倾向性，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研究路径，来对各种理论的特质进行比较。

当今对教育哲学的研究有着多种路径。通常的做法是从某一种哲学体系，如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基本的哲学假设，然后在这些哲学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它们对于教育的目的、本质、内容及其他方面问题的意义。而另一种路径则集中讨论教育目的、课程及评价等主题和问题，而不是从哲学观出发来对每一主题加以探讨。还有一种路径，是“将教育哲学置于教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也就是将教育哲学的基本倾向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教育保守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而看一种教育哲学理论所具有的基本倾向，需要在对九个方面的基本教育问题进行阐述的过程中进行判别。这九个方面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我们如何认知？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学校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教什么？如何教？如何评价学生？通过分析教育理论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可以清晰地看出它在教育哲学上的基本倾向，从而把握其理论特质。

下面试从德国文化教育学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来判定德国文化教育学在教育哲学方面的基本倾向，以及它所具有的特殊意涵，从而更好地把握这一有着重要影响的教育理论。

二、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哲学倾向及理论特质

如前所述，教育哲学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基本的倾向。而一种教育理论属于何种倾向，取决于它对上述九个基本的教育问题的解答。

总体说来，教育保守主义是对以智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方式的维护，这种倾向充分体现在对各种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上。如它在回答“人是什么”时认为，“理性是人和动物界的唯一区分，教育合理而合法的依据就是发展人的理性力量”；在回答“如何认知”时认为，“但（教师）最终还是希望学生能够脱离感觉经验，运用理性能力来掌握普遍的原则性的知识”；在回答“什么是真理”时认为，应“首先专注于传承那些被认为是永恒的真理”；在回答“什么是善”时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绝对和终极的”；在回答“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时认为，“就是智力和理性，其他的机构可以教孩子们如何去祈祷、缝纫、烹调甚至施肥”；在回答“应该教什么”时认为，应该“依照发展和完善智力的要求来限制课程内容”；在回答“如何教”时认为，“所有这些方法都以教师为中心……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讲授”；在回答“如何评价学生”时认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学生的智力，因而评价相应也就是考查学生对所学科目的掌握程度”；在回答“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时认为，“希望学生不仅仅限于对校方权威的尊崇，学校还必须培养每个学生理解、敬畏和服从上帝的戒律和人类的基本规范”。概言之，他们的观点源于一种主张有必要尊敬和服从权威的等级权威观，源于对规则、规范的信念，源于对各种违反规则者进行必要惩罚和对遵从者进行奖赏的观念。

教育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之相反，它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全面突破。它在回答“人是什么”时认为，应“摒弃身心二元论”、“学生应被看作是一个进化的有机体”；在回答“我们如何认知”时认为，“人类最确定的学习方式是以个人经验和在科学活动中高度精细的经验形式为基础”；在回答“什么是真理”时“强调真理的动态性”、“学生不应抱有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事实、原则、法则和理论的幻想”；在回答“什么是善”时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建立在否定任何终极或绝对价值之上……价值的真正存在依赖于发生在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种事件”；在回答“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部分学生单纯的智力发展”；在回答“应该教什么”时认为，应该“把课程的范围扩展到所有在学校指导和控制下进行的活动”，“必须提供许多不同的科目和活动，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在回答“如何教”时认为，“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中心”，因此他们更重视学生的活动。一些自由主义教育家经常提到的口号“从做中学”，也许最能体现这种方法的特点。在回答“如何评价学生”时认为，“自由主义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决定了其评价对象将不仅仅局限于学生的学术水平”；在回答“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时，“抛弃了保守派教师权威式的态度和做法，而推崇学生自由行事和自由选择”。

