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典文学范文

摘要：文学经典是传统文化的凝练，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时代，高校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应因势利导，利用好新媒体这把双刃剑，在文学经典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不断创新，吸引高校学生，从而达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高校文学经典；教学；问题；对策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青年一代大学生能否理解、认同、接受并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着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文学经典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对于文学经典的学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校则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新媒体时代，影像文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以穿越、魔幻、寻宝等为题材的网络文化和以娱乐、消遣为主的大众文化的泛滥，使得深刻而充满理性的文学经典作品被边缘化。大学生作为阅读文学经典的主要群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新媒体时代关注高校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探索文学经典课堂教学的新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高校文学经典教学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各种思想精华，有益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加强对高校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文学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历代读者长期阅读鉴赏而筛选出来的精华，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学的最高成就。它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较为稳定的思想情感、审美理想、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文学经典形象的间接性、内容的广阔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高校学生的想象力和思考力，使学生在充分认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体验人类情感的丰富性与细致性、领悟思想认识的独特性与深刻性的同时，全面提升学生的道德境界，完善学生的个性品质，滋养学生的思想情感，提高学生的品位修养。因此，引导大学生进行文学经典阅读和鉴赏势在必行。

二、高校文学经典课堂教学的现状

1.教学管理者和教育者不够重视。讲到文学的专业教育，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及其相近专业等。汉语言文学专业毋庸置疑必须开设经典诵读课程，但一些与文学关联性较小的专业如一些理工科专业，这类专业的学生是否也需要学习文学经典，一些学者则提出质疑和反对。这种观念在部分高校管理者和教育者当中普遍存在，管理者以及教育者的不重视直接导致文学经典课程无法开设，或者课时一再被压缩。

2.文学经典的课堂教学内容千篇一律。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有持久的生命力，具有超越时间和跨越地域的永恒价值。但由于文学经典尤其是古代文学经典中的语言晦涩难懂，长篇赘述，再加上抽象高深的哲学思想和年代久远的时代背景，客观上给大学生造成了阅读障碍。长期以来，经典文学的教学内容基本上离不开固有的教学模式：作者简介、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等，课堂讲授信息量大而与当下联系又不足，因此，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

摘要:新媒体的发展，消费文化的盛行，给文学经典教育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信息传播的多元化致使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边缘化;消费娱乐化的文化价值观致使文学经典被戏说、大话改编;新媒体时代的读图习惯致使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表层化。但新媒体是把双刃剑，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发展的优势，对大学生开展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利用新媒体多元化形态延伸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的空间形态，拓展文学教育的场域;利用文学经典的影视、游戏改编和戏说等“次文学”进行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提高探索、阅读和接受经典的兴趣;利用“图视”反向引导进行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传播文学经典的价值观念和精髓，使文学经典在新时代焕发出应有的光芒。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

文学经典作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凝结了不同民族的智慧。正如所指出的:“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1］随着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的发展，消费文化的盛行，人们尤其是大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更是呈现出了碎片化、浅阅读甚至是不阅读等特性，而文学经典教育也被各高校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致使文学经典在大学校园处于边缘化的尴尬状态。但网络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它的出现和发展也为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学习带来了诸多便利，如何利用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的便捷性探索新的文学经典教育路径，最大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新媒体对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带来的弊端，积极发挥新媒体的积极性，从而破解新媒体时代文学经典教育面临的困境。本文以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状况为研究出发点进行问卷调查，共随机发放问卷930份，收回有效问卷907份。以期通过此次问卷调查能够总结出在新媒体大众传媒时代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探索出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之路。

一、新媒体对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的影响

新媒体是个发展着的概念。我国学者彭兰认为，新媒体“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在现阶段，新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及其两者融合形成的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2］。目前而言，智能手机是新媒体中最为便捷、使用率最高的媒介形态，在问卷“您拥有什么样的移动终端设备”的调查中，有84．56%的同学选择了智能手机。可见，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在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媒介形态及传播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基于移动手机终端的微信公众号、APP、朋友圈等媒介形态已经极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习惯，大学生的教育和阅读学习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一)信息传播的多元化致使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边缘化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主体和内容都不同于以往。传统媒体，如报纸采用的是点对面的单项式传播方式，受众只能“被动”接受信息，很少有机会主动去选择信息。但新媒体的交互性使得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个人既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也可以是接受者，而且每人都有选择信息的主动权，主动去发现信息，选择、利用信息，传播信息。故而，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主体、内容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这是一个多种传播主体、多种信息源、多种传播媒介共同作用的一个时代。以往文学经典价值的存在和传承主要靠口耳相传、书籍刊印等，这确保了文学经典的权威性和传承的稳定性。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使以往依靠文学经典传承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等，在当代大学生这里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而且更为便利和快捷。再加上当代娱乐消费文化观念、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至上的影响，整个社会呈现出浮躁的风气，文学经典的外在生存空间和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和挤压。久而久之，文学经典在高校中就被边缘化，不再受大学生的欢迎和重视或被束之高阁。故而我们在问卷调查“你每周课外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是多少”中看到，有59．65%的学生阅读时间少于两个小时，也就是说平均每天不到二十分钟;而另外28．45%的学生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在五个小时之内，即便如此平均每天也不到一个小时。文学经典无用论弥漫在众人之中，大学生不再涉足文学经典原著，高校课程之中也很难寻觅文学经典教育课程，文学经典逐渐被边缘化。

