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吴越诗人群体崛起原因范文

摘要：初盛唐之交吴越诗人群体崛起并非偶然，原因有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加上先秦以来政局变动的促进，使得江南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的经济环境；初唐到盛唐的过渡时期，政治局势的突然变化强行打破了文学渐变的规律，为中下层文人提供了进入文坛和仕途的机会；最为决定性的因素是江南自楚文化、六朝文化以来逐步形成的自由浪漫的文化因子和重视文学艺术的传统，这些长期的文化积淀植根于江南文化的土壤之中，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生根、发芽，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关键词：初盛唐之交；吴越诗人群体；崛起原因

吴越诗人群体是较大规模的诗人群体，共有24人，他们不是唐初江南贵族文人的代表，而是中下层的文士群体，他们在初盛唐之交步入长安诗坛至少代表了三种倾向：吴越山水诗以江南水乡特有的灵动智慧和细腻柔婉影响了初唐诗的走向；吴越诗人群体以淡泊旷达的境界和浪漫自由的行为影响了稍后的盛唐文人；吴越地域文化以其水性与诗行的特质影响了盛唐文化。从这个层面上讲，探究吴越诗人群体崛起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他们崛起原因的分析，有助于还原从初唐诗到盛唐诗的生成过程及剖析盛唐气象和盛唐文化的成因。盛唐文化之所以一直为后人所追思向往，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继承和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的新质文化，一种新质文化的形成既有历史的推动，也有偶然的因素，探究它的成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仅以吴越诗人群体在初盛唐之交崛起原因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虽有管中窥豹之嫌，但也不失为一个小小的尝试。

一、经济重心的南移

吴越诗人群体是指以“吴中四士”为首的吴越文士，包括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储光羲、丁仙芝、蔡隐丘、殷遥、沈如筠、贺朝、万齐融、邢巨、蔡希寂、蔡希周、张彦雄、张潮、张晕、周瑀、谈戭、樊晃、孙处玄、徐延寿、马挺、申堂构共24人。从吴越诗人群体所处的地域来看，贺知章、贺朝、万齐融是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张若虚、邢巨是扬州（今江苏扬州）人，张旭是苏州（今江苏苏州）人，其余诗人分别是润州丹阳、金坛、延陵、句容（今江苏丹阳、金坛、句容）人。隋唐两朝行政区域划分的制度一致，都是在州（郡）县以外，因山川形便，划分为道，当时的越州、苏州和润州都属于江南东道，扬州虽属淮南道，但在地域上与润州非常接近，文化方面差别也很小，隋开凿运河后更促进了扬州的发展，江南东道的环太湖流域，在隋唐初期也得到开发融合，这一带是江南经济的中心，也是江南人才的主要集中地。上溯到春秋时期，这一带就是当时的吴国与越国，两国地域接近，越王勾践建都越州（今浙江绍兴），吴国在阖闾时始迁都姑苏（今江苏苏州），秦时的会稽郡，即以姑苏为郡治，汉代以姑苏为中心，分置吴郡。从经济发展来看，这一时期的吴越一带因地域蛮荒、物资富饶而充满神秘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南地域辽阔，老百姓多食鱼虾稻米，日常以渔猎山伐为业，食物非常充足。同时也提到，吴国东部有海盐和青铜资源，再加上三江五湖的地理优势，经济发展迅速。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早有类似记载，可见这一时期江南虽不是经济发达地区，但自然资源富饶，百姓可丰衣足食、无饥无寒。汉末三国西晋时期，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北方人口到东南避难者增多，这些迁徙的人口，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扩大了当地的耕地面积，当时的东吴政权也大兴屯田，农业进一步繁荣，左思曾在《吴都赋》中热情洋溢地讴歌了当时经济繁荣的盛况。建业（今江苏南京）在东吴建都之后，开通河道，发展造船业，沟通了与吴郡、会稽的联系，出现了商业的初步繁荣。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吴越地区的经济一跃而为全国的重心所在，这当然要归功于北方人口的南迁，归功于北方先进生产力的直接影响。北方人口的南迁，曾给喘息未定的东晋王朝以巨大的压力：三吴（丹阳、吴郡、吴兴）之地，“阖门饿馁，烟火不举”[1]，为此，东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举措，使北方流民复归于土地，世家大族也建立了他们的庄园，太湖流域和会稽郡成了东晋南朝的粮仓，江南经济得到空前发展。隋唐时期，随着都城的北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复归于北方。江南经济经过前期的发展，已经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所以并未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当时的扬州已经取代了六朝建康的地位，成为长江下游最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隋炀帝曾三次巡幸至此，到了唐代后期，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物资转运站和集散地，是最为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润州为江东重镇，辖丹徒、丹阳、金坛、延陵、上元、句容六县，在东晋南朝时为丹阳尹，当时已得到很好的开发；苏州在六朝时称吴郡，当时便是海陆丰饶、商贾云集的富庶之地。到了唐代，苏州不仅发挥了拥有海盐资源的优势，而且屯田的数量很大，农业和商业经济都很发达；越州在春秋时为越国，隋时改为越州，这里土地丰饶，越州州治所在的会稽、山阴二县，人口最多，也最富裕。综上所述，江南经济的繁荣一方面由于其本身具有富饶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显然受到了汉末以来数次政局动荡的影响，北方迁徙的人口带来先进的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江南本土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和破坏，因此，发展起来的江南经济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二、唐代政治的影响

