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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范文

时间:2022-07-09 10:03:05

浅谈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摘要:为了研究中部地区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定量关系,更好地促进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分别建立了两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求得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再结合协调发展度模型计算2008~2015年各省的协调发展度。研究结果表明:2008~2015年中部地区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度是不断增加的,其中湖北省的涨幅最大,为66.24%,山西省的涨幅最低,为30.08%;从两个子系统的相对情况来看,二者之间的同步发展程度还有待提高。研究成果可为中部地区今后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化;生态文明建设;熵值法;协调发展度;中部地区

城市化速度的提高会带来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但却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因此,怎样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互相促进,从而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是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Grossman和Krueger运用计量方法推导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生态环境会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1]。ImbeM等认为城市化与城市的水资源需求增加、工业废水和污水的过量排放、不透水地面的增加以及水量的减少、绿化面积的缩小等现象存在直接的关系[2]。Kim等基于生态响应和城市空间结构的视角来评价城市化的质量[3]。Li等以连云港为研究区域,运用耦合模型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4]。Maryam将美国作为研究区域,研究城市化和水环境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5]。黄金川、方创琳推导得到曲线函数用以解读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并把浙江省的数据代入加以证实[6]。宋建波、武春友也用定量方法探讨二者关系,并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研究区域[7]。张子龙、陈兴鹏、逯承鹏等通过计量方法分析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不具备互动作用,但会导致环境压力的扩大[8]。王长建等将乌鲁木齐作为研究区域,用计量方法测算得到乌鲁木齐的城市化水平会对其生态环境产生胁迫作用,并且前者对后者表现出先阻碍后促进的作用[9]。学术界对于城市化和生态文明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姚晓娜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分析了绿色城市化的理念与挑战[10]。宋正站在生态文明的角度,探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具有的问题以及怎样加强二者的协调共进[11]。学者们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更偏向于理论角度,而本文站在实证角度,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区域,定量分析二者的协调发展度,针对各省的情况进行具体讨论。

1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区域是中部地区,该地区人口规模较大,自然资源也较多,包括水、土地和植被等各类资源,经济发展很快,三产比重逐渐提高,属于经济发展的第二队列。近年来,中部地区的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发展也在逐步崛起,并且愈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其他各类统计年鉴和政府公开的网站及文件。

2研究方法与过程

2.1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市化发展涵盖人口、经济、社会与空间4部分。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2-15],并结合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系统性、科学性、可获得性的原则,基于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4个准则层,共16个指标来表征城市化水平(见表1)。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归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使其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同步发展。因此,本文借鉴这一总体布局及已有研究成果[16-20],结合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基于生态经济、环境、人居、文化与制度这5个准则层,共30个指标来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见表2)。

2.2指标标准化与权重的确定

由于不同指标的单位不一致,在后续计算中会对结果造成影响,为便于不同指标对比,并能消除指标正负的干扰,应首先把收集到的数据标准化,对于方向相反的指标有着不同的计算方法,具体公式如下。使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具体过程如下。

2.3协调度模型

协调度用以评价两个系统的关联度,通过它能够判断两个系统是否协调,并根据值的大小进行分类判断两个系统的融洽程度的高低,并为今后二者的发展提出对策。根据已求出的指标权重,计算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并计算其协调度,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按照如下方式计算[21-22]:式中,Fx为城市化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Fy为生态文明建设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度模型[21-22]的计算公式为式中,k为调节系数,k≥2,因为本文研究的是城市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两个子系统,所以令k=2。

2.4协调发展度模型及判别标准

为了进一步研究近8年中部地区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程度及类别,本文使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及判别标准[21-22]来进行详细分析。协调发展度的计算公式为式中,T=αFx+βFy,α和β分别反映两个子系统的重要度,一般将二者看作同等重要,所以α=β=0.5。基于已有研究[21-22],按照D的数值把二者的发展关系划分为30个基本类型,具体分类标准见表3。