(二)消费娱乐化的文化价值观致使文学经典被戏说、大话改编传统时代，教育和价值观念的阐释是以社会上的文化精英为主。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社会信息的传播者和参与者，社会时代的主导力量开始由精英转向大众，由贵族精英所消费的文学经典开始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随着经典主导力量的变化，文学经典也就在以消费文化为主体的时代，被纳入普通大众日常的消费活动中去，成为满足大众欲望的手段之一。”［3］为了反叛和解构传统并凸显自己的话语权，大众开始一改贵族精英对文学经典的教育和阐释观念，对文学经典进行大肆地戏说、改编、大话等以彰显大众文化的消费价值观念。这些文化价值观念很快开始在大众中传播，而站在时代前沿的大学生对此更是拍手称快。所以，在问卷“您接触新媒体的主要动机是什么”的调查中，有73.98%的同学选择了“休闲娱乐”;在问卷“如今您最常用来接触文学经典的途径是什么”的调查中，有16.76%的学生选择了“看改编自文学的电影、电视剧、网络视频等”;在多选问卷“现在很多学生不热衷于阅读经典文学，您认为原因可能是什么”的调查中，有54.58%的学生选择了“看过相关介绍或影视作品、游戏等，对内容不感兴趣”的选项。可见文学经典的大话、戏说、改编等在当代大学生中的流行程度。大学生受到大众传媒时代这种娱乐消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对传统文学经典开始疏远或解构并再结构，不再关注传统文学经典书籍，而转向网络言情小说、武侠通俗文学、颠覆式的戏说、游戏等，即便如此，也是以浏览快餐式文化的方式阅读电子书籍，更遑论阅读文学经典纸质书籍。以至于在问卷“您阅读过以下哪几部文学经典作品”的调查中，仅有5.95%的学生阅读过《牡丹亭》，14.88%的学生阅读过《高老头》，10.8%的学生阅读过《荷马史诗》，19.18%的学生阅读过《边城》，即使被称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阅读率也仅有60.42%。但大学生对当代不同文学经典的“大话”“戏说”却是信口拈来。由此可见，文学经典作品对当今大学生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三)新媒体时代的读图习惯致使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表层化阅读书籍能够促使学生进行深度阅读和思考，“读者在阅读散发着油墨味的纸质文本时可以任由自己的想象参与作者创作时创设的想象空间，在与作品中的人、事产生共鸣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4］127。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学生的阅读习惯和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最直观的感受是速度的提高，在一切都是快节奏的形势之下，图像观看比文字阅读占据更大的优势。”［5］69在大众传媒时代的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字与图片共生的知识传播空间，读图俨然成为我们尤其是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无怪乎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初就喊出了“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豪言。所谓读图:“从广义上说，一切视觉影像均属于这种‘阅读’的对象……从狭义上说，所谓‘读图’，就是说印刷物本身的图像化趋向正在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把我们从单纯、枯燥和抽象的文字阅读中‘解救’出来，把目光转向种种替代或诠释文字的图像。”［6］以图像来解释文字和传递信息，适应了目前快捷的生活节奏，减少了阅读时间，被人们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们所欢迎。所以，在问卷“您认为影响您阅读文学经典的因素有哪些”中，有60.2%的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时间”，文学经典原著纸质书籍的阅读不如新媒体读图获取信息直接、快捷和便利。但通过移动互联网浏览图像的方式获取知识和信息却并不深入探究和思考，成为大学生们的主要日常行为习性。因为“读图时代的‘读’以视觉优位为特征，因此其阅读行为与文字为主的时代相比，更加趋于表层化，带有更多的形象思维的特点”［7］10。故而，厚重的经典文学书籍被抛弃，即使学校开设有文学经典名著教育课程，学生也不会借助于书籍进行阅读和思考，而是代之以影视改编、动漫游戏等图像式的接触和解读，迫切地追求外在的形式美，而无视文字对人们思维的启发和创造性的延展及改编是否是戏说或忠实于经典原著等，笼统地冠之以阅读文字太浪费时间，浅阅读、碎片化阅读甚至不阅读成为当代大学生对文学经典名著的主流态度。

《凉山文学》2017年第4期

日前，由《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上海师范大学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高峰论坛”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和全国各高校的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了论坛。

论坛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詹丹教授主持。《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副总编辑杨海英致辞，她认为“经典”就是所强调的高峰，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写照；学术研究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阐释新时代新发展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她还介绍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的基本情况与“综合性”“有特色”“专题化”的办刊理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陈恒教授在致辞中从文史相关的角度谈论文学经典的问题，指出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他提出文学创作如果脱离历史意识就难以产生具有伟大意义的经典作品。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张福贵代表与会学者致辞，他强调论坛主题的重要性，认为文学经典化是文学史中的重要问题，该问题研讨的意义不仅在于今天，更在于未来。在学术研讨中，学者们围绕文学史观、经典化标准、经典化方式、文学批评途径、文学史家及文学研究者责任、文学语言等问题展开研讨。文学史写作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文学史家的遴选与评论，对于文学史发展历程中的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张福贵教授指出文学史是由一系列经典构成，他在梳理了经典概念与经典的产生后，提出经典必须具有人类性和审美性，在蕴含丰富的审美性的同时，应该具有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杨剑龙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从文学经典化角度回眸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认为虽然此概念企望将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学发展置于统一的主题、审美视阈中，用进化式的方式看待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但是其贡献和价值仍然毋庸置疑。刘忠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由“重写文学史”口号谈论文学经典化，他指出文学史写作并不是简单地捍卫一个永恒不变的观念和秩序，而应将文学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阐释，凸现它的在场性和鲜活性。

如何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经典化，究竟以怎样的标准开展经典化，学者们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李继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从文化建设角度理解文学的经典化，提出应该在文化磨合历程中建构经典，从文化策略角度理解经典，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扬经典。汤哲声教授（苏州大学）谈论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经典的认定与批评标准的建构，指出对于文学作品经典性的论定首先应该有通俗文学性质的确认，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通俗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价值。郝雨教授（上海大学）分析文学经典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提出需要深入研究文学经典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文学创作应该积极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其实文学的经典化是对于文学史上作品的遴选与阐释，这就必须以回到历史原点的方式仔细阅读，细心筛选。张中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从抗战文学史重写与经典文本的确认及阐释的角度，提出应该回到历史现场，认真考察抗战时期的文学经典。栾梅健教授（复旦大学）提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经典化期待，认为应该大量阅读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文本，辨认出优秀的经典化作品，通俗文学才能顺理成章地进入文学史行列中。钱文亮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谈论文学经典，包括经典形成的过程和生产机制、社会历史语境、演变的历史脉络和美学传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是文学经典化的工具与方式，只有掌握了切合文学对象的理论，只有进行正确的文学批评，才能真正掌握经典化的真谛。殷国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认为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应该为经典的产生营造氛围、为创造经典开路，经典不是能用金钱堆出来的，我们应该面对历史、面对人民、面对未来努力创造经典。喻大翔教授（同济大学）由香港“沙田派”看文学经典的分层，他将经典评判定为语言、文体、主题、题材经典等文学的横向标准，和个人、时代、国家、世界经典等时空的纵向标准，提出不同层次的经典应该放在特定语境里衡量。李洪华教授（南昌大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角度谈论经典建构，指出当下众多华文文学史叙述中，多以地域为单元建构华文文学史版块，缺乏文学史的经典意识和整体观念。

文学经典化说到底是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的一项重要工作，虽然社会读者与文学市场也参与了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但是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具有极为重要的话语权与阐释作用。张全之教授（重庆师范大学）考察文学研究者在文学经典化中的作用，认为文学研究者是文学经典化的承担者，研究者应该反思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汪娟副教授（嘉兴学院）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及限度，提出经典化不仅要将研究对象历史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历史化，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离不开研究者的推介、宣传及传播，应避免总是以现有的研究为参照。蒋进国副教授（中国计量学院）探究中国现代文化中心的转移与文人京沪迁徙，指出1927年前后大批文人从北京南迁上海，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得到较大的发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经典化与语言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文贵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从文学语言的角度谈论经典，指出狂人话语与书面文言、日常白话处在相互包孕和相互搏杀中，作为经典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才得以诞生。陈海英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从陌生化语言风格探求角度谈论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小说创作，指出穆时英小说对语言陌生化的刻意追求，主要体现在对变异性语言的创造和运用上，语言风格成为其作品走向经典化的重要因素。陈蘅瑾副教授（越秀外国语学院）探究刘震云小说的反讽特征，小说呈现出言说的困境与欲望的升腾、矛盾对照中的孤独凄清、叙述者与读者双重视角中的戏剧反讽，作家试图以反讽者的姿态去发现并解开人类本性与被社会和权力制约了的语言之间的关系。