从上述对教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倾向的阐述中容易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的，具体来说，它是19、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文化教育学正是在反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它对教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与自由主义的回答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反对赫尔巴特过多在教育中注入自然科学的因果控制的机械方法，使教育过程简化为‘目的一手段关系’，反对单线条的灌输式教育，而强调教师与学生良性开放的互动关系，反对理智至上的狭隘教育（赫尔巴特在偏重德育的背景下仍把智育作为首要的教育过程），主张尊重人的整个完整生命，包括非理性因素，反对从一般的人的教育结果中导出的抽象的教育原理而强调活生生的变化的独特的个人。”狄尔泰及其他代表人物都对传统教育中以知识和智力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及对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要方法的教育方式感到非常不满，认为那是一种“扼杀人的生命的教育”。他们进而要求创造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使教育过程成为生活体验过程，使单一的“知的教育”变成知、情、意各方面具备的完整教育，从而形成理想的“总体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德国文化教育学彻底告别了传统教育模式，走向“生成”与“唤醒”的全人教育模式。很显然，德国文化教育学主张尊重人“知、情、意”全面发展的完整生命形态，强调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反对以知识和智力发展为教育的唯一目标，反对单向灌输的教育方法等。这些都是典型的教育自由主义观点。它对各种教育基本问题的看法与其他教育自由主义思想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它属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流派。这是它在教育哲学上的基本倾向。

必须要指出的是，德国文化教育学的自由主义与传统教育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将重心由个人自由转向群体和集体的自由，兼顾个人发展与社会要求。Bollnow在《狄尔泰全集》第九卷前言中指出其教育学思想的四个基本倾向：“首先是面对伟大的德国教育家中流行的个人主义，他强调教育学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这种教育学的任务源自它在民族力量的管理中的功能，针对一切分解的倾向它是维持统一与团结的力量，从而提升国民整体。”从中可以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流派，可以说是19、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尽管同属教育新自由主义阵营，德国文化教育学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还有着特殊的意涵，与其他一些新自由主义教育流派有着很大的区别。狄尔泰在批判传统教育学派别（如赫尔巴特学派）同时，也对一些新自由主义教育学派，如以斯宾塞为代表的英式教育学体系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将人类行为的功利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原则――它们本来只是表达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斯宾塞等人却把它意想成为超越时空的普遍概念，这显然是有问题的。狄尔泰认为：“对历史之深处及关联盲然无知，不知道事物曾是怎样……并陷入功利主义者的空洞理想与主观的伦理风尚；但历史学派却能告诉我们：从对存在物的认识出发如何产生关于应该存在之物之规则。”再如，在“我们如何认知”这一问题上，狄尔泰不像叔本华、尼采等其他生命哲学家那样彻底否定整个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而是也承认理性的重要性，提出人是有着知、情、意的统一的人，以人的经验整体来对抗人性的分裂状态，这样他在如何看待理性的作用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与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流派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哲学倾向以及在教育哲学谱系中的位置。德国文化教育学应属于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组成部分，但它对一些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与其他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如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有着很大的差别，有着特殊的意涵。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德国文化教育学的这种基本倾向和理论特质对20世纪德国、特别是二战后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新自由主义倾向及理论特质对二战后政治教育的影响

作为一个影响很大的教育理论，德国文化教育学对于政治教育、特别是战后政治教育活动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政治教育理论是教育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学界向来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政治教育活动是特殊的教育活动，政治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的一部分。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它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这两种认识都有其合理之处，对于政治教育的研究来说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德国（以及整个西方国家）的语境中，政治教育从学科属性上来说应该属于教育学的范围。它属于应用教育学理论，是理论教育学（或一般教育学）在特定领域（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尽管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它毕竟也是教育，政治教育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在于，战后德国从事政治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几乎都是教育学家，他们往往把政治教育研究看着是整体教育研究的一部分，通常是先构建关于教育的基础理论，再从这个理论出发来研究政治教育活动。

既然政治教育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政治教育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那么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必然要受到主流的教育哲学――文化教育学的强烈影响。可以说，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的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烙上了深深的文化教育学的烙印。