3结果分析

3.1中部地区现状分析

3.1.1城市化水平现状分析2015年,河南省的城市化水平得分最高,社会准则层得分较高,该省的大学生众多,且平均每万人中的上网人数很多,带动了该省的社会进步,进而提高其城市化速度。湖北省的城市化水平也较高,不难发现,该省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处于较高水平,经济城市化准则层得分位居第一,说明该省城市化速度的提升主要得益于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安徽省的城市化水平位居第三,空间城市化水平也排名第一,这主要是由于该省的人均建成区面积、住房面积和道路面积均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该省城市化速度的提升是由土地空间增大引起的。山西省城市化水平位居第四,其经济准则层得分排名第二,但其他3个准则层得分均处于中下游位置,故而拉低了其城市化水平。该省经济发展位居前列,得益于其工业产值的增加和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高。江西省的城市化水平排名第五,经济准则层得分处于中下游水平,社会准则层得分倒数第一,但其人口城市化水平排名第一,这是因为该省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在中部地区是最高的。湖南省的城市化水平最低,其人口、经济准则层得分都是最后一名,这是由于该省从事工业、服务业的人员较少,人均工业总产值和每万人的上网人数均处于较低水平。

3.1.2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现状分析2015年,湖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位居第一,生态经济和人居这两个准则层的得分也是最高,该省的人均GDP较高,城镇居民获得的能够自由支配的收入较多,医疗条件较好,拥有较多的卫生技术人员,同时单位GDP所损耗的能源较少,具有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山西省排在第二位,其生态文化与制度准则层得分均为第一,主要是因为该省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都比较重视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投资,在文体娱乐方面的花费较多,且政府也不断加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治理强度,愿意将更多的钱花在工业污染治理、固体废弃物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等方面。湖南省排名第三位,其生态文化与生态制度准则层得分均为第二。该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较高,且都比较注重教育和文化投资,文教娱乐项目消费比重较大,且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了较多资金,生活垃圾处理效率较高,在治理工业废水方面也具有较强的能力,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但是其城镇登记失业率却偏高,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江西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排名第四,生态经济水平和生态制度水平得分较低,但是生态环境水平位居第一,这得益于该省良好的绿化环境以及不断扩张的绿化面积。安徽省排名第五,生态经济、生态环境准则层得分却位居第二,这是因为该省二氧化硫排放量较少,且对于固体废弃物和污水施以较强的治理,治理效率在不断提升。但是该省生态人居排名倒数第二,生态文化水平和生态制度水平均是中部地区最低的。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最低的是河南省,其生态文化水平的得分较低,生态环境在中部地区处于最低水平,究其原因,发现河南省的环境指标都处于较差水平,尤其是化学需氧量排放过多。

3.2中部地区协调发展度分析

根据公式计算出中部6省每年的协调发展度,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根据图1能够发现,每个省的协调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变化趋势也不一样。不过总体来说,在这8a间,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融合,联系密切,二者的协调度也在逐年提高。

3.2.1纵向比较:各省协调发展度变化趋势2008~2015年,中部各省的协调发展度在逐步提高,所属类型也在向良好态势发展。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度在2008~2015年间不断增加,由0.4665增加至0.7232,涨幅为55.03%。该省的协调发展度类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08年为濒临失调衰退类城市化损益型,城市化水平相对落后,而于2015年变成中级协调发展类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但是河南省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度在中部地区并不处于靠前的位置,在2010,2011,2012年和2014年均排名第五,2009年排名第四,其余3a为第三。山西省在这8a间的协调发展度为逐年提高,2008年为0.5738,2015年提高至0.7464,涨幅是30.08%。2008年,该省仅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城市化滞后型,而在2015年成为中级协调发展类城市化滞后型,这8a间该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一直领先于城市化水平。不难发现,该省的协调发展度得分排名靠前,2008~2013年均为第一,2014年以来位居第二。湖北省的协调发展度2008年是0.4630,逐年提高至2015年的0.7697,增长率为66.24%,涨幅很大。该省在2008年为濒临失调衰退类城市化损益型,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不够融洽,而在2015年演变成中级协调发展类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从原先的城市化相对滞后变成如今的相对领先。湖北省的协调发展度处于相对靠前的位置,在2008年为第四,在2009年排名第三,在2010~2013年排名第二,仅次于山西省,但其在2014,2015年都优于山西省,位居第一。安徽省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度在2008~2015年期间也是逐步提高的,由0.4547提高至0.7149,涨幅较大,为57.22%。该省在2008年属于濒临失调衰退类城市化损益型,二者的作用较弱,到2015年变成中级协调发展类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从2008~2010年,该省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落后,2011年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且超过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安徽省的协调发展度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在2010年排名第三,2011~2014年间为第四名,在2008年和2015年排名第五,在2009年是第六名。湖南省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度在整体上也表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由0.4440增加至0.6942,上升了56.35%,上升幅度较大。该省在2008年为濒临失调衰退类城市化损益型,到2015年变成初级协调发展类城市化滞后型。湖南省这两个子系统的波动较大,有时城市化水平低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有时前者却高于后者。该省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度在中部地区处于最低水平,其排名除在2009年为第五名之外,其他年份均排名第六。江西省的协调发展度逐年提高,在2008年为0.4968,2015年提高到0.7185,提升幅度为44.63%。该省在2008年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城市化滞后型,2015年演进成中级协调发展类城市化滞后型,两个系统的关系不断改善,但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位置,在2008~2015年期间始终低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从整体上来看,江西省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度在中部地区处于中等水平,在2008,2009年排名第二,在2011,2012年和2014年位居第三,在2010,2015年是第四名,在2013年为第五名。