对于文学经典性的研讨还涉及网络文学、海派文学、军旅文学等。董丽敏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以网络小说《庆余年》谈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认为以玄幻文学为代表的网络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指示出了网络文学未来经典化的空间与可能，必须有效地介入并引领当代青年文学健康良性发展。刘畅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分析当代网络小说中的“志怪”传统和意义，认为从小说类型、叙事观念、叙事模式等均可见到网络文学的“志怪”传统，但与传统志怪文学相比，又暴露出思想底色不足等问题。吴智斌副教授（浙江财经大学）从“夜”的视角审视《海上花列传》的颓废叙事，从“夜”化走向于颓废语境生成、旧面孔与新生活、现代海派小说颓废审美的中国经验展开分析。满建副教授（安徽省宿州学院）谈论上海现代消闲刊物与海派散文的新变，指出海派散文更倾向于消闲的审美功能，形成具有新的文体特点的新型都市散文。温江斌（上海师范大学）研究了1920年代中期上海的“小报型”画报，认为随着印刷技术的革新和摄影技术的普及，1920年代中期上海兴起了一股画报潮，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画报铜版全盛时期，融新闻时事与文艺小品于一炉，并以一种对话与倾诉的方式，相当写实地呈现了一般民众的文化需求和集体心态。陈彦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从小说《凤子》探究沈从文早期写作思想特征，指出这篇充满对话性的作品，将湘西地方苗人生活镶嵌到复杂的对话中，并以巧妙的思辨线索将其勾连，呈现其早期写作中的思想演进。王童（上海师范大学）谈论当代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影视化倾向，认为追求画面感、台词化、场景式，导致小说文体特征消解。

20世纪中国文学承担着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重任，跨越了近代、现代与当代文学三个阶段，其具有与中国古典文学截然不同的特色，呈现出多元而驳杂的图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近四十年的文学史梳理与研究，在文学史料、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的研究中，更多的作品被发现，更多的作家被载入了文学史，形成了文学史越写越厚的倾向。今天面对20世纪文学经典化以及21世纪正在发生与进行的文学的经典化，我们应该以文学史家的宏阔眼光，理论家的高屋建瓴，批评家的敏锐视野，不仅关注文学的经典化历程，而且关注如何使文学史发展真正达到经典化。这仍然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切实面对的问题。

作者：杨剑龙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当代上海文学研究中心

《绿叶》2017年第11期

何谓经典？刘勰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文学经典就是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种文学作品。童庆炳先生认为其有着独特的审美特质：“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诚然，“人性心理结构”在其有时空的超越性和文化的传承性，“共同美”在其有审美的体悟性。

一、时空的超越性

文学经典一经形成，超越时空，其间蕴含着一种无法名状的价值理性，有着权威地位和恒久魅力。

（一）权威的地位。这是文学经典的外部选择。文学经典的形成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种认同和推动。第一，认同，时间洗礼。文学经典即权威作品，意味着榜样的力量，其意义持久、价值深远、政治正确、品味纯正等，必然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经典，流行是一个先决条件，如王之涣诗、柳永词等。文学经典的形成也有一个“排座次”、“上皇榜”和“入教材”的进程，经典需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文学经典大多“入教材”，成为影响读书人的必读书目，蒙学、经学、文选、诗选教材，皆历择而定。经典成为一种示范和效用，“引经据典”也被用来证明经典的权威性。第二，推动，空间垂范。文学经典既要维系传统的意向，又要保持鼎新的冲动。经典即“过去活在当下”，文学经典起着表达、阐明和弘扬的作用。《诗经》地位确立，孔子主张“小子不学诗无以言”，证明其在广泛的空间意义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王之涣诗，“传乎乐章，布在人口”，传唱甚广；柳永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流行极火。文学经典体现的一种规范意识和基本价值，并不在于某一时某一地的盛行，而在于最广大的空间笼罩，弥漫着“一种经典意义的所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古诗文选编入中小学教材一直纷扰，但经典诗文必须存垂范空间。文学经典要地位确立，权威树立。

（二）恒久的魅力。这是文学经典的内部积淀。文学经典有着文本内在的对话性和审美的丰富性，在不断的激活中生成。第一，不朽的特质。诗词凭借其美妙的文辞和含蕴的意境而感人。诗词是最精粹的语言。绝句，语约义赡，含蓄蕴藉；小令，型制短小，言简义丰。诗词可使心灵不死。叶嘉莹先生说：“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小说因人物和情节而取胜。有清一代，才子佳人小说众多，仅一部《红楼梦》成为经典。第二，无尽的蕴涵。经典，因其阐释不可穷尽而名。萨特说：“阅读是一种被引导的创造。”人们在接受、阅读经典中，并不是消极地接受、索取意义，而是积极主动地去发现、建构意义，甚至创造意义。一方面，“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经典是一种经验形式，存在于读者的阅读活动当中。另一方面，“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于经典文本的解读，从当代视界出发，并应用于实践，有着自己的见解和体验。重读经典，回味传统。

二、文化的传承性

文学经典，在某种意义上理性地承继着和阐释着中华文化道统。学习文学经典，发现其理性光芒，需要传承文化和弘扬文化。

关于文学经典因文类而被建构的认识，一些理论批评家也曾有过一些概括性的模糊意识。例如在上世纪数次重版、影响较大的《简明外国文学词典》一书中，美国著名学者阿伯拉姆在为“史诗”、“悲剧”两文类词条释义时写道:(文学史诗)通常具有下列基本上来自荷马的传统史诗的特征:……对悲剧形式进行详尽的探讨……是从亚里斯多德《诗学》中的典型分析开始的。亚氏援引古希腊作家埃塞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为例证，从中归纳出结论，并以它为他的理论基础。②释义告诉我们:凡谈史诗，不能不提及荷马史诗;论及亚氏悲剧理论，不能不根据三大悲剧诗人的剧作。这正是文学经典最基本的气质。法国启蒙主义作家、批评家博马舍也指出:“难道范例的作品从最早不就是规则的基础吗?”③尽管其本意是反对拘守于已有文学规则，而又恰恰道出了文学作品因为作为其所属文类的规则而成为“范例的作品”、成为文学经典的事实。法国浪漫主义代表的雨果也说过:“典范有两类，一类是根据规则产生的，但在这类典范之前还有一类典范，即人们据以总结出规则的典范。”④后者即我们这里正在探讨的情形。