政局的变化往往没有规律可循，唐代政局从初唐到盛唐是经历了突变的。唐初在政治上一直秉持“关中本位政策”，无论是高祖时期还是太宗时期，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都是北方人士，江南文人在政治领域是被边缘化的。在《旧唐书•刘文静传》中记载了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的立功名单，名单中共列举了43位功臣，只有1人来自江南；在《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中记载的凌烟阁功臣中，来自江南的也只有3人。从这两次关键事件的立功名单中，我们能看出，无论在高祖时期还是太宗时期，江南文人在政治上都是边缘化的。又据《旧唐书•褚亮传》记载，唐太宗在政权建立不久，就设立了文学馆，是因为“留意儒学”[2]，并招揽各方人才。太宗文学馆所延揽的文士以“十八学士”最为知名，这“十八学士”中，只有褚亮、陆德明、虞世南、许敬宗4人为江南人，其余14人皆为北方关中和关东人士。如果稍作留意，就会发现，文学馆开设于武德四年（621年），这时天下初定，战乱未平，太宗所谓的“留意儒学”，在于儒家的经世致用，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的，那么，开设文学馆的目的显然在于延揽天下的王佐之才，而北方文士依然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力量。后于贞观年间，太宗又开设弘文馆，在弘文馆的学士或直学士中，来自江南的有11人。显然，江南文士在弘文馆中的数量明显高于文学馆时期，一方面可以看出太宗朝政治方略的细微变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知道，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弘文馆和文学馆承担的使命也发生了变化，相对于文学馆，弘文馆开设于武德九年（626年），太宗于这一年即位，一切尘埃落定，弘文馆更多地承担了文学的使命，因此，长于文学的江南文士在弘文馆中的比例明显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江南文士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回归，这一时期依然执行“关中本位政策”，北方文士依然是太宗朝的核心力量。并且，这一时期，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是江南士族文士，普通读书人还没有进入文坛。在武则天时期，“关中本位政策”才逐步被破坏掉。武氏家族属于虽富不贵的中下层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本是富商，因参与了李渊起兵反隋，遂成为重要的开国功臣，但在传统的眼光看来，像武氏家族这样从富商一跃而为朝中贵宦的，并不能改变家世寒微的事实。为了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武氏一面打击朝廷旧族，一面普及州县学、大兴科举，不拘一格启用寒士，这样，唐朝前期处于朝廷核心区域的关陇门阀和新贵，差不多全被贬抑，江南世族文士也几乎销声匿迹。当然，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伴随着武氏新的政治举措，大量普通中下层文士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并逐步进入朝廷政治生活，这样，在武则天末期到中宗时期，江南文人才有机会重新崛起。随着中宗的即位，又恢复为李唐王朝，但武后改变“关中本位政策”的举措，并没有废止，士族门阀垄断朝政的局面一去不返，普通文人包括江南文人逐渐在朝廷中占据重要地位，一直到盛唐都是如此。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元三年（715年），唐玄宗曾选儒学之士为侍读，当时选的是太常卿马怀素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为润州丹徒人，褚无量为杭州盐官人，两位侍读均为江南名儒，可见，至玄宗时，江南文化已在帝国政治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吴越诗人群体从中宗时期刚刚步入文坛的籍籍无名到逐步声名鹊起，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三、江南固有文化传统