首先，在二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影响力的政治教育理论基本上是文化教育学者提出的。在这个时期，斯普朗格、李特等人出版一系列著作，如《关于国民教育的思考》（Gedanken staatsbtirgerlichenErziehung）、《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Die 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等，这些著作集中地对德国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有着广泛的影响。斯普朗格等人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和精神科学思想运用于教育研究中，提出了陶冶、理解、唤醒等一系列重要范畴，并提出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协调发展主体自身的各种政治能力，使之臻于完善。这些范畴和理念大大拓宽了政治教育研究的视野。

其次，在二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文化教育学派的政治教育理论是官方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依据。德国官方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机构是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初期称为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它虽然不能给各州政府的教育机构发出指令，进行强制性的要求，但它所的指南和编写的《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系列丛书》等指导性的文件，一般被认为是官方在政治教育方面的立场。在这些指导性意见中，文化教育学派的理论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如《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书就是李特所著《德国人民的政治自我教育》，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德国盛行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被视为战后政治教育的经典思想。

最后，在文化教育学派的影响下，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形成了自己明显的特色，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理论有较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1915年斯普朗格就写信给凯兴斯坦纳指出：“您是裴斯泰洛齐的真正继承者，这我毫不怀疑。因此，同样我也希望您离杜威的实用主义更远一点。经济的一技术的方面，并不能会穷尽德国教育的全部。德国的国家观念和德国的科学观念要更加丰富。”斯普朗格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只是从经济、技术等层面对教育进行关注，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德国文化教育学则通过自身特有的教化功能克服了这些局限性，因而更加完善。这不仅仅只是斯普朗格个人的看法。在美国占领当局对于战后德国的再教育（Re―education）政策出台后不久，福利特纳批判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再教育的主要指导思想，指出文化教育学在政治教育基本问题，如权威与自由、青年人格形成等方面与实用主义教育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考。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只有从文化教育学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战后的德国政治教育活动。

政治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简要说来，就是如何建立一种适应或满足某种政治体制（如民主政治）要求的教育体系。这种政治的要求可能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等等。具体到德国的政治教育理论，就是要研究在战后德国怎样建立一种适应新的民主制度的教育方式。在这些问题上，德国文化教育学对于政治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而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教育的目标方面，李特等人强调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民主性”，对当时的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所阐述的“民主性”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观点有很大的区别。20世纪50年代，弗雷德里希・欧廷格（Friedrich Oetinger）发表了论著《政治教育的转折点》（Wende―punkt der Politischen Erziehung，Partnerschaft als Piidagogische Aufgabe，Stuttgart，1951），引起较大的关注。该书正是在杜威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战后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消极、冷漠与“不合作”，提出要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集体意识”等来教育引导民众。但他的一些主要观点受到了文化教育学者的批评。1961年，特奥多・李特（Theodor Litt）出版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Die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Bonn 1961）一书，指出欧廷格对德国政治教育历史的分析“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政治关系”，“政治从本质上讲与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为了和平、合作的原则而贬低政治斗争，只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劣质的差使’”。李特认为，否定了政治斗争的内涵也就否定了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个观点对后来的政治教育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学校在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文化教育学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学校是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由于它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所以经常成为辩论的焦点。20世纪的德国教育界曾经在学校的教育作用，特别是在政治教育的作用问题上产生了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它不能脱离现实的生活，应该完全按照现实生活的准则来进行教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学校有着自身的理想，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社会和生活的期望，因此应该与社会、与时代潮流保持距离。李特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首先，青年一代不具备理解现有文化总体形态的能力，他们的教养不能完全通过“日常生活”来进行，应该让他们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得启迪，因此，这种教育在一定的阶段必须在特别的公共机构――学校中进行。学校是“以符合青年人精神状态的形式，把青年与超出青年或不同于青年的事物，即‘客观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学校以教学论上简化和条理化的模式，把青年即将涉足的文化现实介绍给他们。因此，学校所谓的‘脱离’生活，实际上正是为同生活结合作准备。”对于第二种观点，李特指出，学校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在青年心中预设未来文化的形态，否则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便会受到压制。当然，“学校应当在一定高度上寻找文化生活的价值。这一高度应超越日常的忧虑和需求以及一时的谋略”，“在教学和生活中给青年人在人的价值追求方面树立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