当代美国学者希尔斯认为:“‘杰作’这一范畴本身就意味着对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做过的筛选和评价;它设定了某种类似于教规(Canon)的准则。”当一部或某些文学作品因文类而被建构为文学经典后，这些文学经典遂与其所属文类共同具有了某种无形的规范性和秩序力，从而对其后的文学创作及后续文学经典的形成构成无法避免和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因为，文学传统“总是给伟大作品留有位置，无论这些作品的数量多大。”①

一旦文学作品的经典身份得以确立，由于其接受广度和力度的优越性必然使其享有了其他一般性文本所无法企及的社会资本，亦即:任何创作活动的发生都无法回避既有文学经典的存在，都必须学会从业已存在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既有文学经典中汲取创作的技巧、方法等养分。所以继亚里士多德对荷马史诗、悲剧作品的高度肯定，贺拉斯也说:“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②法国新古典主义代表布瓦洛谈及牧歌的写作时，也把视线投向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你唯有紧紧追随陶克利特，维吉尔:/他们的篇什缠绵，是‘三媚’心传之作，/你应该爱不释手，日夜地加以揣摩”。③歌德也认为，对前人文学经典的学习与参悟是提高创作方法的不二法门:“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让我们学习莫里哀，让我们学习莎士比亚，但是首先要学习古希腊人，永远学习希腊人。”④高尔基也结合自身体会开出了初学者必须认真研读的众多经典作品:“‘优秀的’法国文学———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的作品对我这个作家的影响，具有真正的、深刻的教育意义;我特别要劝‘初学写作者’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是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最伟大的艺术形式的大师，俄国文学还没有这样的艺术家。”⑤如果说上述观点部分地具有强烈的流派色彩，那么意大利文艺复兴批评家明屠尔诺的经典观可能更具说服力:“如果我们以下品的诗人为模范，我们将一落千丈，不值得赞美。如果我们以上品的诗人为模范，即使我们落于其下，我们还可以留在备受赞美的诗人之列。”

⑥由此可见，既有文学经典作为一定社会或群体认可的公共资源，是后来一切文学创作活动无法逾越的起点，甚而可以说这种行为规律早已经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不过，事情总是辩证的:对既有文学经典的学习在产生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免孳生对既有文学经典的某种依赖，一味蜷伏于文学经典的阴影之中，必将对文学创作带来不由自主的束缚和限制，导致创作主体个性的迷失，堕入平庸之渊薮，影响创作水准的提高以及文学经典的再生产。所以，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的耀斯曾指出:“就典范而言，审美经验的根本矛盾总是表现在它本身包含两种‘模仿’的可能性:一是通过典范来自由地学习理解;一是机械地、不自由地去遵循某条规则。”

⑦所以，就文学创作与文学经典关系而言，必须经历一个“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的漫长而艰辛的妊娠过程。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诗人、批评家之一的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著名论文中曾经指出: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来临之前，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但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①这种对既存的“完美的体系”的修改，注定了凭借“出乎其外”来实现文学经典再生产必然充满斗争与苦痛。纵观西方文学史和文论史，我们不难发现:既有文学经典显露出的文类规范对后世文学经典的产生着实构成了巨大压力。不过，与原生文学经典因文类而被建构不同的是，此时就次生文学经典而言，文类恰又因文学经典而被建构。后世文学经典再生产、再确认与对新生文学作品别立新型文类名称紧密相依。例如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次“古今之争”中，以明屠尔诺为代表的“古”派以古希腊罗马诸多文类规范诗学为圭臬，奉为万世楷模，不可稍加变更。他指出说: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这两位古人“用荷马的诗作例证，拿出一种真正的诗艺来教导人，我就看不出另一种诗艺怎样能建立起来，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曾经有一次是真的东西在任何时代也会永远是真的。”

②故而对当时意大利作家阿里奥斯陀写作的叙事诗《罗兰的疯狂》予以了批判，认为它违反了亚氏关于情节整一性的要求。但问题是，永远以古人文学经典中涵括的文类规范和法则为准绳，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后人的写作永远缺乏足够的新颖性，永远匍匐在古人的阴影里。正所谓古语“同则不继”的道理，文学史将变得不再可能，文学鲜活的躯体亦将枯竭衰败。所以明屠尔诺的观点遭到了以钦提奥、瓜里尼为代表的“今”派的强烈反对。钦提奥一方面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文类诗学的普适性:“亚理斯多德心目中的诗是用单一情节为纲的，他对于写这类诗的诗人所规定的一些界限并不适用于写许多英雄的许多事迹的作品。”一方面提出，从发展的眼光看，有创作才能的作家不应该一味受制于古人，束缚了自身创作自由，而且充分肯定了当时意大利文学创作取得的足以比肩古人的巨大成绩。他说:“我们不应该指望拿约束过希腊拉丁诗人的框子来约束我们塔斯康尼诗人。”“我们塔斯康尼诗人们的作品在我们的语言里的价值，比起希腊拉丁诗人们的作品在他们的语言里的价值也并不减色，尽管塔斯康尼诗人们并没有遵照前人的老路走。”那么，现时代的作家如何开展创作呢?钦提奥进一步指出，亚氏和贺氏“两位古人既不懂我们的语言，也不懂我们的写作方式。”“正如希腊拉丁人是从他们的诗人那里学到了他们的诗艺，我们也应从我们的诗那里学到我们的诗艺，谨守我们的最好的传奇体诗人替传奇体诗所定下来的形式。”“传奇体叙事诗不应受古典规律和义法的约束，只应遵守在传奇体叙事诗里享有权威和盛名的那些诗人所定的范围。”所以对阿里奥斯陀写作的这类新型叙事诗，即传奇体叙事诗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赞扬，认为传奇体叙事诗不同于传统叙事诗的优越之处在于:“情节的头绪多，会带来多样化，会增加读者的快感”③。可见，新生作品《罗兰的疯狂》对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中的古典文类法则的悖反，确认了自中世纪伊始的“传奇体叙事诗”这一新型文类的存在合法性和必要性。这一时期的瓜里尼、维加等人则通过各自创作实践如《牧羊人裴多》、《羊泉村》等，再次宣告古希腊罗马文类诗学的失效，在他们的作品中把悲剧和喜剧这两大曾经壁垒森严的文类混合为一体，高高在上的国王、贵族与一贫如洗的下层人等同处一个舞台，于是随着《牧羊人裴多》和《羊泉村》等作家经典作品身份的被认可，“悲喜混杂剧”的新文类名亦应运而生。维加就指出:“谁要是按照艺术的法则来编写喜剧，就没没无闻，穷饿而死。”他的成百上千的作品尽管严重违反了古典文类法则，但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假如我的喜剧另是一个样儿也许更好些，可是不会那么风行。有时候不合规格的东西正因为不合规格而得人喜爱。”