3.2.2横向比较:每年各省协调发展度对比总的来说,研究期间内各省协调发展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山西、湖北、江西、河南、安徽、湖南。2008年,中部各省的协调发展度得分均很低,其中湖南省得分最低,山西省得分为第一名。2009年,各省的协调发展度都比上一年有所增加,山西省还是第一,而排名最后一位的变成了安徽省。2010年,6个省的协调发展度均有明显的增加,河南、山西、河北、安徽、湖南和江西的增长率分别是10.29%,7.99%,11.9%,12.23%,7.27%和7.77%。2011年,山西省的协调发展度仍位居第一,而湖南省仍是倒数第一,且山西省高出湖南省18.05%。2012年,除湖南省外,其他5个省的协调发展度均大于0.6,山西省最高,为0.7175。2013年,中部六省的协调发展度均大于0.6,山西省和湖南省仍然分别排名第一和第六。2014年,湖南省的协调发展度仍为第六名,湖北省位居第一,且比湖南省高13.09%。2015年,除湖南省之外,其他5个省的协调发展度均大于0.7,都属于中级协调发展类。

4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2015年,各省协调发展类型均演进至中级协调发展类,摆脱了之前的濒临失调衰退类,但两个系统未能同步。山西和江西的城市化水平始终比不上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因此需要加快其城市化速度,使其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而对于河南、湖北和安徽这样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在近几年落后于城市化水平的省份而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生态文明质量是其主要发展方向。对于湖南省来说,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协调关系较弱,其协调度波动较大,今后应多注重协调发展。针对中部地区的未来发展提出3条建议。(1)将城市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城市化速度的提升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城市和乡村的环境质量因此而降低。乡村的建设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具有促进作用,因此要实现乡村的生态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的共同发展以完善乡村的建设。中部地区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资源的循环利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农村人民在奋力打造美丽乡村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城乡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城市化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生态文明的建设,从而使城市化建设不断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2)转变政府职能,强化资源合理配置。我国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垄断,导致大多数的有利资源流向城市,这会阻碍生态文明的进步,还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拖油瓶。因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组织、规划和调配作用,简政放权,减少对资源的垄断,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生态补偿制度的落实和生态资源的修复,加快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为城市化进程的绿色化、生态化提供有力支持,使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同步发展。(3)提倡绿色科技,注重循环经济的推进。经济增长无法与科技发展相脱离,科技发展过程中如果注重绿色元素的引进,将有利于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因此,需要大力发展绿色科技,同时将科学技术的研发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使用节能环保材料,把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最小化,发挥绿色科技的优势,将生态经济推到一个愈加规范的道路上。同时要发展循环经济,兼顾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有利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实现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齐头并进、良性互动。

作者:傅春 赵雪茹 欧阳欢蕤 单位:南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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