江南文化悠久深厚，上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发现于浙江宁波余姚河姆渡镇，是远古时期人类文明的体现。良渚文化发现于环太湖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是进一步的发展，吴越文化同气连枝，原属一体，吴王阖闾建都姑苏，越王勾践建都会稽，基本上奠定了后来吴越文化区的雏形与版图。从文化特质上讲，吴越文化受到了以楚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的影响。在长江流域一带，楚文化是一种最有代表性也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周文化相比，楚文化更为独立和自由，在政治上不是那么循规蹈矩，在经济上可以与周王朝一比高下，在文化上则时不时唱唱反调，这样本质上独立和自由的文化，直接影响到吴越地区主政者的文化观。自然经济条件的优越，加上诸侯郡守开明的文化政策对各地文化人的吸引，造就了吴越文化的发达。春秋晚期，吴王阖闾便接纳了不少来自北方的士人。战国末年，春申君黄歇为楚相，喜招天下宾客，春申君就封于吴后，天下士人又聚于吴地。西汉时，吴王刘濞和淮南王刘安都喜欢文学之士，都曾效仿战国四公子豢养门客，吴王门下有枚乘、邹阳等著名文士，淮南王有部分门客参与了《淮南子》的撰著。东汉末年的北方战乱，促使大批士人避难东南，因而又为吴越地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当时的孙吴政权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建业成为官僚大族的汇聚之地，丹阳、吴郡、会稽诸郡，也成为许多北方上层留寓士人的落籍之处。再加上东吴大兴教化，一时人才辈出，盛况空前。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260多年间，对江南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永嘉之乱”与文学士族的南移。这个时期，北方世家大族侨寓江南者百余家，其中许多是文学世家，琅琊王氏、颜氏、陈郡谢氏、河内司马氏就居住在建康周围；吴郡地处太湖之滨，川泽丰沃，人才辈出，顾陆朱张，便是著名的吴郡四姓；吴兴郡与丹阳郡、吴郡合称三吴，吴兴一带的文化，主要受建康和会稽等地的影响，东晋南朝统治者的上层，其出身大半是吴郡、会稽郡和吴兴郡的名门望族；而风光秀丽，若“云兴霞蔚”[3]的会稽郡更是成了北方士族遁迹优游、待时而出的隐居之地，居住在会稽的文化世家不仅有孔、魏、虞、谢这样的当地土著，更有颍川庾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等北方士族，著名的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山阴兰亭修褉，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共有41人在此聚会，仅此一会，即可见会稽文化的繁盛。到了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政治中心迁回北方，但是，江南的文化环境经过东晋南朝长达260年的建设，已经具有厚实的文化土壤，即使隋唐时政治、文化中心再次北移，已经发展起来的江南文化仍然保持着自己相当的优势。因此，当武则天时期，世家大族不断受到打击和削弱，江南士族文士也受牵连时，江南厚实的文化土壤已经培养了不少的庶族或寒门，像吴越诗人群体这样的群体性诗人才得以崛起。应该说，吴越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时，由政治原因导致的北方文士的南迁，不断地为吴越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带动了吴越地区的文化发展。没有这样的文化积淀，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多达24人的诗人群体。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吴越文化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由吴越地区向来开放自由的文化政策和吴越地域文化中特有的水性诗行决定的，即便北方文化先后几次影响带动了吴越文化的发展，也并没有改变吴越文化的特质。吴越诗人群体不是唐初江南贵族文人的代表，而是中下层的文士群体，也就是说，吴越诗人群体更能体现吴越文化的特质。作为一个较大规模的诗人群体，吴越诗人群体的共同性不仅仅体现在地域特征上，他们在诗歌风格、价值取向和人格精神上，都呈现出惊人的一致。从吴越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来看，他们人数众多，但是诗作散佚甚多，从现存的诗歌来看，大多数诗歌是山水诗，并且都是以吴越山水为题材，因此，后人习惯上称他们创作的诗歌为吴越山水诗。