①与之类似的还有，18世纪法国狄德罗和博马舍等人由各自创作的《私生子》、《一家之主》、《欧仁尼》等作品创立“严肃喜剧”、“严肃戏剧”两大新型文类。博马舍就认为:“规则在哪个部门的艺术里曾经产生过杰作?”②言下之意即文学经典都会对既定文类法则提出某种程度的挑战，而新型文类恰是“杰作”在违反古典文类规范诗学之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衍生物。这一点在现代西方文论中显现得尤其典型，试以“荒诞派戏剧”为例说明之。上世纪中叶，贝克特《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品特《生日宴会》等一系列新生剧本的面世，让许多戏剧理论批评家莫名其妙，常常冠以“胡言乱语”、故弄玄虚的罪名而弃之不顾。实质是它们对传统戏剧观念做出了重大变革:假如说，一部好戏应该具备构思巧妙的情节，这类戏则根本谈不上情节或结构;假如说，衡量一部好戏凭的是精确的人物刻画和动机，这类戏则常常缺乏能够使人辨别的角色，奉献给观众的几乎是动作机械的木偶;假如说，一部好戏要具备清晰完整的主题，在剧中巧妙地展开并完善地结束，这类戏剧既没有头也没有尾;假如说，一部好戏要作为一面镜子照出人的本性，要通过精确的素描去刻划时代的习俗或怪癖，这类戏则往往使人感到是幻想与梦魇的反射;假如说，一部好戏靠的是机智的应答和犀利的对话，这类戏则往往只有语无伦次的梦呓。不难相信，如果这时还继续以传统文类规范来作衡量标准，无疑“要被视为令人难以容忍的无礼欺骗。”于是，英国批评家马丁•埃斯林把如许之类具有惊人演出效果、受到广泛赞扬的新型戏剧命名为“荒诞派戏剧”。③所以，德国学者巴尔纳提出:“在遇到应当把某种标准体系长期固定下来，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传统时，要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命名一批典范的作品。”④法国著名比较文学研究家布吕奈尔也曾指出说:“公认的体裁的束缚和作家的独创之间的冲突，就使得在杰作和平庸的模仿作品之间，以及在所有中间等级之间加以区别成为可能。”⑤

这里也正揭示出文类因文学经典而被建构的观念:就文学发展史而观，文学经典通过反抗传统文类规范诗学施加的压力，演绎出某种新型的标准体系，而新型文类的命名不仅是对标准体系的维护和首肯，亦是对文学经典身份进行再确认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虽然文学经典与文类之间关系比较复杂，文学经典有时尽管对既有传统文类规范有所变化，却并不一定意味着非得提出新文类以命名之，但是仍不妨碍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新型文类的诞生和文学经典之间可谓如影随形，自然天成，相得益彰。新型文类名称让新生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文学经典长河中别具一格，卓然独立，与此同时，新型文类名称也为新生文学经典的接受拓宽了期待视野，强化了新生文学经典的可接受性，功莫大焉!

一

汉代大儒扬雄也表达出同样宗经、征圣的主张。他高度推崇儒家圣人的言论和著述，认为其是道及是非标准的体现。其云:“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2］(p．67)，又云:“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2］(p．221)可见，在大儒扬雄看来，儒家经典除了思想上的权威性和典范意义之外，在文辞方面也是后世学习的楷模，这种推崇经书文辞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主流推崇古代经典的文化风气之下，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对世俗崇古抑今的观念进行猛烈抨击。王充在《论衡·案书》中言:“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3］(p．1173－1174)当然，王充是从思想的角度进行论说的，他所重视的是直接服务于政事的应用文及学术著作，所以，其所说的书并非是指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典主要是儒家典范著作，还没有独立的文学经典的概念，思想性是人们判断著作价值高低的最高标准。即使偶尔谈到儒家经典的文学性，也是以其思想上的典范性作为基础。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4］(p．526)，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文学批评繁荣，文学逐渐摆脱功利的束缚，不再仅仅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教，而是开始慢慢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逐渐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形成独立的文学经典观。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儒学式微，道家、佛学等各派宗教盛行，这样宽松的思想环境为文学观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对于经典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此时期文学理论最高成就的体现，其对于经典的看法也最系统和深入。《文心雕龙》在前人基础之上，将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发挥，在中国古代经典问题的讨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前人一样，刘勰依然是首先从思想上肯定儒家经典的思想价值，他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是为了表现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于教化、治理国家。其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5］(pp．2－3)同时，刘勰又认为，经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渊源，而且还在思想及艺术上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标准，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将经典的文学意义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其在《宗经》中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5］(pp．22－23)又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5］(p．23)可以看出，刘勰不仅详细地剖析了后世各体文章与经书渊源，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创作审美角度的六标准，即其所谓的“六义”之美:感情深诚而不虚假，风格清朗而不繁杂，记事信实而不荒诞，思想正直而不回曲，体制要约而不芜秽，文采美丽而不淫滥。因此，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及明确的艺术标准始于《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南朝文论又一力作。此书是中国文论史第一部诗学专论，总共评述了汉魏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且将这些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诗人的品评，树立良好的准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起指导作用。钟嵘对所评诗人进行品第的区分本身便体现了一种文学经典意识，被其列为上品的诗人如曹植、陆机、谢灵运等，都是钟嵘心中经典诗人的代表。钟嵘秉持的是文质兼备的文学经典原则，因此，在推崇他心目中经典诗人的同时，依据这一原则，对他们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无形中也就树立了他的文学经典标准。如他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6］(p．20)，真正做到了思想和文辞的完美统一，是经典诗人的最高成就代表。另外，《诗品》还突破了儒家经典的束缚，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正视并高度评价五言诗的成就，其云:“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6］(p．2)这无疑是对以往论诗以《诗经》为标准、重四言的传统诗学观的修正和挑战。可以说《诗品》是第一部以文学经典的视角分析诗歌的著作，在古代文学经典及经典观的形成与独立中意义非凡。魏晋六朝时期崇尚古代经典虽然是主流，但也同样有别调。代表性人物是东晋葛洪，葛洪继王充之后，又对崇古抑今的风气进行强烈批判。其《抱朴子·尚博》云: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所患矣。［7］(pp．118－120)他甚至认为今胜于古，其《抱朴子·钧世》云:“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7］(pp．69－70)他觉得《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在文辞方面逊于两汉魏晋时期辞赋。一方面抨击了贵古贱今的传统，对古代经典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文辞的重视，从文学的角度对著作进行评判，颇具进步色彩。

三

隋唐至宋，经历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其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以往经典的问题。在这几次文学复古运动中，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自觉性也更强，而传统儒家经典的文学经典地位，也得以凸现和巩固。第一次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发生在诗歌领域。经历六朝诗风和文风的浮华之后，初唐陈子昂首先举起复古大旗，其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8］(p．55)这里，陈子昂表达了对晋宋以来，尤其是齐梁颓靡不振诗风的不满，大力提倡风雅、风骨与兴寄，要求保持《诗经》的风雅传统，学习汉魏诗歌刚健、质朴的风格。很明显，他是将《诗经》、汉魏诗歌当成诗歌创作的楷模，即他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文学经典。他的矛头是对准初唐盛行的片面强调文采的浮靡诗风，因此，经典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和法则，同时也成为一种革新的手段。陈子昂大力提倡复古对唐诗的风格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复古与革新便交织在一起，对唐诗创作高峰的到来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盛唐名家都主动从传统中寻求汲取创作营养，如李白就是陈子昂复古论的直接继承者，他一生钟情古风，而且也是其诗歌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其他诗人也是从传统中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由此一来，诗坛为之一振，尽扫齐梁余风，这不得不说是复古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二次复古浪潮在中唐开始席卷，这一次是在散文领域展开，矛头指向了六朝以来产生的一种新文体———骈文。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质朴，内容充实，而且极富思想性，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然而，六朝时期，随着骈文这种片面追求语言形式美的新文体的产生和兴盛，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丧失殆尽，这种不良文风一直延续到中唐。面对社会的矛盾、文风的凋敝，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反对浮华艳丽的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首先吹向复古号角，他在《答李秀才书》明确表达了他的主张:“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9］(p．5589)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10］(p．5741)很明显，韩愈提倡古文，不仅仅是学习古文的文辞和表达方式，更要学习古文之道，即里面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指儒家思想。韩愈十分推崇先秦两汉古文，在《答李翊书》中提到自己开始学习文章时，“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11］(p．5588)，同时他还在《进学解》中，对他认为的前代经典有更为具体的说明:“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12］(p．5646)很显然，韩愈主张的学习面很广，不仅限于儒家的《五经》，还提倡学习《庄子》、楚辞、《史记》、扬雄等作家作品。以先秦两汉经典古文为标准，对文学思想性和艺术规范双重要求是古文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此次文学复古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雄奇瑰丽的艺术风格，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第三次大规模复古运动是发生在宋代的诗新运动。此次运动贯穿整个北宋，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代表人物是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姚铉、孙复等人，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响应者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及王安石、曾巩等人，是此次运动的高潮。后期是诗新运动的完成阶段，以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为代表。此次运动以复古为旗号，以革新为目的，他们最初反对的目标就是盛行于宋初诗坛的西昆体和晚唐五代延续下来的颓靡文风。为了达到革新目的，他们主张学习古代经典:散文领域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韩柳古文，诗歌方面则以《诗经》、《离骚》、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及李白、杜甫等杰出诗人诗作为标杆，主张以复兴古道改革文风与世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动机和背景与韩柳的古文运动颇为相似。以欧阳修为例，他非常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提倡从前代经典中追寻古道，《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13］(p．1177)很显然，对文学思想性的强调与韩愈是一致。因此，欧阳修对韩愈古文极为推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叙述自己读韩文的经历和感受:“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13］(p．1927)诗新运动的领袖都如此，其他人对道与古文的重视可想而知，因此诗新运动可以说是韩柳古文运动精神的延续。

四

明清时期的复古运动尤盛，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当中最具复古色彩的时代。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一方面，人们对古代文化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另一方面，文学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和历次复古一样，文坛的领导者们也想利用倡导古风反对不良文风，从古代经典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然而，明清时代的复古运动，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取得骄人的成绩，相反渐渐走上了因袭和模拟的死胡同，从而也招来了强烈反对的声音。在流派众多、新旧思想交织、争论不休的明清文坛，围绕经典与反经典、复古与革新呈现出一道热闹非凡的风景线，从而也为古代文学经典的创作拉开了帷幕。明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要数明代中叶以后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14］(p．7348)，主张散文学先秦两汉，古诗学汉魏，近体则学习盛唐。而唐宋派则主要是在散文领域，主张散文创作应该学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唐宋名家，虽说学习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趋同的，即反对明初以来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及陈腐的八股文，从扭转文风的角度讲，此次文学复古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前后七子及唐宋派都没有能够处理好复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味循古，极少创新，因此，创新成就乏善可陈。如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在《答周子书》中说:“仆少壮时，振翮云路，尝周旋鹓鸾之末，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15］(p．569)可见，他将古人的作品看成是最高法则，认为这些经典之作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在语言、修辞等方面都有一成不变的法式，必须严格遵守。这种匍匐于经典的脚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终究使得这次复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一味拟古，层层相因，遭到了明代后期力求抒写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等的强烈反对。如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就对当时盲目复古进行了猛烈批判: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16］(p．188)客观上讲，袁宏道的批评是中肯的，也道出了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复古的弊端。因此，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创作上的成就远远高于明代的复古派。如果说明代复古派重在“复”的话，那么公安派则重在“变”，在复与变的争论中，前代经典的意义也较为客观呈现了出来。清代的文学复古流派更多，较有影响的，如诗词方面有清代前期的浙西词派、阳羡词派，散文方面则有清中后期的桐城派和骈文中兴派等等。但总的说来，清代的文学复古多以拟古为主，创作上成就不高，失去了太多积极意义，与前代的文学复古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故不再赘述。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大致掌握古人文学经典观形成与演变的脉络，也能总结出中国古代围绕经典问题开展的文学活动的诸多特点。首先，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从依附于经学到逐渐独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此间一直存在经典与反经典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着经典的树立与推翻的问题。这也告诉我们，文学经典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要经历长时间历史的洗礼。另外，这一过程必然存在着争论，因此，也会存在着起伏和波动。其次，中国古代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围绕经典展开的，每次复古运动的时候，经典都成为扭转和改革文风的重要武器，发挥着典范的作用，人们每次都能从经典当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从而树立新的典范。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在学习经典的时候，也不断地发现并树立着新的经典。如上文提到的韩愈倡导学习扬雄作品，欧阳修对韩愈古文的推崇，严羽高举盛唐诗歌等，都体现了古人与时俱进的经典观。认清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文学经典的内涵，也为更客观地讨论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变化提供了帮助。

摘要:新媒体的发展，消费文化的盛行，给文学经典教育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信息传播的多元化致使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边缘化;消费娱乐化的文化价值观致使文学经典被戏说、大话改编;新媒体时代的读图习惯致使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表层化。但新媒体是把双刃剑，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发展的优势，对大学生开展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利用新媒体多元化形态延伸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的空间形态，拓展文学教育的场域;利用文学经典的影视、游戏改编和戏说等“次文学”进行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提高探索、阅读和接受经典的兴趣;利用“图视”反向引导进行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传播文学经典的价值观念和精髓，使文学经典在新时代焕发出应有的光芒。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