他们中不少人如贺知章、储光羲等，基本上都有南北漫游的经历，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的诗歌几乎都是以吴越山水为题材，江南水乡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诗歌风格清新自然，在开元前期非常流行，因此，吴越山水诗以江南水乡特有的灵动智慧和细腻柔婉影响了初唐诗的走向，成为衔接六朝山水诗和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中间环节，清新自然的诗歌风格也成为盛唐诗歌的风格之一。从吴越诗人群体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精神上来看，他们普遍淡泊旷达、纵逸洒脱。吴越诗人群体总体上处在仕宦阶层的下层，贺知章虽然身居高位，但大多担任的是清要闲散之职，没有进入到权力的核心阶层。其余诗人如包融、张旭、张若虚都只做过小官。孙处玄辞官归乡，再未出仕。张彦雄、张潮、徐延寿都是处士。造成这样的现状，一方面是时局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吴越诗人群体的自然选择。吴越诗人群体并不执着于名利，大多个性豁达狂放，超然物外，有较深的出世思想。他们中不止一人在诗歌中表现隐逸情怀。如包融在《赋得岸花临水发》《武陵桃源送人》等诗中一再表示对远离凡俗的隐者之居的向往；像丁仙芝《长宁公主旧山池》、张晕《游栖霞寺》、沈如筠《寄天台司马道士》等诗，无不表现出对世外仙隐之人的向往；贺知章在84岁高龄仍出家为道士，归隐镜湖；孙处玄辞官后，有人在开元初年举荐他，却被他拒绝了。他们不以仕宦为意，反而纵情山水、浪漫狂放，像张旭，无论是他的狂草还是他的狂放，都可以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后来的很多盛唐诗人身上都可以找到他的影子。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他与李白金龟换酒的旧事已传为文坛佳话，杜甫《饮中八仙歌》即描述了贺知章、张旭等诗人醉酒狂放的状态。吴越诗人群体整体呈现出淡泊于名利、陶醉于山水、狂放纵逸、自然洒脱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精神，往远了看，浪漫的楚文化是其源头，往近了说，晋宋文人的洒脱风流是直接影响，晋代张翰只因思念吴中的菰菜、莼羹、鲈鱼脍，就辞官归乡，至于陶渊明、谢鲲、王徽之等人的洒脱风流，都可在吴越诗人群体身上见到他们的影子。吴越诗人群体身上体现出的浪漫精神，正是盛唐文士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盛唐文人大多向往吴越之游：孟浩然有《自洛之越》“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杜甫有《壮游》诗，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的吴越之游；李白不止一次在诗中赞美吴越；值得一提的是，被后人表征为“盛唐气象”的两句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正是洛阳人王湾游吴中时所作，这恐怕不仅仅是偶然，更加表明了唐人对吴越的向往。因此，吴越诗人群体以淡泊旷达的境界和浪漫自由的行为影响了稍后的盛唐文人；吴越地域文化以其水性与诗行的特质影响了盛唐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评价吴越文化和吴越诗人群体的影响和价值，恐怕并不为过。总之，吴越诗人群体在初盛唐之交崛起并非偶然，首先，江南本身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再加上先秦以来政局变动对江南经济发展的促进，使得江南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的经济环境；其次，初唐到盛唐的过渡时期，政治局势的突然变化强行打破了文学渐变的规律，为中下层文人提供了进入文坛和仕途的机会；最后，最为决定性的因素是江南自楚文化、六朝文化以来逐步形成的自由浪漫的文化因子和重视文学艺术的传统，这些长期的文化积淀植根于江南文化的土壤之中，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生根、发芽，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王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6：1889.

[2]刘昫，等.旧唐书•褚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82.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

作者：宋瑞芳 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