文学经典作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凝结了不同民族的智慧。正如所指出的:“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1］随着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的发展，消费文化的盛行，人们尤其是大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更是呈现出了碎片化、浅阅读甚至是不阅读等特性，而文学经典教育也被各高校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致使文学经典在大学校园处于边缘化的尴尬状态。但网络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它的出现和发展也为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学习带来了诸多便利，如何利用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的便捷性探索新的文学经典教育路径，最大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新媒体对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带来的弊端，积极发挥新媒体的积极性，从而破解新媒体时代文学经典教育面临的困境。本文以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状况为研究出发点进行问卷调查，共随机发放问卷930份，收回有效问卷907份。以期通过此次问卷调查能够总结出在新媒体大众传媒时代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探索出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之路。

一、新媒体对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的影响

新媒体是个发展着的概念。我国学者彭兰认为，新媒体“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在现阶段，新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及其两者融合形成的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2］。目前而言，智能手机是新媒体中最为便捷、使用率最高的媒介形态，在问卷“您拥有什么样的移动终端设备”的调查中，有84．56%的同学选择了智能手机。可见，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在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媒介形态及传播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基于移动手机终端的微信公众号、APP、朋友圈等媒介形态已经极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习惯，大学生的教育和阅读学习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一)信息传播的多元化致使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边缘化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主体和内容都不同于以往。传统媒体，如报纸采用的是点对面的单项式传播方式，受众只能“被动”接受信息，很少有机会主动去选择信息。但新媒体的交互性使得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个人既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也可以是接受者，而且每人都有选择信息的主动权，主动去发现信息，选择、利用信息，传播信息。故而，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主体、内容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这是一个多种传播主体、多种信息源、多种传播媒介共同作用的一个时代。以往文学经典价值的存在和传承主要靠口耳相传、书籍刊印等，这确保了文学经典的权威性和传承的稳定性。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使以往依靠文学经典传承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等，在当代大学生这里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而且更为便利和快捷。再加上当代娱乐消费文化观念、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至上的影响，整个社会呈现出浮躁的风气，文学经典的外在生存空间和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和挤压。久而久之，文学经典在高校中就被边缘化，不再受大学生的欢迎和重视或被束之高阁。故而我们在问卷调查“你每周课外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是多少”中看到，有59．65%的学生阅读时间少于两个小时，也就是说平均每天不到二十分钟;而另外28．45%的学生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在五个小时之内，即便如此平均每天也不到一个小时。文学经典无用论弥漫在众人之中，大学生不再涉足文学经典原著，高校课程之中也很难寻觅文学经典教育课程，文学经典逐渐被边缘化。

(二)消费娱乐化的文化价值观致使文学经典被戏说、大话改编传统时代，教育和价值观念的阐释是以社会上的文化精英为主。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社会信息的传播者和参与者，社会时代的主导力量开始由精英转向大众，由贵族精英所消费的文学经典开始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随着经典主导力量的变化，文学经典也就在以消费文化为主体的时代，被纳入普通大众日常的消费活动中去，成为满足大众欲望的手段之一。”［3］为了反叛和解构传统并凸显自己的话语权，大众开始一改贵族精英对文学经典的教育和阐释观念，对文学经典进行大肆地戏说、改编、大话等以彰显大众文化的消费价值观念。这些文化价值观念很快开始在大众中传播，而站在时代前沿的大学生对此更是拍手称快。所以，在问卷“您接触新媒体的主要动机是什么”的调查中，有73.98%的同学选择了“休闲娱乐”;在问卷“如今您最常用来接触文学经典的途径是什么”的调查中，有16.76%的学生选择了“看改编自文学的电影、电视剧、网络视频等”;在多选问卷“现在很多学生不热衷于阅读经典文学，您认为原因可能是什么”的调查中，有54.58%的学生选择了“看过相关介绍或影视作品、游戏等，对内容不感兴趣”的选项。可见文学经典的大话、戏说、改编等在当代大学生中的流行程度。大学生受到大众传媒时代这种娱乐消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对传统文学经典开始疏远或解构并再结构，不再关注传统文学经典书籍，而转向网络言情小说、武侠通俗文学、颠覆式的戏说、游戏等，即便如此，也是以浏览快餐式文化的方式阅读电子书籍，更遑论阅读文学经典纸质书籍。以至于在问卷“您阅读过以下哪几部文学经典作品”的调查中，仅有5.95%的学生阅读过《牡丹亭》，14.88%的学生阅读过《高老头》，10.8%的学生阅读过《荷马史诗》，19.18%的学生阅读过《边城》，即使被称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阅读率也仅有60.42%。但大学生对当代不同文学经典的“大话”“戏说”却是信口拈来。由此可见，文学经典作品对当今大学生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三)新媒体时代的读图习惯致使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表层化阅读书籍能够促使学生进行深度阅读和思考，“读者在阅读散发着油墨味的纸质文本时可以任由自己的想象参与作者创作时创设的想象空间，在与作品中的人、事产生共鸣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4］127。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学生的阅读习惯和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最直观的感受是速度的提高，在一切都是快节奏的形势之下，图像观看比文字阅读占据更大的优势。”［5］69在大众传媒时代的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字与图片共生的知识传播空间，读图俨然成为我们尤其是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无怪乎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初就喊出了“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豪言。所谓读图:“从广义上说，一切视觉影像均属于这种‘阅读’的对象……从狭义上说，所谓‘读图’，就是说印刷物本身的图像化趋向正在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把我们从单纯、枯燥和抽象的文字阅读中‘解救’出来，把目光转向种种替代或诠释文字的图像。”［6］以图像来解释文字和传递信息，适应了目前快捷的生活节奏，减少了阅读时间，被人们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们所欢迎。所以，在问卷“您认为影响您阅读文学经典的因素有哪些”中，有60.2%的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时间”，文学经典原著纸质书籍的阅读不如新媒体读图获取信息直接、快捷和便利。但通过移动互联网浏览图像的方式获取知识和信息却并不深入探究和思考，成为大学生们的主要日常行为习性。因为“读图时代的‘读’以视觉优位为特征，因此其阅读行为与文字为主的时代相比，更加趋于表层化，带有更多的形象思维的特点”［7］10。故而，厚重的经典文学书籍被抛弃，即使学校开设有文学经典名著教育课程，学生也不会借助于书籍进行阅读和思考，而是代之以影视改编、动漫游戏等图像式的接触和解读，迫切地追求外在的形式美，而无视文字对人们思维的启发和创造性的延展及改编是否是戏说或忠实于经典原著等，笼统地冠之以阅读文字太浪费时间，浅阅读、碎片化阅读甚至不阅读成为当代大学生对文学经典名著的主流态度。

摘要:新媒体的发展，消费文化的盛行，给文学经典教育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信息传播的多元化致使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边缘化;消费娱乐化的文化价值观致使文学经典被戏说、大话改编;新媒体时代的读图习惯致使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表层化。但新媒体是把双刃剑，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发展的优势，对大学生开展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利用新媒体多元化形态延伸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的空间形态，拓展文学教育的场域;利用文学经典的影视、游戏改编和戏说等“次文学”进行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提高探索、阅读和接受经典的兴趣;利用“图视”反向引导进行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传播文学经典的价值观念和精髓，使文学经典在新时代焕发出应有的光芒。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

文学经典作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凝结了不同民族的智慧。正如所指出的:“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1］随着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的发展，消费文化的盛行，人们尤其是大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更是呈现出了碎片化、浅阅读甚至是不阅读等特性，而文学经典教育也被各高校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致使文学经典在大学校园处于边缘化的尴尬状态。但网络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它的出现和发展也为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学习带来了诸多便利，如何利用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的便捷性探索新的文学经典教育路径，最大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新媒体对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带来的弊端，积极发挥新媒体的积极性，从而破解新媒体时代文学经典教育面临的困境。本文以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状况为研究出发点进行问卷调查，共随机发放问卷930份，收回有效问卷907份。以期通过此次问卷调查能够总结出在新媒体大众传媒时代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探索出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之路。

一、新媒体对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的影响

新媒体是个发展着的概念。我国学者彭兰认为，新媒体“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在现阶段，新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及其两者融合形成的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2］。目前而言，智能手机是新媒体中最为便捷、使用率最高的媒介形态，在问卷“您拥有什么样的移动终端设备”的调查中，有84．56%的同学选择了智能手机。可见，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在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媒介形态及传播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基于移动手机终端的微信公众号、APP、朋友圈等媒介形态已经极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习惯，大学生的教育和阅读学习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一)信息传播的多元化致使大学生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边缘化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主体和内容都不同于以往。传统媒体，如报纸采用的是点对面的单项式传播方式，受众只能“被动”接受信息，很少有机会主动去选择信息。但新媒体的交互性使得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个人既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也可以是接受者，而且每人都有选择信息的主动权，主动去发现信息，选择、利用信息，传播信息。故而，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主体、内容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这是一个多种传播主体、多种信息源、多种传播媒介共同作用的一个时代。以往文学经典价值的存在和传承主要靠口耳相传、书籍刊印等，这确保了文学经典的权威性和传承的稳定性。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使以往依靠文学经典传承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等，在当代大学生这里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而且更为便利和快捷。再加上当代娱乐消费文化观念、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至上的影响，整个社会呈现出浮躁的风气，文学经典的外在生存空间和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和挤压。久而久之，文学经典在高校中就被边缘化，不再受大学生的欢迎和重视或被束之高阁。故而我们在问卷调查“你每周课外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是多少”中看到，有59．65%的学生阅读时间少于两个小时，也就是说平均每天不到二十分钟;而另外28．45%的学生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在五个小时之内，即便如此平均每天也不到一个小时。文学经典无用论弥漫在众人之中，大学生不再涉足文学经典原著，高校课程之中也很难寻觅文学经典教育课程，文学经典逐渐被边缘化。

(二)消费娱乐化的文化价值观致使文学经典被戏说、大话改编传统时代，教育和价值观念的阐释是以社会上的文化精英为主。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社会信息的传播者和参与者，社会时代的主导力量开始由精英转向大众，由贵族精英所消费的文学经典开始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随着经典主导力量的变化，文学经典也就在以消费文化为主体的时代，被纳入普通大众日常的消费活动中去，成为满足大众欲望的手段之一。”［3］为了反叛和解构传统并凸显自己的话语权，大众开始一改贵族精英对文学经典的教育和阐释观念，对文学经典进行大肆地戏说、改编、大话等以彰显大众文化的消费价值观念。这些文化价值观念很快开始在大众中传播，而站在时代前沿的大学生对此更是拍手称快。所以，在问卷“您接触新媒体的主要动机是什么”的调查中，有73.98%的同学选择了“休闲娱乐”;在问卷“如今您最常用来接触文学经典的途径是什么”的调查中，有16.76%的学生选择了“看改编自文学的电影、电视剧、网络视频等”;在多选问卷“现在很多学生不热衷于阅读经典文学，您认为原因可能是什么”的调查中，有54.58%的学生选择了“看过相关介绍或影视作品、游戏等，对内容不感兴趣”的选项。可见文学经典的大话、戏说、改编等在当代大学生中的流行程度。大学生受到大众传媒时代这种娱乐消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对传统文学经典开始疏远或解构并再结构，不再关注传统文学经典书籍，而转向网络言情小说、武侠通俗文学、颠覆式的戏说、游戏等，即便如此，也是以浏览快餐式文化的方式阅读电子书籍，更遑论阅读文学经典纸质书籍。以至于在问卷“您阅读过以下哪几部文学经典作品”的调查中，仅有5.95%的学生阅读过《牡丹亭》，14.88%的学生阅读过《高老头》，10.8%的学生阅读过《荷马史诗》，19.18%的学生阅读过《边城》，即使被称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阅读率也仅有60.42%。但大学生对当代不同文学经典的“大话”“戏说”却是信口拈来。由此可见，文学经典作品对当今大学生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三)新媒体时代的读图习惯致使文学经典教育和阅读表层化阅读书籍能够促使学生进行深度阅读和思考，“读者在阅读散发着油墨味的纸质文本时可以任由自己的想象参与作者创作时创设的想象空间，在与作品中的人、事产生共鸣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4］127。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学生的阅读习惯和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最直观的感受是速度的提高，在一切都是快节奏的形势之下，图像观看比文字阅读占据更大的优势。”［5］69在大众传媒时代的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字与图片共生的知识传播空间，读图俨然成为我们尤其是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无怪乎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初就喊出了“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豪言。所谓读图:“从广义上说，一切视觉影像均属于这种‘阅读’的对象……从狭义上说，所谓‘读图’，就是说印刷物本身的图像化趋向正在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把我们从单纯、枯燥和抽象的文字阅读中‘解救’出来，把目光转向种种替代或诠释文字的图像。”［6］以图像来解释文字和传递信息，适应了目前快捷的生活节奏，减少了阅读时间，被人们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们所欢迎。所以，在问卷“您认为影响您阅读文学经典的因素有哪些”中，有60.2%的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时间”，文学经典原著纸质书籍的阅读不如新媒体读图获取信息直接、快捷和便利。但通过移动互联网浏览图像的方式获取知识和信息却并不深入探究和思考，成为大学生们的主要日常行为习性。因为“读图时代的‘读’以视觉优位为特征，因此其阅读行为与文字为主的时代相比，更加趋于表层化，带有更多的形象思维的特点”［7］10。故而，厚重的经典文学书籍被抛弃，即使学校开设有文学经典名著教育课程，学生也不会借助于书籍进行阅读和思考，而是代之以影视改编、动漫游戏等图像式的接触和解读，迫切地追求外在的形式美，而无视文字对人们思维的启发和创造性的延展及改编是否是戏说或忠实于经典原著等，笼统地冠之以阅读文字太浪费时间，浅阅读、碎片化阅读甚至不阅读成为当代大学生对文学经典名著的主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